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芝

极不推荐读刘继中译本。 按照个人的口味，认为全书值得推荐的部分是第三到第五章。直播里面除了一些可供避雷的中译吐槽，或许可以看看我读第七章喷他炮分哲的部分。

　　诚如副标题所示，本书是马尔库塞以社会批判的视角对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做出的考察。相较于工业革命伊始的社会，此时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否定性的批判思维悄然消匿于主流文化，取而代之是肯定性思维的全面支配，这被作者称为“单向度的（one-dimensional）”。书的第一部分共四章，从发达工业社会在论因技术革命在诸多领域掀起的变化，论述单向度社会得以构建的基础。

　　第一章《控制的新形式》揭露大众传媒塑造出的平等的虚像、“自由”的政治口号下所掩盖的不自由，它以虚假的抑制性需要，悬置人解放自身、过上更好生活的真实需要，使人的精力自愿被抑制性需要占满，失去暂时抽离于现实、对其进行反思与批判的能力。技术的蓬勃发展，是这种新形式得以建立的基础。与之相应，物理学的操作主义、社会科学的行为主义，排斥意识形态构建任何超越于当下现实的可能性，而是转向维护既有的话语，阻碍社会质变的发生。它也将控制无孔不入地渗透至个人的内在空间，规定个人的选择只有单向度的合群和认同，除外则是缺乏参照的虚空，彻底的孤立。此时的异化比以往显得更隐晦，人认同技术强加于自身存在的压抑，而非尖锐地感受到技术以标准化的方式，试图将人强行矫正为工具的载体与延长。

　　在此基础上，第二章《政治领域的封闭》论证更广泛的社会领域中，可以看见的技术或政治的控制合谋而单向度化的趋势。随着生产技术的自动化不断推进，“被推向极端的人的劳动力的物化，将通过割断把个人与机器（使人的劳动成为对人的奴役的机械系统）联在一起的链环而砸碎这种物化形式。在必然性领域内完全实现自动化，将打开自由的时间向度，即人的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得以形成的向度”[赫伯特·马尔库塞著、刘继译：《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它孕育着发生质变的可能性。然而，技术合理性的政治具有遏制这种变化的前景，战后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面对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积极地防范于未然，建立完善的福利制度，但制度对生活水平的维护，必将导致社会生活更纵深地受到多元管理，并诉诸假想的外部敌人，将这种对内的管理合理化。这正是当代福利国家在相抵的两极理念（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自由或奴役等）之间，探求平衡而存续自身，构建起单向度控制的历史畸形之处。

　　第三章《不幸意识的征服：压抑性的俗化趋势》（The Conquest of the Unhappy Consciousness:Repressive desublimation）从高层文化在当代失去话语的历程考察否定与批判性思维的消逝，这也正是本章副标题所言的“俗化”（desublimation）。这个词或可相对于文中所言“艺术的异化即是升华”（Artistic alienation is sublimation）[同上，第66页。]，直译为“去升华”。高层文化的艺术本该从已确定的生活形式中有意识地异化出来，以“大拒绝”（Great Refusal）达成对世俗的批判和超越。它的俗化诚然使得大众得以接触到原本高居于象牙塔的诸多经典，但与此同时，形而上的理想在铺天盖地的商业营销与政治宣传中被迫“祛魅”，日益具体可感地物质化，丧失其触及真理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色情一定程度上容许被展现，但容许也意味性被纳入公共关系的范畴，它受到社会的调整和节制，并进入商品和交换的领域。文化工业中，指向力比多的消费品，无论是露骨的色情文本、音像，或是更广泛的恋爱小说、游戏，爱情电影等，它们都具有鲜明的模式化倾向，它们淫荡却无害，并绝缘于爱洛斯。这正标志着性欲越发以既定的模式，得到俗化的满足和快乐，因而催生出一种安于现状、缺乏反思的幸福意识，印证着自主力和理解力的衰退。与性类似，幸福意识也缺乏负罪感，泛娱乐化地消费任何本该意味崇高的概念，如死亡、自由等，仅将其作为商业目的上博人眼球的噱头。在此，驱动良心进行自主审查、通过不妥协而达成升华的不幸意识被彻底征服，幸福意识统摄下的不幸意识反而成为巩固社会控制的利器。

　　在话语层面，幸福意识造就了诸多麻木不仁的奥威尔式讽刺语言，如“战争是和平”“和平是战争”等，将意义对立的话语并置，因而消解任何一方的意义，将其变成无意义的车轱辘话，阻断概念层次的思考。操作理性又将事物与其功能等同，将话语转变为不假思索接受的指令。这是第四章《话语领域的封闭》所讨论的内容。同时，操作理性造就的功能性语言，是一种作为政治事件的历史压制，否定社会的过去与未来，将时间与记忆当成非理性因素加以清除，以此维护话语的全面封闭。

