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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已近五个月。

2022年5月12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涉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情况及六起典型案例。自2022年1月1日家庭教育促进法（下称“促进法”）正式施行以来，北京法院少年法庭先后在71件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开展了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前述六起典型案例，分别是发出北京首份家庭教育令的张某某盗窃案，以及王某盗窃案、李某诉张某变更抚养关系纠纷案、李某离婚纠纷案、徐某猥亵儿童案、张某诉某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

南方周末记者梳理公开信息、判决书，除西藏外，各地均有将促进法作为判决依据的案例，且案件基本集中在未成年人犯罪、离婚纠纷、抚养权变更这三个领域。

促进法的一项重要立法原则是“社会协同”，以法律条文形式对社区居委会、村委会、中小学幼儿园、早教机构、医疗保健机构甚至图书馆、博物馆等机构都提出了相关配套要求。公开信息显示，各地也在进行一些社会协同方面的探索。

有受访者认为，推进家庭教育不单单是法律上的惩戒，对家长的指导培训尤为必要，“再处罚家长还是不懂，那还能怎么处罚呢？”

1.多地首份“教育令”

全国人大法工委曾表示，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初衷是引导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增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

促进法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未成年人存在严重不良行为或者实施犯罪行为，或者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根据情况对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予以训诫，并可以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2022年1月6日，促进法施行后的全国第一份《家庭教育令》（下称“教育令”）由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发出（详见南方周末报道《“家事变国事”：首份家庭教育令发出，“依法带娃”照进现实》）。

那是一起抚养权变更纠纷。原告胡某与被告陈某协议离婚时约定女儿由陈某抚养，后陈某再婚，带着女儿搬家，孩子两个星期未能上学。胡某知晓后，通过找全托、请保姆的方式来履行对女儿的抚养与照顾义务，陈某则只在周末接送，胡某让女儿与保姆单独居住。结合原、被告双方问题，当事人主观意愿和抚养约定，法院判决陈某继续履行监护责任，并对其失职行为依法予以纠正。

4天后，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审理了一起未成年人盗窃案，其间发出自治区首份教育令。少年法庭在庭前调查时了解到，该案两名未成年被告人平日的社交圈较复杂，父母疏于管教，未能及时发现并纠正，导致被告人屡教不改，先后参与实施盗窃十余次，造成多名被害人经济损失一万余元。

广东省首份教育令也在同日发出。据《南方日报》报道，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涉寻衅滋事刑事案件中，两名被告人及一名参与作案的未成年人（另案处理）在公园内实施欺凌，导致未成年的被害人面部和体表轻微伤；同时，两未成年人存在无故夜不归宿、交友不当、进出与之年龄身份不相符场所等不良行为。院方分别向作案人和被害人的监护人发出教育令。

甘肃省首个教育令与故意伤害案有关。根据甘肃高院刊发的案件情况，在一起故意伤害案中，小明与小华发生争执后相互厮打，小明持刀将小华致伤。法院了解了小明的成长环境，并向其父母询问后发现，家长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存在简单粗暴、方法单一、法律意识淡漠等问题，遂发出全省第一份教育令。

在有的地区，首份教育令的背景是未成年人作为原告起诉监护人的抚养费纠纷案例。

黑龙江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变更抚养费无果的诉讼时，发现被告因工作原因长期未与原告见面并疏于联系，未尽足够的生活保障和家庭教育责任，属于“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责任”行为，遂发出教育令，裁定被告每两周至少探视原告一次，关注其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并与学校老师保持至少每周一次的联系频次。该教育令的有效期为1年，在失效前，原告本人或密切接触原告的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向法院提出申请撤销、变更或者延长。

2.未成年人犯罪、离婚纠纷、抚养权变更

南方周末记者梳理公开信息发现，各省市的教育令主要发自未成年人犯罪案、离婚纠纷案和抚养权变更案。

山东省临沂中院发布的三起涉及家庭教育与父母监护责任的案例，与虐待、隐私权和抚养费相关。在隐私权案中，三名初二学生拍摄并公开传播某同学的隐私照片，造成恶劣影响。针对审理过程中发现的未成年人的父母未正确履行家庭监护职责行为，法院联合检察院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

江苏省苏州市发布了八个典型案例，涵盖抚养纠纷、人格纠纷、聚众斗殴、离婚纠纷、遗弃、故意伤害、性侵和家暴。在离婚纠纷案中，女方唆使现年14岁的长子至男方的办公场所烧毁文件、打砸等以示报复，苏州中院向女方发出当地首份家庭教育指导令，开展了第一例家庭教育指导。

浙江湖州一起抚养权争夺案中，孩子教育是争议焦点。法院于几年前将二人的儿子判给男方抚养，当时，儿子已被女方带到省外接受非正规的国学教育，中断了义务教育，男方把儿子带到湖州继续接受义务教育后，女方继续诉讼，要求变更抚养权，指出接受国学教育并无什么不妥，并指责男方喜欢打牌、对孩子疏于管教。按照法律规定，法院在征求孩子意愿后维持由男方抚养儿子的判决，同时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责令男方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并自学完成3堂线上课程等。

