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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这篇报道是关于我们国家15到18岁之间大约40%的少年：他们在完成义务教育后，没去上高中，上了“中职”。更确切地说，这篇报道是关于“消失”的40%——一个如此庞大的群体，近15年的入学人数总计超过1个亿，然而生活中、媒体上，我们很少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听见他们的声音。

我们的世界，我指各位保有阅读习惯、常常浏览媒体的读者们的世界里，是985、211、留学、“鸡娃”、“内卷”充斥讨论空间，似乎上大学甚至上重点大学就是主流的人生轨迹，上普通高中更是应有之义，少有人了解早早脱离这条轨道的40%，他们正经历什么，毕业后去哪儿。今年夏天，“北京将实行5:5普职分流”的消息引发了家长们的焦虑，虽然后来被证实是谣言，但在全国，包括江苏、浙江、上海在内的多省市已基本达到“大体相当”的水平。

而“中职”，也就是全国共9896所中等职业学校，撑起了近另一半、却近乎失语的世界。它包含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成人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技工学校。

我在北京长大，身边同龄人中只有两个初中同学去了中职，中考后就断了联系。必须承认，我对中职所知甚少，唯一的印象来自那时大人们的训诫：不学习，以后就要去职校，跟“坏孩子”混在一起。于是我在潜意识里一直认为，上高中还是上中职，唯一的因素是成绩，上中职都是因为自己不努力。

但在关注这个选题后，一些新的信息涌了进来，每一条似乎都牵涉到此前我从未想过的问题：

统计显示，我国70%以上的职校生来自农村；

一位上海老师向我列举班上学生家长的职业：工人、保洁、食堂打菜员、无业……不少学生是没有本地户籍的流动儿童；

19岁的李先莹是我访谈的第一位中职毕业生，电话里，她这样讲述自己上中职的缘由：

她生在安徽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中考前从没走出过村庄，村里不重视学习也没人向她们解释中考的意义。她们对初中的下一环是什么没概念，每天放学后先干活，闲下来就玩，也不写作业。直到中考那天第一次到县城，看到横幅上的励志标语她才明白“原来高中是要考的”——这个听来是天方夜谭的故事，算不上普遍，但就在5年前真真切切发生在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周集镇的一个村庄。故事的结局是考试结束后，老师对大家说：你们要毕业了，咱们学校应该没有人能上高中。

因为这些，我第一次真正把环境、背景乃至更多成绩外的因素和“上中职”联系在一起，意识到我所熟知的外界评判或许并不公正。那句“原来高中是要考的”也总是突然跳出脑海，提醒我对“40%”处境的理解有多匮乏。

这些上了中职的少年是谁？如果不“学习”，他们在一所学校的三年在做什么？他们怎么“消失”了？为弄清这些，2021年7月，我来到Z校，广东顺德的一所中职。

入学零门槛・这里没有竞争・“眼神里面没有了东西”

顺德位于广东省南部，是佛山的一个区，也是个低调的富庶之地，连续8年排在全国“百强区”第一。这里夏天热得发闷，老街上混着潮湿的气息和双皮奶的香，路人慢吞吞走过散落的旧房和小商铺，身旁的狗也一脸懒散。但在5公里之外，顺德有作为工业重镇的另一面。“珠宝名镇”伦教镇的一条街上密密麻麻列着一众珠宝厂，天黑后流水线继续，外面却人烟稀少，静谧漆黑，楼顶高立的白色百叶厂牌一道道线条分明，一翻一合，像一张声明着工业秩序的森然的脸。

Z校就在伦教镇，距离珠宝街车程3分钟，顺势主打珠宝专业。我到时是暑假，学校里空空荡荡、正在装修，不过单看外观——红砖白顶的教学楼，门口两列高大的棕榈树——和一所普通高中没什么不同。门口站着带我参观的王老师，他40岁出头，穿着横条polo衫，平头，圆脸上一双大眼睛。他的话不多，常常沉默地走在我前面，自带一种干部式的权威，碰到其他老师，也像干部似的对他们点头打招呼。

王老师告诉我，Z校在顺德算一所好学校（13所中职里排第三）。他带我走进实训室，巨大的机器轰鸣声瞬间将我们包围。暗绿色地面上两侧分列着20多台庞然大物，深蓝底座白色的“箱”，好像太空舱，王老师介绍，这是机床，用来制造机器的机器。出门到大厅，墙上贴着十几个学生的照片和简介，他们都在省技能大赛中获了奖。

