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胡贾尔，1934-87，生与死的肖像
Vince Aletti
翻译自伦敦 Raven Row《Peter Hujar: Eyes Open in the Dark》展册版本，展览自 2025 年 1 月 30 日至 4 月 6 日
TW：死亡，自杀提及，性的描写
彼得·胡贾尔在感恩节时过世于卡布里尼医院 1423 室，当时他有四位朋友坐在床边。在他住院前，近一周未干预的沙门氏菌感染已经抽干了他的全部精力。自一月起，彼得已经第三次被诊断患有 PCP（肺孢子菌肺炎），他的身体似乎在缓慢地关机。他无法进食、吞咽困难、难以移动，剩下的仅是一次次浅而急促的呼吸，由他的塑料氧气面罩放大，而这一切也在晚上六时左右，最后一次深沉的叹息中终止了。
一小时后，十位朋友站在了彼得加长的病床前，看着这具突然空了的身体——他的手脚变成惨淡的蜡黄色，他英俊的面孔凹陷，颧骨更加凸出。他明明刚在一个多月前满了五十三岁，最终却看着已经年过七十——像他永远无法成为的老头一样。我们在他的阁楼公寓里为他庆生，每个人都在焦虑地打转。彼得坐在他被支起来的床上，像一位不怀好意的和尚收下贡品一样收下我们的礼物。此前，彼得常常对人展开长达几个月的谴责，在糟糕而歇斯底里的怒火中爆发，以及对最琐碎的事物都十分苦涩地抱怨。生活于是变成了一系列微小、无法消除的对峙：没熟的桃子，放错地方的锅，买错牌子的清洁剂。在彼得生日前的几周里，他最忠实的朋友们露面也只是为了接受他一轮轮的虐待，听他详细过头的自杀幻想（他计划从屋顶上一跃而下，但尚未决定是哪一栋），以及接受他阵阵出其不意的脆弱或令人心脏停跳的坦白。我总是作壁上观，只是做我也清楚他早已厌倦的电话问候，以及在听到来自前线的报告时耸耸肩膀。
但当我提前出现、为他生日会做准备时，彼得看起来近乎柔和，这以一种充满决心的振奋抹消了我的绝望。他指导我为他清洁炉灶上的锅子，移开许多沓照片，空出我们用来摆放食物的白色长桌。当我开始布置纸盘和塑料杯时，他开始谈论死亡的过程。他好奇他的朋友们会为他悲伤多久，我们又会记住他多久。他并不是在埋怨我们，或是试图钓起同情心，他只是想使空气开朗起来。我们正聚在一起庆祝他的最后一个生日，而他也并不希望装作并非如此。不过在这几个小时中，他可能会允许我们哄骗他进入一种近似节日的心境。在客人陆续到来时，他用轻柔的幽默使他们焦躁的强颜欢笑转上正轨。当他的床前围满了忧愁的朋友们，紧张于任何失言便会将彼得进入长篇大论的谴责时，他抬起头来，微笑着说，“假装你们在一个派对上吧。” 我们在那一会儿便真的在了。
我对彼得最开始的记忆便来自于派对—— 70 年代初几乎每周每天都有的、唱片公司举办的摇滚媒体派对。彼得在那些活动中永远是一个讽刺的存在，离群而快乐，出色的观察者。他享受社交如荒诞派戏剧，以及他永远不会放过任何透露真实的细节，那些会体现一个人真正面目的事情。他会扫视整个空间，寻找熟悉的脸孔，他也会评价某个姿势，某个表情，某套穿搭，但他从不会显得恶毒或贬低。如果彼得乐于扮演品味的仲裁者，他完全可以是一位慷慨、富有同情心，而且值得依赖的法官。彼得也是肤浅者的鉴赏家，他热爱人工的粗糙，戏剧性，以及成功的变装皇后们。但是他有一种可以看破表面光鲜，捡起一些真实的、经常也是一些迷人的东西。你会有一种错觉：彼得是少数几个真正懂你的人——一位了解你的瑕疵，如果你足够走运，也能够接受它们的人。
