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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

最早见于周、汉儒家经典《仪礼·丧服·子夏传》，原文如下：

为父何以期也？妇人不贰斩也。妇人不贰斩者，何也？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斩”指的是斩衰，是最高级别的丧服，丧期为三年。

上文大意是，女子丧父该如何服丧？女子不服两次斩衰。什么是女子不服两次斩衰？女子有三从的规定决定如何服丧，女子在出嫁前，给其他亲人服丧的等级和父亲一致；出嫁后，给其他亲人服丧的等级和丈夫一致；丈夫去世后，给其他亲人服丧的等级和儿子一致。中国古代素有“死者为大”的传统，由丧礼上丧服的等级可以引申出现实的社会等级，如《大戴礼记·本命第八十》 ：

妇人，伏于人也，是故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无所敢自遂也。

“四德”

“四德”本是古代规定的“妇学”观念。《周礼·天官冢宰第一》中说：“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九嫔”、“九御”均为宫内女官。

汉代班昭的《女诫》对“四德”有详细解释：“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

“四德”是封建社会下的女子行为规范，对当时社会背景下女子应有的人生追求、言谈举止、妆容打扮、才能技艺均做出了规定。

“女四书”

“女四书”是中国封建社会对女子进行教育所用的《女诫》《女论语》《内训》《女范捷录》四本书汇集的总称，四本书的体例皆仿照经典儒家典籍以主题分为若干章节，是女子习得“三从四德”思想的教材，区别于男子用于科举应试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称的“男四书”。

《女诫》

《女诫》最早由东汉女史学家班昭为教育女儿所著，并在后世，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对女性的主流规范标准。 《女诫》包含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章，其对“四德”的详解出自《女诫·妇行第四》。

作者小百科：

班昭（49年？－120年？），字惠班，另名姬，东汉文学家、史学家。为班彪之女，班固、班超之妹，是中国第一位女性历史学家，因参与修订《汉书》，与其父兄班彪、班固合称为“三班”。

班昭十四岁时嫁予同郡人曹世叔为妻。丈夫很早便去世了，班昭于是清守妇规。汉和帝知她文章了得，下诏让班昭到东观藏书阁续写《汉书》，又多次召她入宫，屡屡为皇后、贵人的老师。

《女论语》

《女论语》相传由唐朝女学士宋若萃所著，今存本语句均为四言韵文，托名曹大家撰﹐有12章﹕立身﹑学作﹑学礼﹑早起﹑事父母﹑事舅姑﹑事夫﹑训男女﹑营家﹑待客﹑柔和﹑守节。《女论语》中不乏记载古代妇女纺织劳作的内容，如《女论语·第二 学作》中的：

纫麻缉苎，粗细不同。车机纺织，切勿匆匆。看蚕煮茧，晓夜相从。采桑摘拓，看雨占风。滓湿即替，寒冷须烘。取叶饲食，必得其中。取丝经纬，丈疋（量词，读“pǐ”，同“匹”）成工。绸绢苎葛，织造重重。亦可货卖，亦可自缝。刺鞋作袜，引线绣绒。缝联补缀，百事皆通。能依此语，寒冷从容。衣不愁破，家不愁穷。

作者小百科：

宋若莘（8世纪？－820年？），唐朝贝州清阳县（今河北清河东）人，宋氏五姐妹之长。父亲宋庭芬，世为儒学。

宋庭芬有才华，生五女，分别取名为宋若莘、宋若昭、宋若伦、宋若宪、宋若荀，都很聪明。宋庭芬教给她们学习经史和诗赋。没成年时，五个女儿均能书写文章。宋若莘、宋若昭的文章尤其清丽淡雅，不追时尚。她们对父母表示，这辈子不嫁人，愿以学问使父母扬名。大姐宋若莘教导四个妹妹非常严格。她仿效《论语》，著《女论语》十篇，内容皆以妇女所尚。妹妹宋若昭加以注解，甚有条理。《女论语》流行较广，长期成为女学童的教材，同班昭的《女诫》共为妇女书中的名作。

贞元四年（788年），昭义节度使李抱真表荐宋氏五姐妹。唐德宗将她们召入宫内，加试诗赋，并考问经史大义，深为赞叹。唐德宗能作诗，每次与侍臣作诗唱和，都要宋氏姊妹出席，唐德宗钦佩她们卓尔不群的气节，不以宫女妾侍对待，称呼她们为学士、先生。她们的父亲宋庭芬因此而授官，饶州司马，习艺馆内，敕赐高级宅第，有俸料。元和末年（约820年左右），宋若莘逝世，赠河内郡君。宋若莘自贞元七年（791年）以后，一直掌管着宫中记注、簿籍。宋若莘去世后，唐穆宗又命宋若昭接管。 

《内训》

《内训》是明成祖的徐皇后为教育宫中妇女所做，是“女四书”中字数最多，内容涵盖范围最广的一部，共分为德行﹑修身﹑慎言﹑谨行﹑勤励﹑节俭﹑警戒﹑积善﹑迁善﹑崇圣训﹑景贤范﹑事父母﹑事君﹑事舅姑﹑奉祭祀﹑母仪﹑睦亲﹑慈幼﹑逮下﹑待外戚等20章。

作者小百科：

徐皇后生于元朝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比成祖小兩岁。她的父亲是明朝开国功臣徐达。徐皇后“幼贞静，好读书，称女诸生”。明太祖朱元璋听说徐达之女贤淑，与徐达订下婚约。朱元璋曾亲至徐家，为儿子朱棣聘为妃。

洪武九年正月二十七日，十五岁的徐氏嫁给十七岁的燕王朱棣为王妃。第二年六月，生下朱棣长女朱玉英。第三年，又生朱棣长子朱高炽（即明仁宗），共生三子四女。徐氏姿色秀麗，温和賢慧，马皇后不只一次当众称赞这位儿媳妇。洪武十三年三月，燕王妃随其丈夫就藩北平。

后来，建文帝削藩，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五日，燕王朱棣宣布起兵靖难，在朱棣前往大寧“借”兵之际，面对李景隆五十万大军兵临城下，燕王妃本人亲自登城督战，与世子朱高炽成功保卫了北平城。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历时整整三年的靖难之役终于结束，大明帝國的京城應天府被燕王军攻陷，燕王妃再次踏进皇宫的时候，已经是明朝皇后了。 

徐皇后去世时年四十六岁，朱棣对结发妻子的去世非常悲恸，他为徐皇后上谥号曰仁孝，并从此不再立皇后。 

《女范捷录》

《女范捷录》由明末儒学者王相之母刘氏所著，宣扬古代的“贞妇烈女”与“贤妻良母”等事迹﹐称赞《女诫》﹑《内训》诸书﹐阐发封建伦理的女学，共分为统论﹑后德、母仪、孝行、贞烈、忠义,慈爱、秉礼、智慧、勤俭、才德十一篇。

作者小百科：

王相之母刘氏生平不可考证，故在此科普《女范捷录》校订者王相。

王相（1488年－1524年），字懋卿，号介塘，浙江鄞县人。正德辛巳进士，官翰林院编修。辑有《千家诗》，并注解其母刘氏所著《女范捷录》与《女诫》《女论语》《内训》。

嘉靖三年，王相在大礼议中与杨慎等众官在紫禁城左顺门哭争，遭廷杖身死。 

上述四种女子教本﹐自东汉至明末﹐先后相继问世和传播﹐其中王相合校本于明天启四年(1624)﹐由多文堂合刻为《闺阁女四书集注》﹐成为一套对女子进行封建教育的教材。嗣后翻印此书﹐简称为《女四书》﹐广泛流传。

最晚成书的《女范捷录》中用封建迷信神化了“三从四德”：

乾象乎阳，坤象乎阴，日月普两仪之照。男正乎外，女正乎内，夫妇造万化之端。

新文化运动时期，“三从四德”和“女四书”作为封建道德的代表被先进知识分子所批判，并在随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的建设中被打倒。到了如今，《女诫》《女论语》《内训》《女范捷录》合称的“女四书”，与“三从四德”的具体含义早已不为人们所熟知。

然后这些言论是以偏概全的，我们只需要指出它们的狭隘，就算结束了吗？

如果我们以负责任的态度来看待自由恋爱中的悲剧事件就不应该认为只要这些悲剧事件数量极少，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就可以放下一切思想负担去追求自由和爱情。为什么？因为这些因自由恋爱导致的人生悲剧事件虽然不会发生在每个青少年身上，但它们的发生却不是偶然的，这些悲剧事件背后的教训是有普遍意义的，任何青少年只要不慎重，就有可能陷入悲剧。

如果以负责的态度，克服了自身的狭隘，再回过头去看“包办婚姻”，我们也会发现，包办婚姻下也同样有人能收获美满的爱情，如古诗里所提到的“卢家有女字莫愁”，宋代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和其妻的爱情故事，还有印度莫卧儿帝国第五代皇帝沙·贾汗和泰姬穆塔芝的爱情故事。如今我们都知道“包办婚姻是不好的”，大部分包办的婚姻也都是夫妇貌合神离，家庭完全围绕着“传宗接代”发展，子女在其中不会获得任何幸福，而少数包办婚姻内的爱情故事也不能证明所有包办婚姻都是幸福的。但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少数自由恋爱的悲剧对于所有自由恋爱来说也具有普遍意义，那么少数包办婚姻内的美满爱情也对包办婚姻具有普遍意义吗？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很简单，爱情是双方的事情，能幸福美满靠的都是彼此间的高度信任，彼此间的互相成就互相发展，除此以外还有志趣相投等等方面，也许这个条件还有很多，但是这个条件一定不包括双方是怎么认识的，是通过熟人介绍，还是在大街上邂逅。人和人之间的联系程度能深到什么地步，和他们如何相识无关，有关的是他们在认识后如何相处。

因此无论是自由恋爱也好，包办婚姻也罢，幸福不幸福关键看的都是两人彼此的相处而非相识过程。

那么，由此就能得出结论，“包办婚姻”还是“自由恋爱”的区别是无关紧要的，只要幸福就可以了吗？

当然不行！请回到标题——恋爱自由是程序正义，而非结果正义。

青少年追求自由恋爱是因为他们有权利自主追求个人幸福，有权利决定自己和谁在一起，而他们的父母、师长无权为他们安排“人生大事”，无权禁止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人生发展道路。而在“包办婚姻”体制下，青少年是无权决定自己的人生道路的，他们只能听从父母的安排，只能在可能性不多的狭窄天地里空耗自己的一生。

自由恋爱是当今青少年应该坚持也必然会坚持的程序正义，不能用几个恋爱失败的例子，从结果正义的角度否定恋爱自由的程序正义。

不过还有个问题没有解决，“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果某一个制度、流程几乎得不出什么“好结果”，这种制度、流程还要坚持吗？

坚持“程序正义”当然首先是因为权利和责任的问题，但是任何制度、流程最终都是要导向结果的，而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不关心结果，从结果的角度出发，说白了，程序正义是为了最大限度稳定地得到结果正义。

在“包办婚姻”这个流程内，子女的配偶的选择权在父母，而父母不是子女，他们不会比子女更了解子女，哪怕他们挖空心思“为子女好”，也不可能比子女从他们自身的感性出发的认知更清楚他们自己的需求。这还只是从能否满足需求这个层次上来理解问题。而假如父母利用了他们对子女配偶的选择权，故意限制子女的异性交往，那么首先就会限制子女对社会的认识，阻碍子女的发展进步，而父母如果进一步利用子女的这种认知缺陷为他们自己服务呢？那不就成了剥削压迫子女了吗？很遗憾，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最终演变成了这种父母对子女的剥削。除此以外，父母的人际圈子，所掌握的社交资源等等小的方面就不再讨论了。

而在“自由恋爱”这个流程内，子女的伴侣的选择权在他们自己手里，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懂他们自己的需求，这在根本上保证了他们可以最大限度地为自己选择最好的伴侣。而他们为了充分行使他们这些选择权，就需要不断进行选择，不断认识新的异性朋友，不断对外拓展自己的社交边界。这既提升了他们的认知水平，也让他们更难被他人剥削利用。他们只要能充分提升自我，充分筛选对象，就很难找不到合适的伴侣。

但如果他们“只筛选，不改变”，只把幸福美满这种结果正义寄希望于对象，那么最终还是会找不到。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自由恋爱的过程中行使了选择权，他们就必须为他们的选择权负责，做到权责统一。既然他们有选择的权利，那么学习如何选择，在选择的过程中尽可能避免伤害到对象就是他们应负的责任。如果他们仍然试图逃脱责任，他们就不可能收获幸福。

总结起来就是，“自由恋爱”还是“包办婚姻”是一个程序正义问题，这关乎青少年自身的权利和责任，青少年不应该妄想也不可能在自由恋爱的过程中行使了选择权，又推卸了选择的责任的同时，还收获了幸福。

中国古代曾经有过隐士的传统，无论是最早不满于武王伐纣而逃亡首阳山采薇而生的伯夷、叔齐，还是批评孔夫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那位老农，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陶渊明以及竹林七贤，这些学者都不满于朝政而选择自食其力独善其身，他们与普通大众一起劳作，并谦虚地向老农请教农耕经验，远不是后世那些只知道读书科举的书呆子可比的。隐士也未必会一直隐居下去，当时局出现变化时，他们也会主动参与其中，“兼济天下”，在刘备三顾茅庐后成为蜀汉丞相的诸葛亮就是其中最为大众熟知的。

这些抱怨自己是孔乙己的毕业生只能说有一点还不清醒的，那就是他们仍然没有彻底认清高考制度以及它的前辈科举制度这场骗局。科举制度始于隋唐，完善于两宋，但真正鼎盛却在明清。在科举制度盛行之前的时代，一个读书人是否能被录用，直接看上级官员的个人意志，如汉代的察举制，两晋的九品中正制，更早先甚至完全由血缘传承而来，如西周时期的世卿世禄制。科举制取代这些毫无公平性可言的制度的确是一种历史进步。但无论是科举制、九品中正制、察举制还是世卿世禄制都只是用来决定谁能不劳而获，谁能奴役他人的制度，都只是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分配的工具，它们与被剥削被压迫的广大群众并无多少利害关系。而科举制比起剩下几个来说，欺骗性最强，它仿佛就是告诉普通老农，只要你安心种田，给你儿子学上，你将来也有可能被官家吸收，在官府里颐养天年。科举制度也确实吸收了一些贫农子弟当官，貌似让所有社会阶层都能往上爬，高考制度也类似。