和全国大部分中职一样，Z校入学零门槛，完全不需要竞争：不限分数和户籍，免学费，只要求有初中毕业证。这里的生源背景也接近全国平均状况：每届1000多个学生里，10%是小工厂主的孩子，接送的豪车停在校外，他们“不需要考大学”，毕业后就帮家里管厂子；而那90%，来自农村或城市底层家庭，很多曾是留守儿童。

你在Z校的三年是怎么过的？我向每一个学生都问了这件事。在我的想象中，中职生活近似于人们口中的“逃课抽烟喝酒打架”，很“社会”，让人有点害怕；但同时，那种生活也有点浪漫——脱离了应试教育的青春可能更自由，比高中生埋头做题的三年要潇洒。

谭俊宝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学生，几天后，我意识到他也是几个学生中唯一和我的固有认知粘点边的——他确实爱逃课。他生在广州番禺的一个村庄，21岁，爸爸开挖掘机，妈妈做保育员，很小时就随父母来到顺德，3年前从Z校数控专业毕业。见面那天他穿着T恤短裤，露出极细的四肢，戴圆框细边眼镜，厚刘海在眉以上，整个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21）还要小几岁。跟他说话你隔5分钟就要笑一次——说到某某他就要模仿人家的腔调，提到某个重要时刻他就“腾”地站起来要给你演一遍。高兴时他经常蹦着走路，仿佛脚下安了弹簧。

他眉飞色舞给我讲他的逃课技巧——他能在课上溜走再在下课前溜回来。上实训课时他故意站最后一排，躲在机床后，盯着巡视老师的一举一动……抢在老师背过身的一霎那！他从后门冲出去了。回来时他又盯着门缝，等老师转身时再溜进来。

逃课期间，他在学校里“看风景”，去小卖部买辣条和鱼豆腐。有段时间他当副班长，还有个逃课借口是“办公务”——出校门时他亮一下“工作卡”，然后就去附近网吧玩一下午。

不过，谭俊宝说他逃课最远只去过网吧。他没喝过酒不会打架，从没想过去“泡吧”。但他认为，跟班上其他人比，他算“生活丰富”的——绝大多数学生不逃课，按时按点坐在教室，但也不听课，“有人睡觉，有人聊天，大部分人玩手机”。他坐第一排，有天课上醒来回头看，整间教室“一马平川”，全趴下了。

下午，大家慢慢都醒过来了，谭俊宝看他们都像在发呆，“就跟等死一样，眼神里面没有了东西”。

他想了想，又重复：“我X，真的跟等死一样。”

“约架”是 Z校学生少有的激动时刻。谭俊宝从没打过架，有天也情不自禁跟着约架的队伍走了，走在一群目标一致要大干一场的人当中，他说那感觉真难用语言形容，“你就感觉整个人活起来，整个状态是精神抖擞”。

到了小公园，两拨人一见面就迅速“交涉”和解了。不过，这并不影响第二天大家还为此激动。“@#¥%%%***@&！”一直讲普通话的谭俊宝突然声调高亢，说了一连串粤语。说完他解释，这段话大意是“昨晚xx一见我就怂”。第二天两拨人都会这么讲，两边各一圈人围着听，谭俊宝觉得这时候同学们最精神。

课余时间，谭俊宝做过很多兼职。其中一学期，他利用午休两小时去校门口的面馆端盘子，换来老板包午饭并给他一天20块。由于端盘子太累，下午课上他会一直睡过去。

他很自然地解释：因为爸妈一周给100，只够吃食堂，但他还想跟同学去吃炸鸡、买饮料。从小他看着开挖掘机的爸爸不停买特别便宜的东西，买回来就坏了，再自己修好，这让他对钱极为敏感。

上学期间打零工是很多学生的常态：发传单、餐厅服务员、酒店服务生、工厂流水线……谭俊宝的同学刘丽蓉说起这些兼职，像是回忆一场场快乐的游戏。“不用在家里做饭了。”她说，她把赚的钱都用来买零食了，“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分享”。

让她印象最深的是一份房地产公司的兼职：十几个人穿着印有公司logo的衣服在街上排队走，“像游街那种”，从伦教走到大良，从早9点走到晚6点，一路不准停，只有午饭时能休息1小时。她走了3天，一天80块。

