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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得救，往往就在得到父母理解的那一刻。

01两份抑郁症报道

前不久，公众号“丁香医生”发表了一篇关于一位高中女生患上抑郁症的深度报道1。

1原文：<https://paper.wf/remove-pedigree/nu-hai-qing-sheng-qian-de-liao-tian-ji-lu-mu-qin-kan-wan-hou-chen-mo>

主人公的姓名在文中没有提及，为方便叙述，我们暂且叫她M。

M是个非常优秀的女孩，就读于全省排名第一的重点高中，距离梦寐以求的重点大学仅仅一步之遥。

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事了。

自从高中住校后，M从小处理不好人际关系的问题开始凸显出来，常常和同学发生争执，闹得宿舍鸡犬不宁。

M在电话中频频向妈妈求助，诉说自己被孤立、被欺负；

每一次妈妈都让她自己反省，因为“跟每个同学都搞不好关系，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

而每一次接到班主任电话投诉后的访校，都以妈妈对M的责骂和对班主任的道歉而终结。

此后M的状态变得越来越歇斯底里，M的父母被迫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

陪读之后，妈妈惊恐地发现，女儿像变了个人一样。

无心学习、谈起恋爱、嗜睡畏光、深夜哭泣、拒绝沟通，还常常无意识地抠自己的手指，抠得指尖遍布伤口……

直到有一天M哭着回到家，说自己在学校好可怜，站在教学楼上就想往下跳时，妈妈才慌了神，决定带她去看医生。

诊断结果为中度抑郁，轻度焦虑。

而此时M的妈妈最关心的是：

既然有药可吃，那么M什么时候病能好，什么时候可以恢复正常？

即使M苦苦央求休学，妈妈也不甘心就此中断学业，只是给她请了几天假就强行要求她继续上学。

抑郁症，药物副作用，加上繁重的课业，这个柔弱的女孩再也支撑不下去了。

一天下午，她把自己反锁在房间，吞下了所有的药片……

在医院洗胃时，M的妈妈听到别的病房传来的家属的嚎哭声，彻底崩溃了，也彻底清醒了。

此后，是长达两年的休学、治疗、陪伴、和反思，直到现在。

无独有偶，几乎在同一时间，公众号“全现在”报道了另一位14岁少女罹患重度抑郁的经过。2

2原文：<https://paper.wf/remove-pedigree/fen-guan-yu-14sui-nu-hai-zhong-du-yi-yu-de-shen-du-bao-dao-hai-zi-de-cheng-chang>

主人公彭可欣（化名）不像M那样成绩优异，只是个非常普通的中学生。

甚至，连她的患病经过也没有清晰的因果可循。

她记不清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发生变化的，没有突发事件，也没有明显征兆。

唯一相关的猜测，是初一那个暑假妈妈把她的手机没收了，只许晚饭后玩一个小时。

这一个小时根本不够她和同学联系，说不到三五句话时间就到了。

与朋友失去联系的不安笼罩着她，她开始怀疑自己被大家排挤。

她跟妈妈吼：“别的同学暑假都有手机，不信你去问！”

而妈妈的回答是：“期末考你排名降了13名，别的同学呢？”

这是诱因吗？只能说也许。

好像就是突然之间，这个小姑娘对身边的一切丧失了兴趣，整日整夜睡不醒，对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又特别容易暴躁，不受控制。

初二开学时换了新同桌，彭可欣开始接连几天上课打瞌睡，被老师叫起回答不出问题。

青春期的自尊、敏感、孤独……各种小情绪混杂在一起，压在她的心头。

她开始尝试自残，用刀尖划开皮肤，血流出来的时候“觉得舒服很多”。

女儿的情绪异常，妈妈注意到了，曾经试图开点中药给她“去去火”。

女儿手臂上的伤口，妈妈也注意到了，但觉得那是女儿“威胁我，跟我要手机”。

直到一天，可欣情绪完全崩溃，大喊大叫，用脚踢门，最后瘫坐在地上抽泣着央求妈妈带她去看医生。

她想被确诊为抑郁症，“想让妈妈重视我”，“也不用再害怕别人说我是装的”。

诊断结果为重度抑郁症伴有双相情感障碍，这个14岁女孩拿着诊断书泪如雨下。

之后是休学、反复尝试回校、多次住院，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妈妈面对女儿一次次自残和自杀冲动，拼尽全力学习“接住情绪”。

“无论怎样，能救一次未必能救下一次。”

但她们仍然在不懈地努力着。

两篇报道看得人非常揪心。

平心而论，两位妈妈都是好妈妈，她们都在努力接受孩子的病情，都对治疗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和耐心，并且后来都对自己作出了反思和改变。

M的妈妈最终放下了对学业的执念，可欣的妈妈也终于开始学会夸奖孩子，两个女孩的病情都开始出现一些好转的迹象。

可是，悲剧的发生总是让人忍不住要问一句“何以至此”？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积郁成疾”最要命的是这个“积”字。

两个女孩都曾经一次次地向父母发出过求助的信号，却都一次次被父母无情地忽略了。

于是，累积的情绪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压垮了她们，也压垮了两个家庭。

值得注意的是，在女儿被确诊的那一刻，两位妈妈的表现出奇一致：

不敢相信，不能理解。

M的妈妈感到无比困惑：

我们父母付出了这么多，把她培养进了这么好的学校，她为什么那么不让人省心？

可欣的妈妈百思不得其解：

我自己不也是这样长大的吗？

一声叹息。

两位妈妈谈曾经的“失望和困惑”

请记住这两个问题，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困扰父母的问题。

如果解不开它们，也就解不开孩子的情绪，更解不开亲子关系的死结。

02一切都变了

M的妈妈和彭可欣的妈妈，是两个非常典型的中国妈妈，她们身上带着上一代父母的深深烙印。

M从小在妈妈的否定、要求、拒绝和指挥下长大，耳边永远是“别人家孩子怎样怎样”，身上背负着父母沉重的期许。

学习如此出色的她，甚至从来没有被妈妈夸过一句“聪明”。

M小时候就不太合群，成长过程中时常被排挤和孤立。

而妈妈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是大声训斥她，甚至当众给她难堪。

M的妈妈提出的那个问题，可以说代表了一类父母的通病，那就是：

把孩子的成绩归结于父母的培养，而把孩子的问题推给孩子自己；

孩子好，都是父母的功劳，孩子不好，那都是孩子的错。

他们剥夺了孩子的自我价值感，同时又回避了父母的责任，不给孩子提供应有的援助。

他们的孩子迷茫自责，形如困兽。

彭可欣虽然和M生在不同的家庭，成长氛围却有着惊人的相似。

可欣的妈妈反复回忆也记不起女儿和自己发生过矛盾，因为女儿从小顺从乖巧，很少会拒绝她的要求。

和M的妈妈一样，她也从不夸奖女儿。

她想起在确诊抑郁症之前，女儿想要“抱一下，亲一下”，她本能地抗拒。

这种奇怪的“本能”，来自于对自己母亲（可欣的外婆）的记忆。

记忆里的母亲对她永远没有表扬，永远盯着自己没有做到的地方。

考了九十几分，母亲的第一反应是阴着脸问“你看看这几分是怎么扣的”。

曾经，她也在日记里写过“我恨妈妈”，一心想读大学是为了“我要快点长大，就能逃出去”。

工作后在广州买了房，骄傲地带父母去看楼盘，母亲却只说了一句“你看看你，要还房贷了”。

母亲的严厉管教令她变得“强大”，也在不知不觉中，令她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她怎么都想不通的那个问题，也正是如今的父母们普遍想不通的问题：

我们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

现在的孩子怎么就过不去了呢？

的确，我国抑郁症低龄化趋势已经触目惊心，中小学生自杀事件近年来层出不穷。

是现在的孩子集体基因突变，变脆弱了吗？

显然不是。

恰恰相反，只有孩子还是孩子，而他们周遭的一切都已经完全改变。

就连有意无意地秉承着上一代教育理念的我们，可能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也早就不是上一代父母了。

① 最焦虑的父母

以我为例，成长在包邮区一座经济繁荣的十八线小城市，我们的上一代大多经历过十年浩劫，错过了受教育的最佳时机。

在我读小学到高中的这段时间，班里同学的家长以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最为普遍，高中学历已属少见，本科学历没见过一个活的。

当我就读于省重点高中时，班里以农村上来的寄宿生为主，父母很多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

而我所在的班级，几乎所有人都考上了本科，一半人上了985、211。

这些同学绝大多数都在一二线城市定居，买了学区房，要让孩子上最好的学校。

我们和上一代父母一样吗？

学历不一样，学历引起的心态差别更是巨大。

在我读书的时候，父母可以接受孩子在学习上的任何状态，也可以接受任何出路。

别说考不上大学，考不上高中都没关系，能养活自己就好。

父母辅导不了孩子功课，也就放任自流，心态一个比一个坦然。

而当我们这一代人成为父母的时候，谁还能接受自己的孩子考不上大学吗？

如今在我的家乡，那座十八线小城市依然民风淳朴，小学可以零基础入学，而我的同学们所在的大城市呢？

上海的朋友告诉我，孩子所在的小学不仅要通过重重考试，还施行末位淘汰制，最差的学生会被劝退。

北京的朋友告诉我，孩子所在的班级家长最低学历是硕士，她一名校硕士在一群常青藤归国博士面前都不好意思打招呼。

而最可怕的是，每个班级永远都有最后一名，管你父母是硕是博，是龙是凤。

所以比起我们的父母，我们这一代人对教育有一种无法掩饰的焦虑，捂住嘴巴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

这焦虑藏在我们陪写作业的怒气中，藏在我们拿到试卷的失望中，藏在我们看待孩子时挑剔的眼神中，最终变成无形的压力，压在孩子稚嫩的肩膀上。

当我们抱怨孩子变脆弱的时候，有没有审视过自己，给孩子传递了怎样的情绪？

② 最单一的价值观

春节期间我和孩子大麦小米一起看一个视频讲座，里面的老师问学生：

我们怎样才能让妈妈开心呢？

下面一年级的小学生争先恐后地举手回答：

考一百分！考双百分！考全班第一！

大麦小米面面相觑，看看我说：

这还不简单？我们亲亲妈妈她不就高兴了吗？

说完就齐齐把我扑倒，亲得我满脸口水。

我挣扎着爬起来，故意逗她们：

你们能不能做点有意义的事，让我更开心？

她俩争着回答：

帮你做家务！给你做好吃的！给你按摩！陪你聊天！反正你都会开心！

我想起自己小时候也是这样，父母非常好哄，叠个被子刷个鞋，他们就眉开眼笑了。

那时候父母们凑到一起谈论孩子，总爱聊孩子成长中的趣闻，刚刚get到的家务技能，让父母倍感骄傲的优秀品质。

而现在我经常感受到，只要孩子上了学，父母的喜怒哀乐仿佛就自动和成绩挂钩了。

孩子考得好，父母扬眉吐气，孩子考不好，父母唉声叹气。

M的妈妈就曾多次提到，M考上全省排名第一的高中，对此有多骄傲，面对M的病情时就有多纠结。

她对M感到失望的一个原因，是“家里不愁吃喝，连袜子都不用洗，有什么好烦心的呢？”

可这个连袜子都不用洗的小孩，却令我感到无比心疼。

因为她无法通过洗袜子这件小事获得小小的成就感，也无法通过洗袜子这件小事，来让妈妈开心。

她唯一证明自己价值的方式，只有学习，考出让妈妈满意的成绩。

如今有很多父母以包揽了所有的家务、连牙膏都帮孩子挤好引以为傲，觉得自己尽职尽责，孩子只需要安心学习就好。

殊不知，他们剥夺了孩子作为家庭成员的价值感，令孩子沦为一台功能单一的学习机器。

学好了，是报答，学不好，是辜负。

孩子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自己存在的意义又在哪里？

③ 最孤独的孩子

我们小时候课业也相当繁重。

周末有补课，每天有晚自习，高中三年更是拼得骨瘦如柴，面如菜色。

但我仍然觉得自己要比现在的孩子幸福得多。

学习之外的时间尽管很少，但全部都可以自由支配。

写完作业就可以在家门口呼朋引伴，疯跑疯玩。

假期骑着自行车可以逛遍全世界。

闺蜜二三，聚到一起就有着说不完的八卦和秘密。

哪怕是高考前最紧张的阶段，我房间的电视每周末都可以想看多晚看多晚。

如今那个十八线小城市已经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城市化把每个人的空间都压缩得极小。

不再有孩子结伴走着上学，也不再有孩子骑车去把同学家逛遍。

孩子们的课余时间被各种兴趣班和网课填满，小伙伴渐渐变成手机里的短信、视频和联机玩游戏时的队友或者对手。

而手机和电脑，又常常是家长的眼中钉。

大城市的孩子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似乎永远都在路上奔波。

就连在小区下楼玩一会儿，也有可能被业主们自发组织的纠察队抓到，赶回家写作业，因为升学成绩会影响小区房价。

总有人说现在的孩子身在福中不知福，条件这么好还不知足。

可我常常觉得，物质丰富了，快乐却变得稀缺了。

现在的孩子不再有我们小时候吃一次巧克力的狂喜，也不再有我们小时候穿一次新衣服的望眼欲穿。

当最基本的物质需求被满足时，人自然而然地，会对精神产生更高的要求。

这就是为什么抑郁症在发达国家出现得更早、更普遍的原因。

而我们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着更激烈的竞争压力。

我们的孩子，手足朋友更少，竞争对手更多，学习压力更大，离大自然也更远。

这一代的孩子，心理空间最小，也最孤独。

④ 最疯狂的时代

我们这代人的成长中没有互联网，没有朋友圈，也没有家长群。

闭目塞听的父母们很容易满足。

即使有“别人家孩子”，那也是看得见摸得着，几分钟就能走得到的人家的孩子，能神奇到哪里去？

而互联网奔涌而来时，几乎在一夜之间，把全世界的孩子都拉到了一个赛道上。

某个老母亲一时兴起晒了个娃，就可能点燃了一群老母亲熊熊的斗志，哪怕她们实际距离八千里，哪怕这个晒娃只是自娱自乐，水分很大。

我们小时候，最多和同班、同年级学生比，而现在的孩子，动不动要和全国乃至全世界孩子比。

时代的疯狂令成年人都措手不及。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令我们寝食难安，“成年人的崩溃要不要藏起来”令我们纠结不已。

这样的我们，又怎么忍心去指责孩子，你为什么这么脆弱？

又怎么好意思抱着上一代人古董般的教育观念，继续打压、否定和控制孩子，然后问他们：

我就是这样长大的，你为什么不可以？

03防患于未然

因为气候寒冷日照少等多方面原因，德国是一个抑郁症多发国家，抑郁症甚至有“国民疾病”之称。

也正因为如此，德国对抑郁症的研究和治疗都更为成熟先进。

德国人对抑郁症的预防，是从婴儿时期开始的。

在托儿所和幼儿园每年对孩子的成长评估中，有一部分就是对社交行为和心理状态的评估。

如果孩子出现过于孤僻或者攻击性行为，老师会建议家长求助于心理治疗。

从孩子六岁以后的U10体检开始，每年儿科医生都要求家长填写一份表格，以便于对心理异常及时发现及时干预。

我觉得这份表格很有价值，对于大多数对心理疾病没有经验的普通家长来说，是非常实用的参考。

建议大家收藏，在孩子6到13岁期间每年拿出来自测一次。

您的孩子在最近六个月中有无出现以下情况（如正在服药，请排除药物影响）：

1

有偏头痛

2

曾因头痛必须就医

3

受到哮喘症状/慢性支气管炎的困扰

4

一旦有任何“小毛病”就要求去看医生

5

不时有神经性抽搐（比如频繁眯眼、眨眼、清嗓子）

6

通常情况下白天也拒绝和朋友/亲戚待在一起

7

晚上都睡在父母床上，尽管父母并不愿意

8

很难入睡（上床后清醒状态超过一小时）

9

晚上经常醒来且难以再次入睡（清醒状态超过一小时）

10

口吃、结巴

11

大舌头、口齿不清

12

在最近半年里至少有过两次尿床或尿裤子

13

在最近半年里至少有过一次大便在裤子里

14

大多数情况下胃口不好

15

极其挑食

16

对长胖有持续的恐惧

17

因为个人饮食问题至少减重7公斤且体重过轻

18

至少超重10公斤

19

因为体重超重而被讥笑

20

大多数时间表现叛逆、不听话

21

比同龄孩子表现得更叛逆、更不听话

22

曾经因为行为表现（不佳）被禁止上学、（和班级一起）郊游或乡村住宿。

23

时而逃学

24

对上学有强烈的恐惧

25

几乎每天都和兄弟姐妹发生争执

26

争执时还出现了严重的伤害、折磨或威胁

27

经常被其他孩子激怒、嘲笑、殴打

28

害怕其他孩子

29

和同龄人基本没有接触

30

经常和其他孩子打架

31

打架时曾出现严重伤害

32

频繁更换朋友

33

在学校很容易分心、注意力不集中

34

做作业时很容易分心、注意力不集中

35

在玩规则性游戏（棋牌游戏）时很容易分心、注意力不集中

36

在学校非常不安、好动、坐不住

37

做作业时非常不安、好动、坐不住

38

在玩规则性游戏（棋牌游戏）时非常不安、好动、坐不住

39

在道路交通中表现得非常轻率、冒失、不小心、爱冒险

40

在户外玩耍时表现得非常轻率、冒失、不小心、爱冒险

41

在学校或者在家完成作业时非常匆忙仓促、不加思考

42

每天都会暴怒

43

过分害怕，非常担心将来发生的事情（比如随堂测验，厌恶的考试），有时因为过分紧张而“生病”

