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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号

2020年冬天，我认识了阿树。11月，小西天电影资料馆在放费里尼专题，朋友给了我两张《阿玛珂徳》的电影票，我在学校电影协会的大群里问有没有人想一起去，有个男生加了我微信。我迟到了二十多分钟，摸黑找到座位时发现对方已经睡着了，就在我走进去的那一刻他醒了，睁开眼睛，好像我认识他很久一样，自然而然地和我打招呼。

幽暗的影院，大银幕明明灭灭的光打在人脸上，这个男生有一双很清秀的眼睛。有一瞬间我觉得，我们之间大概率会发生些什么。我想我们或许会成为很好的朋友，或许会短暂地相恋，又或许在多年以后意识到彼此间生出的缘分与羁绊，漫长的人生剧情就这样在眼前铺展开来。

电影散场后，我和阿树一起打车回学校，坐在出租车后排聊天。他是个非常擅长聊天的人，绝不会让任何一句话掉在地上。我平日里不算话多，却在这种宜人的聊天氛围中获得了久违的安全感，不知不觉也变得活泼起来。我得知他原本只比我低一届，但因为休学过一年，至今仍在读大四。聊到专业，他说他虽然是工科生，本质上却更像个文科生，旁听过不少社会学系和我们院（艺术学院）的课程，有过转文的念头只是从未付诸实践。

我说：“别转文了，我和我的好朋友们早就总结过了：想去媒体就不要读新传，新传会让你的新闻理想破灭；想当作家就不要读中文系，因为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想搞影视就不要读艺术学院，因为艺术学院会让你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他听完哈哈大笑。

这一年我在电影专业读研二。四年前我大二，因为一些原因经历情绪的低谷，在此后的两三年里都抑郁消沉，又艰难重建。支撑我走下去的是最朴素的信念：我会变得更好，不快乐会被填补，前路尚有希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朋友圈签名始终为自己写着：“捱到新天地”。

四年后，我几乎把自己矫正成了一个大体符合自己的审美理想的人：头发染成全紫，看电影，写小说，有几个关系很好的女朋友，以为自己懂得爱、懂得女性友谊，能在自给自足的生活里感受到丰足快乐。总的来说，是“在一种悲观的底色里，积极地生活”。

回到宿舍后我开始翻阿树的朋友圈，简直称得上精彩纷呈。他是少见的会发九宫格照片、拍照水平不错、也从不设置朋友圈权限的男生，有一种我熟悉的“体面”迎面而来。往前翻，得知他说自己患有重度抑郁症，近年来始终在与黑狗（blackdog，抑郁症的代名词）搏斗，每年的跨年时分，他都会在朋友圈里讲，诚心祝福自己，捱得到新天地。

“捱到新天地”，好像对上一句暗号。

我们很快熟络，约着一起玩乐。一整个冬天，我们辗转于各家影院、酒吧、KTV与长街，在寒假前共同度过了平安夜，跨年，以及他的生日。没多久，他把头发染成了蓝色，我们一起出街，像巴啦啦小魔仙和小黑魔仙。电影协会放《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他买来影片里的“电气白兰”和我一起偷偷带进酒吧。去KTV合唱粤语歌，我们很喜欢合唱杨千嬅和梁汉文的《滚》，每次合唱到“请你滚，滚出去，你爱滚不配做人，爬出去”，我们齐齐笑场。北京呵气成冰的冬夜，我们一次又一次游荡到凌晨一两点，又在云观影中度过了整个寒假。

有时他问我：“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说：“你是长在我审美点上的人。”——清秀文气，有反叛精神，不喜体制，也尊重女性。

漫长的冬日结束，春天快要来了，我们相约去玉渊潭踏青。三月末，春和景明。我们在公园里闲逛，在水边的台子上铺了野餐垫，喝酒，吃零食，坐着，躺着，开着手机放着歌，有时有话说，有时没有话说，最后终于都喝醉了，只记得湖面上波光粼粼，我穿着明黄色的卫衣，野餐垫也是明黄色的，太阳在对面，好像永远都会悬在那里似的。

现在回望，那仍是像小说情节一样跌宕起伏的一天。我们喝醉了，先是在园子里像没头苍蝇一样乱转，找不到出口，后来在高架桥下蹲着打车，好不容易打到了车，他又在车上丢了手机。小西天从费里尼放到了侯麦，他坐在出租车上含含糊糊地问我：“我们一会儿要去看什么？《冰山上的雪莲》？”是《沙滩上的宝莲》。我的心忽然变得很柔软。

到小西天下了车，我们几乎一步也走不动，相互搀扶着走了没几步，就在路边的台阶上坐下了，眼睁睁看着资料馆就在一街之隔，但有如天堑，怎么也走不过去。天色渐渐暗下来，我们在夜风中坐着，将肩与肩靠在一起，头与头靠在一起，就这样慢慢坐到电影散场。

这天终于成为了一个转折点。他好像下定了某种决心，要与我说些什么。微信上语焉不详，一连三晚，他都邀请我去未名湖散步到凌晨两点，人在兜圈子，话也在兜圈子。我不敢验证我的猜测，只好陪着他打转。

第三天，我们坐在花神庙附近，他终于说：“你知道吗，每次社团里的好朋友问起，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如果我说是，而你说不是，我是不是很尴尬？”是什么？不是什么？但是我好像终于听得懂了。有一些恍惚，四个月来我猜测了无数次这样的可能性，原来是真的，没想到是真的。

我并非特别自信的人，接受不了那种没有根基的好，我迫切地需要知道，我到底是因为什么而被爱。这个问题一再被打回。问来问去，无非是“感觉”两个字而已。

“喜欢我是什么感觉？”我问。“你知道水床吗？”他想了想说，“充气床垫漂在日光下的水面上，起起伏伏。就和喜欢你的心情一样。”这是我这辈子听到过，最甜蜜，最甜蜜的情话。

那是真正的新天地。

飞女滤镜

我从未以有色眼镜看待过抑郁症患者，实际上，我所处的文科环境，对待边缘群体的态度一向开放包容。我们认同于社媒上“政治正确”的必要性，明白我们应该为之做些什么，更明白哪些话适合说，哪些话不应该说。

本科时代我最好的异性朋友也是抑郁症患者。他叫阿岑，大三那年我们常在学校附近的咖啡厅里一起写剧本。刚刚熟起来的时候，他把朋友圈头像与背景都设置成黑色，签名是一句令人望而生畏的自杀预告：1997.8.1-2017.8.1。

彼时是2017年5月，我觉得我不该袖手旁观，于是常发消息与对方联系，后来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阿岑是个相当有意思的人，说话引人入胜，写作也有灵气，但时而流露出自怜自伤的倾向。

“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垃圾。”“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人真正爱过我。”这是阿岑最常挂在嘴边的话。

与阿岑的相处让我明白了两件事。 其一是，我知道与他们交流的困难在于，他们有一套非常封闭自洽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与自我评价体系。我曾数次列举阿岑专业第一的绩点、拿到的游戏大厂高薪offer、写出来灵气四溢的剧本，用以佐证“你真的是个很不错的人”。但是这些全无作用。每当说到此处，阿岑都一口咬定自己的糟糕，甚至不惜与我吵起架来，而我则会逐渐被这套逻辑绕进去，最终云里雾里。

其二是，抑郁症患者并非无穷无尽的情绪黑洞。撇去自怜的部分，阿岑是个有着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脑洞的人。与他相处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轻松愉快、充满启发的。

正因此，初识阿树的时候，一切问题在我看来好像都是可以轻易逾越的小山丘——我自己也有过站在悬崖边缘的时刻、我有过患抑郁症的很好的朋友、我一向被人称赞共情能力强…… 只需要进行一些简单的、系统性的学习，我一定可以轻松应对。

更何况，抑郁与其说是一个问题，未若说是一种特质，甚至更接近我欣赏的特质。我认识的那些饱受溺水之苦的朋友们，他们精神世界丰富，头脑聪明，有更强的反思性与批判性，也更愿意与所谓的“主流”保持距离。比起那些光鲜亮丽西装革履的精英们，我对他们在情感上更为亲近，似乎再正常不过了。

恋爱头一个月，阿树一切正常，我尚未看见黑狗的影子。尽管他有时会在微信上告诉我：今天一整天都很低落，躺到傍晚都没有起床。但每次见面时，他都活泼健谈，笑容灿烂，看不出一丝阴霾的痕迹。

我还是想做一个称职的恋人，一起在湖边散步时，我未雨绸缪地问：“等你抑郁发作的时候，我需要做些什么？”他只是说，他也不知道。即便如此，他还是告诉了我一些注意事项，比如：他畏惧冷清，需要陪伴，任何时候都不要让他一个人呆着静一静。

为尽陪伴之责，我们每天花大量的时间耗在一起：吃饭、自习、散步、看电影、骑着电动车兜风。那时我研二，他大四，旁人忙于保研、工作、为前路惶惶担忧，但我们的生活中少有“内卷”一词。恋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消磨了我的斗志，我只想一再在这个春天里耽溺下去。

我会反复向他确认：“你今天感到快乐吗？”每一次我都能得到确定的答案：是快乐的，非常快乐。那快乐是不是就可以驱散痛苦呢？如果过去感到痛苦，是不是因为没有值得快乐的事，或是快乐的分量还不够多呢？我有我的快乐哲学，人活着是要向世界攫取快乐的，“为一分钟快乐，捱多少不快乐”。但是他说，不是，快乐和痛苦是在两条轨道上并行的事。痛苦就像一个后台运行的程序，快乐不妨碍痛苦的存在，至多只是使自己可以暂时地遗忘或逃避痛苦。就像现在，即便说不出具体的原因，我仍会在快乐的间隙想到自杀。

我隐隐约约地觉得害怕，但又说不上来是怎么回事。给我泼兜头冷水的人是阿岑，他去了南方工作，我兴致勃勃地远程向他分享我恋爱的喜讯，他满怀忧虑，说：“你不太适合。”我觉得不服，问凭什么。他说：“以我对你的了解，你的精神能量太贫瘠了，你支撑不起。”

“不要有飞女滤镜。”阿树本人也警告我。那时侯我的紫头发很合《飞女正传》里的一句“大概你嘴边伤口与我发端都一般大紫大红”，骑着电动车在路上飞驰时也会应景地在耳机放，“越过生死一刻跟你电单车之中狭路再相逢，让我满足于飞车之中抱紧苦恋的做一类人”。“但是这种状态是危险的，”阿树说，“会反噬，滤镜消失以后你可能会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性别错置

阿树的模式简单明确：他付出，并要求回报。一方面，他有着极其敏锐的共情力，能够准确地捕捉到什么时候我的情绪低落了下去，并能及时地给予关注和询问。甚至于多数时候我并非不开心，仅仅只是累了，他同样也会过分为此担忧。

另一方面，我的一切“没那么体贴”的行为都会对他构成伤害，小到不喜欢发恋爱相关的朋友圈、甚至于总是在线上发省略号和句号，大到拒绝采纳他的建议、答应准备惊喜却没有放在心上、独自做自己的事而忘记关注他的在场，一切都会成为吵架的根源。而他对吵架的阈值也相当之低，往往我还觉得只是相互抛出观点，通常他已经觉得难以承受。

于我而言，在此之前我单身了四年，修炼出一身多而无用的“独立女性”姿态。我看过大量网络情感博主的金句箴言，他们一个个言之凿凿，振聋发聩：不可以把恋爱当成生活的全部、你自己也要活得丰富多彩。一旦你太过需要对方，对方离开的速度会比你想象中快一百倍……

阿树对此表现出剧烈的抵触。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对我好一点”，讲自己是“小玻璃心”。一个常见的游戏是，他会把我的手放在他心脏的位置，问：“听见我心碎的声音了吗？”我说：“听见了。”他说：“假的，根本没碎，你乱讲。”我又改口说：“没听见。”他便会迅速地发出拟声词：“咔嚓！碎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感受到一种性别角色的错位。这很不合情理，在正常状态下，我已经被周围的朋友认为过于敏感，需要有意识地控制自己过于丰富的内心戏，鲜少遇到比我还要敏感的人，但事实确实如此。

阿树一向失眠。但最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好像所有他被剥夺的睡眠都找上了我一样，在一起以后，我总是一沾枕头便昏睡过去。代价就是次日醒来，需要面对一个失眠了八个小时、对我的不在场感到愤怒不堪的恋人。

这样的事情第一次发生的时候，我觉得匪夷所思，不断询问后我慢慢明白过来，一整夜对于拥有睡眠的人而言，只是闭眼到睁眼一瞬间，对于失眠的人来讲，却是漫长无边的煎熬。他不敢叫醒我，又忍不住发出各式各样的响动，试图提醒我察觉——但是我从始至终一无所知。

这种对睡眠权利的争夺越来越常态化，到后来他干脆拳打脚踢，像三岁的小孩一样气急败坏，想尽各种方式让我无法入睡。凌晨两三点，我在极度的困乏之中，气得差点哭起来，说：“你能不能不要再无理取闹了？”这是相当严肃的指控，他终于屈服了，安静下来，不再阻止我入睡。

最严重的一次，是上海电影节的尾声。我们与另一对好友买绿皮火车的四人动卧，一路打着麻将去上海。我们三天看了八部电影，租洋房，吃烤肉，与朋友约夜场电影后的酒局，行程排得满满当当。看完最后一场《阮玲玉》，我和阿树慢慢地走回酒店，经过苏州河，他几番暗示我，这是他最不想活着的一天。

我大致能够明白：上影节像是一个人生假日的尾声，等到回学校，他要面对的是漫长琐碎的毕业程序。

他和我商量：“你这一天能不能一直陪着我？”“我当然会。”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下来。那天我们在酒店里看电视，央视六套在放俗套的电视电影《闪婚总动员》，依稀记得女主角是吴越，穿的衣服全是高饱和度的死亡芭比粉。我一直强撑着不让睡意彻底掌控我的身体，勉力支撑到凌晨三点，我终于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

他几乎是哀求着我不要睡，不要，不要，不要。我缓慢地向下滑落，滑进黏稠的睡眠里，最后什么都听不见了。“我尽力了。”我在闭眼前最后一刻跟他说，“你不能真的要求我彻底熬一整夜。”

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迟了。我们去高铁站，他漫长地、漫长地沉默着。六个小时的回程，他始终一言不发。我感觉自己身处可怕的矿难附近，四周一片死寂，又仿佛能听到空气里飘荡着焦黑，腐臭的哭喊。

我们会在聊天框里列举我们各自需要的是什么：

阿树：我要什么（如果你想知道）——我要一些被共情，我要那些弯弯绕绕的想法被你关心到哪怕是猜测，要情绪层面的“对我好”，不是“我这样做是对你好”的那种“对我好”。要括号里的“如果你想知道”是真的想知道。

我：我要什么——我要你为我爱惜生命，我要我最差的一面被接受，我要获得无条件的支持包括事业上的，我要两个人随时能分开独立但心中都只爱对方不会彼此怀疑。

“你会抛弃我吗？”他一再和我确认，“你会觉得我是一个负累吗？我会给所有和我接近的人带去噩运，很可能有一天，你会发现我败絮其中。”我始终坚定地回答着不会，你不是负累，我也不会抛弃你。

一开始，我很乐观，觉得吵架是必要的磨合。回答这些问题也让我在疲惫之余获得了一种绝对的安全感。安全感是一种此消彼长的机制，当他一再地表达他的不安全时，我便获得了满足，疲惫似乎也是我为此心甘情愿付出的代价。

但很快，我有一种热热闹闹的悬浮感，仿佛下一秒就会一脚踏空。我知道我们彼此喜爱，也确确实实在日常相处中感到幸福，但总有哪里不对劲。或许是因为过于用力的情感表达。他一再地觉得我不够爱他，我需要声嘶力竭地证明我的心意。

