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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80末、90初出生的女生，成长在县城的中产之家，作为独生女、乖乖女或者「别人家的孩子」，一路顺风顺水地长大，大学毕业后在父母的建议下返乡，考进县城或是乡镇的体制内单位……当社会时钟把「婚恋」这件事推到眼前，接下来，她会遇到什么？

2019年，论文《县域体制内的「剩女」——基于中部D县的调查》（文后附）发表，调研数据显示，在中西部等偏远地区的县域体制内，有大量的大龄未婚女性。一到二十六七岁，她们便开始承受着来自熟人社会的催婚压力，急于寻找另一半走入婚姻；但同时，受到传统婚恋观念的影响，她们普遍希望选择比自己更优秀的体制内男青年作为婚配对象，而体制内男青年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无法满足这一择偶需求，她们最终被「剩下」。

论文发表几年后，随着大众对女性议题的讨论增多，回到县城就业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这篇论文开始被频繁讨论、转发、报道。

论文第一作者欧阳静是江西财经大学教授，原本的研究领域是基层治理，但在和县城体制内工作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她发现，县域体制内大龄未婚女青年很难找到心仪的另一半，似乎是个普遍问题。

在此之前，关于婚恋话题，更多的社会关注集中于城市「剩女」、农村「剩男」，一个更有话语权和表达渠道，另一个处于社会相对弱势地位。但县城「剩女」似乎是「隐形」的，欧阳静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就像在学校里，老师总会特别关注学习拔尖和垫底的学生，处在中间的学生往往没那么受关注。」

但事实上，「隐形」的县城「剩女」实实在在地存在。论文发表后，她不时会接到来自不同县城的电话，问：是不是写的我们这里？她意识到，这一现象的普遍性甚至超出了她最初的认知。

欧阳静说话利落，习惯聚焦于事实本身，不一定「政治正确」，但却是真切的现实。上世纪80年代初，她出生于江西，有「小镇女孩」的成长经历，也有属于县城的生活经验，直到现在，她的亲人依然生活在县里，并且有几位是县乡公务员。所以，她对县域生态并不陌生，对体制内这个圈子也足够熟悉，研究起县城婚恋话题有天然的便利。

体制内适龄未婚青年性别比失衡，但县城生态下对女性的规训又更加严苛，她们一边承受着找不到心仪伴侣的压力，一边还要承受来自熟人社会的舆论压力，欧阳静说，在她的访谈对象中，有人降低标准，有人异地解决，也有人单身至今。那些曾经的好学生、乖乖女，后来顺利考进体制内、有着体面工作的女青年，唯独在婚恋的竞技场上，被「困」在原地。

如果说「女性独立」是现代社会的「应然」，那么欧阳静的调研反映的是县域语境内的「实然」。

以下是欧阳静的观察——

1

本来，我是做县域治理的，做了县城婚恋研究算是「误打误撞」。

我是学政治学的，后来学社会学，研究政治社会学，真正进入田野调查、进入基层政府领域应该是从硕士开始，2004年在一个乡镇待了一个暑假，第一次接触乡镇干部。那时候我发现，在基层女干部没那么多，也没有「剩女」的现象，体制内女性在婚姻市场上还是优胜者。

2008年，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在另外一个乡镇待了一年，回想一下当时乡镇的情况也很少有「剩女」，但那时开始小学老师和护士就有一点多了，跟她们聊天发现，学校普遍开始是女老师了，没有数据上的统计，但能感觉到进入体制的女性逐渐多了。

回忆我在基层调研的经历，「剩女」第一次进入我的视野应该是博士论文之后做回访，我跟组织部一个干部聊天，组织部一般负责招人，他说，他们一点都不想招女孩子。我说为什么？他说把女孩子招进来，找不到男朋友。

2010年之后，我在县直机关调研多一些，因为和他们很熟了，有时候年轻人在一起聊天，就会说找男女朋友的事。那个机关有十多层楼，有一次，一个干部给我数了一下大龄未婚女性人数——三楼人大，有几个；四楼政协，有几个；五楼政府办，有几个……最后整栋楼至少有十几个。

但是我并不觉得它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因为没有结婚的也很正常啊，对吧？

真正觉得它是一个问题，是跟MPA的学生接触时发现的。MPA是公共管理的在职硕士，学生一般是来自全省单位的公务员，因为MPA要工作三年以后才能报考，他们最小二十六七岁。

2014年上课的时候，因为我跟他们关系特别好，就问他们有没有结婚。我们一届MPA有上百人，但男生大部分结了婚，没有结婚的也有女朋友；但不少女生没有结婚，而且没有男朋友。他们说，这在县城体制内的年轻人群体里其实很普遍，而且很多女生来读MPA，就想认识一些人、扩大自己的圈子，或者通过学历提升，可以换工作，然后找到男朋友。

为了印证这到底是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我就开始进行访谈。2014年到2015年、2016年，每一年上课、每一学期，我都会问不同的学生，有时候参加他们的同学聚会或者什么娱乐活动，也会和她们了解相关情况。详细的访谈应该是从2016年开始，一共访谈了大概五六十人，起初就是聊天，聊聊身边有多少个这样的人，我慢慢地知道了有这种「剩」下来的状况，最主要原因是没法在县里找到心仪的对象。

