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move-pedigree

葬礼

遗像上的男孩只有4岁，留着平头，皮肤白嫩，耳朵有些外扩。他站在客厅里，双臂环住一只小狗，对着镜头微笑，像是手机随意捕捉的日常画面。2022年2月22日，男孩10岁10个月，这张6年前的照片被放大后，变得有些模糊，嵌入一个黑色相框里。墓园里，照片被摆在了男孩的墓石中央，周围是一圈圈的花束，菊花、向日葵、满天星……它们不是男孩的亲人带来的，而是来自十几位“爱心妈妈”和两个医院的护工。他们站在靠近墓石的位置，几乎每个人都在轻声抽泣。男孩的家人站在更外层，他们低头沉默，与这些“外人”保持距离。在这场沉默的葬礼上，他们尽力回避与对方的直接接触，哪怕是眼神上的碰撞——5年前，男孩被继母虐待成植物人，在病床上度过了他短暂一生的一半时间，这期间，比起亲属，“爱心妈妈”和两位护工更常出现在男孩的病房里——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实际行为上，他们都更像是孩子的亲人。

墓石上刻着男孩的名字：赵宇晨。通常，它只会伴随着那些让人心痛的虐待事实，出现在司法文件里，或者医疗记录里。更多时候，大家会叫他的小名晨晨，尽管他无法做出回应。两天前，2月20日凌晨2点左右，西安中医脑病医院晨晨的病床前，将近60岁的护工大爷给孩子翻了个身，在他身后垫上柔软的玩偶，防止倾斜。晨晨是植物人最低意识状态，不能自主行动，每隔两三个小时就需要翻身，防止生褥疮。当晚护士巡房，也没发现晨晨有什么异常。凌晨3点，护工在迷糊中醒过来，他似乎觉察到了异常，这晚晨晨不像往常那样，因为喉咙有痰，呼吸总带着点呼噜声。他很快发觉晨晨的脸色有点发青，呼吸也很弱，来不及犹豫他就按响了病床前的紧急救护铃，医生匆忙赶到，随即开始抢救。凌晨5点，医生逐渐停下抢救动作，宣告晨晨死亡。他躺在病床上，就像过去5年来一样平静。20日是个周日，清晨，晨晨的父母、几个爱心妈妈赶到医院。桔子是爱心妈妈之一，她看见晨晨瘦得一只手就能攥住他的大腿。后来她得知了更准确的数据，晨晨去世时身高接近一米四，体重却不到50斤。

在医院，桔子近5年来第一次看见晨晨的生父赵亮，他在2021年底刚结束三年刑期。在此之前，他被控明知自己的第二任妻子孙小倩虐待晨晨，仍未履行监护职责、保护义务；晨晨出事住院后他又消失500多天，不照顾孩子、不提供生活费——法院据此判决他属于虐待罪从犯，同时触犯了遗弃罪。“他身高一米七五左右，有点黑，木木的，掀开被子看了晨晨遗体一眼，很快就盖上了，看不出任何情绪。”这种“木讷”，是桔子对赵亮最深的印象。从20日晨晨去世，到25日葬礼结束，其间她见过赵亮至少三次，他也没换过衣服，二人几乎没有过交流。“他一直低着头不吭声，不跟我们爱心妈妈说一句话，问他什么，只会说‘嗯、好、知道’，各种程序都是晨晨的生母在签字。”“感觉他好像对任何事情都无所谓。”甚至在葬礼上，桔子都没有看到赵亮流下眼泪，或者流露出情绪。当时一位性子急的爱心妈妈，情绪有些激动，质问他：“你一滴眼泪都没掉，你应该跪下！”但赵亮还是没有任何反应，“既没看向说话的人，也没说一句话”。晨晨去世两周后，这些愤怒和撕扯逐渐散去。孩子“二七”这天，天气阴沉，市郊外的墓园像往常一样静穆，爱心妈妈和护工在晨晨黑色的墓石上摆放了三个他生前的玩具，造型活泼可爱。玩具下面是碑文，上面刻着：永远爱你——这是儿童逝者墓碑上最常见的文字，也是晨晨父母最后的寄语。

