悄悄领证、不发朋友圈,这一代年轻人的“结婚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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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患上“结婚羞耻症”。

他们开始“隐婚”,认为“只要别人不知道我已婚,那就是未婚”,更有甚者看上去一直单身,突然某一天就官宣生子。

相比于父母那代,这一届年轻人只愿将婚讯告诉最亲近的朋友,排斥大操大办,倾向于“三无”、乃至“N无”婚礼,哪怕一定要办酒席也尽量不超过10桌。

根据“后浪研究所”发布的《2023年轻人理想婚礼报告》显示,在10分制下,当代年轻人举办婚礼的平均意愿值仅为4.81分,其中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费钱”、“传统婚礼陋习太多”。

我们带着对这些患有“结婚羞耻症”的好奇,找到了一群“结婚羞耻症”年轻人。

通过对他们的了解,我们发现,决定走入婚姻殿堂的他们,不是反感因婚姻,而是反感“结婚”本身。

在“反感”结婚、选择隐婚背后,婚庆行业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以下是他们的真实故事:

在决定前往长宁区婚姻登记中心领取结婚证之前,赵梓苑做了充分的准备。

她提前半个月预约了领证日期、准备好了所有必需的材料,还一遍又一遍地计算双方从公司到民政局的时间。

领完证赵梓苑继续回去上班,好似这一“人生大事”并没有在她的日常生活中掀起丝毫波澜。

相比前几代人,如今的年轻人似乎都和赵梓苑一样,要么不结婚,要么尽量不声张自己结婚的喜讯,他们正在极力淡化结婚这件事,“总觉得发朋友圈说自己结婚了这件事,没什么好处,反而很羞耻”,赵梓苑说道。

像赵梓苑这样低调“隐婚”的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并不鲜见:

除了不发朋友圈,不刻意公开婚讯以外,还有很多年轻人主张“轻结婚”,只办简单的婚礼,甚至不办婚礼,旅行结婚等。

“除了新人和极亲密的朋友会在婚礼上收获感动,大部分人来参加婚宴,只关心什么时候上菜、菜好不好吃。”95后胡图和妻子麦子对此有深刻的体会。

胡图夫妻对传统的婚礼仪式十分反感。麦子回忆起身边多位朋友的婚礼,摆了摆手,表现出明显的抗拒:“我一想到要在这么多陌生人的目光下亲吻、哭泣,就感到头皮发麻。”

“结婚本来就是两个人关上门自己过日子的事情,为什么要邀请那些不太熟的亲戚朋友硬凑到一起?”胡图也不理解。

他算了一笔账,如果按他老家的标准,一场婚礼的各种费用算下来,大概需要20万至30万左右。

办酒席,普通规格的一桌大概要2000左右,双方亲友加起来起码要30桌,这里就去掉6万元。如果想把仪式走全,就需要请婚庆公司、婚礼司仪、结婚写真和摄影、还有送给宾客的喜糖喜饼,各种加下来也要小10万。

“我和我太太就是普通的打工人,哪怕不吃不喝一年也就存个小几万,花2-3年的积蓄邀请别人来看我们婚礼,很没必要。”

经过商量,胡图和麦子决定放弃婚礼,选择旅行结婚,之后再邀请朋友们小聚。为了减少“婚姻化”的色彩,他们拒收朋友的礼金,也拒绝在父母为“收回份子钱”的酒席上再走一遍仪式流程。

另一部分有“结婚羞耻症”的年轻人,则通过“当鸵鸟”维持单身形象来保护自己。

“所有的信息都不想公开,省得别人指指点点,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过好就行了,和他人没有关系”,29岁的卢依说道。

卢依今年刚升级做了妈妈,但同事们却是在她肚子逐渐隆起、休了产假才知道她已经结婚多年。

“我并不是要装单身,只是爱情是私密的,如果将来分手了,我还要亲手删除那些回忆。但孩子是我的,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卢依解释道。

赵梓苑也认可这种趋势,“再加上现在大环境不好,如果让领导知道你结婚了,很快就会关注你什么时候生孩子,总觉得未来会影响他在职场上对我的评估”。

从某种程度上说,“隐婚”也是年轻人们的一种“自我保护”。

一方面,快节奏的工作和职场压力促使年轻人感到“结婚羞耻”。

赵梓苑在一家从事直播业务的公司上班,工作时间极其不固定,“有时候凌晨两三点还有人在群里谈论工作”。在这个工作强度下,公司大部分员工是25岁以内的年轻人,部门负责人也是不需要承担生育压力的男性。

作为公司为数不多的老员工,赵梓苑担心自己公布结婚后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如被HR猜忌生育问题、是否会备孕等,影响工作效率,“现在已婚未育的女性在职场鄙视链的底端”,赵梓苑无奈地说。

另一方面,复杂的职场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也让年轻人尽量不对外公布个人情感状态。

赵梓苑担心同事们“孤立”自己,“公司里多是年轻人,大家还没面临婚恋压力,我本能会有一种结婚羞耻感,很羞耻分享结婚的一切、也很羞耻让大家知道。”

作为“隐婚”的代价,赵梓苑也放弃了婚假和公司的结婚福利——员工凭结婚证领取的结婚礼金。至于父母那边需要的仪式“交代”,赵梓苑决定“明年再说”。

第三,还有一部分年轻人对“婚姻羞耻”是出于经济考量。

“以前结婚可以赚钱,现在结婚都是贴钱,年轻人自然不爱在上面花钱了。”贺安安说,她生活在“婚嫁”成本高居不下的杭州——婚博会消费数据显示,杭州仍是最“舍得”在婚礼上进行投入的代表性城市,平均婚礼关联总消费约为25-30万元。

“如果各个流程都要,30万只能在杭州办个简单粗糙的婚礼,而且新人们还累”,几经考虑,贺安安身边的朋友们无一不选择减少几个环节,“这一下能节约好几万,普通人家谁和钱过不去呢?”

