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间的 “战争”
整理者：霸凌背后反映的正是“弱者”（子女）对“强者”（父母）要绝对服从的旧家庭关系，被霸凌者不是霸凌者的子女，霸凌者就让被霸凌者像它子女一样臣服。
前段时间，我们偶然看到了一组惊人的数字。
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项目对全国一万多名初一学生进行了持续的跟踪调查。
调查显示，在初中阶段，有 61.2% 的学生受到过至少一种形式的校园霸凌。也就是说，两个孩子中，至少有一个被霸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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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李玲的“好姐妹”
“不守妇道”“太骚了”……她发现总有女同学在后排议论她，笑她发育了还不穿内衣，松松垮垮的内裤边都露出来了 ——李玲
对1996年出生的李玲来说，小学分为两个阶段，五年级前和五年级后。
五年级之前的一切都充满阳光。活泼的她是班长，也是班上的文艺骨干，经常穿着漂亮的公主裙参加晚会汇演。
她享受舞台，享受被瞩目的感觉。李玲同时还是优等生，但不是死读书的那种优等生：
偶尔也会耍耍小聪明，作业能抄则抄；她每天练琴，偶尔也会把琴声录下来循环播放骗过爸妈。
省下来的时间她会偷偷看言情小说，爱的是讲述“无邪少女追逐爱情”“挣脱命运枷锁”的《麻雀要革命》。
她身边从不缺朋友，男孩女孩都玩得来。
对李玲来说，受欢迎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直到2006年，她升入小学五年级，一切骤然转变。
那年秋游，一位男同学当众向她表白。
李玲并不喜欢他，但她不知该怎么拒绝。耳边充斥着同学的起哄叫好声，脑海里全是言情小说对浪漫爱情的描写。
就这样，李玲稀里糊涂地成为了他的女朋友。
打从那以后，李玲再和别的男生说话，就会被当成“不守妇道”“太骚了”的证据。
她发现总有女同学在后排议论她，笑她发育了还不穿内衣，松松垮垮的内裤边都露出来了。
即便离得远听不清同学的议论，李玲也知道她们在说她，因为她们会盯着她讲话，翻白眼，撇嘴，微笑。
小孩子要表现出讨厌，可以表现得很明显。
她知道有人在学校的贴吧上开了一个帖子专门骂她丑，还有人和老师打小报告诬陷她考试作弊。
李玲给所谓的男朋友写了封信，以“两人都应以学业为重”为由委婉地拒绝了他。
她认为，她犯了错，只要把错误纠正过来就好了，一切就会回到从前。
没想到的是，这被当成她是“绿茶婊”的证据。小孩子可能并不懂得“绿茶婊”的确切含义，但只要有足够的侮辱性，就够了。
五年级竞选班委，李玲竞选班长失败，又连着竞选几个班委，全都失败。她直观地了解到自己在班级的人气变化。
那年生日，爸妈给了李玲50块钱，让她邀请小伙伴一起出去过生日。从前，李玲被朋友环绕，一呼百应；如今，她连一个能一起过生日的朋友都没有。
生日那天，李玲硬着头皮邀请了一位看起来比较友善的女生，告诉她今天是自己的生日，要不要一起去吃肯德基。那位女生去了，但李玲还是很受伤。
“我觉得我是用钱把她叫过去的，她只是为了那一餐肯德基，而不是真心为我过生日。”
直到大学，李玲都不愿过生日，她不相信有人会真心祝福她生日快乐。
今年，26岁的她看到《女孩们的地下战争》这本书，她才意识到自己经历的是校园霸凌。
02 只有孩子能看到的幽灵
2002年出版的《女孩们的地下战争》是第一本讨论女性霸凌问题的专著。
书的作者西蒙斯采访了曾是霸凌对象和霸凌者的女孩们，她发现通常女孩不会像男孩那样，用直接的攻击语言或行为来发泄不满。
女孩倾向于采用隐性攻击的方式来攻击对方。