44-48

我的孩子对此过度恐惧：

44

对蜘蛛、老鼠、狗

45

独自待在家中

46

对陌生人（比如被邀请时）

47

对闪电、雷鸣或黑暗

48

对牙医、打针、血或伤口

49

整洁到夸张的地步

50

经常洗手，哪怕手早就很干净了

51

在短时间内不停地检查某些特定的东西（比如门窗是否关好，书包是否收好）

52

撕咬指甲严重到经常出现流血的伤口或者甲床部分裸露

53

经常拒绝和不熟悉的大人说话，哪怕对方已经在问他一些问题的时候

54

每周至少有一次，每次至少有三小时以上感到悲伤或者沮丧

55

这种情绪往往和突发事件没有关系

56

曾经有过连续两周以上的悲伤或沮丧情绪

57

当他悲伤的时候，很难对其进行开导

58

曾经认真地说过一次，他想自杀

59

偶尔抽烟

60

时不时地喝酒

61

经常撒谎，已经给父母造成困扰

62

在家或在外已经偷过高价值物品（价值超过30欧元，折合人民币240元左右）

63

已经偷过五次以上低价值物品

65

曾经故意损毁不属于自己的物品

65

损毁的价值超过30欧元

66

有过离家出走

如果孩子出现表格中的某些行为表现，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患上了抑郁症或者某种心理疾病。

其中有些是婴儿期的行为滞后，有些是青春期的行为超前，不排除随着年龄增长自然消失的可能性。

但我们可以把这66条看作孩子的66种求助信号，当信号出现时，我们的第一反应不该是对孩子进行训斥或责骂。

而是要意识到，孩子正在承受着某种精神压力，他们需要我们更多的关怀和帮助，以及更多的心理空间。

比如啃手和尿床，是很多孩子都经历过的问题，只要大人不过度反应，适当帮助孩子转移注意力，问题自然就会解决。

但也有听说过因为大人的打骂和强制性措施，导致孩子啃手啃到见骨、尿床尿到成年的极端现象。

M和彭可欣的患病经历如果回过头再去看，有很多的细节都可以修补，如果不是积重难返，也许悲剧可以避免，实在令人惋惜。

她们的妈妈都习惯于用发泄愤怒的方式，来面对孩子成长中出现的问题，寄希望于孩子自动觉悟、自动改正。

她们不明白，孩子并没有这个能力。

愤怒只会令孩子产生更大的精神压力，令问题更加严重化和复杂化。

理解他们的无助，才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孩子们得救，往往就在得到父母理解的那一刻。

原评论：

评论1:华夏伟大复兴中恩生于害，害生于恩。

以我的观察，其实抑郁症跟父母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孤儿就不会有这种问题。

孩子会因为缺乏关注本能地产生各种问题来引起父母的注意，反过来父母的关心过多可能会诱发孩子进一步产生这些症状。这种补偿机制其实会进一步恶化问题，最好的办法其实是放下成年人的尊严去认错，平等跟孩子沟通。

不过就现在这个时代，无论家长还是孩子都宁愿找点别的干而冷处理了吧，毕竟网上抱怨父母的比比皆是。

评论2：作为青少年心理辅导从业者（朱广文），我认为这篇文章大部分论点是中肯的。

评论3：那是以前网络不发达，大家关注不了。

评论4：是否有数据显示中国孩子的抑郁症比例特别高，快乐教育国家孩子的抑郁症比例特别低？

评论5：其实两方面都有问题， 一方面如果人真的有病理上的抑郁问题，应该得到重视关爱，最主要的是要积极治疗和干预。 另一方面，很多人的所谓“抑郁”真的只是蹭抑郁的热度，用来当个借口逃避正常生活甚至骗取特权。 每一个假装抑郁的人事实上都在残害真正抑郁的人，如果说对抑郁不重视的人有错的话，假装抑郁就是有罪。

评论6：我相信从病理的角度来看，抑郁症从来都存在，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新病种。现在的问题是，人们吃得太饱，有条件发病了。

原按： >童妈导读 > >文中的妈妈，虽然有点不懂“鼓励教育”，但和中国千千万万父母一样，也没有做得太过的地方； > >然而，这个女孩的“病”，发起来又是那么惊心动魄；并且，在医院的精神科，这样的孩子，多到见怪不怪 ... > >对于一个少年来说，14岁，是独立人格形成的阶段。她或他本该在与同学的社交关系、在学业的竞争中，完成儿童向成人的过渡。然而，一个面对严重抑郁症的女孩，在疾病本身的困境之中，失去外界的助力，只能一步步退回家庭。

“我们已经是不同的世界了”

彭可欣的家，是一座复式小跃层。一道推拉门，在二楼的主卧和次卧的过道里，隔出一个小房间。这是一个只有四平米的房间，摆放着一张上下铺，一块钉在墙壁上的桌板，上层储物，下层就是彭可欣睡觉、休闲、学习的地方。

桌板前，泛黄的墙上挂着一串小灯，灯光把房间照得暖暖的。灯线上缠着十几张照片，是她与朋友、妈妈、弟弟，还有外公外婆的自拍，照片上的人都笑得挺开心。

周末，彭可欣在小区散步，天气很好，她让妈妈帮忙拍一张。图源：受访者提供

中午12点半，彭可欣才醒来。她不想动，瞪着床顶发呆，起来后做什么呢。她拿起手机，翻了翻同学动态，昨晚一个同学发了张合影，她点开，放大，仔细看每个人的表情。此外，大家的动态没有更新。对了，现在正是上课的时间。

贴在墙上“按时服药“的医嘱，和桌上的抑郁症药盒仿佛在提醒她，“我们已经是不同的世界了。”

彭可欣说，她也不清楚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没有征兆，也没有具体原因，忽然就被一种阴郁的情绪控制了，对身边的一切丧失了兴趣，整日整夜的睡不醒，脑子始终乱乱的。日常琐事，也忽然变得很重，压在心里。

也许是因为手机？那个暑假，妈妈把她的手机没收了，只允许晚饭后玩一小时，跟好朋友在QQ上问一句：“在干嘛？”，说不到三五句，时间就到了……

拿不到手机，与朋友失去联系的不安就笼罩着她。看到几个同学在抖音上一起去逛街，就嘀咕“她们为什么没喊我？是不是不喜欢我了？”她跟妈妈吼：“别的同学暑假都有手机，不信你去问！”妈妈一边夹菜一边回答，“期末考你排名降了 13 名，别的同学呢？”

情绪瞬间低落了，不想再说什么……

有时，又因为一件很平常的小事暴躁起来，不受控制。一次，妈妈没接手机，她便抢过外婆的手机，不停地发微信，拨电话，直到接通，对着妈妈大喊，“你干嘛去了？！”周末的出游计划，从卡丁车变成逛公园，她也会怒不可遏：“为什么要这样？”而怒气消散后，一种强烈的自责和羞愧感又会涌入内心。

情绪在两种极端里起起伏伏，她在日记中不断地写下：“我好难受……”，“我好疼……”

彭可欣在学校看见过同学的手臂上有刀割的疤痕，抖音上一些中学生的 vlog 里，也有同样的伤痕，底下的评论频繁出现三个字母，“yyz”——这是他们之间的暗语，抑郁症的缩写。

一开始，她很不屑，觉得他们都是装出来的，“被刀划一下那么疼，我肯定不会这么做。”她甚至有些讨厌这种行为，“就是跟风，想引起关注。”她也试着用指甲划一下，皮肤隆起粉色的痕迹，“很疼！”她吸了一口气，不想再试，更不相信他们所说的”什么温暖的感觉“。

直到有一次，她把刀尖压进了皮肤，划出血迹，伤口很浅，就像被猫爪龇过，“好像真的不痛。”她心里接纳并习得了这种方式，而且意外的，“觉得舒服很多。”

在别人看来，彭可欣是一个快乐、顺从的女孩。赵琳说起女儿小时候，也爱用“开朗”、“漂亮”这些词。可欣鼻梁高挺，眉毛和头发都黑黑的，嘴角上翘，总像含着微笑。

从前也有不开心的事，但一会儿就过去了。记得小学暑假，妈妈跟她达成协议，完成作业，就去迪士尼，她在网上找答案，快速抄完，结果被发现，挨了一顿训，“你这么小就走歪门邪道，以后得了？”妈妈的话听起来很伤人，她听了觉得心脏那儿像有个拳头在锤，又闷又痛。

惩罚是手抄练习册两遍，连题目带答案，她花了两周完成，还是如愿去了迪士尼。事情就这样过去了，“那个时候觉得没什么。”

但是这一回，阴郁的情绪再也过不去。

2019年9 月，初二开学， 同桌换了，变成了一张不那么熟的面孔……一连几天，白天上课都忍不住打瞌睡，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答不出来站着一脸难堪……“一切都变了。” 青春期的小敏感、被抛弃感、孤独感……各种情绪混杂在一起，包围了她。

“你女儿是抑郁症，重度。”

精神科门诊前长长的走廊上，等候的人很多，没有成人和儿童的区别，患者、家属都在一起。有人呆呆地注视着叫号屏幕，有人低头玩着手机。大多数人看起来都比彭可欣年长许多。她不想让人注意到自己，坐墙角静静地等着。

一位女医生接待了她们，赵琳选择她，因为她简介上写着擅长青少年心理障碍。彭可欣进去坐下，挽起袖子把手臂的疤痕露出来，医生望了一眼，很冷静，“她一点都不出奇。”简单问了两句，就安排她去另一个房间做测试量表。

几百题的测试量表，铺在她的面前，她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很多等待的患者或者家属也挤在她身后，有的人甚至直接站在她后面盯着看。

医生喊赵琳进办公室谈话，彭可欣就等在门外，她有点紧张，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应该不会太严重吧？她想，毕竟有一些题，她特意选择了那些看起来更乐观的选项。

“你女儿是抑郁症，重度。”板着脸的女医生，对着赵琳逐个念出彭可欣的症状，“睡眠障碍，少话少答，语量少，语音低、语速慢，思维迟缓，能力减退”、“有冲动、易激惹感。有自伤行为”……

赵琳一愣，她心里有所准备，但绝没想到这么严重。

之前，可欣频繁情绪暴躁，她感觉到不对劲，曾尝试给女儿开点中药，“去去火，调理调理”。手臂上的伤口，她也注意到了，但觉得那是女儿“威胁我，跟我要手机。”

“ 重度抑郁症伴有双相情感障碍。”最终，医生递给她的诊断上面写着这13个字。（注：双相情感障碍，指既有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一类疾病）

青少年抑郁症，已经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医学科主任潘集阳说，从他的临床经验来看，有精神障碍的儿童青少年患者越来越多。如今，在科室里，40个住院病人中就有 10 个 18 岁以下的，大部分为抑郁症。

三年前发布的《中国青少年发展报告》就显示，中国17岁以下青少年中，约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和行为的困扰，抑郁症发病率呈现低龄化趋势。《中华流行病学杂志》调查数据也显示，9-18岁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检出率为14.81%左右。

看到诊断结果的那一刻，彭可欣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恐惧，代替了妈妈答应带她来医院那一刻的放松。

上医院，其实是可欣的要求。前几天放学，情绪忽然涌来，她从学校跑回家，外婆外公和她打招呼，她不想理，头也不回地冲到自己的房间里，拿枕头砸墙壁，用脚踢门，哭着大喊，“我真的受不了了，受不了了……”外婆赶紧打电话把妈妈叫回来。妈妈进屋时，她已经没了力气，瘫坐在地上抽泣着说，“妈妈，我真的不行了，带我去看医生吧。”

她说，她想被确诊为抑郁症，“想让妈妈重视我”，“也不用再害怕别人说我是装的”。可是，当诊断书拿到手上的时候，她的眼泪开始不停地流。这个14岁的女孩，不知道这个结果意味着什么。

确诊之后，彭可欣的生活一点一点地发生变化。

妈妈给她的房间装上了门（原本是没有的）。那天，她做完心理咨询回到家，看到过道里多了一张推拉门，她立马钻进去，将房门轻轻合上，躺在里头自拍、玩手机，“真正拥有了自己的房间，有门，有安全感。”

手机，也不再是一件被管制品，玩到凌晨都没人管。零用钱和出门也不受限制，只要提出，基本都可以实现。外婆外公知道她得了抑郁症，坐在一起时，经常互相使着眼色，给她递水果、夹菜。往常可是弟弟优先。

家里的气氛，变得平和而又小心翼翼。但彭可欣总担心，这些美好都是假象，和手上的伤疤一样，过段时间就变色了。

“可是，自己不也是这样长大的吗？”

当医生告诉赵琳，彭可欣是“重度抑郁症”的时候，她的大脑一片空白，“怎么会得抑郁症？还能好吗？”得到的答案模棱两可。

没人能说清楚抑郁症的根源，为此，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已经讨论了几个世纪，一方认为成长的家庭环境，童年创伤以及社会压力导致了抑郁症的发生；而另一方则认为基因和脑部化学反应才是罪魁祸首。

青少年的抑郁症更为复杂。在北京回龙观医院的精神科医生李净看来，青少年有抑郁倾向与确诊抑郁症是两码事，最难的，是两者之间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分界线。

青少年进入青春期，性格本就敏感，多变。李净甚至认为，如果仅仅根据抑郁症症状上的指标来推断抑郁症，那么来医院的小孩 99% 都能被确诊。而当前国内精神科医院少有专门的儿童精神科分科，通常与成人混在一起，这更增加了诊断的难度。

更重要的是，一旦确诊，还有可能成为一种心理标签。

刚上初中时，赵琳带女儿在旅行。图源：受访者提供

走出诊室那几步，对赵琳来说，比翻过一座山还难。站定在门后，她深吸了一口气，看到女儿独自坐在候诊长椅上的身影，她决定诚实地面对，“不能逃避这个事情。”

那天下午，她请了假，也没送女儿回校上课，带着她去市中心吃了顿日本料理，之后去逛街。女儿从试衣间出来，提着裙摆在她面前转了几圈。她一阵恍惚，医生宣布的结果怎么也无法和眼前13岁的女儿重合。

“医生说孩子压力很大，但我没给过压力啊。”赵琳反复回忆，她不记得女儿和自己发生过矛盾。她的要求女儿很少会拒绝，直到初中，女儿还是喜欢黏着她一起睡，周末时，她会带着两个孩子去公园、逛街，每个暑假都会安排家庭出游。

平日，成绩是抓得比较紧，她每天都会盯着女儿和儿子一起完成作业。成绩有下降，她也会批评。有一次，女儿的年级名次下降了快50名，她是说过：这样的成绩长大只能去捡垃圾。可这不也是作为母亲督促的责任吗？如果把母亲的职责分成陪伴和督促，她觉得自己全做到了。