但是只要“人上人”们需要剥削奴役他人，需要不劳而获，他们就注定只能是少数人，就注定不能把千千万万高考考生全部吸纳进他们的队伍。科举制度和高考制度就是骗局，它许诺所有参加的考生能“公平”竞争，争夺谁才能成为统治者，可只要这统治者只是奴役“弱者”的剥削者，它的宝座就会一直被挑战者争夺，到头来科举制度、高考制度发展到最公平也仅仅只是考生通过考试来决定谁当皇帝的制度，参与者都只是想剥削压迫他人罢了——这还只是把高考制度的所谓“公平”提到最高，杜绝了一切关系户和地域歧视背景下的高考。

这种制度不可能比赛谁更有真才实学，因为学生比到最后只是比较权力的大小，名校生比双非生强，双非又比二本强，收入高的看不上收入低的等等。俗话说得好，“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有真才实学的人之间的学问的好坏是看他们的学问是否符合实际，不是看他们之间谁比谁更强，一个研究量子力学的又如何同一个研究传播学的一较高下呢？能一较高下的其实只有权力的大小，谁比谁更有权力，谁就“更强”，“官大一级压死人”。个人的学识不能竞争高下，个人的权力才能，于是围绕着高考制度的教育体系不再教书育人，而是教导学生如何竞争胜过其他学生——如此一来学校还教真才实学吗？只有迷信这项制度的考生们成了孔乙己，会的也只是“回”有四种写法这种冷知识，难以经世致用。

我们今天这些“隐士”从小也和那些八股取士成长起来的秀才一样，备受高考、应试教育的洗脑，而中国隐士传统的崩坏也与这八股取士的科举制脱不了干系。科举制度出现后就成为了当权派吸纳在野读书人的工具，也成为了皇帝吸纳其他政治派别参与朝政，以打压世家大族的工具。在野的隐士以为自己终于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做官了，纷纷积极参与科举，他们不仅要自己参与还要让自己的亲族、子女也参与，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了迷信科举的风气。配合着八股取士的是对八股取士“公平性”的宣扬“朝是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是对其高额收益不加掩饰的鼓吹“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更是对科举制“神圣性”的捍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更要把科举制度同“光宗耀祖”的家庭观念绑定“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在这种风气下，不去科考的读书人一定会受社会的歧视，那些“躬耕垄亩”的诸葛亮，即使“草盛豆苗稀”也“但使愿无违”的陶渊明，也只能被他们的父母亲族强迫卷入科举制中，“泯然众人矣”。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完全沦为了一句空话。

为了恢复这种“隐士”追求实干且能保持学习独立性的传统，为了不让学子都变成书呆子，我们就不应该让所有学生都只能通过高考才能读大学，大学的目的不在于让一部分学生证明自己比任何人强，大学生的身份也不应该是成为剥削者的门票，大学就应该培养真正的人才，大学生就应该学到真正的知识，真正能促进社会发展的知识。为了挑选出真正求真务实的人，我们就应该让广大人民群众自己来推选谁最需要去大学深造，正如历史上的工农兵学员制度；历史上除了选拔“士大夫之族”的察举制、科举制外，还有选拔另一部分为统治者所瞧不起的“巫医乐师百工之人”的学徒制，学徒制下虽然容易出现师傅对学徒的剥削，但师傅们所要做的不是培养学徒的八股功力，而是提升学徒的技能水平，这些技能基本都要用于实际，为了让一部分想钻研具体技术的学生能最大限度地提升他们的技能水平，为了让一部分具有特殊天分的人才能能得到最大化发展，我们也应该允许本、专科院校自行决定录取怎么样的学生，曾经一度流行的“自主招生”制度本来应该达到这种效果；而为了让以上两种制度不至于变成当权者暗箱操作牟取私利的“走形式”，让工农兵学员制度和自主招生制度不至于沦为新时代的“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我们仍然需要保留充分改革后的高考制度。以上三种制度平行竞争，才能最大限度地兼顾效率与公平，才能最终做到让教育与权力脱钩。

历史上这种把教育和权力捆绑的做法不止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日本，日本江户德川幕府统治末期，为了平息人民反抗，幕府将军授予了更多人武士身份，让这些人有能力获得教育，结果到头来供养武士的禄米必然得短缺了，因为社会上只可能有少数人不劳而获。这些无禄米的武士们只能自寻出路，去从事他们原本不愿意从事的商业、手工业，他们变成了“浪人”。最终结果我们都知道，这些融入了各行各业的武士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倒幕运动，推翻了幕府的反动统治，发起了明治维新，建立了一个新的工业化的国家。

如今这些抱怨自己是孔乙己的大学毕业生，也事实上只是这些融入了各行各业的落魄武士罢了，他们融入了各行各业，慢慢联络着，就等着时局变化了。

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统治阶级迅速走向了腐化堕落，达官贵人在鹿鸣馆里彻夜狂欢，农民工人却在饥寒交迫中走向死亡。这些落魄武士他们走近工农的过程是被迫的，他们只觉得他们成为浪人后的困苦是幕府欠他们的，他们要在自己掌权以后加倍从老百姓那里“要回来”。他们应该好好想一想一个问题，他们的困苦是仅属于他们自己的吗？难道不是几千年来底层劳动群众所一直在忍受的吗？不仅落魄武士厌恶这种困苦的境地，千千万万普通的劳动人民也不甘忍受这衣食拮据、政治无权的糟糕境遇。而中国古代那些隐士也并不抗拒外出做官，他们只是不满于当权者罢了，自食其力并非他们真正的愿望。

是否读书人就该不劳而获呢？不选择不劳而获就只能和劳动群众一样只能在机械性地重复工作中耗尽生命呢？先秦时期的墨家给出了他们答案。墨家人面对战国纷争的局面，他们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实现和平，他们紧密团结在巨子周围，发明出一件件精巧的武器，保护弱小的国度不被强大的国家践踏。他们更吸收了无数优秀的普通人，让他们也成为墨家人，教会他们各种各样的知识，并让他们把知识传播出去。墨家人不仅自食其力，更要用自己的方式兼济天下，他们不依赖当权者的个人喜好，他们自己就要与人民群众一起成为当权者，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

02

在欧美影视剧中，我从没见过父母或者老人跟孩子撒娇，向孩子要零食的场景。

最过的场景，也就是爸爸赴死之前，嘱咐儿子一句要保护妈妈。而妈妈也不是遇事只会大呼小叫的病猫，实际上还是妈妈努力在保护儿子。

欧美剧中也有父母精神乱伦，情绪失控生活不能自理，要求儿女照顾自己的情节。只不过这些情节不是在歌颂孝道和付出，而是在阐述犯罪心理：罪犯在童年到底遭遇了什么样的变态父母，才导致一系列悲剧。

欧美剧中经常见到深刻的精神分析，反社会变态杀人狂的童年遭遇了什么，导致他后来的变态行为，这也是破案的工具，根据犯罪行为倒推童年遭遇，从而帮助锁定罪犯身份。参考美剧《犯罪心理》。

反社会不是天生的，是童年不幸遭遇造成的，这在欧美影视剧中已经成为共识。

然而在中国，但凡出现个反社会案例，比如大童杀害小童，清一色的咒骂：这就是个天生坏种！

却无人追问父母到底做了什么才养出这样的儿童罪犯，以及怎么预警和剥夺这种父母的抚养权。

变态父母不但成功隐身，甚至还成了受害者，不幸生了这么个天生杀人狂。

社会若没有反思，就不会有进步。

03

在美剧《大小谎言》里，由女神妮可基德曼饰演的妈妈，给我印象深刻。

奶奶想争夺双胞胎儿子的抚养权，儿子们看到妈妈疲惫又痛苦，于是跟妈妈说：妈妈，我们可以保护你！

妈妈说：你们是孩子，你们不需要保护妈妈。妈妈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事情。妈妈会保护好你们。

上法庭之前，儿子们对妈妈说：如果你需要，我们可以跟法官说，我们不想要奶奶，我们要跟你在一起。

妈妈说：你们不需要为我考虑，法官问你们什么，你们如实说自己的真实想法就好。

看到这里，我真的很佩服妈妈的界限清晰。她不是完美妈妈，她困在一个家暴的婚姻里，她也会情绪失控，痛苦无力。

但是她始终坚持，成年人的事情成年人解决，绝不让孩子卷入。

因此，她是我眼中的完美妈妈。

04

在正常家庭里，是父母倾听抱持孩子的情绪，孩子可以跟父母撒娇，可以靠在父母的肩膀里。

在变态家庭里，是孩子要不断倾听父母的抱怨，安抚父母的情绪。等孩子遇到挫折寻求父母抚慰时，父母要么呆若木鸡毫无反应，要么勃然大怒攻击指责孩子。

前段时间我爸又又又一次发作情绪，因为他的自恋使得他经常进入被迫害感，从而无理攻击他人。

事后他居然大言不惭的跟我说：爸爸水平没你高，你应该宽容我，让爸爸先发泄完情绪，再好好跟爸爸讲道理。

我感觉恶心和愤怒，我反问：凭什么？你凭什么要我当你的圣母？是凭你抛弃家庭出轨生子，还是凭你当年在我痛苦得自杀向你求助的时候，你打我一顿就走了？

我非常清晰地告诉他：这是我的家，在我家里生活，必须按照我的规矩。在这个家里，没有人有资格向我发泄情绪，没有人可以摆脸色给我看。你要是学不会“有不满情绪的时候不是发泄，而是沟通表达”，那么你就离开这里。

05

@的*：昨天李雪讲，精神乱伦的情况下，孩子会经常紧张焦虑，甚至抽动症。

我当时理解不了，咋的，父母跟孩子撒个娇，讨口食吃，孩子就经常紧张焦虑了。最多就焦虑一小会儿吧，怎么会是经常性的，还发展到抽动症呢。

现在我看到了这个作用模式。不是“偶尔撒个娇”这么简单。而是把孩子当父母以后，对父母的恨同步转移到孩子身上。

“现在我心情不好，孩子应该照顾我的情绪，不要给我添乱，不要来找妈，否则你就是在害我。（我恨你）”

“我向你要口吃的都要不到，你真是白眼狼，不孝子女。（我恨你）”

“你不帮妈妈做家务，不心疼妈妈。妈妈白养你了。（我恨你）”

这样的心理活动，或者语言，确实是给孩子很大的压力，会造成长期的紧张和焦虑。

所以，要警惕的不是一次两次的撒娇，而是自己的心理活动和潜意识的语言。

自己有没有把自己当成年人？是不是一直在向孩子索爱？

当我虚弱痛苦的时候，一直在扮演弱小无助的孩童，把孩子当父母。希望他照顾我的情绪，不要给我添麻烦，不要给我找事。

要不是李雪讲，我都不知道。

@李雪爱与自由：当父母向孩子撒娇还觉得这样没问题，这样的亲子关系倒错，绝不是偶尔为之，而是一系列问题。

01 李玲的“好姐妹” 

“不守妇道”“太骚了”……她发现总有女同学在后排议论她，笑她发育了还不穿内衣，松松垮垮的内裤边都露出来了 ——李玲

对1996年出生的李玲来说，小学分为两个阶段，五年级前和五年级后。 

五年级之前的一切都充满阳光。活泼的她是班长，也是班上的文艺骨干，经常穿着漂亮的公主裙参加晚会汇演。

她享受舞台，享受被瞩目的感觉。李玲同时还是优等生，但不是死读书的那种优等生：

偶尔也会耍耍小聪明，作业能抄则抄；她每天练琴，偶尔也会把琴声录下来循环播放骗过爸妈。

省下来的时间她会偷偷看言情小说，爱的是讲述“无邪少女追逐爱情”“挣脱命运枷锁”的《麻雀要革命》。

她身边从不缺朋友，男孩女孩都玩得来。

对李玲来说，受欢迎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直到2006年，她升入小学五年级，一切骤然转变。 

那年秋游，一位男同学当众向她表白。

李玲并不喜欢他，但她不知该怎么拒绝。耳边充斥着同学的起哄叫好声，脑海里全是言情小说对浪漫爱情的描写。

就这样，李玲稀里糊涂地成为了他的女朋友。

打从那以后，李玲再和别的男生说话，就会被当成“不守妇道”“太骚了”的证据。

她发现总有女同学在后排议论她，笑她发育了还不穿内衣，松松垮垮的内裤边都露出来了。

即便离得远听不清同学的议论，李玲也知道她们在说她，因为她们会盯着她讲话，翻白眼，撇嘴，微笑。

小孩子要表现出讨厌，可以表现得很明显。

她知道有人在学校的贴吧上开了一个帖子专门骂她丑，还有人和老师打小报告诬陷她考试作弊。

李玲给所谓的男朋友写了封信，以“两人都应以学业为重”为由委婉地拒绝了他。

她认为，她犯了错，只要把错误纠正过来就好了，一切就会回到从前。

没想到的是，这被当成她是“绿茶婊”的证据。小孩子可能并不懂得“绿茶婊”的确切含义，但只要有足够的侮辱性，就够了。

五年级竞选班委，李玲竞选班长失败，又连着竞选几个班委，全都失败。她直观地了解到自己在班级的人气变化。

那年生日，爸妈给了李玲50块钱，让她邀请小伙伴一起出去过生日。从前，李玲被朋友环绕，一呼百应；如今，她连一个能一起过生日的朋友都没有。

 生日那天，李玲硬着头皮邀请了一位看起来比较友善的女生，告诉她今天是自己的生日，要不要一起去吃肯德基。那位女生去了，但李玲还是很受伤。

“我觉得我是用钱把她叫过去的，她只是为了那一餐肯德基，而不是真心为我过生日。”

直到大学，李玲都不愿过生日，她不相信有人会真心祝福她生日快乐。

今年，26岁的她看到《女孩们的地下战争》这本书，她才意识到自己经历的是校园霸凌。

02 只有孩子能看到的幽灵

2002年出版的《女孩们的地下战争》是第一本讨论女性霸凌问题的专著。

书的作者西蒙斯采访了曾是霸凌对象和霸凌者的女孩们，她发现通常女孩不会像男孩那样，用直接的攻击语言或行为来发泄不满。

女孩倾向于采用隐性攻击的方式来攻击对方。

女孩会悄悄地使眼色，传纸条，散布谣言，用小动作为难其他女孩，一如李玲同学的所作所为。

社交霸凌，也就是关系攻击，是女孩们常使用的隐性攻击手段之一。

关系攻击，简单的说就是故意利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伤害他人。

比如突然的冷落、爱答不理，比如拉拢小团体搞针对；

比如威胁绝交，比如女孩间经常说的“你再怎么怎么样，我就不和你玩了”等等。

也许有的家长会认为这种行为并不是霸凌，毕竟这种说法在他们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他们只会认为女孩们仅仅是社交技巧还不够成熟，长大了就好了。

