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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的作者、左翼小说家乔治·奥威尔，在正式走上文学道路之前，一度混迹底层，想了解民间疾苦，获得社会经验。奥威尔本人出身于中产家庭，父亲是印度殖民政府的官员，夸张点说，奥威尔属于统治阶级的一员了。 

为了尽可能跟打工人混成一片，他特意隐姓埋名，改变形象，留着工人那种平头发型，穿上工人常见的衬衫。穷得吃不上饭的时候，他跟一群流浪汉游荡伦敦街头，从一处收容站走到另一处收容站。乔治·奥威尔这个化名就是在底层摸爬打拼时取的，这名字不是他的本名。 即便如此细心乔装，还是有几次露馅，因为口音。奥威尔在英国顶级的贵族学校伊顿公学念过书，说话带有伊顿特色的拖腔。社会经验丰富的老江湖，跟他聊几句，就能识破一一奥威尔不是咱工人阶级兄弟。 

冒充成穷人乞丐的奥威尔，住在一家济贫院，结果主管济贫院的官员，通过口音和其他特征，判断出他曾经属于“上等人”，可能是因家庭破产而流落街头的倒霉孩子，于是官员给了奥威尔特殊照顾，安排了一个轻松的活。 

对于中国人而言，英语似乎就只有一种，就是课堂听力考试的那种英语，“这条衬衫多少钱”，“衬衫的价格是九磅十五便士”。但是，外国人日常生活里说的英语，比书本教材的英语要复杂得多。在留学生群体内部，有不少吐槽方言口音的逸闻。 知乎一个大V分享自己的留学经验，在得克萨斯州本硕连读了6年，研一暑假，他去加州实习，刚进公司聊了几句，就被加州人问，“你是不是来自得州”，因为听出口音了。相当于一个河南学生在北京工作学习，“俺寻思俺普通话挺标Zun的，你咋直道俺是河南的捏？” 英语内部分化极大，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不同，英式英语又分出带有苏格兰、爱尔兰口音的品种，新西兰的留学生碰到过毛利口音的英语，仿佛另一种外星人语言。总体比较下来，留学生群体达成非官方共识：英国北部乡下方言最要命，也就是当年奥威尔曾经遇到的陌生语言。 

华人的职业选择可能与语言有着联系，华人当医生、IT 程序员多，但同为高薪的律师行业就少，大概是因为律师必须跟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不能只会书面上的语言。 口音是一大交流障碍，美国人南腔北调各有不同，在纽约这些大城市还好，到了中西部、南部某些地区的州立大学，很难听懂当地口音。所以网上别再问中国留学生为什么不能融入西方社会，臣妾真的做不到啊。 

别说中国人，美国人自己都困扰于方言口音。《乡下人的悲歌》作者J.D. 万斯以亲身经历为例，他生在俄亥俄州，从小习惯了俄亥俄家乡方言，只在电视台里，听到新闻主持人标准的英语。直到有次母亲卷入一桩民事纠纷，他去法庭，听到法官、律师说话的时候，不带一丝方言土味。在现实生活里，第一次听到这种腔调。乡下孩子管法官、社会工作者和电视主持人说的标准英语称为“电视口音”。 这也是J.D. 万斯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阶级差异，亲戚们在法庭上穿的是运动裤、弹性裤和T恤，头发也是乱蓬蓬的，而律师和法官穿着正装，一丝不苟。后来J.D. 万斯考上大学，找到体面的白领工作，完成了阶级跨越。他的生活环境里再也听不到俄亥俄乡音，只剩下“电视口音”。 说话的口音能表现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一个新入职的职员，跟同事聊天，相处久了，就能暴露他的阶级背景：他出身于哪一个阶级，接受过什么教育，往往可以从谈吐中判断出来。 美国内陆地区的一些年轻人，闯荡大城市，去光鲜亮丽的大公司、政府机构，要花很多力气才能融入，他们尽力洗去老家的泥土气，学说标准普通话，掩盖出身，防止被人看作乡巴佬。 电影《沉默的羔羊》也涉及到这点，汉尼拔第一次跟女主角会谈，就听出了她的西弗吉尼亚口音，露出了不屑的神情。 

不过，“电视口音”还只是普通中产的说话语音，真正的上流社会不说标准美式英语。美国最顶尖、最封闭的精英阶层是“波士顿婆罗门”（Boston，Brahmin），以波士顿为核心，势力范围遍及新英格兰地区（今天美国的东北部各州）。 

了解西方文化的都知道，世间还没美国的时候，就已经先有耶鲁，而耶鲁正是波士顿婆罗门的专属禁地。因为这个群体以血统自矜，很少接纳外人，圈子封闭，因此被外界比作印度婆罗门种姓，波士顿又是“五月花号”新教徒开荒后建的第一个大城市，悠久古老，历史传承了400多年。新英格兰的精英阶层作风文绉绉，说起话来也跟普通人不同。他们音色比较尖锐，发音按照英式英语一样吞“R”。 

从起源上，标准美式英语是一碗大杂烩，美国人来自英国各个地区。移民们抵达新大陆后，不同方言的英语使用者融合，随着西部开拓，语言的融合进一步加深。所以越往西，英语越规范，今天标准的美式英语基于伊利诺伊州以西到内布拉斯加州这一带的中西部口音。 由于人口流动，北美人的英语反倒比母国更统一。英格兰本土的英语非常多样，隔壁不同的郡就出现明显的口音差异，有点像中国的粤语，隔壁不同的城市，发音就不一样了。相互隔绝的不列颠方言在新大陆碰到一起来了，人们不得不互相沟通交谈，规范语法。 

在电视、收音机等现代传媒尚未出现的年代，语言肯定做不到完全统一。中西部和南部保留特色乡音，威斯康星州东南部的口音尤其特别，跟邻近地区不能沟通，仿佛传播过程中突然断层，被称作语言学意义上的“孤岛”。但是放到那个技术落后的年代，美国“普通话”的普及程度相当高。 18世纪的旅行者发现北美民众说话很统一，不同阶层的人都说一模一样的英语，连种植园的黑人讲话都没有口音。约翰·威瑟斯庞牧师，从英国跨洋前来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校长的职务，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语言学现象。 他指出：“美国老百姓说英语比英国老百姓地道，其原因是很明显的，即这里的人居住地点很不固定，经常从一个地区流动到另一个地区，因此他们无论是在发音还是在用词方面，都不那么容易沾染地方色彩，英国一个郡和一个郡之间在方言上的差别，要比美国一个州和另一个州之间在方言上的差别大得多。” 有的政治家甚至觉得美式英语比母国的更加正宗，罗伯特·卡特注意英语的发音问题，给他的孩子请一个北美本地的家庭教师，而不愿要英格兰的家庭教师。 

不过总体上，美国人保持对英国的尊敬与崇尚，毕竟自己是个年轻的国家，古老的荣光来自大西洋对岸。19世纪，美国的精英热衷于去英国修学，工业家把女儿嫁给英国贵族，哪怕是早已落魄、负债累累的贵族，丘吉尔的母亲便来自美国富豪阶层。 

对英国文化的爱屋及乌，也表现在对英式口音的推崇。人们觉得英音高大上，听到英音，立马浮现出《唐顿庄园》里的气派生活。1990年代，新西兰的奥塔哥大学进行一次实验，请美国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和英国人大声读同一段文章，然后把录音播放给美国大学生听，询问学生们对这些说话人的第一印象，评估说话人的财富、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 

结果，学生一听到英音，就觉得那个人是高富帅无疑。而美式发音者获得的评价是：友善、幽默可亲。语言学家 Chi Luu 研究得出类似的结论，英国上流社会口音会让说话者显得“受到更好的教育，更聪明、有能力、有魅力，整体来说社会经济阶层更高”。 大家看好莱坞电影、美剧，在非现实的虚构题材，也能从口音看出门道。

《权力的游戏》里，君临城的贵族们一口标准英音，尤其泰温老派贵族风范。北境斯塔克家族则插入了苏格兰腔调，而铁岛那群人讲的是乡下土话。 即便是反派角色，嘴唇一旦吐露起英式英语，气场明显不一样了，更加神秘莫测、邪恶而又优雅。这道理类似于“不怕反派坏，就怕反派帅”。 再加上文化差异，英国人偏向委婉含蓄，跟老美直爽、呆头呆脑的性格不一样。

《纽约时报》曾报道过跨国工作的精英，一个英国高管在美国上班，他评论某项提案“ That’s interesting. ”美国员工从字面上理解“有趣”这个词。然而，在英国文化里，这句话的意思是“某项提案就是一个垃圾。”英国人说话有点像我们中国人的日常客套话：有空来我家吃饭。任务马上搞定。您可真会开玩笑。

所以美国人觉得英国文化既高雅，又虚伪做作。电影里英式反派也比较文绉绉，在阴谋实行之前，要念一段富有哲学思辨的宣言，模仿莎剧式的风格，一下子逼格上来了。 

漫威特意让英国演员汤姆·希德雷斯顿，也就是中国观众熟知的抖森来扮演洛基，让洛基显得气质高贵，而雷神演员则是澳大利亚人。结果搞得洛基和锤哥，明明是兄弟，一个家庭里养大的，却整出了两种不同的口音。 

漫威还试图让奇异博士的演员康伯巴奇来讲英式英语，让奇异博士显得更奇异，但康伯巴奇拒绝了，“奇异博士可是个美国人，他住在纽约”。 美国人潜意识里觉得英音高大上。甚至《狮子王》这种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也内藏玄机。语言学家 Calvin Gidney 看电影的时候，听出来主人公辛巴的爸爸木法沙操着美式英语，而木法沙的弟弟刀疤，本片大反派则一口英音。再仔细一听，刀疤手下的鬣狗们，则是美国黑人口音，或者西班牙语口音，正好对应了美国各族裔的身份地位。 

所以，《狮子王》表面上在讲动物世界，实际上是人类社会等级差异的真实写照。黑人口音听起来，要么是反派的小弟打手，要么是搞笑开心果，动画片经常找黑人演员来配喜剧角色，明星艾迪·墨菲配了《怪物史莱克》的驴子和《花木兰》的木须龙。 

中国普通话群体对方言也有类似的印象，沪语口音的地位接近英式英语，使用者要么精致优雅，要么邪恶优雅。说上海话大致出现在两种场景：富人太太们搓麻将，以及民国青帮策划阴谋，“奈伊做特”。 但是，仔细深入了解，就能破除对英音的迷信幻想。英式英语并不全然高大上，都是跟休·格兰特、科林·费斯这些英国魅力帅哥配套，英国还有粗鄙聒噪的北部乡下方言，连首都“伦敦腔”也不高级，因为伦敦是一座工商业阶层的城市，底色为平头老百姓。在福尔摩斯探案集中，大侦探多次通过口音来判断对方的背景出身。

贵族教士阶层流连于牛津、伊顿公学，以及伦敦的西面一僻的富人区（贝尔格莱维亚等区）。包括丘吉尔在内的精英阶层，都是讲这种英式英语。 撒切尔夫人从政，进入保守党，一开始还不受待见。因为她来自北方林肯郡的商人家庭，跟老派保守党贵族们格格不入。政敌还会冷嘲热讽她嘶哑尖锐的林肯郡方言，开口发言活像“一只从黑板滑下的猫”。 不得已，高层聘请皇家国立剧场的话剧演员为撒切尔夫人进行训练，几年后她改掉了家乡话，会讲一口上层阶级的英音。考虑到当时撒切尔夫人已年过五十，非常不容易。 

今天英格兰一些工薪阶层子女，会从小练习口音。2018年《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理查德·里夫斯（Richard Reeves）讲了自己的故事，他出生于乡下的彼得伯勒，母亲为了提高阶级地位，要他上专门的演讲课，练习说话方式。里夫斯怕得要死，不肯去。后来考入牛津，在那里经过三年的生活，硬生生改变了口音，毫无乡下人的痕迹。“我妻子说我饮酒后口音又会跑出来，但她知道些什么呢——她是个美国人。” 不过，语言是双向交流的，底层也会向上流社会进行文化输出。披头士乐队成员来自蓝领工薪家庭，跟标准英音腔调不同；动物乐队的土话口音更重，他们唱歌带着北部纽卡斯尔的腔调，征服了音乐界。 经典电影《007》，选角也避开了标准英音，让观众感到亲和。第一任邦德演员找上了肖恩.康纳利，一个苏格兰人。后续几任邦德演员在口音上也是五花八门，其中还有一个爱尔兰人。爱尔兰演员皮尔斯·布鲁斯南，曾4次出演邦德。

在大众化的时代，顽固自守所谓口音正宗高贵的，越来越少。甚至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也要与时俱进，以每年圣诞节的致辞演说为例，50年代到80年代，她都是说一口典型的英国王室口音。之后，转向“伦敦腔”，trap 一词的元音原本为/æ/，后来为[a]，前者是贵族讲话腔调，后者则为平民。

 美国也呈现出相同的趋势。前总统小布什原本是波士顿婆罗门的一员，为了打造亲民形象，他放弃了祖辈的口音，用得克萨斯腔调说话，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南方乡村牛仔。 今天，北上广的一些家长，给孩子报英语班，不惜花大价钱，练习正宗口音。其实没必要追寻正宗英语，因为英语一直在变化，印度目前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英语大国，2012年印度的英语使用人口达到1.25亿，按照这个趋势，有朝一日，印度成为英语头号大国。说不定，到时候，可能一口咖喱味的” Hinglish (印式英语) ”，变成了世界上最纯正的英语。

参考资料：

[1] 界面文化《反派为什么都说英式英语》

[2] 大象公会《口音与阶层》

[3] 丹尼尔·J·布尔斯廷《美国人：民主的历程》

[4] 加斯顿•多伦《人类语言的故事》

8毛钱就能买到一张写有消费者姓名、电话、家庭住址等隐私信息的快递面单照片？

近日，记者调查发现，你扔掉的快递面单可能正被不法分子以几毛或者几块钱一张的价格出售。

有犯罪嫌疑人交代倒卖快递面单，一天就能获利三四百。

快递面单被批量售卖，消费者姓名、住址、电话全在内

“双十一”来了，对于许多网购族来说，又到了迎接快递潮的时候。不过，随着快递量的增加，个人信息安全也可能面临泄露的风险。

在快递包裹上，都会贴有一张“快递面单”，主要用来记录发件人、收件人以及货物种类等相关信息，其中还包含收件人的姓名、电话、家庭住址等隐私信息。

最近，记者调查就发现，目前这些快递面单在网上被明码标价批量售卖，情况十分猖獗。

记者试着在百度贴吧输入“快递”“面单”等关键词之后，出现很多相关的分类群组，而为了逃避打击，不法分子都会使用一些暗语来代替，快递信息通常被称为“料”“菜”等简称。