我不断和他解释，我不擅长付出，我有轻微的回避倾向，不严重，但这足以让他觉得我对他不好。但是这样的解释并未奏效，很久很久以后他告诉我：“当你告诉我你就是一个再爱也不愿意付出的人的时候，我是真的觉得很绝望。”可是我觉得我已经尽了全力。

诊断

在一起之后我听他讲了许多过去的事。他正式确诊是在大二下学期，2018年6月1日，他觉得好像上天开的黑色玩笑。从六院拿到诊断结果出来以后，他一个人去旁边的肯德基吃开心乐园餐，作为给自己的儿童节礼物。

接下来他开始遵医嘱，吃药，去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做咨询，去香港交换兼疗养，结识了当时的女友，渐渐地一切好像好了起来。但是抑郁症在那个冬天复发了，2018年12月，他在寝室里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次日又若无其事地醒了过来。那是他最接近自杀的一次尝试。

更多的时候，他总是在服药、稳定、擅自停药、复发之间反复摇摆。他也尝试过学校的心理咨询，每周颠来倒去讲些差不多的内容，他觉得是“从水缸里舀一勺水出来，晃一晃，再倒回去”。

我问过他到底吃过多少种药，得到报药名一样的清单：黛力新、罗拉、思诺思、来士普、乌灵、文拉法辛、丁螺环酮、奥沙西泮、西酞普兰、度洛西汀、曲唑酮、喹硫平、鲁拉西酮……他最喜欢的助眠药是思诺思，因为服药体验很奇幻，吃完以后“可以看到文字舒活筋骨勾肩搭背谈谈情跳跳舞”。

“精神类药物的总量是有限的，每证明一种药物对自己无效，选择的余地就会越来越小，直到积重难返。”他告诉我。

“为什么要停药呢？”我也问过。我知道很多人不愿吃药，吃药会令自己对自己的主体性产生怀疑，也有许多人将不愿吃药视作幼稚的行为。

“我知道吃药虽然有作用，不吃药或许更差，但吃药只是让我维持在一个中等偏下的活着的状态，看起来是变好了，其实是变得更差了。”他又解释，“就是在人的各种层面上退步。我的注意力很难集中，读书和看电影对我来说都变得很艰难。记忆力也会变得很差，发生过的事会慢慢地等量地消失。”

2021年5月中旬，他临近毕业，距离他上一次停药过去6个月。确诊之后，他休学过一年，这个学期要重修大量过去缓考过的课程。但事实上，我一次都没有见他去上过课，翘掉课堂小测也如家常便饭。但期中考试与毕业论文却不能再拖。我们决定再去一次六院。

我第一次去六院，对它有许多森严恐怖的想象，但实际上它与平凡的医院别无二致。阿树对这里轻车熟路，一路带着我走。等待的间隙里，我翻看他过去做过的量表和生理数据测评，有一支交感神经活动数值奇高无比，图表上那一支好似异军突起，完全冲破图表的束缚，甚至要冲破纸张的束缚。

我们在候诊室等待叫号，用电脑看《爱，死亡与机器人》第二季。终于叫到了，接诊的是一个看上去三十多岁的女医生，很职业，问话平和，并不刻意温柔。有些敏感的问题，她问的时候有一种微妙的“不当回事”的洒脱，只当是在和朋友交谈，好比轻而易举地问：“你最近有自杀的念头吗？”阿树说：“每天都会想。”我在一旁听得心惊肉跳。

还有许多常规的问题，包括既往病史，目前的状况，为什么停药，阿树都一一回答。女医生有时也会向我提问：“他有过情绪特别高涨的时刻吗？”我非常犹豫，不知道算有还是没有，阿树同样犹豫，最终我们达成共识：“是有的，但并不是很明显。”女医生最后说：“难怪你觉得之前的药效果不够好，你有可能是双相二型。”

回到宿舍后我开始查阅知乎，搜索双相情感障碍一型与二型、以及与重度抑郁症之间的区别。一型是最典型的躁郁症，躁狂的一侧与抑郁的一侧等量，人的情绪像钟摆一样在两极之间摆荡。二型则是轻躁狂，重抑郁，临床表现与重度抑郁没有太大区别，但是两者用药方案完全不同。

我越想越觉得合理，许多事仿佛都得到了解释。比如他精力好的时候希望自己不睡觉，常常毫无节制地调高生活的功率，想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做完无穷无尽的事情。偶尔觉得自己好起来了，但很快又会被反复无常的无力感击溃。

18年他之所以发病，最直接的诱因就是他在此前的三个月中试图让自己抛弃睡眠。那时他踌躇满志，把自己的日程填得满满当当。到后来这样的状态仍时不时地出现，我猜或许是躁期的表达形态，很是忧虑。“你不知道这是不可持续的吗？如果你不这样做，有没有可能病症就好一大半呢？”我常试图劝谏。他反驳说：“不是这样，不管我是否这样做，状态都有一天会变差。就是因为知道状态变差是随机的，所以才想抓住所有状态好的时候。”

我们遇到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是，医生告诉我们有一种新药正在实验期，治疗是免费的，问阿树是否愿意加入实验。但很快我们发现，参与者会被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吃的是安慰剂，然而参与者无法知道自己被分入了哪个组。阿树想要确保自己能顺利写完毕业论文，因此拒绝了实验。

毕业季最终是狼狈的，他早已不再想沉沦在理工科的紊流里，但两个礼拜里他要应付四门高强度考试，但凡有一门通不过，已经获得的直博资格就会被取消。成绩录入系统的前一天晚上十一点，他还在发微信和老师沟通，恳请老师给他及格。第二天早上八点，老师同意修改分数。

老师说：“你总不能拿着病历及格。”

从六院回来的那天晚上，我们坐在万柳公寓小花园的长廊里，空空茫茫看着天，就这样度过漫长的两个小时。我焦灼着，不知道是否该说话，该说些什么，但怎么也不能撇下他一个人。很晚了，我坚持把他送回学校，自己再打车回宿舍。凌晨两点，上楼前我看到楼下海棠花开得热闹鲜艳，大红的，粉红的，纯白的，好像偷来的一刻浪漫。我在那儿拍了花，发给他看，他说：“我会为了你好起来。”

没有色彩的多崎作

阿树为什么会得抑郁症呢？我不止一次想过这个问题。最开始我抱有一种天真的幻想，觉得如果能找到根源，或许就可以对症下药。但很快我就发现了问题所在，他抑郁的根源恰恰在于找不到根源。

我的少女时代漫长苦闷，经历过被孤立，被起哄，长久地活在觉得自己没有吸引力的恐惧之中。活着对我而言不可能是没有意义的，最简单的意义就是，改变这一切。

大二的时候，我完全理解阿岑为什么痛苦。我们的痛苦是一种具体的痛苦，基于自卑，基于缺爱，基于匮乏。因为讲得出原因，摸得到形状，所以也知道该如何自救。倘若有一天我们都能够得到一次完整的被爱，这样的痛苦自然会不药而愈。

但阿树的抑郁绝不是因为匮乏于爱。他的成长道路一路顺遂——至少与我相比。无论学业还是恋爱，他都不曾受过太大的挫折。他很聪明，初高中常考年级第一，很顺利地拿到北大预录取，大学以后读的是能力范围内完全能掌控的学科，导师善良体面，从不压榨，得知他的情况后还会每周定期关心。他的初恋在小学五年级，此后也鲜少有漫长的空窗期。他经常说的话是：“大家对我都太好了。”

既然他不缺什么，那痛苦只能是抽象的了。这使解药的研制变得艰难许多，我的存在能给予的安慰也有限得多。我从不高估自己的作用，不妄想成为拯救者，只想做一个观察者，看是否有机会解开谜题。

我获得的一种解答是，他对系统性有一种强烈的偏执。他的宿舍一丝不苟，书架上的书要按照逻辑整理，旁听的每一门课都要认认真真整理笔记（用他自己的话说，并不是学习知识的需要，而是审美需要），看过的电影必须清晰命名然后整理在硬盘里，港译在前还是台译在前都有固定的格式，想要了解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从学科底层的逻辑入手（因此他不喜欢工科，他认为工科是“dirty”的，缺乏某种系统性）。他甚至干过手抄《红楼梦》这样常人无法理解的荒唐事。

另一种可能是遗传。他和我说过，他的外公在六十岁退休后自杀。我终于接受了他自己的说法，“可能有的人生来就是会得抑郁症的”。

我们一起去万圣书园，他专门买村上春树的《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送给我：“没有和我关系好的人可以不看这本书。”

故事很好读，多崎作是一个五人小团体的一份子，这个小团体除了他以外，每个人的姓氏都带有色彩——“赤”、“青”、“白”、“黑”，每个人都有令人过目不忘的特点，唯独多崎作的姓名中没有色彩。多崎作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色彩的人。阿树也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色彩的人。

要到一段时间以后我才明白“没有色彩”这个说法的精确。阿树是一个完全相对主义的人，不相信绝对的价值，不喜欢对人的分类模板，更拒绝一切标签和定义。

他记不起太多的事，很多高中时代的重要节点，我以为如果是我绝不会忘记，对他而言全是一片空白。他也丧失了一部分情绪，少年时代以后，他连哭泣的功能都丧失，再没有哭过。

我们偶尔讨论结婚与生育。我将结婚生子视作一种可以去尝试的生命体验，阿树则坚决地不想要孩子。不同于多数中国人，他并没有繁育后代、藉此与世界发生连接的愿望，在想象中对孩子也没有特殊的感情，更遑论对孩子的责任。

有抑郁特质的人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这无关圣母心与拯救欲。用《马男波杰克》中的一个性格二分法或许更为准确：这个世界上有人是Zelda，有人是Zoe。Zelda光鲜亮丽，热情外向，而Zoe悲观厌世，聪明尖酸。我意识到我持续地想要伪装成Zoe的同类。

我自然完全不是正能量的人，但哪怕我在微博上强调一万遍我的丧气、感伤、懒散与易疲惫，我仍然是积极进取着的，我仍在争取着获得更好的（——我定义的“好”）人生。 我常常觉得，我面对阿树有一种健康的人面对不健康的人的自卑：当我变得健康，我觉得我的吸引力在消退，“我们不再是同类了”。

我们一起旁听过一门社会学系的课，我读了涂尔干的《自杀论》。

《自杀论》里有一个著名的推导，对比新教、天主教与犹太教三种宗教的自杀率。新教教徒受教育程度更高、思想精神更自由，自杀率也比封闭的天主教高出不少，由此可以推出自杀率与受教育程度、思想自由度呈正相关。然而，同样受过高等教育、致力于发展智力的犹太教，自杀率却是这三个宗教群体里最低的。涂尔干得出的解释是，犹太教受到的压迫最多，外界的敌意迫使犹太教强烈地团结一致，群体的整合性强，因此个人拥有较强的对抗自杀的免疫力。

我好像找到了我大二时曾坚定地认为自己不会真正得抑郁症的原因。我和阿树说：“你看，你就是新教徒，我就是犹太教徒。”

“PUA小天才”

阿树的表达方式很有特色，具体来说就是：七拐八弯，语焉不详，从句套着从句，很不受众友好。我们看同一部电影，我在乎这部电影带给我的感受、以及这种感受是如何生成的，他则更在意背后的“现代性”“身份认同”之类的宏大命题。

与此同时，我的语言习惯也遭受阿树的诟病，因为不够准确。“你使用太多文学化表达了。”“你就是喜欢情节。”“每次讲故事你都要从盘古开天辟地讲起。”他时常提醒我，“小心用文学化表达糊弄你自己。”

阿树对我说过最刻薄的话是：“你去做心理咨询，咨询师一定不会睡着。”——前情是我们学校提供的心理咨询服务大多不太专业，阿树的一个好朋友去心理咨询中心，心理咨询师听到一半睡着了。他的意思是我太擅长组织叙事，讲述痛苦也未必百分之一百真诚。

生活里的琐事，我讲给他听，连缀成有起承转合的小情节，整个过程中穿插着各种人说过的好笑的话，又时不时发表一番我自己的见解，偶尔使用一些极端词汇进行夸张。阿树可以敏锐地分辨出我使用语言对自己进行了塑造，他会一针见血地说：“你组织过。”

“不可以组织吗？”我反问。

“不是不可以，但这只呈现了一种可能性，选择一种可能性意味着失去了另一种可能性。比如你所讲的，它原本可能只是一件无聊的事情。”

“这种制造生活的赝品的倾向我高中就知道，但我一直对自己很宽容。”

“至少我觉得不应该宽容。我们应该试图趋近真实，即便永远不可能真正抵达。”

实际上，只要我接话，探讨就可以无穷无尽地进行下去。即便我表达反思，他也会说：“表达反思是逃避做出真正的改变的手段。”我说你这是反思之反思，批判之批判，何况你自己也会这样。接下来，我们就会在细如牛毛的逻辑里不断盘旋。他很聪明，读书也多，能言善辩——一切都符合我喜爱的特质，但这些都成为利刃。最终我甘拜下风。

这种批判也被运用到亲密关系的问题上。我会使用标签和分类法进行解释，好比我会说：“我在亲密关系里有一些恐惧型回避的倾向。”

他会说：“你就是对号入座，对自己进行定义和限制。你觉得你可以分清有用的部分和误导性的部分，但其实分不清的，一定会相互影响。”

我说：“重要的不是这个名词是什么，是我首先有这样的感受，才会去对号入座。重要的是我想表达的感受本身。”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觉得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都无法逃开遭受指责的命运。我一次又一次地觉得我的感受被精确地解剖、反思、批判，然后被忽略。

朋友问过我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你能区分清病理性因素和非病理性因素吗？换句话说，就是哪些事情需要从对方生病了的角度去体谅对方，哪些事不需要。”

而这恰恰是最艰难的部分。我对自己说：我可以包容由抑郁症引发的一切，但对与抑郁症无关、只与人本身有关的问题，我不必包容。而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两者根本无法泾渭分明。

他说：“我真的不是只对你会这样，我对自己也这样。我也不希望你像我一样想问题，因为我知道这是不好的。”

他确实不止对我如此。思维习惯与情绪特质息息相关，每当他陷入抑郁，一定是他崎岖的脑回路里发生了核爆炸。于我而言，建构意义有各式各样的手段，而阿树拒绝这种建构。他太想面对完整的真实，渐渐地面对得心力憔悴。

2021年十月份我们去乌镇戏剧节看戏，走在很漂亮的水乡里，放眼望去全是小说素材。我想要吃白水鱼，喝乌酒，在临水人家凭栏坐着看水乡的傍晚，去婚礼民俗博物馆穿凤冠霞披。阿树全程兴致低落，很久以后他对我说：“我觉得你只在乎发生什么样的情节，你根本不在乎身边的人是不是我。”

即便是写这篇文章，消费自己与对方的人生的焦虑也一直挥之不去。我编排了事件的顺序，重组了文章的结构，捋出了清晰的线索，似乎在其中包裹了某种意义。就像他自己说的：“如果换成我来讲，那可能就是一个无聊的故事。”

无辜的病人

这段恋爱自然遭到了我的父母的反对，哪怕是态度相对温和的妈妈，也会说：“如果有一天他自杀了怎么办？”我就说：“人活着，获得了快乐，当然要承担风险。”但其实我也害怕。

阿树的手机里有一个30岁生日的倒计时。早在我们是朋友时，我就知道这个倒计时的存在。实际上，“活到30岁就死”甚至是文艺界的一大审美趣味，更常见的时间节点是29岁，卢凯彤唱过《廿九岁的遗书》，My Little Airport唱过《北欧是我们的死亡终站》，讲“二十九岁去芬兰冻死”，我对此并不陌生。

过去我对他的倒计时表示出充分的理解与共情。我在微博上看到过一些自杀者的遗书，提到“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想要活着，死亡对于一些人来讲是真正的解脱”，其中盼望世人理解之心是那么迫切而真挚。秉持着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观点，我认可没有人有阻止他人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力。

