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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宇是北大附中的学生，我们昨天的推送《最好的中学，最后的改革》（点击阅读）中提到了他——那位来自衡水的同学。

周宇初中在衡水读书，高中进入北大附中后，经历了整整两年的阵痛期，始终没能适应。他对老师说过多次，“我可能做了个错误的决定，我不应该离开衡水，我考不上我原来定的大学了。”

高一高二时，他超额选课，参加各类社团，但考试成绩糟糕。高三分层教学，周宇在学习进度最慢的C层，后来的模拟考中，排名年级倒数。2021年高考，他考了560多分，最终进入一所军校。

周宇在衡水经历过极端的应试教育，在北大附中，又体验了最先锋的素质教育改革。在外界看来，一个是令人向往的教育乌托邦，一个是魔鬼般的高考训练营，我们很好奇，在身处其中的学生眼中，它们又是什么样子？

周宇的答案出人意料：我在衡水那些年活得很轻松快乐，反而在北京，真的很累。

以下是正面连接和周宇的对话：

有一种疯癫的感觉，不同的选择有不同的结果，后悔吗？我后悔，真的后悔

正面连接：刚进入北大附中有什么感受？

周宇：高一开学典礼，一个老师讲话说，我们这所学校是跟衡中是完全不一样，截然相反的一所学校。我们不穿校服，为什么？因为我们校服太丑了；我们学校自由，因为别的学校都是不允许谈恋爱的，但北大附，到处都是牵着手的小情侣。

当时我就想，我可能来对了。我知道还有好多事情等着我去探索，还有好多事情我没有接触过，但是我又没有平台、没有资源。所以我想我来对地儿了，这是我应该来的地方。

然后我就进入了另一种状态，有点疯癫的那种状态。

你接触到的东西越多，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你不知道的东西越多，未知的圈又扩大了。在北大附我总会有这种感觉——原来史记还可以这么学，原来四书五经还能这么玩，原来还有英语名著这个东西的存在，原来英语不是只有课本上的那些课文。我还可以做木工，还可以做编程，还可以学沙画，还有什么科技艺术。我才发现，原来视频是可以剪辑的、原来照片是可以修的，它不是拿相机拍出来就是那个样子的。

真的是进入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之前我想都不敢想，仿佛是几个世纪的东西一下突然钻进了我的大脑，有一种疯癫的感觉。

正面连接：具体是怎么上课的？

周宇：我们有八个书院，每个书院一百来号人。一个书院就是一个大班，高一高二分在一块，这是书院制一个比较重要的特点。课程安排也是高一、高二在一块上，很有可能你上语文课、英语课，会跟高二的学姐或者跟高一的学弟在一块。

正面连接：可是高一和高二的学习进度不一样？

周宇：没有进度啊，你是按自己选的，你需要什么就上什么课，或者你自己啥都不知道，你就乱报。

就这么说吧，高一高二的时候，语文和英语，我没看过课本（笑）。人教版的那些高中课本我都没有看过，我们的课都是《史记》、《庄子》。然后像英语课是名著阅读之类的。物理更像是大学的那种教学模式，课上很少讲题做题。

高一高二的考试都是每门课的老师自己出题，语文考试都是大题、简答题，没有选择和填空题。有需要背诵的文章，也是考试前老师会告诉你哪段需要去背。我们一般不会去用其他学校的卷子，题型跟高考题型也不一样。

像练习册、5年高考3年模拟之类的，我没做过，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其实就是大学的一个状态，只有考试周集中复习一下，平时几乎不做题。但是上了高三以后，就都是应试的了，每天做题讲题，做题讲题。

正面连接：高一高二怎么完成应试这部分的学习？

周宇：及格就好。这是我给自己的要求。我当初也想了，你的精力就是那么多，你放在别的地方多了，另一个就少了。

我的学长学姐跟我说，没事，你高三冲一年就行了，当时我也是信了他们的鬼话了。我就想没事，高三再说，反正现在这种状态我也学不进去，我不如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开拓眼界上。我报了很多课，学校要求修144个学分，我修了155个。我是书院宣传部的副部长，还参加别的社团。

当时我不觉得这些东西是浪费时间，反而是我必须去经历的一个过程，为了让自己长更多见识，去更好地认识我所存在的世界，算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

正面连接：有不适应吗？

周宇：我感觉大家刚到学校最大的感受都是不适应，毕竟是一群十五六岁的小朋友们，直接去了一个类似大学的环境，各种各样的制度你都摸不清楚，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你原来想做什么，现在想做什么，都不知道。也有沉迷于手机游戏的，打游戏打到凌晨三四点，白天上课不去的，翘课的。这不是大学的一个常态嘛，在我们学校也都有。

正面连接：你最迷茫的是什么时候？

周宇：高三的时候是我最迷茫的。在北大附，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状态，有些人像我这种把兴趣爱好放在第一位，有些人把学习放在第一位。但到了高三准备高考，像我这样的人，拿什么和人家比？

不同的选择有不同的结果，我就在想，后悔吗？我后悔，真的后悔。高一高二我拼了那么久，去一点点开拓自己的眼界，努力做人际交往这些东西，所有困难我都愿意去克服，反而没有把学习放在第一位，我图什么？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用？

以前我一直认为它在未来一定是有用的，但当我上高三以后，给我最大的打击就是：有什么用？你摄影也会，视频也会剪，海报也会画，手工也会做，什么你都稍微懂一点，但有什么用？你考不好你屁用没有啊！到了高三，人家刷题都刷了好几遍了，我是要一年学完三年的知识，时间肯定是不够用的。

这是我一直觉得挺后悔的一件事情。其实到现在我也觉得，我并没有在那个年龄段去做好我该做的事情，就本末倒置的一种感觉。

高三的时候，有些学弟学妹会问上了高三的感受，他们心里也慌，上了两年了，感觉自己啥都没学，又感觉啥都学了。我不会说你们只需要在高三学一年就行，我没这么说过，我都会说，你们现在好好学。我感觉之前就被那些学长学姐给误导了。

北大附这个模式，在我看来，其实是对应试教育的一个抗拒，是在用它自己的方式去寻找未来教育的出路。但是对于我们这一些改革过来的学生来说，就是成为一批小白鼠那种感觉。

正面连接：牺牲了你们。

周宇：也不完全是牺牲了，在另一方面是成就了，但是在某一方面确实是牺牲。

你就说到了大学以后，谁适应得更快，肯定是北大附的人，自己想干啥都清楚，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想学什么样的本领，目标很明确。但反而就是牺牲了成绩，到高三，我的成绩还是蛮靠后的，一个年级四百七八十人，我在三百八十多名，好的时候到三百六。

从高三的教学楼看出去，高一高二学生在体育场运动。

正面连接：在北大附，如果从入学就下定决心要冲高考的人，可以只选应试类的课吗？

周宇：不行，我们学校是有学分规定的，艺术类、体育类、技术类学分得修够了才行。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确实有些人是混过来的，有些人就是学过来的。

我有一个同学，她一开始也是书院宣传部的，而且本来要做下一任部长，结果后来她说不做了，家里边不同意，她要去学习。那是高一下半年，我也挽留过她，但没有办法。她就是那种选择一直去拼的。高三分层考试，她进了A层，我去了C层。

我看到了差距，我除了学习什么都不会，这跟一根针似的扎在我心里面

正面连接：中考时为什么选了北大附中？

周宇：我中考报志愿也挺随便的，真不知道北大附的这种教育模式。我是在河北衡水长大的，小学初中都在衡水读，我父亲是军人，在北京工作，我的户口也在北京，所以初三回北京参加中考。在我的认知里头，高中就是那样一个地方，就跟衡水差不多的一个地方，顶多也就是比衡中轻松一些，没别的了。当时我父母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们的想法是，高中不都应该是那个样子吗？谁会想到还会有这么另类的一个学校？

正面连接：他们发现北大附中另类之后是什么反应？

周宇：让我回衡水上高中去。后来我高一高二的时候，考试试卷拿回来，他们经常说，别上了，回衡水。

我初中在衡水七中，成绩是年级前50，当时的年级前80是可以直接去衡中的。初三刚转学来北京，我不太适应，成绩下滑，我爸我妈就想让我回衡水，就算借读也想让我回去，我跟他们经常吵架。

我不想再回去了，因为来到北京以后，我看到了差距，最大的一个差距就是我除了学习什么都不会。这跟一根针似的扎在我心里面。

当初在衡水我以为我挺厉害了，有那种无所畏惧的自负。来到北京以后，我看到了眼界上的不足，同学说什么我都不知道，聊车、聊电脑、聊电子设备、聊游戏，我什么都不懂，我连智能手机都没有。我爸给我搞了一个只能打电话的手机，跟家里人联系。平时在学校我就听着他们在那说，他们说了什么，我自己暗暗记下，回家再去查一查。只有在他们说学习的时候我才能插得上话。

所以当时我下了决心，如果我回了衡水，那我就又回到原来那种状态，看到的还是之前那些东西。如果我留在北京的话，我应该就可以把我的眼界再扩大一些。

正面连接：你后来跟衡水的朋友见过吗？

周宇：有一些见过，有一些就没再见过。我有一个我发小，四年级从衡水到北京上学，初三又回到衡水参加中考，考上了衡中。她跟我的经历完全反过来了，我在衡水的时候她在北京，我在北京的时候她在衡水。

我们没事聊两句，留个言，总是到周末才回复。她那边的时间跟我这边时间完全不一样，我在衡水的时候平时用不了手机，后来我来北京之后，她回去了，她又用不了手机了。

我在衡水的同学用QQ比较多，他们没有自己的手机号，QQ最早的时候注册可以不用手机号。我高中有一年回衡水，发现路边小摊都是QQ支付码。很多同学都是高考出来以后，才开始用微信。现在我聊天，衡水的同学就用QQ找，北京的就用微信找。

上高中之后，我有时接到不认识的固定电话号码，衡水的，大概就是在衡中的同学。一般都在那么几个时段：中午、晚上，洗漱之前，那段时间我一般都没事，他们给我打电话，我就一边打电话一边玩。

正面连接：你会和衡水的同学聊你在北京的不适应吗？

周宇：他们只能看到我的好，我在这个地方吃得多么好，活得多么自在，没有人管我之类的。真正到我身边所发生的困难，他们都是没办法想象的。他们想象不到我们在把想象化作现实的时候去付出的努力。或许他们到了大学，也就是到了现在，他们还能理解一些。

正面连接：感觉他们有什么变化吗？

周宇：没变化。我对衡水那边是蛮熟的，在那种教育模式下，人的变化不会特别大。高中的时候我回衡水，我会跟他们说一些话：不要光看现在，要看以后，高中并不是全部。我知道在衡水那边的同学能看到的东西其实并不多。他们已经能看到他们所能看到的顶点了，考上大学就是顶点了，很少人会关注再往后会怎么走。

正面连接：你有想过同样一个高考，对于你的意义，和对于你那些衡水同学的意义是很不一样的吗？

周宇：对，他们更看重这个东西。我采访过北大附博雅学院的院长孙玉磊老师，他说，现在除了高考，没有更好的选拔方式了，所以高考它就是最好的。这个选拔机制必定会有一套与之配套的教育模式，就是衡中的模式，对于高考来说，衡中模式是最适合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就是能培养出来很多高分选手。高考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场翻身仗。你考好了，就走出来了，如果你没考好，你可能永远在那个小地方出不去。

高一高二在体育馆进行段考，被称为“万人坑”。

北大附就是没有标准的状态，这种生活其实不是正常的生活

正面连接：现在上大学之后你们还在联系？

周宇：现在他们能出来开始联系了，却联系不上我了。我现在在军校读大学。进学校要上交手机，只有周日的上午会发下来，从九点多到下午一点可以用，然后再交回去。

我跟他们开玩笑说，善恶终有报，一报还一报，你们高中三年苦完了，我现在大学四年进去陪你们，补偿一下。

正面连接：高中自由了几年，现在又突然没收了手机，这多难受啊？

周宇：高中那段时间我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不用手机。微信上事太多了，消息的红点一直都是满的，我总想把它全点掉。

我有124个群聊，除了初中群和家庭群一共不超过十个，其他都是高中的群。数学课的作业消息啊，书院的安排啊，每门课都有一个群，一个大群里面，又会生出很多学习小组的小群，还有戏剧节、摄影组之类工作的群。我当初置顶的群聊页面得划两下我才能划完，打开一看，七八条新消息，点开再往上翻，一百多条聊天记录。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在处理这些杂事上。所以我上了大学，我能不看手机就不看手机，我宁可你面对面跟我说，也不要跟我发消息。

正面连接：在军校读大学是什么感受?

周宇：最大的感受就是累。生活简单来说就是两眼一睁，忙到天黑。人家普通大学都是两周军训，我们干了两个月。6点吹起床号，我们5:30就起，为什么？因为叠被子。叠被子很花时间的，豆腐块要求很高。不是网上有什么叠被神器吗？就不行，我们班长说，你要是想用这个东西可以，但如果让我看见了，你就别想盖被子了。

还有大扫除， 一般你把地面什么的扫干净、桌子收拾好就可以了，但我们抠的细节都是你想不到的细节，窗帘拉开两边用小夹子夹好，如果一边稍微宽一点，一边稍微窄一点，就不行。还有暖气片，检查的人会摸暖气片后面、暖气片缝里面。

正面连接：你对这种比较细的规范和要求还习惯吗？要做一些看起来没有太大用的事情。

周宇：虽然说这些东西看起来并没有特别大的作用，但确实它有一种标准在那里，你知道你怎么做是对的，怎么做是错的，哪些你做得还不够好，这样你都能明白了。

正面连接：让你选的话，这种有标准的生活和另一种自由但是没有什么标准要求的生活，你选哪种？

周宇：我是觉得如果没有要求的话，更轻松一些，但是如果有要求的话，你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了，反而更有目标，就有一种动力。我知道这个地方我没有做好，我需要把它做好。有了标准，练多了就成型，成型了以后就不会很迷茫，而且每天过得都很充实。

北大附其实就是没有标准的状态，如果别人不说，你都不知道自己哪里有问题。我在高一高二的时候就是这种状态，8点上课，我7:59起，但是很显然你知道这种生活其实不是一个正常的生活。

正面连接：选军校时你有没有顾虑过你可能会适应不了集体的生活？

周宇：不会啊。我感觉我挺适应集体生活的，我小时候是一直生活在一个集体当中，反而我去了北大附中不适应。那时候只需要考虑自己的事，但是总是缺乏存在感，空虚了很多，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

我在小学的时候做小班长，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老师来之前把纪律管理好，还有收作业，目标很明确，我的位置摆得很清楚，就是带着大家一块走。到了高中，其实你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做宣传部副部长的时候大概知道要去做什么事情，但是离开宣传部以后我又不知道自己在做啥了。

正面连接：而且它的反馈也不是那么明确的？

周宇：对啊，就是你要自己做一个事情，会想这个东西真的能收到结果吗？不一定，不一定能收到结果的。它是更长期的一个投入。

我妈后来有点理解我，是在一次家长会上，有老师跟家长沟通我们学校在做什么，打比喻说，我们看到眼前的这个高峰，但后边还会有一个更高峰，前面这是高考，后面是人生。后面那部分其实是衡中的教育没有注意到，也不会去提的。

唯一不变的就是它一直在变，该改你就得跟着改啊

正面连接：潘老师在稿子里提到，这几年学校一直在变来变去，你也有这种感觉吗？

周宇：我们学校最大的一个特点：唯一不变的就是它一直在变。

课程和老师都在变，比如说你这学期想学《史记》这门课，但因为种种原因没选上，打算把它放到下个学期学——这就很难说了，因为很有可能下个学期这门课就没了。或者我想上某某老师的课，下个学期可能这个老师走人了。

我们这一届又有点特别，课程安排也发生很大变化，高一的时候我们是跟上一届一样的，但是到高二我们又跟下一届改成一样的了。高一高二完全是两个模式。

高一是大课的模式，两小时一节，高二改成45分钟一节的小课，而且上午前两节都是必修。原本像大学一样，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比如我周二上午第一二节可能是没课的，我就可以自习，或是晚起啥的，后来每天都必须得去。我本来想在高二留出更多自习时间，改完之后都打乱了。

正面连接：那你们知道为什么改成这样吗？

周宇：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学校它很多就是，该改你就得跟着改啊。

正面连接：管理学生的制度有什么变化吗？比如你们的自治制度。

周宇：一开始全部都是学生自治，这是我刚去学校的时候。后来学校给书院自治会添加了书院伙伴，就是老师，TA不会一直管你，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去问。后来又增加了书院督导，也是老师，但就会有事没事来旁听一下，给你提出点意见，你有什么东西需要给他看一眼。我刚上高三的时候又变了，据我了解到的是连书院自治会都没了，改成一种以临时项目组工作的模式。

正面连接：从北京初中升学来的同学，对于这种教学模式会适应更快吗？

周宇：我感觉是一样的。除了北大附初中的可能会更习惯一些，其他从外边考进去的都不会太习惯。有一个同学我们叫他胖子，是从北京的远郊区县来的，以校额到校的方式，就是他们学校有名额，他考得好，就被分配来了，但是实际上他的学校在北京市并排不上名。那年我们中考分数线是562，他好像考了520多。

他以他们学校第一、第二的成绩来，但在我们学校可能只排到末数，他就非常不适应。本身他可能在学校里挺受欢迎，但来了以后没人搭理，从一个荣耀加身，突然变成一个平平无奇。他就慢慢沉迷于手机游戏了，后来他想去改变，也没变太多，只是在体型上确实瘦下来了，但是外号就没改，一直这么叫他。高二开始就没怎么见过他了，听说他跟家里父母吵架，去公园长椅上睡了几晚上，后来去他爷爷奶奶还是姥姥姥爷家了，就不上学了。

很有可能他跟我衡水那边的同学一样，只会考试。他没办法融入这里高一、高二的环境，可能更适合高三的环境。但是他没法跳过高一、高二，可能坚持不下去了。

雨后的下沉篮球场

我在衡水那些年活得很轻松很快乐

反而来到北京，我活得真的很累

正面连接：高中时你有没有设想过一种可能，回衡水去读高三？

周宇：我之前跟潘老师说过，我想如果我回衡水学习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因为在衡水那边我的学习动力更大，反而在北京就有一点厌倦的感觉。

说实话，我觉得我在衡水那些年活得很轻松，很快乐。虽然在别人眼里头觉得衡水是魔鬼地方，魔鬼学校，但是我真的觉得我在衡水活得很快乐。初一初二的时候，傻傻的什么都不知道，我跟我同学每天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交流题，看这个题很好玩，大家分享一起做。课后话题全都是题，没有别的，我们的娱乐活动就是找题做。因为跟大家在一块，其实还是蛮快乐的，不是你自己一个人闷着头在那。

反而我来到北京这种更自由的地方，我感觉我活得很累，真的很累。我要自己去面对一个全新的世界，放弃我身边所有的人际关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没有人关心你那种状态。

正面连接：你哭过吗？

周宇：跟我爸妈聊不下去的时候，我妈在这哭，我也在这哭。感觉我妈好像是因为觉得愧疚，她到现在也有一种很愧疚的心情。

我初三是一个人来北京，我妈在衡水工作，我爸在部队，平时只有爷爷奶奶在我身边。我需要一个人去面对一个新的城市、新的问题，没有办法跟他们交流。

衡水有一个同学的母亲，为了陪女儿学习，抛下了北京原有的工资比较高的工作，回去专门陪读，这个母亲为她女儿舍弃了很多，我妈就觉得她并没有为我做出那么多的贡献。

她想过来北京，我每次都拒绝了。她觉得如果她来北京的话，我的成绩会好很多，但是我觉得不一定。而且我妈从零到一慢慢做到现在的岗位很不容易，她很热爱这份工作，我不想因为我让她把自己所有的努力全部化为泡影。我都不敢想象我付出这么多以后，再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抛掉会是什么样的感受，所以我很反对这样。

正面连接：她说过后悔把你送来北京吗？

周宇：她跟我说过很多次，跟我爸也说过很多次，但我觉得这是我的人生，是我自己需要去过的人生，如果把我的人生过好需要赔上其他人，让其他人的人生毁掉，那我觉得得不偿失。

*周宇为化名

我在北大附中当了三年零一个月老师，最开始我看见的是理想而美好的教育，到后来觉得自己是失败的精卫，做一些在外界看来“伟大”的事。

那时站在课堂里，会产生一种感觉，我拿着个性、平等、多元、包容的想法去教学生，但我自己受到的对待是在被衡量，处在一种竞争之中，处于全社会对教育改革的凝视下。你教给学生的东西，在你的人生里、生活里、在北大附中上班的每一天里，无法找到。

大观园

2018年过完元旦，我去北大附中高中部上班，岗位是创意写作课教师。从2017年9月起，创意写作课在北大附中成为必修课，每个学生都要在这门课上完成一篇短篇小说。

北大附中被认为在中国推行最彻底的素质教育，在校长王铮的主张下，学生在高一高二自由选课，度过大学一样的两年，只在高三一年集中准备高考。

第一次看高一高二年级的课表，我被震惊：论语、红楼梦、说文解字、沈从文、百年孤独、张爱玲、唐诗、史记、城市学、城市中国、性别研究、创意写作、说理写作、颗粒艺术、服装设计、电影摄制、击剑、旱地冰球……这甚至超过一些大学的课程设置。为了选课，学校专门开发了一个选课系统。

学校隐匿在一条不起眼的叫“大泥湾路”的小巷之中。4号线海淀黄庄站B口出，它的下一站是中关村，再下一站是北京大学东门。

我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适应这所学校。这里没有班级，没有固定教室，高一高二混龄上课；没有早操、眼保健操，甚至没有上下课铃；每节课90分钟，教室不设讲台，桌椅没有方向，听课时可以朝前、朝窗、朝墙，甚至背向老师；学生不用穿校服，可以烫头披发，可以谈恋爱。2018年的迎新晚会，教导主任拿着话筒在台上说，我不反对大家谈恋爱，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度过漫长的人生不容易，不试一试你怎么知道自己要选择什么。

