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ialrecord

在三年吸毒禁演之后，歌手宋冬野经过审批的演出，被举报后取消，他在微博发长文喊冤，随后，其微博被封禁。由此，引发舆论的讨论。那么，该如何对待戒毒人员的就业？显然，答案不在网友中的情绪中，而应去法律与政策中寻找。

一、法律对吸毒人员的定位

首先要厘清的是，吸毒是违法行为，但并不是犯罪行为。违法行为，指情节比较轻微，对社会危害性不大，没有触犯刑法。犯罪，是指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触犯了刑法，应受刑法处罚。

吸毒会被处以行政处罚。行政拘留是对违法行为（注意不是犯罪）的惩罚，刑事拘留，则是针对的涉嫌犯罪的人。行政拘留作为行政处罚的一种，不进入人事档案的，只在公安内部有拘留的记载。针对吸毒的行政处罚，最严重的是处15日以下且罚款2000元，最轻的仅罚款500元。甚至根据《禁毒法》的规定，对自愿接受戒毒治疗的吸毒人员，公安机关对其原吸毒行为不予处罚。

所以，简单的说，行政拘留意味着小事情，刑事拘留意味着大事情。在公共场合，口角打架、违规逃票、扰乱公共秩序，都可能被行政拘留。所以，在法律上，吸毒跟这类行为的程度，是差不多的，甚至某种程度上，还低一些。

吸毒成瘾严重，通过社区戒毒难以戒除毒瘾的人，公安机关会对其强制隔离戒毒。需要指出的是，强制戒毒虽然带有人身强制性，但目的是为了戒毒，并不是一种惩罚。

二、政策对吸毒人员的定位

政策是法律的延续，与法律有逻辑上的自洽。网上不难查到相关政策的官方叙述：就吸毒行为本身而言，吸毒者是违法者，也是受害者，医学角度，还是病人。要正确地对待吸毒者，既不要把吸毒者看作是犯罪分子，也不要歧视他们。

而且，要帮助他们。

根据《禁毒法》第五十二条，戒毒人员在入学、就业、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受歧视。有关部门、组织和人员应当在入学、就业、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对戒毒人员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帮助。

这就是法律、官方语境下的吸毒者、戒毒后的人的定性与定位。这是一切讨论，以及各行各业，各层级部门，制定相关政策的逻辑起点，以及应该遵循的原则。

三、吸毒人员应该为贩毒分子的行为负责吗？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吸毒人员可能会有其他犯罪行为，比如以贩养吸、抢劫盗窃，那么，行为性质就完全变了，是刑法打击的对象，但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晚清的时候，很多中国人抽鸦片，但这些中国老百姓是受害者，从来没有人说这些中国老百姓用自己的钱买了鸦片，给英国人造了子弹，射向了中国士兵。

受害者从来都是犯罪链条的最后一环，从来都是整个犯罪链条的资金来源。但是，受害者是受害的一环，而不是同谋的一环，更不是加害的一环。比如，老百姓被电信诈骗了，这些钱会被犯罪分子拿去买设备，升级技术，吸引更多人参与，然后诈骗更多的人。但是，绝不能说被诈骗的受害者，要对此负责。

四、吸毒者与缉毒警察的关系

从法律与政策就不难看出，吸毒者是人民内部的犯错者，不是过街老鼠，更不是敌我矛盾，所以，缉毒警察与吸毒者，自然不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

缉毒警察是崇高的，他们牺牲是伟大的。逻辑上，缉毒警察与犯罪分子作斗争，是为了保护吸毒者。他们的关系，是人民内部，保护者与犯错者的关系。

缉毒警察会希望消灭犯罪，惩罚犯罪分子，但对于吸毒者，理论上，逻辑上，他们希望看到的是，吸毒者作为一个功能完整的社会人，重返社会，绝不会希望消灭他们，或者让他们背负上终生的污点。

警察是人民警察，是国家法律的忠实执行者，他们崇高的职业目标，必然在法律与政策逻辑之内，而不会额外施加任何私仇，或者某种群体对群体的仇恨。宋东野告诉他，有警察告诉他，吸毒者是受害者。这位警察的政策水平很高，是位好警察。

所以，把吸毒者与贩毒者联系起来，并与缉毒警察对立起来，逻辑上是不严谨的、断裂的，也违背国家政策。更重要的是，这种逻辑，对缉毒警察这个职业的崇高目标缺乏正确认识，那么，也就无法真正尊重他们的牺牲。

五，何为回归正常生活？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可以送外卖、做骑手、打工，但不能抛头露面。

吸毒者成功戒毒、不复吸的一个关键，就是回归正常生活。所谓正常，就是回归原本的生活，而每个人的正常是不一样的。

举个例子，国家会帮助地震、水灾中的人，一视同仁的给钱给物，那怕有些受灾家庭本身已经很富裕了。因为帮助的目的，是帮助人回复正常、原本的生活。

作为演艺人员，其技能、生活都是演出，禁止他们从事原来的职业，就是仍然把他们驱离正常生活，这是一种长久的持续性的惩罚。

中国是法治国家，政策制定者是讲法治、讲政治、讲逻辑、讲专业性的，所以，国家政策不歧视戒毒者，而是帮助他们戒毒，帮助他们就业，帮助他们回归原本的生活。所以，作为这个大政策原则之下的行业政策，演出行业的相关规定，也是禁演三年，而不是永久。

六、法外施罚的危害

禁止演出，但可以送外卖、做骑手、打工，但不能抛头露面，这种法外施罚的信号释放到社会，会产生一系列的滑坡：不能成为明星，不能出现在公众面前，不能出现在单位重要岗位，不能出现在接待岗位，不能获得财富，不能成功，不能拥有公共账号。

这等于告诉那些吸毒者，一旦吸毒，必将终生背负上沉重的污点，不可自拔。如果不能回归正常生活，永远要被人指指点点，那会严重打击吸毒者戒毒的意愿与意志，甚至进一步在犯罪道路上滑下去。这将对中国的禁毒事业，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我相信，这也是那些牺牲的戒毒警察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对中国禁毒事业最好的支持，就是在对待吸毒者的就业、生活上，严格的执行国家政策，尊重国家政策的精神内核，不施加法外之罚、政策之外的惩罚。

这个滑坡不仅如此。根据法律与政策，吸毒的恶性程度，其实是低于扰乱公共秩序、把人牙齿打掉、酒驾、醉驾，偷拍，吵架中辱骂他人，拆开他人的信件、无证驾驶、嫖娼、在微信中传黄色视频、网上看了不该看的、打麻将超500元等等行为的。如果吸毒者要背负上终生污点。那这些人呢？——滑坡的意思就是，从一点点开始，最后，整个山体都移动了。

每个人际遇不同，可能会犯不同的错，天下没有人是洁白无瑕的道德楷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面。宽容与善待他人才是真正的解决违法犯罪的方法。

七、听流量的，还是听政策的？

超载入刑、人贩子一律死刑、父母意外让孩子死亡应该判刑，网上这类喧哗很多，以后也还会有。很多国人是重刑主义者，同时又不在乎法治，也就是说，他们希望更严厉的管起来，或者执行终生惩罚制度，至于有不有法律与政策根据，他们并不在乎。流量就是他们的依据。

但是，对于违法犯罪的惩罚，并不是越严越好。这一点要讲专业、数据，国家法律与政策的制定者，不会比网民更蠢。

网上有些人，永远无法说服，那怕他们不断鹦鹉学舌那么一句逻辑断裂的话。但是，换一个角度提问，会简单明了一些：“管理社会，到底是应该听专业的、综合考虑的、全面权衡的法律与政策制定者的，还是听平均文化不到高中的网民的？各行各业的政策，是应该听行业主管部门领导的，还是那几个做自媒体的年轻人的？

八、正确理解榜样

宋东野回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不会形成错误的示范。

对于榜样，需要正确的理解，这一点并不难。失足人员因为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回归社会，成为榜样的例子很多。

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古人有周处除三害的传说。前不久，金正恩也接见和勉励失足青年。这些“曾落伍的年轻人”曾因犯罪行为而受到法律处罚，但最后也成为榜样。美国人詹姆斯·艾略特19岁时因吸毒和抢劫被捕入狱，6年的监禁生活中，他悔过自新，最后成为了美国两年制大学优等生荣誉联合会的新一任国际主席。这不是一个山寨组织，是美国高等教育组织中最大的荣誉社团，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三百万会员，入会标准非常高。

难道睿智的中国古人，代代相传的故事，是想鼓励年轻人：去犯错吧，犯罪还可以再来？显然，这些故事，不会刺激人去犯错，而是鼓励犯错的人自新，是用“可以获得新生”“可以成功”激励那些犯过错的人，摆脱过去。

只要改了，就是一个好的社会公民。知错就改善莫大焉。

吴京也曾醉酒驾车被拘留，虽然现在网上说那是谣传，但还能搜到2006年法治晚报的报道，以及相关视频。2006年，酒驾新规尚未施行，所以，醉酒也不用承担刑事责。不能说因为交警有牺牲的，吴京就不能演电影。

九、政策要有尊严

自媒体，自媒体的“自”字的意思，就是小、自己，非官方，一个人干所有人的活，把撰写、校队、审稿，一审、二审、三审的工作都做了。这样是高效的，对于个人言论，这么做问题不大，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几个单位里新来的搞新媒体的年轻人，为了粉丝与流量，就实质性违背国家政策，然后某种程度上，主导了一些重大政策。这样做的风险很大。

我们不能要求老百姓都有很高的政策水平，但很多自媒体，却需要提高自己的政策水平，讲政治、讲政策，而不是讲情绪。公示、通报等功能，讲究快速，但那些存在不确定的流量议题，还是留给传统的行业报纸去做。他们有更多的专业资深人士，也更严谨。

国家的法律与政策，应该保持自己的严肃性与尊严，不能轻易在众声喧哗中低头。

“太难了，我早就不开车上班了，而是改坐公交。政府应该出手控制汽油价格，再这么下去，大家都要卖掉自己的车了。”巴弗萨（AnkitaBhavsar）如此向印度媒体抱怨道。

巴弗萨是居住在印度经济中心孟买郊外的居民，以往每日自己开车往返于市区，特别在疫情期间，这样做还能降低染疫的风险。不过今年以来，印度汽柴油价格节节攀升，上涨幅度超过25%，让她每天不得不冒着风险去挤公交车。

目前，印度的机动车油价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

记者在印度石油公司网站上查询到，在10月27日，孟买每升汽油的价格为113.8卢比（约合9.69元人民币），柴油104.75卢比（约合8.92元人民币），价格要比当前中国的零售价高出约20%。考虑到印度的收入水平，这一价格让普通百姓苦不堪言。

印度今年的季风雨季遭遇多轮强降雨，雨季过后近期的降水也超过往年。图为7月14日，车辆在印度新德里积水的街道上行进。新华社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与南亚研究中心秘书长刘宗义对记者表示，印度在能源资源方面相对匮乏，需要大量进口。在莫迪政府早期，印度经济快速增长，原油价格低起到了很大的贡献。如今国际油价的上涨，使得印度整体经济环境在疫情后的恢复中再次遭受考验。

油价普涨，放弃私家车，改挤公共交通，巴弗萨并不是孤例。

生活在首都新德里的印度车主阿伦向央视财经表示：“现在的日子不好过，我们一周只能开两次车了，一周有4天乘坐轨道交通，有时候甚至5天都乘坐轨道交通(避免开车)。如果油价再上涨10卢比，或20卢比，我就会卖掉我的车。”

没钱加油并不是市民发泄怨气的言辞，而是有实际的数据支撑。在有亚洲“硅谷”之称的印度城市班加罗尔，运营城市公交系统的班加罗尔都市运输公司（BMTC）透露，相比9月，他们在10月已经多售出了5000至6000张公交月票。公司表示：“由于汽油价格上涨，我们认为还会有更多的人转向公共交通体系。”

面对高企的油价，印度民众苦中作乐，在网上编了很多段子，而印度反对党国大党的领导人拉胡尔·甘地（RahulGandhi）在10月21日也加入了进来，把它推到了新的高度。当天，他在推特上发帖写道：“Fillionnaire（加油富翁）：是指在印度，加得起满满一车油的人。”

他巧妙地将Fill（加油）和Millionaire（百万富翁）两个词合二为一，以幽默的方式表达在当前油价下，普通印度人已经很难付得起油钱了。

油价为什么贵？

印度汽柴油价格高涨，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国际油价大涨。受益于疫情好转，全球能源需求大增，而全球原油供应并没有增加。受此影响，截至上周，国际油价已创下2015年以来最长周度涨势，连涨9周。

印度能源对外依存度过高，是世界第三大石油进口国，国际能源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很快就传导至国内。印度80%的原油、50%的天然气、大约30%的煤炭，需要依赖国际市场进口。国际原油、天然气和煤炭价格上涨势必将影响到印度国内的批发和零售价格。

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官员卡普尔（TarunKapoor）在上周表示，印度正在组建一个团体，让国有和私营炼油商抱团，加强与中东产油国的谈判能力，以寻求达成更好的原油进口交易，应对油价飙升。卡普尔还表示，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及其盟友应该提高产量，以压低全球油价。

除国际油价的因素外，印度政府对汽柴油征收高额税费也是印度油价快速上升的重要原因。

据印度媒体计算，当前汽油价格中，有54%是印度各级政府征收的税费，而柴油中的税费比例为48%。

在疫情后的2020年5月，为了应对财政收入减少而支出扩大，印度政府还再次上调了汽柴油的消费税，其中汽油增加13卢比（约合1.11元人民币），柴油增加16卢比（约合1.36元人民币）。

面对价格上涨，民众要求政府减税降低油价。不过印度官员大多持反对观点。

10月21日，印度北方邦邦务部长蒂瓦里（UpendraTiwari）甚至表示，汽油价格上涨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95%的印度人根本不需要汽油，因为只有少数人使用四轮汽车。这一言论目前已在印度网民之间成为笑谈。

相比蒂瓦里的怪论，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长普里（HardeepSinghPuri）的回应要严肃得多。他在10月22日表示，在当前情况下，降低汽柴油税费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他说，印度刚刚在21日完成了10亿支疫苗的接种，而在过去一年，政府为9亿人提供三餐补助，为9000万人免费提供做饭使用的液化燃气。他表示政府之所以能提供这么多社会支持，离不开汽柴油的征税，所以这些税费万万不可降。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刘宗义表示油价切实涉及到民生，不仅仅对工业生产有着巨大影响，对农业的影响也十分重大。油价高企将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

他还补充道，在此前的几轮疫情冲击下，印度大批中小企业倒闭，大批工人失业，如今他们的生计将更加艰难。

由于燃油价格上涨、运费增加，再加上近期降雨过多，导致蔬菜减产，今年德里市场上的西红柿售价从每公斤25~30卢比（约合2.1~2.6元人民币），涨到了每公斤60卢比（约合5.1元人民币）。土豆、萝卜、茄子等蔬菜的价格也都上涨了1倍到1.5倍。