“很锻炼人，锻炼了身体”，她用一种无比怀念的语气说道。

丽蓉今年19岁，是个胖胖的圆脸女孩，梳低马尾，有一份让人舒服的平实。不过，她的表情总有点苦闷，嘴角总是垂着。去年毕业后她一直失业，说到这事她就丧着脸：“找工作好难”、“太难了”、“我已经躺平了”。偶尔她也会憨憨地笑，几秒后就又恢复了下垂的嘴角。

她是谭俊宝口中的绝大多数——从不逃课，老实到连“约架”的事也没听过，顶多在课上睡觉、玩手机。她最常刷抖音，这是她看新闻的主要渠道。我问她看不看微信公众号，她说她一般只看本地号，“我们这个小镇上每天发生什么，都能在号上看到”。

中职不留作业，5点多就放学了，但丽蓉并没有更多时间刷手机了。放学路上她常接到妈妈的电话，让她买些菜回来，到家后她要帮妈妈做饭、收拾、拖地、洗衣服……干完活才有自己的时间。她家没电脑，晚上她和上小学的弟弟一起在客厅看电视。她爱看大女主剧，比如赵丽颖演的《花千骨》和《楚乔传》，讲一个女孩如何“一开始很惨，后来很厉害”。

“那时候沉迷这种女主很厉害的，就觉得很羡慕她，很羡慕她能成为一个很厉害的女性”，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也喜欢里面的男性角色，我们霍建华那种”。她承认自己也有喜欢的男同学，但都是暗恋，只要发现对方喜欢别人就会立刻放弃，“觉得自己配不上别人”。

他们来自另一种生活・“我就是个垃圾”・我妈妈是一个把我生出来的那种角色

我得承认，我在这些学生身上感受到的是一种对我相当陌生的东西——或许可以概括为“觉得自己毫不重要”。清华大学博士后梁自存在读时研究职业教育，曾在Z校调研两年，梁告诉我，他常听学生讲一句口头禅：“我就是个垃圾。”意思是上了中职就是被放弃的孩子，索性自己也放弃自己。

一个女孩说，因为太穷，家里没人认为她能走读书这条路，她从小听奶奶说“你以后找个洗碗的工作就行了”。另一个女孩也说，在她们村刷碗最重要，如果哪个女孩上了初中还不刷碗，“我们一个村200多人瞬间就传开了”。

一个男孩说，初三时父母离婚后，他不再学习了，家里常常只有他一个人，妈妈会在他上学时进屋留生活费。他的小臂上有一道纹身，是两行黑色数字。他说，那是爸爸妈妈的生日。

谭俊宝的爸妈是几对父母中唯一期望过孩子上大学的。他爸爸来顺德早且挖掘机技术精湛，赚到了几个家庭中最多的钱。谭俊宝十分坦诚地对我说，他上中职纯粹是因为成绩太差了。

小时候我脑子太活跃了，他说，小学课上他脑子里总有另一个世界。有时是游戏画面， “一个boss冲我开激光枪”；有时他想他爸爸，那时爸爸总去广州开挖掘机，一周回一次，于是每当他在脑中世界陷入绝境，“我爸像水印一样浮现出来，很帅很高大威猛”。他说，那之后，他几次考试都考砸了，再之后，他的情绪极不稳定的妈妈看到他考低分，就会拿衣架打他。

坐在小花园里，谭俊宝把秋千荡得很高。他说衣架总在他抱头蹲在角落时落下。后来他有了保护自己的方法：“我脑子会跟自己说话，我跟自己说，疼一会儿就过去了，我跟自己说按照规律，一般发生了坏事再过10分钟好事就会来。”

他邀请我去他家吃晚饭，是这两年刚搬进的新房。那晚妈妈不在家，爸爸拖着一只在工地上受了伤、缠着纱布的手做了饭。饭桌上，谭爸爸反复对我说：“我没有做好一个爸爸。”他讲自己从农村进城，没有文化，只知道为儿子上学拼命挣钱，拼命开挖掘机，没顾上妻子一个人带孩子的压力和儿子的心理。他说他理解妻子暴躁是出于焦虑。谭俊宝没有接话。

饭后，谭俊宝带我到他卧室，看他在电脑上写的日记。上面大段大段，写的是他小学初中都遭遇过校园暴力。一次他被一个同学摁在桌上打，可是平日总拿衣架打他的妈妈却没有为他出头。这个同学有一个特征，走路外八字，日记里他写道：