入学时，学生被分到气质各异的八个书院。书院是学生自治机构，书院的任何决定必须经过民主讨论。每周三下午，各书院学生集中在一起协商书院事务，他们共同决定诸如主席换届、小卖部的增收方式、宿舍熄灯时间，甚至是六一要不要继续举办双马尾节。这些决定也会经过投票，被裁决是否计入书院“法律”中，称为“修宪”。

教室对面是书院活动室，各书院学生自己装修，一届一届传下来。我隔着落地窗往里面看，沙发、鱼缸、零食货架、历年奖杯的展台、手绘书院吉祥物的墙壁……    “这里要刷卡，只有本书院的学生可以进，别的书院不可以。老师也不可以。”同事告诉我。后来的三年，我一直对那扇玻璃门内的世界充满渴望，想象如果我在这里读过书，我的人生会是怎样的？

热恋期

孙玉磊是我所在的博雅学院的院长。面试我时，他说：“我们是改革的学校，你能不能做到‘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明日之我否定今日之我？’”两个“否定”是招聘要求上的原话。他接近40岁，个不高，发际线逐年潮水般后退着，一年到头只穿黑色的衣服。

在北大附中，书院是学生的集体，而学院是教师的所属部门，不同学院提供不同的课程。我所在的博雅学院主要做人文教育，研发的课程和项目包括瓦尔登湖研读课、社会创新实验室、性别研究社团等。其他学院的老师提起我们，大都会说“高大上，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又挺羡慕的”。

除了博雅，另外三个学院是行知学院，提供数理化生地等科目的应试课程；元培学院，负责奥林匹克竞赛及自主招生；道尔顿学院，中外合作项目。

那天面试最后，孙玉磊两倍语速地问我，还有没有想了解的。我说，我不知道能不能和孩子相处好；他说，你来上班吧；我说，我表达是我可能不适合这份工作；他说，觉得自己有问题就很好，最怕觉得自己什么问题都没有，那样才不适合。他的话，我颇意外。

我后来发现，这里给老师足够的自由，教什么，怎么教，怎么呈现课程成果，自己可以说了算。孙玉磊找我谈话，你想教自己的东西，也可以；一开始没想清楚，按照现有的模式教，也可以；想清楚了，再迭代，也可以；什么都可以，不要有压力。

在这样的生态下，各学科老师都有自己的教育观和教学方法。英语不是只把它当成工具，而是当成文学来学，语文提倡按照一个作家或者一本书去阅读。在博雅学院，每开一门新课，我们会讨论我到底想教什么？这为什么重要？为什么对我重要？又为什么对学生很重要，或者说，对人的成长很重要？

我的第一门创意写作课开在学校的西楼507，墙是紫色的，座位围成圆圈。学生们并不太喜欢这间教室，他们走班上课，要在课间爬五层楼，总是累得气喘吁吁。

那时的课堂，聊天有时候多过于写作。我们共同读卡佛、海明威、威廉·特雷弗。有一堂课，我们聊的是“第一次意识到‘我’存在”。学生们眯着眼，锁着眉，十分钟的沉默之后，一个女生站起来，兴奋地说：“大概不到一岁，妈妈给我洗完澡，忽然接了一个电话，就把我放在了浴室的洗衣机上。浴巾散开了，我赤裸着身体，身下的洗衣机嗡嗡地震动。突然没有人管我了，我不知道自己躺了多久，我第一次感觉到，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

话题就这样自然地被传递下去，有的因为经历了奶奶去世，意识到“死”而意识到“存在”，有的因为第一次吃鱼被卡到，意识到“疼”而意识到“存在”……“我没有关于‘我’的意识，只有一个关于‘触觉’的记忆。我有一条方型的毛巾，我总是捏着它的边，转动它。那个麻麻的感觉就是我一个人的感觉，等待的感觉。”一个女生凝视自己的悬空捏起的拇指与食指。这个班只有一个男生，他在卡片上写，“我第一次意识到我长腿毛了”。

学生们逐渐感到，讲故事不难。我们把这种围圈聊天看作是我们的祖先在火把前讲述人类的第一个故事。

这样的课堂有一个很大的难点是怎样把过去的学习习惯和评价系统打碎，比如，学生永远会问你“要写多少字”，回答“没有限制，只要保证每句话都是你想说的”，他们会继续问：“那200字可以吗？” 半夜改那些作业，我哭笑不得：悲伤的对话，写“嘤嘤嘤”；男女主邂逅，桥段总是“撞了一下”；有一回，构思人物出场，半个班都写了人物起床。

用同事们的比喻：“当你第一年有机种植的时候，你要明白，其实泥土里是有许多农药的。”

快结课时，我们讨论了从前为什么害怕写作，学生畅所欲言，“每次语文老师都会一脸无奈地看着我的作文”；“之前大概都没尝试过仅仅为了自己而写，基本上都是为了考试。”后来，我发现，几乎每次选课前，都会有学生来咨询：“老师，我觉得没有资格报你的课，我以前作文成绩很差。”

那以后，起始课我都让认为写作很难的同学举手，我也会一起举手，而后真心地说出自己的体会：“无论曾经有怎样的创作成绩，一篇新的文章都从一张空白的纸页开始，你永远会觉得它很难，但也永远能创造不可思议。”

“我第一次意识到”那堂课结束，学生们相互抽签作为作业，抽到“我第一次意识到时间”的那个学生写：

“我确切感受到时间给我带来的改变是在六岁的时候，那时我在走廊骑四轮自行车玩……当车轮碾过长长的水泥地板，似乎有什么被割裂开。……而每一分钟的我都有无数细小的变化，我呼吸的频率、眼中呈现的景象甚至踩踏脚蹬的力气大小。时间不再是凝固的色块，它开始涌动起来并且不容抗拒地把我推向远方，我制止不了它，不能用胶水把它黏在一处。它不再是附属品，它变得强势、独断起来。”

我在办公室把作业读给同事们听，羡慕地感慨，我永远也写不出这么好的句子。

到后期，那门课愈发没能按照教学计划走，学生在过程里产生许多问题，“为什么很多小说不再在开头进行环境描写了”“故事重要还是人物重要”，我即兴作答，或者干脆以此搞一场辩论，有个女孩每次都噼里啪啦地在桌子对岸打下我说的话。

一个又一个班，我渐渐调低了作品分，调高了进步分；使用“有哪里打动了你？”“让你想到了什么？”去代替“你觉得哪里写得好？”“哪里写得不好？”；还要求自己和学生一起写，在课堂上和他们同步敲击键盘，交出过一些很烂的文章，以身说明写作就是一件困难的事，不一定每次都能写好，不用太在乎结果；比起作品，我更喜欢读学生的“创作谈”，看见他们在过程中的努力，或是对自己作品的喜欢，我会找到教学的意义，也知道“否定昨日之我”对建设好一门课的意义。

有时，课程设计不够科学，过深，上糊了，感到沮丧，就去向孙玉磊请教，他不给你答案，而是反问许多问题，最后，他总是说：

“没关系，慢慢来，一点一点改，教育是一件缓慢的事。”

“你大胆去试，试了就知道了。”

“不要怀疑，你很适合做老师的。”

我给同事李韧发微信：我和这里热恋了。李韧是中国第一个在中学课堂上创意写作课的老师，她烫着一头非洲烫发，允许学生把手插进她的头发里或者抓着玩，她还剃过光头，那个头学生也是可以摸的，她考教资的时候带的是假发。她教课的前提是她要了解班上的孩子。研究生毕业前，我看到班群里有一则招聘，“替我自己招同事，要求很简单：1. 对写作有特殊兴趣，愿意探索中学写作教学；2. 喜欢当老师。期待ing” 这则招聘文案就是李韧写的。

2018年初，我们筹备成立“写作中心”，办公室的玻璃墙上写着计划进度，我很开心我是其中一分子。

第一个学期，我只教了一个创写班，10周，17个人。第二学期，我的两门课共四个班报名情况都很好，人数超过容量，我拥有了反选学生的权利。孙玉磊抱歉地找我说，有的创写班可能要超过20人，他的意思是一个人头就是一个工作量，但我高兴得不得了。

“入狱”

在北大附中，高一高二与高三是切割开的。

高三在南楼，称为预科部，与高三无关的人几乎不踏入那里半步。进入高三叫作“入预”，上届高考一结束，走廊上就时常传来“要入预了”的哀嚎。听起来很像“要入狱了”。

我因为监考高考才走进过那栋楼。一楼贴着上一届高分进入清华北大的学生照片，每层楼梯口都挂着条幅：“多做一道题 多背一段文 六月决胜赢未来”“认真审题仔细答卷 反复检查考出水平”“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千淘万漉虽辛苦 吹尽狂沙始到金”。

站在这些条幅下，你会恍然感到，这才是一所真的学校，而楼外那个世界，却不知道要称做什么。

学生们在高二下学期发生变化，约谈时常常流露出对高考的担忧。我会面临作业收不上来的情况，备战“分层考”的他们把写作课置于次要甚至忽略不计的位置。

分层考后，学生们按成绩排名进入高三，分ABC三层编了班级，进度有所差别。每人领取一个三星的小Pad，老师不断同步课件、作业、试卷，一切从头学起。这一年，自由已死。课表固定，一周六天，一天八节课，每节50分钟，每天最后两节是考试，21:25晚自习结束放学。

“长时间盯着一块屏幕，全部的人就坐在那里一整天，谁也不会和谁说话，跟着Pad自学，不懂就找老师答疑。”一位毕业生告诉我。自2013年开始，预科部开始充分利用多年沉淀的高三备考资源，鼓励并探索学生针对自身问题进行自主备考的新型学习模式。

也许，这栋楼里的上演剧情才是多数家长真正关心的，家长会上的许多提问都围绕它。高一高二的老师只能含糊作答，谁也没看过大结局，无从剧透。预科部的老师只带高三，两波人是割裂的。

我教过的一个学生Q后来考进人大，提起高三，她语速飞快：“北京市争夺清北的只在前300名，前1000争人大、南大、北航这种顶尖985，前4000争社会上评价还不错的学校，比如央财、中国政法、上财，科研能力和就业层次是有保障的。”我把这些话写在本子上，它们在以后的每次家长会派了很大用场。

高三的学生还需要适应评价体系的突然转化。“老师不会觉得你的想法有多有趣，只会评价你能不能拿到满分。”别的高中总复习四轮到五轮，而北大附中的高三学生只有一轮或两轮的机会。每年开学的教职工大会上，预科部负责人在大屏幕上投影高三学生一场场考试中几乎直线上升的成绩。

高三结束，学生们交还Pad，让下一届备战分层考即将入预的学弟学妹们循环使用。这就是传说中的“二一分段”的学习模式。

大学开学前，Q来找我，告诉我她在高三除了学习，每天都要“整理自己、整理自己、整理自己”，“有很长一段时间走不出来，好像陷进一个漩涡里，感觉三观不见了”，“高一高二为什么要‘打开’我呢？打开了，我还是进入了高三，我感觉高一高二的我在杀死高三的我，你被打开得越多，你被杀得越多。”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好几次说到别的，又绕回来。

应试的压力也由高三渗透到高一和高二。前两年，学校走素质教育路线，家长们便把孩子送到马路对面的机构里学习应试。海淀黄庄路口方圆500米，教培机构数量曾高达105家，被誉为“北京教培宇宙中心”。从旁路过，学生在安着落地窗的窄小格子间一对一补习，背后是翠色的墙面，学习好似一种橱窗里的展览。

一个学生在我的课上睡着，被约谈时解释：“老师，我太累了，我每天要同时学两套东西。”由于选课、走班，造成某一学段先学这门，下一学段再学那门，他们学的内容要么和别的学校风马牛不相及，要么至少存在进度上的差异。在教培时代，北大附中的大部分孩子在过着“白天上大学，晚上上高中”的双重生活。

校长

有一种说法，我们的校长王铮觉得人生中花来应对考试的时间一年就够了，人生有许多东西更值得经历。

2+1割裂模式在校内外都有质疑之声，王铮做出回应：“高考回避不了，但是我们不认为面对高考的训练是一个真正的学习。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种游戏，这个游戏最大的好处是它的公平性。我们按照游戏规则，用最高效、最简单的方式把它做好，这样，我们可以腾出更多的空间进行真正的关乎学生成长的、关乎他未来发展的教育。”

在北大附中，可以说没有校长王铮，就没有这座“大观园”。2009年4月，他上任之后，北大附中才变为今天的样貌。而在那之前，他已经在深圳中学进行了七年同样的教育实验：导师制、走班制、学生自治、公民教育。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让他在两所学校的任期都成为“王铮时代”，有不少同事更是慕他之名而入职。

2016、2017年，王铮在两次讲话里细致表述了北大附中的教改：

“以前的学生学习是被动的，学校用工厂式、模式化来塑造一样的学生。而我们把人与人之间的个性差异当做一种优势和资源来看待，不是用一把尺子去丈量。如果你看到的是差距，想着要弥补要追赶，就变成一样的；如果你承认它的丰富性，承认它的个性意义和价值，就得发展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班级虽然好，大家非常亲密，有归属感有安全感，但是不够。到高中18岁成人走向社会的时候，学生应该有更大的交往范围，不应该再局限到班，他至少是一个学校人，再逐步进入社会。”

关于王铮和他的教育理念，众说纷纭，媒体称之为“最富争议校长”。他没有为自己说过什么，他几乎只谈教育。

在学校里，他与我们普通教师的距离也很远。有一阵子，北大教育学院的教授过来做研究，我被喊去开会，一桌人讨论校长是不是受教育家杜威的影响。我心想，他不是在隔壁吗？问一下就可以啦。但没人去问。

常年跟在他身边的几个人是他过去的学生，被私下称为“嫡系”。王铮穿一件咖啡色的皮夹克，腰板很直，对着那两三个人侃侃而谈。他们所站的地方仿佛有一个结界，没有其他老师靠近。据说，开党政会时王铮很可怕，一个身材娇小的女老师特地买了巨大的电脑挡住自己。

2018年春天，学校组织过青年教师培训，王铮参加过三次。他是个没有笑容的人，眼镜下拉到鼻尖，犀利的目光从镜框上方射出来。有一次，会议开在食堂四楼，一个老师正在演示PPT，王铮突然从后面一张帘子里跳出来质问，“你这个不叫讨论课，你这个话题学生有兴趣参加吗？” 下午一点，他原本在那里吃饺子。我们都吓了一跳。

这就是他的对话方式，很多都是反问，令人紧张。仅有的几次接触，我感到他不喜欢给人明确的指示和答案，但他是一个心里有答案的人，或者说，他好像是个厌倦解释的人。孙玉磊说，他当然不愿意遇到反对者，但也不需要盲从者，他需要天然和他有一样教育理想和改革理念的人。

和我提起过他的人，无论是改革的拥趸还是对立面，无论是校内同事还是外界同行，大都会用到“孤勇”一词。他58岁，有至少20年在推进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人生有32年是在北大附中度过的。他除了应酬，24小时在学校，就好像没有家。

2019年9月开学典礼，校长说了一些很打动我的话，他提到“尊重个体差异”，每个学生都是不同的，我们看到每个学生的差异，我们把它当成一种价值。

“个体差异”这个词，我在小学四五年级时第一次听到。有一次我又考得很差，我父亲把我拎到阳台上，指着外面的万家灯火，说：“诶，我以后也不打你了，因为人是有个体差异的，我承认，人是有个体差异的。”父亲的语气简直就是放弃我了，我难过了很多很多年。但校长却把它说出了我希望的意思。

唯一不变的是变

2018年夏天快来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一个词：“活下去。” 那时我刚入职半年，还经常在地下体育馆迷路。比我早来两年半的李韧解释，下学期还有没有我们的课，说不定，“我们每年这个时候都要担心一次。”

面试我时孙玉磊说的两个“否定”应验了。校园里流传着一句话：在北大附中，唯一不变的是变。

2018年4、5月份左右，有一天，孙玉磊带回消息，可能要搞AB校——校领导们在商议要不要把学校分为一部分人素质教育，走班，一部分人回归传统高考，改回班级制。

这个决策以传闻的形式存在了一个礼拜，半年后再聊天，我发现只有我记得。同事们告诉我，这些想法不用腾出脑容量储存，就像有一个工作任务时，千万不要立刻做，一定要等几天，因为任务也许会自己消失。李韧传授：“只有那些没有消失的任务才是我们真正的工作。”

而在学生层面，他们也要不断地适应层出的新政。比较大的事件是：取消主席团、取消学长团、推行垃圾分类后取消垃圾桶、90分钟课表改60分钟……这些事都放在校内网络平台上，进行民主讨论，有学生写“万人血书”鼓动回帖抗议，也有学生提交自己的建设性方案，从初衷到执行方式都很完善。

大部分意见没有被采纳，或者说看起来没有被采纳。孙玉磊说，实际上学生的每个意见都在党政会上讨论过，但“高层有更宏观的视野”。一些学生很受伤害，越来越多的学生逐渐失去建设书院的热情。有一天下课，一个书院的最后一任主席对我说：“早知道，还不如忙高考。”

西楼204是我们几个青年教师的专业教室。至2018年底，我们已经有了成熟的创意写作课、说理写作课、非虚构写作项目和公共说理项目。我们开始脱离语文组和其他组，独立例会，看上去成为一个“合法存在”。

2019年5月时，我们有了一个新的任务，装修204。我们出过好几版创意：在教室外圈设立“跑道”一样的行动线，方便校长带人参观；有一个区域放浴缸，帮助写作者“与世隔绝”；浴缸一度也改成过棺材，放已逝作家的书籍；李韧还想要一个吧台，让讨论课氛围更轻松，有沙龙感。

我们讨论了两个月，装修的3D效果图做出来了，写作中心取消了。

没有人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2019年暑假，学校宣布，九门高考科目统一回归，由行知学院负责。写作课和博雅下属的阅读课全部取消，只保留了一部分李韧的创意写作，作为选修。

孙玉磊给我们开会，“没有课了”、“反正不能上课”、“不能是‘课’”、“只保留项目”……他一遍又一遍说，说变成喊。

他说的项目是指项目制学习，是风靡全球的新教学方法，它与课的区别主要在于边实践边学习。以我的项目为例，它叫“书院视点”，学科基础是非虚构写作，学生们分组合作完成一篇篇稿件，在过程中提出问题，我们一起找答案。

几个月后，《三联生活周刊》想写一个语文教育专题，让我谈了教写作的经验。审稿的时候，孙玉磊说：“不行，这稿子里你就是一个语文老师，写作老师也不成，我们就做项目。”

同事窗帘是香港中文大学性别研究专业硕士，她喜欢穿长外套配长裙，所以有了这个昵称。窗帘入职时教性别研究，后来课被取消，开了说理写作。她充满热情，在发给学生的通知里热烈敲击下“少年们”之类的字眼，并且重点处一个字一个颜色地标注成彩虹色。她甚至出版了一本说理写作教材。现在，她连“说理写作”的课程名称也不能再使用，它归属于语文组，变成议论文写作。

专业教室204也要交出，我们必须在一天内搬完。我们摘掉一个个图钉，把一门门课程随着海报卷了起来。现在，这些课都没有了。

海报上名字的主人大部分已经毕业，我们在张爱玲阅读课的藏蓝色海报下合影。上面讽刺地写着一行白字：“好好的一座城说塌就塌”。

那个下午，我们拉了十几车教具和人文图书告别了西楼。西楼是北大附中最重要的地方，高一、高二的教室，书院活动室，教师办公室，都在那里。校长会带人参观一层生物教室里学生腌制的泡菜，二层语文课的手抄本《论语》和鲁迅简报，五层的英文戏剧演出，还有我们的204。离开以后，我再也看不到其他学院的老师在做什么了。

从那天起，博雅没有了工位，孙玉磊没有了办公室，大家开始“漂流办公”。我这时才感受到，改革并不是我的对立面，不是改革把我们改没了。我和改革是一条船上的人。

博雅学院所提供的课程游离于高考之外，意味着我们完全依附于改革，假如学校重新走向应试，其他学科只是恢复出厂设置，而博雅的课却可以取消。李韧常常调侃，我们都是固有规则里的“假老师”，不是教育改革，我们也许不会想要做老师，也没有资格进这所学校，必须承认，我们的课还能教，博雅学院还能“活下去”，它的前提是：北大附中式的教改还存在。

它回来了

我们都能感到2019年是北大附中改变的一个节点。继写作中心取消后，秋季新学期开学，新生不再拥有对主课的选择权，大部分课表是排好的，九门高考科目不再选课、走班，而是排课、固定班级。国家统一的教材又一次回归到课堂里，关心高考的学生和家长也比以前多了。我刚入职一年多，似乎改革就走到了尾声。

对于变化，老师间流传着一些解释：一方面，这是王铮在北大附中改革的第十年，另一方面这一届的高三学生将参加2020年北京“新高考”的首次考试。

新高考鼓励创新思维，答案不再唯一，简单来说，是更“素质教育”的，而北大附中的学生正是素质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自然该考得更好。学校和学生都被寄予厚望，事情因此变得有些讽刺，一些在素质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必须在应试考试中获得好成绩，才能证明素质教育的成功。

随着学校向应试教育回缩，我们被通知缩减课位，80个学生编在一个班，一周只有两节90分钟的课。这样的开课条件无法完成项目制学习的教学目标，我们恳求分班或增加课时，孙玉磊为难地说，目前可以提供给博雅的，只有这个条件。

在新学期的课程规划里，我们的项目被划分为“研究性学习”。教育部在2000年的一份文件里规定了高中课程包括“综合实践活动板块”，其中一项是研究性学习。在此之前，我们根本没有注意过还有这个板块。面对其他学院的老师，我们都不知道如何自我介绍，最开始，我们是“写作老师”，或干脆说成“语文老师”，后来变成了“项目主管”，现在又成了“研究性学习老师”。

这个文件总算是合法化了我们的存在，但同时，也没收了我们课程的绩点。这意味着学生考试成绩只有通过和不通过，平时成绩也不再重要。有好几个星期，我们的教研内容退化成：如何让学生交作业。

