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路易十三还不到一岁时，“保姆用手指拨弄他的阴茎，他笑得气都喘不过来”，而且路易十三“毫不迟疑地”就学会了，他叫住一位侍者，然后撩起自己的衣服，让他看自己的阴茎。

小路易十三到一岁时，“就会让别人吻他的阴茎”，他确信每个人都觉得很好玩儿，特别是年轻女性来访的时候，“他拿起阴茎，微微笑着，晃动着整个身体”，周围人的默许和鼓励让他不断重复着这个动作。

小路易十三刚过一岁就与西班牙公主订婚。他的侍从试图让他明白订婚意味着什么，而他理解起来也一点儿都不难，当人们问他，“亲爱的公主在哪里？”，他就会把手放在自己的阴茎上。

而当他第一次勃起的时候，大家也兴致勃勃地围观。“他八时醒来，叫住贝杜扎伊（Bethouzay）小姐，对她说，扎伊，我的阴茎变成吊桥了，这样提上去，这样放下来。说着他用手将阴茎拨上拨下。”

这些记载足够让任何一个现代人大跌眼镜，放在今天，这些侍从恐怕早就因娈童罪而被逮捕。这些珍贵的史料来自波旁王朝的宫廷御医艾洛阿尔的日记，法国历史学家菲力浦·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在《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一书中试图用它来说明，欧洲传统社会中没有儿童，“童年”的概念是在17世纪末才被“发现”的。

阿利埃斯在书中指出，在中世纪的欧洲，儿童期指的是儿童最为脆弱、不能自理的时期，一旦在体力上可以勉强自立，儿童就混入成年人的队伍，和他们一样工作，一样生活。儿童就是身型较小的成人，并没有人为他们娇小可爱而大惊小怪。

到了17世纪末，情况才发生转变，儿童渐渐开始被视为一种与成人截然不同的存在，他们天真、脆弱、易被诱惑，因此需要特殊的照料和规训。于是，强制性的学校教育出现了，它们将孩子与成人世界隔离开来，走读学校又发展为寄宿学校，在这里儿童要度过一段漫长的禁闭生涯。

与学校革命同时发生的，是家庭内部的情感革命，它以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的诞生为标志。在核心家庭中，孩子彻底改变了默默无闻、不受重视的地位，相反，核心家庭就是围绕孩子组织的，它是父母与孩子之间情感交流的必要场所。

《儿童的世纪》在上世纪60年代被翻译成英文，极大影响了西方家庭史研究。上世纪70年代，许多英语学界学者都就“童年的发现”提出了或复议或挑战的不同看法。赞同阿利埃斯的学者认为，前现代时期的儿童保育（child care）几乎可以用“惨无人道的屠戮”来形容，儿童生活在“情感残废”的成人世界中，得到的至多是一种“精于计算的冷漠”。而批判阿利埃斯的学者则认为，从有关儿童的史料被记载的那天起，就有了关于儿童的文化。中世纪的儿童文化必然不同于现代，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中世纪的欧洲人而言，不存在“儿童”这一概念。

那么，前现代欧洲的童年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凶险”的童年：早夭与童工

首先，在前现代欧洲，儿童的死亡率极高。大部分家庭中，人们生育很多孩子只是为了确保其中少数几个可以存活下来，一个孩子去世，很快就会有另一个孩子替代他的位置。也正是因为失去孩子的经历太过普遍，人们才不会对孩子投入过多感情，法国作家蒙田就曾说，“我已经失去了两三个尚处哺乳期的孩子，并非没有遗憾，但也没有太大的不快。”与蒙田同时代的欧洲人普遍认为，年幼的儿童“既不具备心理活动，也没有形成成熟的肉体”，因此被视为是介于生死之间的、极不稳定的存在。

导致儿童死亡率居高不下的元凶是“乳母喂养”（wet nursing）——是乳母喂养，不是母乳喂养。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欧洲人普遍认为母乳喂养会破坏女人的胸型，危害她的的健康，还会影响她的性生活（因为性生活会腐蚀母乳），因此，只有社会底层的女性才会选择母乳喂养。但是这些底层女性往往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劳动剥夺着她们母乳喂养的时间，因此，雇佣乳母成为了绝大多数欧洲母亲的选择。富庶之家也许会将乳母请到家里，但大部分孩子会被送到乳母的家中喂养，这些乳母大多居住在乡下，家中破敝不堪，被送走的孩子一大半难逃早夭的噩运。18世纪法国的统计数据显示，一岁婴儿的平均死亡率已经降到7%至8%，而被送到乳母家喂养的婴儿死亡率仍然高达66%。

如果一个孩子足够幸运，活过了凶险的幼儿时期，到了十岁左右，他就要再次离开家。男孩会被送出去做学徒或者雇农，女孩则被送出去做侍女，直到适婚年龄才能回家。19世纪之前的西欧，75%的男孩和50%的女孩都在劳动中度过青少年时期。即便是上流社会家庭的孩子，也会被送出去做工，但目的不是赚钱补贴家用，而是学习礼仪以及拓展人际关系网。

纺织作坊里学徒的童工

事实上，不仅十几岁的青少年要出去工作，在强制教育推行之前，几乎所有的未成年人都要工作，如果他们居住在农场上，就要放羊、拾柴；如果他们家里经营着一个小作坊，就要梳理羊毛、织布。不同年龄的孩子会被分配不同的工作。

