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厂回忆——顺带一提中国制造的“低人权优势”【转载】
2000年代末期,大学毕业后,因不善求职,由亲戚推荐入某小型工厂就业。位置是沿海发达省份的偏僻穷困县城,因有铁路与高速直通国际港口,故勉强还能做出口生意。 我的最初月薪仅900元,入职约半年后才由公司买社保。入职约1年多后,月薪升至1000元。
这家工厂专门生产出口欧美的油漆刷。按其向海关提供的报关资料,每把刷子的价格从1美元到十几美元不等。当年我特意在家乡的五金店找过油漆刷,基本售价是1寸刷卖1元,3寸刷卖3元,以此类推。其实4~5寸的油漆刷在国内五金店已算很大。
在中国的装修工人看来,油漆刷只要能上漆即可,刷毛密度高不高,毛长是否整齐,木柄是否好看等等,不必考虑。但出口欧美的刷子可不同:整齐笔挺的刷毛,如果用了化纤丝,毛色可以缤纷多彩。不锈钢打造的金属壳,上面敲着漂亮的logo。4颗整齐的螺丝钉把它与榉木切割成的手柄固定起来。刷子被放入印满外文的包装盒(有英文、有德文、有俄文),整齐地塞入褐色纸皮箱,然后由女工们背上闷热的集装箱,由卡车拉去国际港。
我的工作是“质检员”。这个职位原来似乎有两人,他们坐在车间深处一个独立办公室内。里面除有摆放文件的办公桌外,还有一个摆放检测用具的桌子。墙上挂着一只比人还大的油漆刷,向访客展示工厂的制造实力。大刷子旁边是窗口,背后是一座充满杂草的小丘陵。杂草之下藏着一座座坟丘,每当窗外传来鞭炮声时,即是有谁的骨灰即将下葬时。后来有同事笑我身后是“英雄山”,问我怕不怕时,我仅一笑置之。窗口外的世界唯一给我带来的惊喜,是某个清明节前后的多雨日子,突然有条蛇穿过窗口到访。我当时似乎逃出办公室,几十分钟后蛇就不见了。
油漆刷的生产工序大概如下:A、木工车间刨木柄——抛光木柄——木柄上漆;B、压制铁壳;C、混毛(保证毛均匀、整齐;有时要将不同类型的毛混合)——把毛装入铁壳——用特制胶水粘稳毛——将木柄套入铁壳并打入螺丝钉——包装。
理论上,质检员需要检查以上每个工序。根据我们内部的ISO9000质量管理手册,对半成品与最终产品都有抽检方案。该方案是根据统计学原理,按照不同的生产总数,抽查数量不等的产品——每次抽查后都要在车间主任处填写检测表,这也是我每天的工作。之前两个质检员为什么离职呢?理由一,工资比我还低;理由二,这份工作不重要,纯为唬弄客户而做。基于第二个理由,我的质检工作也是做样子,至少是从来没试过检查完每一道工序,也从没按照方案检查足够量的半成品或成品。
我们厂的产品主要销往北美与西欧,客户是当地大型的五金超市。西洋人对产品,对供应商都有一套要求,并写得一清二楚。每次发一集装箱的货之前,客户必定会派自家的或第三方质检员来厂验货。每年,客户也会派代表到来“验厂”——检查生产能力,生产环境是否安全,甚至是人权状况。另外,美国客户还要求检验工厂的“反恐”能力——防止恐怖分子占领工作。因为我频繁与这些人对接,不知不觉也知道了世界上有SGS、intertek这些检查代理公司,它们专门代表国外买家到工厂检查各种状况。从理论上说,这些第三方机构能更客观,毫无利益冲突地完成任务。
我总觉得“验厂”是相当荒谬与充满喜感的表演。美国客户派来的检验员根据客户准备好的一页页文件,到厂逐项检查。例如看车间的灭火瓶够不够,看员工宿舍,看食堂环境,看我们的ISO9000文件......