每学期第2学段的第3周是家长会。这一周全校上下非常紧张，家长和老师填写意向表，大数据算出家长应在什么时间段，抵达哪个教室，见哪位老师。

那是一个体检中心的场景：家长们拿着一张大表，对照着地图，从一个科室匆匆奔赴下一个科室，结束一个打一勾。教室门口放有排队等待的座椅，叫号后才能进去。每次的家长会上，都一定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和孩子爸爸都是北大毕业的，我们的孩子能考上北大吗？”

有一个女孩学习成绩下滑，家长在她的房间安装了摄像头，监督她写每份作业。“不许关，我换衣服的时候，要躲在一个死角。”“奶奶还会说，我们是农民，养了一个北大的，你们俩都是北大了，培养了一个什么东西！”

2018年初，我进校第一次参加全会，会上公布了海淀区对家长的调查，我们学校父母学历为博士或博士后的高于海淀区26个百分点，父母为大专以下，8%。由于家长高知，有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他们拿孩子和自己比，并且觉得自己比孩子优秀得多。

“我的孩子没有优点。”有一个家长这样和我说。

“不可能没有优点的。”

“没有，我拿放大镜看了。没有。她一点都不像我，也不像她爸爸。”

遇到这样的家长，我要遏制住内心的愤怒，同时记录下这个问题，给学校心理老师做一份报备。

在入职后第一次交流学情的时候，李韧说：“你会慢慢感到，附中的很多孩子有一种中产阶级家庭的焦虑。”这是一种逆袭后的焦虑，在打破了阶级壁垒后守卫它的压力。附中的很多家长一面不想孩子重复自己枯燥的求学人生，另一面又十分望子成龙。

这里常有北大教授或行业翘楚来做课堂嘉宾，学生们也没什么兴趣，很多人的父母就在高校工作。每年，教师办公室里都会出现几个脸熟的学生，点对点找哈佛、耶鲁等名校毕业的老师改出国申请。

2020年暑假，我和同事去云南接触当地的教育，与田野学校的校长交流。同事也来自乡村，回去路上对我说，我弟弟初中毕业就不读了，进社会了，我有时想，他有个书读会怎么样？再回到北京，回到北大附中，我就突然没有了什么干劲，我不想再处理“我的孩子能不能上清北这样的事了”，我更不想再面对京一代的渴望又质疑的眼神，他们打破了壁垒，又似乎参与着壁垒。

来自衡水的同学

学校重新推行导师制后，我每年都会有十五个导生，有一个叫周宇的男孩在希望我反选他的小纸条上写“争取让老师为我骄傲”。第一次段考以后，因为成绩糟糕，一些任课老师点名要我注意他。在我们长谈大约第三次时，他忽然对我说：“老师，初中我是在衡水念的。”

他说，我挺喜欢这里的，但我很不安，我以前的同学开始背古诗词了，我感觉在这里没有抓手，你能不能帮我去问问有没有这种总结，背100句、200句、300句……

再聊下去，他又说，我没有这样学过英语，《经济学人》上的原文，很多单词我都不认识，别人却能自由讨论，整节课我就在发懵。他身边的同学有很多是北大附中体系下长成的，来自初中部或北达资源（北大附中承办的民办中学）。周宇就这样度过了高中的第一个十周。

通常发生这种情况，我们理解为学生在第一个学期没有适应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换，但他的阵痛期维持了整整两年。

“有点烦躁了”

“什么也做不好了”

“明明知道要干什么，但就是不想动”

“分不清哪个是真实的自己”

周宇时常发这样的消息给我。两年间，他对我说了许多次：“我可能做了个错误的决定，我不应该离开衡水，我考不上我原来定的大学了。”

高二春节，周宇回老家和过去的同学吃了饭，他发现别人已经开始学高三的内容，而他觉得自己什么都还没有开始。他初中成绩很好，高中又来了被普遍认知为高考简单的北京，父母的期待和周围对他的预判是清北，只有他自己清楚，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了，他的一些科目甚至已经下滑到先要保证及格。

在北大附中就读是周宇母亲的主张。开家长会的时候，他母亲对我说：“可能帮孩子选错了吧。”

进入高二，我逼迫周宇退掉一些社团。我说：“这里好比一个迪士尼，你不能有一张票就想什么项目都做。”他说：“道理我知道，这样下去我高考肯定有问题，我的那些同学会比我考得好，但考完了呢？他们会按照分数报一个大学，无论什么专业，反正一分都不能浪费，然后，他们就突然不知道目标是什么了。但我想提前知道我自己喜欢什么，我已经想通这件事了，来这里我已经不觉得后悔了。”

直到把周宇送进预科部，我也没能帮助他克服那些具体的困难。我问过他一次，他说：

“成绩掉下去，想要重新再爬起来感觉真的好难”

“有亿点点的挫败感和不甘心”

他最终上了军校。我问他，你怎么看北大附中那段经历，他想了想说，我感觉人生更完整了一些。

小透明

我被提问过，你更愿意上你原来的高中还是北大附中？工作头一年，我都觉得是前者。高中时我内向、敏感，从来不出班玩，只和同桌疯疯癫癫，我不知道北大附中所有的“好”，作用到我身上能剩下多少，我能不能自律地学习？能不能找到朋友？能不能争取到一个老师的注意？

每学期初，有的学生选不上课，会向我的邮箱发“求上课”留言：您的课是必修，我没有学分毕不了业；我的计划是本学期修您的课，高二我还有其他的规划；我未来的方向是中文、新闻、社会学，我希望上您的课。

我感到惊讶，学生是可以尊重自己的学习节奏，与老师谈判的。他们知道自己要什么，或者会意识到需要探索一下自己要什么，他们可以合理合法地进行这些探索。

而同龄的我在“表演学习”，老师和家长希望我在一个时间段坐在桌前，我就是那个看书做题的演员。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以为满分是人类学习的极限，也是唯一目标。2017年从北大创意写作专业硕士毕业时，我已经三十岁，还没有开始做真正喜欢的事，我在日记里写“人生开始得太晚了”。

在课上，有学生报的选题是“书院里的小透明”，学生在选题策划里写：“一年又一年，出色的同学们在活动中脱颖而出，为自己的书院装点荣光。与之相对，每个书院更多的那几十号人——那几乎不会引起人们注意，被冠以‘小透明’之称的同学的日常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我突然找到了“如果我上北大附中会怎样”，就是这个词——小透明。

最初工作的半年，我深感自卑，同事比我优秀、学生也比我聪慧。同事有不少清北博士，体育老师多是奥运选手退役，更有一群学霸，没有参加过高考，竞赛直接保送清北。有次监考高考前，从培训点回附中的路上，一位老师异常兴奋，“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高考”。我经常待在西楼二层只有一个蹲位的女教师专用卫生间里，仿佛在那里才能感到真正的放松。

2019年2月，我带队去日本早稻田中学交流，收集护照的时候，有一个女生没交，因为她的护照已经满了，要换一本新的。那是我人生里唯一一次出国，除了对学生负责、让家长放心，我更想做到的是千万不要露馅、不要丢脸，每个夜晚查寝后回到房间，我才敢展露自己的高兴。

如果人生真的有“输在了起跑线”这样的说法，我更想理解为输在了不能更早地了解自己的兴趣和规划自己的人生，不能更早地学习安放自己，为自己找到一个角色。

两种教育

高考学科全面推进的2019年秋天，我们刚刚重燃热情，投入项目制学习的实验，孙玉磊却越来越频繁地传达学校对我们的新要求——出成果。但成果是什么，没有定义。孙玉磊说，我们要证明我们的课有必要开。我们说：“这些课不都是学校让开的吗？”孙玉磊回答：“那学校也要说服别人，博雅教育、人文教育是有意义的。”

从进校时，同事们就告诉我，教育是一件缓慢的事情，它的结果也有可能是在一个人未来的人生岁月里展现的。但眼下这种说法好像不成立了。

我的记忆也在这里断成两截。在这个时间点以前，是孜孜不倦地从钻研自己所教学科和探索教育意义两条小径不断地前进，而这之后，我开始像没头苍蝇一样原地打转，没有一件能够清晰记得的事了。

每次遇到大的推进，孙玉磊就让我们写稿交给附中官网；李韧和窗帘已经出版了《北大附中创意写作课》和《北大附中说理写作课》两本教材；我和另几个老师邀约海淀法院、GQ特稿组、崔永元口述史中心的业界专家驻校，为每个课题组配备导师；学生们所写稿件的阅读量终于达到了孙玉磊期待的3000+；一份份结课报告里学生书写他们遇到的每一次困难，用什么方法克服，得出什么样的经验，获得了什么样的体验……这些都不是他们想要的成果。

没有人知道“成果”是什么。我被逼到开始有些怀念应试教育，怀念满分，似乎那样，对一个老师来说，目标更清晰，更明确。我每天都羡慕着应试科目的老师，他们可以花所有精力把课上好，而我反而不是。

在我看来，学生们所写的一篇篇稿件以及在过程中、他们战胜每一个具体的困难时得到的新知，发展出来的技巧和能力，是最重要的。我的项目叫作“书院视点”，我在建设这门课的时候，只向学校争取了一件事：自由选题。我想让学生投身于他们最好奇、最有兴趣的事。我记得有个女生在创作谈里写：“我现在就是个很迷幻的、对一些平时人们根本不会关心的事情非常感兴趣的傻孩子。我无论如何都要知道答案。”我选了不少特稿给学生看，他们说：“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在这些时刻，我能感觉到我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

而这不是成果。

博雅每周都出现大规模的争吵：“不就是‘成果’吗？你说清楚，我们给你做一个就是了！”一个同事开始朗诵《为人文教育辩护》：“耶鲁报告指出，人文教育的根本意义‘不在于教授任何特定职业所需，而是为所有职业的共同点奠基’。它描述了两种教育的目的：一种是训练大脑怎样思考；一种则是为大脑灌输特定内容。”

与此同时，教育集团化在提速，北大附中校长助理、集团化发展办公室主任刘慈航在一些峰会上表示：让好的教育不只属于一所学校，要创造学校工厂，学校体系构建“去个人化”……

我们每月写总结，有限的教研时间变成了述职，我们讨论的事情离教育越来越远。过去，我从来没有干涉过学生什么时候开窍，他们就像四季里的花，选择什么时候盛放都可以。可是现在，他们必须在我每次写汇报之前被迫盛开一次，我甚至故意增加过具有展示性质的作业。某种意义上，学生从单纯的教育对象变成了我汇报工作的工具。有时候，一些中学时老师对我说过的话盘旋在脑袋里：蜡烛不点不亮！我都讲了多少遍了，怎么就是学不会！尽管没有说出来，我还是很厌恶自己。

在小镇做题家的竞争、内卷中，我们的总结从最开始的1000字上涨为5000字，其中有很多饼图、柱状图、鱼骨图、树形图。有的老师把它总结为“像在互联网公司干活”。从2019年9月开始，我们涨了工资，涨幅逾50%，但我在博雅问了一圈，没有一个人感到快乐，都宁可回到过去。

孙玉磊像变成了另一个人，对于我们想要做的所有教育尝试，他说的最多的话是：“这样不行”。你很难想象，他是一年多前对畏首畏尾的你说“大胆去试，试了就知道了”的那个人。

我对孙玉磊说：“你变了。”他说，大家要你往后，你只能先往后，再等一个时间继续往前。我们都觉得这是一种自我安慰的借口，孙玉磊最后说：“你们觉得压力很大，因为我扛不住了，我压力很大，是校长扛不住了。改革已经超过十年，我们必须拿出成果了。”

我渴望了解校长，仿佛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他所带来的反反复复的改革，理解学校里一系列新政的底层逻辑，但没有任何途径。我始终处在改革的一线，但从来没触碰到改革的内幕。唯一的消息来源是孙玉磊，他是从改革初期就跟随校长的人。我问，为什么校长不和青年老师多交流一些？孙玉磊说，他已经试过很多次，但真正懂他的人太少。我不知道孙玉磊懂不懂校长，但他说：“现在这个样子，最难过的是王铮。”

有几个同事得了抑郁症，因为觉得没有办法自洽。站在课堂里，会产生一种感觉，我拿着个性、平等、多元、包容的想法去教学生，但我自己受到的对待是在被衡量，处在一种竞争之中，处于全社会对教育改革的凝视下。你教给学生的东西，在你的人生里、生活里、在北大附中上班的每一天里，无法找到。

渐渐地，你会想，我教的东西有没有用？和这个社会是不是脱节的？还是说，这种教育本质是对的，但和这个社会脱节了，那它还是不对的？我想不出答案，最后就真的没有办法上班了。

一位教电影的老师给北大附分校拍过一组宣传片，拿给我看。看第一遍，我觉得拍得真好；又看了第二遍，她指着里面的人说，这个离职了，那个离职了，里面80%以上都离职了。她说：我当时拍得很用感情，现在觉得是作孽。 

我于2021年1月合同期满决心离开，集团帮我办理离职，把我的课程名称写成了“书院试点”，三年来，很多人都把它写成“书院试点”。我用胶带纸把“试”粘掉，改成“视”。

搬离204之后，博雅有一本漂流日记。我记得2020年9月开学，窗帘写，我感觉自己在沼泽里，一直往下陷，什么时候才到底啊，烂泥的底是什么，好希望到底啊，这样我就能躺在烂泥上，不再担心了。

2021年圣诞节，我与窗帘见面，我又提起漂流日记的事，提到那片沼泽，烂泥的底是什么。窗帘用很无所谓的表情看着我：“很久都没见过漂流日记了，大家心凉了。博雅肯定要解散了。现在看到底了。”

我问她：“你觉得，在他们心里，我们做得好吗？”窗帘像是回答又像是一个提问：“你是问，如果他们抛掉校长、副校长的身份，抛掉高考，他们怎么评价我们。”而我也想知道，即便高考依然存在，我们什么都不能改变，我们做得好吗？

一将功成万骨枯

在最开始，我并不想在这篇文章里写到校长，因为觉得自己根本不了解他。也很气愤为什么人们要把改革的成就看作是“一将功成”，却想不到“万骨枯”，想不到去看一看一线教师们在这个过程里感受到了什么，被剥夺了什么。在最初的题记里，我写的是“这不是一个将军的故事，这是几个士兵的故事”。

但事实又是，没有王铮，这个故事的确是不成立的，我的一切经历、感受也是不成立的，媒体所写的“在北大附发生的这场教育改革不能被称为‘北大附的教育改革’，而是‘王铮式的教育改革’”，虽然个人英雄主义，又也许并没有错，在学校的三年，我能感到许多独裁的意味，也更能感到王铮与北大附中二者命运的捆绑。

我再回头看王铮的那些有关教育的发言，才发现它们不仅仅是我第一次接触时所觉得的一组探索性、理想化、鼓舞人心的概念，王铮其实已经知无不言，所有的框架设计都没有保留，他在分享里诚恳地说：“今天大家来，我们是要研讨这些问题，并不是我们要做出什么什么样的结论……”，他没有停止过修正和完善对它们的探索。

只是，他从没有提到那些一锹一铲的具体工作，没有提到学情变化后的阵痛，没有提到每一次小的调整都会带来一场嘹亮的抗议。

2013届毕业生刘周岩在《教改第一届学生发声：王铮在北大附中的改革给了我怎样的教育？》中写过：“这种新制度，带给我们无穷的困惑和挑战，既是思想上的也是行为上的：没有了班主任，我们要如何管理自己？要用怎样的选举和议事制度保证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权利与义务的边界在哪里，个人与公共的边界又在哪里？很多问题必须靠我们自己制定‘契约’：小到单元活动室的值日如何安排、活动室里能不能玩三国杀，大到集体预算如何管理、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以自治的名义否决老师的决定？我一度沉迷于对这些问题的辩论。”

这种参与的热情明显在衰减。19届一位主席告诉我：“我高中那几年，议事会根本开不起来。”在他的记忆中，最成功的一次应该是入学教育的模拟议事会，新生们都很积极，后来则变成在议事会上埋头写作业。

2019年下半年，学校推广垃圾分类，每个环节都民主讨论，食堂垃圾怎么扔、外卖商家票选、公共空间如何划分权责。然而，每个环节都充满骂声，议事会上讨论出的许多方案被告知行不通，学生认为北大附中的民主已经是形式主义和假民主。“时间这么富裕的话建议多关注一下高考成绩的走向吧，毕竟bdfz是学校不是社会体验中心。”学生在留言板提议。

精卫失败了

离职交接完毕，我坐在教室里，回忆着我的第一个创写班。

五楼那间紫色教室，座位围成圆圈，学生不认生，对我说：“你是老师吗？那我坐你旁边。”有人一进门就气喘吁吁地问：“潘潘，今天我们干什么！好不好玩！”还有女生在朋友圈写：“最爱最爱写作课，大家都离得特别特别近。”

这个班的学生手把手地教会我怎么当老师。学生们毕业了，有的很热爱这里，只要放假就待在这儿，甚至申请当助教；有的发表大段觉得这里罄竹难书的言论；还有一个男生去当了飞行员，给我发微信，要带我翱翔祖国的蓝天。

回忆着我来到这里的初衷，回忆着许多次学生带给我的“我好骄傲啊”的感觉。回忆着这里一件又一件于外界看来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于我看来是精卫填海的事。人们会说精卫失败了，对吧？

2021年12月14日，北京大学官网“校内公告”栏中发布了《关于王铮免职的通知》，通知称，学校研究决定，免去王铮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职务。

一时哗然。

我脑中浮现的，却是一人一狗的场景。这个场景总会在学校逐渐安静下来的时候看到，白炽光洒在树上、草坪上，到处绿茵茵的，王铮就站在一个暗处，遥远地望着球场上的少年们。小狗陪在他旁边。

小狗叫Duang，是只土狗，带有柯基的血统，叫声很响亮。Duang在学校的地位很高，学生做的卫衣、月历都有它的身影，据说有时校长开会也要抱它。有一个夜晚我十一点多回校，远远看见王铮从他的车里下来，夹着一堆材料，满身疲惫地在月光里走。过了一会儿，他带着小狗下楼散步，小狗很欢喜。

王铮被免职后，据我所知只有两个同事公开怀念了他。其中一个是孙玉磊。同事告诉我，他写了一篇很长很长的文章，发在博雅学院内部的网页，并且特别说了“请勿传播”，因而我至今没有看过。 

我看到更多的是学生对他的追忆：

“他孤独吧 他心里有蓝图吧 他守着大泥湾的魔法制度这么多年 太累了”

“在北大附中之后，我见过了许多这个长那个长。但他们无不是站在这个台那个台上的，活在公文推送中的。偏偏没有坐在台下，坐在一群学生的白色塑料小板凳之中的，偏偏没有同时活在传说和现实中的，偏偏没有狗校长。”

还有一个十几年前他在深圳中学做校长时的学生留言怀念他，“为王校长，我愿站上桌子，高呼一声：O Captain, My Captain.”

2021年8月，我离开单位已经七月余。我逐渐明白，之所以我一直写不清楚北大附中的故事，记忆是一团一团的，无法理出线头，是因为我讨厌那时的自己。我没有在最后的时刻，坚定地站在教育这一边，而是向“我要证明些什么”低下了头，从内心把“我失败了”看得太重了。

李韧告诉我，博雅又一次搬家了，搬进了高考的南楼，她仍在修改自己上了七年的创意写作课，增加了学生们喜欢的同人文；也听到过一位生物老师说起孙玉磊，新生进来，各书院照例着急忙慌地挑人，只他没有，每个书院督导老师都有自己选人的标准，而在他的概念里，每个学生都是一样的，都值得被好好教。

我扔掉或送出了很多东西：北大附中定制卫衣、校服熊，印着学校培养目标的那只帆布袋……我依然对帆布袋上的句子倒背如流：“我们希望培养出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具有思想力、领导力、创造力的杰出公民。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够热忱服务于社会，并在其中表现出对自然的尊重，和对他人的关爱。”

*文中周宇为化名

前脚投简历，后脚就被精准裁员。

一位网友最近就爆出了这样一段真实经历，而且还称被领导教育了一通：

别以为你上班干啥我都不知道，你啥时候想走我都一清二楚！

随之引发热议的，便是背后的一个神奇服务—— 离职倾向分析。

这位网友怀疑，他所在的公司便采用了来自深信服的这项服务。

简单来说，就是员工在公司用了哪个软件、打开了多少次、是否投过简历等等，都会被看得一清二楚。

于是乎，一石激起千层浪，网友们纷纷抛出质疑：这真的不会侵犯个人隐私？

截至目前，深信服与之相关的项目页面已经显示为404。

这项服务的内容，也正如其名：

客观上来说，可以把我们理解成是“卖刀”的，并且是有许可证的，这个刀是谁买了，用去做什么，我们没办法干预。

这是一个什么系统？

那么这次成为话题焦点的“深信服”和“离职倾向分析”，到底是个什么来头？

公开数据显示，深信服成立于2000年，而且已于2018年上市，目前总市值达到了607亿元。

其CEO何朝曦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在创办深信服之前，曾在华为从事研发相关工作。

而这次舆论所指向的“离职倾向分析”，正是深信服所推出的一项服务。

这项服务的内容，也正如其名：

提前发现潜在离职风险的员工，便于组织及时安抚或妥当处置。

更具体而言，可以给使用这个服务的公司，提供以下内容：

潜在风险列表：分析存在离职风险的人员列表，以及风险等级。

风险分析：给出离职风险的判定依据。

而从红星资本局获取的系统页面图来看，员工的行为对管理者而言可谓是一览无余：

谁、哪个部门、访问了哪些招聘网站、看了多长时间、累计访问次数等等。

然而，若是细看深信服官网的产品介绍页，不难发现，这个所谓的“离职倾向分析”，仅仅是一个小功能而已。

它隶属于一个名为“感知系统BA” （Behavior Awareness System）的系统。

官网中对它的介绍是这样的：

基于上网行为管理的海量上网日志，对用户行为特征进行深度建模分析，不断推出不同场景的行为感知应用，持续挖掘数据价值……

那么在所谓的“建模”、“行为感知”、“挖掘数据”之后，管理者就可以用这个系统做非常多的事情了。

例如全网上网态势分析、办公网上网态势、事件感知、泄密追溯分析、工作效率分析、沉迷网络分析等等。

以“事件感知”为例，这项功能的描述是这样的：

分析热门事件或敏感事件在组织内部的传播状况，避免发生难以控制的负面影响。

还有针对员工摸鱼的“工作效率分析”：

分析组织的员工怠工情况，及时发现消极怠工的部门和人员，找到影响工作效率的因素。

并且在产品页面的“成功案例”中，像光大银行、新浪、华东师范大学这样的名企名校赫然在列。

而在事件被热议起来之后，目前深信服的产品页面已经处于“404”状态了。

网友：这是公开的秘密了

这件事情之所以引发热议，主要聚焦于这种方式是否侵犯到个人隐私。

事实上，这种行为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从公司层面来看，知乎网友@小风嗖嗖的认为，这些都是公司的网络数据，自然是深信服销售所说的“完全合法”。