但是，不成熟的社交技巧并不会造成持续性的伤害，而李玲的同学们显然有意对她长期霸凌。

根据研究校园霸凌问题的挪威心理学家丹·欧维斯的界定，校园霸凌有三个基本特征——

权力不对等、故意伤害和重复发生。

界定依据是被霸凌者受到的伤害，这种伤害既包括身体、财产等可见的物质性伤害，也包括各类精神性伤害。

李玲所遭遇的是确定无疑的霸凌。这类霸凌行为会给当事人造成巨大的伤害，却难以被老师或家长察觉。

从被同班同学们霸凌开始，李玲唱歌会跑调，再也不敢在课堂上举手回答问题。除了和同桌讲话外，她不和任何男生交流。

她越想把自己的错误隐藏起来，越会犯错，越被嘲笑。

李玲的自尊被完全击碎了，她觉得自己一无是处：长相又丑，性格又糟糕，不配被人喜欢。

没有成年人注意到李玲的变化。老师认为她仍是同学间的宠儿，认为她已绝交的朋友仍是她的闺蜜。

事实上，曾经的闺蜜正是此次霸凌的发起人。她喜欢那个向李玲表白的男孩。

对于这种现象，西蒙斯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我立刻想起了一些恐怖电影，里面的幽灵只有孩子才能看见。”

“成人也在同一间屋子里，经历了同样的瞬间，却看不到周围有多少事情正在发生。”

因此，如果教室里有女生不动声色地攻击他人，哪怕老师近在咫尺，攻击对象都是绝望无助、孤立无援的。

在家长面前，女孩们一如既往地阳光温柔，听话乖巧。

她们小心翼翼把阴暗面藏好，像个微笑机器人一样倾听，附和，点头称是。

家长一如既往地骄傲——自家女儿还是那个好女孩。 

03 霸凌不需要理由

“爱和恨会让小团体更加团结，只不过我们刚好选择了恨而已。如此简单，就决定了一个女孩初中四年的命运。”——吴韵

2013年，刚升上初三的吴韵（化名）转到了一所新学校，同学薇薇（化名）是第一个向她示好的人。

刚一下课，薇薇就主动来和她搭话，陪她一起去卫生间，中午一起吃饭。和薇薇在一起没有冷场的时候，因为薇薇会不停地说话。

跟薇薇搭伴玩了几天，一次自习课，同桌突然一脸严肃地跟吴韵说，薇薇不是什么好人，要离她远点。

吴韵不理解，在她看来，薇薇白白净净的，爱干净，学习成绩优异，除了热情到有些粘人外，几乎没有缺点。

吴韵问为什么，得到了一个含糊的回答“她人品不好”。

又跟薇薇玩了一段时间，吴韵发现班上的其他同学开始冷落她。

她才意识到那次“劝告”其实是“警告”——如果她不听话，她就是下一个。

通过观察，吴韵察觉到薇薇在班级的微妙处境。如果是人缘好的同学朗读或者翻译课文，走下讲台时一定会有人发出欢呼或者怪叫。

这是小孩间的潜规则。但薇薇下台时，没有任何同学做出一点表示，她就像被所有人抛弃了。

吴韵还发现薇薇平时很沉默，不言不语，只有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会滔滔不绝。吴韵知道，薇薇是怕被她讨厌，在极力地讨好她。

慢慢地，吴韵不再和薇薇说话；同学嘲笑薇薇时，她会跟着附和。慢慢地，吴韵被其他同学接纳了，她成了团体的一员。

有一天，趁薇薇不在，吴韵恶作剧往她的书上滴胶水。瓶里没剩多少胶水，没滴出来，但薇薇刚好回来看见了。

情绪激动的薇薇一边骂吴韵一边哭。十几年过去了，吴韵还记得当时的那张脸，白净的脸上满是泪水，嘴角还挂着讨好的笑容。

吴韵没想到薇薇的反应如此之大，她也哭了。

旁观的同学看到吴韵哭了，纷纷站起来走到她身边，替她说话，指责薇薇“太咄咄逼人了”“她只是开个玩笑”“她不是故意的，你喊什么”……

 “我做了错事，却得到大家的怜惜和安慰，她什么都没做，得到的却只有孤独，”

吴韵说：“想到她一个人面对我和站在我身后的同学，该有多么绝望，我真的觉得很后悔，非常的后悔。”

初中毕业多年后，吴韵偶然遇到了初中好友，又提起这段往事。

吴韵问她当时为什么大家都讨厌薇薇，好友想了想，语气轻松地说“不知道呀”。

或许原因并没有那么重要，甚至可能没有所谓的原因。

吴韵说：“爱和恨会让小团体更加团结，只不过我们刚好选择了恨而已。如此简单，就决定了一个女孩初中四年的命运。”

04 好女孩不愤怒

提到女孩间的小团体，不少人认为这是女孩的本性。

特别是在各类宫斗剧和所谓的“大女主剧”的拱托下，女性似乎天生喜欢拉小团体，热衷于勾心斗角。

女性虚伪，刻薄，口是心非，工于心计。

然而，事实绝非如此。因为，人的本质绝非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女孩们之所以会把关系作为武器，绝不是因为天性使然，而是因为她们从小没有被任何人教导学着自己处理自己的不满、受伤、背叛和嫉妒等日常情绪，也没有被任何人教导过如何独立解决问题。

每个人都有负面情绪，每个人都需要方法处理自己的负面情绪，更需要学会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毕竟所有的情绪终究还是来源于现实问题。

男孩可以表现得直接，他们可以行为粗暴，可以举止霸道，甚至可以打架。“男子气概”一个词足以为男孩开脱。同时男孩们在打架中很容易“不打不相识”，然后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女孩不行。好女孩应该是温柔的、友善的，顾及周围人的情绪。社会规范要求女孩乖巧，听话，要求女孩合群，但不要求甚至反对她们独立解决问题。

“好女孩”应该被喜爱，应该受欢迎，应该多说“好的”，少说“不”。

女孩们从来没学过如何合理地直接表达愤怒，从来没有人教过她们。

她们只被规训过如何不去表达，如何压抑自己的情绪，如何摆出甜美的微笑以满足家长的期待，而没有学过用科学用逻辑思维解决自己面临的情绪的、现实的问题。

没有复杂的科学、逻辑思维，她们只会把她们在家庭内处理问题的方法，比如哭诉，比如胡闹等不合理不直接地表达愤怒的方式，带到学校，带到社会上，带到新的家庭。

在正常冲突中，两人用语言、声音或拳头解决争议，就事论事，对两人关系不会有什么影响。

然而，如果愤怒无法表达出来，如果冲突中不存在其他工具，这段关系本身可能就会成为武器，最后变得似乎没有愤怒，却处处都是愤怒，融入到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里。

女孩不被允许与别人大声争论，更不被允许用武力解决争议，她们得成为旧道德要求的“贤妻良母”。

在把关系当成武器的同时，女孩们也清楚地意识到，直接对另一个女孩提出异议，明目张胆地违背社会对女孩行为的要求，可能会导致许多人和自己作对。

一个人过于显眼，一群人则不会。置身于团体中参与冲突，加之“受害者有罪论”的泛滥，任何一个女孩都不必对自己的攻击行为直接负责。

对受尽了规训，缺乏独立面对自身情绪、现实问题的女孩们来说，没有什么比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操场边，一个去食堂，一个人在走廊上游荡，一个人满足自己的需要，更可怕的了。

在团体的掩护下，女孩可以维持自己的“好女孩”形象的同时，以各种各样看似正义的理由，“惩罚”被霸凌者，实则发泄憋在心中那说不清道不明的怒火，以不自知的方式满足个人利益。

身为小团体的成员，女孩们确信，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自己不会被抛弃。这更突出了关系在女孩生活中的地位。

当然小团体内也同样有主导者和被动者，主导者的意见被动者是很难拒绝的。

西蒙斯提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愤怒盛行之时，这些女孩什么都不想做。她们不想揍她，传播谣言或质问她，她们只想让她体验孤独的滋味。” 

压抑愤怒不仅改变了女孩表达攻击的方式，也改变了感知愤怒的方式。这导致很多女孩压根识别不出自己的情绪，也识别不出他人的情绪，更别提如何处理情绪。 

在一个又一个小团体的裹挟下，她们伤害身边的朋友，也被朋友伤害，却根本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尽管她们中有人会在事后对霸凌行为感到懊悔，但是如果她们不参与霸凌，就将成为被霸凌的对象。

小团体让她们不被霸凌，却也限制着她们，她们要与小团体保持一致，不一致就意味着脱离小团体，就意味着遭受霸凌。

被孤立的被霸凌者长期遭受霸凌，而主动霸凌者又裹挟者被动霸凌者，被动霸凌者也不愿意成为下一个被霸凌者。

仿佛这就是一个走不出的恶性循环。

05 没有幸存者

“每一个女孩，不是加害人，就是受害人。没有人可以幸免。”——赵蕊

赵蕊（化名）生长在西北部的某座小城。2006年，她升入高中，这家寄宿制学校，以学习为第一也是唯一要务。

女孩们之间常出现的桥段就是谁突然不理谁了，谁不和谁玩了。

赵蕊所在的宿舍八个人，一名宿舍长。入学没多久，舍长很快成为了其他七名女孩集火的目标。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同。

宿舍晚上十点熄灯，熄灯后有人想睡觉，有人会聊天，走动，洗衣服。舍长会维持纪律，让大家尽快安静。

赵蕊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的导火索到底是什么，可能是舍长的语气或者态度引起了女孩们的不满。

只要舍长一进宿舍，大家都默契地闭嘴不说话，让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不受欢迎。

每当熄灯后舍长大声说“XX，你不要说话了”，赵蕊和其他舍友就会故意用更大的声音说话。

赵蕊记得，有一次舍长实在忍不住了，跑到旁边宿舍大哭了一场，诉说自己的委屈。

薄薄的墙壁挡不住舍长崩溃的哭诉，赵蕊听得一清二楚。

可当时，她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什么问题，也不理解为什么舍长会那么痛苦。

高二文理分科后，赵蕊和舍长选了不同的方向，两人不再有交集。

直到高三的一堂微机课，两人偶然遇见。由于心头说不清道不明的愧疚，赵蕊主动上前打招呼。

这个招呼“给了舍长特别大的惊吓，恨不得立刻离得远远的”。

这一幕深深地刻在了赵蕊的脑海里。

她不知道舍长反应如此之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她更不明白人与人之间关系为什么会那么复杂。

高二那年，班上转来了一位新同学。新同学家境富裕，为人热情，很快组成了自己的人际圈。赵蕊成了她们的目标。

在走廊上，新同学和小团体成员会故意撞她，捉弄赵蕊，还扬言要找社会上的人收拾赵蕊。

她们营造出的氛围让赵蕊时刻有种不安全感。

赵蕊不知道自己哪里惹恼了对方，也从没想过和对方沟通。她只是暗暗在心里祈求，求对方放过自己，让她能集中精力学习。

赵蕊从没想过向大人求助。她料想老师会以“女孩就是事儿多”的理由打发她，妈妈会说“为什么人家就欺负你一个人？你到底做错了什么？”

威胁随时在身边，却求助无门，也不知自己还要坚持多久，赵蕊用“溺水”来形容当时的状态。

直到那位女生转学离开，赵蕊才得以解脱。转学后的某天，那位女生回宿舍看朋友。就像赵蕊主动和舍长打招呼一样，她主动和赵蕊打招呼。赵蕊当时在闷头做题，没有听到，遂没有回答。

那位女生走后，舍友立马围过来问她为什么不回应。周围人热切的注视让赵蕊意识到宿舍里的其他人都在等着看好戏。

既是校园霸凌的加害人，也是受害人，回想起当年的经历，赵蕊觉得自己并不特殊。每一个女孩，不是加害人，就是受害人。没有人可以幸免。

每个女孩都在拼命保住自己的优势地位，因为女孩们知道，一旦跌下去会跌得很惨。在女孩们亲昵和嬉闹的表象之下，仿佛总藏着一些心惊胆颤。

06 怎么做都是错

十几年过去了，一群女性聚在一起仍然会让赵蕊感到心悸。

她不理解自己的行为，也不理解心头涌起的莫名情绪。

在接受了长时间的心理咨询，阅读了大量相关书籍后，赵蕊发现，自己的问题在于极度不相信自己的感受。

赵蕊从小就被教育要专注于学习，要理性（然而没有科学指导的“理性”，只不过是无条件忍让罢了）。不要有情绪，不要有感受。要压抑，不要体会。

从小到大，妈妈一直向她灌输听话的重要性，一丁点反抗行为都会遭到妈妈严厉的训斥。

在家里，无论是妈妈还是姥姥，也都从来不会直接表达不满。她们也在翻白眼，也在利用其他家人向她施压。

当别人的行为给赵蕊造成了困扰，她在感到生气或是愤怒的同时，又认为自己当下的感受是错的。连自己的情绪都没法面对，更别提表达了。 

赵蕊回想起当年对舍长的不满。舍长拿别人的东西从不会提前打招呼，让她和其他女孩觉得有些被冒犯。

但是，她从来没想过向舍长指出这一点，默认有不满就应该自己忍着，咽下去。

有时候，实在忍不了，她会爆发，会吼道“你别随便拿我的东西！”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没有进一步的沟通。她只发泄了自己的攻击性，却没有提出需求。

赵蕊反思，这么一件小事，两个人摊开来说就解决了，可当时谁都说不出口。她们没办法说出来自己讨厌什么。

在同女孩们的谈话中，西蒙斯发现，女孩们拒绝基本的冲突形式。

她们心中有个很简单的等式：冲突 = 损失。

女孩们一致同意，“我不能告诉她我到底怎么想的，否则就做不成朋友了。”

