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ialrecord

展开全文

国考面试没过,赵琳琳躺了两天,不想吃喝。两天后,她爬起来继续准备选调生考试。

待名单公布,她的名字赫然在列。喜讯蔓延得很快,爷爷逢人就讲。村里有人不信,嚷嚷着要去查一下这姑娘是不是在胡说。查过后,众人信服,家里人也真正放了心。

那是2016年,赵琳琳即将从一所二本院校毕业。她通过校内层层筛选报考,又努力备考成功,成了所在学院内唯一上岸的选调生。

这是全村都骄傲的稀事、长辈们口中的“安乐窝”,周围人都说她的前途一片光明,她也这么以为。

县城是年轻人逃离“北上广”的退路,这里生活节奏慢,似乎更适合“躺平”。

和赵琳琳一样,接受过高等教育后返回县城的女孩还有很多。她们之中不少人从小被教育,不要离家太远,要稳定下来。她们见过世面,又回到县城,背后的原因有很多,但最终路径往往很相似——“考编”是默契的首选。

回县城找份“正式工”

有人说,县城青年的成人礼,是一张通往发达地区的车票。生活在小地方的人,或多或少有过对大城市的向往,青海人叶欣也一样。

她回家的理由很简单,一对逐渐年老的父母,一个独生女的身份。去城市打拼的想法就此打消。

“都回家了,还是得有一个编。”叶欣说。这也是许多女性回县城共有的想法。

县城职业存在一条分水岭,以是否“带编”划分。带编制的工作在最顶端,是受长辈认可的“正式工作”。其余的“无编”工作堆在下层,往往只被视为“打工”。

叶欣只想往上爬。2022年,毕业回家后的第二天,她就开始听课刷题,从早上9时至深夜12时。那段时间,她的神经变得敏感脆弱。每当听到周围有谁上了岸,无形的压力便会扯断理智,情绪瞬间崩溃。

她先是考上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在省广电局。但这份工作没有编制。为“求一个稳定”,她不能停止复习,只能在上班间隙抽空备考。后来,她顺利通过事业单位的面试。

刘娜同样是独生女,为离家人更近而回家。

2021年,她从上海的一本院校毕业,回县城体制内就业本不在计划之内。但大四那年,父亲病重,母亲盼着她回家稳定下来。

她只复习了两个月,这期间,仍持续投递简历,拿到了几个offer。未曾想一战告捷,她考上了滁州县城乡镇的公务员。

当时,上海某国有银行给出的年薪大概14万元。看着大城市高昂的房价,她觉得工作一生恐怕也没法在当地买房;加上想照顾父亲,她回了家。

老家没有网红景点,没有高档商场,没有“快乐老家”迪士尼。但很难说是不是因为年龄长了几岁,现在的她,正好也玩不动了。

她的乐趣成了逛小超市、步行街。县城里的两个电影院,周末都空荡荡,只有到了节假日,才像是突然恢复了生命,注入一批年轻血液。休息日一过,整个县城又陷入枯竭。实在闷得不行,她就花一个多小时,打车去市里逛逛商场。

县城生活是相似的,叶欣和刘娜不同,她常觉苦闷。上岸后,她被分配到了异地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离家100多公里。那里的海拔比家乡更高,刚上班那会儿,她时常失眠。

睡不着的日子,她只能在屋子里干躺着。这里没有夜生活。到了晚上,她不敢独自出门,即使出门也没有去处。

在当地,过了傍晚6时,学生们放学回家后,街上的店铺就拉下门闸。原本就不热闹的县城变得更加冷清,没几个行人,徒留几盏路灯闪着微光。

叶欣曾以为未来的日子会闪闪发光。现实是,身上原有的锋芒所剩无几,就快和那些路灯一样。

“老破旧”是她对这座县城的印象,“20年前啥样子,现在还是啥样子”。当地的发展给她感觉像是停滞了很长一段时间,更令她意外的是,这里没法叫外卖。饿了,只能去食堂,或到附近的饭馆解决。吃了一年多,她早已感到腻味。

同样乏味的,似乎还有那“能一眼望到头”的未来。

叶欣居住在单位提供的二人间。那是由办公室改造成的小隔间,里头放了两张床,就成了宿舍。屋内没有洗漱晾衣的区域,厕所今年才安上了热水器。

狭小的空间没有隐私可言。有时想运动跳个操,舒展不开。甚至一打开宿舍门,就可以直接办公。周围的环境反复提醒她:“人生大多数时间就是在办公室了。”

在办公室的人生

许颖一天的时间,确实都耗在办公室里。我们的采访延后了一次又一次,理由都一致:工作没做完,得加班。

曾经,她对体制内的印象停留在“一张报一杯水”,舒适且稳定;“上岸”后才发现,工作并不轻松。

体制内的忙碌,视单位和岗位而定。一份旱涝保收的工作,可能得用无限延长的加班来换取。表面看清闲的朝九晚五,背后也可能是零碎的事务、浓厚的形式主义之风,和无法拒绝的私活。毕竟没有人可以躺着赚钱。

“绝大部分公务员都并不轻松,特别是在基层的年轻公务员。”许颖有着避不开的加班和内卷。

五一返工的第一天,她加班到了晚上10时以后。实际上,她的下班时间几乎每天如此。堆积如山的文件,写不尽的材料,有时回过神,已是深夜十一二时。

本科毕业前,父亲意外离世,她收心回家,到重庆东南部县城做公务员。抱着学习心态,她满怀激情闯进办公室。然而,回看这6年时间,工作带给她的好处仅剩稳定。

原本开朗的她变得内敛沉默,和亲朋好友一起,却常无话可说。她的私人时间被榨干,熬夜成了习惯,即使有了休息时间,仍会熬到深夜。慢慢地,身心开始出现故障,“颈椎出了问题,精神状态也很差”。

许颖目前负责文字材料工作,“非常内耗,也不喜欢,想申请换岗位,但领导不同意”。对未来的期待随时间流逝,一点点被磨光,她越来越怀疑当初的选择。“为这点工资这么辛苦,值得吗?”

但在另一边,同样是在体制内,加班并不是叶欣的工作常态。

叶欣一天的时间分为四个节点:8:30、12:00、14:00、17:30,分别对应上班、午休、结束午休、下班。到点了上班,到点了下班,几乎不拖沓。但这份工作也说不上轻松。

除了本职工作,像她这样入职不久的年轻人还要做更多。例如,不时参加的岗位培训,“在本省内的两三天,去外地的一周左右”。额外的工作琐碎而密集。

她每年要交一篇课题和论文—还要查重,每月得交一次工作信息报告,写部门组织参与了什么活动,并放上内网,“被采纳了有60元钱”。

中央严历批评的形式主义,叶欣深有感触。“现在要无纸化办公,但是又要所有资料都留档。”她说,一些痕迹“不考虑真实性,有就行”。曾有一次巡视整改“回头看”工作,“要把十年前的资料全都补齐,甚至是十年前的会议记录”。

十年前,叶欣还在读初中。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开了什么会,她根本无法弄清楚。

让她疲惫的是,大量形式主义工作压在肩上,她不想干,但又无法逃脱。

近期频繁举办的活动最让她头疼。一个月有三四次演讲比赛,“上周刚举行完,这周又要”。如果不办演讲,就有植树、慰问这类活动顶上。这些活动通常由年轻员工参加。单位里三人轮流上,掉到个人头上的频率是“几乎每月都要参加”。

“单位希望年轻人是个六边形战士,又要干好业务,又要多才多艺。”年轻人没有拒绝的选项,“一般都是被迫参加”。摸爬滚打一年后,她觉得自己学生时代的灵气荡然无存,“人都变丑了”。

在鲜有人知的社交账号里,叶欣喜欢可爱的“黄油小熊”表情包,幻想告别地球,去银河系吃零食。而她用于工作的账号,名称取得板正严肃,只为在工作岗位上“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这是她假装大人的路径,可“当大人太难了”。

工作之不易,在刘娜初入体制时最能感悟。

那会儿,“(饭桌上)只要有干服务的差事,就是新来的那两三个人”。转桌、倒酒、倒水、接菜,“一条龙”,她调侃自己是“来乡下做服务员”。

曾有一次,市领导下乡考察调研,一伙人到农家乐就餐。五六桌领导,十来个“小年轻”被要求上场,“两个人负责上一桌,一个把菜从厨房端门口,一个端桌子上,提前洗水果、切盘,烫餐具,摆好公筷。”领导吃饭,他们上菜。待人吃过离开后,他们才有机会上桌吃饭。

这样的活是看得见的。遇上不自觉的领导,看不见的活可能各不相同。例如刘娜刚入职时,领导会要求她干私活,“给他写了一学期的党校研究生作业,他借调去市直期间,我还给他干他在市直单位的活儿”。

刚走出校园的她第一次遇到这种事,不懂拒绝,也不敢拒绝。

赶不上的消费

无数次感到“欺生”的瞬间,刘娜都想一走了之。但家庭条件不允许她这么做。

刘娜出生于农民工家庭。她毕业回家半年后,父亲去世,留下母亲和她相依为命。55岁的母亲没有工作,还有五年才能领退休金,依靠她维持着家庭的基本运转。

今年,县城“文艺复兴”。漂一族回家过年,遇上了消费阔绰的“小镇贵妇”和“县城婆罗门”,享受着有钱有闲有品位的生活。

刘娜也看过类似的文章。她还在网上看到过当地的山姆代购,受众有着共同标签,“家庭条件好,全款车房,工资当零花钱”。

横亘于县城和城市的壁正逐渐被打破。过去驻扎城市的品牌开进县城,一些县城没有的东西,只要有能力,也能买到和城市一模一样的。两三百的榴莲不眨眼购入,几百的樱桃一箱一箱买,相比一线城市,这些县城年轻人有钱有闲还敢花。

殷实家庭是县城生活的秘籍。缺乏家庭支撑的刘娜,无力追赶消费潮流。

这两年,母亲患病,得每月一次往返于上海看病,光路费就得七八百元。而到手的月薪不到5000元,加上年终奖,一年大约7万元,她不敢花。

工作三年来,她的生活质量没有明显提高。“靠工资生活,我还不如在上海理发店打工的堂哥。”消费谨慎,但她也没存下什么积蓄。

“县城除了房子便宜,其他什么都不便宜。”刘娜所在的县城,薪资水平比大城市差了一截,物价却和一些城市接轨。逛街看中的裙子,一条可以卖到两三百,春天的薄牛仔裤也能卖到200元。

更多开销无法避免。家里水电燃气费,冬天平均每月要交三四百元。和朋友聚餐,一顿火锅一次烧烤,或是一餐常见的中餐,两人下来多是150~200元。

她没有买房。和一线城市相比,刘娜家乡的房价低不少,“高层5000元/㎡,洋房6000元/㎡”。可当地普遍收入三四千,更低一些的,如超市员工只有两千多元。对不少人来说,在县城买房这件事已经有些困难。

这是刘娜所在的县城。若到许颖的家乡,会发现房价一点不便宜。

那是一个经济不景气的县城,可选择的职业不多。除了公务员、教师、医生,剩下的就是服务行业、销售之类。但这里,房价涨到了均价七八千一平的地步,一些好地段的二手房,也能开出每平方米1万的价格。

看着每月到手的六七千元,许颖只觉得无力。

“身份”匹配

考编不易,工作难,消费也不上不下。有人会说,结个婚吧。

婚恋,是女性回县城后难逃的话题。进入“体制内”的女性,生活趋于平静,婚恋更早早被摆在台面。

有学者在中西部欠发达县域做过调研,发现县域“剩女”具有明显的“体制内”特点,并且她们正越“剩”越多。这与县城体制内男青年的数量和质量稀缺有关。

刘娜被介绍过几个相亲对象,但都无果。难以抽身的婚恋压力,更让今年26周岁不到的刘娜陷入年龄焦虑。按照县城的虚岁说法,她已经27岁。和她一般年纪的同事,要么正恋爱,要么已经结婚,剩她孤零一人。

她渴望拥有一段稳定的恋情,可县城圈子窄,性格“被动”的她没有太多结识新人的机会,社交仅限于同事及初高中同学,新人都靠介绍。

在县域社会,许多人寻求“门当户对”,手握编制的男女,通常会走上同一张饭桌。

熟人给刘娜介绍的相亲对象,都是县城“工作稳定”的一员,不会脱离体制,也不会跳出县域。

通常情况下,县城体制内外很难结婚。“身份”不匹配的恋爱,轻易就会结束。

赵琳琳的一位女友人,曾和一个带有“教师编”的男性交往,感情不错。但到了谈婚论嫁时,俩人却突然分了手。赵琳琳询问原因,才知是女方在当地一家企业上班,没有编制,遭男方父母嫌弃没有正式工作。一段姻缘就此作罢。

身份要匹配是一方面,年龄同样重要。回到县城的女性会被贴上“价值标签”,随年龄增长而“贬值”。一旦迈入县城语境中的“大龄”门槛,“媒人”眼中的可匹配优质资源就少得可怜。

32岁的赵琳琳,正处于这样的大龄未婚境地。刚入职时,不断有新的资源涌到身边,而现在,“媒人说像我这么大年纪的单身男性对象很少了,没有合适的”。

对方是否有编制不是赵琳琳“成家”的必要条件,“有更好,没有的话也行”。她只希望双方差距不要太大,有相似的智识。

但她发现,这样的人同样稀缺。大学毕业后回流老家县城的男性并不多,更多人没有上过大学,早早在外务工。担心学历悬殊的两人会没有共同话题,她不愿将就。

刘娜还是希望找一个有编制的人,至少保证1+1不小于2。对象难找,她计划参加市里的遴选考试。“市里各个单位的人可能更多一些。”为此,她还一边读了个研。

最近,她在复习法考,一方面为更好地上升,一方面,为了不让自己变成“废人”。

她常认为这份工作是“去能力化”的,换作是“高中生(来干)也可以”。

她曾削尖脑袋往这座围城里挤,再想出来,“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且“年纪越大越没有竞争力”,她担心出去了,不幸遇上企业裁员,怎么办?