检验员关心我们有无工会,我们就指定材料库的出纳做工会“主席”——此人是一位颇有气质的阿姨,每天都穿上精致的职场女性西装上班——一套与这个偏僻县城格调不搭的西装。她平时与一线工人鲜有接触,大家必须喊她Z姐,绝不能喊阿姨。检验员想知道工人的工资状况,他会调阅我们伪造好的工作合同——合同上的签名多是临时代签。他会亲自抽查名单,单独询问该位工人的月薪情况,及有无购买社保,有无放年假之类——厂里管理人员会预先警告工人如果回答一个正确的数额,因为本厂从来都是计件付薪,不开工的月份将一分不给。除春节外,其余日子一律无假期,一切一切都与法律规定的最低劳动者福利毫无关系。至于社保、年假则更是浮云。事实证明,我们的工人莫明其妙地听话。然而百密一疏,有次检验员可能觉得我太显眼,在访问经理时提出要调阅我的员工合同——我们完全忘了造一份,直到事后经理拿着空白合同找我签字为止。当时的尴尬情形我无缘得见,但相信经理会用他习惯的装傻强撑过去。另一次,检验员走到食堂,指着那间破败大房(大概是毛泽东时代建好的)中间的唯一木圆桌及旁边的旧长凳说:这里容得下你们厂上百个工人吃饭吗?有时我强烈感受到面对客户我们首要任务是骗:除了把外厂代工的刷子说成是自己生产,我们也会夸大本厂的产能与规模。我们厂的右边紧挨着一家化纤拉丝厂,我们毛刷的化纤丝多从那采购。我们混毛的女工多被该厂挖走,因为我们的工资比人家低。有时为了唬弄外国客户,特别是新来考察的,我们会骗他们说这家拉丝厂是我们的车间之一。我们两家老板很熟了,所以对方欣然同意。传说中他们还藏着一副假招牌,以便随时挂出去。这厂外面有个小诊所,里面有位年轻的女医生。我们硬是把它描述为本厂的员工诊所,反正外国人也看不懂......吧?在我们的木工车间外,有处堆放木料的广场。广场里面藏着另一个小公司,经常为本厂提供木料。当然,它也会适时地“变成”本厂的木工车间。
在我们厂的领导们看来,验厂员都是来要钱的。每次验完之后,经理们总会请这些大员到本地有档次的地方吃饭,并适时地送上一个信封,内含我们的“小小心意”。因为我不善交际,这种事就与我无关。检验员的报告通常要留在酒店内,甚至在回程的火车上写,他们在接收到“心意”后,自然会小心地写好那堆报告。我相信,所有厂主、经理们都会向检验员大吐苦水,说产品的利润多低,生意多难等等。检验员大抵也不愿毁别人的生计,故我们厂终究能平安无事。
验货是常常遇见的事——产品只有通过验货,得到验货员写有approve的报告,才能装箱运往港口。当然,一部分客户完全略过这项程序,而欧美那些大卖场则正规得多——表面上。记忆中我接触过的只有SGS与intertek派来的人。SGS检查的那批刷子完全是我们外包给友厂做的,但厂里都守口如瓶,绝对不能让验货员知道,毕竟客户是向我厂购买刷子,而非哪个闻所未闻的厂。问题是这批低档货在我们看来是利润低,同时没有足够人力去做。
验货员通常带着买家提供的质检资料而来,上面画着刷子的图片,长宽高数据,含毛量多少克,可以吸收多少克油漆等等。他们还会带上样板,以便与被查的产品对照。他们通常还要到仓库看看,确认做好了多少成品,能否按时出货。记得有次我们实在赶不及生产,只好请验货员通融通融,等次日造出足够数量后再验。当天只好请老板的司机陪他出去又吃又玩,去了本地著名的旅游点。顺带一提,我们老板是本地的大资本家,流氓头子。那个司机是其贴身小弟,也可谓保镖。本厂使用的包装盒或纸皮箱,不少购自他的另一个小弟——此人还兼职经营地下赌场,煤矿等等。包装车间的人偶尔抱怨这家厂的纸箱差,但老大要分润给小弟,谁也没办法。验货员次日见仓库成品还是不够,但在经理拍胸口保证按时出货的承诺下,加上红包“心意”的攻势下,他还是选择装作看不到。