洋葱的价格也在不断抬升，洋葱是印度人每日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蔬菜，在印度被称为“政治蔬菜”。印度政府为此已经建立了创纪录的20万吨洋葱储备，以应对洋葱价格可能飙升的问题。

2021年印度整体经济在缓慢恢复。亚洲开发银行（ADB）9月22日公布的最新亚洲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印度2021年经济增长预期10%，2022年经济增长预期7.5%。刘宗义表示，看似较高的增长率主要是由于2020年基数较低。

疫情后，不少人遭到减薪或失业在家的情况仍然普遍存在，很多人家都在缩减开支，以对抗通胀。

印度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印度8月的通胀率是5.3%。

印度经济学家分析，石油和液化气价格上涨产生的影响正在向各个领域传导。与此同时，煤电企业又面临电煤供应不足，煤价大幅上涨的压力，而电煤价格上涨的结果最终一旦传导到电价，将更进一步加剧通胀。

对此，印度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在10月22日对燃料价格上涨的风险发出警告。印度政府也在11日表示，原油、食用油和金属制品价格波动给印度经济带来隐忧。

印度央行10月8日宣布将回购利率维持在4%不变，维持宽松货币政策。印度央行行长达斯表示，印度央行当前的优先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能对印度经济复苏前景构成威胁。

印度经济学家指出，通胀水平加剧，抑制了人们的消费欲望，而印度经济主要依靠私人消费推动，私人消费的不振，就成了印度经济前景的最大隐忧。

“菜比肉贵”，成了目前社会热议的话题。大型的连锁超市里，一边是跌破10元的猪肉价格，一边是均价在8元以上的各类蔬菜。

根据农业农村部监测，10月以来，全国286家产销地批发市场的19种蔬菜平均价格已上涨 27%。据了解，本次蔬菜价格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与最近的寒冷天气和汛情导致供应短缺有关。有业内人士预计，待11月南方冬季蔬菜大量上市后，蔬菜价格将回落到正常水平。

民以食为天。凡是与吃有关的社会话题，不论国界，都会引起全球人民的关注。比如最近邻国韩国一公斤牛肉1090元的民生事件，便登上了微博热搜榜，成了互联网关注的焦点。

食品价格变贵的原因有很多。除了农产品整体供不应求、今年全球极端天气频发之外，还有油价和天然气等能源价格的飞涨。但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并非只有韩国人——在全球物流供应链危机的影响下，各国肉菜价格出现了疯涨、短缺的情况。

在这之前，全世界大多数人都不太关心食物从哪里来、运送了多少食物或如何收集食物。但当类似的事情在世界各地上演的时候，全世界已经得到了一个痛苦的教训——相隔万里的经济体如此紧密地关联在一起，以至于任何一个地方的延误和短缺都会波及到几乎所有地方。  也许没有人会想到，一公斤牛肉的价格，竟会以登上热搜的方式引发整个互联网关注。

10月19日，韩国《国民日报》援引该国农水产食品流通公社公布的数据称，韩国本土牛肉（韩牛）里脊肉每100克的价格从14679韩元，上涨到17274韩元，上涨18%。韩国本土五花肉每100克的零售价，也升至2700韩元左右，较去年上涨近30%。

而在首尔的超市，据央视《今日亚洲》节目报道，一公斤韩牛里脊肉售价大概需要20万韩元。按照现时人民币兑韩元的汇率，要想从超市里买走一公斤韩牛里脊肉，至少需要花费1090元人民币。

物以稀为贵的韩牛，在韩国价格是进口牛肉的数倍，是无数韩国社畜工作一年之后能吃上的最好的幸福餐。如果以现时韩国最低时薪标准8590韩元（约合人民币46.84元）来计算，韩国打工仔们想每周买上一块一斤装的韩牛里脊肉带回家做成烤肉，得至少花掉其中一天的工资。

价格疯涨的并不只是本土自产的五花肉和牛肉。在超市里，牛奶开始悄悄加价，50元人民币一盒的鸡蛋比比皆是，甚至13年没涨过价的方便面，今年8月以来也涨了超过10%。

“除了工资，所有东西都在暴涨。”有韩国民众在社交媒体上吐槽说。

有韩媒用“蛋白质膨胀”（蛋白质+通货膨胀）一词形容近期韩国肉蛋奶的价格暴涨。/视觉中国

但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并非只有韩国人。印度的批发市场里，原本每公斤卖25—30卢比（约合人民币2.1—2.6元）的西红柿，因为连番降水和受燃料价格波动影响，批发价已经翻了一番；而以玉米制作的玉米饼为主食的墨西哥人，最近也因玉米涨价30%而愁眉苦脸。

食品价格变贵的原因有很多。除了农产品整体供不应求、今年全球极端天气频发之外，还有油价和天然气等能源价格的飞涨。

但最近，日本肯德基无薯条可卖、美国炸鸡翅短缺、多国的奶制品价格水涨船高……这些原本几乎不可能成为热搜话题的内容，在全球物流供应链危机影响下，统统成了人们关心的焦点。

“一个什么都缺货的世界”

贵，但有货，那还可以忍一忍、咬一咬牙关，买少一点。

起码走进超市里，还能见到货架上“有东西”，也能让来购物的顾客产生心理安慰。

蔬果区里，成堆的胡萝卜已经到货，在一排空货架中鹤立鸡群；另一边的芦笋也“不甘示弱”，一捆捆绑好的包装芦笋，让饱受货物短缺的英国人很是欣喜。

只不过，当走近这些满满当当的货架前，原本欣喜若狂的表情很快“被泼了冷水”，最后成了社交媒体上的新段子：“嗯，芦笋的照片真美味。”

尽管后来这些超市出面解释称，这种以假乱真的“行为艺术”已经使用了好几个月，但面对肉眼可见的商品短缺困境，显然和最近英国的货运人员短缺和物流运输困难脱不了干系。

而另一边，因为无骨鸡肉供应不足，美国肯德基今年9月开始不得不暂时取消该产品的广告宣传；而以“炸鸡翅”闻名全美的快餐店Wingstop，因鸡翅大量缺货，只得开发新的鸡腿产品加以替代。

与炸鸡搭配的可乐，最近也因为原材料供应不上而面临加价。百事可乐最近公布的2021年第三季度的财报显示，尽管营收同比和环比分别增长11.6%和5.06%，高于市场预期，但由于分销和营销支出增加，成本上涨超过了10%。涨价的原因，是生产可乐时用到的易拉罐和塑胶瓶“跟不上供应了”。

因为饮料瓶、易拉罐等原材料迅速出现短缺，用三块钱就能买到的快乐也要成为回忆了。/图虫创意

食品之外的货品供应，同样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运送无铅汽油和柴油的运油车司机短缺，英国近1/3的油站不得不关停；民众在加油站前排队加油的场面，成了当时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

“这是一个什么都缺货的世界。”《纽约时报》一篇报道的标题这样写道。

但世界之所以变得“缺货”，并不是因为物品生产不出来，而是因为物品迟迟进不来。

劳动力，太缺了

百事可乐今年第三季度的财报还指出，除原材料短缺外，劳动力短缺、航空或其他商业运输的可用性降低、港口受疫情影响关闭或边境限制，同样对供应链造成了不利影响。

财报列出的四点因素里，劳动力短缺，是影响生产和销售产品的最重要原因。

因为无论是原材料生产、加工，还是通过海陆空进行运输，甚至材料到埠之后的货品分发，都需要靠数以百万计的劳动力来维持运作。

而在当下，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地区劳动力严重不足——码头上没有装卸工，公路上没有卡车司机，仓库里没有仓储工人。简单来说，就是“什么都缺，最缺的是工人”。

码头上没有装卸工，最直接的影响便是被集装箱填满了的码头、仓库里一路堆到了天花板的货物，以及港口外绵延上百里的、等待泊位的、浩浩荡荡的集装箱船队，以及船队上超过20万个满载货物的集装箱。

集装箱围城如临大敌。当地时间10月13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最大的两个港口洛杉矶港和长滩港开始“7×24小时”不间断工作，甚至还考虑部署国民警卫队员去填补关键岗位，以缓解集装箱带来的供应链压力。

但只缓解集装箱压力显然远远不够。根据美国卡车运输协会的统计数据，按照重量来计算，全美约有72.5%的货物通过卡车运输；而目前，美国卡车司机的缺口就从2015年的4.8万名翻了一倍，增长到超过8万名。在大西洋另一端的英国，目前也存在10万名卡车司机缺口。

没有足够的货车司机，就算把港口的集装箱都清掉了，也无济于事。由于缺人，牛奶无法及时被装奶车取走，英国的不少奶农不得不将放在牧场的牛奶倒掉。

而因为这个缺口实在是太大，以至于在当下想要接上中间断掉的供应链，有商家甚至开出了比企业高管还要高的年薪来招聘卡车司机。

为了赶快把货物运出去，有超市开出了5.6万英镑（约合人民币49.26万）的年薪来招募卡车司机。

但即便如此，因为英国脱欧、美国提升关税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能够弥补上这个巨大的缺口，靠优厚的薪资显然是杯水车薪。

在缺口时时弥补不上的尴尬场面之下，反馈到终端，最直接的受害者便是需要承受又贵又少的商品的消费者，也就有了前面“一个什么都缺的世界”的场景。

而这种“什么都缺”的情况，也反过来严重影响食品供应链，食品和饮料制造商也不得不为此买单。外媒报道称，随着西方国家传统假期的临近，从人造圣诞树、体育用品，到感恩节餐桌上必备的火鸡，各种商品都将出现短缺和价格上涨。更有零售商警告称，包括厕纸在内的基本生活用品可能会再次出现供应短缺。

海运物流体系“在变得更加脆弱”

英国《周刊》网站认为，在疫情暴发之前，全球供应链便已经受英国脱欧和贸易战所影响。而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是将本已脆弱的供应链“变得更加脆弱”。

航运是解释全球经济出了什么问题的核心所在——毕竟，全世界有超过八成的贸易活动都是通过海上进行。

最开始，因为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多个世界级的货运港口出现疫情感染，不少码头工人需要隔离，而不得不暂时离开工作岗位。与此同时，许多国家为了严防境外输入，对所有入港的船舶及船员进行严格的强制检疫。双重叠加之下，大量货船要么被迫滞留在港口，要么漂流在海面长达数月，没法正常通行。

货轮到了，但还只能飘在海上，岸上的人们只能望洋兴叹。/视觉中国

另一方面，疫情大流行之下，居家生活成为了主流。被困在家里的人们无法将可支配收入用于外出，因而将赚来的钱转而购买各种各样耐用的消费品。诸如更高清的大屏电视、应对网课和居家办公所需的平板设备，以及能够解放双手的洗碗机，成了不少人居家消费的首选。

有平台统计，去年疫情期间，假发、家居、玩具、电子消费等用品的全球销量涨幅均超过了40%，而国产智能电视的海外销量同比增长100倍，在俄罗斯更是录得同比暴涨220倍的纪录。

但随着疫情开始逐渐缓和，世界各地对各类商品的需求不降反增。突然间猛增如此多的订单，一时间让航运业无所适从。在当时，许多人曾认为，几个月后工厂生产会赶上需求，货船也会把积压下来的货物运完——但事实上，这种场面不仅没有发生，反而变得更加严重。

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对今年3月底运载1.8万个集装箱的巨型货轮“长赐号”在苏伊士运河上搁浅的事件印象深刻。搁浅的几天里，造成的代价不仅是一天烧掉多少亿美元那么简单，还有堵在南北两端的400余艘大大小小的船只，以及装在上面的运往世界各地的各种各样的货物。

尽管最后成功脱险，但“长赐号”在苏伊士运河上卡了几天引发的“蝴蝶效应”，已经开始慢慢波及各个领域。最要命的当属装载货物的集装箱。这些被迫滞留在欧洲和美洲的集装箱，无法返回到亚洲主要生产市场装货，从而导致供应一直处在紧张的地位，价格也比数年前翻了两三倍。

加上美国港口现在还有20万个集装箱还在缓慢卸货清理，最终受到影响的，就是不得不承担翻倍的收货时间和附加费的大大小小的买家。

美国的一家厨房用品店里，店主科尔丝藤·杰斯达尔(Kirsten Gjesdal)最近刚收到一个她八个月前就下了订单的锅盖。每当有顾客问她什么时候有更多的餐具垫的时候，她只能无奈地摇头，然后默默地给送来的商品支付高昂的附加费。

供应链危机，啥时候才到头

美国所造成的物流体系陷入混乱，也让全球不得不跟着一起买单。

有韩媒认为，韩国肉价普遍上涨是全球供应链危机造成的。由于全球最大的肉类生产国——美国的物流体系陷入混乱，导致海上运费也跟着一起飞涨。

韩国的普通家庭，日常以食用进口肉为主。但因为运费实在是高得离谱，从外国进口肉类数量大减，市场上的进口肉价也随之飙升。

而韩国的烤肉店，已经承担不起如此高昂的肉价。随之而来的是，餐饮店在涨价，不涨价的店也在悄悄减少肉的分量。

根据韩国企划财政部等主要经济部门的数据，韩国10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上升率预计将超3%。按照国际惯例，CPI超过3%就可定义为通货膨胀。而韩国自2012年2月开始的10年间，还未出现过单月物价上涨超过3%的情况。

放眼全球，不少国家都处在通货膨胀带来的水深火热之中。德国9月份的通货膨胀率也升至4.1%，创下两德统一以来的最高水平；据英媒报道，英格兰银行预测，到今年年底，通货膨胀率将超过4%。而此前疯狂印钞票的美国，在过去半年的通货膨胀率为7.2%，达到198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10月1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中，下调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5.9%。报告形容全球经济“举步维艰，复苏进程受阻”，处于全球供应链重要环节的国家暴发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中断的时间比预期持续的更长，并在众多国家推升了通胀的严重程度。

与此同时，IMF警告称，如果供需不匹配等问题得到解决，通货膨胀将在明年中期恢复到疫情暴发前的水平；但若供应链危机持续时间和影响超过预期，通货膨胀的负面影响或将加剧，可能导致各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从而抑制经济复苏。

互联网上，预测供应链危机什么时候解除的讨论，众说纷纭。《财富》杂志援引某全球大型物流集团的CEO称，全球供应链危机可能会持续到明年春节年之后，而“在开始缓解之前，还将进一步恶化”。

更多的分析师则认为，这种预测“还是显得太过于乐观”。“我们有这样一种恶性循环，所有的人类本能反应，让问题变得更糟，”哈佛商学院国际贸易专家史兆威(Willy C. Shih)接受外媒采访时认为，至少到明年年底前，供应链危机都不会完全消除。

