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早结束了,她们却走不出来

四周白茫茫一片,整个教室只剩自己。纪如绢盯着眼前的高考卷子,发现曾经那些倒背如流的口诀公式,现在一个都想不起来。她慌张地大叫:“我不要高考!”

喊声把她拉回现实,原来刚刚只是一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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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十几年,纪如绢总会梦到高考。最近一次,是在五一假期结束时,她从老家返回日本工作,突然高压的工作状态,让她一时无法适应。

如果说这是一种高考后遗症,“00后”大二学生窦靖则有一些更严重的症状。即便已经上了大学,她还在强迫自己保持高三的生活作息,午饭必须在十分钟内吃完,下课了就去泡图书馆,除了学习几乎什么都不做。

对她们而言,高考似乎从未结束。

总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

高中时的窦靖,总表现出对时间的高度敏感,除了学习,什么都是在浪费时间,吃饭也是。

为了节约时间,她经常一两天不吃饭。早上骗父母去学校吃饭,晚上基本不吃,中午有时饿了,就等同学吃完,再去食堂挑剩下的菜。午饭只给自己留十分钟,能吃多少吃多少,有时饭比较烫,只能吃一两口,她也会立刻倒掉走人。

由于饮食长期不规律,窦靖患上了胃痛的毛病。每到早读,她的肚子就开始疼。那段时间,她的生理期也不正常,痛经特别严重,经常在凌晨疼醒。醒来后,她会就着凉水,吃下两片止痛药。

微弱的晨光透过窗帘,跑到屋子里,吃完药的窦靖坐在床上,看着那光,突然有种悲壮的感觉,“好像现在的我只是一个工具,是未来的垫脚石,我在为了未来牺牲现在的自己”。这些疼痛,她从不告诉家长和老师,只是忍着,“忍一会儿,就不痛了”,因为“去医院也是浪费时间”。

省出来的时间,窦靖都用来刷题。她以为,只要自己看起来足够努力,成绩就能提高。但她做题,只判对错,从不纠正,实在遇到不会的,就直接跳过。老师讲过的错题,有时整理,有时不整理,即便整理了,也不太会看。

尽管窦靖已意识到,自己的努力,“是病态的”,只是一味堆砌时间,表演出“学霸”的样子,以此来掩盖内心深处的自卑,但这种心理模式顽固地延续下来,哪怕在她进入大学之后。

大学“太闲了”,时间骤然增多,她除了学习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就像一个一夜暴富的人,拿着巨款不知道该如何去花”。她想过旅游、读书、散步……但这种浪费时间的感觉伴随着她,让她难以享受学习之外的事。

高压的学习状态,对窦靖的影响是长期的,大学后,她还常常从梦中惊醒,梦里全是备战高考的画面:闷热的教室,头顶上一圈一圈嗡鸣的电扇,轻轻掀起桌子上堆得高高的试卷一角。倒计时15分钟的铃声响起,手中的卷子还有四道大题没写完,她急得快要哭出来。

这种噩梦体验,太多人都经历过,它在网络上被称之为“高考PTSD”。南方医科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徐萌对南风窗解释,从临床上来讲,并没有“高考PTSD”这种说法。诊断PTSD(即,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 Stress Disorder)的必要条件是,本人要接触实际的或被威胁的死亡、严重的创伤或性暴力。

但高考这件事,还不足以构成创伤事件。之所以很多人会经常梦到高考,是因为高考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太过重要,有时甚至成为某些学生的“应激”刺激。所以在经过紧张的学习状态后,哪怕“高考”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但是它在个体生活、学习中的影响还持续存在。

渴望关爱

和窦靖一样,今年大三的齐琪一梦到高中,还是忍不住流眼泪。

高中三年,她都在姨夫家住。因为齐琪母亲身体不好,父亲也经常要忙到很晚,早上6:30的早自习,父亲5:30就得开车送她上学,送了一两个月,身体开始受不了,母亲跟她商量,寄宿在学校附近的姨夫家,等到每个月放假的那两天再回家。

齐琪答应了,姨夫一家也对她很好,但对她越好,齐琪心里就越愧疚,因为自己“表现平平”,不是那个能让他们放心的小孩。而且在她内心深处,还是更渴望父母的关爱。

有次身体不舒服,齐琪给妈妈打电话,想让她陪自己看病,但妈妈转手把电话打给了阿姨。当看到阿姨来接自己时,齐琪觉得很难堪,连忙解释说自己已经好了,她不想浪费阿姨的时间。

每个月回家,父母第一件事就是问成绩。齐琪若成绩不好,爸妈就会说,“怎么别人都能考好,你就不能?”“这些题有这么难吗?”

