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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名网友在某个平台发言之前，我们无法确定这名网友是兔友还是神友，此时这名网友处于既神又兔的叠加态，这种现象被称为薛定谔的网友。 2、兔友和神友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一个平台而不斗争，这是神兔不相容原理。 3、某个平台的一个神友做坏事会引起兔友的一片哗然，这就是著名的蝴蝶效应。 4、一个神友在吃到一些红利后大呼感恩，呈现兔友的性质；而兔友在被铁拳砸了之后开始阴阳怪气，呈现神友的性质。这种现象被称为神兔二象性。 5、如果你担心某个平台有神友，那么就一定有神友，这就是所谓的神友墨菲定律。 6、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神友run北欧的可能性增加，他从国内获得的每一项福利中所得到的满足程度越来越小的一种现象，被人们称为神友的边际递减规律。 7、一个网友永远处于兔与神的叠加态，当你观察时，他会马上确定他是兔还是神，这称为网友的坍缩。 8、兔友总是自发的向神友转变，不可能把神友变成兔友而不产生其他影响，是为兔友的热力学第二定律。 9.当试图查一个网友的成分的时候，不同的审查者会有截然不同的观点，这是扣帽子的多解性。 10、两个相距遥远距离的神友，一个开始号召大家感恩，另一个神友立即受到影响随之变得感恩，这种鬼魅似的远距作用叫做神友的量子纠缠。 11、神友彼此之间可以替代，且对于效用没有影响。这是神友同质性假设。 12、“兔友”老觉得在全世界都是“神友”，这叫被迫害妄想兔友综合症。 13、在神友同质性假设下，在一个充斥着大量神友的社会中，每一个神友都是等价的五十万。这是神友的完全竞争市场假说。 14、 当一群神友和兔友在一起时，神友和兔友斗。当和另一群神友在一起时会互相斗，这叫神友磁场相斥定理。 15、 每当一个神友率先开始感恩，总会带动群体内的多数神友仿照他的行为，也开始感恩，这叫神友羊群效应。 16.夹杂在兔友和神友中间的两相区，兔神并存状态网友，总是随着红利和铁拳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是吉布斯神友相率 17.我们无法同时准确观测到一个网友含神量和含兔量，其中一个量越确定，另一个量的不确定程度就越大，这就是海森堡的神兔不确定性原理 18.在某个平台的斗争过程中，无论对方如何行动，兔友一定会选择指责对方为五十万，而神友一定会声称感恩，此时双方达成纳什均衡。 19.在一个小众的爱好圈子内，兔友的所占比例与该圈子所被锤的铁拳次数成反比，这是兔友的波义耳定律。 20.当一个网友在接触到足够多的兔友，那么他被指认为神友/五十万的概率接近1，这就是兔友的大数定律。

明朝末年的西北回族领袖马光玉、马守应、米喇印、丁国栋等人，信奉的都是格底目教派。

格底目一词出自阿拉伯语，意为“古老”，所以格底目派俗称为“老教”。这个称呼是18世纪才出现的，因为虽然现在中国的伊斯兰教分为新教和老教，但是在17世纪以前，中国的伊斯兰教只有后来被称为“格底目”的这一派，自然也就没有新老之分。为了叙述方便，我还是称之为格底目派。

格底目派出自逊尼派的哈乃斐学派，在唐代就由西亚商人传入中国，到了明代，格底目派的信徒规模已经非常庞大，而且一家独大。就连东南亚的伊斯兰教，都是最早由中国的格底目派信徒郑和传入的。

格底目派的特点为尊重传统，重视教育，反对干预其他宗教和教派的事务，推崇宗教信仰自由，尊重他人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非常具有包容性，强调对国家的忠诚。

格底目派信徒的中坚力量是卫所的军官，他们有世袭的军职，保证了家族势力不会因为科举落榜而中断。不能继承军职的子弟则往往选择参加科举、研究经学或经商，进一步拓展家族势力。明朝军队中有大量的回族军官和士兵，这些人的存在保证了格底目派在中国的主导地位。

明朝末年时，格底目派的主流学术观点是“以儒诠经”，运用儒家学说的表述方式来解释教义。王岱舆等经学大家主张：“清真一教，不偏不倚，直与中国圣人之教理同道合。”明代的经学家们，皆以“学通四教”为荣，既精擅格底目派自身的经典，也广泛地研究儒释道三家的理论。

与同时期欧洲惨烈的宗教战争相比，中国的儒释道回四大宗教一直保持着和平共处、理智交流、共同促进，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一段佳话。明末天主教传入时，有焚烧佛像、废除祭祖等过激行为，因此引发了许多汉族知识分子的强烈抵制。而格底目派一直尊重其他宗教信徒的生活习惯，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互不干涉，回汉军民之间的通婚也很频繁。

明朝末年，由于军饷长期拖欠，很多回族士兵生活无着，加入了农民军。其中最著名的是马光玉和马守应，他们的队伍中也有很多汉人、蒙古人，李自成、高迎祥等汉族农民军首领的队伍里也不乏回人和蒙古人。他们长期并肩作战，从来没有因为宗教原因互相攻击。

回族农民军的纪律也和汉族农民军的一样，有的只抢士绅，有的连士绅带老百姓一起抢。但是无论作战还是抢劫，宗教信仰从来都不是决定性因素，反倒是共同出身陕西的地域认同对农民军来说更重要。

清军入关之后，北方回族的明军和农民军都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他们有的投降了清军，有的则退到南方坚持抵抗。南方的回族军人中，也出现了羽凤麒、马承祖、撒之浮等抗清英雄。在广州保卫战中，汉族和回族的士兵、百姓们一同保卫家乡，与清军浴血奋战。

当初李自成攻略陕西的时候，大部分陕西回族的军官、士兵都不战而降。后来清军进犯陕西，趁着大顺军主力与清军在潼关、陕北激战，清军鼓动河套蒙古进犯河西走廊。本地的回族军人或者跟着大顺军一起撤退到湖广，或者降清。

但是，降清的回族官兵们很快就认清了清朝的嘴脸。清朝在陕西的回族军民中也强制推行剃发令，逼迫他们改用满族服饰，又废除了卫所制度，令很多士兵生计无着，除此之外，清廷还逼迫陕西的回族官兵们去湖广、四川作战，进攻大顺军和大西军。

面对清朝的侮辱和迫害，陕西的回、汉、蒙各族军民忍无可忍，在回族将领米喇印、丁国栋的领导下发动了起义。米喇印对丁国栋提出：“与其豚尾长拖，何如鸿飞远走。”丁国栋则说：“南京、福京相继而立，大明不亡，殆关天数。公如有志恢复，斩清抚以据河西，固易事耳。鲁阳挥戈，梁公夹日，与夫汉、晋窦融、张轨之所为，安见今人之不古若耶？”

他们以明朝的延长郡王为号召，打出了反清复明的旗号。虽然几个主要的领导者都是回族将领，但也有大批参与起义的军官、士兵、百姓来自汉、蒙、维等各个民族。起义军的口号几乎没有宗教因素，米喇印、丁国栋始终以明军将领的身份战斗，一直是以反抗清军、保卫陕西作为核心宗旨。起义军声势浩大，席卷甘肃。

在清军中的满蒙汉回各族军阀的镇压下，起义最终失败。起义军与清军进行了非常惨烈的战斗，给清军造成了不小的杀伤，自身也牺牲极多。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清军残暴屠杀回汉各族百姓，尤其是在双方决战的甘州、肃州等地，清军的屠掠尤其惨酷，居民一空。

经此一役，陕西的格底目派军官势力几乎被连根拔起，信教群众也大批被屠杀。之后，甘肃的回汉军民一直坚持抵抗，直到1663年才被彻底镇压。因此，清朝对于格底目派信徒一直提防歧视，想方设法进行限制。由于格底目派素来对传教工作不重视，在遭受了这样沉重的打击，又失去了世俗政权支持的情况下，其在陕西的地位迅速地被“新教”取代。

从清朝初年开始，苏菲派四大门宦（噶德忍耶、哲赫忍耶、库布忍耶、虎夫耶）陆续传入陕西，因为其仪式简便，又擅长组织教团，很快便压倒了格底目，被称为“新教”。

四大门宦之间也有纷争，在虎非耶派内部，又有花寺门宦和穆夫提门宦的争斗。但清朝官员往往只求敷衍了事，并不认真调解，甚至认为这是分化瓦解回人的好机会。有的官员还利用教派之间的冲突挑拨离间，从中牟利。

最初的门宦领导人往往是平民领袖，还特别注意远离权势和财富，哲赫忍耶派的创始人马明心就坚持主张门宦应该传贤不传子。可到了后来，门宦制度还是发展成了世袭制，演化为权贵们争权夺利的工具。

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陕甘回变，回汉之间互相仇杀，不同教派之间也互相仇杀。哲赫忍耶派成为了陕甘回变的主力，而虎非耶则站在了清军一边，在镇压了对手之后形成了军阀势力，后来著名的西北五马俱是虎非耶派出身。马鸿逵、马鸿宾出身毕家场门宦，马步青、马步芳、马仲英出身于花寺门宦。

同一时期，又产生了伊赫瓦尼派，也叫“遵经派”，号召“遵经革俗”，主张打倒门宦。不过后来，门宦出身的西北诸马军阀反倒与伊赫瓦尼合流了。

再后来，一部分伊赫瓦尼派信徒受到瓦哈比派的影响，又分化出了赛莱菲耶。赛莱菲耶开始公开传播的时候，已经是1949年了。后面的事情就不方便说了。

在陕西发生回变的同时，云南也发生了回变，当地清朝官员同样采用挑拨离间的方式来统治回汉人民。“见临人势强，则召临人杀回人；见回人势强，又使回人以杀临人。”但是，领导云南回民起义的杜文秀却没有走上民族仇杀、宗教仇杀的道路。

云南穆斯林有的是元朝色目军人的后代，有的是来自陕西的农民军中的回族士兵的后人，九成以上都是格底目派的信徒。尽管清朝官府多次组织屠杀回人，挑拨云南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但杜文秀却没有中计。他吸纳汉族、白族、彝族人士加入自己的政权，并明文规定：“族分三教，各有根本，各行其是。均宜一视同仁，不准互相欺虐。违者，不拘官兵，从重治罪。”“军官所过地方，有毁拆庙宇，扰害民房者，斩。”

当然，网上也是有这种说法的：

残暴杀害百姓

百度百科说杜文秀政权的百姓 “安居乐业，夜不闭户”，加引号却不注出处，不知道这两句汉语成语小词典里的句子所出何处? 为叛回洗地者，往往只信流言传说，正史或者断章取义，或者索性不予采信 ，理由是作者都是朝廷鹰犬。可是洗地者不知道的是，当时还有外国人进入杜文秀政权控制区，比如同治三年的法国探险队。那么中立的他们亲眼看见的杜文秀政权，应当是最真实的情况了吧? 我引用一处:“一路经过市屋，悉遭回乱，十室九空，势将倾志。略有一二处草率修理，苦无瓦盖，以破席木板遮之。 ”原来确实夜不闭户，不是因为安居乐业，而是因为无户可闭呀。

然而，他“引用”的内容同样没有出处。法国派到云南的第一支探险队是1866年，也就是同治五年出发的，第二年春天才进入云南。也不知道同治三年的这支探险队是哪里冒出来的。1866年那支探险队的报告我没找到中文版，就不多评价了，但我在别处查到的引用这份报告的内容全都是白话文。即便确实有这句话，也不能确定造成“十室九空”结果的是清军、投靠清军的马如龙部还是瘟疫。法国探险队从越南入境，就算碰上回兵，碰上的也应该是滇东南的马如龙，而不是远在滇西的杜文秀。

结论：

第一，明朝从来不故意挑拨回汉关系，从不蓄意制造教派纷争，反而是一直主张回汉通婚，促进双方融合。

第二，与明朝世俗政权紧密结合的格底目派军官和经学家们始终掌握着中国伊斯兰教事务的主导地位，拥有最强的话语权，并得到汉族知识分子的普遍理解和支持。清朝粗暴地摧毁了这一体系，却不懂得如何管理宗教、如何争夺话语权，任由各种教团私下无序发展。

第三，门宦高层形成封建特权，却不像明代的卫所军官那样必须依靠君权才能生存。门宦能够有效动员大量人力、财力，形成了事实上的以宗教为号召的割据势力。明朝的回族军官即便拥兵自重，依托的也是回汉蒙等各族混杂的军阀势力，不会以宗教为号召。

第四，陕西人口大量增长，生态恶化，导致资源争夺的斗争日趋严重。

第五，从18世纪开始，瓦哈比派兴起，也影响了中国的宗教局势。

郭蓓蓓消失了，在引发了一场莫名其妙的混乱之后。

混乱来得很突然。她只是在南京夫子庙的如家商旅酒店坐了半小时，就发现酒店外围了一群人。人越来越多，堵住了景区的路，甚至有人挤进了酒店大厅。

郭蓓蓓在后来的直播中回忆，对于这场意外出现的交通拥堵，去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都不明所以。“你是谁？”“你是干什么的网红？”警察问她。

她是一个来自河北沧州农村的女孩，在现实世界里，很难把她和网红联系在一起。她的粉丝来自短视频平台，在那里，人们更熟悉的名字是“郭老师”。

她相貌普通，镜头前常不在乎体面：不化妆，头发凌乱，衣着随意，会闻袜子，闻脚，骂脏话。她表演吃东西、跳舞，更多的时候只是和人聊天。有人觉得她是“一个粗俗奇怪的女人，一切不好的词都可以用在她身上” 。她“表情狰狞”，“长着一张会吃小孩的脸”，很邋遢。你永远想象不到下一秒她会在直播间干什么，大叫，大哭，骂人或者侧身放屁。

9月2日，她的账号被全平台封禁。在此之前，她在短视频平台有700多万粉丝。自成一体的“郭言郭语”已在年轻人中流传很久，甚至有人在网络上参加“郭语四级听力考试”。

她很少在线下出现。发生在南京的那场混乱，是她今年4月25日去南京旅游时引起的。那一天，有大学生从学校坐了一个小时地铁，就为了去看她一眼。地铁站站满了慕名前来的人，酒店后门口水泄不通。有粉丝在简易的褐色纸板上写着 “耶斯莫拉”（“郭老师”发明的语气助词），画了一颗心，高高举起来。密密麻麻亮着的手机记录了这一刻，人们高喊着“郭老师我爱你”，并在有身影探出酒店窗户时发出一阵尖叫。

造成交通拥堵后，“郭老师”和家人在警察护送下从酒店后门离开，连夜坐了7小时的绿皮火车，回到河北沧州的老家。“弥补南京的粉丝，一人买五包辣条。我给大家下跪，我很害怕，（万一出了事）我这条狗命都赔不起，你们都是非常金贵。老铁们都散开好吗，咱们该吃吃该喝喝，咱们买点麻辣烫。”她在视频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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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蓓蓓出生于1994年，这让很多人难以置信。她身材偏胖，皮肤不白，脸型较宽，眉毛很淡，法令纹明显，嘴角总是向下。她激动或逗趣时，一边把眼睛瞪得很大，一边上下左右挑动眉毛，在眉头处造出两道深深的皱纹。笑或尖叫的时候，她会张开大嘴，伸出舌头，眉眼挤成一团。

她用行为和语言上的出其不意来制胜。有时候，她突然摇头晃脑，加大音量，像在歇斯底里地吼叫。

粉丝们熟悉她的话语，并将其称为“郭语”。这是一种“郭老师”自创的声调，把草莓叫作“cumei”，猕猴桃叫作“猕hotel”。变音没有章法，全凭她随意发挥。有模仿的人说，“只能学一种感觉。” 一批研习郭语的自媒体冒了出来，取名“郭语高级研修班”“郭语专八”“郭语永远年轻”。甚至有人在总结“郭语2021年最新词汇”。

黄园园在北京某高校读研究生，她说，班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熟悉这个“小语种”。她在生活中常冒出几句“郭语”，“能一下拉近你跟别人之间的关系。”做课堂作业时，他们小组5个人，3个人都爱“郭老师”，于是他们把她搬上课堂，对”郭老师”发布的视频进行了量化的内容分析。

韩一毅是南京大学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两年前，他被这个网红吸引。有次吃饭，他把“郭老师”的视频拿给朋友看，朋友有些不屑，“这啥玩意儿？”“你看10秒再说。”10秒后，朋友被逗笑了。

因为喜欢“郭老师”，韩一毅在2020年春天注册了B站账号“今晚郭老师脱口秀”，发布“郭老师”直播的录屏，偶尔进行二次创作。那几个月，他每天都有五六个小时花在“郭老师”上。

