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荆州日报》旗下冷暖视频报道，4月26日，网上流传一段视频显示：在山西运城，一辆问界M7车辆在高速路段发生交通事故，该车辆撞上养护车后起火，车上3人遇难。逝者家属称，事发两个小时后才得到消息，问界客服打电话来询问“售后体验”，而不是介入救援。家属提出几点质疑，包括出事车辆仅提车3个月，宣传的车辆AEB和GAEB没有自动紧急制动？为何电池阻燃材料和热失控保护技术撞击等未能发挥作用，电池仍旧起火？为何安全气囊没做到保护？

对此，今天中午，AITO汽车官微发消息称，2024年4月26日16时34分左右，一辆问界M7 Plus在山西运城发生严重交通事故，对于事故中出现的人员伤亡，我们深表痛心，对遇难者表示沉痛的哀悼。

根据国家平台数据接入管理规定，获悉该车辆发生事故时车速115km/h，安全气囊正常打开，动力电池包特性均正常。我们正在积极配合当地交警部门开展事故调查，提供一切必要数据还原事故原因，并对家属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具体调查结果请以后续交警部门通报为准。

据正观新闻报道，4月27日，网友沐沐（化名）在社交媒体发帖称，她的弟弟驾驶华为问界M7在山西省夏县段高速行驶，在超车道上与前方洒水车追尾后起火，她的丈夫、弟弟和刚满2周岁的儿子遇难身亡，此事引发网友热议。

沐沐告诉记者，事故发生在4月26日下午4点左右，当时她不在现场，等她看到遇难的家属后已经是晚上8点，事故现场的视频都是网友拍的。沐沐发文称，希望联系到目击者了解相关信息，“我现在只想要一个真相。” 图片来源：逝者家属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视频截图图片来源：逝者家属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视频截图

此外，沐沐还质疑养护车辆速度是否合法，她指出，事故发生后，车内安全系统未能有效发挥作用，包括自动紧急制动系统和热失控保护技术。沐沐发文提到，家人驾驶车辆为华为问界M7 Plus后驱版5座，于1月14日在运城4s店购买，“才3个月的新车华为M7问界，事故发生时，车辆安全功效发挥作用了吗？”

28日，记者联系到了华为问界客服，工作人员称，针对此次事故非常重视，对于事故中的伤亡，深感遗憾和痛心。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小组前往事故现场，现场救援也在全力配合交警部门进行调查工作。

记者联系了运城高速交警，截至发稿，未得到回应。

据中新经纬报道，从事故视频来看，问界M7的隐藏式车把手疑似并未弹出，有几人在尝试砸车窗。

据红星资本局，记者此前走访发现，20万元以上的新能源汽车几乎全部采用隐藏式门把手，甚至包括一些10万元以下的车型。但各大品牌甚至同品牌的不同车型，可能采用不同形式的隐藏式门把手，对于很多首次接触的消费者来说，“打不开车门”成为他们看车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隐藏式门把手被很多人认为是事故救援的拦路虎。

汽车独立分析师刘昊向记者表示，“正常情况下在发生碰撞事故后，车门中控锁都会自动解开，这与门把手是否隐藏无关。”

“很多人把安全问题归结于隐藏式门把手，主要是因为路人救援时的第一反应是尝试拉开车门，如果连门把手在哪儿都找不到，会更加焦虑。”在刘昊看来，应该对隐藏式门把手制定行业规范，“门把手标准化，便于公众了解如何开门和救援。”

特斯拉、别克、蔚来等车企的工作人员均向红星资本局表示：“在碰撞后的极端情况下，如果未能自动解锁，外部救援必须破窗。”

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第一季度，赛力斯(91.150, -4.25, -4.45%)汽车销量达到94825辆，同比增长374.77%。AITO全系3月交付达31727辆，其中，问界新M7销量持续稳健增长，单月交付新车24598辆，上市累计交付量超过12万辆，不断刷新中国汽车品牌单车型销量新纪录。

看俺老福特用咱美利坚“遥遥领先”的技术，教教小日本什么才是真正的造车！

于是福特汽车在1971年隆重推出了平托车，并迅速风行全美甚至西方世界，这车在1970年9月11日发布（瞧这倒霉日子），到1971年1月份销量就突破了10万辆，并且在年内卖掉了35万辆。

在此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平托车总共卖出了1250万辆，成为了整个70年代全美最畅销的车型之一。

美国人钟爱平托车，使之成为国民品牌，主要倒不是基于“美国人买美国车”的民族自尊心。实话实说，平托车初看起来，确实堪称工业设计的杰作，外形漂亮、省油，而且廉价，总重不到2000磅（不到一吨），售价不到2000美元，而美国人当时的人均年收入已经超过了1万美元大关，这意味着一个普通美国人，攒三个月的工资就可以买一辆平托车。

漂亮、省钱、不费油、还是本国国产，消费者何乐而不为呢？这种车谁不愿意买？

可是很快，平托车出事了。

1972年，就在平托车隆重推出的第二年。一个十三岁的小男孩乘坐邻居阿姨驾驶的平托车经由高速公路回家，行驶过程中车子突然减速，导致后车追尾，平托车立刻发生爆燃。

驾车的那位邻居阿姨当场就被烧死了。幸好此时的纯机械车门还不存在自动锁死的问题，所以小男孩被抢救了出来，但全身高达90%的面积被烧伤，之后的六年中，小男孩经历了60多次手术才勉强活了下来。

这样的惨剧发生了，小男孩的父母当然不算完，他们怀疑平托车的设计存在问题，怎么会跟打火机一样一碰就着呢？于是一纸诉状将福特汽车告上了法庭。

但是一个个体，想要跟福特汽车这样大的公司斗，注定是非常难的，福特汽车公司有非常完备的法律顾问团体，请得起全美最顶尖的专业律师为其辩护。

何况交通事故这种事，太专业、太复杂了。真要追索起来，你怎么保证事故不是司机不正确驾驶，后车超速造成的？当天路况是否特殊？

一系列合理怀疑，可以构成一个庞大的真相迷宫，而福特公司可以在这个迷宫中与家属兜兜转转，最终把家属拖得筋疲力尽，事情也就私了。

但是1972年的这起爆燃案有点特殊，幸存小男孩的父母不忍心看到自己孩子受苦而没个说法，选择了硬着头皮，不畏艰险，将官司与福特汽车打到底。而全美的媒体则持续跟进这起事故的调查报道。

媒体报道引发了越来越多平托车用户的注意，很多人看到了报道，才发现自己身边发生平托车爆燃事故原来不仅仅是“孤例”。

于是慢慢的，平托车的受害者们开始组建团体，集体对福特公司发起诉讼。案件至此终于摆脱了一家巨无霸公司与一对父母的不对称诉讼。成为了一场大规模的调查追责。

当然，即便事已至此，福特公司仍有可能“搞定”这个事件，毕竟造车他们专业、律师也牛逼。找一点无关痛痒的小错误，避重就轻的承认一下错误，说“我们犯过一点小错误，现在纠正了”，小规模召回一下，平托车还可以继续卖么。

然而恰在此时，1977年，一篇报道，给平托和福特信誉的棺材板上敲上了最后一根钉子。

这篇报道名叫《疯狂的平托》，长达十数万字，是自由记者麦克·道伊集数年之力、花费无数心血、克服重重困难写出来的调查性报道。

该报道用翔实笔调、大量的访谈和看似平淡的文风，向人们还原了平托车的恐怖真相：

原来，平托车容易发生追尾爆燃的原因，在于它的紧凑型设计和发动机油箱后置这两个特点的组合。急于抵抗日本汽车入侵的福特公司给工程师下了限期的死命令，而美国工程师显然还没有设计紧凑型车型的经验。他们在仓促之中将位于尾部的油箱设计的离后保险杠和后轴太近了，且下沿低于汽车后轴，这就导致只要平托车发生哪怕最轻微的追尾事故，油箱也会“一打就着”，发生车毁人亡的事故。

但最骇人听闻的还不在这里。文章接着写到：在平托车发售前，福特公司在模仿事故实验中其实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在全部11辆平托车当中，有8辆被撞击后出现了潜在的严重油箱管路破裂问题。在真实环境中会立刻引发爆燃。

于是有工程师就提出修改建议，认为可以通过在油箱内安装防震的保护措施来降低风险，而这个防震措施其实非常廉价，只需要11美元就可以办到。

但是，福特汽车最终愣是没有支付这11美元，而是坐视明知有问题的平托车走向市场。

为什么？

因为福特公司算了一笔账：

如果公司为每辆车增加11美元的成本，改进这个漏洞，那么1250万辆车，总计成本支出共1.375亿美元。

可如果不花这11美元，而是让消费者直面油箱爆炸的事故危险，那么预估在所有可能的事故中，会有180人死亡，180人受伤，2100辆车被损毁。

而按照美国当时交通事故发生后的赔偿标准，死一个人赔偿20万美元，烧伤一人赔偿7万美元，每辆车报废赔偿700美金，所有费用加在一起，总赔偿不到5000万美元。

1.375亿>5000万，这是一道冷冰冰的不等式，而福特公司在这道不等式面前作出了一个符合他们利益、精明却残忍的选择——放任平托车上市，去烧信任他们的美国老百姓！

是的，身为企业的福特，居然这么消费用户的信任与爱国热情。

于是，平托车诉讼案，造就了美国乃至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汽车赔偿案——法院最终判赔福特汽车公司赔偿车祸受害者家属116亿美元。福特汽车则被迫召回所有问题车辆，并承诺假装更强力的保险装置。

然而没用，用户对这款车型乃至福特汽车的信任在这场官司中已经被“信用清零”。风光一时的平托车最终在1981年被迫停产。并被《时代》杂志评为有史以来最烂的50款车之一。

而美国汽车行业也在这场案件之后，进入了80年代的大衰落时期。曾经的汽车城底特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逐步凋零最终破产的。

所以，福特汽车的这个小算盘最终还是失算了，失算的原因是在精明的数学计算背后，他们有这样几个没算到：

第一，他们没算到那个男孩的父母在孩子在被烧毁一生之后的不依不饶，7万美元、20万美元，以及之后福特汽车许诺的更多赔偿确实算是一笔巨款，但是这对父母始终不肯与福特汽车达成庭外和解——也就是“私了”。他们顶住压力，始终要求司法的公正，相信法庭会在调查之后把真相查个水落石出。

第二，他们没算到媒体的持续跟进与报道。

平托车虽然存在设计的缺陷，但事故毕竟是个小概率事件，如果福特公司能够在每一次车祸发生之后单独与车祸的受害者博弈，那么就可以把所有受害者都关在其个体偶发受害的“笼子”里。

受害者是个体而福特是公司，在这种博弈中受害者是很难玩得过福特这样的大企业的。

可是正是由于媒体跟进报道的存在，让受害者们发现他们遭遇的车祸不是偶发事故，于是偶发事故被关联起来成为公共事件，而公共事件则引发了受个体害者、甚至所有平托车的消费者能团结起来与公司博弈，最终扳倒了福特这样的巨无霸。

案发后平托车主的自嘲：“离我远点，我会爆炸！”

第三，他们也忘记了，美国新闻界有麦克·道伊这样奇特的自由记者。

这个麦克·道伊也真的是个轴人，他背后没有任何大媒体给他发工资或提供保护，就是自己一个人坚持不懈的查了数年，最终搞出了那篇《疯狂的平托》，把这款“移动火葬场”送上了绞刑架。

当然，我觉得，福特汽车公司似乎也忘了使用一种大杀器。

那就是民粹主义的大旗。

仿照现在中文互联网上某些甚嚣尘上的调调，福特公司本来完全可以这样自我辩解：

“我福特为什么要生产平托车？那是因为小日本正在威胁汽车生产这个我们的国之命脉啊！你看看现在满大街跑的丰田、本田、马自达，长此以往美国汽车产业不得垮掉么？你们忘了日本人二战中恐袭珍珠港给我们的耻辱了么？抵制日货，支持国货！

所以福特公司是美国的民族脊梁！平托车是产业之光！偶尔出个事故，烧死几个人怎么了？美国两亿人口，死不到200人等于没死么。再说了，甭管事故原因有多么复杂，责任到底在不在企业方，我们都赔钱了啊，大部分家属也都接受补偿，情绪稳定。这事儿哪说哪儿了就是了。

所有敢借此事机黑平托车、攻击福特公司的喷子，都是汉奸！啊不对，都是美奸！

尤其是那个该死的麦克·道伊！就没有人觉得他很可疑么？这家伙连续几年别的事儿啥也不干，就专盯着平托事故进行调查，最后扒出了那么多黑料。严重泄露商业机密的事情我们就不追究了，他这么长时间跟查这么久，到底是谁资助的？

我们呼吁有关部门好好查查这个人，很可能他就是小日本安插在咱美国的商业间谍！甚至苏联间谍！

黑我们的民族品牌就是危害我们国家的利益。这小子良心大大滴坏了！必须死啦死啦地！”

没有，福特公司到最后也没敢举起这杆民粹主义大棋肆意挥舞，混淆视听。

因为美国老百姓不太吃这一套。

虽然川普的MAGA在美国也有相当的煽动力。但“让美国汽车重新伟大”和自己坐到移动火葬场里不知何时免费烧一次之间，究竟孰轻孰重，大部分美国人还是拎得清的。

他们不是不爱国，只是爱的没有那么傻。福特是福特，美国是美国，我自己和家人的性命得由自己的的选择负责。

所以福特汽车最终失败了，美国汽车行业在短时间内遭遇了沉重打击。美国人看似是为了珍视自己的性命，放弃了曾经引以为豪的产业。

可是从更长远看，真的如此么？美国真的因为这场案子“亏本”了吗？

未必，美国汽车产业在该案之后虽然受到了冲击，却没有垮掉，这其中的原因更耐人寻味。

时下很多人，把汽车看做能移动的“沙发、冰箱、大彩电”。

我必须说，这种认识错的离谱。

这个世界上的工业品分为两种，一种，我们不妨称之为工业品A,比如沙发、冰箱、彩电、智能手机这些产品。

这些就是纯粹的生活用品，即便造的不好，也很难危及消费者的生命。所以这些产业很适合“新势力”下场、一旦有机会、获得大投入，就可以实现对老牌企业的弯道超车。因为手机么，即便这一款产品设计存在缺陷，碎屏、电量不足、过热，都没关系。

因为它不危及消费者生命。这次没做好，迭代一下，明年再造个PLUS改进掉，就可以了，不妨碍让消费者继续买。

但另一种工业品，我们称之为工业品B，比如汽车，它们的产业逻辑是不一样的。

一个大活人坐到车里，相当于把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交给了造车者，这丝毫轻忽不得了，稍有差池很有可能就是人命关天。

所以汽车这种产业是不适合“新势力”搞大跃进式的弯道超车的，哪怕是福特这样的老牌车企，第一次尝试搞紧凑型轿车，还是仓促之中翻了车，赔成那个熊样，大家都看见了吧？

汽车是一个异常精密而复杂的系统，这个系统不允许过于随意而仓促的加加减减，一年搞一次甚至几次迭代。真出了事故请问你怎么对得起购买你的用户呢？

你总跟用户的在天之灵说：“不好意思，我们刚进入该领域，造车经验难免不足，明年我们会推出该车型的PLUS版，生产技术继续遥遥领先！期待您的继续信任、选购！”

