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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危机：80%以上的大豆需要进口

距离淮河100公里左右的宿州，5月下旬就已经是金色的景象。天空湛蓝无云，白亮的日光直晒到小麦上，晃得人眼睛睁不开。秦岭淮河是中国的南北分界线，淮河边上的宿州，耕作制度是一年两熟。南京农业大学盖钧镒院士的团队，今年要在这里种300亩地，进行不同目的的大豆实验。

88岁的盖钧镒院士顶着灼人的烈日到试验田里来考察。他的团队今年要在这里种300亩地，进行不同目的的大豆试验。他穿了迷彩马甲，拎着一个文件袋，腿脚已经不像壮年人那么灵便，精气神却很好。他从前都是一个人到处出差，最近几年学校里实在不放心，派团队里年轻的老师陪着他。盖钧镒在东北、山东、安徽、海南等地有试验站，他都亲自到地里去。不出差的时候，他每天早上8点半准时出现在办公室里。去年体检，他被查出心率过缓，要安装起搏器。他把住院手术安排在了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学生觉得他在医院过中秋节太冷清。他却说：“中秋节在哪儿过都一样，还是趁着假期把手术做了，可以少耽误上班时间。”

育种极其需要耐心，一个品种从杂交到审定需要数年的时间。育种也极其需要面对挫折的能力，候选种子要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淘汰。盖钧镒在宿州的试验田，今年有F5代的种子。F5代的意思是：杂交之后的大豆是F0代，6月份种下，10月中旬收获。10月份以后到11月15号，育种家们选一部分表现突出的品种，拿到海南去播种，2月份收获，就是F1代。F1代再拿回到北方来种。这样交替种4年，品种才能稳定。如果没有海南的加代，育种的时间还要翻倍。

盖钧镒是我国大豆领域唯一一位院士。他没有享受人生夕阳的闲适，反而在争分夺秒地做这个长周期、高失败风险的工作，因为我国大豆的需求缺口太大了。2023年，我国大豆进口量为9940.9万吨。参考我国大豆近年来的总需求量1.1亿吨的数字，也就是说80%以上的大豆需要进口。盖钧镒做大豆研究超过60年，80%的缺口让他认为事态严重又棘手。我在他稍微有些空闲的时候，去办公室找他。他一边帮学生看论文，一边跟我说话。当我问他，如何全部解决9000多万吨大豆缺口。他转头看着我，声音里有焦灼：“种出9000多万吨大豆，需要至少六七亿亩耕地。目前是解决不了的。我们国家有18亿亩耕地红线。农村农业部排来排去，他们也很为难。现在我们能够排到1.5亿亩地种大豆，基本上保障2000万吨食用大豆已经是极限了。”

如果按照资源禀赋的理论去分析，进口大豆是经济的。大豆却不能只算经济账。全国政协参政议政特聘专家、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原主任王宏广教授，曾经在科技部农村司、农村与社会发展司工作。他在《中国粮食安全：战略与对策》一书中写道：“近年来，中国大豆总产量保持低水平状态相对稳定，进口依存程度持续上升。这其中，巴西和美国进口大豆占比曾经高达94%。2018年，中国从巴西进口大豆6610万吨，占大豆进口总量的75.1%；从美国进口大豆1664万吨，占进口总量的18.9%。大豆进口对单一国家的高度依赖和国际粮食供应链的不稳定，无疑增加了中国粮食安全的潜在风险。”

主粮安全，饲料粮不安全

进口9000多万吨大豆，是一个看似违背我们生活常识的数字。全国人民要喝多少豆浆、吃多少豆腐，才能消耗得了如此天文数字的大豆呢？其实，这些进口大豆，一个用途是榨油，一个用途是做养殖业的饲料。大豆和玉米一起，是最主要的饲料粮。

关于大豆自给率的降低，盖钧镒曾经跟政策研究部门探讨过。他说：“我们对进口有顾虑，因为会对中国大豆生产有影响。他们主张进口。进口大豆用在饲料粮上，解决我国的肉食问题。现在我们到处都可以买到肉，从前不是这样的。农民一年养一头猪，到过年杀了之后，还要邻里之间共享。农民是吃不到多少肉的。所以，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大豆可以进口了，实际上解决了大家吃肉的问题。”