5年前的重伤

5岁前，晨晨就已经在四座城市辗转生活过。他出生在宝鸡，那里是爸爸赵亮的工作地，小时候他待在乡下老家，由奶奶照看。后来，赵亮在西安买了房，晨晨在那里度过了出事前最平静的一年时光。父母离异后，他在安康市的外婆家短暂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来，爸爸再婚，他被送往出事前的最后一座城市渭南，和继母孙小倩一起生活。在渭南的一年里，孙小倩口中的晨晨总是“摔跤”，有时是写作业时犯困从高桌上摔下来，有时在家中不小心摔倒，以此解释孩子身上不断出现的伤痕。2017年3月29日早上8点多，晨晨又“摔跤”了。孙小倩给在西安工作的赵亮打电话，告诉他这次比较严重，“在医院抢救”。一个小时后，赵亮赶到医院，看到孙小倩正趴在重症监护室外的窗边，哭着求医生救救孩子。根据医院后来的诊断书，这时的晨晨心跳、呼吸暂停，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两个手腕上有一圈血痂，面部和膝盖有血痂，臀部和左小腿青肿，颅脑严重受损，两侧头骨摸起来偏软，达到重伤。两名急诊科医生判断，伤情显然不是孙小倩口中的摔跤所致，也不是一次伤害造成的，当时就报了警。第二天孙小倩就因涉嫌刑事犯罪被拘留。

之后半年多，晨晨在渭南、西安、宝鸡、上海四个城市转过9家医院，做过开颅、颅骨修复、气管切开、脊神经切除等手术，但这些都无法让他恢复意识。他一直保持在“植物人”最低的意识状态，大部分时候只能躺在病床上，只有眼睛还闪着孩子独有的光芒。重伤中的晨晨最需要陪伴，但他的家人却先后消失了。最先消失的是晨晨的父亲、监护人赵亮。2017年7月，晨晨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接受治疗，本来在医院陪护的赵亮忽然失联，找不到人，电话也打不通。当时赵亮还处在取保候审期间，渭南市警方对他发出了追逃通告。之后几个月，晨晨回到西安，由几个亲戚轮流照看。但有时亲戚都不在医院，只有护工和爱心妈妈留在晨晨身边。事实上，晨晨的医疗费用虽然昂贵，但并不需要亲属承担。晨晨出事后，有公益机构筹集了280多万元，用来支持他的后续治疗费用。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心人士自称“爱心妈妈”，建立了6个微信群，加起来一共1300多人。其中一个“一线妈妈”微信群，成员大多住在西安周边，可以随时探望晨晨，桔子就是其中之一。她们每月定期捐款，用来支付晨晨医药费外的生活费，以及两名护工的工资，每月大约2万元。桔子记得，2017年11月底，爱心妈妈曾去宝鸡找晨晨的爷爷奶奶，请求他们到西安照料晨晨。“不是让他们24小时陪着孩子，有时医院的文件需要亲属签字，我们不能决定，也无法担责，所以亲属最好在孩子身边。”桔子说，晨晨的爷爷奶奶只在医院待了三个多月，然后在某一天，和其他亲属一样，忽然消失不见了。