她只能安慰自己,人生苦短,知足常乐。一边,又忍不住问:“是不是更努力一点,在大城市也许能够改变命运呢?”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叶欣知道自己出不去。“躺”了一年后,她开始在社交平台记录在县城的生活。最近,她买来字帖和书,尽可能不让自己的未来变成一潭死水。

这个春天,她去了公园,还没进门,就看到了一片雪白的海棠花,开得满树满枝。她觉得,生命力在此刻具象化。

(应采访对象要求,本文受访者皆为化名)

四周白茫茫一片,整个教室只剩自己。纪如绢盯着眼前的高考卷子,发现曾经那些倒背如流的口诀公式,现在一个都想不起来。她慌张地大叫:“我不要高考!”

喊声把她拉回现实,原来刚刚只是一场梦。

展开全文

毕业十几年,纪如绢总会梦到高考。最近一次,是在五一假期结束时,她从老家返回日本工作,突然高压的工作状态,让她一时无法适应。

如果说这是一种高考后遗症,“00后”大二学生窦靖则有一些更严重的症状。即便已经上了大学,她还在强迫自己保持高三的生活作息,午饭必须在十分钟内吃完,下课了就去泡图书馆,除了学习几乎什么都不做。

对她们而言,高考似乎从未结束。

总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

高中时的窦靖,总表现出对时间的高度敏感,除了学习,什么都是在浪费时间,吃饭也是。

为了节约时间,她经常一两天不吃饭。早上骗父母去学校吃饭,晚上基本不吃,中午有时饿了,就等同学吃完,再去食堂挑剩下的菜。午饭只给自己留十分钟,能吃多少吃多少,有时饭比较烫,只能吃一两口,她也会立刻倒掉走人。

由于饮食长期不规律,窦靖患上了胃痛的毛病。每到早读,她的肚子就开始疼。那段时间,她的生理期也不正常,痛经特别严重,经常在凌晨疼醒。醒来后,她会就着凉水,吃下两片止痛药。

微弱的晨光透过窗帘,跑到屋子里,吃完药的窦靖坐在床上,看着那光,突然有种悲壮的感觉,“好像现在的我只是一个工具,是未来的垫脚石,我在为了未来牺牲现在的自己”。这些疼痛,她从不告诉家长和老师,只是忍着,“忍一会儿,就不痛了”,因为“去医院也是浪费时间”。

省出来的时间,窦靖都用来刷题。她以为,只要自己看起来足够努力,成绩就能提高。但她做题,只判对错,从不纠正,实在遇到不会的,就直接跳过。老师讲过的错题,有时整理,有时不整理,即便整理了,也不太会看。

尽管窦靖已意识到,自己的努力,“是病态的”,只是一味堆砌时间,表演出“学霸”的样子,以此来掩盖内心深处的自卑,但这种心理模式顽固地延续下来,哪怕在她进入大学之后。

大学“太闲了”,时间骤然增多,她除了学习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就像一个一夜暴富的人,拿着巨款不知道该如何去花”。她想过旅游、读书、散步……但这种浪费时间的感觉伴随着她,让她难以享受学习之外的事。

高压的学习状态,对窦靖的影响是长期的,大学后,她还常常从梦中惊醒,梦里全是备战高考的画面:闷热的教室,头顶上一圈一圈嗡鸣的电扇,轻轻掀起桌子上堆得高高的试卷一角。倒计时15分钟的铃声响起,手中的卷子还有四道大题没写完,她急得快要哭出来。

这种噩梦体验,太多人都经历过,它在网络上被称之为“高考PTSD”。南方医科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徐萌对南风窗解释,从临床上来讲,并没有“高考PTSD”这种说法。诊断PTSD(即,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 Stress Disorder)的必要条件是,本人要接触实际的或被威胁的死亡、严重的创伤或性暴力。

但高考这件事,还不足以构成创伤事件。之所以很多人会经常梦到高考,是因为高考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太过重要,有时甚至成为某些学生的“应激”刺激。所以在经过紧张的学习状态后,哪怕“高考”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但是它在个体生活、学习中的影响还持续存在。

渴望关爱

和窦靖一样,今年大三的齐琪一梦到高中,还是忍不住流眼泪。

高中三年,她都在姨夫家住。因为齐琪母亲身体不好,父亲也经常要忙到很晚,早上6:30的早自习,父亲5:30就得开车送她上学,送了一两个月,身体开始受不了,母亲跟她商量,寄宿在学校附近的姨夫家,等到每个月放假的那两天再回家。

齐琪答应了,姨夫一家也对她很好,但对她越好,齐琪心里就越愧疚,因为自己“表现平平”,不是那个能让他们放心的小孩。而且在她内心深处,还是更渴望父母的关爱。

有次身体不舒服,齐琪给妈妈打电话,想让她陪自己看病,但妈妈转手把电话打给了阿姨。当看到阿姨来接自己时,齐琪觉得很难堪,连忙解释说自己已经好了,她不想浪费阿姨的时间。

每个月回家,父母第一件事就是问成绩。齐琪若成绩不好,爸妈就会说,“怎么别人都能考好,你就不能?”“这些题有这么难吗?”

齐琪觉得很委屈,每次开家长会,他们都要阿姨代劳,现在却格外在乎自己成绩。

一次,齐琪因成绩和父母争吵,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双手捏着脖子使劲掐,“想把自己掐死”,过了很久,嗓子被掐得生疼。这不是她第一次自残,她还拿过改错题的裁纸刀割手,至今手上都有疤痕。

高考那天是齐琪的生日,本来心情很放松,但下午考试的时候,她突然感冒,“鼻炎、咽喉炎都犯了”。直到现在,她的母亲都认为是那次生病影响了齐琪的高考成绩。但齐琪自己觉得,从高中三年的成绩来看,自己算是正常发挥,只是物理比平时低了十几分。

对齐琪来说,父母的指责模式已经是惯性,它漠视自己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感受。最近齐琪忙着考驾照,本来想选更容易的自动挡,父亲坚持要她报手动挡,虽不理解,却也听从了建议。暑假练车,早上五点起床,练了整整两个月。

暑假练车,早上五点起床,练了整整两个月,每次齐琪跟母亲说练车很累,母亲都会很“扫兴”:“别人都这么练车,他们就不累吗?”科目三考不过的时候,母亲也说她:“别人都能考过,你为什么考不过?”

母亲总把问题归咎到她的身上,总要拿她和别人比较,一如过去高中时的样子,这是最令她痛苦的。“没人关心你作为一个人的本质,只会关心成绩、关心吃饭、关心花钱,关心学什么专业有出路,却没人会问你真的想干嘛,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齐琪说。

只有我这么差

窦靖最终选择了新闻传播类专业。如果说,高中还能通过刷题来“表演”努力,但到了大学,突然“没什么题可做”,窦靖发现,自己失去了努力的方向。

和高中不同,大学上课较为自由,老师同学可以在课堂上相互交流、分享观点。但窦靖很焦虑,她觉得太多人站起来讲,是在浪费所有人的时间。她上课从不回答问题,只希望老师能快点讲,多讲两句,这样才能学到更多。

大一时,她会格外注重成绩和排名。在一节普通的写作课上,老师通常都会给学生打90分以上,但那次她只拿到89分。当学委把成绩单发给她的时候,她的脑袋突然“嗡”得一下,什么都听不清了,只能看到纸上89分的分数字,“觉得特别丢人”。

那种感觉似乎又让她回到高中。同学们都考得很高,只有她分数这么低,只有她连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

高考成绩出来,窦靖全省排名6000多,比平时成绩低一些,但也没有差太多,考上了北京的一所211大学。相比于同班20多个考上985的同学,她的成绩仍然靠后,有同学问她分数,她都避而不谈,“太低了,我不想说”。

她认为,因为自己成绩差,才在班里几乎没有朋友。有时考完试,同学讨论答案,只有“好学生”才有资格发表看法,即便她说出自己的想法,对方也会丢下一句“你说的肯定不对”。老师也会把她叫到办公室,摇着头说“你这个分数不行”,她知道,老师已经不相信自己了。

从老师那里感受到的失望,和同学的冷漠,都让她更加自卑敏感,渐渐地,她开始不跟任何人交流,有时几天都不说一句话,只是自顾自地闷头做题,后来就发展成了严重的社交恐惧。

在大学,窦靖也没有朋友,更不参加社团和团队活动,一到人多的场景,她就会心跳加快、手脚冰凉、呼吸困难。

为了填补大学空余的时间,她不断给自己布置学习任务,“又跳回了高中时的无效学习状态”。看到别人学什么,她就跟着做什么,大多都不了了之,依旧焦虑。

大一那年,她报了很多网课,比如公众号写作、议论文写作、剧本杀写作,还有教大学生如何沟通,大学生如何找工作的课程,“都没什么用”。

通过逃课打破规则

窦靖和齐琪都提到,高考的压力,让她们把自我物化成只会做题的工具,不能悲伤,不能懈怠,只能“往死里学”。

这种影响直到大学甚至多年后,才能逐渐消退。南方医科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徐萌说:进入大学后,是否能够及时调整原有生活和学习作息,是否能够融入新的人际环境,这都非常重要。仅仅脱离原有环境是不够的,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还需要适应新环境的节奏。

一般来说,大一新生在3个月内,都会有比较好的适应。但如果适应不良,出现了焦虑抑郁情绪或行为紊乱,超过6个月,则可能会是“适应障碍”,需要寻求专业帮助。

窦靖有写日记的习惯。有一天,她突然发现,大一期间的日记,几乎每天都提到了“焦虑”“不开心”,她觉得自己的情绪出现了问题,开始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在与医生倾诉时,整个人逐渐不受控地嚎啕大哭,泣不成声,“积压多年的情绪终于找到了一个宣泄口”。

走出心理咨询室,接下来就是漫长的自愈。

改变的开始,是第一次逃课。

窦靖以前一直是个遵守规则的乖乖女,从不逃课。但她又觉得,那堂课“很水”,坐在那里一个多小时,纯粹是“浪费时间”。有了逃课的念头后,她很忐忑,在校园墙发帖问:逃课会有什么后果?

结果收到了很多人的回复。有人表示震惊,“没想到逃课都这么小心翼翼的”;还有人调侃,“逃多了就知道了”;也有人认真分享,告诉她,逃课是一种很好的体验,可以利用时间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这些话缓解了窦靖的焦虑,最终她下定决心逃课。

她体验到了一种打破规则的快感,“原来有些规则的作用,只是为了限制遵守规则的人”。她不想再遵守规则,也不想再为别人的期待内卷。她开始探索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真切感知作为人“活着”的感受。

去年,她第一次独自旅行,去烟台看海,出发前对未知的恐惧,和路上的意外,都被她迎刃而解。看着辽阔的大海,窦靖体会到了自由和辽阔,“我的生命好像开始松绑”。

应试教育思维困住了曾经的窦靖,但也是纪如绢破局的关键。

高中时的纪如绢成绩并不突出,只有高考那一次,凭借两个月“衡水模式”的突击学习,考上了江苏的一所211大学。后来她也用这种方式陆续通过了日语考试和司法考试。

工作后,纪如绢感觉自己在被任务推着走,不仅状态变得很浮躁,就连学习的积极性也没了。本来她想在职考研,连着考了三四年,但都失败了。

纪如绢想换个赛道,去日本留学。她再次拿出当年备考的方式,把出国留学所需的所有材料和潜规则,视作考点,一一准备,逐个击破。在她看来,虽然这些材料不是应试考试的范畴,但同样需要细心,就像考试答题一样,“要细心地对待每一道题”。

最后,纪如绢成功申请到了庆应义塾大学。“虽然名气不如早稻田大学,但在日本职场的认可度还可以”,毕业后她又顺利留在日本企业做法务部主任(类似于法务副主管)。

日本职场有很多规矩,每天早上部门间要做朝礼(企业早晨开始上班前,全体同仁都要参加的早会),还要懂得“读空气”(察言观色)。入职初期,纪如绢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适应过程。