但是恋爱以后，我完全无法像过去一样坦然了。

电影里有一类典型场景，专门拍主角在昔日爱人/旧友灵前跳舞，拍得尴尬的，影评人和观众刻薄地称之为“坟头蹦迪”。阿树早先三番五次讲：“你以后也要去我坟头蹦迪哦。”我听到也会笑着应允。

然而我们在一起后，这个梗被再度提起，我才蓦然惊觉我将自己置身于多么大的一个陷阱之中（他曾对我讲过“陷阱自己举着警告的旗子”）。我渴盼长久稳定的恋情，但我也知道他之所以喜欢我，恰恰是我展现出了对他悲观态度的“理解”。

更可怕的是，我意识到他甚至是有意在一些情境下将一些歌放给我听，以期我能渐渐脱敏。

有一天他写论文，我在看书，他的电脑放着一首歌，前奏像灵歌，我隐约听到了“了断”之类的词，于是凑过去看歌名。歌名叫《那边见》，我看到时眼泪便禁不住地往外涌，完全无法自控。那首歌的歌词写的是：

“有些人太早了断

有些人去得太突然

有些人看到了光线 踏前

更多人看不见”

我变得越来越爱哭，也越来越神经过敏。2021年暑假的一天，凌晨三点我没来由地从梦中惊醒，摸过手机，发现他在五分钟前刚刚给我发了条消息，说想念我。我猛地惊出一身冷汗，觉得对方绝不会无缘无故半夜发消息，老天爷也绝不会让我无缘无故让我半夜醒过来。于是疯狂拨电话过去，却拨不通。我觉得天旋地转。

十五分钟后，电话通了，他听起来像刚刚睡着，朦朦胧胧地说：“我没事，你一定要放心。”

仍是暑假，他推荐我去看一部叫《生日》的电影，并不太有名，讲韩国一个因岁月号沉船事故失去孩子的家庭面对余生的故事。阿树跟我说：“我也想要这样的生日会，以后你要给我操办。”我极其敏感，问他：“办给活人的生日会，还是办给死人的生日会？”结果自然和我猜的一样，所谓的生日会是一个纪念仪式，人们在这样的生日会上，笑里带泪地怀念逝者。阿树痴迷于这种“笑中带泪”，他想要知道别人如何看待他，如何评价他。我悲不自胜，说我不看，也不会给他办。他说：“你不尊重我对最后生日会的热爱。”

渐渐地我开始感到一种莫名的愤怒：凭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将我甩入这样的场景？每一次我都是被迫的，被迫卷入悲伤的情绪漩涡，被迫想象可怖的后果。而他只是无辜地痛苦着，他什么都没有做错。

心声

众所周知，冬天是抑郁症发作最严重的季节，尤其是北京。北京的阴天会剥夺所有的快乐，面对着灰黄灰黄的天色，世界末日的窒息感席卷而来，零度以下的天气阻断了所有出门的欲望，关在屋内感受不到所做的事有任何意义。

阿树和我说，从2018年确诊以后，每一年冬天他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2018年冬天他仍心怀希望，觉得自己只要遵医嘱就可以好起来。尝试了很多方式，觉得自己可以做到，然后逐渐发现力所不能，希望一点点破灭。

2019年最平稳，但仍然感到无力，是他所说的“看上去趋势是变好的，实际上仍是下沉的，失去了很多做事的能力和动力”的一年。

2020年冬天是他与我认识的时刻，他刻意想让自己往反方向走，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努力“让自己变差，让自己不要抱有希望，去挣脱一些束缚”。我与他认识不久，他擅自停药。

到了2021年，他说他的状态是“消极地面对”。还是在面对各种事，努力不要太逃避，但基调通通都消极。

他对待父母，从来都是维持着基本的礼貌，但从不敞开心扉，他从未告诉父母他曾尝试自杀。我们共同的朋友说他，“说话好像从来没有语气”。

在一起半年后，我觉得他身上长出冰冷的罩子，我只能隔着一个玻璃罩子观看他的痛苦。我常常一觉醒来，看到他凌晨三四点在豆瓣上标注了一部电影，或是发了一条充满消极暗示的微博。每到这个时刻，无法彻底地参与进对方的生活的无力感就蔓延开来。

我常说他冷漠，心里有坚冰。他也会问我：“我这个人是不是其实内里冷冰冰的？非要从冷冰冰里取出点温度来热情。假装热情。”

有一天我们在夜里聊天，他说：“我不想把你卷入到我的世界里来。这是一个悖论：假如你不能感同身受，相当于你还是无法真正介入，你还是只能袖手旁观。但假如你真的能感同身受，这对你来说是太糟糕的一件事了。”他又说：“我不能随便把负能量传送给别人，就算别人最初说可以接受，最后都会发现是不可以的。人和人在一起只是为了快乐。”

我试图反驳：“人和人在一起不仅仅是为了快乐。至少对我来说不是。”

他问：“你想要的是什么？”

我说：“我需要缔结一种真正深刻的亲密关系，不浮于表面。比起每时每刻都快乐，我更在意共同经历的一切让两个人无法想象分开。如果不让我介入你的痛苦，那我们的快乐都是浮于表面。”

他说：“但是共同的经历对我来说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重要。你记得我和你说过的吗，我的记忆会等量地衰退，只有当时当刻能感受到的快乐才是真实的。”

我反观他对待前女友的态度。那个女孩使用一种远比我更加细致严谨科学的方式照料他，读了不少抑郁症与亲密关系的相关书籍，时时刻刻提供着积极的情绪价值。他一面心存感激，另一面他又觉得，对方对待他的方式过于程式化。

资料里讲，抑郁症的发作与大脑缺少了几种神经递质有关，它们是多巴胺、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因此，新鲜的多巴胺对于有些抑郁症患者来说格外重要，因为它能帮助他们暂时摆脱抑郁的低落。

他的爱好像孙悟空拔下一根毫毛，一时变出了十分盛大的幻象，我恐惧有一天魔术结束，我手里握着的最终仍是一根毫毛。

我不愿意再点赞他每一条消极的朋友圈——而我们共同的朋友可以轻而易举地为那些消极的朋友圈按下赞。点赞或许暗示着情绪的共鸣，或许代表着安慰与关怀。但我意识到，当我们成为恋人后，所谓的“共鸣”消失了，安慰与关怀也变得微不足道。更大的恐惧与失落替代了共鸣。我不再确定我是否能给出对方真正需要的东西。

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我是真的不能理解他的感受。他看到的世界，他每天经历的情绪的起伏，他感受到的一切。我以为共情是我引以为傲的品质，可是共情能力通通都失效。人真的只能共情自己经历过的情感。要是我可以理解就好了。

好像是老天听到了我的心声，从某一天开始，我感受到巨大的疲惫感，我说不出话，记忆力衰退得很厉害，脑子好像被浆糊堵住，时常无缘无故掉眼泪，站在秤上体重一个劲地往下掉。接下来，我的脑子里开始浮现出我从阳台上坠落的画面，即便我清晰地知道我不想死。从前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惜命的人，原来真的不受控制。

我请假回家，去医院。坐在候诊室里，我想起短短的五个月前，我和阿树坐在六院的候诊大厅，我们拿着电脑，分两个无线耳机，看《爱，死亡与机器人》第二季。他看起来若无其事，只是显得疲惫。我忽然想到，那一刻他心里的感受到底是什么样的？当时我以为我完全了解，我们每天24小时呆在一起，没有什么是我感受不到的。但我忽然意识到，一定与我想象中不同。

做了大量的测评量表、脑电图与心电图，排除了器质性病变，医生给出诊断，中度抑郁状态加中度焦虑状态。临床诊断上并没有“抑郁症”这个概念，讲的都是“轻度/中度/重度抑郁状态”。抑郁情绪持续两周以上就是抑郁状态。既然是状态，就可轻可重，或许持续一段时间就结束，或许反反复复，永远无法好转。

最后女医生对我说：“你需要慢慢去学会去感受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及时行乐，carpe diem，我心里想，这是抑郁症界的又一句接头暗号吗。

医生开的药是帕罗西汀和奥沙西泮。决定吃药前我终于感到巨大的惶恐，在知乎上反复搜查药物的副作用，头一个礼拜的感受，以及是否会给人带来长期不可逆的影响。过去我始终坚定地觉得生病必须要吃药，但这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作“对主体性的怀疑”。

吃药的第一天，我觉得药物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去他的主体性，我感到久违的平静。但是很快，药物的副作用开始出现。我觉得头晕，无力，即便躺着也像漂浮着，情绪像是被关进了一个小黑屋，但我能感受到它还在，它并没有消失。它像一头困兽，被暂时地囚禁，但仍伺机而动。

状态最差的两个礼拜，药物的副作用让我无法舒适地思索，也无力流出眼泪。我感觉到体内有无穷无尽的需要，像一种摧毁性的力量，我无法做别的事分散我的注意力。我回想起阿树过去那些需要我保持清醒不能睡着的时刻。那些时候我曾无法理解。

我的妈妈以身作则地示范了陪护者应该做什么。我想要回家就让我回家，我想要吃药就让我吃药，我不想吃药就让我不吃药。她试图让我早睡早起、自己做饭、每日散步，建立起生活的规律。但在我失败的日子，她也从不苛责我。有一天早上我迷迷糊糊醒来，听见她在客厅里，放抑郁症的科普纪录片。我对自己有无尽的苛责：我有这么懂得爱的妈妈，为什么我自己做不到呢？

那段时间我开始看一些和抑郁症相关的影像，有个短短的纪录片叫《近乎正常》，还有日影《丈夫得了抑郁症》。那是一部非常日式清新温情治愈向兼带一些科普性质的电影，丈夫患上抑郁症，妻子以离婚逼丈夫辞职，然后两人就过上了在家疗养的生活。丈夫低落，嗜睡，食欲下降，身体疼痛，心灵脆弱，时常有轻生的念头。妻子陪伴丈夫做各种日常的事：买菜、做饭、散步、躺在地上滚来滚去，两人渐渐在日常中获得疗愈。

观影过程非常愉悦，看完之后颇让人增添几分对生活的勇气。但评论纷纷说，影片里呈现的生活，不过是关于抑郁症过于轻巧的想象，一种所谓的“抑郁症成功学”。

后来又看了拉斯·冯·提尔的《忧郁症》，一度成为我心里的年度最佳影片。那是一部充斥着精神崩溃、末日景象的灾难片，影片的上下半场完成了对抑郁症具像化与抽象化的两次概述。下半场中末日到来，忧郁星撞击地球，巨大星体带来压迫感，人们等待死亡降临的恐惧，呼吸急促的生理表征，都构成关于抑郁症患者的绝望和痛苦最直观的表达。

我逐渐稳定，停止吃药，重新可以开始做事，尝试去做心理咨询。一个月以后，我觉得自己渐渐脱离医学上定义的抑郁状态。抑郁症的世界，就像上天掀起它的帷幕让我窥得了一个很小的角落，然后又将帘子放了下来。

瓦解

回家的时候，我去找我高中时代的同桌兼室友Lola吃饭。她的前任男友在与她恋爱期间确诊了抑郁症，2020年年初，她与对方分手，给我打漫长的电话。现在轮到我去找她求助。

这位前男友是她交往过的所有对象中最喜欢的一位，日常相处也一直舒适。2019年两个人都在美国读书，相隔两座城市的距离，每两三周开车见上一面。在发病以前，一切顺遂。

2019年下半年，她男友的科研压力日趋增大，情绪状态也日渐变差，最终去医院确诊。年底时男生开始吃药，情绪渐趋平稳，Lola觉得是好事，但很快她发现事情并不如她预期。吃药让对方失去了许多情感反应，“他还是会告诉我他很依赖我，但是我不再能感觉到他喜欢我了。”Lola说。

有许多与我的遭遇相合的细节。比如，他们在线下见面，仍能相处得非常开心，但一旦回到线上，交流就变得毫无质量可言。又比如，Lola觉得击溃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她的男友告诉她，他觉得他们不会有未来，以后未必在一起。Lola说，到最后，我对他的感情也变成了，只是希望他好起来，其他的全都不重要。

2020年春天，纽约的疫情日渐加重，每天新增一万多病例，Lola开始出现非常严重的焦虑症状，夜里常常喘不过气。四月份，她回到国内。生活的变动让她觉得自己彻底熬过了最痛苦的那段时期，最终她和对方提出分手。

“你知道这件事对我的影响是什么吗？从小到大，我一直觉得只要是我想要的，通过努力，多多少少都可以争取到。但那之后我才明白，人生有一些事就是由不得你控制的，真的就是很无常的，所以要接受生命里的无力感。”Lola告诉我。

我也花了很长时间泡在知乎上，研究其他人怎么应对相似的境况。搜索结果是令人绝望的。我几乎没有看到任何成功的例子，千篇一律的分手结局。网上的帖子得出两种相反的结论：一说抑郁症患者会刻意推开爱人，而爱人需要做的是绝不被推开；二说抑郁症患者冷酷，一切仅为自己而活，从不真正考虑伴侣的感受。

所以故事的结局也无外乎两种情况：患者本人现身说法，控诉另一半是怎么遗弃了自己，使自己的病情加重；或是伴侣发帖，讲自己怎么意志坚定地要陪伴着另一半，又是怎么被对方一次次推开，一次次伤透心扉。

最打击人的是一类记录帖，答主现身说法：“我的男/女友是抑郁症患者，我正在使用何种方式与他/她相处，在这里记录一下，希望自己坚持下去。”回复区满是网友的鼓励，还有寻求共鸣者，“我也是这个情况，怎么办啊”。隔了一段时间答主出现更新：“谢谢大家，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日趋接受我们有一天会分开的事实，阿树同样告诉我，他无法讲“永远”。

“我觉得我们最终会在一起。”他在“最终”上加重音，这是他说过的最接近承诺的表达，“比起说‘永远’，我觉得说‘最终’会更笃定一些，但最终也意味着会有崎岖。”“或许会有分分合合，或许分开后无法再合，但我还是希望我们最终能在一起。”

最后的时光里仍然夹杂着一些好的片段，像珍珠项链摔碎了，散落下来的细小的珍珠。2021年十二月，我们坐在喜茶的店里，各玩各的手机。他无声地把手机递给我，给我展示他仍然保存着的《Let it go》的微信浮窗。

那是去年寒假的时候，微信刚刚更新版本，我在网上学到一些放迪士尼烟花的浪漫小烂招，兴冲冲地去找他试验。方法非常简单，就是将聊天背景换成一张迪士尼的城堡图，打开迪士尼烟花常用BGM《Let it go》，然后不断发送烟花表情，烟花就会在屏幕上依次绽开，好像人在迪士尼身临其境。

时隔将近一年，他一直保留着那个浮窗没有关掉。

在一些时刻我知道我们之间存在爱。但我也知道，爱并非恒定不变的，爱也并非可以击败一切的。

这几乎是我经历的最温情的分手。我们聊了一整夜，复盘到每一个对对方心生怨怼的节点，甚至商量了戒指、头像、给彼此的备注等一切善后细节，约定短时间内不谈新的恋爱，以示对这段感情的尊重。甚至留下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收尾，说，如果有一天可以一切清零，所有的问题都得到解决，或许我们还会重新在一起。

分开后我们仍然在一起度过了一整天。我们一起去资料馆看了电影，然后在旁边的枫蓝国际吃了饭，逛了书店，买了书，买了三元梅园的奶酪，又分别在喜茶和满记甜品坐了一阵。出来时夜幕低垂，我们心血来潮，查了查腾讯地图，一共五公里路，我们决定一路走回学校。

那几乎是整个冬天以来最轻松的一天，我问：“你知道我最喜欢你的时刻是什么吗？”“你有很多非常生动的表情，皱眉，嘟嘴，河豚脸，还有五月我们住在朝阳，在空调房间里打跑跑卡丁车，跑赢了的时候，你会学着那个卡通角色的样子喝彩。”