要说有什么亏欠女儿的，那就是给不了缺失的父爱和弟弟出生后对她不可避免的忽略。2014年，因为债务问题，赵琳和前夫离婚，但她跟孩子们只说爸爸有事出门了，主卧房间里，甚至还挂着她和前夫的结婚照。

赵琳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HR，是十几年的老员工，疫情之下行政部门在裁人，但她因为业务能力出众，留了下来。现在一个人要干原来三个人的活。

这个独自抚养一双儿女的母亲，陷入了自责与纠结，“是不是我的教育方法不当？”、“因为我太忙没有做好母亲这个角色吗？”或者，“是我太强势，没有给女儿选择的空间？”

她想起确诊抑郁症之前，女儿提出“抱一下，亲一下”，她本能地抗拒。从孩子读初中后，她们确实很少有亲密的接触了。可是，自己不也是这样长大的吗？记忆里的妈妈，永远没有表扬，总盯着自己没做到的地方。考了九十几分，把卷子拿回家，“你看看这几分是怎么扣的？”妈妈阴着脸。

印象最深的是一件新买的白毛衣，妈妈始终不让她穿出门，因为觉得她一定会弄脏。她也在日记里写过，“我恨妈妈。”但她始终是个乖小孩，学习好，成绩好。初中时，有同学上职高脱离了家庭，她给自己的规划则是读大学、去省会广州，“我要快点长大，就能逃出去。”

21 岁到广州后，租房、换工作，她一样都不与家里商量。工作两年后，在广州买了房，骄傲地带着父母去楼盘，母亲站在毛胚房里对她说的话却是，“你看看你，要还房贷了。”

母亲看不到自己的成绩，爸爸不善于表达。“可是我不也过来了？”赵琳在母亲严厉的爱之下，成为一个“强大”的人。她曾发誓不成为母亲那样的母亲，但不知不觉中，她觉得自己好像成了她不想成为的样子。

“住院了，同学会怎么想？”

服药一开始并没有给彭可欣带来疗效，一到晚上，她就有用刀划自己的欲望。

一天夜里，她用美团外卖要了一把美工刀，躲在房间里偷偷划，妈妈直接推门进来，抢过去收起来。第二天，她听到妈妈投诉美团，“你们怎么能卖给小孩子刀呢？”

复诊时，医生建议马上住院，“这样可能威胁到人身安全。”

彭可欣不愿意，“住院了，同学会怎么想？”而且医院在市中心，离家30 公里，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

和妈妈争执起来，她用指甲把已经结痂的伤疤揭开，这个吓人的举动却更坚定了赵琳让她住院的想法。为了让彭可欣接受住院，赵琳买了最新款的 iPhone 11 给她，答应她每个月有 1300 元的零花钱。

彭可欣第一次住院时，隔壁床是个六十岁的老人，一到晚上十二点，老人就在睡梦中坐起来，口中还念念有词。新来的病人都被吓醒了。

在医院的日子，主要就是输液、翻手机、然后睡觉。白天，护工表姐陪着她，两人有时一起到附近的美食街逛逛。在表姐的印象里，彭可欣一直都是乖小孩，舅妈请她帮忙时，她以为就是个简单的病。到了医院，发现表妹只有在注射药物后，才像个正常小孩一样说说笑笑，一到晚上，药效过去，就吵着要拿刀，发疯似的想往外冲，旁人说什么都听不进去。

妈妈每天下班后，去医院陪她，晚上一起挤在病床上。十点病房就熄灯了，她拿着手机，和外面的朋友维持着一点链接。聊到凌晨一点，才道一声“晚安”。

知道她住院的同学并不多，只有同桌和最好的朋友高梓伊，她们说好周末来看她。可欣提前三天就想好，那天去吃什么，穿什么衣服。连续几日聊天，都说同一句话，“周六不见不散。”

探视那天，她提早结束输液，换上从家里带来的干净衣物，三个人去市中心的餐厅，手挽着手走。可欣拍了许多照片，晚上回医院后，在照片上加上可爱的表情，发到抖音。她想让朋友们看到，她没走远。

彭可欣不喜欢医院，到处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墙上贴着瓷砖，冰凉凉的，病友们比自己大。但是，在医院时，她会清醒很多，药物流进身体里，让她整个人都感到放松些。后来，她依恋这种感觉，并且会吵闹着想去医院。

抗躁郁的药物中，有一种是氯硝西泮。住院时，直接输液进入身体，效果远大于口服。输液输到一半，彭可欣的情绪就会平复。

是否要给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用药，在医学上也饱受争议，大多数用于治疗抑郁症的药物，说明书上都印有“可能增加儿童自杀意念风险”的警告说明，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并监测用药情况，而儿童也更有可能出现依赖药物的行为。开药时，医生会根据专业知识来衡量计量和划定年龄段，但在医学文献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

两周左右，医院抽血做一些检查，生理指征有所好转就可以出院。留给赵琳的医嘱，无非是“按时服药”、“注意观察”。医生也会和家长添加微信，但不会有回访。一次，彭可欣说要跳楼的时候，赵琳发微信求助，得到的回复是：先拉住，然后到医院来看看。

“她们都月考了，

我却成了掉队的小鸟。”

从家出门过条马路，再拐个弯，就是彭可欣的学校。上世纪80年代风格的五层楼，与广州其他种满绿植的校园不同，操场上的草皮有些剥脱，显得空旷而陈旧。这是一所公办学校，学生大多和彭可欣一样，从附属小学升上来。课程并不紧张，一天七节课，很少补课。对于去哪所高中，老师不会施加太大压力，按部就班的，就可以去区域的公立高中。

在得病以前，彭可欣很喜欢呆在学校。她和同桌是好朋友，对方说话很幽默，上课也变成了一件有趣的事情。班上最受欢迎的女孩高梓伊和她关系最好，一下课，俩人就粘在一起，“我觉得我们都像爱情了，那时候都喊老公老婆的，”她翻出抖音里两个牵手的照片，“别人都超级羡慕我们，谁都插不进来！”

但是，从确诊到2019年结束时，彭可欣反复住了三次院。出院的时候，虽然生理指征有所好转，却不意味着抑郁症的痊愈。

回到学校，就必须遵守学校的作息纪律，每天7点到校早读，5点放学。彭可欣做不到。睡眠障碍，导致她无法按时起床，即便勉强到了学校，也是上课犯瞌睡。

第一次出院后，彭可欣回学校，第一天放学回家就躲在房间里哭，次日一早就无法起来再去。第二次出院也是一样。赵琳试探着问班主任马老师，学校发生了什么，老师说，昨天一切都挺正常的。

彭可欣却发现，回到学校这一个星期，已经又讲完了一个章节，她没学过，跟不上。

她对自己讲，“我有好多天没写作业没好好上学了，我不忍心自己堕落成这样，她们都月考了，而我却成了掉队的小鸟。”

每次到学校，经常要去办公室谈话，彭可欣觉得人们一定都在背后猜她。不自觉的，她会把手臂向内转，不让人看到上面的伤疤。

她不想让同学知道她得了病，但又在想，是不是也会因为我生病了大家都来关心我。

随着病程发展，即便是最好的朋友，也没有办法承受她的情绪，当她又一次把刚割完还没擦的手臂图发给高梓伊看时，对方回，“好可怕，我很怕，不要再给我发了。”

班主任马老师和赵琳协商，这样的情况，即便之后回到学校，也很难跟上进度。商量的结果是先办理休学，之后如果恢复，再把休学记录撤掉。

马老师，从教 29 年，带完这一届就要退休。之前碰到过青春期叛逆期的孩子，学校也有一套严格的执行流程：班主任发现、及时上报、心理老师介入、定期谈话、班主任每周呈交观察报告……直到学生恢复正常的校园生活。但严重的抑郁症，是第一个。她没有经验可以用。

她给各科老师发消息要注意保护，每节课下课，她都要去看看彭可欣的状态，及时反馈给家长和学校教务处。碰到彭可欣迟到，来一两天又走，她不知道该如何做，这不符合学校的教学规则，但又做不到特殊照顾她，“这样，你让别的学生怎么想，他们学起来怎么办？”

彭可欣确诊抑郁症后，班里的另一个女孩表现出了意志消沉的状态，马老师赶快找她谈话。提到彭可欣，她感到惋惜又无措，家长只要保护一个小孩，但老师需要确保每个学生的健康。

彭可欣一直尝试回到学校，她和朋友们渐渐没了交集，她很想找回来。2020年5月，新冠疫情稍息，她又回到学校。买校服、准备课本、定早起的闹钟，兴奋地挨个儿通知了好朋友。

可是，一见面，高梓伊和她开了一个玩笑，“你怎么这么胖了？我不要和你玩了。”可欣赶紧把上衣下摆往下拉，遮住臀部，她不想让别人注意她因药物作用胖了近 20 斤的身体。

年末再回学校参加运动会时，朋友们形成了各自的小圈子，说话有了陌生感。她不愿意再去了，出门绕着学校走，生怕碰上同学。

彭可欣觉得，自己就像一条被塞进了漂流瓶里的鱼，看着朋友们的说笑，什么也听不到，而塞在瓶子里的自己，只能不断开合着嘴巴，随着海浪一点点飘远……

“她也有享受痛苦的权利，

我只需要在后面保护好她。”

距离女儿确诊为重度抑郁症，已经过去了 8 个月，日历上记录下了女儿的病情：2020 年 2 月，一共有 11 个空心三角形；3月，14 个空心的，7 个实心的。

空心代表自伤，实心代表意欲跳楼行为。

此间，赵琳不断寻找治愈的方法，网络里没什么有用的信息，每个网页上都在强调家庭关系，她接受，但是，没有解决方案。

现在，重新休学在家的彭可欣，生活又回到了那个四平米的小房间。她有时会想找个男朋友来陪陪她，在抖音里找到同城的中学生，打了招呼，就不知道接下来该聊什么。

前几天，她与一个中性风的女孩子建立了联系，互相介绍完姓名后，没了下文，“感觉她身边的朋友很多，”她把对方的资料翻了个遍，有些失落，“我就不必要介入了吧。”

再一次，在她的小世界，又只剩下自己一个人。

幸运的是，母亲赵琳找到了一个可能。郁金香家长互助群，是全国最大的民间抗郁联盟公益组织，2015 年成立，在126 个城市有分会。在这里，赵琳发现了同伴——每个家庭的经历都多少有她与女儿的影子。

面对青少年抑郁症，郁金香鼓励并引导家长从自身的改变开始。读书会指导每一位家长先看见自己，再看见别人。

机构里的老师们告诉家长，要尊重孩子的情绪，不要一上来就给孩子下判断，要做到不建议、不理会（不担心）、不要求。因为家长们的焦虑会消耗孩子的能量。此外，互助群里还有一些正念、观呼吸等让家长们也保持情绪平静的课程。

学习了一个多月后， 赵琳慢慢变得会夸奖女儿了。可欣买了一大堆化妆品，在眼皮上抹上橙色，画出一条长长的眼线，涂了口红，在她面前晃悠，她就搂住女儿，夸她真好看。

半夜，女儿突然要求去医院吊针，她一口答应，但按照老师的办法，先稳住自己，慢慢整理出门的物品，拖延时间。果然，二十分钟后，女儿说太晚，要去睡觉了。

家里的刀不再藏起来了，看到女儿用刀划手，她不去抢，就坐在那儿，手指死抠着裤子边沿，也不让自己露出慌乱的神情。

等到结束，女儿放松了，她再去处理伤口，“我能做的只有这些，她也有享受痛苦的权利，我只需要在后面保护好她。”第二天，女儿也许还会告诉她自伤的原因。

“她懂怎么处理的。”赵琳清楚女儿不会乱来。近几个月以来，可欣已不再那么频繁地失控。

作为母亲，女儿的想法在掌握中，女儿的行为是在像外界呼救，但是，“无论怎样，能救一次未必能救下一次。”晚上，她们挤在小房间里看电影，她想，我们会慢慢变好的。

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数据显示，所有精神卫生疾患中，抑郁症是青少年疾病和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国内，9～18 岁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检出率为 14.81% 左右，但「青少年抑郁症」依然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与讨论。

和成人抑郁症患者不同，孩子们与社会连接微弱，难以有效求助，甚至无法意识到自己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的痛苦隐没在学校和家庭的方寸之地，无声地蔓延。

01

对初一学生孟秀来说，等待考试排名，就像等待一场判决。

上学期，孟秀的成绩是全班第一名。一直以来，他就是班里学习最好的孩子，也是最听话的孩子，老师喜欢他，爸爸妈妈也视他为骄傲。至于「学习压力」，那原本就平等地落在每个学生头上，不管怎样，他是第一名。

孟秀说不清自己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他痛苦，这痛苦几乎侵入了他的每一寸。可他无论如何尝试倾诉，都只换来劝慰和鼓励。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压力，早已经越过了能够承受的极限，在学校里的每一天都是折磨。

孟秀就读于全市最好的初中，这所学校奉行应试教育：学生们每一天、一周、一个月都需要考试。而每逢考试，他就紧张得心跳加速、头晕，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自己写的答案全错。

说出那句「不想上学」，是孟秀最艰难的决定。那天是父亲的生日，也是妇女节，母亲买了蛋糕，炒了两个菜，想给儿子一个温馨的夜晚。孟秀放松下来，准备和父母讲讲心里话。他告诉父母，他很怕考试，这让他难受到无法上学了。他记得父母坐在自己的对面，他们哄着自己说：「你是学生，你的任务就是学习」。

那晚，自己的班主任也被父母请了过来，在老师的威严面前，除了点头，孟秀做不出其他动作。在他的理解里，班主任一条一条地列出上学的必要性，背后隐藏着一个不可更改的答案：孟秀必须上学。

「他们觉得一切似乎只是学习的问题，他们只在乎学习。」孟秀说。他觉得，家长和老师，其实根本没明白他的感受。

他们都觉得他是学习压力大，或者稍稍理解，他的压力比其他人都大，他们不懂，其实他根本就是在深渊里。

孟秀妈妈记得，初一开学不久，儿子几次在家里大哭，说心里烦得很。可每次发泄完压力，他又会默默地拿起书本，成绩从未下滑过。这让妈妈觉得很心疼，想方设法带他下馆子，看电影，唱 KTV，「怎么也要帮他减轻点压力。」

可对孟秀来说，很多压力就是来自妈妈。

他随口说出一段回忆，小升初考试结束后，妈妈带着他逛商场，想让他放松。可不知怎么，妈妈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别的家长已经晒出来孩子录取的喜报。他还没有，妈妈以为他没考中，在商场里面突然发火，当着人踢他：别人都考上了，为什么你没考上？你是不是都在假努力？

其实，他考了一个很优异的成绩，两千人中，他也在前几名。第二天早上，孟秀走出房门，在沙发上静静地坐着。父母远远看着他，不敢吭声，似乎在等待他的决定。

一瞬间，这个 14 岁的男孩大哭着跑回房间，又从房间里走出来，告诉父母：「我上学去」。之后，他穿着拖鞋冲出家里，爬上六楼楼道的窗台上，想要往下跳。

妈妈死死抓住儿子，语无伦次地喊他，妈妈同意你休学了，你先休学吧。

孟秀的爸爸，冷眼站在一边，说出口的是嘲讽：他是故意的，就让他跳。

一直到后来，爸爸都没能理解，学生苦，哪个学生不苦，怎么偏偏自己的儿子遇到困难就往回缩。

两段生活， 一段是白昼，一段是黑夜，一段充满希望，一段无边绝望。这其中是每一个抑郁症家长无法接受、耿耿于怀的落差。而切开两段生活的那个瞬间，听起来无比残酷，却总是那样平常地到来。

「他人即地狱」，这句话道出抑郁症患者最大的生存困境：误解和偏见。也正如伯顿所说：「所有这些疯狂皆源于我们自己，但最能使我们遭受重创的还是他人」，抑郁症患者的康复依赖于周围世界的温度。当抑郁症降落未成年人身上，一个孩子和他的父母都将面临少有人知的处境。