但可以肯定的是，要保证全球产业链的稳定，需要一个稳定的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需要各国、各文明圈以开放的心态相互理解和容纳，而不是用嫁祸于人的方式将其演变成一个更为棘手的世界性危机。

正如《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所说的那样，全世界已经得到了一个痛苦的教训：“相隔万里的经济体如此紧密地关联在一起，以至于任何一个地方的延误和短缺都会波及到几乎所有地方。”

每次压垮骆驼的稻草不尽相同。这是现代社会的脆弱，也是人类社会要正视、警醒的教训。

[1] 全球供应链困局. 21世纪经济报道. 2021-10-26 [2] 全球供应链噩梦，中国能否独善？ 观察者网. 2021-10-26 [3] 高德胜：透视供应链危机，压倒美国经济的“又一根稻草”是什么？观察者网. 2021-10-26 [4] 都是供应链惹的祸：奶粉持续涨价仍遭抢购，英国奶农却面临“毁灭性”打击. 时代周报. 2021-10-14 [5] 这辈子永远三块钱的可乐，要涨价了？中国新闻网. 2021-10-10 [6] 英国卡车司机薪酬大涨超过高管，年入5万英镑，为何仍有10万人缺口？第一财经. 2021-9-11 [7] 苏伊士运河通了，除了小挖掘机谁都高兴不起来. 新周刊. 2021-4-3 [8] The supply-chain crisis: what’s going on? THE WEEK. 2021-10-12 [9] How the supply chain crisis is affecting six big economies. the Guardian. 2021-10-2[10] Why your food prices keep going up. The Washington Post. 2021-9-15[11] The World Is Still Short of Everything. Get Used to It. New York Times. 2021-8-30

以下这篇报道是关于我们国家15到18岁之间大约40%的少年：他们在完成义务教育后，没去上高中，上了“中职”。更确切地说，这篇报道是关于“消失”的40%——一个如此庞大的群体，近15年的入学人数总计超过1个亿，然而生活中、媒体上，我们很少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听见他们的声音。

我们的世界，我指各位保有阅读习惯、常常浏览媒体的读者们的世界里，是985、211、留学、“鸡娃”、“内卷”充斥讨论空间，似乎上大学甚至上重点大学就是主流的人生轨迹，上普通高中更是应有之义，少有人了解早早脱离这条轨道的40%，他们正经历什么，毕业后去哪儿。今年夏天，“北京将实行5:5普职分流”的消息引发了家长们的焦虑，虽然后来被证实是谣言，但在全国，包括江苏、浙江、上海在内的多省市已基本达到“大体相当”的水平。

而“中职”，也就是全国共9896所中等职业学校，撑起了近另一半、却近乎失语的世界。它包含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成人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技工学校。

我在北京长大，身边同龄人中只有两个初中同学去了中职，中考后就断了联系。必须承认，我对中职所知甚少，唯一的印象来自那时大人们的训诫：不学习，以后就要去职校，跟“坏孩子”混在一起。于是我在潜意识里一直认为，上高中还是上中职，唯一的因素是成绩，上中职都是因为自己不努力。

但在关注这个选题后，一些新的信息涌了进来，每一条似乎都牵涉到此前我从未想过的问题：

统计显示，我国70%以上的职校生来自农村；

一位上海老师向我列举班上学生家长的职业：工人、保洁、食堂打菜员、无业……不少学生是没有本地户籍的流动儿童；

19岁的李先莹是我访谈的第一位中职毕业生，电话里，她这样讲述自己上中职的缘由：

她生在安徽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中考前从没走出过村庄，村里不重视学习也没人向她们解释中考的意义。她们对初中的下一环是什么没概念，每天放学后先干活，闲下来就玩，也不写作业。直到中考那天第一次到县城，看到横幅上的励志标语她才明白“原来高中是要考的”——这个听来是天方夜谭的故事，算不上普遍，但就在5年前真真切切发生在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周集镇的一个村庄。故事的结局是考试结束后，老师对大家说：你们要毕业了，咱们学校应该没有人能上高中。

因为这些，我第一次真正把环境、背景乃至更多成绩外的因素和“上中职”联系在一起，意识到我所熟知的外界评判或许并不公正。那句“原来高中是要考的”也总是突然跳出脑海，提醒我对“40%”处境的理解有多匮乏。

这些上了中职的少年是谁？如果不“学习”，他们在一所学校的三年在做什么？他们怎么“消失”了？为弄清这些，2021年7月，我来到Z校，广东顺德的一所中职。

入学零门槛・这里没有竞争・“眼神里面没有了东西”

顺德位于广东省南部，是佛山的一个区，也是个低调的富庶之地，连续8年排在全国“百强区”第一。这里夏天热得发闷，老街上混着潮湿的气息和双皮奶的香，路人慢吞吞走过散落的旧房和小商铺，身旁的狗也一脸懒散。但在5公里之外，顺德有作为工业重镇的另一面。“珠宝名镇”伦教镇的一条街上密密麻麻列着一众珠宝厂，天黑后流水线继续，外面却人烟稀少，静谧漆黑，楼顶高立的白色百叶厂牌一道道线条分明，一翻一合，像一张声明着工业秩序的森然的脸。

Z校就在伦教镇，距离珠宝街车程3分钟，顺势主打珠宝专业。我到时是暑假，学校里空空荡荡、正在装修，不过单看外观——红砖白顶的教学楼，门口两列高大的棕榈树——和一所普通高中没什么不同。门口站着带我参观的王老师，他40岁出头，穿着横条polo衫，平头，圆脸上一双大眼睛。他的话不多，常常沉默地走在我前面，自带一种干部式的权威，碰到其他老师，也像干部似的对他们点头打招呼。

王老师告诉我，Z校在顺德算一所好学校（13所中职里排第三）。他带我走进实训室，巨大的机器轰鸣声瞬间将我们包围。暗绿色地面上两侧分列着20多台庞然大物，深蓝底座白色的“箱”，好像太空舱，王老师介绍，这是机床，用来制造机器的机器。出门到大厅，墙上贴着十几个学生的照片和简介，他们都在省技能大赛中获了奖。

和全国大部分中职一样，Z校入学零门槛，完全不需要竞争：不限分数和户籍，免学费，只要求有初中毕业证。这里的生源背景也接近全国平均状况：每届1000多个学生里，10%是小工厂主的孩子，接送的豪车停在校外，他们“不需要考大学”，毕业后就帮家里管厂子；而那90%，来自农村或城市底层家庭，很多曾是留守儿童。

你在Z校的三年是怎么过的？我向每一个学生都问了这件事。在我的想象中，中职生活近似于人们口中的“逃课抽烟喝酒打架”，很“社会”，让人有点害怕；但同时，那种生活也有点浪漫——脱离了应试教育的青春可能更自由，比高中生埋头做题的三年要潇洒。

谭俊宝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学生，几天后，我意识到他也是几个学生中唯一和我的固有认知粘点边的——他确实爱逃课。他生在广州番禺的一个村庄，21岁，爸爸开挖掘机，妈妈做保育员，很小时就随父母来到顺德，3年前从Z校数控专业毕业。见面那天他穿着T恤短裤，露出极细的四肢，戴圆框细边眼镜，厚刘海在眉以上，整个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21）还要小几岁。跟他说话你隔5分钟就要笑一次——说到某某他就要模仿人家的腔调，提到某个重要时刻他就“腾”地站起来要给你演一遍。高兴时他经常蹦着走路，仿佛脚下安了弹簧。

他眉飞色舞给我讲他的逃课技巧——他能在课上溜走再在下课前溜回来。上实训课时他故意站最后一排，躲在机床后，盯着巡视老师的一举一动……抢在老师背过身的一霎那！他从后门冲出去了。回来时他又盯着门缝，等老师转身时再溜进来。

逃课期间，他在学校里“看风景”，去小卖部买辣条和鱼豆腐。有段时间他当副班长，还有个逃课借口是“办公务”——出校门时他亮一下“工作卡”，然后就去附近网吧玩一下午。

不过，谭俊宝说他逃课最远只去过网吧。他没喝过酒不会打架，从没想过去“泡吧”。但他认为，跟班上其他人比，他算“生活丰富”的——绝大多数学生不逃课，按时按点坐在教室，但也不听课，“有人睡觉，有人聊天，大部分人玩手机”。他坐第一排，有天课上醒来回头看，整间教室“一马平川”，全趴下了。

下午，大家慢慢都醒过来了，谭俊宝看他们都像在发呆，“就跟等死一样，眼神里面没有了东西”。

他想了想，又重复：“我X，真的跟等死一样。”

“约架”是 Z校学生少有的激动时刻。谭俊宝从没打过架，有天也情不自禁跟着约架的队伍走了，走在一群目标一致要大干一场的人当中，他说那感觉真难用语言形容，“你就感觉整个人活起来，整个状态是精神抖擞”。

到了小公园，两拨人一见面就迅速“交涉”和解了。不过，这并不影响第二天大家还为此激动。“@#¥%%%***@&！”一直讲普通话的谭俊宝突然声调高亢，说了一连串粤语。说完他解释，这段话大意是“昨晚xx一见我就怂”。第二天两拨人都会这么讲，两边各一圈人围着听，谭俊宝觉得这时候同学们最精神。

课余时间，谭俊宝做过很多兼职。其中一学期，他利用午休两小时去校门口的面馆端盘子，换来老板包午饭并给他一天20块。由于端盘子太累，下午课上他会一直睡过去。

他很自然地解释：因为爸妈一周给100，只够吃食堂，但他还想跟同学去吃炸鸡、买饮料。从小他看着开挖掘机的爸爸不停买特别便宜的东西，买回来就坏了，再自己修好，这让他对钱极为敏感。

上学期间打零工是很多学生的常态：发传单、餐厅服务员、酒店服务生、工厂流水线……谭俊宝的同学刘丽蓉说起这些兼职，像是回忆一场场快乐的游戏。“不用在家里做饭了。”她说，她把赚的钱都用来买零食了，“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分享”。

让她印象最深的是一份房地产公司的兼职：十几个人穿着印有公司logo的衣服在街上排队走，“像游街那种”，从伦教走到大良，从早9点走到晚6点，一路不准停，只有午饭时能休息1小时。她走了3天，一天80块。

“很锻炼人，锻炼了身体”，她用一种无比怀念的语气说道。

丽蓉今年19岁，是个胖胖的圆脸女孩，梳低马尾，有一份让人舒服的平实。不过，她的表情总有点苦闷，嘴角总是垂着。去年毕业后她一直失业，说到这事她就丧着脸：“找工作好难”、“太难了”、“我已经躺平了”。偶尔她也会憨憨地笑，几秒后就又恢复了下垂的嘴角。

她是谭俊宝口中的绝大多数——从不逃课，老实到连“约架”的事也没听过，顶多在课上睡觉、玩手机。她最常刷抖音，这是她看新闻的主要渠道。我问她看不看微信公众号，她说她一般只看本地号，“我们这个小镇上每天发生什么，都能在号上看到”。

中职不留作业，5点多就放学了，但丽蓉并没有更多时间刷手机了。放学路上她常接到妈妈的电话，让她买些菜回来，到家后她要帮妈妈做饭、收拾、拖地、洗衣服……干完活才有自己的时间。她家没电脑，晚上她和上小学的弟弟一起在客厅看电视。她爱看大女主剧，比如赵丽颖演的《花千骨》和《楚乔传》，讲一个女孩如何“一开始很惨，后来很厉害”。

“那时候沉迷这种女主很厉害的，就觉得很羡慕她，很羡慕她能成为一个很厉害的女性”，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也喜欢里面的男性角色，我们霍建华那种”。她承认自己也有喜欢的男同学，但都是暗恋，只要发现对方喜欢别人就会立刻放弃，“觉得自己配不上别人”。

他们来自另一种生活・“我就是个垃圾”・我妈妈是一个把我生出来的那种角色

我得承认，我在这些学生身上感受到的是一种对我相当陌生的东西——或许可以概括为“觉得自己毫不重要”。清华大学博士后梁自存在读时研究职业教育，曾在Z校调研两年，梁告诉我，他常听学生讲一句口头禅：“我就是个垃圾。”意思是上了中职就是被放弃的孩子，索性自己也放弃自己。

一个女孩说，因为太穷，家里没人认为她能走读书这条路，她从小听奶奶说“你以后找个洗碗的工作就行了”。另一个女孩也说，在她们村刷碗最重要，如果哪个女孩上了初中还不刷碗，“我们一个村200多人瞬间就传开了”。

一个男孩说，初三时父母离婚后，他不再学习了，家里常常只有他一个人，妈妈会在他上学时进屋留生活费。他的小臂上有一道纹身，是两行黑色数字。他说，那是爸爸妈妈的生日。

谭俊宝的爸妈是几对父母中唯一期望过孩子上大学的。他爸爸来顺德早且挖掘机技术精湛，赚到了几个家庭中最多的钱。谭俊宝十分坦诚地对我说，他上中职纯粹是因为成绩太差了。

小时候我脑子太活跃了，他说，小学课上他脑子里总有另一个世界。有时是游戏画面， “一个boss冲我开激光枪”；有时他想他爸爸，那时爸爸总去广州开挖掘机，一周回一次，于是每当他在脑中世界陷入绝境，“我爸像水印一样浮现出来，很帅很高大威猛”。他说，那之后，他几次考试都考砸了，再之后，他的情绪极不稳定的妈妈看到他考低分，就会拿衣架打他。

坐在小花园里，谭俊宝把秋千荡得很高。他说衣架总在他抱头蹲在角落时落下。后来他有了保护自己的方法：“我脑子会跟自己说话，我跟自己说，疼一会儿就过去了，我跟自己说按照规律，一般发生了坏事再过10分钟好事就会来。”

他邀请我去他家吃晚饭，是这两年刚搬进的新房。那晚妈妈不在家，爸爸拖着一只在工地上受了伤、缠着纱布的手做了饭。饭桌上，谭爸爸反复对我说：“我没有做好一个爸爸。”他讲自己从农村进城，没有文化，只知道为儿子上学拼命挣钱，拼命开挖掘机，没顾上妻子一个人带孩子的压力和儿子的心理。他说他理解妻子暴躁是出于焦虑。谭俊宝没有接话。

饭后，谭俊宝带我到他卧室，看他在电脑上写的日记。上面大段大段，写的是他小学初中都遭遇过校园暴力。一次他被一个同学摁在桌上打，可是平日总拿衣架打他的妈妈却没有为他出头。这个同学有一个特征，走路外八字，日记里他写道：

“我妈知道后，像没事人一样接我上下学，好像那时候的她也和我一样那样认为，脚往外拐的人都不好欺负，他的爸妈一定也不好欺负，就像被欺负的我一样，爸妈也同样好欺负（何况，他对我说，那时他们也没钱为他打抱不平）。”

