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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我这两天读了《韩国工人阶级的成长与抗争简史》，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韩国也有很多左翼学生进厂组织工运的经验。 A：是的，韩国的左翼学生试图跨厂办工人组织，他们的失败经验可以说是有工人组织而无党组织。

Q：工运起步阶段，党组织似乎并不比工人组织高明多少。 A：并不是这样。正是因为混淆了工人组织和某种更高的，由既善于政治又善于群运实务的优秀马克思主义者组成的党组织（或者说有充分交流和统一的革命知识分子团体），才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是一般的工人运动）。工联式的运动是缺少充分计划和反思集中的。人们只是在自发地响应群体运动，这就使得长期的斗争不能发生，我们强调的永远不是形式上的党，而是一个高度思想团结，并且已经或逐步取得现实理论的革命知识分子，或言马克思主义者的团体。

Q：那么对现实政治有明确的目的，意识到无产阶级作为阶级的存在，意识到阶级斗争的绝对性的工人组织（即韩国工运的最高形态）是否可以看作党的初步？ A：除非这是套着劳工协会皮的政党，不然就不能说工人革命组织等同于先锋队，工人革命组织应该属于苏维埃。初步的党组织完全可以在鼓动和运动里发生，在群众的革命组织里产生。但这需要有一个产生的过程，不能说直接就会成为党组织。工人被鼓动起来革命，绝对不意味着这个社会群体全部都是马克思主义者，鼓动工作也不允许这样，工人协会的组织与职能也完全不会是这样。在经济、物质和运动以外必须还有一个专门的政治机关。判断一个组织是不是先锋队组织，首先，要考查这个工人组织的成员的性质。是严格到所有完全认同没有异议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支持运动的都纳入进来？它是主事务的还是主政治的机关？诚然一个政治的运动，其指挥者和许多中层干部都是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它也必须吸纳更多仅仅是对运动感兴趣，接纳许多愿意行动但未必真的信服马克思主义的人。在直接的工人运动的工人组织里不可能做更多政治区分，这会阻碍运动。所以政治的事务就专门以政党来组织。要把A看作党的支部，那么这个A就不能是直接的群众。政党是阶级统治的高水平形式，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良好办法，是从资本主义的运作里学习来的有用的东西。这一点其实在恩格斯的时代在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就毫无异议了。

Q：我可能明白了，先锋队应当被看作政治机构，也就是说党应当是同直接进行运动的工人组织异质的，而这种分化在韩国历史上不存在，所以我们只能把那些激进组织看作政治化的工会而不是党。政治化不等于先锋队化，是否可以这么理解？ A：你说得对，缺乏政治集中和思想团结，以及必要的对外对内强硬手段的组织绝对不是先锋队，但完全可以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工会的优秀工作者本身就是党员，党员在群众中，犹如党的领导在党员中，党员并不靠四五十人本身搞一个城市的革命，而是靠他们联系的群众组织，政治化工会等等。关于政治化与先锋队化的问题，革命政治化的要求就包含了政治部门的集中，只能说对政治化的一般认知还很不足，对政治化的一般标准还太低。

Q：那么像今天这样，在一定水平的工人组织不存在的时候，谈党组织可能吗？ A：谈党组织没有可能，甚至谈党组织的准备工作也没有可能。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者合适的定位应该是去为党的准备工作提供条件，这就意味着要主动去改变现状，去促生这样的群众组织，并且在一开始就明白最终要采取政治集中，并且在一开始就在共同工作和政治活动里培养党的准备组织所需要的一切条件。

Q：还有，针对“党员在群众中，犹如党的领导在党员中”，请问这个类比是否合适，我们知道至少直接在政治行动中党组织对党员是绝对的权威，但由异质性人群组成的群众组织中，这样的权威是否可能存在？ A：事务的权威也是权威。另外政治行动里，不必神化党组织的权威，事务导向的群众组织中党员的政治权威也没有那么不堪。前者可以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作为例子，部分党员每日威胁退党，经常性互相拿着政治资本攻击党的路线，还有动辄大骂出口，这些都是社会民主工党所遇到过的历史情况。党组织和党员也是一起成长的。这个成长并不是和和气气，而是列宁主义的办法——绕过其他人，直接取得党员和群众组织的联系与领导权。

Q：怎么理解“绕过其他人”呢？ A：随着形势的变化，革命队伍中难免有人脱离运动，或难以对局势做准确的判断，从而成为形形色色的阻碍，这时候就不能按一般的程序性决策方式，而要“绕过其他人”。列宁回国之初绕过了党中央反对他的人，直接与地方支部党员建立起了领导联系，这就是他得胜的原因。不是因为思想正确就能胜利，是正确的思想以正确的形式影响了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刻意提这件事情就是要强调，我们应该考虑问题的本质，也即内部政治中什么样的思想通行在所有成员之中，我们应该如何维持或改变它。

Q：所以，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首先是具体的社会分析，和具体的工人组织问题，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A：是的，是从身边开始的，我们要造成地方成熟小组的现实和气氛，同时也必须展开一个实际的政治联盟，一个形成中的路线和党的准备组织，这就是由思想团结的地区优秀工作者组成的委员会。不进行这样的集中和政治合作，地方单纯靠自己闯是不可能的。当然这里尚且没有高于地方的中央，领导关系只是在形成中，这个委员会应该谨慎对待与地方小组的关系。

Q：你的意思是委员会起联络作用吗？ A：不仅仅是联络，交流里必然就产生建议和听从，说服和事务领导。 Q：委员会尚且是从地方小组选派的，怎么谈听从呢？ A：委员会没有职能人员，委员会本质上是把各地方的关键人物放在一起（当然有政治一致的要求），但是它行集体领导。还有，你的观点中预设了行政和政治的权力是合一的，这是需要警惕的。我们不能下意识就这么想。委员会运行肯定也有行政的事情要专门设人，但这不意味着搞这种行政的人就有特殊地位。

Q：历史上曾经出现过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这是否可以作为一种需要警惕的经验？ A：可以这样理解。在某些历史阶段中，个别人物或少数层级同时掌握大量行政与政治权力，他们打击任何批评和讨论，将紧急状态和革命的民主集中混淆起来。这会持续透支信任、消灭本就不多的政治基础，将组织降低到人际关系的程度上。这提醒我们，在组织建设过程中，应当注意区分行政职能与政治领导，避免与组织发展不符的过度集中对政治运行造成负面影响。我们要反复直面我们的思想基础，无论情况如何，都不应当惧怕它，并且要大胆在其中找问题做批评。

总结 应当更明确地区分群众组织与党组织的功能与性质，强调党组织的先锋性、政治集中性和思想团结的重要性，同时指出在工人运动起步阶段，单纯的群众组织无法替代党组织，必须通过地方成熟小组和委员会的建设逐步形成党的准备条件。对于历史经验和权力集中问题，评价提醒成员保持警觉，防止行政与政治权力过度集中导致组织活力受损。这是当下中国地方马克思主义团体常见的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