在我们接触的多个抑郁症患儿的家庭中，父母大都后悔不迭：为什么当初完全没有捕捉到孩子的求助信号？他们尝试描述一些模糊的「征兆」，却和「学业压力」、「青春叛逆」这些平常词汇搅杂在一起，无从分辨，无法拾起。

郭彤妈妈反复回忆的「那一天」，开始于一个从学校打到妈妈手机上的电话，老师说，郭彤在学校身体不舒服，让她来赶紧接女儿。老师边说着，女儿就自己拿过电话，亲口说：我心里真的很难受、很难受、很难受。

听到这句话时，郭彤妈妈正在开车，她把车停在了路边。从脚尖到手指，她突然不能动了。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兜头笼罩过来。

这个电话打过来的前两周，郭彤几次在家里哭闹，要求父母送自己去看心理咨询。

他们去了本市一所精神咨询诊所。走廊里，郭彤妈妈呆呆地坐着，听见一墙之隔的屋子里女儿大哭的声音，仿佛女儿在说，她想自杀。

中途，咨询师开门出去，女儿还在里边哭。咨询师告诉郭彤的父母，孩子情况危险，建议送到精神专科医院就诊。

那天晚上，郭彤被医院确诊为「重度抑郁」，医生建议她住院六周。当时，郭彤的父母已经震惊得没了感觉，他们不了解什么是「重度抑郁」，但他们坚决无法接受孩子近两个月不上课——「天就塌了」。在他们对抑郁症模糊的了解里，封闭，远离人群，病只会越来越重，何况还有最重要的前途……最后，他们给孩子拿了一盒抗抑郁的药——「舍曲林」，哄着她休息两周，随后返校。

他们以为，或者说，他们祈祷着，在药物和同学陪伴的帮助下，女儿会好起来。

却终于，才刚刚返校，女儿在电话里告诉她，真的坚持不了了。

郭彤见到女儿的那一刻，看着女儿那样绝望的样子，她就明白了，女儿说的是真的。

郭彤回了家。

陪伴女儿的日子里，郭彤妈妈一直在想为什么走到这一天。不是没有线索，每一个画面却在事后才清晰起来：女儿一直抗拒上学。上初二以后，女儿曾在穿过马路时，说出自己不想上学的愿望。望着马路对面的校门口，郭彤妈妈一口回绝。女儿眼圈变红了，却不再回嘴。

随后，哪怕本该休闲放松的事情，女儿也似乎失去了积极性。比如，女儿原来十分期待每个周末的羽毛球课。可后来有几次，临上课前，她帮郭彤梳起辫子时，女儿的表情就会无端变得失落，央求自己取消羽毛球课。郭彤妈妈气恼，摸不着头脑，但也顺着女儿。她劝自己说，这个年龄的女儿青春叛逆，心里藏事，父母应当尊重，给空间，不多问。

郭彤的诊断结果显示，拖延至重度抑郁，那种痛苦早已越过这个孩子的身心极限。她就这样沉默着坚持了很久，她发出的每一个信号，爸爸妈妈都没接收到。

想到这一点，郭彤的妈妈总会心如刀绞。

瑞莎第一次诊断出抑郁症，是同学陪着她去的医院。去之前，瑞莎曾经恳求父母给自己联系心理咨询师，她已经痛苦了很久很久，恐惧，不知来由。收到的回应是：小小年纪看什么咨询师？

那天，瑞莎拿到了那一纸诊断：她得了抑郁症。

这个事实，是同学的家长打电话告诉了瑞莎父母——瑞莎那时已经不信任父母，也不愿意自己和他们说。

在迪卡确诊「重度抑郁、轻度焦虑」一周后，迪卡妈妈也一直在纠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使得女儿患上了抑郁症？女儿该怎么办？要不要继续上学？直到另一位学生家长给自己打来电话，对方在自己孩子的微信聊天记录里看到，迪卡频繁在学校里哭，一直哭。

迪卡妈妈说，那一刻像是「当头棒喝」，她那时才意识到女儿比自己想象的还要痛苦。

当天晚上，她问迪卡：你想要休学吗？迪卡马上回答：是的。如释重负。

02

瑞莎以为离开学校自己会逐渐好转，却渐渐发现，其实只是陷入了另一种困境——稍稍松弛的痛苦，和更加深刻的迷茫：「不知道该去向何方」。

之前，瑞莎习惯在情绪失控时用小刀割伤上臂、小腿，此后放下衣袖，仿佛这样就变回了正常人。住进了精神专科病房，刀具是不被允许的，正规治疗也缓和了瑞莎的部分情绪，但身体上的伤痕渐渐褪去，心里的伤却越来越深。她发现，最无法面对的，是她自己是个病人这件事实本身。

有一次，电休克治疗之前，瑞莎逃了，不是怕疼，她无法接受这种叫做「精神治疗」的手段：我难道是精神病人吗？

尤其是，精神渐渐稳定下来，她不得不意识到，抑郁症，已经慢慢把她抛弃了同龄人的轨道。别人在向前走，她在原地看着他们。

曾经，朋友在微信上发消息，想要到医院看望瑞莎，瑞莎回复，那你帮我带把刀来。那位朋友最终没有前来看望。

住院半个月，瑞莎刚完成镇定药剂的注射，有些站不稳，被护工搀扶着走回病房。正巧有个朋友来看瑞莎，就在走廊上撞见她那一刻的模样。瑞莎说，她一下子就烦躁起来，刚注射的药剂也压不住。

后来瑞莎知道，这个词是「病耻感」，是她生病的一部分，必须接受。

心里翻江倒海，但瑞莎尽力维持着脸上的微笑，像从前那样和朋友寒暄，谢谢朋友给她带的课堂笔记。

瑞莎就读于全国前十名的国际高中，上一届，有近三十位同学拿到了牛津剑桥的入学邀请。本来，她想着只要随波逐流，别被丢下，就自然有一个不错的未来。可随着状态不受控地滑坡（最初瑞莎不知道自己是得了病），瑞莎渐渐无法集中注意力，但关乎前途的忧虑逼着，再怎么痛苦，她也没真的撂挑子。即使在病房里，瑞莎也天天做题，看笔记，只要稍稍平静，她就会拿起书本。

一个疗程过后，瑞莎出院了，正好有一场阶段性的大考，瑞莎要求回学校考试。这一次，学校为她开设一间单人考场，心理老师坐在她旁边看着她写完试卷。

成绩出来了，瑞莎仍然退步很多，这已经是她最大的努力，以前的分数仿佛回不来了。

原本，所有人在一条求学轨道中齐齐行进，可那些患有抑郁症的青少年，在痛苦超过了身体极限之后，只能慢慢离开熟悉而依恋的集体，以及自己的位置。

无法选择，就只能消失。那之后，瑞莎从所有同学的朋友圈里隐身了，但有时也能知道他们的动态。休学一年后，瑞莎看到一个同学抱怨某所国外知名高校的申请流程过于繁琐。那位同学讽刺道：在申请计划里，这所大学只是保底的，为什么要搞出这么多破事？「保底」两个字深深刺痛了瑞莎，好不容易维持的平静裂开了。那一刻，对着手机屏幕，瑞莎说，她的情绪彻底崩溃了。

青少年抑郁援助者邹峰在采访中说，这种「被抛离」的迷茫，是悬在所有抑郁症孩子头上的一把剑。每个抑郁症患儿家长都担心孩子的未来，可家长往往不知道，孩子自己其实更担心，只是不想说，不敢说。

2019 年，邹峰参与组织了一次青少年抑郁群体亲子营活动。孩子依次自我介绍，一个女孩微笑着宣布，自己将在 20 岁生日那天自杀。邹峰愣了一下，不知道如何接话，另外两位孩子接过话筒，附和着自己也有一套自杀的计划，只不过没有确定哪一天。

邹峰当时问女孩：如果在 20 岁之前，有一个特别优秀的男孩追求你，你会改变你的计划吗？女孩回答，他们追求是他们的事情，我自杀是我的事情。

邹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但他一直记得这个女孩。直到女孩 20 岁生日的那一天，邹峰看到女孩在群里自嘲：我还是下不去手。后来，邹峰慢慢了解到，女孩说想要自杀，恐怕是因为以为只有自杀，才可以解决对未来的恐惧。——父母都是高知，只有她休学数年。关于未来，她已经没有别的答案可找。

在三年的心理援助经历中，邹峰感受到，病中的孩子急切地需要一个容许自己正常生活的环境。在现实世界，孩子们始终在寻找着那间屋子。

然而，对很多孩子来说，那间屋子总是不知道在哪里。休学后，孟秀一度处于低能量状态。那时，他关上卧室房门，仅在去厕所和取餐时走出自己的小世界。暴露在卧室之外时，他极力避开父母，害怕看到他们满脸同情，更害怕在他们的眼睛里看到自己。

他买了一大瓶叫作「白苔」的香水，味道像雨后的青苔，那是唯一让自己稍微舒服的方式：他只需要躺在床上吸一吸鼻子，甚至不需要挪动身体。在一年多的类似独居的生活中，白天黑夜，孟秀把微信通讯录的同学逐一删去，不停刷美剧，希望能把大脑放空，什么都不必想。但他还是本能地做着严肃思考，他衡量过应试教育这个体制，他的结论是，对于社会而言，这个体制是相对公平而低成本的，甚至是高效的，但副作用是压力过大。他劝自己，不要把所有问题怪罪给外界，自己也要学着改变，学会抗压。

一度，孟秀从卧室走出来，提出要读一年初三，参加中考。母亲得知后欣喜若狂。可是复学前两天，压力就排山倒海回弹，熟悉的痛苦和恐惧袭来。孟秀不愿放弃，还是上了两天学，他说，那两天，他连吃早饭时都在思考要不要活下去。第三天，孟秀放弃了。

03

交流过程中，几位妈妈都觉得，即使搜索所有的经验，她们还是无法完全共情孩子，她们不知道孩子为什么会那么痛苦，也不能理解孩子为什么陷在莫名的东西里难以自拔，总想着「做点儿什么」让那个会笑、知上进、懂生活的孩子回来。可所有的努力，在短时间（以年计），几乎注定像投进深渊里的石头，没有回响，而他们的焦灼和用力过猛，又会反过来伤害自己的孩子。很多家庭在这种循环里搏斗，消磨，最终，父母和孩子一起坠入无能为力的状态。——孩子连命都不要了，我还能拗过他吗？

孟秀休学后，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上去毫无生气。孟秀妈妈病急乱投医，正好有个亲戚说孩子身上可能有什么，要不要试试做一场法事，她也就同意了。那时候她自己身体也很差，就找了一个给自己祈福的理由，带儿子去拜庙。车开到庙门口二百米处，法师叫儿子进庙里接受仪式，儿子突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跳下车，朝着来时的方向猛跑，身旁车辆飞驰。

几个小时后，孟秀妈妈才追上孩子。孩子的情绪骤然爆发，大喊大叫。

那天之后，孟秀和父母没了信任，他把自己卧室的门关上一年多，父母说什么再也不理。

儿子生病的第五个月，孟秀妈妈也确诊了双相情感障碍。医生建议她住院。她拿了药，却没住院。丈夫一直不肯接受儿子生病，她无论如何也不放心把儿子留给丈夫照顾。每天，孟秀妈妈回家做好晚饭，端到客厅，又躲到自己的房间，不多时，孟秀悄悄出来，把饭端回自己房间，客厅里永远一片寂静。

此前，在单位里，孟秀妈妈和几个同事闲聊，提及有个朋友圈里公认的「出息孩子」得了抑郁症，那孩子在香港大学读书。有人叹气，考上那么好的大学有什么用，一辈子废了。更多人附和，是啊这辈子都废了。后来，她的儿子也出现了抑郁症状，孟秀妈妈没和任何同事说，难过的时候，她就找个没人的地方，拿手机反复往自己脸上砸，用指甲使劲掐自己的胳膊，一道一道。

郭彤妈妈把女儿从学校接回来那天，女儿一下子倒在床上，背对着自己看起了手机。帮女儿关上房门后，郭彤妈妈盯着房间，发现她刚出去，里面的人就开始鼓捣，一会坐起来，一会躺下，不知道在做什么。她一进去女儿又不动弹了。

郭彤妈妈忍不住打开门，质问女儿，你到底有没有病？

郭彤情绪一下子爆发，走到客厅里，开始历数父母从小对自己的伤害，情绪渐渐失控。当天晚上，女儿冲出家门，坐到了楼道里的窗台上，牢牢盯着地面，像在考虑跳不跳下去。把女儿抱回来以后，郭彤妈妈再不敢再提上学的事。

女儿不上学以后，郭彤妈妈这么形容她的感受：「天都塌了」。女儿在家的第一个月，郭彤妈妈一直盯着班级群大小消息，包括哪个孩子被老师提醒穿校服，她都记得。随后，疫情爆发，郭彤妈妈每天按照群里的要求打印讲义、作业，到女儿房间外一板一眼告知网课安排。在她固执的想象里，女儿正像一个普通学生那样在生活。

房间那头始终没有回音。

为了寻求帮助，郭彤妈妈加入了一个由家长组成的线上微信社群，很快成为群主。她发现，群里的近 500 名家长每天发上千条信息，历数孩子的「不正常」：「孩子不做作业、日夜颠倒、不洗澡、不出门……那他以后怎么办？」，没有人能够给出回答。

一个工作日的下午，郭彤妈妈忍不住推开女儿房门看，女儿正在睡觉。她质问女儿为什么不上网课，女儿说自己头痛。她想戳穿女儿，带她穿戴好开车去医院，期待女儿半路上能和自己解释一下。但女儿一句话都不说，最终，她没等来那句解释，也没有真的去医院。最后，调头回家，一路沉默。

04

两年多，瑞莎躲在自己的空间里，感觉自己在一个无尽黑暗的地方，身旁是黑暗，明天也是黑暗，她需要紧紧抓住什么理由，让自己活下去，比如，一件洛丽塔风格裙子的尾款还没有付，她告诉自己裙子到货之前不能死。

裙子到货后，她给自己化了妆、染了头发。她说，那一刻的自己是崭新的，这个念头如同一道亮光照进屋子。但在大多数时候，她的情绪只有割伤自己才能释放。她一直极力寻找让自己感觉快乐的事情，写日记、画画、做公众号，这些事情成为她的生活里顷刻熄灭但毕竟存在的微小光芒。

在朋友圈看到同学纷纷晒出入学邀请之后，瑞莎决定一边吃药，一边在父亲的陪同下出国读预科，如果顺利，一年以后就能拿到大学的入学申请。

走出房间，回归所谓的「正常」生活，那究竟是什么样子，瑞莎和父亲都无法预料。离开太久了，她期待，却陌生，也恐惧。某天，瑞莎的父亲听见女儿在电话里让自己赶紧回家。到家以后，他看到家里的碗碟碎了一地，新环境再次带给瑞莎痛苦和压力。看女儿这样，父亲难过，又感到释然，他早已明白女儿这是在释放。

事后，瑞莎爸爸独自去附近的树林里散步，让心情平静下来，回到家里，他只让女儿看到他的笑脸。

作为唯一一个确诊过抑郁症的学生，瑞莎成了全班的焦点。在学校，几乎每个月她都要被叫出教室，去心理咨询室做辅导。她的每一个讯号，比如趴在桌子上几分钟，就会被老师和同学解读为某种危险征兆。为了不被当做一个病人，瑞莎开始学着开朗，健谈，控制流露情绪的低落。在日记里，她把这种感觉描述为「挤在人群之中，被人推着走」。

瑞莎的专业是心理学。预科末尾，有一个长篇论文作业。瑞莎撰写的《在中国，抑郁症病人受到哪些歧视》获得满分。查到分数那一刻，瑞莎感到久违的快乐，可反复通读全文，却越看越觉得自己的文章不够格，自我否定的习惯一时难以抹去。但比起从前，她确信自己已经不一样了。

2020 年 12 月，瑞莎拿到了大学的正式入学邀请。

在交流中，孟秀不时梳理着自己「向前走」的阻碍。在不上学的日子里，他尝试学编程、视频剪辑、日语和绘画，努力想让自己成长得快一些。他说，自己的第一个困难是很久没有回到学校，难免会有不舒适的感受。另一个困难是父亲虽然也照顾着自己，但他至今不能接纳抑郁症。