晨晨出事前，母亲柴小媛还在跟赵亮争夺孩子的抚养权。赵亮“逃跑”后，她忽然放弃了孩子的抚养权，声称这样是为了“逼赵亮回来照顾孩子”。2018年春，柴小媛组建了第二个家庭，再次怀孕。生下第二个孩子前，她很少在医院出现。今年55岁的张霞是陪伴晨晨最久的护工，她的印象中，2018年年中后，晨晨的爷爷奶奶、一些年长的亲戚，基本一年去一两次。“提一箱纯牛奶来，待一会儿就走了。”但孩子平时喝的是奶粉，不喝纯牛奶。“我说他们可以带点水果，下一次来，又是一箱纯牛奶。”或许，亲属们并不关心一个“植物人”的细微变化，只有几乎24小时陪护晨晨的张霞，才能看到他作为孩子的一面。她看到，过去4年，晨晨换了牙，长高了一些。张霞相信晨晨还有意识，有时她会给晨晨放小孩们爱看的动画片《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熊出没》，尽管大多数时候晨晨的眼神不能聚焦，有时病房里来了别的小朋友，相互打闹，或者她只是习惯性地逗晨晨玩，这些时候，她总能看到晨晨会咧开嘴巴，像是在笑，看起来很开心。2017年年末，张霞开始拍摄晨晨的短视频，分享给爱心妈妈们。视频中，晨晨长长的睫毛下，眼睛特别亮。偶尔，他的右臂能抬起来，靠着护工坐在床边时，还能抬一点头。晚上，洗脚水温太高，他也会动一动脚。5年来，20多平方米的病房成为晨晨的全部世界。病房外，爱心妈妈们负责晨晨和护工生活的所有细节。她们和张霞一样，也对孩子的未来心怀期待。她们想象，晨晨也许能康复起来，结婚生子，“婚礼上爱心妈妈们就能坐好几桌，都是新娘的婆婆”。

父亲

2018年10月30日，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法院对孙小倩开庭审理，她戴着黑框眼镜，大多数时候都在啜泣。她有时为自己辩护，小声说自己没有让晨晨挨饿，不是故意伤害，称赵亮也曾多次体罚孩子，还买了搓衣板罚跪晨晨。5个多小时后，法院宣判孙小倩因故意伤害罪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16年。赵亮也看到了这场庭审的消息。当时，他已经从晨晨身边消失了15个月。他预感到自己或许也将面临法律的惩罚，3个月后，他在四川成都被抓获，因遗弃罪、虐待罪从犯获刑3年。“我怕坐牢吗？我不怕。我没看好娃，我有错。但当时周围所有人都在怪我，报道也批评我。在任何一个场合，我都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也不知道脑子咋想的，就想找个安静的地方，谁也不认识我。”如今，刚出狱一个多月的赵亮，回忆起5年前自己从医院逃跑的决定，承认了自己的懦弱。

“跑路”的一年多里，他在四川东躲西藏。因为是网上追逃对象，他只能在饭馆或者工地上做短工、干杂活，“那里不要身份证”。他曾看到报道，晨晨在医院，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觉得孩子可怜”，但最终羞愧还是战胜了亲情，他没敢回去。“我没有勇气，回去面对的是更大的舆论。”在西安的一家酒店里，赵亮看起来有些疲惫。他单眼皮，有厚大的鼻子和嘴唇，说起话来很少有表情，偶尔会无声、苦涩地笑，扯出脸颊上的酒窝。今年3月初，晨晨去世半个月后，他找到一份送外卖的工作，每天工作到凌晨1点。他说自己急需一份工作忙起来，也需要挣钱还掉当年晨晨住院初期借的债。跑外卖时，他穿一件黑色棉服御寒，左胸处绣着白色的“西铁局”三个字——西安铁路局是他服务了10年的单位，具体工作是检修铁路岔道，这也是他成年后第一份正式工作。服刑期间，赵亮瘦了，也黑了，衣服现在穿起来有些宽松。成年前，赵亮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宝鸡农村度过。半岁时，父母离婚，他跟着母亲生活。他“读不进去书”，初一就选择辍学，坦承自己只有“小学二三年级水平”。后来，他在照相馆学过摄影，在网吧当过网管。17岁那年他去当兵，退役后进入了宝鸡一所铁路学校。2006年，他在一趟春运列车上做实习列车员，遇到在餐车工作的柴小媛。他被对方的爽朗性格吸引，那是他一直想要拥有的“另一面”。“内向，脑子直，想问题想不深。”他评价自己。在赵亮二叔的眼里，这个侄子“有点木、怕事，事情也处理得一塌糊涂”——赵亮结婚、离婚，都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办婚礼，他和其他亲戚都是事后才知道。之前某年过节，赵亮带了礼品去看望家族老人，临走前老人让他把礼品带回家，他就真提了回去。最近一次，晨晨葬礼前一晚，二叔写了份答谢词，内容是感谢5年来照顾晨晨的护工和爱心妈妈们。他发给赵亮，让他在葬礼上读。凌晨1点多，赵亮回复说可以，“就是这几个字我不认识，挚、叩、揪、肺、辜……”

