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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我这两天读了《韩国工人阶级的成长与抗争简史》，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韩国也有很多左翼学生进厂组织工运的经验。 A：是的，韩国的左翼学生试图跨厂办工人组织，他们的失败经验可以说是有工人组织而无党组织。

Q：工运起步阶段，党组织似乎并不比工人组织高明多少。 A：并不是这样。正是因为混淆了工人组织和某种更高的，由既善于政治又善于群运实务的优秀马克思主义者组成的党组织（或者说有充分交流和统一的革命知识分子团体），才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是一般的工人运动）。工联式的运动是缺少充分计划和反思集中的。人们只是在自发地响应群体运动，这就使得长期的斗争不能发生，我们强调的永远不是形式上的党，而是一个高度思想团结，并且已经或逐步取得现实理论的革命知识分子，或言马克思主义者的团体。

Q：那么对现实政治有明确的目的，意识到无产阶级作为阶级的存在，意识到阶级斗争的绝对性的工人组织（即韩国工运的最高形态）是否可以看作党的初步？ A：除非这是套着劳工协会皮的政党，不然就不能说工人革命组织等同于先锋队，工人革命组织应该属于苏维埃。初步的党组织完全可以在鼓动和运动里发生，在群众的革命组织里产生。但这需要有一个产生的过程，不能说直接就会成为党组织。工人被鼓动起来革命，绝对不意味着这个社会群体全部都是马克思主义者，鼓动工作也不允许这样，工人协会的组织与职能也完全不会是这样。在经济、物质和运动以外必须还有一个专门的政治机关。判断一个组织是不是先锋队组织，首先，要考查这个工人组织的成员的性质。是严格到所有完全认同没有异议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支持运动的都纳入进来？它是主事务的还是主政治的机关？诚然一个政治的运动，其指挥者和许多中层干部都是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它也必须吸纳更多仅仅是对运动感兴趣，接纳许多愿意行动但未必真的信服马克思主义的人。在直接的工人运动的工人组织里不可能做更多政治区分，这会阻碍运动。所以政治的事务就专门以政党来组织。要把A看作党的支部，那么这个A就不能是直接的群众。政党是阶级统治的高水平形式，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良好办法，是从资本主义的运作里学习来的有用的东西。这一点其实在恩格斯的时代在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就毫无异议了。

Q：我可能明白了，先锋队应当被看作政治机构，也就是说党应当是同直接进行运动的工人组织异质的，而这种分化在韩国历史上不存在，所以我们只能把那些激进组织看作政治化的工会而不是党。政治化不等于先锋队化，是否可以这么理解？ A：你说得对，缺乏政治集中和思想团结，以及必要的对外对内强硬手段的组织绝对不是先锋队，但完全可以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工会的优秀工作者本身就是党员，党员在群众中，犹如党的领导在党员中，党员并不靠四五十人本身搞一个城市的革命，而是靠他们联系的群众组织，政治化工会等等。关于政治化与先锋队化的问题，革命政治化的要求就包含了政治部门的集中，只能说对政治化的一般认知还很不足，对政治化的一般标准还太低。

Q：那么像今天这样，在一定水平的工人组织不存在的时候，谈党组织可能吗？ A：谈党组织没有可能，甚至谈党组织的准备工作也没有可能。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者合适的定位应该是去为党的准备工作提供条件，这就意味着要主动去改变现状，去促生这样的群众组织，并且在一开始就明白最终要采取政治集中，并且在一开始就在共同工作和政治活动里培养党的准备组织所需要的一切条件。

Q：还有，针对“党员在群众中，犹如党的领导在党员中”，请问这个类比是否合适，我们知道至少直接在政治行动中党组织对党员是绝对的权威，但由异质性人群组成的群众组织中，这样的权威是否可能存在？ A：事务的权威也是权威。另外政治行动里，不必神化党组织的权威，事务导向的群众组织中党员的政治权威也没有那么不堪。前者可以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作为例子，部分党员每日威胁退党，经常性互相拿着政治资本攻击党的路线，还有动辄大骂出口，这些都是社会民主工党所遇到过的历史情况。党组织和党员也是一起成长的。这个成长并不是和和气气，而是列宁主义的办法——绕过其他人，直接取得党员和群众组织的联系与领导权。

