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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层 真正在反复的反思中推进革命工作的其实是极少数中的极少数，在外人看来，线下的他们是名副其实的黑箱，组织工作、比较前沿的调查成果等等都没有公开，他们在地方上的革命化人际关系是渐渐辐射向周边的，在这极少数组织化的大学生集体中，这些组织背后是中国典型的人际网络。 目前似乎并未出现政治化小组成功介入工人运动的案例，但有过尝试。 这极少数左翼的理论工作一直在系统化进行，比如在摸索各个地方上厂内外、社区的结构，在地方组织的协调下共同汇集资料。 这些最内层的左翼也在通过网络，秘密把其他组织化程度较浅的地方组织联系起来，可以做到共享一些资料与技术性的交流，但是单纯依靠网络的联系并不能做到高效让左圈最内层一些政治策略、工作理念（如对劳工政治的关注）被这些小组接收到，使小组主动去按照“左圈”最内层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整体思路，规划自身的革命行动、进行社会调查、联络起周边的革命左翼等等。 目前几乎没有一个国内共产主义组织的革命行动不是脆弱的，不完备的。最基本的革命工作部分有很多，除了社会调查，不乏依靠各个平台开始做组织再生产、筹备持久的网络革命工作，甚至进行哲学上的阶段性、系统性的一次大发展。最内层同志们开始做的本阶段基本工作也许只占全部方面的10%，但这何尝不是充满希望的？对一个乐观主义者来说，即便是0.001%，他也一定会遵循解放自己的誓言——而我们从来都是革命乐观主义者，因为无产阶级早已准备好了决一死战。

二、中间层 中国左圈中间层的长期断层、更迭现象，绝对不是什么老调子“团结真正的朋友，攻击真正的敌人”口号能掩盖的。在telegram，在XMPP，在QQ等等平台，他们中的一些加入到了网络“小组”（有些是线上线下脱节，有些小组是纯线上），还有一部分人在组织的内围或者外围讨论群活跃，闲聊吹水。 这些网络“小组”几乎都是封闭的，少数人员可能会和同层的其他小组重合。他们要么与其他组织人员互相封禁、斗嘴甚至潜入其他“组织”内部揪小辫子扒“黑料”（像极了小学生想尽办法互相找对方茬，告老师双向捅刀），要么就自娱自乐，在墙外或者墙内发布几乎无人仔细浏览的报刊。至于玩网恶搞群聊，这里不多赘述，能不能装也给大家装出点革命的样子？ 还有一部分是已经意识到这层左人的滑稽可笑，但本身仍然麻木停留在挖苦嘲笑自己的同圈层网民们，自觉拒绝解放自己，根据自己在网络接触到的现实直接总结出了中国左翼的悲观境地，拒绝参加组织的实践，拒绝到现实中考察社会关系。实际上他们仍逃脱不开自己亲手扔的回旋镖，小丑的范围并不因他们对他人的嘲弄而隔离出自身。 中间层隔了几个月一般就悄悄换一批人。至少从22年开始，这种网络圈子在“停滞”中不断“更迭”的现象就屡见不鲜。 这些理论家们的真实生活情况是什么呢？是中学生或者闲来无事的大学生面对考试和作业（或者房贷、无聊的校园课程），在焦头烂额之中猛然发现治疗孤独感的特效药——混网络“左圈”，高谈阔论“路线斗争（斗嘴）”或者讲一些自己都不敢继续追究内涵的空洞哲学...... 我们知道革命者不只是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是要主动对现实进行介入。这种介入并不是以“体验生活”与“改造思想”为名的赎罪——进厂（学生的“脱产”、“小资”身份仿佛就是原罪）......对现实进行观察、总结再完善自己可能的已有团体同样是一种介入。我们向来缺乏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全面考察，连最基本的都没有，学生们的地方调查经验为零，工作熟练度和技术储备为零，心理压力爆表，人生规划为零，不知道如何观察工厂结构——这种情况下的进厂工作，就算是打暑假工，除了结识几个不确保是否长期能保持联系的工友，有何实际意义呢？工人并不是上帝，凑近了他们，也许那些学生同志们仅仅只能感受到浓浓的呛人烟气。一个高层程序员也会对体制产生反感，甚至学校副校长也会亲口说“谁不想放假”。我们不要觉得工人产生抵触情绪是什么值得“庆祝”的喜事，不要以为这样就获得了组织起工人的基础，那是十分幼稚且荒唐可笑的。列宁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问题同样适合于现在的马克思主义组织： “各委员会和团体准备报告和讨论这些报告…… 工业条件和状况的简短说明。