第二天见丽蓉时，我提出也去她家看看。丽蓉迅速拒绝了。“你昨天去过谭俊宝家了”，她垂下头，想了一会儿才说：“我家和他家差距太大了。”此后我几次提议她都拒绝了。最后，在一个下过雨的晚上，她同意我到她家楼下，但不能上楼。于是我们在楼下小花园碰了面。这里空无一人，只有一棵大树、一个乒乓球台和一些老旧的健身器械，背后的一排房大概已没人住了，大片墙面斑驳发黑。

我们在长椅上坐下来，丽蓉似乎有点高兴，嘴角也不再下垂，她指着墙上彩色的儿童粉笔画介绍，这就是她从小玩到大的地方。说着她转向我，搬起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上，像坐在炕上一样，给我讲她小时如何在这儿和其他孩子一起滑轮滑、捉迷藏。

不过，她是6岁从四川来的顺德，那一年，长年在外打工的爸妈回老家接她，那是她有记忆以来第一次见到爸妈。说到这儿她又恢复了苦闷的神情：那天她跑着去接他们，一见面却喊了“叔叔阿姨”。

“我妈妈是一个把我生出来的那种角色”，丽蓉两次这样说。

而在厂里打工的爸爸，总是打她发泄情绪。但她从没报过警，怕会把爸爸“送进去”，“这样我会良心不安，妈妈也会伤心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学生都遭受过家庭暴力，丽蓉的同学陈伟廷说他就没有。他没遭遇过暴力，有个正当职业、开五金店的父亲，“上中职”在他口中顺理成章。可是，就是这种顺理成章让我觉得不大对劲：这男孩像黑洞一样，让你感觉不到他有任何愿望和情绪。跟他说话我总想起鲁迅《故乡》里的闰土——即便受到最不公正的待遇，也感觉不到任何强烈的情绪，愤怒委屈激动都没有。他身上唯一强烈的是种实干苦干的气息。

梁自存博士说他记得两件事：一件是陈伟廷曾对他说，自己小时候经常离家出走；另一件是有一年元宵节当晚，他作为老师陪陈伟廷回家，陈爸爸跟他们打了招呼就没再理，也没问儿子吃没吃饭，他们最后饿到不得不出去吃。这个家庭的“温度”从此一直留在他的记忆里。

陈伟廷说，从小到大，爸爸几乎只对他说两句话：第一句，“你作业写完没有”；第二句，“写完来帮我干活”。他从小学二年级就要干五金店的活了。经常是他和同学约好出去玩，爸爸让干活，吵架后他就离家出走，晚上睡公园，白天去超市试吃，从小学到初中重复过很多次，最长七天，每次都以爸爸到公园拉他回家而终结。但爸爸从没道过歉，“找到就找到了”。

在他的记忆里，妈妈是世界上对自己最好的人，但他对妈妈的记忆非常稀薄，只剩下留守时妈妈骑摩托车回来发出的声音了。7岁时，奶奶和妈妈相继去世，他从潮汕到了顺德，每天坐床上哭，爸爸在一边看着不说话，每天他哭到困了就睡着了。

“那之后我都没有再哭过了”，他说自己不爱思考也不爱记事，发生过的事他都不想再去想。

“你上一次情绪波动是因为什么呢？”我问。

“因为谭俊宝。”他说。但他没再说下去。

后来，我从谭俊宝和丽蓉那里补全了这个故事：那是他们还在Z校的时候，一天晚上，同学聚会，谭俊宝说到了妈妈拿衣架打他的事，情绪激动，拿起了刀要自杀。

这时陈伟廷突然蹲下了。他哭着说你不要再闹了，我连妈妈都没有。

他们在中职学什么・挂牌模具专业・老师说承认脱节、必须脱节

我向每个学生都问了中职三年的学习感受，多数人的回答是：感觉没学到什么，但也说不清为什么。大家会抱怨“上课无聊”、“老师讲的听不懂”，但同时，他们也怀疑问题是出在自己当时没好好听。

陈伟廷是唯一一个无意中讲出了具体问题的。刚见面时他笑嘻嘻地自我介绍：“我们是挂牌模具专业。”随后他解释：前两年他们一直没见到模具，只见到模具图片，他把这理解为“学校没资源”。第三方考核来了，学校挑他们十个学生去工厂紧急学一个月，他觉得自己挺幸运，“毕竟学了一个月”。

中职的教育资源短缺也得到了社工张密的证实，她是梁自存博士的同事，今年6月访谈了33位广东各校的中职毕业生，发现学校不单缺资源，教学内容也落后市场很多年：会计还在练数钱，模具还在学矬铁……一些学校汽修的车也太旧了，学生毕业后发现如今的车型大家都不会修。

我找到带我参观Z校的王老师。他解释说，学校要百分百与时俱进是不现实的，因为设备太贵了，比普高需要投入的成本高多了。

其次，“我们要承认脱节，必须脱节”，王老师说，因为“我们中职教育的定位本来就不高”，最前沿最先进的东西是要教大学生的。他举例：练数钱的会计专业已经更名为“会计事务专业”了，意思是培养为专业会计服务的辅助性岗位——帮忙记账、跑腿、办税、扫描……因为，真正的会计工作涉及企业管理经营，小公司至少要高职毕业的，大公司至少要本科。

梁自存告诉我，刚来顺德调研时，学校里的种种细节都能让他感到这里对学生没有太高期待：一所中职里贴着标语，“不比智力比努力”；一位老师对他说，“中职学校就是垃圾改造站”；一天刚上课不久，班主任进来发指甲刀——她得知领导要来查指甲，赶紧让学生剪……

而在豆瓣教师小组的专科版面，一类热帖是“如何把学生治住”。一位上海的中职老师在电话里对我大吐苦水：学生竟然在课上离开座位去和同学讲话，还屡禁不止，让她这个985毕业的研究生感到不可理解，“不知道差生是不是从小没养成习惯，也不尊重权威”。最后，她规定再有人离开座位就停止讲课，全班静坐10分钟，三四次后终于成功“纠偏”。

我一度认为她是对的，甚至，面对这些吐槽学生的热帖我似乎更理解老师，我想那大概是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潜意识里和“差生”存在思维隔离的“优等生”。但当我初到广东，和梁自存第一次见面，我对他讲了如上这些，我能感到他甚至有点愤怒了，但出于礼貌在克制。

他说，就因为我们的中职老师大多是这样的老师，中职里才那么多不听课的学生。这些孩子大多不适合灌输式教育，但完全能通过增强参与和互动来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这是这几年他和社工团队一直在尝试的事，也看到了效果。可是，大多数中职老师并不这么想，当有学生站起来要讲话，他们不会关心学生需要什么、想说的会不会和课堂有关联，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压制”。

“很多老师是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用适合这些学生的方式去教他们。”梁自存说。没有能力，指我们的教育中素来缺少另一套方法和标准，老师们对灌输之外的教学很陌生；而没有意愿，或许是因为这些考上普高又考上好大学的老师们不可避免会觉得，上了中职的孩子是“差”的。

“我们职业学校的学生，本身他的智商、情商、各种能力，他确实会低。”Z校办公室里，王老师对我说。

我问他是否因为自己上的是普通高中，因此不容易理解学生的处境和想法。

“我自己就上的职高啊。”王老师有点激动地反驳道。他说，他就在农村长大，因为信息闭塞上了职高，但他“与众不同，比别人爱学习也学得快”，最后成了全班唯二考上本科的人，正因如此他才更加坚信“成败靠自己”。

从211师范大学毕业后，王老师进入中职做了一名专业课教师。他钻研专业有热情，是编教材的主力军；他对教学也有热情，渴望把自己的教研成果都讲给学生听，然而听者寥寥，这让他长期痛苦不已。直到有一天，他说，他接触到王阳明的心学，大彻大悟了：应该调整自己的心态，过去痛苦就是因为讲得太深，对学生期待太高了。

这两年，王老师在参与课程督导。发现有老师明显备课不认真，他会劝他们改进教学，当老师们反驳“是这些学生太差了”，他板着脸评价他们“是在推卸责任”。他也在帮忙推进学校的教学改革，把大班拆成小班，把更多的课堂从普通教室转移到能上手操作机器的实训室。他仍然希望把学生教好，不过，他对学生的期待已经和早年不同了。

“我们中职学生就是一个熟练工人，几个简单操作，如何拧螺丝，你教他三年，反复拧反复拧，肯定都会了。”王老师说。

我随谭俊宝回家那一晚，饭桌上父子俩有过一次争执。当时，谭爸爸想表达自己关心儿子，说私下请中职班主任吃过几次饭。谭俊宝急了：为什么要请她吃饭？她只会批评我罚我，她根本不理解我的心理也不关心我！

“你还要求人家关心你心理”，谭爸爸瞥了儿子一眼：“自己没考上高中，还这么多要求。”

梁自存推荐我认识了Z校的韩老师，并称她是这些年他见到的最关心学生的中职老师。韩老师40多岁，声音温柔，是我们常说的那种像妈妈一样的老师。并且，近几年她一直在学习梁自存的参与式教学方法改进课堂。

我和韩老师、王老师一起吃了饭。席间又聊到课堂，王老师再次指出：为了让学生听课，要提高讲课质量。韩老师打断了他。她几次重复了同一个观点：学生听不听不都是老师能决定的。她反问：学生受家庭影响情绪不好，课上走神，这是老师讲好课就能解决的吗？

“你会发现课堂的问题很多是在课堂之外，是家庭和社会的，课堂能做的很有限。”韩老师说，她不会放弃改进课堂，但这就是她在中职认真工作十多年得出的真实感想。

他们毕业了去哪儿・进厂不如送快递和卖奶茶・HR 说中职生只能服从规则

Z校毕业后，谭俊宝升入一所成人大专，学幼教专业；陈伟廷也升了大专，今年毕业后进入一家模具厂做质检工作，月薪约5000元；刘丽蓉做过电话销售、进过电子厂，目前待业中。

职业教育理论上应该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但现实是，在珠三角，多数中职生毕业后不愿进厂。工厂管太严、环境差，还不如送快递、在奶茶店打工更能自由支配时间，学生们说。更重要的是，即便他们选择进厂，多数专业只凭中职学历很难找到对口的技术岗，只能去流水线做普工。这种就业格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结构。

过去几十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主要靠大量廉价劳动力,靠的是无数双手，无数双并不需要掌握技术的手。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产业升级迫在眉睫，据统计目前存在2000多万高级技工的缺口。但那架要爬十多年的，从中职到产业的梯子还没有搭好——

要在学校打好基础，毕业后还要在岗位上继续提升技能，才能成长为一个高技能人才，既而胜任一份真正有技术含量的工作。资料显示，一个初级工成长为高级技师最快需要12年，而一个焊工的技术提高与经验成熟期平均在 18 年以上。

在这架“漫长”的梯子上，除了令人堪忧的中职教育本身，现状是我国制造业 90% 以上是中小企业，面对低端环节的市场竞争，一般企业并没有资源提供高技能岗位，没有动力培养高技能人才。

今年6月，社工张密访谈了10家珠三角企业的HR，发现企业对中职生的最高期待就是成为一个熟练工，或一个最基层的管理者。一位汽车配件厂的HR直白地说，“大学生会制定规则，中职学生只能服从规则”。

还有一条路是升学。2020年，广东省中职升学率是36.83%。这个数字在Z校要更高，大概是70%。近年来，国家鼓励中职升学， 2019年高职扩招100万人，2020、2021两年扩招200万。那之后，王老师说他再没见过一个学生考不上了——总分450，考80分也上了民办大专。

（不过，上本科很难。中职生也能参加普通高考，但要和普通高中生竞争显然机会渺茫。如果是对口升学，按照规定，中职生只能考本省一小部分本科的个别专业。广东省400多所中职，本科名额不足1000，平均每个中职不到两个人。）

但丽蓉并没有选择升高职或大专。她说，“我学了三年（中职），没有提起任何的兴趣，感觉非常无聊和枯燥。”这让她觉得再上大学是“浪费时间”，不如尽快找个工作积累社会经验。同专业的学姐上了大专，告诉她大专教材和中职是同一本，让她更坚定了没必要升学。

社工张密认为，提倡升学究竟能解决就业还是带来学历贬值（比如，从中职生去流水线变成了高职生去流水线），这是一个转型期暂时没法判断的问题，还有待观察。而她访谈的33个中职生，极少有人能坚持一份工作达到一年，哪怕是已经毕业了10年的学生，还在不停流动。大家对自己想做什么始终不清晰，只想着“钱更多，还相对自由”。

现在，丽蓉还在找工作。她拒绝白天再见我，“因为我还要找工作”。最近，她的中职同学、好朋友文丽找到工作了，她的妈妈对她说：“以后你的婚礼文丽都不会去”、“文丽就是为了拿快递才愿意理你”（文丽的快递寄到她家）。

晚上，当我们并排坐在那个空荡荡的、半废弃的小花园，蝉声时远时近，这个放弃了升学想尽快积累社会经验的女孩向我讲述了这一年她积累的坎坷：做电话推销绩效垫底，进电子厂被领导上手掐，两份工作都没超过一个月。结算时电子厂不按合同给钱，她感到被骗，“终身不想再进厂了”。

她用一种饱经沧桑的语气为自己总结：“我现在经过这么久的游荡，还有这么迷茫的一段时间，今天我想明白很多事，我已经想好了先赚钱，以后开一个小店，跟我的朋友一起创业。”

临别时在窄巷，她从电动车前袋掏出一个苹果、一个梨、一个桃子，说是妈妈摊上的，叫我一定要收下。最近她在考虑邻居的建议——去卖冰沙，因为水果是现成的。

不过，她还是更想和文丽开麻辣烫店。说着她的眼睛亮了一下。接着她有点兴奋地说起她和文丽都爱吃麻辣烫、她们开了麻辣烫店就能赚到第二笔钱、麻辣烫店会成功的，因为“比较快捷方便，大家也都喜欢”。

我问她开店要准备多少钱。她眼里的光又熄灭了。她低下头，声音也低下去：“我们还没有查到，非常遥远的梦想。”

珠宝大师工作室是Z校资源最好的地方——伦教是珠宝名镇、Z校是当地珠宝专业的王牌校、工作室请了从业50余年的香港名师带学徒。大师工作室每届只收十几人，听上去，这十几个学生就像是学校里的“特权阶层”，但也让人感到有希望，至少，还有10/1000的学生真正从中职收获了本该收获的，或许能抵达他们本该抵达的地方。

王老师带我参观工作室陈列的学生作品，玻璃柜里，一个个珠宝摆件分别装进小方盒，隔着一层透明薄膜闪闪发亮。其中一个做成了蝴蝶的样子，翅膀上有繁复的镂空花纹；另一个是菱形的框，中间嵌着一高一低两个小亭子，像是顺德风景；下一个是鹦鹉，羽翼上缀着一串圆环；再下一个是埃菲尔铁塔……我不禁赞叹：这个专业有前途。

王老师转过头，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他指向一个摆件：这个东西在外面，不是一个人做出来的，而是很多人一起在流水线上做的。