Q：怎么理解“绕过其他人”呢？ A：随着形势的变化，革命队伍中难免有人脱离运动，或难以对局势做准确的判断，从而成为形形色色的阻碍，这时候就不能按一般的程序性决策方式，而要“绕过其他人”。列宁回国之初绕过了党中央反对他的人，直接与地方支部党员建立起了领导联系，这就是他得胜的原因。不是因为思想正确就能胜利，是正确的思想以正确的形式影响了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刻意提这件事情就是要强调，我们应该考虑问题的本质，也即内部政治中什么样的思想通行在所有成员之中，我们应该如何维持或改变它。

Q：所以，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首先是具体的社会分析，和具体的工人组织问题，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A：是的，是从身边开始的，我们要造成地方成熟小组的现实和气氛，同时也必须展开一个实际的政治联盟，一个形成中的路线和党的准备组织，这就是由思想团结的地区优秀工作者组成的委员会。不进行这样的集中和政治合作，地方单纯靠自己闯是不可能的。当然这里尚且没有高于地方的中央，领导关系只是在形成中，这个委员会应该谨慎对待与地方小组的关系。

Q：你的意思是委员会起联络作用吗？ A：不仅仅是联络，交流里必然就产生建议和听从，说服和事务领导。 Q：委员会尚且是从地方小组选派的，怎么谈听从呢？ A：委员会没有职能人员，委员会本质上是把各地方的关键人物放在一起（当然有政治一致的要求），但是它行集体领导。还有，你的观点中预设了行政和政治的权力是合一的，这是需要警惕的。我们不能下意识就这么想。委员会运行肯定也有行政的事情要专门设人，但这不意味着搞这种行政的人就有特殊地位。

Q：历史上曾经出现过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这是否可以作为一种需要警惕的经验？ A：可以这样理解。在某些历史阶段中，个别人物或少数层级同时掌握大量行政与政治权力，他们打击任何批评和讨论，将紧急状态和革命的民主集中混淆起来。这会持续透支信任、消灭本就不多的政治基础，将组织降低到人际关系的程度上。这提醒我们，在组织建设过程中，应当注意区分行政职能与政治领导，避免与组织发展不符的过度集中对政治运行造成负面影响。我们要反复直面我们的思想基础，无论情况如何，都不应当惧怕它，并且要大胆在其中找问题做批评。

总结 应当更明确地区分群众组织与党组织的功能与性质，强调党组织的先锋性、政治集中性和思想团结的重要性，同时指出在工人运动起步阶段，单纯的群众组织无法替代党组织，必须通过地方成熟小组和委员会的建设逐步形成党的准备条件。对于历史经验和权力集中问题，评价提醒成员保持警觉，防止行政与政治权力过度集中导致组织活力受损。这是当下中国地方马克思主义团体常见的问题之一。

（二）关于政治组织与工人阶级关系的基本认识

1. 革命政治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工人阶级的现实斗争经验之上。脱离工人阶级实际生活与斗争的政治组织，不可能形成稳定而深入的群众关系。
   
2. 工人阶级在斗争过程中形成的经验网络与社会联系，是更高层次党群关系形成的基础。政治组织必须在这一现实基础上开展工作，而不能以抽象理论替代实际联系。
   
3. 在当前条件下，理论推演的范围是有限的，但实践的起点是明确的：首先建立革命知识分子与革命工人相结合的地方性组织。而不是要求谁取代谁。
   

（三）地方组织建设的基本任务

1. 应当以具体地区为单位建立地方组织，并以该组织作为当地一切革命工作的中心。
   
2. 地方组织应当统一领导当地的学生工作、工人工作以及在其他社会阶层中开展的各项工作。
   |1 社会调查与研究
   |2 宣传与鼓动
   |4 各类政治教育活动
   
3. 在上述工作框架中，工人调查与共同研究是地方组织领导下的一项核心任务，但不应被误认为组织工作的全部内容。调查工作应当为组织的政治判断提供材料与依据，而组织则应当为调查活动提供方向、纪律与战略框架。调查所得的材料是开展任何工作的重要参考。
   