一个粉丝说，“郭老师”的视频，看完了都不知道看了些什么。作为资深粉丝，黄园园至今也不能完全听清“郭老师”的话，要靠评论区的“翻译”。她承认“郭老师”的视频“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似乎所有内容都是随手拍的，“无论吃喝拉撒都要拍一段”。

一位粉丝形容自己的笑点常是“郭老师”“陷入无意义”的时候，比如重复说什么，或者突然大喊，总之，是“大家都觉得这人疯了”的时候。黄园园的室友也是“郭老师”的粉丝，她觉得在“郭老师”身上能看到一种本能欲望的宣泄：不高兴，要龇牙咧嘴，看到美女，会心生妒忌，背后说坏话。“这像回到小时候两个小孩过家家，把你带离社会环境，让你单纯看到一个人的原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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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粉丝总结，喜欢“郭老师”的，大多是年纪小、喜欢追捧潮流的青少年，和经常在夜里反省自己、生活压力很大的成年人——像“夜空里起飞的猫头鹰”，这位粉丝如此形容后者。她说看“郭老师”搞笑视频时，“脑子里面就只有好笑的、幽默的东西，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那种放松是短暂的。“视频看完之后，该‘卷’继续‘卷’。”韩一毅说。他如今在阿里巴巴的研发部门实习，写代码，同时为了秋招做准备。虽然公司没有要求工作时间，但如果按时上下班，工作是做不完的。他自觉每周只休息一天。休息的那一天就在家躺着，“不会想动，太累了”。公司里，同事们连吃饭的时候都在讨论工作。

他其实很喜欢自己的专业，但时间长了，他觉得现在的生活早已不是由兴趣，而是由压力驱动的了。

研究生入学之后，他就意识到生活产生了一些变化。能够畅聊的朋友很少了，和身边的人更多是竞争关系。“大家虽然表面上都嘻嘻哈哈，但在私底下都很努力，谁也不想输给谁。”他每天待在实验室里，和同班同学交流不多，而实验室也常常是安静的。导师的项目、实习、课业，他总是同时有很多事要做。他每天一个人吃饭，每周向导师汇报项目进展。最忙的时候一天睡5个小时，很少在晚上12点之前睡觉。压力大的时候，常常不想搭理任何人，感觉脑子不灵活，转得很慢。

压力最大的那个学期，成了他看“郭老师”视频最疯狂的时候。

“我不享受这个过程，因为真的挺累的，但是没办法，可以说没有选择。”韩一毅说。没有选择，是因为他感知到周围存在的激烈竞争。“你按部就班地走，其实就是落后的。”有人问他想做点什么，有什么心愿，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学习工作上的，能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事”，比如去学点什么新东西。

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让自己在这个评价体系里显得更好。而韩一毅想到，“‘郭老师’确实是一个不在这个评价体系之内的人。”“郭老师”给他带来的快乐，几乎是成本最低的。“每次都能笑出来。”

据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总规模10.11亿人，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8.88亿，占网民总数比例的87.8%。有自媒体介绍“什么样的短视频最容易火”，名列第一的是创意搞笑类。韩一毅喜欢的网红多是搞笑类的，除了“郭老师”，他还会看抖音上做反串的博主。

网络上，不少网红模仿郭老师的直播风格，成为“郭门弟子”，“郭老师”消失之后，黄园园就看看这些“弟子们”的视频解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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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评价体系”之外是什么感觉呢？李江帅知道。19岁的他刚从一个中等专科学校考上大专。他2018年就关注了“郭老师”，那时候，“郭老师”在网上还叫“爱吃食物的女孩子”，粉丝量只有1万多。

李江帅14岁起就与短视频为伴。那是2016年，他拥有了一部家人淘汰的智能手机。最初他玩快手，2017年，他又成为抖音较早的用户，8位数的抖音账号是他网龄的证明。家里做蔬菜批发，父母常深夜两点多出门，对他管得并不严。

他没想着“让自己变得更好”，他“只希望搞钱就完了，感觉有钱最重要”。看见快手上有人说，“高考给你760分，你这辈子也不一定能挣760万元。”他深表赞同，“大学生还不如农民工挣得多呢，有的工人一天还挣1000多元。”

生活在距离“郭老师”老家40多公里的县城，他觉得“郭老师”“和现实中的家乡人非常相似”。他看到过视频里“郭老师”和爱人去苞米地里捡玉米，这让他感觉很熟悉。

他觉得，2019年后，“郭老师”粉丝数量暴涨，视频风格也逐渐保守起来，他有时觉得没意思，就转而去看聊聊——一个小众直播平台。在那儿，李江帅看到过远比“郭老师”更低俗的内容。

直播房间24小时开放，里面有表演人，主持人，晚上也有人盯房，“陪着这群人玩”。那时他在中专读书，看直播会看到午夜零点后，有时看到两三点。李江帅看到经常有人花钱“点活儿”。不到1000元，就可以随便挑个网吧机号，让直播间的演员去“把那小子暴打一顿”，或者让演员吃50个鸡蛋，喝一桶豆油，喝20瓶牛栏山。“反正钱数一点点往上涨，越看你喝不了的时候，给的越多。” 看这样的视频，李江帅会“嘎嘎笑”，“有一种吃瓜群众的感觉”。李江帅还花钱看过色情直播，这类直播需要门票，入场后，可以看到女主播裸露的身体。

一个30多岁的表演者有糖尿病，一次，直播间有人出钱让他喝酒、吃冰糖加可乐，最后这个人直接进了医院。直播间的“大哥”们继续说，“给你3000块钱，再推两针葡萄糖进去”“买两串冰糖葫芦吃进去，就再给你1000块钱。”那一次，“把那小子真整急眼了。”

李江帅听说，很多这样的人身体会留下后遗症。看到直播里把人闹进了医院，他会有点害怕。但在那样的时候，直播间游客的反应是：“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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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确实可以改变你。”因为经常看见主播、游客怼人或骂人，生活中吵架的时候，一些很脏的话就从李江帅嘴里跑出来，“谁都骂不过我”。他形容那些游客说话是“想象不到的脏”。那种骂人的话，“看一遍还想看，学了还想学。”他甚至已经认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性格了，都是“模仿别人的性格”。人家做什么，他也不自觉就那样。

他不喜欢这样的改变，觉得这样“不正常”，“三观不正，没有底线”。他意识到互联网上骂人只是一种表演，那些人现实中不会这样。他也习惯了直播间的谎言，有人说自己胳膊折了，有人拿个假小孩说得癌症了，这都是为了“求求好心人”打赏。现在生活中，哪怕朋友对自己是真诚的，他背地里也总想，这人是不是两面三刀呢。

刚刚大学毕业的杜明涛曾写过分析“郭老师”走红的论文。研究过程中，他对“郭老师”所引发的风气产生厌恶。他觉得“郭老师”会“带坏小孩子”。“在很多小孩子的眼里，好像骂一骂人，就好多人都捧他，骂一骂人就能够赚钱。”他看到“郭老师”经常说话带脏字，还会对连线的主播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在我看来她的正面影响远远小于负面影响。”他有两个读六年级的表弟，会常模仿网络主播说出一些“烂梗”，乱用成语。虽然杜明涛知道自己成长中也接触过这种文化，但“密集程度没有这么高”。

李江帅刷短视频的时间比看微信更多，每天近5个小时。他也会感觉到这浪费时间，但“除了刷短视频，也没意思。”

除了和好哥们儿一起喝酒、打台球，李江帅没有别的爱好了。他不喜欢看电影，完整电影太长了，“没有耐心”。而且有的电影看不懂，比如他最近看的《八佰》。他一般只是看看抖音上的电影片段。对打游戏兴趣也不大了，“打游戏的话遇见的人太厉害了，赢不了，就会很无聊。”

曾有学生在直播间里说想成为“郭老师”一样的人，“郭老师”说，不要学我，我钱赚了，但脸也丢完了。但李江帅还是羡慕“郭老师”，“因为毕竟有钱了”。他想，真正有钱了，那些骂声都听不见，不在乎了。

李江帅总在琢磨怎么赚钱，觉得互联网是个不错的路子。他想过做网络主播，因为“不用上班，比较轻松”。“他们很多人剪完视频睡觉，躺着都能赚钱。”如果要做，他会做搞笑类主播，或者走“精神小伙”（网络流行语，特指看起来社会气息重的土味小伙子——记者注）路线。他甚至闪过做电商平台的打假人来赚钱的念头。“有人知道你这个商品有问题，就成心买完之后举报。”

小的时候，他幻想未来，觉得自己“一定是个有钱人”。但只会想到这儿了，赚钱之后想做什么？“其实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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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郭老师”的社交媒体账号被全平台封禁。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姜申说，对于像“郭老师”这样低学历人群中的明星形象的研究和关注，在学术的语境中，或在主流媒体话语中是缺位的。

姜申觉得，面对那些没能进入普通高中的低学历人群，要考虑娱乐工业、娱乐文化，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对他们进行正向引导，给他们提供乐在其中的一片娱乐文化田野。“这个群体如果不好好引导的话，可能会与主流意识形态在审美上产生某种割裂，所以主流文化需要有一种对话的姿态来与新生力量、与亚文化沟通。”

杜明涛虽然也看搞笑博主，但他也爱看“何同学”、罗翔这些知识网红。“何同学”本名何世杰，是北京邮电大学的学生，他深耕数码科技方向，一则《5G到底有多快》的视频播放量达2700万。而看了5年短视频的李江帅说，他不知道“何同学”和罗翔这些人是谁。

姜申说，对“郭老师”这样的网红，不能贴上“审丑”的标签就一封了之，而要去了解“郭老师”的粉丝是什么样的人，“用一种全社会粉丝群落的视角去看待，有一种对话，有一种引导，这个可能是我们要往前走一步的。”

“就算不直播我也不爱化妆，我不爱美，就是扮丑吗？”

“不恶心就不是我了。”

“哎呀姐妹们不就爱我恶心吗？你们也够恶心，咱们都是一样的。”

曾经在直播间这样为自己辩白的“郭老师”淡出了大家的生活。但黄园园说，“郭老师”会让她想到老家农村的那些年轻的“杀马特”，如果能见到她，她想问问她是如何长大的，想知道什么样的经历造就了她这么一个人。

有位大学里的青年教师留学期间喜欢上看直播，去年她回国内研究所任教，30岁了，独居，“郭老师”的直播常常是她每个夜晚的背景音。她猜想，“郭老师”或许和她一样“是个孤独的人”。

而一个经常感到“抑郁”的粉丝最好奇的是，“郭老师”过得真正快乐吗？“听说她之前生活不如意，遭人冷眼，通过直播她真的火了，有一定的经济收益了，她现在快乐了吗？”

如果还能见到“郭老师”，李江帅想不到什么问题要问，大概会跟她一块拍个短视频，分享到朋友圈。“炫耀一下。”

（文中黄园园、韩一毅、李江帅、杜明涛为化名）

老年人相亲，到底能有多野？

每周二和周六，北京菖蒲河公园都聚集着一群到处散发着荷尔蒙的老年人。

单刀直入，毫不腼腆。

55岁的李明（化名）用土味情话搭讪：“你的漂亮是你的错，可这真不赖我。”

64岁的胡天（化名）谈起恋爱来，一见面先狂吻，“爱得发疯了。”

岁月，从未磨平老年人那颗滚烫炽烈的真心。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忙着明码标价相亲的年轻人。

年龄、户口、学历、收入、资产，构成了见面的“基准线”。

然后，把相亲对象拆解成各项指标，从身材、学历，到家庭、人品，一一打分，对比筛选。

爱情，被演绎成了“做题模式”，不断刷题，只为了追求更高的分数。

就像一位985相亲群的网友所说：

“我不仅想要小孩，我还希望我的孩子很优秀，我的妻子也要很优秀。十年后同学聚会，这个家庭会让人觉得是幸福的。”

这还只是初选，接下来的沟通，就更严苛了。

B站9.1分恋综《90婚介所》中，男嘉宾刘梦竹始终关注着女嘉宾左冉冉，发现二人的爱好、兴趣、三观都十分契合。

可配对成功后，刘梦竹却只执着于一个问题：

“单亲家庭的成长经历，是否会对性格造成影响？会不会没那么相信婚姻？”

尽管左冉冉的父亲是在她大学时去世的，她根本算不上成长于单亲家庭。

这届年轻人太小心了，从物质到精神，生怕踏错一步。

战战兢兢地，试图在无数指标中找到唯一的答案，在茫茫人海中筛选出那个“唯一”正确的人。

婚姻，越来越像是两个合伙人的资源互换。

“谈情说爱”，反倒演变成了一种冒犯。

今天，就跟大家谈谈：两代人的婚恋观。

年轻人，不敢去爱

到底是什么让年轻人宁可相信那些所谓的“指标”，也不再相信活生生的爱情？

原因可能有3个。

首当其冲的，就是“情感瘫痪”。

《90婚介所》中，韩笑找男朋友的标准就是：

“不要过于打扰我原本的生活”。

她解释到，工作已经占了自己很多时间，连兴趣爱好都顾不上了，哪有精力谈恋爱，结婚，甚至是生孩子。

一项研究表明：在身体和心理长时间超负荷的工作下，人们很容易陷入“情感瘫痪”。

简言之，就是一个人解读情绪的能力骤降，无法察觉自己和他人的情绪需求。

996、007，正不断挤压着人们的情感需要。

深夜下班后，你不会再想手机震动，提示有消息；

工作一周后，你只想窝在床上，睡个昏天黑地。

生活本就够累了，哪有心神“耗在”谈恋爱上？

更别提偶尔还会吵架了。

至于理解、安抚或者深入沟通，更是太奢侈了。

第二点，是“选择悖论”。

美国心理学家巴里·施瓦茨研究发现：拥有大量的选择，会导致人们对最终做出的选择总是不太满意。

不可否认，互联网让人们寻找另一半时有了更多的选择。

但同时，也伴随着更严苛的标准，更高的期待，和更多的幻想。

比如韩笑的理想型，就是《恋与制作人》中的李泽言，“永远像星光一样为女主引路”。

在过去，确定关系前她可能会问自己：“我们合适吗？”

而现在，变成了“我会不会错过更好的？”“万一下一个就是属于我的‘李泽言’呢？”

很多人，就是在“就这个吧”与“再等等中”单身至今。

第三，“自我保护”。

学者桑德拉·默里和约翰·霍姆斯研究发现：由于害怕被拒绝，人们更倾向于自我保护，而不是自我表露。

自我保护的方式有很多。

可能是不断展示自己的强大：比如女嘉宾韩娇娇在每一次交流中，总是在表现自己的专业技能。

可能是否认、指责乃至打压：比如一位事业女强人在《90婚介所》刚出场，现场男嘉宾就议论纷纷：“太女强人了，驾驭不了。”

还要暗戳戳问人家：“你觉得优秀是不是造成你单身的原因？”

彷佛“单身”是原罪，“优秀”是一种错误。

然而，这些充满抗拒意味的表达，其实只是为了自保。

在爱情到来之前，提前竖起坚硬的刺，建起厚厚的墙，不过是为了避免想象中的，对方的“拒绝”而已。

所以你看，与其说是爱情变得不那么重要，不如说是爱情变得太重要了。

以至于人们制定了严苛的标准，带着警惕的眼光，小心翼翼，深怕踏错一步。

他们或许渴望着靠近他人，却害怕在关系中失去自己；

他们或许期待着被看见、被理解、被爱，却恐惧展现出真实的自己后受到伤害；

他们或许追寻着一段有深度、有温度的关系，却缺乏经营关系的能力。

于是，想触碰又收回了手。

老年人，更勇敢？

那么，为什么老年人却有勇气，投入一段充满激情的关系呢？

答案可能是，他们一生都处于一段陪伴型的婚姻，从未体验过炽烈的激情。

直到死亡的脚步越来越近，才认真地想要爱一次。

纪录片《和陌生人说话》中，64岁的胡天说：“我有一颗滚烫的心，随时想献出来。”

他可以牵着恋人的手散步到凌晨，在大街上见面先接吻，“我喜欢你”从不离口。

但他的前半生，却截然不同。

采访中，他一直在说：“我不喜欢我媳妇。”

然而，妻子生病后，他在病床前陪伴了整整7年，撑起一个家，从未有过二心。

压抑，是他前半生的主旋律。

其实，仔细想想，我们会发现：

两代人对爱情的观念并没有那么的不同。

如今的年轻人不过是试图跨过冲动和激情，直达过日子和陪伴。

但这其实很难。

我们如果无法在一段关系中，去融和激情与陪伴，那么在老去后，很可能也会觉得“这辈子白活了”，进而踏入“中年叛逆”，渴望放纵一下。

这届老年人的今天，很可能就是这届年轻人的未来。

融合“激情”与“陪伴”，是所有年龄段的共同课题。

那么，如何才能长久“陪伴”的同时，又让“激情”保鲜呢？

我们需要这3种能力：

a. 成长型的恋爱观

心理学家雷蒙德·尼提出了一个关系内隐理论，认为人们的爱情观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宿命型，他们对爱情和另一半具有许多十分具体的想象，认为存在一个命中注定的“对的人”。