所以，女孩们会违心地说“我没有生气”“我没有讨厌她”，用谎言来维系表面的平和。

这种语言习惯和行为模式维系到了成年。

在职场上，女性微笑面对所有要求，哪怕会损害自己的权益和职业发展；

被不公正的对待，女性要么沉默，要么拐弯抹角地在小圈子牢骚几句。

她们既想成为事业成功的女强人，又希望得到所有人的爱。这被称为“好女孩综合症”。

前 CNN 副总裁吉尔·埃文斯在《像男人一样竞争，像女人一样获胜》里探讨了女性遭遇晋升障碍的原因。

埃文斯认为，公平竞争这个概念对女性来说就是矛盾的。“竞争不应该出现，如果出现，即为逾矩。”

所以，女性会尽力避免冲突的发生。

小时候从没有学习过该如何处理冲突的女性，成年后很难区分日常冲突和人身攻击。

无论是规避冲突，还是太过看重人际关系，都对女性的职业发展百害而无一益。

在家中，“好妈妈”无私，顾家，为家庭奉献，每天为家里的琐事忙碌，视老公和孩子为“天”。

“好妈妈”会用曾经约束自己的那套标准来约束女儿——既希望女孩们上进，为理想拼搏，又要求她们谦虚，矜持，友善；

既希望女孩们靠自己的力量闯出一片天地，又希望她们温柔，听话，在将来的某一天成为“好妈妈”。

女孩，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一切，但必须在社会接受的范围之内。

无论是“好女孩”，还是“好妈妈”，都是社会强加于女性身上的隐形枷锁。一代又一代女性被困其中，不得解脱。

西蒙斯在写书的过程中不但采访了当事人，还采访了受霸凌女孩的妈妈们。

她发现，就算有女孩愿意向妈妈倾诉，妈妈们也普遍缺乏处理霸凌事件的能力。

她们不但没有能力帮到女儿，不少妈妈听到女儿的遭遇，自己先崩溃了，因为女儿的遭遇触发了她们深埋在心底的晦暗往事。

她们也曾是女孩间“战争”的受害人。在她们是女孩时，她们也曾被这样对待过。像女儿一样，她们也曾那么地孤独，绝望。

在枷锁的束缚下，女孩否认自己有伤害他人的能力，这无疑进一步再生产了社会的刻板印象——好女孩不愤怒。

女孩压抑自己的负面情绪，隐于小团体中利用畸形的方式来发泄。

这又进一步再生产了另一种刻板印象——女孩天生刻薄，表里不一，喜欢勾心斗角，怎么做都是错。

她们的刻板印象正是这样被家庭和社会塑造出来的：

从这些女孩从小到大的经历看，她们从小被父母一遍又一遍地强行灌输“外人的可怕”，一遍又一遍向她们灌输“父母的可靠”，还有“女人只要嫁得好就行”的歪道理，妨碍她们学会独立解决问题。

她们在学校里的小团体，正像一个虚拟的家庭，在这个“家庭”里，她们所有人没有界限可言，其中主导者的意见能左右整个小团体，不服从的人就会受排挤，剩下的人被迫接受——这正像“一家之主”面对其他家庭成员所做的那样。

小团体固然一定程度上让她们免受霸凌，但也终究限制了她们的个人自由，她们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面对其他同学的，也就不能也无力作为个人独立解决自己面对的问题。

等她们接受这种“教育”长大了，她们或许会参加工作，但是她们在工作时并不追求在在部门、在行业、在社会上有所成就，而是找一份“差不多”“稳定”的工作。

然后她们就想着嫁个“好老公”，正式组建一个家庭，或者说一个由法律、道德、财产来充分保障的“小团体”。

她们面对她们的丈夫，以及她们的父母、公婆，就像当年在小团体里面对主导者那样，非常被动，无力主导家庭。而她们工作不过是为了丰富家庭收入的手段，而非她们谋求更多发展的途径。

等她们也有了孩子，如果是个女孩，会继续把她们父母“教育”给她们的糟粕灌输给她；如果是个男孩，她们也一样会用“养育之恩”要挟他，期望他能在她们晚年“赡养”她们。

这些女孩所受的家庭教育，与其说是家庭教育，不如说是“洗脑”，即限制被洗脑者的消息源（“外人都是可怕的，父母才可靠”），然后让被洗脑者强行接受错误的观念（“女人只要嫁得好”）。

她们是旧家庭旧道德的受害者，但她们自己如果没能从洗脑中走出来，没能找到合适的科学的方法反抗并解决其他现实问题，她们会成为新的加害者，成为加害她们的子女，加害她们的下一代，将旧家庭旧道德再生产出来的工具。

07 不是她的错

被所有同学讨厌，李玲把学习当成一根救命稻草。

如果再被老师讨厌，她就彻底完蛋了。重点中学、实验班、名校、海外留学。李玲算是旁人眼中的“天之骄子”。

可过去从未过去。

有一次和外国男性友人相约去冰淇淋店，挑选味道时，对方随口的一句“Green Tea？”让她当场愣住。“我做错了什么？”“我被他看穿了？”“他怎么会知道？”……

像应激反应一样，李玲的脑海里瞬间冒出一连串质疑。对方以为自己猜对了，开心地补了句“好多女孩都喜欢绿茶口味”。

李玲的理智这才回来——他说的是挑冰淇淋的味道，不是在骂她“绿茶婊”。

在异国他乡，在英语语境下，在氛围轻松的冰淇淋店，聊天对象是有好感的男生，李玲听到“Green Tea”想到的居然是“绿茶婊”。五年级的那个小女孩仍在这里。

研究生第二年，李玲从学校的公寓搬出来，和好朋友艾琳（化名）一起住。可她没想到这成了噩梦的开始。

李玲说起在清华北大就读的高中同学，艾琳就会说李玲学历至上，说李玲看不起像她这样“双非”出身的学生。

李玲喜欢韩国男团，喜欢迪士尼，喜欢女性化的打扮，艾琳说她“媚男”，说她是“白幼瘦”审美。

李玲是南方人，讲话有些口音。艾琳在李玲的生日会上对所有人说“你们不觉得她讲话有口音吗？”

李玲和男性朋友一起出去玩，艾琳会笑她自作多情，“人家怎么可能喜欢你？” 

艾琳的所作所为让李玲感到很不舒服，但她认为，问题不在艾琳身上。她完全相信艾琳的话。

她觉得是自己太敏感了，她做得还不够好，她需要改正。只要她改好了，艾琳就不会让她难过了。

李玲又退回到了小时候，极力想满足周围人对自己的要求，却发现自己怎么都讨不到好。

艾琳对李玲的影响越来越大，李玲的状态越来越差。睡觉时李玲脑海里充斥着艾琳说过的话，赶也赶不走。

她痛哭，失眠，甚至萌生了自杀的念头。

好在，和小时候不同，成年后的李玲有了自我判断的能力。

为了自救，她阅读了《情感勒索》《煤气灯效应》《女孩们的地下战争》等心理学书籍。

她终于明白，艾琳的行为是霸凌。艾琳这么对她不是她的错。

李玲鼓起勇气向妈妈倾诉。妈妈的反应十分典型，质问她“为什么人家只攻击你？”“你做错了什么？”“是不是你太敏感了？”

李玲花费了好大力气才说服妈妈，不是她太敏感，真的是有人在欺负她。

妈妈终于接受她被欺负的事实，又问她“你为什么要和这种人做朋友？”“怎么允许别人这么欺负你？”

妈妈说如果有人这么对她，她就直接一个白眼翻过去，再也不和对方讲话。

为了自愈，李玲在日记里骂艾琳，在微博上骂艾琳，把所有艾琳攻击自己的话写下来逐条反驳了一遍。骂了一年多，她终于放下了。

不过，李玲从不曾和艾琳当面对峙。她曾经想过在朋友圈里揭露艾琳的行径，不过作罢。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她不想被当成疯子。

经历了这么多，李玲终于不再揣测对方的心理，琢磨“她为什么这么对我？”“她是不是不喜欢我？”

如果没有从对方那里得到足够的尊重，她会选择离开。

李玲觉得这是她的大收获——她终于能识别出恶意了。

恶意，不止一个女孩和我提到了恶意。

就算被霸凌得那么惨，女孩们也都是在成年之后，在受了更多伤，为了自救苦读心理学著作之后，才敢承认这个世界上有恶意的存在。

许多女孩做不到这一点。女孩们还在压抑自己的情绪，漠视自己的情绪，内化外界对“好女孩”的规训，一味地苛求自己。这正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只有列出种种女孩间存在的霸凌行为，让女孩们不再疑惑到底发生了什么，女孩们才能鼓起勇气去面对，才能在遭遇霸凌的时候告诉自己——

不是我的错！

08 认识到问题之后

仅仅认识到不是自己的错，然后学着走出被洗脑的阴影还远远不够。

旧道德、旧秩序会继续束缚女孩，那些不服从它的女孩会受到更大的打压。

她们如果不知道怎么反抗，面对着逼迫她们成为“贤妻良母”的社会和家庭环境，是难以抗衡的。

我们在校园霸凌中也能基本窥见这种打压过程：

被霸凌者中就有一部分是不愿意融入小团体的，她们一定程度上希望获得个人的独立，这些人算是自发的反抗者。

但是她们遇到了什么？她们不去融入“小圈子”，就会遭遇排挤，甚至霸凌。

接着她们就会发现面对霸凌，她们孤立无援，家长、老师只当霸凌者“社交技巧不够”，反倒认为被霸凌者有错，“不合群”。

作为家庭、社会的代表，家长和老师往往自己就是这种要“合群”的社会道德的代表，自然倾向于默许这种小圈子排挤个人的社会秩序。

如果被霸凌者自己没有去反抗霸凌者的举措，她们就将持续遭受霸凌，终致身心严重受损。

旧道德、旧秩序时时刻刻都在压制不服从它的人，并通过服从它的人再生产出它自身，所以不愿臣服它的人决不能只想着独善其身。

个人的力量很弱下，无法对抗群体，哪怕只是一个小圈子的力量。

不去和旧道德、旧秩序对抗，不去消灭它们，反抗者就不能免受打压，就不能让后来者也不受洗脑，也不至于成为旧道德、旧秩序的一部分。

当下的女孩们不仅需要学着走出被洗脑的阴影并自行解除洗脑，更需要反抗洗脑她们的家庭、社会——旧道德、旧秩序的代表。

她们需要团结起来，共同反抗束缚她们的旧道德、旧秩序。社会的约束需要用社会的力量打破。

她们还要团结起所有同样反对旧道德、旧秩序的人，与他们一道破旧立新，共同在反抗旧道德秩序的同时，建立新的社会道德秩序。

精神压力。

他们根本不明白他们的人生经历是极其特殊的，特殊到对后辈的人生几乎没有参考价值。这个世界上，像他们那样的人生经历，前无古人，百年内，应该也是后无来者。

老一辈横跨的时代太大了，以至于他们的经验几乎无法套用到当代社会，这其中包括养育他们成人的价值观。

别看老一辈只有短短几十年，但他的人生经历，翻天覆地都不够形容，简直就是：

反转反转再反转。

他们童年是小农经济。

多少户的家用电器是手电筒。

他们少年是计划经济。

连村里的牛都是公有的。

他们青年是市场经济。

多少人第一次喝汽水。

他们中年是经济全球化。

多少人第一次听到WTO。

现在他们老了，美国开始保护主义，骂中国是帝国主义。

……

他们说我们吃过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

从他人生经历来说，他何止比你吃的多，他用几十年经历了人类两百多年的经济发展，堪称人类历史上含盐量最高的“咸鱼”。

他肯定总结了一些经验，那些经验肯定帮助了他，但能不能帮到你。

听天由命吧Ծ‸Ծ

但这不是最可怕的。

可怕的是他用自己理念里的“幸福”来定义你的“幸福”。

他的幸福定义可能是在他中年，经济全球化，逼着你出国，可现在发达国家反华，你简直是去送血。

他的幸福定义可能是在他青年，市场经济大变动，逼着你买不动产，现在房子根本是你买不起的。

他的幸福定义可能是在他少年，计划经济，一切求稳，那怕你被现在的老板逼得想死，他们也不让你辞职。

他的幸福定义可能是在他童年，小农经济，一切为了生产，那怕养育费用高涨，他逼着你生儿子生二胎生三胎。

他们真的认为那是幸福，所以逼着你也幸福。

托尔斯泰是说过：

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

他忘了加一个前提：同一时代下。

这个时代人的幸福未必就是另一个时代人想要的。

作者：李小喵

1、他们抓住了时代机遇，稀里糊涂地挣了钱，便觉得自己当年那一套是对的，行不通就是你不够努力。

殊不知，只是时代变了。

有这样一个段子：

三个大佬坐电梯，去楼上参加商业活动。

一个在电梯里原地跑，一个低头撞墙，一个做起了俯卧撑，他们就这样到了十楼。

有人问他们怎么上来的。

他们一个说是跑上来的；一个说是撞墙上来的；一个说是做俯卧撑上来的。

旁边有人发话了：少吹牛逼，你们坐电梯上来的。

这个电梯，就是时代趋势，是高速增长的市场经济和商业机会。

以至于当年他们是去合伙开厂，还是在厂门口卖包子，都能赚到钱。

他们当年可以，便觉得我们也可以做到；迷信个人努力，便觉得选择不重要。 

2、盲目崇拜学历，将小孩培养成使用寿命十几年的做题机器。

接受高等教育，进入一个好的大学固然重要；但是老一辈人往往走极端。

考上了就牛逼，成龙成凤；考不上就傻逼，哦吼完蛋。

将读书和命运高度捆绑，迷信一锤子买卖，这本质上是一种弱者思维。

这种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小孩呢，往往就成了“做题家”。

从小摆在他们面前的人生赛道，就只有读书这一条。

而这种思维一旦养成，就很难扭转过来，觉得凡事都有正确答案，遇事就找最短路径。

可是人生并不存在标准答案，这种狭隘的直线式思维，只会让路越走越窄，直至撞上一堵坚硬冰冷的墙，才能让他停下。

盲目崇拜学历，是一种思维上的懒惰，更是老一辈一生的缩影。

就像郭德纲相声里说的：

“望子成龙的家长，自己都不是龙。” 

3、拿自家孩子的短板跟别人的长处比，教会我们如何亲手打败自己。

知乎上有个问题：如何摧毁一个孩子的自信？

有个高赞回答是：让他活在别人家孩子的阴影里。

别人家的孩子，总是比我们更懂事，更符合父母的审美标准。

但这种激励孩子上进的手段，却实实在在打击了孩子的成长，让孩子还没走上起跑线，就被自己的父母打败了。

语文跟最好的比、数学跟最好的比、性格和最好的比、个子和最高的比，你什么不行就拿什么跟别人比。

这就是真人版的田忌赛马，拿自己家的下等马跟别人家的上等马比，比不上还两眼放光：“看吧，我就知道你不行。”