“我妈知道后，像没事人一样接我上下学，好像那时候的她也和我一样那样认为，脚往外拐的人都不好欺负，他的爸妈一定也不好欺负，就像被欺负的我一样，爸妈也同样好欺负（何况，他对我说，那时他们也没钱为他打抱不平）。”

第二天见丽蓉时，我提出也去她家看看。丽蓉迅速拒绝了。“你昨天去过谭俊宝家了”，她垂下头，想了一会儿才说：“我家和他家差距太大了。”此后我几次提议她都拒绝了。最后，在一个下过雨的晚上，她同意我到她家楼下，但不能上楼。于是我们在楼下小花园碰了面。这里空无一人，只有一棵大树、一个乒乓球台和一些老旧的健身器械，背后的一排房大概已没人住了，大片墙面斑驳发黑。

我们在长椅上坐下来，丽蓉似乎有点高兴，嘴角也不再下垂，她指着墙上彩色的儿童粉笔画介绍，这就是她从小玩到大的地方。说着她转向我，搬起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上，像坐在炕上一样，给我讲她小时如何在这儿和其他孩子一起滑轮滑、捉迷藏。

不过，她是6岁从四川来的顺德，那一年，长年在外打工的爸妈回老家接她，那是她有记忆以来第一次见到爸妈。说到这儿她又恢复了苦闷的神情：那天她跑着去接他们，一见面却喊了“叔叔阿姨”。

“我妈妈是一个把我生出来的那种角色”，丽蓉两次这样说。

而在厂里打工的爸爸，总是打她发泄情绪。但她从没报过警，怕会把爸爸“送进去”，“这样我会良心不安，妈妈也会伤心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学生都遭受过家庭暴力，丽蓉的同学陈伟廷说他就没有。他没遭遇过暴力，有个正当职业、开五金店的父亲，“上中职”在他口中顺理成章。可是，就是这种顺理成章让我觉得不大对劲：这男孩像黑洞一样，让你感觉不到他有任何愿望和情绪。跟他说话我总想起鲁迅《故乡》里的闰土——即便受到最不公正的待遇，也感觉不到任何强烈的情绪，愤怒委屈激动都没有。他身上唯一强烈的是种实干苦干的气息。

梁自存博士说他记得两件事：一件是陈伟廷曾对他说，自己小时候经常离家出走；另一件是有一年元宵节当晚，他作为老师陪陈伟廷回家，陈爸爸跟他们打了招呼就没再理，也没问儿子吃没吃饭，他们最后饿到不得不出去吃。这个家庭的“温度”从此一直留在他的记忆里。

陈伟廷说，从小到大，爸爸几乎只对他说两句话：第一句，“你作业写完没有”；第二句，“写完来帮我干活”。他从小学二年级就要干五金店的活了。经常是他和同学约好出去玩，爸爸让干活，吵架后他就离家出走，晚上睡公园，白天去超市试吃，从小学到初中重复过很多次，最长七天，每次都以爸爸到公园拉他回家而终结。但爸爸从没道过歉，“找到就找到了”。

在他的记忆里，妈妈是世界上对自己最好的人，但他对妈妈的记忆非常稀薄，只剩下留守时妈妈骑摩托车回来发出的声音了。7岁时，奶奶和妈妈相继去世，他从潮汕到了顺德，每天坐床上哭，爸爸在一边看着不说话，每天他哭到困了就睡着了。

“那之后我都没有再哭过了”，他说自己不爱思考也不爱记事，发生过的事他都不想再去想。

“你上一次情绪波动是因为什么呢？”我问。

“因为谭俊宝。”他说。但他没再说下去。

后来，我从谭俊宝和丽蓉那里补全了这个故事：那是他们还在Z校的时候，一天晚上，同学聚会，谭俊宝说到了妈妈拿衣架打他的事，情绪激动，拿起了刀要自杀。

这时陈伟廷突然蹲下了。他哭着说你不要再闹了，我连妈妈都没有。

他们在中职学什么・挂牌模具专业・老师说承认脱节、必须脱节

我向每个学生都问了中职三年的学习感受，多数人的回答是：感觉没学到什么，但也说不清为什么。大家会抱怨“上课无聊”、“老师讲的听不懂”，但同时，他们也怀疑问题是出在自己当时没好好听。

陈伟廷是唯一一个无意中讲出了具体问题的。刚见面时他笑嘻嘻地自我介绍：“我们是挂牌模具专业。”随后他解释：前两年他们一直没见到模具，只见到模具图片，他把这理解为“学校没资源”。第三方考核来了，学校挑他们十个学生去工厂紧急学一个月，他觉得自己挺幸运，“毕竟学了一个月”。

