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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育孩子的两种驱动：利他主义（altruism）和父权主义（paternalism）

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亲子关系理论中，将不同代际父母养育孩子的驱动力分为两种类型：利他主义（altruism）和父权主义（paternalism）（Matthias Doepke & Fabrizio Zilibottiz, 2017）。

大家不妨先通过下面的日常场景，浅浅感受下两种驱动风格的差异：

正在备考的孩子，向父母提出请求说：“最近学习太紧张，周末想去迪士尼玩儿，放松放松。”

通常情况下，他会收到两种回应——

一种：“是个不错的想法，爸爸妈妈可以陪你一起去。”

另一种：“这时候去迪士尼只会让你分心，考完试再说。”‍

前者是利他主义——利他主义父母的关键特征在于对孩子充分的同理心（full empathy with the children）。

换句话说，父母愿意接受孩子自己认为的“什么对我来说是有益的”观点或决定，愿意通过孩子的眼睛去看待孩子。尊重孩子的自我意识、需求及与其他孩子的差异，而非给孩子强加大人的意志，在家庭教育中强调分享合作、有同理心。

后者是父权主义——相对的，父权主义父母关于什么对孩子来说是有益的，有一套自己的强加于孩子的判断标准。

如果孩子的想法和他们不一致，就会被否定、驳回。相较于利他主义，父权主义父母更注重制定严格的规则准则，强调父母在家庭中的权威指导地位。

同时，父权主义也被称作“家长式作风”——认为孩子的自主权是需要得到约束和限制的。这往往意味着违背或无视一个人意愿所采取的行动，代表一种对他人不尊重的优越态度。

两者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利他主义关心的主体是孩子自身，而父权主义的主体则是家长自己。

尽管某种程度上，几乎所有的父母，在孩子成长的不同时期（特别是幼儿期），都存在父权主义驱动。但不可否认的是，的确有一部分父母，可能一生在孩子的生命中都扮演着实打实的「父权主义」家长。

投资型父母，就是其中的一类典型代表。

投资型教育的本质是靠子女牟利，而不是真正的爱

不论哪个年代，相信许多人成长的过程中，恐怕都有过一种被父母“告知”的歉疚感：

“我们含辛茹苦把你养大，你考不上理想的大学，对得起谁？”

“这么大年纪了，不结婚、不生子，这是不孝。”

“你能有今天的成就，说明我们一辈子的心血没白花。”

这种有意无意之中的言语或观念灌输，其实反映的正是投资型父母的思维底色：生养孩子的过程是一种「人力资源」（Human capital）投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孩子的人力资本能够变现，转换成经济价值并为自己所用。

所谓人力资源，指的是劳动者自身拥有的能够用来创造经济价值和效益的那些资源和资产。比如工人的核心人力资本可能是体力和某项工种技能，医生的核心人力资本是医学学历、知识储备或临床经验等等。

也正是基于这种思维方式的驱动，父母对孩子的一切投入和付出，其实本质上都不能称之为对孩子真正的爱，而更接机于一种利润至上前提下的逐利行为。

进一步来看以下几个显著特征，或许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投资型的养育不是真爱：

高预期和结果导向：

因为十分看重子女最终是否能够创造价值和实质性回报，投资型父母通常会从孩子很小的时候甚至是从出生起，就围绕学业、职业、兴趣爱好等与人力资本密切相关的方面，设定非常高的期望并制定明确、严格的目标。