“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可以量化的。王宏广说：“这里面有一个概念叫作肉料比，就是饲养畜禽增重一公斤消耗的饲料量。30多年前，我念研究生的时候，我们吃一斤牛肉，相当于吃掉8斤粮食；吃一斤猪肉，相当于3到4斤粮食。现在科技进步，不需要消耗那么多，但是牛肉也大概在1∶7左右，猪肉在1∶3到1∶2.5，鸡肉在1∶2左右。我们喝的啤酒，也消耗粮食。”我们过去总说的“解决温饱”，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规定，是每年粮食占有量人均400公斤。过上好日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没有明确的数字。王宏广去查了一下“日子过得不错的发达国家”，生活水平是怎么样的。他说：“美国等国家差不多人均粮食占有量在800公斤到1200公斤。我们不要胖出病的话，’吃好’的参考值在800公斤。”

2023年，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493公斤。跟王宏广计算的“日子过得不错的发达国家”800公斤参考值，还有接近300公斤的差距。粮食再折算肉蛋奶，差距更直观：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中国人均牛肉消费量大幅度低于阿根廷、美国、巴西等畜牧业发达国家，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023年，中国人均奶类消费42.5公斤，仅达到全球平均水平的37%。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年）》推荐量相比，仅相当于推荐量的22.6%到37.7%。

维持现有的饮食水平，已经需要大量进口了。王宏广说：“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数据是说自给率98%，这是水稻和小麦的自给率。”粮食还有隐性安全的问题，就是饲料粮、种子用粮、战备储粮等等。王宏广说：“2019年，中国14亿人口，吃掉了近29亿亩耕地生产的食物。我们自己只有接近20亿亩耕地，相当于海外有10亿亩耕地在给我们生产食物。吃好，需要依靠大量进口，特别是大豆和油料作物。如果海外10亿亩的粮食不进来，我们就保证不了现在的饮食水平。”

于是中国农业，在某种程度变成了数学题。在限定的土地面积里，根据每种作物的重要性、产量、经济价值等因素进行排列组合，达到最高的粮食总产量。为了维持温饱线和口粮自给率，水稻和小麦的耕地面积就要保证。饲料粮里，玉米和大豆虽然要搭配在一起喂禽畜，但它们是争地的一对儿。王宏广说：“从东北到西南，大豆跟玉米的生长季是重合的，5月份播种，9月份收获。”玉米产量高，经济效益高，它占的耕地面积就越来越大。

现在我们的口粮消费已经减少了，口粮自给率又高达98%，是否能够调整种植结构，把耕地向饲料粮特别是进口量最多的大豆倾斜呢？王宏广说：“不行。大豆的平均亩产是132公斤，水稻平均亩产350公斤到400公斤，玉米平均亩产400多公斤。如果把耕地换给大豆，我们的粮食总产量就下来了。这20年来，粮食连续丰收，就是不敢种太多大豆，把大豆的任务交给进口才实现的。”

提高粮食产量，需要超级种子

中国粮食的困境就摆在这里，怎么解决？首先的选择就是研发和使用“超级种子”。国投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和控股了数家生物科技的种业企业。董事长王维东说：“我们研究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怎么解决，现在18亿亩耕地红线是确定的，不能再减少了，增加太多也很困难。这些地要使得粮食再增产，主要依靠更优良的种子，科技创新是主要出路。”今年年初，农业农村部一号文件，也提出了加快推进种业振兴。

中国人有受益于“超级种子”的经验。袁隆平院士在给王宏广写的序言里提到：“依靠科技不断提高粮食单产是我国粮食增长的根本途径。”他举了杂交水稻的例子：“在近50年的时间里，我国水稻亩产从400公斤到1110公斤连续跨上了8个台阶。截至2019年，杂交水稻在国内累计推广15亿亩，增产1.4亿吨，每年可多养活8000万人。”杂交水稻是口粮的主要品种，它的自给水平很大程度就决定了口粮的自给水平。我们现在的“口粮安全”，杂交水稻的发展功不可没。

从世界范围看，杂交之后，育种出现了转基因技术。因为生物安全的争论，中国消费者并不完全认同转基因，产业化谨慎又缓慢。2008年，我国启动了国家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为期12年，投资250亿元。在此期间，中国转基因技术取得了巨大进展，数以百计的田间试验被批准实施。2009年，农业部发放了三张水稻、玉米转基因育种安全证书。此后停滞了10年。2019年，农业农村部再次开始发放大豆、玉米转基因育种安全证书，并在此后保持每年颁发的频率。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农业农村部在同一年启动了转基因玉米和大豆的试点种植。

除了转基因，育种领域还有一项受关注的新技术是基因编辑。2023年，农业农村部颁发了第一张基因编辑产品的安全证书。这个科研团队的负责人是美国科学院院士朱健康。王宏广十几年前也开始关注了这个新技术。他说：“我2010年给有关部门介绍朱健康的时候，就明确讲，他的技术跟当时的主流技术不一样。他能找到增产的基因，或者让作物不得病，说白了就是让作物剔除坏的基因，留在里面的都是好基因。这个还没有进行大规模生产，因为试验还没做完，还不允许商业化。”

