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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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完了陆胤《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和《变风变雅：清季明初的诗文、学术与政教》两本书。两本书的视野还是有很强的连贯性。前著《政教》大体是作者的博论，以张之洞这位新旧之间、大臣与儒臣之间的人物为切口，展示同光之间学术的嬗变，其中特重“教”的一端。后著《变风变雅》为论文集，论及的许多问题已由前著《政教》发端，并在此基础上更有深入。因而阅读顺序非常建议先读《政教》，再读《变风变雅》。（因为我近代史很菜，不读《政教》根本搞不明白《变风变雅》在讲些啥。读了《政教》才恍然大悟。）两本都很不错，都推荐对近代思想史感兴趣的朋友读。

　　《政教》前三章围绕“清流”细致地展开同光年间张之洞学人圈构建的始末，以及他们所注目的时代问题。第二章《经古学统与经世诉求——督抚兴学传统的近代调试》讲张之洞对陈澧的学术继承，很令人叹服。作者举重若轻就勾勒出一道清代传统学术（即经史之学一类）自乾嘉迄至同光的传承脉络，并颇具慧眼地指出，陈澧所提出的“汉宋调和论”，其所倡义理已非宋人的性理之学，而是如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之作，由考据而得的义理。张之洞则更在陈澧说的基础上，强调其中的经世取向，希望义理的宣扬能够发挥匡正政教人心的作用。在细论张之洞《劝学篇》《輶轩语》中的保守倾向时，也多用传统思想“内在理路”所导出的传统概念，并未夸大“古代”与“近现代”之间的断裂，恰如其分。

　　第三章《以新学制含纳旧学统——学制酝酿期改造经史之学的努力》讲到东南互保与清末十年新政的前期纲领《江楚会奏三疏》，有种水落石出的畅快感。前三章的论析一直很注重将人物的思想主张放回其所身处的历史现场。因而，虽然本书的主题是张之洞及其学术史地位，事实上也勾勒了不少同光间的复杂政局形势。讲到第三章这个很有意思的节点，就突然，此前埋了很久的线索一下子全部揭开了。从学人在其间奔走效力这点来看东南互保之举的形成，很别开生面。但放在陆胤的叙述里，又十分地水到渠成。东南互保这个显著的政治事件，不过是让早已存在的江、鄂学人交际圈更在世人眼前浮现其轮廓。 　　由《江楚会奏》及其后更具体的学堂建设章程所见，在在西方学术体制的冲击之下，张之洞仍旧希望由“普通学”（指培养现代公民的通识基础教育）的建设，保留旧学的义理内涵，并将其形式改造得适应于新变局。尤其，史学教育颇受日本“东洋史”学科的影响。“东洋史”的构建受惠于欧洲东方学，明治时期日本学院的实证学风，既是兰克史学的影响，又与道咸以降尤重金石、边疆史地的学风不谋而合。 　　最后一节继续讲晚清关于如何保存“中学”的争论，除却学术本身的渊源，也兼顾到政局上南北、京师与各省、清流与浊流的对立，给出另一种不同于纯然政治史视角的切面。吴汝纶继承曾国藩的主张提倡古文，并因梁启超等维新人士的提倡，参照日本教育现代化建设“国文”一科的经验，相对于传统中最重的经史之学，抬高“词章”的地位，将其视作关乎道术与民族存亡的关键。有趣的是，张之洞尽管也承认词章或国文的重要性，但他依旧认为，其重要是依附于经史之学，并作为其门径，张所谓“国文”，实际上也囊括经史、名物制度等旧学经典的内容。