（四）关于工人工作的开展原则

1. 以系统调查为工作起点
   工人工作的开展不应以主动寻找现成斗争作为出发点，而应当首先通过系统性的调查研究，逐步建立对特定工业区整体状况的认识。只有在对当地生产结构、社会关系与阶级构成形成较为全面的理解之后，组织才可能对真实的阶级关系作出较为可靠的判断。此类调查的内容应当具有整体性，通常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当地生产体制与产业结构的基本形态，劳动过程与技术条件的具体特征，工人阶级的社会构成及其内部差异，以及企业内部的管理方式与控制机制等。在调查不断展开的过程中，组织成员应当逐步与工人建立稳定而具有政治性质的联系，并通过持续的交流与观察，在具体经验中加深对现实阶级状况的理解。与此同时，需要认识到，调查本身往往会触及工人日常生活与劳动经验中已经存在的矛盾与不满，因此某些斗争因素往往会在调查过程中自然显现，而不应由组织事先设定或人为制造。正因如此，必须避免先行设计斗争方案、再在工人中寻找执行对象的工作方式，因为这种做法往往脱离真实社会关系，容易使政治实践陷入形式主义与主观主义。
   调查工作的展开通常需要经历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首先是在准备阶段，组织应当在内部完成对目标地区产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分析，这包括对地区社会关系及政商关系的研究，对具体企业资本力量的分析与批判，以及对当地阶级斗争总体状况的初步判断。在这一阶段，参与调查的知识分子成员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将自身所掌握的社会科学知识转化为适用于具体地区的调查工具与分析框架，为之后的实际接触奠定认识基础。随后进入接触阶段，组织成员通过访谈、记录与资料整理等方式逐步与工人建立稳定联系，在这一过程中应当特别注意建立具有政治性质的联系，而非停留在私人交往或娱乐式关系之中，同时需要系统记录工人的经验与意见，并对收集到的材料进行持续整理与分析。随着联系的不断深化，当一定程度的信任关系与组织联系形成之后，调查工作便可以逐步进入共同研究阶段，在这一阶段应当推动工人参与调查本身，使其逐渐成为研究的主体，例如由工人提出问题、参与经验分析并共同讨论结论。到这一阶段，调查便不再只是由外部人员进行的信息收集活动，而逐渐转化为一种“知识修复”的过程，使工人从对自身处境的被动承受者，转变为能够理解并分析自身社会条件的主体，这一过程本身也意味着政治教育已经在实际实践中展开。
   3.以工业区或社区为基本工作单位
   工人工作的开展不应仅限于单个工厂，而应当以工业区或工人社区作为主要的工作范围。以往的工人工作往往过于集中于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角色，只关注其在劳动岗位上的处境，而忽视了工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然而，工人的交往、互助与经验交流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于工作之外的生活空间，如果不深入劳动者的社区生活，不在其日常环境中逐步建立联系，宣传与组织活动便难以获得稳定基础，也难以形成持续的社会影响。以单个工厂为阵地的工作方式因此存在明显局限，一旦该工厂的工作因各种原因中断或失败，组织此前积累的联系与经验往往随之消失。相反，如果以更大的地理与社会单位开展工作，即使个别接触点发生变化，调查成果与组织关系仍然能够继续发挥作用。同时，从一开始就应当将工人之间的联系理解为跨工厂的阶级关系，而不是局限于个别车间或生产线内部的局部关系，这样才能逐步形成更广泛的阶级认识与组织基础。
   调查工作不应仅停留在收集工资水平、工作时长或企业管理制度等表层数据之上，而应当以分析具体阶级关系为核心任务。在调查过程中，需要重点研究技术结构如何塑造工人的集体劳动经验，企业内部管理控制机制的具体形态及其实际运作方式，以及不同控制手段——如直接监督、电子化实时监控、流水线速度控制等——在劳动过程中的作用。同时，还应当关注计件工资制度与劳务派遣制度对工人劳动条件与行动能力所产生的影响。此外，调查必须充分重视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的结构性分化，例如正式工与临时工之间的差别、本地工人与外来工人之间的区分，以及不同年龄群体在经验、稳定性和行动倾向上的差异。其中尤其需要深入研究劳务中介体系对工人组织能力所造成的影响。在许多情况下，工人难以形成稳定组织并非源于所谓个人性格或文化因素，而是由于具体制度安排在客观上持续破坏他们建立长期联系与共同行动的条件。因此，对这些制度性障碍及其运作方式的系统研究，本身就是当前革命实践中极为重要的一种知识生产。
   

