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房事:当楼市步入历史的垃圾时间,最荒唐的闹剧正在上演

❶ 历史的垃圾时间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7岁那年,德意志帝国在三个月内死了两位皇帝,最终皇位落到了威廉二世之手,这就是诡异的“三皇之年”(Drei Kaiser jahre)。

对于德国的媒体工作者而言,那段时间属实难崩——虽然大家不知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东方谚语,但长篇累牍地对皇室进行吹捧与造神,却等来了眼花缭乱的皇位更迭,更让历史主义( Historicism)的理论与现实难以自洽。

所谓历史主义,是指以施穆勒为代表的历史政治经济学家(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ist )坚信的研究范式:

历史永远都是“进步”的,所有新鲜事物都比古老事物更“优越”,明天一定比今天更“美好”… 按照这个逻辑,新皇自然也要比旧皇英明。

然鹅,三皇之年中继位的皇帝“一蟹不如一蟹”。

尤其是笑到最后的“二世祖”威廉二世,不只是身体残疾,而且在政治上鲁莽骄纵,水准妥妥地在及格线以下。

威廉二世的逆天操作,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事实:继位一年多就摆黜了铁血宰相俾斯麦;在经济、军事、外交上全面硬怼英法等国;主动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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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后,米塞斯在回忆录里说到,他对历史主义的怀疑与反感,就源于“三皇之年”的特殊事件:

当威廉二世继位后,德意志帝国崩溃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人们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只会加速崩溃的到来。 以此为契机,米塞斯在《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一书中,系统地总结出一个概念:

从经济学到政治学,社会发展都需要遵循经济规律,否则导致资源错配、社会不公…当某段历史正处于违背经济规律、个人又无力改变、且必然走向失败的阶段,可以将其定义为“历史的垃圾时间”。

米塞斯说,历史的垃圾时间之所以令人绝望,是因为经济规律构成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之一,当某些群体出于各种原因,或是无知,或是贪婪,或是权力斗争…选择性地忽视或违背这些经济规律后,整个社会的自净与纠错机制宣告失灵。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自然也不缺“历史的垃圾时间”。

例如当周平王迁都洛阳,当司马家族发动高平陵之变,当崇祯继位后激起己巳之变,当戊戌变法成为东亚笑柄…作为人们“想象的共同体”的大王朝,早已提前写好了自己的挽歌,进入历史的垃圾时间。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某东方大国这些年的房地产市场,似乎也有一点积重难返的意思,只不过,我们很难定义一个“房地产步入垃圾时间”的明确拐点。

倒不是说我们找不到历史转折点,而是因为,可以当作拐点的时刻实在太多了:

在2008年四万亿刺激前夕,我们宣称什么事都没有;

在2015年涨价去库存阶段,我们说也许有事发生,但不应该采取行动;

在许家印的“永远大”暴雷时分,也许我们应该对不良房企果断出清,但终究什么都做不了;

这两年人口负增长后,也许我们应该做点什么,但现在已太迟了。

汉弗莱爵士关于公共事务的“四部曲”论断,永不过时

米塞斯进一步阐述道,身处历史的垃圾时间,清醒的个体往往感到无能为力和迷茫,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错误的体系,单凭一己之力难以撼动。

至于不清醒的个体会怎样,米塞斯没有说。

很显然,当房地产相关人士直观地感受“不可定义、不可描述、不可接触、不可直视”的恐惧之后,他们拼着San值狂掉,也要做出点癫狂的抽象事。

例如放开限购后的成都。

❷ 放开限购:泼天的富贵是怎么送出的

2024年4月28日,成都市住建局宣布,为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和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住房需求,全市商品住房项目不再实施公证摇号选房,由企业自主销售;全市范围内住房交易不再审核户籍、社保等购房条件,不再限制购买套数。

对于彻底放开的原因,住建委同志们的描述过于高屋建瓴,还不如以数据、图表等直观方式从细节处展示。

长期以来,成都房地产市场“看多”的核心理由就是“人口2000万、大西南中心城市”。

根据成都市统计局数据,2010-2020年间,成都人口增加了581.9万人,增量仅次于深圳、广州,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三,期间年均新增近60万人。但2021-2023年全市人口增量分别为24.5万、7.6万、13.3万。