一次,纪如绢在处理合同时,需要贴印纸税。于是她在某天朝礼上,向领导申请2万日元去邮局买。领导很生气,把她骂了一顿。因为日本文化里,在下属面前,向领导要钱是一件很失礼的事情。纪如绢虽然不理解,但也它当作考点,在心里默默记下来。

不论是工作事务还是商务礼仪,她都把自己遇到的问题化为考点,学习正确的解题方式,避免下次再犯。她认为通过一步一步的积累,把每件事情做好,才能在职场上有更长远的发展。

最近,纪如绢升职了,成为了全公司升职最快的外国员工(其他同事普遍需要4-5年,她只用了2年)。虽然工作过程就像准备高考一样紧张压抑,但好在结果是理想的。她说,就算已经远离高考很多年,但结论还是不变,“努力不会背叛你”。

“我想成为一个差不多的人”

网上曾流传过一个段子:上小学的时候忘带红领巾,站在校门口,感觉天都要塌了,现在回想起来只会觉得搞笑。

过去,窦靖对未来的一切想象止步于高考结束后的那个暑假要干什么,从未想过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看过更广阔的世界后,她觉得,人生并不是只有考试这种单一的活法,“人生是有选择权的”。

齐琪也觉得,高考只会对未来有影响,但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人生的容错率是很高的”。

最近的齐琪学会了和父母争执。

过去沉默,是因为那时她的自信心已经被压垮,连自己都觉得成绩差。上了大学后,她逐渐开始找回自我,她发现,很多事情并不只是她个人的问题,教练态度太凶,考场布置不合理,都是她练车时遇到的阻碍,但父母全都视而不见。

她不想再迎合家人的希望成长,也不去理会他们的施压,“只要自己满意就好了”。当被问及,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时,齐琪说,“我想成为一个差不多的人”。

(以上人物为化名)

-END-

展开全文

01

高考结束,对于高考的讨论并没有结束。

在中国的教育体系里,整个六月似乎都属于一个叫“高考”的选人机制。为此,成千上万的考生如同打了鸡血一般,势必要挤上这座独木桥,夺下双一流院校的录取通知书,成为人从众眼中的佼佼者。

其中,一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3年前因为一段激情洋溢的演讲词,站上《超级演说家》舞台的张锡峰。

他当时正值高三,来自河北衡水中学,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就在一部分人开始不断抨击中国应试教育硬伤的时候,那年刚上高二的张锡峰就因为一段在校内“十大杰出学星竞选”上的演讲走红网络。

他的题目叫《青春与梦想》,演讲词慷慨激昂,一如衡水中学的校训,加上他豪情万丈的肢体动作,情绪值被拉到了顶点,触动了很多高中生和高中生的家长。在某站的弹幕里,全是溢美之词,无数人坚信“高考可以逆天改命”。

之后,他更是走上了央视的大舞台。在那里,激情澎湃的演讲再次拨动了无数人的心弦。全文很长,但一句话就已引起了轩然大波: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励志,去拱了大城市的白菜。一时间,“土猪拱白菜”的言论,让人看到了他站在舞台上对未来不加掩饰的渴望。

节目组还把他的父母请到了现场。母亲听到这一段又一段的自我宣言,情难自已、泪流满面,看到台上这个自称普通人家的孩子,立志要成为家族的希望,肩负改变家族的命运,感触颇深。

还记得在演讲的末尾,张锡峰把自己放到了社会普罗大众的对立面上:你可以选择做一个平凡的人,而不是去做一个平庸的人。

之后,他的确如愿了,凭着674分的成绩,考上了浙江大学计算机系,成了周围人眼里“别人家的孩子”,成了父母眼里的骄傲。

往后这几年,几乎就没再听到过他的一些消息。直到又迎一年高考季,有好事的媒体重新去采访了他,没想到想象和现实完全不一样了。

三年前,那个顶着所有压力,也要在人前表决心,力挺应试教育的好斗小公鸡,如愿进了自己心仪的大学后,却成了一个泄气的皮球,眼里的光没了。就连高中时白皙的皮肤。也成了不能时常接触大自然的原罪。

如今出现在镜头前的他,烫着一头桀骜不驯的卷发,皮肤黝黑,话里行间像极了挨了锤没脾气的老黄牛。

唯一不变的,是眼睛上那副银边近视眼镜。

当下,他正值大三,马上就要面临实习和毕业,但曾经的学霸却表示:自己学了计算机,现在找个实习都费劲,很后悔,很痛苦。

谁能想到,仅仅3年的时间,这个曾在央视大舞台上,敢于和许多人叫板意气风发的少年,从小被灌输支撑他奋斗逻辑和成功信念的少年,如今全变了。

02

面对大学学习。他说,“我一直很痛苦,我在学的过程就很痛苦,我不是快乐的”。

面对大学生活。他说,“你知道卡皮巴拉吗?性格非常温顺,活着挺好,死了也没事的那种,跟我现在状态差不多”。

面对为何选了计算机专业。他说“当时自己也不懂,就觉得计算机赚钱”。面对是否后悔当初的选择。他说“学计算机后悔了,挺后悔的”。

最后,他用一句话作为总结:我非常遗憾,我并没有活成曾经我期望的样子。

一段在镜头前10多分钟的采访,没了当年高中时的激情与兴奋,取而代之的是娓娓道来的躺平,言辞间透露的是壮志未酬的无奈和高中生活的伤痕。

可以预见的是,张锡峰理想主义的花火正在逐渐熄灭、冷却。有网友看到这段采访后,一语说出了真相:浙大计算机系的学生,大多在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学编程。

所以,当城里的白菜也不好拱的时候,他的梦也就醒了。虽然,当年就曾有人在留言区里断言:苦难和仇恨教育不是很合适,到了社会迟早要遭受毒打。如今看到张锡峰的现状,我却很理解他。因为尽管我们都深知应试教育的弊端重重,但还是有很多人如同鸵鸟一般,只能将头深埋在沙堆里,只是为了自己的孩子不被内卷的洪流抛下。

这不是孩子们的错,而是中国普通家长的错。

曾在网上看过这样一个帖子,里面夹杂着无数学生们的自嘲。有人说,昨天跳楼的同学,今天准时来上课了。

面对同学震惊的目光,她淡淡地回答——“我只是死了,又没退学。”

有人说,阎王爷在老师面前也得准时下班放人。还有人说,抑郁吞药进急诊,妈妈在旁边对着我说:抱歉蛋蛋,你明天还是要上学。

虽然不知真假,但在留言区里,“死不了就只能继续学”的同款孩子,还真的不少。怪不得有急救科的医生,在一个火上热搜的视频下吐槽:孩子心理有问题,大人一定要去看精神科。

当代心理诊所最大的矛盾就在于:父母忙着鸡娃,孩子忙着抑郁。但父母心里却也自以为苦,认为不是自己想逼着自己的孩子,但在这个分数为王的时代,考不上一所好大学,视乎前途就已变得渺茫。

内卷无可避免,为了跑赢其他人,谁也不敢贸然停下前进的脚步。只是,这一切的背后,又是否值得?

03

在《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中,有一个叫《孔雀》的故事,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回答了这个宇宙难题。

《孔雀》的故事发生在台湾一所升学率很高,但近乎军事化管理的“维德”学校里。故事的一开头,就是所有孩子排成一队,逐一进行开包检查,和所有学习无关的东西,在这一刻都将会被收掉。

在这里,所有的时间都不属于自由。

在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程序化设置好的。孩子们需要做的,就像机器人一样,除了服从,别无他法。每个家长还需要签署一个文件,相当于一份保证书,保证自家的孩子不会携带任何和学习无关的物品进入学校。这份协议,在学生们入校的时候,还要虔诚地大声诵读。

这一幕,是否像极了张锡峰3年前的那段演讲?虽然看起来很奇葩,但想一想和我们课间十分钟不能出教室的规定,其实也没多大的区别。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叫巧艺的女孩,她妈妈正式看中了这里居高不下的升学率,才想尽办法把她送进来的。而能进入这里的学生,都是非富即贵,巧艺的母亲不仅为此花费了所有的积蓄,还动用了所有的关系,好不容易才给女儿铺就了这样一条看似抵达成功的捷径。

殊不知,出生贫寒家庭的女儿,在这个富人的天堂里,每一天的生活都如同身处修罗场,不仅承受着同学们的羞辱和嘲讽,就连自己的妈妈也无法理解自己的痛苦。

为此,她很想逃离。直到有一天,她在学校里无意间碰到了一只关在笼子里,会说话的孔雀。孔雀很有灵性,很善于洞察人心,很快孔雀就像巧艺发出了邀请:只要愿意拿出“一点点东西”,就能满足你一个心愿。

巧艺太想挣脱牢笼,摆脱现状,就答应了孔雀的提议,并拿出自己识别色彩的天赋,和孔雀换了吃豪华法式大餐的钱。还用自己的食欲,交换了一大笔巨款捐给学校,让她在纵目睽睽之下走上了领奖台,不再被同学欺负和看不起。

终于,在一次又一次牺牲了自己身上宝贵的东西后,巧艺终于觉得自己在学校活得像一个人了。另外,无意中她发现,和孔雀进行交换的不仅只有她,就连校长为了学校的升学率,不惜用自己健康的腿作为交换。还有学习不好的转校生,为了能考第一名,也用自己迷人的嗓音作为交换。看似不可思议,但大家却各取所需,乐在其中。

直到巧艺发现自己身体慢慢开始发生了变化。

04

最开始是眼睛开始白化,不能在辨别颜色,接着是自己的手臂,开始长出鸟类的杂毛,甚至在学校集会上,和那位转学的同学不自觉地发出孔雀的叫声,还有了开始吞食昆虫和青蛙的欲望。

害怕的巧艺,只能和父母坦白了这件事,希望他们能救救自己。可当巧艺的父母来到孔雀身旁的时候,孔雀给了他们一个交换的条件,就是把所有家长之前签的协议书全部烧了,这样维德中学就会变成一个普通中学。

巧艺的妈妈一听,就歇斯底里的拒绝了,因为她在乎的,只是巧艺头上的那顶学术帽。这么多年为之奋斗和奉献的,也只是巧艺头上那顶学术帽。

所以,她拒绝了孔雀能救巧艺的条件,转而劝导巧艺说:只有家里人才看得到你变成了什么样,你就忍耐一下,等考上了大学,妈妈再想办法把你变回来。

你能想象吗?这就是一个亲生母亲对女儿说的话。最可怕的是,现实生活中身边有太多这样的父母。比奴役更可怕的是,习惯了被奴役的人生。

只是巧艺不想再成为学习上的工具人,她和爸爸与弟弟商量后,溜进学校,烧掉了所有协议书,让学校无法再用这些框框条条的束缚困住大家。 可没想到的是,居然这样的举动遭到了同学们的集体抗议,甚至要求恢复检查。因为身边的同学早就习惯了这样的条条框框,没了这一切,他们都不知如何学习和生活了。

原来,看似笼子外的人,其实才是真正的囚徒。

影片的最后,巧艺的妈妈并不为巧艺的所作所为而醒悟,反而转身去找到孔雀,孔雀再次为她描绘了巧艺和弟弟未来精彩的人生。巧艺的妈妈也心甘情愿的打开牢笼,走了进去,选择和孔雀做了最后一场交易。

多年后,巧艺因为过人的艺术天赋,有了出国留学的机会,成了人中龙凤,她的弟弟也考上了名牌大学。一家人坐在当年的孔雀笼前野餐,唯独没有巧艺的妈妈。当镜头扫到笼中那只孔雀的时候,最终真相大白,笼子里的孔雀就是巧艺的妈妈。她愿付出自己一生的自由,来换回儿女光明的前途。

只是,这样的牺牲有用吗?伟大吗?贯穿在中国式家庭教育中的道德绑架,仿佛藏着父母倾尽所有的“爱”,但最后留给孩子的,还是华东师大心理咨询中心的陈默老师的那句引人深思的话:过去儿童心理问题主要在于外部环境因素,现在的儿童心理问题,主要是因为高竞争感和高孤独感。

无论你怎样焦虑,都不可能消除生命成长的不确定性 。比起孩子最终决定做一只躺平的土猪,似乎成为一个普通人更让人欣慰。

根据微博网友的整理,“税务倒查”现象并非个例。有网友列出了近期的案例。

广东佛山:新世界酒店被倒查25年,因历史税务问题补税90余万元。

青海税务:上市公司藏格矿业被倒查20年,最终应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合计近1.88亿元,其中滞纳金金额,是税款的2.38倍。

广东惠州:惠州泰基集团被倒查20年,追缴在2000-2008年偷漏应纳税款5304.92万元。

湖南岳阳:本地某知名开发商被倒查20年,依法追缴补税罚款9亿多元。

杭州税务:杭州伊裳服装被倒查10年,在2014-2021年偷税漏税2.1亿,依法进行严肃处理,追缴补税罚款3.6亿。

湖北枝江:枝江酒业被倒查30年,在1994-2009年少交消费税8500万,依法追缴。

西藏拉萨:华林证券被倒查6年,在2018-2023年应补交所得税2932万,并加收滞纳金1800万,合计约4700万元。

浙江宁波:博汇股份少交消费税约5亿元

展开全文

如果不是考古部门,其他部门要查很久以前做过的坏事,最长可以倒查几十年?

