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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名昭著的影视父亲形象很多，夏东海绝不在此列。

典型的东亚父亲，你当然记得朱自清的《背影》，在浦口火车站买橘子的寡言中年；记得《我的团长我的团》，说自己是“伤心死”的郝兽医；记得《小偷家族》，比亲生父亲更像父亲、庇佑全家的柴田治；也记得《茉莉香片》里怨毒的聂介臣，《白鹿原》里那些或守正或奸猾的父亲。当文艺作品里的父亲偶尔泄露一分慈爱，就惹得年轻人感动于“权威低头”“巍峨和解”。

他们是支离破碎、偶然闪现的，而夏东海是连贯、具体的；他们是戏剧化的，而夏东海是日常的。多数时候，夏东海在家庭里没有隐身，也不刻意在某个瞬间出现，他会系上围裙，炒几个好菜，和妻子商量好时间，给孩子辅导作业，请假给孩子开家长会……他不做带着“强调性”符号和“壮烈”意义的父亲，而是选择做一个有人性的父亲。

《家有儿女》因为有了夏东海，一个前所未有的理想父亲形象，最终成为一部“科幻片”。

理想的父亲，让孩子成为理想的自己

BBC一篇题为《成为好父亲》的报道写到，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人们对父亲在孩子成长中的作用的研究还很少。父亲最重要的工作被认为是在经济上支持母亲，而母亲又是孩子的情感支柱。

随着时间的推移，“好父亲”的标准发生了变化。“如今，许多父亲都以敏感、关爱和亲力亲为而闻名。越来越多的研究正在改变我们对父母如何从一开始就塑造孩子生活的理解，挑战传统的为人父母观念和性别观。”该报道写道。

在《父性》一书中，意大利心理学家鲁格·肇嘉认为，父亲的形象曾经是英雄式的、完美的——父亲成了美学理想的典范。父权制的发展，则令父亲变得强硬——制度甚至取代了父亲的位置，父亲越来越难以成为人类情感的对象，而是成为制度职责的代名词。

“普罗米修斯对宙斯的不顺从不是因为触犯了神，而是因为背叛了父亲。背叛父亲比背叛神的罪孽更深重：神对人类漠不关心，他们的权利——要求人类服从他们——是间歇性的，而父亲总是拥有这种权利。”

因此，观众对卸下盔甲、拥抱孩子、柔顺温和、让渡权威，也不惧怕“被更强大的温柔力量威胁、打败”的夏东海产生欣赏，并称其为“理想东亚父亲”，是整个社会对父亲形象的理解和想象的进步。

关于“父亲”的负面形象多种多样：暴力的、情绪难以自控的、不思进取却对子女日益刻薄的、急于收割却不问前程的、只接受子女这只基金涨价却厌恶任何成长烦恼反馈的，甚至缺席的、不负责任的、将更多责任转嫁到母亲身上的，更别提那些回避沟通的、毫无幽默感的，甚至没发展出成熟人性就成为父亲的。

但夏东海跟这些负面词汇相去甚远。在毫无血缘关系的刘星身上，他践行了鲁格·肇嘉所说的理念：“父亲身份是一种心理和文化的事实；而生理的父亲身份并不足以保证其存在……父亲身份必须被宣告和创立，而不是在孩子出生的那一刻得到展示，它必须在父亲和孩子建立关系的过程中一步一步被揭示出来。”

观众每每提起对夏东海的美好回忆，总会从他精心打理领带，洋溢着一种与有荣焉的笑容的那个时刻开始：“我一出现在家长会上，就等于向刘星的老师和同学们宣布，我们家刘星再也不是单亲孩子了。他有一个新爸爸，那个人就是我。”

主动向孩子靠近，展现接纳的善意，应该是一个成年人的责任，而非对自我权威的折损——否则这父亲的权威也太脆弱、易碎了。

调皮捣蛋的刘星，被母亲刘梅嫌弃“吵闹”“猴精”，是夏东海将“调皮”转译成了“旺盛的生命力”——一个理想的父亲，能够让孩子成为理想的自己，也能启发别人学会欣赏这个孩子，并愿意为这个孩子鼓掌。这样的父亲，或许就是孩子学会自我欣赏的灵感之一。

刘星犯了错误，夏东海会出现在他身后，从容不迫地点头：“我对你这种敢于直面错误，勇于承认错误的勇气，有点敬佩啊!”“如果你需要我帮什么忙的话，我很乐意效劳。”

有多少父亲愿意用这种口吻和方式，耐心地帮助孩子理解人生、建立自我呢？

这种“从容不迫”的定力、保护孩子的能力、解决难题的信心，很难不让孩子对成年人产生真正的信任，他们在面临成长的转折时，也将更平顺地过渡。

在“看到孩子”的同时“看到自己”

夏东海和妻子刘梅是一组对照。后者渴望为孩子筹划更好的未来，焦虑、急躁，希望培养孩子的责任心、与周遭世界建立关系的能力。夏东海提供的则是更有弹性、更有商量、更多维度的柔软空间——这跟现实里惯于逃避情感连接和冲突的父亲全然不同。

