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我希望你让我走呢？What If I Want You To Let Me Go?
斯拉沃热·齐泽克 Slavoj Žižek 原文刊登于e-flux，2024年7月26日
在机缘巧合之下，我直到最近才观看了马克·罗曼尼克（Mark Romanek）的电影《别让我走/莫失莫忘（Never Let Me Go）》（2010年，剧本基于石黑一雄原作，由John Garland改编），并发现它可以说是我观看过的最令人沮丧的电影。我猜测其原因在于当下，从全球变暖到战争和数字管控，如此多的危机对我们每日生活的影响日益增长，而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正处于一种与罗氏电影中的主人公们十分相似的境况之中。
《别让我走》用极其高效的方式将科幻的前提与一段详尽的心理戏和爱情故事合为一体：50年代末，一场医学上的飞跃使人类的寿命突破百年大关，而在这场飞跃的背后，国家也在繁殖注定捐赠它们器官的克隆体来延长绝症患者的寿命。无论以何种方式，为了使这一情况变得可以接受，公众道德必须有一次深刻的转变，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什么是可以被社会接受的；由生存这一许诺驱动，人们接受了它，因为克隆体是人工生产的、处在血缘关系网络之外的，所以它们被认为是一种并非完全算是人类的存在。
故事从1978年开始，三个孩子——年幼的Kathy H，她的朋友Tommy D和Ruth C——生活在Halisham这所传统的寄宿制学校。被称作“监护人”的老师们鼓励学生们关注健康与创作艺术品，而他们与学校围墙外的世界接触甚少。一位颇有洞察力的新晋监护人Lucy小姐告诉了她班上的孩子，他们都是克隆体、器官捐赠者，注定在他们的青壮年的几次捐赠（最多四次）之后早早死亡（或“完成”）。她很快被校长开除了。随着时间的流逝，Kathy在成长的过程中被Tommy吸引，而虽然Tommy开始被Kathy吸引，但最终他被Ruth所赢得。多年后，这个三角恋情化解于破碎的Ruth终于吐露她引诱Tom只是因为她惧怕孤身一人，她被罪恶感吞噬，并且她希望为Tommy和Kathy争取延迟捐赠的机会。（在克隆人之间总有流言，如果一对情侣证明ta们互为真爱，ta们的捐赠日期就会被推迟。）她把Madame的地址留给了他们，她相信Madame可以有能力帮助他们。不久之后她就在第二次捐赠的手术台上去世了。Tommy和Kathy，现在是Tommy的“照顾人”（在克隆人进行捐献时，站在一旁进行安抚的角色）——他们终于进入了关系，但是当他们发现了延迟捐赠仅仅只是都市传说时，Tommy就像他小时候一样引燃了他的悲伤和愤怒。Tommy在第四次捐赠时死亡，留下了Kathy孤身一人。在经过十多年的陪伴与照顾后，我们可以看见她重新思考她儿时记忆的废墟。当她终于准备开始她自己的捐赠时，她以画外音质问：她的生活与常人的生活究竟有什么不同？还是根本没有什么不同？
书中最大的谜团仍未解开：为何主人公们从未试图摆脱早夭的命运？（即使他们可以轻松地从社会上消失）。关于这一点的情节都极端模糊： 为什么捐献者接受了自己的命运？难道是因为他们仍然不是人类？还是因为他们在一些意义上比我们这种普通人更有人性？无数可能向我们提供了一系列截然不同的答案。首先是显而易见的科学答案：捐献者们都是“经过基因工程修改的克隆体，而他们的基因在设计中就被抹去了惊吓这种反应”。还有外部控制：Halisham周围电网密布；所有捐献者都戴着记录行动的电子手环，以便在任何地点找到他们，诸如此等。最后是捐献者的心理状态：他们并无外部视角，无法想象一个更好的外部世界，从而无法想象如何逃往这个更好的外部世界，以及他们并无法律文件核实其外部世界的身份。
然而，当他们到达成为捐献者的年龄时，他们会被从Halisham转移到Cottages，一种与世隔绝的乡村建筑。在那里，他们可以旁观也可以与“真正的”人类互动，观看他们如何过他们的生活，如何变老、如何交往、如何产生情绪、如何哭泣、如何欢笑。即使度过了被洗脑的童年，为何在成年后，这些捐献者仍然不会质疑自己的权利和存在的意义呢？这本应该是人类大脑在处理经验时的工作方式：它会阐述、会提出问题，并促使改变的发生。但为什么其中每一个“真正的”人类都从未经历任何道德困境，从未反抗现状，即使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些“捐赠者”同样是完整的人类？捐赠者们会逃到附近的小镇，会去一家普通的酒吧，诸如此类——那么，为什么他们，至少其中的一小部分，从未尝试过杀死自己呢？