中职的教育资源短缺也得到了社工张密的证实，她是梁自存博士的同事，今年6月访谈了33位广东各校的中职毕业生，发现学校不单缺资源，教学内容也落后市场很多年：会计还在练数钱，模具还在学矬铁……一些学校汽修的车也太旧了，学生毕业后发现如今的车型大家都不会修。

我找到带我参观Z校的王老师。他解释说，学校要百分百与时俱进是不现实的，因为设备太贵了，比普高需要投入的成本高多了。

其次，“我们要承认脱节，必须脱节”，王老师说，因为“我们中职教育的定位本来就不高”，最前沿最先进的东西是要教大学生的。他举例：练数钱的会计专业已经更名为“会计事务专业”了，意思是培养为专业会计服务的辅助性岗位——帮忙记账、跑腿、办税、扫描……因为，真正的会计工作涉及企业管理经营，小公司至少要高职毕业的，大公司至少要本科。

梁自存告诉我，刚来顺德调研时，学校里的种种细节都能让他感到这里对学生没有太高期待：一所中职里贴着标语，“不比智力比努力”；一位老师对他说，“中职学校就是垃圾改造站”；一天刚上课不久，班主任进来发指甲刀——她得知领导要来查指甲，赶紧让学生剪……

而在豆瓣教师小组的专科版面，一类热帖是“如何把学生治住”。一位上海的中职老师在电话里对我大吐苦水：学生竟然在课上离开座位去和同学讲话，还屡禁不止，让她这个985毕业的研究生感到不可理解，“不知道差生是不是从小没养成习惯，也不尊重权威”。最后，她规定再有人离开座位就停止讲课，全班静坐10分钟，三四次后终于成功“纠偏”。

我一度认为她是对的，甚至，面对这些吐槽学生的热帖我似乎更理解老师，我想那大概是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潜意识里和“差生”存在思维隔离的“优等生”。但当我初到广东，和梁自存第一次见面，我对他讲了如上这些，我能感到他甚至有点愤怒了，但出于礼貌在克制。

他说，就因为我们的中职老师大多是这样的老师，中职里才那么多不听课的学生。这些孩子大多不适合灌输式教育，但完全能通过增强参与和互动来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这是这几年他和社工团队一直在尝试的事，也看到了效果。可是，大多数中职老师并不这么想，当有学生站起来要讲话，他们不会关心学生需要什么、想说的会不会和课堂有关联，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压制”。

“很多老师是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用适合这些学生的方式去教他们。”梁自存说。没有能力，指我们的教育中素来缺少另一套方法和标准，老师们对灌输之外的教学很陌生；而没有意愿，或许是因为这些考上普高又考上好大学的老师们不可避免会觉得，上了中职的孩子是“差”的。

“我们职业学校的学生，本身他的智商、情商、各种能力，他确实会低。”Z校办公室里，王老师对我说。

我问他是否因为自己上的是普通高中，因此不容易理解学生的处境和想法。

“我自己就上的职高啊。”王老师有点激动地反驳道。他说，他就在农村长大，因为信息闭塞上了职高，但他“与众不同，比别人爱学习也学得快”，最后成了全班唯二考上本科的人，正因如此他才更加坚信“成败靠自己”。

从211师范大学毕业后，王老师进入中职做了一名专业课教师。他钻研专业有热情，是编教材的主力军；他对教学也有热情，渴望把自己的教研成果都讲给学生听，然而听者寥寥，这让他长期痛苦不已。直到有一天，他说，他接触到王阳明的心学，大彻大悟了：应该调整自己的心态，过去痛苦就是因为讲得太深，对学生期待太高了。

这两年，王老师在参与课程督导。发现有老师明显备课不认真，他会劝他们改进教学，当老师们反驳“是这些学生太差了”，他板着脸评价他们“是在推卸责任”。他也在帮忙推进学校的教学改革，把大班拆成小班，把更多的课堂从普通教室转移到能上手操作机器的实训室。他仍然希望把学生教好，不过，他对学生的期待已经和早年不同了。

“我们中职学生就是一个熟练工人，几个简单操作，如何拧螺丝，你教他三年，反复拧反复拧，肯定都会了。”王老师说。

我随谭俊宝回家那一晚，饭桌上父子俩有过一次争执。当时，谭爸爸想表达自己关心儿子，说私下请中职班主任吃过几次饭。谭俊宝急了：为什么要请她吃饭？她只会批评我罚我，她根本不理解我的心理也不关心我！

