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博客

中央全会，即中央委员全体会议的简称，是一个组织仅次于全国代表大会的重大会议。中国国民党1924年“俄化”后开始引入该制度。我见网上几乎无人讲明这个概念，导致搜索引擎、生成式AI所得答案均啼笑皆非，故略写一二。

中国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分别有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均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推选产生。所谓中全会即是全体（含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共同参加的大会。 国民党联俄容共时期，分别召开过两次全国代表大会，故产生过两届中央委员。

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简称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

在1924年1月31日至2月1日在广州召开。正好在“一大”闭幕后召开，最重要之目的是组织中央机构，从各中央委员内，选举国民党中央部门的负责人。如建立组织部、宣传部、工人部、青年部、妇女部、调查部、军事部、秘书处，并决定各部门负责人。

第一届中央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一届二中全会）

1924年6月中下旬在广州召开。全会只有一个主题：要不要把共产党赶出国民党？经过不断争吵，最后只能发表一份内容模糊的宣言。宣言一方面强调：“三民主义为中国革命奋斗中唯一之根据”，即暗示共产主义不能用于中国，另一方面又说： “凡有革命勇决之心及信仰三民主义者，不问其平时属何派别，本党无不推诚延纳，许其加入。”“对于规范党员，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惟以其言论行动能否一依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 总之，是勉为其难允许共产党继续潜伏在国民党内部。会议决定设立国际连络委员会，要求共产国际下达给中共的命令，应首先交给国际连络委员会，再让国民党知悉。陈独秀等人气到表示要退出国民党，但这个委员会事实上从未成立。

一届三中全会

1925年5月底在广州召开。此时孙中山刚死，该会议最重要的决议是“接受总理遗嘱”，并正式将孙中山的思想确立为国民党之唯一意识形态。中共会后对此相当不高兴，因为他们不信三民主义。

一届四中全会（北京）

1925年11月在北京召开，即“西山会议”。一部分反共的中央委员，如张继、谢持、邹鲁等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会议最重要的内容是将所有共产党籍的人开除出国民党，并解聘顾问鲍罗廷，亦否定广州的国民党中央为合法。由于参会的中央委员事实上数量不足法定人数，与会者坚称跨党分子不应该算入其中，是将跨党分子删除后得到的“合法人数”。事实上，哪怕1927年“清党”后，国民党也从不承认该一届四中全会的合法性，只有西山会议派的人继续嘴硬自认正统。

一届四中全会（广州）

1924年12月在广州召开。留在广州的中央委员召开，目的仅在宣布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在广州召开。此时参加“二大”的各地代表已陆续抵达广州。

第二届中央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二届一中全会）

1926年1月底在广州召开。时值“二大”刚刚闭幕，这次会议也是根据最新当选中央委员的情况，对中央党部的部门人事进行调整，这时中央党部没有了调查、军事部，新增了商民部、海外部。另外，会议制订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案》。政治委员会是孙中山死前，在鲍罗廷建议下搞出的新机构，一脚踢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政务会议，成为了国民党统治地区内党、政、军、外交的最高决策机关，以处理重要政治、军事、外交问题为主。该会议为国民党党章所无，故缺少法律依据。当时因为是孙中山搞的，自然无人敢质疑。现在，二届一中全会算是填补了政治委员会“非法”运作的bug。

二届二中全会

1926年5月中旬于广州召开。是年3月20日发生中山舰事件，经恰好在粤视察工作的苏联代表团现场办公，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决定中共对国民党采取重大让步：减少对国民党党务的“把持”。这个决策直接体现在二届二中全会的“整理党务案”。

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不得妄议孙中山与三民主义；要求共产党将跨党份子名单交给国民党中央保管；跨党份子不得占据中央、各省、各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数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跨党分子不得在中央党部担任部长；增设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一职。

基于上述限制共产党活动的原则，会议也对中央各部门人事做了大幅调整。陈独秀等再次气到表示要退出国民党。

第二届中央委员临时全体会议

1926年7月在广州召开。因北伐战争之爆发，对党政军各方面政策有必要进行调整，以适应战争环境。会议通过《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宣言》、《改善中执会各部间办事关系案》等。在中执会下又增设军人部，专门指挥各军内部的党代表、政工人员。