此种怪异在比较中只会更加明显——石黑一雄本人曾要求将《别让我走》与《逃出克隆岛》（迈克尔·贝执导，2005年）进行比较，并表示自己想描写出“个体在被完全掌控的状态下进行反叛”这一场景的反面。《逃出克隆岛》讲述了林肯（伊万·麦克格雷格 饰）的故事，他努力融入自身所处的高度结构化的“世界”，也即一处与世隔绝地生活在孤岛上的建筑群。随着一连串奇怪的事件发生，他开始质疑这个世界的真实性。当他得知建筑群的居民们都是克隆人，且他们被用作器官养殖场和“世界”之外的富人的替身之后，他试图与乔丹（Jordan Two Delta，斯嘉丽·约翰逊 饰）一起逃离，并揭露这场非法的克隆运动……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标准的好莱坞左派故事，一位英雄通过个人的力量反抗压迫政权的故事：他取得了胜利，而且最终与他心爱的人在岛上相聚。与此同时，《别让我走》之所以是一部真正令人沮丧的杰作，就在于它没有提供一条简单的出路。它近乎创伤性的观影印象恰恰在于这些器官捐献者没有进行反抗（或者，至少是试图逃离）的原因并不明确——这与通常总会确定外部威胁（邪恶组织的阴谋、未知病毒、外星人等等）的灾难片非常不同。我们发现自己正处于一种并未被阐释清楚的死亡恐惧中，而这种恐惧甚至可以让个体生存、希望和战斗的本能失去效力。更加压抑的是，它正在以一种“抽象”的氛围显现。即使欲望仍然存在（比如，Tommy、Kathy和Ruth三人的关系间仍有性的激情与缠绕的爱恨情仇），爱的喜悦也会被无处不在的压抑环境玷污。但是，如果说这种压抑氛围与错综复杂的三角恋之间存在着反差又太过夸张，因为他们的爱情同样是这种氛围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我们也无需逃避随之而来的惊人发现：这种压抑的氛围使这三个器官捐赠者在道德上成为了更好的人。Ruth（由Keira Knightley出色地饰演）崩溃并向Tommy和Kathy坦白自己的操纵行为，很有可能是由于她清楚自己在第一次捐献后已经离她的“完成”不远。我们也同样可以相当有把握地推测：如果她并非以器官捐献为唯一目的而被抚养长大的克隆人，她会继续我行我素，作为一位狂野的诱惑者玩弄他人的情感，甚至以给他人带来痛苦为乐。所以这部电影的核心便是对于这种知晓自己命运的压抑氛围的描绘。
让我们从凭空猜测回到更有逻辑的结论上：我们应该摒弃Kathy在结尾处虚伪的“睿智”思考，以及其中的论点：“正常”的人类或许本来就与克隆体别无二致——因为我们都陷入了由一位不知名的他者强加的命运中，等待着必死的结局……或者换一种说法，《别让我走》也同样面对着这个时代的困惑： 为什么人们并不反抗？——即使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生活方式正在导致一场全球性的灾难？为什么漠不关心正在逐渐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主流立场，即使偶尔被疯狂打断，这些偶发的疯狂其实也什么都改变不了？相较于对体制顺从的简单批判，这部电影中给出的答案更加微妙，因为它引入了一处关键的差异：我们这些“正常”的人类无从得知自己何时会死、会怎样死，而这种不确定性支持着所有人都暗暗否认的希望——也许，或许只是也许——我们不会死。换句话说，我们的“正常”生活建立在对我们熟知的事物的否认之上，只不过是以一种抽象的、非个人的（非主体化的）方式。套用著名三段论中的一句：所有人都会死，而我也许不会……而在观看《别让我走》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完全接受自己的生命有限这一事实。