“但那只是我很小的一个切面吧。”他说，“气得要死，我苦心建设的智识性的一面根本不受重视。”我说：“是的，而且还经常引发争端。”

沿路一起走十里长街，我仍旧提议放歌。我跟他说：“你来点歌吧。”他叫我放《热带雨林》。我没有听过，问他这首歌讲的是什么。他说：“讲亲密关系就像亚马逊的丛林，每分钟都在消失。但也留了一线生机，因为亚马逊的丛林，永远不会耗竭。”

北京飘了三日雪，一路上都是被扫成一堆一堆的积雪，洁白里混着污泥。我选的最应景的歌是王菲的《邮差》：“你是千堆雪，我是长街。怕日出一到，彼此瓦解。”我想，我们不会再彼此瓦解了。

今年和往年一样，开年就烂，开年就带来群众被监管迫害死，被拐妇女生不如死，以及劳动者累死的消息。

近日b站某审核员的死仿佛也像一起普通的劳动者猝死事故一样：互联网大厂强迫员工996，员工不得不接受以至于累死，就和去年猝死的拼多多员工那样。

可我们不得不注意到b站的审核工作到底是干什么的。b站的审核工作主要是针对视频、专栏 up 主的内容投稿核查的，up 主的视频、文章是否能发布在b站上直接归他们管。审核员有权毙掉b站不喜欢的视频，有权要求 up 主删改他们的视频。

近年来来自政府的言论管控空前强化，各互联网平台为了自保更是强化言论管制，b站也不例外。很多时候，up 主们为了视频顺利过审，不得不阉割掉很多“敏感”的内容，每个审核员的审核行为都在强化言论管制，这也间接导致了文化凋敝。

本次过劳死的审核员就是这种群体的一员，他就好象一部焚书机上的一颗螺丝钉，坏掉一颗，主子就会拿出另一颗来换上。

就目前互联网上披露出来的消息，b站在此次事件中也选择了息事宁人压制舆论：一方面，面对死者家属，搪塞了之；一方面，又疑似在准备写颠倒黑白的通告糊弄公众。而他们为了隐瞒消息，也注销了死者的企业微信，疑似删除了死者的加班记录，妄图抹杀此人在b站的加班记录[1]。

b站以及其他平台封锁消息的行为一定会加剧其他审核员的工作量，一个审核员的累死带来了更多审核员的加班。而所有审核员的工作都在加剧文化凋敝和言论封锁，最后真正要屏蔽的越来越少，也就不需要那么多审核员了。审核员压迫网民的工作也在加剧他们自己的死亡，这无疑非常讽刺。

审核员是b站管制 up 主言论的爪牙，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是可替换的，他们每一个的死都比鸿毛还轻。

附：

也许有人会问，没有审核员把关，我们还怎么发布视频？的确在来自官方的言论审查和文字狱日渐猖獗的今天，在所谓国内主流平台上发布内容都一定程度上需要这些平台的自我审查。毕竟官方审查不仅针对普通用户也针对平台。

如果不进行视频审核工作，b站很有可能因为大量敏感内容被有关部门叫停。而b站运营方支持这种逻辑。

用户需要一个可以绕开官方审查的平台。那么是否有这样的平台呢？答案是有的。

自由的邦联制视频网站系统—— peertube 就是这样的平台。peertube 有一套开源的源代码，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这套源代码搭建自己的 peertube 站点。如何搭建 peertube 站点，可以参考 peertube 项目官网https://joinpeertube.org/。

对于尚无能力搭建实例的普通用户来说也可以自行在https://fedidb.org/network?s=peertube上找一个开放注册的实例注册帐号上传视频，当然上传视频时请尊重各实例站点的规则。

从源头上掌控平台才是绕开审查的最好办法。

和任何新建的视频站点一样，每一个 peertube 站点一开始都只有有限的视频，而随着视频越来越多，站点的运维费用也越来越高，并且官方仍然可以将站点列入 GFW 的黑名单。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peertube 的回答是邦联制。

每一个 peertube 站点都不是孤立的，所有用 peertube 源代码构建的视频网站都是 peertube 邦联制视频系统的一个实例，实例和实例之间可以互联互通，在 a 站点上就可以访问到 b 站点的视频，一个大的邦联网络上的几个站点被屏蔽不影响整个邦联制的可访问性，而且 peertube 使用 p2p 技术这可以减少运维站点的花费[2]。

使用好 peertube 在 peertube 上构建属于用户的视频网站系统才是最符合用户利益的。

[1] 一篇梳理事件的文章

[2] 也可以参看相关科普视频

按照我国府衙自己的法律规定：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

“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如今的情况是，涉事嫌疑人均逍遥法外，受害者至今未得到有效救助，而执法机关依旧在玩忽职守，人民群众的发声渠道继续缩减了。

我们大家可能早就对中国政府的选择性执法有所了解，但是笔者在此还是想强调一下：中国政府只默认执行那些维护他们统治的法律，所有和维护统治无直接关系的法律，都是选择性执行的。

本此丰县性奴案正是这种选择性执行的案件，要让涉案嫌疑人伏法，要让受害者得到有效救助，要让正义得以声张，靠得是什么？人民群众的舆论力量！人民群众的舆论力量才能推动这些事件得以解决，在前20年新闻媒体还没这么凋敝的时候，各种农民工讨薪，黑煤窑，上访群众被打，以及类似的拐卖妇女儿童案件正是在不怕牺牲的调查记者，有良知的曝光媒体和广大普通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才得到了解决。

政府的不作为和人民群众的努力构成了鲜明对比，每次这种恶性事件在人民群众的努力下得到解决，都是对这政府恶行的暴露揭发。于是啊，终有一天官老爷连合法的曝光媒体也忍受不了了，它们把调查记者、维权律师、讨薪民工、媒体大V一同投进大牢，再让被拐妇女儿童淹没在封锁里，然后架起更高的墙，墙内的一派歌舞升平，墙外的哀鸿遍野越来越难以传达到墙内。

由此看来，这样的专制政府制定的法律一定是不可靠的，哪怕法律条文规定得再合理公平，它们也不会认真执行。真正能推动事件妥善解决的只有人民群众的力量。

既然这法律不可靠，那么它还敢有什么神圣性？我们还有必要事事考虑合法？法律既然敌视我们，我们就应该推翻它！而不是迷信它的权威！

既然你们专制政府宣扬的法律不能保障我们的利益，还敌视我们，我们就应该自己拿起武器捍卫我们的利益。舆论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武器，在这起性奴案里，专制政府在集中制社交媒体上搞武器管制，我们就要在邦联制社交媒体上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惩罚涉事嫌疑人！

你们丰县当地政府不是不管嘛，好，我们人民群众来管，你加害者是什么东西，让我们大家都来看看，我们要用人肉搜索曝光你们这些垃圾，让全世界乃至以后的人记住你们的暴行！你们不是喜欢讲流芳百世吗？好啊，我们就让你们遗臭万年！

还有中特专制政府，你以为你的监管真的无所不能吗？我们当然知道你们的监管力量，知道你们在集中制社交媒体上大搞言论审查，大兴文字狱，人肉搜索搞不了。

是啊，你们还假惺惺地冠之以保护个人隐私的名义，甚至又搬出了法律条文：“向特定人提供公民个人信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以及通过信息网络或者其他途径发布公民个人信息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可微幕上那么多肆意暴露新冠感染者行踪轨迹的人，他们受到什么惩罚了？新冠感染者的隐私，也选择性不当隐私了？

不用再掩饰了，你们的作派我们清楚得很：你们向来敌视个人隐私，却害怕人肉搜索，害怕人肉搜索动员起反抗的人民威胁你们的统治。这个时候，你们倒主张起个人隐私了！来说说，你们主张的是谁的个人隐私！

但你们也要知道：这个世界真的很大，你们的黑手伸不到的地方比比皆是！

我们会在无声中践行我们的正义，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方式还受害者公道，让强奸犯们拐卖犯们付出代价！

我们要动员更多人到自由的邦联宇宙上来，继续保存传递消息，继续收集力量，为了让更多受害者不再淹没人海，为了让加害者得到应有的下场，为了践行我们的正义！我们应该让更多人来到邦联宇宙，恢复并扩展我们本来拥有的能量！我们本来拥有的武器！以及我们要掌握的武器！

刘明和他的二十多位工友都是打短工的，平日里都在宿舍附近的餐馆吃饭，没人买过厨具，也没有囤粮的习惯。他们应对“居家”的唯一储备，只有从小区超市匆匆采购的5箱方便面。

2022年1月5日，西安封闭式管理的第14天。

在未央区建筑工地的板房里，王志勇和工友们的饭桌上，终于添上了多日不见的蔬菜；十几公里外的出租房内，刘明和工友们不仅告别了方便面和冷馒头，还等到了期盼许久的工作机会。

面对严峻的防疫形势，2021年12月23日，西安所有单位和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许多没有做饭条件，也没有囤粮意识的外地务工人员，一时间陷入吃饭难、无收入的困境。

而这个被按下“暂停键”的千万人口大城市，也在努力梳理、应对突然涌来的大量求助。民政局和公安部门持续对滞留外来务工人员进行摸底排查，统计其中面临生活困难的具体人数。

1月5日，新京报记者致电西安市民政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我们已经成立了工作专班，专门解决滞留人员问题。只要提供具体信息，会尽快救助被困人员。”

与此同时，从社会团体到企业单位，甚至小区居民自发组织，更多力量也加入到行动行列中。当外来务工人员董鹏接过邻居大姐递来的那碗热腾腾的白米饭时，还是忍不住哭了，“这座城市是有温度的。”

“只剩两把面条了”

西安全市封闭式管理的前两天，王志勇所在的楼盘建设工地就已停工。对他和工友们来说，一开始，日子似乎只是进入了难得的“休息日”模式——大家住在未央区的活动板房里，房间里有空调；王志勇会在工地的食堂吃饭，有菜有面，一餐12元。

但是，停工就意味着没有收入，渐渐地，王志勇连食堂也吃不起了——前段时间，他把工资的绝大部分都寄回了家，只留下一点零头傍身。

40岁的他是家里的顶梁柱。父母年老多病，妻子前年做了甲亢癌手术，两个孩子还在读书。同住的6个工友，情况也差不多，“都是一个人养家里的五六口人。”

“我们自己搞点儿吃的，能省一点儿是一点儿。”大家商量了一下，凑钱买了口锅，又囤了些蔬菜和挂面，中午吃水煮白菜或土豆，晚上再下点儿面，这样7个人一天的伙食费只需要10元左右。

他们盼着疫情形势早日好转，等年末结算了工资，可以腰包鼓鼓地回家过年。但复工的消息迟迟未到，余额和余粮双双捉襟见肘，到了1月4日，“只剩两把面条了。”

同一时间，在十几公里外的碑林区钟楼小区，来自四川的木工刘明和他的二十多个工友，挤在公司提供的两套出租房宿舍里，满心焦虑。

这里是西安本轮疫情中的管控区之一，按照规定，如无核酸检测等特殊原因，居民们一律居家足不出户。刘明和工友们慌了——他们都是打短工的，平日里都在附近餐馆吃饭，没人买过厨具，也没有囤粮的习惯，应对“居家”的唯一储备，只有从小区超市匆匆采购的5箱方便面。

还好，小区工作人员几天后送来的蔬菜，暂时缓解了他们“方便面作三餐”的窘境。刘明十分珍惜这些蔬菜，精打细算地计划着每天吃掉多少。

然而，措手不及的麻烦接踵而至。原本，他们唯一的烹饪用具是前租户留下的一口旧电热锅，但没用几天，锅坏了，土豆、洋葱没法弄熟不说，连方便面也只能干啃，甚至渴了，都只能喝些自来水。

他们曾向小区疫情防控人员反映情况，希望能出小区去买口锅，但被拒绝了。“人家也是执行防疫政策，也没办法。”理解归理解，但工友们的难处还是无从解决，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在小区里买馒头充饥。5块钱10个，更便宜、更扛饿，可是“冻得特别硬，用手一搓就成颗粒了”。

“我们这些在外打工的人，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的。”王志勇、刘明和他们的工友们咬牙挺着，不敢给家人透露分毫，只能尝试着一遍遍拨打他们能想到的求助电话。

转机在哪里？

“热线拥挤，请多渠道求助”

1月4日上午，被困未央区建筑工地的王志勇终于拨通了救助电话。接线的工作人员让他别担心，会尽快安排救助。当天下午，王志勇和工友们就收到了几大袋的白菜、胡萝卜、土豆和洋葱，米面粮油也在路上。

王志勇心怀感激，他希望疫情早点儿过去，自己能回到工地，为西安做点儿事，自己也能多挣点儿钱寄回家里。

为疫情防控需要，一千多万人口的古都按下“暂停键”，人们的轨迹与生计，被迫进入阶段性调整。在王志勇这样的外地务工人员身上，受困与解困的博弈早已开始。

2021年12月25日，西安市政府发布消息，对受疫情影响、暂时找不到工作又得不到家庭支持的困难外来务工人员，以及因交通管控等原因暂时滞留西安市的临时遇困人员，基本生活出现困难的，取消临时救助户籍地、居住地申请限制，由急难问题发生地的镇街直接实施救助。

此外，特殊困难群体中，外地滞留人员可以拨打“12345”市民热线或市、区县社会救助工作电话，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e救助”网上申请。

救助的力量还在壮大。1月2日，陕西省慈善联合会和西安市慈善会发布了关于紧急开展救助受困农民工的倡议书，号召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全体城乡居民携手连心，为被封控在建筑工地、城中村等临时居住场所的外来务工人员纾难解困。

“农民工需要更多的关注，我们号召更多人参与进来。”据西安市慈善会介绍，仅在1月3日，该组织就给被困农民工送去价值87万元的物资。同时，西安市慈善会也开通了公益捐款渠道。

1月5日，新京报记者致电西安市民政局，询问滞留的外来人员遭遇基本生活困难如何解决，工作人员表示：“我们已经成立了工作专班，只要提供具体信息，会尽快救助被困人员。”

此外，该工作人员强调，由于拨打热线的人数过多，希望求助者可以通过多渠道求助，例如在微信搜索“e救助”填写求助信息等。

新京报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滞留西安的被困人员，求助方式主要是通过电话联系相关部门，或通过微信进行救助信息登记。而在网络求助方面，包括陕西省救助家庭核对服务中心发起的“e救助”平台、《人民日报》发起的“西安疫情紧急救助通道”、《华商报》发起的“华商记者帮”以及一些企业公司发起的救助等渠道均可发布求助信息。

1月5日，新京报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疫情发生以来，西安市民政局和公安部门持续对滞留外来务工人员进行摸底排查，面临生活困难的具体人数仍在统计当中。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邹林是西安市慈善会的工作人员，主要负责农民工救助解困板块。最近，他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现在受困的农民工兄弟最需要的是即食食品，例如泡面、自热米饭和饼干等。”除此之外，很多农民工的防疫物资都不足，仍急需酒精、口罩等支援。

拨打西安市慈善会求助热线的人很多，以至于经常占线。这些电话大部分来自求助者，也有一些来自农民工子女——他们身在外地，不放心被困在西安的家人。

据邹林得到的反馈信息，在问题解决前，凡是跟政府部门挂钩的电话，求助者们基本都会轮番拨打，而某种程度上，这也造成了一定的信息拥堵和重复统计。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提供一些食物。”邹林说，下一步，希望在派出所和社区的协调下，可以对接附近的居民帮忙做些饭菜，通过窗户递给楼下的被困务工人员。

事实上，这样的预期正在西安各个角落发生，外来务工人员董鹏得到的帮助，就来自邻里。自小区封闭式管理后，他连续吃了一周的泡面，“整个人都有点儿晕了，不得不向小区求助。”

得知董鹏的情况后，小区的业主们建立了一个“爱心群”，为被困的六七十位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帮助。群里的一百多位居民纷纷响应，“我家有一个电磁炉，可以借”“有一套勺子，需要来拿”“我可以管饭”……

不到半天时间，邻居们就帮董鹏凑齐了炊具碗筷、酱醋调料，还匀出一大袋各式蔬菜。一位好心的大姐给他送了一碗米饭，对他说“赶紧趁热吃吧”，董鹏听后，眼泪吧嗒吧嗒地掉，“我实打实感受到了，小区是温暖的，这座城市是有温度的。”

解决食宿问题只是第一步，西安相关部门和组织，还在努力为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寻求合适的工作机会。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还想努力为农民工兄弟安排防疫方面的工作。”这两天，邹林陆续收到一些好消息，一些防疫用人单位表示，能为滞留的农民工提供工作——不仅能解决他们的吃住问题，还将有一定的收入。

1月4日下午，刘明所在社区的工作人员关注到了他和工友们的困境，表示会尽快帮助他们解决三餐问题。而让刘明倍感惊喜的是，社区还告诉他们，将帮助联系有需求的建设工地，并为他们开通“绿色通道”，办理通行证，方便工人们外出工作。

这下，刘明的心终于有些踏实了。

（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内王志勇、刘明系化名 ）

为人父母，你有没有过那么一瞬间，特别希望自己是一枚人民教师？寒暑假能充分陪伴、作息时间可以完全同步、自己的知识储备可以为孩子答疑解惑、工作圈子还能为其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

但反过来，为人子女希望这样吗？父母是老师又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知乎上还真有这个问题，底下有网友的亲身经历作答：

永远都在批评式教育，永远都在被比较。 在我想发表意见的事情上，总说我还是孩子，别插嘴。 第一感受是严格，屁大点事都管，控制欲极强，可能不会动手打你，但是会用语言狠狠的阴阳你，怎么扎心怎么来，攀比欲极强，永远是某某家小孩考了某某大学，某某家小孩考上了某编制去了某地方当老师......

