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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日本，整个东亚先后都走上了相同的低生育率、少子化、老龄化人口发展轨迹。公开数据显示，2023年日本、新加坡、韩国的总和生育率（指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分别为1.26、0.97、0.72，而人口基数较大的中国，有学者测算2023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0左右。这些国家未来出生人口还将进一步萎缩。

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严善平对界面新闻说，“日本少子化问题是多方面原因共同造成的，包括人口学、社会、经济，以及文化层面。同时政府也在举全国之力进行自救，动员全社会参与，虽然没有扭转大趋势，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下滑速度，以及促进女性职业发展。”

为了催生，日本做了哪些“无用功”？

尽管少子化危机早已显现，但日本当局直到20世纪末才将少子化对策上升到举国体制的高度。其主要思路在于解决“养不起”的矛盾。

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小岛克久在《日本社会保障面临的挑战》一文中介绍道，自那时起日本政府推出的一系列兼顾可持续社会保障运行，包括通过“天使计划”和“新天使计划”等措施增加保育所定员人数、充实对婴幼儿的保育服务、实施育儿休假津贴制度。

为了确保稳定的财政收入，日本政府在此期间将消费税税率从5%依次提高到8%、10%。但事实证明收效甚微，该国的总和生育率曾在2005年创下1.26的低谷，并于2023年录得1.20的历史最低。一般认为，一个族群维持代际平衡的总和生育率需要在2.1以上。 制图：陈升龙

但在2021年10月上台的岸田文雄政府认为一切还来得及，而窗口将在未来六七年内关闭，于是密集推出对策，加大投资力度。

2023年6月，岸田内阁敲定《儿童未来战略方针》草案，计划从本财年度（2024年4月1日-2025年3月31日）开始的3年中每年投入3.5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791亿元），其中1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462亿元）通过征收“儿童保育支援基金”来实现，纳入到公费医疗保险当中。

新资金应用大致可以概括为：通过经济支援缓解年轻父母压力；扩大居家办公覆盖率、提升父亲产假休假率；在今后10年内为30万户育儿家庭优先提供住所；改善幼托人员待遇以提高照护质量等。

从今年6月1日开始，儿童领取补贴的年限延长至高中毕业，同时不再要求对其父母的收入限制。儿童政策大臣加藤鲇子举例说，一个孩子在长到18岁前累计可以领到约146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8万元）的补贴。2021年度领取该项目的人数约为960万。

而在子女享受着福利的同时，他们的父母却都要额外付出代价。受此次“儿童保育支援基金”征收的影响，2028年预计个人年收入达2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9.3万元）的上班族每月需缴纳350日元（约合人民币16元）；个人年收入达4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8.5万元）的每月需缴纳650日元（约合人民币30元）。

东京居民林口里佳对界面新闻透露，日本税收体系本就名目繁多，包括住民税、固定资产税、土地税等不一而足。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自然引起民间巨大不满情绪。共同社的一项民调显示，超60%的受访者并不支持“儿童保育支援基金”。

相关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反对者的声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发表的报告称，包括日本在内的经合组织34个成员国数据表明，现金补贴与生育率之间没有明显的正相关性，其影响有限。

尽管如此，在严善平看来，正是数十年来日本政府的持续积极作为，才使得生育率没有像韩国如今这么糟糕。设立少儿家庭厅、儿童政策大臣等中央机构和官职以强化行政功能，地方设立相应机构与中央政府做好分工，以及建立稳定的财源，这些都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保育园：双职工父母的选择

有迹象表示，即便日本政府多年来的各种措施收效有限，但仍出现过令人鼓舞的亮点。

作为高福利发达国家，日本学前儿童的看护服务主要有两种形式：以教育为主的幼儿园，以及以养育为主的保育园。保育园与养老院一样，是归属厚生省管理的全民福利项目，招收范围更广泛，对象为所有0岁至入学前的婴幼儿。2021年有近260万儿童享受了该服务。

林口里佳对界面新闻介绍，幼儿园早上一般9点才开始上课，下午一点半左右学童就要回家，工薪阶层的双职工几乎无法满足这一要求。东京等大城市的上班族只能把子女送到保育园，在这里孩子可以一直待到晚上7点多，父母下班后就可以接他们回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近的一篇报告援引相关调查指出，经过对比各种政策措施之后指出，就促进生育作用而言，日本政府在保育服务方面的兜底效果最好。在2013-2023的10年间，主要针对0-2岁儿童的保育设施数量增加了63%、等候入园的儿童减少了87%，这是该国生育率不致于大幅下跌、女性顺利重返职场的最关键原因。