女孩会悄悄地使眼色，传纸条，散布谣言，用小动作为难其他女孩，一如李玲同学的所作所为。
社交霸凌，也就是关系攻击，是女孩们常使用的隐性攻击手段之一。
关系攻击，简单的说就是故意利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伤害他人。
比如突然的冷落、爱答不理，比如拉拢小团体搞针对；
比如威胁绝交，比如女孩间经常说的“你再怎么怎么样，我就不和你玩了”等等。
也许有的家长会认为这种行为并不是霸凌，毕竟这种说法在他们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他们只会认为女孩们仅仅是社交技巧还不够成熟，长大了就好了。
但是，不成熟的社交技巧并不会造成持续性的伤害，而李玲的同学们显然有意对她长期霸凌。
根据研究校园霸凌问题的挪威心理学家丹·欧维斯的界定，校园霸凌有三个基本特征——
权力不对等、故意伤害和重复发生。
界定依据是被霸凌者受到的伤害，这种伤害既包括身体、财产等可见的物质性伤害，也包括各类精神性伤害。
李玲所遭遇的是确定无疑的霸凌。这类霸凌行为会给当事人造成巨大的伤害，却难以被老师或家长察觉。
从被同班同学们霸凌开始，李玲唱歌会跑调，再也不敢在课堂上举手回答问题。除了和同桌讲话外，她不和任何男生交流。
她越想把自己的错误隐藏起来，越会犯错，越被嘲笑。
李玲的自尊被完全击碎了，她觉得自己一无是处：长相又丑，性格又糟糕，不配被人喜欢。
没有成年人注意到李玲的变化。老师认为她仍是同学间的宠儿，认为她已绝交的朋友仍是她的闺蜜。
事实上，曾经的闺蜜正是此次霸凌的发起人。她喜欢那个向李玲表白的男孩。
对于这种现象，西蒙斯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我立刻想起了一些恐怖电影，里面的幽灵只有孩子才能看见。”
“成人也在同一间屋子里，经历了同样的瞬间，却看不到周围有多少事情正在发生。”
因此，如果教室里有女生不动声色地攻击他人，哪怕老师近在咫尺，攻击对象都是绝望无助、孤立无援的。
在家长面前，女孩们一如既往地阳光温柔，听话乖巧。
她们小心翼翼把阴暗面藏好，像个微笑机器人一样倾听，附和，点头称是。
家长一如既往地骄傲——自家女儿还是那个好女孩。
03 霸凌不需要理由
“爱和恨会让小团体更加团结，只不过我们刚好选择了恨而已。如此简单，就决定了一个女孩初中四年的命运。”——吴韵
2013年，刚升上初三的吴韵（化名）转到了一所新学校，同学薇薇（化名）是第一个向她示好的人。
刚一下课，薇薇就主动来和她搭话，陪她一起去卫生间，中午一起吃饭。和薇薇在一起没有冷场的时候，因为薇薇会不停地说话。
跟薇薇搭伴玩了几天，一次自习课，同桌突然一脸严肃地跟吴韵说，薇薇不是什么好人，要离她远点。
吴韵不理解，在她看来，薇薇白白净净的，爱干净，学习成绩优异，除了热情到有些粘人外，几乎没有缺点。
吴韵问为什么，得到了一个含糊的回答“她人品不好”。
又跟薇薇玩了一段时间，吴韵发现班上的其他同学开始冷落她。
她才意识到那次“劝告”其实是“警告”——如果她不听话，她就是下一个。
通过观察，吴韵察觉到薇薇在班级的微妙处境。如果是人缘好的同学朗读或者翻译课文，走下讲台时一定会有人发出欢呼或者怪叫。
这是小孩间的潜规则。但薇薇下台时，没有任何同学做出一点表示，她就像被所有人抛弃了。
吴韵还发现薇薇平时很沉默，不言不语，只有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会滔滔不绝。吴韵知道，薇薇是怕被她讨厌，在极力地讨好她。
慢慢地，吴韵不再和薇薇说话；同学嘲笑薇薇时，她会跟着附和。慢慢地，吴韵被其他同学接纳了，她成了团体的一员。
有一天，趁薇薇不在，吴韵恶作剧往她的书上滴胶水。瓶里没剩多少胶水，没滴出来，但薇薇刚好回来看见了。
