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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千年历史文化中，从来都没有“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学说，没有民众参政传统，多数人也不认为自己有这个权利。儒家讲究“修身齐家”，在修身中泯灭独立个性，因为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绝对君主制和宗法制，本质上都和“个人权力”水火不容。在被极端异化的儒家统一思想的浸润之下，习惯于等级化社会，三六九等，人人都清楚自己的位置，却很少人想过自己的处境因何而来，从小受到的教育不外乎“服从”“迎合”，因为这是“忠孝”所要求的，那就是无条件听话。

有学者说，中国人下“愚”而上“诈”。人民因皇上的欺诈而变得愚蠢，专制皇上因人民的愚蠢而欺诈得逞，下因上“诈”而“愚”，上因下“愚”而“诈”。

文化与信仰的专制统治很神奇，它摧毁你的身心，却不令你感到异样和痛苦，甚至还沉浸其中而津津乐道，让你变得智力混沌而不会独立思考，从而顺从专制君王的统治。

以“群儒首”董仲舒为代表的伪儒思想便是专制主义推崇的这种文化与信仰，历代专制君王在前赴后继的儒家学派的推动下对孔子学说加以异化，神化专制王权，欺诈天下臣民，维持道德的同一性、统一性，让任何不同的声音都淹没在不容置疑的思想暴戾之中，以维护皇权专制统治秩序。

那么，孔子开创的的正统儒学是如何被极端异化而成为专制统治的帮凶的呢？

我们从孔子核心思想“孝”的演变便可观其端倪。孔子认为“孝”是“为人之本”。“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孔子的孝道局限于家庭内部，虽然依旧强调长幼秩序，但仍然是权责统一的，无论是子对父还是父对子都要“合于礼”“父慈子孝”。

然而，曾子却将家庭伦理的孝道引入到国家层面的孝治：“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曾子把孔子对于父子之间的孝道推扩开来，认为对君主不忠诚、任官莅事不虔敬，甚至临战出征无勇力都是不孝的表现。

曾子之“孝”已远远超出纯粹的赡养父母，将其延展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将“孝”从一种事亲之“德”提升到一切天地之“道”。在此铺垫之下，秦汉后出现《孝经》，给予孝道以理论上的提升，称“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终于立身”“孝之大，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从侍奉父母出发，延伸为天经地义的道德准则，构成皇权专制伦理的基石，用这样一部“经典”的方式凝固下来，以至于成为治国的标准，历代君王加以拔高、异化而推广行之。

当“孝”成为了一种权力和权术，就彻底与孔子儒学原意（“合于礼”）背道而驰了，新伪儒学作为一种个人修养、道德品质，却进入了政治权力和国家治理的刚性制度之中。

《孝经》成为儒家经典之后，是否具备“孝”的品德在国家的人才选拔中发挥着极大作用，“举孝廉”成为一种选拔机制而长久地存在。加之法家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理论与儒家的礼乐思想结合起来，更是迷惑人民数千年。

得了“礼乐壮皇威”好处的刘邦，将儒家奉为上策，专程从长安一路颠簸到山东曲阜，以“太牢之礼”祭拜孔子。“身为皇帝而亲自祭孔子，刘邦是第一人”，皇帝尊孔，刘邦是始作俑者。

汉初儒家主张将仁政与法治结合起来，以德为主，以刑为辅，重视道德教化。董仲舒对儒学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天人感应论，使伦理道德神学化；君权神授说，为君主专制的合理性提供了神学的论证；三纲五常说，进一步强化了儒家的宗法思想。

西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终于找到了一种最适合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所需要的伦理基础。自此，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发展，儒家思想成为此后二千年间专制王朝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

两千多年里，王莽将孔子追封为“褒成宣尼公”。北魏孝文帝尊奉孔子为“文圣尼父”。唐玄宗做得更出格，他专门遣尚书左丞相裴耀卿到国子庙册赠孔子为“文宣王”，给予孔子被南向朝拜的权威资格。唐玄宗还为儒学经典《孝经》作注：“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是道德、教化的“至要之义”，在价值观上确立国家的导向。宋真宗加谥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宋仁宗改封孔子后嗣为“衍圣公”。宋后的元武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清顺治皇帝虽改称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而不再称王，但到了咸丰皇帝，又将祭孔礼典升格为大祀，行三跪九叩之礼。

难怪豫才要说：孔子早就有了“文宣王”这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仲尼这位胸怀开阔、诲人不倦的智者却在徒子徒孙造神运动下，被塑造成不可侵犯的圣人，在历代皇帝前赴后继的授封之下躺着成为专制统治的帮凶。

儒家思想成为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单极，没有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桎梏民族思维，使学术自由从此成为后代士子的奢望，中华民族为此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

几千年来的皇权专制社会，代代传授的不外乎《四书》《五经》，中国人基因中的忠孝伦理思想都是被极端异化的儒家思想与专制统治结合的结果，从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德治”淹没了“法治”，臣子沦落到以自称奴才奴婢为荣，君臣子民关系沦落为主奴关系，最终把人变得不会思考了，变成了傻子。

个人言行必须符合礼仪，“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只有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时，社会才能达到“治”。儒家的政治原则是维护统治“质尔人民”使社会安定，而非个人的权益保护与生产力创新。

有学者认为，儒家对个性是深恶痛绝的，其修身是按照圣人的方式去求道，道只有一个，那么成功的修身就会产生出许多类似性格，而不是独特个性。合乎道，正是要摆脱个性。

儒家对“个性”最大的限制则在于统治阶级维护的等级制框架。儒家的最高道德原则是“忠君报国”，要求个人作出一切牺牲来达到它，尽管忠君和报国常常相互矛盾，置人于两难，君王有错，大夫有责任去谏甚至死谏，但为什么要为一个执迷不悟的君王而非死不可呢？

多少忠臣最后像狗一样被杀，没有任何法律可以保护他们不受皇帝个人好恶的迫害，抗议的途径就是自杀。那怕官至极品，也仍然处于君王的生杀之下，因为国家是一姓之天下，儒法等级制度要求，地位低的人对高的人绝对服从，忠孝是美德，那怕愚忠愚孝。

一个人的生命存续都被别人攥着，还谈什么个人权利与个性创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