也就是说，“特权阶层”、10/1000毕业后还是要去流水线。

面对这样的现实，王老师说，首先，学生来中职时应该已经做好心理定位了，“甚至在读初中的时候，他心里就明白了”。其次，这不是学校的力量，甚至不是教育的力量能改变的，而是整个社会需要这个层次的人才。

他指向窗外：“你看外面那个大街，总要有人扫。你说要改变什么，终归不还是要有人扫？那我们当然是说，我们自己不扫，我们的孩子不能扫，要让别人来扫。”

我找到了老师口中最成功的毕业生・月薪过万可以穿鞋的人・他说工人就是没有灵魂的机器

每当我和Z校的王老师讨论到学生的前途，每当我向他讲述丽蓉、陈伟廷们的处境，他就会举一个优秀毕业生的例子来论证“发展主要看个人”。韩老师介绍我认识了陈子川，称他是老师们眼中近几年发展最好的毕业生。 

陈子川1997年生，5年前毕业，学的是Z校的王牌珠宝专业，而且出自集中了全校最好资源的大师工作室。工作室每年从高二的300多名珠宝专业学生中招收十几人，这道筛选实际上筛的是上进的愿望和肯吃苦的决心：进了工作室就不再上课，早7点半到晚9点都在里面跟着师傅做学徒，一周只休息半天。由于太苦太累，多数学生并不想去，报名的大多是家境更困难、独自来顺德上学的外地生。

我和陈子川在顺德的一条街上碰了面。他看上去明显和其他学生很不同，更成熟、更“社会化”，举手投足间每个动作都透着沉稳。我们走进一家奶茶店，他伸一下手以示“请”。点完单，他立刻抢着付了钱。

随后我得知，他是“世界技能大赛”银牌得主，如今在周大福做高端首饰。

陈子川常被各职校请去做“励志演讲”，不过，他并不把自己的经历简单理解为“励志”。他是广东肇庆人，父母身体不好没工作，他一个人来顺德上的中职。“成功”的第一步或许是运气——他恰好选了Z校的王牌专业。

然后，带着“一个人跑这么远一定要学到本事”的心情，他又选择进了工作室。他做首饰有天分，甚至是工作室里极少见的真正热爱做首饰的学生：他说小首饰是能传达情感的。他给妈妈做了很多戒指，其中一个是两个弯的，戴在手上就像个笑脸。

三年后，他毕业了，和工作室的6个同学进周大福做学徒，每月工资到手只有1000元出头（这个数字比中职毕业能找到的多数工作都要低），要付房租和早晚饭，活下去都很困难，也不知何时能转正。5个同学陆续走了，他也想过换工作，去考察了做珠宝的小公司，发现那里工资高得多，但代价是学习资源差。这时他在眼前利益和长远发展中选了后者，反复告诉自己熬下去一定能等到好转的那一天。为了真能熬下去，他再一次比别人更能吃苦还更有头脑，白天做学徒，晚上在家做小首饰，一件卖出几十块，每月能多挣1000元。

两年后，他转去做能送到拍卖行的高端首饰了——拿到倒模后，三四个人一起做调试，“类似拿到零部件后组装成一部手机”。陈子川说，这份工作虽然也是流水线性质的，但“有想法、有思考”。

一年后，他又参赛拿了奖，伦教镇给了他10万元奖金、一套免20年租金的“人才公寓”。现在他月薪一万多。

这是个集齐了天赋、勤奋、运气、眼光和信念才终于登上一座小山峰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我能理解陈子川为什么说这一切不只是“励志”。不过，他看起来的确走出了一条对中职生来说可行的路：选对专业、努力做最好的学生、毕业后再有耐心坚持到晋升，就能打开一个新世界。

几天后，我认识了陈子川的师妹，同样出自珠宝大师工作室的徐晓梅，她对我讲了故事的另一面：“他（陈子川）是我们那儿唯一逆袭的，只有他一个。”她说，原因是陈赶上了周大福招学徒多的那一年。后面几年，工作室的学生9/10都和外面一样，只能去流水线。

她至今记得中职时有一天，学生们去参观珠宝厂，回来后纷纷感叹，“这就是我们以后的下场”——厂里有股奇怪的气味，机器发出巨大噪音，里面工人都穿拖鞋。她尤其在意鞋这件事：流水线工人都要穿统一的蓝拖鞋，只有进了大师组才能穿自己的鞋。提到陈子川时，她感慨：“他毕竟是可以穿鞋的人。”

徐晓梅毕业后升入深圳一所大专继续学珠宝，今年大专毕业后到一家珠宝公司做批发商导购，月薪3000元，最近又跳去一个“46天零基础打造珠宝工艺师”（她坦言“这不太可能”）的项目做培训师，加入了“割韭菜”致富路。

她正准备参加技能大赛，盼着像陈子川一样拿名次。要是能当选“全国技术能手”，就能在深圳申请认定为地方级领军人才，申领200万元的认定奖励。她说，这是她能想到的职校生唯一的上升途径。

现在，陈子川也有自己的焦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规划才有效。他想考专升本，因为不懂3D技术迟早会被淘汰；听说有人做翡翠直播赚了大钱，读本科好像又不太值了；他计算着年龄：本科毕业就26岁了；他希望自己未来能做个设计师，但现在的工作本质上还是集体劳动，且9点才下班，没时间做自己的作品……

“我做这个职业可以说是很卑微。怎么说呢，说得高尚一点，叫工匠。”陈子川说。

他开始反复强调，自己现在的工作是有思维含量的，和流水线工人不一样。他又说不喜欢“工人”这个词，希望别人称呼他“工匠”。

我问他这两个词分别是什么意思。

“工匠”是有思想的，他想了想，接着说：“工人就是没有灵魂的机器”。

唯一被改变的男孩・《被压迫者教育学》・“他们都努力了却没得到应有的回报”

我在顺德的最后几天都是和谭俊宝一起度过的，他非常热情地带我去喝早茶、逛公园、爬山、逛音箱店，也带我去看了他的小学、初中，还有他家住过的老房子。一路上，他常向我谈起陈伟廷、丽蓉，他们都是他的好朋友。他会精心给我分析每个人的个性，以及如何同他们相处，譬如陈伟廷，谭俊宝说陈是个很闷但不会拒绝别人要求的人，因此中职时他反复叫陈伟廷帮他搬书，有时又故意戳他一下、跳到他身上，他就靠这两招和陈成了朋友。

他是几个学生中唯一还没真正进入社会的，他上的成人大专下学期开始实习。大把业余时间里，他爱听流行音乐也爱自己唱歌录下来（他唱得相当不错）。他曾经有个明确的梦想，当歌手，后来在梁自存的引导下，他从中职学的数控转向了未来教小孩子唱歌跳舞的幼教。

梁自存是2016年带着博士研究课题来到Z校的，后来他又创办了服务中职生的公益组织HOPE学堂。他希望带来改变，但很快发现无论专业教育还是学生毕业后的现实处境，仅凭一己之力他都无从改变，他想他能改变的只有学生的思想——让他们意识到，成为中职生不都是他们自身的问题，在家庭、在学校、在未来的工作中，他们遇到的种种歧视和糟糕对待都并不公正，背后都有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即便无法改变现实，至少不为此自责自卑。为此，他在中职里带社团、普及劳动法、对学生做长期一对一的成长陪伴和心理干预。

但迄今为止，梁自存说，能达到这层意识的中职生极少，在他接触到的学生中，谭俊宝是唯一一个。

谭俊宝的卧室床边有个大书架，里面塞满50多本社会学、文学的书。桌上还立着三个大部头：《存在与虚无》、《鲁迅全集》、《罗密欧或朱丽叶》。他说，他是受梁自存影响才开始读书。当时，梁自存让他去读《被压迫者教育学》，一本270多页的理论著作，他“一句话读好几遍都不懂，看一页要花半小时”，一年才读完。

那之后，他开始自己找书看了。他从梁那里顺来一本贾樟柯导演手记《贾想》，画出了书中讲到“工人”的部分。他的桌上放着一个大沙漏，看书时他把它倒过来，强迫自己连续阅读半小时。

一天下午，谭俊宝带我到一个图书馆，他说，那是他小学、初中时常去的地方。我们走到少儿区，他指着架子上的童书、漫画和鬼故事介绍，这些都是他从前爱看的。“但我认为那不叫读书”，他说，他认为认识梁自存后看的书才能算“阅读”。现在，他喜欢的作家是余华，《活着》里的一个情节让他印象最为深刻，他坐在阅读区拍着桌子给我讲：主人公的孩子，在学校抽血抽死了，最后还发现血是要献给一个领导的儿子，“真他妈气死了！”

我们走在大街上，聊到中职生就业，他一脸义愤填膺，随口引用了读《被压迫者教育学》时记住的观点：一些人反对不公并不是真的追求平等，而是为了自己取得更高的位置。这让他联想到工厂里升了一点就欺负普工的人。

他也自豪地向我讲述自己的“反抗经验”：一天，爸爸让他看成功学的书，将来好成为“人上人”。他立刻反驳：我为什么要成为“人上人”？人都是平等的。他的本科毕业的哥哥坚信“努力就能成功，不成功都是因为不努力”，他们为此吵了架。他想到身边那些中职生，他们在工厂、餐厅的劳动强度“我哥估计都受不了”——“他们都努力了，却没得到应有的回报”。

爬山时他主动谈起罗翔，他看了这位法学老师所有的视频，记住了罗翔的一句话：“人只能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我问他这话什么意思。

“用我的话就可能想不出来（怎么表达）”，他想了许久，然后表情严肃地对我说：“我们做事情是为了每一个人都有健康的人格，并过上人的幸福生活，而不是为了用人去实现某个经济的（目标）。”

他是几个学生中唯一专升本的。他上的成人大专和师大合作，从大一开始白天上大专、晚上读本科。少有人报名，都嫌累，但他意识到文凭很重要。他一年考9科，大专毕业时就能拿本科。

丽蓉也决定要提升下学历。我离开之前，她还没找到工作，但“想好了赚到钱就报一个上网课的那种大专”。

梁自存告诉我，最近谭俊宝爸爸给他打电话，叫他劝孩子放弃那些“新思想”：要毕业了，天天讲什么平等是没法适应社会的。可是，他知道那些想法多么来之不易，背后隐含了多少条件：谭俊宝家境在同学中算好的、他爸爸也是家长中最关心孩子的、他原本思维就比其他人活跃……

而谭俊宝内心变化的起点——突然主动要梁自存推荐书来读，其实缘于一次意外：高二那年，梁自存摔伤住院，谭俊宝来看他，没事可做，梁拿起手边一本杂志让他读。那一刻，梁自存随手翻开的一页上有四篇文章，其中一篇给谭俊宝带来了巨大震动——后来他对我说，当时，他感到害怕又困惑，脑海里一下子产生了很多问题并急于得到答案，从此开始思考世界也思考自己的人生。那篇文章的主题是“人工智能”。从前，他隐隐听说过这个词，一直以为是“人操作机器”，看了文章才明白，人工智能就是机器本身，可以替代人。

*（文中陈子川、徐晓梅、王老师、韩老师为化名）

如果留心观察各类社交媒体上关于美食的内容，你会发现当代的食物大体分为两种，一种量大实惠，一种精致美观。 前者以食用价值为主，用来给自己吃，后者则肩负着一定的观赏价值，除了给自己吃，还要给别人看。 而这其中碳水化合物的含量通常和一顿饭的精致程度成反比。 

 一个精致的白领会在朋友圈晒出自己的轻食沙拉，但是你很难想象他们会和陕西农村的臊子面流水席来个合影，即使后者在味道上可能更胜一筹。 

即便你给一份碳水大餐打上补光灯，添加浓重的滤镜，它依然只能是吃播播主们换取流量的道具而不能成为提高精致指数的工具。 

在一个鼓励多吃肉蛋奶的时代，“低碳”不仅是一种健康选择，更是一种饮食上的政治正确，碳水含量就是餐桌上的恩格尔系数。 挑剔的食客就像出身精英阶层的预科生识别你牛津衬衫中那一丁点化纤成分一样，能准确识别出食物中任何不易察觉的单糖、双糖、寡糖与多糖。 与友人聚餐如果点了几份主食，可能不会被视为务实，反而会被认为是不识时务。 有人认为，虽然碳水是大脑唯一的能量来源，但同时也是你午后昏昏欲睡的元凶，甚至可能是影响智力的罪魁祸首。 

而他们眼中的一份优质食谱，则应该尽量压缩碳水的比例，直到无限趋近于II型糖尿患者的饮食。 而这种饮食在平民阶层中的代表则是各种色彩斑斓，味道可疑的减脂轻食。 

虽然有传闻说低盐、低油、低碳水的“轻食”概念来自于日本友人，但是直到现在，不少日本上班族的便当盒里仍然是几种高油碳水炸弹的乏味排列组合：烤肉、油炸串烧、面条、丼、咸菜。 

每次都要双份主食的碳水爱好者井之头五郎就是典型代表 而碳水含量不仅决定了一餐饭的格调，甚至还能决定一家餐馆的格调。 虽然高档餐馆未必不提供碳水主食，但是一家碳水比例过高的餐厅注定是上不了“台面”的，它要么是早餐铺，要么是拉面馆。 

但是人终归不是新能源汽车，作为碳基生物，讲求“低碳”也不可能改成插电模式，如何摄入碳水就变成了一门学问。 在温饱难以解决的时代，各种主食是提供宝贵碳水的主要来源，能比旁人多吃上几斤精米与白面才是身份的象征。 

但在这个人人都能吃饱，甚至要开始减肥的时代，有人会因为你吃过多的米饭与面食，把你与重体力劳动者联系起来。 所以如果你是个精致 boy/girl，碳水最好不要以主食的形式来吃，如果非吃不可，也要以各种杂粮来代替米面。 

吃杂粮的原则是种类要多，颜色要丰富，而且高级感很重要。 小米养人，但是吃多了容易被误认为是阎锡山的山西老乡。高粱健康，但是听起来略带土气。而糙米、薏米和燕麦则又显得过于大众化而缺乏特色。 青稞和燕麦胚芽米属于不落俗套的小众选择，红腰豆（red kidney bean）则隐约带着一股英伦美食的气息。 

露出“甘竹”的商标就属于减分项了 而最近两年站在杂粮鄙视链顶端的可能是藜麦。 尽管价格昂贵、口感乏善可陈，但这种来自遥远的南美安第斯山脉，征服了一众欧美网红的食物完美地符合了高级主食的一切要求，地位大致相当于服装面料中的草泥马毛。 

当然，碳水化合物并非完全是低级的象征，当它不以主食的形式出现在餐桌上时，往往能营造出一种高级感。 比如甜点。 

作为碳水化合物最极致的表现形式，当甜点出现在下午茶当中时，它所遵循的原则就与主食截然不同。 含糖量与升糖指数（GI）在这里都不受任何限制，如果隔着屏幕能让人感受到那份甜腻就再好不过了。 但是切记，下午茶中的甜点仅仅是名媛们拍照时使用的配饰，其作用类似于大学城美食广场里的饭菜模型，真放到嘴里你就输了。 

