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者按：本文来自正面链接。对于一地鸡毛的网红经济下网红本人的最终境遇，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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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我在西安第一次见到庞麦郎，随后跟着他回到宁强的家，共同生活了一周。在我们这一行，这并不稀奇——为求充分理解，作者会走进采访对象的生活直至“交心”，选题完成后却未必有交集。然而，我和庞麦郎尚未“交心”，相处就在第七天意外中断了——我摔了腿，不得不休养数月。12月底，我去上海看他的演出，约定来年再把采访做完。
半年后，我失业了。2020年夏天，当我第二次到他家，采访从工作变成了“一件我想完成的事”。这一次，我在他家住了四天，感到我们的距离又近了些。此后，我寄去一张迈克尔·杰克逊的CD，他回复：“谢谢”。
2021年3月，庞麦郎住进精神病院后，我到他家探望，又陪他的父母去医院。从此父亲庞德怀常常打电话给我，讲述儿子的病情，又问我什么时候再来玩。他似乎已忘了我是个作者，而我也开始忍不住常常打给他，关心治疗的进展。
两个月后，庞麦郎出院了，我第四次住进这个家庭。庞德怀总拿治疗的事问我的意见。连着两天，当我们四个人一起种地，我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受，好像我是这个家庭的一部分。
“治好了”
2021年5月22日，歌手庞麦郎出院第10天，距离我们上一次见面（也是在5月）一整年后，他站在我面前，向我打招呼。他穿一件宽大的棒球服，瘦了很多，头发剪短了，看着像初入社会的男孩。他笑眯眯的，看着很，“正常”，我把这个词记进了当天的日记。他看上去真的被治好了。
我们往他的房子走，他自然地从我手中接过一大袋零食，塞回一听核桃露。他告诉我，他现在只有108斤，还有，头发是医院强制剪的，他正要留回去。我注意到他走路速度比以前慢，表情和语气也“慢”了，但笑容挺多，能够主动说话：他说在医院吃的不好，菜没有油，住院74天只吃过一次肉；医院里也没有自由，除了吃饭睡觉，只能沿着墙来来回回走。我忍不住几次对他说，你的状态变好了，你比从前爱说话了。他点点头。
这样的状态没能持久。我甚至没察觉到是从哪个时刻或哪句话开始，庞麦郎又陷入沉默。他失去话语，然后是表情，站在房檐下，折回房间，拿着手机一言不发。魔法消失了，他又变回过去两年我记忆中的样子。
我走出房门，撞见正在屋外抽烟的庞麦郎父亲，64岁的陕西汉中宁强县农民庞德怀。“没治好”，庞德怀摇摇头，也不看我，说医生让转去更大的医院，可儿子一到家就不吃药，还把药拿回自己房间藏起来了。他停了停，抬起头，“你能劝他吃药吗？”
整个下午，先前假想的种种糟糕场景又返回并挤满我的脑袋。最终，晚上，我决定单独去找庞麦郎，我想弄明白，在他眼里，关于病的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我没有精神分裂症。”庞麦郎说，表情严肃，好像这是世界上唯一确定的事，也是我们继续交谈的前提，“精神分裂症就是神经病，神经病是治不好的，我不怕（得）能治好的病，就怕（得）治不好的”。
他从抽屉里取出藏起来的药，一共三种，指着治精神分裂的那盒说：这是一定不能吃的，没有精神病也会吃成精神病；再指向治抑郁焦虑的：这种可以吃，抑郁还可以；第三种是降血压和舒缓心脏的（用于缓解精神科药物的副作用），他说这个应该吃。他反复指着这些药讲了三四遍，确认我正确地理解了个中逻辑。期间他语气平静，表情也平和，但不时投来一瞥又匆匆收回，期待着我的认同信号。
目光又一次投来时，我问他，还记得拿板凳扔爸爸吗？
他说记得，但，“只是轻轻一磕”。
“那打妈妈呢？”
他说也记得，那是有一天，他发现家养的鸭子腿断了，一定是妈妈下了药，他常吃鸭蛋，这样他身体也会出问题的。
他还主动透露了《总统竞选材料》的下落。那是一篇论述约瑟翰·庞麦郎认为应当如何更好地建设国家的千字演说词。他把它交给了宁强高铁站的警务员，为了让他们把高铁站修得“更国际化”。他说宁强是小地方，宁强精神病院不是正规大医院，因此他不相信自己得了精神分裂症。
夏夜雨声大作，打断了对话。他扭头看着漆黑的窗玻璃，又转向我——“我去看看鸭子。”他说。
我跟在他身后，顶着暴雨走出屋子，走进猪圈，旁边是个石砌的鸭舍，几只鸭子在里面扑棱。他把类似“门”的木头挡板往里挪了挪，用和刚刚解释药物同样的温和语气说，“下雨了，天很冷，鸭子也会怕冷的”。
第二天，他再次强调自己没病，除非“有综合医院的诊断”。他说这次住院非但没好，还治坏了，出了院浑身没劲，反应也迟钝了（庞德怀证实他刚到家时走路都困难，“人是飘着的”）。他掏出一个我没见过的塑料袋，里面有4盒药，其中一盒叫“补脑丸”，总之，全部与精神分裂症无关。他告诉我，两天前他去镇卫生所开了这些药，要“把自己治回来”。