然而，与现代人的想象不符的是，相比于在学校中度过的童年，在劳动中度过的童年可能更加无忧无虑。与狄更斯笔下悲惨的童工不同，大部分孩子在工作中获得了骄傲和乐趣，学童反而被认为是软弱无能、脂粉气重。而对于大部分的父母而言，学校不仅让孩子失去了独立性和街头智慧，还给整个家庭的预算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儿童的性：从无知无觉到天真无邪

在童年为数不多的居住在家中的日子里，儿童也没有单独的房间。18世纪之前的欧洲家庭缺乏必要的空间安排和隔离，父母和孩子、主人和佣人共同居住在一个大开间内。这种同居形式更接近于拥挤的公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在儿童面前露骨地谈论性话题，甚至如开头路易十三的御医的日记所记载的那样，公开玩弄儿童的性器官，都不会被认为是禁忌，更不会被认为有罪。

这是因为在18世纪之前，童贞的观念还不存在。在与性相关的问题上，儿童不被认为是天真无邪的，而被认为是彻底闭目塞听、无知无觉的，因此任何污秽的行为或言语都不可能对儿童产生危害。“儿童是天真无邪的”这一观念，产生了两种对儿童的道德要求：一方面，要远离成人世界，尤其是成人世界中的性；另一方面，要通过培养儿童的理性和明辨是非的能力来强化和巩固第一方面。这种儿童观肇始于卢梭，直到非常晚近的时代，它由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和精神分析师们的理论转化为社会共识。

卢梭的《爱弥儿》，对十九和20世纪大众文化中“儿童的再现”产生了深远影响，也被视为是现代儿童教育理论的奠基之作。卢梭认为，儿童在离开造物主之手的一刻是完美的，在人的手中才逐渐堕落。因此，应该推行一种所谓的“消极教育”（negative education），也就是一种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这种教育可以让孩子通过自主探索的方式调动和发展他的先天潜能，这同时要求孩子尽可能地避免接触到外界的不良影响，因此，卢梭强调对儿童的适当隔离，尤其是小心甄选儿童读物。

阿利埃斯认为，伴随着家庭情感革命和高强度的学校教育，出现的是长期在人口上的马尔萨斯主义，即自愿减少生育的现象，它在18世纪已经初露端倪，并一直持续下来。因此，阿利埃斯将19世纪称作“儿童的世纪”。他认为，公众对人口结构的朴素反应，决定了儿童是19世纪最占优势的年龄段。事实真的如此吗？

文明的阴影：杀婴与弃儿

18世纪，避孕节育的观念开始在西欧传播，但是进展缓慢。与此同时，非婚生子女的骤增，使整个欧洲的人口在1750年到1850年间翻了一倍。截止1850年，维也纳和斯德哥尔摩儿童总数的一半，以及巴黎儿童总数的三分之一都是非婚生育的。还有许多夫妇在订婚后有了孩子，于是立刻结婚，18世纪末的英国，有37%的新娘是怀着宝宝出嫁的。

不同于那些未婚先孕的女性，一部分人会选择堕胎。当时最为流行的堕胎方法是吞下一打磷制火柴头，这种方法太过危险，以至于德国在1907年颁布法律禁止出售磷制火柴。另外一些女性则选择杀死新生儿，犯下杀婴罪的女性大多是年轻、单身的侍女，她们孤身一人，被爱人抛弃，没有家庭的支持，被罪恶感折磨，并且害怕让整个家族蒙羞，很多人事后声称，杀婴是出于一时的精神失常。

为了让女性免于这样悲惨的命运，天主教控制下的欧洲广泛开设了育婴堂。天主教徒更在意维护单身母亲与其家族的名誉，而大部分的新教徒则认为，生下私生子的人没理由要求国家替他们抚养。典型的育婴堂门外会设有一个“婴儿安全岛”（turning-cradle），来送婴儿的母亲只需在夜幕的掩护下潜入安全岛，放下婴儿，按一下铃通知屋里的人，就算是完成了交接。

尽管表面上，设立育婴堂的目的是遏制杀婴，然而很多历史学家的研究都显示，育婴堂只是提供了一种在文化上被认可的杀婴方式。育婴堂接收的婴儿悉数被送到乳母家中喂养，其中大部分难逃早夭的噩运。但这并不妨碍育婴堂成为18、19世纪利用率最高的公共慈善形式，写出了《爱弥儿》的卢梭将他的全部五个孩子托付给育婴堂，而在19世纪中叶，维也纳一半的新生儿被交由社会机构抚养。

18世纪的育婴堂

为了制止疯狂的弃婴现象，很多国家不得不封禁了“婴儿安全岛”。然而直到1912年，法国妇女获得了通过向非婚生子女的生父诉讼要求抚养费的权利，弃婴的问题才正式缓解。

在我们回看历史的时候，经常有一些完全出乎意料的发现，诸如“1850年维也纳有一半新生儿被遗弃”，会让我们如阿利埃斯一样倾向于认为，历史出现了重大的转折，人性中的一些尘封基因在今天看来竟是如此的陌生，被我们习以为常、甚至视若神圣的亲子之爱，曾经如此淡漠甚至冷酷。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父母对于子女的任意打骂，榨取子女的经济价值，甚至不将子女视作独立完整的人，这些可能都不足以证明亲子之爱的匮乏，只是我们对爱的定义变了，“为一个人倾其所有的爱”或许才是一个晚近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