(五)关于组织发展的可能方向

1. 地方组织的工作形态本身蕴含向更高组织形式发展的可能性。
   
2. 当以下条件逐步成熟时，组织形态取得转变的基础：
   |1 与工人建立了稳定政治关系
   |2 共同研究产生初步政治认识
   |3 工人之间形成一定组织联系
   |4 实际劳动冲突提供了集体行动契机
   
3. 不应预先设计组织将成为的样子。试图以行政规划方式规定组织成长阶段，是反马克思主义阶级政治的行径。
   
   

调查工作在实践中始终存在退化为纯粹学术研究的风险。当参与者的主要活动逐渐转变为文献阅读、数据分析和报告撰写，而缺乏与工人的实际接触和社会实践时，这种退化便已经开始显现。由此也常常产生一种疑问：在缺乏工人自发行动或明显斗争迹象的情况下，调查工作是否仍然具有实际意义。对此必须明确，即使在社会斗争暂时处于低潮的时期，革命者仍然能够通过持续而耐心的日常工作履行自身职责。在组织领导之下、以阶级斗争为目标所开展的调查，本身就是为未来斗争积累主观条件的重要实践形式。然而，防止调查工作走向学术化的根本保障，并不在于某种形式性的制度安排，而在于持续的政治自觉。组织成员需要不断反思并回答一个基本问题：当前所进行的工作，究竟是在推动我们逐步走向与工人阶级的真实结合，还是在以学术研究的方式回避这种结合。只有在这种持续的政治自觉之下，调查研究、政治教育与组织建设之间才可能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并为未来更高层次的革命组织发展奠定现实基础。

二.学生马克思主义者（或尚不能充分自由活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现状和任务

可见，中国每一个新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交流上依然是孤立且割裂的，他们每每陷入对网络上各式各样群聊与组织的观察中，参与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矛盾，充当啦啦队和观众，有时也亲身参与到幼稚的开盒与谍报反串中去。他们几乎从来不，也无法讨论自己身边的现实材料和可发展人员，寻求到那些更老成的革命者多方、平等的建议和培训。他们要么一直当逍遥派，要么加入形形色色的，视线下信息与指挥权如生命的网络宗派里去，然后受其独断专行，上行不能下效，信息不通、了解不明所害。如果他们运气好，碰巧在这些宗派组织领导的附近生活，或者被确定为线下线上部门的小领导，那么他们大概率会在各种服从性测试以后，被渐渐纳入指挥班子里去，继续扩大这种无耻的传销。
学生马克思主义者中，在从事网络聚集的群体之外也不乏在本地集中的例子。我们的一个支部曾经接触过本地的K团体（假名，仅举典型例子），他们属于比较典型的人际关系组团，由同地区的数个中学马克思主义者互相串联而来。正是由于建立以来朋友圈式联系的影响，他们从一开始对政治分歧就是避而不谈的。这与大部分网络团体的激烈斗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是反对政治化的角度不同。比之于网络组织而言，地区团体有时更显得思想混乱。这时常使得网络组织外派的线下专员持有一种政治轻蔑态度，认为自己理应拯救革命，用挖墙脚的办法拉拢反对人士，力图毫不商量地贯彻自己的路线（要改变这一路线的前提就是加入他们的组织，然而这种组织前文已述，毫无内部政治，仅仅是人际关系的延伸）。这也在线下圈子里造成对于网络指挥家的恐惧和敌视。从而广泛推动了取消主义、俱乐部主义和等待主义的兴起。
在2022年前后，这种思潮的反面曾经激烈地要求打通地区之间的联系，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涌现了一批积极的地区活动家。可惜这部分人大都困于培养的旧团体中，受到形形色色的宗派主义影响。在这些活动家的聚会中，大大方方向自己背后的老家伙们寻求临场建议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宗派主义——无论自觉或不自觉的，几乎成为了习惯。这些地方的机会主义路线在外联上采取的宗派主义态度，与它们在组织规模上的好大喜功是一脉相承的，并且和整个组织里政治性的故意缺位有着一样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以人际关系为本质的组织路线。无疑，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其政治活动的所有方面都受到人际关系路线的围捕，无论是线上群组还是线下的俱乐部。
那么，我们现在公开提出：
与其立即大肆扩张联系触角，招收众多小组个人来充实融工报告或组织会议的门面，不如首先审视我们在本地区已有的人员基础，这是内部政治的最初出发点。我们已经有的可信人员有哪些？他们目前为止的人生轨迹与左圈历程如何，这就是说，要了解并内部公开、讨论每个人的社会关系和组织经历，这是把握所有人对身边社会、组织工作认识基础的必要之举。然后，应当集体写作并内部公开对自己、对组织的认识、期望与下一步计划（如果有的话）。经过一定的交流来深化并集中对于组织理论与当下策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原则的共同认识，然后立即安排执行当下组织工作方案，在包括但不限于地方社会政治经济信息收集与无产者实地调研、专门的培训发展工作、内部学习会的活动里集中产生本地马克思主义者团体对地方社会情况，群运情况与阶级矛盾、现有诉求的共识，并且培育尤其难得的互信。
这些对于学生来说，程度可控、主要着眼其生活情况的项目当然可以作为维持性的内容在整个学生支部持续开展。但革命绝不止于学生战线这一条，在社会力量严重不足的现实下，应该使学生成员在尽量维持、接续学生发展工作之后着重介入无产者队伍，尤其是产业工人团体（鉴于真正控制个人就业选择在现在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应当在学生工作阶段强调开展职校学生方面活动，以培养本来就是产业预备军的马克思主义者），以期产生工人支部的基础。单纯靠短期调研，像官方教授那样的田野调查眼光是不能在无产者中留存政治性的。政治工作起步的关键永远是政治工作者本身，这里的问题不是将人转化为无产阶级，而是从一开始就到预备的产业无产阶级中去。如果本地区完全不具备这一人员条件（可想而知诸如融工方法的其他法子在这里也没有用武之地），那么则考虑与其他更有经验的地方小组平等联络，就地方具体信息来研讨对策，并且扩展原有封闭的联系圈子，借此联系本地或临近其他团体。马克思主义者从这种地方小组的政治联盟中取得经验方法的、地方人员的支持，而我们实际上就是这种联盟。