比如，韩娇娇的理想型就是偶像剧《恶作剧之吻》中的江直树。

每一次认识新的人，都期待偶像剧式的关系：对方一见倾心，执着追求，自己被打动，然后过上王子与公主的童话生活。

另一种是成长型，他们更愿意和对方共同努力，一起去解决关系中的问题，相信通过磨合，共同成长，可以让关系变得更好。

雷蒙德·尼的一项纵向研究发现：

持有宿命型爱情观的人，很难在长期关系中感到满意，他们更容易陷入一种“激情型爱情”。

一旦现实与理想脱节，他们就会难以接受，给对方频频扣分，继而快速分手，或者陷入痛苦之中。

而成长型爱情观，则会让人们在关系中投入更多的努力，建立一段更好的长期关系。

b. 安全依恋的能力

《90婚介所》中，女嘉宾付邦早早确定了自己的心动对象。

然而直至结束，她都没有和对方有任何互动，男嘉宾完全不知道她的心意。

这其实是“回避型依恋”导致的。

依恋课题包含两个核心的问题：

我能信任他人吗？

我值得被爱吗？

而回避型恋人的答案，两个都是“不能”。

他们好像站在几十米远的地方，心门关闭。

相比之下，安全型恋人更相信对方，也更相信自己。

在关系中，他们愿意跟对方并肩而站，去理解对方，解决冲突，把独木桥走成阳关道。

c. 解决“刺猬困境”的能力

简单点说，就是如何在不受伤害的同时，获得深度关系。

《90婚介所》中许多体现着两性差异的问题，皆源于此。

比如：“如果你男朋友说不喜欢猫，你会为了他放弃养猫吗？”

再比如：“到底要不要孩子？”

人们需要在关系中，一边保护自己的利益，一边为对方做出一些妥协。

真正能滋养人的关系，不在于有多烈，而在于有多深。

《和陌生人说话》中，妻子去世后，胡天有了新女友。

他终于可以像年轻人那样热恋了。

可没多久，两个人就陷入了“一见面就吵架”的境地。

为了对抗寂寞，他再一次日日徘徊在菖蒲河公园。

不断认识新的人，一次次投身于炽热的爱情。

可身边的人来了又走，留下的只是越发可怕的孤独。

胡天常常凌晨3、4点躺在沙发上，彻夜开着电视，听着里面的声音才能入睡。

关系，永远解决不了孤独。

好的关系才可以。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走过那些至暗时刻？

腾讯研究院旗下 S-Tech 做过一个 “社交斋戒” 的实验。

所有参加实验的人，每天使用微信不得超过 30 分钟。

15 天后，虽然减少了线上的社交时间，可参与人员的孤独感却明显下降了。

信息时代，我们每天都花大量的时间维持着“社交”，却忽略了：

重要的从来都不是身边的人有多少，感情有多炽烈，而是“重要他人”的存在，以及一种更为深刻的连接。

“重要他人”并不需要时时刻刻在我们身边，回应我们的每一个需求；

而是一直在我们心中，和我们紧密连接着。

“深度关系”，说的也是人和人之间深刻的、自由的、互相回应的联结。

很多人认为：关系会带来束缚；实际上，深度关系的尽头，才是真正的自由。

心理学中有一个“断崖实验”;当孩子看到“悬崖”，出于本能，会停下，甚至后退；然而，当他们听到妈妈在“悬崖”另一边叫自己的名字，看着妈妈的微笑，他们没有丝毫犹豫，就爬了过去。

因为“有人在”“有人等”“有人爱”，我们才得以鼓起勇气，更加自由地探索这个世界。

好的深度关系，是一个帮助你完整的过程。

当你完整时，你就有了更多的力量和精力，去做你真正想做的事。

你会发现，爱，才是一个人最大的财富。

对老年人而言，爱是对抗死亡与虚无的安全绳。

而对年轻人来说，爱会指引着我们去探索更大的世界。

前者，点亮我们的归途；后者，照亮未知的前路。

试着去爱吧。

愿你卸下防备的盔甲、重新相信爱，也拥有踏出一步的勇气。

也愿你找到那个可以爱的激情狂热，也可以爱得细水长流的另一半。

世界和我爱着你。

致癌，成瘾，千亿市场规模，口腔癌，割脸人，主播网红，电竞，综艺，直播带货，年轻人，资本，无数破碎的家庭。

在未调查之前，我很难有足够的想象力把这些关键词串联成一个商业故事，但，现实永远比想象更惊悚，资本早已下场把这一颗颗“恶魔的果实”塞进了无数年轻人的嘴里，把他们变成了这个悲剧故事里主角。

调查始于我上网的时候， 无意间发现了一些主播会在直播的时候，嚼食吞吐一些东西，仔细观察之后发现，竟然是槟榔。

而更让人不安的是，其中不乏一些平台，拥有十几万，甚至上百万的大主播。

进一步调查之后发现，竟然还有很多主播在直播里“带货槟榔”，并且断跟粉丝观众推销，兜售，吹捧，吃槟榔有多爽，多刺激，多提神醒脑，有多少好处。

在2013年，一篇名为《槟榔王国中的「割脸人」》的报道，讲述了一群人长期嚼食槟榔这种“一类致癌物”之后的惨痛经历：

他们被割掉舌头，他们被切去牙床，狰狞的手术伤疤撕裂了他们的脸庞，癌变的噩耗宣布着他们的死亡……

他们曾经都是槟榔的痴迷者，是那颗黑色的果子，将他们带入了病魔的深渊。

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槟榔和资本媾和而成的“恶魔”早已生出千万条无处不在的触手：

在你家门口便利店的货架上，超市，明星综艺，电竞植入，网购平台的商品推荐，他们不断的推荐，广告，促销，盘旋缠绕在年轻人的周围，伺机侵入，引诱他们堕入深渊。

槟榔资本的渠道之广，广告之多，套路之杂，渗透之深，到底多么让人震撼和惊诧？

槟榔资本又是如何利用消费主义“巧妙”一步步把癌症送进你嘴里的？

大家好，我是带你扒下行业底裤，露出各种乱七八糟真相的名侦探牛腩，今天，我们将一起掀开槟榔营销的底裤，露出成瘾致癌的残酷真相。

调查时，我看了很多材料之后发现，槟榔所具备的“迷惑性”，是远远超出你我所想象的：

资本裹挟下的槟榔业，一点也不死气沉沉，反而是一个很懂年轻人，非常善于搞产品“创新”的行业。

年轻人担心嚼槟榔不健康？不肯进坑？影响捞钱？

那就把槟榔拼命往“养生”“健康”的概念上凑，于是“枸杞槟榔”“益生菌槟榔”被设计了出来；年轻人喜欢刺激，就再加上爆珠；这几年无糖饮料市场爆火，嗅觉灵敏的槟榔资本马上又推出了“木糖醇槟榔”，甚至扯着“百年老字号”的大旗，宣传他们的槟榔有多健康。

年轻人喜欢抽电子烟，那他们也“升级”槟榔，推出所谓的“水槟榔”，其实就是电子烟的改版，电子烟在网上被禁售，但是水槟榔却可以大行其道，随处都可以买到。

槟榔背后的资本如此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只是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温和地走入这个凉夜。

产品之外，槟榔广告渗透的“广泛性”更是远远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年轻人喜欢看娱乐明星，喜欢看马桶台，那就砸重金冠名节目，让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明星出来喊：嚼槟榔，让你精神抖擞，返老还童。

让马桶台的台柱子们做代言，宣传，甚至直接在综艺里面做成游戏，表演试吃，怂恿嘉宾品尝，把这种诱导性极强的方式当成逗趣的看点。

吃吃看吧，没事的，连明星都在吃，你怕什么？

有多少小孩子会因为你们的表演，你们的一句“吃一颗槟榔，非常美妙”，从此就沾染上这种一类致癌物呢？

某些备受年轻人喜欢的热门网络综艺，开始出现大篇幅的槟榔广告：

广告语是什么“永远的神”“有枸杞会更好”就好像是在卖一款小零食。

年轻人喜欢的电竞赛事也有了财大气粗的槟榔冠名的影子；年轻人喜欢的热门电视剧直接安排大段的广告植入；年轻人喜欢看的直播里，几十万几百万粉丝的大主播，也会在直播间里大嚼槟榔，用槟榔做PK道具，甚至直接接广告带货。

多少年轻人会因为觉得这些主播明星嚼着很酷，进而有样学样呢？

我们无从知晓。

我只知道疯狂扩张的槟榔资本，早就通过各种电视节目，电视剧，互联网，综艺，明星网红的联形成了合围之势，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圈到其中。

疯狂的洗脑营销攻势之后，你一抬头，举目四望发现，原本非常小众，只在部分地区流行的槟榔，早已遍布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和农村。

超市里有，便利店里有，小卖部里也有；他们大多都摆在收银台最显眼的位置，就和小孩子们口香糖零食放到一起。举目四望，营销应当从娃娃抓起，形成合围之势，在这场槟榔资本精心布下的天罗地网中，年轻人早已无路可逃。

只是被裹挟其中的很多年轻人，并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一场多么可怕的噩梦。

很多医生会把槟榔称之为“恶魔的果实”，因为它是一种兼具致癌性和成瘾性，甚至还具备极强“社交传染”能力的致癌物！

早在2003年，槟榔就已经被IARC（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1类致癌物，和烟草、酒精齐名，而且为了“劲儿大”，某些槟榔加工过程中还会加上石灰、桂子油等辅料，更是让它“毒上加毒”。

长期嚼槟榔，由于粗糙的槟榔纤维反复摩擦，会导致口腔和牙齿磨损严重、造成损伤，再加上槟榔释放的槟榔碱，各种有害添加剂，会极大的增加得OSF（口腔黏膜下纤维化）的风险。

槟榔提神快，成瘾也快。

如果一个东西既能给你带来头晕脑热的快感，又具有成瘾性，甚至可以固化成一种社交文化的时候，那它就已经不是一个你想丢就能丢开的敌人了。

一旦你准备戒掉，身体就可能会出现疲乏、焦虑、心情低落、注意力难以集中等不适反应，折磨着你，驱动着你，再次吞下那一颗颗恶魔的果实。

我们了解这些之后，再回头看，为什么贪婪的资本愿意砸巨额的广告费，请芒果台，赞助电竞，赞助综艺节目。

为什么资本愿意投放巨额的广告费给槟榔做广告？

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这种成瘾性的东西，只要一个人被诱惑吃下第一颗，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利润从他们的口袋里掏出来。

他们投入的每一分钱，最后都加倍赚回来，带着他们血和泪。

2013年，因为常年咀嚼槟榔，43岁的刘桑果患上了口腔癌，彼时的他躺在肿瘤科的病床上，饱受折磨。

由于一年前的口腔癌手术，他已经被割掉了大半个左脸，他的左脸下颌、左牙床和淋巴都已经切除，而他也从一个原本精壮的汉子变成了样貌丑陋的“割脸人”。

并且在术后因为神经压迫，他的左眼已经彻底瞎了。

7月份的时候，他被查出癌症复发，癌细胞转移到了肺部和大脑。

癌症摧垮了他的身体，也摧垮了他妻子的心，就连她自己都说：“说得不好听，就是等死了”。

比割脸更恐怖的，是割舌。

2017年3月，同样因为长期食用槟榔而患上口腔癌的敬思军，第一次手术切除了部分软腭和三分之二的舌头。

此后他连吃饭喝水都会经常被呛到，只能靠着妻子用豆浆机把饭、蔬菜、肉类搅拌成糊浆喂食，并且因为“割舌”，他说起话来含糊不清。

更悲惨的是，一年后肿瘤在口腔左侧复发，第二次手术过后，他的整个气管被切开，只能靠着从鼻子把导管插入胃里，用营养液来维持生命。

术后的他虚弱地躺在病床上，不能说话也不能移动，而站在他身边的妻子早已身心俱疲。

2018年，长沙鲁先生嚼了十多年的槟榔，最终患上了“上唇癌”。

到达医院的时候，他的脸已经全部烂穿，肿得不成人样，而在这之前他已经做过两次手术，但癌症还是再次复发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进食、呼吸和吞咽都会受到影响，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经过手术，他的下半张脸全部被换掉，而那些换上去的皮肉，都是从他的肚子和腿上割下来的。

割脸人，割的不仅仅是“脸”。

资本，正在用他们嗜血的獠牙，侵吞掉每一个槟榔买家以及他们家庭的血肉。

无数人因为嚼槟榔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是家庭的顶梁柱、是父母的宝贝儿女、是孩子的精神支柱，却因为这一颗小小的果子倒在了病床上，变成其他人眼中的“怪物”“割脸人”。

他们像待宰的羔羊一样躺在病床上，被割脸、被割舌、被切开气管、被切去牙床，即便手术成功了，这些人也只能带着畸形的面目和严重的口腔功能障碍度过下半生，连张嘴说话、吃饭都困难，人生的尊严从此和他们无关。

很难想象，长沙鲁先生面对自己千疮百孔的面庞，连呼吸和吞咽都有困难，甚至还可能有生命危险的时候，内心又是怎样的一种滋味。

我知道这篇稿子写出来会得罪很多人，但是看着一个个因为槟榔而被割脸、割舌、切去牙床甚至失去生命的受害者，看着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一个具备成瘾性的一类致癌物，伪装成无害的小零食，疯狂地进行营销推广，潜藏在我们每个人身边，狩猎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赚钱本身没有错，但是踩着无数患癌人群上位，吃人血馒头，赚黑心钱，这真的对吗？

我觉得，这不对。

我觉得有必要站出来，让更多人看到之后有所警醒，警惕身边那些尝试把癌症卖给你的人。

当算法全面入侵生活，一群普通人，决心和看不见的系统博弈。

算法入侵生活

2021年夏，夏溪和丈夫聊起婆媳相处的琐事，诸如婆婆不打招呼直接拿了钥匙来家里的行为，让她觉得没有边界。睡前，她打开某短视频App，打算消磨下时间。手指上滑，一条关于轻松化解婆媳矛盾的视频跳出。夏溪感到不对劲。这怎么可能呢？自己从未在上面搜索过相关关键词，而且明明已经关闭了它的手机麦克风权限。

嫌恶从夏溪心里钻出，然后是害怕。她担心手机偷听自己说话。

上一次这种被“监听”的感觉出现，是夏溪在办公室加班。同事问起晚饭点什么外卖，“我有点想吃串串”，她随口说出脑子里蹦出的选项。随后，视线移向刚解锁的手机。还没来得及在外卖平台搜索栏输入关键词，一家串串店出现在推荐列表的第二栏。

“怎么会这么巧？”她记得清楚，过去常点的是炸鸡和各类港式烧腊饭，从未点过串串，甚至从未在搜索栏里敲入关键词。有鼓声，隐隐响起。

鼓声渐大，在隔周和同事的聊天后。对方发现自己和他人讨论过的一件物品，成为次日某购物平台推荐列表里的一员，但她此前从未搜索过关键词。

“真的仅仅是巧合吗？”类似的疑问星火一样在网络四溅。2018年8月，一位男士连续几天提及“征信”后，收到了某乎关于征信记录的问答推送。3个月后，有网友搜索“纸巾”，随后陆续看到各大购物App推荐的纸巾信息，甚至视频网站也出现了相关纸巾广告。

“（这是）大数据时代的魅力”，有网友自嘲。

手机App越来越懂人，已不是新奇事。每一类个性化推荐的功能背后，依托的是算法，根据人们的行为数据进行预测及迭代。它广为人们接受的一面是：在海量信息中，替人们高效筛选出优质内容和结果，减少决策时间。

但这只是起点。时间向后延展，取悦用户的算法成为潘多拉宝盒的引擎，问题也随之而来——算法正在入侵生活。面对看不见的算法和背后的平台，它们具体如何采集和使用个人数据，对和夏溪一样的普通人来说是个黑箱。

2019年3月18日，《IT时报》记者花费3个月时间对安卓手机、苹果手机和苹果平板电脑进行轮番模拟测试，发现在密集提及某些关键词后，“美团”和“饿了么”精准推荐和同类推荐出现的概率超70%。不久，“美团”和“饿了么”对此作出回应，称平台不存在监听用户并将相关数据用作信息分析的情况。

外卖App是否“偷听”用户说话？答案悬在半空。可以确认的是，技术上存在手机App获取用户语音信息的可能，只是这不能必然推导出精准推荐源自“偷听”数据。因为想要“猜你喜欢”，平台还有许多条路可选。