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只有两则以促进法为判决依据的案例。

一是甘肃省崇信县的婚约财产（彩礼）纠纷案，原告以被告与其他男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对孩子不闻不问等为由请求孩子抚养权及收回彩礼；被告则称原告所指不属实，实际是原告多次出轨并家暴，导致被告被诊断为抑郁症，并要求孩子由她抚养。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对孩子的教育责任并不因双方分开而免除，应争取一切机会培育和引导孩子健康成长，最终判决近两年一直随爷爷奶奶生活的孩子由原告抚养并随其生活。

第二则是发生在广州市的继承纠纷，原告称自己承担还贷义务后难以有效、持续保障未成年女儿的正常生活和教育开支，案涉遗嘱未依法为其保留必要份额，应认定为部分无效，要求与女儿分别占有越秀区某房62.5%、12.5%的产权份额。依据民法典和促进法，法院对原、被告的婚姻家庭教育观念进行相应指导：各继承人应互谅互让，放下争执和睦相处。

3.“社会协同”尚待探索

为何教育令会比较集中地出现在未成年人犯罪、离婚纠纷、抚养权变更的案件中？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解释，家庭教育问题原本就集中在这些领域，法律施行让社会有了新的形式和工具去解决这些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边玉芳曾以专家身份参与过促进法的两轮意见征集。她指出，尽管现在已是“依法带娃，家事变国事”的时代，但家庭教育始终由家长自己承担，教育令主要针对“生而不养、养而不教、教而不当”的现象，上述三类情况恰恰体现家长不能履行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此外，促进法在过度施加学习压力、溺爱、留守儿童问题等方面也都有重要意义。

“促进法属于部门法，它在一定程度能发挥作用，但指望凭这一依据去解决所有问题是不可能的。”据储朝晖观察，家长的职责落实问题涉及其本身的亲子观，但国内的亲职教育尚不成熟。目前，部分地区在建立为家长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的学校，但这一举措还不够完整和普遍。

他认为，建立指导机构是推进家庭教育的客观需求，法院作出判定或发出教育令后，如何让家长接受教育、到哪里接受教育、谁来教育，都需要懂家庭教育的机构来落实。

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黄琳琳办理过不少婚姻纠纷案件和抚养权案件。她也认为，推进家庭教育不单单是法律上的惩戒，对家长的指导培训尤为必要，比如心理咨询、普及宣传和亲子活动。

促进法还以整章条文对社会协同工作提出要求。

边玉芳同时担任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与全国各地不少中小学、教育部门都有密切联系。她注意到，一些较发达区域，如北京东城、四川成都、杭州上城的学校都在积极探索，各社区也相继建立指导机构向家长授课。

教育部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还面向就读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以及大学阶段的孩子家长做宣传。只不过，和法院发布教育令相比，这些属于普遍意义上的家庭教育指导，因此动静较小。

4.家长“不配合”，怎么办？

也有观点提到，教育令实则是教家长如何做人，强制性比较低。黄琳琳谈到，监护人的认识和对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比较重要，法律的落实程度更多由自身因素决定，“至于如何应对不配合的家长，鉴于法律刚实施不久，法院也处在摸索阶段。”

边玉芳也认为有待各地在实施中去探索。她指出，需要注意的是，绝大多数父母都爱孩子，家庭教育指导应该是个春风化雨的过程。“在生活现状和认知阻碍下，部分家长没有意识去承担起家庭教育，经过指导，他们是愿意改变的。”

假如家长很难意识到，或很难做到义务之事，单纯被强制履责也并不容易。“因为家庭教育不是像支付抚养费这样的简单行为，出了问题，还是要采取综合方式来提供支持和帮助。你再处罚家长，家长还是不懂，那还能怎么处罚呢？”黄琳琳说。

北京、山东等地法院已经展开了相关探索，筹备心理专家以及专业司法社工以组建家庭教育指导团队，往专业化方向发展。

“家庭教育指导的专业化非常重要，包括高校也在让（相关专业）学生更多地学习这方面的专业知识。”边玉芳认为，法院可以考虑是自己建立专业团队，还是利用高校和科研资源，抑或是购买社会服务。

何谓专业化方向？边玉芳说，实际就是怎么让家长意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具有正确的儿童观，掌握科学的教育方式，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点是培养孩子良好的品德，以及怎么应对出现的问题。

但储朝晖指出，筹建家庭教育指导团队超越了法院的职能范围，建立家庭教育指导体系，更应该从中小学、妇联、社区等方面发力，未来也许还会出现家庭教育指导师的职业人才，“通过这些途径来规范流程和明确职责，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才比较大。”

施行近五个月来，促进法整体的落实情况未算理想。边玉芳指出，现在还未建立起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体系，“希望伴随着法律实施，各地能探索出更配套的保证制度和保障体系。”

储朝晖分析，原因是目前还不具备条件，但总的来说，促进法能在孩子出问题时给家长以警醒，“有比没有更好，但家庭和谐肯定不能靠强制，法律的作用是事发后保住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