担心药有风险，我躲开庞麦郎，打电话给他的主治张医生。张医生说，这些药没什么风险——但也没什么用，大体上算“补品”。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庞麦郎“这次住院基本无效”，症状都没消除，“再拖就很麻烦了……尽快去西安就医”。
午饭时，庞德怀提起医生的话，庞麦郎端着碗，怯生生看着我们：“我不去看精神分裂，他们是看精神分裂的”。庞德怀又劝了两句，庞麦郎全身往后缩，重复着“我考虑考虑”。他不肯再谈这个话题了。
但到了晚上，他又答应去西安了。他说出院后，他的一只耳朵总听到蝉鸣声，这让他夜里都不敢睡觉，他想去大医院看耳朵。
坏时刻
2019年秋天，我第一次见到庞麦郎。他看上去比影像中更瘦，两只裤管像是空的，而看清他的脸让我立刻感到紧张，这张脸瘦削苍白，乍看有些惶恐，细看却有种可怕的空洞，这张脸上仿佛直接写着：一切交流都不可能。
气氛一时凝滞。经纪人白晓开始替庞麦郎回答问题，庞麦郎垂着眼，手放膝上，像假人一样安静坐着。
我坚持要庞麦郎回答。他的眼神迟疑着，几秒后，把提问的后几个字重复了一遍。我渐渐意识到，重复听到的最后几个字是他的习惯。只有在聊音乐时，他能磕巴着说一段很长的话，语言书面到像前一晚专门写好背过的。好歌的标准是什么？“非常优美的曲调，非常唯美的歌词”。
稍微熟了点，他就不总这么讲话了，但凡听到自己的歌名，他就能唱起来，有时能把整首歌唱完。没演出时，他最常做的事是在百度上搜“庞麦郎”，看自己的演出视频，看着看着就抿嘴笑起来。看完，他露出向往的眼神，说他下台后还和歌迷去喝啤酒、吃小吃，是“一个让你觉得心旷神怡的生活”。
聊完这些，他又不看我了，拿起手机，面无表情，手指在屏上快速滑动。
2021年3月4日，庞麦郎住进宁强县精神病院的第三天，我去看他，没能获准进入病房。监控画面上，他戴着棒球帽，盖着被子，躺在床上。主治张医生告诉我，庞麦郎几次说自己能听到身体里发出声音。
失控从去年10月开始，庞麦郎在宁强高铁站发传单（就是那封《总统竞选材料》），为此进了派出所，庞德怀和村支书把他领了回来。12月，情况进一步糟糕，庞麦郎动手打了妈妈，张医生检查发现，他已出现幻听与思维障碍。
以张医生的职业视角看，这正常甚至必然。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症状有幻觉和妄想。有时这的确触发暴力，但和影视剧常见情节不同，比起攻击他人，他们更容易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发病日久，人会退化，以致难以保护自己；表达能力减退，不能理解他人的语言；日常认知也变得困难，世界重新变成一个陌生的地方……得不到科学干预的病人可能发展成早发性痴呆，那有些像阿尔茨海默症被植入一个年轻人的头脑。
庞麦郎的神经中枢正在退行中。当天张医生告诉我，他相信庞麦郎只要坚持服药，完全可以像普通人一样工作和生活。但风险在于，出院后，病人往往觉得自己好了，或因为担心副作用想摆脱药物，以致终生在医院与家之间往返挣扎。
庞麦郎病程的原点已无从追溯。精神分裂病因复杂，遗传基因、大脑神经递质变化、后天环境、社会心理等等单个或集体发生作用，让疾病选中一个人，通常在18-25岁间的某个坏时刻，降临到他们身上。
庞麦郎的坏时刻可能发生在24岁（走红前六年）。表弟郑开宁记得，那年他们一起在苏州餐馆打工，庞麦郎有时自言自语，有时像在想事情，想着想着就笑起来。但那时他和外界交流顺畅，在亲人面前也开朗。
三四年后重逢时，庞麦郎在KTV上班，工作运转正常，但人明显孤僻了。他不爱交流，只偶尔说自己想成为国际明星，要追赶迈克尔·杰克逊的脚步。郑开宁没往疾病上想，认为表哥“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觉得没人理解自己，没有人认可自己”。
直到2018年，庞德怀终于觉察到儿子的异样。庞麦郎“总上火”，不好好吃饭，怀疑饭菜有毒。他给儿子买了清火的药，又跑去镇上的庙求神。情况并未好转。
但庞德怀并没有更多精力分给这件事。一家三口一年开销18000元，靠务农远不足支撑，他常年在外打工，一年也见不上儿子几面。庞德怀说，“我对他不太了解”。
在中国农村，精神疾病难以得到正视。患者变成隐形人，隐居家中，精神恍惚，无法劳动，这样的人“一个村（30户）可能就有一两个”。“我们把这种病就叫疯子，你知道吧？疯子是在我们农村很正常的。疯了，大家都不去惹他就行了，也不会花多少钱去治疗他，他就这样在他的精神世界里生活。”郑开宁说。
总之，漫长的拖延后，2020年下半年，庞麦郎的状况明显恶化了——经纪人白晓常看到庞一个人对着窗，长久地站着，自言自语；有时他会莫名发脾气，突然推白晓一把。
直到2020年12月初，庞麦郎第一次被送治精神病院。三天后，他偷跑出来。三个月后的一个早上，庞德怀坐着生火，没注意到儿子夹了个凳子丢向他。他求助村支书，村支书联系了警察和医院。
警察用透明胶布反绑了庞麦郎的双手。他没有反抗，眼泪汪汪，问爸爸，你会来看我吗？庞德怀说，你好好治疗，我三天来看你一次。一小时车程后，宁强县精神病院到了，庞德怀让人赶紧把胶带松开，对医务人员说：“他不是犯罪了，他是来治病的”。