到2018年，为了使这个论证更充分，我专门去了以前调研的那个县，因为要有数据。那个数据是组织部工作人员帮我收集好的，主要从D县民政局、组织部、人事局、团委、妇联、教育局、卫生局等部门获得的，这个数据一拿过来就有一点吓人了：D县自2008年以来新招聘总人数为2993人，其中女性1895人，在这些女性中，目前30岁以上未婚女性约有248人。而且，县域「剩女」具有明显的「体制」特点，主要出现在县乡党政机关和事业机关内。

2

这种现象的原因，其实和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有关。像我是上世纪80年代初出生的，我读书的时候是最后一批包分配，有工作分，你就不会流动，就不会去北京、上海找工作了。一毕业分你去哪个地方教书，就去了呀，男的也去了，女的也去了，你就不会感觉男女有差别。但现在不分工作了，一毕业你会去考一个小学、去教书吗？男孩子绝对不会，女孩子也很少，但是女孩子相对男孩子又多。

像我们江西比较落后，那人都是往高处走，比如说流到北上广，能去外面打拼才显得你有本事、有追求。我的同学几乎没有一个回到县里面工作的。

我一个亲戚的小孩在一个县城中学教书，是2019年招录进去的，那还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县里面最好的一中，但那年那个学校录了22个老师，只有4个男生，其他都是女生，而且那4个男生都有女朋友或者快结婚，其他的女生都没有男朋友。

我们调研也发现，现在县城的无论是小学、中学，几乎就没有90后男老师，高中好少，初中更少，小学就几乎没有。反正我调研的那几个学校都没有90后的男老师。

但相比之下，女生回到县城工作的人数更多，优秀的女生回来的也多。父母会给你这种压力，特别是小县城的父母，第一一定是追求安稳，他觉得男孩子应该要去外面闯拼，特别是读了大学的男孩子，但是对女孩子的预期就不是这样子了，他觉得女孩子有一份工作就很好了，就不要去外面了。

我认识一个局长，他女儿开始在发达地区的银行上班，父母就觉得银行太辛苦了，还是回来吧，回来考了乡镇公务员。觉得小县城安逸，我就一个小孩，女孩在我身边我也觉得安全、觉得好，男孩子就不存在安不安全（的考虑），男孩子就应该去外面闯荡。

那你提到，现在的女孩子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越来越强了，还会按父母意愿回到县城吗？但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没有回来的都是独立意识很强的，想独立、想自由的，或者像我的本科生说的，小县城连逛街、看电影的地方都不多，还是喜欢城市这种快节奏、灯红酒绿的现代生活。但愿意回的一般都是乖乖女啊，往往是独立意识相对不强的、愿意享受安逸生活的，她们喜欢这种安稳，喜欢在周末去看看油菜花、爬爬山。

但同时，在这些中部地区的县城，很少有大的企业，小的企业比如工业园区的工厂，做加工、制造，什么水泥厂，或者化工厂，都是从沿海地区淘汰下来的产业，里面没有一个大学生。

所以，回来的年轻人往往都进了体制内。为什么女孩子去考乡镇公务员，其实考公务员好难考的，但是女孩子她吃得了苦，考试能力强。而且，在县城，体制内的工作意味着稳定，铁饭碗，收入高。如果夫妻两个人都是县城的公务员，月薪加上年终各种奖，那可能年收入有二十多万了。有父母给你首付，结婚就有婚房，有车、然后两个人去还款，所以其实小县城公务员的生活是不错的，就是有些基层工作繁重、压力大。

随着体制内女性职务和身份的升高，眼光和择偶标准也越来越高，比如我们江西财大的学生，不可能找一个职校的男生，你心里都觉得他配不上你。像你说的真有感情有火花的也有，但是现实是很少。像我的一个访谈对象说的，自己是公务员也想找个公务员。如果找个非公务员或是体制外的，感觉是「下嫁」。这其实也符合我们通常所说的择偶梯度理论。在她们看来，首先得是体制内的，其次体制内又分几种：最受欢迎的就是县委县政府的，然后是公检法的，其次是乡政府的，最差的体制内可能是老师，中学老师比较好一点，小学老师是最差的。

所以，在县城的婚恋市场，其实是有一个「鄙视链」的。

我自己从小在农村待到八岁，小学和初中在一个小镇上长大，高中我们家到了县城。现在我的父母和兄妹也都在县城生活，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很多也是县城，所以我对县城还是比较了解的。县城最大的特点就是熟人社会，做什么都要靠关系，去哪里办事首先说，你认识什么人吗？去医院看病也要问，你有认识的人吗？

所以为什么要找体制内的？为什么小学老师没人要啊？医生肯定也比小学老师好一些，因为你总要看病，认识个医生可以不要排队，可以给你介绍好的医生。但公务员又比医生更好，因为医生只能看病，公务员能干好多事。但小学老师几乎没有什么社会资源，农村也不太注重教育，管你教不教呢，只要不打我的小孩就可以了。

3

所以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县域体制内女青年普遍希望选择比自己更优秀的体制内男性青年作为婚配对象，但体制内的男青年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无法满足这一择偶需求。

相亲，还要相无数次，和自己的好朋友相亲相过同一个人，也不罕见。弄来弄去都是那几个人的圈子。有的团委搞活动，来来去去也还是那几个人，其实早就认识，也撞不出火花。

我访谈过一个女生，她给领导做秘书，很优秀，她说就没几个看得上眼的，说优秀的男生都不在小县城。到后来那个女孩提升了副科级干部，自己能力又很强，家庭条件又很好，眼光更高了。