齐琪觉得很委屈,每次开家长会,他们都要阿姨代劳,现在却格外在乎自己成绩。

一次,齐琪因成绩和父母争吵,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双手捏着脖子使劲掐,“想把自己掐死”,过了很久,嗓子被掐得生疼。这不是她第一次自残,她还拿过改错题的裁纸刀割手,至今手上都有疤痕。

高考那天是齐琪的生日,本来心情很放松,但下午考试的时候,她突然感冒,“鼻炎、咽喉炎都犯了”。直到现在,她的母亲都认为是那次生病影响了齐琪的高考成绩。但齐琪自己觉得,从高中三年的成绩来看,自己算是正常发挥,只是物理比平时低了十几分。

对齐琪来说,父母的指责模式已经是惯性,它漠视自己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感受。最近齐琪忙着考驾照,本来想选更容易的自动挡,父亲坚持要她报手动挡,虽不理解,却也听从了建议。暑假练车,早上五点起床,练了整整两个月。

暑假练车,早上五点起床,练了整整两个月,每次齐琪跟母亲说练车很累,母亲都会很“扫兴”:“别人都这么练车,他们就不累吗?”科目三考不过的时候,母亲也说她:“别人都能考过,你为什么考不过?”

母亲总把问题归咎到她的身上,总要拿她和别人比较,一如过去高中时的样子,这是最令她痛苦的。“没人关心你作为一个人的本质,只会关心成绩、关心吃饭、关心花钱,关心学什么专业有出路,却没人会问你真的想干嘛,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齐琪说。

只有我这么差

窦靖最终选择了新闻传播类专业。如果说,高中还能通过刷题来“表演”努力,但到了大学,突然“没什么题可做”,窦靖发现,自己失去了努力的方向。

和高中不同,大学上课较为自由,老师同学可以在课堂上相互交流、分享观点。但窦靖很焦虑,她觉得太多人站起来讲,是在浪费所有人的时间。她上课从不回答问题,只希望老师能快点讲,多讲两句,这样才能学到更多。

大一时,她会格外注重成绩和排名。在一节普通的写作课上,老师通常都会给学生打90分以上,但那次她只拿到89分。当学委把成绩单发给她的时候,她的脑袋突然“嗡”得一下,什么都听不清了,只能看到纸上89分的分数字,“觉得特别丢人”。

那种感觉似乎又让她回到高中。同学们都考得很高,只有她分数这么低,只有她连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

高考成绩出来,窦靖全省排名6000多,比平时成绩低一些,但也没有差太多,考上了北京的一所211大学。相比于同班20多个考上985的同学,她的成绩仍然靠后,有同学问她分数,她都避而不谈,“太低了,我不想说”。

她认为,因为自己成绩差,才在班里几乎没有朋友。有时考完试,同学讨论答案,只有“好学生”才有资格发表看法,即便她说出自己的想法,对方也会丢下一句“你说的肯定不对”。老师也会把她叫到办公室,摇着头说“你这个分数不行”,她知道,老师已经不相信自己了。

从老师那里感受到的失望,和同学的冷漠,都让她更加自卑敏感,渐渐地,她开始不跟任何人交流,有时几天都不说一句话,只是自顾自地闷头做题,后来就发展成了严重的社交恐惧。

在大学,窦靖也没有朋友,更不参加社团和团队活动,一到人多的场景,她就会心跳加快、手脚冰凉、呼吸困难。

为了填补大学空余的时间,她不断给自己布置学习任务,“又跳回了高中时的无效学习状态”。看到别人学什么,她就跟着做什么,大多都不了了之,依旧焦虑。

大一那年,她报了很多网课,比如公众号写作、议论文写作、剧本杀写作,还有教大学生如何沟通,大学生如何找工作的课程,“都没什么用”。

通过逃课打破规则

窦靖和齐琪都提到,高考的压力,让她们把自我物化成只会做题的工具,不能悲伤,不能懈怠,只能“往死里学”。

这种影响直到大学甚至多年后,才能逐渐消退。南方医科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徐萌说:进入大学后,是否能够及时调整原有生活和学习作息,是否能够融入新的人际环境,这都非常重要。仅仅脱离原有环境是不够的,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还需要适应新环境的节奏。