“六年友谊”
2021年3月11日晚，白晓发布一条时长7分半钟的视频，确认庞麦郎已住进精神病院。他的语气缓慢沉重，回顾了庞麦郎如何带病创作，两人如何一同“与疾病赛跑”，还有经纪人与歌手的六年友谊，最后，他强调庞麦郎是艺术家，“是中国版的梵高”。
12日一早，“庞麦郎”登上微博热搜，点击量突破了150万。有人惊讶同情，有人转发成名作《我的滑板鞋》，回忆六年前这首歌如何因为“魔性”让庞麦郎的故事刷屏。不过，多数人并不认同“中国梵高”称号，更被认同的说法是“流量时代的牺牲品”。6年后，在没有任何准确医学信息披露的情况下，庞麦郎以新故事刷屏：草根歌手一夜爆红又过气，以致精神崩溃了。
时间向前一周，我和白晓同去庞家时，曾为是否公开病情发生过争执。我还能想起那晚庞麦郎妈妈做的四五样菜的香气，混着炭盆的呛味，白晓一边向后薅头发（这个90后男孩额头已快秃了），一边指点庞德怀应该怎样上电视：学唱《我的滑板鞋》，或者朗诵庞麦郎写给父亲的歌《我的父亲是瓦匠》的歌词，开直播赚出庞麦郎的医药费。
遭到拒绝后，离开庞家的路上，白晓告诉我，他准备在网络上公开庞麦郎的病情。
“我觉得不应该心软，每个人都有命”。白晓说，他还打算写一本书，写庞麦郎是个艺术家，在精神疾病的折磨下创作了《我的滑板鞋》。
这番话使我深深不安。我提醒他，写歌与得病，先后没法判断，以及，他不是监护人，公布病情侵犯病人的隐私权。
“我没什么非要尊重他的，他过去也没有尊重过我。”白晓说，合作六年来，庞麦郎经常违约，逼得他四处道歉。考虑到庞麦郎是病人，“我多给了他五年可以不尊重我的时间”。
白晓与庞麦郎正式相识是在2015年秋天，庞麦郎成名一年后。那时，庞麦郎负面新闻缠身，演艺事业停滞，为开演唱会上网求助，认识了做演出接洽的白晓。白晓家在陕西富平县，高中毕业后去录音棚做学徒、跑剧组，梦想进军演艺界，一直没门路。那次合作后，他俩签下协议，从此由白晓为庞麦郎安排 livehouse 巡演。
热度不到一年就消散了，票房从200张掉到个位数。庞麦郎常常因为观众少当场取消演出，或只唱《我的滑板鞋》。一些场地不跟他合作了，嘲讽他“过气了还耍大牌”。说起这事，庞麦郎气冲冲的：“卖票都没卖出去，我还要追究他的责任。”他认为票房不好是因为场地方没好好宣传。
白晓劝庞麦郎多接触媒体。但在镜头前，主要是白晓在表达。纪录片里，他陪庞麦郎跑巡演，半夜赶火车，媒体把他俩比作堂吉诃德与桑丘。他纠正说，他自己才更像堂吉诃德，用青春陪一个人追求偏执的音乐梦，同时也寄托了自己的梦。他自费出版诗集，巡演时发放。庞麦郎唱完，他上台唱自己写的歌，做环保演讲。
2019年，他开了家个人独资公司，卖印有庞麦郎头像的滑板鞋，定价从399到18888。他说这融合了两个人的理想：他做鞋追求质量，用和阿迪、耐克一样的材料，正如庞麦郎为音乐一掷千金，这种精神“全世界罕见”，“在中国，有这种魄力”。
白晓还想让他上综艺，提议过《奇葩说》、《中国有嘻哈》、《中国新说唱》，他都不同意。
我问庞麦郎：为什么不想上《奇葩说》？
他愣了几秒：“它可能……我们做艺术的不太合适，适合比较奇葩的。”
“不是给你解释过了吗？”白晓又解释了一遍：这是个辩论节目，和“奇葩”没关系。
庞麦郎还是愣愣的：“它的名字……好像比较奇葩一点，我是做的比较严肃的音乐。”
去年，白晓开始带他直播，但他只会一遍遍唱歌，白晓负责说话、带货。
一天晚上，直播间观众上千，评论区滚动不止。
“我是来看笑话的。”
“开演唱会十个观众的是你吗？”
“快找个厂子打工吧。”
庞麦郎不回答，面无表情继续唱《我的滑板鞋》。
评论又滚动起来：
“你是不是智力有问题？”
“你是哑巴吗？”
庞麦郎还是不说话。唱完，他又点了播放键：我再给大家唱一首《我的滑板鞋》。
庞麦郎入院后，白晓继续用他的微博发动态，用他的抖音账号直播自己唱歌。我问白晓有没有想过，当初带他做直播，那么多恶意的评论会刺激到他。
“是会的，但他很聪明，他看到一条好的评论会让它停在那儿，就不往下看了。”白晓说。
庞麦郎的音乐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我很想搞明白庞麦郎到底是怎么做音乐的，但白晓对此并不清楚。
庞麦郎也讲不清创作过程。他勉强能讲清的是，《我的滑板鞋》是他写的第一首歌，歌词里的“魅力之都”是汉中，那时他刚外出打工，买到红色的滑板鞋。“有双好鞋子穿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很激动人心的一个事情”，于是他想要写一首歌。晚上下了班，他一个人在宿舍写，三天才写完：
我给自己打着节拍
这是我生命中美好的时刻
我要完成我最喜欢的舞蹈
在这美丽的月光下
在这美丽的街道上
我告诉自己这是真的
这不是梦
他说那之后，他开始边写歌边打工，在餐馆或KTV做服务生，不上班时就在宿舍写歌词。有段时间他一口气写了很多首，那时他正在西安一位表哥开的干果店炒核桃，两人倒班从中午炒到晚11点。在他的描述中，这份工作“创作时间很充分”，这位表哥也“支持创作”。
