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马列毛主义的线上工作
当今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准备工作，能明显地分为线上和线下两条战线。在线上，先进分子首先初步认识，并进行一定的线上工作；在线下，先进分子融入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群众，为人民战争的爆发建立群众基础。
毫无疑问，线下工作是一定重于线上工作的，线上工作也终究是为线下工作服务的，但这是否说明线上工作可有可无呢？到底应该怎么样处理线上工作和线下工作的关系呢？这的确是值得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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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期的几种错误倾向
自2018年佳士运动失败后，大大小小多个公开或半公开的线上左派组织在中帝的镇压下解体了，外卖盟主等先进工人也因为在线上公开活动而惨遭逮捕，更不用提每天都在新增，每天也都在消亡的各左圈组织，其中不少在销声匿迹前也遭到过中帝警方的警告。哪怕是同样代表着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派，例如大象公社之流，也似乎在这种网络文字狱之下难以维持存在。于是一种消极的声音就开始在革命准备过程中回荡：
“网络是敌人的主战场，我们应避其锋芒，攻其不备，网络上敌在暗我在明……”
这虽然只是某个左圈组织覆灭前的绝望哀嚎，但其中某些倾向却并不只他们独有。逃避线上工作，认为线上工作就是送死的大有人在；否定线上工作价值，认为线上工作可以不做的比比皆是。甚至还有的直接选择当“顺民”，搞起了合法主义，尽管他们也没有理解在中帝的网络上如何合法。
认为线上工作就是送死的那部分人，自始至终也没有搞清，哪怕稍微搞清一点到底什么是互联网，什么是现代信息技术，他们看着国内外各大互联网寡头搭建的私有平台、私有软件就以为是互联网的全部了。他们不清楚信息安全到底意味着什么，不清楚从自己的言论被注意一直到自己被警告乃至入狱中间的到底是怎样一个作用机制，只是对发布敏感消息的危险性有一些片面的感性的认识，以至于无形中夸大了其中的恐怖，对网络审查的警惕成了迷信式的。更可悲的是这些人即使使用了自由的社交媒体、即时通讯平台，也始终不明白这些平台到底比私有平台安全在什么地方，以为它们只是比私有软件平台换了一个“好”的运营商而已，他们不理解加密通讯的意义在何处，仍然抱着一种在互联网领域政府能掌管一切的错觉。只是线下也并不如他们想得那么安全，且不提线下存在着的大量监控摄像头，大量的警力和几乎无处不在的实名制、监控码，单单就是那些所谓的“三不管”地界，其中的人也不可能一定没有智能手机，即使这些左圈分子彻底放弃了使用任何电子设备，只要接触过使用电子设备的人，就没法躲开监控，反倒因为对线上工作的敌视丧失了很多消息来源，无法提前跑路，成了瓮中之鳖。这种思潮或可称为互联网恐惧症。
认为线上工作可有可无的那部分人，的确是更强调线下工作的同时不否认线上工作的确也存在一些作用，但他们很明显没有认识到线上工作的作用到底在什么地方。他们也仍然只看到了线上工作的冰山一角，以为社交网络式的宣传就是线上工作的全部了，再加上看到社交媒体的主要用户并非无产阶级，就片面地认为线上工作是可有可无的。事实上，互联网也并非只有社交媒体，即时通讯、电子邮件、p2p 也是互联网的组成部分，使用这些应用也同样很重要，它们最起码是能加强组织内的信息交流的。放弃它们，转而使用传统的纸条、面对面交接，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安全起来，而仅仅是自断臂膀而已。这种思潮或可认为是事实上的互联网无用论。