情绪激动的薇薇一边骂吴韵一边哭。十几年过去了，吴韵还记得当时的那张脸，白净的脸上满是泪水，嘴角还挂着讨好的笑容。
吴韵没想到薇薇的反应如此之大，她也哭了。
旁观的同学看到吴韵哭了，纷纷站起来走到她身边，替她说话，指责薇薇“太咄咄逼人了”“她只是开个玩笑”“她不是故意的，你喊什么”……
“我做了错事，却得到大家的怜惜和安慰，她什么都没做，得到的却只有孤独，”
吴韵说：“想到她一个人面对我和站在我身后的同学，该有多么绝望，我真的觉得很后悔，非常的后悔。”
初中毕业多年后，吴韵偶然遇到了初中好友，又提起这段往事。
吴韵问她当时为什么大家都讨厌薇薇，好友想了想，语气轻松地说“不知道呀”。
或许原因并没有那么重要，甚至可能没有所谓的原因。
吴韵说：“爱和恨会让小团体更加团结，只不过我们刚好选择了恨而已。如此简单，就决定了一个女孩初中四年的命运。”
04 好女孩不愤怒
提到女孩间的小团体，不少人认为这是女孩的本性。
特别是在各类宫斗剧和所谓的“大女主剧”的拱托下，女性似乎天生喜欢拉小团体，热衷于勾心斗角。
女性虚伪，刻薄，口是心非，工于心计。
然而，事实绝非如此。因为，人的本质绝非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女孩们之所以会把关系作为武器，绝不是因为天性使然，而是因为她们从小没有被任何人教导学着自己处理自己的不满、受伤、背叛和嫉妒等日常情绪，也没有被任何人教导过如何独立解决问题。
每个人都有负面情绪，每个人都需要方法处理自己的负面情绪，更需要学会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毕竟所有的情绪终究还是来源于现实问题。
男孩可以表现得直接，他们可以行为粗暴，可以举止霸道，甚至可以打架。“男子气概”一个词足以为男孩开脱。同时男孩们在打架中很容易“不打不相识”，然后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女孩不行。好女孩应该是温柔的、友善的，顾及周围人的情绪。社会规范要求女孩乖巧，听话，要求女孩合群，但不要求甚至反对她们独立解决问题。
“好女孩”应该被喜爱，应该受欢迎，应该多说“好的”，少说“不”。
女孩们从来没学过如何合理地直接表达愤怒，从来没有人教过她们。
她们只被规训过如何不去表达，如何压抑自己的情绪，如何摆出甜美的微笑以满足家长的期待，而没有学过用科学用逻辑思维解决自己面临的情绪的、现实的问题。
没有复杂的科学、逻辑思维，她们只会把她们在家庭内处理问题的方法，比如哭诉，比如胡闹等不合理不直接地表达愤怒的方式，带到学校，带到社会上，带到新的家庭。
在正常冲突中，两人用语言、声音或拳头解决争议，就事论事，对两人关系不会有什么影响。
然而，如果愤怒无法表达出来，如果冲突中不存在其他工具，这段关系本身可能就会成为武器，最后变得似乎没有愤怒，却处处都是愤怒，融入到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里。
女孩不被允许与别人大声争论，更不被允许用武力解决争议，她们得成为旧道德要求的“贤妻良母”。
在把关系当成武器的同时，女孩们也清楚地意识到，直接对另一个女孩提出异议，明目张胆地违背社会对女孩行为的要求，可能会导致许多人和自己作对。
一个人过于显眼，一群人则不会。置身于团体中参与冲突，加之“受害者有罪论”的泛滥，任何一个女孩都不必对自己的攻击行为直接负责。
对受尽了规训，缺乏独立面对自身情绪、现实问题的女孩们来说，没有什么比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操场边，一个去食堂，一个人在走廊上游荡，一个人满足自己的需要，更可怕的了。
在团体的掩护下，女孩可以维持自己的“好女孩”形象的同时，以各种各样看似正义的理由，“惩罚”被霸凌者，实则发泄憋在心中那说不清道不明的怒火，以不自知的方式满足个人利益。