对于工业品B，什么东西最重要？不是价格，不是外观，不是更多更花里胡哨的功能。而是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安全信任——我信你不会为了省那11美元，让我的生命冒风险。

那么这种信任怎样才能建立呢？靠福特这样的企业自主规制，或者写血书保证“美国人不骗美国人”，你觉得可能么？

资本永远是逐利的，没有规制，他们会为了牟利踏平世间的一切。

所以只能仰赖舆论的监督和司法的公正。

我们试想一下，如果福特公司当年在平托车案发之后，真的有能力“压”住这个事件，把受害者和家属都摆平了，美国媒体也对此事装作没看见、不监督、不报道。法院也纵容、偏袒福特公司。那么此事后果会怎样呢？

有句话说得好，“你能在某些的时间里欺骗所有人，也能在所有时间里欺骗某些人，但无法在所有时间里欺骗所有人”。设计存在严重缺陷的平托车，早晚是会东窗事发的。

如果不在美国人自己这里，而是在别国东窗事发，全世界都会看到福特公司的一手遮天、美国媒体的监督无力和美国司法对这家企业的偏袒。

到那个时候，福特还能有什么国际信誉可言呢？消费者，尤其是海外消费者还怎么敢去买这家公司的汽车？除非他们不要命了。

到那时，福特也许可以继续忽悠少数美国爱国者买自己的汽车，但这种“骗粉”模式是长久不了的。整个美国汽车产业会因为丧失信誉而丧失海外市场，并进而因为丧失了信誉和用户反馈而沦为闭门造车，最终失去市场活力。到那时才是整个美国汽车产业的真正末日。

这种灾难性的情况其实在另一个国家发生过，这就是冷战时期的苏联。

是的，作为美国曾经的最强劲的竞争对手，苏联也曾下大力气研发、推广过自家的汽车产业，我们俗称的“嘎斯车”就曾经是苏联高尔基汽车厂的拳头产品。苏联曾经用成吨的黄金为高尔基汽车城引进汽车生产线。

但这些对汽车工业投入最终全部都打了水漂。道理很简单，因为嘎斯车的口碑是与高尔基汽车厂相绑定的，而高尔基车厂作为一家苏联以举国之力重点培育的国有企业，又跟苏联的国家信誉相绑定，批评嘎斯车约等于批评苏联。毕竟国家投入了那么多，给你造出嘎斯车，你怎么能不满意呢？你怎么敢不满意？

于是在严密的层层绑定和保护之下，用户给嘎斯车的评价于是只能是永远的“五星好评”。用户反馈机制彻底丧失掉了。

高尔基汽车厂的工程师也许很聪明，但他们无法改进嘎斯车，因为他们得不到反馈和压力，无从依据使用需求去改进自己的生产。经常是一款汽车一用十几年——因为生产者真的觉得这样造车已经完美了。

可是在苏联民间，受压抑的对嘎斯汽车的吐槽却在以苏联笑话的模式疯狂流传，比如：

一辆嘎斯车停在路口，绿灯亮了也不开，为什么？

答案是：因为车轮胎上，粘了一块口香糖。

最终，苏联汽车只能在盲目的迷走中最终沦为一种工业垃圾、一个真正的笑话。这就是因为失去了监督而丧失了反馈，因丧失了反馈而丧失产业活性的典型案例。

我们得到了一个与直觉看似完全相反的结论——在骇人听闻的平托案发生后，拯救美国汽车产业不至沦亡，让其在今天的汽车工业中依然占据一席之地的“最后保卫者”是谁呢？

是一定要为受害的孩子讨回公道的父母们；

是锲而不舍、数年如一日持续跟进报道、追查的记者道伊和他的媒体同行；

是不顾什么“福特是美国的企业之光”，严肃还原真相、最终秉公作出判决的法院。

对自身权利而非“宏大叙事”的重视，舆论监督的锲而不舍，司法的公平公正。是这些，而不是福特公司的隐瞒，最终重建了美国消费者对福特车，对所有国产车的信任。

看来，想造一辆靠谱的好车，还真不是单纯技术和烧钱的事儿。

这世上有些东西，光靠“科技与狠活”是搞不定的。

全文完

庸庸碌碌的领导，对社会治理是无效的，但有时候是最安全的，对人民群众而言，是利益最大化的。就像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说的，中国病人用的药，大量的都是安全无效利润高的，都是些可用可不用的辅助用药，这是极大的浪费。她举了一个例子，每年英国和中国平均每个人用药大概都是300美元，英国治癌症这种重大疾病的药，全部都是免费的，而我们治疗癌症这些重大疾病的救命药，都不在报销目录内。我们的医保报销目录中充斥着大量没有实际作用的药品。这很符合我们的命运特征，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领导，什么样的病人，给你开什么样的药，领导是无效安全利润高的，药也是无效安全利润高的，无论在谁那，我们都是那个利润。

其实很多事人民群众都心知肚明，下次连药都别开了，别耽误彼此的时间，就让病人在家喝水就完了，处方上写清楚是喝娃哈哈还是农夫山泉，烧开喝还是直接喝，饭前喝还是饭后喝，从嘴里浇进去还是从脑子里灌进去，钱就直接从医保账户扣以及和水厂分成。

这个社会病得不轻，根源在于爹，但目前的良药看上去也是爹，所以它既是良药又是毒药。爹味社会看上去很慈祥，实则很凶险，安全、无效是它的主要特征，也正是爹下面的亲儿子、干儿子们擅长干的事，而利润高，则是他们的本质需求，安全无效和利润高这三者，若是平衡的好，也算是相安无事，危害烈度不大，主要是不明显，但一旦打破平衡，那就是吞不尽的恶果。这有点像当年苏联的慈父，随处可见的相片中的斯大林永远微笑着，看起来非常亲切和慈祥，但在现实中他是一个冷酷无情、手段残忍的领导人，有段时间在网上还有个关于“慈父的微笑”的梗，给人一种巨大的反差感和恐惧感。

爹味社会和慈父治下，为了便于统治和巩固权力，难免会产生很多义子，名为义子，实则是家奴，他们的特点就是表面顺从拥护，实则包藏祸心谋取私利，就像三姓家奴吕布，一言不合就换义父，说翻脸就翻脸，踩着前义父的尸体奔向下一任义父的怀抱。赫鲁晓夫就是前苏联的吕布，他在斯大林七十大寿时发表了《各族人民的斯大林式友谊是我们祖国无敌的保证》，文中直接称呼斯大林是生身父亲般的慈父，也是赫鲁晓夫，在苏共的二十大上，将慈父拉下神坛，做了反慈父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所以，要慎当慈父，慎收养子。

养子文化历史悠久，我的朋友马陈兵就写过一本《人中吕布：中国养子文化史》，这本书写得很厉害，他本人应该是中国养子文化研究之父，所以我称他为马爹厉。这本书主要说的是，当你没有儿子或者不像姬昌有一百个儿子时，收养义子，或者说是“拟亲”就成为必要的补充，被统治者纳入权力体系，成为王朝传承和治理社会的中坚力量。老马认为，中国封建专制的长久生命可以从这一角度去理解，正是靠着“宗法为经、拟亲为纬”才创造了“兴亡继绝，生生不息”的历史图景。

据《新五代史》的义儿传中记载，唐主所结交的都是一代雄杰，又往往收为义子，号称“义儿军”，争夺天下之时，大多利用他们来成就功业，等到灭亡之时也还是因为这些人。难怪这本书中要感慨“唉！世道衰落，人伦败坏，因而亲疏之间的伦理违反了常规，骨肉之间大动干戈，异姓之人成了父子。”收义子不仅仅是男人干的事，杨贵妃当初就降贵纡尊，认安禄山为义子，并且“三日洗禄儿”，历史无法还原，但我相信杨贵妃收安禄山为义子，应该不是单纯喜欢胖儿子，而是有其政治上的考量吧。我还顺便研究了下“纳质为押”和“和亲质婆”，看到这么一段，康居王把女儿嫁给郅支单于做妻子， 郅支也把女儿嫁给了康居王……为了江山永保，权力永固，这两人连手互为岳父女婿，做人也太连岳，太不要脸了。

冷兵器时代，谁家儿子越多，越强壮，或者说宗族势力越强大，战斗值就越高，所以大家都拼命多生孩子，最少三个儿郎，史称拼命三郎。如果实在生不出，就跨界，凌驾于生育功能之上，搞拟制血亲。费孝通在《乡土中国》 中认为家族“包括生育的功能，但不限于生育的功能”，此“不限于”说明一方面“不论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都可以利用家族来负担”，另一方面“为了要经营这许多事业，家的结构不能限于亲子的小组合，必须加以扩大”。

但到了现代社会，不论是从武器装备方面来说，还是从科学繁殖的角度来讲，对于权力的拥有者，别说义子，连亲儿子有时候都靠不住，现代政治和文明社会有它们更先进的玩法，所以那个人多势众、人多力量大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所以，也不再有什么养子文化了，即便有也是外衣，就像那些某某之父一样，里面实则是个家奴，它们像是中国社会的毒瘤，植根于斯， 成长于斯，割而复生，生生不息，解毒还需下毒人。

如果你自认受围困，就很难抗拒双标的诱惑：“我们”如何对待“他们”都是正当的，但“他们”凭什么那样对“我们”？正是出于这样的心态，太多人都相信，中国的类似行为是抵御外国影响的自卫之举，但欧美日不应采取技术封锁、市场准入的手段，而应当完全向中国开放。

吊诡的是，这些为国自豪的人们实际上低估了本国的强大影响力，因为在此它无形中采取的是一种无辜的弱者心态：我没有安全感，你应当容许我出于安全需求采取的防御，但你不可以那样对我，因为我是好人，你的做法伤害了我的感情。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早有一个精辟的断言：“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值得补充的是，直到今天，中国人仍然无法平等地对待外国，往往要么以强者自居，要么不自觉地以弱者自居。

在中国人的政治词汇中，“世界”往往特指“中国以外的世界”，所以看似奇怪的是，中国学者撰写的“世界史”常常不包括中国本身，犹如“国际新闻”也专指国外的新闻事件。有意无意间，在国人心目中“中国”其实不是“世界”的一部分。

这一点当然也早有人发现了，历史学者罗志田在梳理近代史时就发现：“很多中国人在很长的时间里的确是把‘世界’理解为‘非中国’的，它在很多时候就是‘西方’的代名词，至少也是以西方为核心的‘非中国’区域。”

他更进一步指出，“直到今日，中国人认知中‘世界’仍常常体现出这样的歧异倾向：在严格的界定里，中国当然是世界的一部分；然而，很多时候人们所说的‘世界’却未必包括中国。”那个“世界”其实“常常意味着人类社会里中国人想要加入的那个部分。这样，‘进入世界’其实非常接近日本人当年所谓‘脱亚入欧’的意思。”

这也不难理解，要不然何来“与世界接轨”一说？而我们所想要接轨的那个“世界”，当然不是亚非拉的穷国，而正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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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在这心态背后还隐含着一种特殊的世界观：那个外部世界对我们仅有工具性价值。我们之所以要和它打交道，是因为有利可图，无论是学到技术还是赚到钱。从这一意义上说，“走出去”和“阻止人进来”并不矛盾，那都是为了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这很像一个农民进城打工的心态：他知道那里有无数机会，只是非常担心遭到歧视和打压，但他未必喜欢那里，也没想过要融入，因为他自认不属于这里。

实际上，中国人对那个外部世界的兴趣并不大。网上有个帖子《我发现世界是一个巨大的中国县城》，许多人兴高采烈地议论，无论走到哪里都想起老家的熟悉风景，“这国出了，但又没完全出”。有一位坦率地说：“确实，我去旅游最爱说的一句话是，这里好像老家的哪条街哪个村，在我眼里，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江华县。”

这看着很逗，却无意中暴露出自身的狭隘：他们对异文化难以理解，只有将之化约为自己熟知的事物才能消化，以至于看到什么都将自己内心最熟悉的景观投射上去。既然走到哪里都只看到一个中国县城，那你还能指望他们能真正看见、看懂异文化吗？

现在尚且如此，近代第一批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就更不用说了。1866年，斌椿成为第一个跨出国门的中国官员，然而他人虽然出去了，随身仍然带着原来的牢笼，一如谌旭彬在《大变局》中所言，他是“有选择性地开眼看世界”：

斌椿还有一种特殊能力，那就是他可以将在欧洲看到的一切事物都来一番本土化处理。比如见到显微镜，他不关心此物能作何用途，却想到了《庄子》的寓言；见到自行车，他也不问制造原理，却大谈特谈这个东西有“木牛流马之遗意”；在歌剧院听到英国女演员唱歌，他也要说成“疑董双成下蕊珠宫而来伦敦”。

所谓“世界是一个巨大的中国县城”，也是将异域景观来一番本土化处理的自我陶醉感。吊诡之处就在这里：中国人一方面以“中国vs世界”的对立框架来看待国内外，另一面甚至不承认他者，因为那是他既不感兴趣，又超出其想象范畴的存在，只有将之熟悉化（“驯化”），才不至于扰人心烦。

在看待外部世界时，我们的视野、态度都受到了文化心理的强大左右，而近年来尤为明显的一个变动是：越来越多人开始将那个外部世界看作是一个危险的所在，而非机会之地。既然原本“接轨”也只是出于功利的目的，那么当风向发生变化时，人们最想要的还是想要关起门来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寻求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上获得安全感，原本倒也无可厚非，但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在认定“国外危险”时，与其说是客观事实，不如说是一种出于无知和恐惧的心理投射。

国内的新闻报道、影视娱乐这两年已经将东南亚渲染为无法无天的犯罪天堂，然而那些罪案其实往往是“中国人坑中国人”。去年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中国游客在日本问路后，竟然见色起意，当场性侵帮助他的日本女性。这些事件背后，恐怕正是因为不少中国人的道德观只受熟人社会制约，一旦到了国外，他们就自认不再受任何约束。

凡此等等，都不难看出，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看法是有问题的，不妨直说吧：时至今日，中国人实际上仍不清楚如何不卑不亢地与“世界”打交道。太多时候，我们抱怨“世界”不肯对我们表现出足够的友好，乃至敌视我们，有时我们确实遭到了不公正待遇，有时是误会造成，完全可以沟通消除，还有的时候，那只是我们自己的态度遭致的回应。

我知道说这些话肯定不讨人喜欢，但我想说的是：是时候真诚地讨论并反思这些问题了，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开放、自信、成熟的心态，才是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国民“睁眼看世界”时所应有的。我想，这才是真正爱这个国家。

这钱该从何攒起？社交网络上的一些攒钱博主的“现金攒钱法”，让她大开眼界：每个月都会把钱取成现金，并把现金提前进行分配，如饮食开销、生活开销、出行开销等，且在支出时，保证每个领域的现金开销都在额度范围内。一个月下来，这些博主不仅能保证家里的日常生活水平，还能攒下额外的钱财。