影片中三位捐献者的生命毫无意义——但之所以毫无意义，正是因为生命的意义（在其功能的普通意义上）是预先确定的。他们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来到这里，知道自己作为器官捐赠者的使命。更加矛盾的是，这种固定的意义赋予了他们的生活一种压抑的美感，支撑着他们对爱和事业（在电影中是绘画）的渴望，并以此来超越他们的困境。也许正是因为他们的人生命运是固定的，且并非是献身爱或是事业，他们才会更加迫切、深刻地体验对爱和事业的需求。只有在它缺失的时候，你才能充分体验到什么是你生命中真正重要的。
电影中的器官捐赠者并非缺乏对外界真相的洞察力。相反，他们有着我们这些沉浸在社会现实中的“常人”下意识否认的视角，而我们“正常”的日常生活才是谎言。从这一切中得出的悲观结论是，如果我们不能接受自己的死亡，我们就不能成为道德上更好的人：只有在无法逃避的致命威胁与压抑氛围下，我们才偶尔会以善良和同情的方式行事。这不也是我们当下的体会吗？不是廉价的人道乐观主义，而是完全接受我们注定必死无疑的事实。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简单地接受我们生命的无意义呢？有一个概念（它有宗教上的渊源，但仍可唯物主义解读）说明了如何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有意义，而不落入某种“有某种更高的力量保证这种意义”的陷阱：使命（vocation）。哈尼夫·库雷西（Hanif Kureishi）在他的回忆录《破碎（Shattered）》中指出，与顶尖的专科医生相比，护士更将自己的职业视为使命：
“世上的每座小镇、每个城市都会有许多护士勤勤恳恳地投身自己在医院的工作。根据我与护士们的交谈，我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和晚上的一些时间都是与ta们一起度过的——我以前并不认识ta们——ta们认为ta们的工作是一种天职、一种使命、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Ta们为我穿脱衣服，清洗我的身体、生殖器、屁股，把一切都擦得干干净净。Ta们给我梳头、换药、喂饭、与我交谈；给我塞栓剂、换导尿管、刷牙、刮胡子、把我从床上搬到椅子上——这就是ta们的日常工作……这里的护士很开朗，会唱歌也会开玩笑，但工资并不高。意大利的工资肯定比英国低，但ta们已经干了很多年，而且据我所知，ta们还想继续干下去。一位护士还告诉我他没有女朋友，因为他的工作累到让他无法维持任何恋爱关系。[原注 1]
库雷西还足够敏锐地继续补充到：这种使命感并不应该与性取向（sexuality）的体验相对立；它们可以相互竞争，因为它们同为感召。还请留意这位颇具神学色彩的德勒兹学者的一句话：在一次真正的使命体验中，并非我选择了这个使命，而是这个使命选择了我—— “使命作为概念也同样可以有近似于性的一面，因为这种使命就像性取向一样，并非主动的选择，而是你无法逃避地被吸引过去的方向。是它选择了你，而不是你选择了它。” [原注 2] 我们于是可以将这一比喻推导到逻辑上成立的相似结论：如果在我热烈地爱上一位女性（或相反）的同时，她对我无动于衷甚至觉得我恶心，那么爱情仍然不是我独自一人可以完成的自由选择。至少在我的经验里，我是被选择去实行爱她这一使命的。
近期有另一部电影聚焦于这种使命的感召：克日什托夫·扎努西（Krzysztof Zanussi）的《Liczba Doskonała》（直译为“完美数字”，2022年）。其中，使命作为一种摆脱资本主义将生活商品化的方式，同样具有将向某种更高的精神追求奉献的形式（虽然这种形式仍局限于我们对自我的满足中）。一位年轻的波兰数学家兼物理学家沉浸于他的科研教学中，同时他来自耶路撒冷的犹太裔波兰表兄则想把他一生经商积累的财富留给他。年轻的数学家拒绝了这一提议，因为他想继续贫穷但快乐地从事物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而且他也知道自己的使命是诠释量子物理学的时空理论，等等……虽然听上去很简单，但是这个故事情节确实成立。它为“自由是一种被认可的必需品”这一经常被误用的套路提供了新的解释，也即我所认可的必需品就是我的天职使命。要察觉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置身其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摆脱当今占主导地位的的、怀疑人人自私的距离感。