身为小团体的成员，女孩们确信，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自己不会被抛弃。这更突出了关系在女孩生活中的地位。
当然小团体内也同样有主导者和被动者，主导者的意见被动者是很难拒绝的。
西蒙斯提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愤怒盛行之时，这些女孩什么都不想做。她们不想揍她，传播谣言或质问她，她们只想让她体验孤独的滋味。”
压抑愤怒不仅改变了女孩表达攻击的方式，也改变了感知愤怒的方式。这导致很多女孩压根识别不出自己的情绪，也识别不出他人的情绪，更别提如何处理情绪。
在一个又一个小团体的裹挟下，她们伤害身边的朋友，也被朋友伤害，却根本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尽管她们中有人会在事后对霸凌行为感到懊悔，但是如果她们不参与霸凌，就将成为被霸凌的对象。
小团体让她们不被霸凌，却也限制着她们，她们要与小团体保持一致，不一致就意味着脱离小团体，就意味着遭受霸凌。
被孤立的被霸凌者长期遭受霸凌，而主动霸凌者又裹挟者被动霸凌者，被动霸凌者也不愿意成为下一个被霸凌者。
仿佛这就是一个走不出的恶性循环。
05 没有幸存者
“每一个女孩，不是加害人，就是受害人。没有人可以幸免。”——赵蕊
赵蕊（化名）生长在西北部的某座小城。2006年，她升入高中，这家寄宿制学校，以学习为第一也是唯一要务。
女孩们之间常出现的桥段就是谁突然不理谁了，谁不和谁玩了。
赵蕊所在的宿舍八个人，一名宿舍长。入学没多久，舍长很快成为了其他七名女孩集火的目标。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同。
宿舍晚上十点熄灯，熄灯后有人想睡觉，有人会聊天，走动，洗衣服。舍长会维持纪律，让大家尽快安静。
赵蕊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的导火索到底是什么，可能是舍长的语气或者态度引起了女孩们的不满。
只要舍长一进宿舍，大家都默契地闭嘴不说话，让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不受欢迎。
每当熄灯后舍长大声说“XX，你不要说话了”，赵蕊和其他舍友就会故意用更大的声音说话。
赵蕊记得，有一次舍长实在忍不住了，跑到旁边宿舍大哭了一场，诉说自己的委屈。
薄薄的墙壁挡不住舍长崩溃的哭诉，赵蕊听得一清二楚。
可当时，她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什么问题，也不理解为什么舍长会那么痛苦。
高二文理分科后，赵蕊和舍长选了不同的方向，两人不再有交集。
直到高三的一堂微机课，两人偶然遇见。由于心头说不清道不明的愧疚，赵蕊主动上前打招呼。
这个招呼“给了舍长特别大的惊吓，恨不得立刻离得远远的”。
这一幕深深地刻在了赵蕊的脑海里。
她不知道舍长反应如此之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她更不明白人与人之间关系为什么会那么复杂。
高二那年，班上转来了一位新同学。新同学家境富裕，为人热情，很快组成了自己的人际圈。赵蕊成了她们的目标。
在走廊上，新同学和小团体成员会故意撞她，捉弄赵蕊，还扬言要找社会上的人收拾赵蕊。
她们营造出的氛围让赵蕊时刻有种不安全感。
赵蕊不知道自己哪里惹恼了对方，也从没想过和对方沟通。她只是暗暗在心里祈求，求对方放过自己，让她能集中精力学习。
赵蕊从没想过向大人求助。她料想老师会以“女孩就是事儿多”的理由打发她，妈妈会说“为什么人家就欺负你一个人？你到底做错了什么？”