在“快递吧”一个网名 os 开头的人打出了“收菜，来中介对接”的广告，并留下一个联系方式；另外还有人打出“工作室对接，出历史，可测试”的广告。

据记者了解，快递面单被收购者分为“实时”和“历史”两种，而实时面单也是最抢手的所谓货源。

网络安全专家万仁国称，实时面单就是这个面单是新鲜出炉的，比如今天刚出来的，这种面单时效性强；这些面单一旦被卖了，并且被联系过、处理过之后，那么它就叫历史面单。

记者通过一款即时通讯软件联系了多位卖家，其中一个叫“橘子”的人给记者报价，实时面单超过1000张每张价格3.5元，精品面单每张4元；而历史面单只收车载、童装童鞋、化妆品类的，每张1.5元。

另外一个叫“悟空”的卖家声称，自己手里有几十万历史快递面单，货源是一家物流“云仓”；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他还给记者发了一份文档，里面按照化妆品、母婴、服装等进行分门别类，其中包括上百位消费者的姓名、所购商品、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等隐私信息，甚至还有商品的价格。

快递信息泄露，成为“网购理赔”类诈骗帮凶

据记者调查，诈骗分子在获取个人快递信息后，通常会冒充“电商客服”或“快递员”，使用的诈骗手法包括“发送退货链接，骗取银行账号信息”“快递遗失，商家理赔”等几类。其中“网购理赔类”是目前比较高发的诈骗类型。

9月23日，一位“UP主自述30分钟内被诈骗16万”登上热搜。据受害者讲述，她当天接到了一个自称申通快递员的电话，对方表示因为快件丢失需要进行理赔。

在冒充快递员的骗子一步步诱导下，受害者30分钟内被骗了16万元。

记者了解到，一张快递单背后其实可以延伸出很多个人信息，一个人的姓名、电话号码，而通过电话号码还可以找到微信、支付宝等账号，另外还有家庭或工作地址、消费习惯、经济能力等信息。 

不法者“卧底”快递公司，大量信息被售卖

快递面单上的个人信息是怎样被窃取和贩卖的呢？浙江宁波警方近日就侦破一个非法获取、倒卖快递面单信息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9名，查获快递面单照片2万余张。

今年9月初，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一家进口外贸公司报警称，公司陆续收到消费者的投诉电话，称大量个人信息泄露，已经有客户被诈骗。接报后，宁波警方立即展开侦查。

据警方了解，这个犯罪团伙为了获取快递包含的个人信息进行非法牟利，竟然通过临时应聘的方式进入快递公司，然后，他们再利用整理快递包裹之机，偷拍快递面单照片，汇总整理后在网上倒卖。

犯罪嫌疑人何某交代：多的时候，最高有一次差不多每张照片8角，上家说他那边的成交金额是每张照片1.2元左右。

犯罪嫌疑人李某交代：一般下午五六点钟去拍，拍一个多小时，7角一张，当天大概能赢利三四百元。　

在掌握大量线索后，宁波警方开展了抓捕行动，先后共抓获犯罪嫌疑人9名，查获快递面单照片2万余张。 

得知真相的网友直呼可怕，要求严惩不法分子。

大数据时代没有秘密？大众苦互联网套路久矣

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互联网套路几乎无处不在。近日，一段名为《互联网体检》的小品在社交媒体上爆红，引起了网友的巨大共鸣。

节目中，一名只想做入职体检的小哥，他一到前台就体验了一把人脸识别，瞬时被曝出身高体重和银行卡密码等私人信息。惊讶之余，护士姐姐“宽慰”说，大数据时代没有秘密。小品着眼于入职体检，但字字句句直指互联网行业存在的诸多乱象：个人隐私泄露、广告过长、恶意弹窗、诱导购买会员、强制下载软件、超前点播、限速下载、“卖惨式”直播带货……网友表示：

“杀疯了！” “每一秒都感同身受”

“过于真实”

“笑着笑着拳头硬了”

其实，从1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施行，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滥用人脸识别技术、大数据杀熟等。

对于提供重要互联网平台服务、用户数量巨大、业务类型复杂的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法特别规定了其需要履行的义务，如建立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制度体系，定期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社会责任报告，接受社会监督等。  

2019年10月，电影《小丑》在日本上映，反响极佳。

该片不仅在2个月内斩获了50亿日元的票房，还在互联网上引发了一波不小的讨论。

许多日本网友都对片子里主角亚瑟的经历唏嘘不已，并感慨是“整个社会的挤压，让一个可怜人最终堕落成了无差别杀人犯——JOKER。”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在两年后的今天，这个小丑，竟从银幕里的哥谭地铁，走进了现实里的东京列车。

2021年10月31日，万圣节，晚8时左右，东京京王线的一列列车上。   在一声猝不及防的炸响后，一名身穿小丑服装的男子，先在车上泼洒盐酸，然后点火引燃，接着在大火中挥刀刺向毫无防备的乘客们。

至少17人被砍伤，其中1人重伤。

而在犯罪后，这名24岁的犯罪者并没有逃离现场，而是平静地坐在车厢里，点起一支香烟，直到警察赶来。

一切都仿佛是电影《小丑》里桥段的复现，是一个魔怔的日本中二对虚构犯罪之王的血腥戏仿。

然而，如果你向前翻一翻日本的社会新闻就会发现，这是这两个多月里第三起发生在日本轨道交通上的无差别伤人事件。 

10月15日，东京的上野站某自动取款机旁，一名45岁的男子持刀砍人，造成两人受伤。

8月6日，东京小田急线上，一名36岁的男子用菜刀砍人，造成10人受伤，其中一名20多岁的女大学生被连砍7刀。

这确实有些反常。

要知道，日本向来都是一个治安相对良好的国家。

根据2020年的《犯罪白皮书》，日本去年的刑事案件数为战后最低，比2000年下降了近7成。

在全球最大的协作数据类网站Numbeo上，日本当前的安全指数为77.52，与之对比，美国的安全指数仅为52.03。

但即便是这样一个被集体秩序所牢牢保护起来的国度，也完全躲不开独狼式的随机性行凶。

翻翻之前的新闻，你会发现在进入千禧年后，无差别伤人事件就像一根悬在日本社会上方的尖针，每隔一段时间，就落下一次，然后深深地刺痛这个国家。

而“刺痛”的手段则异常简单，归根结底，跳不出“杀人放火”这四个字。

在日本，一个独狼型的犯罪者，要么，就是用商店买来的崭新刀具砍人，要么，就是在行凶场所点燃熊熊大火。

对于前者，典型代表是发生在2016年的相模原市的残疾人福利院杀人案。

2016年7月26日凌晨，24岁的植松圣趁着夜色，翻入该市的一家福利院，残忍虐杀19名残疾人，用匕首反复刺击他们的头和胸口，另有26名残疾人遭到重伤。

而对于后者，典型代表则是2年前，震惊全世界的京都动画纵火案。

2019年7月18日，京都，上午10时31分，一名叫青叶真司的43岁男子，突然冲进京都动画公司的第一工作室大楼，从自带的桶中倒出约10升汽油后点燃，引发火灾，造成36人死亡，35人受伤。

这场大火不仅带走了数十名极其优秀的动画人，也将无数公司保存了多年的珍贵动画原稿付之一炬。

并且，虽然媒体用“随机”和“无差别”来定义这些独狼犯罪者的行凶目标，但过往的案例告诉我们，在这看似毫无规律的“狩猎”中，弱者依然更容易被这群恶魔所盯上。

就像学生这个群体。

2010年12月17日，日本茨城县取手市，27岁的斋藤勇太登上两辆巴士，用手中25厘米长的大菜刀劈砍车上的学生，最终造成13人受伤。

比这更恶性的事件，发生在2019年的5月28日的早上，面对17名小学生和2名成年人，51岁的岩崎隆一，手持两把长刀疯狂挥砍，致使一名11岁的女孩和一名39岁的家长当场丧命。

而不论是杀人、放火，还是两者兼有，抑或像2008年的秋叶原随机杀人事件那样——凶手先开货车碾死三人，随后又跳下车用刀杀死四人——所有这些日本的独狼式犯罪，都有一个极其鲜明的共同点：

每一名凶手在行凶时，都不会遮挡自己的脸孔和身份。

而在被警方包围后，他们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慌张和恐惧，相反，有人在被抓后，直接表示自己就是希望坐牢或被执行死刑，而有人则在被抓指前，就把还沾着无辜者鲜血的尖刀对准自己，自尽身亡。

最重要的是，几乎所有凶手在接受审判的整个过程里，都没有表露出一丝一毫的悔意。

因而，在互联网上，这群独狼拥有了一个惊悚而又奇怪的绰号：

无敌之人（無敵の人）。

无敌之人，是日本匿名论坛2chan创始人西村博之于2008年，在自己的博客上所创造的互联网流行语。

其所指代的，就是一群“因为已经一无所有，失无可失，所以便不再有任何恐惧和束缚”的独狼犯罪者。

京都纵火的青叶，在犯案前曾对邻居自言自语道：“我已经没什么好失去的了。”

那这群所谓的无敌之人，又到底都失去了些什么呢？

翻看这些随机伤人犯高度相似的人生记录，我们会发现，最直观的，就是在犯案时，他们全都处在刚刚失业或长期待业的无职状态。

比如在巴士上砍学生的斋藤，就是一名始终居无定所的游民，而袭击小学生的岩崎，虽已年过五十，却依然是一个整天赖在叔叔家的家里蹲。

而造成这种无业现状的，则通常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杀残疾人的植松在工作中，因为总对客户使用语言和肢体暴力而被开除，另一位2001年在大阪杀了8名小学生的宅间，原本是个出租车司机，却因猥亵酒店的服务员而被强制辞退。

一言以蔽之，这些无敌之人，大多都缺乏与人正常交流的能力。

他们基本上都性格孤僻古怪，不愿与人沟通，但反过来，在互联网上，他们的表达欲却异常旺盛。

在秋叶原杀人的加藤，在事发前三个月，总共在网络留言板上发了3000条诉苦的信息，而杀残疾人的植松，在杀人后，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张微笑的照片，配文“希望世界和平，日本美丽！”。

这些年来，人们总想搞清楚，抛开那些先天性的缺陷，究竟社会是怎样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无敌之人？

在日本，有专家把这一切归咎于1990~2000间，泡沫经济后的大衰退——股票大盘的市值，在短短一年里就蒸发了一半；昨天还拿着大捆钞票打车的上班族，今天却成了找不到工作，无家可归的街友。

1990之前建起的高楼大厦，在泡沫破裂之后也不会再高耸一米，但人们对未来的希望，轰然倒塌。

长期不景气所带来的冲击，让那个年代走投无路的个体，最终选择报复社会。

然而，无敌之人的年纪横跨20~50岁，并不仅限在一个特定的年龄层。

在海外，有人则将其归咎于日本民族的二向极端性。所谓《菊与刀》，平时压抑得越紧，释放出来的就越狠。

但把这点套到其他国家的独狼伤人者身上，似乎也说得通。况且日本的“独狼”虽然凶残，但直到今天也仍算少数，仅一个“性格”极端并不能很好地解释。

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上，无敌之人们究竟失去了什么？

在我看来，他们所失去的，是与其他人和整个社会的正常连接。在犯案之前，他们就已经被关进了名为孤独的牢笼当中。

上世纪末，日本作家村上龙曾写过一本《寂寞国的杀人》，将日本描述成一个“所有国民都越来越寂寞”的国度。

而在2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已经如他所谶，成为一个充斥着孤独的国家。

在这里，平均每年有三万名老人选择“孤独死”——在无人注视的空屋里辞世；疫情的居家隔离，让日本去年死于自杀的人数超过了死于新冠的人数。

所以，当你听到日本今年初刚设立了“孤独大臣”，并设立了“孤独与孤立对策应对办公室”时，应该也不会惊讶了。

而那些无敌之人，则可以说是这种孤独的夸张放大。

追根溯源，这些杀人魔小的时候，往往都经历过学校的霸凌，或是家庭的虐待。

·京都纵火案的青叶真司，就在上中学时被同学疯狂霸凌

他们在一开始，就相当于和正常的人际切断了连接。

而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国家，虽然人们挤在大都市黑压压的人流里，但个体的内心，却都是一座座封闭的孤岛。 

断掉的人际线，只会越飘越远。

所以，2018年，在新干线上随机杀人的小岛一朗只想坐牢，因为“一个人很难思考与生活”，而在秋叶原杀人的加藤则说：“（我）在网上世界和现实世界都是孤独一人。”

孤独引发痛苦，痛苦招致憎恨。

所以，无敌之人所报复的，与其说是社会，不如说是社会里那些正常的，人与人的连接。

今年8月在小田急线上砍人的男子就表示：“看见很幸福样子的女性，就想宰了她们。”

所以，无敌之人才想与社会强行连接。

他们一定要在公共场合伤人，一定要镜头拍到自己的脸，以此来诉诸自己名为“表演式暴力”的罪行——用极端的罪证，来获得大众的某种承认。

可以说，把亚瑟变成小丑的，是欧美一整个社会的挤压，而把凡人变成无敌之人的，则是日本一个社会的疏离。

尽管在这个国度，合群已经刻进了群体性的文化基因里，学会“读空气”已经成了每个学生、社畜和家庭主妇的必备技。

但总有那么几个个体，会被这氛围上的一团和气所排挤，孤立，直至在某一天，可悲的无能之人，最终堕落成了可憎的“无敌之人”。

然后，他们将回到那一团和气里，只不过这一次，他们会带上一把刀，或是一只打火机。

当你还在纠结下一顿要吃啥的时候，世界上却仍有超过8亿人无法吃饱饭。而这些人中的四分之一，都在印度。

目前，印度有约2亿人处于粮食不安全状态，是世界上饥饿人口最多的国家。

饥饿，是印度这个国家的常态。

据2021年全球饥饿指数(GHI)排名显示：印度在116个发展中国家中排名第101位，比朝鲜、苏丹、马里等国家排名还靠后，属“重度饥饿”。是世界上饥饿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

该指数从营养不良、五岁以下儿童消瘦率、发育迟缓率和死亡率四个指标上进行评估，有一定的权威性。饥饿的印度，面积不显著，但人口体量太巨大。

近年来，印度国内生产总值不断攀升，然而饥饿问题却并未有所改善，人均卡路里和蛋白质的消费量也持续下降。印度为何会有如此严重的饥饿问题呢?