种业“卡脖子”的，不仅仅是技术

现在特别流行说种业是农业的芯片。就像企盼先进制程芯片被攻克，国产手机就能卖爆一样，大家寄希望于某项科技被推广，粮食问题迎刃而解。国锐生物首席科学家鲍晓明博士，入选了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在研发和市场两方面都很有经验。他说：“育种行业的落后，不存在‘卡脖子’，它不仅是技术攻关问题。它是个系统性问题。种业发展，不是靠一种灵丹妙药就能解决的。”

鲍晓明从前在美国种业巨头，先锋公司工作。他为了推广生物育种技术而回国。“中国当时生物技术和商业化还没开始做。美国已经有了成型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如果把它们用好，对中国农业有很大的帮助。”鲍晓明说。他的职业生涯是在高度市场化和商业化的美国公司开始的，等他回到国内，发现美中两国育种产业的土壤是完全不同的。

育种的研究机构首先就不一样。我国88%的农作物品种由科研教学单位选育，作为市场主体的种子企业仅占12%。美国的育种研发主要在商业化公司。从长远上看，育种是一个周期很长的研究活动，科研项目不利于积累。从短期看，科研项目规模小，成功率受影响。盖钧镒是改革开放第一个到美国做访问学者的大豆专家。他说：“育种需要大面积的试验。在美国的话，一个公司在各地都有试验场，面积也很大，做试验成功的概率就高。相比之下，我们在学校做育种，规模很小。”规模小，影响试验结果。鲍晓明说：“杂交、亲本选择的范围、杂交规模都影响最后的结果。育种要挑出差异来，科研体制的项目，规模那么小，它的变异率很难看出来。”

中国的种子企业，跟美国也存在很大的差距。中国种业的产业化比发达国家晚了几十年，种子企业小而散。王维东曾经系统地梳理过中国种业产业链。他说：“中国地域太辽阔了，气候环境土壤都不一样，可能一条河就分隔出两个气候，种的种子是不一样的。这样细化下来，种子公司就特别多，一个县里可能就十几家。中国种子公司大概有7000家，但有科研能力的大概不到100家。中国排名前15的种子公司可能掌握了不到20%的市场，但在美国前5个公司就掌握了60%的市场。中国需要一个契机来重整种子行业，让大公司成长起来。”

种业的客户是农民，但农民不种地了

因为科研机构跟商业公司的区别，鲍晓明回国直奔企业。他最开始是先正达（中国）的技术负责人，后来担任了大北农生物技术公司副总经理。大北农生物技术公司隶属于国内头部的农业高科技公司大北农集团。

进入到商业化公司里，鲍晓明发现，美中两国种业的客户，即使都是农民群体，特点也非常不同。美国走的是农业工业化道路。中国是小农经济。根据我国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小农户数量占农业经营主体的98%以上，占农业从业人员的90%；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0%，户均经营规模7.8亩。2018年流转的承包地面积仅占家庭承包经营面积的37%，规模化经营度低，规模效益低。

两种不同的农业模式，使得两国农民对育种科技的感知是不一样的。鲍晓明说：“农村当年分地的时候，好一点的地全村每家分一分，差一点的地全村每家分一分。每一块地都是很小的地块，规模化就做不起来。这种情况下，好的种子卖得贵，农民可能连甄别能力都没有。亩产700斤还是800斤，对种10亩地的小农户来讲收入能差多少？美国的情况不一样。美国农民可能要种几千亩地，亩产提高一点，规模大，效益就增加很多了。”

甚至衡量种子的基础指标——“亩产”这件事，对中国农民来讲就是模糊的。小农经济是非标准化的。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吴存祥经常要到农村去做技术指导，他说：“如果是我种一片地，我要把面积量得死死的，然后拿收割机去认真收，把粮食卸下来之后，水分调到13%，杂质去掉，然后计算这些面积出了多少豆子。广大农民朋友基本上不算那个，大家都是这一堆多少、那一堆多少，你家的堆大、我家的堆小。产量并不是很严格的。他们也希望产量高，但不会认真去了解。可能老百姓更关注粒儿大还是小、颜色是不是好看、皮是不是浅皮儿。”