在《IT时报》报道中，网络安全专家杨启波提及一些方法：人们所在地理位置、曾经的搜索习惯、喜欢过的内容等都可以成为大数据智能推荐平台推测用户兴趣范围的依据。

第一次发现手机“偷听”自己时，夏溪正从事大数据分析相关的工作。她和数据离得很近，明白算法运作的逻辑——人们在数字平台上输入的关键词、浏览过的物品等数据，会被后台记录，经过机器运算或人为分析后，具体的用户画像随之诞生。根据这些画像标签，商业主可以更精准地投放内容及广告。

持续与数据打交道，面对算法带来的便利，夏溪更希望守住个人隐私的边界。她可以接受平台基于自己已有行为数据，分析并进行个性化推荐，但她无法忍受无端被猜中喜好。那是一种入侵。

意识到手机“偷听”自己没多久，夏溪卸载了那个外卖软件，并关闭了大部分不必要软件的语音授权。对于那个看不见的抓手，她的警惕又多了几分。

另一种入侵更悄无声息。

如今，22岁的Stan仍记得三年前被某购物软件“有好货”窗口迷住的场景。只要点进那个小方框，就会出现根据算法推荐的一列商品窗口——每点进其中一个窗口，又会通往另一列推荐流。

穿梭在无限延伸的虚拟橱窗中，Stan看得入迷，“就像逛超市一样。”手指轻滑，永远有新的好物等在后边，即使自己买不起，也逛得开心。如此反复，那个无限嵌套的迷宫没有尽头。一晃眼，十几分钟过去了。

很多时候，Stan习惯用在App里闲逛的方式杀时间。购物软件不是他唯一的去处。大一的课上，内容索然无味，他下意识解锁手机，一一翻看通讯软件和社交平台上的信息。瀑布般的信息流像哆啦A梦的口袋，不断掏出新的内容。即使有些内容毫无信息量，但足以填补无聊的碎片时间。这让他上瘾。

一节八十分钟的课，几乎每隔十几分钟，Stan都要把摁灭的手机唤醒，重复同样的动作。有时候，因为刷新得过于频繁，没有新信息出现，他习惯性下拉几次后，熄灭手机。再过几分钟，又会再度把它点亮。

Stan形容当时的自己：“其实是非常机械的（状态），就想看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发生。”

和Stan一样，越来越多人把时间留在了各类手机App里。极光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21年第二季度我国网民人均手机App安装总量增至66款，人均单日App使用时长为5.1小时，相较2019年同一时期增加0.4小时。其中，占据人们每日使用时长前三名的App类型分别为短视频、即时通讯和在线视频。

增加的手机使用时间背后，有人忧心忡忡。

于今年5月成立的豆瓣「反技术依赖」小组里，有不少成员抱怨自己手机成瘾，落入时间的黑洞。在小组组长阿匕的观察中，组员中手机瘾重度患者每天手机使用时间都在10小时以上，更多组员的使用时间在6到8小时左右。

2021年8月4日，组员“happy666”发帖表示自己的情绪受到推送内容影响：“除了（像强迫症一样）刷微博之外，我最大的问题是目前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比如我会在微博、豆瓣、B站，网页里搜索一些潜意识里让人产生担忧的话题，到后来推送也是这些内容，内容又强化了我心里的担心，目前我的思维认知都很负面。”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几乎每一类手机软件都带有个性化内容推荐，当智能手机成为人们的随身物品甚至是延伸器官，它也成为算法和人产生链接最直接的载体。算法推荐并不必然是导致人们信息成瘾的唯一原因，但它是其中一个重要抓手。而且，投喂式的推荐内容很容易导致人们获取的内容同质化。另一个问题浮现出来：人们难以跳出已有认知的怪圈，同时，认知、判断和决策也会受到影响。

2021年年初，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彭兰在《算法社会的“囚徒”风险》一文中概述了今天人们面临的风险：算法应用正全面普及，在正在到来的算法社会里，人们享受算法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在某些方面也面临着成为算法“囚徒”的风险。

算法本应是辅助人们更好做决定的工具，怎么会被它牵着鼻子走？越来越多人感到蹊跷，他们心中的鼓点被追着，越来越急。一些普通人决心在自己的生活中对抗算法。

对抗

对抗算法的年轻人多是数字原住民。出生于1980年后的他们自小生活在网络世界，难以通过完全脱离数字技术，达到摆脱算法影响的目的。他们寻找的，是更可行的迂回战术。

有人尝试的，是在互联网上隐身，或是迷惑平台，不让它们看清真实的自己。

如果有可能，夏溪上网时尽量选择无痕界面或清理网页Cookie，抹消自己的痕迹；假如这招行不通，她会小心地区分自己在每个平台上的使用习惯，“我希望在不同平台有不同人设。”例如，在经常购买图书、办公用品和电子产品的平台，后台大概率会将她识别为“知识女性”；但在另一个经常购买生活用品的平台，她会更像一位“小嫂子”。

从大学开始，夏溪和对象共用一个购物软件账号。婚后，她的婆婆也成为该账号使用者。如此一来，平台难以看清账号主人的真实面目——既是青年，也是老年，既是男性，也是女性。站在这样模糊的虚拟面目背后，她感到安全。

狡兔三窟，但仍存在漏洞。假如有人获取了自己的个人信息，去多个平台撞库，进而拿到两个或多个平台上个人的数据信息，拼图就有了可能——最接近现实中真实的自我形象将难以在互联网上遁形。对此，作为一个普通人，夏溪还无能为力。

遭遇外卖平台“偷听”事件后，夏溪只给两三个工作中必须用到的通讯软件和语音工具，留下了麦克风使用权限。假如其他软件需要开启，她会到需要时再打开，并在使用后再度将权限关闭。而且，每次手机系统更新过后，她会回去一一检查权限。

前不久，当她发觉某短视频App在已经关闭语音权限的前提下，仍然存在“偷听”嫌疑，无力感再次浮现。但她试图弄清背后的蹊跷之处。

她发现，关掉语音助手Siri的麦克风权限后，短视频App上关于婆媳关系的推送视频消失了。苹果手机以用户数据安全保护闻名，这个小测试的结果让夏溪五味杂陈。但她没有更好的办法，平日工作里开车时需要借助Siri完成Car Play。最后，她选择将这个短视频App卸载。

今年5月，科技媒体虎嗅发布了名为《为什么美团饿了么不可能通过“偷听”给你推荐想吃的？》的视频。它指出，今天技术上能够实现绕过系统的监听，偷听获取的信息对期望借其进行数字行销的公司并没有太大价值，但对研究人工智能语音引擎吸引力很强。此外，在语音助手和智能音箱随处可见的今天，偷听似乎难以避免。

该媒体研究员Odin表示：“一般的工程师，写代码的或者会科技的，还有可能（对抗偷听），普通人的话是没有办法对抗的。科技已经很普及，他们的技术也太复杂。”夏溪明白这点，但她觉得自己还是得“站起来”——即使做不到反抗，她也得做点什么。

另一边，面对算法内容推荐的套路，有人正在想办法打破它。

从事用户调研工作的三七是资深短视频爱好者。她在快手和抖音上各养了一个号，并且有意训练它们获得不同的短视频内容。她习惯在快手上刷萌宠、滴胶和手工相关内容。但对于抖音，在发现平台推荐内容过于迎合自己的喜好，而缺少新鲜感之后，她试图反套路而行之。

某次，她发现，假如持续刷新直播页面，推荐页的内容会变得更多样。接着，她有意取关一些美妆、美食探店、小说推荐类博主。没过多久，机器发现重变“新人”的她，首页上多了许多粉丝还不多的新人博主，以及女性、育儿和教育等社会公共话题相关内容。调教成功了，这种新鲜感让她兴奋。

陈梓是另一个希望尽可能跳出投喂式内容的人。 

还在上大二时，她和周围的同龄人一样，乐于在社交平台上转发文章，交流观点。海量信息涌入她的生活，但她逐渐意识到自己的世界并未因此变得更大。和身边人聊天时，她发现谈论的内容还是网络上流行的那些事，大家看到的世界非常相似。而且，社交平台上推送的爆款文章都很像：大部分只是抓住了很多人的共性和痛点得以广泛传播，但并没有太多突破认知的内容。

真正感到自己的世界借由互联网扩展得更大，是陈梓按自己的标准建立了筛选信息的标准之后。她减少了关注主流媒体推介内容的时间，更多了解RSS订阅里自己感兴趣的科技类、商业类博客内容。“像自己制作了一个小简报，可以看他们（定期）更新。”

如今，已经工作几年的她还会通过电影、书等媒介深化自己好奇的话题。另外，她每天还会花费一些时间，给自己关心的社会新闻、话题做笔记。对于微博、微信公众号和豆瓣这些媒体平台，她把它们当成收集新近发生事件的搜索工具：先上微博看热搜，在话题里找到说清来龙去脉的内容，再到豆瓣上看大家的观点，紧接着去看公众号里有无能将事件解释清楚的文章。

最近，陈梓利用Notion建立起一张表格。在上面，她会替自己关心的事件打上标签，评级，还会专设一栏提醒自己需要持续关注。当大部分人还在碎片化信息的激流里摸不着方向的时候，陈梓已经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一条信息小道。

也有人决定直接减少手机App的使用时间，尽可能杜绝干扰。想达到这一点，退回网页端是一个好方法。

大二时，Stan在山下英子的书中第一次得知“断舍离”的概念。他的思考伸向更远的地方——不止是生活物品，他希望信息也能简化。当他重看之前沉迷的购物软件推荐窗口，发现花费其中的时间并未生成一个明确的结果；微博信息流里，社会新闻、好友动态和娱乐信息混杂出现，而且每10条里就会有一条广告……成日和这些App相处，Stan觉得自己的生活正被信息轰炸。

那天，独自待着的Stan解锁了手机，重新打量其中安装的App：我真的需要它们吗？半小时里，他前后删掉了包括微博、淘宝、豆瓣和知乎在内的十几个App。他决定退回网页端，用淘宝电脑网页购物，用手机网页版微博和豆瓣看信息。

网页端的体验远没有客户端的顺畅。对一个习惯了半秒就可以刷新内容的微博用户来说，进入手机网页版微博的过程像按下了0.5倍速键。界面切换、加载图片都至少需要1秒，这很容易让习惯了“快捷”的现代人心生不快。但Stan需要的正是这种不舒服，它增加了使用门槛，让自己不至于轻易滑入时间陷阱。而且，在这个被很多人遗忘的地方，他不必在信息流中看到平台夹杂推送的广告。

随后，Stan使用这些平台的次数明显减少。刚开始，他还会每天查看网页版知乎、微博和豆瓣。到后来，他保持了隔几天查看一次的频率。最后，他甚至连微博都不看，只保留了定期上豆瓣逛逛的习惯。

不止是他，「反技术依赖」小组里的一些人也在尝试使用不同平台的手机网页端戒掉自己的App瘾症。还有一些人直接选择了物理隔绝的方法——购买一个带电子锁的保鲜盒，每天下班后将手机锁在其中，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将它取出。

##“拿回主动权”

在算法侵入生活的隐忧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不安：人的决策和判断被技术操控。

在《算法社会的“囚徒”风险》一文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彭兰写道：“对于个体来说，当他接受算法推荐的内容、产品时，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借助算法作出判断与决策，也就是把对内容与产品的价值判断建立在算法的评价上。”

随后，她又对人类将判断与决策完全交由算法表示担忧：“算法虽然打破了人的某些旧套路，但也会形成一些新套路；如果人们的决策越来越陷入算法营造的套路，那么人类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也会萎缩。”

对于这些选择对抗算法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希望在这场技术入侵生活的战役中，重新拿回主动权。

阿匕是中南大学研三学生，她对技术的思考和改观始自去年疫情期间。在一次线上读书分享会上，她接触到马尔库塞的著作《单向度的人》。她意识到，过去人们往往非常推崇技术，认为技术服务生活且是中立的，却极少关注其中的负面影响。

随后，阿匕读到一篇关于算法之下外卖员工作处境的论文。其中，在以追逐效率、利益为上的系统算法之下，骑手权益被倾轧的事实让她心惊。当人被技术控制已成为部分社会现实，作为个人，自己能做什么？阿匕想了很久。身为人类学相关专业学生，她希望自己可以多观察类似的现象和问题，在诸如豆瓣小组之类的平台发起讨论，引发大家的关注和思考。

2021年5月25日，阿匕建立了「反技术依赖」小组，并在开组帖里写道：本小组不是反对所有技术，而是想反对过度依赖技术造成某些能力的退化，以及没有某些巨头公司生活就完全不行的局面。

从无到有，如今「反技术依赖」小组已拥有组员近1.6万人。许多组员在其中交流摆脱App成瘾的方法和经验，并分享自己重新退回真实生活的感受。

曾有试图摆脱信息轰炸的组员发帖称，当她卸载了经常使用的资讯、社交软件，又陷入了另一种焦虑：自己无法紧跟时事热点。阿匕认为，对大部分人来说，紧跟时事其实并非生活必需，他们恐惧的可能是被身边人抛下。

对阿匕来说，从虚拟世界切换回现实世界的过程，像是从泥潭里拔出脚。她自觉控制力低下，曾把手机藏起来，专注读书、学习、做手工或家务。当她习惯这一切，她突然感受到时间很漫长，“慢到清晰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

过去，她只是万千网友中的一人，在网上漂流，等细碎的时间耗尽。但现在，同样的时间，她可以选择拼1000块以上的无分区拼图和复杂乐高，学弹贝斯，记德语单词，读马克思和哈贝马斯，或是去现场看演出——这些都是属于自己的体验。

重新将注意力投向现实世界之后，Stan感受到自己最大的变化是情绪变得更平和了。曾经，他被社交平台上社会新闻的评论扰得心神不宁。但现在，他选择花更多时间独处。

前段时间，Stan时常失眠，他决定到家附近的书店里坐坐。那个晚上，他随手挑了本邵丽的新书《金枝》看。放在手机上，这类深的内容他一般看不下去，但翻着书页，他入了神。那晚回家后，他睡得很沉。

2021年7月，Stan在“每日豆瓣”公众号上发现了「反技术依赖」小组，找到同类的感觉浮现出来，他久违地加了新组。Stan把自己曾经的退网尝试写在帖子里。很快，评论里盖起了高楼。接下来，Stan几乎每天会上豆瓣查看消息十几次。他在期待，还有没有新的点赞和评论？五天后，Stan突然发觉自己状态不对劲。他开始克制，重新回到几天上一次豆瓣的节奏。

阿匕和Stan选择半隐退互联网，在真实生活中重建秩序。但想要重新拿回主动权，是否还有别的想象？

在美国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The Social Dilemma）中，数据科学家卡西•奥尼尔表示：“算法是内嵌在代码中的观点，它并非客观的，而是被某种成功的定义所优化。因此，你能想象，假如一家商业公司根据他们对成功的定义，制定了一套算法，那是关于获得商业利益的，往往是需要盈利的。

纪录片中，一幅以技术为齿轮的商业画卷被铺开：一款手机软件的背后，有数位工程师试图结合心理学知识，设计软件功能和算法，将人们的注意力尽可能停留在某款软件上。紧接着，通过广告投放等方式，用户注意力被转变为商业利益。脸书（Facebook）前总裁希恩•帕克在片中承认：“……利用人类心理中的脆弱性赚钱，包括我、马克、Instagram的凯文•斯特罗姆在内的发明者和创造者，我们都很清楚这一点。但我们依然这么做了。”

回归现实，从硅谷到国内，这套商业和科技巨头共同塑造出的注意力经济已成为主流。 

夏溪对这套运作逻辑十分熟悉，她也明白个体在面对巨大的商业帝国时，微小到难以撼动它们，“我能做的更多是保护好自己。”但是，她仍在期待新的转变：“我理解资本家需要赚钱，但是可以换一种商业模式了。”夏溪期待的，是企业应该首先帮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其次才是获得收益。

彭兰也在论文中呼唤从业者看到“算法向善”的新可能——希望业内不要将算法推向工具理性的极端，而应该在价值理性的前提下重看算法伦理的目标、原则与实现路径。

2021年8月，从事无人驾驶相关工作的夏溪，每周工作日大部分的工作是“开车”。她坐着那辆带有自动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穿梭于上海市区的内环、中环和外环。在每天100公里的路程中，算法需要在她的帮助下变得更完善和成熟。

而目前自动辅助驾驶仍存在许多边界性问题，需要专业人员测试提供“corner case”的解决方案。这种测试比夏溪自己开车还累，但她觉得这是有价值的，当它足够成熟，可以缓和人们的驾驶焦虑，让他们获得更便利的驾驶体验。