可见,在经过长时期的虹吸效应之后,城镇化率超过80%的成都已经步入发展极限,人口增速开始“断崖式放缓”(注:该词汇出自《湖北日报》旗下“极目新闻”文章,并非本人杜撰)。

成都这十年,新增人口趋于放缓,但成都的房地产供给端却并未停下发展脚步。

2023年1月,《界面新闻》记者采访后发文称:

2023年,成都全市共发出999张预售证,累计新增房源供应129131套,总供应体量达约1713万平米,同比去年分别下降7.85%、6.44%,整体供应体量创新低。 画个重点,即使在“整体供应量创下新低”的2023年,成都新增房源(12.91万套)已经足够新增人口(13.3万人):

人手一套。

发散式思维一下,在其他“正常年份”,成都的新增房源量有多大?

这是一个想都不敢想的问题。

有趣的是,该文又重点叙述,2023年是“成都市商品住宅成交量价齐升的一年”:

截至2023年全年,成都房产成交量达36.7万套,其中商品房成交量达14.6万套,同比增长9.7%;二手房成交量达22.1万套,同比增长68%。新房维持住了韧性,成都房地产市场在这一年展现出惊人的增长势头。 其中,2023年1-5月房企销售榜单上,华润置地以151.56亿元夺魁,前四名销售额均超过100亿元。

而到了2024年,成都市楼市明显遇冷。

根据中指研究院发布的《2024年1-4月川蓉房地产企业销售业绩TOP30 》,今年前4个月,华润置地依然是成都地区的房企销冠,但销售额仅有66.1亿元。

供给过剩,去化不力,成都楼市熄火了。

2024年5月,媒体报道成都市二手房挂盘量达22.4万套,相当于“北京+上海”的总和。

更糟糕的是,房地产市场供应端的压力,通过价格承压的方式传导市场。

2024年4月上旬,某房地产中介网站发布了近十年成都二手房成交数据,近三年横盘已久的成都房价,已经快速回撤至2017年的水平。

两个关注点:2024年以来跳水式的急跌,以及房产新政前的价格低位

总之,摆在当地决策者面前的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盘:

房子滞销,请帮帮我们!

于是,成都出台新政,全市范围内住房交易不再审核购房资格,长达7年半的限购政策全面取消。

❸ 那些着急上火而又无助的人

很显然,成都楼市新政的核心,就在于“不再审核户籍、社保等购房条件,不再限制购买套数”。

这是因为在十多年的圈地运动中,本地购买力已经被充分释放,很有必要进一步发挥“西南中心”的辐射作用——尤其是吸引新疆,西藏,兰州等地的外来人口享受城都市的发展红利。

这些被寄以厚望的新鲜血液,被戏称为:

新西兰人。

据说,来蓉养老的大款们最喜欢选择配套设施完善的“5+2”区域(即成华区、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等5个主城区,以及天府新区、高新区等2个功能区),而毗邻的2-3圈层区域则精准地指向新西兰人民。

其中,新疆人民比较青睐双流区,西藏人民天然倾向于成都西北部的温江区,而以兰州为代表的甘肃青海人民,则扎堆在郫都区…

大家目标明晰,秩序井然,都有着美好的置业未来。

楼市去化,还得指望“老铁”呀,然鹅,限购放开后,偏偏有部分成都市民get不到有关部门的初衷,在四川省网络平台“问政四川”上发文称,希望成都恢复住房限购:

(之前)我为了满足成都的购房政策,把户口从我的家乡迁徙过来,并且缴纳够社保,才获得购房资格。我认为这一切是值得的。

但是现在成都的购房政策一改再改,对成都毫无贡献的外地购房者,也能在成都各个区无差别购房,和我们为成都纳税几年的人享受同等待遇。

我认为这极大伤害了我们缴纳社保和迁徙户口到成都来的年轻人的权益。

在该文最后一段(抒情段兼升华段),该网友总结道:

曾经,我把拥有在成都买房的资格当作一种荣耀,一种自我奋斗的证明,而现在的政策,让我们勤恳工作缴纳社保的刚需购房者,遭受不公平待遇。

我希望领导们听到我们普通刚需的声音,希望领导们尽快恢复限购政策,让我们重新拥有工作的动力,并且更加努力工作,攒够首付,早日买上成都的房子!