汝之蜜糖，彼之砒霜。前段时间，网上流传一张PPT，据说是北大徐凯文教授关于大学生自杀危机的小范围调查：

在出现自杀危机的大学生中，父母职业为教师的竟高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医护、公务员等对知识要求较高的体制内群体。

更科学的调查还有齐凯教授于2017年曾发表过题为《大学生自杀相关行为与不同家庭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的研究论文，该研究课题为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重点项目，采取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安徽省芜湖地区八所高校总计4585名大学生进行样本分析，得出下图结果：

其中，父亲为教师、医务人员和公务员这三类职业的大学生共计322人，自杀实施共4人，大约每80个人就有一个出现过自杀实施行为。

父亲职业为工人的大学生共计1150人，自杀实施也是4人，大约每287个人仅有一个出现过自杀实施行为。

前者的发生率是后者的三倍之多。

母亲为教师、医务人员和公务员这三类职业的共计255人，自杀实施共5人，大约每51个人就有一个出现过自杀实施行为。

母亲职业为工人的大学生共计644人，自杀实施仅1人，大约每六百多人仅有一个出现过自杀实施行为。

前者的发生率是后者的十二倍之多。

人民教师桃李满天下，为什么自己的孩子却频频触发心理问题？在这些孩子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该论文作者齐凯教授认为，大学生自杀行为与家庭的知识性和控制性呈正相关关系，有自杀行为产生的大学生家庭，家庭教育方式大都较为专制，并且父母学历大都在本科及以上的较高层次。

其中，控制性相对外显，我们比较容易理解，比如知乎网友描述的“不允许插嘴”、“屁大点小事都管”等等，都是养育者控制欲太强的表现。

教师等群体因其职业的特殊性，长期习惯于权威的角色，认为自己拥有对书本知识甚至其它人生知识的解释权和教导权，习惯使然容易把工作上的那一套带回家中，在教养方式上会比较独断专制，其子女稳居自杀排行榜前三名也就不足为奇。

控制性剥夺了孩子的生命价值感，忽视了其作为独立生命个体存在的意义，严重危害孩子心理健康。因其逻辑简单清晰，又在多起典型案件中被媒体深度剖析，在多部影视作品中被反复呈现，所以逐渐被父母们引以为戒。

但另一个正相关因素——知识性，因其本身的光环，且错综复杂地与其他因素纠缠在一起，反而不易被人觉察。

特级老师黄侃的女儿远远，学习优秀，兴趣广泛，生活自理能力也强，从小到大都没让她操过太多心。

黄侃老师一度自豪：“你不知道我这个女儿有多能干，情商高，朋友也多，性格开朗，处理事情冷静。”

“留学的事情也是她自己决定的，自己找的学校，还申请到奖学金，自己办签证，买机票。”

“她的个人博客上也全是生活不错、和朋友相处得很好之类的话。”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懂得放手的母亲，有一天，突然收到了一个电话，告诉她独立自信的远远出事了。

甚至在看到女儿遗书之前，黄侃老师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外表活泼开朗的女儿，竟遭受强迫症之扰已长达8年之久：

“我真的太太太累了，八年来一次次平定崩塌的心灵，而当它再一次崩塌时我又无能为力，只有咬牙忍受再寻找调整的机会，而现实的事务又被耽搁着，现实的美好被破坏着，我真的厌倦了……”

如果黄侃老师是我们刻板印象里的那种老师，当时就能明确的知道，女儿的强迫症来自自己特殊职业的控制欲。

很可惜，往往这类案例，其父母大都从事高知识密度型工作，教育方式比大部分家庭更讲究民主、包容，孩子不需要父母怎么督促，仅靠浓厚书香氛围的激励就能自驱力爆棚。

但一派岁月静好之下，孩子已与心理疾病抗争多年，甚至做出最后的决定，也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背后的病因，恰恰就是与这些孩子从小到大如影随形、密不透风、避无可避的，知识。

众所周知，教师、医护、公务员等体制内群体逢进必考，学历，是从事这类工作的敲门砖。

好容易考上编制，又要晋升，这些岗位的游戏规则也和体制外主要看你实际赚钱能力的高低有所不同，他们需要的是不断精进学历、多发论文、尽快通过职称评审。

因此，在他们的观念中，知识与前途的正相关性被前所未有地凸显。知乎网友描述其父母永远是“某某家小孩考取了某某大学，某某家小孩考上了某编制去了某地方当某老师”，他们可能未必是攀比欲有多强，只是知识分子固有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作祟而已。

这些孩子数十年如一日不间断的沉浸在这种环境中，目之所及，全是通过达到外界某种固有标准（学历、证书等）而走上顺遂人生的案例。

比其他环境中的小孩更早感知这些有形的标准，更早主动发力学习，这也就是为何，这类孩子在人类幼崽阶段特别让人省心，简直就是众人口中“别人家孩子”的典型。

但是当时间来到青春期，孩子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忽然有一天，他们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是外界让自己干的，没有一件事情出于自己的意愿。尽管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们也享受了诸多好处，但从现在起，他们开始想做自己了。

一面是做“别人家孩子”的惯性驱动，一面是心灵深处那个真我的热情呼唤，两个“我”无法顺畅的沟通，孩子开始陷入一种痛苦的自我搏斗。

而随着学段的升高，外界的评价考核标准逐渐变的多元，孩子怎么样在一个评价体系不断变化的社会当中，认识真我、去体验到我自己足够好，这本身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加上高知家庭本身拥有更多的信息来源和更大的选择余地，比如走留学or留体制内？走竞赛or参加普通高考？留英or留美？桩桩件件，给孩子所带来的自我评价的要求，远比其他家庭更高、更复杂，相应的各个维度的自我搏斗也更加激烈。

搏斗的结果，如果真我胜出，那孩子的心灵已经成长到有足够的力量去驾驭一身知识，结局自然是好的；而一旦真我败落，外界强加给个人的标准占了上风，无力感，甚至是无意义感将如影随形。

这几年网上有句流行语：我听过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这话假如用到亲子教育上：“我学过很多养育知识，却依然教育不好一个孩子”，相信一定是当下很多父母都有的困惑。

如何正面管教？如何非暴力沟通？如何巧妙化解孩子的对立反抗？类似的养育知识我们学了好大一箩筐，也真的把自己训练成通情达理的样子，但是然后呢？

你不加掩饰的愤怒孩子或许还会反驳，你旁敲侧击的让人自省，人家直接不予理会，不和你建立连接。在亲情面前，知识，有时候反而成了沟通的障碍；技巧，有时候反而削减了彼此的坦诚。

鄙人的大伯，几十年的人民教师，一生桃李无数，教育堂姐极尽温柔克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堂姐也是家族同辈中极为优秀的存在。

但在后来的婚姻大事上，她不惜以性命相逼，一定要嫁一位身有残疾、性情乖张、婚前就对她各种 PUA 的男人，在离家出走的前夜，她是这样对大伯大婶说的：

“与其留在你们身边，忍受你们刻意的爱，不如和他一起，享受真实的恨。”

堂姐的婚姻后来不幸福是真的，但在大伯大婶的帮助下走出泥泞后，她变得前所未有地生机勃勃也是真的。

堂姐前前后后的转变，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很多高知家庭父母与孩子之间的问题，是父母明明对孩子有所期待，还非要假装开明让他“做自己”，明明内心有愤怒和委屈，还非要强颜欢笑，扮演一个看似通情达理的“好父母”。

这种“我这么有文化，我一定能当个好父母”的执念，让不少父母活在表演里，而不是真实的关系里，而在这段关系里处在弱势地位的孩子，大部分时间只能配合父母的表演，努力做个“完美小孩”。

这种表演对孩子最大的伤害在于，他们无法和父母产生真实的连接，亦无法和那种在明面上就被控制的很厉害的孩子一样，大方和父母去抗争、去碰撞，最后当然没有机会去和解、去升华。

这些孩子一旦做的不够好，只能刀口向内，被迫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被迫陷入无休止的内耗。

堂姐是勇敢的，她通过暴力革命获得了与大伯大婶亲子关系的重生。而温润如完美学霸张一得，曾经写信希望父亲不是什么事都顺着他，而是能对他“say no”，后又尝试学哲学以从更高的维度来看待生命，然，所有的温和改良终究变成徒劳，他终究没能逃脱自我毁灭的命运。

讲到这里，可能有读者会想到笛卡尔在《传道书》里的经典论断：知识越多，悲伤越多，大智慧里藏着大痛苦。

是的，这类世俗意义上那种哪哪都好的完美学霸，本身知识储备丰富，他们注定会把大量盈余的心力投注在人生意义的思考上，而当一个人每天都在思考意义，就很容易陷入虚无主义，产生心理危机。

如果退一步，孩子生在普通工薪阶层，那么他们有衣食住行等现实层面的压力；如果进一步，孩子生在有资产可以继承的富人阶层，那么摆在眼前最紧迫的课题是，怎样做判断、做选择以让家族资产保值增值。

很不幸，高知家庭的孩子既不用担心衣食住行，也没有财产可以继承，他们看起来什么都不缺，实际却一无所有，这种单薄的状态，很难给已经产生心理危机的孩子以有效的救济，助他们渡过难关。

总结来看，高知家庭孩子的心理问题，固然有其父母对知识运用上的不当，但更多是还是孩子与父母身处在那样的环境，背负了太多的身不由己。

我们探讨养育环境知识的浓度与孩子心理问题的相关性，既不是为了讽刺那些极端案例里可怜的父母；更无意贬低知识本身，号召大家活在“无知者无畏”的虚妄的快乐里，而是基于当下太多中产家庭过于迷恋教育、资源过于all in在孩子身上，以至于让其养育环境愈来愈与高知家庭趋同的现状，发出一份警醒：

教育的本质永远是孩子和自己、和家人、和同伴、和活泼泼的真实世界的连接，知识再重要，也永远只能作为促进这些连接的工具，任何时候都不能本末倒置，让知识去主宰一切，孩子反而沦为知识的工具人。

“前不久，一则“37名家长，把一个7岁女孩‘驱逐’出学校”的新闻引起舆论关注。 事件的矛头指向班级家委会。原本，家委会是家长与教师、校方之间交流沟通的桥梁，在那次事件中，却成了激化矛盾、发起请愿书请求驱离当事家长和学生的存在。在日益强调“家校合作”对孩子教育作用的当下，人们好奇，事件中的家委会展现的作为，是个例还是呈现了某些普遍性。而在更多学校里，家委会到底是怎样的存在、日常的行事逻辑与原则是怎样的，又是代表谁的利益。王博是一位3年级学生的父亲，自孩子读幼儿园起参与家委会，至今有6年的家委会工作经验，还是孩子班级家委会的会长。在他看来家委会的作用是在家长和老师之间形成一道缓冲。不过，他也提到，有时候这种关系很脆弱，相对较好的家校关系是让双方知道对方的价值，在自己的框架之内不越界。以下是他的讲述：

建立连接

2019年9月，儿子上小学，学校属于私立寄宿制，在杭州算是比较好的学校，平时孩子都在学校吃住，周六日回家。班级有35名学生，一入校，我就加了家长群。

我一共有三个群。一个里面有老师，群里的内容主要是布置作业，班主任想跟家长们沟通、通知一些事的时候，会在这个群里说。另一个是家长群，里面没有老师，班级的家委会成立后，这个群由家委会成员主导，负责传达老师的要求，比如收取班费、教辅资料、开展运动会，节日，前期的一些准备，注意事项等。最后一个群是家委会内部群，用于家委会成员们进行活动前的策划、探讨，群内共有5名成员，我是唯一的男性。

孩子刚刚入学，班主任就提出要选举家委会，我主动请缨。“家长家委会”简单来说就是家长代表，家长不仅是配合学校配合老师的，也是监督学校，要给学校提意见和建议。

报名时，我按要求填写了一张表格，除了交代工作单位、职务、学历、能力等，最后还要写自我推荐语。

描述自己的时候，我突出三大优势：工作时间自由；孩子幼儿园阶段做过3年家委工作；最后我还写道，对儿童教育有心得，在社交媒体上写过几篇文章。表格填好后我私下发给老师，最终老师录取了我。根据我以往的经验，选家委会，老师看重的是家长们的时间，有时间才能配合工作。

我是1984年生人，来杭州前，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做了13年工程师，买了房、车，却一直没能解决北京户口。2015年杭州政府出台引进人才政策，买房就能落户，为儿子上学的事，我在他刚上幼儿园时就办了杭州户口、买了房。直到2019年，儿子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才举家从北京迁徙到杭州。

来杭州之后，我和妻子开了一家实体店做珠宝生意，由上班族变成个体户，工作也相对自由。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很上心，自己主动加入家委，也是希望用这种方式深入介入孩子的班级生活。

在新学校，老师不了解学生家长，家长们毛遂自荐，最后由班主任来定谁成为家委。最后，我和其他四位成员被选中组成了家委会。其他成员中，有两位是全职妈妈，其他两位妈妈，一位有自己的烘焙工作室，一位是普通上班族，从事文职类的工作。

家委会刚成立，我们五个成员，就按照各自擅长的领域，对日常事务进行了分工。做文职工作的家长负责主管财务，收取班费，活动支出等；一个全职妈妈盯着群里的通知，比如老师在群内接龙，需要通知到位；另一个全职妈妈负责统计全员信息，形成表格；还有一个人负责班级物品采购。由于我是男性，又有经验，大家推举我担任家委会的会长，负责总体筹划，同时也有最终决定权。

我们班的家委工作，总的来说事务大致可以分为：通知或反馈校方活动；安排自己班的事务，包括统一购买服装、书籍等；参与组织各类班级活动，如运动会，元旦演出、第二课堂等。