二届三中全会

1927年3月召开于武汉。本此会议内容颇多，主要精神是完全否定整理党务案，重新提高共产党在国民党内之地位。同时力主削弱蒋中正之权力，尤其欲剥夺其至高无上之军权。会议决定设置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作国民党势力的最高军事机关，有权指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二届三中全会还通过了《农民问题决议案》等其它左倾决议。

人在上海的蒋中正此时已对武汉国民党中央不感兴趣，视其为捣乱之傀儡。至4月12日，南京、上海各处正式“清党”。

中国国民党特别委员会

1927年9月中旬于上海召开。原先国民党分裂为武汉、南京、上海（西山会议派）三个中央，各自有自己的中央委员。该会议为消弭分歧，即从三方中央执监委员内选出32人做特别委员会委员，选出5人为监察委员。这个会议于党章毫无依据，也非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由于中央特别委员会事实上为西山会议派及桂系军人占优，蒋中正、胡汉民、汪精卫均不满意，纷纷离开从事“拆台”工作。

中国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

过去研究注意到：总理制与委员会制有矛盾，但多主张委员会制实际无用，国民党仍是总理一言堂，与过去无异。

王正華注意到孫中山仍是唯一領袖，但也願意扶持委員制的事實，從而將改組前與後的領導特徵做出區隔，指出國民黨領導結構業已出現變化，中央幹部在黨的影響力逐漸提高，中執會由黨中同志擔負主要責任，有助於日後權力的移轉。不過她的說法缺少實證支撐，未能獲得足夠的注意。

俄共委員制做為莫斯科向廣州推介的革命套路之一，本身就兼蓄了合議領導的形式、自下而上遞建的嚴密組織與剛性紀律之行使的多重內涵。

人們常忽略的參照背景是：鮑羅廷懂得運用中國政壇的人情世故，能公開推重孫在國民黨、國民革命運動中的感召能力與領導地位

谢英伯、陈群、吴荣新从一开始就反对仿照俄式制度改组（P10）

新制度亦為跨黨黨員共預黨務的有力憑藉，更是國民黨舊人擔心中共藉由「量變」而行「用夷變夏」的關節所在。【故孙科对选举、对党务极为落力】

俄人辦黨的方法論經過鮑羅廷橫向移植以後，形成會場內外「懷疑」、「暗潮」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尤以領導架構的大幅變革最讓疑共分子糾結於斯

特加(总理)專章之舉恐怕不宜被化約為疑共分子的單一方面勝果，恰正相反，它毋寧更像是「左」、「右」兩造競以孫中山為支點而借力尋求制衡的某種權力槓桿化想像。

總理專章展現了「主義之人格化」精神的同時，仍然將俄共委員會體制視為國民黨全黨同志接受孫中山付託，據以擔負主義「至於成立之責任」的「最進步之方法」，認為「此次本黨改組，乃以獨裁制改為合議制之起點」【总理制与委员会制共存，是孙中山认可的制度，反应一种过渡性

【总理出席中执会仅及四分之一】透過動態的實踐過程，黨的中央委員們一方面相信「本黨總理制時代」已隨改組而結束，一方面則學習和總理特權及其指導地位共處。

1、中执会将议决案呈总理核准；2、中执会请总理决策；3、总理交下议案讨论（偶有中执会不同意转交之党员提案；总理亲自提案交议的不多）

黨的組織日漸科層化、事務日漸繁冗化，孫中山對於重要人事與國共事務的關注最為明顯，然則盱衡所有黨務，未必再是總攬一切；另一方面，孫的權力施作多要透過中執 會「黨令」之所出的新穎身分而曲折表現，此格外有賴於孫的思維調整乃至自制。中央的議事文化並非總是沉悶。據鄒魯回憶，當孫參加黨內會議時，黨員有辯論的自由，總理也有從善如流的時候。整體而言，孫中山扮演全黨領航角色之際，確有扶持、培植幹部自立於同舟的事實表現。