印度式饥饿

一般来说，饥饿可以分为因缺乏足够食物而无法满足生理需求的饥饿，以及因长期摄入营养量过少导致的慢性饥饿。而目前印度所面对的主要饥饿问题，是因营养摄入不均衡造成的营养不良。

人们日常所需的营养成分包含淀粉、蛋白质、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等。人体需要通过获取食物中的营养来维持身体机能，而营养的缺失则会导致疾病的发生。目前，印度解决饥饿问题需要的就是提升饮食的多样性，而不仅关注对主食的消费。印度的贫富悬殊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穷人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怎么活下来。

作为目前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印度的人均食品支出从1993年到2010年的十七年间却只增长了0.2%，这一数字说明人们对于食品的需求并未因收入的增长而增加。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过去，印度很多地方连学校和医院都没有，人们只要填饱肚子就行。但随着社会的进步，穷人也想送孩子去上学，也想求医治病。这些支出无疑让他们被迫减少在食品上的消费来满足其他需求。

一些贫困地区的父母甚至故意让孩子不进食来减少对食物的消耗量。所以，印度有很大一部分穷人已经习惯了吃得更少和更单一，导致营养不良情况在印度愈演愈烈。可怜父母心，不是不想让孩子吃饱，而是在这种环境下，实在无能为力。

据2014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印度发育不良的儿童比例高达39%，是世界上儿童发育不良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一半以上的妇女和四分之三的儿童都患有贫血症，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也高于邻国尼泊尔和孟加拉国，每年有约100万儿童在出生的第一个月内就夭折。印度医疗条件，根本无力收治这么多的病儿，其中，有许多婴孩都来不及睁眼看这人世间。

儿童时期的营养不良对身体和大脑发育造成的损伤是无法恢复的。这些瘦骨嶙峋的孩子在成年后患慢性疾病的风险也比正常孩子高。

有资料显示，印度儿童营养不良情况与地区贫困有很强的相关性。例如在较为贫穷的中央邦、比哈尔邦和恰尔肯德邦，儿童营养不良程度非常高。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偏找苦命人。

另一方面，糟糕的公共卫生环境也让印度的饥饿问题更加严重。很多印度人习惯在户外排便，排泄物会滋生寄生虫，造成蠕虫病等疾病的发生。疾病的发生让本就达不到健康标准的印度人更难正常吸收营养。饥饿横行，疾病肆虐，能否长大成人都是问题。

此外，印度女性较低的地位也加剧了饥饿问题。虽然在印度的自我饥饿报告统计中，饥饿人数占比从1983年的16.1%降至2011年的0.9%。从数据中看，印度家庭似乎都过的很不错。

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些数据汇报多来自家庭中的男性。一些长期受男权主义影响的印度男人好面子，不愿承认自己没有能力给家人提供充足的食物，这让印度家庭中的妇女和儿童成为营养不良的主要受害者。在印度父权主义和种姓观念影响下，印度妇女始终被沉重的枷锁禁锢着

在印度农村地区，有79%的妇女从事农业相关工作。但是她们在工资领取上却面临严重的性别歧视。收入微薄加之几乎没有土地所有权，妇女们在食物获取上的话语权也自然丧失。由于缺乏营养，印度很多处于哺乳期的妇女甚至都没有奶水喂养孩子。

对于很多印度穷人家庭来说，能有的吃就不错了，又何谈丰富呢？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没办法解决，才吃过了这顿，又开始愁下顿了。

印度的食物篮子

位于南亚的印度拥有1.7亿公顷的可耕地面积，排名世界第一，人均耕地面积也高于我国。印度中部是印度河，恒河和布拉马普特拉河冲积形成的大平原，南部沿海地带也分布着一些优良土地。南亚国家整体上（除了喜马拉雅山地国家）都有着相当高的可耕地比例，印度的可耕地比例就远高于中国。

大部分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全年无霜期，作物能达到一年两熟或一年三熟。可以说，在传统的谷物种植上，印度有较强的农业生产潜力。

2019年，印度粮食总产量达到2.97亿吨。这个数字虽然与我国同年6.63亿吨的总产量相比还相差不少，但也基本能满足民众的温饱。同时，连续2年获得丰收也让印度粮食库存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农民在能维持温饱的基础上，还能把多余的粮食通过政府收购换成现金。

但实际上，印度粮食的土地产出率并不高。目前印度小麦和大米的亩产比国际标准低近10 – 30%，较高粮食总产量的背后是资源密集的低效生产模式。据统计，印度农民中82%都为小自耕农，机械化程度弱，很多印度农民干着苦力活，同时还要向中间商缴纳不少的服务费用。靠这种人力模式想要实现粮食稳定自给自足，风险是很大的，也说明了印度的农业自动化程度不足，及第二第三产业的规模没法提供更多劳动岗位。

此外，作为维生素的主要获取来源，水果和蔬菜在人们的日常食谱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过去20年间，印度富人的果蔬人均消费量迅速增长。而因为果蔬价格高于谷物，所以印度穷人的饮食仍以谷物为主。在印度这种还保留种姓制度的伪现代国家，不同阶级的差距更大，需求层次也是不同的。

果蔬高价的背后是存在于运输途中的巨大损失。在印度，由于从农场到最终消费者之间的物流系统和冷链存储存在很大缺陷，果蔬在运输途中浪费比率极高。资料显示，印度约有40%的蔬果在进入市场销售前就已腐烂。比如芒果获得率为34%，土豆获得率则少到仅有16%。水果也是分层级的，小果坏果也有其目标客户。

另一方面，牛奶、豆类和鸡蛋等食品是人们获取蛋白质的主要来源。印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牛奶生产国，印每年能生产约1.6亿吨牛奶。印度本地牛奶的胆固醇含量低，蛋白质含量高，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然而，这些高质量的牛奶大部分却被用于出口，印度供给国内的牛奶和奶制品仍存在较大供需缺口。优质牛奶当然要拿去换钱呀，在意饮用的牛奶品质的人，不会是养牛人。

作为全球牛奶生产的领军者，印度的畜牧业也存在着生产效率低下等问题。印度的草地面积并不多，该国的大部分牛奶由小农户和无地劳动者生产。粗放的经营模式，被迫征用的牧场等都制约着印度畜牧业的良性发展，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去田间地头放好这两头牛。

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豆类生产国（占全球的25%）和世界最大的豆类消费国（占全球的27%），印度人均豆类食用量却从1961年的每日约69克降至2013年的每日约43克。2015年6月以来，印度红豆、绿豆和黑豆等主要豆类的市场价均在每公斤150卢比（约12.7元）以上，迫使无法负担的穷人减少富含蛋白质的豆类消费。

由于2021-22年度的降雨不稳定，有机构预测豆类产量可能会同比大幅下降，那穷人的豆类消费也将随之下降。

营养不良的下一代能让印度实现强国之梦吗？显然不能。面对如何丰富人民食物结构的难题，印度政府也想了不少法子。

饥饿仍将持续

为解决民众基本饮食问题，印度政府运用分布在各邦的50多万家平价商店网络，每年向大约1.6亿家庭分销价值超过80亿卢比的商品。例如在恰蒂斯加尔邦，80%以上的家庭能获取到稳定的商品补贴。就印度现在的贫富差距程度来看，也只能通过福利粮等制度给穷人一条活路了。

面对儿童的蛋白质摄入危机，印度也早就采取了行动。1995年，印度推出“午膳计划”（the Mid-Day Meal Scheme）。该计划在上学日能为每个孩子提供不少于300千卡和8-12克蛋白质的营养膳食。例如泰米尔纳德邦就将鸡蛋纳入儿童午餐计划来保障孩子们的蛋白质摄入。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碍于国情和各邦财政，能让每个孩子吃咖喱饭吃饱就不错了。

目前计划已累计为1.2亿名儿童提供食物，提高了贫困家庭儿童的入学率，也给当地的妇女提供了不少工作机会。不过该计划并非万全，食品质量无法保障和不完善的问责制度，导致2013年印度比哈尔邦发生悲剧，23名儿童因食用政府所提供的食物而中毒死亡。除了吃的，还有喝的，饮水更是个大问题，不解决用水困难，恐怕还有更多孩子遭罪。

在畜牧业发展上，印度政府于1970年开始推行“洪水行动”，经过三阶段实施，该行动让印度从一个牛奶短缺的国家转变为世界上最大的牛奶生产国。2018年，印度牛奶生产量占全球产量的约22.29%。

另外，印度政府还采用企业社会责任体制（CSR）对乳品生产进行管理。该体制通过协调国家畜牧部门、乳品合作社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在建设牛奶冷链设备，建立屠宰场和增加牲畜保险覆盖范围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共同保障印度畜牧业的未来发展。

政府主导进行资源整合，可利于提高产量保证品质，也避免私企体量过大后形成市场垄断。

这些食品政策和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印度人营养单一的问题。但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数月的封锁又加剧了印度的饥饿问题。尽管莫迪政府推行了粮食安全计划，计划规定给持有配给卡的家庭每人免费提供5公斤大米（小麦）和1公斤豆类。

但由于有缺陷的公共分配系统和政府对于粮食补贴的漠视，导致很多没有分配卡的弱势群体无法获得分配，有的甚至被活活饿死。据报道，中央邦、安得拉邦、古吉拉特邦和北阿坎德邦能分发到粮食的人口数不足该邦人口总数的3%。

可以说，低效的生产，混乱的分配体系以及长期的政治腐败是造成印度人口饥饿和营养不良的主要原因。已有的营养保障措施，对于长期笼罩在缺乏食物阴霾下的底层贫民来说，远远不够。

连人民基本的营养健康都无法保障，印度又如何自诩为世界强国呢？

一个还困在温饱中的国家，调门再高又如何？

参考文献：

1. Saxena, N. C. (2018). Hunger, under-nutrition and food security in India. In Poverty, chronic poverty and poverty dynamics (pp. 55-92). Springer, Singapore.

2. Krishnakumare, B., Niranjan, S., & Palanichamy, N. V. State Hunger Index: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unger Across Indian States. INDiAN FARmER, 183, 112.

3.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1/9/6/india-poor-ration-card-food-grains-pds-poverty

4. https://www.fao.org/india/fao-in-india/india-at-a-glance/en/

5. Rao, N., & Swaminathan, M. S. (2017). A farmer-led approach to achieving a malnutrition-free India. Agricultural Research, 6(1), 1-7.

6. https://en.wikipedia.org/wiki/Operation_Flood#Phase_III

在三年吸毒禁演之后，歌手宋冬野经过审批的演出，被举报后取消，他在微博发长文喊冤，随后，其微博被封禁。由此，引发舆论的讨论。那么，该如何对待戒毒人员的就业？显然，答案不在网友中的情绪中，而应去法律与政策中寻找。

一、法律对吸毒人员的定位

首先要厘清的是，吸毒是违法行为，但并不是犯罪行为。违法行为，指情节比较轻微，对社会危害性不大，没有触犯刑法。犯罪，是指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触犯了刑法，应受刑法处罚。

吸毒会被处以行政处罚。行政拘留是对违法行为（注意不是犯罪）的惩罚，刑事拘留，则是针对的涉嫌犯罪的人。行政拘留作为行政处罚的一种，不进入人事档案的，只在公安内部有拘留的记载。针对吸毒的行政处罚，最严重的是处15日以下且罚款2000元，最轻的仅罚款500元。甚至根据《禁毒法》的规定，对自愿接受戒毒治疗的吸毒人员，公安机关对其原吸毒行为不予处罚。

所以，简单的说，行政拘留意味着小事情，刑事拘留意味着大事情。在公共场合，口角打架、违规逃票、扰乱公共秩序，都可能被行政拘留。所以，在法律上，吸毒跟这类行为的程度，是差不多的，甚至某种程度上，还低一些。

吸毒成瘾严重，通过社区戒毒难以戒除毒瘾的人，公安机关会对其强制隔离戒毒。需要指出的是，强制戒毒虽然带有人身强制性，但目的是为了戒毒，并不是一种惩罚。

二、政策对吸毒人员的定位

政策是法律的延续，与法律有逻辑上的自洽。网上不难查到相关政策的官方叙述：就吸毒行为本身而言，吸毒者是违法者，也是受害者，医学角度，还是病人。要正确地对待吸毒者，既不要把吸毒者看作是犯罪分子，也不要歧视他们。

而且，要帮助他们。

根据《禁毒法》第五十二条，戒毒人员在入学、就业、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受歧视。有关部门、组织和人员应当在入学、就业、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对戒毒人员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帮助。

这就是法律、官方语境下的吸毒者、戒毒后的人的定性与定位。这是一切讨论，以及各行各业，各层级部门，制定相关政策的逻辑起点，以及应该遵循的原则。

三、吸毒人员应该为贩毒分子的行为负责吗？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吸毒人员可能会有其他犯罪行为，比如以贩养吸、抢劫盗窃，那么，行为性质就完全变了，是刑法打击的对象，但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晚清的时候，很多中国人抽鸦片，但这些中国老百姓是受害者，从来没有人说这些中国老百姓用自己的钱买了鸦片，给英国人造了子弹，射向了中国士兵。

受害者从来都是犯罪链条的最后一环，从来都是整个犯罪链条的资金来源。但是，受害者是受害的一环，而不是同谋的一环，更不是加害的一环。比如，老百姓被电信诈骗了，这些钱会被犯罪分子拿去买设备，升级技术，吸引更多人参与，然后诈骗更多的人。但是，绝不能说被诈骗的受害者，要对此负责。

四、吸毒者与缉毒警察的关系

从法律与政策就不难看出，吸毒者是人民内部的犯错者，不是过街老鼠，更不是敌我矛盾，所以，缉毒警察与吸毒者，自然不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

缉毒警察是崇高的，他们牺牲是伟大的。逻辑上，缉毒警察与犯罪分子作斗争，是为了保护吸毒者。他们的关系，是人民内部，保护者与犯错者的关系。

缉毒警察会希望消灭犯罪，惩罚犯罪分子，但对于吸毒者，理论上，逻辑上，他们希望看到的是，吸毒者作为一个功能完整的社会人，重返社会，绝不会希望消灭他们，或者让他们背负上终生的污点。

警察是人民警察，是国家法律的忠实执行者，他们崇高的职业目标，必然在法律与政策逻辑之内，而不会额外施加任何私仇，或者某种群体对群体的仇恨。宋东野告诉他，有警察告诉他，吸毒者是受害者。这位警察的政策水平很高，是位好警察。

所以，把吸毒者与贩毒者联系起来，并与缉毒警察对立起来，逻辑上是不严谨的、断裂的，也违背国家政策。更重要的是，这种逻辑，对缉毒警察这个职业的崇高目标缺乏正确认识，那么，也就无法真正尊重他们的牺牲。

五，何为回归正常生活？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可以送外卖、做骑手、打工，但不能抛头露面。

吸毒者成功戒毒、不复吸的一个关键，就是回归正常生活。所谓正常，就是回归原本的生活，而每个人的正常是不一样的。

举个例子，国家会帮助地震、水灾中的人，一视同仁的给钱给物，那怕有些受灾家庭本身已经很富裕了。因为帮助的目的，是帮助人回复正常、原本的生活。

作为演艺人员，其技能、生活都是演出，禁止他们从事原来的职业，就是仍然把他们驱离正常生活，这是一种长久的持续性的惩罚。

中国是法治国家，政策制定者是讲法治、讲政治、讲逻辑、讲专业性的，所以，国家政策不歧视戒毒者，而是帮助他们戒毒，帮助他们就业，帮助他们回归原本的生活。所以，作为这个大政策原则之下的行业政策，演出行业的相关规定，也是禁演三年，而不是永久。

六、法外施罚的危害

禁止演出，但可以送外卖、做骑手、打工，但不能抛头露面，这种法外施罚的信号释放到社会，会产生一系列的滑坡：不能成为明星，不能出现在公众面前，不能出现在单位重要岗位，不能出现在接待岗位，不能获得财富，不能成功，不能拥有公共账号。