加入家委会不久，我们就遇到了一件大事。家长与校方发生了一场有关宿舍甲醛的纷争。

事情的起因，在于我的儿子这批学生入学前，学校利用暑期对学生寝室进行了重新装修。新学期开始，家长带孩子入住时，反映装修味道太大。起初是若干位家长向班主任提意见，要求校方出示甲醛检测报告，没有得到回音。那几位家长们陷入了焦虑，他们建了个群，联系其他班级的家长，大家在群内七嘴八舌地商量对策。老师不希望把事情闹大，就跟家委说要稳定好家长们的情绪。

“大家别着急，班主任已经在解决问题，他要上报给年级组长，再由组长上报给校长。”我在没有老师的家长群里传达，解释情况，同时@言论极端的家长，安抚他们，请他们耐心等待。当时，我的孩子也住在学校宿舍中，我作为家长之一也是当事人，当然也认为涉及到孩子健康的事都是大事，也着急，但要先冷静下来才好把事情解决。由于有相同的立场和利益，在给校方时间处理的时候，由家委会的成员出面安抚家长，是相对合适的选择。

一天后，班主任给我发了校长的电话，让我通知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电话和校长沟通。几个钟头后又改口说，不允许家长们打电话，因为反映的人太多了。最终，校方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一个班级出两名家委会代表，与校长进行面对面谈判。

作为我们班的家委会会长，我自然成了谈判代表。去谈判前，我在群里收集了大家的意见，然后把这些意见归拢、总结为两点：第一，针对甲醛是否超标这点，家长们要看到正规的检测报告，以报告提供的结论为准；第二，家长们希望校方就去味、去甲醛残留做出具体的措施，比如购买绿植或是一些去味的碳包。事情进展得很顺利，校方接受了我们的要求，又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解决意见。我第一时间把报告图片发到家长群里，又详细列出了校方的解决意见，家长们这才稍稍平息。

我做家委的这些年有一个体会，学校引入家委会，似乎也不愿意看到家长介入过深。作为一个家长，我会觉得学校有自己强势的一面，我始终想不明白，学校在甲醛纷争中为什么始终不愿意公开张贴那张检测报告单。

在这个事件中我既承担了沟通者的责任，实际上也在为自己的孩子争取权益，尤其是孩子还处于懵懂之中，我就是孩子的保护伞。

我记得儿子在北京上幼儿园那会，2014、2015年那两年北京雾霾特别严重，有个“刺头”家长站出来公开批评老师，指责老师在天气恶劣的情况下还带孩子进行户外活动。事情闹到园长那里。

幼儿园园长是个有魄力的女人，她马上召开家委会，与家长商讨解决方案。

什么样的天气能开展户外活动，大家众说纷纭。最终大家达成了共识：根据国家对天气的标准，API值在200以上，坚决不能户外活动；API值在150-200之间要看情况，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原则。家委会结束后，园长对那位提建议的家长说：如果大家都同意，你还不认可，有两种方式：户外活动的时候，你的孩子单独留在室内；还有就是转园，表明态度这是双向选择的过程。经历过种种事件，我发觉家委会是家长和校方之间连接过程中，一种比较巧妙的通道，可以建立沟通，也可以相互制约。老师们也需要家委会这种“民间力量”。比如班级这学期的语文课需要购买一些课外读本，不在官方负责购买的清单里，教师也不能接受这笔钱，连淘宝链接都不能发。老师就将书本封面截图发给我们，由家委会统一购买。

边界感

从孩子上幼儿园到他现在三年级，我在家委会做了6年。家委会建立是为了分担学校的任务，真正加入进去后，我们家长干得很累，会有意想不到的繁复，做这项工作需要有点奉献精神。

开学、举办运动会和迎接各类节日是事情最多的时候。开学我们需要采买各类物品，消毒液、消毒湿纸巾之类，以宿舍为单位，购买后统一放在老师那里，需要的时候再发下去。节日前组织购买零食，由家委会成员负责采购、分装、算账、收钱；孩子活动完，家委会成员还要写点心得，配好图片发群里，方便老师发表。

涉及到所有收费的项目，我们采取“公司制管理”。一学期每人300元的班费，由负责财务的家长申请一个银行账号，每一笔进出，审计，一个季度公开一次审计后的账单。

今年5月，儿子的班主任通知说，学校要求每个班级自行组织第二课堂。以什么样的形式，在哪开展，我们5名家委会成员经过了一轮又一轮地探讨。考虑到疫情，外出春游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一致决定带孩子们参观博物馆。

我先划定了四家博物馆，在网上查找相关资料，打电话了解情况。这一轮了解下来，我跟组员说浙江省博物馆是最合适的，并阐述了理由：博物为了纪念建党100年专门设计了相关展览，对孩子们来说有教育意义；其次我去过，对场地熟悉。家委会内部同意了这个建议后，我再与班主任沟通。

接下来就要制定活动细则。包括预约参观时间，分组，我将全班分为四个小组，每个小组8个人，由一个家委会成员带领，负责集合签到、参观时维持孩子们的纪律、看顾安全。我们活动时要统一着装，因为有好几套校服，有西装也有运动服，家委会成员会商量穿哪个更适合。另外活动要有一个开场仪式，我们就在场馆的一个角落处简单做了一个诗朗诵。还有一些小的分工，比如现场摄影拍照，制作小旗子，类似横幅的标语，会请有能力或有资源的家长代劳。

这场活动办得很成功，我儿子事后还夸奖我说，我的努力让他在同学中很有“面子”，大家都觉得，他有一个办事能力强的爸爸。

但活动不是每一次都这么顺利。前期准备，家委会班子内会发生许多分歧。

就拿这学期的秋季运动会来说，孩子们在运动会开幕式的表演，需要自行购买表演服装。家委会的一个成员在群里提出，去年演出服装穿一次就没用了，今年希望改成租的。另一个家长立刻回复：不行，租也是一笔钱，还不能保证卫生。

他们各自有合理的理由，几个来回后，谁也说服不了谁。无人说话，等了一会儿，我斟酌了下语句，把双方考虑的利弊都列出来，综合之下又提了自己的意见：可以买像卫衣之类的衣服，演出可以穿，平常也可以穿。成员们听后都没有异议。

涉及食物的意见不合，往往最难调和。今年疫情反复，我们班有小半年没有再给孩子们买零食。以往节日里需要购买零食。像薯片、火腿肠之类的零食有些家长会觉得是垃圾食品，我们就不会购买。比较健康的水果，准备的时候要花很多精力顾虑周全。有一次我们准备了西瓜，先切成小块，装盒，在装盒的时候又有家长提出不卫生。每一次选择水果，前期会磨合几轮，家长提出来一起投票表决，一般来说苹果、香蕉、樱桃这类既方便清洗又方便携带的水果，大家会更容易通过。

其实家长做的这些孩子们未必感受得到，我儿子就喜欢吃所谓的“垃圾食品”，我也不反对，他在学校里学习也挺辛苦，我不会限制他这些。

我作为家委会会长，没办法一味地做个老好人、服务者，我也需要树立权威，在发生意见分歧的时候，要敢于最终拍板做决定，否则谈论会没完没了。另一面又不能端架子，不能让家长觉得自己是个什么官儿，我跟家长沟通的时候都是客客气气的，就事论事。这方面我们家委的妈妈们做得很好，她们会发一些有气氛的词语，比如：大家收到回复一下哈，谢谢哦。有家长回复还会发感谢，抱拳的图片。

家委会一边要让老师满意，一边要让家长满意。彼生摩擦很正常。有隔壁班的家委也反映说办活动有些家长不买帐，费用从班费里出，每个小朋友要去分摊，他只好自己贴钱，活动还是有你孩子的一份。

前段时间37名家长“驱逐”7岁孩子的新闻，我花了20分钟时间，把整个文章仔细看了一遍，也在网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从报道来看，我不太认同媒体太过轻易地就把家长和学校放在对立面上，在我的理解中，家长和学校和老师实际上是一个共同体，共同目标都是把孩子培养好。

在报道里，我觉得老师做得算不上很好，但是没什么太大的错误，因为我看到她在和学生家长的聊天最后说：“我不会因为你的孩子改变教育理念，但是你可以朝着你认为的方向去走。”这实际上说明老师也有自己的教育思路和安排考虑，可能不是纯粹为了给孩子多做点题这么简单。

看聊天截图，我很遗憾看到当事人妈妈交流过程中展现了对学校的充分不信任，所以她觉得老师处处针对她，针对她的孩子，包括对其他家长的不信任，这种态度无形中为她自己增加了沟通的难度，解决事情的方法很多，她采取的一些方式，不是为解决问题而去的。

因为彼此沟通的方式不一样，许多事情很难达到所有人都满意，家委会做事情尽力就好。好的家校关系，边界感很重要，不要去模糊家长和学校之间的界限，尽量不要去干扰老师的工作。

上学期，我遇见有家长提议说要在孩子们的课桌内侧安装一个类似挡板的东西。起因是他从老师发的图片里看到孩子们在课堂上看书写字的样子，觉得孩子们趴得太低，提出可以买一些设备帮孩子们矫正姿势。他发来一张产品效果图，说看到其他年级的孩子用得挺好，建议我们班也可以买。

我第一回听，这个建议可能有点过度介入教学工作，另一方面也觉得这类辅助设备不是必要的，一个孩子安整个班都要安，其他家长不见得会赞同。但我还是把意见反馈给了班主任，果不其然，班主任没有同意。她承认这个产品可能有矫正姿势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安装这个设备对孩子们有安全隐患。另一方面，针对家长的担心，老师也承诺会提醒学生注意坐姿、督促学生做眼保健操。我把意见传达给那位家长，他也没再说什么。

没有不焦虑的家长

不过，家委会也不是什么家长的集体活动都会出面处理。

我的儿子读一年级时，刚入学就到了教师节，班里的家长们都想给老师送点礼物。我们家委商量来商量去，决定这事不出面，也不使用班费，想送礼的家长自己去送。班里大概有5，6位家长一起为老师选了个水杯，不到一百元。刚打算送，学校就出了个文件说禁止向老师送礼。

相比我读书的时候，现在家长向学校和教师提意见的成本降低了很多。我们学校有一个小程序，什么问题家长都可以在上面提，校方也会快速处理。后来我听说，这事是因为学校有班级的家委私自拿班费给老师送花，被另一个家长在小程序上举报了，校方才出了这样的规定。也正因为信息通达，有时候一个匿名举报就能让老师面临被调查或下岗的危机。

也许是近几年家校关系频繁爆发出问题，所以老师们跟家长沟通特别客气，谨慎，不会在群里公开点孩子的名批评。家长方面，一部分家长很大胆，敢提各种意见，另一部分家长在老师面前说话还是小心翼翼，不敢得罪。

作为家委我与老师打交道最多，跟老师交流我有自己的方法。比如上次语文老师跟我说起儿子最近的表现，说字没写好、不认真，题目也没看清，老师让我儿子把错误的划掉，孩子却把对的打上了勾。我知道情况后，替孩子跟老师解释：这是他的特点，他确实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我们一起想办法让他慢慢改正。我了解自己的孩子，知道他性子急，逼着他做某件事，不见得起到好的效果，所以我先跟老师强调他的性格，让老师跟了解孩子的特点帮助老师判断，再和老师一起慢慢帮孩子改正。

外面的人会觉得老师会特别关照家委的孩子，评优奖励等机会也更容易捞到好处。我觉得会有那么一点点，做这份工作自然各有各的私心。将心比心地想，一个配合学校、配合老师的家长和孩子，为班级付出了一些个人的精力，老师自然会有好感，是个加分项。但如果家里的孩子是个调皮鬼，估计再怎么参加家委会，这个加分也加不上去。我儿子是班级数学课代表，这是因为他数学成绩好，才被老师任命。

上周，学校组织在线上开家长会，老师点了我们儿子的名。科学老师说，他明明有实力，没有发挥出来，是什么原因要想一想。批评完老师还加了句：孩子的妈妈经常给他买一些杂志，非常好，大家可以学习。事后我跟老师又交流了几句。我想，家长有时候主动跟老师交流频繁，老师才能全方面的看待孩子。

这三年，儿子的班级没有换过班主任，我们家长和老师的沟通顺畅，彼此也有了默契。其他班这学期换了老师，我听说有的家委会就觉得新老师不行，不积极。

能触动每个家长敏感神经的，往往是孩子的学习成绩。我听闻其他班级的家长反映说这学期换数学老师，全体学生的成绩有明显下降，最低分竟有40来分，部分家长很着急，他们纷纷找家委会投诉。家委会把情况反馈给班主任，班主任和数学老师交谈，最后也没有给出个说法。这种情况下，家委会也难做，只能劝说家长们不要和学校硬杠，他们抱团组了个群，私下商量着给孩子们购买辅导习题册，组建互帮小组。

这学期，我为孩子争取的练琴教室终于落实了。一开始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自己的孩子，他从幼儿园中班开始学钢琴，到学校住宿后没有练琴的条件，从他上一年级时，我就跟校方提建议，希望把年级里有练琴需要的孩子集合起来，如果人数够多，希望校方能提供琴房。此前，因为没有空间、需要安排老师管理，这件事一直很难落实。

今年契机出现，“双减”政策之后学校积极在发展各类社团活动，把体育馆二楼收拾出来，就有了6间琴房。学琴的学生可以在每天中午和傍晚两个时间段，练40分钟的钢琴，一个琴房配备一个家长轮流值班，我也报了名。我儿子在周一，周三固定去练琴，他人聪明，但也会犯懒，借着这个机会我也能督促他。

学校是寄宿制，不允许家长随意进出学校，我是家委会成员办事免不了进学校的次数多些，在班级的学生中混了个脸熟，都知道你是某某同学的爸爸，很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我儿子会觉得我烦，见到我会问我：怎么又来了。

因为我的原因，他在班级里表现的更为积极，他知道一旦他开小差老师就会第一时间告诉我。

今年下半年校级家委会换届增选，每个班需要有一位家长参与，我申请加入，从此又多了个群。校领导都在那个群里，每个成员都得到一本家委手册，手册里规定了包括表决权之类的细则。线下，我参与了一次校级家委会的表决，有关学校是否开设家长讲堂，30个参与表决的家长全员举手通过。

家长讲堂是给家长上课，老师会教家长如何教育孩子，也解答家长的疑问。在一次课堂上，我看到了家长们普遍的焦虑，围绕孩子的学习成绩，行为习惯等有诸多探讨。

每位家长都焦虑。我还记得儿子刚入学的时候，周末回家，他总是每隔20分钟就上一次厕所，很频繁，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不知道。我去找老师谈，分析原因后发现是孩子心理上的问题，因为老师告诉他上课尽量不要上厕所，他记住了，想上厕所又不敢去，于是有了这样的反应。有些家长发现，自家孩子总是在学校食堂吃不饱。家长了解情况后发现了原因，是因为学校食堂轮流吃饭，低年级吃完轮到高年级吃，到点了老师难免催促，孩子们听老师的安排，有时候不会跟老师说自己的感受，就饿肚子了。我们和学校反映了这个情况，提了意见之后，学校的老师也发现了问题，之后在这件事上不会那么着急，还给多加了些饭。

作为家委会成员，这些年我对家长和学校关系有了很多认识和思考。与此同时，我的孩子也在学校默默地成长着。2020年第二学期期末，我的孩子获得了优秀学生奖项，学校有50元奖学金，我问他怎么花，他说没想好，我鼓励他：过去的已经是过去的了，新学期要重新开始。他现在长成了三年级的学生，进校门时连头也头也不回，想到一年级的时候要回四五次头和我说拜拜，我这个老父亲开始感觉到有些失落了。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人物采用化名。