尽管如此，2023年日本儿童保育设施的使用率为52%，低于其他发达经济体。进一步扩大儿童保育设施的瓶颈之一在于教员短缺。

林口里佳说，东京的保育园对保育士与儿童配比有很严格要求，很多机构在这方面的供应不足，因此东京都市圈保育园的排队轮候现象比较严重。

在接送儿子上学之余，林口里佳还在参加保育士的培训课程，两年之后就可以在全日本任何城市上岗了，还有资格当公务员。她说，“保育士的责任重大，关乎儿童生命和健康，工资待遇却一般，与其他职业完全没得比，只有真正喜欢小孩的人才坚持得下去。”

厚生劳动省在2022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女性劳动者年收入排前三的依次是医生（1188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5万元）、大学教授（1021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7万元）、飞机驾驶员（893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1万元），而排在靠后的保育士约为373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7万元）。虽然工资待遇相对较低，但对从业者的年龄要求更为严格，平均年龄仅为38岁。 2023年3月1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右二）访问保育中心的活动。来源：视觉中国

岸田内阁《儿童未来战略方针》草案中的一大利好，是进一步施行无限制的儿童保育机构入园制度：即使父母都不工作，其子女也可以进入保育园。有民众称之为日本社会发展的里程碑。该草案中也有涉及到改善幼托人员待遇的内容，但具体措施未明。

林口里佳表示儿子所在保育园班上的同学有一半是独生子女。她说，现在大城市里也不再像以前一样一个家庭有至少两三个孩子，而且一般都是双职工父母自己养育孩子，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有自己的工作，不会参与育儿。

家住大阪的真由美正处婚孕的黄金年龄（25-30），但未婚未孕，在工作闲暇之余会四处旅游。她对界面新闻说，“我认为很多人是想要孩子的，但由于物价上涨超过了涨薪速度，因此很难养育两个以上的孩子。”

近年来，在能源和原材料方面对海外依赖较高的日本企业正受到日元长期贬值的影响，这导致日本国内食品及日用品价格持续上涨，民众的生活成本不断增加。

低欲望社会下的国家级催婚

长期的经济不景气使得日本进入了低欲望社会。弱势阶层早已开启晚婚不婚的“避险”模式。结婚率的逐年走低加上未婚生育情况很少发生，拉低了日本总体的生育率。

2023年8月，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公布的《现代日本的结婚与生育》报告显示，在18—34岁未婚青年中，近七成受访者称没有交往对象，其中每3人中就有1人不愿意发展恋爱关系。该研究所推算，到2040年，日本成年人中将有47%是单身。即使算上已婚人士，政府估计，高达42%的成年女性和50%的成年男性一生中不会生育。 1960年-2022年日本50岁以上男女未婚人群占比变化趋势。制图：陈升龙

在京都一所高校任职的松下大辅是建筑设计领域的专家。他与妻子育有三名子女。当被问及日本人口结构问题对后代的影响时，他对界面新闻说，日本社会的主流是敬老和重视弱势群体，而非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相关对策会以追求安全稳定、不平等程度小的社会为原则，即使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

严善平对界面新闻表示，社会精英等强势群体的未婚率普遍较低，生育率高且子女多。以往的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强势群体的优势，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占人口比例较高的弱势群体，他们收入低、工作不稳定，即使有结婚、生儿养女的想法，往往也很难如愿。

因此，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不仅包括直接发放补贴、扩大福利范围，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转变观念，尤其是承认和重视女性的关键性地位。日本多年来的经验表明，提高生育率，需要对性别分工，以及“家庭”重新定义。

尽管经济高度发达，但日本在文化上仍极其保守，性别不平等现象严重。严善平指出，日本男性的变革意识滞后、以男性为主体的职场文化依然存在。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性别报告》中，日本的性别不平等程度排名持续处于历史最低点，尤其是在女性担任领导职务方面。

真由美对界面新闻证实，女性在结婚、生育之后对事业的不安情绪会急剧上升。她们一边要操持家务、育儿，另一方面还要为职业前景而焦虑。在她的印象中，职场年轻人之间的竞争已经不再那么激烈，但日本企业普遍对女性发展仍不友好，更谈不上增加管理职位。

一组值得注意的数据是，即使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封控期间，日本女性的育儿休假率为85.1%，而男性也仅为13.97%。

岸田文雄政府最新的政策中也提出了相关的促进婚姻政策，主要内容包括消除希望结婚的人所面临的障碍、扩大居家办公覆盖率、提升男方产假休假率。但有关如何消除就业领域性别歧视的措施则未见公开报道。

小岛克久在前述文章中总结道，无论选择出台什么对策都需要遵循三个原则，首先是尊重个人的选择和价值观；二是以建成富裕社会为目标，包括物质和精神；第三是如果政策与国家结构、国民情感不符等原因导致脱离现实，则会产生负面效果。

2026年又将是一个“火马”年，岸田内阁的人口新政也陆续有了结果，这个国家将收获什么样的“果实”？

（应采访对象要求，林口里佳、真由美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