还有一些人则当起了鸵鸟，自损自己只是一介草民，“网上的都是虚拟的，你把握不住”，只要他们“老老实实”的，官府不会拿他们怎么样，腾讯也不会，拒绝到 xmpp 上实现保密通讯，而是赖在私有软件平台（比如qq微信）上得过且过——全然不顾自己的敌人是如何凶残，他们自以为研究统治阶级不喜欢的学说也能和其他完全不研究任何“国事”，一心“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人一样安然无恙（事实证明，这种最不关心政治的日子人也没有什么好日子了），自以为统治阶级许诺的合法权利是有保证的，他们相信统治阶级更甚于他们自己，他们对敌人，对敌人单方面做出的承诺的信任，甚至比他们对自己改变世界能力的信任还要强。他们这种极端保守，不敢改变现状的思想，也可以说是患得患失的思想，他们怕因为使用 xmpp 等自由软件工具遭到政府打击胜过统治阶级已经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压迫，比起试图斗争减少压迫，他们还愿意忍受当前的压迫——这只能说明他们能在当前所处的压迫中捞到一些他们不愿意放弃的好处。这种思潮是“政治冷淡主义”的延续，是有害于斗争的，但它的主体并非那些受压迫最深的群体，这种思潮本身也势必随着小资产阶级的没落而渐渐消散。
至于那些选择在这个问题上走合法主义的家伙，他们选择了合法主义就是选择成为革命的叛徒，未来他们的结局已经和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无关了：如果中帝不卸磨杀驴，人民革命也会打击他们。他们的问题不在这篇文章的讨论中。
二、线上工作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线上工作起了什么作用？这个问题应该按照马列毛主义组织的发展程度分为四个阶段——爱好者聚集的线上阶段、半公开组织的线上工作阶段、秘密组织的线上工作阶段、为线下工作服务的线上工作阶段（由于后两个阶段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在这里将从没有线下工作的阶段谈起）。
(1)爱好者聚集的线上阶段
当代中国的马列毛主义至今为止的发展历程非常短，最早也只能追溯到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尾（可以参考布站，最早的文章，大约发布于2008年前后）。在早期的马列毛主义发展史中，网络是绝对的主阵地，依托于各大网络论坛、贴吧以及其他平台的毛主义讨论构成了这一时期的主基调。以社交媒体为主的线上工作也是在那时候就出现的。
整个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前半段，是中修变成中帝的过程，在这一阶段，江胡时期相对宽松的言论管制政策依然存在，社会矛盾激化程度也不高，早期的马列毛主义者更多的是爱好者、同情者，而非革命者。当时马列毛主义者和粉红也并不能分割开来，能明确认识到中特是修的人并不算多。
这一阶段的马列毛主义完全处于萌芽阶段，但它依旧为革命做了最初的准备工作，由爱好者演变而来的革命者会成为革命先进分子的最初组成部分。
中国的马列毛主义者最早在互联网之上较多地聚集是有其社会历史原因的。中修欺世盗名的同时并没有像苏修那样搞高度集中，而是采取了实用主义的经济社会政策，谈不上对意识形态的垄断，自由派、耄“左”派（对“老左”的蔑称）长期能在民间形成影响力，为了不至于反对自己的意识形态压倒自己，中修长期配合着松散的法西斯主义搞政治冷淡主义，像封建朝廷那样要百姓“莫谈国事”。当然要搞政治冷淡主义得有群众基础，只有可以不必关心社会事务的传统小资能惯于政治冷淡，中修也是这么做的，走资初期就包产到户，恢复小农经济，同时用编制和物质刺激将公职人员变成了附属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再加上资本主义上升期垄断还不盛行，小生产仍有一席之地，于是社会上小资产阶级占比很高，且都有着强烈的政治冷淡倾向。
而正如列宁分析的那样，马克思主义是从无产阶级以外灌输进无产阶级的，革命一开始先进分子往往并不来源于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中的部分知识分子因为种种具体原因开始立场倾向于无产阶级，他们会最先组织起来。当代中国的革命也不例外。
只是中国革命和其他无产阶级革命之前的历史时期一样，社会上刚出现先进分子的时候，先进分子不仅数量少，而且地理上相对分散。在那时的中国如果再加上政治冷淡盛行的原因，先进分子将很难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另外的先进分子。但好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之一——计算机互联网技术在那时已经普及开来了，先进分子利用互联网技术达成最初的组织化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这一阶段的线上工作也就是这样的作用，为先进分子形成最初的联合，并在这个过程中培养最初的先进分子。在这一阶段，由于马列毛主义者之间的组织关系依旧松散，也就谈不上组织内和组织外的问题，他们仍然还只是几个爱好者聚在一起谈天说地的程度，群众和先进分子的关系是完全模糊的，这一点被当今不少左圈组织继承了。