人和科技还可以是怎样的关系？夏溪的脑中有一幅画面：左边是人脑，右边是机器，二者相互扶持着往前走。科技应该是服务于人类，对人类有帮助的。

“不要被科技束缚了对自己生活的想象力。”

女权，男权，性别对立的话题已经在饭圈问题之后成为互联网舆论的新战场，很多人应该也逐渐感受到，每天一打开首页就有一大堆新闻和报道以及评论开始互相仇恨对立。并且，这股浪潮，正在开始从线上走向线下。

但大家可能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系列问题的后果远远不止于此。

同样的问题，其实早在几十年前，就在日本，韩国，以及欧美上演过，分别走向了三个各不相同，但都不算好的结局。

所以，为了尽可能的消解仇恨和对立，为了保卫我国男女平等的良好传统，为了阻止有人顶着道德大旗开倒车，为了保卫我们所有人的现代生活，我在这里完完整整的汇总之前日韩欧美等国性别对立的历史和经验教训，希望大家能够以史为鉴，不要踩进同一个坑中。

1 脱钩躺平的日本

很多人都听过日本性别对立和男性全体躺平女权崩盘的结局，但这个描述其实不太准确，更没有说清背后社会经济层面的原因。

日本的性别对立，要从三十年前的平成时代说起。

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日本韩国女性地位那么低，却没有女权运动呢？

答案是“有过”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在泡沫破裂前有一轮蓬勃发展期，伴随着经济收入，就业环境等的全方位提升，日本女权思潮也十分高涨。高涨到什么地步呢？当时的日本女性说法是，一个女性应该有四个男朋友，跑腿男，买单男，礼物男，以及，本命。当时请女性吃饭，都得是5万日元以上的高级餐厅，还要去高级酒店，送昂贵的珠宝首饰。

我是新时代独立优秀的女性，你要追我当然要拿出诚意来。甚至诞生了一个专有名词称呼这种现象— — 恋爱资本主义。 之后，伴随着经济发展，又进一步发展成“平成新女性”。

平成新女性，相比恋爱资本主义的区别是，连恋爱都不要了。

平成新女性的主张是，不结婚，不要理会男人。我们女性很美好，要互相帮助，男人则都是”臭男人“，我们女性要追求”自由“，鼓励女性结婚？那是男人的阴谋，要通过婚姻压榨我们女性。

简单来说，你可以把恋爱资本主义理解为要彩礼的那波女权。

平成新女性理解为反彩礼，强调社会层面职场权益的那波女权。

不过尽管有分歧，但大体还是一致的，共同谴责任何案件里的男犯罪者，共同反对性骚扰，反对职场歧视。 看起来，平成新女性这个发展不是很好吗？

但问题在于，慢慢的，日本女权开始出现了扩大化，或者说，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有了优越感后，往往会走向歧视和对立。

我是高贵的平成新女性，你是普通日本男人，你哪来的资格和我站在一起？

男的只要跟女性有一丝身体接触，那就是强奸猥亵各种罪名扣上， 在地铁上只要男的因为任何原因碰了下女的，都会被骂为痴汉，领导发邮件给女下属，那就是职场性骚扰。甚至办公室同事你看我一眼，我都可以理解为你对我心怀不轨。

无形中，日本女权开始拐到变着法子骂男性，所有男性都是QJ犯这个歪路子上来。或者说，相比之前学术化思辨化的女权思潮，这种直接破口大骂男性的声音，更容易传播也更容易被所有人理解。— — 谁的天国入场券便宜，谁就能拥有更多的信众

各种扩大化，乃至污蔑案，也都是当时舆论日常。这也是为什么女性专用车厢这个发明居然不是先出现在中东等国家而首先出现在日本，当时认为直接物理的隔离能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都物理隔绝开了，女性不用担心痴汉，男的也不用担心社死了，就问你是不是完美？

但问题在于，泡沫年代结束了，失去的20年来到了。很多文章介绍到这里就会给出结论，日本男性躺平，女权诉求失去了买单人后直接崩塌。

但其实社会思潮的变迁不是这么简单的，社会现象的背后，本质还是经济和行业的变迁。日本女权的发展，其实本质是日本经济发展带来的城市化红利，当时的日本公司愿意付出高溢价。男大学生直接毕业给高薪，女大学生毕业也给高薪。

女性脱离过去的生产环境进入大都市，并且获得了经济上的完全自由后，自然会开始对过去传统中可能束缚女性的部分开火。我一个人靠着工资就能在东京生活，享受过了东京的现代化生活和各种丰富的娱乐，你让我回老家结婚？过过去那种生活，遵守过去的规则，怎么可能呢？凭什么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变更带动思潮变化。

事实上，不止女性，当时日本年轻男性也会向过去传统开火，御宅族等也是这个时期出现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当时日本的年轻男性女性，一起痛斥传统，痛斥原生家庭，开贴怒骂“父母皆祸害”（是不是觉得过于相似？）

为什么女性话语权更强呢？因为男大学生刚好是恋爱结婚的年纪，有大量消费堆在女生身上，叠加下来就是，当时年轻女性的消费能力购买力高的可怕，这是四个钱包传说的来源。强大的购买力必然会带动话语权。时尚杂志的金主都是奢侈品，其主要购买群体又基本是年轻女性，时尚杂志自然是变着花样夸女性。

所以，很多人说女权性别对立等是国外势力推波助澜，怎么说呢？

只有清晰认识到问题本质才能找到答案。

外因当然有，但思潮的土壤也客观存在。女权在城市化大潮中，是新一代都市人群里喊的声音最响的那个，她一度是对抗传统束缚的急先锋。年轻女性年轻男性在反对上代催婚反对传统陋习等方面都是和女权有共同利益诉求的，这才是早年女权得到很多人支持的原因。

道德上的支持是很脆弱很表面的，建立在共同利益诉求上的联合才是最真实的。

理解了这个你才能彻底明白，为什么失去的20年会结束日本女权的思潮，因为经济大环境变化了。泡沫时代日本企业能给出海量的天价offer，可伴随着泡沫破裂，进入崩盘时代，各种企业自己都要担心破产生存的问题，哪里还敢放开招人？

1991年，日本企业求人数和最终录取数比例是2.86（日本的求人数可理解为我们的offer，发出的签约意向书）也就是说，大学毕业生一毕业，有2.86家公司岗位在等着。

而2000年，这个数据跌倒了0.99，也就是说，必然有1%的会失业找不到工作。

考虑到头部人才往往会一个人收获多家公司offer，实际失业人数，你大致就能感受到了。

同时，日本企业也迎来了末路。90年前后，当时世界500强榜单上有150家日本企业，而到了2015年，只有54家日企登上了该榜单。

经济停滞，企业倒闭，公司裁员，岗位减少，总结起来就是，蛋糕不够分了，蛋糕不够分，自然就会引发全员的内卷，此时什么吃相政治正确都失去了意义，职场变成了物竞天择的大逃杀。

在全员内卷的大逃杀中，日本女性是第一个出局的。

抛开政治正确，任何一个人都要明白，践踏环境下，没有规则约束，男性不结婚不恋爱不要命的卷起来，女性其实是很难卷过的。所以我不止一次说过，如果你真心要维护女性就业，那么要做的不是口上说说，而是必须要旗帜鲜明的反对996，因为如果一个公司把工作强度拉满，一个月一天假都不放，你要明白他实际上在驱逐哪个群体。

此外，很多人说日本女性就业率低是源自日本的大男子主义，逼迫女性回归家庭，这个认知也是是浅层的，核心本质是经济下行连带引发的内卷大战，大量女性被卷出局，这才让家庭主妇的传统抬头了。

有调查结果显示，「婚后希望妻子成为家庭主妇」的男性在各年龄段中都不超过16%，更多是不希望妻子成为家庭主妇，过半的人选择了「尊重妻子的决定」。简单来说，日子苦了，什么传统什么主义都是假的，双职工赚钱不香吗？你真觉得日本男性算不来这账？

传统在吃饭面前，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

但当年泡沫的崩塌远超想象，女性出局后，蛋糕还是不够分。

于是，男性中不那么卷的部分也出局，这才是大家熟悉的躺平族群体。

总结就是，蛋糕急速缩小，除了一小部分卷王，剩下的全体出局。这个时代变化，才是日本女权总崩塌的原因。

年轻男性里躺平的那部分，心气崩盘，没有资源，也没有积极性去追求女性了。

“结婚是压榨女性？我太同意了，所以为了不压榨女性，我选择不结婚”

至于职场歧视？好，为了不给大家添麻烦，我不上班不恋爱不结婚不上班，躺家里咸鱼，米娜桑，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日本女权在极端化后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她们放弃了初始的提升女性自我这个主旨，转而开始向男性开炮，希望男性让渡利益，所以几乎所有的诉求都是建立在男性合作上的，我认为你应该尊重女性，我认为你要学会共情，我认为一个正常男人要提升自我要学会送礼物

（你没看错，当年日本女性提的要求就是这几个）

而躺平族给出的答案是“不不不，我不是正常男性，我就是废物，OK，骂完了我能回去躺着了吗？”面对一个彻彻底底摆烂，连自己人生都躺平的对手，你会发现什么说辞都失去效果了。

那么，卷赢的那部分男性呢？他们总不会也摆烂吧？

他们则表示，不不不，我也不是正常男性，我卷了十八年才终于坐在东京银座的楼顶喝咖啡，你给我提要求？麻烦认清一下状况呀，现在有资格提要求的是我啊，过，下一个。

2016年明治安田生活福祉研究所的调查问卷显示，希望结婚的男性只占38.7%，妇女则占59%。男性大量躺平，不躺的男性数量稀少，女性在职场上被一轮内卷后，发现在婚恋市场上供求关系也倒挂了。

最终，日本女性的结婚要求从当年高收入高学历高个子的三高，变成了今天大家看到的有工作不家暴就行。

这个现象其实在国内有高度类似的苗头，比如，北京。

但男性这边只是外因，更重要的是女性基本盘的崩塌。

之前说过，日本女权的基础是进入大都市，并拥有经济自由的新都市女性阶层，这曾经是一个有共同诉求的群体。

但经济下行后，这个群体在事实上被撕裂了。

一部分女性必须要和男方结成家庭对抗经济风险了，自然不可能再去支持女权的声音。

尤其是反对结婚的“平成新女性”这部分。

我不想回老家，我需要和丈夫一起省吃俭用对抗东京的高物价高房租了，你还在结婚就是不好，主义能当饭吃吗？

经济上行期，大家很难认识到阶级矛盾问题，此时当然是你好我好姐妹好，可一旦拐点出现，沉重的现实面前，大家立马意识到“姐妹们”并不是同一个阶级。

另一方面，一部分年轻女性开始更加极端化仇视男性，认为女权不够激进她们是学生时代经历了高速发展的一代人，从小接触到的认知都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高薪岗位随便挑选，在毕业时期突然遭遇拐点，原本的期望值瞬间崩塌，社会居然如此残酷，很多人就此把原因归结为男性社会的压迫，“不是我卷不过别人，而是男性社会的压迫”。

那么，经历残酷大逃杀，在职场上活下来的女性呢？作为中流砥柱她们总要扛起日本女权的旗帜吧？

答案是恰恰相反，她们更旗帜鲜明的反对女权。

为什么？因为她们发现，女权思潮，其实增高了自己的职场成本，之前的扩大化时代里，很多公司的态度是走了极端一刀切的

“是是是，我完全赞成大家说的，上司给女下属单独发邮件，就是性骚扰，以后各位都不要给女下属单独发邮件了”

扩大化时代，你不这么极端，就会被攻击，但这其实是增加了女性职员的沟通成本信任危机的。崩盘时代，这点差异可能就会成为被裁员的原因。

所以这时很多职场女性的诉求就是，反对女权，反对任何把自己和男性区分开，对自己特殊化的声音。我明明能正大光明赢下比赛，为什么要去节外生枝？

这一批女性的思潮，又回到了香奈儿时代的女性思路，从强调女性权益方向，变成了强调男女平等。男人能穿裤子干活，我也能穿裤子干活，我坚决反对设置什么女性专用车厢或者对我特殊对待的举措，这是把我当成弱者。

但此时踩刹车已经太晚，女性职场成本高的认知已经被建立，大量女性从职场被驱逐，或者只能担当最低端的临时工派遣工。

所以，一切社会思潮，本质还是经济的映射。任何主义，最后都得给出物质的答案。

日本男性脱钩的脱钩躺平的躺平，要么挣脱婚恋枷锁后变成究极精致利己主义者。

日本女性发现跟着女权热热闹闹折腾了半天，合着既没争取到实际生产力，也没提升就业竞争力，唯一就是带着大家骂男性，但骂了这么多年，对方不但没改，要么躺平要么对立，自己在职场和婚恋上却实实在在受损了，我为什么还跟着你啊？

曾经轰轰烈烈的日本女权至此消散。

有人是这么评价日本女权的，其实日本女权是成功的，只是笑到最后的不是女性，而是吸收了女权思路的那群男性。

女权的思潮打破了婚姻和传统的枷锁，一部分男性也大大收益，并很快学到了其思路精髓，不结婚不负责，所有时间精力金钱全部投资自己包装自己，成为了比女权还要女权的“独立女性”，但他又拥有男性的奋斗逼和耐操属性，堪称究极无敌精致利己主义者，成为了这场大逃杀中笑到最后的人。

2 魔怔对轰的韩国

那么，韩国呢？

韩国的性别对立比日本还要严重，如果说日本是靠着佛系躺平以柔克刚，那么韩国就是政治正确对轰的性别战争了。

在前段时间的奥运会上，很多人应该都记得有一个新闻

拿下射箭金牌的女选手因为短发被认为是女权，被网暴要求退还金牌。

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韩国男的为什么能这么魔怔，居然网暴为国争光的奥运冠军。但如果你去注意发言就会发现一个更有意思的事。

男网民网暴的理由是：“她是一个女权”

而所有为她辩解的人，辩解方向都是：“她不是女权”

“留短发是自由，不等于她是女权”“完全没有证据证明她是女权”

而不是“女权怎么了，为什么不能是女权？”

发现没有？不论男女，已经都不会去争论女权好不好了，而是都在争论她是不是女权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女权在韩国成为了这样一个不想被贴上的词？

答案也要从十多年前说起

和日本一样，韩国男女双方也有过花好月圆的时候。伴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时尚，前卫，自由恋爱的思潮在年轻人中广泛传播，世纪初亚洲四小龙韩国的年轻男女们也曾有着共同的美好憧憬。

韩国女权也在此时出现，到这时他们的诉求也是精致独立女性的思路，主张个人主义，和过去传统做切割。并且同样的，韩国女权一度也得到了大部分人不论男女的支持。

但是，和日本一模一样的剧情出现了，新世纪以来中国崛起不断挑战韩国支柱产业，内卷情况大量出现，2008年经济危机更是雪上加霜，失业率爆棚情况下，内卷开始大规模出现。

后面剧情你应该能猜到，内卷大逃杀下，韩国男女双方开始互卷，并且和日本一样，韩国女性也在大逃杀中卷输了。但比日本更严重的在于，韩国这边，极端派的女权占了上风，Megalia等组织出现了。

ps:这其实不是偶然的，韩国社会资本财阀等问题更严重，必然导致这个结局，Megalia出现之前，韩国男女双方对立就已经非常严重了。

Megalia是激进女权组织，于2015年兴起，一开始其实也是聚在一起反性骚扰反就业歧视以及发表各种贬低男性的言论等，但随后越来越激进。

推广堕胎男婴的宣传活动，坚持要完全性别灭绝韩国的男性，宣传拿刀上街捅陌生男性，用刀架在睡梦中的父亲脖子上自拍。

堕胎男婴，对着人流男婴儿的ST诅咒：“再见！滚去地狱吧！我又阻止了一个未来压迫女性的罪犯！”

甚至，连民族英雄也因为男性身份而被攻击。

具体涉及大量血腥暴力词汇和图片，发出来我这文就过不了了，建议大家自己搜索。

顺带一提，那个比划手指的动作，就是他们的logo

而和这个LOGO并列出现的，是纳粹的万字旗变种符号。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韩国网民盯着这个符号不放了。

某种意义上，从激进程度来说，韩国女权是全世界最激进的，不论中国日本还是欧美，都无法比拟。你今天看见的所有性别对立言论和相关案例，在韩国那都不是事。

但问题在于，韩国激进女权的方向犯了同样的错误，她们的力量没有去对准资本家，而是对准了同为无产阶级的男性。

有一个现成的资本家不打，要朝着虚构的“父权”虚空出击，对普通男性放AOE。

其结果自然就是，韩国男权开始反击，并且也越打越激进。

资本欺负你，财阀欺负你，搞性别歧视职场骚扰，那你怼财阀怼资本家去啊！你不骂资本家天天骂我们男性打工人算什么啊？我为什么要为资本家的错误买单啊？

而他们的思路也比日本的躺平流更极端，是用魔法打败魔法，政治正确对轰的思路。

什么意思呢？一张照片，男性比女性多了，韩国女权说这是歧视女性，是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一般人的思路是解释具体情况，没有歧视女性对吧。