其中一位博主还推荐了个纪录片，叫《无节制消费的元凶》，提到人们的线上消费，是没有痛感的。“当时那个数字出去的时候是没有痛感的……但花现金就很直观，你钱包里有一沓现金，每天把钱掏出来的时候，看见它变薄了，你是有感觉的。”贝果说。

确实，移动支付弱化了消费行为的心理痛感，也在无形中增加了人们的交易金额和购买频率。在SSRN刊登的《移动支付渠道对消费者消费的影响（The Impact of Mobile Payment Channel on Consumer Consumption）》一文中，作者这样指出。

贝果决定拣回这个已经被大家鄙夷甚至抛弃的交易方式——花现金。

从去年10月起，贝果每天都要带着钱包出门。钱包的夹层里，放着她一周的饮食费和生活费。每次出去逛便利店、买菜的时候，贝果再也不会拿出自己的手机，而是在店家抬起胳膊准备扫描付款码的注视下，掏出钱包现金支付。

两个活页本子，则是她储存现金的关键工具——每个月发了工资，按照消费场景，贝果都会提前把这些钱分为日常开销与存储开销（即当下不会花但需要存起来将来花的钱，比如旅游、美容的钱），分别放到这两个本子的活页文件袋中。这是当下用现金消费的一种常见方法，能帮助她更好的限制自己在每个领域的开销。

对于贝果来说，花一次就薄一些的钱包，与现金上直观的数字，让她在消费时更加理性了；银行卡里的“0余额”，让她再也没有在直播间看到那些只售9.9元的可爱小玩意，就花钱如流水了；像快闪店、买手店这些需要出示付款码才能买单的场所，也成功帮助她抵挡了消费的诱惑。每个月下来，贝果最少能攒下小几千块钱。

贝果的选择并不是少数。“后浪研究所”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像贝果一样开始用起了现金，并且初衷也与她一致——攒钱。

现金消费真能改变消费惯性、降低消费欲望么？现金消费后，她们攒钱的战绩如何？“后浪研究所”和4位在去年开始使用现金的年轻人聊了聊，以下是她们的讲述。

每天把钱掏出来，看见它变薄了，你是有感觉的

工作三年，我并没有特意去攒钱的意识。

以前和父母一起住的时候，没攒过钱，但也没把卡里的钱刷干净过，所以我对开销也没有特别大的感觉。直到我自己搬出去独居，去年6、7、8连续三个月，还没有发工资的时候，我的卡里只有几百块钱，我才意识到钱好像不太够用。

比如稍微买一个大一点的件儿，一次我想买个5、6百块钱的吹风机，付款的时候就提示银行卡余额不足了。我很诧异，第一反应是卡可能被人盗刷了，觉得自己应该还能有个5、6千块钱啊，我还去翻了消费记录，后来发现确实是自己一笔笔花掉的，都是280、290、180、190的支出，花钱如流水。

那时我并没有想限制自己的消费，也没想改变自己的消费习惯，只是想多挣点钱，就上网搜索女生能做的副业。但我发现这并不容易，有一个博主是白天上班，晚上送外卖，或者有些小姑娘白天上班，晚上去水果店兼职，一小时十几、二十块钱，收益可能还不如我直接解决一下自己的消费习惯。

后来在（搜索栏的）关键词推荐里，我看到了很多攒钱博主，大部分都是日本、韩国那边的家庭主妇，需要打理整个家的开销，每个月提前分配好现金，把它们按类别装到不同的本子里。

在我继续搜类似视频看的时候，看到一位博主推荐了一部纪录片叫《无节制消费的元凶》，里面提到现在很多人消费，其实是没有痛感的。比如说你在淘宝上买东西，一次花两三百，你不觉得贵，但如果你每天买两三百呢？还是很多的。只是当时那个数字出去的时候是没有痛感的，二百块钱说花就花出去了，短信也只显示你本次消费了多少。但花现金就很直观，你钱包里有一沓现金，每天把钱掏出来的时候，看见它变薄了，你是有感觉的。

所以从去年11月开始，我决定使用现金。

使用现金之前，我先记了一个月的账，发现自己恩格尔系数还是挺高的，就决定在使用现金的时候，克制一下不必要的开销。

每个月工资到账后，我都会先给父母些钱，剩下的就是我自己支配的现金额度。

以第一个月为例，因为我要还房贷，尽管我的房子还没拿到手，我就想着先存着，所以我会先把每个月2500块的公积金贷款放到信封里，并贴上贴纸。如果我要花这部分钱，需要我把它从信封里抠出来，再存回银行，这中间有很多可以阻止我（花它）的地方。

剩下的钱会分别放到两个我买的“日本主妇同款”活页本子里。每个本子里都有账单页和拉链袋，大小刚好可以塞进纸币。一个画着橘子的本子放日常开销，另一个画着草莓的本子放存储开销。

其中日常开销偏刚性多一点，每个月1200元的饮食费（中午在单位吃食堂），1000元的生活费，400元的车费，250元的水电煤气费，以及给两只猫的日常开销300元。存储开销有300元美容费，400元旅游费，200元的摆烂基金，与200元的黄金开销。这是我为了以后的享受提前攒的，可能几个月会动一次，但每个月都会存。

从第二个月起，我还多存了一笔备用金，每个月350块，应对一些人情往来，或者是带着父母逛商场出去吃饭的情况。上个月剩下的钱，我也会放到这里。

银行卡里我会留2000块的周转费，为了满足一些社交需求，应对朋友找我出去的情况。像奶茶、咖啡这种我戒不了的，我会先用银行卡里买一些团购券，因为这样开销也会少很多。但我花了多少钱，都会拿出对应的现金放到周转袋子里，等之后再存到银行卡里。

使用现金后，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以前可能我拎着手机就出门了， 现在每天出门都得带上钱包。

在上海，虽然拒收现金是个违法的行为，但大部分生意人并不会每天备现金，甚至连收银的机器都没有。所以花现金的时候要有意识地选一些便利店、华联超市这种连锁店，或者是居民楼周围的超市和商店，这种能满足我们刚性需求的店铺都是有现金的，因为有些老人还在用。

但像那种娱乐性质的店铺，比如快闪店、买手店，或者是小市集之类的，大多都是不收现金的。这也会让我有意识地减少一些娱乐行为，控制社交次数，更加注重刚性需求。现金的存在就是能让你筛一下这个东西是不是刚需的，如果你今天一定要买这个东西，其他地方没有的话，我可能就会扫码，如果其他地方有，我又不一定今天要买，那我可能就不买了。

但想要改变消费习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看有些特别克制消费欲望的人，就是纯在家里做饭，一个月花800块，也不买衣服，我是受不了这些的。我觉得如果真的到了这种程度，可能我平时就不快乐了。我只是想克制消费，但是没有想让自己不快乐。如果一天我都没花钱，那下班后一定会去便利店里买一盒果汁，买一个冰淇淋，或者买一包薯片，作为自己的奖励机制。

到现在为止，我已经攒了很多现金了。那些房贷、美容费、旅游费我都没动过，每个月的饮食费、生活费加上交通费也能剩下1、200。等到这些类目分别攒到了1万块，我就会开启一个新的类目，定一个新的攒钱目标，比如我可能还想养一只猫。

刚用现金还觉得有些丢人，但有钱花总比没钱花强

我一直是月光族，可以说对钱没有任何概念。

作为陪读妈妈，疫情之前，我老公每个月给我的生活费是1万块，疫情之后，我们家的生意不是特别景气，每个月的生活费变成了4000块。但我老公也会间歇性地在微信上给我发点钱，一个月算下来大概有7000块。

结婚十年，我也不是没想过存钱或记账，但每次都屡屡告终。今天买个菜，明天买个盐，后天买个酱油，记着记着就发现，怎么买了这么多不该买的东西？我就决定不记了，但该买还是会买。

后来因为孩子在外面上学，老公还经常给他爸妈那边借钱去投资，我的状态不是特别好，将近两年的时间，都是属于报复性消费的。有时候躺在床上，发现今天我可能缺件衣服，孩子可能缺双鞋，我就会买回来。但买回家发现，家里到处都是衣服，到处都是鞋，根本不缺这个东西，只是单纯地满足了当时的欲望。

而且我们家不光我一个人月光，是整个家都月光。2019年，我们家做了5年的教培生意终于有了些起色，买了房，买了车，还攒了点积蓄。但那一年，我们又投资养殖业失败，背上了200多万的债务。虽然我们可以靠变卖一些固定资产还清这个债务，但我们家还有两个男孩，我想以后他们娶媳妇该有的东西必须得有，也算是给孩子将来在丈母娘家有一个保障。所以我就和我老公讲，孩子将来买房买车他搞定，孩子结婚的彩礼三金这些东西我想办法存。

偶然在社交媒体上刷到有人在用现金攒钱的形式，觉得还挺好的。我做事也不喜欢拖沓，就抓紧上网买了两个记账本，直接开始现金存钱。

因为我老公本来就是按周给我生活费的，所以规划额度对我来说也不是特别难。只需要在我老公按周给我生活费之后去换成现金。

现金到手后，每周我都会定下200块的买菜额度，100块的生活用品，250块的固定存款，50块的宠物开销，100块的零食花费、200块的换季衣物，和100块的过节备用金。这样下来，到月底我至少能攒下1000块钱。每存下1000块钱，我会去银行存个定期，再领个存单。这种形式也能限制我的开销，因为如果要把钱取出来的话，需要我拿着身份证跑到银行取。

像我们家是做生意的，之前也会收一部分现金。有时候我老公懒，不想去存起来，就会给我，但我其实不好意思花，因为我总觉得花现金是件丢人的事情。我之前还和家里的阿姨说过，什么时候能发现我没钱了？就是我开始用现金了。所以刚开始用现金的时候，比如去超市买东西，大家都在排队，我刷地从口袋里掏出了现金，还会觉得有些丢人。

后来我也想开了，有钱花总比没钱花强。最搞笑的是，我现在出门花现金去买菜，我妈和阿姨看到就都不让我付钱，因为她们都以为我是没钱了。我就解释，说我现在不是没钱了，是我就想花现金了。

我上周跟我妈聊天，她还说少年的时候让我存钱，我和她吵说钱是用来赚的，不是用来攒的。因为我从上学开始，就是特别喜欢赚钱的那种，没钱我就想办法去赚，但我不会想办法去省。不过开始使用现金之后，每周看到现金袋子里没钱了，我就不买了，等下个星期再买。花现金的弊端就是你带100块钱出去，就只能花100块钱，但其实这也是一个好处，能帮我限制没必要的开销，而且钱花不出去了，也就没有报复性消费的习惯了。

我没细算过自己每个月能剩下多少钱。但现在两个多月的时间，专门存现金的记账本子里已经有差不多8000块钱了。每天没事翻一翻我的小本本，看着感觉可开心了。

我也希望能用这些现金警示我老公，这其实也是我用现金攒钱的一部分原因。有时候公公婆婆和他要钱投资的时候，哪怕10万、20万，他都会微信转账啪地就过去了。我就是想让他知道，那10万、20万用现金掏的话，真的可以掏很多。

每天晚上，我都得把手里的现金给数一遍

我第一次决定攒钱是在22年，其实也不是为了攒钱，而是被颜值所吸引。

那时用存折存钱的方式在网上特别火，有人说邮政银行的存折挺好看的，我就想去办一个。但银行的工作人员一直在劝我可以用电子银行，而且那个时候用现金的人并不是特别多，工作人员说现在银行里没有存折，如果我想要的话，可以提前约一个时间，等下周再过来。

结果等下周去银行的时候，我忘带身份证了。在到后来我对存折就没有那么感兴趣了，存钱也不了了之了。

直到去年下半年，公司的工资拖的越来越久，总给人一种危机感。加上我们公司现在绩效不行，奖金也不发了，所以每个月扣完保险公积金，到手的钱就3000多了。我就想如果以后工资越拖越久，或者是直接断了，那我的手里就该有一个储备的资金，以应对两、三个月，甚至是四、五个月不发工资的情况。

去年10月，我偶然刷到了两个用12存单法（连续12个月将一笔存款以定期一年的方式存入银行，等到第二年每月有一笔存单到期后，再将这笔存单的本息和第二年存款的本金一并存入新的定期存单中）和36存单法（连续36个月将一笔存款以定期三年的方式存入银行，等到第四年到期后再和本金存入新的存单中）存钱的博主，她们每个月都会把钱取出来，然后去银行存一个存单。我就也想用这个方法存钱，在这个过程中，大数据又开始给我推花现金的博主，我一看他们每天用计算器算钱，然后在活页记账本里存现金的形式还挺好玩的，就正式开始用现金。

但每个领域的现金分配，是没有办法借鉴那些攒钱博主的。因为像我个人的话，只需要吃早饭和晚饭，甚至有时候我都不出去吃，只需要在家里煮个鸡蛋或者喝个奶粉就行了，而且我也没办法借鉴别人车贷、房贷、养孩子的费用，所以我都会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分配我的钱。

使用现金前，我先是把所有App的免密支付都关闭了。为了统计一下自己每个月的开销平均值，我先去银行取了3000块的现金，用一个月把能在外面吃的饭都吃了，看看最高会花多少钱。第二个月我又去取了3000块钱，这次尽量地在家吃饭，看看会花多少钱，然后算一个平均值，定下每个月的吃饭开销。

每次发完工资，我都会取个整数出来，比如我发了4460，我就会取4000的现金，因为我喜欢凑整。剩下的钱先用100充个话费，再都提现放到微信里。但微信里有钱的话，我真的会忍不住花掉。我每次都能花到微信里只剩个几十块钱，剩下的就是用来出停车场扫交款码的，因为这种是完全没有办法用现金支付的。

我给自己的规定是每个月至少要在本里存上1000块钱。而每周花剩下的现金，我都会都放到一个小袋子里，每存到100块钱，我就把它挪到存钱本里，并在本上涂一个100块的色卡。那种感觉特别爽，因为这不是我特意存的，而是我多出来的钱。

每周往本子里存钱的时候，我还会拍视频记录下来，也不是为了火，就是觉得挺好玩的，也是为了监督一下自己。为了让视频显得不是那么干巴，我还花3块8买了个亚克力的眼影盘，还有个黑色的9块9风琴夹，又找到之前买的50来块钱的计算器和做手帐时买的信封。而且我觉得往文件袋里塞钱的过程，很像我做手帐的时候，这个过程很解压。

刚开始使用现金的时候，我还有点不适应，经常是拿着手机却忘了拿钱包，现在变成拿了钱包，但却忘了手机。有一次早上我下夜班，在路上去买了个早饭，到家楼底下了，我都没意识到自己手机忘拿了。直到我到家，才发现自己没把手机带回家，又重回到公司拿的。

我们家这边老人比较多，所以每次用现金的时候，商家找钱其实都都挺顺利的。每次我在花现金的过程中，我还会跟别人“炫耀”，过去和人家说，大哥我不使用支付宝，使现金。大哥也说，行，我能给你找开。而且有时候，用现金买东西还会被商家抹零，比如买个东西是22块3毛钱，商家看到我拿出钱包了，就会说22块就行。