我有几个2016年受访的MPA学生，到现在还没有男朋友。有的硕士毕业了，在县里工作，也提拔了，我觉得越提拔越难找到。

还有一个受访的小学老师，现在三十多岁，相亲相了有一两百个了，有个相亲对象是县里一中的男老师，但那个男老师长相一般又一点内向，反正就不是很阳光，女方一看，觉得不吸引自己，而且，女孩父亲是一个副局长，在小县城当了一个小领导那是不错，那她父亲怎么看得上老师呢，觉得老师没地位。

还有一个女孩大概是1977年的，长得很漂亮，父母是县领导，眼光也很高；另外一个1980年末的，父亲厅级干部，也都没有结婚。在小县城，父母的职位越高，找女婿要求更高，你越漂亮，你对颜值要求也高，对男孩子各个方面要求都很高。但「优秀」的男孩子，在县城本身又很少。

所以，县城体制内的男青年就成了「香饽饽」。

男孩只要是公务员，真的是长得哪样都能找到一个好女孩。这几年，体制内「鄙视链」底端的小学男老师，也比较「抢手」的。我的另一个案例，一个1990年生的男生，身高偏矮、长相很一般，用认识他的女生的描述来说，说话有点「娘娘腔」，毕业之后考到了一所乡村小学做英语老师。他说，目前最大的苦恼是不知道选哪个女孩做女朋友，一个女同事经常找他玩，帮他代课、打饭、送水果什么的；乡镇的一个女干部也时常打电话约他散步；还有乡镇卫生院的一个女护士也对他表示有好感，而且人也长得漂亮。

我有个女学生觉得宁愿剩着，都不愿意找这种男的。而且觉得不公平，她们那么优秀却找不到一个男的，他那么差劲能遇到这么好的女孩子。

而如果是条件更好的男生，选择权就更大了。有一个案例，他是县检察院副科级干部，1988年生，身高1.75米，长相端正，外地人，在本县已购房。他刚进入检察院就开始有人给他介绍对象，用他们同事的话说，这种「单位好、个人条件好，又当了个小领导，并且又是外地人，找对象时只有他挑的份」。所以他对县里所有条件好的适龄女孩「了如指掌」，任意报上某个女孩的名字，他就知道其长相、父母的职业、职级等家庭条件。

我访谈过一个男生，我说你找女朋友的标准是什么？他的原话是：颜值，颜值，颜值（笑）。因为他有多的选择空间，比如说同样是公务员，同样是老师，他一定选那个比较漂亮的。但肯定不会降低说，一个体制内的选一个体制外的，是吧？因为够他选啊。

如果本身单位就很好，比如有10个女性让他挑选，他一般不会挑一个农村条件很差的，除非这个女孩子长得特别漂亮。他一般会挑一个县里面的、特别父母可能还是县里领导的小孩，很现实的。所以为什么那个男孩子，他都摸得很清楚，谁的爸爸做什么，在哪个单位，家庭条件怎么样。稍微优秀的男生，一般不会挑从农村出来、长相又一般、可能两个人买房还要自己首付的。如果人家父母是干部的，可能在小县城有好几套房，是吧，那就很现实啊。

大家发现，很多县城男孩很快结婚了，但不是因为着急，你知道他为什么很快结婚、结婚很早吗？因为他的对象太容易找了，太容易找到心仪的对象了，就是很简单，就是这个原因。

比如有一百个供他挑选，下一个可能就是领导干部的小孩，一下子就满意了，就跟她结婚了。就像我的MPA的学生一样，为什么他们都有女朋友？或者他们都结婚了？你一上班，马上单位的七大姑八大姨都来问，小伙子有没有女朋友啊？都给你介绍女朋友，生怕你被抢了。所以在小县城的体制内的男生，不可能单身好多年。

4

县城优秀男青年「抢手」的一个原因，可能在于更多优秀的男孩子去了大城市。北上广也有「剩女」，但逻辑和小县城是不一样的。

我教了十几年书，很多学生在北上广，工作非常忙，每天9点挤公交、挤地铁上班，晚上10点才能坐地铁到家，已经非常累了，就想休息，周末好不容易有空了，只想睡觉。如此快节奏的工作，哪里有时间、精力去跟异性聊天呢。

我有个同学在深圳，公司男生很多，但是她们工作很忙，同部门又不能谈恋爱，所以她公司大龄未婚女也不少。我的一个关系要好的学生在上海工作，我去上海出差时，刚好坐地铁路过她公司楼下，当时是周末，但她仍然在加班，跟我说，她只有一个小时陪我吃饭。你说她周未都只有一个小时时间陪我，她哪有时间去谈男朋友呢？对不对？从她这个案例，我就知道为什么北上广的女性会「剩」下来。每天都在工作，特别是你越努力，你的职位可能上升得越快；上升越快，越忙。

但是「剩」在上海深圳没人管，这种女性多。一线城市婚恋压力会小一些，你结不结婚跟我没有关系，也没有人管你结不结婚。

但在小县城，这方面的焦虑很大，因为无时无刻不在熟人社会的舆论压力中、眼光中。大家都会催你（笑），会有那样的一个氛围，别人会时不时地问你，有没有男朋友啊？该找男朋友了！什么时候喝你的喜酒啊？你那么大了也需要考虑这个问题了！

现在可能城市里有不婚主义者，但小县城没有这种小女孩，我至今都没有听过，都是觉得到这个年龄是需要结婚的，反正我所了解的都是这样，如此超前观念的、独立的、异类的，就不会回到小县城。