当地的（工业的、商业的、手工业的等等，也许还有农业的）无产阶级的人数、成分、分布和其他特点。” 一些组织内部还存在各种“权力”问题，比如各自为政、一人决策，这里就又涉及民主集中的老调子了。我们不再赘述，杜临《我们的组织任务》中已经解释得够清楚了。投票决策不一定是民主，但绕开投票的寡头政治固然背离民主。当然真正的民主集中并不是尽善尽美的制度，而是革命组织内部有机的成员关系。 在描述了这些中间层令人担忧的情况后，我们还要指出，左圈不是什么猛兽，也用不着写文章怒气冲冲地大谈特谈消灭他们。这些左人中较为恶劣的一部分只有在外部政治力量强烈干预到他们的日常生活的时候，才会向内层，向一步步的反思靠拢，而中间层的另一部分理智者，在2026年已经开始不断反思了，尽管这种反思仍旧是一种机会主义——并没有把自己的生活纳入到整个中国的革命进程中，也没有引入与自己接轨的组织实践活动，他们只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对中间层的一些组织做出了进步性的指点而已。我们必须从自身如何发展的视角出发规划“路线”，既然“我们怎么办”这个论题本身就是站在自己角度出发的，那么发展的是自己，不能自发地在谈及路线、方针策略时把自己抹去，这是空洞的。“建立广大的革命家组织......”，没错，我们已经听腻了，就在谈“建立”的时候，我们要指出：建立方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什么样的情况中呢？

三、外层 2025年的内网情况令人捉摸不透，既有一小方面舆论宽松的风口期（文革的讨论），又有官方的大肆舆论渗透（如bilibili的麦片金毛，还有左翼亚文化的蓬勃）。我们猜测也许到了权力更替时期，随着宫斗，官方出现了舆论策略的调整苗头。 政府纵容左翼亚文化的蓬勃发展，绝对不是一件好事。中国左翼的外层与中间层的一部分似乎在对文革，对毛泽东等革命导师的盲目崇拜中彻底把自己生活与革命相割裂。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王洪文的冤屈，在这背后又有新一轮的危机将会显现。就算每个中国人都知道了六四事件的真相，知道了政治经济学原理，他们又会把“中修”怎么样呢？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进下，如果我们不以解放自己为革命的主要理由之一，继续不加反思地在网络上内耗，并不能把中修“怎么样”，在这点上，欧美已经给我们树立了很多参照。如果自己的切身利益和生活方式雷打不动，只把因为人生预设轨迹越来越陷入固化的社会地位泥潭，而产生的不满情感作为自己“革命”的动力源，在城镇化浪潮下被整个知识界限制住手脚，实在也绕不出中国泛滥的机会主义了。承认自己是知识分子，并再三反思自己革命的理由，自己活着的理由，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把个人融入到整个中国革命进程的要素。 对外方面，革命宣传的精髓也不是让大家知道历史事件真相，不是让大家懂得基本原理，而是让大家知道解放自己、暴力推翻政权才是自己的唯一出路。言论的放开或者风口期会不会带来群众激进政治意识的疲软呢？会不会抑制我们的理论武装和革命组织实践的参与呢？这些问题必须被考虑，也许在将来也是不得不考虑的。 2026年左右外层规模确实越来越扩大。外层甚至还会和粉红与自由派交接到。他们的共识很简单，基本只是在自己与预期人生轨迹不符的生活中找到反对官方主流的这一席之地，找到对抗重压下孤独感的，不成系统的思想，追溯到毛泽东时代，又或勉强站立在当下社会热点事件争论的某一阵营里。这种与个人（娱乐、学习工作）生活和组织革命混淆界限的外层左翼状态是引人深思的。 在整理左圈三层的情况之时，笔者已经列出了我们需要新“立”的事项。仔细反省也应当是源源不断的：我们哪里做得欠缺？应该怎样做？提出新的工作方针？再引用我们往期《组织、整合与政治报》的结尾：现在的主线任务是寻找当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如果没有，那么就建立。在此过程中与周边各个地方小组建立联系，在交流中产生各个方面的共识，并且协作开始把革命工作的各个部分组织起来，使地方组织政治化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