这等于告诉那些吸毒者，一旦吸毒，必将终生背负上沉重的污点，不可自拔。如果不能回归正常生活，永远要被人指指点点，那会严重打击吸毒者戒毒的意愿与意志，甚至进一步在犯罪道路上滑下去。这将对中国的禁毒事业，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我相信，这也是那些牺牲的戒毒警察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对中国禁毒事业最好的支持，就是在对待吸毒者的就业、生活上，严格的执行国家政策，尊重国家政策的精神内核，不施加法外之罚、政策之外的惩罚。

这个滑坡不仅如此。根据法律与政策，吸毒的恶性程度，其实是低于扰乱公共秩序、把人牙齿打掉、酒驾、醉驾，偷拍，吵架中辱骂他人，拆开他人的信件、无证驾驶、嫖娼、在微信中传黄色视频、网上看了不该看的、打麻将超500元等等行为的。如果吸毒者要背负上终生污点。那这些人呢？——滑坡的意思就是，从一点点开始，最后，整个山体都移动了。

每个人际遇不同，可能会犯不同的错，天下没有人是洁白无瑕的道德楷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面。宽容与善待他人才是真正的解决违法犯罪的方法。

七、听流量的，还是听政策的？

超载入刑、人贩子一律死刑、父母意外让孩子死亡应该判刑，网上这类喧哗很多，以后也还会有。很多国人是重刑主义者，同时又不在乎法治，也就是说，他们希望更严厉的管起来，或者执行终生惩罚制度，至于有不有法律与政策根据，他们并不在乎。流量就是他们的依据。

但是，对于违法犯罪的惩罚，并不是越严越好。这一点要讲专业、数据，国家法律与政策的制定者，不会比网民更蠢。

网上有些人，永远无法说服，那怕他们不断鹦鹉学舌那么一句逻辑断裂的话。但是，换一个角度提问，会简单明了一些：“管理社会，到底是应该听专业的、综合考虑的、全面权衡的法律与政策制定者的，还是听平均文化不到高中的网民的？各行各业的政策，是应该听行业主管部门领导的，还是那几个做自媒体的年轻人的？

八、正确理解榜样

宋东野回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不会形成错误的示范。

对于榜样，需要正确的理解，这一点并不难。失足人员因为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回归社会，成为榜样的例子很多。

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古人有周处除三害的传说。前不久，金正恩也接见和勉励失足青年。这些“曾落伍的年轻人”曾因犯罪行为而受到法律处罚，但最后也成为榜样。美国人詹姆斯·艾略特19岁时因吸毒和抢劫被捕入狱，6年的监禁生活中，他悔过自新，最后成为了美国两年制大学优等生荣誉联合会的新一任国际主席。这不是一个山寨组织，是美国高等教育组织中最大的荣誉社团，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三百万会员，入会标准非常高。

难道睿智的中国古人，代代相传的故事，是想鼓励年轻人：去犯错吧，犯罪还可以再来？显然，这些故事，不会刺激人去犯错，而是鼓励犯错的人自新，是用“可以获得新生”“可以成功”激励那些犯过错的人，摆脱过去。

只要改了，就是一个好的社会公民。知错就改善莫大焉。

吴京也曾醉酒驾车被拘留，虽然现在网上说那是谣传，但还能搜到2006年法治晚报的报道，以及相关视频。2006年，酒驾新规尚未施行，所以，醉酒也不用承担刑事责。不能说因为交警有牺牲的，吴京就不能演电影。

九、政策要有尊严

自媒体，自媒体的“自”字的意思，就是小、自己，非官方，一个人干所有人的活，把撰写、校队、审稿，一审、二审、三审的工作都做了。这样是高效的，对于个人言论，这么做问题不大，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几个单位里新来的搞新媒体的年轻人，为了粉丝与流量，就实质性违背国家政策，然后某种程度上，主导了一些重大政策。这样做的风险很大。

我们不能要求老百姓都有很高的政策水平，但很多自媒体，却需要提高自己的政策水平，讲政治、讲政策，而不是讲情绪。公示、通报等功能，讲究快速，但那些存在不确定的流量议题，还是留给传统的行业报纸去做。他们有更多的专业资深人士，也更严谨。

国家的法律与政策，应该保持自己的严肃性与尊严，不能轻易在众声喧哗中低头。

“太难了，我早就不开车上班了，而是改坐公交。政府应该出手控制汽油价格，再这么下去，大家都要卖掉自己的车了。”巴弗萨（AnkitaBhavsar）如此向印度媒体抱怨道。

巴弗萨是居住在印度经济中心孟买郊外的居民，以往每日自己开车往返于市区，特别在疫情期间，这样做还能降低染疫的风险。不过今年以来，印度汽柴油价格节节攀升，上涨幅度超过25%，让她每天不得不冒着风险去挤公交车。

目前，印度的机动车油价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

记者在印度石油公司网站上查询到，在10月27日，孟买每升汽油的价格为113.8卢比（约合9.69元人民币），柴油104.75卢比（约合8.92元人民币），价格要比当前中国的零售价高出约20%。考虑到印度的收入水平，这一价格让普通百姓苦不堪言。

印度今年的季风雨季遭遇多轮强降雨，雨季过后近期的降水也超过往年。图为7月14日，车辆在印度新德里积水的街道上行进。新华社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与南亚研究中心秘书长刘宗义对记者表示，印度在能源资源方面相对匮乏，需要大量进口。在莫迪政府早期，印度经济快速增长，原油价格低起到了很大的贡献。如今国际油价的上涨，使得印度整体经济环境在疫情后的恢复中再次遭受考验。

油价普涨，放弃私家车，改挤公共交通，巴弗萨并不是孤例。

生活在首都新德里的印度车主阿伦向央视财经表示：“现在的日子不好过，我们一周只能开两次车了，一周有4天乘坐轨道交通，有时候甚至5天都乘坐轨道交通(避免开车)。如果油价再上涨10卢比，或20卢比，我就会卖掉我的车。”

没钱加油并不是市民发泄怨气的言辞，而是有实际的数据支撑。在有亚洲“硅谷”之称的印度城市班加罗尔，运营城市公交系统的班加罗尔都市运输公司（BMTC）透露，相比9月，他们在10月已经多售出了5000至6000张公交月票。公司表示：“由于汽油价格上涨，我们认为还会有更多的人转向公共交通体系。”

面对高企的油价，印度民众苦中作乐，在网上编了很多段子，而印度反对党国大党的领导人拉胡尔·甘地（RahulGandhi）在10月21日也加入了进来，把它推到了新的高度。当天，他在推特上发帖写道：“Fillionnaire（加油富翁）：是指在印度，加得起满满一车油的人。”

他巧妙地将Fill（加油）和Millionaire（百万富翁）两个词合二为一，以幽默的方式表达在当前油价下，普通印度人已经很难付得起油钱了。

油价为什么贵？

印度汽柴油价格高涨，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国际油价大涨。受益于疫情好转，全球能源需求大增，而全球原油供应并没有增加。受此影响，截至上周，国际油价已创下2015年以来最长周度涨势，连涨9周。

印度能源对外依存度过高，是世界第三大石油进口国，国际能源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很快就传导至国内。印度80%的原油、50%的天然气、大约30%的煤炭，需要依赖国际市场进口。国际原油、天然气和煤炭价格上涨势必将影响到印度国内的批发和零售价格。

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官员卡普尔（TarunKapoor）在上周表示，印度正在组建一个团体，让国有和私营炼油商抱团，加强与中东产油国的谈判能力，以寻求达成更好的原油进口交易，应对油价飙升。卡普尔还表示，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及其盟友应该提高产量，以压低全球油价。

除国际油价的因素外，印度政府对汽柴油征收高额税费也是印度油价快速上升的重要原因。

据印度媒体计算，当前汽油价格中，有54%是印度各级政府征收的税费，而柴油中的税费比例为48%。

在疫情后的2020年5月，为了应对财政收入减少而支出扩大，印度政府还再次上调了汽柴油的消费税，其中汽油增加13卢比（约合1.11元人民币），柴油增加16卢比（约合1.36元人民币）。

面对价格上涨，民众要求政府减税降低油价。不过印度官员大多持反对观点。

10月21日，印度北方邦邦务部长蒂瓦里（UpendraTiwari）甚至表示，汽油价格上涨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95%的印度人根本不需要汽油，因为只有少数人使用四轮汽车。这一言论目前已在印度网民之间成为笑谈。

相比蒂瓦里的怪论，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长普里（HardeepSinghPuri）的回应要严肃得多。他在10月22日表示，在当前情况下，降低汽柴油税费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他说，印度刚刚在21日完成了10亿支疫苗的接种，而在过去一年，政府为9亿人提供三餐补助，为9000万人免费提供做饭使用的液化燃气。他表示政府之所以能提供这么多社会支持，离不开汽柴油的征税，所以这些税费万万不可降。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刘宗义表示油价切实涉及到民生，不仅仅对工业生产有着巨大影响，对农业的影响也十分重大。油价高企将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

他还补充道，在此前的几轮疫情冲击下，印度大批中小企业倒闭，大批工人失业，如今他们的生计将更加艰难。

由于燃油价格上涨、运费增加，再加上近期降雨过多，导致蔬菜减产，今年德里市场上的西红柿售价从每公斤25~30卢比（约合2.1~2.6元人民币），涨到了每公斤60卢比（约合5.1元人民币）。土豆、萝卜、茄子等蔬菜的价格也都上涨了1倍到1.5倍。

洋葱的价格也在不断抬升，洋葱是印度人每日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蔬菜，在印度被称为“政治蔬菜”。印度政府为此已经建立了创纪录的20万吨洋葱储备，以应对洋葱价格可能飙升的问题。

2021年印度整体经济在缓慢恢复。亚洲开发银行（ADB）9月22日公布的最新亚洲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印度2021年经济增长预期10%，2022年经济增长预期7.5%。刘宗义表示，看似较高的增长率主要是由于2020年基数较低。

疫情后，不少人遭到减薪或失业在家的情况仍然普遍存在，很多人家都在缩减开支，以对抗通胀。

印度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印度8月的通胀率是5.3%。

印度经济学家分析，石油和液化气价格上涨产生的影响正在向各个领域传导。与此同时，煤电企业又面临电煤供应不足，煤价大幅上涨的压力，而电煤价格上涨的结果最终一旦传导到电价，将更进一步加剧通胀。

对此，印度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在10月22日对燃料价格上涨的风险发出警告。印度政府也在11日表示，原油、食用油和金属制品价格波动给印度经济带来隐忧。

印度央行10月8日宣布将回购利率维持在4%不变，维持宽松货币政策。印度央行行长达斯表示，印度央行当前的优先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能对印度经济复苏前景构成威胁。

印度经济学家指出，通胀水平加剧，抑制了人们的消费欲望，而印度经济主要依靠私人消费推动，私人消费的不振，就成了印度经济前景的最大隐忧。

“菜比肉贵”，成了目前社会热议的话题。大型的连锁超市里，一边是跌破10元的猪肉价格，一边是均价在8元以上的各类蔬菜。

根据农业农村部监测，10月以来，全国286家产销地批发市场的19种蔬菜平均价格已上涨 27%。据了解，本次蔬菜价格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与最近的寒冷天气和汛情导致供应短缺有关。有业内人士预计，待11月南方冬季蔬菜大量上市后，蔬菜价格将回落到正常水平。

民以食为天。凡是与吃有关的社会话题，不论国界，都会引起全球人民的关注。比如最近邻国韩国一公斤牛肉1090元的民生事件，便登上了微博热搜榜，成了互联网关注的焦点。

食品价格变贵的原因有很多。除了农产品整体供不应求、今年全球极端天气频发之外，还有油价和天然气等能源价格的飞涨。但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并非只有韩国人——在全球物流供应链危机的影响下，各国肉菜价格出现了疯涨、短缺的情况。

在这之前，全世界大多数人都不太关心食物从哪里来、运送了多少食物或如何收集食物。但当类似的事情在世界各地上演的时候，全世界已经得到了一个痛苦的教训——相隔万里的经济体如此紧密地关联在一起，以至于任何一个地方的延误和短缺都会波及到几乎所有地方。  也许没有人会想到，一公斤牛肉的价格，竟会以登上热搜的方式引发整个互联网关注。

10月19日，韩国《国民日报》援引该国农水产食品流通公社公布的数据称，韩国本土牛肉（韩牛）里脊肉每100克的价格从14679韩元，上涨到17274韩元，上涨18%。韩国本土五花肉每100克的零售价，也升至2700韩元左右，较去年上涨近30%。

而在首尔的超市，据央视《今日亚洲》节目报道，一公斤韩牛里脊肉售价大概需要20万韩元。按照现时人民币兑韩元的汇率，要想从超市里买走一公斤韩牛里脊肉，至少需要花费1090元人民币。

物以稀为贵的韩牛，在韩国价格是进口牛肉的数倍，是无数韩国社畜工作一年之后能吃上的最好的幸福餐。如果以现时韩国最低时薪标准8590韩元（约合人民币46.84元）来计算，韩国打工仔们想每周买上一块一斤装的韩牛里脊肉带回家做成烤肉，得至少花掉其中一天的工资。

价格疯涨的并不只是本土自产的五花肉和牛肉。在超市里，牛奶开始悄悄加价，50元人民币一盒的鸡蛋比比皆是，甚至13年没涨过价的方便面，今年8月以来也涨了超过10%。

“除了工资，所有东西都在暴涨。”有韩国民众在社交媒体上吐槽说。

有韩媒用“蛋白质膨胀”（蛋白质+通货膨胀）一词形容近期韩国肉蛋奶的价格暴涨。/视觉中国

但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并非只有韩国人。印度的批发市场里，原本每公斤卖25—30卢比（约合人民币2.1—2.6元）的西红柿，因为连番降水和受燃料价格波动影响，批发价已经翻了一番；而以玉米制作的玉米饼为主食的墨西哥人，最近也因玉米涨价30%而愁眉苦脸。

食品价格变贵的原因有很多。除了农产品整体供不应求、今年全球极端天气频发之外，还有油价和天然气等能源价格的飞涨。

但最近，日本肯德基无薯条可卖、美国炸鸡翅短缺、多国的奶制品价格水涨船高……这些原本几乎不可能成为热搜话题的内容，在全球物流供应链危机影响下，统统成了人们关心的焦点。

“一个什么都缺货的世界”

贵，但有货，那还可以忍一忍、咬一咬牙关，买少一点。

起码走进超市里，还能见到货架上“有东西”，也能让来购物的顾客产生心理安慰。

蔬果区里，成堆的胡萝卜已经到货，在一排空货架中鹤立鸡群；另一边的芦笋也“不甘示弱”，一捆捆绑好的包装芦笋，让饱受货物短缺的英国人很是欣喜。

只不过，当走近这些满满当当的货架前，原本欣喜若狂的表情很快“被泼了冷水”，最后成了社交媒体上的新段子：“嗯，芦笋的照片真美味。”