当然，如果作为繁忙的都市丽人，无暇光顾五星级酒店的下午茶，你也可以选择“×茶”或者“×雪”作为甜点的替代品，当然如果你决定“暴风吸入”的话，还是星巴克的冰美式更合适，原因很简单，低碳。 与甜点类似的还有水果，它同样不必遵守主食的原则。 高果糖的水果虽然是标准的碳水炸弹，但是除了健身达人，很少有人以碳水化合物的标准来看待它们。 甜到发齁的各色果子往往因其昂贵的身价而不受碳水含量的限制，多吃几颗更能彰显某些方面的人身自由。 

而莱阳梨虽然低糖又口感爽脆，但是一般只配出现在华北地区绿皮火车售货员的塑料筐里。轻食里的小青瓜离开 ins 风滤镜，往往也会格调大跌。 

社会经验丰富的老油条们常教育年轻人：别轻易张嘴，一张嘴就容易暴露身份。 而人们通常只注意到了说话，却忽略了吃饭。 饮食，看似只是个人的品味与喜好，但实际上，它自始至终都绑定着一个人的生活方式。 上至红白家宴，下至坟头的贡品，一餐一饭便是车子、房子之外最直白却又最隐秘的阶层名片。 千年以前，屈原为楚怀王作《招魂》，辞中有大量珍馐美馔，即便认不全字，普通人也足以从中一窥钟鸣鼎食之家的奢华。 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穱麦，挐黄粱些。大苦咸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陈吴羹些。胹鳖炮羔，有柘浆些。鹄酸臇凫，煎鸿鸧些。露鸡臛蠵，厉而不爽些。 今天，当工业食品在数量、质量上已极大改善了城市劳动者饮食的同时，依然有人在用自己的方式悄悄地告诉人们，桌子上的一碗饭始终是区分人群的一道鸿沟，因为有些高档的餐厅并不接受大众的点评。

郁达夫说：无产者唯一可靠的财产便是自己的身体。吃得讲究，把身体养得好好的，这是第一着。 但是很多时候不是我们选择食物，而是食物选择了我们。 我们的碳水真的摄入过多了吗？也许是的。 只不过减少碳水的同时也意味着要增加优质的蛋白质，但美味、健康与廉价，就像一个不可能三角，框住了无数打工人。

社会已经允许一部分人先“低碳”起来了，而其他人对“低碳”饮食的追求，虽然偶尔看起来更像是对某种生活方式的模仿，但终归是利大于弊的。 坐地铁的人与开豪车的人也许都会在某个午夜相聚在街边的同一家脏摊，从同一口锅中捞出同样的碳水。 

但是车主们的狗子吃起剩饭剩菜来会感到沮丧， 已吃起“无谷”狗粮的它们无法接受这种反差。 

而无法接受“低碳”饮食价格的人们，依然可以靠多吃碳水这种廉价的方式，保持愉悦的多巴胺。 落差就是这么巨大。

10月10日，在贵阳市金华园家中，妞妈告诉红星新闻，她和翟老师对孩子教育理念冲突。冲突后，妞妈认为，翟老师通过家委会等方式来强化贯彻其理念时，将她排斥在外。更令她难以接受的是，“翟老师将大人间的冲突不仅传达给家委会，也带到教室，并在班级中形成对我女儿的孤立。”在持续隐性对抗和冲突中，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家委会主要成员通过撰写《请愿书》并组织家长签名，要求这个7岁的孩子转学。

“签名驱逐孩子的事发生在去年11月6日。”妞妈说，在这个班级家委会组织撰写的一份《请愿书》上，全班39名同学中，有37人的家长签名了，要求妞妞转学，家委会通过把她排除在外、单独建群，并在线下完成签名。

妞妞所在班级的多名家长向红星新闻证实，去年11月，家委会确有一份《请愿书》，希望学校通过做妞爸妞妈的工作将妞妞转走，“我们家也签了，不签的话，怕被当成异类，担心自家孩子在学校受委屈。”

在不少家长看来，原因可能是，妞妞父母的教育理念和大众不大一样。“有的观点我们也认同，但不敢像他们那样站出来说不。”妞妞同学的一些家长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表示。在布置作业的问题上，妞妞父母与翟老师也有不同看法，他们比较反对给一、二年级的孩子布置过多书面作业，认为孩子健康才是第一，不能只看到成绩和升学率，要看到其背后中小学生抑郁症比率。

此外，公布分数排名，让班干部给其他学生的日常纪律表现打分、允许班干部对其他孩子罚站等行为，也是妞妈无法接受的。“大家都是未成年人，凭什么班干部来管我孩子，给我孩子打分，还赋予班干罚站的权力？”妞妈说，这其中也出现啼笑皆非的事，比如有学生有好玩的玩具，有的班干部会说：“不给我玩，就给你打低分。”有家长向红星新闻证实了类似情况的存在。

在一些家长看来，尽管妞妞父母和翟老师及部分家长教学理念不一，但之所以步步升级恶化，家委会是一剂催化剂。妞妈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表示，尽管她和翟老师因理念不一发生争执，但“表面上还可以”。学校《处理意见》中也提到，妞妈和翟老师在教育理念上确实存在差异，且发生过电话中的口头争吵，“但经王羽校长亲自协调，双方从上学期开始保持着良好沟通。”可一些家委会的人主动跑来她家做她的思想工作，要求维护老师尊严，在妞妈看来，这激化了矛盾。

“老师有尊严，孩子也有尊严。”妞妈说，最终不欢而散。

今年8月2日，贵阳市教育局对外通报三起违反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案例中，包括“北师大贵阳附属小学教师翟某违反师德师风问题”。通报称，“翟某在教师节期间收受家委会礼品、公布成绩排名、考试前漏题、对家委会排除个别家长单独建群问题默许并参与等行为。”

据此，教育局给予翟某全区通报批评、撤销年级组长职务、取消“市级名班主任”称号的决定，并对学校相关领导进行约谈。通报发出后，不少家委会成员和家长为翟老师“叫屈”。部分家长在原微信群内要求妞妈和妞爸“给大家一个交代”。

涉事的翟老师回应红星新闻采访时表示：“她（妞妈）给你描述的东西肯定和实际情况有差距，但我也没有必要通过媒体去解释或说明什么，事实就是事实，孩子到底怎么样，其他家长的观点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不是我说了什么就是什么的，我管不了。但是作为一个老师，我把我的工作做好就行了。”

1、一名网友在某个平台发言之前，我们无法确定这名网友是兔友还是神友，此时这名网友处于既神又兔的叠加态，这种现象被称为薛定谔的网友。 2、兔友和神友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一个平台而不斗争，这是神兔不相容原理。 3、某个平台的一个神友做坏事会引起兔友的一片哗然，这就是著名的蝴蝶效应。 4、一个神友在吃到一些红利后大呼感恩，呈现兔友的性质；而兔友在被铁拳砸了之后开始阴阳怪气，呈现神友的性质。这种现象被称为神兔二象性。 5、如果你担心某个平台有神友，那么就一定有神友，这就是所谓的神友墨菲定律。 6、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神友run北欧的可能性增加，他从国内获得的每一项福利中所得到的满足程度越来越小的一种现象，被人们称为神友的边际递减规律。 7、一个网友永远处于兔与神的叠加态，当你观察时，他会马上确定他是兔还是神，这称为网友的坍缩。 8、兔友总是自发的向神友转变，不可能把神友变成兔友而不产生其他影响，是为兔友的热力学第二定律。 9.当试图查一个网友的成分的时候，不同的审查者会有截然不同的观点，这是扣帽子的多解性。 10、两个相距遥远距离的神友，一个开始号召大家感恩，另一个神友立即受到影响随之变得感恩，这种鬼魅似的远距作用叫做神友的量子纠缠。 11、神友彼此之间可以替代，且对于效用没有影响。这是神友同质性假设。 12、“兔友”老觉得在全世界都是“神友”，这叫被迫害妄想兔友综合症。 13、在神友同质性假设下，在一个充斥着大量神友的社会中，每一个神友都是等价的五十万。这是神友的完全竞争市场假说。 14、 当一群神友和兔友在一起时，神友和兔友斗。当和另一群神友在一起时会互相斗，这叫神友磁场相斥定理。 15、 每当一个神友率先开始感恩，总会带动群体内的多数神友仿照他的行为，也开始感恩，这叫神友羊群效应。 16.夹杂在兔友和神友中间的两相区，兔神并存状态网友，总是随着红利和铁拳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是吉布斯神友相率 17.我们无法同时准确观测到一个网友含神量和含兔量，其中一个量越确定，另一个量的不确定程度就越大，这就是海森堡的神兔不确定性原理 18.在某个平台的斗争过程中，无论对方如何行动，兔友一定会选择指责对方为五十万，而神友一定会声称感恩，此时双方达成纳什均衡。 19.在一个小众的爱好圈子内，兔友的所占比例与该圈子所被锤的铁拳次数成反比，这是兔友的波义耳定律。 20.当一个网友在接触到足够多的兔友，那么他被指认为神友/五十万的概率接近1，这就是兔友的大数定律。

明朝末年的西北回族领袖马光玉、马守应、米喇印、丁国栋等人，信奉的都是格底目教派。

格底目一词出自阿拉伯语，意为“古老”，所以格底目派俗称为“老教”。这个称呼是18世纪才出现的，因为虽然现在中国的伊斯兰教分为新教和老教，但是在17世纪以前，中国的伊斯兰教只有后来被称为“格底目”的这一派，自然也就没有新老之分。为了叙述方便，我还是称之为格底目派。

格底目派出自逊尼派的哈乃斐学派，在唐代就由西亚商人传入中国，到了明代，格底目派的信徒规模已经非常庞大，而且一家独大。就连东南亚的伊斯兰教，都是最早由中国的格底目派信徒郑和传入的。

格底目派的特点为尊重传统，重视教育，反对干预其他宗教和教派的事务，推崇宗教信仰自由，尊重他人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非常具有包容性，强调对国家的忠诚。

格底目派信徒的中坚力量是卫所的军官，他们有世袭的军职，保证了家族势力不会因为科举落榜而中断。不能继承军职的子弟则往往选择参加科举、研究经学或经商，进一步拓展家族势力。明朝军队中有大量的回族军官和士兵，这些人的存在保证了格底目派在中国的主导地位。

明朝末年时，格底目派的主流学术观点是“以儒诠经”，运用儒家学说的表述方式来解释教义。王岱舆等经学大家主张：“清真一教，不偏不倚，直与中国圣人之教理同道合。”明代的经学家们，皆以“学通四教”为荣，既精擅格底目派自身的经典，也广泛地研究儒释道三家的理论。

与同时期欧洲惨烈的宗教战争相比，中国的儒释道回四大宗教一直保持着和平共处、理智交流、共同促进，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一段佳话。明末天主教传入时，有焚烧佛像、废除祭祖等过激行为，因此引发了许多汉族知识分子的强烈抵制。而格底目派一直尊重其他宗教信徒的生活习惯，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互不干涉，回汉军民之间的通婚也很频繁。

明朝末年，由于军饷长期拖欠，很多回族士兵生活无着，加入了农民军。其中最著名的是马光玉和马守应，他们的队伍中也有很多汉人、蒙古人，李自成、高迎祥等汉族农民军首领的队伍里也不乏回人和蒙古人。他们长期并肩作战，从来没有因为宗教原因互相攻击。

回族农民军的纪律也和汉族农民军的一样，有的只抢士绅，有的连士绅带老百姓一起抢。但是无论作战还是抢劫，宗教信仰从来都不是决定性因素，反倒是共同出身陕西的地域认同对农民军来说更重要。

清军入关之后，北方回族的明军和农民军都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他们有的投降了清军，有的则退到南方坚持抵抗。南方的回族军人中，也出现了羽凤麒、马承祖、撒之浮等抗清英雄。在广州保卫战中，汉族和回族的士兵、百姓们一同保卫家乡，与清军浴血奋战。

当初李自成攻略陕西的时候，大部分陕西回族的军官、士兵都不战而降。后来清军进犯陕西，趁着大顺军主力与清军在潼关、陕北激战，清军鼓动河套蒙古进犯河西走廊。本地的回族军人或者跟着大顺军一起撤退到湖广，或者降清。

但是，降清的回族官兵们很快就认清了清朝的嘴脸。清朝在陕西的回族军民中也强制推行剃发令，逼迫他们改用满族服饰，又废除了卫所制度，令很多士兵生计无着，除此之外，清廷还逼迫陕西的回族官兵们去湖广、四川作战，进攻大顺军和大西军。

面对清朝的侮辱和迫害，陕西的回、汉、蒙各族军民忍无可忍，在回族将领米喇印、丁国栋的领导下发动了起义。米喇印对丁国栋提出：“与其豚尾长拖，何如鸿飞远走。”丁国栋则说：“南京、福京相继而立，大明不亡，殆关天数。公如有志恢复，斩清抚以据河西，固易事耳。鲁阳挥戈，梁公夹日，与夫汉、晋窦融、张轨之所为，安见今人之不古若耶？”

他们以明朝的延长郡王为号召，打出了反清复明的旗号。虽然几个主要的领导者都是回族将领，但也有大批参与起义的军官、士兵、百姓来自汉、蒙、维等各个民族。起义军的口号几乎没有宗教因素，米喇印、丁国栋始终以明军将领的身份战斗，一直是以反抗清军、保卫陕西作为核心宗旨。起义军声势浩大，席卷甘肃。

在清军中的满蒙汉回各族军阀的镇压下，起义最终失败。起义军与清军进行了非常惨烈的战斗，给清军造成了不小的杀伤，自身也牺牲极多。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清军残暴屠杀回汉各族百姓，尤其是在双方决战的甘州、肃州等地，清军的屠掠尤其惨酷，居民一空。

经此一役，陕西的格底目派军官势力几乎被连根拔起，信教群众也大批被屠杀。之后，甘肃的回汉军民一直坚持抵抗，直到1663年才被彻底镇压。因此，清朝对于格底目派信徒一直提防歧视，想方设法进行限制。由于格底目派素来对传教工作不重视，在遭受了这样沉重的打击，又失去了世俗政权支持的情况下，其在陕西的地位迅速地被“新教”取代。

从清朝初年开始，苏菲派四大门宦（噶德忍耶、哲赫忍耶、库布忍耶、虎夫耶）陆续传入陕西，因为其仪式简便，又擅长组织教团，很快便压倒了格底目，被称为“新教”。

四大门宦之间也有纷争，在虎非耶派内部，又有花寺门宦和穆夫提门宦的争斗。但清朝官员往往只求敷衍了事，并不认真调解，甚至认为这是分化瓦解回人的好机会。有的官员还利用教派之间的冲突挑拨离间，从中牟利。