当初笔者曾猜测这一创新作法,会不会被其他领域或者权力部门模仿并进一步突破。

笔者当初对这样的猜测并不确定。毕竟要去查几十年前的事,从证据查找、人力投入方面都会很大。与查近几年刚发生的事相比,投入成本完全不一样。

近日,上市公司维维股份(600300)发布公告称,收到税务部门发出的通知,将为原控股子公司枝江酒业补税最低 8500 万元(滞纳金金额尚不能确定)。

原因是枝江酒业未按期对1994年1月1日至2009年10月31日的消费税进行纳税申报。

税务部门对枝江酒业的欠税查到了30年前,显然比内蒙古“倒查20年”更进了一步。

又增加了10年。

但笔者相信倒查30年应该是接近倒查时间的极限了。

不大可能再倒查50年或者倒查100年、200年的事。

真的要那么做,估计实施久远倒查的部门都要变成考古部门。

与内蒙古反腐“倒查20年”获得普遍舆论正面肯定相比,这次针对一家酒业公司税收倒查30年,有人还是担心。

“倒查20年”反腐查处的是少数腐败官员,与普通老百姓或者企业关系不大。

甚至很多人认为这是反腐力度空前。

针对一家企业税收倒查30年,意义就有点不一样了。

今天这家酒业公司可以被要求为30年前的税收补税。有了这样的先例后,其他类似这类酒业公司的企业,同样会担心自己几十年前漏掉的税,未来会不会让自己补齐。

如果这样的预期一旦形成,会不会有些企业老板害怕自己被补缴重税,直接注销、解散企业,进一步增加目前本已严峻的就业压力。

这次对30年前漏掉的税进行追缴的枝江市税务局,其工作认真负责态度值得肯定。至少笔者以前没听过,有查税查到了30年前。

从目前来看,为维护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税务部门面临的压力也很大。

财政部发布的税收征缴数据显示,今年1-4月,全国税收收入66938亿元,罕见的同比减少了4.9%。

另一方面,国家收税今年收不起来,但政府支出今年却没有减少。

今年1-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9483亿元,同比增长了3.5%。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能够解释有税务部门为什么要去查30年前的税。

站在税务部门的角度,收30年前的税可以理解,甚至可以说体现了税务部门努力多收税的信心和决心。

但站在全局的角度,局部的利益和全局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

在经济景气、火热的时候,增加税收有助于防止经济过热、泡沫化。

相反,在经济不景气,低迷时,为让经济复苏,避免经济出现萧条,应该是大幅减税,降低企业负担,让企业早日渡过难关。

如果在这个时候,还反其道而行之,还要给企业造成一种印象,要去查过去30年的税,对企业家信心带来的冲击可想而知。

近期一条“老人吐槽年轻人在卧铺下铺挂帘子”的短视频引发网友的热烈讨论,让关于#火车卧铺挂帘到底该不该#的讨论登上热搜

我们发现,“注重边界感”越来越成为当代年轻人的社交潜规则。

有人自称“社恐”,不戴耳机、口罩不出门,随时与陌生人保持距离感。他们用口罩、耳机或者帘子,建立起物理意义上的社交边界。

除了这些有形边界,还有无形的“心理边界”、“语言边界”。为了逃避那些喜欢问东问西、“没有边界感”的亲戚,有人甚至宁愿选择“断亲”。

到底有哪些社交边界?年轻人又为什么如此在意“边界感”?

展开全文

01 无处不在的社交边界

一个人的社交边界具体有哪些,或许很难讲清楚,但谁都能列出几项“没有边界感”的行为。在一个名为“日常注重边界感”的豆瓣小组里,各种“没有边界感”的行为就在被众多年轻人疯狂吐槽。这个小组于2020年成立,如今已经有超过12万名成员。

我们爬取了这个小组共计10661条帖文的标题并进行分词统计,梳理出那些被吐槽最多的“越界者”,以及越界行为的发生场景。

过度黏人的朋友、喜欢八卦别人的同事、嫌贫爱富的亲戚、不尊重隐私的父母等等都是被吐槽的对象,全方位涵盖了亲情、友情、爱情、工作关系、陌生人社交等各类人际关系。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哪些行为最容易越界,我们挑选出部分贴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行为进行归类,列出了年轻人最在意的八大“社交雷区”。

在没有边界感的行为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偷看或泄露隐私”,这种隐私主要指聊天记录、手机相册、电脑密码等个人信息。

其次是“对个人事务指手画脚”。由于考试分数、婚姻状况、工作收入等依然是茶余饭后的重要谈资,“被迫分享考研成绩”“买了房子以后被刨根问底”“最烦被亲戚问工资多少,房租多少”等吐槽引发众多共鸣。

除此之外,还有未经允许进入个人空间、乱拿乱动个人物品、对别人提出过分要求、催婚催生等行为都属于“没有边界感”。

总之,空间有边界、隐私有边界、情感有边界、言语有边界,社交边界可谓无处不在。

02 边界感,两代人的认知屏障

回到年轻人卧铺挂帘子的新闻,这或许反应了两代人对于边界感的认知差异。老人认为,年轻人在下铺挂帘子,让人连坐的地方都没有,是不道德的行为。但众多年轻网友认为,既然买了卧铺票,就可以按自己的方式使用卧铺空间:“让坐是情分,不让是本分”“下铺价格最贵,花了更高的价钱,凭什么共享?”“不接受道德绑架”。

在一项超过4000人的网络投票中,46.4%的人认为火车下铺“能坐,但需要征求下铺乘客同意”,36.7%的人认为“不能坐,下铺使用权属于下铺乘客”。

一个床帘反映出两代人对于“边界感”的认知屏障。在上一代人看来,坐一下他人的铺位,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们的记忆里,火车就是热热闹闹的,聊天声、打牌声此起彼伏,漫漫长路无事可做的人们互相攀谈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但如今的“社恐”一代更习惯于网络空间的交流,在现实中,哪怕是火车这种公共场合,他们也想给自己营造一个不受打扰的私人空间。不越界,不强求,不捆绑,才是新一代的社交准则。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里,大家没有太多对于空间和隐私的关注,这让人与人之间多了人情味,但肯定也意味着少了“边界感”。当传统的“熟人社会”迅速进化成现代的“陌生人社会”,两代人社交文化的矛盾冲突几乎无可避免。

03 为了守护情感边界,年轻人选择“断亲”

在所有“越界者”中,“亲戚”是出现频率相对较高的关键词。近年来,年轻人“断亲”的现象受到社会关注,微博话题#为什么这届年轻人开始断亲#也登上热搜,有高达3亿的阅读量。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胡小武在论文《青年“断亲”:何以发生?何去何从?》中用1200份有效样本证明了这一趋势。研究发现,年龄越小,与亲戚联系越少。绝大多数“90后”及“00后”不会与亲戚频繁联系。

在豆瓣小组里,伴随“亲戚”这两个字出现的几乎全是负面情绪:“过年走亲戚真是一种酷刑”“亲戚们总借着关心的名义说些扎我心窝子的话”“去亲戚家被说你现在当服务员挺好”,从网友的吐槽中不难看出,“缺乏边界感”是年轻人“断亲”的重要原因。

论文《青年“断亲”:何以发生?何去何从?》归纳了“断亲”现象的内在机制,其中写到:“亲戚相互之间的攀比磨灭了亲情。当人们赚到钱之后,会与亲人对比,对方过得好自己不高兴,自己过得好对方不高兴。”正是“你家孩子成绩怎么样”“你家孩子工资多少”这样的话题让孩子变成了相互攀比的工具。

能够成为父母、亲戚口中“别人家的孩子”的永远只是凤毛麟角,大多数年轻人都是这种攀比体系里的失败者。当亲缘关系带来的只剩下自我丧失和情绪负累,“断亲”就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

04 可以逃避社交,但逃不掉孤独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交边界,不同人对于边界的认知千差万别。与人交往,一不小心就会踏入别人的“雷区”,陷入互相的情绪消耗之中。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选择逃避社交。

中国青年报2021年对全国大学生的调查显示,有80.22%的人认为自己有轻微“社恐”。有超四成人不好意思找别人帮忙,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在路上碰到认识的人,会想要装作没看到。蜂鸟问卷2020年《社恐情况调查报告》显示,只有13%的社恐人在公众场合会和旁人搭话。

如今,“社交恐惧”已经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成为年轻人应对社交压力的避难所。但并不意味着“社恐”不会对年轻人的正常生活造成影响。

从校园迈入职场,“社恐”带来的负面影响会被进一步放大。在后浪研究所《2023年轻人社恐报告》中,不少人因为开会时的默不作声一步步沦为职场小透明。同时,“社恐”也可能让年轻人在恋爱、婚姻中遭遇挫败。

我们可以享受封闭的物理空间或内心世界带来的自由安逸,但没有人能逃脱社会性这个人之为人的基本属性(社会性=社交性?)。

另一方面,当社交边界越来越多,走进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也变得越来越难。当过分强调边界的不可侵犯,就会逐渐失去对他人的包容和理解,也逐渐失去来自真实世界的情感支撑(一段不尊重边界的情感值得维系吗?)。

当每个人都以自己为重,谁又有意愿和能力倾听他人的心声?(得看那个人想干什么了,要做点什么寻求说明合作)

边界感的另一面,就是孤独。这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属于整个时代的困境。(可怕的不是孤独,与自己相处本应是人生的必修课)

徘徊于边界之中,我们依然渴望跨越壁垒的自由。 (难道作者是要保持侵犯他人边界的自由吗?没有所谓“跨越壁垒”的自由,只有经过他人允许才能进入他人边界的权利)

参考资料:

中国青年研究《边界感:现代社会青年社交需求及其建构》

中国青年研究《青年“断亲”:何以发生?何去何从?》

中国青年报《超八成受访大学生认为自己轻微“社恐”》

知著网《“断亲”,一次以新代旧的“解缚”》

知著网《吃不到的“蔬菜沙拉”:建立边界,但别筑成壁垒》

蜂鸟问卷2020年《社恐情况调查报告》

后浪研究所《2023年轻人社恐报告》

注:本文作者认为年轻人一定要结婚,却没有给出充分的论证,因此关于作者对年轻人成家后的推演参考价值并不大。

中国传统生活中的“亲不过三代”逐渐走向了当代社会的“亲不过二代”。中国的年轻世代,包括“90后”,特别是“00后”青年群体,已疏于与亲戚发生情感联系和日常交往,进而形成了日益普遍的青年“断亲”现象。当代中国的家庭结构、居住形态、社会资本、情感需求、生活方式等变迁,改变并催生了新一代青年群体的亲戚关系认知方式。但是“断亲”之后,中国年轻群体的亲戚关系将何去何从,是否会消解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亲缘关系”和“社会资本网络”结构?本文拟对此中问题尝试进行分析和解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胡小武(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城市科学研究院执行院长,硕士生导师)、韩天泽(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

展开全文

亲戚是一种基于血缘联结的社会关系。在中国社会中,亲戚关系是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差序格局”的基本指向,即围绕着血缘亲属的排序,形成社会关系距离的圈层形态。中国民间有一句老话:“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四代不走了”,形象地表达了亲戚关系的客观弱化现象。

由于家庭规模的扩大,人们之间的关系网络增加,客观上导致了“亲不过三代”的亲戚关系结构。但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国家庭独生子女占据主流。较少的亲戚网络与少子化,却让原本应该更具黏性的亲戚关系加速淡化,并逐渐出现了“亲不过二代”的紧缩化形态的亲戚关系。

新世代的“90后”特别是“00后”青年群体的“断亲”,已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2021年底以来,网络媒体出现了大量“90后断亲”现象的内容,并将原因归纳为不信任感、失去利益维系、心理创伤等等。

“断亲”主要表现为懒于、疏于、不屑于同二代以内的亲戚互动和交往的一种现象,简单讲就是基本不走亲戚,而不是一种正式声明的断绝亲戚关系。青年“断亲”背后的原因不能如此简单化理解,需要从中国社会结构嬗变的大环境和新世代生活方式变化等多重因素去思考。

一、圈层式微:传统文化中的亲缘关系结构及其趋势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亲戚关系是基于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首先是有核心家庭,即由夫妻和其未婚的子女组成,其中以情感为基础的婚姻关系具有首屈一指的重要性。其次是扩大家庭,即由血缘为纽带的兄弟姐妹及其子女或更多代际关系的家庭联合体。农业社会或前现代社会结构中,亲缘关系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扩大家庭会极力地维护一个大家族的血缘联系以提升整个家族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所以远亲胜过近邻,想方设法攀亲戚是一种生存智慧。

当然,即使传统社会亲缘关系较为紧密,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句俗话:“亲不过三代”。老辈兄弟间同甘共苦,父辈兄弟间亲如手足,到了孙辈,也只有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由于扩大家庭中老一辈的关系,会走在一起聚一聚,维系中国社会长期延续的家庭伦理和孝道传统。然而聚会结束后,大家各奔东西,各奔前程,日常很少联系。