尽管后来这些超市出面解释称，这种以假乱真的“行为艺术”已经使用了好几个月，但面对肉眼可见的商品短缺困境，显然和最近英国的货运人员短缺和物流运输困难脱不了干系。

而另一边，因为无骨鸡肉供应不足，美国肯德基今年9月开始不得不暂时取消该产品的广告宣传；而以“炸鸡翅”闻名全美的快餐店Wingstop，因鸡翅大量缺货，只得开发新的鸡腿产品加以替代。

与炸鸡搭配的可乐，最近也因为原材料供应不上而面临加价。百事可乐最近公布的2021年第三季度的财报显示，尽管营收同比和环比分别增长11.6%和5.06%，高于市场预期，但由于分销和营销支出增加，成本上涨超过了10%。涨价的原因，是生产可乐时用到的易拉罐和塑胶瓶“跟不上供应了”。

因为饮料瓶、易拉罐等原材料迅速出现短缺，用三块钱就能买到的快乐也要成为回忆了。/图虫创意

食品之外的货品供应，同样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运送无铅汽油和柴油的运油车司机短缺，英国近1/3的油站不得不关停；民众在加油站前排队加油的场面，成了当时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

“这是一个什么都缺货的世界。”《纽约时报》一篇报道的标题这样写道。

但世界之所以变得“缺货”，并不是因为物品生产不出来，而是因为物品迟迟进不来。

劳动力，太缺了

百事可乐今年第三季度的财报还指出，除原材料短缺外，劳动力短缺、航空或其他商业运输的可用性降低、港口受疫情影响关闭或边境限制，同样对供应链造成了不利影响。

财报列出的四点因素里，劳动力短缺，是影响生产和销售产品的最重要原因。

因为无论是原材料生产、加工，还是通过海陆空进行运输，甚至材料到埠之后的货品分发，都需要靠数以百万计的劳动力来维持运作。

而在当下，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地区劳动力严重不足——码头上没有装卸工，公路上没有卡车司机，仓库里没有仓储工人。简单来说，就是“什么都缺，最缺的是工人”。

码头上没有装卸工，最直接的影响便是被集装箱填满了的码头、仓库里一路堆到了天花板的货物，以及港口外绵延上百里的、等待泊位的、浩浩荡荡的集装箱船队，以及船队上超过20万个满载货物的集装箱。

集装箱围城如临大敌。当地时间10月13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最大的两个港口洛杉矶港和长滩港开始“7×24小时”不间断工作，甚至还考虑部署国民警卫队员去填补关键岗位，以缓解集装箱带来的供应链压力。

但只缓解集装箱压力显然远远不够。根据美国卡车运输协会的统计数据，按照重量来计算，全美约有72.5%的货物通过卡车运输；而目前，美国卡车司机的缺口就从2015年的4.8万名翻了一倍，增长到超过8万名。在大西洋另一端的英国，目前也存在10万名卡车司机缺口。

没有足够的货车司机，就算把港口的集装箱都清掉了，也无济于事。由于缺人，牛奶无法及时被装奶车取走，英国的不少奶农不得不将放在牧场的牛奶倒掉。

而因为这个缺口实在是太大，以至于在当下想要接上中间断掉的供应链，有商家甚至开出了比企业高管还要高的年薪来招聘卡车司机。

为了赶快把货物运出去，有超市开出了5.6万英镑（约合人民币49.26万）的年薪来招募卡车司机。

但即便如此，因为英国脱欧、美国提升关税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能够弥补上这个巨大的缺口，靠优厚的薪资显然是杯水车薪。

在缺口时时弥补不上的尴尬场面之下，反馈到终端，最直接的受害者便是需要承受又贵又少的商品的消费者，也就有了前面“一个什么都缺的世界”的场景。

而这种“什么都缺”的情况，也反过来严重影响食品供应链，食品和饮料制造商也不得不为此买单。外媒报道称，随着西方国家传统假期的临近，从人造圣诞树、体育用品，到感恩节餐桌上必备的火鸡，各种商品都将出现短缺和价格上涨。更有零售商警告称，包括厕纸在内的基本生活用品可能会再次出现供应短缺。

海运物流体系“在变得更加脆弱”

英国《周刊》网站认为，在疫情暴发之前，全球供应链便已经受英国脱欧和贸易战所影响。而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是将本已脆弱的供应链“变得更加脆弱”。

航运是解释全球经济出了什么问题的核心所在——毕竟，全世界有超过八成的贸易活动都是通过海上进行。

最开始，因为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多个世界级的货运港口出现疫情感染，不少码头工人需要隔离，而不得不暂时离开工作岗位。与此同时，许多国家为了严防境外输入，对所有入港的船舶及船员进行严格的强制检疫。双重叠加之下，大量货船要么被迫滞留在港口，要么漂流在海面长达数月，没法正常通行。

货轮到了，但还只能飘在海上，岸上的人们只能望洋兴叹。/视觉中国

另一方面，疫情大流行之下，居家生活成为了主流。被困在家里的人们无法将可支配收入用于外出，因而将赚来的钱转而购买各种各样耐用的消费品。诸如更高清的大屏电视、应对网课和居家办公所需的平板设备，以及能够解放双手的洗碗机，成了不少人居家消费的首选。

有平台统计，去年疫情期间，假发、家居、玩具、电子消费等用品的全球销量涨幅均超过了40%，而国产智能电视的海外销量同比增长100倍，在俄罗斯更是录得同比暴涨220倍的纪录。

但随着疫情开始逐渐缓和，世界各地对各类商品的需求不降反增。突然间猛增如此多的订单，一时间让航运业无所适从。在当时，许多人曾认为，几个月后工厂生产会赶上需求，货船也会把积压下来的货物运完——但事实上，这种场面不仅没有发生，反而变得更加严重。

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对今年3月底运载1.8万个集装箱的巨型货轮“长赐号”在苏伊士运河上搁浅的事件印象深刻。搁浅的几天里，造成的代价不仅是一天烧掉多少亿美元那么简单，还有堵在南北两端的400余艘大大小小的船只，以及装在上面的运往世界各地的各种各样的货物。

尽管最后成功脱险，但“长赐号”在苏伊士运河上卡了几天引发的“蝴蝶效应”，已经开始慢慢波及各个领域。最要命的当属装载货物的集装箱。这些被迫滞留在欧洲和美洲的集装箱，无法返回到亚洲主要生产市场装货，从而导致供应一直处在紧张的地位，价格也比数年前翻了两三倍。

加上美国港口现在还有20万个集装箱还在缓慢卸货清理，最终受到影响的，就是不得不承担翻倍的收货时间和附加费的大大小小的买家。

美国的一家厨房用品店里，店主科尔丝藤·杰斯达尔(Kirsten Gjesdal)最近刚收到一个她八个月前就下了订单的锅盖。每当有顾客问她什么时候有更多的餐具垫的时候，她只能无奈地摇头，然后默默地给送来的商品支付高昂的附加费。

供应链危机，啥时候才到头

美国所造成的物流体系陷入混乱，也让全球不得不跟着一起买单。

有韩媒认为，韩国肉价普遍上涨是全球供应链危机造成的。由于全球最大的肉类生产国——美国的物流体系陷入混乱，导致海上运费也跟着一起飞涨。

韩国的普通家庭，日常以食用进口肉为主。但因为运费实在是高得离谱，从外国进口肉类数量大减，市场上的进口肉价也随之飙升。

而韩国的烤肉店，已经承担不起如此高昂的肉价。随之而来的是，餐饮店在涨价，不涨价的店也在悄悄减少肉的分量。

根据韩国企划财政部等主要经济部门的数据，韩国10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上升率预计将超3%。按照国际惯例，CPI超过3%就可定义为通货膨胀。而韩国自2012年2月开始的10年间，还未出现过单月物价上涨超过3%的情况。

放眼全球，不少国家都处在通货膨胀带来的水深火热之中。德国9月份的通货膨胀率也升至4.1%，创下两德统一以来的最高水平；据英媒报道，英格兰银行预测，到今年年底，通货膨胀率将超过4%。而此前疯狂印钞票的美国，在过去半年的通货膨胀率为7.2%，达到198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10月1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中，下调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5.9%。报告形容全球经济“举步维艰，复苏进程受阻”，处于全球供应链重要环节的国家暴发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中断的时间比预期持续的更长，并在众多国家推升了通胀的严重程度。

与此同时，IMF警告称，如果供需不匹配等问题得到解决，通货膨胀将在明年中期恢复到疫情暴发前的水平；但若供应链危机持续时间和影响超过预期，通货膨胀的负面影响或将加剧，可能导致各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从而抑制经济复苏。

互联网上，预测供应链危机什么时候解除的讨论，众说纷纭。《财富》杂志援引某全球大型物流集团的CEO称，全球供应链危机可能会持续到明年春节年之后，而“在开始缓解之前，还将进一步恶化”。

更多的分析师则认为，这种预测“还是显得太过于乐观”。“我们有这样一种恶性循环，所有的人类本能反应，让问题变得更糟，”哈佛商学院国际贸易专家史兆威(Willy C. Shih)接受外媒采访时认为，至少到明年年底前，供应链危机都不会完全消除。

但可以肯定的是，要保证全球产业链的稳定，需要一个稳定的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需要各国、各文明圈以开放的心态相互理解和容纳，而不是用嫁祸于人的方式将其演变成一个更为棘手的世界性危机。

正如《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所说的那样，全世界已经得到了一个痛苦的教训：“相隔万里的经济体如此紧密地关联在一起，以至于任何一个地方的延误和短缺都会波及到几乎所有地方。”

每次压垮骆驼的稻草不尽相同。这是现代社会的脆弱，也是人类社会要正视、警醒的教训。

[1] 全球供应链困局. 21世纪经济报道. 2021-10-26 [2] 全球供应链噩梦，中国能否独善？ 观察者网. 2021-10-26 [3] 高德胜：透视供应链危机，压倒美国经济的“又一根稻草”是什么？观察者网. 2021-10-26 [4] 都是供应链惹的祸：奶粉持续涨价仍遭抢购，英国奶农却面临“毁灭性”打击. 时代周报. 2021-10-14 [5] 这辈子永远三块钱的可乐，要涨价了？中国新闻网. 2021-10-10 [6] 英国卡车司机薪酬大涨超过高管，年入5万英镑，为何仍有10万人缺口？第一财经. 2021-9-11 [7] 苏伊士运河通了，除了小挖掘机谁都高兴不起来. 新周刊. 2021-4-3 [8] The supply-chain crisis: what’s going on? THE WEEK. 2021-10-12 [9] How the supply chain crisis is affecting six big economies. the Guardian. 2021-10-2[10] Why your food prices keep going up. The Washington Post. 2021-9-15[11] The World Is Still Short of Everything. Get Used to It. New York Times. 2021-8-30

以下这篇报道是关于我们国家15到18岁之间大约40%的少年：他们在完成义务教育后，没去上高中，上了“中职”。更确切地说，这篇报道是关于“消失”的40%——一个如此庞大的群体，近15年的入学人数总计超过1个亿，然而生活中、媒体上，我们很少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听见他们的声音。

我们的世界，我指各位保有阅读习惯、常常浏览媒体的读者们的世界里，是985、211、留学、“鸡娃”、“内卷”充斥讨论空间，似乎上大学甚至上重点大学就是主流的人生轨迹，上普通高中更是应有之义，少有人了解早早脱离这条轨道的40%，他们正经历什么，毕业后去哪儿。今年夏天，“北京将实行5:5普职分流”的消息引发了家长们的焦虑，虽然后来被证实是谣言，但在全国，包括江苏、浙江、上海在内的多省市已基本达到“大体相当”的水平。

而“中职”，也就是全国共9896所中等职业学校，撑起了近另一半、却近乎失语的世界。它包含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成人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技工学校。

我在北京长大，身边同龄人中只有两个初中同学去了中职，中考后就断了联系。必须承认，我对中职所知甚少，唯一的印象来自那时大人们的训诫：不学习，以后就要去职校，跟“坏孩子”混在一起。于是我在潜意识里一直认为，上高中还是上中职，唯一的因素是成绩，上中职都是因为自己不努力。

但在关注这个选题后，一些新的信息涌了进来，每一条似乎都牵涉到此前我从未想过的问题：

统计显示，我国70%以上的职校生来自农村；

一位上海老师向我列举班上学生家长的职业：工人、保洁、食堂打菜员、无业……不少学生是没有本地户籍的流动儿童；

19岁的李先莹是我访谈的第一位中职毕业生，电话里，她这样讲述自己上中职的缘由：

她生在安徽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中考前从没走出过村庄，村里不重视学习也没人向她们解释中考的意义。她们对初中的下一环是什么没概念，每天放学后先干活，闲下来就玩，也不写作业。直到中考那天第一次到县城，看到横幅上的励志标语她才明白“原来高中是要考的”——这个听来是天方夜谭的故事，算不上普遍，但就在5年前真真切切发生在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周集镇的一个村庄。故事的结局是考试结束后，老师对大家说：你们要毕业了，咱们学校应该没有人能上高中。

因为这些，我第一次真正把环境、背景乃至更多成绩外的因素和“上中职”联系在一起，意识到我所熟知的外界评判或许并不公正。那句“原来高中是要考的”也总是突然跳出脑海，提醒我对“40%”处境的理解有多匮乏。

这些上了中职的少年是谁？如果不“学习”，他们在一所学校的三年在做什么？他们怎么“消失”了？为弄清这些，2021年7月，我来到Z校，广东顺德的一所中职。

入学零门槛・这里没有竞争・“眼神里面没有了东西”

顺德位于广东省南部，是佛山的一个区，也是个低调的富庶之地，连续8年排在全国“百强区”第一。这里夏天热得发闷，老街上混着潮湿的气息和双皮奶的香，路人慢吞吞走过散落的旧房和小商铺，身旁的狗也一脸懒散。但在5公里之外，顺德有作为工业重镇的另一面。“珠宝名镇”伦教镇的一条街上密密麻麻列着一众珠宝厂，天黑后流水线继续，外面却人烟稀少，静谧漆黑，楼顶高立的白色百叶厂牌一道道线条分明，一翻一合，像一张声明着工业秩序的森然的脸。

Z校就在伦教镇，距离珠宝街车程3分钟，顺势主打珠宝专业。我到时是暑假，学校里空空荡荡、正在装修，不过单看外观——红砖白顶的教学楼，门口两列高大的棕榈树——和一所普通高中没什么不同。门口站着带我参观的王老师，他40岁出头，穿着横条polo衫，平头，圆脸上一双大眼睛。他的话不多，常常沉默地走在我前面，自带一种干部式的权威，碰到其他老师，也像干部似的对他们点头打招呼。

王老师告诉我，Z校在顺德算一所好学校（13所中职里排第三）。他带我走进实训室，巨大的机器轰鸣声瞬间将我们包围。暗绿色地面上两侧分列着20多台庞然大物，深蓝底座白色的“箱”，好像太空舱，王老师介绍，这是机床，用来制造机器的机器。出门到大厅，墙上贴着十几个学生的照片和简介，他们都在省技能大赛中获了奖。