这样一个“不会处理事情”的人，结婚三年后，妻子意外怀孕，他忽然成了父亲。赵亮说，在此之前，他几乎不会对任何事做细致规划，做父亲这件事也一样，“顺其自然”就好。2011年，晨晨出生后，除了“人多了，要挣更多的钱”以外，他能想到的就是“要引导孩子学习”。在他不愿多提的家庭记忆里，自己的父亲最早一次出现是在他小学一年级时，去学校看他。父子再次联系，他已经21岁，到了铁路局工作。中间的十多年，他与母亲、继父一起生活。“我小时候淘气，继父脾气也不好，犯错就挨打。后来我再犯错，怕挨打，动不动就跑，离家出走，几天不敢回家，宁愿坐在楼道上挨饿。”他多次提到“稳定”，像是有种执念，包括婚姻，他说从没想过离婚。“我一定要给孩子一个稳定的家，不能像我小时候一样。”他从未想过去宝鸡之外的城市生活，晨晨出生那年他在西安买了单位分的福利房，图的是便宜，而不是搬过去居住。他对工作没什么野心，打算在稳定的铁路局干到底。晨晨出事前，他升为小班长，管理一个七八个人的小团队，一个月工资5000多元。他没什么朋友，在宝鸡的两三个发小，后来因为工作相互疏离。他小心翼翼地守着“稳定”的生活状态，但大部分时候，“稳定”都不是他争取来的，更像是命运的馈赠。他还是二叔口中那个“木讷、怕事”的赵亮，他无法预知，这种怯懦会彻底毁掉他的生活，直至成为罪恶的帮凶。

童年

婚后，赵亮和柴小媛在宝鸡租房住。赵亮每个月要在外地工作20多天，只有七八天在家。晨晨一岁多时，柴小媛提议搬到西安，工作机会更多。二人最终搬进西安的两室一厅，把孩子留在宝鸡由奶奶照顾，妻子在商场做导购。不久，晨晨被接到西安上托班。那是这个家庭难得的平静时光，每到休息日，赵亮回到西安，就会和家人去附近公园逛逛。他说晨晨很活泼、很聪明，更像母亲的性格。但与儿子一起生活的日子，似乎没什么事情能让他记忆深刻。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晨晨“能听懂大人说话，知道大人的情绪变化”。“孩子喜欢玩具枪。”又是片刻沉默，“可能从娃出生后，我揣摩娃的心理确实不多，这是我做父亲的欠缺。我觉得他平安就好，其他的我没顾上。”赵亮“没顾上”的，还有妻子柴小媛。晨晨出生后，二人没存下太多积蓄，“钱也不知道花哪儿去了”。矛盾在2015年初显，妻子嫌他“回家就待着”，不操心家事。两人开始因为各种小事争吵，吵起来都顾不上孩子，晨晨就在旁边听着，不说话。后来，晨晨被送到安康市的外婆家。2015年11月，赵亮曾经想要的“稳定”家庭最终破裂，夫妻二人协议离婚，晨晨的抚养权、西安的房子属于赵亮。离婚后，赵亮外出工作时，晨晨留在安康与外婆生活。2016年初，经同事介绍，他认识了在渭南市做保险的孙小倩。对方主动提出可以辞职帮他带娃，“还帮娃找好了幼儿园”。当年3月初，他去安康接走晨晨，送到渭南交给孙小倩照料。