我有一个观点，我有时候会觉得，知识女性、现代女性面对婚姻生活的时候会更不幸福，但脚踏实地从现实生活中来生活的女性才会幸福。同样小县城的离婚率可能要比大城市低一点，更是在于对自由的理解，对自由观念的接受程度，会不太一样。

可能我跟你、我跟我的博士生会争论性别话题，但我的访谈对象不会，人家都不会想这些，我们自己多虑，人家根本就没有这个考虑，她们在想现实问题，在想怎么找个好男朋友啊。还不是要结婚、生小孩嘛。难道一个人孤独到老吗？那么多亲戚朋友那不天天去催，那我都不要出门见人了。

小县城的是好想结婚，不是说不想结婚，她有积极的脱单的意愿，只是想找一个优质的男性，找不到，是这个悖论。

所以一旦到了二十七八岁，就开始着急了，我认识好几个县城的领导、公务员，小孩就是二十七八岁啊，每次说，哎呀欧阳老师，你有什么类似的男孩子吗，介绍一个啊。到处找关系、发动亲戚朋友找合适的男孩子。有一个女孩子好像是1990年的，2016年左右我访谈别人的时候，她在旁边都觉得她很小，但现在也三十多岁了嘛，还是单身，已经相亲相了无数次。

在小县城很难去屏蔽外界的声音，因为一旦年龄大了，慢慢就没有人跟你相亲了。

开始外界觉得你值钱，但年龄越大，越来越觉得你不值钱了。比如说你都30多岁了，不可能给你找一个20多岁的；觉得找一个年龄相当的，那种30多岁的男的一般都已经结了婚了，要不就找一个离了婚的或者是丧偶的，你就会觉得「掉价」了。

5

2004年我去乡镇调研的时候，几乎没有外来的干部，都是本地干部，而且当时的大学生几乎很少流入到基层，几乎没有本科生，研究生全县只有一个。是近十年就业压力大了，才慢慢有大学生回到县城了。

你看第一批流入县城的，就是现在刚好到婚恋年龄的，可能是不太好的学校，也有本科以下的；然后第二批流入的就开始有本科生，二本三本的了；到现在都有研究生了，还有985的毕业生通过选调回去。

这两年，随着大环境的变化，这种趋势也变得越来越明显。

我的文章是2019年发的，标题是《县域体制内的「剩女」——基于中部D县的调查》，但其实2019年不怎么火，好像是从这两年开始火，很多记者联系我希望采访，隔段时间就有公众号转发，而且很多都破了10万+，可能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这真的是个真问题，越来越触碰到人的共鸣。

其实不止是内陆地区，沿海地区可能也一样的。有一个记者采访我，她是浙江人，跟我说她们那边也是这种情况，过年回去一问，她在县城体制内的同学跟我写得都差不多。

最搞笑的是，文章出来后好多县以为是写他们县，因为我写的D县，好多D打头的县的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老师，你是不是写我们这里的？你那个报告能不能免费给我们研究一下？说明这个现象还是很普遍，如果不普遍，他们不会那么敏感，不会这么有同感。

几年过去，我当初的访谈对象有的依然单身，也有的结了婚。比较普遍的办法是「降低标准」，也蛮好的。

前年，我参加了一个MPA学生的婚礼，她也是我当初的访谈对象。

我记得很清楚，她当时主动找到我，跟我聊了一两个小时，就是聊她自己。是一个很好学的女孩子，农村出身，条件并不是很好。毕业于省内的一个二本学校，然后考公务员，考到了县城的事业单位。应该说一个农村的小女孩能够考试考出来，这个就特别不容易，而且能做到县里的公务员，也特别不容易。

到县里也有人给她介绍男朋友了，用她的话说相亲对象肯定有，但就是不满意嘛。我发现能这样子考的女孩子，本身就好强，不好强就不会这样考，你发现没有？她好强，眼光就高对吧，一定是比她更优秀的男生她才看得上。

但另一方面，条件好的男生不愿意找她，为什么？她是农村的，家庭条件很一般。她有一个前男友，条件还蛮好的，他的妈妈也是有单位的，就好在意这个，感觉她配不上她儿子，她家也配不上他，就瞧不上她。

在60后的父母眼里，农村和城市这个差别好大的。比如家庭条件，用一个事情来说，买房人家父母都不能给你出啊。比如一个单身女孩子，你家就你一个人，买房没有任何问题的，可能结婚父母都给你资助一半对吧，但是农村的话是不可能的，可能还有弟弟妹妹。一个农民他把所有的积蓄都用来给小孩读书了，小孩读书之后，要靠工作挣钱买房啊。特别是家里一个小孩的话，父母可能这种干预就会大一些。年轻人所谓的感情，但是可能感情也没有到那种死去活来的地步吧。女孩自尊心也受不了，就分手了。

然后她就又拼命读书，考了我们的MPA，上课特别认真，天天坐在第一排。是那种听课两眼冒光、特别爱学习、对生活很有热情的女生。后来她说要读我的博士，我说你找一个男朋友再跟我读，因为她的年龄还蛮大了，应该是1988年左右。

她很厉害的，后来又从事业单位考到县检察院里去了。现在的老公是人家介绍的，一个国有企业的员工，那个企业在南方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企业。

以前她不愿意降低档次啊，就想找公务员，对吧？现在愿意找一个国企的，我觉得也不错。就是说，她在体制内找不到优秀的，就跳下一个档次，能在国有企业找一个优秀的也蛮好。现在她老公就对她很好。她现在天天在朋友圈晒幸福，说她老公有多好、多疼她，她觉得她老公就像疼女儿一样。还说，以后要生个女儿，老公就可以疼两个女儿。