从实现上来讲，这个系统比较简单，没有比较复杂的逻辑。但是从需求上正如深信服的销售所说“很多公司都在用”，这种Network Traffic Analyzer需求量很大，各个方面的都有。

据南方都市报援引律师表示，员工工作期间，因为工作产生的互联网数据，公司有权查看。

但如果是个人事务的相关数据，属于个人信息或者隐私，没有员工的授权，公司无权查看。

换句话说，涉及工作的上网行为公司有权查看；但涉及个人的上网行为，关键就在于授权二字。

不过具体实践来看，就达不到这种程度了。

知乎网友@弗兰克扬根据自己的经历表示：

依我个人有限的工作经验来看，扯这些其实是没太大意义的。因为在针对性的法律出台前，保护个人隐私，还真的只能靠公司老板的自觉。

而对于我们这些打工人来说，又该如何避免呢？

网友大致总结了这些方法：

最简单直接的，就是改用手机浏览招聘网站、投递简历；或者手机给电脑开热点；

在简历投递中使用副号，隐去姓名；

搭建个vps再浏览。

除此之外，有网友也给公司提了提建议。

知乎网友@路视界表示，与其花钱买服务来监控员工日常行为，还不如将人工和预算投入到改善员工福利待遇和提升公司人文关怀上。

这种监视员工离职风险的软件纯属智商税。

并不是孤例

事实上，正如网友所说“这是公开的秘密”一样，监控员工上网行为并不是孤例。

有的是用摸鱼流量。

最典型就是去年11月份国美的一份处罚通报，企业按照摸鱼流量处罚员工。

更可怕的，还有其他企业用上了鼠标点击次数。

此前有网友曾爆料，一家设计院以“鼠标点击次数和键盘敲击次数”监控设计师，并以此为依据开除这位员工。

当然最普遍的，还是属简历数据、聊天记录等这些行为监控了。

早前就有“小鱼HR助手”，利用爬虫技术抓取员工数据。

一旦员工投递简历，公司就能收到人才流失预警服务，包括姓名、职务、学历，及简历更新时间等信息。

没过多久，该程序因涉嫌侵犯个人隐私被下线。

类似的平台还有巧达数据、助手小猎等，不过现在也没有见到其踪影了。

另一家网安公司奇安信，也提供上网行为管理系统服务，据官网介绍，可对企业内部员工的上网行为进行全方位有效管理。

大致有这些相关功能。

当然更垂直一些，有像直接提供“监控”服务的公司，比如超级眼、超时代等。

嗯，光服务就分了好几类。

有基础版、录像版、防泄密版以及高阶的服务器版。

其中关于“聊天记录监控”，业内人士爆料，主要是以截图形式保存下来，而像微信、QQ也有文字记录。

不过这种通过系统安装进行监控的技术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有了。

早年网吧监控就可以看到所有qq聊天记录，路由器端增加信息过滤也可以实现，感觉像是镜像了一份数据。

此外，我们还问了问超级眼的客服。

他们称，系统只能用在电脑端，而且必须是Win系统。

Mac的就不行。

至于这一系统“员工会不会发现”这个问题，客服表示，员工在电脑硬盘、开始菜单、任务管理器上都不会有任何痕迹。

换句话说，软件的隐蔽性很好。

你有过类似的经历，或摸鱼小技巧吗？也欢迎与我们分享。

参考链接：

[1]https://weibo.com/3939426052/Lf6FbsGv6?filter=hot&root_comment_id=0&type=comment#_rnd1644805515766 [2]https://www.qcc.com/firm/50ced674161b6c4596397774ade275a5.html [3]https://www.sangfor.com.cn/product-and-solution/sangfor-security/27 [4]https://mp.weixin.qq.com/s/kycYeEPwNOEOeqO0gPK56g

知乎回答

[1]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16146069/answer/2345234757 [2]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16146069/answer/2345580123 [3]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16146069/answer/2345695441

—完—

暗号

2020年冬天，我认识了阿树。11月，小西天电影资料馆在放费里尼专题，朋友给了我两张《阿玛珂徳》的电影票，我在学校电影协会的大群里问有没有人想一起去，有个男生加了我微信。我迟到了二十多分钟，摸黑找到座位时发现对方已经睡着了，就在我走进去的那一刻他醒了，睁开眼睛，好像我认识他很久一样，自然而然地和我打招呼。

幽暗的影院，大银幕明明灭灭的光打在人脸上，这个男生有一双很清秀的眼睛。有一瞬间我觉得，我们之间大概率会发生些什么。我想我们或许会成为很好的朋友，或许会短暂地相恋，又或许在多年以后意识到彼此间生出的缘分与羁绊，漫长的人生剧情就这样在眼前铺展开来。

电影散场后，我和阿树一起打车回学校，坐在出租车后排聊天。他是个非常擅长聊天的人，绝不会让任何一句话掉在地上。我平日里不算话多，却在这种宜人的聊天氛围中获得了久违的安全感，不知不觉也变得活泼起来。我得知他原本只比我低一届，但因为休学过一年，至今仍在读大四。聊到专业，他说他虽然是工科生，本质上却更像个文科生，旁听过不少社会学系和我们院（艺术学院）的课程，有过转文的念头只是从未付诸实践。

我说：“别转文了，我和我的好朋友们早就总结过了：想去媒体就不要读新传，新传会让你的新闻理想破灭；想当作家就不要读中文系，因为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想搞影视就不要读艺术学院，因为艺术学院会让你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他听完哈哈大笑。

这一年我在电影专业读研二。四年前我大二，因为一些原因经历情绪的低谷，在此后的两三年里都抑郁消沉，又艰难重建。支撑我走下去的是最朴素的信念：我会变得更好，不快乐会被填补，前路尚有希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朋友圈签名始终为自己写着：“捱到新天地”。

四年后，我几乎把自己矫正成了一个大体符合自己的审美理想的人：头发染成全紫，看电影，写小说，有几个关系很好的女朋友，以为自己懂得爱、懂得女性友谊，能在自给自足的生活里感受到丰足快乐。总的来说，是“在一种悲观的底色里，积极地生活”。

回到宿舍后我开始翻阿树的朋友圈，简直称得上精彩纷呈。他是少见的会发九宫格照片、拍照水平不错、也从不设置朋友圈权限的男生，有一种我熟悉的“体面”迎面而来。往前翻，得知他说自己患有重度抑郁症，近年来始终在与黑狗（blackdog，抑郁症的代名词）搏斗，每年的跨年时分，他都会在朋友圈里讲，诚心祝福自己，捱得到新天地。

“捱到新天地”，好像对上一句暗号。

我们很快熟络，约着一起玩乐。一整个冬天，我们辗转于各家影院、酒吧、KTV与长街，在寒假前共同度过了平安夜，跨年，以及他的生日。没多久，他把头发染成了蓝色，我们一起出街，像巴啦啦小魔仙和小黑魔仙。电影协会放《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他买来影片里的“电气白兰”和我一起偷偷带进酒吧。去KTV合唱粤语歌，我们很喜欢合唱杨千嬅和梁汉文的《滚》，每次合唱到“请你滚，滚出去，你爱滚不配做人，爬出去”，我们齐齐笑场。北京呵气成冰的冬夜，我们一次又一次游荡到凌晨一两点，又在云观影中度过了整个寒假。

有时他问我：“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说：“你是长在我审美点上的人。”——清秀文气，有反叛精神，不喜体制，也尊重女性。

漫长的冬日结束，春天快要来了，我们相约去玉渊潭踏青。三月末，春和景明。我们在公园里闲逛，在水边的台子上铺了野餐垫，喝酒，吃零食，坐着，躺着，开着手机放着歌，有时有话说，有时没有话说，最后终于都喝醉了，只记得湖面上波光粼粼，我穿着明黄色的卫衣，野餐垫也是明黄色的，太阳在对面，好像永远都会悬在那里似的。

现在回望，那仍是像小说情节一样跌宕起伏的一天。我们喝醉了，先是在园子里像没头苍蝇一样乱转，找不到出口，后来在高架桥下蹲着打车，好不容易打到了车，他又在车上丢了手机。小西天从费里尼放到了侯麦，他坐在出租车上含含糊糊地问我：“我们一会儿要去看什么？《冰山上的雪莲》？”是《沙滩上的宝莲》。我的心忽然变得很柔软。

到小西天下了车，我们几乎一步也走不动，相互搀扶着走了没几步，就在路边的台阶上坐下了，眼睁睁看着资料馆就在一街之隔，但有如天堑，怎么也走不过去。天色渐渐暗下来，我们在夜风中坐着，将肩与肩靠在一起，头与头靠在一起，就这样慢慢坐到电影散场。

这天终于成为了一个转折点。他好像下定了某种决心，要与我说些什么。微信上语焉不详，一连三晚，他都邀请我去未名湖散步到凌晨两点，人在兜圈子，话也在兜圈子。我不敢验证我的猜测，只好陪着他打转。

第三天，我们坐在花神庙附近，他终于说：“你知道吗，每次社团里的好朋友问起，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如果我说是，而你说不是，我是不是很尴尬？”是什么？不是什么？但是我好像终于听得懂了。有一些恍惚，四个月来我猜测了无数次这样的可能性，原来是真的，没想到是真的。

我并非特别自信的人，接受不了那种没有根基的好，我迫切地需要知道，我到底是因为什么而被爱。这个问题一再被打回。问来问去，无非是“感觉”两个字而已。

“喜欢我是什么感觉？”我问。“你知道水床吗？”他想了想说，“充气床垫漂在日光下的水面上，起起伏伏。就和喜欢你的心情一样。”这是我这辈子听到过，最甜蜜，最甜蜜的情话。

那是真正的新天地。

飞女滤镜

我从未以有色眼镜看待过抑郁症患者，实际上，我所处的文科环境，对待边缘群体的态度一向开放包容。我们认同于社媒上“政治正确”的必要性，明白我们应该为之做些什么，更明白哪些话适合说，哪些话不应该说。

本科时代我最好的异性朋友也是抑郁症患者。他叫阿岑，大三那年我们常在学校附近的咖啡厅里一起写剧本。刚刚熟起来的时候，他把朋友圈头像与背景都设置成黑色，签名是一句令人望而生畏的自杀预告：1997.8.1-2017.8.1。

彼时是2017年5月，我觉得我不该袖手旁观，于是常发消息与对方联系，后来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阿岑是个相当有意思的人，说话引人入胜，写作也有灵气，但时而流露出自怜自伤的倾向。

“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垃圾。”“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人真正爱过我。”这是阿岑最常挂在嘴边的话。

与阿岑的相处让我明白了两件事。 其一是，我知道与他们交流的困难在于，他们有一套非常封闭自洽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与自我评价体系。我曾数次列举阿岑专业第一的绩点、拿到的游戏大厂高薪offer、写出来灵气四溢的剧本，用以佐证“你真的是个很不错的人”。但是这些全无作用。每当说到此处，阿岑都一口咬定自己的糟糕，甚至不惜与我吵起架来，而我则会逐渐被这套逻辑绕进去，最终云里雾里。

其二是，抑郁症患者并非无穷无尽的情绪黑洞。撇去自怜的部分，阿岑是个有着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脑洞的人。与他相处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轻松愉快、充满启发的。

正因此，初识阿树的时候，一切问题在我看来好像都是可以轻易逾越的小山丘——我自己也有过站在悬崖边缘的时刻、我有过患抑郁症的很好的朋友、我一向被人称赞共情能力强…… 只需要进行一些简单的、系统性的学习，我一定可以轻松应对。

更何况，抑郁与其说是一个问题，未若说是一种特质，甚至更接近我欣赏的特质。我认识的那些饱受溺水之苦的朋友们，他们精神世界丰富，头脑聪明，有更强的反思性与批判性，也更愿意与所谓的“主流”保持距离。比起那些光鲜亮丽西装革履的精英们，我对他们在情感上更为亲近，似乎再正常不过了。

恋爱头一个月，阿树一切正常，我尚未看见黑狗的影子。尽管他有时会在微信上告诉我：今天一整天都很低落，躺到傍晚都没有起床。但每次见面时，他都活泼健谈，笑容灿烂，看不出一丝阴霾的痕迹。

我还是想做一个称职的恋人，一起在湖边散步时，我未雨绸缪地问：“等你抑郁发作的时候，我需要做些什么？”他只是说，他也不知道。即便如此，他还是告诉了我一些注意事项，比如：他畏惧冷清，需要陪伴，任何时候都不要让他一个人呆着静一静。

为尽陪伴之责，我们每天花大量的时间耗在一起：吃饭、自习、散步、看电影、骑着电动车兜风。那时我研二，他大四，旁人忙于保研、工作、为前路惶惶担忧，但我们的生活中少有“内卷”一词。恋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消磨了我的斗志，我只想一再在这个春天里耽溺下去。

我会反复向他确认：“你今天感到快乐吗？”每一次我都能得到确定的答案：是快乐的，非常快乐。那快乐是不是就可以驱散痛苦呢？如果过去感到痛苦，是不是因为没有值得快乐的事，或是快乐的分量还不够多呢？我有我的快乐哲学，人活着是要向世界攫取快乐的，“为一分钟快乐，捱多少不快乐”。但是他说，不是，快乐和痛苦是在两条轨道上并行的事。痛苦就像一个后台运行的程序，快乐不妨碍痛苦的存在，至多只是使自己可以暂时地遗忘或逃避痛苦。就像现在，即便说不出具体的原因，我仍会在快乐的间隙想到自杀。

我隐隐约约地觉得害怕，但又说不上来是怎么回事。给我泼兜头冷水的人是阿岑，他去了南方工作，我兴致勃勃地远程向他分享我恋爱的喜讯，他满怀忧虑，说：“你不太适合。”我觉得不服，问凭什么。他说：“以我对你的了解，你的精神能量太贫瘠了，你支撑不起。”

“不要有飞女滤镜。”阿树本人也警告我。那时侯我的紫头发很合《飞女正传》里的一句“大概你嘴边伤口与我发端都一般大紫大红”，骑着电动车在路上飞驰时也会应景地在耳机放，“越过生死一刻跟你电单车之中狭路再相逢，让我满足于飞车之中抱紧苦恋的做一类人”。“但是这种状态是危险的，”阿树说，“会反噬，滤镜消失以后你可能会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性别错置

阿树的模式简单明确：他付出，并要求回报。一方面，他有着极其敏锐的共情力，能够准确地捕捉到什么时候我的情绪低落了下去，并能及时地给予关注和询问。甚至于多数时候我并非不开心，仅仅只是累了，他同样也会过分为此担忧。

另一方面，我的一切“没那么体贴”的行为都会对他构成伤害，小到不喜欢发恋爱相关的朋友圈、甚至于总是在线上发省略号和句号，大到拒绝采纳他的建议、答应准备惊喜却没有放在心上、独自做自己的事而忘记关注他的在场，一切都会成为吵架的根源。而他对吵架的阈值也相当之低，往往我还觉得只是相互抛出观点，通常他已经觉得难以承受。

于我而言，在此之前我单身了四年，修炼出一身多而无用的“独立女性”姿态。我看过大量网络情感博主的金句箴言，他们一个个言之凿凿，振聋发聩：不可以把恋爱当成生活的全部、你自己也要活得丰富多彩。一旦你太过需要对方，对方离开的速度会比你想象中快一百倍……

阿树对此表现出剧烈的抵触。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对我好一点”，讲自己是“小玻璃心”。一个常见的游戏是，他会把我的手放在他心脏的位置，问：“听见我心碎的声音了吗？”我说：“听见了。”他说：“假的，根本没碎，你乱讲。”我又改口说：“没听见。”他便会迅速地发出拟声词：“咔嚓！碎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感受到一种性别角色的错位。这很不合情理，在正常状态下，我已经被周围的朋友认为过于敏感，需要有意识地控制自己过于丰富的内心戏，鲜少遇到比我还要敏感的人，但事实确实如此。

阿树一向失眠。但最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好像所有他被剥夺的睡眠都找上了我一样，在一起以后，我总是一沾枕头便昏睡过去。代价就是次日醒来，需要面对一个失眠了八个小时、对我的不在场感到愤怒不堪的恋人。

这样的事情第一次发生的时候，我觉得匪夷所思，不断询问后我慢慢明白过来，一整夜对于拥有睡眠的人而言，只是闭眼到睁眼一瞬间，对于失眠的人来讲，却是漫长无边的煎熬。他不敢叫醒我，又忍不住发出各式各样的响动，试图提醒我察觉——但是我从始至终一无所知。

这种对睡眠权利的争夺越来越常态化，到后来他干脆拳打脚踢，像三岁的小孩一样气急败坏，想尽各种方式让我无法入睡。凌晨两三点，我在极度的困乏之中，气得差点哭起来，说：“你能不能不要再无理取闹了？”这是相当严肃的指控，他终于屈服了，安静下来，不再阻止我入睡。

最严重的一次，是上海电影节的尾声。我们与另一对好友买绿皮火车的四人动卧，一路打着麻将去上海。我们三天看了八部电影，租洋房，吃烤肉，与朋友约夜场电影后的酒局，行程排得满满当当。看完最后一场《阮玲玉》，我和阿树慢慢地走回酒店，经过苏州河，他几番暗示我，这是他最不想活着的一天。

我大致能够明白：上影节像是一个人生假日的尾声，等到回学校，他要面对的是漫长琐碎的毕业程序。

他和我商量：“你这一天能不能一直陪着我？”“我当然会。”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下来。那天我们在酒店里看电视，央视六套在放俗套的电视电影《闪婚总动员》，依稀记得女主角是吴越，穿的衣服全是高饱和度的死亡芭比粉。我一直强撑着不让睡意彻底掌控我的身体，勉力支撑到凌晨三点，我终于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

他几乎是哀求着我不要睡，不要，不要，不要。我缓慢地向下滑落，滑进黏稠的睡眠里，最后什么都听不见了。“我尽力了。”我在闭眼前最后一刻跟他说，“你不能真的要求我彻底熬一整夜。”

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迟了。我们去高铁站，他漫长地、漫长地沉默着。六个小时的回程，他始终一言不发。我感觉自己身处可怕的矿难附近，四周一片死寂，又仿佛能听到空气里飘荡着焦黑，腐臭的哭喊。

我们会在聊天框里列举我们各自需要的是什么：

阿树：我要什么（如果你想知道）——我要一些被共情，我要那些弯弯绕绕的想法被你关心到哪怕是猜测，要情绪层面的“对我好”，不是“我这样做是对你好”的那种“对我好”。要括号里的“如果你想知道”是真的想知道。

我：我要什么——我要你为我爱惜生命，我要我最差的一面被接受，我要获得无条件的支持包括事业上的，我要两个人随时能分开独立但心中都只爱对方不会彼此怀疑。

“你会抛弃我吗？”他一再和我确认，“你会觉得我是一个负累吗？我会给所有和我接近的人带去噩运，很可能有一天，你会发现我败絮其中。”我始终坚定地回答着不会，你不是负累，我也不会抛弃你。

一开始，我很乐观，觉得吵架是必要的磨合。回答这些问题也让我在疲惫之余获得了一种绝对的安全感。安全感是一种此消彼长的机制，当他一再地表达他的不安全时，我便获得了满足，疲惫似乎也是我为此心甘情愿付出的代价。

但很快，我有一种热热闹闹的悬浮感，仿佛下一秒就会一脚踏空。我知道我们彼此喜爱，也确确实实在日常相处中感到幸福，但总有哪里不对劲。或许是因为过于用力的情感表达。他一再地觉得我不够爱他，我需要声嘶力竭地证明我的心意。

我不断和他解释，我不擅长付出，我有轻微的回避倾向，不严重，但这足以让他觉得我对他不好。但是这样的解释并未奏效，很久很久以后他告诉我：“当你告诉我你就是一个再爱也不愿意付出的人的时候，我是真的觉得很绝望。”可是我觉得我已经尽了全力。

诊断

在一起之后我听他讲了许多过去的事。他正式确诊是在大二下学期，2018年6月1日，他觉得好像上天开的黑色玩笑。从六院拿到诊断结果出来以后，他一个人去旁边的肯德基吃开心乐园餐，作为给自己的儿童节礼物。

接下来他开始遵医嘱，吃药，去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做咨询，去香港交换兼疗养，结识了当时的女友，渐渐地一切好像好了起来。但是抑郁症在那个冬天复发了，2018年12月，他在寝室里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次日又若无其事地醒了过来。那是他最接近自杀的一次尝试。

更多的时候，他总是在服药、稳定、擅自停药、复发之间反复摇摆。他也尝试过学校的心理咨询，每周颠来倒去讲些差不多的内容，他觉得是“从水缸里舀一勺水出来，晃一晃，再倒回去”。

我问过他到底吃过多少种药，得到报药名一样的清单：黛力新、罗拉、思诺思、来士普、乌灵、文拉法辛、丁螺环酮、奥沙西泮、西酞普兰、度洛西汀、曲唑酮、喹硫平、鲁拉西酮……他最喜欢的助眠药是思诺思，因为服药体验很奇幻，吃完以后“可以看到文字舒活筋骨勾肩搭背谈谈情跳跳舞”。

“精神类药物的总量是有限的，每证明一种药物对自己无效，选择的余地就会越来越小，直到积重难返。”他告诉我。

“为什么要停药呢？”我也问过。我知道很多人不愿吃药，吃药会令自己对自己的主体性产生怀疑，也有许多人将不愿吃药视作幼稚的行为。

“我知道吃药虽然有作用，不吃药或许更差，但吃药只是让我维持在一个中等偏下的活着的状态，看起来是变好了，其实是变得更差了。”他又解释，“就是在人的各种层面上退步。我的注意力很难集中，读书和看电影对我来说都变得很艰难。记忆力也会变得很差，发生过的事会慢慢地等量地消失。”