你要是敢顶嘴，拿他们跟其他家父母比，那更完蛋。

大概率巴掌伺候：什么都不行，还怪到别人身上！

真是把自己家小孩坑到家了。

直到我们也学会了这个祖传手艺，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每天都活在自卑里，loser教育就算圆满完成了！

但是没关系，我们无法逆转已发生的事情，但能改变心中已有的观念。

请记住：

优点并不是什么高大上的词语，也不需要通过比较来证明。

优不优秀和自不自卑，其实是两回事。

我们已经足够优秀，你的闪光点就是一只手电筒，打开它，从过去的阴影里走出来。 

4、「我们都是为你好。」

这世界上有一种冷，叫做你妈觉得你冷；有一种为你好，叫做“因为我觉得好”。

一边是父母的不理解，一边是子女的不情愿。

这句话在家庭中特别有杀伤力，一旦出现，往往只会闹个头破血流、不欢而散的局面。

其实我们并不是不领情，也不是不孝顺，只是我们来人间一趟，想好好看看太阳。

老一辈是为我们好，建议我们也会听；但强迫我们接受，就成了一种绑架。

我们反感和害怕的是，他们以不容置疑的语气，用几十年前的人生经验，帮我们来定义“人生路线”和“个人幸福”。

最后只能落得个瞎指挥：

-这么大了还玩游戏？还看什么动画片？

-多看看书，把什么水浒传红楼梦拿出来看看。

-什么是电商运营？就是给别人打工卖东西吗？

-当时让你去亲戚工地上当会计，非不去，多稳定啊。

甚至于，很多家长承认自己不懂，但依然觉得自己有资格这么做。

甲之蜜糖，乙之砒霜。

以爱的名义，要求别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活着，是这世上最错误也最不讨好的事情。

父母在等孩子的一句感谢，孩子却在等父母的一句理解。这种长期的僵持，只会让双方都受伤。

真正好的家庭关系，或许是：不为你好，只要你好。

就像李安导演所说：“我不教孩子孝顺，我只要他爱我。” 

5、解决家庭冲突的方式非打即骂，越简单省事越好。

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会跟环境和他人产生很多矛盾和冲突。

父母如何处理冲突，小孩也会有样学样，复制模仿。

可惜的是，很多家庭解决冲突的方式太缺乏耐心。

去年江苏曾经发生过一起13岁少年弑母案。

起因是母亲对孩子下滑的成绩不满，把怒火对准了孩子的玩伴小狗：“再表现不好，就把小狗打死。”

没想到少年针锋相对：“你打死小狗我就打死你”。

母亲怒火中烧，当场把小狗摔死。而少年也真的兑现了“诺言”，用锤子砸破了母亲的头。

你不听话，我就揍你。

这种方法确实省事，前一秒打完孩子，后一秒就能上牌桌。

但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却错过了对孩子沟通能力的培养、解决问题的信心、跟父母建立信任的最佳机会。

最终影响孩子成年后与人相处的能力。

活在父母阴影下的人，会对社交恐惧，潜意识跟每个人保持距离，害怕与人亲近和发生冲突。

就像《少有人走的路》里面所说：

“你不解决问题，你就会成为问题。” 

6、内向不是病，但他们总急着让你治。

小时候老师：你家孩子有点内向，下课都不跟别的小孩玩。

放假时父母：别总呆在家里，男孩子这么内向，长大会吃亏的。

面试时HR：你各方面都不错，但是我们这个岗位，需要更外向的人……

内向型性格的朋友，这些话一定听到耳朵都起茧子吧？

老一代人总是将内向跟脆弱、老实联系在一起，让我们打心底相信内向是一种「人生劣势」。

急于摆脱内向标签的我，也曾积极参与社交、主动抛出话题、参加各种聚会……

但最后，身处人群并没有让我感到愉快，反而让身体像断电般疲惫。

后来上了大学，我认识了很多独来独往的人。

我才明白，自己之所以羡慕外向的人，是因为他们拥有我没有的东西，而我不能强求它们属于我。

内向不是缺点，内向也可以是一个人的闪光点。

像爱因斯坦、贝多芬、周星驰、甚至拿破仑，都是内向型性格的人。

所以别再逼自己开朗了，试着变得「正确」，你就真的病了。 

7、「你要坚强一点。」

我们这一代的父母，一般都不太会安慰人。

当我们：

弄丢了一个星期的零花钱时；得知最好的朋友转学了、搬家时；在学校被老师或朋友误会时……

他们往往只能说：“没事没事，你要坚强点。”

在学校也是如此，很多老师对产生负面情绪的孩子0容忍，常常会用打骂、取笑和威胁，来逼孩子「坚强」和「自我消化」。

一味强调「坚强」，却错过了对我们情绪觉察和管理的培养。

将负面情绪视作洪水猛兽，而非「接纳」，让我们在踏入社会后，才逐渐暴露出危害。

《长大了就会变好吗》一书提到：

18到25岁，是大多数人一生中最孤独、挣扎的阶段。

我看到身边有太多的年轻人，一碰到工作的难题、生活的压力、关系的危机，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丧和焦虑：

“我怎么这点事都做不好”、“我怎么总是不自信”。

最终被房价、业绩、同辈压力推着向前，在负面情绪中越陷越深。

我们没有父辈们理解的那么放肆，也不像《后浪》里提到的那么光鲜。

我们中的大多数，二十多岁都还平平无奇、甚至兵荒马乱。

我们需要的是接纳情绪，我们不需要假装坚强。  前面说了太多老一辈的“不好”，但我们也忽略了一个事实：

他们的人生经历是极其特殊的。

他们在一个物质匮乏的小农经济社会中长大，在缺乏规则的时代洪流中摸着石头过河，一路走到了今天法治完善、尊重知识的后工业时代。

而人是由环境塑造的，每个人都无法突破时代的局限。

在我们生活的年代，当稳定唾手可得、成为最不济的选项时，我们自然会去追求自由、刺激、多元、浪漫和自我实现。

而对老一辈来说，他们过去所经历的，拥有的失去的，可能比我们以为的刺激得多。

但他们依然会说，平平淡淡才是真，因为这是他们在那个时代唯一抓得住的东西，是摸爬滚打下来得出的真知教训。

可是时代从不因个人意志而停止前进，我们也终将成为历史的背景板，被后来者评价指点。

2050年的后浪们或许会说：2020年的那代人，真是土的掉渣了。

我们会低头默认吗？自然是不认的。

老一辈也是如此。

我们无需比较，只是生在不同年代的「年轻人」而已。

-END-

在微博上看到一条热搜，#14岁抑郁症少年被大师喂符水后死亡#。

14岁少年小韩因为行为异常，患有抑郁症，于是他的父亲韩某几经周转联系上了大师陈某。

陈某告诉韩某，小韩是被鬼神附身，所以才会这样，需要驱邪。

于是通过画符咒、请神明、强喂符水等手段，为其治病。

没过多久，小韩身体状况突然恶化，陈某又给小韩画了一碗符水，喂小韩服下。

谁知，服下符水后不久，小韩就去世了。

经过官方鉴定，小韩因液体堵塞呼吸道造成死亡。也就是说，小韩是被水呛死的。

看到这一消息的网友，纷纷表示：

“我翻了翻日历，是2022年没错……”

“我都知道他为啥生病了，摊上这样的愚昧父母，能不病吗？”

“比起大师，父母才是元凶吧！”

“这是被呛死的吧！强行灌符水的时候，呛到气管里了，父母的责任很大。”

“我就不明白了，明明父母都知道是抑郁症了，还认为是鬼上身？真的是无语了。”

正如网友们说的那样，很难相信这是发生在21世纪的事情。

但类似这样的事情，早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不少人认为，是父母不了解这个心理疾病，所以才会相信这种鬼神之说。

但不是主要原因，小韩的悲剧早就以不同形式发生过了。

01

2020年，一个名为“某某无疆”的游学营，被媒体曝光。

这个机构不承认精神疾病的存在，也不承认服药的合理性。

创办人居某某认为，患有抑郁症、躁郁症的孩子其实都是装出来的，目的是为了逃避父母管教。

而孩子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父母太过放纵和溺爱所导致的。

所以，他主张暴力教学，并向抑郁症家庭承诺，只要把孩子送过来，他就能治好孩子的这个“毛病”，还给家长一个听话正能量的孩子。

他是怎么治的呢？

首先是强制断药，然后时不时给孩子送上一碗“竹片噼啪汤”，最后经常进行“扒皮”大会。

“竹片噼啪汤”指通过戒尺、棍棒等工具，对孩子实施暴力。

“扒皮”大会指父母当众指出这个家庭有什么问题，然后由工作人员来进行裁决。

而裁决的依据是一本名为《居说集》的出版物，它强调父亲在家中的权威性，“下”对“上”的绝对服从。

治疗的效果如何呢？

李小衫高中时患有抑郁症，难以维持学业，父母便带她参加“某某无疆”的游学营。

在游学营期间，一旦有孩子反抗，就会被打，于是李小衫下决心逃走。

她逃到机场后报警，但被要求通知监护人。

因此不幸被抓了回去，抓回去的她被父亲和居某某轮番打骂，在这种棍棒教育下，她不得不选择屈服。

从游学营回来后，李小衫立马逃离了家，她认为自己的病根本没有得到好转，父母变本加厉的控制让她更绝望了。

居某某的所谓“暴力教学”，不过是顺应了部分父母妄图以棍棒“征服”子女，让他们重新听话的心理。

局某某的“暴力教学”已经威胁到了受害者的生命安全，他们为了求生不得不低声下气起来，在父母面前装作顺从。

这些父母也只是把子女的顺从当常态，稍加不从当病态。

02

我们可以发现，14岁少年喝符水身亡事件其实是“某某无疆”游学营的另一个版本。

而这种事情屡屡发生，首先是父母自己的“心病”。

权力意识高过科学精神

面对孩子患有抑郁症这一事实，一些父母拒绝相信，他们对于心理疾病的一知半解，也不愿学习有关的科学知识，更不愿意相信正规的医学治疗。

他们只是认为孩子应该顺从他们，只是要找一种符合他们认知的一种解释，要么是“鬼上身”，要么是“不服管教”。

对于他们来说，子女因为什么“病了”不重要，重要的是子女听不听他们的话，如果子女不听，他们就会强迫子女听。

何况他们不注重科学精神，不喜欢认真研究问题，不了解心理疾病，也不知道治疗周期等等问题。

如果孩子短时间内病情没有起色，他们就以为正规医学治疗“不靠谱”，转而更加坚信自己的看法。

短视、急功近利

有些人在面对不确定的事情时，内心总会产生强烈的无助感和不安全感，总想着能快快地把问题解决。这些人往往是急功近利，不愿意钻研的。

如果有谁给他们一个简单粗暴的方法，他们马上就不焦虑了，马上就准备开干了。

就算他们事后也认识到了治疗过程如何不可靠，但此时此刻他们早已被这颗虚假的“定心丸”给喂昏了。

急功近利往往不喜欢考虑损失、代价，还觉得那些老是分析利弊的人都是乌鸦嘴。

把子女当负担

前有用电击治疗网瘾的杨某某，后有通过体罚和虐待等手段戒断网瘾的某某书院，和用暴力解决抑郁症的“某某无疆”游学营。

面对这一出出悲剧事件的发生，依旧有不少父母选择相信。

其实可以看出，一些父母很不想承担抚养的负担，但是又没有办法不去承担。

于是一遇到子女自身出了问题，导致他们的负担加重，他们就想用点简单粗暴的方法。

当有人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我可以帮你们治好”时，他们便想也不想地将负担丢给那些人。

就像某某书院事件爆发后，一些家长激动地向记者表示：

“我们为什么激动？因为我们本来在家好好的，忽然人家告诉我们，书院出事了，要关门了。我们的孩子要被送走了，这些流浪孩子去哪里？去你家里吗？”

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子女能不能以他们期望的方式“好”起来，重新像以前一样顺从起来。而不是子女到底怎么想，感受到底如何。

由此可见，不管孩子是喝符水，还是被送进机构接受暴力治疗，真正获得“拯救”的其实只有父母自己。

03

还有位医生复诊一位还在上初中的抑郁症患者，他在看书，医生表扬了他几句：

“这孩子真用功。”

没想到他母亲马上说：

“用功，假用功。”

言语中的嘲讽嫌弃，让医生气得跳脚：

“又说了又说了……”

有不少家长问我，怎样让自家小孩赶快好起来？

一旦他们得不到自己满意的答案，就会难以控制地向孩子倾泻内心的焦虑和痛苦，还美其名曰“说教”。

越这样，越难让患者恢复，越陷入不能恢复的恶性循环。

但很多家长根本不愿意多想一点点。

他们把孩子患病的原因，怪天怪地怪孩子，就是不怪自己。他们觉得自己才是对的，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这些家长面对外人，特别是那些比自己有钱有势的人，也这么专横，也这么傲慢吗？

恐怕不是的，在中国最不缺的就是阿Q精神，“窝里横，外面怂”是很多家暴者的特点。

这些粗暴的家长只是在统治着他们的子女，让子女满足他们的权利欲，还随时用死亡威胁子女，到头来还叫子女感恩他们。

他们虽然没有极端到像本次事件的家长那样直接把子女灌死，却也持续伤害着他们的子女。

04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些家长，他们的心智早就在社会中形成已久，“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我们能做的只有一面强化外部支撑，鼓励、帮助这些受害子女站起来反抗这些伤害他们的家长；一面引导舆论，让这些残害子女的家长“千人所指，无病而死”。

本次事件中，符水到底是怎么让受害者死亡的？是毒死的？

新闻上的说法是：液体阻塞呼吸道造成机械性窒息死亡。

不是喝符水毒死的，也不是病死的，是强行灌水呛死的。

如果是父母自己灌的，那不好意思，这是杀人，主观客观不影响杀人的事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过失致人死亡罪的解释是：

行为人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或者已经预见到而轻信能够避免造成他人死亡，剥夺他人生命权的行为。