中山很少绕过中执会直接决定重要人事

透過上下級別的互動，既有助於中執會逐漸建構起「黨權（黨的支配權）」持有者的身分，也有利於形成一種「黨中央」的嶄新名器意象

同盟會時期，總理「對於會外，有代表本會之權」；直到國民黨實施改組前，仍以總理「代表本黨」；及至改組，總章具體規定中執會的職權，包括「代表本黨對外關係」，此直接脫胎自俄共章程，迥異於國民黨的舊經驗。

即使孫中山偶有主見要下達黨人，也能體認到中執會的新穎身分，常給予操作上的 尊重

改組版總章規定，各級執委會針對各級監委會審查彈劾案之結果擁有判決處分的職權，這和以往總理個人在懲戒程序中所承擔的主動、關鍵角色不同

對於孫中山而言，即便自有宸衷，但也能體察時勢，了解國共重大問題同樣需要透過一場中央全會，藉以形成組織約束效果的黨意......二中全會既湧現了近來的排共聲浪，也體現了孫以黨力為表、個力為裡，藉以平息容共爭議的主導思維模式

有關中政會成立的最大意義，曾否侵奪了中執會這一塊本即薄弱的權力尚屬其次，毋寧更該放在國民黨從「治黨」到發展「黨治」機轉的較長時程裡考察：它托庇於總理直領的權威，並將孫以往處在國民黨和廣州政權之間做為政治指導的個人連繫角色進行了初步組織化（即委員會形式）的加工，使能成為黨內「唯一討論政治」並促使中執會和政府實行之「機關」，有助於建立日後黨政聯繫渠道之體制化的前提基礎。

俄共委員制做為改組所想像的先進治黨模式，結合集體領導的形式、自下而上鍛造的嚴密組織體系，以及剛性紀律的行使，頗能符合孫中山強化黨基的設想

【总理】在實證經驗上並未遺忘「分之眾人」的改組本衷

研究蒋介石在北伐过程中对汪精卫、共产党态度的变化。看他如何一部部走向反共。 研究国民党一大前后的广州民国日报 从大本营政务会议到中央政治会议

1922~1923间，一般仅在国际新闻内使用“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阻碍我善政 一大宣传打倒帝国主义 外人干涉影响我革命 争关税反帝 反曹锟反帝 三八节反帝 圣三一反帝 美商强提兵工厂机器 为沙面炸弹案及苛例抗议

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概要： 此次之改组，其精神在于组织严密，及党员之训练两点。欲组织之严密，须有严密的组织法，故临时中央执委会议决了章程草案，并在广州市内及上海两地作章程本案试验场。且训练党员，尤应当以实际运动工作为训练课本，故广州上海之实地组织，刻不容缓。（P10）“又因依据党章草案所组织，将从前自上而下的组织，变成自下而上的组织，基础较为稳固。各位同志又多得机会从属于实际上运动，以扩充党的势力。”（P11） 党员义勇军正式转为本党军官学校。（P12） 邓泽如报告之广东党务，信息笼统模糊，连广州市党务情况都没有。不清楚去年党员人数。吹嘘恳亲大会，把大会变成游乐场，吸引新党员。（P15）又召开党务讨论会，研究改良党务办法。

一大开会词： 过去的奋斗，所谓各自为战，没有集合，没有纪律。 过去革命成功了，对于国家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建设。致于现在，我们已经得到了办法，所以开大会告诉大家。 这次改组国民党，第一件事是把党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 以后团结一致，把个人聪明才力贡献到党来。大家团结起来。各位党员精神上结合，第一要牺牲自由，第二要贡献能力。