而且现金消费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让我强制性的思考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刚需。有时候我在淘宝看到了一个什么东西，好想买，但我支付宝里没有钱，就想着自己再等等，等下个月发工资的时候看看想不想买，如果想买的话我在卡里留点钱。但等发工资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并不是很想买它了。

每个月除了1000元的固定存款，我都会有些现金结余，像11月我手里就存了1500块，12月存了1652元。我刷到过一个短视频说，“你要喜欢钱，要经常摸一摸钱，而且还要在家里放上钱，这个钱才能被吸引过来。”所以现在每天晚上，我都得把手里的现金给数一遍，我可喜欢数钱了。

用现金的速度确实慢，因为你想花钱的时候他们都不收

决定攒钱，是因为我要还债。

年轻时候不懂事，乱花钱乱投资，欠了网络小额贷款和银行的信用贷款，利滚利滚利，8年下来前前后后欠债47万。

直到去年我看了一本书，叫《东京贫困女性》，这里写了很多因为各种情况而贫困的女性，她们的生活其实是很痛苦的。因为女性这个群体，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我就觉得自己要警醒了，谁都不想要痛苦的生活，所以现在要未雨绸缪，提前做好打算。

我打算做一个尝试，花最少的钱活下去。一方面我想要拥有花最少钱的能力，这样就算我只有2000元、1000元的工资，我也有能活下去的底气。二是因为打工真的很累，钱很难赚。看到网上有人说用现金的速度会比网络支付的速度要慢，而且能更有效地省钱，我决定试一试。

我们全家一个月的生活预算是5000元，每个月我会在手机微信上放1000块，交房租、水电、充话费，还会给我老公1500块的线上转账，因为他要开车付停车费和加油钱。剩下的2500块，我会去银行取出来，先给我婆婆1000块钱，因为她要帮我们买菜，而且老人家也觉得付现金还是挺方便的。接着再给我老公500块的现金，我自己留下1000块的生活费。

对于我来说，用现金的好处就是，每次花钱我要先打开我的背包，再拿出对我的钱包，比如说我拿出50块钱去买25块钱的东西，对方还得从包里掏出散钱，找我25块钱，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后悔了，就不想买了，有一个缓冲的过程。

而且每次付现金的话，我一定会记得拿小票，因为我不拿小票，就会记不住这钱花哪去了。有一次我女儿想买一个棉拖鞋，超市里打特价9块9。我付了10块现金把它买回家之后，就觉得这钱不该花，因为家里还有一双棉拖鞋呢，我就立马拿着小票去退货了。这要是扫码支付的话，我肯定不会拿这个小票，这9.9就会被强制消费了。

但其实我用现金的地方不是特别多，只有买菜会用一下。因为花了一段时间，我就觉得现金不是特别方便。

一是在我用了现金之后，就记不住这个钱花到哪去了。有的时候回家很累，我不想动笔记账的话，等三天的账放在一起，我就可能记不起来那5块钱花到哪去了。但如果微信支付宝的话，我就能知道这个钱是给买面包的了。

二是现金取钱（主要指小面额的现金）也不是特别方便，比如说我要取20或者50元的面额，在银行是要提前预约的，而且到了那个时间点一定要去拿，否则银行就又没有现金了。有时候跑银行三、五趟才能取到现金。

而且100块面值的现金，在很多地方都是没有办法消费的。比如在路上买个菜、买个包子，他们都会说找不通，包括很多商店，也都让你线上支付。连我在的公司都是不会收现金的，那天有个客户拿出来一沓钱，有1400块，虽然公司没有明文规定，但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说不收，很排斥。因为她收了现金，还要抽空去银行把钱存到公司的银行账户里。

这也证明用现金的速度确实要比你网络支付的速度慢，因为你想花钱的时候他们都不收。但我觉得这个缺点并不是现金的缺点，而是目前这个社会体系让现金变得不好用，不好流通。社会希望我们更多人消费，而且是无痛消费，你扫我一下我扫你一下，一下子就过去了。

不过在我们这，小面额的现金基本还是都能花出去的。所以我的建议是取现金的时候可以取些小面额的，10块、20块、50块的现金，如果实在找不开的话，像那天我买了件二手，给了商家20块钱，她没有现金，就扫码还给我5块钱。

我现在会用现金给孩子培养理财思维。因为一直以来几乎都在手机支付，她都已经没看过钱了，从今年开始，我教她认识钱的面值是多少。我还会让她设立一个目标，比如她想买个电子手表，我就每周给他5块、10块的零花钱，让她把这个钱放到储存罐里存起来，等到年底再拿出来，就可以拿这笔钱去买电子手表了。

去年10月开始，我自己就会用无痛存钱法每天往存钱罐子里丢20块钱，到跨年的时候，已经攒了2000块了。当我把箱子打开，看着七零八落的钱掉下来，再用手把它码整齐，之后在数一下，看着一沓一沓的钱，好舒服。后来我把这些钱转给父母，一人1000，妈妈还夸我了，说我要是早知道这么会省钱的话，现在早就是个小富婆了。

我弟弟今年年底要办婚礼，我答应给他5000块钱贺礼，加上我们一家人来回的车费，差不多也要5000块钱。所以年初，我每天丢储存罐里的钱变成了30块，这样到年底就能存购1万多。否则如果临时让我拿出5000块钱给他，还要花5000块钱坐车，我真的会很痛，而且也是真的拿不出来。

近年来一些孩子表现出沉默、可怜、撕裂、孤立等特征。具体而言，孩子的内心世界对父母、老师封闭，缺乏与人沟通的欲望与需求，“我们进不去，他们却不屑走出来”，以至于日益沉默；当所有的时间管理都围绕“学习”，孩子们处于内卷竞争的高压逻辑之下，乖巧得让人心疼——尤其女孩子，“知道为什么女生的成绩越来越比男生好吗？因为女孩子比男孩子更耐‘卷’更抗‘鸡’（娃）。”

这是女孩子的幸运还是悲哀？囿于学校的评价体系，“好孩子”与“坏孩子”彼此缺乏认同，撕裂的氛围压抑孩子天性；孩子们的成长被孤立地瞄向“成绩”，缺乏足够的时空条件和心理能量去同亲人及外界产生联结。处于这种境况下的孩子们实际上被限制住了心力，无法生长出负面情绪的缓冲带、积极情绪的扩大器、与自己以及外在世界和解的调节域，他们的情绪没有一个缓冲带，容易出现情感单一、偏执等现象。

作者周娟（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指出，荒芜的童年可能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随着中小学生长大，他们面临的问题不会消失，而是会演变成另一种社会问题。美国就已出现这种趋势，中国也应高度注意。

我们的孩子怎么了？这是诸多教育者和家长都在追问的一个问题。越来越“轻易”犯重罪的青少年，越来越“轻易”自杀的青少年，越来越普遍的青少年心理问题。是我们的孩子出问题了吗？越来越多的学校设置了心理咨询室、心理诊疗室，试图通过心理治疗和干预来“拯救”我们的孩子。但我们要先了解我们的孩子到底怎么了。

脆弱的孩子

脆弱，是媒体话语中青少年的一个重要特征。2020年，武汉一名14岁男生因被母亲当众扇耳光而跳楼。而青少年因为不让玩手机，或者被老师批评而自杀的新闻比比皆是。看到这些新闻，听到这些事，80后以及更老一代的人会说：“现在的孩子怎么这么脆弱，打不得、骂不得，想我们当年被家长和老师打骂是常事，也没听说谁自杀啊。”内心脆弱已是老师、家长以及心理治疗机构对现在孩子特征的一个总结，在家庭育儿、学校教育以及心理治理机构中，对孩子的挫折教育、抗逆教育已成为重要内容之一。

可是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变得“脆弱”了？是因为他们遇到的挫折太少了？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挫折”，每个孩子也有每个孩子的“挫折”，生活的挫折不会少，只是可能类型变了。对于80年代的孩子来说，也许吃不上自己想吃的东西是挫折，不能按时交给老师学费是挫折，而对于现在的孩子，父母没给买想要的玩具、不让玩手机就是挫折。其实不是遭受的挫折少了，而是孩子面对挫折时的接受能力变弱了，可为什么孩子变得脆弱了？

沉默的孩子

沉默，是孩子们让老师感到既恐慌又无奈的另一重要特征。一个有30年从教经验的乡镇中学校长曾这样跟我们描述现在的状况：现在最让我们老师感到无力的，不是他们（学生）调皮捣蛋不好管教，调皮捣蛋的反而好管教，而是他们的沉默。以前学校是因打架的多难管理，现在同学间都不打架了，都闷头谈恋爱、玩游戏。尤其是男生，没有了豁达和朝气，都提不起精气神，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也不打架，也不说话，你说什么他们都没有回应和反应，父母、老师都走不进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不愿意与别人沟通，也没有与别人沟通的欲望与需求。并且他们并没有挫败感和压力感，成绩只考了几分也完全不在乎，很安于现状，没有动力。这样的学生在他们学校占1/4的比例。

他们就像被带入了另一个世界，就是手机的世界、游戏的世界。老师和家长都无法将他们拉回，在这个世界与那个世界之间，有一层透明的壁，阻隔了两边的信息交流，这边的声音传不过去，那边的声音传不过来，任我们在这边呐喊和呼唤，孩子们只是背着身、低着头、看他们的手机，听不见，也看不见，他们也不想听见、不想看见。我们绝望，他们却冷漠而淡定。我们进不去，他们却不屑走出来。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沉默，但他们在那个世界也许是愉快的、活跃的，只是大人们无从得知、一无所知。沉默，也许意味着我们正在“失去”我们的孩子。

可怜的孩子

可怜，这却是与沉默的孩子相对的另一群孩子的特征，也就是校长所说的被家长特别重视、学习态度特别好的那部分学生。与没人管、管不了的孩子相反，这些孩子所有的时间都被管理得很好，甚至被管理得太好。从星期一到星期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所有的时间都是有规划的，有安排的，甚至从晚上9点到早上7点的睡觉时间也在“睡眠管理”的范畴内，不能不睡，不能晚睡，也早睡不了。

时间管理本没有错，但问题是这所有的时间管理都是围绕着“学习”，见过太多的孩子所有课外时间都被“学习班”填满，太多的家长给孩子报了所有市面上能有的学习班。普遍的状况是，低年级的孩子被学习班所困，高年级的孩子被作业所困，初中学生做作业到12点以后是常态，不是孩子做得慢，而是作业就有那么多。当然也听到很多的家长抱怨孩子没时间玩、没时间睡觉，只是家长在抱怨的时候，似乎也并没有停止给孩子报班、督促孩子写作业。家长的理由也很充分，“我们能怎么办？大家都这么卷，我们不卷就是害了孩子。”

我观察过这些孩子，也与他们对过话。他们普遍身体不是很强壮，很多甚至很瘦弱。他们真的算得上“很乖”，尤其女孩子，乖巧得让人心疼。安静地接受着家长的安排，也许最开始时有过不情愿和反抗的，但慢慢就习惯了，甚至内化了，将大量的学习班和作业的完成内化成“这本就是我应该做的事”“是份内的事”，“其他同学不都这样吗？”甚至，一些孩子还会主动要求上，甚至强烈要求上学习班，因为别的孩子都在上。他们内心也有很多瞬间的“崩溃”和“哀嚎”，但崩溃、哀嚎很快就会被压制下去，快速“回归正轨”，甚至在崩溃、哀嚎的同时都还在完成学习任务，毕竟没有太多多余的时间让他们去浪费。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个家长说过这样一句话：“知道为什么女生的成绩越来越比男生好吗？因为女孩子比男孩子更耐‘卷’更抗‘鸡’（娃）。”这是女孩子的幸运还是悲哀？

撕裂的孩子

撕裂首先发生的“好孩子”和“坏孩子”之间。即使是在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班级，“好孩子”和“坏孩子”之间却是界限分明，隔离严重。对于“坏孩子”来说，“好孩子”“没意思”也“惹不起”。没意思是因为“他们只会搞学习，我们说的东西他们都不懂，说不到一块去，他们和我们就像两个世界的人”。惹不起是因为“无论是谁的错，到了老师那，千错万错都是我们的错，谁让我们是差生呢，他们可是被老师重点保护的对象”。

对于“好孩子”来说，“坏孩子”让他们既羡慕又不屑，羡慕他们的“恣意”，因为那是他们想做却做不了的，又不屑他们的“恣意”，因为那是被家长、学校乃至社会所“唾弃”的。就这样，同在一片天空下，同在一个教室内，同在一个童年中，“好孩子”和“坏孩子”却像是两个世界的人，少有交流，难有理解，甚至会有对立，这种不交流、不理解、不包容何尝不会延伸到他们长大之后，进而成为他们阶层之间的鸿沟。

撕裂还发生在孩子的内在。即使是“坏孩子”，也会渴望被看见、被认同、被称赞，他们也会在“堕落”和“向好”中挣扎，“沉默”是这种挣扎的结果之一，且是最坏的结果。即使是“好孩子”，也会渴望玩耍、“放纵”，他们也会在“放纵”和“克制”间挣扎，完全被规训是这种挣扎的结果之一，且也是最坏的结果。本来，以上所有都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人的本性，但我们（家长、老师、学校、社会）并没有给予充分释放、协调、平衡这些天性的空间，让孩子独自在这些撕裂中轻易地滑向一种极端。

孤立的孩子

孤立，这是我从以上各个角度看见的“孩子”的一个群体的自画像。在或冷漠或亲密的家庭中，他们是孤立的；在坐满学生的教室、挤满学生的学校里，他们是孤立的；在熙熙攘攘、热闹喧嚣的人世间，他们是孤立的。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空间和条件、足够的心理能量去和父母亲戚、同龄小伙伴以及这个社会交流、沟通以及产生联结。

他们看似在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包围中、关注和关爱中，却又与谁都没有过多地、深入的联系。家庭、学校和社会所有的关注都围绕“成绩”，成绩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而不是孩子本身，而孩子所有的时间、精力和心理能量也都被用在“成绩”这一个目标上。就像，被家庭、学校和社会所紧紧围绕的每个孩子，头顶都有一束单独照向他的“光”，“光束”之外皆是黑暗和虚无，而这唯一的“光束”却是谓之“成绩”的东西，每个“光束”都是独立的，引导着孩子拼命奔向“它”的同时，也让孩子孤立于其周围的世界。光束无法连成片，黑暗却融为了一体。

孩子需要足够的无目的的时间和无限的想象空间才能感受到自由，其在自由中才能感受到父母对其无条件的爱和包容，才能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孩子需要与其他同龄群体的持久的、足够多的交往，才能产生“爱恨”的情感唤起，也只有在与同龄群体的游戏，甚至吵架打架中，才能学会妥协、谦让、尊重，也才能理解规范并学会遵守规范；孩子也只有在了解、倾听了大人世界的故事、成人的情感世界，才能慢慢了解和理解这个世界；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在这些与他人的持久、深入的交往和联结中，他们才能学会换位思考，也就才能产生同理心；而同理心是孩子包容他人、接纳这个世界的起点和基础。