后来赵亮也搬到渭南居住，离婚后，住哪儿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要了。“每个月就休息几天，去哪里都一样。”他更看重的是有人愿意帮他带孩子。在他的印象中，一开始晨晨跟孙小倩关系挺近，喜欢贴着她，叫她妈妈。“她给娃喂饭、洗澡、辅导作业，做到位了。”信任逐渐累积，2016年10月，他和孙小倩领证结婚，还把孙小倩上次婚姻中的儿子从农村接到市区上学。他放心地把工资卡和5岁的晨晨交给孙小倩，“如果她不好，就不会主动辞职带孩子了”。事实上，晨晨被虐待的一些迹象，至少在2017年年初就出现了。2017年1月19日，春节前10天，柴小媛事发前最后一次见到孩子。此前她去渭南看过孩子三次，每次都是赵亮把孩子送到特定的地点，半天后再去接回。她不知道孩子住在哪儿、环境如何、在哪儿读书，赵亮也不愿告诉她。这次见面，她听晨晨说孙小倩把“好吃的都给哥哥吃，不给我吃”，她给孩子买了零食、新衣服。也是在那段时间，“从没动过孩子一次”的赵亮开始体罚晨晨。赵亮说，与前妻生活期间，孩子淘气，他最多训几句。但换了环境后，孙小倩说自己是继母，不便管教孩子，让赵亮处理。第一次，晨晨的铅笔盒里多了一支铅笔，孙小倩说那是晨晨偷拿别人的，需要教训，赵亮没有听晨晨的说法，让孩子脱了裤子趴在床边，用扫帚打了屁股。之后的几次，他让孩子罚站、罚跪，具体原因“记不清了，大概就是不好好学习”。

孙小倩的判决书中，检察院指控她自2017年3月，对晨晨采取绳索、竹棍殴打，手脚殴打，电线捆绑，罚跪、罚站等方式，造成晨晨全身多处损伤。其中，“颅脑损伤符合钝性外力多次打击头部所致，徒手打击可以形成，摔伤难以解释”。但这些伤痕，赵亮说自己没注意到，或者记不清。至于面部的红肿，赵亮相信孙小倩的解释：孩子写作业，犯困了从高桌上摔下来造成的。甚至事发后，赵亮在重症监护室看见晨晨全身的血痂、红肿，发现不像是摔伤，“也没想过伤痕从何而来”。赵亮耷拉着眼睛，“我没想过她会伤害娃，娃也从没跟我说过。我想的是，她在家带娃不容易，就算有点问题，我不能责怪人家，不合适，我没办法说”。他一直坚称自己没有发现孩子被虐待，但晨晨出事的那个月，他和孙小倩频繁因为琐事吵架，好几次请假回家，与晨晨的共处时间也比平时多。根据检察院提供的证据，3月1日下午，他给孙小倩发微信，说不想“炒（吵）来炒去的”。孙小倩回复他：“本身我的气不在娃身上，我也爱娃……只是一想起那些乱七八糟的事火就不由得上来了，不是针对娃。”晨晨成为植物人的前两天，赵亮在西安工作。3月27日下午，孙小倩主动把孩子受伤的照片发给赵亮。那张照片中，晨晨皱着眉头，左脸肿着，额头、鼻子和下巴都有小块的血痂，手腕上还能模糊地看到一圈伤疤。赵亮问她：“脸的左边是摔的吗，还有左边的头？”在语音中，孙小倩说晨晨从高桌上摔下来磕伤了，鼻子上的疤是自己抠的。随后又发了文字，“我就害怕你怪我没把娃看好”。又一次，赵亮说自己“没想那么多”。“哎，你尽力了，我知道。这脸出去见人，不知道别人会不会多想。”赵亮回复。