但韩国男权的思路是“没错，这就是歧视女性，你们网站方应该全部下架谢罪！”

“但是，如果你们换上来的图片，女性比男性多，那就是歧视男性哦

“来，每张照片，我们一个一个数，男女数目但凡不一样，你们网站就倒霉了哦”

简单来说，用政治正确去打政治正确，你要公平，我就给你公平，而且比你想的还要公平一万倍。要有一点不公平，那就是歧视，看谁先受不了。

男女平等？OK我完全同意，所以吃饭买单，你要敢说男的应该多付一点钱，那你就是在搞歧视。

综艺节目不能开女性玩笑，好，没问题，

那么，综艺节目也不能开男性玩笑，对吗？你不会反对男女平等吧？

而当双方都拿着放大镜看综艺，把综艺节目制作者搞到自闭时，女性惊奇的发现，这个模式自己是亏的。为什么？因为政治正确对轰氛围下，综艺节目基本没法做，女性发现自己能看的内容少了。

而男性呢？男性本来就不看综艺

再比如女性指责男性发短信骚扰，说韩国男性真恶心。

好，所有异性不许互发短信。

这就出现了传说中的求爱三次算犯罪条例~

（你没看错，真有这么神奇的条例，而且这个里面，求爱标准非常宽泛~邀约见面都能算）

然后有意思的就来了，一开始女性也认为这个条例收益方是女性，所以双方一起推动实施。但很快越来越多女性反应过来这个条例收益方是男性，因为条例等于直接打死了舔狗的存在空间，女性失去了恋爱中的浪漫和议价空间了。

简单来说就是，韩国也遇到了和我们一样的情况，男性都不愿意拉下脸来追女性了，而这个条例的出现，给了男性借口，一旦被拒绝立马走人。

中国还有“为什么现在的男生追到一半不追了？”“追我很久的男生突然去追别人算不算渣男”的疑问

韩国绝对不会有这个疑问，完全就是买菜模式。

追女生？追什么追，上来就是你中不中，你要不答应我直接下家。

别问，问就是我尊重女性绝对不会犯罪，所以麻烦三次以内你给个数。

于是很多女性开始反对，她们认为三次太少，失去了恋爱浪漫，也无法判断对方真心。

但韩国男权立刻反打，“你反对？你想过被骚扰女性们的感受吗！”

于是神奇的一幕就出现了，韩国男权抢占政治正确高地说不能给男性机会，女性反过来支持要多给男性机会。

这个打法也直接撕裂了韩国女性，因为不管什么层级的男性，都希望追女生过程中省点事，大家都不跪舔大家都省事。

但对于女性来说，顶层女性的困扰是天天被骚扰邀约忙不过来，而普通女性的困扰是男性不够真诚主动，双方在这个议题上存在根本性分歧。

韩国男权发现了原来男性在婚恋上的整体利益这么容易一致，于是立马趁热打铁乘胜追击。

当时韩国女权的话题重心也是在婚姻上，比如指责婚姻是对女性的压迫，还有的诟病离婚冷静期等。对，韩国也有离婚冷静期，不过他们叫“离婚熟虑期”。

然后，有意思的来了，韩国男权的反打思路是“你居然还想改良这个，你果然还是想结婚吧！”

“婚姻就是对女性的压榨，说的好我完全赞成，所以你们怎么老想着改良这个让女性入坑呢？”

简单来说，韩国男权把这个话题变成了，比赛谁更不想结婚的魔怔大赛。

这一次，韩国女权认为自己肯定赢了，因为一直以来大家的认知都是，女性对婚姻需求低，男性更迫切的想结婚，所以才有了男性应该在恋爱中付出，需要让渡利益的说法。

但最终幕布揭开的时候，女性惊讶的发现，她们居然又输了，大量韩国男性居然真的是更不想结婚的那一方。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只要看了刚刚日本的案例和背后的经济逻辑你就能完全理解韩国的情况。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准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和日本一样，在经济下行性别对立的环境中，韩国男性突然发现，自己才是更强者。单身不结婚对自己更有利，此时唯一的结婚理由，是来自父母传统的压力。

而女权，恰好打掉了传统秩序和责任约束。

当这一层幕布被扯下后，局势立马朝着无比魔怔的社会达尔文方向滑落。

韩国女权指责男性不够温柔体贴，韩国男权立马“赶紧分手！千万不要被压迫啊”

韩国女权指责男性在婚姻中获利，韩国男权立马“赶紧离婚！千万不要被压迫啊”

韩国女权指责现在的男性没有男子气概，韩国男权立马“太棒了！还不开香槟庆祝，多好啊反正你也不会和他结婚的对不对！”

“大家都是不想结婚的，你们废话这么多干嘛？莫非你们是想结婚？天啊你们居然想让女性被婚姻压迫！”

“千万不要给男性提意见，千万不要有能过下去的错觉，大家分开过，谁想结婚谁是狗！”

当韩国男权真的扔掉面具，表示大家就应该彻底分开各自过时候，韩国女权发现自己几乎所有的落脚点，话题点，议题空间，全都被打没了。你给婚姻挑了一堆刺，告诉对方改好这些否则绝不结婚，然后对方回了一句“为什么你居然觉得我会想结婚？”

很多人无法理解韩国男女双方为什么那么魔怔那么极端，其实都是没理解状况，他们双方其实是在进行涉及话语权的魔怔大赛。

这种双方都极端到魔怔的情况下，谁更不想结婚，谁就更有底气提要求，谁真的更需要婚姻，谁真的更需要对方合作，谁更快扛不住，谁输。

然后韩国女权就发现，小丑居然又是自己。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韩国女权想打，但她们背后的女性群体已经真的打不下去了。

韩国魔怔化的性别对立打碎了年轻男女的同盟，韩国男性发现自己可以和资本完成单赢。

职场女性多，代表着女性优秀，男性弱，要批评男性。

职场女性少，代表着女性被男性社会压迫，更是要批评男性。

既然都要被批评，那我们不如就选后者吧，因为这样我们的职位多了。

“当对方无论如何都要指责你在性别压迫时，你最好真的在性别压迫”

在这个思路下韩国男权直接效仿日本的决赛圈选手，开启不结婚不恋爱，真.无限内卷模式。韩国女性直接被卷得没法玩了

但问题是，如果仅限于此，韩国这还不能叫性别战争，更严重的还在后面。

2018年时，一名39岁企业老板在韩国餐厅吃饭时被指性骚扰一女性，除了受害者证词之外，事件缺乏其他证据，但是最后这名男性被判入狱6个月。这件事为标志算是彻底激起韩国男性群体反对女权的声浪。

后来民调机构Reakmater调查时，发现韩国居然有76%的20多岁男性反对女权，30多岁男性中有66%。而在整个韩国男青年中，反对女权主义的已有58.6%，其中，极端反对的已高达25.9%。韩国妇女发展研究所的一项调查更显示，超过65%的韩国年轻男性表示，他们将女权主义等同于“仇恨男性”。甚至有56.5%的人表示，如果女朋友是女权主义者，他们会立即与她分手。

他们认为女权主义不再是单纯的主张性别平等，而是演变成一种性别歧视和仇恨。这样的趋势从MeToo运动爆发后愈加明显。

注意，这次可不是韩国极端男权观点了，算男性路人大众观点了。也就是说，你觉得韩国男权很魔怔，但现实是他们越打越强，越打群体越大

再然后，一个跌破所有人眼镜的现象出现了，

20-30岁男性，跑去投了保守派。

2021年4月，首尔市长补选，有72.5%的年轻男性投票给了保守派，这一比例甚至高于60岁以上的男性选民。而在2017年，这个群体有90%是支持自由派的。

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这个意味着什么，简单来说，不管任何国家，20-30岁这个年龄段的男性，年轻，没有家庭压力，没有生活压力，应该是一个社会中最前卫最革新的力量，各种新技术新产品新思潮的接受者和中坚力量。然后，这样一个左翼的核心基石群体，不但不投左翼，还反向去投了保守派，并且比60岁老人还彻底的保守，直接结果就是自由派爆炸，保守派起飞。

为什么呢？因为保守派反女权~

保守派的李俊锡，他的著名言论是“激进的女权主义和恐怖主义一样有毒。”

你觉得说出这个话后，他应该辞职下台？还是应该向女性道歉？NO，都没有。

靠着坚定的反女权，他在缺乏资金支持、组织派系支持或地区支持的情况下，当选了党代，支持率达43.82%，成为韩国民主化以后最年轻的主要政党党魁（36岁）。目前他们已经是最大在野党了。

而总统文在寅这边，他以女性主义者自居，在2017年的选中，他承诺让自己的内阁成员中，女性占比达到一半。但问题在于，他没有达到曾经的承诺，更致命的问题是，他在自己的部下被metoo时，保持了沉默，直接导致他失去了女性选民的支持。

最终结果就是，目前在野党的支持率压倒了文在寅~

（首尔市长选：国民力量党 57.5% VS 共同民主党 39.2%）

所以，我说其他国家的性别对立相比都小了，韩国这才是真的性别战争。

能打到20岁年轻人跑去投保守派，谁看了能不说一句佩服。

理解了这些后，你可能就明白了，韩国女权为什么最终崩盘，成为大家都要避开的词。

作为一个政治思潮，她们从始至终没有想好，自己的诉求是什么，边界在哪里。更没有思考过谁是自己的朋友谁是自己的敌人。

要职场公平，反对职场歧视，那么应该建立无产阶级同盟对准资本家，但她们将炮火瞄准了其他无产阶级男性。

反对性骚扰，那么应该对准罪犯强调秩序，但她们将炮火瞄准了全体韩国男性“韩国男性全都是XX犯”

文既然支持女性，那就应该力挺，而不是女权不绝对那就是绝对不女权。

既不考虑经济基础也不考虑生产力现状，就看谁口号喊的响喊的出位，最终就是越喊越激进，谁激进谁上台，最终变成空中楼阁。

而韩国男权在这个比赛中，执行的更成熟更坚决，

首先是从始至终盯准极端女权群体核心诉求，以魔怔对魔怔，抢占政治正确高地。

韩国女权大量话题看似是反对婚姻，但本质其实是抬价，是如何优化婚姻，韩国男权在形成了谁结婚谁是狗的共识后，彻底压制了女权的发力点。

其次，韩国男权牢牢记住了，经济基础是一切基石的原则，从始至终抓住生产力，并且和资本合作发动终极内卷，直接卷的女性没法玩。

最后，韩国年轻男性集体放下成见，跑去投了保守派。

（有意思的是，前段时间有人说起欧洲年轻男性投绿，也是这个剧情）

任何国家，传统保守力量，资本力量，主体民族男性，基本都是互相制衡的支柱性力量，但经过韩国女权一顿乱打，这三个力量居然坐到了一张桌子上。资本-主体民族男性-保守秩序这种超越想象力的反女权统一战线建立时，韩国女权的崩盘就已经无法避免了。

而基本盘来说，韩国女权犯了日本女权一样的错误，除了能够大声骂男人，从始至终没有为本国女性争取到真正的利益，反倒是韩国男性在脱离传统束缚后收益更多。

韩国女性在长期性别对立拉锯后发现，按照韩国女权这套玩法，对面男性收益大，女性更不讨好啊？

不打拳男性得利，打拳了，男性更得利，那我还打什么啊

至此，韩国女性也开始反对女权，或者说，反对这套理论机制。

事实上，中国也开始有这个苗头了，越来越多女性表示，上一代虽然大男子主义但好歹有责任心赚钱养家，现在一个个躺平吃软饭见面就是AA钱都不给~一来一回居然还亏了

但和日本一样，广泛的仇恨和对立下，再踩刹车已经晚了。

3 大道何方

三十年性别战争，日韩两国以一地鸡毛结局。纵观日韩两国的经验教训，我们能发现很多东西

首先就是，男女双方差异是非常明显的。

女性整体的要求更为多元化，有的希望男的有钱有的希望男的有颜有的希望男的温柔有的真就觉得自己一个人过挺好。

日韩女权这个旗帜下，女性的诉求其实非常非常分散。大家唯一的共识是向男性施压，觉得男性不够好要改进，但具体希望男性在哪块做改进，其实并没有统一，甚至往往是互斥的。

顶层女性希望职场平等经济平等，底层女性可能更希望对方赚钱养家，双方自己甚至能打一架。

某种意义上，女权激进化最终走上仇视男性的路线不是偶然的，因为各个女性群体唯一的公约数，就是对男性的不满。

而男性这边，几乎所有阶层，不论财富不论年龄，对女性的诉求都是年轻漂亮。

所以男性这边共同利益更明确，更容易形成坚固的统一战线。

反映到现实中就是，女性的共情能力更强，往往能先结成组织发力，但第一波打完后诉求分散，往往找不到重点方向开始四处乱打。你去看女权思潮，会发现提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一个我们要干什么的核心纲领。 而男性一旦联合后，整体诉求更明确，可以非常坚决的贯彻整体诉求哪怕无比魔怔。

甚至能出现日本这样，一群男的哪怕躺平也不进场，宁缺毋滥，活生生拖死女性的案例。

极端女权发力早，极端男权力量强。

女权第一波打完，往往会在拉锯战中被男权拖死。

其次，我们要注意到，性别战争的整体下，赢的最多的，其实是善于吸收对方理论的个体。

男性这边，不论日韩，最后的优胜者都是学到了女权理论的那群男性，不结婚不负责，所有资金资源压自己，彻底贯彻精致利己主义，笑到最后。

女性这边呢？最终的优胜者恰好也是真正贯彻了男女平等，坚决反对特殊对待的那群女性。

简单来说，千万不要让时代的魔怔，变成你自己的魔怔，任何时候都必须抓牢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永远永远不要成为除了抱怨这个仇恨那个，什么都不会的人。

最后，我们还要注意到，三十年性别战争看着轰轰烈烈，但最终不论日本还是韩国，西方的女权思潮都没有解决女性权益的问题，反而成为撕裂社会的议题。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认为，西方的女权思潮，能够解决中国的女性问题呢？

日韩女权崩盘的原因，都是只掌握舆论上的政治正确和消费权，却没有掌握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最终在互相对立的持久战中一败涂地。这说明了任何思潮，吹的再天花乱坠，最终还是得接受生产力和物质基础的考验。

这也无比明确的证明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优势，我国基于生产力的妇女解放体系的先进性和正确性。

中国的妇女权益，是生产力发展导致女性经济基础状况改变后，相应的上层建筑适应性改变的结果，而不是空中楼阁口号喊出来的结果。这是是实事求是的胜利，也是遵循马克思理论哲学价值观的胜利。张桂梅校长，申纪兰同志，都已经为大家做了最好的示范。

所以我们的学者，不妨是时候抛弃对于西方女权理论的迷信，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回到社会主义以生产力为核心的妇女解放理论体系中来，走自己的路。

汉服论

本人在大学期间参与过四年汉服复兴运动并组织过汉服社团，毕业后转向马克思，以前专门研究过汉服复兴的起源和发展，针对这个问题我有些经验，去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吧还正常的时候，我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1918同志也回复过我，可惜内容随着论坛一起消失了。看到本吧一些同志的认识还是有些不足，我这大概谈谈我的想法吧。

“传统文化的复兴”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一起兴起的一股反动思潮，当然也有民族主义成分。它随着我国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而水涨船高，大概在2000年初，国内的部分人和澳大利亚华人最先把“汉服”的大旗扛了起来，一般以2003年王乐天穿着汉服上街作为“汉服运动”开始的标志。之后建立了宣扬民族主义的论坛“汉网”，以及随处可见宣扬民族主义思想的言论、文章的百度汉服吧。也就是说打一开始，汉服就是民族主义者通过“复古”构建出来的民族象征”，它常常被汉服复兴者们通过“游街”的形式展出，是一种表现力极强的政治符号（从汉服运动的三大口号也可以看出①）。不认识到这一点，那种认为只是“兴趣爱好”，只是“个人自由”的观点，无疑是一种小布尔乔亚式的过于幼稚的认识。