(2)半公开组织的线上工作阶段
随着中修变中帝这一历史过程的继续推进，代表着江浙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习近平成为了中帝的党魁。习近平上台后，为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内，铲除异己，宣扬个人崇拜，强化舆论管控，大力镇压群众运动，并在经济上更加放任了投机倒把行为，金融泡沫无限增大；对外，打着和平的旗号大搞资本输出，和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争霸。这一系列的行为都增强了剥削压迫的力度，一时间民间反对习近平的声音越来越多。
民间的反抗越是激烈和频繁，中帝就越要加强镇压力度，这反过来又会刺激群众的不满。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马列毛主义爱好者，开始在线上组织起来，揭露社会黑暗，宣传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并在这个过程中完善了他们自身的组织体系并提升了他们个人的阶级觉悟。马列之声是其中的代表。
在马列之声出现以后，无数的先进分子开始团结在它的左右，由于有了具体的宣传任务，先进分子就围绕着制作这些宣传材料进行了最早的线上工作，这些工作无疑锻炼了他们的联合程度，训练了他们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这时候，马列之声相对于其他线上组织的最突出的贡献也出现了：将自由软件技术引入革命工作。自由软件运动最早是以理查德·斯托曼为代表的进步程序员反对资本家垄断软件的版权和控制权的运动，自由软件运动发展过程中诞生了无数优秀的能为用户完全掌控的自由软件，但整场自由软件运动却长期只是少数程序员的孤独的斗争，而并未深入到以无产者为主的广大软件用户中去。
马列之声在面对中帝的文字狱时，主动用起了基于 xmpp 协议的自由的即时通讯软件，从此中国的马列毛主义者有了最初的保密技术，线上的非法斗争有了实现的可能。马列之声推广以基于 xmpp 协议的自由通讯软件为代表的自由软件技术，将它们引入中国革命，这也成为了革命自由软件运动的先声。
有了自由软件技术的加持，马列之声有了更大的力量为中国革命培养先进分子，而更多的先进分子又将更需要以自由软件技术实现的保密通讯来为信息安全提供一定保障。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马列毛主义者的组织度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但是马列之声依旧有着历史局限性。作为从早期的松散的马列毛爱好者社群里发展来的组织，它一直走的是半公开路线，组织的基层仍然不是封闭的，各种破坏分子很容易就混入。这使得马列之声作为组织的保密性本来就不会太高，更何况马列之声也的确是作为公开的媒体出现的。
在自由软件的运用上，马列之声也并没有贯彻到底，尽管 xmpp 已经得到了大规模的使用，但马列之声仍然以组织为单位暴露在公开的甚至私有的平台（如 qq、微信）上，如果中帝想查封是相当容易做到的。
这一系列的问题被概括为半公开路线。半公开路线导致马列之声内部和外部分界线不彻底，导致马列之声的保密工作做得不合格，这让中帝有有了可乘之机。最终，马列之声被以米宁为代表的叛徒出卖了。
但是，马列之声的半公开线上工作为全面的秘密线上工作打下了基础，全面使用自由软件的秘密线上组织将成为下一个阶段的主流。
(3)秘密组织的线上工作阶段
马列之声解散后，中国的马列毛主义者并没有因此消沉下去，他们反思了马列之声的历史局限性后，决定将自由软件的使用程度进一步提高。在整个组织上，是全面禁止任何私有软件作为组织的通讯手段；在组织成员个人上，是全面实现个人设备的软件自由化，不仅仅是使用几个安全软件，也不仅仅是不使用私有的应用软件，而是要在系统层面上实现软件自由，用自由的操作系统取代私有操作系统；在路线上，将自由软件的全面运用提升到路线级别，而不仅仅是手段级别。