最初的门宦领导人往往是平民领袖，还特别注意远离权势和财富，哲赫忍耶派的创始人马明心就坚持主张门宦应该传贤不传子。可到了后来，门宦制度还是发展成了世袭制，演化为权贵们争权夺利的工具。

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陕甘回变，回汉之间互相仇杀，不同教派之间也互相仇杀。哲赫忍耶派成为了陕甘回变的主力，而虎非耶则站在了清军一边，在镇压了对手之后形成了军阀势力，后来著名的西北五马俱是虎非耶派出身。马鸿逵、马鸿宾出身毕家场门宦，马步青、马步芳、马仲英出身于花寺门宦。

同一时期，又产生了伊赫瓦尼派，也叫“遵经派”，号召“遵经革俗”，主张打倒门宦。不过后来，门宦出身的西北诸马军阀反倒与伊赫瓦尼合流了。

再后来，一部分伊赫瓦尼派信徒受到瓦哈比派的影响，又分化出了赛莱菲耶。赛莱菲耶开始公开传播的时候，已经是1949年了。后面的事情就不方便说了。

在陕西发生回变的同时，云南也发生了回变，当地清朝官员同样采用挑拨离间的方式来统治回汉人民。“见临人势强，则召临人杀回人；见回人势强，又使回人以杀临人。”但是，领导云南回民起义的杜文秀却没有走上民族仇杀、宗教仇杀的道路。

云南穆斯林有的是元朝色目军人的后代，有的是来自陕西的农民军中的回族士兵的后人，九成以上都是格底目派的信徒。尽管清朝官府多次组织屠杀回人，挑拨云南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但杜文秀却没有中计。他吸纳汉族、白族、彝族人士加入自己的政权，并明文规定：“族分三教，各有根本，各行其是。均宜一视同仁，不准互相欺虐。违者，不拘官兵，从重治罪。”“军官所过地方，有毁拆庙宇，扰害民房者，斩。”

当然，网上也是有这种说法的：

残暴杀害百姓

百度百科说杜文秀政权的百姓 “安居乐业，夜不闭户”，加引号却不注出处，不知道这两句汉语成语小词典里的句子所出何处? 为叛回洗地者，往往只信流言传说，正史或者断章取义，或者索性不予采信 ，理由是作者都是朝廷鹰犬。可是洗地者不知道的是，当时还有外国人进入杜文秀政权控制区，比如同治三年的法国探险队。那么中立的他们亲眼看见的杜文秀政权，应当是最真实的情况了吧? 我引用一处:“一路经过市屋，悉遭回乱，十室九空，势将倾志。略有一二处草率修理，苦无瓦盖，以破席木板遮之。 ”原来确实夜不闭户，不是因为安居乐业，而是因为无户可闭呀。

然而，他“引用”的内容同样没有出处。法国派到云南的第一支探险队是1866年，也就是同治五年出发的，第二年春天才进入云南。也不知道同治三年的这支探险队是哪里冒出来的。1866年那支探险队的报告我没找到中文版，就不多评价了，但我在别处查到的引用这份报告的内容全都是白话文。即便确实有这句话，也不能确定造成“十室九空”结果的是清军、投靠清军的马如龙部还是瘟疫。法国探险队从越南入境，就算碰上回兵，碰上的也应该是滇东南的马如龙，而不是远在滇西的杜文秀。

结论：

第一，明朝从来不故意挑拨回汉关系，从不蓄意制造教派纷争，反而是一直主张回汉通婚，促进双方融合。

第二，与明朝世俗政权紧密结合的格底目派军官和经学家们始终掌握着中国伊斯兰教事务的主导地位，拥有最强的话语权，并得到汉族知识分子的普遍理解和支持。清朝粗暴地摧毁了这一体系，却不懂得如何管理宗教、如何争夺话语权，任由各种教团私下无序发展。

第三，门宦高层形成封建特权，却不像明代的卫所军官那样必须依靠君权才能生存。门宦能够有效动员大量人力、财力，形成了事实上的以宗教为号召的割据势力。明朝的回族军官即便拥兵自重，依托的也是回汉蒙等各族混杂的军阀势力，不会以宗教为号召。

第四，陕西人口大量增长，生态恶化，导致资源争夺的斗争日趋严重。

第五，从18世纪开始，瓦哈比派兴起，也影响了中国的宗教局势。

郭蓓蓓消失了，在引发了一场莫名其妙的混乱之后。

混乱来得很突然。她只是在南京夫子庙的如家商旅酒店坐了半小时，就发现酒店外围了一群人。人越来越多，堵住了景区的路，甚至有人挤进了酒店大厅。

郭蓓蓓在后来的直播中回忆，对于这场意外出现的交通拥堵，去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都不明所以。“你是谁？”“你是干什么的网红？”警察问她。

她是一个来自河北沧州农村的女孩，在现实世界里，很难把她和网红联系在一起。她的粉丝来自短视频平台，在那里，人们更熟悉的名字是“郭老师”。

她相貌普通，镜头前常不在乎体面：不化妆，头发凌乱，衣着随意，会闻袜子，闻脚，骂脏话。她表演吃东西、跳舞，更多的时候只是和人聊天。有人觉得她是“一个粗俗奇怪的女人，一切不好的词都可以用在她身上” 。她“表情狰狞”，“长着一张会吃小孩的脸”，很邋遢。你永远想象不到下一秒她会在直播间干什么，大叫，大哭，骂人或者侧身放屁。

9月2日，她的账号被全平台封禁。在此之前，她在短视频平台有700多万粉丝。自成一体的“郭言郭语”已在年轻人中流传很久，甚至有人在网络上参加“郭语四级听力考试”。

她很少在线下出现。发生在南京的那场混乱，是她今年4月25日去南京旅游时引起的。那一天，有大学生从学校坐了一个小时地铁，就为了去看她一眼。地铁站站满了慕名前来的人，酒店后门口水泄不通。有粉丝在简易的褐色纸板上写着 “耶斯莫拉”（“郭老师”发明的语气助词），画了一颗心，高高举起来。密密麻麻亮着的手机记录了这一刻，人们高喊着“郭老师我爱你”，并在有身影探出酒店窗户时发出一阵尖叫。

造成交通拥堵后，“郭老师”和家人在警察护送下从酒店后门离开，连夜坐了7小时的绿皮火车，回到河北沧州的老家。“弥补南京的粉丝，一人买五包辣条。我给大家下跪，我很害怕，（万一出了事）我这条狗命都赔不起，你们都是非常金贵。老铁们都散开好吗，咱们该吃吃该喝喝，咱们买点麻辣烫。”她在视频里说。

1

郭蓓蓓出生于1994年，这让很多人难以置信。她身材偏胖，皮肤不白，脸型较宽，眉毛很淡，法令纹明显，嘴角总是向下。她激动或逗趣时，一边把眼睛瞪得很大，一边上下左右挑动眉毛，在眉头处造出两道深深的皱纹。笑或尖叫的时候，她会张开大嘴，伸出舌头，眉眼挤成一团。

她用行为和语言上的出其不意来制胜。有时候，她突然摇头晃脑，加大音量，像在歇斯底里地吼叫。

粉丝们熟悉她的话语，并将其称为“郭语”。这是一种“郭老师”自创的声调，把草莓叫作“cumei”，猕猴桃叫作“猕hotel”。变音没有章法，全凭她随意发挥。有模仿的人说，“只能学一种感觉。” 一批研习郭语的自媒体冒了出来，取名“郭语高级研修班”“郭语专八”“郭语永远年轻”。甚至有人在总结“郭语2021年最新词汇”。

黄园园在北京某高校读研究生，她说，班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熟悉这个“小语种”。她在生活中常冒出几句“郭语”，“能一下拉近你跟别人之间的关系。”做课堂作业时，他们小组5个人，3个人都爱“郭老师”，于是他们把她搬上课堂，对”郭老师”发布的视频进行了量化的内容分析。

韩一毅是南京大学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两年前，他被这个网红吸引。有次吃饭，他把“郭老师”的视频拿给朋友看，朋友有些不屑，“这啥玩意儿？”“你看10秒再说。”10秒后，朋友被逗笑了。

因为喜欢“郭老师”，韩一毅在2020年春天注册了B站账号“今晚郭老师脱口秀”，发布“郭老师”直播的录屏，偶尔进行二次创作。那几个月，他每天都有五六个小时花在“郭老师”上。

一个粉丝说，“郭老师”的视频，看完了都不知道看了些什么。作为资深粉丝，黄园园至今也不能完全听清“郭老师”的话，要靠评论区的“翻译”。她承认“郭老师”的视频“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似乎所有内容都是随手拍的，“无论吃喝拉撒都要拍一段”。

一位粉丝形容自己的笑点常是“郭老师”“陷入无意义”的时候，比如重复说什么，或者突然大喊，总之，是“大家都觉得这人疯了”的时候。黄园园的室友也是“郭老师”的粉丝，她觉得在“郭老师”身上能看到一种本能欲望的宣泄：不高兴，要龇牙咧嘴，看到美女，会心生妒忌，背后说坏话。“这像回到小时候两个小孩过家家，把你带离社会环境，让你单纯看到一个人的原始状态。”

2

有粉丝总结，喜欢“郭老师”的，大多是年纪小、喜欢追捧潮流的青少年，和经常在夜里反省自己、生活压力很大的成年人——像“夜空里起飞的猫头鹰”，这位粉丝如此形容后者。她说看“郭老师”搞笑视频时，“脑子里面就只有好笑的、幽默的东西，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那种放松是短暂的。“视频看完之后，该‘卷’继续‘卷’。”韩一毅说。他如今在阿里巴巴的研发部门实习，写代码，同时为了秋招做准备。虽然公司没有要求工作时间，但如果按时上下班，工作是做不完的。他自觉每周只休息一天。休息的那一天就在家躺着，“不会想动，太累了”。公司里，同事们连吃饭的时候都在讨论工作。

他其实很喜欢自己的专业，但时间长了，他觉得现在的生活早已不是由兴趣，而是由压力驱动的了。

研究生入学之后，他就意识到生活产生了一些变化。能够畅聊的朋友很少了，和身边的人更多是竞争关系。“大家虽然表面上都嘻嘻哈哈，但在私底下都很努力，谁也不想输给谁。”他每天待在实验室里，和同班同学交流不多，而实验室也常常是安静的。导师的项目、实习、课业，他总是同时有很多事要做。他每天一个人吃饭，每周向导师汇报项目进展。最忙的时候一天睡5个小时，很少在晚上12点之前睡觉。压力大的时候，常常不想搭理任何人，感觉脑子不灵活，转得很慢。

压力最大的那个学期，成了他看“郭老师”视频最疯狂的时候。

“我不享受这个过程，因为真的挺累的，但是没办法，可以说没有选择。”韩一毅说。没有选择，是因为他感知到周围存在的激烈竞争。“你按部就班地走，其实就是落后的。”有人问他想做点什么，有什么心愿，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学习工作上的，能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事”，比如去学点什么新东西。

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让自己在这个评价体系里显得更好。而韩一毅想到，“‘郭老师’确实是一个不在这个评价体系之内的人。”“郭老师”给他带来的快乐，几乎是成本最低的。“每次都能笑出来。”

据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总规模10.11亿人，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8.88亿，占网民总数比例的87.8%。有自媒体介绍“什么样的短视频最容易火”，名列第一的是创意搞笑类。韩一毅喜欢的网红多是搞笑类的，除了“郭老师”，他还会看抖音上做反串的博主。

网络上，不少网红模仿郭老师的直播风格，成为“郭门弟子”，“郭老师”消失之后，黄园园就看看这些“弟子们”的视频解闷。

3

生活在“评价体系”之外是什么感觉呢？李江帅知道。19岁的他刚从一个中等专科学校考上大专。他2018年就关注了“郭老师”，那时候，“郭老师”在网上还叫“爱吃食物的女孩子”，粉丝量只有1万多。

李江帅14岁起就与短视频为伴。那是2016年，他拥有了一部家人淘汰的智能手机。最初他玩快手，2017年，他又成为抖音较早的用户，8位数的抖音账号是他网龄的证明。家里做蔬菜批发，父母常深夜两点多出门，对他管得并不严。

他没想着“让自己变得更好”，他“只希望搞钱就完了，感觉有钱最重要”。看见快手上有人说，“高考给你760分，你这辈子也不一定能挣760万元。”他深表赞同，“大学生还不如农民工挣得多呢，有的工人一天还挣1000多元。”

生活在距离“郭老师”老家40多公里的县城，他觉得“郭老师”“和现实中的家乡人非常相似”。他看到过视频里“郭老师”和爱人去苞米地里捡玉米，这让他感觉很熟悉。

他觉得，2019年后，“郭老师”粉丝数量暴涨，视频风格也逐渐保守起来，他有时觉得没意思，就转而去看聊聊——一个小众直播平台。在那儿，李江帅看到过远比“郭老师”更低俗的内容。

直播房间24小时开放，里面有表演人，主持人，晚上也有人盯房，“陪着这群人玩”。那时他在中专读书，看直播会看到午夜零点后，有时看到两三点。李江帅看到经常有人花钱“点活儿”。不到1000元，就可以随便挑个网吧机号，让直播间的演员去“把那小子暴打一顿”，或者让演员吃50个鸡蛋，喝一桶豆油，喝20瓶牛栏山。“反正钱数一点点往上涨，越看你喝不了的时候，给的越多。” 看这样的视频，李江帅会“嘎嘎笑”，“有一种吃瓜群众的感觉”。李江帅还花钱看过色情直播，这类直播需要门票，入场后，可以看到女主播裸露的身体。

一个30多岁的表演者有糖尿病，一次，直播间有人出钱让他喝酒、吃冰糖加可乐，最后这个人直接进了医院。直播间的“大哥”们继续说，“给你3000块钱，再推两针葡萄糖进去”“买两串冰糖葫芦吃进去，就再给你1000块钱。”那一次，“把那小子真整急眼了。”

李江帅听说，很多这样的人身体会留下后遗症。看到直播里把人闹进了医院，他会有点害怕。但在那样的时候，直播间游客的反应是：“哈哈哈”。

4

“网络确实可以改变你。”因为经常看见主播、游客怼人或骂人，生活中吵架的时候，一些很脏的话就从李江帅嘴里跑出来，“谁都骂不过我”。他形容那些游客说话是“想象不到的脏”。那种骂人的话，“看一遍还想看，学了还想学。”他甚至已经认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性格了，都是“模仿别人的性格”。人家做什么，他也不自觉就那样。

他不喜欢这样的改变，觉得这样“不正常”，“三观不正，没有底线”。他意识到互联网上骂人只是一种表演，那些人现实中不会这样。他也习惯了直播间的谎言，有人说自己胳膊折了，有人拿个假小孩说得癌症了，这都是为了“求求好心人”打赏。现在生活中，哪怕朋友对自己是真诚的，他背地里也总想，这人是不是两面三刀呢。