举办婚礼的时候，她特意邀请我去了，当时很激动，说老师你还记得吗？我还是你的访谈对象。参加她的婚礼我也很开心，看到她找到了幸福，真的是很祝福。

现在我好几个访谈对象，找的就是在外面比如在上海做电商的、广州开店的。她们不会说找不到就独处，找不到也会降低标准，找不到公务员我找个事业编的，找不到事业编的我找个企业的，企业的找不到我找个打工的，只要男生好就可以。

小县城的「剩女」解决婚恋问题，还有很多是选择异地的，本省隔壁县异地解决。比如说她考到A县上班，那儿人生地不熟的，认识的人也很少，可能你的朋友、同学在B县，认识一个也是体制内的，觉得蛮可以的，就介绍一个在B县的男生，现在的信息网络又很发达，说介绍就介绍。

还有一个访谈对象通过遴选考到市里去了，现在也有男朋友了。其实从小县城跳到别的台阶去，男孩子就多一些，她的范围就广了，接触的人也广了。很多人往上遴选、往上读书都有扩展自己的婚恋圈子的一个考虑。

也有至今单身的。我的好几个访谈对象是女老师，都是出生在1986年左右，她们有一伙人，可以约在一起，彼此安慰彼此鼓励然后彼此玩，如果小县城就这一个人没结婚，好怪对不对？但是有一群人没有结婚，你也有朋友，也不孤独啊，你们也玩得来。没结婚也不可能跟他们结了婚的去玩，因为结了婚的就有宝宝、有自己的家庭了，也跟你玩不到一块去了。她们开玩笑说，没有合适的，只能就这样了，只能等了。

（附）调研报告：县域体制内的“剩女” ——基于中部D县的调查

转自知乎https://zhuanlan.zhihu.com/p/142987955，原载《中国青年研究》，“中国县域研究”。

导论

笔者在从事县域治理研究时，意外发现中西部等偏远地区的县域体制内有大量的大龄未婚女性。

以我们调研的D县为例，该县自2008年以来新招聘总人数为2993人，其中女性1895人，在这些女性中，目前30岁以上未婚女性约有248人（这一数据没有包括2008年之前招聘的女性中目前仍单身者）。我们发现，D县域政府的不少部门机关都存在未婚的大龄女性，而在教育系统中，几乎每个学校都有大龄未婚女老师，其中又以乡村女教师居多。

这一现象完全不同于“剩女在北上广”这样的传统认识。因为之前在大众的普遍认知中，剩女主要出现在较为发达的城市地区。比如，关于剩女的研究几乎是聚焦于北上广深等城市。而在对“剩女”的界定中，无论是广义的“剩女”，即“从年龄上界定的大龄未婚都市女青年”；还是狭义的“剩女”，即“从特征上界定的为现代都市中拥有高学历、高收入、高智商的未婚女性”，都离不开“都市”这一地区特点。“城市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大龄未婚（通常指30岁以上）女性”是研究者对“剩女”的普遍的定义。关于剩女的一系列实证研究也认证了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剩女较多，全国范围内的数据分析也说明了“大城市的剩女多，偏远地区农村的剩男多”。

显然，相对于通常意义上的“北上广剩女”，经济落后且偏远小县城所出现的剩女现象似乎超出了我们之前对“剩女”这一群体的界定与分析。

那么，偏远小县城地区的剩女有何特点？

她们“剩下”的原因与大城市的大龄未婚女性又有何不同？

本文的分析将不仅呈现了县域剩女的特征，而且从欠发达地区

县域剩女在“体制内”的分布状况

我们于2018年10月以及2019年1-3月期间，专门在D县民政局、组织部、人事局、团委、妇联、教育局、卫生局等部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数据收集，结果发现县域分布着大量30岁以上未婚女性，即通常所说的“剩女”。但县域“剩女”具有明显的“体制”特点，主要出现在县乡党政机关和事业机关内。通俗地说，县域中的剩女主要是“拿工资”“有工作单位”的女性，属于有编制的体制内人员（主要是指公务员编制和事业编制人员）。

依据我们在D县的调研以及来自中部其他县的案例，县域大部分大龄未婚女性出生于1984-1989年期间，也即30～35岁之间。这个年龄阶段也正是10年前参加工作（18～24岁）约30岁以上的女性，于是，我们重点根据这个年龄段对D县2008年以来招聘的人数做了细致统计：，2008年以来，D县一共招聘了2993人，其中女性1895人，占总人数的63.3%，其中30岁以上未婚女性共248人，占女性人数的13.1%。

在2008年以来全县招聘的总人数中，教育系统为数最多，1508人，其中女老师1209人，即80.1%都是女老师，而30岁以上未婚女老师有175人，占全县30岁以上大龄未婚女性的70.6%。这意味着2008年开始参加工作的女老师中，仅30岁以上的未婚者达175人，占14.5%。

男女比例次于教育系统的是卫生系统，在493人中，女性（多为护士）占64.3%，其中30岁以上未婚女性为35人，占该系统2008年以来参加工作女性人数的11.0%。

除这两大系统外，其他机关事业单位（主要是县、乡党政事业机关）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女多男少现象，相反，女性只占总人数的占37.8%，但30岁以上未婚女性仍然有38人，占女性人数的10.0%。