这样的现象发生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大多数扩大家庭中。这其中既有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差序格局”[1]的情感定律,也受到社会结构、经济形态、居住方式、情感诉求和生活方式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一方面,由于人类繁衍和寿命增长,整体家庭网络的扩张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扩大家庭客观上会形成“亲不过三代”的层级往下的关系疏远趋势,体现了亲缘关系的“圈层式微”状态。

罗吉斯认为,人类关系分为初级关系和次级关系。初级关系(如血缘的或地缘的群体)的重要性在不断降低,而次级关系(如具有共同利益的正式组织、政府机构和商业公司)的重要性在逐渐提高。人们的社会关系变得更加正式、更加非人化和科层化[2]。

因此,伴随着人类现代化进程,传统社会的扩大家庭在退化,核心家庭不断兴起,次级关系在人们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与过去广泛而有力的亲属关系裙带性相比,今天的亲属链缩短并大大削弱。城市社会或工业社会中,人们生活从封闭走向开放,社会联系更加机械,更加依托法律、市场、社区等正式机构或制度,社会资本获取渠道更加多元。甚至在全球化的今天,核心家庭都已经全球分散化,人们的生产生活资源和社会资本供给更加依赖当地社区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扩大家庭。

二、青年“断亲”:一种社会事实

“断亲”行为确实呈现了年轻化特征。本研究利用寒假期间学生回乡过年的时机,开展了随机问卷调查。调查共发放并回收了1200份有效样本,其中男女各600人,分为6个年龄组,分别为18岁以下、18—25岁、26—30岁、30—40岁、40—50岁以及50岁以上,每个年龄组100人。问卷共设计两个与主题相关的问题,分别为“您与亲戚联系频繁程度”以及“您认为您与亲戚交往程度有多深”,主要探究青年群体中“断亲”现象的发生比例。

按照回收数据显示(见图1),年龄越小,其与亲戚联系越少。18岁以下的被调查者“基本不怎么与亲戚联系”;18—25岁、26—30岁的“90后”年轻人大多数人只是“偶尔与亲戚有联系”。30—40岁的被调查者,超过55%的人平时与亲戚“偶尔联系”,只有30%的人与亲戚“经常联系”;40—50岁的被调查者,66.67%的人与亲戚“经常联系”;50岁以上的被调查者,有50%的人与亲戚“经常联系”。

可见,年龄越大,与亲戚的联系程度越频繁。而绝大多数的“90后”及“00后”的年轻人,家里如果没有事情就几乎不与亲戚联系。这说明青年“断亲”现象确实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常态。

三、青年“断亲”:社会结构,还是个体存在

关于青年“断亲”现象的研究,笔者尚未发现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章。本文拟从探究亲缘关系出发,从当代社会研究中的社会结构、居住模式、家庭结构、社会资本、情感需求和生活方式等视角,结合样本调查与媒体叙述,进行系统研究分析,以期全面理解青年“断亲”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内在机制。

1. 传统亲戚关系的现代嬗变

传统中国社会以扩大家庭为主,亲缘关系较为紧密。在互联网诞生及全面应用之前的传统社会中,交通与信息相对闭塞,人们的社会活动空间相对有限,生产生活及情感所需要的信任关系和互助资源在很大程度上依托各种亲戚关系,因而使基于血缘关系的亲戚是最可靠和稳定的社会关系。

在传统社会生活中,每个人从小就会被灌输并服从于家庭或家族体系,从而可以尽可能地获得想要的帮助、依靠及安全感。传统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人们的生活质量较差,只能通过扩大家庭规模来抵御社会风险。堂表兄弟关系越紧密,他们承担突发事件时获得帮助的机会越大。

因此,亲属关系在传统社会中十分重要。传统社会的家庭不光重视家庭大小,还重视家庭内部合作,家庭在个人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其根源就在于以血缘为核心所建构的亲戚关系紧密圈层,确保了个体或核心家庭的平稳发展。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说过,乡村社会终究是封闭的,就是一个循环而已[3]。当时那个年代亲戚之间存在着浓浓的血缘关系,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网络是维系中国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最重要的社会网络[4],大家生活在较小的圈子内,彼此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

但是进入了现代化、开放性、高流动型的社会之后,中国人的社会资本网络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以学缘而非血缘的同学关系、校友关系逐渐占据了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中国基于学缘与地缘的社会资本结构长期存在,但在传统社会中学缘和地缘并没有直接替代血缘联结中的堂表兄弟关系。

这种情况在21世纪以后,正在发生变化。一是因为利益关系使然。有学者提出,在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中,由于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影响,权力和利益因素不可能不渗透到亲情之中,亲情、友情、交情在面对利益和权力时具有软弱性[5]。为了争夺利益激发彼此矛盾。如今拆迁成了财富的等同词,因拆迁引发的家庭矛盾冲突拆断了彼此之间的亲情。同代之间为了争夺房产不惜隔断亲情,导致下一代之间相处机会变少,见面之后也会受父母的影响,彼此交流较少。除此之外,财产分割也会恶化一些人之间的亲情关系。

二是亲戚相互之间的攀比磨灭了亲情。当人们赚到钱之后,会与亲人对比,对方过得好自己不高兴,自己过得好对方不高兴,因此这种攀比的心理割断了亲情,彼此之间多了一些薄情寡义。孩子也变成相互攀比的工具,逢年过节总会听到“你家孩子成绩怎么样”“你家孩子考了多少分”等,对于孩子而言,这些举动让他们抗拒走亲访友。

三是核心家庭的崛起与扩大家庭的缩减。因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扩大家庭也明显地缩小化。生于大城市的“70后”“80后”,因为更严格的城市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他们这一代人大多只有堂表亲戚,所以他们的下一代即“00后”群体,一出生就面临着“三代亲戚”结构。因此,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重大变迁中,亲戚关系的式微,成了新一代青年群体“断亲”行为的客观社会事实。

2. “内卷化”社会生长环境的刺激

“内卷化”社会主要体现为一种朋辈群体高度竞争的现象。“内卷”一词最早出现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后由戈登威泽对其进行补充发展提出“内卷化”。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内卷化引起人们的共鸣,同辈群体间过度竞争,争夺社会资源,引发人们的焦虑与内耗[6]。中国社会普遍弥漫着一股“内卷”氛围,职场内卷如此,学业竞争更甚。这既是激活中国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动力,也客观上造成了个体竞争压力的增大。

“00后”世代的独生子女常年学习并游走于各种课堂之中,他们从小到大都在“内卷化”的教育体系内生长生活,基本独立于扩大化的家庭。对于青少年学生而言,特别是大城市中的青少年学生,他们几乎从小就周旋于各类辅导班、奥数班、艺术体育素质课程班,他们的世界被学校及各类辅导班所“窄化”成为一个个的“学习机器”。

这种内卷化的社会生长环境,对于青少年学生而言,休闲生活被极大地压缩,社会交往特别是走亲戚形态的交往更少。与此同时,青少年从小就以学习为主的生活,导致很多“00后”青年群体从小就与学校朋辈同学的见面、交流、互动显著增加。由于孩子交往圈子有限不利于孩子成长,同时也由于互相交流学习经验之需,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家庭家长也逐渐乐于构建围绕孩子同学之间的家长圈子。

随着社会发展,教育在家庭事务中的地位颇高。在独生子女时代里,很多家长秉持家长的圈子决定孩子的人生高度的观点,家长之间讨论的话题也离不开孩子的教育[7]。基于孩子之间的同学朋友情谊的家长孩子交往频率越来越高,包括一起聚餐、出门旅游、生日宴请等各种紧密交流的活动在城市家庭中较为常见。多重家长学生圈子又强化了新一代青少年的同学交流与交往。

“00后”青少年或青年群体在传统亲戚关系式微而新型朋辈同学关系紧密化的基础上,逐渐养成了一种生活上、心理上、情感上更加亲近于好朋友式的同学群体。久而久之,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日常生活里亲戚“不在场”或者被朋友替代,因而导致“断亲”行为成为必然。

3. 城市化与社会流动造成的居住地分离

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社会成果加速了中国的城镇化和社会流动。中国的城市化从1980年的19.39%,跃升到了2021年的63.89%。城市化本身就是一个人口从农村地区向城市迁移的过程,过去40多年来,超过6亿人口陆续从乡村迁移到城市。

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加速了地区间的人口流动,超过2亿人口实现了跨省市的居住流动,还有部分成了跨国移民。无论是就近城镇化的人口流动,或是跨省市的远距离迁移,客观上都造成了很多计划生育政策期间的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城乡居民,即“00后”一代的父母与自己的兄弟或姐妹,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城市,其中一些空间距离非常遥远。

城市化与工业化造成的全新社会流动,大大加速了家庭成员居住的分离。由于都是从老家农村到外地上大学,笔者自己博士毕业留南京工作,在南京结婚生子。笔者自己唯一的妹妹,在浙江上大学毕业后就近到了浙江省温岭市工作,并在温岭市结婚生女。目前笔者的儿子与笔者妹妹的女儿即外甥女,基本上每年只有春节期间能在老家见面两三天。

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学教育的发展,很多农村孩子都努力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便分流到各大城市就业、结婚生子。这批农家子弟上大学的数量超过了千万人以上。这种历史形成的社会流动和居住地分离,导致很多农家子弟与自己本身就少量的兄弟姐妹分离,从而使得他们的下一代即“00后”群体从小缺乏对亲戚的亲密接触与频繁交往。

城市化和社会流动同样也加速了城市居民的跨区域形态的居住分离。城市社会学者JohnPalen认为,城市化是一个人口不断聚居于城市,最终导致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8]。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流动持续增加,加速了居民的居住分离[9]。核心家庭与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兄弟姐妹的分离,导致下一代(如“00后”青年群体)从小就形成了亲戚之间因空间距离到情感疏离的社会交往状态。

城市化解构了传统社会中的大家庭小范围空间的相邻居住形态,从而为青年世代之间的面对面交往带来更大难度。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一种伴生过程,所以也有学者认为青年所表现出来的亲戚关系的淡化,主要是工业化的产物[10]。因此可以说,城市化、工业化与社会流动的加速,同时也加速了青年世代的“断亲”行为。

4. 经济富足催生家庭独立生存方式

市场经济与经济自主对传统社会相对紧密的亲戚关系冲击较大。近些年来,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农村发展水平稳步提升[11]。随着经济实力与经济地位的上升,人们进行人情往来不再以血缘、家族为依据[12]。在漫长的传统社会中,由于生产力低下和市场经济体制缺失,很多家庭都需要依托家族、宗族来获取谋生的资源。个体或小家庭很难有完全的抗拒各种风险的能力,一旦经济资源匮乏包括粮食、学费、治病费用、婚丧嫁娶费用不足的时候,往往只能借助于家族、宗族内亲戚网络获取帮助或援助,否则这些关乎生存和尊严的资源需求根本得不到保障。

中国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总体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巨大发展,无论城市或农村地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民陆续经历了从温饱、小康到富裕的生活状态。大量的核心家庭都有车有房,进入中产阶层群体。与此同时,国家先后推动的全民医保、社保,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以及大学内各种奖学金、困难补贴、勤工助学等,让很多家庭可以不再通过亲戚网络来获得生存和发展资料。

更有市场经济环境下,银行推出的各种贷款工具的帮助,几乎每个核心家庭都能够在经济上实现自由独立,而不再需要依托亲戚网络的帮助。

所以,这种因经济独立而带来的安全感,冲淡了中国社会堂表兄弟这种“二代亲”“三代亲”的心理认知。中国很多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并通过自己努力走上中产阶层的群体,他们的“00后”子女几乎衣食无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恰恰是这种衣食无忧的经济生活方式,直接冲淡了新世代青年群体对亲戚之间礼物馈赠的渴求,并在情感上也降低了对堂表兄弟乃至舅、叔、姑、姨等亲戚的心理需要,青年世代的“断亲”变得自然而然。

5. 互联网世代的青年生活方式更加个人化

生活方式决定了人们的交往方式。“00后”世代可以说是中国典型的互联网“元世代”,因为进入21世纪以后,中产阶层的电脑家庭化逐渐兴起,到了“00后”世代上小学阶段的2006年以后,中国互联网已经全面盛行。小学生已经开始用电脑查资料、打游戏。

到2015年之后,“00后”世代上中学、大学期间,中国的智能手机、电脑、平板已经普及。所以说“00后”都是中国典型的互联网世代。互联网世代的生活方式迥异于“70后”“80后”甚至“90后”,他们从小就沉浸于网络,学习、游戏、娱乐、交友等日常生活,都因互联网而改变,也都在互联网中实现。

特别是随着国家网络基础设施的全面建设,广大的乡村地区也基本上实现了网络覆盖,乡村孩子与城里孩子共享着同一个互联网世界。观察发现,互联网世代的青少年生活,在现实中越来越个体化、原子化和生活半径的紧缩化。很多青年大学生喜欢网络追剧和观影,吃饭经常依托网络平台叫外卖,学习全部依托电子书或网络资源,交友也大多通过网络游戏、粉丝群等得以实现。