当孩子的校外时间不仅被学习填满，还被各种学习班打碎，当孩子的心灵都被学习任务和成绩追求所累，又如何能与家人亲戚、同龄群体形成持久的交往、产生深度的联结？而校内时间，本身就是为学习而设，并且现在学校都秉持安全第一原则，课间都不会让孩子出教室，更别说嬉戏打闹和游戏，上课时间更是“不许讲话”。在寄宿制学校，为了好管理，更是要求除了吃饭时间，其他时间都最好呆在教室里，最忌“打闹”，晚上休息第一条就是“不许讲话”。甚至在幼儿园，小朋友首先被要求遵守的就是“不许讲话”，其次是“坐好不要动”。而以前最重要的作为孩子自己组织聚集、玩耍、游戏、打闹的场所即熟人社区早已不存在，甚至很多家庭都只生育一个孩子。无论是从上下看，还是从左右看，我们的孩子，都是孤立的，孤立于家庭、学校和社会。

很多人认为现在的年轻人“自我过剩”，即太自我，只顾自己，不想别人，说得难听点就是自私、狭隘。我觉得不是“自我过剩”，而是未能形成“自我”的后果。无论是在心理学还是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中，都认为“自我”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形成的。儿童本应该通过各种交往和互动，在认识他人中认识自我，通过互动习得规范，但因在家庭、同龄群体和学校三个重要的社会化场所中，他们都是孤立的，缺乏互动和深入交流，也就难以完成社会化，并形成成熟、完整的“自我”。自私和狭隘是人在充分的自我认识基础上的算计，但我认为现在的年轻人的“自我”并不是这个意义上的自私和狭隘，而是一种社会化未完成、“自我”未完整的表现，即是一种“幼稚”或“幼态”。

无法生长出心灵之域的孩子

孤立的另一后果是，在孩子内心无法生长出心灵之域，什么是心灵之域，简单地说就是孩子心里的“秘密花园”。那里有神奇的自然，善懂人意的动物，贴心的小伙伴，心爱的玩具，喜爱的游戏，喜欢的人，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也有可以自己一个人呆着的城堡或小木屋，在那里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让人想不到的神奇事件，那是他自己的世界。开心时他会进入这个秘密花园，受伤时他也会进入，他会躲进城堡独自开心或疗伤，也会通过与动物的沟通或与小伙伴的陪伴来分享快乐或分担痛苦。这里是负面情绪的缓冲带、是积极情绪的扩大器、是与自己以及外在世界和解的调节域。

我小时候，我妈和我爸经常吵架，有时还打架，我妈几乎天天打我，有时一天还不止打一顿，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没有给我产生多大心理创伤。因为我的心里“管理”着我们全村的果树和河沟里的鱼，以及我们家所有的动物，太忙了。谁家种了几棵什么果树，山上什么地方长了几颗野山楂、野山枣等，哪条田埂上长了棵大桑树；哪条水沟的水深水浅，哪条水沟多鳝鱼，哪条水沟多螃蟹虾米；哪个山坳多蜈蚣，哪个山坡多草药，哪个地方多毒蛇；什么果子该什么时候熟，什么时候该抓什么鱼，什么时候该去抓蜈蚣采草药；这所有的所有，我都了然于胸，且都认为它们都是我的。然后哪个朋友适合一起抓蜈蚣，哪个小伙伴适合一起摘果子，我也都清楚；还有家里，有和我最亲的小狗，有我捡回来的小猫，有我必须要负责一日三餐的猪以及鸡鸭，以及和我感情最好全靠我放养的老牛。整个村就是我的“秘密花园”，一年四季甚至一个季节的不同月份，我都有自己要忙的事，我在我的秘密花园里自在又快乐。爸妈的吵架、妈妈的巴掌、学校同学的欺负……便只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有时极度伤心痛苦的情绪会在骑在牛背上看到落日余晖的那一瞬间消散无踪。

当你的生活和你的心灵有很多面向的时候，你就很难执着于一件事或一个人放不开，就很难把一个事尤其是一个困难看得很大很严重。亦即，人的内心世界也是相对的，“事情”的大小取决于你内心的宽广度。而孩子心灵之域的宽度和广度，影响着孩子心灵的容度、想象力和丰富度。当他们没有时间接触自然、结交朋友、发展爱好时，当他们的目标只有单一的分数和学业表现时，就很难发展出丰富且宽广的心灵之域，要么荒芜如枯原，让游戏和手机迅速占领；要么只有父母和老师，然后父母和老师的情绪甚至替代了自己的情绪。这让他们的情绪没有一个缓冲带，这让他们的情感单一而偏执。可以想象那个因母亲当众一个耳光而跳楼的14岁少年，也许他14年的生命时光里，在他的心灵之野，只有他的母亲和母亲的期望，当母亲失望的言语和巴掌席卷而来时，逼仄的心理空间便再也装不下那积累的情绪。也可以想象，当这些孩子心里的父母和老师的角色被某个明星替代后，其追星的狂热度。

我外甥是“资深”网瘾少年，典型的不抬头、不说话、不吃饭，眼睛永远都在手机游戏里。有一次，趁着一个空当，我赶紧试图就他感兴趣的话题和他聊聊天，我问他游戏怎么那么好玩？我是想让他给我描述一下游戏到底有趣在什么地方，有哪些吸引他的元素。结果他回答“卧槽，太刺激了！”再问到底怎么个刺激法？回答：“就是太刺激了，太太刺激了！”再问，还是这个答案。我明白了，在他荒芜的只有游戏的心灵里，就没有存储丰富的“形容词”，只有一个“太刺激”能形容他最爱的游戏，甚至连“卧槽，太刺激了！”都是从游戏中学习的词吧。不仅是我外甥，还有我访谈过的一些青少年，他们无法用词语表达自己的想法，更难用丰富的词汇来描述一些事情，无论是形容事件还是心情，无论是描述美好还是丑陋，都只会使劲用“非常”“很”“太”这几个副词。不会表达和描述的一个可能原因是长期的手机视频或游戏让他们缺乏对词语的掌握，另一可能的原因则是，他们已经失去了感受能力，内心本就没有想法。

逼仄荒芜的心灵无法滋养出丰富多感的心灵，这导致很难产生自己的喜怒哀乐的同时，也很难感受他人的艰难和痛苦，很难理解这个世界的多元和丰富，也就难以包容这个世界中的异质性。网络评论里的各种对立，何尝不是无法包容多元性、异质性的表现。而逼仄荒芜的心灵来源于一个逼仄荒芜的童年，而孩子们童年的苍白荒芜，不是孩子的错，是我们的错。

孩子之于社会

孩子之于社会的重要性不用说，这里只是想通过一些事情谈谈，荒芜的童年可能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一是，这些年在农村调研时发现，很多90后的父母都选择放弃在外务工回村陪小孩、管小孩，其中很多人给出的理由是“自己作为留守儿童长大，不想再让自己的孩子做留守儿童”。而在学校，的确是难管教的孩子、沉默的孩子多为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的学业成绩也普遍差一些。但是，这些90后、曾为留守儿童的父母们面临的一大困境是，他们也不知道该怎样管小孩，要么仍管不住、管不好，要么给孩子报很多学习班。换个角度，他们只知道不能让孩子再当留守儿童，却并不知道孩子应该有个怎样的童年。

二是，在和中学校长谈到青少年心理问题时，我顺口说了一句，现在高校大学生心理问题也越来越普遍，成了一个问题。校长很自然地接了一句：“因为他们也是从我们这上去的啊！”我愣了一瞬才回过神。是啊！校长的意思是，今天的中小学生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中小学生的问题，他们会长大，会变成大学生，会变成社会中的青少年，但问题并不会随着他们的长大而消失，而是会演变成另一种社会问题。

三是，美国学者格雷格·卢金诺夫和乔纳森·海特认为，当代美国大学生偏执易感、见火就着、动辄得咎，以及缺乏包容性等等特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其在教育竞争中所缺失的童年，而大学生们的这种特性成为产生当今美国大学一些问题的直接原因，甚至一些社会问题的直接原因。

她先是哭着问男演员，你爱我吗，你会跟我结婚吗。

转头又举起手中的啤酒，对着镜头说——“现在看这部影片的大家，干杯。”

然后赌气般地把手中酒瓶狠狠丢了出去。

七海留下的遗言，是希望所有人幸福。

而她的生命，永远定格在21岁。

下海的日本00后

讽刺的是，日本某网站上，七海作品最近更新的时间是12月15日。

在她死后的第五天。

一边是葬礼，一边是新片上映。

一个AV女演员的死亡，似乎如此寻常，如此无足轻重。

更令人震惊的是，还有无数像七海一样的年轻女性，正在前仆后继地投身AV界。

2023年9月，日本女演员樱月乃亚宣布从国宝级歌舞剧团——宝冢歌剧团退役。

紧接其后的爆炸新闻是，她改名渚恋生，火速拍摄AV出道。

其作品还拿下2023 年度 AV 销售排行榜的第一名。

这时的她，年仅23岁。

当然在这一行，不是人人都像樱月乃亚自带光环与粉丝，对普通女性来说，年轻，才是最大的资本。

日本女优安倍美香子18岁入行。

一次采访中，记者问到年纪，她说自己24岁，作为AV女演员来说，已经很老了。

《东京贫困女子》一书也指出，对成人影片和风俗业等性产业来说，最有价值、最容易换钱的年龄段，就是18至22岁。

2022年4月，日本正式将“成年”年龄从20岁，改为18岁。

本意是希望在少子化高龄化背景下，增加年轻选民，结果首先变多的，却是下海的年轻女性。

过去，未满20岁的年轻女性，如果被诱导拍摄AV，她可以使用“未成年人取消权”，撤销未经父母同意签署的合约以及拍摄的影像。

但现在，18岁的高中生可以合法地出现在AV中。

由于社会各界的担忧和抗议，日本政府随后又紧急出台了一部《AV出演被害防止·救济法案》。

该法案最关键的内容，就是给全年龄段的AV演员都发了一颗“后悔药”。

首先，拍摄前可以反悔。

因为法律规定签约1个月内，禁止拍摄。

其次，拍完不想公开可以反悔。

因为拍摄完4个月后，影片才允许公开发布。

最后，影片上映后还可以反悔。影片发布一年内，演员可以无条件解约，并且要求作品下架。

新AV法的出现，对那些懵懵懂懂进入这一行业的年轻女性而言显然是好事一桩。

不过这对AV产业来说无疑是一记重创，很多片商不得不暂停拍摄。

以至于一些AV女优也出来反对，称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工作被取消，收入也减少。

那么AV行业不行了，是不是意味着年轻女性就不会去演AV了？

答案是她们纷纷出现在另一种AV中——

同人AV。

所谓同人AV，指的是“个人或同人圈制作的未经AV人权伦理组织认证的成人视频”。

简言之，这是日本的一种“地下AV”。

没有拍摄团队，通常是个人摄影师自己找演员，甚至自己上阵拍。内容不通过审查，也不打码（日本法律规定AV必须打码）。拍完就上传到国外色情网站。

AV新法颁布后，违法的同人AV反倒赚得盆满钵满。

《东京贫困女子》的作者中村淳彦去年出版的新书主题即“同人女优”，他称“AV行业现在处于地狱般的状态，陷入‘无工作、无收入、限制繁多’的三重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名为‘同人 AV’的类型正在兴起，出演同人AV的Z世代女性越来越多。”

Z世代指的1995—2009年间出生的一代。

他采访了一位从事同人AV拍摄的年轻女性宫下朝美。

朝美今年25岁，大学毕业后，她成为一名性工作者，随后在朋友推荐下出演同人AV。

接活的方式，就是通过Twitter与招募年轻女性的个人摄影师联系。

拍摄2小时，她能拿到5万~ 10万（约5000块）日元的出场费。

朝美不在乎拍摄视频合法还是非法，她从事这一行的理由很简单，“不必像性工作者那样为很多人服务，你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5万日元。”

像呼吸一样卖淫

不只是AV，发达的风俗产业也始终向年轻女性敞开大门。

由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这几年从事风俗工作的日本女性明显增多。

尤其是年轻的自由职业性工作者。

中村淳彦曾说，日本的Z世代，正在“像呼吸一样卖淫”。

她们已成为日本性产业的主角。

除了下海拍AV，有的更是直接走上街头揽客。

在东京最大“红灯区”歌舞伎町的大久保公园，每到夜晚就出现一排排穿短裙的年轻女性，站在路旁等人搭讪。

去年，日本警方在大久保公园逮捕了140位站街女，其中106人为20多岁，还有3人为青少年，年纪最小的才17岁。

而大久保公园的不远处，就是歌舞伎町的东横广场。

在这里，靠卖淫为生的“东横少女”又成为另一新的社会问题。

所谓“东横少女”，属于“东横孩子”群体，指的是在东横广场一带流浪的一群青少年，他们也被认为是“新一代无家可归者”——不是没有家，而是不想回家，也回不了家。

大部分孩子都是因家暴和虐待而离家出走。

他们拖着行李箱从各地赶来，聚集在东横，整日无所事事。平日就睡在网吧或者街头。

而在“东横孩子”中，未成年少女占比很大，有报道称男女比例大概为3:7。

这些年轻女性过着怎样的生活？

15岁的年轻女性莫卡，算是最早的一代“东横少女”。

她从小被家暴，甚至还遭受亲生父亲性虐待。

逃出家门后，她在歌舞伎町流浪了好几年。

当被问到怎么维持生存时，莫卡坦言自己从13岁起就开始做“爸爸活”挣钱。

“爸爸活”即有偿约会，近年来盛行于日本社交网络。

原本指的是年轻女性通过与比自己年纪大的男性约会来获取金钱。

比如陪人吃一顿饭，就能拿到5千至1万日元。

但在男人的威逼利诱下，“爸爸活”很容易发生性关系。

所以“爸爸活”也被认为是另一形式的援交。

对莫卡这样的年轻女性来说，做“爸爸活”似乎是唯一的选择，因为她们唯一拥有且能利用的东西，就是自己的身体。

在这样一个对十几岁少女身体虎视眈眈的世界里。

有钱的男人花钱买她们的身体，没钱的男人也紧盯着她们的身体。

那些混迹于歌舞伎町的“星探”以及牛郎，甚至会在社交软件上伪装为少女，猎取男性客户，然后再把客户推给年轻女性，他们则从中收取提成。

独自在沼泽中挣扎

日本《集英社》曾就“东横少女”问题采访过当地一名妇科医生，这名医生平时会去东横小孩聚集的公园进行义诊，她发现这些年仅10多岁的少女，绝大多数都以卖淫为生。

其中超过半数的年轻女性，有与超过20人发生性关系的经验。感染性病的也不在少数。

甚至有些可能会因为被强迫无措施而怀孕，还有强奸、暴力、偷拍等各种潜在的危险。

但危险，似乎是这些年轻女性最不会考虑的事情。

因为她们首先需要靠自己生存下去。

日本ANN电视台做过一篇深度报道——“少女们的爸爸活”，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正在读高一的16岁年轻女性Rena。

Rena参与的是仅限约会的“爸爸活”，接活是为了赚学费。

她的成绩非常好，模拟考试考过年级第一。

但她有一个家暴还欠债的父亲。

为了学习，她没有太多时间去做兼职。

记者问她知道做这个很危险吗，她说自己没有别的办法，比起能从父亲身边逃离，这种代价不算什么。

对另一些年轻女性来说，生存可能是个更为残酷的概念。

2023年1月，日本MBS电视台曾追踪采访过一位16岁的“东横少女”，因为常年遭受母亲的虐待，初中毕业后她便离开家来到东横。

因为没有身份证明，她做不了兼职。

只能靠出卖身体挣钱。

平时就和朋友睡在情趣酒店。

记者和她第一次见面时，她刚来东横不久，提到以后想攒钱然后去专门学校上学，做一名美甲师。

那时的她，对未来还存有一丝憧憬。

两个月后，节目组又遇到她，问她今后的打算，还想不想做美甲师。

年轻女性说已经不想了，根本没法考虑10年、20年后的事情。

“我连明天都顾不上......”