全面实现软件自由化的小组也不再以小组的面目公开出现，社交媒体作为主要甚至唯一的线上工作平台的历史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用即时和非即时的通讯系统作为主要的消息传输手段（基于加密邮箱或者直接使用 firefox send 配合 xmpp 传播）。
在这一阶段，配合着这种传播方式的是秘密刊物，《PAPER》和《新聞》是其中的代表。它们通过加密邮件的方式发送到订阅者手上，订阅者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是否以及如何将刊物再次传播出去。
由于摆脱了私有平台的言论审查和文字狱，这一阶段的线上工作者们敢很直接地表达出从前不敢直接表达的观点，他们不再会将“敏感词”“因言获罪”作为默认的考虑条件，这是有利于他们深入思考和探讨问题的。去掉了外部审查和自我审查（害怕因言获罪和敏感词导致消息自动删除而主动阉割自己的表达）的限制条件后，线上工作者也无形中获得了一定的思想解放。
在这一阶段，线上的宣传工作依然在继续，但这一工作已不再作为主要的工作，甚至它本身也只是主要工作的完成手段。《PAPER》《新聞》等秘密刊物这里也能体现，这些秘密刊物与其说面向读者，不如说面向作者。秘密渠道发行使得读者群体的扩大速度非常慢，而订阅者中又多为学生等非无产阶级群体，从读者那里争取到先进分子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制作发行秘密刊物的过程中，制作者们的组织性得到了更加充分的锻炼，他们有的负责刊物文稿的收集，有的负责刊物的排版，有的负责刊物的传播，有的负责在投稿不足的情况下主动为刊物撰稿，有的则为秘密刊物的制作和发行工作提供技术支援，他们通过具体工作形成一个组织，用明确的分工组织成为一个团队，而不是靠认同聚集成一个爱好者集群，他们开始变得比起马列之声时期的那些小组更像一个完整的组织。
在这个前提下，线下工作也开始全面展开，马列毛主义者的线上工作到线下工作这个历史过程终于到来了。
(4)为线下工作服务的线上工作阶段
在本篇文章写作的时间点，这一历史过程还没有全面展开，但我们仍然能通过对历史规律的把握简要进行勾勒。
线下工作中先进分子也仍然需要依靠信息技术通讯和交流，且由于他们对敌人的威胁逐渐增大，敌人会投入更多的监控力量来找到并消灭他们，原本所使用的技术将很快不够用，他们必须不断深入学习自由软件技术保护自身更是为了保护革命。革命自由软件运动将会深入发展下去。先进分子将面对的主要威胁将由敌人破解他们的通讯带来的直接暴露的威胁，转变为来自的敌人的社会工程学手段的威胁。敌人会始终尝试套取他们的个人信息，从而找到并逮捕乃至杀害他们。但是他们的个人信息始终是从他们内部泄漏开来的，他们需要强化保密意识，不仅仅是对任何人都保持警惕，尽可能不泄露个人信息，他们还要尽可能地掩盖自己的身份，乃至自己作为个体存在的标志，让敌人没法发现他们。而他们越是熟练地运用自由软件技术和现代密码学手段，越是有一个逻辑清晰且严密的保密工作思维，他们就越是能从容地隐藏自己的同时，继续推动革命准备工作。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曾广泛使用的社交媒体也并非从此失去了用武之地，它们仍然大有用途。但这并不意味着先进分子要返回私有的社交媒体重复注定失败的宣传工作，他们要利用的是自由的社交媒体。
自由的社交媒体，指用自由软件技术组成的社交媒体，它们基本不受资本家的直接控制，而是由自由软件运动参与者们搭建。它们往往是邦联制的，不同的平台之间能比较容易实现互联，且数据迁移也很容易做到。这些因素决定了它们能被无产阶级利用甚至掌控，也较难被敌人封锁，毕竟封锁了一个实例，还有千千万万个实例可用。
自由的社交媒体的代表就是基于 activitypub 协议的诸多社交媒体接口，如 mastodon、writefreely、pixelfed、peertube 等等。它们从文字媒体到视频媒体应有尽有，不仅适合广大人民群众自由地线上社交，也能在当代马列毛主义文艺工作工作发挥很大的作用。
利用自由的社交媒体的社交功能，一定程度上能延续早期的宣传工作，用信息技术将马列毛主义传播得更广；利用自由的社交媒体的内容传播功能，能将左派文艺作品传播得更广，再配合着社交功能，让左派文艺的参与者们达成更多的联系，促进无产阶级文艺的全面发展。
这是未来线上工作的两个重点，前者是保密工作的重要内容，后者是文化工作的有力手段。这两点也能说明未来也不存在脱离线上工作的线下工作。