女教师是县域剩女主体

依据我们在县域生活和工作的体验，中小学女老师因其职业特点（有文化、有假期、有利于下一代教育等优势），一直是婚姻市场上的优质资源，其婚配对象一般是县域有工作单位的男性青年。比如，我们读中学时（在2000年左右），校内未婚的女老师都很抢手，有许多体制内优秀男性供她们挑选。相反，当时的中小学男老师的配偶几乎都是无工作单位的体制外女性。比如，我们很多男老师的配偶是来自农村有手艺的漂亮女性（比如理发师、裁缝、个体户等）。我们在D县调研也发现，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中小学男老师，甚至一些男性乡镇干部，其配偶多数是没有正式工作的体制外女性。

换言之，在县域婚姻市场上，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体制内女性几乎不会出现“剩下”的现象。相反，她们是婚姻市场上的主动挑选者，用我们一位受访者的话说，当时女老师最差也是嫁个男老师，大多数是挑选“好单位”（社会地位和收入均高，县城家庭）的男青年，比如，出生县城、家庭条件良好的干部家庭子弟，或虽出身农村但较有前途的党政机关干部，或收入较高、办事方便的公检法干部。

为什么现在的女老师成为县域婚姻市场中的弱势群体？她们不仅失去了主动挑选的主体地位，而且处于被动“剩下”尴尬境地。

表1的数据说明，女教师被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教师群体的“女多男少”。D县在10年间入职的人员中女性占63%，教师系统的男女比例尤为失调，80%为女教师。这说明教师这一职业对80、90后的男性青年已不具吸引力。

我们的访谈也例证了80、90后的男性青年不愿意做老师，尤其是不愿意做偏远地区的中小学老师。D县两个最好的城区小学约计200名教师，但1980年之后出生的男性教师只有8位。D县中小学男教师的主流仍然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出生的师范类大中专生。这也说明，自20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之后，很少有男性进入中部欠发达地区县域的初级教育系统工作。

正如我们一位受访人所说，现在优秀的男青年都去大城市了，回到小县城的都很一般，回小县城做小学生老师的青年，大多是在外混不下去的。

我们后来在D县人事局的调研也证实，2008年以来，报考县域各类单位的男青年很少有来自一本院校的毕业生，大部分是来自二本以下的一般院校。并且，在各类考试中，女生的考试能力和面试能力普遍比男生强。比如D县2018年的一次教师招考，在报名的100名考生中（有60多名女生和30多名男生），只有7名男生进入面试，最后只录取了3名体育老师。

负责主考的干部说，在普遍缺少男老师的情况下，只要男生进入面试，用人单位一般都会考虑录取，但进入面试的4名男生实在是太差了，不敢要，怕误人子弟。这一方面反映了男性大学毕业后回县域任教的意愿不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愿意回县域任教的男性大学生，其个人素质也相对不高。

县乡女干部越剩越多

按常理，县域年轻女公务员人数不多，应该是婚姻市场中的优势群体。但如表1所示，D县2008年以来参加工作的政府职员中，30岁以上未婚女性近40人，如果年龄设置在28岁，人数更多（事实上，在小县城，如果女性虚岁到了28，都被认为是大龄未婚女性了）。我们在访谈中发现，相比较而言，县城女公务员要比乡镇女公务员更有择偶优势，但县城大部分机关事业单位都存在“剩女”现象。这些大龄未婚女性中有近一半是副科级干部，并且呈逐年增多的趋势。

个案一：G女士，1982年生，2004年师范毕业之后做了一名乡村小学教师，由于社交面较窄、同龄人中又几乎没有男老师，所以一直没有找到自认为合适或聊得来的对象。2009年，G某通过公务员考试，成为一名乡镇干部。相对于小学教师而言，此时的社交面比较广，层次也较高，虽然G某本人及其家人都积极主动地寻找合适的对象，但G发现成为乡镇干部后依然没有改变其择偶困难的处境。一是因为27周岁在小县城已经不具有年龄优势，二是乡镇各方面条件较好的适龄女性也较多，男公务员都会首先选择在县城工作的女公务员。2012年30岁的G提拔为乡镇纪委书记后，要找合适的对象更难了。

G女士原本认为摆脱乡村小学教师的身份会更有利于找对象，但现实是，当她成为乡镇公务员后，发现乡镇也有不少大龄未婚女孩。所以成为乡镇领导干部，由于没有年龄优势反而加大了其“被剩”的概率。由于县域层级较低，科级干部在县域体制内属于领导干部，是县域体制的主流群体。G的案例也说明县域体制内女性容易成为剩女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体制内也想找体制内”的择偶观，并且，随着体制内女性其职务和身份的升高，其眼光和择偶标准也越来越高。正如W女士所说：

“自己是公务员也想找个公务员。如果找个非公务员或是体制外的，感觉是下嫁”。

然而，在经济欠发达的中部小县城，没有大型国企、高校，工商、银行等事业编机构也较少，公务员和中小学教师是体制内的主要组成人员。在教师队伍本身“女多男少”的情况下，可供女公务员选择的适龄体制内男性并不多。

个案二：W女士，1988年生，某局副局长，家庭条件良好，大学毕业后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县政府办工作，担任领导秘书。参加工作不久就开始相亲，但均未成功。

“条件好的男性，一听说在政府办工作就摇头，觉得这个工作不着家，天天加班，又要经常出差，不顾家。提拔后，越是觉得优秀的男生少。条件差一点的，我自己又看不上。总之，稍微好一点也都成家了，优秀的男性都往外走了。”