话说,这不是自我阉割版的“房价过低不利于年轻人奋斗”嘛?都不需要专家来苦口婆心地指导…

当然,业主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

例如天府新区某小区业主因“擅自低价挂牌自家房产”,被该小区的几位热心业主威胁,“以扰乱市场的名义去现场投诉”。

但这还没完。

5月13日,有魔怔人恳请早日出台征收房产税,维护房地产市场稳定。

逆天的是,此人建议采用“倒金字塔”式的惩罚征税机制:

持有三套房产及以上者,免征房产税; 持有两套房产者,每年征收房产总额×0.1%的房产税; 持有一套房产者,每年征收房产总额×0.5%的房产税; 未购房者,每年征收(住房均价×房产总额)×0.5%的房产税。 至于征税理由,则是根据所谓的贡献度原则:

在成都生活却不购房者,白白占用了城市公共资源,享受城市建设者提供的便利,不利于房地产市场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这些所谓的“刚需购房者”,生动地演绎了“等我上了车,第一时间就关上车门,还要焊死它”的行为艺术。

他们难道不明白,解除限购最终的目的不是抬高房价,而是去库存?

事实上,“普通人”、“有好处”、“不排队”这三个要素,构成了新时代的:

不可能三角(Impossible trinity)。

表面上,这是一个“菜是原罪,呼吸空气都是浪费”的丛林法则现象,但其实,他们什么都知道,只不过宁可假装不知道罢了。

因为长期以来的社会规训,已经让他们认定了一条关于成功人士的独特标准:

二十年前,成功人士的标准是开上四个轱辘的车,身边带个女的,脖子上挂条几十斤的贵金属链子;二十年后,成功人士的标准是住上大房子,家人吃午饭都要打电话召集那种。他们睡觉的时候,恨不得左半拉屁股睡主卧,右半拉屁股睡次卧…

他们的一切荣耀,一切奋斗的意义,都在孜孜追求的房子上,他们的执念,构成了这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

然后有一天,烈火烹油的房地产市场突然玩不下去了,甚至于,资源的错配导致避实向虚、社会转型困难、创新能力受阻、生产效率低下、社会不公加剧…

他们迷茫,他们惶恐,他们本能地寻找“安全垫”,向着身边的弱势者重拳出击,试图以转嫁伤害的方式,为疯狂的房事续命。

原以为《大富翁》只是游戏,现在才知道都是写实……

这一切,像极了某个历史时刻。

公元前597年,楚国在邲地击败晋国。败亡的晋军从泌水夺船而逃,为了扬帆起航,先登船的败卒不带一丝犹豫,疯狂地用刀砍向攀附船舷的战友。

《左传》里以含蓄的方式记载当时的惨烈:

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

See?船里被砍断的手指可以(用手)捧起来…

而侥幸活着的晋军及贵族肝胆俱裂,逃回山西后不复春秋五霸的神采。

自此以后,堂堂晋国一蹶不振,直至公元前403年,魏武侯、韩哀侯、赵敬侯联手废除晋静公,瓜分晋国的土地。这就是著名的历史事件:

三家分晋。

2011年,王立群教授在《百家讲坛》中讲到: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战争结局不是韩赵魏三家灭晋,而是维系一个强大统一的晋国,那秦国还能统一天下吗?那不能…一个强国家解体了,另一个国家崛起了,这是历史的一种偶然。

文学专业出身的王教授显然理解不了经济学家米塞斯,也理解不了“舟指可掬”的践踏式逃亡之后,晋军就不再具备有效的组织、自强能力。

弱小,可怜又无助的晋国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历史的垃圾时间”到来,全程没有一丝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