“你还要求人家关心你心理”，谭爸爸瞥了儿子一眼：“自己没考上高中，还这么多要求。”

梁自存推荐我认识了Z校的韩老师，并称她是这些年他见到的最关心学生的中职老师。韩老师40多岁，声音温柔，是我们常说的那种像妈妈一样的老师。并且，近几年她一直在学习梁自存的参与式教学方法改进课堂。

我和韩老师、王老师一起吃了饭。席间又聊到课堂，王老师再次指出：为了让学生听课，要提高讲课质量。韩老师打断了他。她几次重复了同一个观点：学生听不听不都是老师能决定的。她反问：学生受家庭影响情绪不好，课上走神，这是老师讲好课就能解决的吗？

“你会发现课堂的问题很多是在课堂之外，是家庭和社会的，课堂能做的很有限。”韩老师说，她不会放弃改进课堂，但这就是她在中职认真工作十多年得出的真实感想。

他们毕业了去哪儿・进厂不如送快递和卖奶茶・HR 说中职生只能服从规则

Z校毕业后，谭俊宝升入一所成人大专，学幼教专业；陈伟廷也升了大专，今年毕业后进入一家模具厂做质检工作，月薪约5000元；刘丽蓉做过电话销售、进过电子厂，目前待业中。

职业教育理论上应该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但现实是，在珠三角，多数中职生毕业后不愿进厂。工厂管太严、环境差，还不如送快递、在奶茶店打工更能自由支配时间，学生们说。更重要的是，即便他们选择进厂，多数专业只凭中职学历很难找到对口的技术岗，只能去流水线做普工。这种就业格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结构。

过去几十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主要靠大量廉价劳动力,靠的是无数双手，无数双并不需要掌握技术的手。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产业升级迫在眉睫，据统计目前存在2000多万高级技工的缺口。但那架要爬十多年的，从中职到产业的梯子还没有搭好——

要在学校打好基础，毕业后还要在岗位上继续提升技能，才能成长为一个高技能人才，既而胜任一份真正有技术含量的工作。资料显示，一个初级工成长为高级技师最快需要12年，而一个焊工的技术提高与经验成熟期平均在 18 年以上。

在这架“漫长”的梯子上，除了令人堪忧的中职教育本身，现状是我国制造业 90% 以上是中小企业，面对低端环节的市场竞争，一般企业并没有资源提供高技能岗位，没有动力培养高技能人才。

今年6月，社工张密访谈了10家珠三角企业的HR，发现企业对中职生的最高期待就是成为一个熟练工，或一个最基层的管理者。一位汽车配件厂的HR直白地说，“大学生会制定规则，中职学生只能服从规则”。

还有一条路是升学。2020年，广东省中职升学率是36.83%。这个数字在Z校要更高，大概是70%。近年来，国家鼓励中职升学， 2019年高职扩招100万人，2020、2021两年扩招200万。那之后，王老师说他再没见过一个学生考不上了——总分450，考80分也上了民办大专。

（不过，上本科很难。中职生也能参加普通高考，但要和普通高中生竞争显然机会渺茫。如果是对口升学，按照规定，中职生只能考本省一小部分本科的个别专业。广东省400多所中职，本科名额不足1000，平均每个中职不到两个人。）

但丽蓉并没有选择升高职或大专。她说，“我学了三年（中职），没有提起任何的兴趣，感觉非常无聊和枯燥。”这让她觉得再上大学是“浪费时间”，不如尽快找个工作积累社会经验。同专业的学姐上了大专，告诉她大专教材和中职是同一本，让她更坚定了没必要升学。

社工张密认为，提倡升学究竟能解决就业还是带来学历贬值（比如，从中职生去流水线变成了高职生去流水线），这是一个转型期暂时没法判断的问题，还有待观察。而她访谈的33个中职生，极少有人能坚持一份工作达到一年，哪怕是已经毕业了10年的学生，还在不停流动。大家对自己想做什么始终不清晰，只想着“钱更多，还相对自由”。

现在，丽蓉还在找工作。她拒绝白天再见我，“因为我还要找工作”。最近，她的中职同学、好朋友文丽找到工作了，她的妈妈对她说：“以后你的婚礼文丽都不会去”、“文丽就是为了拿快递才愿意理你”（文丽的快递寄到她家）。