再者,如今婚礼的定义也变得更多元化、去传统化。

某电商平台发布的《2023年结婚行业新洞察》显示,仪式感、个性化的轻量级服务,越来越受24-28岁结婚“新主力”的青睐。如今婚宴规模10桌以内成为首选,并且更加注重个性化需求。

换句话说,这一届年轻人经消费主义的教育后,相较于轰轰烈烈的爱情,更喜欢细水长流的生活,也促使他们不爱“秀恩爱”,开始关注生活和感情本身。

还有一部分人的“钝感”,源自于对“婚姻”的理性看待。

官方统计,2023年全国结婚登记数为768.0万对,离婚登记数为259.3万对,2019年高峰时有超过470.1万对夫妻离婚,意味着离婚不再是一件少见的事情,这也直接影响了年轻人对“结婚”的安排。

“结婚有什么值得庆祝?现在离婚率那么高,谁知道过几年会怎么样?不如不庆祝,给自己留个后路。”卢依解释。

新一代年轻人的婚姻观,最直观地反映在婚庆行业的各项市场数据上。

“后浪研究所”发布的《2023年轻人理想婚礼报告》显示,在10分制下,当代年轻人举办婚礼的平均意愿值仅为4.81分,其中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费钱”、“传统婚礼陋习太多”。

虽然受访者的平均婚礼开销为14.75万,但9成年轻人的婚礼预算低于10万。

根据2023年中国婚博会消费指数显示,全国(代表城市)平均婚礼关联总花费比往年下滑约15%左右。

这些数据,无一不说明年轻人不爱在婚礼上花钱了,以及对金钱的敏感性提升,直接影响了婚庆行业市场。

“我们同行有人悲观的喊出‘今年80%的婚庆熬不过去’”,佛山担任婚礼策划的32岁策划师黄乐说。

今年五一黄金周,黄乐的工作室没有一场婚礼订单,这是从业11年来黄乐从未遇到过的。

佛山经济在广东省排名第三,人口近千万,且广东人注重黄道吉日,对于结婚这样的大事,他们会提前挑选吉日。

在往年的结婚旺季,黄乐的档期需要至少提前半年预约,五一档期更是需要提前一年预定,并支付5000元定金。即使五一当天的人力成本需要三倍收费,也阻挡不了大家结婚的热情。

黄乐最忙碌的某个五一假期,工作室一天需要筹备15场婚礼。3个同事忙不过来,不得不请了5名兼职,再加上外包的花艺团队和灯光团队,分头行动,从前一天晚上19点开始进入酒店布置,才勉强完成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但从去年开始,这行就不如以前好做了。”黄乐解释说,首先是咨询的客人数量减少,从每周5对减少到3对。“大家的预算也减少了,以前很多客人愿意接受5万元以上的婚庆费用,现在很多人一上来就问我2万元能否搞定。”

即使有咨询,也不一定能成交——有很多个人策划师会提供低于万元的价格来“抢单”,此外还有更加便捷的“一站式”婚礼堂,因性价比更高,更是冲击了原本就萎缩的婚庆市场。

小城市受到的冲击更大。安徽马鞍山的策划师许健说,之前当地有上百家婚庆机构,现在存活下来的,能叫得上名字的不到10家,“打开朋友圈一看,许多同行都转行了。”

除了婚庆行业,婚纱行业也遭受着冲击。

在苏州虎丘开婚纱店的邱杰直言,“今年谈不上做生意,能生存下来就足够了。”

邱杰的店位于苏州虎丘婚纱城,虎丘婚纱一度占据了全国70%的婚纱市场,可以说这里的生意是全国“婚庆人”的风向标。

在结婚热潮时,虎丘的婚纱需要在婚礼前两三个月预定,部分重工款式试穿甚至需要提前预约,并按件支付“试纱费”——高端婚纱工艺复杂,不能清洗,试穿也会留下痕迹,因此许多大牌、重工婚纱每次试穿都需要收取一定费用作为折旧。 生意兴旺时,邱杰一天能卖出上百套婚纱,现在只能卖出十多套。

“生意下滑后,许多店铺的试纱费只要几十元了,如果成交,试纱费还可以抵扣。”邱杰拿出一件重工婚纱展示,说这样的婚纱,前两年可以轻松卖到2000元,今年的价格直接腰斩到1000元。

“即便降价了,生意也没有好转。”无奈之下,邱杰和其他同行将目光转向了网店。女装本身就是退货率高的品类,而且许多新人从未试穿过婚纱,不知道自己合适的款式和尺寸,婚纱的退货率更是居高不下。

退回来的婚纱不能直接清洗,如果有污渍,只能送去干洗或者店家小心清洁,耗时费力,“但不给大家试穿,连成交的机会都没有。”

但也不是没有转机。根据企查查数据显示,近一年内有超过265,946家婚庆相关公司成立,其中127,872家为半年内成立。

这也意味着市场还是看好“婚礼”行业的。

毕竟对中国人来说,结婚还是一件大事。只是这件大事会去往何方,大家还没准确答案。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均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