如果是是算命先生灌的，过失致人死亡的责任就在算命先生。但父母也同样不能免责，是他们自己执意要带孩子去“请神”的，算命先生的一切行为都是他们默许的。

所以，只把这个江湖骗子判了三年真的合适吗？是不是可以认为有关部门在玩忽职守？或者说，有关部门里的人认为涉事家长情有可原，哪怕他们杀死了自己的孩子？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硬灌水，呛死孩子的是父母。不是哄人喝符水的江湖骗子。

而现在算命先生判了三年，父母没有受到任何处罚，这合适吗？

正是因为法律贯彻不到位，社会力量介入不足，才能让这种混蛋家长对子女为所欲为！而子女只能忍受屈辱，无力反抗。

法律的修改、贯彻需要时间，但是社会舆论力量的不应该立刻跟上吗？

我们每个人都曾是孩子，我们也不希望有更多孩子受害！

附：相关新闻报道

韩某因14岁的儿子患有抑郁症，行为异常，2020年10月，韩某通过朋友联系大师陈某某。陈某某称小韩被鬼神附身，于是通过画符咒、请神明、强喂符水等手段，为其祛邪治病。后小韩出现身体状况恶化，陈某某看了之后又画了一碗符水，给小韩喂下去。被喂服符水后不久，小韩便死亡。

近日，这起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的案件经湖南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一审、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以被告人陈某犯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五千元。

据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韩某因其儿子小韩（14岁）患有抑郁症，行为异常，想给小韩治病，通过其朋友联系了陈某。2020年10月24日晚，陈某来到韩某的家中，称小韩“鬼神附身”，需要做法事敬神驱鬼驱邪，并要韩某准备做法事的道具。

10月25日，陈某利用道具在韩某家中做法事，通过画符咒、“请神明”、强喂符水等封建迷信手段，为小韩祛邪治病。做完法事后，陈某告诉韩某夫妇，小韩这三天内不能出门、不能见生人。10月27日20时许，韩某见小韩出现身体状况恶化、出粗气、讲不出话等情况，便电话联系陈某过来帮忙看看。陈某看了之后，告诉韩某等人是正常现象，小韩身上的鬼神已服气，邪气祛得差不多了。随后又制了一碗符水，要小韩的母亲给小韩喂下去。但是喂服符水后不久，小韩便死亡。经鉴定，小韩系液体堵塞呼吸道造成机械性窒息而死亡。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条规定：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雨湖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某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一人死亡，其行为构成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遂依据法律规定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五千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了全案证据材料，认为与经过一审庭审举证、质证并认证的证据一致，陈某利用迷信蒙骗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其应当预见危害结果的发生而没有预见，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存在过失。遂依据法律规定作出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每次到售卖糖果的地方，我都会留意一下店员的模样，尤其是年轻女性。

后来我意识到，我在看那个人是不是她。

那个她，是我曾经的来访者。

几年前夏季的一天早上，我刚到工作室楼下，就接到助理的电话，问我到哪儿了，有新来访站在门口，说必须看到活的王老师才肯进去......

等我出了电梯，看到工作室门口站着助理，还有一对母女模样的人。

助理一见我就说：王老师来了。

那对母女立刻望向我，妈妈说：王老师您终于来了，我女儿说必须见到你本人再进去。

女儿从头到脚把我打量一番：您就是王老师，和照片一模一样。

母女俩和我一起进入房间。

女儿20多岁的样子，长相文静。

妈妈看上去50多岁，有点胖，全身上下捂得严严实实，这身装扮在盛夏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一落座，妈妈就急切地讲述她们为什么找我。

多年前，她和丈夫离婚，她独自养大女儿。

女儿出国留学后，原本一切顺利，但因为某件事情的刺激，导致女儿情绪失控，状态越来越糟，不得不回国治疗。

曾有大夫说女儿是焦虑症，她想给女儿找一个咨询师，女儿不愿意，想自己找老师。

第一次看到我的照片，女儿坚持要找我，于是母女俩千里迢迢来到北京。

她不厌其烦述说自己如何吃尽苦头才把女儿养大，如何辛苦赚钱送女儿出国留学，女儿各方面如何优秀、完美，是她的骄傲和全部希望。

她滔滔不绝说了半个小时，女儿几次想开口都被堵回来。

我对她说：您说的我了解了。还有15分钟，看女儿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她这才停下来，扭头朝向女儿：你想说什么？

女儿说：我想一个人咨询。

妈妈有些愕然：呃，那好吧。你可要好好跟老师讲啊。

第一次咨询结束后，妈妈跟助理说，她和女儿都很满意，想在北京租房咨询，先买100次咨询时段。

助理征求我意见时，我拒绝了。

我认为仅一次咨询，无法确定咨访关系是否匹配，建议她们先买10次咨询时段。

一些从外地来北京咨询的来访者，我一般建议他们回居住地找老师咨询，或者在北京面询后后续视频咨询。

如果在北京租房面询，对来访者和家人的工作、生活都会有影响，对咨询师也会有压力。

助理说妈妈同意了，但提出先买20次时段，我同意了。

2

第三次咨询，女儿说妈妈租房了，租期半年。

我问会影响妈妈的工作吗，她说：可能会吧。不过我妈说了，为了我，她什么都可以做，她就是为我而活的。

我问她对此怎么看，她说：习惯了。我妈说她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也有人说我妈特别爱我，特别伟大......当然，我自己并不这么认为。

我问她，妈妈伟大的具体表现是什么，为何她的感受和别人的感受不一样。

她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

父母离婚那年，她3岁，刚上幼儿园。

离异后妈妈开了一家小公司，做得比较成功，公司走上正轨后，妈妈把大量时间用来照顾她，吃穿住行全方位照顾。

从幼儿园开始，妈妈就亲自接送她上学放学，时刻陪伴在她身边，她的生活圈子就是家和学校两点一线。

她说她从小就孤独，没有朋友。

小伙伴家庭条件比她家好的，妈妈不许她交往；家庭条件比她家差的，妈妈更不许她交往；甚至连家里的亲戚，妈妈也不想有太多的来往。

妈妈总对她说：世上只有妈妈最可靠。

初中的时候，她曾结交过几个好朋友，也曾相约一起玩耍，一起短途旅行。

后来好朋友开始疏远她，因为她每结交一个朋友，她妈都能找到那个朋友的电话和朋友父母的电话。

一旦找不到她，或晚回家一会儿，她妈就要挨个给朋友或朋友父母打电话，甚至会暗示对方，不要带坏自己的女儿。

越长大，她越有一种感觉，不管自己在什么地方，妈妈都能成功地潜入进去。

这令她非常恐惧，为此她逃避和别人的交往，也拒绝参加一些集体活动。

她长得漂亮，很多男生追她，每次有男生向她表白，她都吓得要死，像躲瘟神一样逃之夭夭。

她害怕男性，认为他们就像妈妈说的，又蠢又坏，一个坏男人会毁掉女人的一生。

她说：出国留学，对我就是解放，我总算到了我妈够不着的地方了。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赶紧离开中国，回学校念书。老师，您说我能回去吧？

我说：能否回去上学取决于你的状态......之前在国外发生的那件事应该很重要，你愿意讲讲吗？

她使劲摇头：我不愿意讲，不愿意讲。

我温和地说：好的，你可以不讲的。

3

下一次咨询，她神情沮丧，情绪低落。

前一天晚上，她和妈妈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起因是妈妈要她吃药，她故意拖延了一会儿。

妈妈以为她不吃，急得当场开骂，骂得太难听了，她也回骂过去，两个人都很凶地咒骂对方。

妈妈情绪失控，把她打倒在地，揪住她的头发在地上拖。

她拼命反抗，也把妈妈拽倒在地，母女俩在地上打成一团。

后来她站起来，试图打开大门跑出去，妈妈也站起来，拼死拉住她。

母女俩一个想开门，一个想关门，混乱中，她的头差点被门夹住。

她发出一声惨叫，妈妈才停下来，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跟她道歉。

我听得有些心惊肉跳：这是第一次发生，还是过去发生过同样的事情？

她说：我们经常这样。她骂我，我也骂她。她打我，我也打她。我们都习惯了。

我想象着母女俩打斗的场景，心里有些难过。

她卷起袖子：她经常掐我。您看，这儿还有印迹呢。

她的手臂上，果然有一些伤痕。

她说：我妈脾气暴躁，过去我以为是她养我的压力太大了，后来发现因为我长得像爸爸，我妈挺恨我爸的，她不准我见他。

她说：我对我妈的感情很复杂，有时很恨她，有时又觉得她可怜，除了我，她没有别的亲人，她跟我大姨、小姨也决裂了，她认为她们想贪图她的钱财，怕她们害我们，所以干脆不来往了。

我突然想到妈妈严严实实的装扮，便问她缘由。

她说：我妈有皮肤病，全身多处溃烂，出门必须穿长袖长裤，不然没法见人。

说着说着，她的声音突然变小，开始喃喃自语，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她神情呆滞，眼神发直，我心里一惊，一个念头跳出来：难道她并非焦虑症......

但她很快恢复了之前的神态，还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把糖：这是我悄悄从你们这儿拿的。

我说：不用悄悄，放在外面的糖可以直接拿的。

她说：我妈不准我吃糖，她说吃糖会让人变丑。小时候我背着我妈偷吃糖，她还打过我。我喜欢国外的生活，在那里可以天天吃糖。

咨询快结束时，我问她：你现在吃的什么药呢？

她想了想：镇定情绪的药吧，名字忘了。

4

下一次咨询时，妈妈提出先进咨询室跟我交流几分钟。

她照例裹得严严实实，神情矜持又警觉。

她说她收到女儿导师发来的邮件，询问女儿的近况，还问她是否需要帮助。

我问她怎么回应的。

她露出骄傲的神情：我专门跑到一个高档社区拍了照片发给他，跟他说我们条件很好，不需要什么帮助。昨天我女儿知道这件事了，跟我大吵一架，说我背着她跟导师联系。我觉得她情况有点不好，请您开导她一下。

我问女儿吃的什么药，她支支吾吾：稳定情绪的吧，我记不太清了。

女儿进入咨询室，我发现她状态确实不好。

她闷闷地说：我想回去上学。

我：嗯嗯，这是你一直以来的愿望。

她说她一天都待不下去了，她感觉自己心里有一头巨兽，随时要跳出来毁天灭地。

我问她发生了什么。

她说昨天又跟妈妈打架了，妈妈掐了她的脖子，她咬伤了妈妈的手。

她认为自己伤害了妈妈，心里很内疚。

我看到她脖子有些发红，对她说：妈妈也伤害了你。

她点点头，突然落泪：我妈总说我是个吸血鬼，其实她才是个鬼。我走到哪儿，她都阴魂不散跟着我，她想要害死我，想要害死我......

她语无伦次地说着，突然眼神发直，紧盯着小桌上的笔筒，笔筒里有几支削得尖尖的铅笔。

我心头一紧，感觉她并非焦虑症那么简单，她可能有精神病性的问题。

几分钟后，她又恢复了正常的神态。跟上次一样，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那次咨询结束后，我请助理转告她妈妈，请她单独来咨询一次。

我想从妈妈那里了解真相，没想到两天后，妈妈突然给助理打电话，说发生了突发事件，她和女儿离开北京回老家了，走得匆忙，连租的房子都没来得及退。

母女俩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谜团。

我时常想起她们，也曾让助理跟妈妈联系，想和她交流一下，妈妈以太忙为由拒绝了。

5

一个月后，女儿预约了电话咨询。

她说上次离开北京，是因为又和妈妈发生冲突，动静太大，邻居报警，110都来了。

她说：我妈差点掐死我，我也差点砍死她。

我想象着那个场面，有些不寒而栗。

她说：我不想离开北京，我妈把我骗回来的，她说我姥姥病了。我再忍忍，好在很快就要出国啦。

我问：你现在的状态，能出国吗？

她说：没问题啊。我已经开始准备手续了。

咨询结束后，我让助理联系她妈妈，请她单独咨询一次。

妈妈答应了，但始终不能确定时间。

女儿继续电话咨询。

从她的讲述里，我拼凑起她的生活状态——她在补习功课，妈妈在筹备钱、出国机票已订好，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

但我心里仍有隐隐的不安。

出国前一周，女儿预约了咨询。

我有些期待那次咨询，想再次确认她的状态。

但后来她取消了咨询，说事情太多，等到了国外再约。

6

没想到，很快我就见到她了。

助理说她预约了我的面询，我很惊讶，因为按出国时间算，她应该在国外了。

我再三跟助理确认，助理说她的确预约了面询。

她再次出现在我面前，一个人，拖着一只硕大的行李箱。

那一刻我猜到了什么，她的第一句话也证实了我的猜测：我被遣返回来了。

她说都怪飞行时间过长，让她憋得难受，烦躁不堪，在飞机上出现了一些失控的言行，引起了机组人员的注意。

下飞机后，她被带去一个小房间接受问询，有人问了她一些问题，结果她人还没出机场，就直接返回了中国。

她很委屈，又有些愤愤不平，觉得自己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

回国后，她一直跟学校联系，希望解决这件事情。

我问：你妈妈知道你回来吗？

她摇头：除了你，谁都不知道我回来了。

我惊讶：你一直一个人在北京？

她说：是的。我能照顾好自己。这次来，我想跟您商量一件事。

说到这儿她停顿了一下，目光热切地望着我。

我鼓励她说下去。

她说：是这样的，您能否出具一份咨询报告，证明我现在完全正常。这份报告对我很重要，决定我能不能回去上学。

我看着她的眼睛，看到她眼睛里的期待和忧虑。

那一刻，我真的好想帮她。

但我还是实话实说：很抱歉，我不能为你出具完全正常的报告。我有一个建议，你先去医院做一个检查诊断。

她差点从沙发上站起来：我没有问题，为什么去医院。您一定要帮我，上不了学，我的人生就完了。

我说：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如果只是焦虑症的话，采取用药和心理咨询的方式，也许可以继续上学。我想建议你去医院做一个检查诊断，如果没事，那很好。如果真有什么问题，就积极治疗。你还年轻，及时治疗的话，效果会很好。等你状态稳定后，完全可以正常上学，正常生活。