但这些目标以服务他们自身的意志和利益为核心，并不会考虑否满足孩子的需要和意愿来设定。

高度控制甚至是操纵：

投资型的父母绝不会让孩子脱离自己所设置的发展轨道，这个过程中的每个关键环节，他们都会对孩子的选择进行高度的介入跟控制。

为了防止出现偏离轨道的情况，有时候这种控制还会演变成一种更令人窒息的操纵。例如一旦孩子违背了父母的意志，就会被停止给予或得到惩罚。

爱对外吹嘘、对内否定：

对投资型父母来说，向外界吹嘘自己孩子所取得的各种成就，是一种无法克制的满足自我虚荣感的需求，也是强烈竞争意识的体现。

但在面对孩子时，他们能够给予的肯定却相当有限，更多情况下，是不断地否定、纠正和激励。

忽视或厌恶风险：

尽管在用投资的思维养育孩子，但哪怕和专业的投资人比起来，投资型父母也不会真正做好承担「投资失败」的风险准备。毕竟孩子的数量是有限的，他们重仓押宝、孤注一掷的目标常常是只允许成功，不允许失败。一旦失败，他们就会计算自己的投资成本，并试图从孩子那里“索取”点什么回来。他们与其说是在“投资”，不如说是在“赌博”，且没有愿赌服输的自觉。

自身利益前置：

和一级市场的某些投资人类似，投资型父母常常也宣称自己和孩子是命运共同体，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帮助和陪伴孩子共同成长，实现共赢。但事实上，当孩子的利益和他们们自身的利益产生冲突时，他们会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面。

为什么有的家长会对孩子进行投资型教育？

过去，我们常常将父母对孩子的爱“神圣化”，认为它是最接近无条件之爱的代表。但如今，这种虚构出来的“爱”在新时代的互联网上得到越来越充分的揭露和批判，被控诉为「有毒的原生家庭」和「父母皆祸害」。

很可惜这些揭露和批判往往只在道德层面上着手，没有深入到经济领域。这也导致许多人会深深地陷入，对于父母爱恨交织的矛盾旋涡中。如果我们不从经济层面上分析，就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会以「爱」的名义、实则有毒的方式养育下一代。

人口学家针对投资型父母的行为动机进行分析之后发现，这可能是父母被社会环境和趋势异化后的反应：

动机一，教育投资是一种社会阶级再生产工具（Albertini＆Radl, 2012）

近几十年来，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收入不平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投资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父母保护下一代社会地位的一种方式（Napolitano et al., 2014）。也被视为一种在社会阶层中向上流动的方式（Skirbekk, 2008），以及应对地位焦虑的策略（Zuanna, 2007）。

在这种环境下，不论是父母还是大公司都更偏爱“高质量”（即更昂贵）的孩子，而不是“数量多”的孩子。久而久之，孩子被物化为一种理想的消费品或投资商品。并构成了生育的主要障碍之一，特别是在东亚社会（Anderson & Kohler, 2013）。

动机二，迫于「好父母」的社会规范压力

社会层面关于好父母的标准发生了变化，这些标准涉及父母对孩子进行大量投资（Nomaguchi & Milkie, 2020 ），特别是投入时间和财力来刺激孩子的发展。这些标准在小资产阶级家庭过度竞争中产生，并借由大众传媒进一步灌输到更多小资产阶级家庭的父母脑海中，由此循环，并不断走向极端。

除此之外，伴随新自由主义兴起下所谓“个人责任价值”的上升。曾经由政府承担的公民福祉责任，在过去几十年被转回给个人——更具体地说，“好公民”被视为对自己孩子的成功负责、为他们做出正确选择并听取专家指导的人（Karlsson et al., 2013）。由此家庭承担了过多的抚养责任。

动机三，满足父母自我的扩展需求

换句话说，父母对孩子的投资是个人成就和自我成长的源泉（Arendell, 2000）。这意味着，尽管投资育儿所要付出的成本很高，但父母能够从认可此类标准中获得成就和满足感。就好比养育子女的这段经历，可以作为父母录入自己“社会简历”的成功案例。

当然也存在一些文化差异性，例如东亚父母更加重视教育和努力工作作为成功的方式，而美国父母在较低程度上强调学校的成就。

投资型父母的动机，本质上由经济发展和社会环境所决定，他们的“投资”过程完全是被动参与竞争、内卷，并过度消耗时间精力的过程。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错误的、畸形的爱所造成的后果，依然主要由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承受：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会陷入一种随时会失去父母的爱的不确定感和恐惧中，与父母的关系是紧张、疏离或破裂的。