①指“着我汉家衣裳，兴我礼仪之邦”；“华夏复兴，衣冠先行”；“始于衣冠，达于博远”三大反动口号。

认为汉服本身没有阶级意味可以说完全不懂历史，汉服在古代包括现在汉服运动中经常说的一个词是什么？是“汉官威仪”。

在古代，各个阶层的服饰是严格被规定限制的。广大劳动人民除了最简朴的劳动装束和制服之外，并没有权利去穿着华丽的衣冠，否则就是“僭越”，这也是为什么“缙绅”在我国是地主贵族的同义词；为什么东晋统治阶级南下江东会被称为“衣冠南渡”；为什么中国的历代皇帝在册封“藩属”的时候也必然要“赐服”象征着对方成为自己统治体系的成员。可以说，在古代，服饰和阶级、社会地位从来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的，决然是没有自由的。

汉服复兴也和无产阶级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对于无产阶级来说，现代的衣服足够美观和实用，材料和设计上也更先进，完全不需要复古的落后设计，不需要蕴含于其中的“传统审美”，更不需要“衣冠礼制”。有人说汉服很美，美在哪呢？ 交领右衽吗？ 那种由于工艺和材料的落后所决定的设计在明朝就被如今流行的对襟立领、圆领服饰大量取代了，是古人自己的“高雅”审美淘汰了它，实际上，为了维护“衣冠礼制”，为了维护“道统”，明太祖朱元璋还试图逆历史而动“复古”，他规定除了军队中的骑兵，其余人不得穿着这种“胡服”而只能穿着传统的交领和圆领掩衽衣，然而随着统治秩序的松动，在明朝穿着这种“胡服”的人还是越来越多，包括统治阶级自己。明朝覆灭后，清朝统治者禁绝了明朝的官服公服体系，但对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劳动服饰其实并未加以限制，交领掩衽衣一直被允许存留，却在没有明朝官方限制的情况下，被越来越多的百姓所抛弃，到了19世纪，实际上全世界所有较文明的民族的服饰是相当趋同的，都普遍采用了实用美观的对襟设计，这是历史的大势所趋，而掩衽作为一种保暖的实用设计，实际上直到今天在大衣上也没有消失，又哪轮得到“汉服”去复兴呢？

说到清朝的衣冠改制，不得不说说“剃发”和“易服”。“剃发”和“易服”应该分开看，后者其实比较自然而和平地就完成了，因为后者针对的是明朝舆服志记载的官服和公服体系（换句话说就是公卿官僚士绅的衣服），而这一部分，有一些为了显示继承华夏正统而从先秦延留下来的“衣裳”、“深衣”等实际上日常早就没人穿的古代款式，有一些则是日常制服性质，大部分款式为圆领掩衽，少部分为交领掩衽，清朝只是让士绅对原先的衣服稍加改造就接着穿（其实就是改改袖子和衣衽），农民、手工业者穿的劳动服饰则就压根没人管，而军队的武服甚至可以说全盘继承明朝，一直被认为是清装的马褂、翻领、凉帽其实在明初就有了，在明末算是地道的汉族服饰，到了清代中叶以后，由于清朝不再限制百姓穿着对襟衣，因而它就基本完全取代了原有的交领掩衽衣，应当说，这个政策在历代看来都非常正常，明太祖朱元璋取代元朝之后为了宣誓道统，也下令更易元朝遗留的服饰体系（包括我前面说的对襟衣禁令），“恢复衣冠”，这个行为本身是有树立王朝合法性的意味在的，但这是对统治阶级来说的，对于一般的劳动群众来说，只要衣服实用方便劳动，是不是“民族的”又有什么关系？

再说剃发，这个过程相当残暴血腥，是清王朝为了树立统治权威而进行的，引起了大规模的反抗，而清王朝对此的回应是屠刀，很自然的，这说明了清王朝的不义，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现代人反对的是清王朝对中国人民的残害屠杀，反对它将一种迥异的风俗（金钱鼠尾非常丑陋，还不如光头）强加给中国人民，而不是说被金钱鼠尾取代的旧的蓄发习惯本身拥有什么正确性。实际上在上古，例如商朝时期，有各种各样的发型，当时流行的不是椎髻而是麻花辫，到了周朝，才将椎髻和衣冠与“华夏”（实际上就是分封的贵族和国人）联系在一起，本质上说，在中国实现经历了一个“蓄发”的过程，才经历“剃发”的。在以往被神圣化的强制性的蓄发和强制性的剃发同样是错误的，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两者都是应当打碎，在清朝被推翻之后，中国人民干脆的选择剃光头或其他简洁的发式，干净又卫生，而绝对不会选择做蓄发那样除了空耗洗发水之外别无二用的行为。

所以我们应当说，我们反对剃发，因为他用一种强迫的形式替代了另一种强迫的形式，这个过程是充斥着血腥，而绝不是我们认为一种“本民族”的强制发式比另一种“异民族”的强制发式更好，前者就算不被异族所改变，在剥削阶级的国家被推翻，劳动者的国家建立之后，也必然要被废弃。

再说宽袍大袖。实际上但凡是正常人都知道，这是极为不方便的设计，穿着起来拖沓，完全没法适用于劳动场合，然而，这就是其设计的目的，这种“汉服”正是剥削阶级不劳而获和压迫地位的象征，穿着宽袍大袖拿不了东西？ 那是佣人的活！ 剥削阶级以不劳动为荣，以奴役人为荣，同时在古代，布帛是奢侈品，曾长期作为货币流通，耗费正常衣服数倍之多的布料（一件袍子有时得用十米布）来制作的“汉服”，就是统治阶级向劳动者炫耀从后者身上剥夺占有的血汗的最赤裸裸的方式，是高高在上的宣扬“尊卑有别”的最直接手段，这和如今的西装（实际上中世纪的西装也流行宽袍大袖，这并不是什么民族专利，而是统治阶级的共识）是一样的，对襟翻领的西装在现代既是“正装”也是资产阶级的衣服，中世纪欧洲老百姓穿套头衫，到如今其演化而来的T恤也不被当作是“西装”，这是阶级意识的典型体现。所以说，汉服不符合群众审美，只是小布尔乔亚的狂欢罢了，追捧汉服的“美”也不过是处于小资产阶级对“大资产阶级”羡羡，仿佛穿上了汉服，自己也是“士人”了，这种给自己制造“阶级上升”的幻想来麻醉自己的行为，难道是觉悟的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吗？ 不认识到汉服复兴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意识和汉服本身作为政治符号的意义，不去批判它，进而批判塑造它的资本主义社会与封建主义残余，而仅仅把它当成“兴趣”，要“不加干涉”，那就是小资思维没有拔除干净，要给自己“洗洗脑子”才对。

总结一下，汉服在古代就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象征，是维护阶级压迫、奴役的工具，在现代的复兴也源于资本主义复辟后再生的资产阶级试图通过这一“复古”的行为，用民族主义和封建主义重新给无产阶级套上奴役思想的枷锁（看看官方支持的“华服日”吧），追求无产阶级思想不需要汉服，社会主义社会同样不需要汉服。

汉服：并不传统的“民族”服饰

这是第二个关于汉服的主题，其实也是我几年前还在汉服圈时和圈内人士交流的结果，当时我们一致得出的结论是，汉服并非是一种传统，相反，它在当代的历史记忆中是一种新潮的产物，是一种时尚的“奇装异服”，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说传统，不能超脱人们的历史记忆，也就是存在于尚且活着的最老的人们从他们祖辈那里传承来的记忆，也就是至多五代人的记忆，传统，是有时效性的。

这种时效性和延续性是紧密相连的，因为时间不会停止，传统永远会不断向后刷新，我们不能跳过尚存的记忆去指认无人所知的历史为现存的传统，这种行为只是根据失去普遍社会认知后，被片面的根据部分记载所重构出来的历史想象，而非真实的历史，也非传统。

举几个例子，历史上太平天国对二百年前的明朝服饰的复原完全失败；朱熹单纯根据文字考据发明的“深衣”跟一千多年前先秦的深衣的天壤之别，这些复兴者们和如今五花八门的“汉服人士”一样，他们集中的排斥最近的一百年间，有据可循尚存于社会记忆中的历史和传统。

而要去“复兴”，正是因为其试图恢复的是已经是早已消亡的，不存在于社会普遍认知中的事物，这种复兴，正是想象的复古与再发明的过程，而非顺应社会延续及发展的结果，那么这就不能指望社会无意识地自然完成，而需要极强的社会意识引导能力的意识形态来加以左右。目前，由于汉民族主义尚且不是官方的意识形态，没有强制的行政力量的保障，汉服复兴运动在如今极其依赖资本的运作和宣传，极其依赖消费主义对小布尔乔亚信众们的收割，可以这么说，如果汉服圈人人开始亲手制作汉服而不是去购买成品衣，汉服运动将会飞快的破产（注意，我这里说的传统是个中性词，我并不认为传统就有什么优越性）。

那么，就如今而言传统是什么呢？ 传统就是近代或者说清末到前二十八年这段时间流传下来的，仍为社会上诸多年长者所普遍记忆的事物，因为它们仍然存在且与当今较为新鲜的事物相对立。

那么，我们想知道民族传统服饰是什么，自然只能去考察这个时间段的人们的观念，比如我们去问问一个1950年的汉族农民眼中的传统服饰，而不是跳跃几百年，跑去问明朝人或者更早的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真正知道什么是“传统”，而为什么“汉服”绝非传统。

另外，很多民族主义的拥趸叫嚣着:新中国的少数民族都有了民族传统服饰，而汉族却没有民族传统服饰——所以要复兴汉服。

这是真的吗？ 恐怕不是。

当代的汉民族主义者们，总以为少数民族是近代被“发明”出来的，少数民族传统服饰也是如此，却从未曾想到，今天的“汉族”连同其民族传统服饰的概念也同样是近代被构建出来的，而不是什么“自古以来，天经地义”的东西，民族传统服饰这六个字，有些汉服复兴者的人时常把传统两字隐去，只谈民族，多少就是对其隐含的时效性，不符合自己“自古以来”的凝滞静态的民族历史观而感到不满。

然而，从来没有不变的传统服饰，就如同所谓的“汉服”在历史上被国人按照朝代划分为晋服、唐服、宋服、明服，也从没有一成不变的民族服饰，即便是同一个朝代，明初被认为是胡服的对襟衣，在明末已经是再普通不过的汉族服饰（然而遗留到清朝的部分就被汉服复兴者们开出汉籍）。

被一个民族接受的久了，即便以往是外来的服饰，如今也会认为是本民族的；同样地，无人穿也无人记得的服饰，即便往日再怎么普遍，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不再是传统。民族传统服饰，自然也无法定格在某一时刻，不能是“永恒不变”的。因此，矛盾万分的汉服复兴者们，才把“汉服”搞成了上至先秦下至明末的历代服饰大杂烩，始终连一种代表性的装束都无法推选出来。

于是，较为倾向于“传统”方向（尽管也是跨越了两百多年历史记忆，开除了清末至新中国的汉籍）的明服也要跟倾向于“民族”的历代大杂烩的“汉服”（被其称作仙服）划清界限，这在圈内称为“仙汉分家”，这场民族主义复古主义内部的争执起源已久，我12年刚入圈就了解一些，现在看来，这还是这些人一开始就连自己理论的根本矛盾都没弄清楚的原因罢了。

再说说前二十八年对于“民族传统服饰”的做法，是不是人为地保留了少数民族的民族传统服饰而消灭了汉族的民族传统服饰呢？

前二十八年对待所有民族服传统饰和对待所有民族和宗教的态度都是一样的——暂时存在，必将消亡。其存在周期可以从各方面以进步去加以缩短，但不能试图用行政力量在短期内强制消灭。同时这个“民族”也是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民族，“民族传统服饰”自然也是不包含统治阶级的那部分内容的，1950年以后的汉族和少数民族，正是这样自然而然地保留了本民族劳动者从先代那里接手的服饰，而根本谈不上需要“搞”，需要构建，需要发明，汉族在这个时期的民族传统服饰正是劳动者的对襟褂子，大襟袄子。它们一直存在着，从未被有意识地消灭。

既然汉族的民族传统服饰是真实存在的，为什么又轮到“汉服复兴者们”重新来发明一番“民族传统服饰”呢？ 这是因为汉族地区在我国前二十八年间发展迅速，尤其是城市，新款式新材料的工作服劳动装取代了旧款式（在少数民族地区也一样，纪录片《战斗团结的新疆》里新疆少数民族工人也是穿新款工作服而不穿传统服饰）。而后随着改革开放，各种西方的新潮时尚又进一步洗刷了新一代的服装记忆，以至于到了90后的一代，多数汉族人的社会意识中已经没有对解放前的民族传统服饰的记忆了，这一代及其以后的人们的意识中，传统服饰，已经被刷新到了前二十八年的“蓝灰色的海洋”。而相比之下，改革开放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全面滞后（官僚资本家们优先压榨底子厚的汉族地区），也让这些地方的民众的服装更替和服饰记忆刷新也相对停滞。

于是，在这样一种大时代背景下，在新生代的汉族人遗忘了祖辈真正的“民族传统服饰”之后，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大潮的推动之下，汉服，这一内在为“想象的民族与历史”的荒谬造物被发明出来，通过消费主义的构建，成了向来和无产阶级的民族与传统无甚关联的城市小布尔乔亚们所喜爱的玩物，成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旗号，成了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事物。

综上所述，“汉服”既不民族，也不传统，它是当代中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产物，是被强制发明出来的。

蛋壳，一个实际并不掌握任何房产的虚拟平台，是阿里系垄断金融资本圈钱的白手套。 数据显示，在创立的 5 年里，蛋壳公寓共完成 7 轮融资，募集资金规模接近 60 亿元，背后的投资者更是包括蚂蚁金服、老虎环球等，他们共同为蛋壳大肆吸纳房源注入资金；源源不断地输送进社会的大学生，又成了租房的主力，蛋壳公寓的首要收割目标。他们欺骗年轻人，许诺给他们温馨的小屋：在蛋壳与租客签订的合同里，有这样一则规定：“共同租住人中有年龄低于 6 周岁，或高于 55 周岁的，乙方（租客）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打造优雅环境，诱惑租客，从硬件来看，蛋壳从源头即杜绝了邻家孩童吵闹和一些古旧的生活习惯的侵犯。不得不承认，蛋壳擅于抓住大城市里年轻人的心理诉求。95 后的租客需要安静，更需要体面，一间不足 10 平米的卧室中，蛋壳小屋应有尽有：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座椅，一个白净带半身镜衣柜的标配，洁白的、粉刷过的墙，让房间看起来足够明亮，宜家风的家居风格……这些蛋壳公寓所谓“体面”的租房，这就给予了每位漂泊者足够的体面。2019 年上半年，蛋壳公寓 CEO 高婧接受媒体采访提到了“初心”：“让年轻人有尊严地生活在城市。”自如 CEO 熊林也动情地表示：“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不是。”他们的话一句比一句好听，仿佛不是在向租客灌输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而是在向他们注射海洛因。

只是这些都是避重就轻的，租客是向蛋壳交租还是向银行还贷，被他们以各种哄骗的方式隐瞒了。直到这几周房客纷纷被断水断电断供暖，甚至被房东撵走露宿街头，不禁自问：“我到底是所谓优雅时尚的白领中产，还是一个真正意义、被自我粉饰的穷人？”一两年期的房租，对于多数租客而言绝非小数目。他们在缴纳“房租”时，已被掏空了积蓄。然而他们还是太天真了，他们所缴纳的并非房租，而是蛋壳公寓为这些租客精心准备的银行贷款，连本带息仍然需要偿还多年。此时，房东没收到租金，租客背上了债务，一场庞氏骗局才浮出水面。毫无疑问，其间，真正被喂饱的只有垄断金融资本那“吸血蚂蝗”。

按道理说，蛋壳给房东的租金看起来始终少于从房客那里收来的，仿佛是稳赔不赚的买卖，可事实真是如此吗？答案在于时间差。房东的租金，蛋壳按月支付；房客的租金，却要求按年支付且一次付清至少一年。如此下来，在结清房东的租金之前，从房客那里收来的“闲钱”便形成了资金池，以便他们继续吸纳更多房源，吸纳更多房东和房客参与其中，他们也由此获得更多“闲钱”去吸收更多房源，以此循环。只是，这循环本就是不可持续的，房东的租金始终是需要结清的，而蛋壳越是吸收更多房源，他们所需结清的租金就越多。于是蛋壳及其背后的各路资本家选择市场上的可利用房源已经利用得差不多时，撇清与房东、租客的关系，洗白资金。他们所使用的常见手段是注册相关咨询公司、装修公司，并将手中的“闲钱”以“装修费”“咨询费”的名义洗成合法资产。