她惊恐地看着我：您是让我去精神病院吗？不，我决不......求您了，求您帮帮我。

我说：我现在说的就是在帮你。

她眼露凶光：我看错你了。我以为你很善良，所以才选了你，没想到你根本不善良。

我说：你从哪儿看出来我很善良？

她恶狠狠地说：照片上啊。当初我第一眼看到你的照片，看到你的眼睛，就觉得你很善良，所以选了你。

我说：如果你认为的善良是让我说谎，抱歉我做不到。

她站起来，作势要拉开房门，我对她说：我们还有5分钟，你先不要走。希望你能继续咨询，任何方式都可以。

她气呼呼地说：以后再说吧。

我说：能否留下你的联系电话？

她没有理我，径直拉开门，拖上行李箱，逃一般地走掉了。

我赶紧让助理联系她妈妈，助理当场打电话，没有人接。

再打，还是无人接听。

我让助理给妈妈短信留言，把女儿回国的情况简单说了一下，请她速和女儿联系，但未收到任何回复。

我怀疑妈妈是否出事了，助理说不可能，她妈还在朋友圈发动态呢。

这个妈妈和女儿，就这样消失不见。

7

时间飞快，半年过去了。

某天下午，我在咨询室等一位新来访。

咨询时间到了，进来的人，竟然是她。

我万分惊讶，同时又有些开心。

她说：其实我早就想来了，只是一直犹豫。这次预约我用了另一个名字。

原来上次咨询后，她便留在了北京，找了一份卖糖果的工作（她强调说工作环境比较高档，有时还要说外语），她一个人生活，感觉很快乐。

她说：记得您曾问我，在国外上学时发生的那件事情，现在我可以讲了。

那件事情，源于一个男人对她的追求。

那个男人是她喜欢的类型，他向她表白，她答应了，两个人准备第一次正式约会。

从确定约会那天起，她就陷入了很深的纠结。

从小到大，她极少与男性接触，也从未谈过恋爱，所以非常紧张、恐惧，甚至开始失眠。

室友劝她不要太当回事，反而加剧了她的恐惧。

连续多天失眠，她状态非常不好。

到了正式约会的那一天，她突然情绪失控，在房间里大吼大叫，摔砸东西，惊动了室友和房东。

后来她被送进了医院。

等她清醒过来，已不记得之前发生了什么，有些细节是室友告诉她的。

此后，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几次，学校要求她休学治疗。

回国后，妈妈没有带她去正规医院诊断治疗，而是到处寻找中医名家，想用中药进行调理。

妈妈跟她说：你只要好好吃药就能好。

我终于理解她妈妈为何隐瞒真相了，她根本不接受女儿精神有问题的现实。

她曾说的女儿不肯吃药，原来是中药。

她说：上次见您以后，我很失望。后来想您的话也许有道理，所以上网去搜了一下，发现有很多人和我一样，有一些精神病性的问题，但只要不发作，就可以正常工作、生活。我不想去医院治疗，买了治疗精神分裂的药物......

我正要说话，她马上说：不要问我怎么买到的。反正我已经吃上药了，状态也稳定了。

我说：这些你妈妈知道吗，你们见过面吗？

她冷笑，眼里却泛起泪光：您觉得我会见她，还会让她知道我在哪儿吗？室友告诉我，我妈早就偷偷加了她和其他同学的微信，经常通过她们了解我的情况。室友怕我生气，一直不敢告诉我。我妈太可怕了，没有她做不到的事情。

我说：你妈妈找不到你，会不会急坏了？

她突然笑了：我妈肯定恨死我了。出国前，我转走了她很多钱。这些钱加上我自己挣的钱，足够我在北京生活。

我问：以后还计划出国吗？

她说：如果我要出国，我妈就会找到我，我不想被她找到，不想回到过去了。我觉得北京挺好，这是座包容的城市。我在这里，谁也找不到我。

咨询结束时，我问她：能告诉我你住哪儿吗，或者留一个你的联系方式。

她狡黠地一笑：不，我不会告诉你的。需要的时候，我会来找你。

我在窗口目送她的背影远去，突然一个念头闪过：这一切会不会蓄谋已久。

到底我还是不忍心告诉她，她妈妈从未回复，也从未问起过她的消息。

母女俩不约而同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她逃离了妈妈，她妈妈也逃离了她。

这一届的年轻人，正在「断亲」。不愿意回家过年，排斥举办婚礼，没有亲戚的联系方式。如果不是因为血缘，有些人，一辈子可能都用不着见几次。 他们多在独生子女的环境里长大，父辈之间打断骨头连着筋的情感自然是感受不到的。经历从乡镇到都市的地理迁徙，也没有了家族聚集的环境。父辈过去需要依靠亲戚来办的事情，他们也能通过雇佣关系解决。很多人常年在外求学工作，有些亲戚，连名字都很难记得。 同时，「自我」的外壳逐渐坚硬，一些亲情对他们来说只是负累。当彼此的需求无法被满足，在相互不熟悉的几代人之间，强行维系关系对他们而言是件「痛苦」的事情。最终，有人选择断亲，逃离。 我们找到了几位正在或者已经断亲的年轻人，聊了聊他们的断亲故事。我们无意去评判「断亲」这种现象，而是想了解断亲的背后，是出自于怎样的心理需求和社会关系的变动。我们发现，有些疏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有些切断，更多是年轻人需要重新确立自己与他人的边界。「断」掉一部分亲缘关系的同时，他们也在建立新的人际规则，自行选择新的「家人」，从而组成新的亲密单元。

康乔：37岁，芯片行业从业者：我的婚礼，只邀请了四位亲戚

时至今日，我的父亲过年回老家，依然会被他的亲友们质疑，为什么我的婚礼并没有邀请他们参加。他依然陷于我「断亲」的泥沼里。但我的婚礼，对我而言，却是我「立国之战」的胜利。我的「断亲」，有两个层次，父母和亲戚皆在列。「断」的方式，是逐渐产生疏离感。 我18岁离开家去上大学，从此，我在父母眼里，便到了一种停滞成长的状态。物理上，我们有200余公里的分离，但心理上，他们对我的认知依然停留在18岁之前。 我的父母都是教育行业从业者，掌控欲极强。从小我是别人家的孩子，从不调皮捣乱，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后来顺其自然考入清华。考上清华也并没有多么荣耀，这个结果在我的父母看来是再理所当然不过的。但另一面，我是个极为敏感的孩子，小时候乖极了——这是父母「驯化」的结果。因为只有「听话」，我才能得到父母的「嘉奖」。成年之前，我对是非的判断力，全系于父母的评判。这一点，直到我27岁博士毕业那年，才意识到。 2012年，我博士毕业，面临着择业与婚恋两座大山。学术上小有成就，但父母希望我能进入国企工作，原因是「稳定」。父亲一遍又一遍论述着他对「不稳定」的焦虑，却又没有任何实质的帮助与指导。每当我讲出自己想法，很快就又会被他的论断淹没。因此，我们爆发了一场剧烈的冲突，这场冲突最终以他的一句「我是你爸，你是我儿子，我凭什么不能管你」告终。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他只是在传递他的焦虑，希望能借此控制我的人生，但从未真正听到我的声音——9年物理与心理距离的疏离，我的意识已经脱离他们，开始生长起来。 婚恋上也是如此。工作安顿下来之后，他们为我安排了一场相亲，姑娘是他们托关系找来的，算是世俗意义上的「门当户对」。相亲的流程是，双方父母先行约见，确认「登对」，再安排子女见面。而后，在未得到我的允许的情况下，他们居然背着我与对方父母以「准亲家」相称，并约定了共度春节。得知这些，我无比抗拒。在这场对抗里，妈妈一遍又一遍地说，「如果你自由恋爱，遇到骗子怎么办？」她异常焦虑。当时的我无法具象化地表述那种难受，也不知该如何处理与他们的冲突。 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2015年。借着一次谈话松动的契机，我顺势提出独自留京过年，并坚决执行下来。 父亲说，「咱们过年要有习俗」。于是我便发明了一个新的习俗——年夜饭是一碗泡面，大年初一的上午开车环绕北京的四环兜风，出了四环直奔宜家，再吃一顿「瑞典餐」，就算是我独自留京过年的「新民俗」了。  我知道对于观念古板的父亲来说，在春节这个阖家团圆的日子，儿子不回到身边过年，对他来说是多大的「杀伤力」。 2022年是我施行「新民俗」的第七年。车辆驾驶在四环路上，我觉得自己像蝙蝠侠驾驶着他的大黑轮摩托一样，在巡视他的城市与领地。车辆往前行驶，脑袋循环细数这一年都做了哪些叛逆的「坏事」。「叛逆」给我带来的快感，是我「乖孩子」时期不曾有过的。我也在感受着「背叛」家庭之后，自由在被一点点夺回。 

后来，我有了心仪的姑娘，在与她确立恋爱关系之前，我佯装轻松地问她，「与家里的关系『断』得彻底么？」她很快领会我的潜台词，并给出了确认的答案——那是我们彼此都不受干涉的、完全靠自主意识做出的选择。 2015年至今，我跟家里的联络越来越少。偶尔的联络，也只是例行汇报。恋爱之初，母亲曾试探性地跟我打探女友的情况，感知到我的情绪，她硬生生把那句「她不会是骗子吧」给咽了下去——我知道她想问什么。 34岁那年，我决定办婚礼，婚礼选择在海外举办。婚礼不收礼金，参加婚礼的人也由我定。为表示对我的父母双方家族的尊敬，我仅邀请了他们各方仅2位亲戚作为代表参加。我把这个决定以「通知」的形式传达给父亲。他知道，我的态度里，没有任何可以商讨的余地。 飞往国外办婚礼之前，我包了一辆大巴，把参加婚礼的人一起载往首都机场集合。父亲帮我做了部分亲友汇集的工作。大巴抵达首都机场，他把组织秩序的「小蜜蜂」递给我，说「该你接棒了」。 接过「小蜜蜂」，我说，「接下来，请听我指挥」。那一刻，我觉得，郑重极了。

刘腾：23岁，弟弟，客家人：姐姐「消失」了，我也觉得自己亏欠她

姐姐不爱打电话，她不爱打电话给任何人，包括爸妈。而我爱打电话，每天打一次，先打给爸爸，再打给妈妈。

姐姐是什么时候「断亲」的？我不知道，但似乎有一部分是因为我爸爸而开启的。姐姐很年轻，今年才25岁，但她已经结婚有身孕了。在还谈恋爱的阶段，大家对她的这位未来丈夫没有任何了解，姐姐闭口不谈男方任何信息，此外也很少和爸妈主动联系，我猜是因为她不希望爸妈干预到她的感情生活。但爸妈则有些担心，「老姐男朋友是干啥的？」他们总是这么问我，我其实也不知道。

事情进展迅速，超出所有人想象，某一天，姐姐突然告诉我爸爸，她要结婚了，这让家里人感到震惊，大概是那之后，矛盾肉眼可见地变多了起来。我姐姐认为，婚姻是自己的事情，不希望家里人干预，我爸爸认为，家人对男朋友还没有过多的了解就结婚是种草率。爸妈希望让我姐回家摆席，但我姐坚持一切从简，因为和家里的亲戚不熟。姐姐和父亲约了星期六「见亲家」，但父亲认为这种单方面的决策是不尊重他。爸爸大发雷霆说，「没时间！」   在那之后，我爸就没有再理会过我姐了。不再联系，不再说话，尽管他们从前也只是保持着微弱的联系，但我爸总会有主动交谈的时候。但这次，冷战持续了大半年，看起来没有尽头。

姐姐和我不一样，她不爱和任何人通报自己的所有事务，特别是对父母。小学毕业，我考上了全市前列的寄宿学校，此后整个青春期，我都在离家车程一个半小时的市郊生活念书，也就是那时起，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家。父亲开车送我到校车的接送点，把我送上大巴，而我看着下面的他泪眼婆娑。对我来说，离开家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说分离焦虑也不为过。每次到了学校，就要找一台公立电话给家里打上一通报平安。而因为寄宿的原因，有时候爸爸给我拿的一瓶水，喝完了我也会留着，因为我会觉得那个水瓶子让我很安心。

姐姐不一样，她只考上了镇上的公立初中。在我印象里，爸爸接她的次数并不多，因为离家近，很多时候都是姐姐一个人回家。有一次暗恋她的男孩骑车跟踪姐姐到我们小区门口，我爸出面把那家伙赶走的。初中毕业，姐姐变成了一个不爱说话的人，在我的印象里，她好像英语很差，数学很好，她不爱和我爸妈沟通，到了周六，她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用电脑和YY公会上的人的聊天，表演节目，出了房间，她又变得沉默寡言。姐姐的青春期貌似过得不是很开心，我俩彻底分野了。高中，我姐姐也考上了私立的寄宿学校，但她不再爱打电话汇报日常。

我对姐姐生活的认知有一大片是空白的。这么回想起来，很多时候我都是主角，姐姐甚至都不是配角，好像消失了一样。只记得很多次，我们会因为餐桌上的饭菜争抢，比如只剩下一个鸡腿，当然是留给我吃。印象最深的一次交集，发生在小学四年级，我去参加了一个军训夏令营，起初我踌躇满志，带上了行李去到营地，但爸妈要走的时候，我哭着抱着爸妈说我要回家。在一个办公室，教官很严厉，他说；「你要是走了你就是逃兵！」但我还是哭，我真的不想睡在帐篷里面。爸妈想到了个好办法，让姐姐替弟当兵，他们把我接回家，然后把我姐姐送到了营地。后来，我在结营相册里看到了姐姐牵着一只大狼狗的照片，很威风，很坚强。我现在想到这回事突然就想流泪，我觉得我也很亏欠姐姐。

我们并不共享同一种生命体验，但姐姐真的慢慢变得不喜欢和爸妈沟通。她回家时还是很开朗，但她拒绝打电话。爸爸不是什么坏人，但他很喜欢挖苦姐姐，那是他的拿手好戏。私底下，父亲很多次都告诉我，「说白了，你是我活下去的动力」。

今年春节，姐姐和她的新晋老公没有和我们一样回到粤北的村子过年。

除夕的年夜饭气氛很好，虽然少了姐姐，但不影响爸爸扯着大嗓门开玩笑。饭后茶余时间，两个回乡的堂姐又开始和我爸讲起她们和伯伯断亲的那些故事。「直接把我们从高速路上扔下」，「对对，还有一次，我已经让他（伯伯）不要寄顺丰，寄顺丰会很贵，但是最后还是寄了顺丰，而且是故意的。」两个堂姐零零碎碎地说着，爸爸沉默地听着。

几年前，堂姐因为种种原因和她们的父亲断了亲，此后我的父亲开始担任「知心伯伯」的角色，经常私底下帮她们化解问题。「现在我们坚决不和他往来了，我们现在靠自己买了车，在大城市工作赚钱，就是为了等这么一天。」其中一个堂姐说。