我问，怎么支持呢？
他想了很久，最后说：“我创作，用他们的桌子、椅子，他会给我提供。”
庞麦郎只打临时工，每过两三个月就要换工作——制作一首歌要花2000块，是他一个月的工资，于是攒够2000他就上网搜索录音室（常在另一个城市），辞职去录歌，再上传到音乐网站。录音室遍布北京、上海、西安和昆明，他就在这些城市间跑来跑去。为省漫游费，他换一个城市就换当地的手机号，不存熟人的号码，有时父母也联系不上他。
这些信息都是根据庞麦郎零碎的表达慢慢拼凑的，时间线他讲得乱，有时还颠三倒四，但这段经历大致得到了表弟郑开宁的证实：“他就是紊乱，一下跑这儿，一下跑那儿。”
我提到很多媒体文章如此描述庞麦郎写歌的起因：在KTV打工时，他点到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深受震撼，又听说一首能卖几十万，于是立志做歌手。
“绝不是这样。”郑开宁说。他1987年生，如今在修电梯，喜欢贾樟柯的电影和路内的小说。他急切地讲起哥哥的过往：
“我哥哥从小柜子上全是磁带。他经常一个人在屋里戴个耳机，不开灯，那时候他就喜欢杰克逊，喜欢跳舞，给我们表演劈叉。他还对文学感兴趣，买过一套鲁迅全集，我第一次读鲁迅就是借的他的《狂人日记》。2008年我们在苏州打工，那时我就第一次听他说，他想当歌手。他在一个本子上写歌词，还问我大音箱多少钱，想拉到公园去练舞……”
“他不是想着钱多才要做歌手的。”郑开宁最后总结道。
我的确见过不少庞麦郎早年痴迷音乐的痕迹。一个卡通封皮的中学作业本上，课文抄写和他自己写的歌词交替出现。他的吉他是初中时买的，那一天，他向务农的父亲要了200块钱，下山到县城，再坐火车到汉中，去找想象中“汉中才有”的吉他店。到了汉中他不问路，沿街一直走，直到两小时后，他找到一家乐器店。
因为不识谱，庞麦郎至今没学会吉他，写歌也只能自己写词，再找人作曲。昆明音乐人黄俊杰曾为他制作《我的滑板鞋》等多首歌曲，他向我讲述了庞麦郎作品的诞生过程：写完词，庞麦郎就凭感觉清唱，录下来发给他。这些录音常常只包含几个音符，类似于喊，他提取其中能用的元素，再延展成一首歌。
周威早年在西安开录音棚，他回忆2014年春天，庞麦郎还没走红，来录歌时连曲都没有，被劝走，一周后又来了，带着淘宝上单价600块做出来的、六七首歌的伴奏。庞麦郎跟不上拍子，但自觉不好，总要重唱，反复唱了20遍。录完，周威把他唱的一句一句拼到节奏里，庞麦郎坐在旁边，五小时里一直盯着屏幕，不动，也不看手机。
结账时要交1200元，庞麦郎从兜里掏出180多块：我想留个零头，好坐车回去。
周威急了，催他去借钱。可是，庞麦郎一直盯着地面不说话。
最后，周威只收了160——眼前这张不敢抬起的脸让他觉得这个人可能很不容易——他让庞麦郎留20，还能吃个饭。
第一次见庞麦郎时，我问他，这些年把钱花在哪儿了。他说，成名后他花钱反复修改旧作，把那些歌从个人主页上撤下来，找人重新编曲、录制再发上去，“提高我们的发行水准”。
在西安开录音棚的谭文星证实了这个说法。他说录一首歌要2000元左右，西安排名前二十的录音棚，庞麦郎几乎都去过。黄俊杰说，去年他为庞麦郎做新歌，报价6000块，庞麦郎反复说手上钱不够，最后只好给他打了折。
然而我一直不知道，一天到晚写歌的庞麦郎把歌写在了哪儿。认识半年后，我第二次到他家，问他有没有专门的集子用来攒作品，他沉默点头，回屋拿出一个掉了封皮的本子。他说是十几年前在西安打工时买的。他带着它去了很多城市，用一支2B铅笔在上面写歌词。说完，他又回屋去了。他好像根本不在意自己的心血将怎样被人看到。
我坐在房前空地上翻开本子，是那种办公常用的单线本，上面的铅笔字都模糊了，在午后阳光的直射下更显虚幻，仿佛一蹭就会掉。每一页的右下角手写着页码，总共100多页，一页一首歌，他写了90多首，几乎把整个本子写满了（第四次到他家时，我发现他在另一个本子上继续写到了第179首）这些歌词一句一行，用那种一笔一划的小学生字体写得工整，一些字下残留着更浅的、没擦干净的修改痕迹。歌名旁都标了编号：aa、ab、ba....表示未来的发行顺序。《我的滑板鞋》写在第11页，歌名旁标着一个A。
本子的前五页上列着五张专辑的计划表：
- 2011—2014: A 《西班牙的牛》
+2014—2017: B 《独一无二》
- 2017—2020: C 《旧金属》
- 2020—2024: D 《真牛》
- 2024—2025: E （专辑名空缺）
他在每张专辑下面列了20首歌，歌名旁注着对应的页码。
他给自己制定了长达15年的计划。
庞麦郎最大的争议
那次告别后，我寄给庞麦郎一张迈克尔·杰克逊的CD，并附明信片写道：“希望你相信，一些人真诚地喜欢你的音乐，就不会在意你是否‘国际化’，生活在哪里。”他回复两个字：“谢谢”。
我其实希望他能敞开心扉，谈谈这些年围绕他的最大争议——2014年走红时，他自称1990年生于中国台湾，很快被揭穿是1984年生于汉中，掀起一阵“打假庞麦郎”的热潮：一位记者找到他的家，给他的父母拍了照。一家电视台又派人找他对质，偷拍下对话，在一期主题为《揭开庞氏谎言，媒体是否有责》、辩论庞“是道德问题还是心理问题”的节目中播放：