中国还有一个特别之处，缺乏职业农民。鲍晓明说：“年轻人已经不种地了，种地的都是年纪大、城里已经打不了工的老年农民。中国的小农户现在很少是靠种主粮养家糊口的，说白了，农业是副业。这种情况下，种地的投入产出多少，没有那么重要。”鲍晓明的观察很敏锐，种粮的比较收益是持续下降的。农民种粮与打工收入比从2005年的1∶5下降到2018年的1∶10以上。

我在宿州遇到一位网约车司机，他提起家里过几天要收小麦就情绪激动。他告诉我，收小麦要占用他两天时间，就影响他跑网约车挣钱。他其实不用干农活，有收割机。他的任务是开拖拉机等在地里，但他觉得这也很苦。“又热又晒一天要喝5瓶水，太累了。”回老家开网约车之前，他在义乌的工厂里打工，一直做到小领导的位置。“我的工作，上午没事，吹吹空调，打游戏，下午工作一下。晚上，大家一起打牌喝酒，应酬一下。”他说。他既不擅长也不想干农活。

这不是特例。王宏广在他的书里，总结中国粮食安全遇到的挑战时写道：“年轻农民不愿意种粮，缺乏种粮热情。由于农业劳动力劳动强度大、工资低，缺少城市‘五险一金’保障，加之农村教育、卫生、文化、体育与娱乐等生活设施严重滞后，年轻人纷纷涌向城镇就业。50岁以下的农民很少愿意种粮，怎样激发种粮热情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种业振兴，全产业链的发展

全球性的种业巨头，是经过近百年的市场竞争、淘汰，成长起来的。中国等不起这么长时间。因为等不起，可以利用资本的力量加快发展速度。但是，农业有特殊性。国投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维东说：“农业科技投资大，研发周期长，回报率低，而且它还有风险，所以一般情况下，资本不愿意投农业。”

国资入场了。王维东担任董事长的国投种业有限公司是2023年9月注册的，但已经投资了数个生物育种、数字农业、秸秆利用方面的科学家和研究团队。国投种业的母公司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农业和农村是国投集团的重点工作。王维东在担任国投种业董事长之前，是国投创益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这家公司受委托管理着两只国家产业扶贫基金，并且在脱贫攻坚任务完成之后，转向乡村振兴。

国投创益最近几年投资聚焦现代农业、清洁能源等乡村振兴急需的行业。王维东说：“我们的理念是科技协同、金融孵化、产业发展。我们和科研单位做协同，我们资助他们研发。他们有发明创造，我们共享。实验室的科研成果，我们用基金手段投资来孵化。等发展到产业化的时候，我们的产业公司来投资。围绕乡村振兴，我们前期调研了非常多农业板块的科研单位和高科技企业，发现生物育种是产业的制高点。它也是非常薄弱、迫切需要发展的产业。”

王维东对投资的企业有布局。国投创益参股的第一家种业高科技企业是大北农。他们也投资了鲍晓明。鲍晓明的团队在国内很领先，王维东对他的期望是做3～5年后中国生物育种行业新一代技术的储备。跟鲍晓明的背景类似，国投创益投资的隆平生物技术公司创始人吕玉平博士，也是从美国回来、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支持计划的科学家。他曾经担任美国Ceres公司首席科学家、先正达（中国）运营总监。

针对国内育种研究的主体是科研院所的现状，国投创益来组局。科学家可能不擅长开公司，种业企业利润有限，风险较大，也很难吸引科研人员离开事业单位到企业去。王维东把科研和产业往一起推。粮元生物是国投创益跟中国农业大学、赖锦盛教授团队合作的公司。赖锦盛教授是国家玉米改良中心主任、农业农村部玉米生物学与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主任。这个团队分别在2021年底和2023年初获得两张玉米转基因的安全证书。国丰生物是国投创益跟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的企业，首席科学家王磊教授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计划、863计划等国家重点专项研究的主持人。国投创益战略投资的瑞丰生物，创始人沈志成是浙江大学教授，曾经担任过先正达公司研发高管。他们研发的“瑞丰88”是原始创新的成果，国内外目前没有同类产品。

解决土地碎片化、农民不种地的探索

盖钧镒在宿州的合作方是宿州华升生态优先责任公司。这也是一家国企，隶属于宿州市乡村振兴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这家集团是宿州市政府发展农业的平台。宿州华升的业务是为农业技术研发提供应用场景。它跟包括南京农业大学在内的，很多国内农业科研机构和企业有合作。所谓应用场景，就是农业科研用土地和服务，包括育种、育种之后小块田试验、大块田试验、肥料方案、灌溉方案、农机管理方案等等。土地是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从当地农民手里租来的。