原本我无缘接待这些跨国企业“代表”,也无缘与经理们坐一个办公室,负责该工作的另有其人——一个身材略胖、皮肤白皙的年轻男人。某日下班路上,我看着他与其他工厂管理人员一样,骑着摩托车扬长而去的背影,完全没料到那是看到他的最后一面。周一上班时,厂中各人面色凝重、窃窃私语,随后才知那人周日晚突发脑溢血,在医院挣扎一阵后就死了。原来他年纪虽大我一点,却长期吃抗高血压的药。那晚他与朋友出去吃牛肉丸,期间突然发病,竟有此一劫。从此我以质检员身份兼学做报关业务,在犯了两三次低级错误,造成一些损失后,终归上了手。但工资仅涨了100元。近来重看哈利波特系列电影,想起那时刚在影院看《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时间为星期六,我从厂里回家玩。期间这胖子突然打电话问我在哪,并责我周五回家应该告诉办公室里的人。可见,我们正常情况下并无周六日假期,不过在实际上,办公室里的人在周六并无多少上班的劲头。我也想不起厂里有关于周末双休的任何正式说法。
刷子的技术指标相对简单,验货员自己也觉得检查那些长宽高、含毛量之类没啥意思,来多几次之后也是虚应了事。有次他发现刷过毛后,有些碎毛脱落——这是重大质量问题。按理论上的要求,哪怕在刷毛下方绑上2KG重物,毛既不会断,也不会掉。不过验货员在与经理私聊过后,该问题便不追究。刷毛脱落可能与胶水有关。某次一批刷子全都有次毛病,负责灌胶的主任坚称这是经理新买的胶水所致,结果他还是被扣工资。至于这批不合格品,它们照样被装箱出货——老板绝不能浪费工本。
尽管技术简单,刷子生产过程中还是会有各种因技术问题而造成的次品。例如铁壳冲印的字不清楚,灌的胶水略有漏出并凝结在铁壳边上,铁壳的电镀不佳导致颜色有瑕疵,敲打螺丝钉时打歪了,甚至锤子偶尔会将铁壳打变形等等等等。一些次品我们可以找出来并返工,一些无法返工的也尽量不使其报废,而是适当混入包装盒内——绝不能浪费工本。我这个质检员到底起什么作用?当然是应付的作用。尤其待我接下应付各位验货员,以及报关文件的工作后,更懒得下车间看了。最多每日在包装车间花几十分钟翻翻看看,顺便与各女工吹吹牛皮。
工人的工资自然不高,他们没有基本工资,完全计件。由于实在太低,我在的时候厂里已经有用人荒,但因为那时订单总体不多,导致工人们根本“吃不饱”。油漆车间的人最惨,因为我们越来越多使用塑料柄,根本不用上漆。那个所谓的油漆车间主任,固定月薪仅500元,手下仅带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工人。他娶了个漂亮年轻的老婆,夫妻俩住在工厂旁边一个窝棚。木工车间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它的车间主任在县城里有餐馆,有时会在饭堂女工面前吹嘘自己做鱼的水平如何高超。说自己每次都是把一家餐馆做出人气,随后就转让给新老板。他在我们厂做主任,大概纯粹为得到流氓老大庇护。他有次手舞足蹈地回忆自己年轻时如何拿刀追砍哪个死对头,我才察觉他也是本地流氓的一份子。木工车间也没几个人。我刚入职时记得有个样貌比较好记的木工,一个月后似乎不见了。不久后有个保安告诉我,他会练法轮功。某次在宿舍里,这个人突然毫无预兆地盘腿打坐,令人莫名其妙。记得装毛车间的收入最高,一般比办公室里几个拿固定工资的高。但有次她们集体进行小规模罢工,一起涌入办公室面见大老板,要求涨薪。车间主任大叫冤枉,自称镇不住她们。经理们则忿忿不平,讨论“一定是某某某带头闹事”,必须找机会把她炒掉。