记者：你说你是台湾人，为什么父母生活在南沙河？
庞麦郎：哪个是我父母？谁说他是我父母？
庞麦郎至今不能原谅那位找到他家的记者，“他想毁灭你这个人，他想把你这个人从名人成为一个罪人”，他说出生地和家庭是个人隐私，“这是侵犯人权的法的问题”。
他消失了一年，不再接触媒体，尤其抗拒北京——负面报道他的媒体都在北京，他坚信北京人对他不友善。北京的电视台出价20万请他去录节目，他拒绝了，担心对方会害他。
直到一两年后，他能重新面对媒体了，包括像我这样从北京来的人。可是，即便7年之后，相识日久，关于年龄（他依然坚持自己生于1990年）、出生地（他为汉中取名“加什比克”并自称“加什比克人”），以及毫无编造必要的生活细节，庞麦郎还是会对我说谎。
他主动讲起走红后，他去台湾玩了半年，住一个大别墅，去了很多“发达的地方”。基隆可以看到海，他说着在胸前比一个巨大的圆，“大海波澜壮阔，让我心旷神怡”。他又把一只胳膊抬过头顶，“台北有101大厦，101大厦太高了”。
我知道台湾旅游签不能超过15天，因此一度以为他根本没去过。直到有一天，我注意到他的一部MV中导演署名是繁体字“尤鴻翼”。我找到这位常拍鬼片的台湾导演，才知道庞麦郎的确来过台湾——2015年8月，走红一年后，他一个人来到新北，待了两周，没去别的地方也没有旅游，是为了用极低的预算给歌曲《肮脏的恶魔》拍一部MV。
尤鸿翼此前没听说过庞麦郎，但他明显感觉到，庞麦郎想在这个台湾团队面前显得自己也是本地人：他急于两周拍完，却回避提签证日期；他们想带他转转，他就表现出没兴趣；他坚持让接送车停在捷运站，不说自己住哪里……“他希望像个有身份有团队的艺人，但他实际上是一个人”，尤鸿翼记得，那两周庞麦郎总含糊说自己“很忙”、“有活动要去”。
再见到庞麦郎时，我告诉他：我找到尤鸿翼了。
“啊，尤先生……”庞麦郎的眼神飘向远方，用沉默终止了这个话题。
另一次，我们聊到庞麦郎的堂弟庞明汉，我的一位朋友也在场。朋友问庞麦郎：庞明汉比你大还是比你小？
庞麦郎愣了很久：“他是…他是比我大吗？他哪一年的？”
我们也愣住了，继而意识到这个问题关乎庞麦郎自己的年龄。随后半分钟，他一会儿说这位89年生的亲戚比自己大，一会儿又说比自己小，几次修正后，他确认了答案：那人比他大，是他的“弟弟”。
“他89年的，他比你大，他叫你哥？”朋友忍不住反问。
庞麦郎看上去快哭了，几次张了张嘴却没说出话。最后，他起身走了。
那一晚，我们和随后进屋的庞德怀聊起这件事。庞德怀说，他理解儿子的年龄造假，因为庞麦郎小学一年级读了三年，二年级读了两年，15岁才小学毕业。那时，义务教育没普及，村小留级很常见，“他贪玩，但是爱帮家里干活的”。
后来儿子中考没考好，要去西安上预科。那年家里盖房欠了债，庞德怀外出打工，赚了钱直奔西安交学费。课上讲普通话，儿子跟不上，退了学，他打完工回家才知道。
再后来，他给儿子充分的自由，但他的儿子想抵达的，是一个他不理解也没见过的世界。成名后，庞麦郎说想开唱片公司，在西安租下三室一厅，把客厅布置得像个办公室，两间卧室空着，说要留给未来的员工。一年半后，他请父亲来看看，庞德怀指责儿子乱花钱，叫他退房回了家。
2019年秋天，我第一次见到庞麦郎时，他早已回老家，但仍自称在西安租了房，平时在公司做音乐。我提出去公司看看，他马上说公司还没运营。我想随他回住处，他又说自己没租房，要去找酒店。
晚上七点，下起大雨，空荡荡的大街上，庞麦郎撑着伞越走越快，把我远远甩开。每当我追上去，他回过头，一脸慌张，叫我先回去。
十分钟后，他回头见我还在，停了下来，对赶上的白晓说：“你送她回去，让她先回去，明天我们再说，明天我们再聊。”
走到路口，他停下等待，直到拦下一辆出租车，看着我上了车才继续向前走去。
此后数天，他保持着对提问的高度警惕。问及过往他就说“那时很好”，问内心感受会触发他的沉默。我委婉提及网络攻击带来的伤害，他迅速垂下眼睑：“没有伤害，没有伤害。”
一个下午，坐在庞麦郎卧室，我决定抛出一个直接的问题：为什么走红时自称台湾人？
和想象中不同，这一次他既不像被冒犯似的激动，也不退缩，低头想了想，零零散散讲了两个意思：
第一，走红前，他给百度打过很多年电话，“一年四季都在打”，请他们帮忙推广歌曲，可是对方不理他，这说明大陆做音乐的环境不好（“首都的公司都做不出来，其他地方还能做出来吗？”），台湾（“有周杰伦”）可能会好一些。
第二，他想做国际化歌手，起英文名也同理，都是为了方便对外报道。
我说“庞明涛”写成拼音也能对外报道。
他在纸上反复写“Punmalon”(庞麦郎)和“Pangmingtao”，坚持说两者不一样。他的脸因激动渐渐泛红，当我再次表示不解，他几乎要跳起来了：“歌手庞明涛，有这样的歌手吗？”
他抬起一只手臂，像在请某某登场，用一种自嘲的语气大声说：“我们有请流行歌手庞明涛！”
“庞明涛怎么了？”
他抄起歌词纸，指着上面的署名栏：“庞明涛，那我们怎样去报道？你写个庞明涛，符合一个作词作曲的格式吗？演唱庞明涛，看上去像什么……庞麦郎是不是很有地位，报道出来，庞明涛就没有地位了。”
房间里一阵沉默。