• END -

一个愿割，一个愿挨

“你抽盲盒我来吃”，不只星期四文案疯了，肯德基“代吃”也疯了。

1月4日，话题#代吃#冲上微博热搜第四，但这次，网友不是找人代吃“爱而不得”的美食，而是为了能一次性抽取更多的盲盒。

1月4日上午十点半，打工人还沉浸在假期综合症中，肯德基中国35周年KFC×泡泡玛特DIMOO手办发售。根据规定，消费者只需在肯德基购买价值99元的指定套餐，才能获得盲盒1个。据了解，这一系列的盲盒总共7款形象，6个常规款+1个隐藏款，6个成1盒，全国总共发售26万份，抽中隐藏款概率为1：72。

DIMOO是泡泡玛特五大头部IP之一，疯狂肯德基入华35周年，遇上人气盲盒，在“娃群”中引起了一场不小的化学反应。“好大儿”遭玩家们疯狂抢购，短短一个多小时，就陆续传出各地门店指定套餐已售空的消息。

为了抽中隐藏款，不少玩家疯狂消费。“连盒端”，用推车拖套餐，四个人连吃三顿肯德基，而这都还是小阵仗。某平台上，有网友晒出账单，一次性花费10494元直接购买了106份套餐。此外，为了保证想要的款式，有人研究出了不同款手办的具体重量和包装特点，甚至动用各种仪器给盲盒扫描，通过判定盲盒手办的形状来辨认款式。

但在运气好的情况下，集齐一整套盲盒，最少需要买7款套餐，于是，“代吃”应运而生。“盲盒归你，肥肉归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纷纷开启段子模式。

而在二手平台和淘宝上，这些盲盒已经开始“流通”。隐藏款处于缺货状态，普通款也从99元，开始涨价。

从顶流女星玲娜贝儿被炒至万元天价，到为抢迪士尼限定玩偶“憋到尿血”，年轻人对于炒新事物在外界看来有些癫狂，还有潮鞋、LO裙、乐高、积木熊。他们到底为何痴迷于“炒”天价潮玩？到底是智商税还是真的有收藏价值？背后又暗藏着年轻人的何种消费观？

比星期四更疯狂

“来晚了，不到12点就卖光了。”

盒饭财经来到肯德基北京亚运村店，店员告诉我们，1月4号当天上午10:30“KFC x 泡泡玛特”联名盲盒发售，一个多小时，这些盲盒全部被抢光。

根据官方的宣传，此次的DIMOO形象均以肯德基美食为灵感打造，有冰雪圣代、晚安薯条、香甜粟米、就是可乐、汉堡饱饱、飞行上校，以及隐藏款王牌炸鸡共7款。全国总共发售263880份，用户在肯德基门店购买99元的DIMOO家庭桶套餐即可获得肯德基DIMOO盲盒一份。

当天上午，“肯德基Dimoo”“代吃”两条词条就冲上了微博热搜。截止目前，#肯德基Dimoo#获得1.5万的讨论量、8729万次阅读，#代吃#获得1.2万次讨论、9852万次阅读。

玩家们为了Dimoo，动用了十八般武艺。

第一招，疯狂买买买。

博主@媄兔Carrot早上6点就起床去排队，花了594元抢了一整盒盲盒手办。6款手办对应6套肯德基套餐，一份套餐包含两个蛋挞、三杯小可乐、一盒上校鸡块、一个汉堡、一个老北京鸡肉卷、一盒小薯条。

为此，4个人吃了一整天的肯德基。

这种整盒购买的情况，被称为“连盒端”。多数潮玩玩家，为了集齐一整套，都会选择连买6份。于是，不少网友实现了“肯德基自由”，有人分享了自家冰箱被肯德基塞满的场景，有人拎着18杯可乐被保安当成了外卖小哥，有玩家则晒出用推车采购的图片……

不过，这些都还只是普通玩家，一张流传更广的票据显示，一位“王者玩家”一次性花费10494元购买了106份套餐。根据一份套餐中有三杯小可乐计算，光可乐就足够这位买家喝一年了。

许多人表示， “已经吃完了这辈子的肯德基”。

有需求就有服务。针对这类临时性“晕鸡症”患者，以及本地抢不到的玩家，网友献出了新招数，代买代吃！

“接代吃！吃归我，娃归你”“我吃套餐，你拿盲盒”在某二手平台上，肯德基代吃的服务，单个套餐收费20到99元不等，6个套餐收费450元。

随着“代吃”的话题热度升高，不少网友也凑了进来，纷纷表示愿意接代吃服务。还有网友对这项服务编起来段子——

为了有针对性地购买自己喜爱的款式，第三招出现了，辨娃。

“可乐款重量80.4g，轻，有冰块的沙沙声；飞机款重量95.4g，在0的位置打盒”。率先抢到玩偶的玩家，根据产品特点和重量，将辨娃的思路作出总结发在了社交平台上。

更有甚着，用起了各类扫描仪器，借助外力，来分辨盲盒的款式。

当然，对于买不到、手头又较为宽裕的人，也可以选择高溢价购买“二手货”。

盒饭财经检索发现，目前，在电商平台上，普通款的单个手办价格多已高于肯德基套餐原价，隐藏款的身价更是卖到了单个799元，距离原价翻了8倍，即便如此，这一系列的产品也显示有1000+的月销量，以及21条评论。

最终，在限定、代吃、倒卖、炒作等话题热度下，DIMOO再次上演了一“娃”难求的盛况。

“这个能干嘛呀？”

“就是这种东西啊？”

“99块钱？这个能干嘛呀？”

“刚刚前面为了这个他们排队还吵架啊，很多人，一下子就抢疯了。”

“给你小孩玩么？自己玩？有什么好玩的？又不响，又不能讲话，又不能跑、不能飞？也不能有什么作用，它就是模型。”

4日一大早，小红书潮玩博主“大胡子老师”起了个大早，顶着寒风冲到了肯德基门店。拿到手机上下单的套餐和盲盒后，决定找个人少的角落，开启拆盲盒的愉快时光。

刚拆了一个，一个路人乱入镜头，发出了上文中一连串的灵魂拷问。

类似灵魂拷问场景，历历在目。

2021年，最大顶流玲娜贝儿，成为不少年轻人心中的“唯一C位”。由此也带来了几波抢购潮。原价219元的公仔被黄牛炒到了2288元，此外，其他周边如原价359元的双肩包、369元的大脸包、99元的挂件也卖到了500元左右，连99元的发绳都炒到200多元。

12月29日，玲娜贝儿的“东家”上海迪士尼公开售卖圣诞系列商品“2021达菲和朋友们”，不仅引得游客凌晨3点开始排队，甚至创造了为了买到玩偶哭闹、下跪、打架，大喊“憋到尿血”的“魔幻”场景。

再往前，潮鞋、手办、Lo裙、盲盒、积木熊，甚至核桃、藏獒，这些随着时代变化的潮流，都聚满了年轻的拥趸。

年轻人到底为什么为它们而狂？这些被外界看起来，没什么投资价值的产品，为何频频被疯抢后成为不少年轻人心目中优质的投资产品？

稀缺性和有趣性，是其通用的逻辑。我们以号称“一只熊能换一套房”的积木熊为例。

积木熊，也称Bearbrick。作为潮玩家族的前辈，Bearbrick无疑是这场“潮玩运动”的发起者。

近几年在国内火起来后，很多玩家也开始进行积木熊收藏。因为是日本生产，疫情期间国际物流受到限制，显著提升了国内玩家间的交易量。

根据尺寸不同，积木熊的官方售价一般在几十元到几千元之间。但在某鉴定交易平台上，几乎没有积木熊按照原价出售。最贵的一款“SORAYAMA X BE@BRICK Daniel Arsham 2G 空山基 1000%”售价147 999，但其发售价仅有8 800。而去年12月刚发售的“星球大战西斯骑兵镀铬100%+400%”发售价仅1 000人民币左右，该交易平台已经要价3 889。

没有人能够完全说明积木熊如此受欢迎的原因，但独特性肯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积木熊从面世开始，就走的联名路线。首次发行就和唱片公司HMV联名，而后每年于夏季或冬季更新，和时尚品牌、设计师、音乐团体联名。有本身对潮玩不感兴趣的人，但或许是星球大战每款产品都限量发布，就明确告诉追随者们：做完这批就不再生产。

泡泡玛特走的就是积木熊的老路，只不过除了联名，它也想打造自己的IP。这次和肯德基联名的，就是泡泡玛特旗下的Dimoo系列。泡泡玛特也拿捏了独特的重要性，限量发售，多数门店当天就卖光。官方宣布总共发售263880份，按照肯德基在中国的门店数量7600余家来计算，每家店分到的盲盒不到35个。而大量盲盒流入淘宝、得物、闲鱼等二级市场，价格水涨船高，这也无形当中为这次联名活动做了宣传。

除了独特性之外，产品多样化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和积木熊一样，Dimoo系列推出了从最小的7厘米盲盒玩偶到100厘米的“大娃”，为不同需求、不同购买能力的玩家提供多种选择。

王艾琳是一个佛系的盲盒玩家，她购买盲盒的过程比较随性。

买盲盒并不在乎是什么系列或者联名，当看到一个系列的盲盒“整体水平还不错”，就会入手一两个“试试水”。每次开盲盒之前，她总会默默设定一个最想要的盲盒，随后再打开。然而动辄12个一套的盲盒很难“一发入魂”。抽中想要的盲盒会获得极大满足，就算抽不到也不会很失望，而且还会提高下一次抽中的心理预期。

“虽然稀缺款盲盒涨价是商家用于营销的‘人为因素’，但只要有市场，这个价格就是合理的。”当被问道如何看待炒盲盒现象时，玩家王艾琳告诉我们。

悦己投资的风险

镜头前，一开始雀跃连贯解释着的潮玩博主“大胡子老师”，开始磕磕巴巴和不知道怎么回答。

“就、就、就是，就是赶个时髦嘛。”

路人离开后，他转身冲着镜头，看着刚抽到的玩具，眼神中好像少了点兴奋，对着镜头说了起来：“你怎么会觉得我能理解呢？就是买到就开啊，对不对？”

智商税、韭菜，成为一直笼罩在潮玩玩家头顶的乌云。

确实，从实用性上来说，这些产品基本不具有什么具体的功能性。再综合盲盒的物料成本、仓储成本、营销成本等，我们也能发现其售价远高于实际价值。

然而你会发现，100元买到一个时尚摆件和肯德基套餐，似乎和十几年前为了收集卡片，买一堆干脆面，没什么区别。 

万物皆可“炒”，是常态，也是沿革。

有人说：炒房是70后的狂欢，炒股是80后的疯狂，炒币是90后的荒诞，炒鞋是00后的盛宴，炒盲盒是10后的时尚。虽然其中有夸张的成分，但可见人们对于“炒”这件事，从来就没有停下脚步。

极光发布《当代年轻人的“快乐秘籍”—— Z时代营销攻略》数据报告显示，在消费问题上，Z世代的首要目标不是商品价值，而是取悦自己。

“喜欢就买”已经成为了新时代年轻人的“四大名言警句”之一。注重商品的情感价值而非其实用价值，因此建立长期的互动关系和真正的品牌联系。

网友@捕梦人这样评价手办：“手办买的不是塑料，是感情，手办也可以陪伴一个人，保养得好，手办可以送你走”。

但此类“炒”仍需警惕。

建立在稀缺性和兴趣性两大基础上的“被炒”逻辑，并不坚固。

5000人凌晨排队只为玲娜贝儿，甚至由于排队时间过长，还出现了消费者大呼“憋到尿血”的极端事件。

而这次排队的盛况，仅仅是“2021达菲和朋友们圣诞系列”商品在此前线上抽签+线下购买模式发售后的剩余库存。换句话说，库存备多了，原本线上活动没有处理全，这批是在线下清库存。

也就是说，商家可以随意增加商品产量，稀缺性可能将成为笑话。而兴趣，更是不稳定，今天手办，明天手帐，谁也不能保证热情何时消散，这些如同风口一样此起彼伏的社交“货币”下一个又是什么？

当失去稀缺性和兴趣性后，就成为击鼓传花的游戏。

参考文章：

《Z 世代亚文化消费的逻辑》汪永涛

《Z世代都为什么买单？》周洁，刘绮黎

酒是社交的一部分，但你不一定非要喝酒精饮料。

许多西方人在过完大吃大喝的圣诞节和新年假期后都立志要在一月份少喝酒或者不喝酒。

其实，即使在过节期间，也已经有许多人尽量避免蛋奶酒这样的节日酒精饮料，而选择不含酒精的啤酒。

市场数字显示，越来越多的人转向消费无酒精或低酒精饮料（英文中也简称NOLO）。NOLO成新宠，这一潮流背后有哪些推动力呢？

关注健康

根据国际葡萄酒和烈酒调查机构（IWSR）的统计，低酒精和无酒精饮料市场继续增长，到2024年预期消费量将增长31%。

正像英国酿酒商Jaega Wise在《食品项目》中发现的那样，在人们减少酒精饮料消费 – 或是彻底戒酒 – 的同时，新的非酒精替代品开始涌入市场，并撼动酒精行业。

越来越多人开始消费无酒精或低酒精饮料（NOLO），首先是出于健康考虑。特别是在新冠大流行期间，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健康。

而少喝酒可以带来诸多健康益处，比如：

酒精会干扰快速动眼睡眠（REM），它是睡眠中一个关键的阶段，可以有效帮助我们休息和恢复。跟许多人认为的正相反，没有酒精的睡眠质量更好。

同酒精饮料相比，低酒精或无酒精饮料往往卡路里更低，含糖量也更少，有助减肥。

饮酒过多还伤害我们的免疫系统，让人更容易感冒以及得其他疾病。

更重要的是，少喝酒还有助于避免未来一些更严重的长期病症和影响，包括癌症、高血压、肝病和心脏病。

此外，还有精神健康问题。经常大量饮酒会干扰大脑的化学物质（虽然酒精可以暂时让我们放松），可以导致抑郁、焦虑和压力。

选择增加

目前市场上的无酒精和低酒精饮料种类已经越来越多：至少对想喝酒的人来说，现在有了NOLO的选择。

一些大品牌已经意识到商机，纷纷加盟。

Jaega Wise表示，近年来无酒精饮料领域的增长巨大，特别是啤酒行业已经有多家老牌啤酒厂推出了无酒精啤酒。

对那些不常喝啤酒的人，不含酒精的替代品选择过去往往不多。但是，现在市场上也有了无酒精烈酒。一些主要杜松子酒（也称金酒或琴酒）品牌纷纷推出自己的无酒精替代品，让人们能够品尝经典琴通宁（又译作金汤力，Gin and Tonic）的味道，但却避免酒精。

与此同时，一些较大规模的苹果酒、葡萄酒、卡瓦酒和普罗赛柯酒品牌也纷纷推出无酒精产品。

酒吧和餐饮业加盟

酒吧和餐饮业也懂得抓住时机，并扩大自己的NOLO系列。

维洛比和托尔维是名为Club Soda运动“理性饮酒”（或“正念饮酒”，“mindful drinking”）的创始人。

他们在酒吧会面，目的就是要给那些希望改变不良饮酒习惯的人在社交场合点无酒精饮料增加自信心。他们说，现在找到一家提供各种低酒精饮料的酒吧越来越容易了。

托尔维表示，过去两年事情绝对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酒吧开始提供更多无酒精和低酒精饮料。