这片农田上现在已经建好了数字化农业的设备，相当于一个高科技的户外试验室。总经理刘强说：“我们是空天地一体化的设施。空中是我们跟卫星公司合作，每10天会遥感一下我们所有地里不同作物生长情况。我们还有遥感无人机，根据作物生长不同周期，正常是每3到5天，收集一次数据。在地里，我们的作物表征机器人，能够对作物表现状况进行实时检测。比如说，有了这些数据，我们不用等到叶子发黄、植株发黑了，才知道作物生病。通过监测和数据，在生病初期，我们就能发现，然后及时采取措施。”

华升农业的收益是，销售科研副产品和种子转让分成。但这个行业总体讲既没有快钱，利润也有限。宿州市政府投资成立宿州华升，有其他的想法。刘强说：“我们最早的想法是从农村发展角度出发的。目前土地碎片化严重，很多农业科技得不到应用。因为土地在千家万户的手里，每户人的地是非常少量的，地里收入很微薄。老百姓对土地的收入不那么敏感，对新技术投入的积极性也不高。”农村还面临着老龄化的问题。刘强说：“现在年轻人不种地。种地的农民很大一部分是60岁上下的人。再过10年，他们未必还能干得动。土地可能会出现一定面积的抛荒，那粮食产量怎么保证？我们要提前做一些探索性的工作，尝试接盘。”

稍微了解农村的人，可能会觉得土地流转就能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宿州这样的地方政府，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对商业公司大规模从农民手里租来土地经营，很谨慎。刘强说：“土地高度集约之后，资本的逐利性会不会损害农民的利益？这是有社会风险的。比如说像我们地区人均耕地不多的情况下，我们目前农业数字化覆盖的3000亩土地涉及1000多口人，将近600户家庭。一旦出了问题涉及几百户家庭，谁来兜底？”

良种需要良作配套，教农民标准化种地

短板并不仅仅在育种技术上。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吴存祥说：“产量低实际上反映出很多问题。比如说，第一个，可能品种的产量潜力就比较低；第二个，可能栽培水平有问题；第三个，可能我们的机械水平也不高。”

良种需要有耕作技术来配套。比如大豆领域，今年一个重点工作是密植。若干研究员发论文讨论大豆耐密植品种。但是，大豆一旦撒到地里，情况就复杂多了。吴存祥说：“我们国家大豆种植密度跟国外相比差别很大，这其中有很多原因。密植要求苗要均匀，抓密植首先抓匀度。需要种子精选技术、种子包衣技术、精密播种技术，还需要比如水肥一体化设施等等，种子、技术、农机，各方面要配套。”

为了解决小农经济的非标准化，2007年，农业部成立了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这种产业化，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国式的农业工业化。一线的工作者对此持保留态度。宿州考虑的是土地流转带来的社会风险。吴存祥作为产业技术科学家，则是从种植条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出发，认为中国没办法照搬。他说：“我们有一句话叫规模化决定机械化水平，机械化决定技术到位率，技术到位率实际上就决定产量和成本。但是，咱们国家是大国小农，很多地区达不到美国农场的条件。美国土地资源丰富，一年种一回。咱们东北地区一年种一回，跨过长城地域之后，一年两熟、一年三熟，要考虑中小地块的生产问题，考虑不同季节、不同气候生态的生产问题，考虑不同地形的生产问题，我们要做的科研比国外可能更难一些。”

育种在中国，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复杂多样的局面。东北主产区、黄淮主产区、南方主产区、西北主产区，存在的问题都不一样。吴存祥说：“东北地区需要大型机械，黄淮地区需要中型机械，南方就需要小型机械。我们先选型，看看农民们现有的机械能不能通过换部件、改装，来适合大豆生产。如果没有合适的机械，我们再进行研发。比如南方使用的一种水稻收割机，我们给它的拨禾轮转速调整一下参数，更换筛子，调整间隙，让它尽量适合大豆的收割，做到一机多用。”

吴存祥在各个大豆产区里的“学生”，不像坐在大学教室里的那样水平背景相当。他说：“我们现在主要抓种植大户，他们面积大，单产水平提升对整体贡献大，学习的积极性就高。这些人挣到了钱，也会继续推动土地流转。”除了大户，他也会碰到小农户，或者文化水平低的农户，吴存祥就得用他们感兴趣的事情、说话方式去普及技术。他说：“我得把技术说得简单。种子包衣一亩地才4块钱，包完立马苗就出得很好。你看见虫没有，虫很厉害，看见了就要打药。秋天收成就有保证了。”

种业振兴，看起来是一个追赶国际先进技术和产业发展的问题。但是，在中国农村的现状下，它就像要提起一块豆腐，只在一点着力是提不起来的。需要的是通盘的发展和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