笔者在一堂有44人的大四学生的课堂上,随机提问“在近3年多的大学生活中有没有新交了超过5个以上朋友的同学”,结果只有2位同学举手。可见,大学生活也并未让青年学生增加更多关系紧密的朋友。进入互联网时代,人们的说话方式、获知方式以及人际交往方式均发生了转变,使得人们交流更加广泛化、个性化以及多角色化[13]。

互联网让“00后”青年群体更加享受“人与网”的日常生活方式,而不是现实中的“人与人”的生活方式,走亲访友这种长辈所坚持的方式,他们已经逐渐放弃。互联网抢占了青年世代的时间、空间和心理,造成了青年世代的交往惰性,“断亲”因沉溺网络生活方式而堂而皇之地上演。

四、重构亲缘关系:青年群体“断亲”之后何去何从

每一代人都形塑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每个青年都有自己的少年,也会有自己的中年。互联网世代的青年——“00后”在其结婚生子之前,呈现了比以往世代更加独立的个性和独自生活的适应能力,“断亲”的社会环境、时代条件和家庭结构短期内不会发生显著变化。但是,“00后”世代在“断亲”之后,将面临中国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变迁所造成的“少亲戚化”现象。

随着“00后”世代的年龄增长,他们将成家立业,成家立业之后将不可避免地结成婚姻带来的亲戚关系,进而要不断适应成年人的亲戚网络。“00后”世代结婚生子成为父母之后,将形成自己的核心家庭,从而构建新的亲缘关系,也将唤起新的亲缘。

1. 互联网游子:新世代青年的生活方式新常态

互联网彻底改变了年轻人的朋友圈形态。青年群体的日常生活高度依赖互联网并形成了互联网日常生活方式。因为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服务业的高度发达,大城市青少年都能够随时随地叫外卖,随时随地满足各种日常生活需求乃至情感需求。互联网世代青年群体在“饭圈文化”中的狂欢,在知乎和B站上的遨游,都高度消磨了他们的日常休闲时间和碎片时间,他们并没有父辈想象中的孤独感。

特别是网络游戏盛行之后,很多“网游青年”可以借助网络游戏,与全世界各地的人天天互动,交流心得。而日常生活中的传统亲戚网络,堂表兄弟也罢,叔舅姑姨也好,甚至与父母双亲都鲜少交流与互动。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当前中国网民数量超过10亿[14]。青年使用手机、电脑、平板等网络工具上网时间日均超过5小时以上[15]。

随着网络游戏产业的发展,手机游戏的方便性、游戏模式的多样性使青少年成为网络游戏的主力军,同时网络游戏也成了青少年家庭生活、亲子互动和家庭监管缺位下的一种补偿行为[16]。互联网世代的青年群体每天“以网为生”的生活方式,极大地填补了面对面的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交往空洞。所以,“断亲”与否,在互联网世代的青年群体中基本没有明显的主观感知,他们就是一群现实世界中的“互联网游子”。

“互联网游子”既是网络游戏中的青年世代,也是青年世代依托互联网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学习、购物、休闲娱乐、情感宣泄、社会交往等大部分事务的“网络流浪者”。他们对社会变迁中出现的新元素总能最先做出反应,尤其是近些年来有关学习、消费、时尚、婚恋、亚文化等领域出现的新趋势[17]。特别是城市里的“00后”世代青年或青少年,越来越多地成了“互联网游子”,他们的精神家园都在网络上,其“乡愁”也是网络中的各种BBS。所以,新时代的青年生活方式还将持续互联网游子化,“断亲”现象必将持续发生在他们身上。

2. “少亲戚化”时代的青年适应

社会结构决定了群体生活方式。由于中国持续的人口出生率走低,青年对二孩、三孩政策的响应度不高。整体上当代中国的核心家庭结构不会发生显著改变,“80后”做父母的二孩、三孩比例将很难有实质性的突破,“90后”结婚后的生育意愿也没有显著提高。

逐渐进入适婚年龄的“00后”,也受自身成长环境和社会经济结构影响,一是平均结婚年龄越来越晚,比如南京市2021年30—34岁结婚的占结婚登记总数超过两成,超过1万对以上。二是生育意愿也难以提升,受女性权益保护程度、经济、家庭以及社会保障因素的影响,目前青年群体的二孩生育意愿不足50%[18]。未来较长时间的单孩或二孩家庭结构还将占据主流。

因此,无论是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后的独生子女或农村二孩群体,还是“00后”世代持续的低生育意愿,都决定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少亲戚化”时代的全面来临。一边是直系亲戚越来越少,一边是因社会结构与个体生活方式导致的“断亲”现象的日益普遍化,未来很长时期,新世代的青年从小就会学会适应中国“少亲戚化”的社会生活。

亲戚减少,亲戚关系变淡,已经成为中国40多年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的客观社会后果。随着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农村亲属关系的紧密程度将会有所减弱[19]。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其实也是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必然后果,农村本身的空心化和衰弱,原来的亲戚越来越天各一方,加之农村生活也是互联网化,农民越来越互联网游子化,于是“少亲戚化”与“断亲”现象在农村也势必成为新常态。因此,无论城乡,新时代的青年群体对这一亲缘社会结构的变化,从小就学会了适应,最终演化为整个中国社会的亲缘关系走向式微。

3. “成家立业”时期的社会关系适应

每一代青少年都会慢慢长大并走向成年。人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不同时期的个体都有其相应的心理特征和情感诉求。青年群体都是从少年成长而来,同时青年群体在充分社会化之后,会逐渐立业成家。18岁只是一个人的生理上的成年节点,只有踏入社会(“踏入社会”?怎么这个世界上还有不生活在社会中的人?)、进入职场、独自谋生之后,才是真正社会心理意义上的成年。

当下“断亲”青年还未完全进入社会和职场,他们对于社会资本和关系网络的核心功能并未有真实体验。可以说,“断亲”青年群体还主要依托父辈经营亲戚关系,自己并不需要承担维系亲缘关系的责任,所以他们的“断亲”行为,并没有损害家庭固有的亲缘网络结构。

但是,当“断亲”青年逐渐走向社会,他们就必然经历各种职场竞争和更为复杂的社会生活,他们不得不学会经营自己的各种社会关系以获取发展机会。“躺平式”的“孤雁型”青年总是少数,绝大多数青年在大学毕业进入职场之后,都要学会经营同学关系、校友关系、同事关系、老乡关系乃至之前“断亲”状态的亲缘关系,否则将无法融入社会与职场。

那些立业又成家的青年,则又多了爱人父母那方的亲戚。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伦理,中国人的婚姻往往都会举办婚礼,婚礼基本上都会成为亲缘重聚或凝聚的机会,礼金在婚礼中成了显示亲缘远近的标志。亲缘关系越紧密,礼金也就越多[20]。因此礼金不仅是日后家庭生活的物质基础,也成为亲戚交往的基本伦理。成家的青年人多出一层的亲戚关系,随着社会经验和心智的成熟,必然遵循亲戚交往的基本伦理,逐渐适应婚后更多亲戚的交往惯习。因此,随着互联网世代“断亲”青年的成家立业,“断亲”青年对个人或家庭社会资本的认知会改变,会越来越熟练地建构并维系各种社会关系。

有学者提出参与者建立网络是为了使其个人利益最大化。中国是一个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上的关系社会,社会资本与生活幸福之间成正相关[21]。因此,越是能够扩展社会资本网络或维系好包括亲缘关系的青年人,其事业成功或家庭幸福的概率越高。所以,虽然现在涌现了越来越多的“断亲”青年,但是一旦他们走向社会,踏进婚姻之后,会逐渐适应“中国式”关系规则,学会经营自己的朋友圈和亲缘网络。

4. “成为父母”之后的亲缘唤醒

亲缘关系始于家庭。血缘是亲缘的基础,只有父母联姻并结婚生子,由核心家庭到扩展家庭,再到大家族,才会形成亲缘关系网络。虽然由于经济、社会、技术、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导致中国传统亲戚关系的嬗变,年轻世代呈现了“断亲”现象,但是随着“90后”“00后”青年群体逐渐走入婚姻并成为父母之后,他们便创造出了自己一代的核心家庭(但连年暴跌的结婚率和生育率说明了一切)。

更为关键的是自己的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人父母。为人父母之后,不再是未婚青年,角色、心态、责任感都需要调整和适应。在围绕孩子哺育、教育、生活、成长等问题上,都会形成家长心理。当代青年家长会投入更多的精力到孩子的教育中去,教育重点转向更加注重孩子道德品质的培养,教育方法更注重言传身教。亲子关系越融洽,家长对孩子的道德满意度越高[22]。

因此,为了孩子更好地成长,家长对于亲缘关系会更加关注。绝大多数中国的家长心里都期盼自己的孩子懂礼貌、有情商、合群、有朋友,这些心理期盼事实上包含了一种“亲缘唤醒”功能,表现为对自己繁衍后代、延续香火的自我认同并对亲缘关系有了直接的认知和体验。这是一种十分奇特的同理心,唯有亲自体验才能唤醒。诚如大家皆有的共识:只有自己做了父母,才懂得父母之不易。

这种心理也可以扩展到亲缘关系或朋友关系的认知层面,即只有自己做了父母,才知道血缘、亲缘与学缘、地缘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从这个层面来看,基于血缘基础的亲戚关系,成为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十分独特的家庭文化、家族文化甚至宗族文化。中国人最具特色的家谱文化,也说明血脉传承的不可割裂,需要代代相传。

所以说,今日之“断亲”青年,总会有“认亲”的一天,迟早而已。当然,成为父母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大多数人在成为父母的那一刻,才会真正长大、懂事,学会感恩。这种家长心理的变化,便包含了亲缘唤醒的过程。就像学术界及媒体曾经普遍质疑“80后”是“迷失的一代”、“90后”是“垮掉的一代”一般,今天再看“80后”“90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早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和国家建设的生力军。现在所谓“00后”“断亲的一代”的说法,等到他们成家立业、为人父母时,相信他们同样会唤醒亲缘关系,成为新一代国家和社会的中坚,成为家庭的核心守护者,承担起亲缘关系维系者的使命。

媒体和社会所关注的年轻一代的“断亲”现象,的确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社会环境、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等背景。同样,互联网世代的青年和青少年,在中国现有的经济社会生活体系中,还可能持续出现新的“断亲的一代”。

但是,亲缘关系是生物性的连接和社会性的关系,是一种现实存在的基础社会结构形式,在人们的生活中直接或间接发生作用。即使亲缘关系已经不再如传统那般,但是人的本体需求仍要求亲缘关系网的存在[23]。只不过现代青年人的交往更加理性化、范围更大。

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结构没有实质性变化,家庭伦理与亲缘关系的主体结构也没有发生质的改变,中国人的行为逻辑没有改变,以“00后”世代为主体的年轻人“断亲”行为,会随着他们自身的年龄增长、持续社会化和成家立业、结婚生子而重新回归亲缘关系网络,像他们的父辈那样经营和维系着亲缘关系。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4.

[2]罗忆源.农民工流动对其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J].青年研究,2003(11):1-3+10.

[3]叶中华,魏玉君.再看差序格局下的中国社会—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J].公共管理评论,2016(1):146-153.

[4]郑鸣谦.家谱文化:让血脉亲情落叶归根[J].中华民居,2017(4):70-77.

[5]何君安,刘文瑞.权力、利益、亲情的冲突与嵌合:再论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J].青海社会科学,2013(3):111-116.

[6]赵洁“.自我异化”与人的复归:“内卷化”的实质、成因和纾解[J].理论导刊,2021(10):101-105.

[7]刘晶波.独生子女家庭教育的特点及其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5):64-68.

[8] John Palen. The Urban World[M]. 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87:7.

[9]左昕,林李月,等.中国城-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空间结构与地域模式[J].地域研究与开发,2021(4):158-163.

[10]谢作诗.亲戚关系淡化是工业文明的产物[J].记者观察,2014(7):36-37.

[11]韩磊,王术坤,刘长全.中国农村发展进程及地区比较—基于2011—2017年中国农村发展指数的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19(7):2-20.

[12]宋丽娜,田先红.论圈层结构—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再认识[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09-121.

[13]严功军,郑婷婷.解构与建构:网络媒体与人的生活方式的转变[J].新闻知识,2007(5):72-74. [14]张保淑.中国网民规模超10亿[N].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08-28(2).

[15]《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和阅读实践报告(2017—2018)》在京发布[J].新闻知识,2018(9):48.

[16]刘德寰,彭雪松,谢新洲.作为补偿机制的游戏沉迷—青少年游戏沉迷的家庭因素[J].广告大观(理论版),2014(3):18-27.

[17]华红琴.网络影响下的青少年社会化与生活方式—双重机制、多元化和性[J].社会,2007(2):147-158.

[18]程雅馨,何勤.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形势下女性生育二孩意愿与女性权益保护[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6(4):99-107.

[19]王思斌.经济体制改革对农村社会关系的影响[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3):28-36.

[20]黄鹏进.对鄂东南农村婚礼“送礼”的人类学考察[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4):151-155.

[21]李树,陈刚“.关系”能否带来幸福?—来自中国农村的经验证据[J].中国农村经济,2012(8):66-78.