父亲的脾气并不火爆，通常是把所有怒气压缩成嘲讽。可在孟秀的记忆里，父亲总是会重复一个观点：自己同事天天打孩子，那个孩子都没出现问题，那么孟秀为什么就会出现问题呢？孟秀告诉他，自己和同事家的小孩不一样，每个家庭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每次说到这一点，父亲总是试图终止话题。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孟秀学着不再关注父亲的反应。这个孩子决定再一次改变自己，试着去接纳这样的父亲，接纳父亲无论如何也不接纳他的事实。

只有这样想，他才能说服自己平静。

在所有家庭里，孩子的抑郁症，也是父母的一课。有些父母在漫长的挣扎中「毕业」了，懂得了医学意义的「抑郁症」是怎样的状态，以及，如何和这样的孩子相处。也有些父母一直徘徊在里面。

在收拾女儿的房间时，迪卡妈妈发现女儿在一本名为《活下去的理由》的书中做了大量标注。女儿划选上了和作者共有的症状，在作者列举出的书单和音乐下方，她也一一注明自己的的兴奋，似乎每一次被书中的观点吸引，都给了自己希望。那时，迪卡已经就读于一所环境相对宽松的私立学校。母亲本以为自己全部懂得了孩子，但在那一刻，她发现女儿在病中走过的路远比自己想象中艰难。

同样，隔着校门口的伸缩门，郭彤妈妈也看到了女儿的另一面。从开学第一天起，郭彤每天给母亲打电话至少一次，每次至少一小时。对郭彤来说，这所国际高中充满挑战，她时常失去信心，隔着听筒流泪。

有一次，学校保安破例打开校门，郭彤冲进母亲怀里。还有一次，郭彤一定要请父母吃午饭，转身去食堂打包外卖。郭彤妈妈从人群里看到，女儿的肩膀上似乎同时绑着几件外套，这是流行的穿法，但又显得潦草。女儿刚刚走出食堂门口，四处张望着。郭彤妈妈一阵心酸，之前觉得女儿在家里总和自己作对，此刻才意识到她也一直在被迫成长。女儿走后，她和丈夫舍不得浪费心意，在学校对面的公交车站寻了一块空地，坐下来把饭吃了。

过了两个月，郭彤每隔几星期给家里打一次电话，她不再为疾病烦恼，融入了同龄人的世界。

•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原按：

今天是「世界预防自杀日」。

根据世卫组织的最新数据，因为自杀死亡的人已经多于疟疾、HIV、乳腺癌、战争和谋杀。成为全世界 15～29 岁人群的第四大死因。

而这一切，其实本可以避免。

同样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每一次自杀前，人们会有超过 20 次犹豫，如果能够被各种社会机制保障，他们也许就能够停下这样的念头。

26 岁的张小榛在聊天中，得知了 16 岁网友的轻生念头。一次次地，她试图回应着女孩的「求救」信号，用一个网友能做到最大的干预，去挽救一个鲜活的生命。

在一切还没有发生的时刻，这张防护网上的每个节点似乎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做到了理性的响应，但女孩最终还是漏了下去。

我们发出这篇投稿，旨在希望呼吁，一张编织得更紧密的救助网。联动网络与现实更及时，更全面。不要再让自杀的悲剧重演。

今年 2 月 1 号，小鱼对我说，「我在思考到底有啥理由让我必须活着。」

「感觉世界上确实有超级多美好的东西，但好像又不到必须去感受的地步」，她说。

这话听着太熟悉了，我一个抑郁症的朋友说过一模一样的。

糟糕，我心想。

这是小鱼第二次向我发出这样的信号。

去年 9 月的某天，她跟我说，她不想活了。

触发这种想法，是弟弟拿她放在家里的旧手机到学校玩通宵，上课睡觉被老师抓个正着，家人怪罪到了她头上。

紧接着，她对我讲了很多事情，比如，想学艺术而家里以断掉学费威胁；比如，在学校没有知心的朋友；比如，初中时有一次她与母亲闹矛盾，母亲讲气话威胁要断绝母女关系，她跑到姥姥家呆了三天，母亲才打来电话询问。当然，我对这些事的真实性有所保留。

那时我还没意识到，这段谈话预示着我们多么不幸的命运。

我从生命与信仰的角度给她讲了讲，说了些劝勉的话，也出了不少改善人际关系的主意。她躺到床上，对我的意见表示认可，并用二十秒钟画了她躺着的姿势。

之后的很长时间，小鱼都没有再谈起过这个想法。

2 月的这一次，我开始警惕了，因为重复出现的自杀意念必须认真对待，但我们只是网友。我问她姓名、电话、地址都不回应，只是偶然得知了校名。

小鱼今年 16 岁，华南某省 A 市的高中女生；我 26 岁，是北京的东三环女白领。

我们从未谋面，非亲非故，也没什么共同朋友，之所以认识是因为同玩一个游戏。我在网上发布了关于游戏的文章和小说，小鱼则发布了许多画。我们加了彼此的 QQ ——圈内叫「扩列」成了网友。

小鱼有个虚拟爱人，是游戏中一位没什么人气的边缘角色，一个红头发、壮硕到不可思议的男人。她对他的热忱甚或超过了我对真实爱人的殷勤。我甚至怀疑她是不是他唯一的粉丝，因为在游戏同好们使用的 lofter 网站上，有关那个角色三分之二的内容都是她贡献的。

2020 年 6 月，我们初加好友，小鱼甩过来一大堆魔性表情，包括抖动的鸟和「呐喊脸」的鱼。我们冲着那些表情笑了好长时间。

小鱼每天都画画，用 iPad 和手机画那个不存在于现实的红头发爱人。她的画有安迪沃霍尔的波普调性，配色浓丽，画了半成品就截图发我来寻求灵感。

即便我工作忙得一两天没理她，她也乐此不疲，把我当成树洞，不停将学校趣事和生活烦恼倾倒进那个小小的对话框里。

她的烦恼也不过就是普通少女的烦恼：食堂的不新鲜鸡腿、寝室空调的异味、讲课无聊的老师、爱看恐怖片的同学、没人关注的社交媒体。

在她第二次表露自杀的意念之后，我苦口婆心劝她看医生。

但小鱼说，家人对精神医院有着强烈的耻感；我劝她去看心理咨询师，她说家乡是小地方，没有；我用心理 APP 查给她看，可以线上咨询，她说没那么多钱。我建议她跟家长老师沟通，她说这不可行。

她一次次告诉我，她曾因为家人反对学艺术，心中难过而找到班主任老师。老师跟家长沟通了半天，家长却一直说：「孩子是我的，我想让她上就让她上。」

她也跟班主任讲过自己与家长关系、未来发展的问题。老师与家长做了长篇大论的沟通，家长回来之后说：「我对你这么好，你就天天到外面讲我坏话」。

她跟我说，「不想活」这个念头怎么也无法跟家长讲，觉得家长「会激动地说些不该说的话，加重这个想法」。家长曾听说另一所中学一位老师因产后抑郁轻生，破口大骂那个老师没有责任感、不配做人。她反驳，跟着挨了一顿骂。

我鞭长莫及，信仰、哲学、几千条各式各样的劝慰根本拦不住她。

很快，她就开始一步步谋划怎么实施行动。没过几天，她主动跟我谈论「挑地方」的事情：怎样在期中考试之后或者暑假，找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机会，避开家长老师同学关注的目光。

她滔滔不绝地说着，我根本插不上话，心像刀割般痛，便暗暗求告上帝。

我鼓励她到北京来找我，不论以什么名义，来玩一圈——当然说动她的理由是为她找个好「地方」。我的如意算盘是，这样我就能时刻在身边照应，实在不行，还能把她直接拉去医院。

在那一次，我跟她说，我一定会好好接待她，但如果她真的要轻生，我一定会报警。

结束对话之后，我咨询了心理专业的朋友如何应对，她建议我尽快将小鱼转介给专业人士。

但事实是，专业人士是无法够到小鱼的。

2 月 28 日，是小鱼跟我谈论「挑地方」之后，我去网上检索了微光计划，发现最直接有效的路径还是报警；我联系了自杀干预热线，得到的回复是，因为我不是本人，TA 们只对当事人进行干预，对于我的请求，爱莫能助。在小鱼生活的城市，我也没有找到一家可以提供帮助的社工机构。

我只能在另一端，被动地承接了网友的自杀念头。

隔了几天，小鱼告诉我，她跟同学报了个北京的暑期美术集训班，可以来找我了。我兴高采烈地到短租 App 上约了个民宿，特意跑去看了看，离医院够近，又是一楼，住着放心。

接下来的一阵子，每次我们都疯了似的聊北京，聊北京的旅游、风物、各种怪异美食。

不过，这种快乐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一两周后，她又回到了之前的状态，也不打算来了。她说：「如果你见到了我有可能会失望」。这种自卑无疑是一种病态。

但我是成年人，必须做好万全准备。

我算个还有点小名的诗人，在那个游戏圈子里也有些读者。为了获得她在现实世界的信息，我特地挑了些诗印成小册子，画了个二次元的封皮，在游戏圈使用的 lofter 网站上公开赠送。

果然，靠着这个办法，她给了我电话、没有门牌号的邮寄地址，但还是没给我真实姓名。

这些够吗？我心里没底。

到了三月下旬，小册子邮到她手中。此时我们的谈话已经完全失控，我节节败退，她对死亡的渴望眼看就要大获全胜。

我想拉住她。

我跟她讲十年前的我，就像是今天的她。我们都在青春的动荡中挣扎，没有目标、没有朋友，家长也不能充分理解我所思。

某天晚上，当我站在冰冷的湖水里，是对方没有挂断的电话给了我一点点信心。我爬上岸，看到有人打着手电在湖边找我。

我活了下来。我不否认人有选择生死的权利，但今天的我无比感激当年选择活下去的自己，让我能享受之后那么丰盛有趣的生命。

在大学，我的朋友由于抑郁企图轻生，那天正是假期，我的家人正等我打牌。我躲在窗帘后面，啜泣着在电话里把他劝住，直到他家人采取干预措施。

后来这个朋友跟我说，他很感谢我。

现在回想，我当时说的话未必有多高明，但我觉得，「劝」这个事儿本身是有意义的，劝说让我能陪他走到最远为止，并为他家人争取到了阻拦的时间。在没有实施行动之前，他可能对自杀有一些美化，但劝阻打断，可能让他有机会有时间重新考虑这件事。

我把这些都讲给了小鱼，讲着讲着就哭了。

4 月 3 日，我在河南某地参加文联活动，与诗人们在某山上的书院研讨。

中午十二点，小鱼跟我说，她去买衣服。我没看 QQ。

下午五点半。「衣服？」我回复。

「对啊。我买了一件衣服一条裤子，好耶！」她说，「明天可能就是终点了吧。」

我突然后悔来了河南。诗会刚结束，我在大巴车上，正与诗人们一起前往饭店，连忙打开购票 App，发现可能是清明节的缘故，到 A 市的各种票都卖得一干二净。

「再等等吧，至少来见我一次。」我说。

「为什么？」她问。

我开始漫无边际地找寻可能能让她活下去的理由，比如我还没出的小说、游戏还没出的皮肤、她还没有来过北京等等。她一一反驳。我又问她具体打算怎么弄，没有回应。

「你来联系我，而没有想着自己默默地去，这难道不是你自己身体内真正的力量在求助吗？」我说，「你希望有人能理解真正的你，理解你真正的原因，知道这个过程，这难道不是你真正的自我被欺负到没办法的情况下，最后的自救选择了吗？你的自我但凡能有一点更大的勇气，来斥责那些念头，他们立刻就会退却。」

她发了三个惊讶的表情，然后说：「但是我真的想与那个东西抗争吗？」

非如此不可了。我打开手机，查到 A 市的区号，报了警。

在此之前，我对报警是有犹疑的，我担心可能出现「狼来了」的故事。毕竟，我对于小鱼更多的事情知之甚少。

警察问：「你跟她什么关系？」

「网友。我们玩同一个游戏……」

「那你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吗？」

「不知道，但我知道电话……」

就算我只知道电话、QQ 和没有门牌号的地址，对方仍答应跟进。

就在我打电话的当儿，小鱼开始给我打电话。电话接通时诗人们正好开到饭店。我下了车，站在路边条石上。

她打电话声音是笑嘻嘻的，我联想到所谓「微笑抑郁症」。这其实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表现：即便再抑郁的人，在别人面前也可能笑得很轻松。

她跟我说她没事，她在 B 市亲戚家，与一帮大人孩子一起正吃饭呢——爸妈还在 A 市的家里。

天，太聪明了这小子，真会识别薄弱环节。我心想。我要拦不住你了。

我赶快给 B 市公安打电话。这下更麻烦了，她具体在 B 市哪里我完全不知道，只能求助于专业人士的专业技术，但愿他们能直接定位到家人。

诗人们的晚宴开始了，一盘盘佳肴摆在桌上，人人杯中斟满美酒，我的争战却不能停。只要人还在，我就得不停地劝下去，直到她想开或直到不幸发生。我说：「这个『我真的想吗』也是它们的声音！你想，你真的想！我都听见你里面那个真正的你在朝我呐喊。」

「不错，好吧。然后呢？」

「只要能稍微有一点抵挡那些虚假念头的心，你就不会败给它们，稍微一点就够了。」

「好吧，嗨。」

对话就这么循环下去，直到我感觉自己这辈子所有积累的哲学、智慧乃至诗都耗光了，像抽干的水池，半滴不剩。旁边几个女诗人很快察觉到我的异样，一位说要跟她电话上讲两句，还有一位把手机都借给我来下载定位软件。

在我跟 B 市警方报警一个多小时后，警察给我回了电话，说联系到了家长，家长说绝对没有这样的事，他们也会盯着，让我放心。

但我的那口气，并没有松下来。

晚上八点左右，小鱼忽然说她和家人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我激动得差点把身后给我敬酒的大哥无视掉了。

八点半，诗人们回到书院，小鱼也说要去洗澡，又说她和几个小孩子在打牌，要十一点半跟我打电话。

我喘了口气，颓然瘫坐在椅子上，想起刚才的事，泪水从我眼角滑下来。

我推开吱吱嘎嘎的木门，走到书院另一边门前的台阶上坐下，天空中微微落雨。没有游人，没有人，只有几个射灯对着我静静地照。

我发现自己整个人都在恐惧抽搐，大滴大滴的泪水落到地上，庆幸自己身上手纸足够。我拨通了一个朋友的电话，她安慰了我半天；又拨通了另一个，也安慰了我半天，说：「你做的没错。要是我的话，我也会这么做的。」

几十分钟后我终于平静下来，变回理性的大人，听见诗人们在书院另一边朗诵的声音远远传来。

九点半，诗人们启程回宾馆，小鱼跟我说她打牌赢了。

我们又说了景泰蓝，畅想了一点点二十六岁的她。看得出，她很努力地在想，手机那头她回复花了好久，但又显得很干涩。她说，不行，想不出。

我最后一次劝她去看医生，她说，「再说吧」。

十点多到了宾馆，我累得瘫在床上，电话打过来了，仍然是笑嘻嘻的。我们没聊死亡，也没聊别人的死亡，说的都是些好吃的、好玩的、学校的趣事，比如当年我怎样在高中的寝室被窝里玩手机、弄收音机，男生如何往走廊地上涂洗发液，期盼寝室阿姨摔倒。

我太怕了。谈这些的时候我就已经猜到了结局，应该说点什么的，但我太怕了。那个声音——她肯定是独自一人闷在被窝里跟我聊的。公安不可能盯着她，没人采取现场行动，她的亲戚肯定都睡在别的房间。她父母在 A 市，而我在一千六百公里外的河南。

没办法了。我这个网友黔驴技穷，彻底输了。

我很清楚，身边的人是最后一道危机防线，任何公共服务和网友都不能取而代之。

我念书时，一个学姐由于抑郁休学了太多年，在学校里没什么朋友。她与室友租住在校外，某天半夜在微博上留下几句话后失踪。凌晨五点有人发现她的遗笔，全学院师生都被动员起来到校园和全市各处找她。