根据对线上工作各阶段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线上工作在革命准备的各个阶段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革命早期起到了促进先进分子组织化的作用，在后期也是宣传统战的重要手段，本就是需要充分进行的工作。而它在保密方面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决定了先进分子必须认真对待线上工作，不可以逃避，也不可以不认真进行。
但执着于线上工作而在线下工作中怠慢必然是右倾的，我们需要讨论怎么处理线上工作和线下工作的关系。
三、线上工作和线下工作的关系
1.线上工作和线下工作的区别
线上工作和线下工作的内容是不同的，工作的直接目的更是不同的，工作所能达到的效果也是不同的。线上和线下工作的种种差异性决定了它们在整场革命中的地位不可能相等。
对于一个线上工作者来说，线上工作并不能直接面向其他人，无论是先进分子还是群众。在线上，工作者之间、工作者和被工作者之间始终是处于隔空状态，他们并不能真的见到彼此，只能通过互联网传递部分信息罢了。即便不考虑安全性，大量使用语音通话、视频通话，这种隔空性也不可能消除。
而革命必然是发生在现实世界的，必然是要由现实中的人来做，也必然要作用于现实中的人。因此仅仅停留在线上工作中，不选择走入线下工作，不选择主动在线下接触先进分子和群众，就不能促进革命的发展，工作者本人也将不可能真的走向革命。
从这个意义上讲，线下工作必然处于核心地位，线上工作必然从属于线下工作。
但这并不意味着线上工作没有任何能动性，除了我们之前分析过的线上工作本身的重要作用以外，线上工作对线下工作的促进作用也很大。
2.线上工作对线下工作的促进作用
(1)线上工作能为线下工作做一定的准备工作
我们所在的中国工业和无产阶级的分布都十分不均匀，对于相当多人来说，他们所在的城市和地区未必有很多工厂，特别是容易混入的制造消费品的轻工业工厂，他们也难以接触到产业工人，他们所处的环境则是被小资产阶级包围的。对于他们来说，直接通过线下手段接触到产业工人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往往需要通过纯线上工作的阶段为线下工作做必要的准备。
在线下工作几乎不存在的阶段，线上工作中表现积极的先进分子线上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定的线上组织。在线上组织的基础上，他们共同以组织的形式工作。在线上组织的工作中，表现积极的会留下，不积极的即使不主动离开也会被清退，这样就初步筛查出了较合格者。而在中帝镇压力度加大的背景下，他们也必须加强组织纪律的同时完善组织分工，于是组织的内外边界也开始明确起来。他们已经确实变成了一个组织。组织内剩下的成员也相对可靠，因为他们都是在具体的保密的工作中长期共事的同志，他们之间较为稳固的信任关系已建立。
此时，开始线下工作，开始让处于孤立的线上状态的同志们在线下聚集起来的风险就会显著降低。
然而问题来了：我们之前提到过正是因为马列毛主义者在地理上的分散，所以马列毛主义者才先在线上聚集。那么如何克服地理上的问题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任何人都具有移动能力，人并非固植于土地之上的植物，人可以通过自觉地迁徙来到同一地区，考学和外出打工都是有效的迁徙手段。
况且，马列毛主义者并不是也不可能分散地分布在全国，恰恰很有可能主要集中在少数省份，甚至是北上广深成武等少数几个全国性的大城市。
为什么会这样？很简单，于社会来说，这些大城市是全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得比较充分的地方，工人群众和资本主义发展本身带来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很多，革命的客观条件本就比较好；于先进分子个人来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列毛主义者能变得信仰马列毛主义，不可能“授之于天”，恰恰是他本人具体的人生经历所决定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子弟成为了马列毛主义者的先进分子，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过人的“天赋”，而是因为他们也受到了其他形式的剥削压迫，在反抗这些剥削压迫的过程中选择了马列毛主义，选择了亲近无产阶级。
