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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生马克思主义者（或尚不能充分自由活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现状和任务

可见，中国每一个新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交流上依然是孤立且割裂的，他们每每陷入对网络上各式各样群聊与组织的观察中，参与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矛盾，充当啦啦队和观众，有时也亲身参与到幼稚的开盒与谍报反串中去。他们几乎从来不，也无法讨论自己身边的现实材料和可发展人员，寻求到那些更老成的革命者多方、平等的建议和培训。他们要么一直当逍遥派，要么加入形形色色的，视线下信息与指挥权如生命的网络宗派里去，然后受其独断专行，上行不能下效，信息不通、了解不明所害。如果他们运气好，碰巧在这些宗派组织领导的附近生活，或者被确定为线下线上部门的小领导，那么他们大概率会在各种服从性测试以后，被渐渐纳入指挥班子里去，继续扩大这种无耻的传销。
学生马克思主义者中，在从事网络聚集的群体之外也不乏在本地集中的例子。我们的一个支部曾经接触过本地的K团体（假名，仅举典型例子），他们属于比较典型的人际关系组团，由同地区的数个中学马克思主义者互相串联而来。正是由于建立以来朋友圈式联系的影响，他们从一开始对政治分歧就是避而不谈的。这与大部分网络团体的激烈斗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是反对政治化的角度不同。比之于网络组织而言，地区团体有时更显得思想混乱。这时常使得网络组织外派的线下专员持有一种政治轻蔑态度，认为自己理应拯救革命，用挖墙脚的办法拉拢反对人士，力图毫不商量地贯彻自己的路线（要改变这一路线的前提就是加入他们的组织，然而这种组织前文已述，毫无内部政治，仅仅是人际关系的延伸）。这也在线下圈子里造成对于网络指挥家的恐惧和敌视。从而广泛推动了取消主义、俱乐部主义和等待主义的兴起。
在2022年前后，这种思潮的反面曾经激烈地要求打通地区之间的联系，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涌现了一批积极的地区活动家。可惜这部分人大都困于培养的旧团体中，受到形形色色的宗派主义影响。在这些活动家的聚会中，大大方方向自己背后的老家伙们寻求临场建议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宗派主义——无论自觉或不自觉的，几乎成为了习惯。这些地方的机会主义路线在外联上采取的宗派主义态度，与它们在组织规模上的好大喜功是一脉相承的，并且和整个组织里政治性的故意缺位有着一样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以人际关系为本质的组织路线。无疑，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其政治活动的所有方面都受到人际关系路线的围捕，无论是线上群组还是线下的俱乐部。
那么，我们现在公开提出：
与其立即大肆扩张联系触角，招收众多小组个人来充实融工报告或组织会议的门面，不如首先审视我们在本地区已有的人员基础，这是内部政治的最初出发点。我们已经有的可信人员有哪些？他们目前为止的人生轨迹与左圈历程如何，这就是说，要了解并内部公开、讨论每个人的社会关系和组织经历，这是把握所有人对身边社会、组织工作认识基础的必要之举。然后，应当集体写作并内部公开对自己、对组织的认识、期望与下一步计划（如果有的话）。经过一定的交流来深化并集中对于组织理论与当下策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原则的共同认识，然后立即安排执行当下组织工作方案，在包括但不限于地方社会政治经济信息收集与无产者实地调研、专门的培训发展工作、内部学习会的活动里集中产生本地马克思主义者团体对地方社会情况，群运情况与阶级矛盾、现有诉求的共识，并且培育尤其难得的互信。
这些对于学生来说，程度可控、主要着眼其生活情况的项目当然可以作为维持性的内容在整个学生支部持续开展。但革命绝不止于学生战线这一条，在社会力量严重不足的现实下，应该使学生成员在尽量维持、接续学生发展工作之后着重介入无产者队伍，尤其是产业工人团体（鉴于真正控制个人就业选择在现在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应当在学生工作阶段强调开展职校学生方面活动，以培养本来就是产业预备军的马克思主义者），以期产生工人支部的基础。单纯靠短期调研，像官方教授那样的田野调查眼光是不能在无产者中留存政治性的。政治工作起步的关键永远是政治工作者本身，这里的问题不是将人转化为无产阶级，而是从一开始就到预备的产业无产阶级中去。如果本地区完全不具备这一人员条件（可想而知诸如融工方法的其他法子在这里也没有用武之地），那么则考虑与其他更有经验的地方小组平等联络，就地方具体信息来研讨对策，并且扩展原有封闭的联系圈子，借此联系本地或临近其他团体。马克思主义者从这种地方小组的政治联盟中取得经验方法的、地方人员的支持，而我们实际上就是这种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