2021年5月中旬，他临近毕业，距离他上一次停药过去6个月。确诊之后，他休学过一年，这个学期要重修大量过去缓考过的课程。但事实上，我一次都没有见他去上过课，翘掉课堂小测也如家常便饭。但期中考试与毕业论文却不能再拖。我们决定再去一次六院。

我第一次去六院，对它有许多森严恐怖的想象，但实际上它与平凡的医院别无二致。阿树对这里轻车熟路，一路带着我走。等待的间隙里，我翻看他过去做过的量表和生理数据测评，有一支交感神经活动数值奇高无比，图表上那一支好似异军突起，完全冲破图表的束缚，甚至要冲破纸张的束缚。

我们在候诊室等待叫号，用电脑看《爱，死亡与机器人》第二季。终于叫到了，接诊的是一个看上去三十多岁的女医生，很职业，问话平和，并不刻意温柔。有些敏感的问题，她问的时候有一种微妙的“不当回事”的洒脱，只当是在和朋友交谈，好比轻而易举地问：“你最近有自杀的念头吗？”阿树说：“每天都会想。”我在一旁听得心惊肉跳。

还有许多常规的问题，包括既往病史，目前的状况，为什么停药，阿树都一一回答。女医生有时也会向我提问：“他有过情绪特别高涨的时刻吗？”我非常犹豫，不知道算有还是没有，阿树同样犹豫，最终我们达成共识：“是有的，但并不是很明显。”女医生最后说：“难怪你觉得之前的药效果不够好，你有可能是双相二型。”

回到宿舍后我开始查阅知乎，搜索双相情感障碍一型与二型、以及与重度抑郁症之间的区别。一型是最典型的躁郁症，躁狂的一侧与抑郁的一侧等量，人的情绪像钟摆一样在两极之间摆荡。二型则是轻躁狂，重抑郁，临床表现与重度抑郁没有太大区别，但是两者用药方案完全不同。

我越想越觉得合理，许多事仿佛都得到了解释。比如他精力好的时候希望自己不睡觉，常常毫无节制地调高生活的功率，想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做完无穷无尽的事情。偶尔觉得自己好起来了，但很快又会被反复无常的无力感击溃。

18年他之所以发病，最直接的诱因就是他在此前的三个月中试图让自己抛弃睡眠。那时他踌躇满志，把自己的日程填得满满当当。到后来这样的状态仍时不时地出现，我猜或许是躁期的表达形态，很是忧虑。“你不知道这是不可持续的吗？如果你不这样做，有没有可能病症就好一大半呢？”我常试图劝谏。他反驳说：“不是这样，不管我是否这样做，状态都有一天会变差。就是因为知道状态变差是随机的，所以才想抓住所有状态好的时候。”

我们遇到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是，医生告诉我们有一种新药正在实验期，治疗是免费的，问阿树是否愿意加入实验。但很快我们发现，参与者会被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吃的是安慰剂，然而参与者无法知道自己被分入了哪个组。阿树想要确保自己能顺利写完毕业论文，因此拒绝了实验。

毕业季最终是狼狈的，他早已不再想沉沦在理工科的紊流里，但两个礼拜里他要应付四门高强度考试，但凡有一门通不过，已经获得的直博资格就会被取消。成绩录入系统的前一天晚上十一点，他还在发微信和老师沟通，恳请老师给他及格。第二天早上八点，老师同意修改分数。

老师说：“你总不能拿着病历及格。”

从六院回来的那天晚上，我们坐在万柳公寓小花园的长廊里，空空茫茫看着天，就这样度过漫长的两个小时。我焦灼着，不知道是否该说话，该说些什么，但怎么也不能撇下他一个人。很晚了，我坚持把他送回学校，自己再打车回宿舍。凌晨两点，上楼前我看到楼下海棠花开得热闹鲜艳，大红的，粉红的，纯白的，好像偷来的一刻浪漫。我在那儿拍了花，发给他看，他说：“我会为了你好起来。”

没有色彩的多崎作

阿树为什么会得抑郁症呢？我不止一次想过这个问题。最开始我抱有一种天真的幻想，觉得如果能找到根源，或许就可以对症下药。但很快我就发现了问题所在，他抑郁的根源恰恰在于找不到根源。

我的少女时代漫长苦闷，经历过被孤立，被起哄，长久地活在觉得自己没有吸引力的恐惧之中。活着对我而言不可能是没有意义的，最简单的意义就是，改变这一切。

大二的时候，我完全理解阿岑为什么痛苦。我们的痛苦是一种具体的痛苦，基于自卑，基于缺爱，基于匮乏。因为讲得出原因，摸得到形状，所以也知道该如何自救。倘若有一天我们都能够得到一次完整的被爱，这样的痛苦自然会不药而愈。

但阿树的抑郁绝不是因为匮乏于爱。他的成长道路一路顺遂——至少与我相比。无论学业还是恋爱，他都不曾受过太大的挫折。他很聪明，初高中常考年级第一，很顺利地拿到北大预录取，大学以后读的是能力范围内完全能掌控的学科，导师善良体面，从不压榨，得知他的情况后还会每周定期关心。他的初恋在小学五年级，此后也鲜少有漫长的空窗期。他经常说的话是：“大家对我都太好了。”

既然他不缺什么，那痛苦只能是抽象的了。这使解药的研制变得艰难许多，我的存在能给予的安慰也有限得多。我从不高估自己的作用，不妄想成为拯救者，只想做一个观察者，看是否有机会解开谜题。

我获得的一种解答是，他对系统性有一种强烈的偏执。他的宿舍一丝不苟，书架上的书要按照逻辑整理，旁听的每一门课都要认认真真整理笔记（用他自己的话说，并不是学习知识的需要，而是审美需要），看过的电影必须清晰命名然后整理在硬盘里，港译在前还是台译在前都有固定的格式，想要了解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从学科底层的逻辑入手（因此他不喜欢工科，他认为工科是“dirty”的，缺乏某种系统性）。他甚至干过手抄《红楼梦》这样常人无法理解的荒唐事。

另一种可能是遗传。他和我说过，他的外公在六十岁退休后自杀。我终于接受了他自己的说法，“可能有的人生来就是会得抑郁症的”。

我们一起去万圣书园，他专门买村上春树的《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送给我：“没有和我关系好的人可以不看这本书。”

故事很好读，多崎作是一个五人小团体的一份子，这个小团体除了他以外，每个人的姓氏都带有色彩——“赤”、“青”、“白”、“黑”，每个人都有令人过目不忘的特点，唯独多崎作的姓名中没有色彩。多崎作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色彩的人。阿树也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色彩的人。

要到一段时间以后我才明白“没有色彩”这个说法的精确。阿树是一个完全相对主义的人，不相信绝对的价值，不喜欢对人的分类模板，更拒绝一切标签和定义。

他记不起太多的事，很多高中时代的重要节点，我以为如果是我绝不会忘记，对他而言全是一片空白。他也丧失了一部分情绪，少年时代以后，他连哭泣的功能都丧失，再没有哭过。

我们偶尔讨论结婚与生育。我将结婚生子视作一种可以去尝试的生命体验，阿树则坚决地不想要孩子。不同于多数中国人，他并没有繁育后代、藉此与世界发生连接的愿望，在想象中对孩子也没有特殊的感情，更遑论对孩子的责任。

有抑郁特质的人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这无关圣母心与拯救欲。用《马男波杰克》中的一个性格二分法或许更为准确：这个世界上有人是Zelda，有人是Zoe。Zelda光鲜亮丽，热情外向，而Zoe悲观厌世，聪明尖酸。我意识到我持续地想要伪装成Zoe的同类。

我自然完全不是正能量的人，但哪怕我在微博上强调一万遍我的丧气、感伤、懒散与易疲惫，我仍然是积极进取着的，我仍在争取着获得更好的（——我定义的“好”）人生。 我常常觉得，我面对阿树有一种健康的人面对不健康的人的自卑：当我变得健康，我觉得我的吸引力在消退，“我们不再是同类了”。

我们一起旁听过一门社会学系的课，我读了涂尔干的《自杀论》。

《自杀论》里有一个著名的推导，对比新教、天主教与犹太教三种宗教的自杀率。新教教徒受教育程度更高、思想精神更自由，自杀率也比封闭的天主教高出不少，由此可以推出自杀率与受教育程度、思想自由度呈正相关。然而，同样受过高等教育、致力于发展智力的犹太教，自杀率却是这三个宗教群体里最低的。涂尔干得出的解释是，犹太教受到的压迫最多，外界的敌意迫使犹太教强烈地团结一致，群体的整合性强，因此个人拥有较强的对抗自杀的免疫力。

我好像找到了我大二时曾坚定地认为自己不会真正得抑郁症的原因。我和阿树说：“你看，你就是新教徒，我就是犹太教徒。”

“PUA小天才”

阿树的表达方式很有特色，具体来说就是：七拐八弯，语焉不详，从句套着从句，很不受众友好。我们看同一部电影，我在乎这部电影带给我的感受、以及这种感受是如何生成的，他则更在意背后的“现代性”“身份认同”之类的宏大命题。

与此同时，我的语言习惯也遭受阿树的诟病，因为不够准确。“你使用太多文学化表达了。”“你就是喜欢情节。”“每次讲故事你都要从盘古开天辟地讲起。”他时常提醒我，“小心用文学化表达糊弄你自己。”

阿树对我说过最刻薄的话是：“你去做心理咨询，咨询师一定不会睡着。”——前情是我们学校提供的心理咨询服务大多不太专业，阿树的一个好朋友去心理咨询中心，心理咨询师听到一半睡着了。他的意思是我太擅长组织叙事，讲述痛苦也未必百分之一百真诚。

生活里的琐事，我讲给他听，连缀成有起承转合的小情节，整个过程中穿插着各种人说过的好笑的话，又时不时发表一番我自己的见解，偶尔使用一些极端词汇进行夸张。阿树可以敏锐地分辨出我使用语言对自己进行了塑造，他会一针见血地说：“你组织过。”

“不可以组织吗？”我反问。

“不是不可以，但这只呈现了一种可能性，选择一种可能性意味着失去了另一种可能性。比如你所讲的，它原本可能只是一件无聊的事情。”

“这种制造生活的赝品的倾向我高中就知道，但我一直对自己很宽容。”

“至少我觉得不应该宽容。我们应该试图趋近真实，即便永远不可能真正抵达。”

实际上，只要我接话，探讨就可以无穷无尽地进行下去。即便我表达反思，他也会说：“表达反思是逃避做出真正的改变的手段。”我说你这是反思之反思，批判之批判，何况你自己也会这样。接下来，我们就会在细如牛毛的逻辑里不断盘旋。他很聪明，读书也多，能言善辩——一切都符合我喜爱的特质，但这些都成为利刃。最终我甘拜下风。

这种批判也被运用到亲密关系的问题上。我会使用标签和分类法进行解释，好比我会说：“我在亲密关系里有一些恐惧型回避的倾向。”

他会说：“你就是对号入座，对自己进行定义和限制。你觉得你可以分清有用的部分和误导性的部分，但其实分不清的，一定会相互影响。”

我说：“重要的不是这个名词是什么，是我首先有这样的感受，才会去对号入座。重要的是我想表达的感受本身。”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觉得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都无法逃开遭受指责的命运。我一次又一次地觉得我的感受被精确地解剖、反思、批判，然后被忽略。

朋友问过我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你能区分清病理性因素和非病理性因素吗？换句话说，就是哪些事情需要从对方生病了的角度去体谅对方，哪些事不需要。”

而这恰恰是最艰难的部分。我对自己说：我可以包容由抑郁症引发的一切，但对与抑郁症无关、只与人本身有关的问题，我不必包容。而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两者根本无法泾渭分明。

他说：“我真的不是只对你会这样，我对自己也这样。我也不希望你像我一样想问题，因为我知道这是不好的。”

他确实不止对我如此。思维习惯与情绪特质息息相关，每当他陷入抑郁，一定是他崎岖的脑回路里发生了核爆炸。于我而言，建构意义有各式各样的手段，而阿树拒绝这种建构。他太想面对完整的真实，渐渐地面对得心力憔悴。

2021年十月份我们去乌镇戏剧节看戏，走在很漂亮的水乡里，放眼望去全是小说素材。我想要吃白水鱼，喝乌酒，在临水人家凭栏坐着看水乡的傍晚，去婚礼民俗博物馆穿凤冠霞披。阿树全程兴致低落，很久以后他对我说：“我觉得你只在乎发生什么样的情节，你根本不在乎身边的人是不是我。”

即便是写这篇文章，消费自己与对方的人生的焦虑也一直挥之不去。我编排了事件的顺序，重组了文章的结构，捋出了清晰的线索，似乎在其中包裹了某种意义。就像他自己说的：“如果换成我来讲，那可能就是一个无聊的故事。”

无辜的病人

这段恋爱自然遭到了我的父母的反对，哪怕是态度相对温和的妈妈，也会说：“如果有一天他自杀了怎么办？”我就说：“人活着，获得了快乐，当然要承担风险。”但其实我也害怕。

阿树的手机里有一个30岁生日的倒计时。早在我们是朋友时，我就知道这个倒计时的存在。实际上，“活到30岁就死”甚至是文艺界的一大审美趣味，更常见的时间节点是29岁，卢凯彤唱过《廿九岁的遗书》，My Little Airport唱过《北欧是我们的死亡终站》，讲“二十九岁去芬兰冻死”，我对此并不陌生。

过去我对他的倒计时表示出充分的理解与共情。我在微博上看到过一些自杀者的遗书，提到“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想要活着，死亡对于一些人来讲是真正的解脱”，其中盼望世人理解之心是那么迫切而真挚。秉持着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观点，我认可没有人有阻止他人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力。

但是恋爱以后，我完全无法像过去一样坦然了。

电影里有一类典型场景，专门拍主角在昔日爱人/旧友灵前跳舞，拍得尴尬的，影评人和观众刻薄地称之为“坟头蹦迪”。阿树早先三番五次讲：“你以后也要去我坟头蹦迪哦。”我听到也会笑着应允。

然而我们在一起后，这个梗被再度提起，我才蓦然惊觉我将自己置身于多么大的一个陷阱之中（他曾对我讲过“陷阱自己举着警告的旗子”）。我渴盼长久稳定的恋情，但我也知道他之所以喜欢我，恰恰是我展现出了对他悲观态度的“理解”。

更可怕的是，我意识到他甚至是有意在一些情境下将一些歌放给我听，以期我能渐渐脱敏。

有一天他写论文，我在看书，他的电脑放着一首歌，前奏像灵歌，我隐约听到了“了断”之类的词，于是凑过去看歌名。歌名叫《那边见》，我看到时眼泪便禁不住地往外涌，完全无法自控。那首歌的歌词写的是：

“有些人太早了断

有些人去得太突然

有些人看到了光线 踏前

更多人看不见”

我变得越来越爱哭，也越来越神经过敏。2021年暑假的一天，凌晨三点我没来由地从梦中惊醒，摸过手机，发现他在五分钟前刚刚给我发了条消息，说想念我。我猛地惊出一身冷汗，觉得对方绝不会无缘无故半夜发消息，老天爷也绝不会让我无缘无故让我半夜醒过来。于是疯狂拨电话过去，却拨不通。我觉得天旋地转。

十五分钟后，电话通了，他听起来像刚刚睡着，朦朦胧胧地说：“我没事，你一定要放心。”

仍是暑假，他推荐我去看一部叫《生日》的电影，并不太有名，讲韩国一个因岁月号沉船事故失去孩子的家庭面对余生的故事。阿树跟我说：“我也想要这样的生日会，以后你要给我操办。”我极其敏感，问他：“办给活人的生日会，还是办给死人的生日会？”结果自然和我猜的一样，所谓的生日会是一个纪念仪式，人们在这样的生日会上，笑里带泪地怀念逝者。阿树痴迷于这种“笑中带泪”，他想要知道别人如何看待他，如何评价他。我悲不自胜，说我不看，也不会给他办。他说：“你不尊重我对最后生日会的热爱。”

渐渐地我开始感到一种莫名的愤怒：凭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将我甩入这样的场景？每一次我都是被迫的，被迫卷入悲伤的情绪漩涡，被迫想象可怖的后果。而他只是无辜地痛苦着，他什么都没有做错。

心声

众所周知，冬天是抑郁症发作最严重的季节，尤其是北京。北京的阴天会剥夺所有的快乐，面对着灰黄灰黄的天色，世界末日的窒息感席卷而来，零度以下的天气阻断了所有出门的欲望，关在屋内感受不到所做的事有任何意义。

阿树和我说，从2018年确诊以后，每一年冬天他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2018年冬天他仍心怀希望，觉得自己只要遵医嘱就可以好起来。尝试了很多方式，觉得自己可以做到，然后逐渐发现力所不能，希望一点点破灭。

2019年最平稳，但仍然感到无力，是他所说的“看上去趋势是变好的，实际上仍是下沉的，失去了很多做事的能力和动力”的一年。

2020年冬天是他与我认识的时刻，他刻意想让自己往反方向走，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努力“让自己变差，让自己不要抱有希望，去挣脱一些束缚”。我与他认识不久，他擅自停药。

到了2021年，他说他的状态是“消极地面对”。还是在面对各种事，努力不要太逃避，但基调通通都消极。

他对待父母，从来都是维持着基本的礼貌，但从不敞开心扉，他从未告诉父母他曾尝试自杀。我们共同的朋友说他，“说话好像从来没有语气”。

在一起半年后，我觉得他身上长出冰冷的罩子，我只能隔着一个玻璃罩子观看他的痛苦。我常常一觉醒来，看到他凌晨三四点在豆瓣上标注了一部电影，或是发了一条充满消极暗示的微博。每到这个时刻，无法彻底地参与进对方的生活的无力感就蔓延开来。

我常说他冷漠，心里有坚冰。他也会问我：“我这个人是不是其实内里冷冰冰的？非要从冷冰冰里取出点温度来热情。假装热情。”

有一天我们在夜里聊天，他说：“我不想把你卷入到我的世界里来。这是一个悖论：假如你不能感同身受，相当于你还是无法真正介入，你还是只能袖手旁观。但假如你真的能感同身受，这对你来说是太糟糕的一件事了。”他又说：“我不能随便把负能量传送给别人，就算别人最初说可以接受，最后都会发现是不可以的。人和人在一起只是为了快乐。”

我试图反驳：“人和人在一起不仅仅是为了快乐。至少对我来说不是。”

他问：“你想要的是什么？”

我说：“我需要缔结一种真正深刻的亲密关系，不浮于表面。比起每时每刻都快乐，我更在意共同经历的一切让两个人无法想象分开。如果不让我介入你的痛苦，那我们的快乐都是浮于表面。”

他说：“但是共同的经历对我来说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重要。你记得我和你说过的吗，我的记忆会等量地衰退，只有当时当刻能感受到的快乐才是真实的。”

我反观他对待前女友的态度。那个女孩使用一种远比我更加细致严谨科学的方式照料他，读了不少抑郁症与亲密关系的相关书籍，时时刻刻提供着积极的情绪价值。他一面心存感激，另一面他又觉得，对方对待他的方式过于程式化。

资料里讲，抑郁症的发作与大脑缺少了几种神经递质有关，它们是多巴胺、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因此，新鲜的多巴胺对于有些抑郁症患者来说格外重要，因为它能帮助他们暂时摆脱抑郁的低落。

他的爱好像孙悟空拔下一根毫毛，一时变出了十分盛大的幻象，我恐惧有一天魔术结束，我手里握着的最终仍是一根毫毛。

我不愿意再点赞他每一条消极的朋友圈——而我们共同的朋友可以轻而易举地为那些消极的朋友圈按下赞。点赞或许暗示着情绪的共鸣，或许代表着安慰与关怀。但我意识到，当我们成为恋人后，所谓的“共鸣”消失了，安慰与关怀也变得微不足道。更大的恐惧与失落替代了共鸣。我不再确定我是否能给出对方真正需要的东西。

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我是真的不能理解他的感受。他看到的世界，他每天经历的情绪的起伏，他感受到的一切。我以为共情是我引以为傲的品质，可是共情能力通通都失效。人真的只能共情自己经历过的情感。要是我可以理解就好了。

好像是老天听到了我的心声，从某一天开始，我感受到巨大的疲惫感，我说不出话，记忆力衰退得很厉害，脑子好像被浆糊堵住，时常无缘无故掉眼泪，站在秤上体重一个劲地往下掉。接下来，我的脑子里开始浮现出我从阳台上坠落的画面，即便我清晰地知道我不想死。从前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惜命的人，原来真的不受控制。

我请假回家，去医院。坐在候诊室里，我想起短短的五个月前，我和阿树坐在六院的候诊大厅，我们拿着电脑，分两个无线耳机，看《爱，死亡与机器人》第二季。他看起来若无其事，只是显得疲惫。我忽然想到，那一刻他心里的感受到底是什么样的？当时我以为我完全了解，我们每天24小时呆在一起，没有什么是我感受不到的。但我忽然意识到，一定与我想象中不同。

做了大量的测评量表、脑电图与心电图，排除了器质性病变，医生给出诊断，中度抑郁状态加中度焦虑状态。临床诊断上并没有“抑郁症”这个概念，讲的都是“轻度/中度/重度抑郁状态”。抑郁情绪持续两周以上就是抑郁状态。既然是状态，就可轻可重，或许持续一段时间就结束，或许反反复复，永远无法好转。

最后女医生对我说：“你需要慢慢去学会去感受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及时行乐，carpe diem，我心里想，这是抑郁症界的又一句接头暗号吗。

医生开的药是帕罗西汀和奥沙西泮。决定吃药前我终于感到巨大的惶恐，在知乎上反复搜查药物的副作用，头一个礼拜的感受，以及是否会给人带来长期不可逆的影响。过去我始终坚定地觉得生病必须要吃药，但这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作“对主体性的怀疑”。