中午这些人无功而返，学院到公安局调监控，发现凌晨四点她站在长江大桥上，一个骑自行车的路人劝说了二十多分钟。然后，路人安心地走了，她纵身一跃。

后来我总想，如果路人能够陪着她等到朋友或同学来，是不是就是另一种结局。

不知多久后，可能过了十二点，我说着「明天见」昏昏睡去 —— 这也是我猜的。我不记得了。

第二天六点半我醒来，看见手机上收到四句话：

真的很谢谢你

但我还是打算离开了

真的很谢谢

很对不起

我坐起来，给她打电话，打了十多个无人接听。然后我打给 B 市派出所，

接电话的人起初跟我说，昨天我反馈的事情好像没有什么进展。突然他说，等一等。停了几分钟，他可能去查询了，跟我说，我们确实在凌晨接到一起报案。

「跳楼了。」

「死了。」

我挂断电话。我想骂人。这神仙都飞不过去的事情，让他妈一个网友怎么搞呢？诗人们知道了，也都不住哀伤。

下午，我接到电话：「你好，我是XX的妈妈。」

真不可思议，这竟是我第一次听见小鱼真正的名字，但在她母亲的哽咽中没听清楚。我下意识地问：「是，不好意思，但她真名叫什么？」

她母亲又说了一遍，我又没听清楚，因为饭店旁边整整齐齐码着的几百个啤酒瓶子忽然齐刷刷倒下来，顷刻山崩地裂。

算了算了，我不问了。

小鱼的母亲是个温和的女子，在 A 市有一份体面的职业，说话条理清楚、态度客气。她打过来是问我对女儿轻生的原因有没有什么见解，毕竟 —— 我才知道 —— 我是唯一一个在她去世前了解这事的人。

我把小鱼讲给我的话重新讲了一遍，从牢骚，到绝望的不满。母亲听完之后斩钉截铁地说，这不可能，这都是她幻想出来的。我们的孩子从小到大跟我们关系都很好，很乖，也很乐观。

我拍着桌子说，我就有一个事气不过，昨天我明明报警了，他们也来了，怎么没一个人当回事？怎么还是变成了这样？

母亲没有说什么。

她随后加了我微信，希望看看我们讲的内容。加微信时她备注了「 XX 的母亲」，我才终于看到小鱼的真实姓名，一个不太常见、满怀期待的名字。

我又把跟小鱼的聊天记录打开了。才过去两三天，她仍闪亮的头像就在我的 QQ 消息列表里逐渐后退，后退到不常联系的人群中，我竟需要翻半天才能找到她。

我把最后一天内我与小鱼的将近一千条聊天记录导出成了文档。她母亲看完后说：唉，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些，只是说有网友报警说她自杀，你们要不要去解救。我还以为打电话的是骗子。

我没法继续怪她了。消息太惊人，换做是我，突然接到这么一通电话，难道不会这样想吗？

小鱼的轻生意愿没体现在微博这种公开平台上，而是隐藏在我跟她成千上万条聊天记录里，就算不考虑访问权限，谁又能在事前把这些内容看一遍呢？

我不介意被误认为是骗子，只是介意她死去这件事情。

越来越多的孩子像小鱼这样，将自己的真实想法埋在网上，与匿名的网友，而不是三次元的家人朋友交流。这对他们而言本是一种有益的疏导和宣泄。不过，一旦出现轻生的情况，危机干预中最关键也最不可替代的，就是现场干预。

现场干预必须由身边的人，也只能由出现在身边的人完成。

电话那头固然有 110、有 120、有危机干预专业服务，网络上固然有非常出色的专家、医生、咨询师、热心网友。但真到了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不论多专业、多热情，那一刻也是鞭长莫及，插翅难飞。网络平台等的机制建设和信息呈递就显得尤为重要。

就像小鱼母亲和我说的，「如果在这之前，我和你能直接联系就好了。」

根据赵玉峰教授的《中国青年人的自杀现状和变动趋势 (2003-2015) 》，中国青少年的自杀率为每十万人 1.3 到 2.88，平均低于十万分之二，在全球并不算高。但考虑到全国青少年的巨大数目，每年也有成千上万孩子逝去。

我并没有均等地关注和怜悯他们每个人。

但小鱼是少有的几个每天会追着我发 QQ 的人，每次与我讲话都很开心，我不催着她睡觉的话大概能讲一宿。她画的每一张画我都知道，在那些画还没发布前我就看到了。她用手绘做的视频我也都是第一个看到的。

她是我的朋友，是我的珍宝。

事实上，小鱼的离开并非毫无征兆。

在她同我讲的故事版本中，自己多次向家长、老师求助，这些信号却全都太微弱、太退缩，没能突破成年人的理解能力屏障，换来的不是无视就是一顿批评。

最后，连我这个成年人发出的预警也没能引起足够注意。

直到轻生前四小时的电话里，她还在跟我说：期待奇迹的出现吧，如果我实施的时候被拦下来，我就继续活下去。

她离开的时候我安卧在梦乡，连身都没翻一下。这便是我今生无可逃避的罪了。

我又与小鱼母亲深谈了一次，发现家人对孩子的生活、学习可谓非常关注，几乎有求必应，斥巨资供孩子念最好的学校，并未因为她是女孩就歧视。

母亲每天都用日记记录这些点滴，却对孩子思想精神方面疏于观察。

事后家人们才意识到，从两年前小鱼就将自己逐渐锁在屋里，少与家人沟通。

小鱼的家人并非对精神健康一无所知。她的长辈有医生、有心理师，也与当地的精神专科医院和许多咨询机构有联系，但就像消防员家里也会着火，没人想过悲剧会发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我在小鱼母亲朋友圈里看到了她的照片 ——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样子。

那是全家人一起出去旅游时拍摄的。弟弟笑眼弯弯，而她表情平静，嘴角也向上翘着，双眼却像两颗铁钉般空洞无神。

我见过太多双这样的眼睛钉在抑郁症患者脸上。现在进行这种病理猜测没意义，她也不可能再获得任何诊断。

在家长的同意下，小鱼生前的绘画作品被收集起来，印成册，在我们的同好群里小规模共享；许多群友为她写了信，汇总到群主那里邮寄给她家人。她社交媒体的动态下，许多没见过面的朋友留言说着「晚安」。

但仅仅哀悼是不够的。

人人都应该像防火防灾一样，了解自杀与心理障碍的相关知识，常常保持识别与防范意识，尤其是对孩子——「我家小孩绝对不会这样」是极危险的思维陷阱。

同时，应该看到，我们这个由家、校、企业和社会管理机构组成的未成年人精神危机防护网，但网眼太大，以至于把这条小鱼给漏了下去。

假如小鱼第一次向老师、向家长求助时能得到更积极的干预呢？假如学校的心理咨询服务可以主动介入呢？

假如互联网企业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机制更完善，如在有人报警时通过微光计划主动提供相关信息呢？

假如我们的社工系统更健全，能派有经验的社工去她那里一探究竟呢？

假如家人、社会管理机构和互联网企业的联动更充分，能让我及时将聊天记录呈现给她家长，而不是被当成欺骗呢？

小鱼，我要带上你的份活下去，喊醒大家，让这个世界有一点点改变。

近日，在上海南汇一所中学的学生，在写下的遗书跳楼身亡，此前，她把自己3万块压岁钱整理好放在桌子上；半夜，她踩着自己房间的榻榻米跳了下去，还在榻榻米上留下字条，值得所有父母深思。

她在遗书中表达了和父母相识一场的荣幸，但紧接着又表示，如果有来生，但愿不再相见。因为，父母喜欢的是班级前十，年级前二十的女儿，是经常要考满分的女儿，她觉得自己不是父母真心喜欢的女儿，她根本达不到父母的“完美”要求。

因为她的偶尔“语文六十多分，数学七十多分，英语八十多分”，经常在家受到“最肮脏”的辱骂，脸、手背、手臂、大腿以及后背也经常被父母体罚，有时还会使用皮带和电线抽打她，最侮辱人的是，让她穿着拖鞋，站在屋外，面向大家示众。

她这个遗书是对所有鸡娃家长的控诉，其中在末尾有一句话这样说的：“毁掉一个人很简单，只需要毁掉她的童年。你们已经毁了我，请好好善待弟弟吧，请收手这种伤害。”

遗书全文

人生一趟，遇见你们我很荣幸，若有来生，我们不要再见面了，想想也没什么，你们爱的不是我，是冲进班级前十的我，是排名年级前二十的我，是考到满分的我，你们心目中的完美女儿太优秀，我达不到。开学就是初二了，你们口中美好的小学，轻松的预备，快乐的初一，我都是玩命扛下来的，哪还敢奢望什么魔鬼初二初三，也没有什么好可惜好难过的，是你们说不指望我的，我相信你们，我是带给你们荣誉的人，严格出孝子的代言人，在朋友面前攀比的工具，在人前彬彬有礼，来了电话时语气礼貌又文明，在人后我承受了你们口中最肮脏的辱骂，气撒出来了，你们开心了，我就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也没什么不是吗？

人生比的不是长短，是价值。我知道许多你们不知道的事，为世界也做出过微薄的贡献，巴掌打在脸上最疼，然后是手背，再是手臂，最后是大腿，打在背上还行，被皮带或电线抽时腿上最疼，然后时背上，最后是双臂，羞辱人最有效的方法先是让她就穿拖鞋站在屋外向外人示众，再是每日每夜不停地尖声骂最难听的话，还说的冠冕堂皇，最后是耍泼妇，失眠的原因是睡前被骂或被打，躺在床上接着听从主卧传来的谩骂声，剩下的时间用来回味一天的难过，中国人爱说小孩疯掉是因为学习压力大，可明明是家长把成绩看得太重，先来明白了，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错了，过去不知道，现在不知道，未来更不可能知道，孩子喜欢的玩耍方式一直在变，我们满意的作业量一直在改，流传下来的却是上一辈的那句“我们在你们这个岁数是没有怎么怎么样，所以现在才怎么怎么样，因此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但凡你真的认识到自己的差，都没脸说出这种话，但凡你在这方面有一点基因，我们都不会这样。这年头就是这么怪，坐在沙发上躺在床上的人永远有资格指着鼻子骂一个正在读书或写功课的人，不为别的，就因为人家是长辈。

是我太懦弱了，不敢面对下一次语文六十多分，数学七十多分和英语八十几分，我还是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这辈子做尽了别人的出气桶，但还是有些对不起的人的，自然不是你们，为了他们，我又意外挺过了初一，的确是意料之外。既然都受不了彼此，不如我们各退一步，我消失了也不错啊！我不怕，我不气你们，爱护你嗯的肺的心脏，不缩短你们的寿命了，你们不适合养女儿，或许儿子承受能力更好。也不能完全怪我，我真的尽力了，实在受不了了，这蛮好，不用担心我抄人作业了，我作业不用交了，也不用担心我某某时间背着你们玩电子产品，花钱买我喜欢的东西。

为人大气，我给你们想要的东西，桌子上是我能拿得出手所有的现金，你说压岁钱统一给我三万，我不要了，手机也不要了，全归你，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给保险金，有的话最好，少了一个败家子，家庭会富裕起来，微信的钱全给你们了，自己看着分，我要课都上完了，那羽毛球课叫你们别买你们偏不听，那个课好像成年人也能上，你们趁着暑假去听掉，平时没有打打球挺好，我不会赖在家里把房子变成凶宅的放心，把奶奶接过来一起住吧，别整天去那种地方旅游被人家骗钱。诚心诚意祝你手术顺利，早日康复，少加班少熬夜，别过来烦我，桌子上那张蓝色的卡是我们学校的借书卡，我借了学校三本书：《创业史》、《红岩》、《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一定要帮我还掉，麻烦跟老师说声谢谢，记得用我的零花钱给小朋友买棒棒糖，珍珠棒的牌子好。房间里的东西她们有喜欢的一律随便拿。毁掉一个人很简单，只要毁了她的童年，其余一切顺其自然，你们已经毁了我，也毁了江雯月，请好好待她的弟弟吧。请收手这种伤害，这并不威风。你们把我们想的太坚强了，反省这件事就留给岁月好了.

2020年5月12日，郑州，17岁少年徐浩宇跳楼自杀。在父亲徐世海眼里，浩宇阳光开朗，出事前没有任何征兆。他穷其所能，想要搞清楚儿子的死因。调查中，他还遇到了其他有轻生念头的少年，并尽力搭救。

但在另一边，浩宇的同龄人朋友眼里，浩宇多次发出过求救的信号，而且他的行为、性格、爱好，乃至身高，都和徐世海的描述不同。

即使在一个家庭里，大人和孩子也可能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我们无法给出“少年缘何而死”的答案，但通过采访浩宇身边的大人和孩子，试图呈现这两个世界。

联合国儿基会和世卫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自杀是全球15至19岁青少年的第二大死因，20%的青少年存在心理健康问题。9月10日是世界预防自杀日，今天我们推送这篇报道，希望看到这篇报道的孩子，一定要珍惜自己，珍惜生命；看到这篇报道的大人，有机会进入孩子的世界。

“把别的孩子救了，

自己的孩子没救到”

徐世海45岁，个子不高，圆脸，圆寸，啤酒肚突起，笑起来像尊佛。今年春天，我在郑州第一次见到他，他叫我在小区门口等一等。十分钟后，他走出来，换了一身鲜红的制服，印有“郑州市红十字水上义务救援队”。他领我去救援队办公室，一面墙挂满锦旗，另一面全是奖杯。他主业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但更愿意以救援队队员介绍自己。

他一张一张地划浩宇的照片给我看，感叹：“你看，多阳光，多帅气”“身高得1米86”。划着划着，他停下来，盯着照片自语：“妈了个X的”“我X”。声音像是从喉咙深处发出的，包含一种愤怒，一种不解。

“把别的孩子救了，自己的孩子没救到”，他说。

2020年5月11日，浩宇出事前一天，徐世海正随救援队在黄河打捞一个老人。日落后，尸体还没找到，大家明知没希望了，但家属哀求，就在夜色里开船多转了几圈。到家已过11点，浩宇和他7岁的弟弟还在玩游戏。徐世海督促小儿子去睡觉。浩宇给弟弟洗了衣服，冲了澡，浴室传来他的歌声。你别哼哼，现在几点了，邻居听见得提意见了，徐世海说。知道了爸爸，浩宇说。出来，浩宇端来一杯水。他让浩宇给自己也倒一杯。你看你脸上都长痘痘了，每天晚上记着床头放一杯水，他说。浩宇端上水，进了屋。

太累了，徐世海在沙发上睡着了。凌晨三点多，他从梦中惊醒，回到床上。天蒙蒙亮的时候，有人敲门。他喊，浩宇去开门。他以为是浩宇的朋友约他出去。没人应，妻子南书红起身去开门。敲门的保安说，外面掉了个孩子。

掉了个啥孩子？妻子问。几乎同时，传来她的哭声。徐世海跑出去，看到浩宇躺在地上，正对着位于一楼的他家窗外。浩宇穿着平时最喜欢的白衣黑裤，最喜欢的运动鞋，但鞋子跑出去好远。

说到这里，徐世海的嗓音颤抖起来，抬起手臂，抹了好几次眼睛。他形容那时自己如同昏迷，后来的事情，只能仰仗别人的转述：他先是捡来鞋子，给儿子穿上，然后请人一起将儿子抬进家。

警察播放了监控。凌晨2点40分，浩宇走进电梯，举止如常，还看了一会儿电梯里的广告。徐世海想象接下来发生了什么：电梯到顶楼，浩宇再爬了一圈楼梯，走上天台。这是郑州老城区少见的高层建筑，视野极佳，风力也格外猛烈。浩宇常一个人上去唱歌。对面的顶楼住户养了一窝白鸽，晴好的日子，能看到它们在阳光下盘旋。他不知道浩宇那晚看到了什么。

死因调查

回忆时，徐世海穿插着他为浩宇做的事：他帮浩宇写过暑假作业；他带浩宇到全国各地旅游；他从不问浩宇考了多少名；浩宇爱唱歌，就给他炖梨汤护嗓，充几千块的KTV年卡；浩宇爱画画，就从幼儿园给他报起画画班，花几万块送进美术特长的高中。