在中国当代马列毛主义发展的早期，由于马列毛主义者少，他们的这种集中还不明显，但随着线上的马列毛主义者多了起来，同城的左翼分子就自发地聚集在了一起。随着中国马列毛主义的继续发展，线下聚集起来的左翼分子开始采取一定的线下活动，如社会调查、接近工人群体等等。而且再不济，当今的中国也是一个存在迁徙自由的国度，先进分子完全可以通过考学或者外出打工的方式共同前往某个地区、城市。在发达的交通手段的加持下，先进分子，乃至全国无产阶级的联合程度都大为增强了。
当然在为线下工作准备的线上工作阶段，保密的线上工作是残缺甚至缺失的，保密的线下工作也未曾存在。佳士运动失败后的打击就让这一阶段的线下成果毁灭殆尽。
之后的阶段随着自由软件技术的全面引入，保密的线下工作也渐渐成型，马列毛主义者也能做更多的事情而不至于稍有明显动作就被一网打尽。
在线上继续吸引先进群众培养后背力量的传统工作也在继续进行，除了能在自由的社交媒体上内容信息讨论问题外，在私有平台上的合法线上工作此时才能够存在。
为什么？因为自由软件技术加持的缺乏保密手段的线上工作的所谓合法工作，只是那些左圈分子的一厢情愿，他们只是凭借着自己有没有被警方抓到或者被警方打击的主观经验来判断合法还是不合法。他们甚至认为只有直接宣扬马克思主义才算宣传工作，却根本不知道他们真正要做的是争取群众让群众自觉起来成为革命力量，而不是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而宣传马克思主义。所以私有平台上的合法工作根本上就不宜直接以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重要的是争取到群众，让群众渐渐围绕起先进分子，并在先进分子的帮助下，转移到自由软件平台上去。当然，尽管宣传过程中不直接宣扬马克思主义，但工作者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观点，每一个行为都是要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要求，符合革命任务要求的，符合无产阶级群众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是这样潜移默化地宣传着的。
私有软件的线上只是一个过渡状态，之后表现积极的要引到自由软件这边来，对他们进行更加细致的工作。此时，这些相对积极者也差不多已经参与进实际工作中来了（多为线上工作）。在这种实际工作中锻炼他们，让他们彻底成为组织的一部分。
这就是线上工作为线下工作做准备的方面。
(2)线上工作能增加线下工作的联系程度
随着各地的线下小组逐步出现，原本集中于线上的组织开始分散于线下，各线下分组拥有了很大的自主性。他们要发挥这种自主性，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一些工作。
对于各线下小组来说，线上工作也仍然不是他们可以轻易放弃的。原因很简单，在过去线上阶段形成的分工，形成的招收新人的体系，依然存在，由线上工作所塑造的各种各样的宣传组织也依然在发挥作用，比起放弃线上的远程合作，不如结合线上工作发展线下工作。
线上工作就能起到很好的纽带作用。首先各地的不同小组之间的成员应当互相联系，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对于不违反保密纪律的内容应当多加讨论，这不仅有助于各小组的各成员消息通达，更能合作用线上手段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
而线上的交流还只是最浅的层次。基于自由软件技术和保密技术的线上宣传工作也要继续，文艺工作天然可以跨地域进行，各小组的各成员愿意的可以共同来做；自由软件技术的学习和普及，各小组的各成员都要尽可能掌握得更多更好，线上工作就是大家共同学习进步的方式，而随着革命自由软件运动的发展，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乃至整个无产阶级群众会逐渐成为自由软件开发的主体，此时线上工作中也将包括共同的自由软件开发工作。