他垂下头，喃喃自语：“你说庞明涛做流行歌手，那不是有点毛病，是不是有点像神经病一样。”
我从2019年开始采访庞麦郎，起因就是喜欢《我的滑板鞋》，认为他写的歌词有价值。这种喜爱在一年后的秋天达到巅峰——当我失业了，每天去自习室完成没有回报也看不出进展的“写作练习”，靠着“写”带来的一点点原始的快乐支撑生活又常常感到撑不住，夜晚走回家时我无数次想到这首歌，为之感动又振奋：
月光下我看见自己的身影
有时很远有时很近
感到一种力量驱使我的脚步
有了滑板鞋天黑都不怕
可是，我知道很多人眼里，这首歌和《两只蝴蝶》没差别；或者，它是审丑文化的代表，能红是因为庞麦郎唱得太难听。
谭文星为庞麦郎录过歌，但他说不想评价这个人，“你要让我录，一句都过不了”。他又说西安的录音师普遍表示“听不懂”庞麦郎。
谭文星的老师周威的想法却不同，160块为庞麦郎录歌后不久，周威去高校教音乐了。晚上10点，我打给他，没想到他说起庞麦郎来异常热情，六年前一下午的事，他极尽详细讲了两小时，凌晨才讲完。起初，他回忆起庞麦郎跑调、跟不上拍子，不时哈哈笑两声。半小时后，他说，可是真正让他记住一个人六年的，并不是这些。
真正让他印象深刻的是，那天，庞麦郎带了小拇指那么厚的歌词本，他翻了翻，“让我静下心来写这么多，我感觉我根本坐不住”。录音时，庞麦郎唱得太用力，差点把话筒喷坏了，论技巧那只能算喊，却更像是一个人在表达内心无处宣泄的感受。
周威说，那之后，他重新思考了音乐的标准：第一个提出理论的人也是跟着感觉走，那么，技术会比内心的感受更重要吗？
这个问题也许不会有答案。在乐评人耳帝看来，庞麦郎极擅长表达对自身生活的真实感受，但同时又极度缺乏基本的音乐素养，这使他“始终会在究竟是小丑还是天才的争论中难有定论”。
但他的歌的确打动了一部分人。2019年圣诞夜，他在上海一家livehouse演出，台下站着80多人，不算多，但都是真心来听歌。他们大多是媒体人、小说家、艺术专业的学生。一个男生在不时欢呼跳跃的人群里抱臂直立，静静盯着舞台，一小时里不曾转移视线，他说自己专程从宁波来，在悉尼留学时听庞麦郎的歌，听出了同为异乡边缘人的共鸣，“感觉哪里都融不进去”。一位80后媒体人同样安静地站在角落，散场后，他告诉我，他也在农村长大，小时候也有过特别想要，但家里买不起的东西，渴望里纠结着很多说不清的复杂感情，有天终于得到了，也觉得特别特别快乐。《我的滑板鞋》唤醒了这段情感记忆，为此他常看庞麦郎的演出，那种感动和唱得好坏没关系。
翻看庞麦郎的歌词本，我常常觉得很可惜——很多在我看来动人的词作至今只躺在本子里。那些作品明显取自真实生活，又擅用隐喻，你能感受到文字背后有一双初入社会，又对一切极度敏感的眼睛，更重要的是，你会觉得这是一双有点像小孩子的眼睛，和他眼中复杂的世界互为映照。
我从他尚未发表的150多首歌中摘录了3首：
手机是我的狗
跟着我走
鼠标是我的出钞口
资金完全被吸走
天空黑又黑
人前人后要啥啥没有
手机是我的狗
你我的狗狗
——《你我的狗》
性格最古老
最怕警察来骚扰
脾气也古怪满大街的跑
你往哪里跑你往哪里跑
金灿灿的手铐套在手上竟用牙齿咬
——《盗贼》
三分钟的朋友吃狗肉
三天后的朋友吃火锅
三年后的朋友吃拉面
表面上的笑容的真名叫嘲笑
表面上的情它比动物还任性
表面上的爱它比刀子还厉害
……
前面小道各一边
里面装的是大深坑
前方大路好走路
暗藏机关是红绿灯
——《人性》
陪庞麦郎直到第5家医院
2021年5月25日，庞德怀、庞麦郎表弟和我带庞麦郎到西安看病。在三甲医院，庞麦郎沉默地挂在四人看病小组的最后，像一件行李，跟随着排队、做检查、再排队，除了偶尔提一句“看耳朵”，他既没有问题，也没有意见。候诊时，看病时，大家为行程争论时，他背一个半人高的双肩包，站着，看向别处，好像看的不是他的病。
情形正在走向不可测。第二天傍晚我们走出第三家医院时，包里并列着三份完全不同的诊断书：第一家医院认为他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第二家认为是伴有精神病症状的双相情感障碍（躁郁症），第三家医院，也是最权威的一家，认为门诊不可能判断，想确诊只有住院。
听到要住院，庞麦郎第一次发表了看法：不。他指着耳朵：我精神没问题，问题在耳朵。
尽管两天以来，我们每天从早8点到晚8点奔走于三家相距甚远的医院，每次候诊都排上数小时队，出于一种哄孩子的心态，在三甲医院我们也陪他查了耳朵。“耳鸣”，医生熟练地开了药，但他很失望，要求去“看耳朵的专门医院”。最终，出于一种被孩子牵着鼻子的心态，本该在第二晚完成的住院又延后了，第三天上午，我们站在私立耳鼻喉医院的诊室中。
因听力下降，私立医院建议住院。庞麦郎点点头，站在大厅不肯走。我们劝了两小时才让他移步，条件是换家医院再看耳朵。另一家医院没号，他反复操作挂号机，又去窗口排队，窗口也说没号，他慢慢走出来，站在大厅外。
庞德怀靠着柱子蹲下了。前一晚，他劝儿子住院劝到半夜。“昨天你没有看到，我一个人去外面哭了。”庞德怀对我说。