“总之，今天先努力苟延残喘活下去吧。”

仅仅两个月，她的眼里已经没有明天。

而在歌舞伎町，像这样躲在角落里无人在意的，对未来失去希望的年轻女性，又有极大概率沦为男咖店、牛郎店的猎物，被男咖、牛郎的几句嘘寒问暖所打动，最后变成“牛郎狂”，把男人视为活下去的唯一动力。

甚至把卖身钱悉数供奉给那些男人。

有人说，在日本，卖淫就是女性的低保。

无论是下海拍AV、做站街女，还是做“爸爸活”，年轻女性们在回答为何要这样做时，答案总是惊人的相似——

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要赚学费，要还助学贷款，没有别的办法。

要养牛郎，要还债，没有别的办法。

要活下去，没有别的办法。

年轻女性们无数次地回答“我只有这个办法能挣钱。”

下海，似乎成为了Z世代唯一的选择，也是最好的选择。

但与其问谁做的选择，不如问谁给的选择。

如《东京贫困女子》一书所言，“日本的制度设计就是让女性在最低生活保障水准线上工作和生活。”

在一个物化女性的文化根植于国家制度和法律之中的国度，太多年轻女性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向下坠落。

充满性别暴力的原生家庭、充斥“爸爸活”招募信息的社交网络、毕业面临的巨额助学贷款、男女同工不同酬的性别薪资差距......

想到在“东横少女”流行之前，其实还出现过“神待少女”。

同样是因为家庭原因离家出走的年轻女性，不过“神待少女”没有聚集地，她们通常在网上发帖求助，请求陌生人收留自己。

或是在大街上转悠，希望能找到带自己回家过夜的人。

这些年轻女性将收留自己的人称之为“神”。

所以神待少女，也被称为等待神明的女孩。

但在这样一个国度，那些无处可去的少女能等来心软的神吗？

显然不能。

她们能等来的，永远只有嫖客。

附：女权头子企图毁掉成人影业，反被公司写成本子

注：本文由父权自媒体“他的声音”编写发布，请批判阅读。作者对色情产业的维护态度无疑是反动的，但是作者所揭露的那些假借女权主义打压色情产业却实际上不关心普通女性生存问题的女权头子，那些在色情产业中有既得利益的，与女权头子狗咬狗的“花魁”一线AV女优也同样是反动派。为了生存不得不选择卖身的普通女性，在色情业中占既得利益的“花魁”，假反色情真谋名利的女权头子，是需要区分的。

最近，日本女权瞄准它们本国特色影片产业，发起新一轮社会舆论战：女权和反女权阵营攻防激烈，详情请看下文。

还记得我们的老朋友，日本女权头子，仁藤梦乃吗？

在她们的女权团队Colabo推进新艾薇法后，拍片遭到多重限制，产能大大缩减

多亏了仁藤团队，许多女优生计成了问题被迫转行而她的屁股好像不是很干净，她与她的团队打着救助困难女性的旗号做假账约192万日元钱不知去向被日本网友说是“假女权，真敛财”。

根本打着救助的羊头卖狗肉敛财而然她的野心仍不止于此她觉得她又行了这次她准备一举端掉整个日本传统成人影视业！！！胃口够大的。

然而日本男人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被人熟知的行业巨头SOD决定不再沉默，联合受害者向其发起挑战。。。就是把她写进本子 哈哈哈。

SOD以这个女权份子为主题由月岛樱、稻森美优（惨了，要被日本女权网暴了）。

主演的《一般社团法人女性代表，冒牌女权份子的闇堕快乐xx》

影片内容则是片中两人分别以艾薇女优跟冒牌女权份子的身分进行“深度交流“。

除了片名、简介中都直批「某些」女权份子做假账，开头就假账问题陷入谷底。

都是道貌岸然的假货以外，正片中出现的新闻截图、名片更是大酸特酸女权团体Colabo。而主演月岛樱、稻森美优更多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尊严向虚伪仁藤宣战。

一般女优不会为了得罪女权而演这种剧情。

自己的饭碗就要被仁藤这种人给端了 自己的尊严被这种人践踏。

自己被这种人代表 她们是在为自己的尊严？而战。

在她们推特中多次转推以驳斥仁藤的“成人影业压迫女性”的谬论。

“拍艾薇不是性虐待、性剥削，女权团体的说法对艾薇女优们是一种职业歧视”。

仁藤梦乃得知自己被当SOD题材后也不甘示弱，推特上表示这一切都是从性产业中获利的男性在从中作梗，甚至把女性推到前线，促成女性敌对女性的局面，这件事也让她很心痛，并称SOD这部作品的目的就是要透过「炎上商法」（造成负面话题引发关注的营销方式）跟骚扰Colabo来赚钱，不过Colabo仍会继续原本的社会活动。

日本推特上有网友发起「SOD针对女权团体拍摄的艾薇有没有问题」的投票，截10月12日中午有超过15万名网友投票，其中88.4%的网友认为没有问题，日本网友也纷纷留言，「这种吵架方式还真新颖」「双方主张根本不会有交集点」「也不过是一种艾薇题材而已，要吵的话那些被模仿过的空姐、老师、护理师怎么办？」。

这无疑不是给所谓女权主义者一记最响亮的耳光。

女权主义者满口的自由、人权，却从不给他人自由以及选择权。

从来自作多情，自以为是你们能打掉艾薇业，但你们能打掉整个性交易吗？

你们让全球几千万从业者何去何从 你们来负责给她们再就业？可笑。

END

最近有这样2则帖子很火，椰子想要放在一起说说。

首先呢，是一位博主去参加完一场面试后，发出的感慨：《少爷公主们能不能别来面试了啊》。

他参加的那场群面，最后HR问薪资的时候，有位211硕士竟然说，自己的期望年薪是7万。

博主觉得不可理喻：少爷公主们是不是对钱没有概念啊，这么大了还没有体验过人间疾苦。

看完这则帖子，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年薪7万，对于一个211硕士来说，很多吗？就这么值得吐槽？

博主赶紧置顶了一条自己的解释，原来他是觉得这点钱也太低了，扣掉五险一金每个月才4000多，搞得当时一起面试的人都不好说薪资了。

但事实上，这个水平的薪资，其实就已经是很多高材生的期望值了。

他们不一定是所谓的少爷公主，不懂钱的概念。

而是太害怕自己得不到offer，所以宁可降低期望薪资，也想先上岸再说。

而另一则帖子，就是一些高材生们，所面临的真实的求职困局：

有7年学医，毕业后却在瑞幸做咖啡师，遇到老外无法沟通的；

有海外本科，回国后在海底捞当服务员已经4年了的；

有陆本海硕，毕业后在奈雪摇奶茶的；

还有双一流本科，211硕士，现在摆摊卖串串香的。

有些高材生，是实在找不到工作，又不想在家摆烂，就以这种方式来临时过渡的；

而有些则是因为，被痛苦的工作折磨得身心俱疲，想来想去，决定不如去摇奶茶。

太多人，原本以为好不容易从一场场考试中杀出重围，怎么也能找一个自己满意的工作吧？

但真正开始求职之后才发现，落差还是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想象。

就像艾伦·金斯伯格在《我的黎明骊歌》中写道：

“我二十几岁的青春，在市场待价而沽，在办公室里昏厥，在打字机上痛哭。”

比这更魔幻的是，长沙有位哲学专业的硕士，之前经常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布一些哲学文献。

探讨消费主义的虚假幻象、《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中的身体欲望表达、韩炳哲对福柯的创造性误读......

然而9月份，他毕业之后，画风发生了突变。

每天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空调要定期清洗、2分钟教会你如何在家清洗洗衣机。

他的身份，从一名哲学硕士，丝滑流畅地转变成了一名家政清洁工。

让他真正出圈的，是他发的这样一则帖子《哲学硕士太好找工作了》：

“擦玻璃3小时挣了120，充实的一天。”

他的日常，变成了：帮客户清洁厨房、厕所、清洗抽油烟机......

至于哲学文献嘛，已经不发了。但偶尔劳动之余，还是会看会书，附上自己密密麻麻的批注。

他的故事简直就是这句话的真实写照：“达则海德格尔，穷则清洁海尔。”

而他的评论区下面，挤满了无数所谓“天坑”专业的高材生们，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血泪史：

“你们哲学的都擦了，我们历史的擦什么？”

“211汉语言文学专业，两次考教师以失败告终，现在在小区当保安。”

“文艺学硕士打算明年去咖啡馆打工。”

“985哲学硕士，毕业家里蹲了一年考了公，干了一年受不了辞职了。

现在在贴钱打工，生活苦哈哈，但是半夜还会偷偷蒙着被子笑。”

“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找不到工作。暑假在家卖桂圆，被村里人指指点点。”

有人甚至画了张很可爱的插画：“谁说人文社科不好找工作的，家政大军来了，大家都别挤啊，一起擦玻璃。”

而同样因为脱下了长衫吓坏众人而出圈的，还有：

北大毕业去当柜员：本科专业冷门+境外硕士+非京籍女+社恐屡面屡挂，可谓是debuff拉满。

浙大毕业去做前台：曾在大厂实习过，累得嗷嗷大哭，后来想通了，不卷了。

每天坐着收银打扫卫生撸猫，工资5K还有大把时间兼职写小说，打算做一辈子。

很多人不明白，自己明明是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才花了几年时间去沉淀自己，考研、提升学历、进修......

然而却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今年无人问津的阳光玫瑰，躺在“大减价9.9一斤”的大促纸牌下，被买家上下打量、反复挑选。

满大街全是进修完的硕士葡萄，数量一多就供大于求了，无法躺在精美的礼盒里，只能沦落到去竞争路边摊的位置。

想不通的他们，在图书馆门口排起了长队，一边找工作一边准备着考证、考公、考编，渴望上岸；

有的则寄希望于“卧佛寺”，去那里求香拜佛，只因“卧佛”的谐音是英文的“offer”。

椰子除了为你们祈祷祝福之外，2条关于求职的建议送给你，希望能有帮助：

①重视弱联系。

一位做HR的朋友说过：“好的资源不会流通到市场上。”

一些性价比很高的工作，往往都是通过一些野路子找到的，这就是重视链接、弱联系的重要性。

所谓的弱联系，就是交往没那么频繁、情感密度较低、熟悉程度较低的关系。

弱联系提供给你的信息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他们活动的圈子与你不同，所以信息来源更有差异。

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就做过一个研究，结果显示：

100个找工作的人中，有54人是通过个人关系找到工作的，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是投简历找到的。

所以啊，有时间不妨去和经常被你忽略的泛泛之交交流一下，也许会分享给你颇具启发的高质量信息，以及意想不到的机遇。

②学会多维竞争。

所谓多维竞争，就是基于多个维度以形成综合竞争力的竞争策略。

就像知名漫画家亚当斯，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办公室白领文员。

后来他开始每天4点钟就起来画画，待到上班时间就赶去单位工作，同时每天还在博客上写作。

他将自己的画画、讲笑话、熟悉办公室政治的优势结合在一起，创作了“呆伯特漫画”。

他的漫画，后来同时在65个国家、使用25种语言，被超过2千家报纸转载，获得了巨大成功。

这给我们的启发就是，我们可以找到自己感兴趣、有天赋的多个领域，将这些技能叠加组合，也许就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赛道方向。

现实很难，就像《瑞克和莫蒂》中的台词：

“宇宙就是一头野兽，它以平庸的人为食，创造出无数的白痴只是为了吃掉他们。

聪明的人有机会爬到顶峰，骑在现实背上，但现实会不停地试着把你甩下去，并且它最终会成功的。

我的建议是，出发吧，给你的宇宙套上马鞍，看它会变成什么样子。”

愿每一个努力的人，最后都会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归宿。

共勉。

一 唐妞不等式

不等式最初的全名，叫做“唐妞不等式”。

“唐妞”这个命名本身也很有意思。所谓“唐”，即唐氏综合症，原是智力低下与面容畸形的症状统称，如今成为互联网新一代的骂人语言。

“唐”这个谩骂字眼的流行，离不开《国王排名》的走红（当然，如今“唐”更多还是用来形容游戏打得菜）

而“妞”，则代表着下面这位网红的id——“看不腻的妞”。因其较为脱离大众审美的妆造面容，以及富有争议性的男女言论，所以逐渐被网友冠以“唐妞”的攻击性称号。

为了不侵犯这位的肖像权（更多是为了保护你们的眼睛），我给她打码了，不怕被她妆容攻击的可以自行搜寻

这位“唐妞”发表的有关男女情感争议的精华，便是下面这个不等式：

“我接受礼物≠我同意”。

即接受了异性的礼物,不代表要和异性在一起。

而与之相伴的，还有一系列争议颇高、令人皱起眉头的言论。

反正是我应得的，

我不收，他也会送给别人。

关于这些言论，你可以说其是一种精致的利已化表达、也可以说是一种差异化的价值呈现。明眼人也都能看得出来，这种行为，其实就是在一个有关男女对立的风口攫取流量与关注。而关于这位唐妞本人的争议也有不少,比如其手臂上某些涉及包养的奇怪暗号、其多少有些猎奇的妆容等等等等。

——但今天，咱们不是来找屎吃的。唐妞究竟如何如何，咱们并不关心，这个环节中有价（乐）值（子）的，只有“唐妞不等式”本身。

无论男女，只要面对类似的境地，都可以直接搬出这段“接受礼物≠同意”的原初不等式，一边吊着对方、一边心安理得地获取好处，顺带还能在互联网上对对线。

是的，已经有人用于实践当中了……虽然编段子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

后来，它开始在情感领域中逐渐扩展开来。既然“接受≠同意”这种可以说得通，那么将两边替换成类似的“拿好处”和“不负责”，似乎也说得过去。

再后来，随着这个不等式经历更广泛的互联网传播、去到更多的社区平台后，一切就开始开始变味了。

它开始被逐层分解。首先，左边的“我接受礼物”被解构掉；然后右面的“我同意”也被解构掉；最后剩下的，只有这一个孤零零的符号：

“≠”