吃药的第一天，我觉得药物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去他的主体性，我感到久违的平静。但是很快，药物的副作用开始出现。我觉得头晕，无力，即便躺着也像漂浮着，情绪像是被关进了一个小黑屋，但我能感受到它还在，它并没有消失。它像一头困兽，被暂时地囚禁，但仍伺机而动。

状态最差的两个礼拜，药物的副作用让我无法舒适地思索，也无力流出眼泪。我感觉到体内有无穷无尽的需要，像一种摧毁性的力量，我无法做别的事分散我的注意力。我回想起阿树过去那些需要我保持清醒不能睡着的时刻。那些时候我曾无法理解。

我的妈妈以身作则地示范了陪护者应该做什么。我想要回家就让我回家，我想要吃药就让我吃药，我不想吃药就让我不吃药。她试图让我早睡早起、自己做饭、每日散步，建立起生活的规律。但在我失败的日子，她也从不苛责我。有一天早上我迷迷糊糊醒来，听见她在客厅里，放抑郁症的科普纪录片。我对自己有无尽的苛责：我有这么懂得爱的妈妈，为什么我自己做不到呢？

那段时间我开始看一些和抑郁症相关的影像，有个短短的纪录片叫《近乎正常》，还有日影《丈夫得了抑郁症》。那是一部非常日式清新温情治愈向兼带一些科普性质的电影，丈夫患上抑郁症，妻子以离婚逼丈夫辞职，然后两人就过上了在家疗养的生活。丈夫低落，嗜睡，食欲下降，身体疼痛，心灵脆弱，时常有轻生的念头。妻子陪伴丈夫做各种日常的事：买菜、做饭、散步、躺在地上滚来滚去，两人渐渐在日常中获得疗愈。

观影过程非常愉悦，看完之后颇让人增添几分对生活的勇气。但评论纷纷说，影片里呈现的生活，不过是关于抑郁症过于轻巧的想象，一种所谓的“抑郁症成功学”。

后来又看了拉斯·冯·提尔的《忧郁症》，一度成为我心里的年度最佳影片。那是一部充斥着精神崩溃、末日景象的灾难片，影片的上下半场完成了对抑郁症具像化与抽象化的两次概述。下半场中末日到来，忧郁星撞击地球，巨大星体带来压迫感，人们等待死亡降临的恐惧，呼吸急促的生理表征，都构成关于抑郁症患者的绝望和痛苦最直观的表达。

我逐渐稳定，停止吃药，重新可以开始做事，尝试去做心理咨询。一个月以后，我觉得自己渐渐脱离医学上定义的抑郁状态。抑郁症的世界，就像上天掀起它的帷幕让我窥得了一个很小的角落，然后又将帘子放了下来。

瓦解

回家的时候，我去找我高中时代的同桌兼室友Lola吃饭。她的前任男友在与她恋爱期间确诊了抑郁症，2020年年初，她与对方分手，给我打漫长的电话。现在轮到我去找她求助。

这位前男友是她交往过的所有对象中最喜欢的一位，日常相处也一直舒适。2019年两个人都在美国读书，相隔两座城市的距离，每两三周开车见上一面。在发病以前，一切顺遂。

2019年下半年，她男友的科研压力日趋增大，情绪状态也日渐变差，最终去医院确诊。年底时男生开始吃药，情绪渐趋平稳，Lola觉得是好事，但很快她发现事情并不如她预期。吃药让对方失去了许多情感反应，“他还是会告诉我他很依赖我，但是我不再能感觉到他喜欢我了。”Lola说。

有许多与我的遭遇相合的细节。比如，他们在线下见面，仍能相处得非常开心，但一旦回到线上，交流就变得毫无质量可言。又比如，Lola觉得击溃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她的男友告诉她，他觉得他们不会有未来，以后未必在一起。Lola说，到最后，我对他的感情也变成了，只是希望他好起来，其他的全都不重要。

2020年春天，纽约的疫情日渐加重，每天新增一万多病例，Lola开始出现非常严重的焦虑症状，夜里常常喘不过气。四月份，她回到国内。生活的变动让她觉得自己彻底熬过了最痛苦的那段时期，最终她和对方提出分手。

“你知道这件事对我的影响是什么吗？从小到大，我一直觉得只要是我想要的，通过努力，多多少少都可以争取到。但那之后我才明白，人生有一些事就是由不得你控制的，真的就是很无常的，所以要接受生命里的无力感。”Lola告诉我。

我也花了很长时间泡在知乎上，研究其他人怎么应对相似的境况。搜索结果是令人绝望的。我几乎没有看到任何成功的例子，千篇一律的分手结局。网上的帖子得出两种相反的结论：一说抑郁症患者会刻意推开爱人，而爱人需要做的是绝不被推开；二说抑郁症患者冷酷，一切仅为自己而活，从不真正考虑伴侣的感受。

所以故事的结局也无外乎两种情况：患者本人现身说法，控诉另一半是怎么遗弃了自己，使自己的病情加重；或是伴侣发帖，讲自己怎么意志坚定地要陪伴着另一半，又是怎么被对方一次次推开，一次次伤透心扉。

最打击人的是一类记录帖，答主现身说法：“我的男/女友是抑郁症患者，我正在使用何种方式与他/她相处，在这里记录一下，希望自己坚持下去。”回复区满是网友的鼓励，还有寻求共鸣者，“我也是这个情况，怎么办啊”。隔了一段时间答主出现更新：“谢谢大家，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日趋接受我们有一天会分开的事实，阿树同样告诉我，他无法讲“永远”。

“我觉得我们最终会在一起。”他在“最终”上加重音，这是他说过的最接近承诺的表达，“比起说‘永远’，我觉得说‘最终’会更笃定一些，但最终也意味着会有崎岖。”“或许会有分分合合，或许分开后无法再合，但我还是希望我们最终能在一起。”

最后的时光里仍然夹杂着一些好的片段，像珍珠项链摔碎了，散落下来的细小的珍珠。2021年十二月，我们坐在喜茶的店里，各玩各的手机。他无声地把手机递给我，给我展示他仍然保存着的《Let it go》的微信浮窗。

那是去年寒假的时候，微信刚刚更新版本，我在网上学到一些放迪士尼烟花的浪漫小烂招，兴冲冲地去找他试验。方法非常简单，就是将聊天背景换成一张迪士尼的城堡图，打开迪士尼烟花常用BGM《Let it go》，然后不断发送烟花表情，烟花就会在屏幕上依次绽开，好像人在迪士尼身临其境。

时隔将近一年，他一直保留着那个浮窗没有关掉。

在一些时刻我知道我们之间存在爱。但我也知道，爱并非恒定不变的，爱也并非可以击败一切的。

这几乎是我经历的最温情的分手。我们聊了一整夜，复盘到每一个对对方心生怨怼的节点，甚至商量了戒指、头像、给彼此的备注等一切善后细节，约定短时间内不谈新的恋爱，以示对这段感情的尊重。甚至留下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收尾，说，如果有一天可以一切清零，所有的问题都得到解决，或许我们还会重新在一起。

分开后我们仍然在一起度过了一整天。我们一起去资料馆看了电影，然后在旁边的枫蓝国际吃了饭，逛了书店，买了书，买了三元梅园的奶酪，又分别在喜茶和满记甜品坐了一阵。出来时夜幕低垂，我们心血来潮，查了查腾讯地图，一共五公里路，我们决定一路走回学校。

那几乎是整个冬天以来最轻松的一天，我问：“你知道我最喜欢你的时刻是什么吗？”“你有很多非常生动的表情，皱眉，嘟嘴，河豚脸，还有五月我们住在朝阳，在空调房间里打跑跑卡丁车，跑赢了的时候，你会学着那个卡通角色的样子喝彩。”

“但那只是我很小的一个切面吧。”他说，“气得要死，我苦心建设的智识性的一面根本不受重视。”我说：“是的，而且还经常引发争端。”

沿路一起走十里长街，我仍旧提议放歌。我跟他说：“你来点歌吧。”他叫我放《热带雨林》。我没有听过，问他这首歌讲的是什么。他说：“讲亲密关系就像亚马逊的丛林，每分钟都在消失。但也留了一线生机，因为亚马逊的丛林，永远不会耗竭。”

北京飘了三日雪，一路上都是被扫成一堆一堆的积雪，洁白里混着污泥。我选的最应景的歌是王菲的《邮差》：“你是千堆雪，我是长街。怕日出一到，彼此瓦解。”我想，我们不会再彼此瓦解了。

今年和往年一样，开年就烂，开年就带来群众被监管迫害死，被拐妇女生不如死，以及劳动者累死的消息。

近日b站某审核员的死仿佛也像一起普通的劳动者猝死事故一样：互联网大厂强迫员工996，员工不得不接受以至于累死，就和去年猝死的拼多多员工那样。

可我们不得不注意到b站的审核工作到底是干什么的。b站的审核工作主要是针对视频、专栏 up 主的内容投稿核查的，up 主的视频、文章是否能发布在b站上直接归他们管。审核员有权毙掉b站不喜欢的视频，有权要求 up 主删改他们的视频。

近年来来自政府的言论管控空前强化，各互联网平台为了自保更是强化言论管制，b站也不例外。很多时候，up 主们为了视频顺利过审，不得不阉割掉很多“敏感”的内容，每个审核员的审核行为都在强化言论管制，这也间接导致了文化凋敝。

本次过劳死的审核员就是这种群体的一员，他就好象一部焚书机上的一颗螺丝钉，坏掉一颗，主子就会拿出另一颗来换上。

就目前互联网上披露出来的消息，b站在此次事件中也选择了息事宁人压制舆论：一方面，面对死者家属，搪塞了之；一方面，又疑似在准备写颠倒黑白的通告糊弄公众。而他们为了隐瞒消息，也注销了死者的企业微信，疑似删除了死者的加班记录，妄图抹杀此人在b站的加班记录[1]。

b站以及其他平台封锁消息的行为一定会加剧其他审核员的工作量，一个审核员的累死带来了更多审核员的加班。而所有审核员的工作都在加剧文化凋敝和言论封锁，最后真正要屏蔽的越来越少，也就不需要那么多审核员了。审核员压迫网民的工作也在加剧他们自己的死亡，这无疑非常讽刺。

审核员是b站管制 up 主言论的爪牙，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是可替换的，他们每一个的死都比鸿毛还轻。

附：

也许有人会问，没有审核员把关，我们还怎么发布视频？的确在来自官方的言论审查和文字狱日渐猖獗的今天，在所谓国内主流平台上发布内容都一定程度上需要这些平台的自我审查。毕竟官方审查不仅针对普通用户也针对平台。

如果不进行视频审核工作，b站很有可能因为大量敏感内容被有关部门叫停。而b站运营方支持这种逻辑。

用户需要一个可以绕开官方审查的平台。那么是否有这样的平台呢？答案是有的。

自由的邦联制视频网站系统—— peertube 就是这样的平台。peertube 有一套开源的源代码，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这套源代码搭建自己的 peertube 站点。如何搭建 peertube 站点，可以参考 peertube 项目官网https://joinpeertube.org/。

对于尚无能力搭建实例的普通用户来说也可以自行在https://fedidb.org/network?s=peertube上找一个开放注册的实例注册帐号上传视频，当然上传视频时请尊重各实例站点的规则。

从源头上掌控平台才是绕开审查的最好办法。

和任何新建的视频站点一样，每一个 peertube 站点一开始都只有有限的视频，而随着视频越来越多，站点的运维费用也越来越高，并且官方仍然可以将站点列入 GFW 的黑名单。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peertube 的回答是邦联制。

每一个 peertube 站点都不是孤立的，所有用 peertube 源代码构建的视频网站都是 peertube 邦联制视频系统的一个实例，实例和实例之间可以互联互通，在 a 站点上就可以访问到 b 站点的视频，一个大的邦联网络上的几个站点被屏蔽不影响整个邦联制的可访问性，而且 peertube 使用 p2p 技术这可以减少运维站点的花费[2]。

使用好 peertube 在 peertube 上构建属于用户的视频网站系统才是最符合用户利益的。

[1] 一篇梳理事件的文章

[2] 也可以参看相关科普视频

按照我国府衙自己的法律规定：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

“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如今的情况是，涉事嫌疑人均逍遥法外，受害者至今未得到有效救助，而执法机关依旧在玩忽职守，人民群众的发声渠道继续缩减了。

我们大家可能早就对中国政府的选择性执法有所了解，但是笔者在此还是想强调一下：中国政府只默认执行那些维护他们统治的法律，所有和维护统治无直接关系的法律，都是选择性执行的。

本此丰县性奴案正是这种选择性执行的案件，要让涉案嫌疑人伏法，要让受害者得到有效救助，要让正义得以声张，靠得是什么？人民群众的舆论力量！人民群众的舆论力量才能推动这些事件得以解决，在前20年新闻媒体还没这么凋敝的时候，各种农民工讨薪，黑煤窑，上访群众被打，以及类似的拐卖妇女儿童案件正是在不怕牺牲的调查记者，有良知的曝光媒体和广大普通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才得到了解决。

政府的不作为和人民群众的努力构成了鲜明对比，每次这种恶性事件在人民群众的努力下得到解决，都是对这政府恶行的暴露揭发。于是啊，终有一天官老爷连合法的曝光媒体也忍受不了了，它们把调查记者、维权律师、讨薪民工、媒体大V一同投进大牢，再让被拐妇女儿童淹没在封锁里，然后架起更高的墙，墙内的一派歌舞升平，墙外的哀鸿遍野越来越难以传达到墙内。

由此看来，这样的专制政府制定的法律一定是不可靠的，哪怕法律条文规定得再合理公平，它们也不会认真执行。真正能推动事件妥善解决的只有人民群众的力量。

既然这法律不可靠，那么它还敢有什么神圣性？我们还有必要事事考虑合法？法律既然敌视我们，我们就应该推翻它！而不是迷信它的权威！

既然你们专制政府宣扬的法律不能保障我们的利益，还敌视我们，我们就应该自己拿起武器捍卫我们的利益。舆论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武器，在这起性奴案里，专制政府在集中制社交媒体上搞武器管制，我们就要在邦联制社交媒体上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惩罚涉事嫌疑人！

你们丰县当地政府不是不管嘛，好，我们人民群众来管，你加害者是什么东西，让我们大家都来看看，我们要用人肉搜索曝光你们这些垃圾，让全世界乃至以后的人记住你们的暴行！你们不是喜欢讲流芳百世吗？好啊，我们就让你们遗臭万年！

还有中特专制政府，你以为你的监管真的无所不能吗？我们当然知道你们的监管力量，知道你们在集中制社交媒体上大搞言论审查，大兴文字狱，人肉搜索搞不了。

是啊，你们还假惺惺地冠之以保护个人隐私的名义，甚至又搬出了法律条文：“向特定人提供公民个人信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以及通过信息网络或者其他途径发布公民个人信息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可微幕上那么多肆意暴露新冠感染者行踪轨迹的人，他们受到什么惩罚了？新冠感染者的隐私，也选择性不当隐私了？

不用再掩饰了，你们的作派我们清楚得很：你们向来敌视个人隐私，却害怕人肉搜索，害怕人肉搜索动员起反抗的人民威胁你们的统治。这个时候，你们倒主张起个人隐私了！来说说，你们主张的是谁的个人隐私！

但你们也要知道：这个世界真的很大，你们的黑手伸不到的地方比比皆是！

我们会在无声中践行我们的正义，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方式还受害者公道，让强奸犯们拐卖犯们付出代价！

我们要动员更多人到自由的邦联宇宙上来，继续保存传递消息，继续收集力量，为了让更多受害者不再淹没人海，为了让加害者得到应有的下场，为了践行我们的正义！我们应该让更多人来到邦联宇宙，恢复并扩展我们本来拥有的能量！我们本来拥有的武器！以及我们要掌握的武器！

刘明和他的二十多位工友都是打短工的，平日里都在宿舍附近的餐馆吃饭，没人买过厨具，也没有囤粮的习惯。他们应对“居家”的唯一储备，只有从小区超市匆匆采购的5箱方便面。

2022年1月5日，西安封闭式管理的第14天。

在未央区建筑工地的板房里，王志勇和工友们的饭桌上，终于添上了多日不见的蔬菜；十几公里外的出租房内，刘明和工友们不仅告别了方便面和冷馒头，还等到了期盼许久的工作机会。

面对严峻的防疫形势，2021年12月23日，西安所有单位和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许多没有做饭条件，也没有囤粮意识的外地务工人员，一时间陷入吃饭难、无收入的困境。

而这个被按下“暂停键”的千万人口大城市，也在努力梳理、应对突然涌来的大量求助。民政局和公安部门持续对滞留外来务工人员进行摸底排查，统计其中面临生活困难的具体人数。

1月5日，新京报记者致电西安市民政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我们已经成立了工作专班，专门解决滞留人员问题。只要提供具体信息，会尽快救助被困人员。”

与此同时，从社会团体到企业单位，甚至小区居民自发组织，更多力量也加入到行动行列中。当外来务工人员董鹏接过邻居大姐递来的那碗热腾腾的白米饭时，还是忍不住哭了，“这座城市是有温度的。”

“只剩两把面条了”

西安全市封闭式管理的前两天，王志勇所在的楼盘建设工地就已停工。对他和工友们来说，一开始，日子似乎只是进入了难得的“休息日”模式——大家住在未央区的活动板房里，房间里有空调；王志勇会在工地的食堂吃饭，有菜有面，一餐12元。

但是，停工就意味着没有收入，渐渐地，王志勇连食堂也吃不起了——前段时间，他把工资的绝大部分都寄回了家，只留下一点零头傍身。

40岁的他是家里的顶梁柱。父母年老多病，妻子前年做了甲亢癌手术，两个孩子还在读书。同住的6个工友，情况也差不多，“都是一个人养家里的五六口人。”

“我们自己搞点儿吃的，能省一点儿是一点儿。”大家商量了一下，凑钱买了口锅，又囤了些蔬菜和挂面，中午吃水煮白菜或土豆，晚上再下点儿面，这样7个人一天的伙食费只需要10元左右。

他们盼着疫情形势早日好转，等年末结算了工资，可以腰包鼓鼓地回家过年。但复工的消息迟迟未到，余额和余粮双双捉襟见肘，到了1月4日，“只剩两把面条了。”

同一时间，在十几公里外的碑林区钟楼小区，来自四川的木工刘明和他的二十多个工友，挤在公司提供的两套出租房宿舍里，满心焦虑。

这里是西安本轮疫情中的管控区之一，按照规定，如无核酸检测等特殊原因，居民们一律居家足不出户。刘明和工友们慌了——他们都是打短工的，平日里都在附近餐馆吃饭，没人买过厨具，也没有囤粮的习惯，应对“居家”的唯一储备，只有从小区超市匆匆采购的5箱方便面。

还好，小区工作人员几天后送来的蔬菜，暂时缓解了他们“方便面作三餐”的窘境。刘明十分珍惜这些蔬菜，精打细算地计划着每天吃掉多少。

然而，措手不及的麻烦接踵而至。原本，他们唯一的烹饪用具是前租户留下的一口旧电热锅，但没用几天，锅坏了，土豆、洋葱没法弄熟不说，连方便面也只能干啃，甚至渴了，都只能喝些自来水。

他们曾向小区疫情防控人员反映情况，希望能出小区去买口锅，但被拒绝了。“人家也是执行防疫政策，也没办法。”理解归理解，但工友们的难处还是无从解决，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在小区里买馒头充饥。5块钱10个，更便宜、更扛饿，可是“冻得特别硬，用手一搓就成颗粒了”。

“我们这些在外打工的人，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的。”王志勇、刘明和他们的工友们咬牙挺着，不敢给家人透露分毫，只能尝试着一遍遍拨打他们能想到的求助电话。

转机在哪里？

“热线拥挤，请多渠道求助”

1月4日上午，被困未央区建筑工地的王志勇终于拨通了救助电话。接线的工作人员让他别担心，会尽快安排救助。当天下午，王志勇和工友们就收到了几大袋的白菜、胡萝卜、土豆和洋葱，米面粮油也在路上。

王志勇心怀感激，他希望疫情早点儿过去，自己能回到工地，为西安做点儿事，自己也能多挣点儿钱寄回家里。

为疫情防控需要，一千多万人口的古都按下“暂停键”，人们的轨迹与生计，被迫进入阶段性调整。在王志勇这样的外地务工人员身上，受困与解困的博弈早已开始。

2021年12月25日，西安市政府发布消息，对受疫情影响、暂时找不到工作又得不到家庭支持的困难外来务工人员，以及因交通管控等原因暂时滞留西安市的临时遇困人员，基本生活出现困难的，取消临时救助户籍地、居住地申请限制，由急难问题发生地的镇街直接实施救助。

此外，特殊困难群体中，外地滞留人员可以拨打“12345”市民热线或市、区县社会救助工作电话，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e救助”网上申请。

救助的力量还在壮大。1月2日，陕西省慈善联合会和西安市慈善会发布了关于紧急开展救助受困农民工的倡议书，号召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全体城乡居民携手连心，为被封控在建筑工地、城中村等临时居住场所的外来务工人员纾难解困。

“农民工需要更多的关注，我们号召更多人参与进来。”据西安市慈善会介绍，仅在1月3日，该组织就给被困农民工送去价值87万元的物资。同时，西安市慈善会也开通了公益捐款渠道。

1月5日，新京报记者致电西安市民政局，询问滞留的外来人员遭遇基本生活困难如何解决，工作人员表示：“我们已经成立了工作专班，只要提供具体信息，会尽快救助被困人员。”

此外，该工作人员强调，由于拨打热线的人数过多，希望求助者可以通过多渠道求助，例如在微信搜索“e救助”填写求助信息等。

新京报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滞留西安的被困人员，求助方式主要是通过电话联系相关部门，或通过微信进行救助信息登记。而在网络求助方面，包括陕西省救助家庭核对服务中心发起的“e救助”平台、《人民日报》发起的“西安疫情紧急救助通道”、《华商报》发起的“华商记者帮”以及一些企业公司发起的救助等渠道均可发布求助信息。

1月5日，新京报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疫情发生以来，西安市民政局和公安部门持续对滞留外来务工人员进行摸底排查，面临生活困难的具体人数仍在统计当中。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邹林是西安市慈善会的工作人员，主要负责农民工救助解困板块。最近，他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现在受困的农民工兄弟最需要的是即食食品，例如泡面、自热米饭和饼干等。”除此之外，很多农民工的防疫物资都不足，仍急需酒精、口罩等支援。

拨打西安市慈善会求助热线的人很多，以至于经常占线。这些电话大部分来自求助者，也有一些来自农民工子女——他们身在外地，不放心被困在西安的家人。

据邹林得到的反馈信息，在问题解决前，凡是跟政府部门挂钩的电话，求助者们基本都会轮番拨打，而某种程度上，这也造成了一定的信息拥堵和重复统计。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提供一些食物。”邹林说，下一步，希望在派出所和社区的协调下，可以对接附近的居民帮忙做些饭菜，通过窗户递给楼下的被困务工人员。

事实上，这样的预期正在西安各个角落发生，外来务工人员董鹏得到的帮助，就来自邻里。自小区封闭式管理后，他连续吃了一周的泡面，“整个人都有点儿晕了，不得不向小区求助。”

得知董鹏的情况后，小区的业主们建立了一个“爱心群”，为被困的六七十位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帮助。群里的一百多位居民纷纷响应，“我家有一个电磁炉，可以借”“有一套勺子，需要来拿”“我可以管饭”……

不到半天时间，邻居们就帮董鹏凑齐了炊具碗筷、酱醋调料，还匀出一大袋各式蔬菜。一位好心的大姐给他送了一碗米饭，对他说“赶紧趁热吃吧”，董鹏听后，眼泪吧嗒吧嗒地掉，“我实打实感受到了，小区是温暖的，这座城市是有温度的。”

解决食宿问题只是第一步，西安相关部门和组织，还在努力为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寻求合适的工作机会。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还想努力为农民工兄弟安排防疫方面的工作。”这两天，邹林陆续收到一些好消息，一些防疫用人单位表示，能为滞留的农民工提供工作——不仅能解决他们的吃住问题，还将有一定的收入。

1月4日下午，刘明所在社区的工作人员关注到了他和工友们的困境，表示会尽快帮助他们解决三餐问题。而让刘明倍感惊喜的是，社区还告诉他们，将帮助联系有需求的建设工地，并为他们开通“绿色通道”，办理通行证，方便工人们外出工作。

这下，刘明的心终于有些踏实了。

（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内王志勇、刘明系化名 ）

为人父母，你有没有过那么一瞬间，特别希望自己是一枚人民教师？寒暑假能充分陪伴、作息时间可以完全同步、自己的知识储备可以为孩子答疑解惑、工作圈子还能为其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

但反过来，为人子女希望这样吗？父母是老师又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知乎上还真有这个问题，底下有网友的亲身经历作答：

永远都在批评式教育，永远都在被比较。 在我想发表意见的事情上，总说我还是孩子，别插嘴。 第一感受是严格，屁大点事都管，控制欲极强，可能不会动手打你，但是会用语言狠狠的阴阳你，怎么扎心怎么来，攀比欲极强，永远是某某家小孩考了某某大学，某某家小孩考上了某编制去了某地方当老师......