我能感到此刻他需要一个人听他说话：一个农民，64岁，离乡打工攒下7万，作为和妻子存成死期的养老钱，此外全家只有1万存款，来西安前他给妻子留下1100，背上了8900。等这1万花完，他必须再出门打工，可儿子的病让他不敢走。看病两天，8900花掉2000。他手里攥着190元的检查费收据，看了一分多钟才收进兜里。
一上午又过去了。我问庞麦郎：爸爸都急哭了，你知道吗？他说，ok。我试图对他讲，爸爸压力大。他有时回“ok”，有时说“好的”，有时答“我要看耳朵”。
按照原计划，我们乘车去第三家医院，西安精神卫生中心，第二次尝试让庞麦郎住院，他拒不上车。庞德怀又哭了，捂着心口：“你妈在家（干农活）快累死了。”庞麦郎有些松动，扶爸爸上车，坐进后排，说自己不能住院，但可以做检查。
看病的消息不胫而走，和我们一起赶到医院的还有五位记者。我带着庞麦郎跑检查，每迎来一家，不安就加剧一重，担心影响看病，也担心这混乱糟糕的一切被描述、被传播。可每一次委婉提醒对方，以及面对“你是谁”的问题时我都会被问住，感到我并无资格干预，因为我们的身份是一样的。
在医院和媒体的双重高压中，我们做完了12项检查——8900减掉2000后又减掉1200——兑现了承诺的庞麦郎再次拒绝住院（他说我说过的我不住院），和庞德怀、表弟在住院部的登记间争了起来。
登记时，医生问庞麦郎：你觉得自己能指导建高铁站？庞麦郎说，对。医生又问：你有哪些知识，怎么指导？庞麦郎答：让它们都建成英文的。
庞麦郎走出住院部，被不时录像的记者们（还有我们）团团包围，他下意识后撤，人们随之向前，下午5点到晚9点，包围圈从大厅移动到门口，又移动到离大门越来越远的空地上。
劝说从四面八方涌来，庞麦郎说，“我住进去，你们就会发庞麦郎又进精神病院了！”记者们纷纷保证不发，并开始帮着劝庞住院。可是，庞麦郎一直用不同音量、节奏重复同一句话：“我要治耳朵。”凭这一句，他舌战群儒，把在场所有人驳倒了。
表弟连劝了4小时，最后，他嗓子干疼，一只拳头反复砸向手掌：“哥，我尽到做弟弟的义务了，将来有事别怪我没管你！”
在更外侧，沉默了4小时的庞德怀捂着心口蹲在地上，他说心脏疼，蹲着会好受一点。临近9点，他做出决定：强制让儿子住院。
从医院大门到住院部，要过一条漆黑的、长长的走道，只有尽头透出一点光，庞德怀独自往前走，他1米5几的背影在这洞穴似的通道里像一张薄薄的纸。他在空无一人的尽头等待，直到一位护士出来，用比他请求快三倍的语速拒绝了他：精神卫生法有规定，我们不能从院外拉人。
庞德怀带着庞麦郎回去了。第二天，他对我说，其实那晚他心软了。当他穿过漆黑的通道，隐隐听到哭喊声，像有病人被打，他害怕了，担心儿子也被打。
他打算之后再去考察四川的一家精神病院，试探着问我：“到时候看你有没有时间呀？”
我不知如何回答。这一趟旅程也是庞德怀打电话请我来帮忙。两年间来来往往，他对待我的态度像对一个远在北京的亲戚。时间长了我甚至自己偶尔也会这么想。但这11天，坦率说，我心力交瘁，更糟的是看不到希望。我甚至部分修改了对经纪人白晓的看法——他与庞麦郎相处6年，得失不论，一定经历了漫长的消耗。
庞德怀似乎察觉到了我情绪的细微变化。第5天起，他每天感慨：又占了你一天。第7晚，他问我：小洪，你是不是不高兴了？我说没有，是感冒了。他说，你跑这一趟7天了，也没有解决问题，我们真是对不起你。第8天是周五，发现医保局周一才上班，他小心地看着我：周一你走了，这个医保我不会办。
最终他决定带庞麦郎再查次耳朵就回老家。然而，这家三甲医院的精神科与耳科会诊得出，庞麦郎患有左耳突发性轻度耳聋，同时初步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两种疾病可能相关，要住院7到10天治疗，否则将继续恶化。医生说，突发性耳聋会给病人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却因不可见而难以被他人理解，“正常人得这个病也会陷入抑郁情绪的”。
庞麦郎住进了耳科病房，庞德怀陪床。这是我们都没想到的事。
我感到内疚、自责，回想包围圈中舌战群儒的那一幕，有一刻，我也曾想过，假如庞麦郎是对的，但这个想法迅速消散了。那时我更肯定他对疾病没有自知力，而我们是为他好的。后来他从包里翻出听力测试单，我们说私立医院的检查不可靠。再后来，天黑了，庞麦郎反复说：“你们都不相信我。”
2021年5月23日，去西安看病前的最后一天，庞麦郎主动提出，要带我在乡下玩一玩。
可能受药物影响，他的行动明显比从前迟缓，但还是比我快得多。我总要看脚下的路，避开踩泥，拨开树枝，庞麦郎没有这些额外的动作，他迟缓却自然地上山下坡，在乱树杈间穿梭。一路上总看到有人抡着锄头似的工具一下一下砸在一蓬“杂草”上，飞起很多白色的短小枝条，庞麦郎介绍，这是在打油菜。也总是远远地有村民停下手上的动作，直起身子看我们。一个大哥掏出手机录像。一个大叔问庞麦郎，出来了？他说嗯，出来了。然后继续往前走。
一天吃过早饭，他竟然很高兴地邀请我一起去一个叫张家祠的村子。我说为什么去那里呢？他说让你了解一下。他看上去心情真的不错。我们走出几步，遇到了鹅，他笑着转头问我，你喜欢鹅吗？我说喜欢，但鹅总咬我。他重复，哦，鹅会咬你。