威胁随时在身边，却求助无门，也不知自己还要坚持多久，赵蕊用“溺水”来形容当时的状态。
直到那位女生转学离开，赵蕊才得以解脱。转学后的某天，那位女生回宿舍看朋友。就像赵蕊主动和舍长打招呼一样，她主动和赵蕊打招呼。赵蕊当时在闷头做题，没有听到，遂没有回答。
那位女生走后，舍友立马围过来问她为什么不回应。周围人热切的注视让赵蕊意识到宿舍里的其他人都在等着看好戏。
既是校园霸凌的加害人，也是受害人，回想起当年的经历，赵蕊觉得自己并不特殊。每一个女孩，不是加害人，就是受害人。没有人可以幸免。
每个女孩都在拼命保住自己的优势地位，因为女孩们知道，一旦跌下去会跌得很惨。在女孩们亲昵和嬉闹的表象之下，仿佛总藏着一些心惊胆颤。
06 怎么做都是错
十几年过去了，一群女性聚在一起仍然会让赵蕊感到心悸。
她不理解自己的行为，也不理解心头涌起的莫名情绪。
在接受了长时间的心理咨询，阅读了大量相关书籍后，赵蕊发现，自己的问题在于极度不相信自己的感受。
赵蕊从小就被教育要专注于学习，要理性（然而没有科学指导的“理性”，只不过是无条件忍让罢了）。不要有情绪，不要有感受。要压抑，不要体会。
从小到大，妈妈一直向她灌输听话的重要性，一丁点反抗行为都会遭到妈妈严厉的训斥。
在家里，无论是妈妈还是姥姥，也都从来不会直接表达不满。她们也在翻白眼，也在利用其他家人向她施压。
当别人的行为给赵蕊造成了困扰，她在感到生气或是愤怒的同时，又认为自己当下的感受是错的。连自己的情绪都没法面对，更别提表达了。
赵蕊回想起当年对舍长的不满。舍长拿别人的东西从不会提前打招呼，让她和其他女孩觉得有些被冒犯。
但是，她从来没想过向舍长指出这一点，默认有不满就应该自己忍着，咽下去。
有时候，实在忍不了，她会爆发，会吼道“你别随便拿我的东西！”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没有进一步的沟通。她只发泄了自己的攻击性，却没有提出需求。
赵蕊反思，这么一件小事，两个人摊开来说就解决了，可当时谁都说不出口。她们没办法说出来自己讨厌什么。
在同女孩们的谈话中，西蒙斯发现，女孩们拒绝基本的冲突形式。
她们心中有个很简单的等式：冲突 = 损失。
女孩们一致同意，“我不能告诉她我到底怎么想的，否则就做不成朋友了。”
所以，女孩们会违心地说“我没有生气”“我没有讨厌她”，用谎言来维系表面的平和。
这种语言习惯和行为模式维系到了成年。
在职场上，女性微笑面对所有要求，哪怕会损害自己的权益和职业发展；
被不公正的对待，女性要么沉默，要么拐弯抹角地在小圈子牢骚几句。
她们既想成为事业成功的女强人，又希望得到所有人的爱。这被称为“好女孩综合症”。
前 CNN 副总裁吉尔·埃文斯在《像男人一样竞争，像女人一样获胜》里探讨了女性遭遇晋升障碍的原因。
埃文斯认为，公平竞争这个概念对女性来说就是矛盾的。“竞争不应该出现，如果出现，即为逾矩。”
所以，女性会尽力避免冲突的发生。
小时候从没有学习过该如何处理冲突的女性，成年后很难区分日常冲突和人身攻击。
无论是规避冲突，还是太过看重人际关系，都对女性的职业发展百害而无一益。
在家中，“好妈妈”无私，顾家，为家庭奉献，每天为家里的琐事忙碌，视老公和孩子为“天”。
“好妈妈”会用曾经约束自己的那套标准来约束女儿——既希望女孩们上进，为理想拼搏，又要求她们谦虚，矜持，友善；
既希望女孩们靠自己的力量闯出一片天地，又希望她们温柔，听话，在将来的某一天成为“好妈妈”。
女孩，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一切，但必须在社会接受的范围之内。
无论是“好女孩”，还是“好妈妈”，都是社会强加于女性身上的隐形枷锁。一代又一代女性被困其中，不得解脱。
西蒙斯在写书的过程中不但采访了当事人，还采访了受霸凌女孩的妈妈们。
她发现，就算有女孩愿意向妈妈倾诉，妈妈们也普遍缺乏处理霸凌事件的能力。