彼得从未想过将自己置身于健谈者的行列，他的幽默一般仅限于幼稚低劣的双关，但他在派对上像块磁铁般引人注目——玩味的调情者，狂热的听众，最佳的密友。他参与到话题中时会变得可以消除一切敌意般的亲昵，拿出他描述与佩姬·李的拍摄工作或参与《聋人一瞥》开幕夜 [译注 1] 时所使用的同等的生动，来描述他在地铁站男厕中的艳遇，或者在凌晨三点的史岱文森公园里和人拳交的经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彼得一直有着我不敢想象的性生活——在公共场合与色情酒吧的后场，空卡车里与废弃的码头上——以及我羡慕不已的社交生活：与苏珊·桑塔格的午餐，和 Malcolm Morley 的晚餐，在 The Modern 的开幕，在 The Factory 的酒会 [译注 2]。他是我认识的人中最风趣的一位，也是其中最不寻常的。
他的作品中从来都有这一切——如告白与忏悔般真实与自我剖析的影像，像片中天生的优雅也从不干扰其洞察。彼得 1976 年的书《生与死的肖像》中全是有名的面孔（威廉·柏洛茲，查尔斯·卢德拉姆，苏珊·桑塔格，Divine，约翰·沃特斯，罗伯特·威尔森，芙兰·勒布维兹 [译注 3] ），但他的作品从来并非关于人的名气，而是关于人性。彼得会用同一种稳定的目光观察他的朋友、爱人、明星和让他着迷的人们（他们通常都会成为朋友）。他将他们置于相机的眼中，直到他们将所有的防御放下，他才会突然进攻。虽然他偶尔会为杂志拍摄，他鲜少安于拍摄那些公众的脸孔，他最成功的商业摄影作品也看起来像私人的照片。彼得可能会在现实中稍显莽撞，但他永远不会在他的作品中刻毒伤人。虽然他拒绝美化他的摄影对象，或迎合他们的虚荣，但是他大部分的作品中都渗透着喜爱与愉悦。他喜欢这些人，他在乎他们。他在《生与死的肖像》中记录的是多过态度或风格的某种东西。仔细看他的图片，你就会发现他对于生的渴望，他自己对于死的着迷与接受，它们本身便有一种美。
彼得成为了我最好的朋友。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我们住在同一条街的对面，我看出窗外就可以看见他在他蓝色的桌前用餐，他工作时的闪光灯像在街上划过的夏日闪电。但即使在他生病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已经很难记起我们初次见面时他的魅力了。他阴晴不定，挑三拣四，又经常抑郁。有不少次我害怕给他打电话，不能够承受他可怜又像祷文般无尽的抱怨与不安。他常常因为孤独与贫困而几周、几月地不能动弹。他多变的脾气影响了他的职业发展，而他停滞不前的生涯又影响了他的脾气。他会闹得场面不可收拾，愤怒地挂断电话，打碎东西（大部分都是他自己的），侮辱藏家与画廊主。有一晚我措辞不当，他便将一把木椅子砸成碎片，一边尖叫一边咒骂，而我只能站在旁边发抖。
我开始觉得彼得是我认识的最愤怒的人，即便在他状态尚可时，也无法忽视那些想要吞噬他、逼疯他的痛苦与绝望。他仍然可以比任何人更能安慰我、理解我，但他总是如此无助，在他自己的问题逼近时如此困惑。这些年间，他试过，甚至是经常同时尝试多种，心理分析、冥想、瑜伽、辟谷、奇特的净化食谱、各类上师、江湖医生、疗愈师和非常规心理咨询。一位数字命理学家说服了他，只要改变自己姓名中字母的数量便可以保证他的成功，所以有一段时间他在给自己的作品签名时总是加上一个捏造的中间名首字母。彼得的身上一直存在着信仰精神与官能感性的强烈混合，而在性逐渐变得禁忌时，他便将自己投身于信仰，以获得新的驱动力。他足够谨慎，不会只依靠其中的任何一条途径（最后他的灵床前放着十字架、水晶、印度神像、佛教护身符和一串念珠），但是他一直在渴望相信这一举动本身。