然而，扎努西有意让这种情况变得复杂。他展示了两种视点——富有的犹太商人和献身于自己职业的年轻贫穷科学家——然后又将这两种视点表现为相互呼应的平行立场：两人都专注于自己的人生成就，都排除了与他人撕扯的亲密关系。在两种情况下，充满爱的、属于第一人称复数“我们”的空间都不存在。然而，在影片结尾，这位年轻的科学家因为他叔叔的离世而醍醐灌顶，开始表现出对其他个体的同情，回应一直忠实地等待着他的女性的爱，直到准备好成为上述的，充满爱的、属于“我们”这一空间的一部分。这使我非常怀疑这部影片所表达的态度，因为我认为爱，以及富有同情心的社会参与同样也是天职使命的一种形式（就像库雷西笔下的护士们一样）。所以扎努西笔下的科学家并不是一个真正始终如一的人物，因为他总是将真正的天职体验与病态的行为绑定，而这些病态的特征并非所有天职体验的必然组成部分（例如，他野心勃勃，希望因自己的科研成果名垂青史）。追求科学作为天职使命与经营情感关系，或者追寻社会正义并不存在内在矛盾。即使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竞争关系或者冲突（“你的科学/政治使命是否使你忽视了我们的爱？”），我们也应该拒绝使用“选择”这一定义：在真正的两难选择中，人们不应该在事业与爱请之间选择只忠实于其中一个。事业与爱之间的真正关系是更加一体且矛盾的。
金·维多（King Vidor）在电影《狂想曲》（1954年）[译注：齐泽克似乎将Charles Vidor的作品错误地归到了King Vidor名下] 中传达的基本教训是，为了获得自己心爱的女性的爱，男性必须证明自己能够在没有她的情况下生存，比起喜爱对方，他甚至需要更喜爱自己的使命或职业。只有两种非常明了的即时选择：（1）我的职业生涯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女人只是一种娱乐，一种让人分心的事情；或是（2）女人是我的一切，我愿意为她自取其辱，放弃我所有的公众和职业尊严。然而这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都会导致这位男人被女人拒绝。因此，发现这是真爱的信号是：即使你是我的一切，没有你我也能生存，我也同样愿意为了我的使命或着职业而放弃你。因此，女主角考验这位男主角爱情的正确方式就是在他事业的关键时刻中（电影中，这可以是第一场公演、关键的考核、决定他事业的商业谈判）“背叛”他。只有当男主角在被女主角“背叛”后深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经受住考验并顺利完成任务，他才配得上女主角，而女主角只有在这时才会回到他身边。
其背后的悖论是，爱，就像哲学中绝对这一概念般，不应被视为直接的目标，而应保留它作为副产品的地位，一种不应得到的天赐恩典。或许没有爱情能够比一对革命情侣间的爱情更加伟大，因为双方都做好了准备，只要革命需要时，随时可以抛弃对方。问题就在于此： 体现了“普遍意志”的解放革命团体会如何影响这种强烈的情爱？根据我们对布尔什维克革命者之间爱情的了解，总是有些独特的事情在他们的身上发生。一种新的情侣形式出现了：一对情侣生活在永恒的紧急事态中，完全献身于革命这一事业，随时准备为革命这一使命牺牲个人的一切情与性的满足，甚至准备在革命需要时离开和背叛对方。但是，他们同时又完全献身于对方，以极度的激情享受难得的相聚时刻。这种恋人间的激情会得到容忍，甚至会有无言的尊重，但是在公共言论中仍然被认为是与他人无关之事而被忽视（甚至在我们所知的列宁与伊涅萨·阿尔曼德的恋情中也有这种痕迹）。没有人试图强迫亲密关系中的激情与社会生活“一体化”（Gleichschaltung），倒不如说性激情与社会革命活动之间的彻底“分离”才会得到充分的认可。这两者被认为是完全异质的，无法被缩减至同一概念。两者间毫无一致之处——但恰恰是这种对于两者不同的认识使其中关系不再相互对抗。
原文注释 1：哈尼夫·库雷西，《Shattered》（“破碎”，企鹅出版集团，2024)，154–55页。 2：库雷西，《Shattered》，第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