下午我们去田垄上帮忙做农活。庞德怀和妻子打菜籽，我和庞麦郎负责把那些柴火堆似的东西搬过来，翻面，再搬走。半小时后，天下雨了，我伸出一只手感觉了下雨水，对他说，下雨了。他又学着我的样子感觉了一下，重复说，下雨了。我们在雨中又打了一会儿才回家。
写稿期间，当我回顾过去两年和庞麦郎的相处，能想起的语言交流不多，人和人之间沉默的温情却一一浮现：第二次到他家时，他爬上樱桃树，给我摘了满满一盆樱桃，我没能吃完，他倒掉了，第二天又摘了一满盆。
我们是用小孩子的方式交上朋友的——或许是疾病造成退化，我第一次见到庞麦郎时，他已经像个小孩子了。
他买了李子，拉开塑料袋，看着我不说话，我猜他是让我拿一个，只是不会用语言表达，拿完了，他果然合上袋子往前走了（但等我吃完他又停下了，拉开袋子看着我，非要我拿了才肯走）。我们坐在他房间，他就拿出歌词本，说你可以看看歌词，或者递一本书给我，说你喜欢看书吗？你可以看看书。这些话题用完，我们就陷入沉默，他问我，你要去休息吗？他一天说这话至少五遍。我猜这是一个暗示：我的存在让他感到压力了。可是当我待在另一间屋、站在房子外，他又常常出现在拐角，看我一会儿，又走开了。
走到哪里，他都戴着棒球帽，即使在自己房间也不摘下来。帽子压着泡面卷发，显得他脸很小，很年轻，这让我觉得自己是在跟着一个少年。直到有一次，我敲开他房门，正巧他刚洗了头发，湿答答的卷发一缕缕贴着头皮，他的脸苍白，眼角、额头上的皱纹一时全部显露出来，我才第一次意识到，他快要40岁了。
在不知晓他病情的两年里，我曾羡慕他身上的某种东西，概括来说，他看上去过于“简单”了，以至现实影响不到他。他也不焦虑。但当我试图走近他的内心，交流大多是无效的。我们面对面坐着，提问却总换回他的“对对对对”。我们并肩走在街上，半小时说不上一句话，有时我看到他嘴动了，却听不清他讲什么，追问下去，他又沉默了。
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想着再待下去也问不出更多了，我到他房间和他告别。看着他桌上的《梵高手稿》，我随口提了句人生的意义，不料他眼睛发亮，站了起来，低头来回踱步，像在组织语言。然后他站定了，挺直背，直视着我，不停在胸前打手势，那样子真像一位“世界总统”在演讲。
他说自己的人生意义，就是留下作品，“死了还有价值”。“我做这样的事都会不顾一切，有意义的事我们就要去做……这样子还比较，比较怎么说？能让我们感觉到有高贵的东西存在。”
“很多人要先赚钱买房才敢去做想做的事，你要多少钱才有安全感？”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金钱来说，我只要是有个几千块钱。”
“你手头最宽裕的时候，一共有多少钱？”
“我打工一年攒五千块钱。”
“你攒了五千块的时候，会拿多少钱去做音乐？”
“全部。”
他答得太干脆了，这段对话因此成了两年里我关于他的最深刻的记忆。我想这世上竟真有人如此超脱，认定一件事就真能不顾一切。但后来，他确诊了，医学告诉我，脱离现实可能是疾病带来的反应。
我一度不知道该怎么看待这件事。我翻了很多医学书，又翻了很多研究疾病的社会学书，最后不得不接受其中的混沌——究竟是疾病塑造了庞麦郎还是他本就如此。唯一能肯定的是，这些年，庞麦郎的确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存在着：简单地投入音乐，简单地不顾一切，写出了简单的作品，打动了一些成年后没法再简单的人。
他向我讲过小学时登台表演的故事，说不清演了什么，只重复着“大家都给我鼓掌”。
我问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做歌手的。
就是从写出了《我的滑板鞋》，他说，我知道了自己还可以写歌。他笑一笑：“我觉得自己写得太好了，有一种满足感。”
后来，我偶然发现了那个登台故事的完整版，它写在一本日历上，放在庞麦郎的书桌一角，是一家媒体做的周边产品，邀请365位作者写下生命中重要的一天。庞麦郎的故事印在1月19日，左下角注明“登台日”，正文写道：
我是约瑟翰·庞麦郎，今年28岁，生于1990年1月19日，我给我的故乡起名叫加什比克，它位于我国的西北。我从小在这里长大，小时候喜欢表演和音乐、体育。
我记得在上小学时我第一次登台表演了我和搭档一起写的作品，上台时有点紧张，但台词我们背得比较熟，所以我们的表演进行得很成功，大家也都喜欢！
大家看得津津有味，我们在下台的时候，同学们给我们了很热烈的掌声！我们的表演为大家带来了欢乐：当然，因为我们显得很自信。
我觉得那是我小学时候最难忘和最有意义的一天！
我很喜欢和大家一起唱歌、跳舞，我喜欢音乐，它表达了我所有思想和想法，再现了过去的很多美好回忆和往事！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和大家高歌一曲，我想那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音乐可以洗涤我们的灵魂！让我们获得新的一天！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