二 版本T0

“不等式不削能玩？”

在互联网上冲浪的你，可能或多或少听过“弱智吧”的大名。

他们总能问出“偷功德箱的钱究竟是加功德还是减功德”“神职人员去世究竟算不算升职”等一系列刁钻问题，言语中尽显赛博弱智的本色。

但如今，“不等式”的横空出现，让他们遭遇了最大的“敌人”。

比如，在面对功德箱问题时，你只需要表示：“偷功德箱≠加功德”。就可以轻松解题。

不等式的应用实在是够简单，而且不需要啥技术含量。你只需要把题干放在不等式的左边，然后把问题放在不等式的右边即可——而且，这样做大多数时候还是奏效的。

无论从逻辑性还是娱乐性而言。它和那些严肃正经的煞风景回答不同，它所带来的的只有新潮版本与现有题干的完美结合。

就这样，不等式开始广泛扩张，成为互联网环境下的版本T0。无论历史、游戏、文学哪个领域，你似乎都可以看到不等式的身影。

而渐渐地，它也开始频繁出现在地狱笑话的相关内容当中，用最新的互联网基因给那些已经成为经典的地狱笑话添加了新的笑料。

就像哪个对德国某位喜欢闪电战的小胡子领袖调侃，“签订互不侵犯协议≠我不偷袭”。

而在“有公式做题就是快”的调侃之下，有人也开始考虑，要不要给这个过于强势且万能的公式直接ban掉。

它的强势，不光在于简单无脑，还在于它不断的创新性。

它不像其他大多数的互联网梗，但凡多使用几次就直接烂掉变成烂梗。做个比喻的话，它就像一个混沌且邪恶的天平，你只需要在两边放置对应的东西——并且保证它们每一次都不会重样即可；而这个天平也从来不会带来什么公正与平衡，它只会裹挟起这两端的重物，随后给你表演一套哈利路亚大旋风。

所以，在不等式的风靡之下，有人不禁感叹：

“不等式该削了”。

只不过，现实的世界似乎并不存在削弱。只有随着时间流逝之后的逐渐淡化。你似乎可以预见，直到出现下一个版本之子之前，这套万能的“不等式”还会被人们用下去、乐此不疲。

而从这种程度上来说，这套不等式，也无愧被称为“21世纪互联网最伟大的发明”。

三 不等式の逻辑

在狂欢之余，一些好事之人也不免开始疑惑并思考：

不等式为何这么强大？

是对事物关联性的切断？亦或是是其他强大的内在逻辑？

然而，当你尝试用一个正常的逻辑去探寻这群纷繁的不等式后，会悲哀地发现，它们强大的根本原因在于

——没有逻辑。

它不是我们上学时去苦苦求证的那一个个数学等式。想要证明它们的对等，需要千头万绪的变幻和严丝合缝的对齐。若是想要将等号划成不等号，只需要一点点点的变量即可达成目标。

可如今，我们心中的”等式”不是那理性客观且无可辩驳的数学内容。这种所谓的等式，我们更多称之为——某种约定俗成的“规则”。

而从唐妞开始，解构规则的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了。

如果原先的唐妞不等式是解构礼物的含义、解构人们约定俗成的交往规则的话，那么如今这个只剩下不等号的不等式，更像是一种对社会、历史乃至一切一切内容全方位的解构。

它不需要左边是什么既定事实，也不需要右边是社会公理。你只需要在不等式两边随便放上两个东西即可。

是的，任何东西。

即使是原本有逻辑的内容，也会被纳入互联网的无厘头声音之下，变得纷乱起来。这是前现代与后现代的碰撞，这种碰撞下带来的荒诞与割裂，正是让人忍俊不禁的原因。

在这张图里，哪些要素被解构了？

如今，“不等式”已经成为了一种万用的回答——可有时候，万用就代表着没啥用。一个个问题似乎解决了，似乎又并没有解决。

而在夸赞不等式的强大之后，只会剩下一堆零碎的调侃男女对立的内容。比如“不能说公式，要说成母式”“版本之子？版本之女”（均为反讽）等等等等。

在我看来，不等式的形式，是对一段长篇文字描述的提纲挈领；它的作用，便是一个和人对线、交流鬼扯的媒介。它的价值，是对来往看客提供的一些乐子价值。

从某种程度来说，它就更像是一个缩影——它代表着年轻人在互联网时代下，那后现代的娱乐眼光。

“那是外国对摇滚乐的定义，我们有中国摇滚。”

酝酿摇滚之城

2023年5月下旬，河北省委联合石家庄市委，宣传、文旅、统战三个部门一起开了个会。

会上除了一个正厅级、三个副厅级和几个处级干部外，还有一群“滚圈的人”，如石家庄第一支摇滚乐队地平线的主唱邢迪、万能青年旅店乐队贝斯手姬赓、三家本地Livehouse的负责人。参会名单打错了两个人的名字，把“邢迪”写成了“邢笛”，“姬赓”写成了“姬庚”。

这场由政府组织的“石家庄摇滚乐调研座谈会”，只为讨论一个主题——如何把石家庄打造成一座摇滚之城。

会议开始了。首先由从业者介绍石家庄的摇滚乐发展史。“摇滚之都”一说实际上在乐迷群体中流传已久——除了“石家庄”直译成英文恰巧是“Rock Home Town”（摇滚之乡），这里还诞生了两本全国最早的摇滚乐启蒙杂志，《通俗歌曲·摇滚》和《我爱摇滚乐》；以及一首经典歌曲，万能青年旅店以下岗潮为背景创作的《杀死那个石家庄人》。

根据政府组织专家统计的数据，石家庄共有300支乐队，其中50支可以靠自己的原创作品生存。

接着是领导讲话：要打造一个文化现象，争取10月份出圈。一位参会人员记得，有领导在解释项目缘起时还说了句：我们的摇滚乐总比淄博烧烤高级吧。

3月到7月，类似的讨论会开了七八次。石家庄第一家Livehouse“地下丝绒”的创始人韩强每次都在。他说，几乎每个领导见到他都会问同一个问题：什么是摇滚乐？

他反复解释：摇滚乐是西方舶来品，咱们要“洋为中用”，提炼其中的精神：自由，博爱，能带给我们力量。

一次统战部组织开会，市交管、公安、消防都来了。韩强在会上忍不住说：总问我什么是摇滚，我觉得政府敢于发出这样的口号，振兴国民经济，这本身就挺摇滚，不过要做就要有真正的摇滚精神，大刀阔斧，破除老旧。比如：能不能允许骑摩托车去看音乐节？因为“摇滚乐崇尚自由的精神，跟摩托车密不可分，摩托车就是我们自由的灵魂”。

交管局局长马上说不行，你看强子，我们有数据：和石家庄同等体量的城市，每年平均有20人死于摩托车。再说禁摩是上面政策。韩强怼他是“一刀切”，“剥夺我们合法的路权”。统战部部长让他俩加个微信，“你俩下边聊，严重脱离会议主题”了。

也有领导问韩强，能不能把《杀不死的石家庄人》用作活动主题曲？韩强说：千万不要，矛盾点太大，一定会被广大乐迷喷成筛子。

那是两年前，河北共青团根据《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改编的，把歌词“夜幕覆盖华北平原，忧伤浸透他的脸”改成了“黎明再临华北平原，重拾散落的信念”；“生活在经验里，直到大厦崩塌”成了“重逢在春天里，无悔的石家庄”——对下岗潮的描摹变成了满满正能量。发布后演唱者被骂到公开道歉。

想着说不定能帮到本地摇滚乐，滚圈人士纷纷给政府出主意：每月给乐手发补贴，“帮助我们本地的乐队”；做“摇滚专列”，把石家庄摇滚乐史贴火车上，“让它走向全国四面八方”；打造一个“摇滚街区”，要那种工业风大厂房，建排练室和演出场地，每天办活动，“你给我一个地方我来帮你弄”……领导没明确回应。他们不清楚会不会被采纳。

一次会后，本地十几支乐队代表被召集起来，跟省里一位领导吃饭。乐队们开始还有点拘束，后来喝了点酒都放开了，还有人自称摇滚诗人，当众朗诵起原创诗歌。

只有领导不怎么说话，她拿出一个笔记本，认真记录着乐队之间的聊天，流派、风格，什么是pogo、死墙……

她嘱咐在场的乐队：摇滚乐应该多唱些正能量的东西。

演出开始了

7月13号，石家庄发布官宣：今年7月—10月，我市将举办“Rock Home Town”——中国“摇滚之城”音乐演出季。广泛开展群众性、公益性、常态化惠民演出活动。

两天后的周六，一段视频率先登上热搜：一支乐队被安排在石家庄地铁车厢里弹唱。吉他手坐着弹琴，主唱一手把着扶手，一手拿手机看歌词，晃晃悠悠地唱。热评一条是：“上一天班很疲惫回家，也不能安静一会。”

同一天，全市10个商区和10个公园开始了摇滚演出，从晚6点持续到9点，25支乐队参与。一位承接演出的演艺公司经纪人告诉我，演出突然增多，本地的原创乐队根本不够用。因此这里面有一大半是临时凑起来的商演乐手，有些连乐队名都是现取的。

一支本地原创乐队五福乐队，五名成员正职都是在民营教育机构里教乐器，这次特意请了假，无偿来演出，早6点开车6小时赶到石家庄。然而当他们下午1点到了现场要试音，舞台设备还没搭好，负责人说5点肯定能试上，等他们5点再过来，刚上台试了5分钟又被赶下来，因为“政府那边要拍个宣传视频”。

又过4小时，晚9点，他们终于上台了，但当主唱刚把吉他插上电，负责人又跑来说演不了了，台下人太多，领导怕有安全隐患。乐队五个人一句话没说，各自收拾东西回家了。

一周后的7月22日，晚6点，一条步行街上又办起演出。穿过铁板烧、烤冷面、炒冰果等一众小吃摊，拨开逛街的人群，才看见一处20平米左右的舞台。

大屏幕循环播放着国家反诈APP的宣传视频——几个戴红领巾的小学生和几位女警，人手一只穿警服的小熊玩具，用罗大佑《童年》的旋律唱：“反诈APP里什么都有，一定不要被骗走半毛钱……”

台下聚集了上百号观众，天气燥热，有人拿着冷饮，有人不停扇扇子。3名消防员和3名特警齐刷刷站在观众两侧，10名警务人员不时在人群里穿梭。后方还有20多个街道办找来的志愿者，身穿白色T恤，上面印着：“我是文明市民，要为城市争光，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其中一个20岁出头的男孩告诉我，他们的任务一般是“捡捡地上的垃圾”。一位和舞台工作人员穿同样黑T恤的大妈，拎着一兜子刚买的生菜。

“欢迎你们来听摇滚乐。”一支名叫“天气预报员”的流行朋克乐队上台了。舞台没给乐器配专用音箱，鼓也没有鼓麦，用一个普通麦克风支在旁边。后面观众不断念叨着“听不清”。

乐队唱一首摇滚歌曲：“我没有经历明天，好像那梦中永远梦不到的画面．．．．．．啦啦啦啦．．．．．．”主唱把T恤蹦湿了一大片，把麦递向观众互动，只有前排三五个人跟着应和。

演到后面，音箱开始频出杂音。主唱声音也有些劈了。为带动气氛，他用跑调严重的嗓音唱起周杰伦的《七里香》，这时台下几乎所有人都跟着唱起来，还有人挥起荧光棒。

“多数都不是来听摇滚乐的。”转场时，主唱对我说。

夜幕降临，安静站着的观众中，一位80后女士挥舞双手，一直跟着音乐扭动。听说我从外地来，她从胳膊上摘下一个闪灯的手环，给我戴上，上面印着“我爱石家庄”。她就在附近摊位卖这种手环。她说，很支持政府搞演出，“能带动经济”，“最好再建点儿童乐园”。手环质量很差，到家就不亮了。

这些演出中很少见到本地乐迷的身影，他们都去Livehouse和音乐节。我在酒吧碰到三个刚从内蒙看完音乐节回来的乐迷，他们20岁出头，经常组团去外地看演出，为带大旗到现场还特意坐30多小时的绿皮火车。但对于自己家乡打造摇滚之城，他们显得漠不关心。“就觉得挺荒诞的吧”，一个女孩说，她的印象主要来自河北共青团改编的那首《杀不死的石家庄人》。

一次演出转场途中，一位主唱指着一个舞台工作人员对我说：“你看见那个领头的了吗？他一直盯着我们，不让接受自媒体采访。”

又有一次，演出后集体采访，一名外地记者问乐队，是哪个部门联系他们来演出的？一名中年男子立刻跳出来，责令所有人把录音笔和录像设备关了，说所有关于政府的事都不许往出说。记者问男子是哪个部门的，对方答，他也是记者，本地媒体的。

“摇滚之城”开启一周后，热度最高的一条新闻并不是关于音乐，而是：石家庄乐队“暴力香槟”演出中当众脱裤子。

视频在网上迅速流传。第二天，省宣传部上午就组织开会，下午也在开。晚上，市文旅局对媒体回应：这场演出不属于“摇滚之城”。并强调官方活动都有前置审查，不会允许发生这类情况。紧接着是通报：此事“危害社会公德”，涉事歌手被行政拘留，场地罚款20万并停业整顿。后来乐队发文澄清，他们不是在脱裤子，其实是主唱穿着平角短裤演唱完之后，在台上穿外裤，有人刚好拍下来，还在关键部位打上马赛克。

摇滚的两张面孔

聂永对“脱裤子事件”表现出极其鄙视的态度：“这帮玩摇滚的小孩儿不争气，给了这么好的机会，然后弄这种事，挺让人讨厌的。”

聂永50岁，是个商人，2018年组建“瓜子乐队”并任吉他手。据他说，他们的主唱是某上市企业工会主席，贝斯手是某地方税务局局长，键盘手是一名小学老师。

某种程度上，聂永充当着官方和滚圈的媒介——他帮“摇滚之城”的演出联系过乐队，那场省领导和乐队的饭局也是他召集的。

去年河北网络春晚，瓜子乐队登台唱了首摇滚版的《回娘家》。他还开了家影视公司，偶尔给政府拍宣传片，主题是“廉洁从政”的短片《一粒扣子》不久前刚获了奖。

我在一家直播基地见到聂永，这里还有他一家电商公司，直播卖女装，淘宝店铺有126万粉丝。

聂永长发，下巴上有撮山羊胡，手上戴银饰——多数人眼中典型“搞摇滚的”。有记者问他，这个形象出入政府部门，保安会不会觉得奇怪？他答，要不觉得奇怪反而有点失落。

他正襟危坐在木质办公桌前，谈到摇滚乐在他心中的位置，连续强调几个词：“神圣的”，“高级的”，“值得尊重的”，“让人仰视的”……接着他说，第一次去开研讨会他就曾提出担忧：很多人对摇滚乐还存在误解，总认为摇滚乐叛逆、愤怒，甚至是放浪和低级的，实际上，摇滚的内核应该是和平与爱。