[22]吴寒斌,陈勃.家庭教育对未成年人道德人格发展的影响[J].当代青年研究,2006(9):73-75.

[23]李冰.乡村变迁:新时期乡村伦理的一种解释与构建基础[J].齐鲁学刊,2021(1):80-88.

数十年来日本政府积极作为,如设立少儿家庭厅、儿童政策大臣等中央机构和官职以强化行政功能,地方设立相应机构与中央政府做好分工,以及建立稳定的财源。

伴随着二战后经济奇迹,日本人口规模早在1966年就逼近一亿大关。而当年同时也是由五行火和生肖马组合而成的“火马”年,被民间认为是不祥星象,尤其对女性不友好,因此很多家庭不选择在当年生育,致使出生率暴跌25%。“少子化”(shōshika,しょうしか)危机的种子就此播种下来。

1970年代经济繁荣高峰过后,职场竞争和过劳的工作环境、物价偏高致使育儿成本成为沉重的负担。要全职养娃还是投入职业发展,成为大部份年轻都市女性面临的艰难抉择。

据日本总务省公布的人口推算数据,截至2024年4月1日,15岁以下儿童数量为1401万,同比减少33万,占总人口比例为11.3%。年龄段越小,其人数呈递减趋势。在人口学上,当一个国家15岁以下人口占比低于20%时通常被认为进入少子化社会。

另据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预测,若放任少子化继续下去,2050年日本总人口将跌回1亿。

展开全文

不止日本,整个东亚先后都走上了相同的低生育率、少子化、老龄化人口发展轨迹。公开数据显示,2023年日本、新加坡、韩国的总和生育率(指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分别为1.26、0.97、0.72,而人口基数较大的中国,有学者测算2023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0左右。这些国家未来出生人口还将进一步萎缩。

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严善平对界面新闻说,“日本少子化问题是多方面原因共同造成的,包括人口学、社会、经济,以及文化层面。同时政府也在举全国之力进行自救,动员全社会参与,虽然没有扭转大趋势,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下滑速度,以及促进女性职业发展。”

为了催生,日本做了哪些“无用功”?

尽管少子化危机早已显现,但日本当局直到20世纪末才将少子化对策上升到举国体制的高度。其主要思路在于解决“养不起”的矛盾。

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小岛克久在《日本社会保障面临的挑战》一文中介绍道,自那时起日本政府推出的一系列兼顾可持续社会保障运行,包括通过“天使计划”和“新天使计划”等措施增加保育所定员人数、充实对婴幼儿的保育服务、实施育儿休假津贴制度。

为了确保稳定的财政收入,日本政府在此期间将消费税税率从5%依次提高到8%、10%。但事实证明收效甚微,该国的总和生育率曾在2005年创下1.26的低谷,并于2023年录得1.20的历史最低。一般认为,一个族群维持代际平衡的总和生育率需要在2.1以上。 制图:陈升龙

但在2021年10月上台的岸田文雄政府认为一切还来得及,而窗口将在未来六七年内关闭,于是密集推出对策,加大投资力度。

2023年6月,岸田内阁敲定《儿童未来战略方针》草案,计划从本财年度(2024年4月1日-2025年3月31日)开始的3年中每年投入3.5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791亿元),其中1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462亿元)通过征收“儿童保育支援基金”来实现,纳入到公费医疗保险当中。

新资金应用大致可以概括为:通过经济支援缓解年轻父母压力;扩大居家办公覆盖率、提升父亲产假休假率;在今后10年内为30万户育儿家庭优先提供住所;改善幼托人员待遇以提高照护质量等。

从今年6月1日开始,儿童领取补贴的年限延长至高中毕业,同时不再要求对其父母的收入限制。儿童政策大臣加藤鲇子举例说,一个孩子在长到18岁前累计可以领到约146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8万元)的补贴。2021年度领取该项目的人数约为960万。

而在子女享受着福利的同时,他们的父母却都要额外付出代价。受此次“儿童保育支援基金”征收的影响,2028年预计个人年收入达2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9.3万元)的上班族每月需缴纳350日元(约合人民币16元);个人年收入达4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8.5万元)的每月需缴纳650日元(约合人民币30元)。

东京居民林口里佳对界面新闻透露,日本税收体系本就名目繁多,包括住民税、固定资产税、土地税等不一而足。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自然引起民间巨大不满情绪。共同社的一项民调显示,超60%的受访者并不支持“儿童保育支援基金”。

相关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反对者的声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发表的报告称,包括日本在内的经合组织34个成员国数据表明,现金补贴与生育率之间没有明显的正相关性,其影响有限。

尽管如此,在严善平看来,正是数十年来日本政府的持续积极作为,才使得生育率没有像韩国如今这么糟糕。设立少儿家庭厅、儿童政策大臣等中央机构和官职以强化行政功能,地方设立相应机构与中央政府做好分工,以及建立稳定的财源,这些都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保育园:双职工父母的选择

有迹象表示,即便日本政府多年来的各种措施收效有限,但仍出现过令人鼓舞的亮点。

作为高福利发达国家,日本学前儿童的看护服务主要有两种形式:以教育为主的幼儿园,以及以养育为主的保育园。保育园与养老院一样,是归属厚生省管理的全民福利项目,招收范围更广泛,对象为所有0岁至入学前的婴幼儿。2021年有近260万儿童享受了该服务。

林口里佳对界面新闻介绍,幼儿园早上一般9点才开始上课,下午一点半左右学童就要回家,工薪阶层的双职工几乎无法满足这一要求。东京等大城市的上班族只能把子女送到保育园,在这里孩子可以一直待到晚上7点多,父母下班后就可以接他们回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近的一篇报告援引相关调查指出,经过对比各种政策措施之后指出,就促进生育作用而言,日本政府在保育服务方面的兜底效果最好。在2013-2023的10年间,主要针对0-2岁儿童的保育设施数量增加了63%、等候入园的儿童减少了87%,这是该国生育率不致于大幅下跌、女性顺利重返职场的最关键原因。

尽管如此,2023年日本儿童保育设施的使用率为52%,低于其他发达经济体。进一步扩大儿童保育设施的瓶颈之一在于教员短缺。

林口里佳说,东京的保育园对保育士与儿童配比有很严格要求,很多机构在这方面的供应不足,因此东京都市圈保育园的排队轮候现象比较严重。

在接送儿子上学之余,林口里佳还在参加保育士的培训课程,两年之后就可以在全日本任何城市上岗了,还有资格当公务员。她说,“保育士的责任重大,关乎儿童生命和健康,工资待遇却一般,与其他职业完全没得比,只有真正喜欢小孩的人才坚持得下去。”

厚生劳动省在2022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女性劳动者年收入排前三的依次是医生(1188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5万元)、大学教授(1021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7万元)、飞机驾驶员(893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1万元),而排在靠后的保育士约为373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7万元)。虽然工资待遇相对较低,但对从业者的年龄要求更为严格,平均年龄仅为38岁。 2023年3月1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右二)访问保育中心的活动。来源:视觉中国

岸田内阁《儿童未来战略方针》草案中的一大利好,是进一步施行无限制的儿童保育机构入园制度:即使父母都不工作,其子女也可以进入保育园。有民众称之为日本社会发展的里程碑。该草案中也有涉及到改善幼托人员待遇的内容,但具体措施未明。

林口里佳表示儿子所在保育园班上的同学有一半是独生子女。她说,现在大城市里也不再像以前一样一个家庭有至少两三个孩子,而且一般都是双职工父母自己养育孩子,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有自己的工作,不会参与育儿。

家住大阪的真由美正处婚孕的黄金年龄(25-30),但未婚未孕,在工作闲暇之余会四处旅游。她对界面新闻说,“我认为很多人是想要孩子的,但由于物价上涨超过了涨薪速度,因此很难养育两个以上的孩子。”

近年来,在能源和原材料方面对海外依赖较高的日本企业正受到日元长期贬值的影响,这导致日本国内食品及日用品价格持续上涨,民众的生活成本不断增加。

低欲望社会下的国家级催婚

长期的经济不景气使得日本进入了低欲望社会。弱势阶层早已开启晚婚不婚的“避险”模式。结婚率的逐年走低加上未婚生育情况很少发生,拉低了日本总体的生育率。

2023年8月,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公布的《现代日本的结婚与生育》报告显示,在18—34岁未婚青年中,近七成受访者称没有交往对象,其中每3人中就有1人不愿意发展恋爱关系。该研究所推算,到2040年,日本成年人中将有47%是单身。即使算上已婚人士,政府估计,高达42%的成年女性和50%的成年男性一生中不会生育。 1960年-2022年日本50岁以上男女未婚人群占比变化趋势。制图:陈升龙

在京都一所高校任职的松下大辅是建筑设计领域的专家。他与妻子育有三名子女。当被问及日本人口结构问题对后代的影响时,他对界面新闻说,日本社会的主流是敬老和重视弱势群体,而非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相关对策会以追求安全稳定、不平等程度小的社会为原则,即使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

严善平对界面新闻表示,社会精英等强势群体的未婚率普遍较低,生育率高且子女多。以往的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强势群体的优势,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占人口比例较高的弱势群体,他们收入低、工作不稳定,即使有结婚、生儿养女的想法,往往也很难如愿。

因此,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不仅包括直接发放补贴、扩大福利范围,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转变观念,尤其是承认和重视女性的关键性地位。日本多年来的经验表明,提高生育率,需要对性别分工,以及“家庭”重新定义。

尽管经济高度发达,但日本在文化上仍极其保守,性别不平等现象严重。严善平指出,日本男性的变革意识滞后、以男性为主体的职场文化依然存在。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性别报告》中,日本的性别不平等程度排名持续处于历史最低点,尤其是在女性担任领导职务方面。

真由美对界面新闻证实,女性在结婚、生育之后对事业的不安情绪会急剧上升。她们一边要操持家务、育儿,另一方面还要为职业前景而焦虑。在她的印象中,职场年轻人之间的竞争已经不再那么激烈,但日本企业普遍对女性发展仍不友好,更谈不上增加管理职位。

一组值得注意的数据是,即使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封控期间,日本女性的育儿休假率为85.1%,而男性也仅为13.97%。

岸田文雄政府最新的政策中也提出了相关的促进婚姻政策,主要内容包括消除希望结婚的人所面临的障碍、扩大居家办公覆盖率、提升男方产假休假率。但有关如何消除就业领域性别歧视的措施则未见公开报道。

小岛克久在前述文章中总结道,无论选择出台什么对策都需要遵循三个原则,首先是尊重个人的选择和价值观;二是以建成富裕社会为目标,包括物质和精神;第三是如果政策与国家结构、国民情感不符等原因导致脱离现实,则会产生负面效果。

2026年又将是一个“火马”年,岸田内阁的人口新政也陆续有了结果,这个国家将收获什么样的“果实”?

(应采访对象要求,林口里佳、真由美为化名)

最近安徽全椒县三位官员以“坦诚”或“傻白甜”的接受媒体的采访,翻车,免职。

我觉得这件事“最有趣”之处,是它透露出全椒县或许出现了某种“退化”现象。这种退化,或许不只全椒县独有,只是别的地方没有暴露出来而已。

展开全文

先简单复述一下这件事儿。

全椒县一公司仓库发生火灾,消防前来救援,仓库中的部分物质随着消防废水进入附近沟渠。部分河段水体浑浊,黑臭,鱼虾死亡。情况反映到县水利局,未受到重视,有村民希望进行水质检测,并向市12345网上反映,生态环境局没当回事……央视记者闻讯赶到全椒县采访。

记者问为啥不进行水质检测。生态环境局局长窦平一语惊天下,“喝茅台也能喝死人,喝死人以后,需要对茅台做毒性分析吗,我认为没有必要。”

记者问水利局为啥没作为。水利局党组成员杨俊诚恳地说,“凭我的经验……可能……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还有两个月就要退休了……”

记者问全椒县生态环境分局办公室主任杨仁义,滁州市12345关于全椒县襄河镇老观陈村襄河水质发黑发臭问题的在网上的回复,显示承办人叫杨仁义。杨仁义说,“不是我回复的,这我还不太清楚”。

这三位都已经被免职,据说罪名之一是“信口开河”。

回到两位接受央视采访这事儿。看了相关的视频,我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三位似乎已经忘记了媒体还有舆论监督功能,他们的智商和情商都已经无法面对搞“负面报道”的记者了。

一个县,仨官员,在面对采访时全军覆没,这很可能是一种严重的退化现象——应对媒体能力的退化。

他们已经忘了,曾有一句“保命箴言”叫“防火防盗防记者”。最消极的办法是干脆不跟记者打照面,也不会出现如此荒唐狼狈尴尬的采访场面。

“防火防盗防记者”是多年前纸媒年代流行的一句话。那时候,很多媒体做舆论监督报道,让一些地方深恶痛绝,于是像防贼一样防范记者。

当然,很多时候是防不住的,那就要跟记者过招儿。经常过招儿,就锻炼和提高了应对能力。

我当年曾在一个地级市了解一个有点“负面”的事情,没想到当地的常务副市长亲自出面。他条理清晰侃侃而谈的样子我至今还记得。由于他的解释有理有据,那个报道也没有呈现出“负面”的味道。后来那位官员好像高升到了常务副省长。