和全国大部分中职一样，Z校入学零门槛，完全不需要竞争：不限分数和户籍，免学费，只要求有初中毕业证。这里的生源背景也接近全国平均状况：每届1000多个学生里，10%是小工厂主的孩子，接送的豪车停在校外，他们“不需要考大学”，毕业后就帮家里管厂子；而那90%，来自农村或城市底层家庭，很多曾是留守儿童。

你在Z校的三年是怎么过的？我向每一个学生都问了这件事。在我的想象中，中职生活近似于人们口中的“逃课抽烟喝酒打架”，很“社会”，让人有点害怕；但同时，那种生活也有点浪漫——脱离了应试教育的青春可能更自由，比高中生埋头做题的三年要潇洒。

谭俊宝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学生，几天后，我意识到他也是几个学生中唯一和我的固有认知粘点边的——他确实爱逃课。他生在广州番禺的一个村庄，21岁，爸爸开挖掘机，妈妈做保育员，很小时就随父母来到顺德，3年前从Z校数控专业毕业。见面那天他穿着T恤短裤，露出极细的四肢，戴圆框细边眼镜，厚刘海在眉以上，整个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21）还要小几岁。跟他说话你隔5分钟就要笑一次——说到某某他就要模仿人家的腔调，提到某个重要时刻他就“腾”地站起来要给你演一遍。高兴时他经常蹦着走路，仿佛脚下安了弹簧。

他眉飞色舞给我讲他的逃课技巧——他能在课上溜走再在下课前溜回来。上实训课时他故意站最后一排，躲在机床后，盯着巡视老师的一举一动……抢在老师背过身的一霎那！他从后门冲出去了。回来时他又盯着门缝，等老师转身时再溜进来。

逃课期间，他在学校里“看风景”，去小卖部买辣条和鱼豆腐。有段时间他当副班长，还有个逃课借口是“办公务”——出校门时他亮一下“工作卡”，然后就去附近网吧玩一下午。

不过，谭俊宝说他逃课最远只去过网吧。他没喝过酒不会打架，从没想过去“泡吧”。但他认为，跟班上其他人比，他算“生活丰富”的——绝大多数学生不逃课，按时按点坐在教室，但也不听课，“有人睡觉，有人聊天，大部分人玩手机”。他坐第一排，有天课上醒来回头看，整间教室“一马平川”，全趴下了。

下午，大家慢慢都醒过来了，谭俊宝看他们都像在发呆，“就跟等死一样，眼神里面没有了东西”。

他想了想，又重复：“我X，真的跟等死一样。”

“约架”是 Z校学生少有的激动时刻。谭俊宝从没打过架，有天也情不自禁跟着约架的队伍走了，走在一群目标一致要大干一场的人当中，他说那感觉真难用语言形容，“你就感觉整个人活起来，整个状态是精神抖擞”。

到了小公园，两拨人一见面就迅速“交涉”和解了。不过，这并不影响第二天大家还为此激动。“@#¥%%%***@&！”一直讲普通话的谭俊宝突然声调高亢，说了一连串粤语。说完他解释，这段话大意是“昨晚xx一见我就怂”。第二天两拨人都会这么讲，两边各一圈人围着听，谭俊宝觉得这时候同学们最精神。

课余时间，谭俊宝做过很多兼职。其中一学期，他利用午休两小时去校门口的面馆端盘子，换来老板包午饭并给他一天20块。由于端盘子太累，下午课上他会一直睡过去。

他很自然地解释：因为爸妈一周给100，只够吃食堂，但他还想跟同学去吃炸鸡、买饮料。从小他看着开挖掘机的爸爸不停买特别便宜的东西，买回来就坏了，再自己修好，这让他对钱极为敏感。

上学期间打零工是很多学生的常态：发传单、餐厅服务员、酒店服务生、工厂流水线……谭俊宝的同学刘丽蓉说起这些兼职，像是回忆一场场快乐的游戏。“不用在家里做饭了。”她说，她把赚的钱都用来买零食了，“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分享”。

让她印象最深的是一份房地产公司的兼职：十几个人穿着印有公司logo的衣服在街上排队走，“像游街那种”，从伦教走到大良，从早9点走到晚6点，一路不准停，只有午饭时能休息1小时。她走了3天，一天80块。

“很锻炼人，锻炼了身体”，她用一种无比怀念的语气说道。

丽蓉今年19岁，是个胖胖的圆脸女孩，梳低马尾，有一份让人舒服的平实。不过，她的表情总有点苦闷，嘴角总是垂着。去年毕业后她一直失业，说到这事她就丧着脸：“找工作好难”、“太难了”、“我已经躺平了”。偶尔她也会憨憨地笑，几秒后就又恢复了下垂的嘴角。

她是谭俊宝口中的绝大多数——从不逃课，老实到连“约架”的事也没听过，顶多在课上睡觉、玩手机。她最常刷抖音，这是她看新闻的主要渠道。我问她看不看微信公众号，她说她一般只看本地号，“我们这个小镇上每天发生什么，都能在号上看到”。

中职不留作业，5点多就放学了，但丽蓉并没有更多时间刷手机了。放学路上她常接到妈妈的电话，让她买些菜回来，到家后她要帮妈妈做饭、收拾、拖地、洗衣服……干完活才有自己的时间。她家没电脑，晚上她和上小学的弟弟一起在客厅看电视。她爱看大女主剧，比如赵丽颖演的《花千骨》和《楚乔传》，讲一个女孩如何“一开始很惨，后来很厉害”。

“那时候沉迷这种女主很厉害的，就觉得很羡慕她，很羡慕她能成为一个很厉害的女性”，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也喜欢里面的男性角色，我们霍建华那种”。她承认自己也有喜欢的男同学，但都是暗恋，只要发现对方喜欢别人就会立刻放弃，“觉得自己配不上别人”。

他们来自另一种生活・“我就是个垃圾”・我妈妈是一个把我生出来的那种角色

我得承认，我在这些学生身上感受到的是一种对我相当陌生的东西——或许可以概括为“觉得自己毫不重要”。清华大学博士后梁自存在读时研究职业教育，曾在Z校调研两年，梁告诉我，他常听学生讲一句口头禅：“我就是个垃圾。”意思是上了中职就是被放弃的孩子，索性自己也放弃自己。

一个女孩说，因为太穷，家里没人认为她能走读书这条路，她从小听奶奶说“你以后找个洗碗的工作就行了”。另一个女孩也说，在她们村刷碗最重要，如果哪个女孩上了初中还不刷碗，“我们一个村200多人瞬间就传开了”。

一个男孩说，初三时父母离婚后，他不再学习了，家里常常只有他一个人，妈妈会在他上学时进屋留生活费。他的小臂上有一道纹身，是两行黑色数字。他说，那是爸爸妈妈的生日。

谭俊宝的爸妈是几对父母中唯一期望过孩子上大学的。他爸爸来顺德早且挖掘机技术精湛，赚到了几个家庭中最多的钱。谭俊宝十分坦诚地对我说，他上中职纯粹是因为成绩太差了。

小时候我脑子太活跃了，他说，小学课上他脑子里总有另一个世界。有时是游戏画面， “一个boss冲我开激光枪”；有时他想他爸爸，那时爸爸总去广州开挖掘机，一周回一次，于是每当他在脑中世界陷入绝境，“我爸像水印一样浮现出来，很帅很高大威猛”。他说，那之后，他几次考试都考砸了，再之后，他的情绪极不稳定的妈妈看到他考低分，就会拿衣架打他。

坐在小花园里，谭俊宝把秋千荡得很高。他说衣架总在他抱头蹲在角落时落下。后来他有了保护自己的方法：“我脑子会跟自己说话，我跟自己说，疼一会儿就过去了，我跟自己说按照规律，一般发生了坏事再过10分钟好事就会来。”

他邀请我去他家吃晚饭，是这两年刚搬进的新房。那晚妈妈不在家，爸爸拖着一只在工地上受了伤、缠着纱布的手做了饭。饭桌上，谭爸爸反复对我说：“我没有做好一个爸爸。”他讲自己从农村进城，没有文化，只知道为儿子上学拼命挣钱，拼命开挖掘机，没顾上妻子一个人带孩子的压力和儿子的心理。他说他理解妻子暴躁是出于焦虑。谭俊宝没有接话。

饭后，谭俊宝带我到他卧室，看他在电脑上写的日记。上面大段大段，写的是他小学初中都遭遇过校园暴力。一次他被一个同学摁在桌上打，可是平日总拿衣架打他的妈妈却没有为他出头。这个同学有一个特征，走路外八字，日记里他写道：

“我妈知道后，像没事人一样接我上下学，好像那时候的她也和我一样那样认为，脚往外拐的人都不好欺负，他的爸妈一定也不好欺负，就像被欺负的我一样，爸妈也同样好欺负（何况，他对我说，那时他们也没钱为他打抱不平）。”

第二天见丽蓉时，我提出也去她家看看。丽蓉迅速拒绝了。“你昨天去过谭俊宝家了”，她垂下头，想了一会儿才说：“我家和他家差距太大了。”此后我几次提议她都拒绝了。最后，在一个下过雨的晚上，她同意我到她家楼下，但不能上楼。于是我们在楼下小花园碰了面。这里空无一人，只有一棵大树、一个乒乓球台和一些老旧的健身器械，背后的一排房大概已没人住了，大片墙面斑驳发黑。

我们在长椅上坐下来，丽蓉似乎有点高兴，嘴角也不再下垂，她指着墙上彩色的儿童粉笔画介绍，这就是她从小玩到大的地方。说着她转向我，搬起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上，像坐在炕上一样，给我讲她小时如何在这儿和其他孩子一起滑轮滑、捉迷藏。

不过，她是6岁从四川来的顺德，那一年，长年在外打工的爸妈回老家接她，那是她有记忆以来第一次见到爸妈。说到这儿她又恢复了苦闷的神情：那天她跑着去接他们，一见面却喊了“叔叔阿姨”。

“我妈妈是一个把我生出来的那种角色”，丽蓉两次这样说。

而在厂里打工的爸爸，总是打她发泄情绪。但她从没报过警，怕会把爸爸“送进去”，“这样我会良心不安，妈妈也会伤心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学生都遭受过家庭暴力，丽蓉的同学陈伟廷说他就没有。他没遭遇过暴力，有个正当职业、开五金店的父亲，“上中职”在他口中顺理成章。可是，就是这种顺理成章让我觉得不大对劲：这男孩像黑洞一样，让你感觉不到他有任何愿望和情绪。跟他说话我总想起鲁迅《故乡》里的闰土——即便受到最不公正的待遇，也感觉不到任何强烈的情绪，愤怒委屈激动都没有。他身上唯一强烈的是种实干苦干的气息。

梁自存博士说他记得两件事：一件是陈伟廷曾对他说，自己小时候经常离家出走；另一件是有一年元宵节当晚，他作为老师陪陈伟廷回家，陈爸爸跟他们打了招呼就没再理，也没问儿子吃没吃饭，他们最后饿到不得不出去吃。这个家庭的“温度”从此一直留在他的记忆里。

陈伟廷说，从小到大，爸爸几乎只对他说两句话：第一句，“你作业写完没有”；第二句，“写完来帮我干活”。他从小学二年级就要干五金店的活了。经常是他和同学约好出去玩，爸爸让干活，吵架后他就离家出走，晚上睡公园，白天去超市试吃，从小学到初中重复过很多次，最长七天，每次都以爸爸到公园拉他回家而终结。但爸爸从没道过歉，“找到就找到了”。

在他的记忆里，妈妈是世界上对自己最好的人，但他对妈妈的记忆非常稀薄，只剩下留守时妈妈骑摩托车回来发出的声音了。7岁时，奶奶和妈妈相继去世，他从潮汕到了顺德，每天坐床上哭，爸爸在一边看着不说话，每天他哭到困了就睡着了。

“那之后我都没有再哭过了”，他说自己不爱思考也不爱记事，发生过的事他都不想再去想。

“你上一次情绪波动是因为什么呢？”我问。

“因为谭俊宝。”他说。但他没再说下去。

后来，我从谭俊宝和丽蓉那里补全了这个故事：那是他们还在Z校的时候，一天晚上，同学聚会，谭俊宝说到了妈妈拿衣架打他的事，情绪激动，拿起了刀要自杀。

这时陈伟廷突然蹲下了。他哭着说你不要再闹了，我连妈妈都没有。

他们在中职学什么・挂牌模具专业・老师说承认脱节、必须脱节

我向每个学生都问了中职三年的学习感受，多数人的回答是：感觉没学到什么，但也说不清为什么。大家会抱怨“上课无聊”、“老师讲的听不懂”，但同时，他们也怀疑问题是出在自己当时没好好听。

陈伟廷是唯一一个无意中讲出了具体问题的。刚见面时他笑嘻嘻地自我介绍：“我们是挂牌模具专业。”随后他解释：前两年他们一直没见到模具，只见到模具图片，他把这理解为“学校没资源”。第三方考核来了，学校挑他们十个学生去工厂紧急学一个月，他觉得自己挺幸运，“毕竟学了一个月”。

中职的教育资源短缺也得到了社工张密的证实，她是梁自存博士的同事，今年6月访谈了33位广东各校的中职毕业生，发现学校不单缺资源，教学内容也落后市场很多年：会计还在练数钱，模具还在学矬铁……一些学校汽修的车也太旧了，学生毕业后发现如今的车型大家都不会修。

我找到带我参观Z校的王老师。他解释说，学校要百分百与时俱进是不现实的，因为设备太贵了，比普高需要投入的成本高多了。

其次，“我们要承认脱节，必须脱节”，王老师说，因为“我们中职教育的定位本来就不高”，最前沿最先进的东西是要教大学生的。他举例：练数钱的会计专业已经更名为“会计事务专业”了，意思是培养为专业会计服务的辅助性岗位——帮忙记账、跑腿、办税、扫描……因为，真正的会计工作涉及企业管理经营，小公司至少要高职毕业的，大公司至少要本科。

梁自存告诉我，刚来顺德调研时，学校里的种种细节都能让他感到这里对学生没有太高期待：一所中职里贴着标语，“不比智力比努力”；一位老师对他说，“中职学校就是垃圾改造站”；一天刚上课不久，班主任进来发指甲刀——她得知领导要来查指甲，赶紧让学生剪……

而在豆瓣教师小组的专科版面，一类热帖是“如何把学生治住”。一位上海的中职老师在电话里对我大吐苦水：学生竟然在课上离开座位去和同学讲话，还屡禁不止，让她这个985毕业的研究生感到不可理解，“不知道差生是不是从小没养成习惯，也不尊重权威”。最后，她规定再有人离开座位就停止讲课，全班静坐10分钟，三四次后终于成功“纠偏”。

我一度认为她是对的，甚至，面对这些吐槽学生的热帖我似乎更理解老师，我想那大概是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潜意识里和“差生”存在思维隔离的“优等生”。但当我初到广东，和梁自存第一次见面，我对他讲了如上这些，我能感到他甚至有点愤怒了，但出于礼貌在克制。