装毛车间那个主任大概是全厂最起眼的女人,因她每天都穿着奇葩的衣服上班。我很难描述那种奇葩,她本人表示那是家中女儿不要的衣服,她觉得可惜就穿上了。所以,那首先属于气质上绝不适合中年妇女的。其次,衣服的材质亦不佳。第三,我认为哪怕年轻女孩穿上也很难看.......这个车间的女工年龄分布较广,青年、中年都有。我刚入职时见过一名稚气未尽脱,胸部丰满的女孩。她两三个月后不见了,其它工人说她只想玩做不下去。木工车间主任的漂亮老婆也是装毛工,收入肯定比她丈夫高。我们办公室中的刘经理,中年断弦后即娶走了一个装毛女工。一般女工们都认为她是飞上枝头不必辛苦了。外面那个会视情况伪装成我们车间的拉丝厂,其老板也是娶了自厂年轻的混毛女工(混毛装毛两道工序上下衔接,女工通常二者兼做)。这老板刚好住我楼上,每天晚餐后两夫妻会在工厂内外散步。这老板是个上海人,大老远跑到如此偏僻的地方。
可能为缓解思乡之情,上海老板订了一份《文汇报》,不时被邮递员送到他的保安室。他厂保安室有电视,我喜欢傍晚时分跑去看一阵,偶尔翻起那里的《文汇报》。记得那时本省中心城市的日报已是彩色,这上海《文汇报》居然像化石一样仍为黑白。至于其内容,则活像党报一样极度无聊——甚至不如本省党报。我实在无法将它与香港的《文汇报》联系起来。
打钉车间没几个人,最显眼的是个年轻女工,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80后,但已生了2个孩子。她敲打锤子时,一个孩子带在身边,一个年幼的背在身上。车间主任说她叫姚伍英,从没上过学,不识字,每次拿工资都只能按手指印。她这种人老实而没有什么能力,只能屈居本厂,永远做这种没技术低工资的事。有时她身边会坐着一个不断说话的中年男人,目测也是社会底层之流,车间主任说那男人想撩她。后来姚氏又给她生了个孩子。她的老家是大山里,我始终想象不出在这个沿海省份还有80后文盲。我一直怀疑,这种高强度、重重复复敲打的劳动,会给关节带去可怕的损伤。希望她如今有更好的生活。
包装车间的女工多为老员工,流动性低,可能因为工资不高不低所致。除了将刷子套入包装盒这种工作外,她们还负责把笨重的纸箱搬上货车。车间主任因为兼做多项工作,故包装车间的实际领头人是他的两个助手。其中一人在我离职前特地送我一大本笔记本。至于另一个人,我印像最深的也是与工作无关的事:她与丈夫无法生育,遂在福利院抱了一个婴儿。她为此事特地拜访了本厂老总——那个本地流氓,因收养孤儿需走后门。而流氓老板在本地确有点影响力——某次春节结束、开工大吉,老板在政府附属宾馆摆宴,把一个副县长请来共饮。
这里员工们的精神生活是空虚的,因为赌博是他/她们为数不多的业余活动。厂的附近有两三家小麻将馆,每家区区三、四张桌,其中一家又摆一台电脑,为年轻人提供一点点网络娱乐。当工厂闲到没事做时,麻将馆就会出现各车间主任的身影。可能因为麻将之风过于猖獗,县里的黑皮也乘机而动。某次周一,我厂H经理跑回来与厂内大小流氓诉苦——昨日他老婆在家与牌友大战,竟被黑皮上门捉去看守所,理由是聚众赌博,他老婆还是庄家。大家多认为黑皮大题小作,既然H经理有流氓老板撑腰,估计最多虚惊一场,惟暂时辛苦他老婆。有人聊起看守所之待遇,云每餐仅有少许咸菜咸豆角拌饭,颇艰苦云云。