汝之蜜糖，彼之砒霜。前段时间，网上流传一张PPT，据说是北大徐凯文教授关于大学生自杀危机的小范围调查：

在出现自杀危机的大学生中，父母职业为教师的竟高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医护、公务员等对知识要求较高的体制内群体。

更科学的调查还有齐凯教授于2017年曾发表过题为《大学生自杀相关行为与不同家庭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的研究论文，该研究课题为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重点项目，采取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安徽省芜湖地区八所高校总计4585名大学生进行样本分析，得出下图结果：

其中，父亲为教师、医务人员和公务员这三类职业的大学生共计322人，自杀实施共4人，大约每80个人就有一个出现过自杀实施行为。

父亲职业为工人的大学生共计1150人，自杀实施也是4人，大约每287个人仅有一个出现过自杀实施行为。

前者的发生率是后者的三倍之多。

母亲为教师、医务人员和公务员这三类职业的共计255人，自杀实施共5人，大约每51个人就有一个出现过自杀实施行为。

母亲职业为工人的大学生共计644人，自杀实施仅1人，大约每六百多人仅有一个出现过自杀实施行为。

前者的发生率是后者的十二倍之多。

人民教师桃李满天下，为什么自己的孩子却频频触发心理问题？在这些孩子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该论文作者齐凯教授认为，大学生自杀行为与家庭的知识性和控制性呈正相关关系，有自杀行为产生的大学生家庭，家庭教育方式大都较为专制，并且父母学历大都在本科及以上的较高层次。

其中，控制性相对外显，我们比较容易理解，比如知乎网友描述的“不允许插嘴”、“屁大点小事都管”等等，都是养育者控制欲太强的表现。

教师等群体因其职业的特殊性，长期习惯于权威的角色，认为自己拥有对书本知识甚至其它人生知识的解释权和教导权，习惯使然容易把工作上的那一套带回家中，在教养方式上会比较独断专制，其子女稳居自杀排行榜前三名也就不足为奇。

控制性剥夺了孩子的生命价值感，忽视了其作为独立生命个体存在的意义，严重危害孩子心理健康。因其逻辑简单清晰，又在多起典型案件中被媒体深度剖析，在多部影视作品中被反复呈现，所以逐渐被父母们引以为戒。

但另一个正相关因素——知识性，因其本身的光环，且错综复杂地与其他因素纠缠在一起，反而不易被人觉察。

特级老师黄侃的女儿远远，学习优秀，兴趣广泛，生活自理能力也强，从小到大都没让她操过太多心。

黄侃老师一度自豪：“你不知道我这个女儿有多能干，情商高，朋友也多，性格开朗，处理事情冷静。”

“留学的事情也是她自己决定的，自己找的学校，还申请到奖学金，自己办签证，买机票。”

“她的个人博客上也全是生活不错、和朋友相处得很好之类的话。”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懂得放手的母亲，有一天，突然收到了一个电话，告诉她独立自信的远远出事了。

甚至在看到女儿遗书之前，黄侃老师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外表活泼开朗的女儿，竟遭受强迫症之扰已长达8年之久：

“我真的太太太累了，八年来一次次平定崩塌的心灵，而当它再一次崩塌时我又无能为力，只有咬牙忍受再寻找调整的机会，而现实的事务又被耽搁着，现实的美好被破坏着，我真的厌倦了……”

如果黄侃老师是我们刻板印象里的那种老师，当时就能明确的知道，女儿的强迫症来自自己特殊职业的控制欲。

很可惜，往往这类案例，其父母大都从事高知识密度型工作，教育方式比大部分家庭更讲究民主、包容，孩子不需要父母怎么督促，仅靠浓厚书香氛围的激励就能自驱力爆棚。

但一派岁月静好之下，孩子已与心理疾病抗争多年，甚至做出最后的决定，也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背后的病因，恰恰就是与这些孩子从小到大如影随形、密不透风、避无可避的，知识。

众所周知，教师、医护、公务员等体制内群体逢进必考，学历，是从事这类工作的敲门砖。

好容易考上编制，又要晋升，这些岗位的游戏规则也和体制外主要看你实际赚钱能力的高低有所不同，他们需要的是不断精进学历、多发论文、尽快通过职称评审。

因此，在他们的观念中，知识与前途的正相关性被前所未有地凸显。知乎网友描述其父母永远是“某某家小孩考取了某某大学，某某家小孩考上了某编制去了某地方当某老师”，他们可能未必是攀比欲有多强，只是知识分子固有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作祟而已。

这些孩子数十年如一日不间断的沉浸在这种环境中，目之所及，全是通过达到外界某种固有标准（学历、证书等）而走上顺遂人生的案例。

比其他环境中的小孩更早感知这些有形的标准，更早主动发力学习，这也就是为何，这类孩子在人类幼崽阶段特别让人省心，简直就是众人口中“别人家孩子”的典型。

但是当时间来到青春期，孩子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忽然有一天，他们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是外界让自己干的，没有一件事情出于自己的意愿。尽管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们也享受了诸多好处，但从现在起，他们开始想做自己了。

一面是做“别人家孩子”的惯性驱动，一面是心灵深处那个真我的热情呼唤，两个“我”无法顺畅的沟通，孩子开始陷入一种痛苦的自我搏斗。

而随着学段的升高，外界的评价考核标准逐渐变的多元，孩子怎么样在一个评价体系不断变化的社会当中，认识真我、去体验到我自己足够好，这本身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加上高知家庭本身拥有更多的信息来源和更大的选择余地，比如走留学or留体制内？走竞赛or参加普通高考？留英or留美？桩桩件件，给孩子所带来的自我评价的要求，远比其他家庭更高、更复杂，相应的各个维度的自我搏斗也更加激烈。

搏斗的结果，如果真我胜出，那孩子的心灵已经成长到有足够的力量去驾驭一身知识，结局自然是好的；而一旦真我败落，外界强加给个人的标准占了上风，无力感，甚至是无意义感将如影随形。

这几年网上有句流行语：我听过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这话假如用到亲子教育上：“我学过很多养育知识，却依然教育不好一个孩子”，相信一定是当下很多父母都有的困惑。

如何正面管教？如何非暴力沟通？如何巧妙化解孩子的对立反抗？类似的养育知识我们学了好大一箩筐，也真的把自己训练成通情达理的样子，但是然后呢？

你不加掩饰的愤怒孩子或许还会反驳，你旁敲侧击的让人自省，人家直接不予理会，不和你建立连接。在亲情面前，知识，有时候反而成了沟通的障碍；技巧，有时候反而削减了彼此的坦诚。

鄙人的大伯，几十年的人民教师，一生桃李无数，教育堂姐极尽温柔克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堂姐也是家族同辈中极为优秀的存在。

但在后来的婚姻大事上，她不惜以性命相逼，一定要嫁一位身有残疾、性情乖张、婚前就对她各种 PUA 的男人，在离家出走的前夜，她是这样对大伯大婶说的：

“与其留在你们身边，忍受你们刻意的爱，不如和他一起，享受真实的恨。”

堂姐的婚姻后来不幸福是真的，但在大伯大婶的帮助下走出泥泞后，她变得前所未有地生机勃勃也是真的。

堂姐前前后后的转变，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很多高知家庭父母与孩子之间的问题，是父母明明对孩子有所期待，还非要假装开明让他“做自己”，明明内心有愤怒和委屈，还非要强颜欢笑，扮演一个看似通情达理的“好父母”。

这种“我这么有文化，我一定能当个好父母”的执念，让不少父母活在表演里，而不是真实的关系里，而在这段关系里处在弱势地位的孩子，大部分时间只能配合父母的表演，努力做个“完美小孩”。

这种表演对孩子最大的伤害在于，他们无法和父母产生真实的连接，亦无法和那种在明面上就被控制的很厉害的孩子一样，大方和父母去抗争、去碰撞，最后当然没有机会去和解、去升华。

这些孩子一旦做的不够好，只能刀口向内，被迫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被迫陷入无休止的内耗。

堂姐是勇敢的，她通过暴力革命获得了与大伯大婶亲子关系的重生。而温润如完美学霸张一得，曾经写信希望父亲不是什么事都顺着他，而是能对他“say no”，后又尝试学哲学以从更高的维度来看待生命，然，所有的温和改良终究变成徒劳，他终究没能逃脱自我毁灭的命运。

讲到这里，可能有读者会想到笛卡尔在《传道书》里的经典论断：知识越多，悲伤越多，大智慧里藏着大痛苦。

是的，这类世俗意义上那种哪哪都好的完美学霸，本身知识储备丰富，他们注定会把大量盈余的心力投注在人生意义的思考上，而当一个人每天都在思考意义，就很容易陷入虚无主义，产生心理危机。

如果退一步，孩子生在普通工薪阶层，那么他们有衣食住行等现实层面的压力；如果进一步，孩子生在有资产可以继承的富人阶层，那么摆在眼前最紧迫的课题是，怎样做判断、做选择以让家族资产保值增值。

很不幸，高知家庭的孩子既不用担心衣食住行，也没有财产可以继承，他们看起来什么都不缺，实际却一无所有，这种单薄的状态，很难给已经产生心理危机的孩子以有效的救济，助他们渡过难关。

总结来看，高知家庭孩子的心理问题，固然有其父母对知识运用上的不当，但更多是还是孩子与父母身处在那样的环境，背负了太多的身不由己。

我们探讨养育环境知识的浓度与孩子心理问题的相关性，既不是为了讽刺那些极端案例里可怜的父母；更无意贬低知识本身，号召大家活在“无知者无畏”的虚妄的快乐里，而是基于当下太多中产家庭过于迷恋教育、资源过于all in在孩子身上，以至于让其养育环境愈来愈与高知家庭趋同的现状，发出一份警醒：

教育的本质永远是孩子和自己、和家人、和同伴、和活泼泼的真实世界的连接，知识再重要，也永远只能作为促进这些连接的工具，任何时候都不能本末倒置，让知识去主宰一切，孩子反而沦为知识的工具人。

“前不久，一则“37名家长，把一个7岁女孩‘驱逐’出学校”的新闻引起舆论关注。 事件的矛头指向班级家委会。原本，家委会是家长与教师、校方之间交流沟通的桥梁，在那次事件中，却成了激化矛盾、发起请愿书请求驱离当事家长和学生的存在。在日益强调“家校合作”对孩子教育作用的当下，人们好奇，事件中的家委会展现的作为，是个例还是呈现了某些普遍性。而在更多学校里，家委会到底是怎样的存在、日常的行事逻辑与原则是怎样的，又是代表谁的利益。王博是一位3年级学生的父亲，自孩子读幼儿园起参与家委会，至今有6年的家委会工作经验，还是孩子班级家委会的会长。在他看来家委会的作用是在家长和老师之间形成一道缓冲。不过，他也提到，有时候这种关系很脆弱，相对较好的家校关系是让双方知道对方的价值，在自己的框架之内不越界。以下是他的讲述：

建立连接

2019年9月，儿子上小学，学校属于私立寄宿制，在杭州算是比较好的学校，平时孩子都在学校吃住，周六日回家。班级有35名学生，一入校，我就加了家长群。

我一共有三个群。一个里面有老师，群里的内容主要是布置作业，班主任想跟家长们沟通、通知一些事的时候，会在这个群里说。另一个是家长群，里面没有老师，班级的家委会成立后，这个群由家委会成员主导，负责传达老师的要求，比如收取班费、教辅资料、开展运动会，节日，前期的一些准备，注意事项等。最后一个群是家委会内部群，用于家委会成员们进行活动前的策划、探讨，群内共有5名成员，我是唯一的男性。

孩子刚刚入学，班主任就提出要选举家委会，我主动请缨。“家长家委会”简单来说就是家长代表，家长不仅是配合学校配合老师的，也是监督学校，要给学校提意见和建议。

报名时，我按要求填写了一张表格，除了交代工作单位、职务、学历、能力等，最后还要写自我推荐语。

描述自己的时候，我突出三大优势：工作时间自由；孩子幼儿园阶段做过3年家委工作；最后我还写道，对儿童教育有心得，在社交媒体上写过几篇文章。表格填好后我私下发给老师，最终老师录取了我。根据我以往的经验，选家委会，老师看重的是家长们的时间，有时间才能配合工作。

我是1984年生人，来杭州前，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做了13年工程师，买了房、车，却一直没能解决北京户口。2015年杭州政府出台引进人才政策，买房就能落户，为儿子上学的事，我在他刚上幼儿园时就办了杭州户口、买了房。直到2019年，儿子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才举家从北京迁徙到杭州。

来杭州之后，我和妻子开了一家实体店做珠宝生意，由上班族变成个体户，工作也相对自由。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很上心，自己主动加入家委，也是希望用这种方式深入介入孩子的班级生活。

在新学校，老师不了解学生家长，家长们毛遂自荐，最后由班主任来定谁成为家委。最后，我和其他四位成员被选中组成了家委会。其他成员中，有两位是全职妈妈，其他两位妈妈，一位有自己的烘焙工作室，一位是普通上班族，从事文职类的工作。

家委会刚成立，我们五个成员，就按照各自擅长的领域，对日常事务进行了分工。做文职工作的家长负责主管财务，收取班费，活动支出等；一个全职妈妈盯着群里的通知，比如老师在群内接龙，需要通知到位；另一个全职妈妈负责统计全员信息，形成表格；还有一个人负责班级物品采购。由于我是男性，又有经验，大家推举我担任家委会的会长，负责总体筹划，同时也有最终决定权。

我们班的家委工作，总的来说事务大致可以分为：通知或反馈校方活动；安排自己班的事务，包括统一购买服装、书籍等；参与组织各类班级活动，如运动会，元旦演出、第二课堂等。

加入家委会不久，我们就遇到了一件大事。家长与校方发生了一场有关宿舍甲醛的纷争。

事情的起因，在于我的儿子这批学生入学前，学校利用暑期对学生寝室进行了重新装修。新学期开始，家长带孩子入住时，反映装修味道太大。起初是若干位家长向班主任提意见，要求校方出示甲醛检测报告，没有得到回音。那几位家长们陷入了焦虑，他们建了个群，联系其他班级的家长，大家在群内七嘴八舌地商量对策。老师不希望把事情闹大，就跟家委说要稳定好家长们的情绪。

“大家别着急，班主任已经在解决问题，他要上报给年级组长，再由组长上报给校长。”我在没有老师的家长群里传达，解释情况，同时@言论极端的家长，安抚他们，请他们耐心等待。当时，我的孩子也住在学校宿舍中，我作为家长之一也是当事人，当然也认为涉及到孩子健康的事都是大事，也着急，但要先冷静下来才好把事情解决。由于有相同的立场和利益，在给校方时间处理的时候，由家委会的成员出面安抚家长，是相对合适的选择。

一天后，班主任给我发了校长的电话，让我通知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电话和校长沟通。几个钟头后又改口说，不允许家长们打电话，因为反映的人太多了。最终，校方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一个班级出两名家委会代表，与校长进行面对面谈判。

作为我们班的家委会会长，我自然成了谈判代表。去谈判前，我在群里收集了大家的意见，然后把这些意见归拢、总结为两点：第一，针对甲醛是否超标这点，家长们要看到正规的检测报告，以报告提供的结论为准；第二，家长们希望校方就去味、去甲醛残留做出具体的措施，比如购买绿植或是一些去味的碳包。事情进展得很顺利，校方接受了我们的要求，又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解决意见。我第一时间把报告图片发到家长群里，又详细列出了校方的解决意见，家长们这才稍稍平息。

我做家委的这些年有一个体会，学校引入家委会，似乎也不愿意看到家长介入过深。作为一个家长，我会觉得学校有自己强势的一面，我始终想不明白，学校在甲醛纷争中为什么始终不愿意公开张贴那张检测报告单。

在这个事件中我既承担了沟通者的责任，实际上也在为自己的孩子争取权益，尤其是孩子还处于懵懂之中，我就是孩子的保护伞。

我记得儿子在北京上幼儿园那会，2014、2015年那两年北京雾霾特别严重，有个“刺头”家长站出来公开批评老师，指责老师在天气恶劣的情况下还带孩子进行户外活动。事情闹到园长那里。

幼儿园园长是个有魄力的女人，她马上召开家委会，与家长商讨解决方案。

什么样的天气能开展户外活动，大家众说纷纭。最终大家达成了共识：根据国家对天气的标准，API值在200以上，坚决不能户外活动；API值在150-200之间要看情况，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原则。家委会结束后，园长对那位提建议的家长说：如果大家都同意，你还不认可，有两种方式：户外活动的时候，你的孩子单独留在室内；还有就是转园，表明态度这是双向选择的过程。经历过种种事件，我发觉家委会是家长和校方之间连接过程中，一种比较巧妙的通道，可以建立沟通，也可以相互制约。老师们也需要家委会这种“民间力量”。比如班级这学期的语文课需要购买一些课外读本，不在官方负责购买的清单里，教师也不能接受这笔钱，连淘宝链接都不能发。老师就将书本封面截图发给我们，由家委会统一购买。

边界感

从孩子上幼儿园到他现在三年级，我在家委会做了6年。家委会建立是为了分担学校的任务，真正加入进去后，我们家长干得很累，会有意想不到的繁复，做这项工作需要有点奉献精神。

开学、举办运动会和迎接各类节日是事情最多的时候。开学我们需要采买各类物品，消毒液、消毒湿纸巾之类，以宿舍为单位，购买后统一放在老师那里，需要的时候再发下去。节日前组织购买零食，由家委会成员负责采购、分装、算账、收钱；孩子活动完，家委会成员还要写点心得，配好图片发群里，方便老师发表。

涉及到所有收费的项目，我们采取“公司制管理”。一学期每人300元的班费，由负责财务的家长申请一个银行账号，每一笔进出，审计，一个季度公开一次审计后的账单。

今年5月，儿子的班主任通知说，学校要求每个班级自行组织第二课堂。以什么样的形式，在哪开展，我们5名家委会成员经过了一轮又一轮地探讨。考虑到疫情，外出春游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一致决定带孩子们参观博物馆。

我先划定了四家博物馆，在网上查找相关资料，打电话了解情况。这一轮了解下来，我跟组员说浙江省博物馆是最合适的，并阐述了理由：博物为了纪念建党100年专门设计了相关展览，对孩子们来说有教育意义；其次我去过，对场地熟悉。家委会内部同意了这个建议后，我再与班主任沟通。

接下来就要制定活动细则。包括预约参观时间，分组，我将全班分为四个小组，每个小组8个人，由一个家委会成员带领，负责集合签到、参观时维持孩子们的纪律、看顾安全。我们活动时要统一着装，因为有好几套校服，有西装也有运动服，家委会成员会商量穿哪个更适合。另外活动要有一个开场仪式，我们就在场馆的一个角落处简单做了一个诗朗诵。还有一些小的分工，比如现场摄影拍照，制作小旗子，类似横幅的标语，会请有能力或有资源的家长代劳。

这场活动办得很成功，我儿子事后还夸奖我说，我的努力让他在同学中很有“面子”，大家都觉得，他有一个办事能力强的爸爸。

但活动不是每一次都这么顺利。前期准备，家委会班子内会发生许多分歧。

就拿这学期的秋季运动会来说，孩子们在运动会开幕式的表演，需要自行购买表演服装。家委会的一个成员在群里提出，去年演出服装穿一次就没用了，今年希望改成租的。另一个家长立刻回复：不行，租也是一笔钱，还不能保证卫生。