他说，就因为我们的中职老师大多是这样的老师，中职里才那么多不听课的学生。这些孩子大多不适合灌输式教育，但完全能通过增强参与和互动来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这是这几年他和社工团队一直在尝试的事，也看到了效果。可是，大多数中职老师并不这么想，当有学生站起来要讲话，他们不会关心学生需要什么、想说的会不会和课堂有关联，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压制”。

“很多老师是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用适合这些学生的方式去教他们。”梁自存说。没有能力，指我们的教育中素来缺少另一套方法和标准，老师们对灌输之外的教学很陌生；而没有意愿，或许是因为这些考上普高又考上好大学的老师们不可避免会觉得，上了中职的孩子是“差”的。

“我们职业学校的学生，本身他的智商、情商、各种能力，他确实会低。”Z校办公室里，王老师对我说。

我问他是否因为自己上的是普通高中，因此不容易理解学生的处境和想法。

“我自己就上的职高啊。”王老师有点激动地反驳道。他说，他就在农村长大，因为信息闭塞上了职高，但他“与众不同，比别人爱学习也学得快”，最后成了全班唯二考上本科的人，正因如此他才更加坚信“成败靠自己”。

从211师范大学毕业后，王老师进入中职做了一名专业课教师。他钻研专业有热情，是编教材的主力军；他对教学也有热情，渴望把自己的教研成果都讲给学生听，然而听者寥寥，这让他长期痛苦不已。直到有一天，他说，他接触到王阳明的心学，大彻大悟了：应该调整自己的心态，过去痛苦就是因为讲得太深，对学生期待太高了。

这两年，王老师在参与课程督导。发现有老师明显备课不认真，他会劝他们改进教学，当老师们反驳“是这些学生太差了”，他板着脸评价他们“是在推卸责任”。他也在帮忙推进学校的教学改革，把大班拆成小班，把更多的课堂从普通教室转移到能上手操作机器的实训室。他仍然希望把学生教好，不过，他对学生的期待已经和早年不同了。

“我们中职学生就是一个熟练工人，几个简单操作，如何拧螺丝，你教他三年，反复拧反复拧，肯定都会了。”王老师说。

我随谭俊宝回家那一晚，饭桌上父子俩有过一次争执。当时，谭爸爸想表达自己关心儿子，说私下请中职班主任吃过几次饭。谭俊宝急了：为什么要请她吃饭？她只会批评我罚我，她根本不理解我的心理也不关心我！

“你还要求人家关心你心理”，谭爸爸瞥了儿子一眼：“自己没考上高中，还这么多要求。”

梁自存推荐我认识了Z校的韩老师，并称她是这些年他见到的最关心学生的中职老师。韩老师40多岁，声音温柔，是我们常说的那种像妈妈一样的老师。并且，近几年她一直在学习梁自存的参与式教学方法改进课堂。

我和韩老师、王老师一起吃了饭。席间又聊到课堂，王老师再次指出：为了让学生听课，要提高讲课质量。韩老师打断了他。她几次重复了同一个观点：学生听不听不都是老师能决定的。她反问：学生受家庭影响情绪不好，课上走神，这是老师讲好课就能解决的吗？

“你会发现课堂的问题很多是在课堂之外，是家庭和社会的，课堂能做的很有限。”韩老师说，她不会放弃改进课堂，但这就是她在中职认真工作十多年得出的真实感想。

他们毕业了去哪儿・进厂不如送快递和卖奶茶・HR 说中职生只能服从规则

Z校毕业后，谭俊宝升入一所成人大专，学幼教专业；陈伟廷也升了大专，今年毕业后进入一家模具厂做质检工作，月薪约5000元；刘丽蓉做过电话销售、进过电子厂，目前待业中。

职业教育理论上应该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但现实是，在珠三角，多数中职生毕业后不愿进厂。工厂管太严、环境差，还不如送快递、在奶茶店打工更能自由支配时间，学生们说。更重要的是，即便他们选择进厂，多数专业只凭中职学历很难找到对口的技术岗，只能去流水线做普工。这种就业格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结构。

过去几十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主要靠大量廉价劳动力,靠的是无数双手，无数双并不需要掌握技术的手。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产业升级迫在眉睫，据统计目前存在2000多万高级技工的缺口。但那架要爬十多年的，从中职到产业的梯子还没有搭好——

要在学校打好基础，毕业后还要在岗位上继续提升技能，才能成长为一个高技能人才，既而胜任一份真正有技术含量的工作。资料显示，一个初级工成长为高级技师最快需要12年，而一个焊工的技术提高与经验成熟期平均在 18 年以上。

在这架“漫长”的梯子上，除了令人堪忧的中职教育本身，现状是我国制造业 90% 以上是中小企业，面对低端环节的市场竞争，一般企业并没有资源提供高技能岗位，没有动力培养高技能人才。

今年6月，社工张密访谈了10家珠三角企业的HR，发现企业对中职生的最高期待就是成为一个熟练工，或一个最基层的管理者。一位汽车配件厂的HR直白地说，“大学生会制定规则，中职学生只能服从规则”。

还有一条路是升学。2020年，广东省中职升学率是36.83%。这个数字在Z校要更高，大概是70%。近年来，国家鼓励中职升学， 2019年高职扩招100万人，2020、2021两年扩招200万。那之后，王老师说他再没见过一个学生考不上了——总分450，考80分也上了民办大专。

（不过，上本科很难。中职生也能参加普通高考，但要和普通高中生竞争显然机会渺茫。如果是对口升学，按照规定，中职生只能考本省一小部分本科的个别专业。广东省400多所中职，本科名额不足1000，平均每个中职不到两个人。）

但丽蓉并没有选择升高职或大专。她说，“我学了三年（中职），没有提起任何的兴趣，感觉非常无聊和枯燥。”这让她觉得再上大学是“浪费时间”，不如尽快找个工作积累社会经验。同专业的学姐上了大专，告诉她大专教材和中职是同一本，让她更坚定了没必要升学。

社工张密认为，提倡升学究竟能解决就业还是带来学历贬值（比如，从中职生去流水线变成了高职生去流水线），这是一个转型期暂时没法判断的问题，还有待观察。而她访谈的33个中职生，极少有人能坚持一份工作达到一年，哪怕是已经毕业了10年的学生，还在不停流动。大家对自己想做什么始终不清晰，只想着“钱更多，还相对自由”。

现在，丽蓉还在找工作。她拒绝白天再见我，“因为我还要找工作”。最近，她的中职同学、好朋友文丽找到工作了，她的妈妈对她说：“以后你的婚礼文丽都不会去”、“文丽就是为了拿快递才愿意理你”（文丽的快递寄到她家）。

晚上，当我们并排坐在那个空荡荡的、半废弃的小花园，蝉声时远时近，这个放弃了升学想尽快积累社会经验的女孩向我讲述了这一年她积累的坎坷：做电话推销绩效垫底，进电子厂被领导上手掐，两份工作都没超过一个月。结算时电子厂不按合同给钱，她感到被骗，“终身不想再进厂了”。

她用一种饱经沧桑的语气为自己总结：“我现在经过这么久的游荡，还有这么迷茫的一段时间，今天我想明白很多事，我已经想好了先赚钱，以后开一个小店，跟我的朋友一起创业。”

临别时在窄巷，她从电动车前袋掏出一个苹果、一个梨、一个桃子，说是妈妈摊上的，叫我一定要收下。最近她在考虑邻居的建议——去卖冰沙，因为水果是现成的。

不过，她还是更想和文丽开麻辣烫店。说着她的眼睛亮了一下。接着她有点兴奋地说起她和文丽都爱吃麻辣烫、她们开了麻辣烫店就能赚到第二笔钱、麻辣烫店会成功的，因为“比较快捷方便，大家也都喜欢”。

我问她开店要准备多少钱。她眼里的光又熄灭了。她低下头，声音也低下去：“我们还没有查到，非常遥远的梦想。”

珠宝大师工作室是Z校资源最好的地方——伦教是珠宝名镇、Z校是当地珠宝专业的王牌校、工作室请了从业50余年的香港名师带学徒。大师工作室每届只收十几人，听上去，这十几个学生就像是学校里的“特权阶层”，但也让人感到有希望，至少，还有10/1000的学生真正从中职收获了本该收获的，或许能抵达他们本该抵达的地方。

王老师带我参观工作室陈列的学生作品，玻璃柜里，一个个珠宝摆件分别装进小方盒，隔着一层透明薄膜闪闪发亮。其中一个做成了蝴蝶的样子，翅膀上有繁复的镂空花纹；另一个是菱形的框，中间嵌着一高一低两个小亭子，像是顺德风景；下一个是鹦鹉，羽翼上缀着一串圆环；再下一个是埃菲尔铁塔……我不禁赞叹：这个专业有前途。

王老师转过头，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他指向一个摆件：这个东西在外面，不是一个人做出来的，而是很多人一起在流水线上做的。

也就是说，“特权阶层”、10/1000毕业后还是要去流水线。

面对这样的现实，王老师说，首先，学生来中职时应该已经做好心理定位了，“甚至在读初中的时候，他心里就明白了”。其次，这不是学校的力量，甚至不是教育的力量能改变的，而是整个社会需要这个层次的人才。

他指向窗外：“你看外面那个大街，总要有人扫。你说要改变什么，终归不还是要有人扫？那我们当然是说，我们自己不扫，我们的孩子不能扫，要让别人来扫。”

我找到了老师口中最成功的毕业生・月薪过万可以穿鞋的人・他说工人就是没有灵魂的机器

每当我和Z校的王老师讨论到学生的前途，每当我向他讲述丽蓉、陈伟廷们的处境，他就会举一个优秀毕业生的例子来论证“发展主要看个人”。韩老师介绍我认识了陈子川，称他是老师们眼中近几年发展最好的毕业生。 

陈子川1997年生，5年前毕业，学的是Z校的王牌珠宝专业，而且出自集中了全校最好资源的大师工作室。工作室每年从高二的300多名珠宝专业学生中招收十几人，这道筛选实际上筛的是上进的愿望和肯吃苦的决心：进了工作室就不再上课，早7点半到晚9点都在里面跟着师傅做学徒，一周只休息半天。由于太苦太累，多数学生并不想去，报名的大多是家境更困难、独自来顺德上学的外地生。

我和陈子川在顺德的一条街上碰了面。他看上去明显和其他学生很不同，更成熟、更“社会化”，举手投足间每个动作都透着沉稳。我们走进一家奶茶店，他伸一下手以示“请”。点完单，他立刻抢着付了钱。

随后我得知，他是“世界技能大赛”银牌得主，如今在周大福做高端首饰。

陈子川常被各职校请去做“励志演讲”，不过，他并不把自己的经历简单理解为“励志”。他是广东肇庆人，父母身体不好没工作，他一个人来顺德上的中职。“成功”的第一步或许是运气——他恰好选了Z校的王牌专业。

然后，带着“一个人跑这么远一定要学到本事”的心情，他又选择进了工作室。他做首饰有天分，甚至是工作室里极少见的真正热爱做首饰的学生：他说小首饰是能传达情感的。他给妈妈做了很多戒指，其中一个是两个弯的，戴在手上就像个笑脸。

三年后，他毕业了，和工作室的6个同学进周大福做学徒，每月工资到手只有1000元出头（这个数字比中职毕业能找到的多数工作都要低），要付房租和早晚饭，活下去都很困难，也不知何时能转正。5个同学陆续走了，他也想过换工作，去考察了做珠宝的小公司，发现那里工资高得多，但代价是学习资源差。这时他在眼前利益和长远发展中选了后者，反复告诉自己熬下去一定能等到好转的那一天。为了真能熬下去，他再一次比别人更能吃苦还更有头脑，白天做学徒，晚上在家做小首饰，一件卖出几十块，每月能多挣1000元。

两年后，他转去做能送到拍卖行的高端首饰了——拿到倒模后，三四个人一起做调试，“类似拿到零部件后组装成一部手机”。陈子川说，这份工作虽然也是流水线性质的，但“有想法、有思考”。

一年后，他又参赛拿了奖，伦教镇给了他10万元奖金、一套免20年租金的“人才公寓”。现在他月薪一万多。

这是个集齐了天赋、勤奋、运气、眼光和信念才终于登上一座小山峰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我能理解陈子川为什么说这一切不只是“励志”。不过，他看起来的确走出了一条对中职生来说可行的路：选对专业、努力做最好的学生、毕业后再有耐心坚持到晋升，就能打开一个新世界。

几天后，我认识了陈子川的师妹，同样出自珠宝大师工作室的徐晓梅，她对我讲了故事的另一面：“他（陈子川）是我们那儿唯一逆袭的，只有他一个。”她说，原因是陈赶上了周大福招学徒多的那一年。后面几年，工作室的学生9/10都和外面一样，只能去流水线。

她至今记得中职时有一天，学生们去参观珠宝厂，回来后纷纷感叹，“这就是我们以后的下场”——厂里有股奇怪的气味，机器发出巨大噪音，里面工人都穿拖鞋。她尤其在意鞋这件事：流水线工人都要穿统一的蓝拖鞋，只有进了大师组才能穿自己的鞋。提到陈子川时，她感慨：“他毕竟是可以穿鞋的人。”

徐晓梅毕业后升入深圳一所大专继续学珠宝，今年大专毕业后到一家珠宝公司做批发商导购，月薪3000元，最近又跳去一个“46天零基础打造珠宝工艺师”（她坦言“这不太可能”）的项目做培训师，加入了“割韭菜”致富路。

她正准备参加技能大赛，盼着像陈子川一样拿名次。要是能当选“全国技术能手”，就能在深圳申请认定为地方级领军人才，申领200万元的认定奖励。她说，这是她能想到的职校生唯一的上升途径。

现在，陈子川也有自己的焦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规划才有效。他想考专升本，因为不懂3D技术迟早会被淘汰；听说有人做翡翠直播赚了大钱，读本科好像又不太值了；他计算着年龄：本科毕业就26岁了；他希望自己未来能做个设计师，但现在的工作本质上还是集体劳动，且9点才下班，没时间做自己的作品……

“我做这个职业可以说是很卑微。怎么说呢，说得高尚一点，叫工匠。”陈子川说。

他开始反复强调，自己现在的工作是有思维含量的，和流水线工人不一样。他又说不喜欢“工人”这个词，希望别人称呼他“工匠”。

我问他这两个词分别是什么意思。

“工匠”是有思想的，他想了想，接着说：“工人就是没有灵魂的机器”。

唯一被改变的男孩・《被压迫者教育学》・“他们都努力了却没得到应有的回报”

我在顺德的最后几天都是和谭俊宝一起度过的，他非常热情地带我去喝早茶、逛公园、爬山、逛音箱店，也带我去看了他的小学、初中，还有他家住过的老房子。一路上，他常向我谈起陈伟廷、丽蓉，他们都是他的好朋友。他会精心给我分析每个人的个性，以及如何同他们相处，譬如陈伟廷，谭俊宝说陈是个很闷但不会拒绝别人要求的人，因此中职时他反复叫陈伟廷帮他搬书，有时又故意戳他一下、跳到他身上，他就靠这两招和陈成了朋友。