晚上，当我们并排坐在那个空荡荡的、半废弃的小花园，蝉声时远时近，这个放弃了升学想尽快积累社会经验的女孩向我讲述了这一年她积累的坎坷：做电话推销绩效垫底，进电子厂被领导上手掐，两份工作都没超过一个月。结算时电子厂不按合同给钱，她感到被骗，“终身不想再进厂了”。

她用一种饱经沧桑的语气为自己总结：“我现在经过这么久的游荡，还有这么迷茫的一段时间，今天我想明白很多事，我已经想好了先赚钱，以后开一个小店，跟我的朋友一起创业。”

临别时在窄巷，她从电动车前袋掏出一个苹果、一个梨、一个桃子，说是妈妈摊上的，叫我一定要收下。最近她在考虑邻居的建议——去卖冰沙，因为水果是现成的。

不过，她还是更想和文丽开麻辣烫店。说着她的眼睛亮了一下。接着她有点兴奋地说起她和文丽都爱吃麻辣烫、她们开了麻辣烫店就能赚到第二笔钱、麻辣烫店会成功的，因为“比较快捷方便，大家也都喜欢”。

我问她开店要准备多少钱。她眼里的光又熄灭了。她低下头，声音也低下去：“我们还没有查到，非常遥远的梦想。”

珠宝大师工作室是Z校资源最好的地方——伦教是珠宝名镇、Z校是当地珠宝专业的王牌校、工作室请了从业50余年的香港名师带学徒。大师工作室每届只收十几人，听上去，这十几个学生就像是学校里的“特权阶层”，但也让人感到有希望，至少，还有10/1000的学生真正从中职收获了本该收获的，或许能抵达他们本该抵达的地方。

王老师带我参观工作室陈列的学生作品，玻璃柜里，一个个珠宝摆件分别装进小方盒，隔着一层透明薄膜闪闪发亮。其中一个做成了蝴蝶的样子，翅膀上有繁复的镂空花纹；另一个是菱形的框，中间嵌着一高一低两个小亭子，像是顺德风景；下一个是鹦鹉，羽翼上缀着一串圆环；再下一个是埃菲尔铁塔……我不禁赞叹：这个专业有前途。

王老师转过头，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他指向一个摆件：这个东西在外面，不是一个人做出来的，而是很多人一起在流水线上做的。

也就是说，“特权阶层”、10/1000毕业后还是要去流水线。

面对这样的现实，王老师说，首先，学生来中职时应该已经做好心理定位了，“甚至在读初中的时候，他心里就明白了”。其次，这不是学校的力量，甚至不是教育的力量能改变的，而是整个社会需要这个层次的人才。

他指向窗外：“你看外面那个大街，总要有人扫。你说要改变什么，终归不还是要有人扫？那我们当然是说，我们自己不扫，我们的孩子不能扫，要让别人来扫。”

我找到了老师口中最成功的毕业生・月薪过万可以穿鞋的人・他说工人就是没有灵魂的机器

每当我和Z校的王老师讨论到学生的前途，每当我向他讲述丽蓉、陈伟廷们的处境，他就会举一个优秀毕业生的例子来论证“发展主要看个人”。韩老师介绍我认识了陈子川，称他是老师们眼中近几年发展最好的毕业生。 

陈子川1997年生，5年前毕业，学的是Z校的王牌珠宝专业，而且出自集中了全校最好资源的大师工作室。工作室每年从高二的300多名珠宝专业学生中招收十几人，这道筛选实际上筛的是上进的愿望和肯吃苦的决心：进了工作室就不再上课，早7点半到晚9点都在里面跟着师傅做学徒，一周只休息半天。由于太苦太累，多数学生并不想去，报名的大多是家境更困难、独自来顺德上学的外地生。

我和陈子川在顺德的一条街上碰了面。他看上去明显和其他学生很不同，更成熟、更“社会化”，举手投足间每个动作都透着沉稳。我们走进一家奶茶店，他伸一下手以示“请”。点完单，他立刻抢着付了钱。

随后我得知，他是“世界技能大赛”银牌得主，如今在周大福做高端首饰。

陈子川常被各职校请去做“励志演讲”，不过，他并不把自己的经历简单理解为“励志”。他是广东肇庆人，父母身体不好没工作，他一个人来顺德上的中职。“成功”的第一步或许是运气——他恰好选了Z校的王牌专业。