求救

渭南不算大，赵亮和孙小倩居住的小区，是位于临渭区老城边缘的廉租房，位置偏僻。一条高速路距离小区不远，小区内能听到卡车的轰隆声。这里住的多是老人和处于“中转期”的年轻人，一旦买了新房，很少有人愿意在这里过多停留。最早意识到小区内有家长打孩子的，是赵亮家的邻居。廉租房的隔音很差，安静时，隔壁房间的争吵内容都能听个大概。谁家前一天半夜发生什么事，第二天就会成为小区广场、棋牌室里的老年人的谈资。与赵亮家一墙之隔的租户是位女性。2017年1月中旬，她经常听到隔壁传来两个家长和两个男孩的叫喊声，听得多了，她能分辨出女性家长和小一点男孩的喊叫声更多，早晚甚至半夜都叫喊过。当年的调查中，警方曾问她是否想过向有关部门反映，她说“只是听见哭喊声，不确定具体情况，就没有管”。小区南侧的便利店店主也见过晨晨。晨晨出事那个月，曾到店里问他要吃的。“娃说饿得很，没有吃的，能不能拿一个面包。”店主注意到了晨晨的眼睛青了，问了一句，“他说是自己碰的”。晨晨最终得到了一块好心的面包，但关心就此止步。十几天后，他被继母用钝器击倒，再也没有在小区周边出现过。渭南的小区外，有一条长长的坡道是必经之路（李晓洁 摄）最接近晨晨的“外人”，是与赵亮家隔了一个单元的一位婆婆。晨晨出事前的某天下午，孩子在楼下跟着她走。这次晨晨还是要吃的，婆婆带他回家，给他拿了麻花，“他高兴地蹦起来”。“我看娃可怜，脸上肿了，他说是摔伤，我一看就不是。”后来，晨晨又到她家吃过几次饭。她记得晨晨的爸爸曾去她家找过孩子，说“娃不好好学习，不用你们管”。最后一次，孙小倩找上门，直接在屋里打孩子。“她说娃不听话，打死都不用别人管。”这位婆婆把孙小倩赶了出去，她不允许别人在自家打孩子。回忆起5年前的事，她仍难掩愤怒，但和其他邻居一样，在她眼里，管教孩子是别人的“家务事”，“娃到了别人家里，我就管不了了”。晨晨成为植物人4年后，2021年儿童节当天，《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案正式实施，增加了“强制报告制度”，规定了9种未成年人遭受不法侵害的情形。同时规定，与儿童密切接触的人员在发现规定的9种情形时，需及时向公安机关履行报案或举报职责。这些人员和组织包括具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居（村）民委员会、学校、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乃至旅店、宾馆等——报告不仅是责任，也是义务。事实上，晨晨出事前，他曾尝试逃离家庭。他一共离家出走过三次，前两次，赵亮都在外地工作，孙小倩用扫帚“教训”了孩子，还用电线拴住孩子，防止他再次逃走。第三次是2017年3月初，赵亮在家休息，他和孙小倩决定“测试”一下孩子是否还会出走，两人故意不在家。下午6点左右，晨晨背着书包走出单元楼。赵亮一路尾随，看着晨晨走出小区前长长的坡道，大约一公里后，又走到满是小吃摊位的路口。晨晨停在那里，待了将近三个小时。他没吃晚饭，其间问摊位老板要了水喝，赵亮就蹲在不远处的花坛边，一直没有出现。晚上9点左右，天早已黑透。一个摊位老板打电话报警，警车很快赶到，把晨晨带上车往小区方向开去。赵亮打了辆出租车跟在后头，途中，警察向晨晨要家长手机号码，拨通后是妈妈柴小媛的声音，他告诉妈妈自己饿，没饭吃。柴小媛随即给赵亮打了电话，得到让她别管的回复。警车到了小区楼下，赵亮跟上去，跟警察表明了身份。“这人你认识吗？是你爸爸吗？”晨晨点点头。“孩子头上的伤哪来的？”警察看着赵亮问。“写作业犯困，磕伤的。”警察没有上楼，让赵亮看好孩子，然后离开了小区。这是晨晨离得救最近的一次，却也是最后一次。（文中桔子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