她们不但没有能力帮到女儿，不少妈妈听到女儿的遭遇，自己先崩溃了，因为女儿的遭遇触发了她们深埋在心底的晦暗往事。
她们也曾是女孩间“战争”的受害人。在她们是女孩时，她们也曾被这样对待过。像女儿一样，她们也曾那么地孤独，绝望。
在枷锁的束缚下，女孩否认自己有伤害他人的能力，这无疑进一步再生产了社会的刻板印象——好女孩不愤怒。
女孩压抑自己的负面情绪，隐于小团体中利用畸形的方式来发泄。
这又进一步再生产了另一种刻板印象——女孩天生刻薄，表里不一，喜欢勾心斗角，怎么做都是错。
她们的刻板印象正是这样被家庭和社会塑造出来的：
从这些女孩从小到大的经历看，她们从小被父母一遍又一遍地强行灌输“外人的可怕”，一遍又一遍向她们灌输“父母的可靠”，还有“女人只要嫁得好就行”的歪道理，妨碍她们学会独立解决问题。
她们在学校里的小团体，正像一个虚拟的家庭，在这个“家庭”里，她们所有人没有界限可言，其中主导者的意见能左右整个小团体，不服从的人就会受排挤，剩下的人被迫接受——这正像“一家之主”面对其他家庭成员所做的那样。
小团体固然一定程度上让她们免受霸凌，但也终究限制了她们的个人自由，她们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面对其他同学的，也就不能也无力作为个人独立解决自己面对的问题。
等她们接受这种“教育”长大了，她们或许会参加工作，但是她们在工作时并不追求在在部门、在行业、在社会上有所成就，而是找一份“差不多”“稳定”的工作。
然后她们就想着嫁个“好老公”，正式组建一个家庭，或者说一个由法律、道德、财产来充分保障的“小团体”。
她们面对她们的丈夫，以及她们的父母、公婆，就像当年在小团体里面对主导者那样，非常被动，无力主导家庭。而她们工作不过是为了丰富家庭收入的手段，而非她们谋求更多发展的途径。
等她们也有了孩子，如果是个女孩，会继续把她们父母“教育”给她们的糟粕灌输给她；如果是个男孩，她们也一样会用“养育之恩”要挟他，期望他能在她们晚年“赡养”她们。
这些女孩所受的家庭教育，与其说是家庭教育，不如说是“洗脑”，即限制被洗脑者的消息源（“外人都是可怕的，父母才可靠”），然后让被洗脑者强行接受错误的观念（“女人只要嫁得好”）。
她们是旧家庭旧道德的受害者，但她们自己如果没能从洗脑中走出来，没能找到合适的科学的方法反抗并解决其他现实问题，她们会成为新的加害者，成为加害她们的子女，加害她们的下一代，将旧家庭旧道德再生产出来的工具。
07 不是她的错
被所有同学讨厌，李玲把学习当成一根救命稻草。
如果再被老师讨厌，她就彻底完蛋了。重点中学、实验班、名校、海外留学。李玲算是旁人眼中的“天之骄子”。
可过去从未过去。
有一次和外国男性友人相约去冰淇淋店，挑选味道时，对方随口的一句“Green Tea？”让她当场愣住。“我做错了什么？”“我被他看穿了？”“他怎么会知道？”……
像应激反应一样，李玲的脑海里瞬间冒出一连串质疑。对方以为自己猜对了，开心地补了句“好多女孩都喜欢绿茶口味”。
李玲的理智这才回来——他说的是挑冰淇淋的味道，不是在骂她“绿茶婊”。
在异国他乡，在英语语境下，在氛围轻松的冰淇淋店，聊天对象是有好感的男生，李玲听到“Green Tea”想到的居然是“绿茶婊”。五年级的那个小女孩仍在这里。
研究生第二年，李玲从学校的公寓搬出来，和好朋友艾琳（化名）一起住。可她没想到这成了噩梦的开始。
李玲说起在清华北大就读的高中同学，艾琳就会说李玲学历至上，说李玲看不起像她这样“双非”出身的学生。
李玲喜欢韩国男团，喜欢迪士尼，喜欢女性化的打扮，艾琳说她“媚男”，说她是“白幼瘦”审美。
李玲是南方人，讲话有些口音。艾琳在李玲的生日会上对所有人说“你们不觉得她讲话有口音吗？”
李玲和男性朋友一起出去玩，艾琳会笑她自作多情，“人家怎么可能喜欢你？”
艾琳的所作所为让李玲感到很不舒服，但她认为，问题不在艾琳身上。她完全相信艾琳的话。