「哈？不是吧。」我爸脸上开始发红，不知道是喝了酒还是生了气，「好歹也是你亲生爸爸」。我堂姐随后开始解释他们的断亲理由，我爸有点坐不住了。我坐在饭桌的一角默默观察这一切。我知道，我爸再也没办法像前几年一样轻而易举地共情我这些堂姐们了，因为现在，他的女儿正在出逃，和我这些堂姐一样。

我也突然开始意识到这似乎不是巧合。在我的家族里，为什么堂姐们都断亲了，现在，轮到我姐姐了。大伯的两个女儿放在农村和奶奶生活，小儿子带到了东莞。二伯的两个女儿放在农村和奶奶生活，小儿子带到了深圳，听说两个堂姐考到深圳的某所大专时，二伯甚至没有给学费。

团圆饭的最后，爸爸爆发了。他拍起桌子站起来，骂了我姐姐很多句很难听的话，大概就是「不孝顺」之类的。在我爸爸眼里，我姐姐不打电话很不孝顺，私底下结婚怀孕也很不孝顺。然后一人上楼了。我妈妈洗了一会儿碗，沉默良久之后从厨房冲出来，穿着围裙拿着锅铲流着泪水指着我爸声嘶力竭道：「你再骂我女儿一句试试。」

姐姐说，「断亲」之后，她的生活像是「浮出水面好不容易吸口气一样」，但她也说，「快乐不快乐真没什么差别，他们还是他们，我还是我」。

坦白说，我对姐姐也有不理解的部分。我可以轻易地拨出电话，和我爸妈聊聊今天过得怎么样，我劝过姐姐，但姐姐就说不行。「哪怕走走仪式也不行？」「不行」。

我也很无助，有时候我在面前帮姐姐说话，父亲就会大发雷霆。过年之后，我看到我姐夫在朋友圈发了姐姐和他们家一起过年的合影，觉得不吵架的年夜饭真幸福。而「父权」的破碎场景很残酷，爱我的父亲坐在那里叹气。他觉得整个家现在一团糟。以后怎么和解，会不会有和解都是个问题。现在我只希望我姐姐可以永远幸福快乐就好。

何意：28岁，广告从业者：除了父母，我不牵挂任何亲戚

「躲亲戚」，大概是我整个春节最重要的关键词。尽管这个行为，被父母指责为「不通人性」。 2022年春节前，我跟父亲协商，「春节要不我留京过吧」。说服他的理由是，疫情严重，此时返乡，恐怕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父亲面色为难，但家人告诉我，自从我提出不回家过年这个想法之后，父亲连饭也吃不下了。他无法理解，春节这个阖家团圆的时刻，为什么我却想着要逃离。 该怎么形容我对春节回家的恐惧呢？更具体来说，是对那种复杂的、粘稠的亲戚关系的恐惧。家乡距离北京高铁3个小时，平日里，我回家的次数并不算少，但唯独到了春节，抗拒回家的情绪近几年越来越强烈。家里亲戚众多，一想到在外忙碌了一整年，回家就要开启全天「营业」模式，头皮发麻。 整个春节期间，家里门庭若市。最夸张的时候，早上9点开门迎客，夜里10点之后送走最后一拨儿客人，一天家里要迎来5批亲友。我的朋友甚至调侃道:「你家这个线下流量，如果邀请来做客的人每人都在拼多多里砍一刀，一辆电动车应该能砍到手了。」 在外忙碌一整年，春节回趟家，真的比上班还累。 我的父母亲，兄弟姐妹甚多。他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物质匮乏的中原农村长大，兄弟姐妹之间，需要互相帮扶才能度过许多难捱的岁月。每每念及手足之情，妈妈总会一遍又一遍地跟我讲起大舅早早辍学、供养弟弟妹妹们读书的故事，也会谈到父亲的哥哥30多年前如何照顾遭遇横祸躺在病床上的弟弟（也就是我的父亲），从而提醒我，要对这些长辈心怀感恩之心，甚至还要向我灌输「委屈自己，成全别人」的价值观。 现在，父母的兄弟姐妹们，多数已至第三代。我父母的兄弟姐妹们，现在多数已经是五六个孩子的爷爷奶奶了。如果将这些子子孙孙们加在一起，是一个超过80人的庞大家族。中原地区重视亲缘关系，父母珍视手足之情，但这些关系，到了第二甚至第三代，已然变味。 每年小年一过，妈妈便开始着手备年货。从腊月二十六七开始，家里便开始了每日满汉全席的日子，夜里宾客散尽，收拾残羹冷炙，打扫白日的「战场」，是件极为繁重的体力活儿。这边我还在清扫杯盘，那边母亲已开始准备第二天的食材，一边备菜，一边抱怨身体的疲累。每当此时，她再来传递如何让自己委屈、好让别人开心的价值观时，我都忍不住要去驳斥。 家族的关系已经不如早年单纯。有了第三代后，父母的兄弟姐妹自然都要偏袒自己的后代一些。春节拜访浮于表面，进门各玩各的手机。有时五六个孩子一起哭闹起来，脑袋濒临炸裂；有的亲戚，几年才见一面，翻来覆去地说着与十年前相同的话，尴尬到脚趾抠地；更有些亲戚或许已经出了三服，我并不认识，因为有一些经济牵扯，偶然登门，也要被父母要求招待周到；此外，亲戚中难免会有人以打探别人私事为乐，前脚打探到别人的事情，后脚便添油加醋地在饭桌上广而告之。有时，我甚至会想，过年就是在满足部分亲戚的窥视欲吧。

至于父母所说的那种相互扶持、打断骨头连着筋的情感，我在亲戚身上没有任何体会。有些亲戚，一辈子也用不着见几次。除了父母，我确实也并不牵挂他们。 我的父母年逾六十，价值观已经异常顽固，我已经放弃说服他们了。我的「断亲」，也只是心理层面。这些年，我几乎不会主动联络任何亲戚。 整个春节，无比负累之时，我便撂下满屋宾客，找个理由背上电脑躲出门去，我不想在那样的环境里「营业假笑」。估算宾客大约散尽的时间，再返回家去。我的父母一通张罗下来，身体难免吃不消，我得回去帮忙。整个春节下来，整个人都不好了。这种糟糕的情绪在返京之后的一个月，还没完全消解。 返京前一日，送走当天的最后一拨儿亲戚，父母瘫在沙发上休息，我在一边收拾行囊，父亲突然意识到，我回家八九日，竟无一日与我好好聊天。见我一脸不悦，父亲终于松动，「明年过年，如果不想回来，就提前说一声吧」。 也许，明年我与那些不相干的亲戚，就不再见了吧。

小咪：35岁，自由职业：退出家族群，我再也不用接受亲戚们的评判

「断亲」之前，在我的记忆里，我一直以为自己生长在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里。家里大多是知识分子，爷爷奶奶与子女们关系紧密，以至于父母放心地把我交由二姑照料，这也直接导致，我与父母的关系并不那么亲密。二姑是小学的一名教导主任，她对多数事务的评判，总有一套非黑即白的逻辑，从而也成了我噩梦般童年的开端。 以她的主观喜好来说，我不属于那种传统意义上成绩好又温存的「好女孩」，读书期间被她拎到班主任门口破口大骂是常有的事。印象中，班主任的办公室位于楼梯口，也是学生上课的必经之地，我记不得小时候犯过什么具体的错误，但是那种被人盯着看的滋味，想起来就异常难受。 这种不适，在2010年的一次旅行中，到达了顶峰。这年，在美国生活的三姑姑回国探亲，我陪她和二姑姑一起逛世博会。三姑姑的老公在美国的一所大学任职，儿子就读的是沃顿商学院，在这场旅行中，她无时无刻不在细微之处炫耀自己「海外家庭」的优越感，并试图将我拉进她的阵营之内。二姑则希望通过一贯对我的控制，而宣告自己的「主权」。 这些年来，家族微信群里，家庭聚会上，表面和气之下暗流涌动。谁家小孩读了名校了，便总要拉出另一个小孩来踩；谁又买了什么车，表面奉承夸赞，转眼可能就是另一番奚落的言语；哪位家族成员要结婚了，婚礼的排面与对方的家世又要被这些亲戚们「赏味」良久……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无论你做什么，似乎都会感受到评判的压力，真的让人窒息。后来，我索性退出了所有的家族群。在必要参加的家族聚会上，对于不喜欢的亲戚，直接熟视无睹，不理不睬不搭腔，反倒觉得整个世界都清净了。 2017年我与男友领证，没有告诉家族的任何人，包括我爸妈。在我的意识里，领结婚证与办婚礼是两件事。领证只需要我们双方彼此参与，但婚礼却要涉及彼此的家族。一旦我领证这件事被亲戚知道，接下来的一连串事情就都不在我的掌控之内了。我不想被任何人评判。 至于孩子，我们一开始也约定了丁克。我没有勇气做出孕育一个小生命的决策。我看过太多原本和美的二人因为孩子的到来鸡飞狗跳，中国的家庭有个特色叫「隔代亲」，因为教育理念的不同，与老一辈产生各种不快，这种隔代的干涉说白了就是负累。 但我对宠物有种无限的爱，最多的时候，我养了20多只猫。我可以很多天都不出门，跟它们待在一起，观察每只猫的喜怒哀乐。动物与人相比，简单多了。 

阿麋：24岁，在校学生：家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港湾

我的「断亲」，大约是从12岁后慢慢开始的。今年我24岁，大多数亲戚的联系方式都没有，也基本没有主动接近过他们，所有的联络都隔着我的父母。这种感觉，就像我们双方都在看一扇关上的门，两边的人唯一能互相窥见的，也只有门上的小孔了。 这种关系并非先天如此。我在四川一个人情味儿极浓的乡下长大，每逢过年，村子里一定要摆很长的「坝坝宴」，招待十里八乡的亲戚，他们也一定会走很远的路赴宴。我跟在表哥的后面跑来跑去，去镇上买窜天猴、蜘蛛炮以及叫不上名字的鞭炮一起玩。 12岁之后，我离开那个小镇去省会读寄宿学校，回老家的频率变成一两年一次。曾经熟悉的长辈渐渐变得陌生，每次回乡，父母的堂表兄弟和他们的配偶，我总认错，闹下不少尴尬，索性就跟在父母后面，像鹦鹉学舌一样，他们让叫什么就叫什么。再大一点，干脆就躲到车里去，独自写作业，或者抱着电子产品，好规避那些繁文缛节。毕竟，亲戚们的问题几年不变，我忽然觉得，他们询问的背后，也并不是真正的关心，不过是走个流程罢了。我对父母的作用，也只是展示「这是我的后代」的功用而已。 距离疏远或许是直接原因，但人生轨迹的渐行渐远才是导致「断亲」的主因。我还在读书，但我的堂表亲们，大多已经结婚生子了，很少再有什么共同语言。 我的父母却依然保留着极重的宗族观念，每年的拜年必不可少。村里的坝坝宴变成城镇里的家宴或酒店里的宴席。这是一场微妙的家族权力中心的捍卫与流转，且权力的强弱伴随着各个小家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动态变化。 小时候的宴席，都是在德高望重的老人家举办，后来我的姑姑家修了大房子，异常气派，能够摆很多桌，我们在姑姑家里汇聚，就是强化他们在家族里话语权的过程。再后来，我家搬到了城里，也会邀请他们来我家聚会，一些亲戚却会对权力中心的偏移表现出微妙的抗拒。 家庭的集会特别强调长幼尊卑，晚辈要给长辈敬酒，还要讲漂亮话。我并不擅长这些，更要命的是，也不懂该如何掩饰这种「不擅长」，时常是端着杯子尴尬地杵在那里。宴席结束，回到家，又要被父母指责，被他们打上「情商低」的标签。

我妈指责我的理由很强硬，她认为如果我不去维护这些亲戚，以后就没有这方面的资源可利用。但在我看来，所谓血缘关系，仅仅只是我们建立关系的一个渠道，老一辈所需要的所谓的帮助，我们都可以通过雇佣关系解决。更何况，哪怕有最紧密的血缘关系，也不代表这层关系会一直亲密。姥爷去世那年，我明显觉察到，我妈妈和她唯一的哥哥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我妈会觉得我舅舅没有照顾好姥爷，而我舅舅又觉得我妈妈在躲避责任。这些话他们没有直白地讲出来，但双方通讯频率的下降与家庭聚会上眼神的躲避，让你会觉得有种情绪在空气里蹿动。 至于父母给我贴的所谓「情商低」的标签，我并不认同。对于他们而言，亲戚就是朋友，但对我而言，朋友是朋友，亲戚甚至还会更远一点。 但我们又一次因为过年的酒桌礼仪而产生争执。我极力地想告诉他们，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也追求真心待人，只是我们更向往平等和踏实的饭桌。好友相聚不需要太多场面话，职场上也有新的交流方式，不会因为你在酒桌上做得滴水不漏而看高你。争执到最后，我发现我们说的根本不是同一件事情，他们想灌输的，只是他们的社会化技巧。 所谓「断亲」，我更愿将这二字拆开来看，「断」掉的是那些非我们主观选择的、一两年都未必能见一次的仅有血缘牵连的人，「亲」近的又会是那些我们主动选择的「家人」。我们是计划生育年代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不像老一辈人有足够多的兄弟姐妹及庞大的家族，但我们依然会去爱别人，去建立新的人际圈层。毕竟，家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港湾。 我有很多同学和朋友，他们跟我一样，都是独生子女，但我们之间的感情就很深。我们彼此之间，是在充当part of family的角色，我「爱人」的能力也没有因为疏离亲戚而有所折损。最近我在看《欲望都市》，特别羡慕剧里四位女主之间的友谊，剧里有一个情节，当Mr.big想要去巴黎挽回Carrie的时候，他去了姑娘们小聚的早餐会，对她们说，「you three know her better than any one，you are the loves of her life（你们比任何人都了解她，你们才是她一生的挚爱）」。

我特别认同朋友才是自己选择的家人，我们在这种认真经营的情感里获得了比血缘更重要的亲密关系，这种情感连接就是我们这代人新的方式。 我觉得我们这代人正在经历一场不可逆转的「社会化革命」。大家族在瓦解，缩小成越来越小的单元。我们会越来越把情感需求锁定在小部分直系亲属身上，并向外拓展自己新的「家人」（朋友）圈层。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会有与父辈的拉扯与博弈，但在这种博弈里，慢慢就会找到新一代人的价值更替与平衡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