W女士的案例也反映了县域大龄未婚女性的另一个显著特性：在县域，越是优秀的女性，成为剩女的可能性也越大。我们在调研时发现，像W女士一样，大学本科毕业、家庭条件好、工作能力强的女性，择偶标准也高，一般都想找与自己条件相当，能力比自己更强的男性。但正如W所说：

“小地方，优秀的男生并不多”。

之所以1980年之后出生的女性会觉得小县城优秀男性不多，是因为1980后出生的大学毕业生恰好是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之后不再“分配工作”的群体，与她们同一时代的男性大学生大部分都去大城市打拼了，“只有那些在外面混不下去的，才回小县城”。而女大学生回县城的比率要高于男大学生，主要源于家庭对男孩和女孩（大部分是独生女）的预期和定位不同。

大部分家长认为，男孩子应该去外面闯，女孩就要安稳，最好在父母身边。回到父母身边的女孩，如果条件好，眼光又高，在县域“优质男性”资源相对偏少的情况下，“挑着挑着，年纪就大了”。女性一旦超过30岁便丧失了择偶的年龄优势，因此，县域中最优秀的一群女性—女公务员、女干部越剩越多。

与优秀女孩择偶困难的情况相反，县域适龄的“体制男”，即使是“歪瓜裂枣”，基本上都不用担心找对象。

个案三：G男士，乡村小学教师，1990年生，身高偏矮、长相很一般，说话有点娘娘腔，家在县城，家庭条件一般。G说：

“我目前最大的苦恼是不知道选哪个女孩做女朋友。因为我的一个女同事经常找我玩，帮我代课、打饭、送水果什么的；乡镇的一个女干部也时常打电话约我散步；还有乡镇卫生院的一个女护士也对我表示有好感，而且人也长得漂亮。所以，真的不知选哪个好，好苦恼”。

如果长相正常，工作单位好的未婚体制男就“格外抢手”。如果体制男是“外地青年”，那更加抢手，因为“一个女婿半个儿”，外地青年对于本地的女方家长而言相当于白捡个儿子。

个案四：B男士，县检察院副科级干部，1988年生，身高1.75，长相端正，外地人，在本县已购房。B刚进入检察院就开始有人给他介绍对象。像他这类“单位好、个人条件好，又当了个小领导，并且又是外地人，找对象时只有他挑的份”。所以他对县里所有条件好的适龄女孩“了如指掌”。任意报上某个女孩的名字，他就知道其长相、父母的职业、职级等家庭条件。

G和B的案例从反面进一步呈现了县域未婚“体制女”的择偶困境。正如上文所说，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流入小县城工作的男青年不仅在数量上少于女青年，而且在个人素质上也普通不如同龄女性。

D县每年10月是新公务员入职期，这一时期，县域未婚体制女青年的七大姑八大姨们纷纷出动，找人牵线，吃饭，散步，争相预定某位新入职的适龄体制男青年。此时，县域女教师是女公务员强有力的竞争者，因为教师职业在工作时间和抚育下一代方面有天然的优势，况且女教师人数众多，漂亮的女生也相对居多。因此，在适龄男公务员数量有限的背景下，以及“女公务员想找公务员，男公务员愿意选择优资女教师”的择偶意愿下，县域适龄女公务员容易出现“越剩越多”的现象。

县域剩女背后的青年人才困境

青年人才是促进县域发展的核心要素和动力。然而，人才“引不进、招不来、留不住”一直是制约欠发达地区县域发展的主要因素。县域普遍出现“体制内剩女”的现象与欠发达地区的青年人才流动相关。大量优秀青年人才的外流导致这些地区的青年人才结构不平衡、素质低下和体制内青年人才男女比例失衡等问题。

县域人力资源的年龄结构主要由60、70、80和90年以后出生的群体构成，但60和70年的群体一部分已步入县域核心领导层（正科级以上干部），大部分则为“可以摆资格、不做事”的资深人士。于是，80、90后的年轻人成为县域政府运行的主体力量，承担着基层一线最基础、最辛苦的工作。

但正如D县所表明的那样，这批年轻主力军是由60%以上女性构成，这意味着基层一线的主要工作都需要依靠年轻女性完成。比如D县团委均是80后年轻人，但除团委书记是男性外，其余均为女性，其中2人刚生二胎，1人怀孕，团委的日常工作主要依靠1位1992年出生的未婚女干部。但这位女干部很担心自己成为剩女，因为“只有上班时间，没有下班时间”。这也反映出剩女的另外一种生产逻辑：越是未婚，承担的工作越多；工作越多，就越没时间找对象。

县域政府80、90后青年人中不仅出现“女多男少”的结构性不平衡，而且由于“优秀的人大多不愿意回小县城”，导致县域人才不足，人才流失等问题。这在县域教师和医生青年人才中尤为突出。我们在D县发现，许多年轻教师的专业是旅游管理、法律、行政管理、会计、电子工程等与教育无关的专业。

一位教育局干部说，与20世纪90年代以前只能师专、师范毕业生做老师不同，现在无论什么专业，只要有教师资格证都可以做老师，这导致县域教师水平出现“断崖式下滑”，甚至有“学渣当老师”的趋势。因为许多年轻老师毕业于省市级不入流的院校（其中不乏一些只需参加了高考便可以就读的大专、高职院校），于是出现一些从小学开始就是差生、学渣的人做老师。这类老师自己都不知道汉字的笔画秩序，念不清拼音，更不懂得教育方式、教育方法和教育规律、教育理念等。