维洛比则表示，开酒吧的租金是24-7全天候的。因此，除了卖酒，午餐市场、平时营业（非周末时间）、开车人士以及孕妇等顾客与传统饮酒客的生意同样重要。

她说，“他们开始意识到那是他们以前或许从未开发的更广泛的顾客群体”。

现在甚至还出现了完全无酒精的“饮酒场所”，例如，世界上第一家无酒精啤酒酒吧BrewDog AF Bar。

产品改进

提供网上学习课程和品酒活动的一家酒学校的佩顿女士表示，酒精好喝是因为其味道。如果去除了酒精就去掉了许多酒味。因此，挑战在于如何保持酒味。

佩顿女士表示，无酒精啤酒做的不错，因为它含有啤酒花，让它的味道更饱满，让人感觉有啤酒味。

英国另一家啤酒厂的联合创始人基恩女士则表示，产品改进给消费者带来了巨大的不同。她说，“如果你想喝一杯味道正宗的好啤酒，那它含不含酒精都无所谓”。

现在已经不仅仅是酿酒商优先考虑他们NOLO产品的味道了，就连无酒精鸡尾酒也开始改善了。

传统上的无酒精鸡尾酒往往颜色鲜艳到不自然，而且太甜腻。但现在市场上已经可以买到无酒精烈酒，它们不仅精致、微妙，还带有各异的植物风味。

社交润滑剂？

格兰迪是一家低酒精啤酒厂的联合创始人，他们出售一种名为“ABV的社交啤酒”。

这些啤酒的酒精含量在0.5-2.8%之间，比较低。这类低酒精度的啤酒其实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1700和1800年代，当时出于安全原因，几乎人人都饮用这种低度啤酒作为水的代替品，从学校学童到上流社会。

格兰迪认为，这种低度啤酒今天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当我们在社交场合不想喝太多酒时让人更容易接受。或许明天需要早起，所起不想昏头胀脑；或者是在酒吧吃完午餐后需要重返工作岗位继续高效工作；还可能是已经喝了两杯5%或6%酒精含量的啤酒，接下来需要“调节一下”。

格兰迪说，在这种场合我们并不总是想换喝甜的软饮、或干脆放弃社交活动，我们只是手里“想要一杯好啤酒而已”。

滴酒不沾年轻人数量上升

已经有越来越多年轻人不喝酒精饮料。

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酒精饮料消费整体呈稳步下降趋势，其中在16-25岁年轻人群中下降最为明显。

在2018年担任英国酒精变化研究和政策主任的尼科尔斯说，“其中一个特点是这一年龄段中滴酒不沾的人数量有所增加”。

根据英国独立酿酒协会(SIBA)发布的《2020英国精酿啤酒报告》，几乎四分之一的年轻人不沾一滴酒。年轻人不喝酒是推动无酒精或是低酒精啤酒销售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了健康意识的提高，年轻人为什么喝酒越来越少了呢？

尼科尔斯认为，“部分原因是与经济保障有关”。他表示，20年前年轻人的经济前景更乐观。他们在就业和学习方面的压力更小。他说，从历史上来看，当人们总体感觉经济更安全时往往酒精消费量会上升。

同时，尼科尔斯认为这里还有社交媒体的作用。年轻人都明白，如果出去喝醉了，每个人都会用手机拍照，“那看上去不太好看”。

尼科尔斯还说，这里还有一个长期趋势在。经常会发现有一代特别能豪饮的人，比如80年代中期和2000中期的那代人，但接下来就会出现不怎么喝酒的一代人，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喝酒已经不再是什么叛逆的行为了。

“因为，如果你做和父母那一代同样的事，就无法把自己定义为反父母了，” 他说。

30岁以上人群，已经占到2020年结婚登记人数的46.5%。

近年来，我国结婚人数持续减少、青年结婚平均年龄日渐提高。

第一财经记者根据民政部公布的历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对2005年以来历年结婚年龄结构的变化统计梳理发现，20-24岁人群占结婚登记人数比重持续下降，其中近十年来，该占比下降了一半。2013年以来，25-29岁办理结婚登记占结婚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20-24岁人群，成为占比最高的年龄段。

此外，30-34岁人群占比大幅提升，十年来增加了8个百分点。

需要说明的是，历年的民政事业统计公报中，有部分年份只公布了占比最高的年龄段，而无其他年龄段的统计数据。另外，2018-2020年统计公报中有公布了各年龄段结婚人数，第一财经记者据此推算出各年龄段占比情况。

数据显示，从2005年到2012年，20-24岁年龄段办理结婚登记的公民占结婚总人口比重一直位居第一，不过，总体上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从2005年的47%下降到2012年的35.5%，虽然依然占比最多，但比25-29岁年龄段占比仅高出1.3个百分点。2013年，25-29年龄段首次成为占比最高的年龄段。

随后，20-24岁年龄段占比继续迅速走低，到2020年，降为18.6%，比2010年（37.6%）下降了19个百分点，比重下降过半。

与此同时，从2010年以来，25-29岁年龄段占比呈现了先升后降的态势。数据显示，2010年这一年龄段占比为为31.9%，到2013年首次超过20-24岁年龄段占比，成为占比最高的年龄段。2015年是该年龄段占比的最高峰，达到了39.4%，随后七年呈现总体下行态势。尽管2020年相比2019年略有反弹，但反弹幅度很小，2020年这一年龄段占比为34.9%。

相比之下，30岁以上年龄段均呈现大幅增长趋势。尤其是30-34岁年龄段，占比从2010年的11.3%上升到2020年的19.3%，上升了8个百分点。

另一个提升幅度较大的年龄段是40岁以上，占比从2010年的12.9%提升到18.9%，提升了6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30岁以上人群，已经占到2020年结婚人数的46.5%。

不过，40岁以上人群占比较高，与近年来离婚人数增加、再婚人数增多有较大关系。按照民政部公布的离婚登记数据，虽然2020年离婚登记人数出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若对比2010年，仍增长了90%。

总体上来看，结婚尤其是青年初婚的年龄正在不断推迟。根据贺丹、张许颖、庄亚儿等人的《2006～2016年中国生育状况报告——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女性的初婚年龄从2006年的23.6岁上升到2016年的26.3岁，10年间上升了2.7岁。

华南城市研究会会长、暨南大学教授胡刚对第一财经分析，大城市目前很多人受教育的年限比较长，尤其是读了硕士、博士，结婚也会比较晚。比如，硕士毕业一般都25、26岁，工作几年就接近30岁了。另外现在大城市，买房子、工作压力也比较大，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种种因素之下，结婚年龄在不断推迟。

1990年出生、硕士毕业于大连交通大学的李小姐说，同寝室的4个女生，年纪都差不多在30到32岁之间，目前只有1个人结婚。

人口专家、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教授对第一财经分析，从城镇化水平情况来看，城镇化快速提升，会影响人们的婚育观念和行为。近十年来，人口加速向大城市、中心城市转移，人们在城市生活，住房、交通、消费等等压力很大，对人们的恋爱结婚都会有实际的影响，“恐婚”“不婚”“迟婚”的现象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

2020年底，中国经济沉浸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正增长”的欢愉中。2021年岁末，气氛则发生转变，从官方到学界和媒体，“拖累”、“放缓”、“形势严峻”、“下行压力”等词频频出现。

今年初，中国两会将全年经济目标设定在6%以上。不少观点认为，考虑到中国在新冠疫情最严重的2020年还保持了2.3%的增速，这一目标定低了。果真，2021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冲高到18.3%，即便考虑低基数效应，这一幅度依然十分可观。此后二季度7.9%的表现依然不俗。

转折发生在8月。

不利因素在这个夏季集中爆发，汽车行业缺芯、高耗能行业限产限电、河南山西先后水灾。此外，中国从北到南出现大面积的零星疫情，“动态清零”的诉求下严厉的管控措施，让缓慢恢复中的消费受挫。再加上“双减”政策对教培行业的“一刀切”，三季度的中国经济状况开始转为严峻。

数据也验证了这一点。中国统计部门公布的8月综合PMI指数亦回落至48.9，2020年3月以来首次落入收缩区间。PMI被视为一个经济体的“体检表”，反映制造业的整体增长或衰退。PMI的荣枯线是50%，高于50％代表制造业在扩张发展，反之则代表衰退。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安邦智库创始人陈功向BBC中文表示，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速降至4.9%，大幅放缓，近期一些数据更是显示经济活动进一步降低。“第四季度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

很多市场机构都下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IMF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将2021年中国GDP增速预期下调至8%，比此前的预测下降了0.1个百分点。高盛将中国2022年GDP增速的预测从5.6%下调至5.2%，同时预计中国经济2021年第四季度的增长率将放缓至3.1%。

“过往快速增长过程中隐藏的深层次矛盾会在经济掉头下行时显现出来。”中国银行原副行长王永利在近期一次公开活动中表示。

“中国经济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三重压力：供给、需求、预期。”经济学人智库（EIU）经济学家苏月向BBC中文表示。中国官方对经济遇到的困境并不讳言，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把三重压力描述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

楼市“沉疴”遇监管“猛药”

需求收缩的背后首先是房地产行业的下行压力。

回顾2021年，中国最大的房地产企业恒大，与“危机”二字紧紧捆绑——债券未能兑付，股票暴跌，变卖优质资产，投资者抗议，买楼者彷徨。

恒大危机的烈度、广度，乃至戏剧性之强，很容易让人忽视这一行业整体面临的形势。其实，像恒大一样，中国多个头部房企面临流动性困难，更有一批中小房企倒下，整个房地产业面临一场深度震荡。

恒大乃至整个地产行业对中国经济则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从本世纪初开始，楼市一直是拉动中国内需的火车头，但经济高速发展让中国的资产价格不断上涨，无论企业还是居民，都在大举借贷，风险不断累积。整个金融和地产体系都在集聚风险。

为了应对这种风险，中国也出台了一系列监管措施。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房地产助理教授杨扬向BBC中文介绍，从2010年起，政府开始了房地产市场调控，稳定房价、地价、以及市场预期。为避免金融系统性风险，从2016年开始坚持“房住不炒”定位， 采取限购限贷限售、严格价格管理以及规范市场秩序等措施。 而从2020年开始出台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政策，比如对重点房企融资提出“三道红线”，以及给金融机构划定房地产贷款集中度上限。

楼市“沉疴”突然遇到监管“猛药”，房企的危机终于在2021年集中爆发。“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说，凭借高杠杆高周转进行快速扩张的资本红利时代已经结束了。”杨扬认为，未来房地产行业将不再是中国的经济支柱。

对于整个经济来说，房地产市场的低迷，甚至潜在的“暴雷”，使国内需求岌岌可危。此前中国经济面临外部危机，总会放开甚至鼓励楼市发展，快速托起经济大盘。

而中国知名的地产商任志强对此有一个颇为流行的比喻——房地产就像“夜壶”，宏观经济不行了，就拿出来用一下，刺激刺激，用完了再踢回床底下。

在当前的下行压力下，房地产业管控也有边际放松的迹象。渣打银行大中华及北亚首席经济师丁爽认为，房地产投资放缓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拖累因素之一，不过三季度新增房地产贷款占比已由2016下半年的超50%骤降至15%左右，未来楼市的信贷条件有望触底回升。

疫情持续让出口面临挑战

以楼市为代表的内需表现不佳，2021年前三季度的中国出口则十分亮眼。

苏月认为，与全球其他经济体相比，出口带来的强劲需求是中国经济的亮点。

2021年中国外贸延续去年的趋势高歌猛进——前三季度，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28.33万亿元，同比增长22.7%。其中第三季度进出口同比增长15.2%。

至此，中国外贸进出口已连续5个季度实现正增长。

贸易战三年及新冠疫情爆发两年，不但未能拖累，反而使中国贸易规模在全球的占比达到历史峰值。

这种反常现象不难理解。“中国防疫措施严格，供应链在疫情期间表现出很强的稳定性。”经济学人智库（EIU）经济分析师徐天辰此前向BBC中文介绍，这些原因使企业们做出最符合利益的决策——让订单回到已经全面复工的中国。

换言之，中国今年的出口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欧美疫情严重导致的产能缩减，使订单转移到中国，即“替代效应”。路透援引开源证券宏观分析师赵伟称，伴随疫苗加速推广、疫情“错位”影响逐渐消退，未来出口的“替代效应”将逐渐消减。

这为强劲的外需打上“不确定”的标签——中国在疫情中迎来的特殊时期的繁荣，能否在后疫情时代延续？

“运动式减碳”可休矣？

“运动式减碳”在下半年成为高频词。在中国提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后，“减碳”经济成为一股蓬勃的风潮。

然而在2021年的夏季，这股风潮迎来一波反噬。今年夏天，“电荒”愈演愈烈，多地工业企业“开三停四”甚至“开二停五”错峰用电，严重冲击了工业生产，形成了当前中国经济的第二个难题——“供给冲击”。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向媒体列出三个原因：电力需求增长过快导致的供给相对不足，电煤价格上涨，以及“双控”政策影响。

“双控”是指实施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8月中国发改委发布《2021年上半年各地区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晴雨表》显示，全国19个省份出现一级、二级预警，包括此次“缺电”严重的江苏、广东、云南等省。

被上述“晴雨表”点名的地方政府，开始实施严格的限电措施。“命令式”限电停产直接冲击了工业生产，甚至在东三省地区影响了居民用电。

本轮停电多集中在江苏、浙江、广东等制造业大省。“限电限产对经济增长造成较大影响。”路透援引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唐建伟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动能在减弱。

数据也印证了这种判断，今年7月，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还维持在6.4%，8月开始限电后，9月该数据就陡降至3.1%，此后10月和11月都维持在3.5%和3.8%的低位。

为了挽回这种局面，中国官方发布多条政策，“从制度上防止出现运动式‘减碳’现象”。媒体发文批评，忽视客观规律，“减碳”过于激进，不能搞一刀切。

预期转弱：疫情阴霾不散

苏月认为，到2022年，与地产去杠杆、互联网行业整顿相关的上下游行业，将进一步面临现金流不足和失业问题。

再者，“中央的宽松政策实施的速度过慢，考虑到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时滞问题，以及冬奥会相关的严格疫情管控，中国GDP环比增长企稳将出现在明年下半年。”

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表示，从预期看，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自4月份以来连续回落，9月份和10月份跌至收缩区间，其中小型企业制造业PMI连续7个月处于收缩区间。而住宿、餐饮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回落至收缩区间，主要是受疫情扩散的影响。这些都反映出预期转弱的情况。

预期转弱背后，多位受访者表示，迟迟无法走出疫情，回归常态，是始终笼罩在中国经济头上的阴霾。

2021年，变异毒株导致的新冠疫情一直在中国境内此起彼伏——2月的广州疫情，7月8月南京机场出现的病例扩散至多地，再接着是9月福建和黑龙江相继出现本地确诊，10月份甘肃和内蒙古，11月黑龙江疫情再起，辽宁也出现新的扩散。总体而言，日均确诊病例数很少超过百例，但前后涉及全国大部分省级行政区，呈现大面积零星爆发的态势。

由于中国坚持清零政策，一旦出现疫情，防疫措施非常严格。比如，9月福建出现疫情后，多个城市进行了多轮核酸检测。常住人口为500万人的厦门，进行了至少4轮全民核酸检测；莆田市常住人口约320万人，也进行了多轮核酸检测。

各地不断出现疫情反弹和严格封锁，打乱了经济尤其是服务业复苏的步伐，造成一些地区企业停工停产，一些微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导致破产。

经济学家余永定表示，中国采取封锁的经济成本是极其高昂的。有鉴于此，一些病毒学家、流行病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应当放弃其零容忍政策，学会与病毒共存。但是对这种做法的抵制仍然强烈。毕竟中国的严苛手段使得该国数月以来几乎与新冠病毒绝缘。同时虽然成本极高（尤其是对旅游业和出行相关服务而言），但中国还是能够负担得起的。

世卫组织荣誉总干事陈冯富珍在近期香港一场公开活动中表示，目前来看广泛施打疫苗是走出疫情的最有希望的路径，而区域间疫苗覆盖的不平衡，将成为回归常态的阻碍，“在每个人都安全之前，没人是安全的”。

坏消息是，即便在疫苗充足的国家，也有大量人对疫苗并不信任。欧洲多个国家还因为新一轮防疫政策爆发严重的暴力冲突。

更坏的消息是，在南非首先检测到的新冠病毒变体奥密克戎，携带着一系列“非常不寻常的”的突变，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国经济走出疫情带来了新的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