他是几个学生中唯一还没真正进入社会的，他上的成人大专下学期开始实习。大把业余时间里，他爱听流行音乐也爱自己唱歌录下来（他唱得相当不错）。他曾经有个明确的梦想，当歌手，后来在梁自存的引导下，他从中职学的数控转向了未来教小孩子唱歌跳舞的幼教。

梁自存是2016年带着博士研究课题来到Z校的，后来他又创办了服务中职生的公益组织HOPE学堂。他希望带来改变，但很快发现无论专业教育还是学生毕业后的现实处境，仅凭一己之力他都无从改变，他想他能改变的只有学生的思想——让他们意识到，成为中职生不都是他们自身的问题，在家庭、在学校、在未来的工作中，他们遇到的种种歧视和糟糕对待都并不公正，背后都有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即便无法改变现实，至少不为此自责自卑。为此，他在中职里带社团、普及劳动法、对学生做长期一对一的成长陪伴和心理干预。

但迄今为止，梁自存说，能达到这层意识的中职生极少，在他接触到的学生中，谭俊宝是唯一一个。

谭俊宝的卧室床边有个大书架，里面塞满50多本社会学、文学的书。桌上还立着三个大部头：《存在与虚无》、《鲁迅全集》、《罗密欧或朱丽叶》。他说，他是受梁自存影响才开始读书。当时，梁自存让他去读《被压迫者教育学》，一本270多页的理论著作，他“一句话读好几遍都不懂，看一页要花半小时”，一年才读完。

那之后，他开始自己找书看了。他从梁那里顺来一本贾樟柯导演手记《贾想》，画出了书中讲到“工人”的部分。他的桌上放着一个大沙漏，看书时他把它倒过来，强迫自己连续阅读半小时。

一天下午，谭俊宝带我到一个图书馆，他说，那是他小学、初中时常去的地方。我们走到少儿区，他指着架子上的童书、漫画和鬼故事介绍，这些都是他从前爱看的。“但我认为那不叫读书”，他说，他认为认识梁自存后看的书才能算“阅读”。现在，他喜欢的作家是余华，《活着》里的一个情节让他印象最为深刻，他坐在阅读区拍着桌子给我讲：主人公的孩子，在学校抽血抽死了，最后还发现血是要献给一个领导的儿子，“真他妈气死了！”

我们走在大街上，聊到中职生就业，他一脸义愤填膺，随口引用了读《被压迫者教育学》时记住的观点：一些人反对不公并不是真的追求平等，而是为了自己取得更高的位置。这让他联想到工厂里升了一点就欺负普工的人。

他也自豪地向我讲述自己的“反抗经验”：一天，爸爸让他看成功学的书，将来好成为“人上人”。他立刻反驳：我为什么要成为“人上人”？人都是平等的。他的本科毕业的哥哥坚信“努力就能成功，不成功都是因为不努力”，他们为此吵了架。他想到身边那些中职生，他们在工厂、餐厅的劳动强度“我哥估计都受不了”——“他们都努力了，却没得到应有的回报”。

爬山时他主动谈起罗翔，他看了这位法学老师所有的视频，记住了罗翔的一句话：“人只能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我问他这话什么意思。

“用我的话就可能想不出来（怎么表达）”，他想了许久，然后表情严肃地对我说：“我们做事情是为了每一个人都有健康的人格，并过上人的幸福生活，而不是为了用人去实现某个经济的（目标）。”

他是几个学生中唯一专升本的。他上的成人大专和师大合作，从大一开始白天上大专、晚上读本科。少有人报名，都嫌累，但他意识到文凭很重要。他一年考9科，大专毕业时就能拿本科。

丽蓉也决定要提升下学历。我离开之前，她还没找到工作，但“想好了赚到钱就报一个上网课的那种大专”。

梁自存告诉我，最近谭俊宝爸爸给他打电话，叫他劝孩子放弃那些“新思想”：要毕业了，天天讲什么平等是没法适应社会的。可是，他知道那些想法多么来之不易，背后隐含了多少条件：谭俊宝家境在同学中算好的、他爸爸也是家长中最关心孩子的、他原本思维就比其他人活跃……

而谭俊宝内心变化的起点——突然主动要梁自存推荐书来读，其实缘于一次意外：高二那年，梁自存摔伤住院，谭俊宝来看他，没事可做，梁拿起手边一本杂志让他读。那一刻，梁自存随手翻开的一页上有四篇文章，其中一篇给谭俊宝带来了巨大震动——后来他对我说，当时，他感到害怕又困惑，脑海里一下子产生了很多问题并急于得到答案，从此开始思考世界也思考自己的人生。那篇文章的主题是“人工智能”。从前，他隐隐听说过这个词，一直以为是“人操作机器”，看了文章才明白，人工智能就是机器本身，可以替代人。

*（文中陈子川、徐晓梅、王老师、韩老师为化名）

如果留心观察各类社交媒体上关于美食的内容，你会发现当代的食物大体分为两种，一种量大实惠，一种精致美观。 前者以食用价值为主，用来给自己吃，后者则肩负着一定的观赏价值，除了给自己吃，还要给别人看。 而这其中碳水化合物的含量通常和一顿饭的精致程度成反比。 

 一个精致的白领会在朋友圈晒出自己的轻食沙拉，但是你很难想象他们会和陕西农村的臊子面流水席来个合影，即使后者在味道上可能更胜一筹。 

即便你给一份碳水大餐打上补光灯，添加浓重的滤镜，它依然只能是吃播播主们换取流量的道具而不能成为提高精致指数的工具。 

在一个鼓励多吃肉蛋奶的时代，“低碳”不仅是一种健康选择，更是一种饮食上的政治正确，碳水含量就是餐桌上的恩格尔系数。 挑剔的食客就像出身精英阶层的预科生识别你牛津衬衫中那一丁点化纤成分一样，能准确识别出食物中任何不易察觉的单糖、双糖、寡糖与多糖。 与友人聚餐如果点了几份主食，可能不会被视为务实，反而会被认为是不识时务。 有人认为，虽然碳水是大脑唯一的能量来源，但同时也是你午后昏昏欲睡的元凶，甚至可能是影响智力的罪魁祸首。 

而他们眼中的一份优质食谱，则应该尽量压缩碳水的比例，直到无限趋近于II型糖尿患者的饮食。 而这种饮食在平民阶层中的代表则是各种色彩斑斓，味道可疑的减脂轻食。 

虽然有传闻说低盐、低油、低碳水的“轻食”概念来自于日本友人，但是直到现在，不少日本上班族的便当盒里仍然是几种高油碳水炸弹的乏味排列组合：烤肉、油炸串烧、面条、丼、咸菜。 

每次都要双份主食的碳水爱好者井之头五郎就是典型代表 而碳水含量不仅决定了一餐饭的格调，甚至还能决定一家餐馆的格调。 虽然高档餐馆未必不提供碳水主食，但是一家碳水比例过高的餐厅注定是上不了“台面”的，它要么是早餐铺，要么是拉面馆。 

但是人终归不是新能源汽车，作为碳基生物，讲求“低碳”也不可能改成插电模式，如何摄入碳水就变成了一门学问。 在温饱难以解决的时代，各种主食是提供宝贵碳水的主要来源，能比旁人多吃上几斤精米与白面才是身份的象征。 

但在这个人人都能吃饱，甚至要开始减肥的时代，有人会因为你吃过多的米饭与面食，把你与重体力劳动者联系起来。 所以如果你是个精致 boy/girl，碳水最好不要以主食的形式来吃，如果非吃不可，也要以各种杂粮来代替米面。 

吃杂粮的原则是种类要多，颜色要丰富，而且高级感很重要。 小米养人，但是吃多了容易被误认为是阎锡山的山西老乡。高粱健康，但是听起来略带土气。而糙米、薏米和燕麦则又显得过于大众化而缺乏特色。 青稞和燕麦胚芽米属于不落俗套的小众选择，红腰豆（red kidney bean）则隐约带着一股英伦美食的气息。 

露出“甘竹”的商标就属于减分项了 而最近两年站在杂粮鄙视链顶端的可能是藜麦。 尽管价格昂贵、口感乏善可陈，但这种来自遥远的南美安第斯山脉，征服了一众欧美网红的食物完美地符合了高级主食的一切要求，地位大致相当于服装面料中的草泥马毛。 

当然，碳水化合物并非完全是低级的象征，当它不以主食的形式出现在餐桌上时，往往能营造出一种高级感。 比如甜点。 

作为碳水化合物最极致的表现形式，当甜点出现在下午茶当中时，它所遵循的原则就与主食截然不同。 含糖量与升糖指数（GI）在这里都不受任何限制，如果隔着屏幕能让人感受到那份甜腻就再好不过了。 但是切记，下午茶中的甜点仅仅是名媛们拍照时使用的配饰，其作用类似于大学城美食广场里的饭菜模型，真放到嘴里你就输了。 

当然，如果作为繁忙的都市丽人，无暇光顾五星级酒店的下午茶，你也可以选择“×茶”或者“×雪”作为甜点的替代品，当然如果你决定“暴风吸入”的话，还是星巴克的冰美式更合适，原因很简单，低碳。 与甜点类似的还有水果，它同样不必遵守主食的原则。 高果糖的水果虽然是标准的碳水炸弹，但是除了健身达人，很少有人以碳水化合物的标准来看待它们。 甜到发齁的各色果子往往因其昂贵的身价而不受碳水含量的限制，多吃几颗更能彰显某些方面的人身自由。 

而莱阳梨虽然低糖又口感爽脆，但是一般只配出现在华北地区绿皮火车售货员的塑料筐里。轻食里的小青瓜离开 ins 风滤镜，往往也会格调大跌。 

社会经验丰富的老油条们常教育年轻人：别轻易张嘴，一张嘴就容易暴露身份。 而人们通常只注意到了说话，却忽略了吃饭。 饮食，看似只是个人的品味与喜好，但实际上，它自始至终都绑定着一个人的生活方式。 上至红白家宴，下至坟头的贡品，一餐一饭便是车子、房子之外最直白却又最隐秘的阶层名片。 千年以前，屈原为楚怀王作《招魂》，辞中有大量珍馐美馔，即便认不全字，普通人也足以从中一窥钟鸣鼎食之家的奢华。 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穱麦，挐黄粱些。大苦咸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陈吴羹些。胹鳖炮羔，有柘浆些。鹄酸臇凫，煎鸿鸧些。露鸡臛蠵，厉而不爽些。 今天，当工业食品在数量、质量上已极大改善了城市劳动者饮食的同时，依然有人在用自己的方式悄悄地告诉人们，桌子上的一碗饭始终是区分人群的一道鸿沟，因为有些高档的餐厅并不接受大众的点评。

郁达夫说：无产者唯一可靠的财产便是自己的身体。吃得讲究，把身体养得好好的，这是第一着。 但是很多时候不是我们选择食物，而是食物选择了我们。 我们的碳水真的摄入过多了吗？也许是的。 只不过减少碳水的同时也意味着要增加优质的蛋白质，但美味、健康与廉价，就像一个不可能三角，框住了无数打工人。

社会已经允许一部分人先“低碳”起来了，而其他人对“低碳”饮食的追求，虽然偶尔看起来更像是对某种生活方式的模仿，但终归是利大于弊的。 坐地铁的人与开豪车的人也许都会在某个午夜相聚在街边的同一家脏摊，从同一口锅中捞出同样的碳水。 

但是车主们的狗子吃起剩饭剩菜来会感到沮丧， 已吃起“无谷”狗粮的它们无法接受这种反差。 

而无法接受“低碳”饮食价格的人们，依然可以靠多吃碳水这种廉价的方式，保持愉悦的多巴胺。 落差就是这么巨大。

10月10日，在贵阳市金华园家中，妞妈告诉红星新闻，她和翟老师对孩子教育理念冲突。冲突后，妞妈认为，翟老师通过家委会等方式来强化贯彻其理念时，将她排斥在外。更令她难以接受的是，“翟老师将大人间的冲突不仅传达给家委会，也带到教室，并在班级中形成对我女儿的孤立。”在持续隐性对抗和冲突中，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家委会主要成员通过撰写《请愿书》并组织家长签名，要求这个7岁的孩子转学。

“签名驱逐孩子的事发生在去年11月6日。”妞妈说，在这个班级家委会组织撰写的一份《请愿书》上，全班39名同学中，有37人的家长签名了，要求妞妞转学，家委会通过把她排除在外、单独建群，并在线下完成签名。

妞妞所在班级的多名家长向红星新闻证实，去年11月，家委会确有一份《请愿书》，希望学校通过做妞爸妞妈的工作将妞妞转走，“我们家也签了，不签的话，怕被当成异类，担心自家孩子在学校受委屈。”

在不少家长看来，原因可能是，妞妞父母的教育理念和大众不大一样。“有的观点我们也认同，但不敢像他们那样站出来说不。”妞妞同学的一些家长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表示。在布置作业的问题上，妞妞父母与翟老师也有不同看法，他们比较反对给一、二年级的孩子布置过多书面作业，认为孩子健康才是第一，不能只看到成绩和升学率，要看到其背后中小学生抑郁症比率。

此外，公布分数排名，让班干部给其他学生的日常纪律表现打分、允许班干部对其他孩子罚站等行为，也是妞妈无法接受的。“大家都是未成年人，凭什么班干部来管我孩子，给我孩子打分，还赋予班干罚站的权力？”妞妈说，这其中也出现啼笑皆非的事，比如有学生有好玩的玩具，有的班干部会说：“不给我玩，就给你打低分。”有家长向红星新闻证实了类似情况的存在。

在一些家长看来，尽管妞妞父母和翟老师及部分家长教学理念不一，但之所以步步升级恶化，家委会是一剂催化剂。妞妈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表示，尽管她和翟老师因理念不一发生争执，但“表面上还可以”。学校《处理意见》中也提到，妞妈和翟老师在教育理念上确实存在差异，且发生过电话中的口头争吵，“但经王羽校长亲自协调，双方从上学期开始保持着良好沟通。”可一些家委会的人主动跑来她家做她的思想工作，要求维护老师尊严，在妞妈看来，这激化了矛盾。

“老师有尊严，孩子也有尊严。”妞妈说，最终不欢而散。

今年8月2日，贵阳市教育局对外通报三起违反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案例中，包括“北师大贵阳附属小学教师翟某违反师德师风问题”。通报称，“翟某在教师节期间收受家委会礼品、公布成绩排名、考试前漏题、对家委会排除个别家长单独建群问题默许并参与等行为。”

据此，教育局给予翟某全区通报批评、撤销年级组长职务、取消“市级名班主任”称号的决定，并对学校相关领导进行约谈。通报发出后，不少家委会成员和家长为翟老师“叫屈”。部分家长在原微信群内要求妞妈和妞爸“给大家一个交代”。

涉事的翟老师回应红星新闻采访时表示：“她（妞妈）给你描述的东西肯定和实际情况有差距，但我也没有必要通过媒体去解释或说明什么，事实就是事实，孩子到底怎么样，其他家长的观点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不是我说了什么就是什么的，我管不了。但是作为一个老师，我把我的工作做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