　　这章《以新学制含纳旧学统》和《变风变雅》中讲“癸卯学制”的一篇是我读来最津津有味的部分。而《变风变雅》中《张之洞学制规划中的近代国族——从〈劝学篇〉到癸卯学制》（以下简称《张之洞学制》）又与《政教》的第四章《癸卯学制与拒俄学潮——光绪二十九年在京参与学务考》相关。前著《张之洞学制》更侧重阐发《劝学篇》及癸卯学制的思想史内涵，后著《癸卯学制与拒俄学潮》则将癸卯学制置入其现实背景，考察其成立的诸多因素——改革学制与废除科举息息相关，又牵扯到京官派系、新旧观念的分歧，西方思想的涌入与各地此起彼伏的学潮。张之洞主导施行癸卯学制，则调停折中了这些争端，也在实际上确立学制的新模式。 　　《张之洞学制》则从另一角度指出，正是由救“士大夫之学”的流弊，张之洞走向了近代的“普通学”观念。癸卯学制与此前不久颁布的壬寅学制同为参照日本经验，只在细节处有所优化。对经学的强调也是两者同有。不同的是，癸卯学制为此设计了具体可行的方案。而将这一学制落实的经验，则是来自于张之洞在地方办学的经验。 　　此外，本章以及《变风变雅》中《梁启超新史学的外来资源与经学背景》讲到“种”或“人种”，可与石川祯浩《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第一、第二部分对“地理学”“人种”观念的论述相参看（基本都是）。相对而言，石川可能更容易轻松地读，因为论述更多是由现代学术的理路，不像陆胤的著作，涉及太多旧学的概念，如果不是有心了解过，这些概念对今人已经很隔膜了。（所以更显出这位学者很厉害。我看第六章及《变风变雅》甲辑讲文学“声气”的部分，彻底就扑街了，看不懂。）

　　第五章《从“同文”到“国文”——对日本经验的迎拒》讲张之洞一系学人与日本之间微妙的合离，也很有意思。甲午战后，他们以“同文同种”之便，将日本视作接受西方学术的捷径，并寄希望以此构筑有别于西方的“亚细亚主义”，剔除西学中有伤于中学根本的异端。但至戊戌政变，康、梁流亡日本，张之洞的“国文”逐渐梁启超的“日本文体”分道扬镳，对日本化摆出抵御之态。这篇与《变风变雅》的《戊戌维新的文学面》可以相参看，后文以戊戌时新名词的涌现及“国文”教育的构建为落脚点，将晚清之际常被忽视的“文学”提上讨论，为后继的研究展开一片尚可深耕的领域。

　　《政教》第六章《“追三元”与“哀六朝”——诗学酬唱的政治隐寓》与《变风变雅》的甲辑《雅废夷侵》均为“文史互证”的典范研究，但如前所述，我对文学“声气”实在是一窍不通，看得云里雾里。乙辑《道术科分》有关学术，其中两篇又在上文有所提及，最后一篇孙雄，也是一位在晚清固守经学地位的人物，可看做另一透视学术与文教变化、经学落没的棱镜。

　　最后，丙辑《文学小言》的几篇文章篇幅较短，读来都比较有趣，也可以看到很多现代学术喜闻乐见的元素。《小说与政变——〈捉拿康梁二逆演义〉考证》看着最提神，与其当作是对这篇通俗小说取材来源的考证，不如认为是夹带私货卖小说的安利（误）？反正我读完挺想去看看这小说的。《新青年的“老童年”》就非常有现代史学的味道。1910代引领“五四”与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颇具后见之明地构建关于旧式私塾教育，充满痛苦、死板、不自由的童年叙事，以印证文教由旧转新、往而不返的宿命。

　　两本书我能读到的大概是以上这些。陆胤治学还是颇具独到之处。用原始材料钩沉士人间的交际做得很细，论思想学术并不孤立于其产生根基、相应的政治与学术的体制，对清代学术也下了许多功夫。但说来惭愧，他的博论自19年就躺在我的电脑里，至今才能翻开。翻开又忽有相见恨晚之感，他想做的东西好像就是我脑海中对学术的概念很朦胧的时候，曾经困惑过又想要求得解答的问题（近代学制和教育都是我当时很感兴趣的），并且把的确把它做出来了，就是那种……曾经梦想过的东西真的被人摆在眼前的感觉，很奇妙。这两本书，尤其是《政教》所论，除了张之洞学人圈的兴与散，更是以经史之学为代表的旧学被近代基础教育逐渐剥除一席之地的历程。世界就是在所论的这些递变里逐渐趋近今人所熟知的样子，充满今人感到亲切和熟悉的话语。这点也是我觉得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尤其迷人的地方，所以虽然人菜，还是会很有兴趣地去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