被问到怎么看《杀死那个石家庄人》被改编，聂永问：“你希望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他提出要回答两个版本。一个是“改得好，太正能量了，太符合当下的要求”，而且“以后真促进摇滚乐的发展了，不管它艺术水准如何，我是赞成的”；另一个版本是“很无语，我无法评价”。他说创作者都接受不了作品被人改，“我本来是一把刀子，你给我改成个棒棒糖．．．．．．这已经不是摇滚的意义了”。

打造摇滚之城，政府应该退居幕后还是全权主导？他又说了两个版本：前者确实更酷一些，但后者一定是因为政府“高瞻远瞩”，提前想到了如果不主导，民间可能就不会积极行动。

为保证发展的是“高级”的摇滚乐，聂永的结论是：支持政府对摇滚乐适当管理，不仅要审歌词，还要审表演形式，要杜绝“低级下流”，“不能弄得大家觉得摇滚乐是一帮无耻的小人在玩的东西”。

怎么才能保证不出现脱裤子之类的“低级行为”呢？他想了一会儿，感觉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只能是凭直觉，或者邀请那些比较了解和有私交的乐队”。

他的瓜子乐队今年安排了三十多场演出，他说，几个区的相关部门都找来合作。他承认自己乐队并不算出众——还没出过一张专辑。合作可能是因为“本来就是好朋友”，互相信任，“起码不会出现其他的事情”。

6月，河北省音乐家协会挂牌了一个“摇滚乐创作基地”。聂永说，就挂在他的工作室。后来我查到其实是挂在一个书法家的工作室。但聂永的确参与了活动。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方竹学要求这个基地的作用，是引领和支持“创作出更多的歌颂祖国、歌颂党、歌颂人民、歌颂新时代、歌颂英雄的，昂扬向上的摇滚音乐作品，创作出更多充满正能量的社会主义新摇滚”。

聂永专为此创作了主题曲《带着阳光上路》：“不必左盼右顾你带着阳光上路，就算迷雾缠绕着无助也会照亮穿行的脚步，没有谁能阻拦熊熊火焰该有的温度，曾经揣在怀里的最初相信就在不远处。”

挂牌仪式那天，他是唯一到场的摇滚乐手。他发表感言：“感谢郭玉红主席（河北省音乐家协会主席），感谢这些促进摇滚乐发展的人，我相信历史会记住你们是伟大的。”

两张神隐的摇滚名片

摇滚之城缓缓树立之际，这座城市原本的两张摇滚名片——万能青年旅店乐队（以下简称“万青”）和《我爱摇滚乐》杂志（以下简称“爱摇”）却没有积极出现在台前。除了答应在开幕式上唱几首歌，万青始终隐匿。唯一痕迹是网传一张鼓手冯江的朋友圈截图，上面转发了一条关于打造摇滚之城的新闻，配文：“去你大爷吧”。

我找到一位万青的好友，他显得很为难，问关于万青的事，他就只对着我微笑。他解释现在是风口浪尖，万青肯定不会出来说什么。我又询问了多位曾和贝斯手姬赓一同参会的人，他们都表示不记得姬赓到底在会上说了什么。

2021年9月，姬赓以乐队成员身份获批成为“2020年度石家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每月人社局给发500元补贴，理由是“在社会比较有影响力，对推广石家庄‘名片’发挥了作用”。

另一张名片《爱摇》的创刊人朱晋辉对此向《凤凰周刊》评价：“一个月从政府领一千个五毛特殊津贴的人，我不该与之再有交集。”

邢迪是石家庄第一支摇滚乐队“地平线”的主唱，在石家庄长大，他回忆起那时，“80年代的城市是灰色的”，街上都是工服或者旧军装。唯一能买到吉他的地方是文体乐具店，店员先给看图片，交完钱等货到了再来取。

万青主唱董亚千，就住在号称“亚洲最大制药厂”的宿舍区旁边。开窗总能闻到一股“甜味”，那是药厂提炼青霉素，大量焚烧的味道。由于污染严重，天总是灰蒙蒙的。

1983年，两支美国乐队来石家庄交流演出，在文化宫做放映员的父亲赶紧把消息告诉邢迪，“来了一群老外，人家那吉他（电吉他）跟你的不一样”。看完演出，邢迪让父亲买了张黑胶唱片，天天对着扒谱子。那是中国第一场摇滚演出，可为什么选在石家庄？邢迪说，因为那时中国没见过摇滚乐，不敢让在北京演，才找了个次级城市试水。

除了北京不敢演的摇滚，这里也承接了大量北京迁出的重工业，一度成为全国雾霾最严重的城市，又在北京需要蓝天的时候，停工停产。

1992年，国企改革浪潮席卷石家庄，政府不再给邢迪所在的省歌舞剧院补贴，让他们自己创收。为此乐团经常给税务局、交管局唱宣传歌曲，“红灯停绿灯行”……邢迪觉得没劲，跟两个棉纺厂和钢厂的朋友组了石家庄第一支摇滚乐队，地平线。

那时还没有Livehouse，乐队演出主要在夜总会。1994年，电视剧《征服》里刘华强的原型，就在石家庄一家夜总会里放了第一枪。一名乐队主唱那时也在这家夜总会打工。

石家庄的另一个标签是军事重地。邢迪进省歌舞剧院是文艺兵转业，《爱摇》的发行于小青曾在使馆当哨兵，创始人朱晋辉原本也是名准军人，但他听到电台里的摇滚乐就开始组乐队，后来又从军校退学。他在《爱摇》第一期中写道：“当时我还以为我是为了摇滚乐，还以为自己是在为艺术献身”，后来他明白了“我选择的只是有更多选择的生活”。

1996年万青成立（早期名称“The Nico”），排练室在主唱不到20平米的家，那间小屋也是石家庄嬉皮们共有的空间——主唱自己没钥匙，但每个来的人都能从门口水泥板下摸出钥匙开门，这也是乐队后来取名“旅店”的由来。他们就在那儿完成了代表作《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歌词讲述一个家庭的生活悲剧——父亲“换掉药厂的衣裳”，母亲幻想着保卫生活便冲进早已破落的“人民商场”要“买一把假枪”。20多年后的今天，这首歌词里的“河北师大附中”、“药厂”、“人民商场”仍是乐迷打卡的地标。到石家庄第一天，一位本地好友对我说：“你住的新百广场原来就是万青歌里的人民商场。”它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方，这条位于市中心的步行街，每隔100米左右就有一家蜜雪冰城和安徽板面。

1999年《爱摇》创刊，因为买不起几十万元的刊号，只能“随光盘附送”。每月一期卖完，六七人的团队每人只能分到两三百元。有时还得借钱发工资。但他们就这样做出了国内最大、最专业的摇滚杂志。每期前半本关于摇滚乐，后半本讨论社会议题，一个叫《求真新闻月刊》的栏目堪称“中国的洋葱新闻”，把近期社会新闻改编成夸装、荒诞的故事，譬如矿难，把10人死亡改写为10万人死亡。朱晋辉曾解释，这是考虑到互联网时代“只有天方夜谭般的新闻才能引起关注”，“为了引起读者对矿工命运的关心”，也是“培养人们一种轻松快乐的态度，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扭曲”。

此后十多年，石家庄从没有破圈的音乐氛围。《爱摇》在石家庄的销量对比全国一直是倒数，本地乐迷少，乐队和Livehouse在这里靠演出生存也艰难。

《爱摇》还经常被查。总有家长投诉举报，说孩子看了《爱摇》不好好学习，朱晋辉时常出入新闻出版局、稽查队，写检讨，按手印。编辑部被抄过两次家，一次是公安、稽查、工商、税务共来了20多人，说他们是黄色读物，把书全没收了。另一次，一队警车摸到郊区的仓库，连人带电脑都拉到派出所，最后定性为跨区经营，让交罚款。朱晋辉费了好大劲才要回被扣的电脑，“那是我们不能失去的核心财产”。

这本地下杂志2013年终止于第135期。停刊前，朱晋辉举家搬到昆明，他嫌石家庄雾霾太重，对孩子身体不好。此后编辑部尝试做APP、电子杂志、Livehouse，都效果甚微。2015年朱晋辉将《爱摇》品牌授权给段郎（本名段屹楠），转型为新媒体和演出厂牌，共只有四名正职员工。

今年3月，段郎也被请去开会，有领导提出，想帮《通俗歌曲·摇滚》和《我爱摇滚乐》两本石家庄代表性摇滚刊物复刊。段郎和《通摇》社长都没有表态。

后来段郎对我说；“我们和《通俗歌曲》都曾经受到过．．．．．．没有感受到有关部门的善意，你现在用到我们了，又把我们拾起来，不断利用我们曾经的名声，我们的心理有点复杂。”

“做摇滚一定要符合政策”

今年2月，韩强的地下丝绒因违建遭到拆除，接到通知时只给了三天时间。那天搬到一半，拆迁队就来砸玻璃了，他不得不在废墟中拯救设备。为了寻找新场地，他在网上发文称“突遭强拆”，随后不断接到派出所电话，让删文。最后改成了“突遭拆除”。

几天后，石家庄市市长约他到办公室，说，我们准备把石家庄打造成摇滚之城，不能让“地下丝绒”这个有名的牌子倒掉。新场地的问题，必要时候政府可以帮忙解决。

韩强快50岁了，头发往上立，显得挺厉害，或许是因为纹路深，他表情正常时也像皱眉，给人严肃、凝重的感觉。跟人打招呼时又特别客气，双手合十喊“老师”。

2006年他给自己的Livehouse取名“地下丝绒”。地下丝绒是一支美国的传奇乐队，第一张同名专辑离经叛道。韩强说，他们的专辑首发只卖了1000多张，但买的人后来很多都成了大师，他希望自己的店也能起到萌芽作用。有乐队来演出，他作为老板，亲自带着鼓机口琴木鱼自弹自唱，风格张扬，自嘲是“新古典主义精品山寨高仿A货Punk节奏DIY民谣”。

创立地下丝绒17年来，韩强说，他已经历过七八次搬迁和闭店了。他记得大概是2010年，自己正在一个小学做公益演出，店员打电话说整条街酒吧因为涉黄被封了。可他的店并没有涉黄。他赶去派出所解释，请领导去店里看看——他还在门口专门贴着“正当文艺场所，有特殊需求者请往西方极乐世界”。

转过年春节前，消防又来检查，说他没过关，5天内让凑齐2万元罚款，也不听他解释是因为商区设施，整条街都没过关。他只好闭店走人，两个月房租不要了。

在石家庄开Livehouse挣不到多少钱，有时还赔钱。

更消耗的是跑审批。每场演出前，每一句歌词都要报批，而且必须刻成光盘（为什么不能用U盘？对方说U盘能篡改，但光盘不能），还要打印100多页的各种消防责任安全保障书，办两场演出就能用完一整盒墨。一次助理去审批局，被要求在材料上一页一页按手印，按了100多个。有场演出韩强跑了半年都没批下来，同一个窗口，换个人标准就跟着变，每次都不合格。说到这儿他气得拍桌子，说后来有天他和工作人员吵起来，正巧一个领导路过，问他什么事，他说演出跑了半年还没过。领导亲自打个勾，就过了。

到今年，年近50岁的韩强觉得自己“想明白了”，有合适的地方或人来找就接着开店，没有就不再强撑，反正这生意不挣钱。疫情三年暂停演出也让他“看清了”，“归根结底你还得活下去，我一点收入没有”。

“摇滚之城”项目邀请他去开会，他想也是“为恢复国民经济”吧，“搞这个活动，大伙都能小小地挣到一些钱．．．．．．出发点肯定是好的”，而且“政府敢打这样的牌，绝对是需要勇气的”。他在会上明确表态：支持政府。私下也对我说：“不会像某些乐队那样对这件事冷嘲热讽，我们的能量都是守恒的，不付出肯定得不到。”

筹备期他每次都参会，提交过三个方案：摇滚巴士、草坪音乐季、河北原创音乐节，第三项他建议免票，并只找河北的本地乐队（大都不出名），这样政府成本低、自己人多了机会、也为石家庄吸引观众和影响力，“小成本办大事”。他还交了摇滚巴士的结构图和PPT。

后来终于落地了原创音乐节，韩强说，起初定在5月20号，后来改到8月5号和6号，开幕式有市领导讲话，但因为5号领导没时间，改到6号和7号，又因为7号不是周末，改成了6号和13号……几个月过去，时间、场地变了七八次也没定下来。韩强一气之下拉黑了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但这个项目他还得跟。

项目背后是“摇滚之城”更大的规划：在7月的惠民演出后，8—9月要举办大型音乐节，包括在滹沱河艺术生态岛的首届音乐，请到了崔健、陶喆、张震岳。

“我一个快 50 岁的人，我年轻10岁，可以凭一腔热血，但我现在觉得不值”，韩强说，他在这个年龄“不要再发出刺耳的声音了”，受了社会的毒打后，“回到我自己小小的屋子里，弹会儿琴唱会儿歌，通过音乐让自己心情平复就可以了．．．．．．这就是我现在的状态，可能我到了 60 岁会更收敛，或者更张狂，每一件事的发展都跟我们这个时代的气息息息相关”。

石家庄摇滚乐的另一位“元老”，本土第一支摇滚乐队主唱邢迪也58岁了，长发半白，脱离滚圈多年，疫情三年因为妻子开的美容院停业，欠债200多万，今年3月开始做才艺主播还钱，每晚直播弹唱能收到两三千打赏。五月会上，省领导对邢迪说，希望地平线乐队能重组，给年轻人一个引领。邢迪很快找来几位本地乐手，真把这支解散20多年的乐队重组了。只不过里面只有他自己是原班人马。

和韩强一样，邢迪也主动谈到年龄和过去三年生活带给他的改变——觉得钱很重要。他只去开过一次政府组织的会，因为不想耽误直播赚钱。但他愿意用演出的方式支持。“摇滚之城”让他首先想到的是，能帮很多乐队改善生活，能改善城市经济，“我作为一个石家庄人，我从小在这城市长大看变化，疫情三年以后，石家庄经济．．．．．．所有行业都百废待兴”。

况且“政府能允许摇滚从地下走上地上，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别的城市敢吗？”邢迪说，所以他想的是“既然政府要推，做摇滚一定要符合政策”。

7月22日演出当天，这位石家庄第一支摇滚乐队的主唱，站在台上呼吁观众点歌，有人点了一首Beyond的《海阔天空》，他对台下说：“祝大家方方面面都海阔天空，一路长虹。”演出结束后，他面对多家媒体说：“我们石家庄的乐队都很正能量。”

第二天我在咖啡馆问邢迪，摇滚乐不是自由和反叛吗，为什么演出上要说那些话？他说：“那是外国人对摇滚乐的定义，我们有中国摇滚。”

至于筹备期间，政府在会议上展示过的那份统计数据：石家庄共有300支乐队，其中50支可以靠自己的原创作品生存。韩强看完，直接告诉领导，这份数据严重脱离现实，别说300个乐队，能拿出30个就不错了，而且这30个里没有一个能靠演自己的作品活着，除了万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