“反正我不能像小雪似的，每次考试都得满分”，刘星说。这时他当夏东海的儿子刚满两个月。“没关系，你现在两门功课加起来得满分”，夏东海回答。

这段对话出现在《好爸爸》这集，夏东海没有“鸡”刘星当个好儿子，而是“鸡”自己当个好爸爸：“你理想中的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你可以告诉我，我往那边靠拢哇。”——有多少父亲愿意“屈尊”地、谦逊地问孩子这个问题呢？

刘星的回答挺实在：“好爸爸守则第一条——老妈刚要打孩子的时候，您要出现，说不要打孩子！孩子是祖国的花朵！不要把他的叶子打掉！”刘梅进来，问“干啥呢这是？”，夏东海轻松笑笑：“我发现刘星这孩子挺逗，而且对我要求还不高。”

社会对母亲的期待一直在变化，对父亲也一样。但现实中，一些父亲非但不能梳理局面，反而制造混乱，让孩子承担了反向照护家长的职责——心理学研究表明，这种创伤往往会在孩子成年后显现得更沉重，他们需要花费漫长的时间学习被爱的能力。

而夏东海并非回避型人格者，他对家庭事务的参与性和决策力都很高，同时并没有继承上一代的古板、死硬和轻视女性——夏爷爷说刘星姥姥是担不起事的妇道人家，一遇到事不是提心吊胆、哭天抹泪，就是头晕心跳、血压高，没什么能耐。

刘星姥姥则四两拨千斤：“我再没能耐也不会把饼烙得跟马掌那么硬，让夏雨硌掉一口牙；我就是再没能耐，也不至于一炖肉就糊，还非得让孩子们吃，嘿嘿。”

对孩子的成长问题，夏东海并不装聋作哑，常常跟刘梅一起讨论，这就跟很多父亲拉开了差距。他劝刘梅给孩子留下喘息的空间：“要先做好一个普通人，保持一个平常的心态，这样才能有利于他将来的发展和成长。”

“一个孩子得不到尊重，她怎么能学会尊重别人呢？”

一个理想的父亲，一定能敏锐地早早发现成长的困境和思维的局限，在“看到孩子”的同时，也“看到自己”——这正是夏东海身上时有闪光的“人性”的温度。他察觉小雪追求完美主义，提醒她“得第一不一定是最好的，最好的不一定得第一”；也肯定屡屡被家人否定的刘星：“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非常重要。刘星就有这种超强的沟通能力。我很欣赏这一点。”

他乐于在当父亲的过程中，作为一个有弱点和局限的“人”，继续成长。

在《家有儿女》最初制作的样本集里，有一个小故事：一个邻居老跟夏家借东西，借了还不还。孩子们说，你们大人就是不敢面对现实。最后，小雪出面，让邻居把东西都还回来了。

“我就是想请教一下，你是怎么说出这个‘不’字的？”夏东海问。“而且不需要理由。”刘梅求知若渴地补了一句。小雪昂起头：“说‘不’本来就不用理由，我有权利拒绝别人。”两个大人面面相觑——人生这课，学无止境，有些人轻易就做到了，而有些人异常艰辛。

夏东海还会跑到孩子们的房间认错。“爸爸今天早上心情不好，不应该把气撒在你们头上，所以特地来向你们道歉。”

在“男子气概”这件东亚父亲莫名执着的事上，他也不是个亦步亦趋的模仿者。“爸爸的行为不是软弱。真正的勇敢不是要和别人打架，也不是在小事上跟人计较去争强斗狠，而是在真正的危险面前临危不惧。”“无论任何时候，我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不存在的“理想父亲”？

《家有儿女》总编剧臧里写这部剧之前，参与创作了《我爱我家》《候车室的故事》《浪漫的事》。在央视一档节目里，她介绍了编剧组如何设计人物：夏东海在国外待过，对西方教育理念学习得多一些，又是做文字工作的，知识层面高一些，开放、睿智，能理解别人，也比较幽默，对孩子很宽容。

“因为中国（人）对孩子的教育确实缺乏幽默感，有时候，幽默是一种很好的化解的力量。”

夏东海不是靠他自己成为“理想父亲”的。父亲的具体形象，得在和家庭建立关系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地被揭示出来。

伴侣刘梅、三个孩子、爷爷和姥姥这些家庭成员，以及周遭的邻居、朋友、亲戚、同事等各具性格的人，一起帮助夏东海成长为一个更丰富的“理想父亲”。

过去的观众已经长成大人，经受现实的锤打之后，有人批评《家有儿女》是“科幻片”，夏东海则是不存在的理想父亲。

但观众提及的“科幻”情节，很多时候恰恰是“常识”：一个父亲该是保护孩子的，一个母亲该是关切孩子的，一对伴侣该是权利和责任兼有的，一个孩子该是有七情六欲，又在经历成长之痛时需要援助的。但“常识”和“理想”，有时竟会像一对近义词。

也许，有些人未曾在现实里拥有一位真正称职的父亲或母亲。但人们对爱和扶持的期待，对非暴力的、更有人性的成长的诉求，是真实的。这种真实，是人类对自我关怀的“常识”，而非束之高阁的“理想”。

历史上，人们一直在强调“父亲”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对父亲的追寻也可能隐藏着对个性化的抗拒自性化的嫌疑。要将自身托付给一个外在的力量。”但或许每个人可以生长出属于自己的力量，那个力量既不叫“父亲”，也无须叫“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