论“贤妻良母”与母职
作者：周恩来
（首次发表于1942年9月25日的《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第38期，又刊登在1942年11月20日的《解放日报》）
《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编，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608页。
抗日战争初期，国共二次合作。中共在国统区和沦陷区广泛发动妇女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许多地方建立了妇女团体。
1939年起，国民党再次确立“反共”“防共”政策，着手肃清军队和群众团体中的左倾分子和共产党员，对妇女运动也极力加以控制。
1940年，国民党浙江执行委员会针对“某党非法妇运活动”，制订了《非法妇运防止办法》，接着推广到国统区各地。许多职业妇女被迫辞职。
1941年1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召开全国妇女运动干部会议，主张 “妇女回家”，“加入国民党，并生育更多的孩子”，并制定了“奖励生育”等四条要旨。
自此，30年代中期反动空气中“妇女应回到厨房去”“在家里做贤妻良母”的论调重又甚嚣尘上。国统区各大妇女刊物和主要报刊就“妇女回家”问题再次掀起论战。
无论在任何社会，做母亲的当然要良，做妻子的当然要贤；这犹之做父亲的当然要良，做丈夫的当然要贤，一样成为天经地义不可变易的真理。但“贤”与“良”的标准，当随着时代社会而有所不同，而有所变更。特别用在妇女身上，旧社会以三从四德为贤，以“3K”（教会、厨房和育儿）［注：教会，kirk，厨房，kitchen，育儿，kingdergarten。——录入者注］为贤；新社会则妇女解放了，女性与男性处于平等地位，其“贤良”的标准亦平等了。母职、妻职犹之父职、夫职一样，可以成为区分贤良的标准，也可以成为男女的分工和各自的任务。所以，我们站在妇女解放的立场上，并不反对良母或者贤妻这两个独立的美称和赞意，而只问其所指的标准和含义如何。我们更不反对母职或妻职，而只问其所指的职务内容和有关方面的相互关系如何。
但是，“贤妻良母”成为一个固定的、连结在一起的名词，其含义便不同了。它是专门限于男权社会用以作束缚妇女的桎梏，其实际也的确是旧社会男性的片面要求。在这一名词下，妇女的地位便被规定得死死的，只能牢守在家庭，做一个伺候丈夫的妻子，做一个养育儿女的母亲，而不能在社会上取得一般地位。所以，凡是主张“贤妻良母”的国家（如日本、德国等），其妇女在社会上一般的是没有政治地位的，而这些国家也永远保持着男权社会的浓厚传统。因此，我们对旧的贤妻良母主义是反对的。同时，我们也反对在“贤妻良母”的名称上边冠以一个“新”字。尽管你解释新的“贤妻良母”的定义，是完全站在男女平等的地位，而要求妇女应尽母职和妻职；但要保持这个旧的固定的连结在一起的名词，而只冠以“新”字，你便陷入男权社会的立场；而将妇女在社会上地位定型化了之后，再加以“新”的解释，这无论如何是不妥的，也是不合逻辑的。我们只要设想一下，为什么没有“贤夫良父”这一名称，便知道“贤妻良母”是有它一定含义、一定的社会性质了。如果将新的“贤妻良母”的任务分为母职和妻职来讨论，那便很合理，并且也很自然地会联想到父职、夫职的问题。
并且，“贤妻良母”成为这样一个固定名词，主要的还在于强调夫权作用。一个已婚的女子，如果生了儿女，既要做贤妻，又要做良母；不仅不能两全，而且会妨碍其做良母。因为一般当丈夫的在“贤妻良母”这个要求上，总是自私的偏重于“贤妻”，而或多或少地妨碍着自己妻子成为“良母”。即使某些当丈夫的能让其妻子专心地成为良母，但这在这些人中，又有很多借口“于家庭难得安慰”，而去外边做些使妻子难堪的事情的；反过来，还要妻子忍泣吞声，说这才合乎“贤妻”的榜样。这就是“贤妻良母”的真正要求、真正解释。这在现今青年一代中，我们也还看见这类典型。所以，我们在谈母职、妻职的时候，毋宁着重于母职。妻职较之母职来说，不仅应置于次要地位，而且也不应相提并论。
论到母职，这是生物社会绵延不绝的生命线，而人类社会，更应自觉地认识母性的伟大和母职的重要。我们尊重母职，提倡母职，不应站在男性社会自私的观点上，而应站在人类社会共利的观点上。社会不管进步到什么程度，公共育儿制度就算尽善尽美的实现，母性固然不会消失，母职也还仍然需要。狭义说，十月怀胎、婴儿哺育，均属母职。广义说，代人哺婴、公共育儿，又何尝不是母职？幼年教育，以女性担任为当，是母职的扩大。中国古礼中的“长嫂如母”是代行了母职。母职是妇女在人类社会中最光荣的天职。我觉得，泛论起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任务再比母职光荣和永恒的了。
为着人类绵延、民族繁荣，尤其是为着目前健强我们中华民族的后代子孙，我们亟须尊重母职、提倡母职。
尊重，是要引起全社会的尊重。首先就要求家庭中尊重母性，尤其是当丈夫的更要尊重母职、帮助母职，而不应妨碍母职。能尽父职的人，必须懂得，母职是百倍艰难于父职。“谁无父母，生我能劳”，唯母爱为最深刻！有人拿“社会上尽多无母之儿”，来做“母职有亏”的例子，是很不妥当的。我以为，实际上，无父之儿不知要超过无母之儿多少倍。苏联的法律对私生子及离婚后的子女，均规定做父亲的养育责任，并确定由其薪资所得中扣付，这是公正的。因为做母亲的既在那里尽着纯义务的母职，做父亲的便应出钱养育，共担责任。
提倡，是要全社会来提倡，尤其要从政治上提倡。没有尽母职的良好环境，单靠妇女本身去尽母职，是不够的，而且会困难重重的。一个男子没有足以赡养全家的薪资，一个女子没有社会职业的保障，尤其是结了婚的女子更有失业的危险，怀孕的无胎教可说，无休息可能；育儿的无社会津贴，无托儿场所；做工的连哺乳时间都不可得，做保姆、教员的也未能得到生活安定，更说不上奖励优待。这些问题不解决，母职的提倡不仅是片面的，而且，要妇女们普遍地尽母职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认为，要使妇女假能尽母职，必须以全社会的力量助其成，而不应仅仅责成妇女。现在有些国家，不论立场如何，都有托儿所的设置，都有对生育几个儿女以上的父母便给国家津贴的规定，亦是提倡母职的一种补助办法。同时，我们提倡母职，绝非视妇女于尽母职之外便无他职可尽。相反地，妇女是人，但凡人类可做的事情，妇女大都可做。不过，母职既是任何妇女所不可免的天职，妇女于尽母职的时侯，少做一点其他的事业，不仅是许可的，而是分工的必需。但我们反对借口妇女应尽母职，因而取消其社会职业，便其陷于更大的困难，转致妨碍母职。我们更反对以同样借口不承认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这种想法的人，不过是男权社会的拥护者罢了。
至于妻职问题，是应当与夫职同等看待和相提并论的，因非本文中心，留待后论。
我们非空口反对“贤妻良母”，而是主张以尊重母职，提倡母职为中心的新观念，来代替“贤妻良母”的旧观念的，这就是本文用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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