然而，彼得不想相信的则是医生们的发现：使他倦怠的并非他作为终身吸烟者拖延已久的戒烟计划，而是艾滋病。他 X 光片中出现的肺炎是如此之轻微，以至于有一段时间误诊这一虚幻的希望仍然存在。直到彼得去长老会医院治疗他的 PCP，他才发现出了些问题。这是一段恐怖但也出奇兴奋的时间。很多年来第一次，我们拥抱，握住对方的手，一起哭泣，坐下来讨论我们如何在乎对方。我们说出了一切我们以为理所应当的事，或者只是觉得说出来就不酷了的事。彼得全身都在辐射情感，我们探病的时间是如此富有激情以至于接近性感。在最开始的几个月里，每一次会面都是一场盛事，而彼得每天都如此度过。所有他保持在社交距离的朋友都来看望他，感激这次能够毫不羞耻地表达爱的机会，为他做饭，采购，打扫，倾听。然后我们在私下里说到：现在，彼得终于知道了他身边的人是如此地在乎他。彼得接受了。
但事情逐渐回归寻常，我们在一段时间后也都适应了。失去了开始几个月时危机一般的强度，晚间聚餐变得更像是例行公事，只不过如果药物、病症和死亡也能是例行公事就好了。以及当彼得的心情在绝望和非理性的希望中摆动（七月时他说，很有可能一年后他体内就没有艾滋病病毒了），他又开始听起来像那个孤单、缺爱、暴躁的彼得了。往往他在越需要我们时就越不想要我们。有一晚我去他家吃晚餐时，只是将一次床边的谈话变成一场咆哮般的攻击。就在他将要把我丢出门外之前，他站着，只穿着内衣，向我大声怒吼道：“我就要死了！我就要死了！”
他是就要死了。我们焦躁的担心与笨手笨脚的安慰也回天乏术。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每况愈下，支持他，在他发泄积怨时互相安慰着彼此。每次我从他家离开时都惊恐万分、筋疲力尽，但我对于生命的渴求却会高涨到一个令我晕眩的地步。我感到饥饿、欲望、可以吞噬一切。我想要彼得无法拥有的一切。直到 Lynn Davis，彼得的一位摄影师朋友，向我重复他在死前几天告诉她的话时，我才释怀。“从将死之人那里拿走些什么吧，”他说，“享受它，享受它的全部。” 我在如此尝试了，Pete，我在试了。
初次发表于《Village Voice》，1987年12月15日
[译注 1] 佩姬·李（Peggy Lee）是一位著名美国爵士乐歌手。《聋人一瞥（Deafman Glance）》则是罗伯特·威尔森（Robert Wilson）的戏剧作品，于 1971 年 2 月 25 日与 3 月 5 日在纽约布鲁克林音乐学院演出。 [译注 2] Malcolm Morley 是一位知名画家，The Modern 可能是 MoMA 的昵称，The Factory 是安迪沃霍尔的工作室。 [译注 3] 威廉·柏洛茲，《裸体午餐》的作者，通常与“垮掉的一代”相联系。查尔斯·卢德拉姆 （Charles Ludlam）是一位于胡贾尔同时期活跃于纽约的酷儿剧作家。Divine，变装皇后，在后文提到的导演 John Waters 的电影《粉红火鹤（Pink Flamingo）》中登场，最著名的一幕为在草丛中身着红裙用枪指向镜头方向。芙兰·勒布维兹（Fran Lebowitz），以尖刻著名的社会评论家，在90年代亦活跃于艾滋病相关社会运动。罗伯特·威尔森即为前文提到的《聋人一瞥》的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