他们还可能唾弃自己不受（父母）珍视的那部分，并认定自己只有以某种特定方式表现（思考、感觉）时才是有价值的。

同时由于需要回避依附感，他们内心深处抗拒应对复杂的人际关系，且由于害怕被抛弃，可能很难在亲密关系中找到稳定的安全感。

最后，他们需要拼尽全力摆脱父母与社会的经济剥削才能勉强依靠自己的力量活下去，他们不再有欲望和能力生育下一代。

健康的、爱的教育应当是怎样的？

健康的父母之爱，其实是从利他主义和对传统的父权主义批判继承后的产物结合下诞生的。

基于Diana Baumrind的开创性研究，养育方式按「父母对孩子的响应程度（代表关怀和温暖）」和「父母对孩子的干预程度（代表严格和纪律）」两个维度分类为四种类型：

专制型：低响应+高干预；

权威型：高响应+高干预

宽容型：高响应+低干预；

忽视型：低响应+低干预

其中，权威型养育方式被研究证明是最为健康的一种，在这种教育方式下成长的孩子，在以后的生活中表现最好，包括：

更加快乐和活跃

更独立，有更好的自尊

学业表现更好

有更好的社交能力

心理健康问题或吸毒和酗酒问题较少

而这主要是因为权威型的父母做对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通过合理有效的方法去支持孩子的行动，使他们取得成功。这类父母的一些共有教育特征体现在：

倾听并允许孩子表达自己的意见

鼓励孩子独立

对行为设定限制、期望和后果

更加灵活并根据情况和情况调整他们的反应

制定明确的规则

对孩子抱有很高但合理的期望

换句话说，虽然权威型父母也希望能够影响孩子的人生选择，但他们并非依靠自己想要设定的命令和纪律来达到目的，而是通过引导和尝试塑造属于孩子自己的价值观来实现——这相当于一种理性的利他主义，也是父母之爱的一种现代化诠释。

值得强调的是，尽管父母向子女表达爱的方式可能有多种，无论是表达温暖、教导生活，还是提供家庭日常活动，表达爱的首选渠道和方式也可能因传统而异，但爱本身（利他主义的动机），在塑造孩子未来健康和福祉方面的强大力量是普遍且无法被替代的。

如果你现在也成为了父母，或者你还没有放弃自己成为父母的可能性，还是请一定记得：

“帮助他成为健康和快乐的人，尊重他自由的表达和选择，放开他去追求独立与自主。发自内心地、坚定地好好爱他吧。” 图片

以上。

References：

Albertini, M., & Radl, J. (2012).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and social class: Inter-vivos transfers as means of status reproduction?. Acta Sociologica, 55(2), 107-123.

Anderson, T., & Kohler, H. P. (2013). Education fever and the East Asian fertility puzzle: A case study of low fertility in South Korea.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9(2), 196-215. Arendell, T. (2000). 'Soccer moms' and the new care work. Berkeley Collection of Working and Occasional Papers, 5. Barr, J., Souza, D., Marian, H., Cathie, H., Brendan, V. V., & Helen, & Saltmarsh, Sue (2012). Parenting the ‘Millennium Child’: Choice, responsibility and playing it safe in uncertain times. Global Studies of Childhood, 2(4), 302–318. Doepke, M., & Zilibotti, F. (2017). Parenting with style: Altruism and paternalism in intergenerational preference transmission. Econometrica, 85(5), 1331-1371. Doepke, M., & Zilibotti, F. (2019). Love, money, and parenting: How economics explains the way we raise our kid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arlsson, M., Löfdahl, A., & Prieto, H. P. (2013). Morality in parents’ stories of preschool choice: narrating identity positions of good parenting.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34(2), 208-224. Napolitano, L. J., Pacholok, S., & Furstenberg, F. F. (2014). Educational aspirations, expectations, and realities for middle-income familie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5(9), 1200-1226. Nomaguchi, K., & Milkie, M. A. (2020). Parenthood and well‐being: A decade in review.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82(1), 198-223. Rao, A. H. (2018). Comment: Parenting and inequality in insecure times. Sociologica, 12(3), 59–65. Skirbekk, V. (2008). Fertility trends by social status. Demographic research, 18, 145-180. Zuanna, G. D. (2007). Social mobility and fertility. Demographic Research, 17, 441-4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