刚刚大学毕业的杜明涛曾写过分析“郭老师”走红的论文。研究过程中，他对“郭老师”所引发的风气产生厌恶。他觉得“郭老师”会“带坏小孩子”。“在很多小孩子的眼里，好像骂一骂人，就好多人都捧他，骂一骂人就能够赚钱。”他看到“郭老师”经常说话带脏字，还会对连线的主播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在我看来她的正面影响远远小于负面影响。”他有两个读六年级的表弟，会常模仿网络主播说出一些“烂梗”，乱用成语。虽然杜明涛知道自己成长中也接触过这种文化，但“密集程度没有这么高”。

李江帅刷短视频的时间比看微信更多，每天近5个小时。他也会感觉到这浪费时间，但“除了刷短视频，也没意思。”

除了和好哥们儿一起喝酒、打台球，李江帅没有别的爱好了。他不喜欢看电影，完整电影太长了，“没有耐心”。而且有的电影看不懂，比如他最近看的《八佰》。他一般只是看看抖音上的电影片段。对打游戏兴趣也不大了，“打游戏的话遇见的人太厉害了，赢不了，就会很无聊。”

曾有学生在直播间里说想成为“郭老师”一样的人，“郭老师”说，不要学我，我钱赚了，但脸也丢完了。但李江帅还是羡慕“郭老师”，“因为毕竟有钱了”。他想，真正有钱了，那些骂声都听不见，不在乎了。

李江帅总在琢磨怎么赚钱，觉得互联网是个不错的路子。他想过做网络主播，因为“不用上班，比较轻松”。“他们很多人剪完视频睡觉，躺着都能赚钱。”如果要做，他会做搞笑类主播，或者走“精神小伙”（网络流行语，特指看起来社会气息重的土味小伙子——记者注）路线。他甚至闪过做电商平台的打假人来赚钱的念头。“有人知道你这个商品有问题，就成心买完之后举报。”

小的时候，他幻想未来，觉得自己“一定是个有钱人”。但只会想到这儿了，赚钱之后想做什么？“其实也不知道”。

5

9月2日，“郭老师”的社交媒体账号被全平台封禁。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姜申说，对于像“郭老师”这样低学历人群中的明星形象的研究和关注，在学术的语境中，或在主流媒体话语中是缺位的。

姜申觉得，面对那些没能进入普通高中的低学历人群，要考虑娱乐工业、娱乐文化，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对他们进行正向引导，给他们提供乐在其中的一片娱乐文化田野。“这个群体如果不好好引导的话，可能会与主流意识形态在审美上产生某种割裂，所以主流文化需要有一种对话的姿态来与新生力量、与亚文化沟通。”

杜明涛虽然也看搞笑博主，但他也爱看“何同学”、罗翔这些知识网红。“何同学”本名何世杰，是北京邮电大学的学生，他深耕数码科技方向，一则《5G到底有多快》的视频播放量达2700万。而看了5年短视频的李江帅说，他不知道“何同学”和罗翔这些人是谁。

姜申说，对“郭老师”这样的网红，不能贴上“审丑”的标签就一封了之，而要去了解“郭老师”的粉丝是什么样的人，“用一种全社会粉丝群落的视角去看待，有一种对话，有一种引导，这个可能是我们要往前走一步的。”

“就算不直播我也不爱化妆，我不爱美，就是扮丑吗？”

“不恶心就不是我了。”

“哎呀姐妹们不就爱我恶心吗？你们也够恶心，咱们都是一样的。”

曾经在直播间这样为自己辩白的“郭老师”淡出了大家的生活。但黄园园说，“郭老师”会让她想到老家农村的那些年轻的“杀马特”，如果能见到她，她想问问她是如何长大的，想知道什么样的经历造就了她这么一个人。

有位大学里的青年教师留学期间喜欢上看直播，去年她回国内研究所任教，30岁了，独居，“郭老师”的直播常常是她每个夜晚的背景音。她猜想，“郭老师”或许和她一样“是个孤独的人”。

而一个经常感到“抑郁”的粉丝最好奇的是，“郭老师”过得真正快乐吗？“听说她之前生活不如意，遭人冷眼，通过直播她真的火了，有一定的经济收益了，她现在快乐了吗？”

如果还能见到“郭老师”，李江帅想不到什么问题要问，大概会跟她一块拍个短视频，分享到朋友圈。“炫耀一下。”

（文中黄园园、韩一毅、李江帅、杜明涛为化名）

老年人相亲，到底能有多野？

每周二和周六，北京菖蒲河公园都聚集着一群到处散发着荷尔蒙的老年人。

单刀直入，毫不腼腆。

55岁的李明（化名）用土味情话搭讪：“你的漂亮是你的错，可这真不赖我。”

64岁的胡天（化名）谈起恋爱来，一见面先狂吻，“爱得发疯了。”

岁月，从未磨平老年人那颗滚烫炽烈的真心。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忙着明码标价相亲的年轻人。

年龄、户口、学历、收入、资产，构成了见面的“基准线”。

然后，把相亲对象拆解成各项指标，从身材、学历，到家庭、人品，一一打分，对比筛选。

爱情，被演绎成了“做题模式”，不断刷题，只为了追求更高的分数。

就像一位985相亲群的网友所说：

“我不仅想要小孩，我还希望我的孩子很优秀，我的妻子也要很优秀。十年后同学聚会，这个家庭会让人觉得是幸福的。”

这还只是初选，接下来的沟通，就更严苛了。

B站9.1分恋综《90婚介所》中，男嘉宾刘梦竹始终关注着女嘉宾左冉冉，发现二人的爱好、兴趣、三观都十分契合。

可配对成功后，刘梦竹却只执着于一个问题：

“单亲家庭的成长经历，是否会对性格造成影响？会不会没那么相信婚姻？”

尽管左冉冉的父亲是在她大学时去世的，她根本算不上成长于单亲家庭。

这届年轻人太小心了，从物质到精神，生怕踏错一步。

战战兢兢地，试图在无数指标中找到唯一的答案，在茫茫人海中筛选出那个“唯一”正确的人。

婚姻，越来越像是两个合伙人的资源互换。

“谈情说爱”，反倒演变成了一种冒犯。

今天，就跟大家谈谈：两代人的婚恋观。

年轻人，不敢去爱

到底是什么让年轻人宁可相信那些所谓的“指标”，也不再相信活生生的爱情？

原因可能有3个。

首当其冲的，就是“情感瘫痪”。

《90婚介所》中，韩笑找男朋友的标准就是：

“不要过于打扰我原本的生活”。

她解释到，工作已经占了自己很多时间，连兴趣爱好都顾不上了，哪有精力谈恋爱，结婚，甚至是生孩子。

一项研究表明：在身体和心理长时间超负荷的工作下，人们很容易陷入“情感瘫痪”。

简言之，就是一个人解读情绪的能力骤降，无法察觉自己和他人的情绪需求。

996、007，正不断挤压着人们的情感需要。

深夜下班后，你不会再想手机震动，提示有消息；

工作一周后，你只想窝在床上，睡个昏天黑地。

生活本就够累了，哪有心神“耗在”谈恋爱上？

更别提偶尔还会吵架了。

至于理解、安抚或者深入沟通，更是太奢侈了。

第二点，是“选择悖论”。

美国心理学家巴里·施瓦茨研究发现：拥有大量的选择，会导致人们对最终做出的选择总是不太满意。

不可否认，互联网让人们寻找另一半时有了更多的选择。

但同时，也伴随着更严苛的标准，更高的期待，和更多的幻想。

比如韩笑的理想型，就是《恋与制作人》中的李泽言，“永远像星光一样为女主引路”。

在过去，确定关系前她可能会问自己：“我们合适吗？”

而现在，变成了“我会不会错过更好的？”“万一下一个就是属于我的‘李泽言’呢？”

很多人，就是在“就这个吧”与“再等等中”单身至今。

第三，“自我保护”。

学者桑德拉·默里和约翰·霍姆斯研究发现：由于害怕被拒绝，人们更倾向于自我保护，而不是自我表露。

自我保护的方式有很多。

可能是不断展示自己的强大：比如女嘉宾韩娇娇在每一次交流中，总是在表现自己的专业技能。

可能是否认、指责乃至打压：比如一位事业女强人在《90婚介所》刚出场，现场男嘉宾就议论纷纷：“太女强人了，驾驭不了。”

还要暗戳戳问人家：“你觉得优秀是不是造成你单身的原因？”

彷佛“单身”是原罪，“优秀”是一种错误。

然而，这些充满抗拒意味的表达，其实只是为了自保。

在爱情到来之前，提前竖起坚硬的刺，建起厚厚的墙，不过是为了避免想象中的，对方的“拒绝”而已。

所以你看，与其说是爱情变得不那么重要，不如说是爱情变得太重要了。

以至于人们制定了严苛的标准，带着警惕的眼光，小心翼翼，深怕踏错一步。

他们或许渴望着靠近他人，却害怕在关系中失去自己；

他们或许期待着被看见、被理解、被爱，却恐惧展现出真实的自己后受到伤害；

他们或许追寻着一段有深度、有温度的关系，却缺乏经营关系的能力。

于是，想触碰又收回了手。

老年人，更勇敢？

那么，为什么老年人却有勇气，投入一段充满激情的关系呢？

答案可能是，他们一生都处于一段陪伴型的婚姻，从未体验过炽烈的激情。

直到死亡的脚步越来越近，才认真地想要爱一次。

纪录片《和陌生人说话》中，64岁的胡天说：“我有一颗滚烫的心，随时想献出来。”

他可以牵着恋人的手散步到凌晨，在大街上见面先接吻，“我喜欢你”从不离口。

但他的前半生，却截然不同。

采访中，他一直在说：“我不喜欢我媳妇。”

然而，妻子生病后，他在病床前陪伴了整整7年，撑起一个家，从未有过二心。

压抑，是他前半生的主旋律。

其实，仔细想想，我们会发现：

两代人对爱情的观念并没有那么的不同。

如今的年轻人不过是试图跨过冲动和激情，直达过日子和陪伴。

但这其实很难。

我们如果无法在一段关系中，去融和激情与陪伴，那么在老去后，很可能也会觉得“这辈子白活了”，进而踏入“中年叛逆”，渴望放纵一下。

这届老年人的今天，很可能就是这届年轻人的未来。

融合“激情”与“陪伴”，是所有年龄段的共同课题。

那么，如何才能长久“陪伴”的同时，又让“激情”保鲜呢？

我们需要这3种能力：

a. 成长型的恋爱观

心理学家雷蒙德·尼提出了一个关系内隐理论，认为人们的爱情观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宿命型，他们对爱情和另一半具有许多十分具体的想象，认为存在一个命中注定的“对的人”。

比如，韩娇娇的理想型就是偶像剧《恶作剧之吻》中的江直树。

每一次认识新的人，都期待偶像剧式的关系：对方一见倾心，执着追求，自己被打动，然后过上王子与公主的童话生活。

另一种是成长型，他们更愿意和对方共同努力，一起去解决关系中的问题，相信通过磨合，共同成长，可以让关系变得更好。

雷蒙德·尼的一项纵向研究发现：

持有宿命型爱情观的人，很难在长期关系中感到满意，他们更容易陷入一种“激情型爱情”。

一旦现实与理想脱节，他们就会难以接受，给对方频频扣分，继而快速分手，或者陷入痛苦之中。

而成长型爱情观，则会让人们在关系中投入更多的努力，建立一段更好的长期关系。

b. 安全依恋的能力

《90婚介所》中，女嘉宾付邦早早确定了自己的心动对象。

然而直至结束，她都没有和对方有任何互动，男嘉宾完全不知道她的心意。

这其实是“回避型依恋”导致的。

依恋课题包含两个核心的问题：

我能信任他人吗？

我值得被爱吗？

而回避型恋人的答案，两个都是“不能”。

他们好像站在几十米远的地方，心门关闭。

相比之下，安全型恋人更相信对方，也更相信自己。

在关系中，他们愿意跟对方并肩而站，去理解对方，解决冲突，把独木桥走成阳关道。

c. 解决“刺猬困境”的能力

简单点说，就是如何在不受伤害的同时，获得深度关系。

《90婚介所》中许多体现着两性差异的问题，皆源于此。

比如：“如果你男朋友说不喜欢猫，你会为了他放弃养猫吗？”

再比如：“到底要不要孩子？”

人们需要在关系中，一边保护自己的利益，一边为对方做出一些妥协。

真正能滋养人的关系，不在于有多烈，而在于有多深。

《和陌生人说话》中，妻子去世后，胡天有了新女友。

他终于可以像年轻人那样热恋了。

可没多久，两个人就陷入了“一见面就吵架”的境地。

为了对抗寂寞，他再一次日日徘徊在菖蒲河公园。

不断认识新的人，一次次投身于炽热的爱情。

可身边的人来了又走，留下的只是越发可怕的孤独。

胡天常常凌晨3、4点躺在沙发上，彻夜开着电视，听着里面的声音才能入睡。

关系，永远解决不了孤独。

好的关系才可以。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走过那些至暗时刻？

腾讯研究院旗下 S-Tech 做过一个 “社交斋戒” 的实验。

所有参加实验的人，每天使用微信不得超过 30 分钟。

15 天后，虽然减少了线上的社交时间，可参与人员的孤独感却明显下降了。

信息时代，我们每天都花大量的时间维持着“社交”，却忽略了：

重要的从来都不是身边的人有多少，感情有多炽烈，而是“重要他人”的存在，以及一种更为深刻的连接。

“重要他人”并不需要时时刻刻在我们身边，回应我们的每一个需求；

而是一直在我们心中，和我们紧密连接着。

“深度关系”，说的也是人和人之间深刻的、自由的、互相回应的联结。

很多人认为：关系会带来束缚；实际上，深度关系的尽头，才是真正的自由。

心理学中有一个“断崖实验”;当孩子看到“悬崖”，出于本能，会停下，甚至后退；然而，当他们听到妈妈在“悬崖”另一边叫自己的名字，看着妈妈的微笑，他们没有丝毫犹豫，就爬了过去。

因为“有人在”“有人等”“有人爱”，我们才得以鼓起勇气，更加自由地探索这个世界。

好的深度关系，是一个帮助你完整的过程。

当你完整时，你就有了更多的力量和精力，去做你真正想做的事。

你会发现，爱，才是一个人最大的财富。

对老年人而言，爱是对抗死亡与虚无的安全绳。

而对年轻人来说，爱会指引着我们去探索更大的世界。

前者，点亮我们的归途；后者，照亮未知的前路。

试着去爱吧。

愿你卸下防备的盔甲、重新相信爱，也拥有踏出一步的勇气。

也愿你找到那个可以爱的激情狂热，也可以爱得细水长流的另一半。

世界和我爱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