当然以上所述还只是线上工作的延续而已。线上工作中使用到的手段仍然能直接服务于线下工作。因为很简单，透过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进行的秘密会谈，是在现代密码学技术出现以后才能做到的。在计算机技术和密码学技术都很落后，甚至完全不存在的传统的古典的密码学时代，人们所能利用的加密通信手段实际上非常简陋，恩格玛机已经是此类加密手段的极限了，但是它仍然能被数学家和语言学家用统计分析等手段破解。大规模存储和传播资料在过去也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有了现代信息技术和密码学技术的加持，现在安全地实现大规模存储和传播资料已经变得相当容易。
因此在线下斗争的过程中，通信工作应当尽量在线上，通过自由软件进行。因为任何组织中通信都是不可或缺的环节，而线下难免隔墙有耳，线上却有端到端加密协议。线下工作中所需的文书工作也应当尽可能避免使用纸质版本，而要完全使用电子版本，以加密的形式（如用 luks 实现的全盘加密）存储，用加密的信道传播。
(3)线上工作能促进无产阶级文化事业的发展
促进工人阶级文化水平的提升，也是线上工作的重要内容。目前尽管互联网已经算普及了，但社交媒体的主要用户群体并不包含无产阶级群体，工人群众中使用智能手机的也不在少数，但他们对信息技术的掌握程度还远远不够，过度使用 qq、微信、钉钉等私有软件也妨碍他们扩大工人斗争的程度。先进分子有义务将自由软件技术普及到工人群众中去，促进工人阶级内部联系的紧密度的提升。
另一个方面，尽管中帝的宣传喉舌一直试图让全国人民都认为大学生太多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拥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在中国人口中仍然占据绝对少数，他们大多数都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子弟。广大工人群众中有不少人是初中、高中毕业，乃至于仅仅小学毕业就出来打工的，提升工人群众的知识文化水平是必然的，这不仅仅有革命的现实需要，更是无产阶级全方面夺取社会控制权，对经济、政治、文化的全方面控制权的历史规律需要。
二十世纪共运过程中，俄国布尔什维克和中国共产党员都一直致力于提升劳苦大众的知识文化水平。但成文的教材非常稀缺，且都需要通过大量印刷得以实现，这不仅是一笔很大的开销，还存在印刷厂被查封的危险性。而文艺作品的学习和欣赏就更是一件困难的事，共产党人再如何努力劳苦大众所能欣赏到的文艺作品也是非常有限的，这种有限性指他们不足以创作并向广大群众传播足够群众都能获得良好的美学修养，乃至有能力独立创作复杂的文艺作品的程度。因此当时提升劳动人民知识文化水平的努力虽然很多，但终究还是非常困难，没法把成体系的科学哲学知识普及到大部分普通群众，以消灭知识分子阶层，而资产阶级仍能继续通过把握数量有限的内容载体实现文化垄断。
但是到了如今，信息技术大发展的今天，一切文字、音频、影像都能数字化的今天，配合着互联网技术，理论上人人都能学习到海量的知识，欣赏到海量的文艺作品。资产阶级自然不会任由这一趋势到来，一方面他们垄断着私有平台，限制了用户的内容选择，用户只能看到他们允许看到的内容；一方面，他们又加强了版权保护，大搞知识付费、内容付费，并严厉打击自由传播内容的行为和个人，在这方面他们甚至还要阻挠二次创作。资产阶级的这套文化霸权限制了无产阶级群众知识文化水平的提高。
但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却能通过自由软件技术，让工人群众获得足量的书籍、音频、视频信息，这本就有助于提升工人群众的知识文化水平。而先进分子在拥有了如此海量的文化资源的前提下进行群众工作，也将会是事半功倍的，有了它们大量宣传才能如此生动具体。
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群众也会学着自己表达，自己创作，利用自由的社交媒体，无产阶级文化事业将有很大的发展！这些都将促进阶级斗争的继续发展！
四、小结
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现实的角度，线上工作的重要性都是不可低估的，先进分子需要它沟通信息，增强联系紧密度；群众需要它进行实际斗争；组织也需要它，为组织发展添砖加瓦。线上工作值得我们花费时间和经历多加进行。
同志们，线上工作依旧大有可为，我们要积极进行线上工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