前言：中国社会与革命

中国是一个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大国，它依然执行优秀而神经短路的治理。中国如今面临着可怖的长期萧条，并且在以往的平稳轨道之上毫无解决办法，它提出的各式解决方案也没有起到最低的预期效果。未来有着可以预期，且不断加剧的社会总体动荡。危机本身并不会自动导向任何确定的历史方向。危机的确在渐渐孕育新的无产者代际关系，但也反过来使得镇压愈加失能和暴烈。它既可能结束于革命者的沉沦，也可能导向我们预想的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历史从来不是自动完成的，它总是通过具体的人、具体的组织、具体的实践被推动或延迟。
在一切判断与高歌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一场革命需要什么、需要了解革命组织是什么。并且自己动手去满足这些需要的前置条件，做预备的先锋党员，建预备的先锋组织。将一切交由后人智慧，宣称自己的任务仅仅是扩大宣传和联系的话术已经被唾弃了。 政治组织不是各种观点的集合，也不是松散的读书小组，而是在明确纲领与统一纪律之下，围绕无产阶级历史任务而建立的战斗集体。政治组织的政治性，有其工作的政治性与路线的政治性。这两者在组织中是一体两面的。
政治性并不在于谈论国家或宏大叙事，而在于能够把分散的社会矛盾提升到整体阶级关系的高度，在实践中形成统一意志和集中行动。这就是说，代表性的纲领和革命路线不来自少数人的臆想与夜读，而来自于所有地方社会工作者的政治活动，来自于经马克思主义者的视角所了解和讨论集中的无产者现状和地方政治经济情况。同时地，革命的现实行动也绝不来自蒙头乱撞与想当然的规划，而来自于本地的马克思主义者集体的共识和共同决策，来自于严肃考虑现实环境与组织基础后的共同计划。
任谁都知道，阶级斗争总是在具体工厂、社区、学校和城市中展开，组织只有深入这些具体的场所，与劳动群众的实际处境休戚与共，才可能把局部斗争上升为具有总体方向的政治斗争。我们才可能开始理解马克思主义者的目前情况、阶级关系与民主诉求、宣传和鼓动的开展方法，以及如何在地方保护、建设、延续组织。这不是一个组织“完成”以后去做的主要工作，这就是组织诞生的工作基础。不在社会工作中开始组织，就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开始组织了。而什么样的社会工作比较符合刚产生组织意向，尚未取得更多内部组织性与社会力量的新人呢？那就是地方社会政治经济信息收集与（可能的）无产者实地调研、专门的培训发展工作以及内部学习会。
在这种组织的早期，保持现实关注、社会运动关注和理论与现实认识的内部学习是尤为重要的。这直接关系到初步共识的形成，从而关系到进一步的人员发展培训、扩大工作内容上来。这决定了我们的社会力量增长，从而决定了我们何时开始、怎么去做包括工人工作在内的广大社会工作。没有充分共同认识指导的工作安排只会带来论资排辈和人际挤兑、事权倾轧。而不顾组织的社会力量水平，盲目要求融工进厂，只会带来人员上的分崩离析。将自毁人员基础的行动称为提纯是很愚蠢的，此时政治并没有被强化，而是被背叛了。因为政治性的基础起源于平等互信的马克思主义者互相关系，以及集体的阶级视角。有了这样的基础才可能到社会工作、阶级斗争的暴雨里洗炼自己，而不是把完全未经准备的人轻易推向各种实际工作。