中国现状及改组问题： 过去反革命参加革命党，破坏本党，搞坏革命，实因我们方法不善。若有办法，有团体来防范之，用对待满清的方法对待之，则反革命派必失败。

主义胜过武力： 我们没有像俄国那样成功，就是在没有好学问、好方法。大家各自为战去干，实在是不知而行。

关于宣言旨趣之说明： 我们革命没有彻底成功，原因大多是我们同志负担责任没有始终如一，所以不能贯彻革命主义。

哀悼列宁演说： 以前大家灰心时，我没有办法，只得一人起来担负革命的责任。现在有很多有新思想的青年出来了，人民的程度也增高起来了。【有新办法——有纪律——统一思想——有组织地团结奋斗——党员集体负责】 1923年12月，上海《民國日報》發文指陳國民黨只見「個力」而無「黨力」的事實，以致掛名黨員者雖眾，黨的主張卻無由實現。學者呂芳上認為這情形到改組改用委員制後才有所轉變。呂芳上，《革命之再起─ 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對新思潮的回應1914-1924）》（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頁536-537

闭会词： 没有革命成功，一是由于我们的办法不完全；二是由于各位同志不能同心协力，一致行动。这次大会订一个完全办法，划一同志的步骤，并议定党中的纪律，就是要大家能够实行三民主义。

中华革命党总章：强调党员才有参政权利；有明显的五权分立意图；支部为各地自治团体；分部发展壮大后可自立支部；可以完整容纳其它团体入党成为支部。【要求党员牺牲平等自由】

1919年国民党规约：不得跨党；（上海）本部——总支部——支部——分部；没有三权分立之类；总理由大会选举；设年度大会，但没写明职责权能；1920年修正：革命完成之前一切军国庶政由党负责；添加一宣传部 1920年又立中国国民党规约：总支部不是一定要设；分设四个部；其它大同小异。对下级部门职责没规定；有简单纪律。 1923年中国国民党总章：各省设总支部、县设支部、各镇乡设分部【相比之下，区分部更基层】；总务部、党务部（组织部）、财务部、宣传部（增加检查本党出版物）、交际部（新）、政治委员会（调查）、法制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农工委员会、妇女委员会；部长不纯由总理任命；本部设中央干部会议【干部不再是纯事务性工作，而是负责决策任】；【据说已大幅降低入党条件】

1923年总支部通则：2、直隶于本部，受本部监督指挥；4、总理任命1部长、1副部长；5、总支部参事由各县支部代表选举。但重要城市所设总支部参事，由本区全体党员选举；6、总支部可设政治委员会、农工委员会、妇女委员会、妇女委员会；7、各科长、干事、委员长、委员均由总支部部长呈请总理任命；9、设总支部会议；10、支部代表会议；12、经费由所属党员负担，办法由总支部自定。不得挪用入党金与常年捐。征收办法需经本部核定。

1923年支部通则：3、支部长、副部长由总支部部长推荐于本部，呈请总理任命；5、支部参事由各分部全体党员投票，呈报总理任命；7、设分部联合会议，由分部部长联合组织。

1923年分部通则：4、分部部长、副部长由支部长推荐，呈请总理任命；5、分部参事由全体党员投票，呈总理任命；7、设党员直接会议【无定期】

1923年通讯处通则：1、无总支部、支分部处，有20人以上者设置；4、处长由总理委任。【只是预备分部】

注意：1、支部人事任命权；【注意，李章达辞农民部长职，是向中执会请辞，非向中山】；2、中执会、中常会直接下达市党部之命令有多少;3、党员的投诉是呈总理抑或呈中执会，也是关键点

党以宣传为重——做宣传要有最便利的机关（党）——宣传的结果是招致许多好人来和本党做事 1、党的纪律问题——不听指挥（太自由，不能一致行动）——只想升官发财；2、党员不负担责任；3、组织问题——便于宣传——进行训练（党员奋斗，负责任，贡献能力，学习主义）——宣传主义（得民心）——有纪律

开始前先讲点广州地理，日本领事馆在花园酒店，当时广州最出名的日本超市吉之岛在天河城，两者以环市东路与天河路东西向直路连接，大概几公里的样子。路有护栏隔开南北，路中段北边，有一家在附近较受欢迎的日式餐厅。警察在花园酒店和天河城两个点布置重兵，路段内封锁不让行车，但沿路警察很少。警察的神态也较为轻松。