那时候也有殴打记者的情况出现,但总体上媒体与县市一级的地方政府存在着一种“博弈关系”,再说了,“殴打”也是博弈,不过是太极端罢了。这种关系,锻炼出了一些名记者,也锻炼了基层官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那时候一个县里的局长,面对如今全椒县这种情况,断然不会像如今全椒县这三位官员这样“傻白甜”。

以全椒县这三位官员的级别论,“按道理讲”是“没资格”在央视露脸的,竟然在央视记者面前“袒露心扉侃侃而谈”,属实是过于“单纯”了。当央视记者的话筒举到他们面前时,他们像是“小白鼠”——显得既真诚又可爱,既真实又荒唐。

一个说茅台喝死人不用检测茅台,一个说我再有俩月就就快退休了。这哪里是接受舆论监督采访,这分明是哥们儿之间交心似的私下聊天。他们真的没把记者当“外人”,他们说的真都是“大实话”,但是大实话往往只适合私下说,而央视那是要对全国人民说的。

这两位的言论让我想到一个词儿:真心话大冒险。

当然,到了他们俩这儿变成了“真心话太冒险”。

他们根本不知道如此“真诚”风险有多大,大到可能导致半生仕途前功尽弃。

在县城的官场大半辈子,按说都是智商情商非凡的人,都是精于世故的人。他们在某些方面称了 “傻白甜”,是因为忘了过去舆论战线的“残酷环境”。当年那些在全国到处“乱窜”的搞舆论监督的记者没有了,当年的那些曾经风行的报纸也都已经偃旗息鼓了。时代变了,不需要报纸了,也不那么需要监督类报道了,甚至也不需要新闻现场了。

比如某地多人跳桥这事儿,放在15年前,早就有记者到当地搞清楚了——到底有没有人跳桥,有多少人跳桥,跳桥的人是谁,为什么跳桥。如今没有这种情况了。最多是有人打个电话问一下当地,然后等着官方通报,或许过些日子就没人记得这事儿了,连通报也不需要。

没有了博弈,能力必然会退化。退化的还有记者,有些甚至都不用写稿了,只需要等通稿,粘贴复制就行了。

按说这样也挺好的。记者不用风尘仆仆地奔波了,地方上也不用疲于应对了,节约了很多成本。

出人意料的是,央视记者突袭岁月静好的全椒县,一顿操作,似降维打击,搞出了个官场大地震。

最后,想对三位被免职者说:时也,运也,命也。

大周末的,我们今天不谈宏观,不谈数据,就聊聊天,说说直观感受,好不好?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老友在绣球公园遛弯,给我发来一组照片:

嗯,看到的是兴高采烈的老年人。

展开全文

以及他回家的时候,10点半吧,看到一个年轻人点了外卖正在拿着回家:

就是那个段子说的:

满大街都是超期蓬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和想死不敢死的中年人,以及时而神经,时而精神,学的像个傻x的小朋友。

继续聊大天哈。

前两天去看父母,那个小区是20年前造的,我还住过几年。我住的时候,自己家孩子还小,整天在小区里疯,那会小孩是真得多。前两天去,又是在晚饭后,正是小朋友出来玩的时间,结果我溜达遍小区,就看到大约5、6个小朋友,爷奶带着外面玩,以前是多少呢?是几十个。

小朋友少的小区,明显感觉冷清了许多。

然后街上果然有这个趋势,一个开了很久的针对儿童的培训结构,关门了:

至于今天早晨,在楼下一家咖啡厅坐了一个多小时,除了店员就是我。难得来了个小伙子,我以为是客人,结果是来找工作的咖啡师。

坐这里跟店员聊天的时候,偶尔瞅一眼手机,就看到这个图:

这倒是能吓阻,吓阻不了,下去刮到绝对没救,倒也一了百了。

群里聊了几句这个话题,有朋友说这也是代际矛盾,而且大城市里老人退休金高,也能让年轻人啃老,也有部分合理性。

或曰,现在是年轻人辛苦,老年人幸福。

没有失业的烦恼,收入稳定,且不用缴纳什么个税和社保,这些都有年轻人承担。

所以能啃老的年轻人,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代际转移。因此退休金高一点也是合理的,没有这部分代际转移,许多大城市的中青年也撑不住的。

结果就有来自农村的朋友反对了,说留守儿童是谁在带呢?那些农村老人怎么说?

他们村这周就有两个老年人自我了断,因为查出了癌症,不想拖累家人。

今天他去新加坡的飞机上,看到的是老年旅游团。

所以,说是代际矛盾,也不确切。拿着100块退休金的和5000的,不是一个人生,拿着5000的跟一年躺高级病房一年花数十甚至数百万的,更不是一个人生。说代际矛盾,轻浮且孟浪。就像男女对立一样,真的是性别的对立吗?

同样是老人,命运大不同。或者,就这是命运了。

现在有个跟以前不一样的现象,以前在公共交通设施上,给老人让座的还是有的,还有些不肯让的,大家都会指责一下。

这10年我见到这样的都少了。满脸疲惫的年轻人,好像也没这么多爱心可以往外付了。想想也是,社保已经付了那么多,为啥还要给身体比自己好的让座呢?

有一定合理性,也说明某些价值体系的崩塌。

社科院曾经出过一个养老精算报告,我买了也认真看过,但我今天不想聊这个。

数据再真实,也替代不了直观的感受。

直观感受给我的结论是什么呢?是儿童在减少,年轻人眼里没光,中年人则很疲惫,老年人还挺幸福——仅限大都市。

现象就是这么个现象。建议没有,人微言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很多事,也只能自我调节以及为自己很可能不太幸福的老年做些可能没啥用的准备罢了。

下面是去杭州的时候西湖边上拍的,讲真我挺羡慕的。你羡慕吗? (完)

“穷鬼套餐”的风越刮越大。

早上花3元吃自助吃到饱,午餐选择肯德基19.9元OK套餐,下午来杯9块9咖啡醒神,晚餐去711便利店买10块的面食套餐;晚上8点半后,再去盒马鲜生捡漏打折商品……

打开小红书,各种“穷鬼”点单攻略应接不暇,年轻人纷纷加入这场“薅羊毛”狂欢。

与之相对的是,各路品牌纷纷下场加入混战。

就连一向和“中产”绑定的山姆因“穷鬼三件套”在近日喜提热搜,甚至人均消费能达到1000元的高端餐饮品牌新荣记也要“蹭”一波热度推出398元“穷鬼套餐”。

展开全文

不断进阶的“套餐”

近一年来,“穷鬼套餐”席卷了年轻人的圈子。

“穷鬼套餐”最早由谁发起已经很难考证,但其流行起来源于麦当劳、肯德基等西式快餐。 麦当劳的1+1随心配,就是最典型的代表。消费者能买到指定的两款产品组合,通常是一份汉堡主食加上一份饮品或甜品。13.9元让年轻人纷纷拥抱“麦门”,当起了“麦当劳忠实门徒”。

事实上,网友总结的最强“穷鬼”攻略,一开始也与西式快餐牢牢绑定。

“周一麦当劳蹭免费麦乐鸡,周二去塔斯汀享受‘买一送一活动’,周三在达美乐体验七折优惠,周四感受肯德基的‘疯狂星期四’,周五汉堡王有半价工作餐,周末再去华莱士,下周从头再来。”

1.0版本的西式快餐风生水起后,“穷鬼套餐”很快迎来了2.0版本,逐渐推广到了中餐、早点、茶饮等领域。

快餐品牌南城香推出了“3元自助早餐”,花3元钱就可以无限畅饮粥品、胡辣汤、牛奶、果汁、豆浆等7种早餐。客单价超 30元的老乡鸡也推出了14.9元两菜一饭的套餐。

奈雪推出了9.9的欧包+奶茶的组合,星巴克售价不到20元的三明治等小食+饮品的组合同样受人欢迎,只不过最终下架了。

还有9.9 元一碗的螺蛳粉,39.9元的火锅套餐,9.9元代100 元的代金券……可以说,只要你花点精力和时间,总能找到满意的“穷鬼套餐”。

就在近期“穷鬼”之风,甚至吹到了贵价品牌。

#为何山姆穷鬼套餐让中产疯狂##山姆穷鬼套餐真的有性价比吗?#等话题近日登上微博热搜。

这个引发热议的套餐,包括19.9元30个的鸡蛋,7个装售价23.9元的原味贝果和16片装售价59.8元的瑞士卷,网友称其“穷鬼三件套”。社交媒体上,还有不少网友带图推荐山姆“穷鬼”七件套、九件套等高性价比商品。

不仅是山姆,高端苏浙菜品牌新荣记也推出398元一位的“一人食”,给足8个菜品,有荤有素,有主食有甜品,其中还包含了招牌菜品。

只不过新玩家下场,3.0版的“穷鬼套餐”,是否抬高了“穷鬼”的门槛?

争当“穷鬼”的年轻人

吃“穷鬼套餐”的就真的是“穷鬼”?恐怕未必。逐渐走向人间清醒的年轻人,只不过不再为“非必要”买单。

尼尔森IQ发布的《2023年中国消费者洞察暨2024年展望》报告显示,43%的中国受访者表示将严格把控整体花费金额,37%的人将改变消费方式寻求最优价格或更低价产品。

“穷鬼套餐”走红,说到底是年轻人对“性价比”的追求。

“在经济环境变化及消费者购买力波动的情况下,更多人倾向于选择性价比高的商品。”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告诉潇湘晨报·辣椒财经记者,“穷鬼套餐”以其低廉的价格和相对丰富的选择,满足了消费者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追求实惠的需求。

他还认为,“穷鬼套餐”满足了年轻人对新鲜感和体验的需求。通过尝试不同品牌的“套餐”,体验到更多的产品种类和口味,以增加购物的乐趣和满足感。

事实上,很多走红的“穷鬼套餐”都是网友乐此不疲开发出来的。

比如,米村拌饭。花3元要一份米饭,米饭可以无限续,就着免费的海带汤和辣白菜。如果实在担心社死,网友也建议试试店里9块的儿童金枪鱼拌饭。

又比如,海底捞。在小红书上搜索“穷鬼套餐”,最热一条为海底捞“穷鬼八件套”。网友们将锅底、小料台吃出了花样,并且不忘提醒你预约免费的美甲。

还比如,虽然新荣记推出了398元一位的“一人食”,但网友还开发了各式各样的穷鬼点单。

“新荣记穷鬼吃法”在小红书点赞超1.7万,评论近千条。

可见,价格不是“穷鬼套餐”的灵魂,物超所值才是,主打一个“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品牌纷纷入场,赚了还是亏了

小红书数据工具“新红”显示,去年下半年小红书上“穷鬼套餐”笔记日均获赞数为2366次,2024年初至3月中旬日均获赞数就达到了5799次。截至目前,抖音上#穷鬼套餐#话题播放量超过8亿次

年轻人追求极致的性价比,让品牌们纷纷入场加入“穷鬼套餐”混战。

潇湘晨报·辣椒财经记者还注意到,不少品牌将“穷鬼套餐”放上了抖音、美团等平台进行售卖。此前肯德基在抖音上线的9.9元“芝士鸡肉帕尼尼+美式”的两件套,截至目前已经卖出了100万份。

最近,宜家也推出了“疯狂星期五”:冰淇淋甜筒只要1元,北欧盖浇饭只要9.9元,原价要19.9元的瑞典肉丸现在也只要9.9元,价格砍半份量没变。

那么,问题来了,“穷鬼套餐”的生意,是赚了还是亏了?

凌雁管理咨询首席咨询师林岳向潇湘晨报·辣椒财经记者表示,“穷鬼套餐”就是通过低价获取流量,在供应链端压到接近成本价的价格,赚的利润取决于销量的大小。“因为原料、人工、物流都有周期性波动和涨幅,所以低价策略只能是一种短期策略,其目的是形成品牌粘性,拉动其他高利润的消费。”

很明显,这套打法的本质,是将“穷鬼套餐”视为引流产品。

首先,通过推出“超值套餐”吸引年轻消费者的关注,进而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曝光度;再通过提供质价比高的产品,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和忠诚度;最后,借助穷鬼套餐的流量效应,带动其他产品的销售,实现整体业绩的提升。

那么,低价引流之后呢?

“品牌需要权衡低价套餐带来的流量效应与长期利润之间的关系。”江瀚分析称,如果低价套餐导致品牌利润大幅下降,甚至无法覆盖成本,那么这种策略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品牌需要在保证一定利润的前提下,合理制定套餐价格。

江瀚还表示,如果品牌无法持续创新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低价套餐的吸引力可能会逐渐减弱。当越来越多的品牌推出类似的低价套餐,消费者可能会面临更多的选择,“因此,品牌需要在保持低价的同时,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以赢得消费者的忠诚度。”

2024年,性价比的时代还在继续,年轻人们期望着新的“穷鬼超值套餐”加入,以便薅到更多的羊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