　　以上为第一部分的四章，以共时性的视角展现当代单向度社会构成的不同侧面。第三、第四章的话题也可见于福柯经典的关于“规训”的讨论。不同的是，比起马尔库塞将研究的视野放在整体的社会，将其视作主体，侧重上位的意识形态对社会内成员的影响，福柯更侧重主体间性的权力结构。主体间性的视野使他不必预设一种已然确认的主体，作为考察的对象，而是将目光落在人被塑造为主体的机制。在福柯那里，规训是主体对于统治积极的参与，而非单向度的社会意识形态向个人的灌输。

　　第二部分的三章从历时的视角展现单向性的肯定思维战胜批判性否定思维的历程。第五章《否定性思维：被击败了的抗议逻辑》从亚里士多德的古典逻辑入手，论证含有否定向度的辩证逻辑何以具有超越有限经验而直面真理与普遍的可能性。命题将在陈述事实（“是”）时也造就必然性（“应当”），因而直接经验分有了真理层次的存在，而这正是系词“是”身上体现辩证关系、内蕴了否定的双向度结构。但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尚是初步，只有引入历史的视角，将对象世界内在的否定性理解为历史主体的产物，本体辩证法转向历史辩证法，这一批判才具有生命力。

　　第六章《从否定性思维到肯定性思维：技术合理性和统治的逻辑》则展现现代以来，科学与技术理性借由操作主义，在既定的话语和行为之内，以精确定量又具普遍性的测算操作，将现实限定于这套操作足以穷尽的“技术现实”，它缺乏颠覆性的力量，反而走向自我圆足，并将人受技术统治的不自由合理化，成为极权主义的渊薮。

　　科学建立起对技术现实的极权统治以后，现代哲学的位置也发生转变，它的追求不再是形而上的真理，而是一种治疗，调节技术理性统治下，语言和思想的非理性成分。第七章《肯定性思维的胜利：单向度的哲学》即以此为基础展开论述，揭示当代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中维护统治的意味。分析哲学得以建立的基础，即为第四章所论及、操作理性下诞生的功能性话语。马尔库塞不认同维特根斯坦抹杀哲学语言、认为只有日常的物理语言的的观点，二者的混淆无异于消解崇高意义的反智话术。他认为只有区分出哲学语言和物理语言，批判才抱有其纯粹的立场。

　　然而，马尔库塞在本章中对分析哲学进行的批判颇为外围，仅仅是以自身社会批判的立场出发，指明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某些边角带有附庸统治作为其治疗的特性，却未以研究性的视角，对分析哲学的语言研究做一公允的概述。

　　马尔库塞和维特根斯坦对于语言的第一个分歧在于，马尔库塞认为语言有随技术构建支配功能化的历程，维特根斯坦的研究则试图捣毁语言的意义与“本质”，普遍、积极规定性的观念范式，即某一言语，比如“球”对应着某种观念层次的使所有物体球得以被定义为“球”的抽象范式。维特根斯坦一直在试图证明，这种“本质”、观念范式是反思性并后验的，它并非语言赖以建立的基础，恰好是语言成立以后既有结构的自我繁殖。然而在马尔库塞那里，“本质”架空的语言，似乎只能是被操作主义功能化的。分析哲学在技术现实的统治下应运而生，无法保持研究者对社会现实疏离的观察视角，反而是身在其中不自知、颇为流俗的一种。

　　马尔库塞捍卫语言的“本质”，一是社会批判的立场要求他不得不然，从导论可知，他正是将社会批判视域下的研究成果放在社会本质的位置上。如果这种本质如维特根斯坦所论系出衍生，社会批判是否有如他宣称的那种必然性，同样值得被重新检视。再则，他对否定性思维的强调中，颇怀对前现代不关心现实、只关心理念的高层文化的追缅，正是借助于这种高层文化留下的探求真理的遗产，马尔库塞找到了逃离当代密不透风的单向度统治的方式。在此，哲学语言、诗相对于日常语言构建起精英相对于庶民的等级制不可避免。问题则在于，意义和本质并不内在于语言，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与其他随笔中曾举出很多有力的论证，马尔库塞没能做出任何直接和同样有力的驳论，反而在颇为狭隘的意义上将分析哲学对语境的强调理解为语词的功能化，即语境只限于维特根斯坦为论证简明喜欢举例的日常简单语境。分析哲学被扣上反历史的帽子，与其说是因其真正的研究内容，倒不如说是因其本可以替换的举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