她觉得是自己太敏感了，她做得还不够好，她需要改正。只要她改好了，艾琳就不会让她难过了。
李玲又退回到了小时候，极力想满足周围人对自己的要求，却发现自己怎么都讨不到好。
艾琳对李玲的影响越来越大，李玲的状态越来越差。睡觉时李玲脑海里充斥着艾琳说过的话，赶也赶不走。
她痛哭，失眠，甚至萌生了自杀的念头。
好在，和小时候不同，成年后的李玲有了自我判断的能力。
为了自救，她阅读了《情感勒索》《煤气灯效应》《女孩们的地下战争》等心理学书籍。
她终于明白，艾琳的行为是霸凌。艾琳这么对她不是她的错。
李玲鼓起勇气向妈妈倾诉。妈妈的反应十分典型，质问她“为什么人家只攻击你？”“你做错了什么？”“是不是你太敏感了？”
李玲花费了好大力气才说服妈妈，不是她太敏感，真的是有人在欺负她。
妈妈终于接受她被欺负的事实，又问她“你为什么要和这种人做朋友？”“怎么允许别人这么欺负你？”
妈妈说如果有人这么对她，她就直接一个白眼翻过去，再也不和对方讲话。
为了自愈，李玲在日记里骂艾琳，在微博上骂艾琳，把所有艾琳攻击自己的话写下来逐条反驳了一遍。骂了一年多，她终于放下了。
不过，李玲从不曾和艾琳当面对峙。她曾经想过在朋友圈里揭露艾琳的行径，不过作罢。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她不想被当成疯子。
经历了这么多，李玲终于不再揣测对方的心理，琢磨“她为什么这么对我？”“她是不是不喜欢我？”
如果没有从对方那里得到足够的尊重，她会选择离开。
李玲觉得这是她的大收获——她终于能识别出恶意了。
恶意，不止一个女孩和我提到了恶意。
就算被霸凌得那么惨，女孩们也都是在成年之后，在受了更多伤，为了自救苦读心理学著作之后，才敢承认这个世界上有恶意的存在。
许多女孩做不到这一点。女孩们还在压抑自己的情绪，漠视自己的情绪，内化外界对“好女孩”的规训，一味地苛求自己。这正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只有列出种种女孩间存在的霸凌行为，让女孩们不再疑惑到底发生了什么，女孩们才能鼓起勇气去面对，才能在遭遇霸凌的时候告诉自己——
不是我的错！
08 认识到问题之后
仅仅认识到不是自己的错，然后学着走出被洗脑的阴影还远远不够。
旧道德、旧秩序会继续束缚女孩，那些不服从它的女孩会受到更大的打压。
她们如果不知道怎么反抗，面对着逼迫她们成为“贤妻良母”的社会和家庭环境，是难以抗衡的。
我们在校园霸凌中也能基本窥见这种打压过程：
被霸凌者中就有一部分是不愿意融入小团体的，她们一定程度上希望获得个人的独立，这些人算是自发的反抗者。
但是她们遇到了什么？她们不去融入“小圈子”，就会遭遇排挤，甚至霸凌。
接着她们就会发现面对霸凌，她们孤立无援，家长、老师只当霸凌者“社交技巧不够”，反倒认为被霸凌者有错，“不合群”。
作为家庭、社会的代表，家长和老师往往自己就是这种要“合群”的社会道德的代表，自然倾向于默许这种小圈子排挤个人的社会秩序。
如果被霸凌者自己没有去反抗霸凌者的举措，她们就将持续遭受霸凌，终致身心严重受损。
旧道德、旧秩序时时刻刻都在压制不服从它的人，并通过服从它的人再生产出它自身，所以不愿臣服它的人决不能只想着独善其身。
个人的力量很弱下，无法对抗群体，哪怕只是一个小圈子的力量。
不去和旧道德、旧秩序对抗，不去消灭它们，反抗者就不能免受打压，就不能让后来者也不受洗脑，也不至于成为旧道德、旧秩序的一部分。
当下的女孩们不仅需要学着走出被洗脑的阴影并自行解除洗脑，更需要反抗洗脑她们的家庭、社会——旧道德、旧秩序的代表。
她们需要团结起来，共同反抗束缚她们的旧道德、旧秩序。社会的约束需要用社会的力量打破。
她们还要团结起所有同样反对旧道德、旧秩序的人，与他们一道破旧立新，共同在反抗旧道德秩序的同时，建立新的社会道德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