洗钱需要需要拖延时间。于是，他们在洗钱阶段仍然大肆忽悠房东和房客，等到洗钱基本结束时，他们就以各种借口欺骗或威胁房东解约，如果房东不愿意，他们就削减给房东的租金，许多房东就这样和蛋壳解了约，但房客对此所知不多，甚至还在蛋壳的怂恿下被房东扫地出门，而蛋壳高层也趁乱跑路。此时骗局的真面目才彻底显现：房东解了约，还得背负一定的违约金；租客要支付高额的贷款利息，还要受到房东的驱赶；公司员工被房东和租客谩骂侮辱却也拿不到工资，若是强行讨薪还会受到“公平公正”的法律制裁。群众之间为了自己的利益陷入内斗，不可开交；各色民间和官僚垄断资本家看着帐面上不断增长的数字和混乱的群众，不亦乐乎。又是老戏码：煽动群众斗群众。

此时，刚刚踏入走出校门的大学生（租客的主体），莫名其妙的背负了长租贷款，成了蛋壳事件中利益受损最严重的一方：人要天天“996”“修福报”,还得偿还长期债务，甚至还被房东赶出公寓，露宿街头；蛋壳公寓的普通员工也面临讨薪无门，承受来自房东和房客的压力。而哪怕是很多身为小资产阶级的房东，尽管损失也相较于租客和蛋壳员工少，但也受到了实打实的损失。恩格斯同志在《论住宅问题》中曾指出：

“一切历史时代的被剥削者，几乎都无例外地遭受到住宅缺乏的威胁。在资本主义时代，工人阶级本来已经处在很恶劣的居住条件，又因人口大量涌进城市而更加恶化。不仅房租大幅度地提高，甚至难于找到住所。这不仅伤害了无产阶级，也打击了小资产阶级。”

如今所发生的一切和恩格斯同志笔下的如出一辙。

显然此时，依然只有资本家获利了，只有蛋壳背后的各色垄断资本获利了，至于其手段会带来什么后果，他们是不必了解也不想了解的。只有当阶级斗争的铁拳砸到他们身上时，他们才会去了解，才会想起掘墓人的恐怖。

9月26日（整理者注：指2016年9月26日），星期一，专制制度的广东番禺法庭宣判了——它原计划用三天审理一个案子，但实际执行起来只花了不到5个小时。专制制度的敌人屈服得如此之快、屈服得如此彻底、屈服得如此没有脾气、没有斗争性，就连专制制度自己都要感到沮丧和讶异吧：它原想从敌人的挣扎中享受酣畅淋漓的征服感，结果却意外落得滑稽、空虚、无趣。

总之，工友们，曾经帮助过你们的广东兄弟维权的“工运斗士”，帮助过你们的广东兄弟从资本家手里夺回1.2亿元赔偿款的“工运帮手”，从去年12月3日被逮捕，到羁押近三百天后的9月26日被判刑：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到一年六月不等。

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帮工人维权呢？

实际上他们本身并没有多大政治抱负，也没有多高政治理想，他们仅仅觉得我国官商勾结的资产阶级吃相，在国际资产阶级社会里，也处于顶级难看的水平——因此要首先改良到中级难看的水平。

跟革命家比起来，他们仅仅只是最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者，是最温和的“社会和谐”、“阶级和谐”的鼓吹者。资本家有钱赚、官僚有官当、工人有工资拿，公民社会下各司其职、各得其所，这就是他们了不起的“理想”了！

他们仅仅觉得，从农村跑到城市、从内陆跑到沿海的中国几千万、几亿的农民工和打工者，不能任人鱼肉、任人宰割，而应该获得最基本的法律保障、懂得最基本的劳动权益、拥有最基本的民主人权——别的不说了吧，至少我国《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障法》乃至《宪法》所规定的一切劳工合法权益与民主权利，应该保障到吧？

你至少不拖欠工资吧？

你至少不乱收押金、保证金吧？

你至少不能罚款、乱扣工人工资吧？

你至少不能超时加班，加班还不给加班费吧？

你至少不能放任违规生产、放任有害生产、放任不安全生产，拿工人的生命、健康、身体、肢体、家庭、一辈子乃至祖孙三代的命运开玩笑、做赌注吧？

你至少不能工厂说倒就倒、说搬就搬、说裁员就裁员，遣散工人也要按工龄和劳动法补偿工人应得的遣散费吧？

你至少承认遍布社会各个角落的劳资纠纷、劳资矛盾，根本不是你国家官僚阶级所能管得过来的，因此，工人的直接利害关系永远只能靠工人自己去维护、去争取，因此，工人也就必须要有自由结社、自由罢工、自由地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言论和鼓动的权利吧？

……

老实说，这些人的理想只是要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罢了。他们认为，只要消除了剥削和压迫的最野蛮、最可耻的形式，那么，“文明而又和谐”的剥削也是可以接受的、应该接受的——并且这样做，也会让工人更服气，让工人更安心，从而让社会更稳定，让阶级更和谐，最终让资产阶级剥削制度万古永存、长治久安。

可见，这些人根本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更不会上升到反对现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他们希望的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而只要无产阶级合理合法的“和谐”阶级斗争，不以推翻资产阶级为目的的“改良”阶级斗争。因此，根本不是什么阶级斗争，而仅仅是一个又一个劳资谈判和劳资改良而已。

他们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从工人利益出发的资产阶级维稳先锋队、改良先锋队。如果在“民主国家”，他们是会受待见的，因为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需要工人阶级的“民主政治”，也需要利用工人阶级的“民主政治”。那样，他们就会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支部，资产阶级将要通过他们，确立自己对无产阶级的领导。

然而，很可惜，我们不是“民主”国家，而是“专制”国家，是资产阶级中一小撮大官僚、大资本家垄断政治权力的官僚专制国家。对于这一小撮官僚-资本集团而言，广泛民主、工人民主，甚至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也是对它不利、为它所不容的。

结果就是，他们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维稳先锋队，但他们的维稳路线却为专制制度所不容——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维稳路线，也有官僚主义、专制主义的维稳路线。这两条路线都是资产阶级的维稳路线，但却代表资产阶级中的不同阶层和不同利益团体。

自由民主的维稳路线在官僚专制的维稳路线看来，不是维稳，而是捣乱、颠覆。因为，尽管专制制度不是绝对否定改良，相反，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是它本身赖以生存的基础；但是，这决不是说，专制制度就会欣然允许一切改良，相反，它永远要在专制的范围内，在有利于专制的限度内，才会实际采取一点点。

就像此前发洪灾的时候，专制制度不是绝对否定道歉、绝对拒绝认错；但是，它一定要把你们的批评言论封杀殆尽，牢牢确立了自己的主导权后，再公开道歉、公开认错。改良是可以的，认错是可以的，但别想威胁和篡权。所有人都要闭嘴，因为圣上自有明断，不需要你们“瞎折腾”！

我们的“工运斗士”正是“擅自折腾”而非“奉旨折腾”了一下，结果就被专制制度盯上了。

但是，他们为什么被抓，又以什么名义定罪的呢？

他们是因为与“境外势力”相“勾结”而被抓的。国内不会有什么资本家掏钱，让他们去给工人做普法宣传，去给工人传授法律知识和维权知识，去帮工人举报、投诉、打官司，直至以协助集体行动的方式来帮助工友维权……

他们进行以上活动的经费，都是从境外拿来的；他们的一些工作方法和工作理念，也是从境外学来的；他们的工作方向和工作重点，也要迎合资金方或项目方，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背后金主的指示。

不过其一，他们怎么样，跟工人们要不要维权、要不要集体维权，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即便没有任何境外背景，工人们照样会采取集体行动，照样会爆发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是因为有了境外势力的挑拨，才有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相反，正是因为有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然后才有了境外势力的接触。

其次，真正同“境外势力”相“勾结”的，不是工人，也不是这帮维权者，而首先是、主要是大资本家和大官僚。专制制度不是绝对否定同境外势力相勾结，相反，它自己同境外势力勾结得要死。它所希望的，是所有境外势力都去跟它勾结，跟它讨好，充当它的统治的坚强支柱；而不要去跟别人勾结，跟专制制度以外的其他国内势力相勾结。

在专制制度看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整个社会各阶级中，跟它“相异”的阶级实在是太多了、太广泛了，好比干柴遍地，火星四溅。在专制制度看来，最重要的就是让干柴远离烈火。“境外势力”是专制制度眼中的一团火，它之所以如此警惕这团火，是因为它无比恐惧自己周围的这堆柴。专制制度拿柴是没办法的，所以它就只能在火星上张牙舞爪、逞凶斗狠，一面又不得不对外寻求勾结与援助。我国专制制度正是不满意他们与“境外势力”相勾结，却不与自己相勾结。一切不与自己相勾结的东西都不是好东西，而这同时也会令它害怕、不安。

我国专制制度就是因为与“境外势力”相勾结而抓人的，但是，它安的罪名是什么呢？

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

什么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呢？工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联合起来进行罢工、游行、示威等，算不算是“聚众”而又“乱序”呢？

工友们，我们先看看“聚众”吧！“聚众”是铁定的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但凡资本家组织生产，那就不得不“聚众”生产。何止工人们要“聚众”生产，官员们还要“聚众”办公，老师们还要“聚众”上课，商人们还要“聚众”卖东西呢！为了讨论如何把全地区、全行业的工人工资福利降下来，资本家们还要“聚众”开商会、开协会，开这个会、那个会等等。

可见，为了“XX”而“聚众”，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常态，谁否定“聚众”，那它干脆否定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好了。

但是，为“生产”而“聚众”不犯罪，为“办公”而“聚众”不犯罪，为“上课”而“聚众”不犯罪，为“买卖”而“聚众”不犯罪，为“剥削”而“聚众”不犯罪……一到为了“乱序”而“聚众”，就忽然成了一项罪名了。

什么人想要为“乱序”而“聚众”呢？

个别分子想要“私人乱序”，这比较好理解，这是他们私人的仇恨。地痞恶霸、流氓歹徒、境外敌对势力想要“聚众乱序”，这也比较好理解，这是他们想抱团行凶。

但是，一般市民、普通群众、广大工人，却要“聚众”“乱序”，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又是做什么呢？

工人们“聚众”“乱序”，因为他们已经被“集体”“侵害”。资本家可以给几百人、几千人不发工资，可以给几百人、几千人安排有毒有害的危险工作条件，可以把几百人、几千人解雇而不给丝毫赔偿，可以给几百人、几千人罚款、克扣工资，可以诱导和逼迫几百人、几千人超时加班而又不付、少付加班费……

资本家对几百、几千工人造成的损害不算犯罪，官僚对资本家的这种侵害行为的纵容、忽视和拖沓不算犯罪，工人联合起来，以“聚众”的力量“中止”这一“秩序”，中止这一被压迫、被剥削的“资产阶级官僚主义专制秩序”，就忽然间犯了“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想想吧，工人们，这一罪名岂不是妙不可言吗？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里的工人们都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聚众乱序”，他们聚众，正是为了要暂停和中止资产阶级的经济秩序，正是要乱资产阶级的“序”！而他们之所以要乱资产阶级的序，正是因为资产阶级首先乱了他们的序，首先把工人们的生产、生活、家庭、个人、集体、和社会阶级秩序搞得一团糟。

资本家为了显示对工人的权威，可以对工人说“我不干”！而工人为了显示自己对资本家的权威，也要能对资本家说“我不干”！资本家不干，他就想把工人赶走，或者自己撤资；工人不干，那他就要能反其道而行之，能用自己的力量打断资本家的为所欲为。

我们看到，西方工人阶级的这种“聚众乱序”，不但不是犯罪，反而还是他们打断资本家、向资本家说“不”的权利。而到了我们国家呢，到了东方资产阶级的专制国家呢？好呀，我们就成了“犯罪”了！

可是，我国统治阶级却不能把一切“聚众乱序”的我国工人阶级、甚至不能把他们之中的大多数给抓起来，——它们这样做，那可真是要“消灭阶级”了，有本事，它们就“消灭阶级”吧！我们知道，它们不会的，因为它们还要靠我们生产、靠我们劳动，靠我们的剩余价值来养活它们、发财致富！把我们“消灭”了，它们还怎么潇洒快活呢？

所以，我国统治阶级明知道我国工人阶级在内心深处都隐藏着一颗反叛的灵魂，但它到底不能拿这个阶级怎样，硬要这个阶级不产生这种灵魂，所以，它只能想方设法去迫害她的最先进、最积极、最坚定、最卓越的分子。它把全部仇恨和敌意撒在工人阶级的一小撮先进分子上，丑化他们，妖魔化他们，说他们都是十恶不赦和阴险卑鄙的野心家、阴谋家、里通外国的颠覆者和煽动者。然后要“公开”惩治他们、以儆效尤！

它们装出一副好像工人阶级本来都很纯洁、很善良、很乖、很忠厚的样子，装出自己对这样老实、本份的工人阶级其实很友好、很欣赏的样子。好像工人阶级“本来”是一个好人，而它自己也“本来”是一个好人，好人与好人相遇，就像朋友与佳人那样和谐相处、惺惺相惜，构成一副资本家关爱工人，工人也关爱资本家的美丽画面……

可惜，就是因为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了野心家和采花贼，用海关边界阻隔不住、用指纹识别鉴定不绝、用监听监控查探不尽、用警官狱吏搜捕不完，一定要、总是要、必然要玷污我国工人阶级的纯洁与操守，把工人阶级给“带坏了”……

只是因为这样，它才不得不“忍痛割爱”、“以牙还牙”，换上一副好像是装出来的狰狞面孔，迫不得已地“教训”工人阶级这位“老朋友”：对你狠，是为你好！如果你乖乖的保持纯洁与无知，你就不会背叛我的期待，而我本来也不会对你怎样的（是啊，你本来就剥削压迫了我们几十年！你还要继续剥削压迫下去！而你却说你“本来”就不会怎样）！

说起惩治与审判的“公开”性，我国官媒是这样报道的：

26日的庭审从9点开始，共历时5小时。广州市番禺区检察院……，被告人曾飞洋、汤欢兴、朱小梅及其辩护人……。被告人家属、市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代表、职工代表以及部分境内外媒体记者到庭旁听庭审。

我们是不是觉得“旁听”阵容很广泛呢？是不是觉得审判非常得人心呢？

实际情况是，在庭外，“不明真相的群众”十年来不曾看到这样大规模的围封堵截；而本来应该出现在庭内的“相关人士”，则根本不允许他们出庭和围观：

一位在法院附近工作的小店人员说，从一周前开始，公安基地大门新装了几个摄像头，比之前的都高清；洒水车也在开庭前一天就开到门前的马路上，喷洒冲洗马路，他说这条马路十年来都没有这样清洗过。他亦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便衣在周边，面容不善，而且一窝蜂的来回走动在法院门口，进入法院的大门亦已一早进行交通管制，外来车辆和公众无法进入，特殊人员进出必须由警车接洽。“这要换是在平常，天天随便进。我也是第一次见”。

开庭前夕，陆续不断有劳工NGO人员收到警告，要求开庭期间离开广州或被安全部门人员强行陪同，不得为此事件发声。有律师在开庭一周前寄出了公开庭审的旁听申请，收到法院回复开庭的审判庭只能坐7人，要安排家属旁听，无法安排其旁听，并在事后收到了相关警告……

更甚的是，部分曾经受过曾飞洋帮助的工友开庭之际也被限制自由在当地看守所或于工厂里被严加看待，不允许前往法院围观开庭。尽管如此，还是有极少数工人突破压力去到现场，在重重看守之下，他们仍在为劳工NGO的公义“辩护”。

对比一下吧，工友们。中国无产阶级做事一向光明磊落，顶天立地，什么时候耍过阴谋、搞过隐瞒、干过欺骗、还恬不知耻地自我吹嘘？中国无产阶级什么时候不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是什么，就是什么，哪里来过半点虚假？你们提要求，从来都诉诸公开、公众，搞“聚众公议”，而非“背后密谋”，什么时候怕过群众、怕过人民、怕过舆论、怕过议论呢？你们揭露自己国家和社会的不公，恨不得一下子就让全国人民都知情、都参与，你们什么时候觉得，你们所干的、所说的，有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经不起群众检验的地方呢？你们什么时候觉得，你们不敢当众说话，不敢公开发言，不敢当面对质，不敢挺胸抬头、直起腰杆呢？相反，这个社会上就属你们最怕隐瞒、最怕欺骗、最怕掩盖、最怕歪曲！

工友们，你们瞧瞧，你们所不干的，你们所不屑于干的，统治阶级它干全了！它还有什么脸面敢说你们犯罪？它还有什么脸面敢说你们坏蛋？

9月26日，三个为工人维权的改良主义斗士被定罪了、被征服了，而中国大多数工人也不能有什么反应，这是中国工人阶级所遭受的羞辱。我国资产阶级专制制度趁着工人阶级还没有起来的时候，偷偷拿下一城，这是它们的狡猾，也是它们的侥幸。总有一天，工人阶级不会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她终将举起手臂，扫除一切灰尘，让欠下的，连本带利地再还给我们！

世界终将是我们的，我们还要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