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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真正关键的是她为自己辩解时说的这么一番话：

我还是觉得我很勇敢，捍卫了我喜欢的人，只是方式可能不太好，但我仍觉得，公共场合讲出来的东西，不管是调侃还是段子，都应该基于事实，我们活在一个信息量很大的时代，大家不愿意去探究他们不在意的东西，他们只愿意看他们想看的听他们想听的，不管真实与否，这样是否正确呢？更何况是这样多人的演出场合，这样的东西讲出来是否合适？再说难听点，脱口秀的没落是不是有理由的，讲的东西不用过脑子不用探究真实？

这里首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她明知自己“方式可能不太好”，但仍然这么做了，且自认“勇敢”。事实上，她开门见山就说：“这篇发出来，我一定会被骂，影响了演出秩序我很抱歉，但是如果再重来一次，我想我还是会一样站出来说！”

也就是说，对她来说，影响演出秩序固然不对，但这远不如“捍卫自己喜欢的人”那么重要，她内心的道德标尺凌驾于公共秩序之上，正是这赋予她足够的勇气去闹场，并且无怨无悔。如果是这样，那要是下次“五月天”演唱会时，有人只因反感他们就来闹场，她能接受吗？

当然，她会强调“事实”，坚信“五月天”并未假唱，因而这样的调侃是不当的。关键就在这里：她认为有某些自己看重的东西是不能开玩笑的——对她来说，那与其说是“玩笑”，不如说是公然的冒犯乃至诽谤。显然，她公开站出来就是为了阻止这样“谬种流传”，进而认为脱口秀的没落是因为不讲事实。

这才是真正危险的地方。我的观点恰恰相反，如果脱口秀讲的每句话都必须以“真实”为基底，那才会促使它走向衰亡。即便是报告文学这样通常给人印象是“报道真实”的体裁，按社会学家赵鼎新的看法，“单是控其诽谤的诉讼就足以令这些作品的出版困难重重”。

1964年，《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彻底改造了普通法中的诽谤诉讼程序，“从此以后，原告必须证明被告明知所言不实，存在重大过错，或者罔顾真相，明显不负责任”，而此前在英国，“报纸一旦被控诽谤，几乎逢诉必败，因为他们必须千方百计地证明，引起争议的报道句句属实”（《批评官员的尺度》）。

1983年，美国色情大亨 Larry Flynt 遭福音派传教士 Jerry Falwell 以诽谤罪起诉，起因是他被这位保守派的批评惹怒之后，在旗下的《好色客》上刊登一幅漫画，讽刺这位传教士的第一次性接触是和自己母亲做的。

这看起来是确凿无疑的编造谣言、歪曲事实，但最终美国高等法院以8:0判他获胜，理由是任何读者都不会相信这是真的，而公众人物必须忍受这样的冒犯。而就在五年之前，他的杂志还曾称高等法院的大法官都是“王八蛋”（assholes）。胜诉之后，他和那位传教士老对手还成了多年朋友，说：“我一直很欣赏他的诚意，即使我知道他在卖什么，他也知道我在卖什么。”

在他的自传《一个不体面的人》中，他这样解释自己的看法：“我想说清楚的事情是，没有人应该因为他所说的话而遭到囚禁！如果你不喜欢电视里说的一些话，关掉电视就行了。”

不仅如此，他还引述 Alan M. Dershowitz 教授的观点说，“在人们的内心深处，每个人都希望对他不喜欢的东西进行检查控制。但是，没有一种客观地衡量什么是有害什么是无害的程度标准。”

这也是我们当下面临的问题：太多人都想要查禁那些自己不喜欢的东西，而理由通常就是坚称那“虚假”或“有害”。

长久以来，在国内教育体制下长大的一代代人，权威人格是一种居支配地位的社会性格，其典型表现就是对权威的尊崇，并喜欢用单一的价值标准去衡量万事万物，无法容忍任何人任何事偏离他们心目中认定的“正确”标准，当然更不能接受“歪曲”和冒犯。不仅如此，无论是感情上还是理智上，他们都坚信自己站在正义一边。

这种权威性格倾向的人其实就没有幽默感，就像那位闹场的“五月天”歌迷表现出来的那样，对她来说，自己心目中的“大神”是开不得玩笑的，恐怕她眼里的“幽默”只是一种油嘴滑舌的娱乐，而不是一种解构权威的自由精神。

事情并不到此为止，因为还有人质问：“不懂就问，‘解构权威的自由精神’就可以不尊重事实？”

这样，问题又绕回来了，到底什么才最重要？以我对这些年来对国内舆论的了解，我确实不敢乐观，恐怕对大多数人来说，“自由”远不如他们以“事实”为名义捍卫的权威重要，我只是想提醒一点：如果谁都竭力去阻截那些自己不喜欢的东西，那么最终我们得到的将不是“事实”，而是许多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