他一口气说下去，没给我提问的机会，但回答了他想象中的问题，“你说那个家庭压抑，根本不是”。有次，他发现儿子在看AV，心平气和地说，食色性也，这个非常正常，但现在会影响你长身体，等你18岁了，爸爸送你一盒避孕套！

因此，对于浩宇的死，他没办法接受，也没办法理解。“我就找原因，一定要把孩子这个原因找出来”。浩宇去世后的第三天，他在老家南阳办完丧事，开始行动。

他首先找出了浩宇的手机。生前最后时间，浩宇用的是徐世海的旧手机，锁屏密码没改过。解开，手机里常用的APP都不见了，只剩一个搜索引擎。点开，浩宇自杀当天的历史记录弹出：

东京食尸鬼第12集未解之谜 东京喰种第三季先睹为快

他不知道什么是“东京食尸鬼”。他搜索了，说是一部日本动漫，讲靠吃人为生的食尸鬼的故事。他打开视频，残肢满天飞，有人吃掉了对手的内脏。过去，他也知道浩宇爱看动漫，但他以为动漫就是动画片，哄孩子的那种。

他强忍着看完几集，气到不能入睡。5月14日，凌晨1点15分，他敲下朋友圈：“有孩子的家长们，请检查下孩子的手机。如果发现孩子看的有一些日系的动漫，一定要仔细审查一下。有些内容真的骇人听闻。切记！切记！切记！！！！！！！！”

同天，他写下一篇近3000字的悼文：

老爸希望我的儿子，在你自己的世界里，幻化成一只正义又有能量的天使，来帮助你的小伙伴们，战胜一切邪恶的教唆与思想。不管它是什么团体，纸上的也好，网络上的也罢，一律统统干掉……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也是世界人类共同的责任！想到了这里，爸爸这颗快要灭掉了的心，一下子又燃烧了起来。我知道，这是我儿子给我的力量！

他冷静下来又想，儿子那么开朗，看点动漫，怎么就能变成这样？妻子此时在老家住下，小儿子寄住到亲戚家，他决定独自返回郑州，整理浩宇的遗物。

中午到郑州，他先走到浩宇坠亡的地方。他哭了很久，然后停住眼泪回家。家里还是十几天前的样子，浩宇被抬回客厅时留下的血迹还在，他趴着去擦。晚上，他叫来一个朋友，两人打着手电上了天台。手电扫过，他看到墙面上有划痕。凑近细看，写着三个字：错、错、错。是浩宇的笔迹。在浩宇跳楼的位置，还刻着两个工整的大字：我恨。

朋友留宿下来，听到呼噜声，徐世海起身，走到浩宇的书桌前。作业本扔得到处都是，他翻一点，停下来，再翻一点。在一本同学录中间，他找到一张题为“留言”的纸。

……

我从来不会为我所选择的事感到后悔，虽然有些事遗憾是难免的。不过，我尊重我的选择，只是可惜没有人愿意倾听我的废话，以至于后来我也懒得再去分享。不过我说我上了高中后，我的一切都改变了，这是真的，我说我很多次想要自杀也是真的，可有谁重视了。所有人只在意我做了什么，那么，这件事现在成真了，你们满意了吧。我恨你们，好恨好恨，恨你们只会站在自己的观点上去议论他人，你们其实什么都不懂，还要装做我都是为了你好。永别了，世界，愿我的生命永远停留在四月的风里。

（谁让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但是至少，我没有改变。）

落款是“I’m Just a Joker 一个连自己都逗不笑的小丑”。没有时间。

遗书里的恨，墙上的恨，徐世海说，“我不知道恨的是什么”。如果这也是浩宇，那么他认识的那个“阳光向上开朗的孩子”，他是谁？

如果一定要给浩宇的“恨”找个对象，徐世海认为，那就是浩宇的老师们。第一次采访开始时，他就花了漫长的篇幅，回忆老师们与父子俩的冲突：

高一班主任，酒后叫女生去宿舍谈话，收班费请女生吃饭，浩宇因此在讲台前推倒了他。高二班主任，以统一采购书兜为名，从中牟利，浩宇骂了班主任，从此被撵出了班主任的课堂。

两次徐世海都被叫来学校，两次都和儿子站在同一条战线。浩宇出事后，他想，“这肯定是老师的事……我把你捅死算了，老子跟你同归于尽，我给孩子报仇。”

朋友说，不如把孩子拉到学校门口闹，让学校赔钱。这时徐世海反倒冷静下来了，高二上学期结束，浩宇离开了学校，生前最后半年，他一直在家，很难直接归咎于学校。“现在还没有找到原因，等我真正找到原因，冤有头债有主”。

“黑界”

被浩宇卸载的QQ也许藏着真相，徐世海想到。他下回QQ，通过短信验证，登入浩宇的账号。聊天记录都被删光了，只有三四个群的消息在轮番滚动。他扫到其中一条：“这世界操蛋透了”。还有表情包，小人从高楼坠下，配文“一跳解千愁”。

他咨询年轻的朋友。他们说，海叔你不知道，这样的群太多了。我进去学习学习，他说。

后来面对媒体，他眉头紧锁，讲述在群里的见闻：

有的群取名“黑界”，入群有一套“录取仪式”，口号叫“我们耕耘于黑暗”。里头的QQ昵称齐齐加了后缀，“已黑”“半黑”或是“将黑”。他没查明白是什么意思，但理解为一种邪恶的象征。群里讨论游戏和动漫，他看不懂，只知道是“可恶心的话题”。他举一反三，将孩子常看的网文命名为“黑文”，贴吧为“黑吧”，社群为“黑社团”。

（注：据腾讯举报中心，黑界是“一种以未成年人为主体的新型社交方式，他们在网络世界构造的一个成人世界……各方派代表、利用打字对骂的方式攻打其他家族或发表引战言论”）

徐世海用浩宇的账号混迹在各个QQ群里。晚上，群聊活跃起来。参与不进孩子们的话题，他就“潜水”观察。但一直不说话也不行，他偶尔丢个10块、20块的红包，混脸熟。有孩子回个红包，他“以孩子的语气”回复：“谢谢大爷恩赐，祝大爷早生贵子！”

一到凌晨两三点，群里就有人发“S”——他后来才看明白，“S”是“死”的意思——底下人出主意：跳楼要上五楼以上跳；怎么割腕没有痛苦。他回：“有什么比我们一起快乐地玩耍更有意义？”“你这种小鬼，死了就只能下地狱！”“落地一秒钟后，你的脸庞会摔得四分五裂，比你看到的任何动漫血腥。”

常发“S”的孩子，他加了好友，设了“特别关注”。一有动态，消息就弹出来。连着几晚，他“盯着”这人。有时他正在开车，收到消息，就停车熄火，聊一整夜。

他断定群里有大人。没什么证据，理由简单：只有大人才能坏到这个地步，“我是想尽一切努力把孩子往明处带，他们是尽一切办法把孩子往黑处带”。喝了点酒，他的火蹭就起来了，隔空对群里的“坏人”喊话：“你们猪狗不如！”“你们家没孩子吗？”于是他常常被踢。

采访时，他收到其他家长的消息，说又有“坏人”的新动向。“诱着它多说一点”，他回复。“畜生这个‘它’，懒得加人字旁。”他眼睛眯成一条缝，在屏幕上指指戳戳，发出“哒哒哒”的敲击声。

徐世海在我面前翻阅了浩宇的QQ，现存的群聊中没有“黑界”或“约死群”，也无法证实浩宇在生前进入过。但徐世海认定，浩宇和其他青少年都深受其害。

他向我展示和一个妈妈的聊天记录，女儿自杀前，妈妈打了她。

“不必自责，多想，为了孩子将来好点，谁知道却弄丢了孩子的未来。其实真正的罪魁祸首还是网络。”徐世海回复。

“可他们那类人不懂得父母对他们的好，只会恨父母。”妈妈说。

他去找律师：能不能告这些人，告百度，告所有“非法传播这些不健康东西的公司”？律师说不能。他就联合其他家长，反复举报这些QQ群。也许是举报起了效果，或者是净网行动，2020年9月，一夕之间，这些QQ群全部消失。

在媒体面前，徐世海说，他至少和上百个孩子聊过天，无法统计成功救回的孩子的数量。他说出于隐私考虑，他清空了和孩子们的聊天记录，也不想让他们接触媒体。

今年3月，一个暖和晴朗的傍晚，徐世海捞出了一个19岁男孩。一只鞋子掉了，脸扎进淤泥。

男孩的四肢蓬开，父母盖不上被子。徐世海走上前，将他的四肢合拢，轻轻拉上被子。这违反了救援队的规定，但队长没有作声。

他将男孩的照片转到一个诗词群里，一个18岁女孩回复，“没有人理解，他活的太挣扎了”。徐世海加上她微信，和她说开心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此后两人常常聊天。我和这个女孩通了电话，她说，“海叔是把我当自己的孩子那样去关心、去对待的。”

徐世海告诉我，有孩子想让他把自己当做浩宇。他面上应了，却清楚他们不一样。这些孩子大多和家庭关系紧张，浩宇呢，总是那么阳光，是模范的儿子。他想以走近他们来抵达浩宇，事实却是，他对浩宇“也没有什么更深的理解，真的，良心话”。

有整整半年他没办法待在家。去海南，去广州，去深圳。夏天，他去了西藏，他听说，西藏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他想，那他是不是也离浩宇更近一点了？

另一个寻找答案的人

浩宇失联了五个月，高中同学张启帆终于刷出了他的QQ空间新动态，却是一条没头没脑的“有事联系137********”。浩宇是高二转来的，有些孤僻，除了他似乎没什么朋友。回到宿舍，张启帆开了免提，拨通了那个号码。

电话那头是个中年男人。浩宇出事了，男人说，介绍自己是浩宇的爸爸。舍友向他比划，他忽然明白：浩宇死了。

放假后第一天，张启帆赶到徐世海家。酒喝到一半，张启帆鼓起勇气问，浩宇为什么会这样？徐世海说因为动漫。他想，可是浩宇很早就看过《东京食尸鬼》了，他们同学之间还一块讨论，无非是当肥皂剧。

徐世海又说，浩宇的自杀毫无征兆。张启帆有些着急地反驳，浩宇和我说过。他给徐世海看浩宇出事前两个月发给他的消息。

……抱歉，我对这样的世界已经厌倦了，我讨厌这个社会的现状，讨厌对这个世界的不满，讨厌我身边的一切，讨厌我自己活的像个傻X。

从张启帆那里，徐世海第一次知道，浩宇早就有了自杀的念头。“他心情超级不好，他都不跟大人说嘛，他跟他同学说，他都不跟大人说。”徐世海对我说。很快，他像忘记了刚说的话，再一次讲起，浩宇出事的十天前，他们还一块去爬山，浩宇从他身上抢过最重的登山包，同行朋友都夸赞，你看老徐家的儿子多阳光！

3月10日那天，张启帆收到浩宇的信息后，立即打电话过去。电话没打通，他心里发慌，但想这时候不能发语音，浩宇不一定会点开听。他回过去一屏屏文字，叫浩宇问问自己：如果自杀了，后果是什么？父母朋友会怎样？想一想他们撕心裂肺哭的样子。

四个小时后，浩宇回了消息，说他想通了。他问张启帆，你原谅那个冲动的我了吗？

我在徐世海家里见到张启帆。他腼腆沉默，在沙发上收拢自己的手脚。我送张启帆回家，出租车上，我们聊到浩宇，他话一下多而密。他说他印象里的浩宇是悲伤的，一次，浩宇要和他比赛谁先哭出来，他怎么都哭不出来，但浩宇很快哭了。后来，浩宇常常突然就趴在桌子上，叫他也不回应。等他抬头，又是一个灿烂的笑容。张启帆觉得他的笑容是装的。

每个周末，张启帆和浩宇坐公交车回家，总坐最后一排。浩宇没有手机，就玩他的，他倒在浩宇身上睡过去。其实他中途就能到家，但他每次都陪浩宇坐到终点站，再自己搭车折回。没什么特别的理由，他只想多陪浩宇一点时间。

今年6月，我第二次去郑州时，张启帆要我带他上那个天台看看。他原本一身潮牌，特地回家，换了白衣黑裤。他扒在天台围墙的边缘，往下探，说，这个勇气太大了。我指给他看墙上的“我恨”，他推断浩宇留下的还有更多。他蹲下来，贴着墙壁挪动，辨认。有片水泥是新抹上去的，他试图蹭下来，看背后是什么。他还一度想翻出去看墙外壁有没有字——被我制止。天光一点点消失，我慢慢失去耐心，想这些都是徒劳的。一张床遗弃在那里，我们合力翻开了床垫，只找到写有别人名字的快递。

“人死了之后去哪里啊？”他问我，然后又自己回答，“人死之后肯定会再见面。”

刚下过雨，空气湿漉漉的。张启帆高且瘦，风把他的T恤吹得鼓了起来，远看像超人的披风。一个带小狗的女人上来抽烟。我们待了很久，直到天全部黑了下来。

“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事情。”张启帆对徐世海说，“我现在很想了解他身边的朋友、他的经历，我很想搞清楚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我最想干的事。”他翻浩宇的QQ空间，谁最近访问过浩宇，谁给他点赞多，谁是“那种好朋友之间的语气”——比如“喂，傻逼”——浩宇此前频繁转学，他不同阶段的朋友，张启帆都加了一遍。

通过张启帆，我找到了浩宇其他四个朋友，陈菁，王亦尧，丁晨玺，杜煜哲。碎片一张张嵌回，拼图浮现出来：在生命的最后两个月，浩宇不是没有大声呼救过——“我也收到过”“我也收到过”“我也收到过”，在餐厅，在咖啡馆，在电话那头，他们每个人都这样说——朋友们也尽了少年能做的最大努力，试图拉回他。

2020年3月10日

张启帆收到了来自浩宇的信息，但他并不是唯一一个。

当他给浩宇打去电话、提示占线的时候，初中同学陈菁正哭着和浩宇通话。电话里，她记得浩宇说他“已经上了天台”，也提到，父母不能理解他。他没说是什么事，问起时，他一直沉默。陈菁说，她也有很多话不愿和家人讲。她说我们马上就要长大了，马上就能离开他们了，你以后想去哪个城市？他说想去上海。她说你在上海买套房子，我去看你——路还长着呢。

电话的最后，浩宇说，我知道了，我现在就下去。

当晚，王亦尧和丁晨玺也收到了浩宇的信息——他们是高一时的“三人帮”，浩宇床上有颗星星荧光贴，于是在这个组合里被赐名“星儿”——王亦尧和丁晨玺互相问，星儿怎么了？浩宇电话没打通。在家长群里，他们找到浩宇妈妈南书红的手机号。丁晨玺打了过去，他记得他转述了浩宇给他们发的话，也记得南书红说，她知道浩宇最近情绪低沉。

我向徐世海和南书红求证，他们都不知道浩宇3月10日上过天台。在南书红的印象里，那晚她接到了浩宇同学的电话，对面只是问浩宇在不在，她就把手机给了浩宇。他举着手机进屋，关上了门。

2020年3月11日

在把浩宇从天台劝下来的第二天，陈菁收到浩宇发来的截图，显示他在网上做了抑郁症测试，结果为重度抑郁。陈菁有做心理咨询的经验，她当即预约了心理医生。

解除隔离后头一天，陈菁赶去见了心理医生。医生说，浩宇可能长期不知道如何与人沟通，导致有轻微的易怒倾向的性格障碍。但医生没有见到本人，无法给出确凿判断，建议浩宇及时就诊。陈菁劝浩宇去医院，浩宇说，他不想和父母说。陈菁又说，我陪你去。浩宇没有回复。

徐世海从没想过浩宇有抑郁症。“没有嘛，哪知道，你看我认识多少的心理老师啊。”他说心理老师来家里吃饭，都夸浩宇阳光、有礼貌。他想，小孩有什么好抑郁的？

南书红倒是疑惑过，浩宇的脾气会不会太大了一点？她到家长群里问，别的家长都说，青春期的孩儿不都这样？她放下心来。

2020年4月前后

和浩宇通过话后，丁晨玺隐隐感到不安——虽然他是那种神经有些大条的男孩。他找时间去了趟浩宇家。他记得浩宇父母都在家，浩宇躲在卧室里，不肯出来，说想自己待着。他只好离开。