组织这次游行的事很早就公布了。大致而言，当时钓鱼岛问题引起，在民间有仿照2005年例子在918去日本领事馆示威的共识。有高校生互相串联，但当时一方面学校禁止，另一方面学生间氛围远没有今天红，所以学生没多少人。社会大众主要通过QQ群拉人。活动前后都没见到有人认领这次活动，可能不是报备的。参与的有一部分是有组织的，会有标语横幅国旗甚至衣服，但主体并没有统一属性。人群主体是外来务工人员，我见到的有不少应该是各种工人，他们声势上比学生要大得多。

人群在花园酒店聚集，目测可能超过十万。先在花园酒店门口喊了几句口号，当时还算平静，然后就开始向天河城方向出发。人群没有特别明显的统一着装，但有部分人自制了标语旗帜，有宁可千座坟也要收复钓鱼岛之类的。喊话主要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类的。

一开始走的时候还比较平静，在路南边走，走大概一公里左右到日式餐厅位置，先是一小撮人试图推倒围栏，然后很快一批青壮年男性加入，围栏被推倒，队伍对日式餐厅发起冲击。当日该店闭门紧锁，被青年彻底摧毁。此后游行队伍偏向北侧行进。此后队伍一路向东，除喊口号外还冲击一切看起来和日本可能有关的东西。那个被砸的店，原来生意不错，后来勉强恢复了一段时间就转手了。 推倒护栏前队伍比较密集，推倒护栏以后就相对松散。护栏倒下前，有一批应该是大学生之类的有组织的人在带领喊口号，护栏倒下以后外来务工人员就成了队伍比较靠前的主体部分，后面也就不怎么喊口号了，以动手为主。

很快队伍到达天河城，看见天河城警备森严，队伍越过该处，继续沿大路向东前进，到正佳广场位置，路口东北角有栋楼挂东风日产大型长条广告。群众一开始试图冲击该大楼，但由于该广告较高，且大楼保安严密，未能得手。

此后队伍再向前，在今天石牌桥地铁站南侧出口附近发现一辆挂使馆牌，属丹麦使馆的丰田车，大约二十到三十名青年上前徒手将该车掀翻。后来为此抓了一个号称带头的青年，但该人恐怕不是带头的。

在石牌桥太古汇附近，有一幢建筑悬挂本田汽车广告，离地约3至4层楼高。有一名男子在群众的怂恿下，徒手从外墙爬上，将广告拆下。广告随后被群众撕碎。人群中爆发出阵阵欢呼。 在同一个路口东北角，有一间佳能专卖店，当日闭店。群众一开始试图冲击该店。有个青年在队伍冲击周边的时候，手举一张写着“理性爱国”等四个大字的纸张，两次站在队伍前面，试图阻止队伍继续冲击。青年两次被人拉下来后就被淹没在人群里，似乎没有被打，但拉拽也导致一点伤。该店最后没被冲毁，因为所用门与锁较为结实，片刻撞不开，群众即放弃。

石牌岗顶是广州电子产品集散地，日本品牌不少，不过由于提前防备，反而受到的冲击没想象中大。当时应该是提前告知了，又特别限制游行不许带工具，所以实际损失不大。队伍从下午大约3点左右出发，到佳能店处已经6点多，很快入夜。队伍继续向前，大约在未到中山三院位置就散去。队伍散后我又从东向西走，到花园酒店附近，就看到大量“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标语出现。

本次游行与2005年发生在广州的反日游行相比，有一定不同。2005年的游行群众娱乐心态较为突出。当年政府管控力度稍强，警察较为严肃戒备，有警察到场来开宣传车广播，内容大致为“虽然理解各位的心情，但也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希望大家表达完情感以后就好赶紧撤离”。因此虽在天河城正门有不少人焚烧日本国旗，但整体破环相对较小。2005年游行期间，附近有围观群众还能讽刺说“就那么一个小岛还要闹得这么厉害”，这在2012年也是不可想象的。

【按此文乃吾之网友所撰。他/她认为有必要为世人留此记录，惟不知应发表与何处，故由吾代发。】

paper.wf这个站坏了大概2个月吧。本来放弃了，现在它又recover了？ 这个站连管理员都联系不上（没联系地址），实在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