其实对这里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更广泛的娱乐是地下六合彩。听说是根据香港每周二、四、六的六合彩,猜其最终特别号码。而且,有时纯猜数字,有时是猜十二生肖。据某车间主任回忆,过去“买码”最疯狂时,每逢开奖日,所有工人都在下午停工,忙于讨论今晚的号码。我到厂时该盛况已不见,但博彩之风仍未息。从车间工人、饭堂厨房大妈到,办公室人员,均偶有聊起此事。在城乡各处书摊都有“买码经”,灌以《白小姐秘籍》等各色名字。一次打钉车间某老妈,把秘籍塞我手上说:你是大学生,你应该看得懂吧?我好奇一看:都是一首首不知所云的打油诗。有的还附一张意义不明的漫画。在这些贫穷而文化低下的人看来,在开奖之前看见或感觉到的某种征兆,能指向今晚的小小横财。例如在厨房看见一只老鼠,表明今晚开“鼠”。更离奇者,那个保安室里有电视机的大爷,认为晚上《新闻联播》有暗示,故看新闻很重要。
我厂曾经有个保安,做了约一个月跑路,原因是赌博借了钱还不起。我记得他是邻省H州人,也算健谈。某日抱怨这里月薪区区5、600元,食堂饭菜实在太差,此番是躲债主而流落本地,希望打电话给儿子要点钱救济。后来他借我10元,从此再也不见了。据说他那段时间到处找人借钱。另外,他也抱怨厂里保安队长太凶、太坏。
保安队长叫老杜,外省人,大家都不喜欢他。据说他是老板亲戚,故屹立不倒。厨房的大妈都怕老杜生气——老杜手下有两只难看的土狼狗,每日黄昏都拿厨房剩饭剩菜喂狗。那些饭菜是员工菜,最差的米(大粒却吃不饱),配合一道纯斋菜。我至今记得,有时是水豆腐,有时是酸菜,有时是炒青椒,偶尔是炒某种豆,每周循环基本不变。很多住在附近有家庭的工人只会拿这些饭菜喂鸡。我是坐办公室的,获得老板授予之特权,中午在厨房里与其它办公室人员吃家常菜。晚上则只能吃中午的剩菜,因老板晚上不在这吃。有时员工餐的剩饭太少,老杜就会“生气”,亲自走进厨房翻东翻西,看到办公室人员中午吃剩的,就眉开眼笑地刮走。大家都说那两只狗才是老杜亲儿子,老杜早已离婚无妻,亲身儿子也很少见他。
与老杜关系好的有两人,一个是铁壳车间黄主任,山东人。他自称高中时成绩很好,惜无钱上大学,才沦落到这间工厂。他右手缺两只手指,就是给本车间的机器带走了,据说也没赔多少钱。他来此工作十几年,落地生根,只能住在厂边那栋废墟一般的宿舍。那栋楼应该是文革时期建的,没卫生间。大家方便都是去旁边的公共茅厕——真正的屎坑,低头就是深不见底的粪池。我的台灯坏了开关,便请黄主任帮忙修好。我则帮他维护家中电脑与宽带作回报。那个功能简单的台灯至今仍跟着我闯荡南北。另一个不抱怨老杜的是个胖保安,我与仅他是点头之交。某次他聊起自己年轻时参过军,那时正对越南作战。他和战友都集结在广西边境某营,因他与连长(或是营长?)关系好,长官把他留下,才没被送去做炮灰。
某年春节前我厂接到个大订单,必须在节前加班完成。于是各车间都动员起来,要求每晚至少工作到9点。经理们决定每晚每个工人补贴2元伙食费,随后改为每晚提供宵夜,要求厨房一起加班。厨房哪个大聪明不想加班,提出不如改为每人发一包方便面,最后决定由日常驻厂的我负责在晚上发面。那些工人对那包零售价还不够1元的方便面均不置可否。我也被要求晚上在包装车间帮忙,一直忙到年廿九才回家。那段日子也很奇怪,或因眼看年关将至,自己却不能回家,潜意识十分焦虑,我连续一周睡觉期间都在做梦,故疲惫不堪。年廿九拿到本月工资+年底奖金,不料回家坐公交时被小偷扒走。
后来因考研之故,辞职走人,从此与制造业无缘。不知那工厂倒闭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