政治性并不会随着阶级斗争而自动产生，马克思主义组织的能动发展主要与马克思主义者本身的现实活动相关。而任何现实活动都应该从活动者身边开始，故而政治性发展、革命组织演进的第一步永远是地方团体。 地方聚集是地方工作的第一步，这是因为没有工作的人，自然就没有人的工作（很遗憾许多人忽略这一点）。而不在某个地方专门开展，不服务于地方人员发展、支部建设、社会工作深耕与无产者各团体支部建设的工作意义甚小，大都是走马观花。为什么许多已经公开的融工文件报告里，我们都很难读到积极分子的发展培养、政治影响力的延续扩大呢？一些人认为这要归因于劳动控制。没错，劳动控制的确是一个客观问题，但它是做工人工作时必须马上解决的客观问题，而不是拿来搪塞、不作为的借口。
没有延续的政治灌输等于空气。诚然，人们在工人中做出了怠工组织，实现了小群聊与政治交流。这些都能证明工人工作的起步。但如果人们完全无法延续，这一由马克思主义者帮助建设的，工人的民主诉求小圈子的话，那这种工作甚至还远远落后于香港曾经工运的情况，更不用讨论进一步的政治灌输了，因为这里还根本不存在持久的联系与阶级情谊。要使这种持久的联系与马克思主义组织和工人团体（无论是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组织的帮助与引导下产生的）阶级情谊成为可能，就势必要求一个地方的，能维持新成员发展和转化的团体，以满足工作人员和社会支持力量的需要。
任何社会工作都必须仰仗于组织在本地的力量。因此最初的社会工作当然由最初的组织——地方组织所完成，最初的社会力量也在这里建立起来。如果有谁在这个阶段打算统摄许多不同地方，当政治路线的带头人，他就必须谨慎考虑自己的地位、同各地方人员的关系与自己的工作性质。在中国左翼活动的当下，我们没有列宁，也没有圣彼得堡小组。那些优秀的党的活动家是在长期的小组联络与工作、经验讨论与工作交流、路线斗争和集中里产生的，而不是从一开始就命定地要领导整场革命。认为才情、品性和能力决定了列宁的观念是托洛茨基提出的，而真正造就了弗拉基米尔的只是他与各充分活动的地方小组之间孜孜不倦的政治来往、建议交流、报告反馈以及整个政治领导关系。在革命活动本身没有到达成熟的派别活动产生时，过分自持于自己的话语只是愚笨的体现，而为了推动革命本身向前进，我们呼吁各地方工作者以及有志于地方工作的人们就事论事地联系起来，在有计划而可控的事务工作联合与分享，以及稳步推动的共同路线建设中集中起来，向真正的先锋队迈步。

向蔑视地方团体的路线头子开火，向不接受异见与质疑的宗派主义开火，向大包大揽、顾此失彼、空耗联络人精力的政治骗子开火！

许多人已经从实质上反对从地方着手办组织。这并不是说他们已经专门论述并明确反对地方组织路线（当然，在这份文件发布以前），而是说他们的网群转线下经历，与蒙骗并统摄过量过广地方团体的现实使得他们根本听不进去这份从地方开始的组织路线，并且他们将要尽全力反对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