一般来说,大一新生在3个月内,都会有比较好的适应。但如果适应不良,出现了焦虑抑郁情绪或行为紊乱,超过6个月,则可能会是“适应障碍”,需要寻求专业帮助。

窦靖有写日记的习惯。有一天,她突然发现,大一期间的日记,几乎每天都提到了“焦虑”“不开心”,她觉得自己的情绪出现了问题,开始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在与医生倾诉时,整个人逐渐不受控地嚎啕大哭,泣不成声,“积压多年的情绪终于找到了一个宣泄口”。

走出心理咨询室,接下来就是漫长的自愈。

改变的开始,是第一次逃课。

窦靖以前一直是个遵守规则的乖乖女,从不逃课。但她又觉得,那堂课“很水”,坐在那里一个多小时,纯粹是“浪费时间”。有了逃课的念头后,她很忐忑,在校园墙发帖问:逃课会有什么后果?

结果收到了很多人的回复。有人表示震惊,“没想到逃课都这么小心翼翼的”;还有人调侃,“逃多了就知道了”;也有人认真分享,告诉她,逃课是一种很好的体验,可以利用时间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这些话缓解了窦靖的焦虑,最终她下定决心逃课。

她体验到了一种打破规则的快感,“原来有些规则的作用,只是为了限制遵守规则的人”。她不想再遵守规则,也不想再为别人的期待内卷。她开始探索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真切感知作为人“活着”的感受。

去年,她第一次独自旅行,去烟台看海,出发前对未知的恐惧,和路上的意外,都被她迎刃而解。看着辽阔的大海,窦靖体会到了自由和辽阔,“我的生命好像开始松绑”。

应试教育思维困住了曾经的窦靖,但也是纪如绢破局的关键。

高中时的纪如绢成绩并不突出,只有高考那一次,凭借两个月“衡水模式”的突击学习,考上了江苏的一所211大学。后来她也用这种方式陆续通过了日语考试和司法考试。

工作后,纪如绢感觉自己在被任务推着走,不仅状态变得很浮躁,就连学习的积极性也没了。本来她想在职考研,连着考了三四年,但都失败了。

纪如绢想换个赛道,去日本留学。她再次拿出当年备考的方式,把出国留学所需的所有材料和潜规则,视作考点,一一准备,逐个击破。在她看来,虽然这些材料不是应试考试的范畴,但同样需要细心,就像考试答题一样,“要细心地对待每一道题”。

最后,纪如绢成功申请到了庆应义塾大学。“虽然名气不如早稻田大学,但在日本职场的认可度还可以”,毕业后她又顺利留在日本企业做法务部主任(类似于法务副主管)。

日本职场有很多规矩,每天早上部门间要做朝礼(企业早晨开始上班前,全体同仁都要参加的早会),还要懂得“读空气”(察言观色)。入职初期,纪如绢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适应过程。

一次,纪如绢在处理合同时,需要贴印纸税。于是她在某天朝礼上,向领导申请2万日元去邮局买。领导很生气,把她骂了一顿。因为日本文化里,在下属面前,向领导要钱是一件很失礼的事情。纪如绢虽然不理解,但也它当作考点,在心里默默记下来。

不论是工作事务还是商务礼仪,她都把自己遇到的问题化为考点,学习正确的解题方式,避免下次再犯。她认为通过一步一步的积累,把每件事情做好,才能在职场上有更长远的发展。

最近,纪如绢升职了,成为了全公司升职最快的外国员工(其他同事普遍需要4-5年,她只用了2年)。虽然工作过程就像准备高考一样紧张压抑,但好在结果是理想的。她说,就算已经远离高考很多年,但结论还是不变,“努力不会背叛你”。

“我想成为一个差不多的人”

网上曾流传过一个段子:上小学的时候忘带红领巾,站在校门口,感觉天都要塌了,现在回想起来只会觉得搞笑。

过去,窦靖对未来的一切想象止步于高考结束后的那个暑假要干什么,从未想过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看过更广阔的世界后,她觉得,人生并不是只有考试这种单一的活法,“人生是有选择权的”。

齐琪也觉得,高考只会对未来有影响,但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人生的容错率是很高的”。

最近的齐琪学会了和父母争执。

过去沉默,是因为那时她的自信心已经被压垮,连自己都觉得成绩差。上了大学后,她逐渐开始找回自我,她发现,很多事情并不只是她个人的问题,教练态度太凶,考场布置不合理,都是她练车时遇到的阻碍,但父母全都视而不见。

她不想再迎合家人的希望成长,也不去理会他们的施压,“只要自己满意就好了”。当被问及,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时,齐琪说,“我想成为一个差不多的人”。

(以上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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