一位受访的年轻教师描述，县域年轻老师没几个把心思花在教学上，平时从不看书、学习或备课，而是打麻将、游玩、追剧。因为周围的年轻人都没什么追求，“站在一个平地，不追求大富大贵，没什么想法，一切都是那么地无所谓。所以，很多人的休闲时光几乎都献给了麻将桌”。其中，打麻将也是大龄未婚女性认识人、找对象的一个快捷方式。

与县域年轻教师群体相似的情况还有县域医生。D县2018年的一次医生招考中，临床医生入围的分数仅19.5分（满分100分）。D县干部自嘲道，“这是招医生还是招屠夫？”中西部县域人力资源的困境在于，一方面招不到优秀的人才，另一方面却是相对优秀、突出的年轻人都通过各类考试脱离县域。

比如D县每年有青年医生、年轻教师和公务员考取省市级单位或流向沿海地区。虽然D县最好的高中通过定向培养的方式每年能从省师范大学回流小部分毕业生，但其中大部分人在合同期满时辞职前往沿海地区。人才流失的另外一个群体是外县籍年轻人，其中以女性居多，因为男性在婚姻市场的优势，容易成为本地女婿。由于家不在本地，生活圈和亲友圈不如本地人宽广，所以外县籍女性更不容易找对象，成为剩女的概率更高。此外，中西部县域经济落后，各方面条件较差，情感无从寄托的外地女性难以安心工作，这些因素都激励外地年轻人一心想调回本籍或考往省市级部门。

此外，如果县域青年人才男女比例不平衡将不利于基层治理工作的深入展开。从现实看，女性干部越来越多，但女性在基层治理中应对诸如下乡、驻村、加夜班、抗洪救灾、征地拆迁等工作时不如男性有优势。比如，现代年轻女性一般都爱美，但基层工作时常要风吹、雨打、日晒、熬夜，这都影响颜值，进而影响找对象；加之女性下乡进村入户怕狗、怕蛇、怕光棍，难以独当一面。

因此，在“女多男少”，以及老同志“懒政”的情况下，基层年轻男干部的工作强度普通较大，因为他们要更多地承担上述女性难以承担的工作。另外，基层干部要应对现代行政信息化、数据化和文档化的要求，年轻干部要花大量的时间处理各类报表、数据和档案资料（老同志一句“不会用电脑”，几乎把所有的“作业”留给了年轻人）。作为主力的年轻干部在“下乡”与“做作业”无法兼顾的情况下，一般优先“做作业”。因此，基层“形式主义”的泛滥不仅有行政体制上的原因，也与基层青年人才不足相关。

结论

在中西部偏远县域，一方面是体制内的剩女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农村光棍的大量存在。这说明体制内剩女的产生并非源于县域总体人口的性别失调，即不符合社会性别下的婚姻挤压理论。从县域女性“体制内想找体制内”“想找比自己优秀的”等择偶意愿看，这与“北上广”剩女的择偶意愿相同，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择偶梯度理论。然而，择偶梯度理论中的择偶意愿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从古至今的女性都会选择与自身相当或比自己更优的男性，所谓“门当户对”“下嫁”等词语都说明这种社会心理的普遍性。因此，如果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无论是当代社会还是传统社会，也无论是中西部小县城还是发达地区的北上广，女性的择偶意愿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在择偶意愿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为什么只是当代社会才出现了剩女？在讨论北上广剩女现象时，研究者普遍认为，“剩女”是2006年左右才兴起的热词，是现代社会变迁的结果。正如一些研究者认为：

“随着地域间的横向流动来实现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通常具有较强的职业流动能力和较开放的社会流动观念。但是，人生进入婚恋年龄，频繁流动尤其是地域间流动，客观上会减少她们的婚恋机会，主观上会影响到她们对婚恋机会的取舍”。

然而，与“北上广”剩女频繁的职业流动相反，选择回归小县域的女性恰恰是选择了稳定，那她们为什么也会剩下？本文认为，偏远县域的体制内剩女主观上都有积极寻找配偶的意愿，梯度选偶理论仍然在主观上主导着女性的择偶观，绝大多数女性不愿“下嫁”给体制外男性，而大多数优秀男青年不愿回小县城工作，导致县域体制内适龄男性数量少于体制内女性，由此出现县域体制内男性“香饽饽”，体制内女性“越剩越多”的现象。

本文从县域体制内剩女这一现象发现了其背后的县域青年人才问题，认为在政策上优化县域人才结构，不仅有助于解决剩女的问题而且有利于县域发展，尤其是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方面的发展。然而，根据笔者近年来在中西部县域的调研，青年人才工作几乎没有进入县域政府的视野。与人才工作相关的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的工作通常被视为不容易出政绩的“非中心工作”，往往由排名最后副县长（要么是女性，要么是无党派人士或挂职干部）分管。县域的财力和精力都投向了招商引资、征地拆迁、城镇化建设等“中心工作”。在人才缺失和流失的背景下，中西部县域如果仍不重视青年人才问题，将难以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在优化县域人才工作方面也做了一些努力，比如将事业编制的招考权下放给县一级人事局。因为全省统一招考容易导致好地区、好部门报考的人数众多，落后地区、弱势部门无人报考。但县域由于是半熟人社会，一旦具有自主招考权力后，又容易出现“拼关系、拼人脉”现象，仍然难以吸引优秀人才回流。因此，如何在政策上进行人才扶持，如何引进青年人才和留住青年人才，应当成欠发达地区县域政府的中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