在徐世海的记忆里，每次有同学来，浩宇都是高兴的，还会亲自下厨做菜。有一个同学问徐世海，你是不是天天都和浩宇在一起？他说是。同学说，那就好。他记得后来浩宇问过他，爸，你知道他们为啥都要来吗？徐世海问，是不是你玩游戏输了、和同学发生口角了，同学们来安慰你？浩宇没再说什么。

2020年五一前后

最后一个见到浩宇的同龄人是杜煜哲。初三，他转到浩宇的学校，是浩宇帮他融入了集体。约好上了同一所高中后，浩宇日渐消沉，成了那个更常被安慰的人。五一前后，杜煜哲想给浩宇个惊喜，没打招呼就去了他家。浩宇看着不太精神，说笑时，会瞬间安静下来。他不敢多问，怕又勾起浩宇的心事。

那天，浩宇唱了华晨宇的《好想爱这个世界啊》，一首为抑郁症患者创作的歌。“抱着沙发，睡眼昏花，凌乱头发”，浩宇说这就像他；“夕阳西下，接通电话，是你呀”，他说他想起了3月10日那个夜晚，接到朋友们电话的时刻。我已经慢慢想开了，分别时他说。

徐世海知道杜煜哲来家里找过浩宇，他说，杜煜哲“每次去，他俩都在屋里打游戏呢”。

每个朋友都察觉到，疫情开始后，浩宇心情很糟。他掰断了自己的手机。他给陈菁的理由是，他和父母吵了架。徐世海则认为这个举动展示了浩宇想要变好的决心：从此彻底戒断游戏。

浩宇对张启帆说，他不和家人们一块吃饭，总是等他们吃完了，把饭端进卧室。徐世海却记得，他们都是在一块吃饭的。吃完饭，浩宇必定抢着洗碗。他爱吃咖喱饭，也试着自己做。但他网购的一袋咖喱，直到他去世后，才寄到了家。

听我转述孩子们的回忆时，徐世海不动，脸上浮出一种茫然的表情。“这个我不知道”，他只是一遍遍说。

3月10日上天台那晚，浩宇在QQ空间里发：“世界，晚安。”配图是他画的一个男孩，手举一张笑脸，背后，眼泪流下来。

这天之后，就算在朋友面前，浩宇似乎都好起来了。他每天在健身软件上打卡。他发来自拍，头发扎成了小辫。他到湖边看了日落，给陈菁发照片，问，看那个云像不像溜溜球？

有天半夜，张启帆突然给我打来电话。他说浩宇发给他的演唱会视频中，他遗漏了一段开场白——“抑郁症患者害怕的是，身边的朋友都觉得他挺正常，但当他一个人在房间里的时候，他其实非常痛苦”——这也许是浩宇想说的话。

“如果当时他要走的话，我留住他了；如果最后一个月，我跟他一直每天聊天……”张启帆没说下去，电话里他嗓音嘶哑。

游戏打输了，浩宇会骂人，会摔手机，有一次还气哭了。他痛恨学校，考试交白卷，无法忍受食堂的饭。他一再抱怨河南高考之难，旁人劝他，咱改变不了的事不要纠结。他捶过几次墙，捶到手流血。浩宇总是愤怒，朋友们却不明白他在愤怒什么。

徐世海嘱咐张启帆，向浩宇的朋友们隐瞒浩宇的死讯。每个人，陈菁、王亦尧、丁晨玺、杜煜哲，最先问我的都是：浩宇怎么了？我没办法给出答案。最终我决定按照徐世海的意愿，搪塞过去，让少年们继续活在有浩宇的世界。每一次我都害怕他们追问，但他们只是像王亦尧一样，一再叮嘱我，“能知道浩宇在哪儿或者浩宇要是想通了、想开了，一定要告诉我。”

南书红曾想把浩宇所有东西都烧了，被徐世海拦了下来。于是浩宇的房间还是原来的样子。几十张鹿晗的脸——海报贴满两面墙，卡片一排排地从天花板垂落下来。徐世海不知道浩宇喜欢鹿晗的原因，“一个男的打耳环子，说话尖声细气的，哪儿有一点男子汉的气概？”但他仍然留下了鹿晗的照片。浩宇去世后，他独自睡在浩宇的房间。

一本叫做《三日间的幸福》的日本小说摆在床头。他记得浩宇和他说，这本书讲的是画画技巧。睡在浩宇的床上的夜晚，他第一次翻开《三日间的幸福》，也第一次知道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厌世的少年卖掉了自己剩余的寿命。浩宇将书中一句话写进了遗书里：对我来说，去憧憬一个虚无缥缈的未来，不过是一个再天真不过的想法。

浩宇画的漫画，从层层叠叠的作业本里露出一角。徐世海以为，浩宇喜欢的就是画画。他的朋友们纠正我，浩宇喜欢的是画二次元漫画。美术课临摹肖像，有时浩宇会将人物改成二次元的夸张姿势，有时干脆就画自己的连载小漫画。老师看见了，让他收起来，他不听，一直到画完为止。

“我说像这个什么次元，狗东西早就该淘汰了。”徐世海反复向我表达对二次元的痛恨。

陈菁也是二次元爱好者，她说她完全理解浩宇对二次元的热爱：“二次元很自由，它不像三次元那么多纪律。”

徐世海让我去看看《东京食尸鬼》。之前，他只和我描述过这部动漫的血腥画面和诡异配乐，看完后，我才明白这是个什么故事：

人类主人公因为意外变成了食尸鬼，并为此痛苦。他认识了温柔善良的食尸鬼母女，却目睹她们被人类搜查官虐杀。主人公无法理解：她们没有做错什么，只因非我族类，为什么就要被屠戮？

“不同群体之间的巨大隔阂”，我在笔记本上写下。

我问徐世海：“他和您表达过您在他心中是什么样的形象吗？”

他沉默片刻：“那没有，那个我们俩没有交谈过。”

我试图从浩宇的日记中寻找答案。

父亲这个人，这么多年，我一直猜不透他，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我还真说不好。他好像是个“自以为是”的人，只要是他说的话，我都要无条件服从……对我来说，这是对我思想的禁锢！

可是话又说回来，父亲是个农民，从小吃苦长大……其实这不是禁锢，只是方式让我感到不适，父亲是一直为我着想的。

2016年 《我是一只渴望飞翔的鸟》

……父母从来就没有读懂过我的内心，跟他们在一起我只能感受到压抑，唯一懂我的姐姐在我最需要她的时候她却只陪了我一天。我想我现在应该去睡一觉。

2018年9月12日 天气：晴 心情：低落

小时候的事依稀还记得，记得与年轻时的父母在一起的场景是那样温馨……经历了这么多，也不知是他们变了，还是只有我自己变了。也许我们都变了，只是都不承认罢了。

2019年7月31日 《写给自己，最后想对自己说的话》

“我知道了”，徐世海想起，浩宇总是以这句话结束和父母的争吵。浩宇去世后，他翻开日记，才明白，“他不会把心里的伤，心里的难受、不舒服、不愉快跟你说，他只会说：爸，我知道了。”

徐世海说，过去他从不翻浩宇的日记。有次，南书红想翻，浩宇看到了，急得差点动了手。徐世海帮浩宇说话，你给孩子搞得一点隐私都没有。

“给他留个屁隐私。”一年后，徐世海对我说。这一年他反复自问，我到底哪里做错了？他觉得自己做了所有能做的，但如果时光能够倒流，这件事上他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我想尽办法看他日记，看他QQ空间”。

母与子

徐世海对7岁的小儿子浩睿说，哥哥去当兵了。半年后的一天，他开车带全家人出去玩。想不想知道哥哥去哪儿了？他问。你想听实话还是瞎话？浩睿反问。爸爸想听实话，他说。那你把车靠边，浩睿说。他们停了下来。

爸爸，哥哥死了。浩睿说。

“不要想他是一个小孩子”。徐世海很多次想到：浩睿是不是一早就知道了？

在郑州的20多天，我几乎天天去徐世海家。徐世海酒局不断，而南书红永远在家，永远穿同一件粉色卫衣。她刚生下女儿，于是带娃、做家务、给客人添茶、监督浩睿写作业。我印象中的她大多是沉默的，我对她的了解也都来自徐世海：她几乎不提起浩宇；她不知情，也不愿过问丈夫对浩宇之死的调查；她正全身心养育她剩下的两个孩子。

直到离开郑州的前一晚，我和南书红长聊了一次，第一次完整地听见她的声音——出乎我的意料，她语速极快，不用发问，她自己就能长长地说下去。得知我是南方人，她聊起她在广东澄海的玩具厂打过工：广东人一天吃三顿米，南方的方言根本听不懂，有个老板家生了四个女孩，居然还要继续拼个男孩。那是1998年，她19岁，正对外部世界感到新鲜。两年后她和徐世海相亲、结婚。随后的二十年，她像是没什么好讲的，草草带过：婚后他们先是有了浩宇，十年后又迎来浩睿。她没再出去工作。她给两个儿子买玩具，看到产自澄海，才会想起年轻时的日子。

浩宇走后第一个月，南书红月事没来，她以为是受了刺激失调，去医院检查，发现已怀孕两月。周围人都说这是老天的补偿，劝她留下。42岁，她生下女儿。后来她想，如果不是浩宇的走，这孩子是肯定不会要的。就像当年她是为了给浩宇作伴，要了浩睿。都是因为浩宇。

“这一辈子我感觉我也开心不起来了”，起初她这么想。女儿占领了她悲伤的时间，我们的聊天总被婴儿的哭闹，和她进屋喂奶打断。我说，等女儿长大，生活又添了奔头。她原先抱着女儿，在客厅里一圈圈踱步，这时停住。

“我命不好，我这孩儿养大了，走了这一个路。我想着老二上二年级，一上三年级、再高一点，都能离开手脚了，都能去上班了。（来了）这一个，还得多少年熬？老二过四年小学毕业，这个就得上幼儿园了。等他们长大我都老了。”

“我一辈子光忙活这。”

故事原本应该结束在这里。但当我第二次去郑州、采访浩宇的同学老师时，我发现了更多事实。这让我一度无法面对这个故事——直到全部采访结束后。

在徐世海的表述里，他曾为了浩宇，和浩宇的两任班主任都起过冲突。在学校，他对酒后找女生的高一班主任骂道：“如果我家是女孩，今天你都活不成。”见到靠书兜牟利的高二班主任时，徐世海给她发了200块钱红包，让她不要再针对浩宇，还“指着鼻子，我说你不配做个人民老师！”

我和浩宇是一边的，徐世海总是说。

浩宇的老师同学的版本是这样的：

高一的三位同学说，他们班主任的确爱喝酒和收班费，但没见过找女生谈话或请女生吃饭。班主任本人说，他从没和徐世海打过交道，更谈不上发生冲突。

高二的三位同学说，书兜是由一个同学家长代为采购的，并未经手班主任。班主任本人同样对冲突毫无印象，她记得和徐世海见面那次气氛平和，徐世海反复说到，浩宇这孩子，从小跟他走南闯北。

我将师生们的回忆转述给徐世海。他不想多谈，说老师没做错什么，不用再去追究了，“孩子他讲的毕竟是片面之言，不能完全站在孩子的立场”。至于他本人和班主任们的冲突，他改口说没发生过，但没有解释之前为什么会那么说。

无论是面对我，还是在既有的媒体报道中，徐世海都说浩宇1米86。和张启帆一起见陈菁时，我说浩宇和1米87的张启帆身高接近。他俩都错愕地看着我。

浩宇1米72，张启帆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1米86和1米72之间的出入。和南书红告别前，我问她，浩宇到底多高。

“一米七多一点，”她仰起头，像是在空气中锚定了儿子的身高。“俺家他是最高的，他爸都得仰着脸跟他说话。还长的，他还会长的。”

浩宇生前的最后一周，学校复学，浩宇怎么说都不回学校了。徐世海想，那不如送去当兵锻炼锻炼。他找一个在野战部队的朋友疏通了关系。浩宇却说，我不想当兵。浩宇出事前一晚，他还叫浩宇早点睡，说以后当兵了才需要你熬夜。爸，我跟你说了，我不当兵，他记得浩宇说。

我在郑州的一个夜晚，徐世海邀浩宇的初中班主任喝酒。班主任教体育，性子直，罕见地同时博得父子俩的欣赏。班主任还不知道浩宇走了，刚落座，他问：浩宇怎么样了？

“去当兵了。”徐世海回答。几乎没有停顿。

“啥兵种？”

“那种野战部队。”

“真适合他。征兵走了？”

“部队里有关系。”徐世海表情没有波澜。

白酒开到第二瓶，两人都有些醉意，无声地碰了个杯。“他回来第一时间通知我，我可想他。”班主任说。

“你是有时候想，我是每时每刻都想啊。”徐世海笑着，皮肉却像是支撑不住似的，嘴角和皱纹都坍塌下来。

饭店包间里，徐世海一根接一根吸烟。掉落的烟头皱起来，熄灭。酒精烧红了他的脖子。班主任讲浩宇在学校的大小事，徐世海都抢着回应，“这些浩宇都和我说过的。”“我和浩宇，我俩之间没有隔阂。”他反反复复地说。

我想，也许徐世海之前和我描述的，是他理想中的世界。在这个时空里，浩宇阳光，1米86，如他所愿去当了兵；也是在这个时空里，他和浩宇肩并肩站在一起，共同对抗错误的全世界。

一次酒局过后，我接到徐世海的电话。“不管社会怎么变，我就是我。”他像是喝醉了，在电话里喊。

我想到浩宇遗书的结尾：“谁让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但是至少，我没有改变。”

张启帆对徐世海说，他想去看看浩宇。我们一同回了徐世海的老家南阳。过了一条湍急的河流，就到他的村庄。刚下了一场暴雨，洪水漫过收割完的麦田。小孩踩凉鞋跑来跑去。人们停下电动车，扒在桥边往下看。徐世海下车递烟。“小海回来了”，他们咧开嘴笑。

整个1980年代的夏天，少年徐世海都在这片麦田里劳作。祖上都是农民，父亲脾气大，犯了错就挨打。他不敢忤逆，相信父母永远权威、永远正确。他初中辍学，到城市打工，一点点开起他的公司。父亲来找他，爷俩在工地上喝酒，他第一次发现，父亲喝不过他了。

他和我说起年轻时，他叫售票员给张随便去哪儿的车票，于是就来了北京。他又从北京去了东北。他甚至在东北吓跑过一只熊。当他的思绪开始飘扬，我很难分辨故事的真假，抑或仅仅是一种幻想。

但确凿的是，2003年，就在这个村庄，他当上父亲，是夜暴雨，他抱着9斤多的小浩宇，一整晚没有合眼。

雨又下了起来。我们停好车，穿过泥泞的田野，来到浩宇的坟前。一个孤零零的土丘，乱草丛生，没有立碑，和祖坟遥遥相对。张启帆买了一束白花，献上，一只白色的蝴蝶飞了出来。细雨里徐世海和张启帆抽烟。没有人说话。只有远处的蛙声。

徐世海记得，小时候的浩宇是个孩子王，邻居家的孩子来敲门，说因为他调皮，浩宇哥哥要他交两块钱罚款。徐世海打了浩宇一顿。你的想法是对的，做法是错的，他对浩宇说，你长大还不成黑社会老大了？

他和浩宇一块洗澡。拍的手印还在，他问浩宇打得疼不疼。真疼啊，他记得浩宇说，但你说完，我觉得不疼了，黑社会老大的结局都是不好的结局，我长大了还要好好孝敬你和妈妈，买大车，买大房子。

父子袒裎相见，父子没有秘密。他紧紧抱着浩宇，自顾自地说下去。只要咱有一颗正直的心，以后谁敢欺负你，不管是千万富翁还是省长家的孩子，我都跟他斗到底。爸爸什么人都不怕。不管你认不认可爸爸这个做法，你知道爸爸爱你，爸爸永远爱你。

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