他们各自有合理的理由，几个来回后，谁也说服不了谁。无人说话，等了一会儿，我斟酌了下语句，把双方考虑的利弊都列出来，综合之下又提了自己的意见：可以买像卫衣之类的衣服，演出可以穿，平常也可以穿。成员们听后都没有异议。

涉及食物的意见不合，往往最难调和。今年疫情反复，我们班有小半年没有再给孩子们买零食。以往节日里需要购买零食。像薯片、火腿肠之类的零食有些家长会觉得是垃圾食品，我们就不会购买。比较健康的水果，准备的时候要花很多精力顾虑周全。有一次我们准备了西瓜，先切成小块，装盒，在装盒的时候又有家长提出不卫生。每一次选择水果，前期会磨合几轮，家长提出来一起投票表决，一般来说苹果、香蕉、樱桃这类既方便清洗又方便携带的水果，大家会更容易通过。

其实家长做的这些孩子们未必感受得到，我儿子就喜欢吃所谓的“垃圾食品”，我也不反对，他在学校里学习也挺辛苦，我不会限制他这些。

我作为家委会会长，没办法一味地做个老好人、服务者，我也需要树立权威，在发生意见分歧的时候，要敢于最终拍板做决定，否则谈论会没完没了。另一面又不能端架子，不能让家长觉得自己是个什么官儿，我跟家长沟通的时候都是客客气气的，就事论事。这方面我们家委的妈妈们做得很好，她们会发一些有气氛的词语，比如：大家收到回复一下哈，谢谢哦。有家长回复还会发感谢，抱拳的图片。

家委会一边要让老师满意，一边要让家长满意。彼生摩擦很正常。有隔壁班的家委也反映说办活动有些家长不买帐，费用从班费里出，每个小朋友要去分摊，他只好自己贴钱，活动还是有你孩子的一份。

前段时间37名家长“驱逐”7岁孩子的新闻，我花了20分钟时间，把整个文章仔细看了一遍，也在网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从报道来看，我不太认同媒体太过轻易地就把家长和学校放在对立面上，在我的理解中，家长和学校和老师实际上是一个共同体，共同目标都是把孩子培养好。

在报道里，我觉得老师做得算不上很好，但是没什么太大的错误，因为我看到她在和学生家长的聊天最后说：“我不会因为你的孩子改变教育理念，但是你可以朝着你认为的方向去走。”这实际上说明老师也有自己的教育思路和安排考虑，可能不是纯粹为了给孩子多做点题这么简单。

看聊天截图，我很遗憾看到当事人妈妈交流过程中展现了对学校的充分不信任，所以她觉得老师处处针对她，针对她的孩子，包括对其他家长的不信任，这种态度无形中为她自己增加了沟通的难度，解决事情的方法很多，她采取的一些方式，不是为解决问题而去的。

因为彼此沟通的方式不一样，许多事情很难达到所有人都满意，家委会做事情尽力就好。好的家校关系，边界感很重要，不要去模糊家长和学校之间的界限，尽量不要去干扰老师的工作。

上学期，我遇见有家长提议说要在孩子们的课桌内侧安装一个类似挡板的东西。起因是他从老师发的图片里看到孩子们在课堂上看书写字的样子，觉得孩子们趴得太低，提出可以买一些设备帮孩子们矫正姿势。他发来一张产品效果图，说看到其他年级的孩子用得挺好，建议我们班也可以买。

我第一回听，这个建议可能有点过度介入教学工作，另一方面也觉得这类辅助设备不是必要的，一个孩子安整个班都要安，其他家长不见得会赞同。但我还是把意见反馈给了班主任，果不其然，班主任没有同意。她承认这个产品可能有矫正姿势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安装这个设备对孩子们有安全隐患。另一方面，针对家长的担心，老师也承诺会提醒学生注意坐姿、督促学生做眼保健操。我把意见传达给那位家长，他也没再说什么。

没有不焦虑的家长

不过，家委会也不是什么家长的集体活动都会出面处理。

我的儿子读一年级时，刚入学就到了教师节，班里的家长们都想给老师送点礼物。我们家委商量来商量去，决定这事不出面，也不使用班费，想送礼的家长自己去送。班里大概有5，6位家长一起为老师选了个水杯，不到一百元。刚打算送，学校就出了个文件说禁止向老师送礼。

相比我读书的时候，现在家长向学校和教师提意见的成本降低了很多。我们学校有一个小程序，什么问题家长都可以在上面提，校方也会快速处理。后来我听说，这事是因为学校有班级的家委私自拿班费给老师送花，被另一个家长在小程序上举报了，校方才出了这样的规定。也正因为信息通达，有时候一个匿名举报就能让老师面临被调查或下岗的危机。

也许是近几年家校关系频繁爆发出问题，所以老师们跟家长沟通特别客气，谨慎，不会在群里公开点孩子的名批评。家长方面，一部分家长很大胆，敢提各种意见，另一部分家长在老师面前说话还是小心翼翼，不敢得罪。

作为家委我与老师打交道最多，跟老师交流我有自己的方法。比如上次语文老师跟我说起儿子最近的表现，说字没写好、不认真，题目也没看清，老师让我儿子把错误的划掉，孩子却把对的打上了勾。我知道情况后，替孩子跟老师解释：这是他的特点，他确实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我们一起想办法让他慢慢改正。我了解自己的孩子，知道他性子急，逼着他做某件事，不见得起到好的效果，所以我先跟老师强调他的性格，让老师跟了解孩子的特点帮助老师判断，再和老师一起慢慢帮孩子改正。

外面的人会觉得老师会特别关照家委的孩子，评优奖励等机会也更容易捞到好处。我觉得会有那么一点点，做这份工作自然各有各的私心。将心比心地想，一个配合学校、配合老师的家长和孩子，为班级付出了一些个人的精力，老师自然会有好感，是个加分项。但如果家里的孩子是个调皮鬼，估计再怎么参加家委会，这个加分也加不上去。我儿子是班级数学课代表，这是因为他数学成绩好，才被老师任命。

上周，学校组织在线上开家长会，老师点了我们儿子的名。科学老师说，他明明有实力，没有发挥出来，是什么原因要想一想。批评完老师还加了句：孩子的妈妈经常给他买一些杂志，非常好，大家可以学习。事后我跟老师又交流了几句。我想，家长有时候主动跟老师交流频繁，老师才能全方面的看待孩子。

这三年，儿子的班级没有换过班主任，我们家长和老师的沟通顺畅，彼此也有了默契。其他班这学期换了老师，我听说有的家委会就觉得新老师不行，不积极。

能触动每个家长敏感神经的，往往是孩子的学习成绩。我听闻其他班级的家长反映说这学期换数学老师，全体学生的成绩有明显下降，最低分竟有40来分，部分家长很着急，他们纷纷找家委会投诉。家委会把情况反馈给班主任，班主任和数学老师交谈，最后也没有给出个说法。这种情况下，家委会也难做，只能劝说家长们不要和学校硬杠，他们抱团组了个群，私下商量着给孩子们购买辅导习题册，组建互帮小组。

这学期，我为孩子争取的练琴教室终于落实了。一开始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自己的孩子，他从幼儿园中班开始学钢琴，到学校住宿后没有练琴的条件，从他上一年级时，我就跟校方提建议，希望把年级里有练琴需要的孩子集合起来，如果人数够多，希望校方能提供琴房。此前，因为没有空间、需要安排老师管理，这件事一直很难落实。

今年契机出现，“双减”政策之后学校积极在发展各类社团活动，把体育馆二楼收拾出来，就有了6间琴房。学琴的学生可以在每天中午和傍晚两个时间段，练40分钟的钢琴，一个琴房配备一个家长轮流值班，我也报了名。我儿子在周一，周三固定去练琴，他人聪明，但也会犯懒，借着这个机会我也能督促他。

学校是寄宿制，不允许家长随意进出学校，我是家委会成员办事免不了进学校的次数多些，在班级的学生中混了个脸熟，都知道你是某某同学的爸爸，很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我儿子会觉得我烦，见到我会问我：怎么又来了。

因为我的原因，他在班级里表现的更为积极，他知道一旦他开小差老师就会第一时间告诉我。

今年下半年校级家委会换届增选，每个班需要有一位家长参与，我申请加入，从此又多了个群。校领导都在那个群里，每个成员都得到一本家委手册，手册里规定了包括表决权之类的细则。线下，我参与了一次校级家委会的表决，有关学校是否开设家长讲堂，30个参与表决的家长全员举手通过。

家长讲堂是给家长上课，老师会教家长如何教育孩子，也解答家长的疑问。在一次课堂上，我看到了家长们普遍的焦虑，围绕孩子的学习成绩，行为习惯等有诸多探讨。

每位家长都焦虑。我还记得儿子刚入学的时候，周末回家，他总是每隔20分钟就上一次厕所，很频繁，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不知道。我去找老师谈，分析原因后发现是孩子心理上的问题，因为老师告诉他上课尽量不要上厕所，他记住了，想上厕所又不敢去，于是有了这样的反应。有些家长发现，自家孩子总是在学校食堂吃不饱。家长了解情况后发现了原因，是因为学校食堂轮流吃饭，低年级吃完轮到高年级吃，到点了老师难免催促，孩子们听老师的安排，有时候不会跟老师说自己的感受，就饿肚子了。我们和学校反映了这个情况，提了意见之后，学校的老师也发现了问题，之后在这件事上不会那么着急，还给多加了些饭。

作为家委会成员，这些年我对家长和学校关系有了很多认识和思考。与此同时，我的孩子也在学校默默地成长着。2020年第二学期期末，我的孩子获得了优秀学生奖项，学校有50元奖学金，我问他怎么花，他说没想好，我鼓励他：过去的已经是过去的了，新学期要重新开始。他现在长成了三年级的学生，进校门时连头也头也不回，想到一年级的时候要回四五次头和我说拜拜，我这个老父亲开始感觉到有些失落了。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人物采用化名。

• END -

一个愿割，一个愿挨

“你抽盲盒我来吃”，不只星期四文案疯了，肯德基“代吃”也疯了。

1月4日，话题#代吃#冲上微博热搜第四，但这次，网友不是找人代吃“爱而不得”的美食，而是为了能一次性抽取更多的盲盒。

1月4日上午十点半，打工人还沉浸在假期综合症中，肯德基中国35周年KFC×泡泡玛特DIMOO手办发售。根据规定，消费者只需在肯德基购买价值99元的指定套餐，才能获得盲盒1个。据了解，这一系列的盲盒总共7款形象，6个常规款+1个隐藏款，6个成1盒，全国总共发售26万份，抽中隐藏款概率为1：72。

DIMOO是泡泡玛特五大头部IP之一，疯狂肯德基入华35周年，遇上人气盲盒，在“娃群”中引起了一场不小的化学反应。“好大儿”遭玩家们疯狂抢购，短短一个多小时，就陆续传出各地门店指定套餐已售空的消息。

为了抽中隐藏款，不少玩家疯狂消费。“连盒端”，用推车拖套餐，四个人连吃三顿肯德基，而这都还是小阵仗。某平台上，有网友晒出账单，一次性花费10494元直接购买了106份套餐。此外，为了保证想要的款式，有人研究出了不同款手办的具体重量和包装特点，甚至动用各种仪器给盲盒扫描，通过判定盲盒手办的形状来辨认款式。

但在运气好的情况下，集齐一整套盲盒，最少需要买7款套餐，于是，“代吃”应运而生。“盲盒归你，肥肉归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纷纷开启段子模式。

而在二手平台和淘宝上，这些盲盒已经开始“流通”。隐藏款处于缺货状态，普通款也从99元，开始涨价。

从顶流女星玲娜贝儿被炒至万元天价，到为抢迪士尼限定玩偶“憋到尿血”，年轻人对于炒新事物在外界看来有些癫狂，还有潮鞋、LO裙、乐高、积木熊。他们到底为何痴迷于“炒”天价潮玩？到底是智商税还是真的有收藏价值？背后又暗藏着年轻人的何种消费观？

比星期四更疯狂

“来晚了，不到12点就卖光了。”

盒饭财经来到肯德基北京亚运村店，店员告诉我们，1月4号当天上午10:30“KFC x 泡泡玛特”联名盲盒发售，一个多小时，这些盲盒全部被抢光。

根据官方的宣传，此次的DIMOO形象均以肯德基美食为灵感打造，有冰雪圣代、晚安薯条、香甜粟米、就是可乐、汉堡饱饱、飞行上校，以及隐藏款王牌炸鸡共7款。全国总共发售263880份，用户在肯德基门店购买99元的DIMOO家庭桶套餐即可获得肯德基DIMOO盲盒一份。

当天上午，“肯德基Dimoo”“代吃”两条词条就冲上了微博热搜。截止目前，#肯德基Dimoo#获得1.5万的讨论量、8729万次阅读，#代吃#获得1.2万次讨论、9852万次阅读。

玩家们为了Dimoo，动用了十八般武艺。

第一招，疯狂买买买。

博主@媄兔Carrot早上6点就起床去排队，花了594元抢了一整盒盲盒手办。6款手办对应6套肯德基套餐，一份套餐包含两个蛋挞、三杯小可乐、一盒上校鸡块、一个汉堡、一个老北京鸡肉卷、一盒小薯条。

为此，4个人吃了一整天的肯德基。

这种整盒购买的情况，被称为“连盒端”。多数潮玩玩家，为了集齐一整套，都会选择连买6份。于是，不少网友实现了“肯德基自由”，有人分享了自家冰箱被肯德基塞满的场景，有人拎着18杯可乐被保安当成了外卖小哥，有玩家则晒出用推车采购的图片……

不过，这些都还只是普通玩家，一张流传更广的票据显示，一位“王者玩家”一次性花费10494元购买了106份套餐。根据一份套餐中有三杯小可乐计算，光可乐就足够这位买家喝一年了。

许多人表示， “已经吃完了这辈子的肯德基”。

有需求就有服务。针对这类临时性“晕鸡症”患者，以及本地抢不到的玩家，网友献出了新招数，代买代吃！

“接代吃！吃归我，娃归你”“我吃套餐，你拿盲盒”在某二手平台上，肯德基代吃的服务，单个套餐收费20到99元不等，6个套餐收费450元。

随着“代吃”的话题热度升高，不少网友也凑了进来，纷纷表示愿意接代吃服务。还有网友对这项服务编起来段子——

为了有针对性地购买自己喜爱的款式，第三招出现了，辨娃。

“可乐款重量80.4g，轻，有冰块的沙沙声；飞机款重量95.4g，在0的位置打盒”。率先抢到玩偶的玩家，根据产品特点和重量，将辨娃的思路作出总结发在了社交平台上。

更有甚着，用起了各类扫描仪器，借助外力，来分辨盲盒的款式。

当然，对于买不到、手头又较为宽裕的人，也可以选择高溢价购买“二手货”。

盒饭财经检索发现，目前，在电商平台上，普通款的单个手办价格多已高于肯德基套餐原价，隐藏款的身价更是卖到了单个799元，距离原价翻了8倍，即便如此，这一系列的产品也显示有1000+的月销量，以及21条评论。

最终，在限定、代吃、倒卖、炒作等话题热度下，DIMOO再次上演了一“娃”难求的盛况。

“这个能干嘛呀？”

“就是这种东西啊？”

“99块钱？这个能干嘛呀？”

“刚刚前面为了这个他们排队还吵架啊，很多人，一下子就抢疯了。”

“给你小孩玩么？自己玩？有什么好玩的？又不响，又不能讲话，又不能跑、不能飞？也不能有什么作用，它就是模型。”

4日一大早，小红书潮玩博主“大胡子老师”起了个大早，顶着寒风冲到了肯德基门店。拿到手机上下单的套餐和盲盒后，决定找个人少的角落，开启拆盲盒的愉快时光。

刚拆了一个，一个路人乱入镜头，发出了上文中一连串的灵魂拷问。

类似灵魂拷问场景，历历在目。

2021年，最大顶流玲娜贝儿，成为不少年轻人心中的“唯一C位”。由此也带来了几波抢购潮。原价219元的公仔被黄牛炒到了2288元，此外，其他周边如原价359元的双肩包、369元的大脸包、99元的挂件也卖到了500元左右，连99元的发绳都炒到200多元。

12月29日，玲娜贝儿的“东家”上海迪士尼公开售卖圣诞系列商品“2021达菲和朋友们”，不仅引得游客凌晨3点开始排队，甚至创造了为了买到玩偶哭闹、下跪、打架，大喊“憋到尿血”的“魔幻”场景。

再往前，潮鞋、手办、Lo裙、盲盒、积木熊，甚至核桃、藏獒，这些随着时代变化的潮流，都聚满了年轻的拥趸。

年轻人到底为什么为它们而狂？这些被外界看起来，没什么投资价值的产品，为何频频被疯抢后成为不少年轻人心目中优质的投资产品？

稀缺性和有趣性，是其通用的逻辑。我们以号称“一只熊能换一套房”的积木熊为例。

积木熊，也称Bearbrick。作为潮玩家族的前辈，Bearbrick无疑是这场“潮玩运动”的发起者。

近几年在国内火起来后，很多玩家也开始进行积木熊收藏。因为是日本生产，疫情期间国际物流受到限制，显著提升了国内玩家间的交易量。

根据尺寸不同，积木熊的官方售价一般在几十元到几千元之间。但在某鉴定交易平台上，几乎没有积木熊按照原价出售。最贵的一款“SORAYAMA X BE@BRICK Daniel Arsham 2G 空山基 1000%”售价147 999，但其发售价仅有8 800。而去年12月刚发售的“星球大战西斯骑兵镀铬100%+400%”发售价仅1 000人民币左右，该交易平台已经要价3 889。

没有人能够完全说明积木熊如此受欢迎的原因，但独特性肯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积木熊从面世开始，就走的联名路线。首次发行就和唱片公司HMV联名，而后每年于夏季或冬季更新，和时尚品牌、设计师、音乐团体联名。有本身对潮玩不感兴趣的人，但或许是星球大战每款产品都限量发布，就明确告诉追随者们：做完这批就不再生产。

泡泡玛特走的就是积木熊的老路，只不过除了联名，它也想打造自己的IP。这次和肯德基联名的，就是泡泡玛特旗下的Dimoo系列。泡泡玛特也拿捏了独特的重要性，限量发售，多数门店当天就卖光。官方宣布总共发售263880份，按照肯德基在中国的门店数量7600余家来计算，每家店分到的盲盒不到35个。而大量盲盒流入淘宝、得物、闲鱼等二级市场，价格水涨船高，这也无形当中为这次联名活动做了宣传。

除了独特性之外，产品多样化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和积木熊一样，Dimoo系列推出了从最小的7厘米盲盒玩偶到100厘米的“大娃”，为不同需求、不同购买能力的玩家提供多种选择。

王艾琳是一个佛系的盲盒玩家，她购买盲盒的过程比较随性。

买盲盒并不在乎是什么系列或者联名，当看到一个系列的盲盒“整体水平还不错”，就会入手一两个“试试水”。每次开盲盒之前，她总会默默设定一个最想要的盲盒，随后再打开。然而动辄12个一套的盲盒很难“一发入魂”。抽中想要的盲盒会获得极大满足，就算抽不到也不会很失望，而且还会提高下一次抽中的心理预期。

“虽然稀缺款盲盒涨价是商家用于营销的‘人为因素’，但只要有市场，这个价格就是合理的。”当被问道如何看待炒盲盒现象时，玩家王艾琳告诉我们。

悦己投资的风险

镜头前，一开始雀跃连贯解释着的潮玩博主“大胡子老师”，开始磕磕巴巴和不知道怎么回答。

“就、就、就是，就是赶个时髦嘛。”

路人离开后，他转身冲着镜头，看着刚抽到的玩具，眼神中好像少了点兴奋，对着镜头说了起来：“你怎么会觉得我能理解呢？就是买到就开啊，对不对？”

智商税、韭菜，成为一直笼罩在潮玩玩家头顶的乌云。

确实，从实用性上来说，这些产品基本不具有什么具体的功能性。再综合盲盒的物料成本、仓储成本、营销成本等，我们也能发现其售价远高于实际价值。

然而你会发现，100元买到一个时尚摆件和肯德基套餐，似乎和十几年前为了收集卡片，买一堆干脆面，没什么区别。 

万物皆可“炒”，是常态，也是沿革。

有人说：炒房是70后的狂欢，炒股是80后的疯狂，炒币是90后的荒诞，炒鞋是00后的盛宴，炒盲盒是10后的时尚。虽然其中有夸张的成分，但可见人们对于“炒”这件事，从来就没有停下脚步。

极光发布《当代年轻人的“快乐秘籍”—— Z时代营销攻略》数据报告显示，在消费问题上，Z世代的首要目标不是商品价值，而是取悦自己。

“喜欢就买”已经成为了新时代年轻人的“四大名言警句”之一。注重商品的情感价值而非其实用价值，因此建立长期的互动关系和真正的品牌联系。

网友@捕梦人这样评价手办：“手办买的不是塑料，是感情，手办也可以陪伴一个人，保养得好，手办可以送你走”。

但此类“炒”仍需警惕。

建立在稀缺性和兴趣性两大基础上的“被炒”逻辑，并不坚固。

5000人凌晨排队只为玲娜贝儿，甚至由于排队时间过长，还出现了消费者大呼“憋到尿血”的极端事件。

而这次排队的盛况，仅仅是“2021达菲和朋友们圣诞系列”商品在此前线上抽签+线下购买模式发售后的剩余库存。换句话说，库存备多了，原本线上活动没有处理全，这批是在线下清库存。

也就是说，商家可以随意增加商品产量，稀缺性可能将成为笑话。而兴趣，更是不稳定，今天手办，明天手帐，谁也不能保证热情何时消散，这些如同风口一样此起彼伏的社交“货币”下一个又是什么？

当失去稀缺性和兴趣性后，就成为击鼓传花的游戏。

参考文章：

《Z 世代亚文化消费的逻辑》汪永涛

《Z世代都为什么买单？》周洁，刘绮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