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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主义，同志们都非常熟悉很多原理。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把实践和真理的关系说得很好听，把革命的理论和行动间的关系讲得头头是道，为“融工”创造了一百个理论依据，但他们中的一部分仍把工作局限在网络报纸或新闻博客（或停留在低效长期启发极少数工人，不介入现有运动），自己在线下生活中和网络上还是两个样子：面对生活，他们情愿乖乖接受剩余价值的压榨，或者乖乖依附于教学秩序，他们知道要组织起来，但就是没法向革命迈出启程的一小步。在网络上，他们看见有人批判了和自己相关的一些言论，生气了，把生活里积累的压抑情绪在网上宣泄，互斗批判对方是所谓安托西修（即便他们本也厌恶派系斗争），然后精神胜利，循环往复。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多方面因素导致的。 他们掌握的是变质的理论。这种理论的成分十分混乱不成体系，似乎从表面上看，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凭着兴趣冲动，无目的地阅读整本毛选，或者列选，主动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散乱地向他们脑中“灌输”。到这一步问题还不算大，主要是后面：他们没有自觉地把这些知识归纳，建构出一个理论体系，他们像阅读教材的考点一般希望这些互相独立的原理能全部“印”进脑中，而不是尝试去理解，去发掘原理之间的相互关系。很典型的例子是有些同志认为现在的学生是小资产阶级，因为毛泽东曾经在旧社会下过一模一样的结论。但当人们问他为什么毛泽东会下这个结论，判断学生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依据有哪些，就答不上来了。这样的“阶级分析”至今仍在中国左翼蔓延。 他们没有经过使用理论原理对周边生活中的事件的分析过程。我们总是会见到很多大喊建党和融工、建立广泛的革命家组织的个人或团体，可事实上他们的所作所为仍然停滞不前，小组工作体系仍然长期依靠偶然的领导与成员间关系维持。这里就存在革命和生活的割裂问题，从思想上看，他们的唯物辩证法变质成了脱离开现实生活实践的空中楼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被统治阶级在思想文化上伸出的触手强行“被规范”。 他们的思想经受了互联网时代成系统的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互联网和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仿佛无声息地提醒着他们：不要组织起来，不要主动建立革命小组！局限在办报吧路还远着，花时间局限在网斗和托派分子阴阳怪气上吧。这样的学生生活的秩序十分依靠一整套教育体系和现实中的人际关系把持。 家庭长辈也在统治阶级教育体系范畴内。不管是农民工父母，还是城市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父母，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出奇一致地要求自己的孩子通过统治阶级提供的社会地位上升渠道，成功卷出一片个人的天地。我们都知道这种思想和一个制度密不可分：中国的教育制度（主要是高考制度）。没有高考制度，也基本没有了这些父母对孩子如此强烈的个人期盼。不如说这种人生期盼是统治阶级基于现有的教育制度，对中产、半无产、无产阶级家庭进行的有效思想上政治上的教育，使这些家庭长辈按照统治阶级自己希望的路线走，按资产阶级的希望教育孩子，主动规划完孩子的人生，使他们成为能被条件更好地接受剥削的牛马。如果没有现存的阶级阶层跃迁大门，这种稳定的教育也将失效。 个人的生活秩序依赖于生活-人际关系网（个人节点的生活，依靠人际关系联结成的稳固整体）维持。这些阶级、阶层的人际关系正常维持，必须靠这个关系网中个人节点的生活秩序（主要是日常日程安排，高度依附整套再生产体系、教育制度）“常规”自发运转。他们在上班或者上学期间和周围紧密联系的同事、同学们一起接受整个资本主义再生产体系的奴役，而不是试图从某个方面把它从生活里区分开来，而不是尝试向消灭它迈一步......是在下班、放学后到外网大谈特谈网络小组的事情，和“革命左翼”“同志们”闲聊吹水，又或是在封闭的外网左圈写一点揭露中修的文字，发布出去也就极少数真正全部浏览完，真正吸收观点。置于城市知识界，与当地底层无产阶级区隔的人际关系和这些阶级阶层及其家庭子女的生活，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充当了统治阶级从他们身上抹去马克思主义锋芒的工具，也依附于中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 这些阶级、阶层家长和那些行动力和自觉性欠缺的“革命”学生之间的生活-人际关系是被家长一方主导维持的。革命学生和学校老师、同班同学的生活-人际关系也被后者把控（认可革命的城市中产阶级劳动者也是同理，这里不再列举），依附于学校的教学秩序和整个教育体系。 因为主要应当对新一代中国左翼做分析，我们就设定生活-人际关系网是一个以家庭中子女为中心（或者说仅仅作为一个起点）观察。首先，对当代中国左圈的左翼来讲，他们是置于一整个和体力劳动无产阶级区隔的生活-人际关系网之中的，他人节点的生活会对自己的生活起到“规范”效果，使自己的生活秩序仍然被置于整个自在的阶级、阶层（对学生来讲就是家庭所属社会地位层级）“正常自发”运作，没有引入真正革命的因素和自身所依附的阶层进行分隔。举个“被规范”的例子，城市中产阶层家长在孩子大学毕业后费劲浑身解数，托人际关系给已经认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孩子安排工作，使本阶级再生产（在这之中孩子和同事之间的生活关系自然也被安排上了）。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单个革命学生向周围同学用马克思主义，宣传揭露教育体制，号召学生们组织起来罢课（冲击个人生活秩序和教学秩序），但学生们仍然立场摇摆甚至被家长感染，真的自愿参加学校补课。在这之中，那个宣传鼓动的孩子自身的生活也被规范了，可能的组织生活的确立也十分依赖偶然性。这种生活的“被规范”也使我们不得不把人际关系和生活连同整个群体一起看待。 学生对家庭的依附使得他们与家长的生活关系被家长主导，学生不仅被学校的教学秩序、师生、学生间人际关系规范，还被家长规范着日常生活，无论日程安排还是整个学业路线，左翼学生们大多脱离不开家长的支撑和主导，假如没有了家长，与此同时学生们在经济上也不依附于他们了，那么学生也就不会顾虑使自身生活规律发生改变、脱离开原先被预定的学业轨道给家长带来的后果（这里还存在一个中国家庭旧思想残余的影响）。 变质的理论就在这各个方面生根发芽，随着左圈文化一步步扩散，慢慢渗入广大的群众当中，学生们之间的文化认同越来越充分，他们越来越盲目而毫无根据地使用阶级分析泄愤，他们中的少数固执者，秉着一贯“融工改造建党、打倒安托西修（实际是网斗阴阳怪气）”的碎片空想一步步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偏离，甚至走向反面。 那么怎么破除这个局面呢？从你开始吧，朋友，对自己可能持有的变质理论做一个审查就是你迈出的一大步，没关系，不用顾虑其他。朋友，不要指望共产主义社会的必将到来，它是否是历史的必然结果，取决于屏幕前或者纸前的你——那个活生生的你，和我们一起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出发，在自我审视，冷静认识缺陷的规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建设地方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