然后，带着“一个人跑这么远一定要学到本事”的心情，他又选择进了工作室。他做首饰有天分，甚至是工作室里极少见的真正热爱做首饰的学生：他说小首饰是能传达情感的。他给妈妈做了很多戒指，其中一个是两个弯的，戴在手上就像个笑脸。

三年后，他毕业了，和工作室的6个同学进周大福做学徒，每月工资到手只有1000元出头（这个数字比中职毕业能找到的多数工作都要低），要付房租和早晚饭，活下去都很困难，也不知何时能转正。5个同学陆续走了，他也想过换工作，去考察了做珠宝的小公司，发现那里工资高得多，但代价是学习资源差。这时他在眼前利益和长远发展中选了后者，反复告诉自己熬下去一定能等到好转的那一天。为了真能熬下去，他再一次比别人更能吃苦还更有头脑，白天做学徒，晚上在家做小首饰，一件卖出几十块，每月能多挣1000元。

两年后，他转去做能送到拍卖行的高端首饰了——拿到倒模后，三四个人一起做调试，“类似拿到零部件后组装成一部手机”。陈子川说，这份工作虽然也是流水线性质的，但“有想法、有思考”。

一年后，他又参赛拿了奖，伦教镇给了他10万元奖金、一套免20年租金的“人才公寓”。现在他月薪一万多。

这是个集齐了天赋、勤奋、运气、眼光和信念才终于登上一座小山峰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我能理解陈子川为什么说这一切不只是“励志”。不过，他看起来的确走出了一条对中职生来说可行的路：选对专业、努力做最好的学生、毕业后再有耐心坚持到晋升，就能打开一个新世界。

几天后，我认识了陈子川的师妹，同样出自珠宝大师工作室的徐晓梅，她对我讲了故事的另一面：“他（陈子川）是我们那儿唯一逆袭的，只有他一个。”她说，原因是陈赶上了周大福招学徒多的那一年。后面几年，工作室的学生9/10都和外面一样，只能去流水线。

她至今记得中职时有一天，学生们去参观珠宝厂，回来后纷纷感叹，“这就是我们以后的下场”——厂里有股奇怪的气味，机器发出巨大噪音，里面工人都穿拖鞋。她尤其在意鞋这件事：流水线工人都要穿统一的蓝拖鞋，只有进了大师组才能穿自己的鞋。提到陈子川时，她感慨：“他毕竟是可以穿鞋的人。”

徐晓梅毕业后升入深圳一所大专继续学珠宝，今年大专毕业后到一家珠宝公司做批发商导购，月薪3000元，最近又跳去一个“46天零基础打造珠宝工艺师”（她坦言“这不太可能”）的项目做培训师，加入了“割韭菜”致富路。

她正准备参加技能大赛，盼着像陈子川一样拿名次。要是能当选“全国技术能手”，就能在深圳申请认定为地方级领军人才，申领200万元的认定奖励。她说，这是她能想到的职校生唯一的上升途径。

现在，陈子川也有自己的焦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规划才有效。他想考专升本，因为不懂3D技术迟早会被淘汰；听说有人做翡翠直播赚了大钱，读本科好像又不太值了；他计算着年龄：本科毕业就26岁了；他希望自己未来能做个设计师，但现在的工作本质上还是集体劳动，且9点才下班，没时间做自己的作品……

“我做这个职业可以说是很卑微。怎么说呢，说得高尚一点，叫工匠。”陈子川说。

他开始反复强调，自己现在的工作是有思维含量的，和流水线工人不一样。他又说不喜欢“工人”这个词，希望别人称呼他“工匠”。

我问他这两个词分别是什么意思。

“工匠”是有思想的，他想了想，接着说：“工人就是没有灵魂的机器”。

唯一被改变的男孩・《被压迫者教育学》・“他们都努力了却没得到应有的回报”

我在顺德的最后几天都是和谭俊宝一起度过的，他非常热情地带我去喝早茶、逛公园、爬山、逛音箱店，也带我去看了他的小学、初中，还有他家住过的老房子。一路上，他常向我谈起陈伟廷、丽蓉，他们都是他的好朋友。他会精心给我分析每个人的个性，以及如何同他们相处，譬如陈伟廷，谭俊宝说陈是个很闷但不会拒绝别人要求的人，因此中职时他反复叫陈伟廷帮他搬书，有时又故意戳他一下、跳到他身上，他就靠这两招和陈成了朋友。

他是几个学生中唯一还没真正进入社会的，他上的成人大专下学期开始实习。大把业余时间里，他爱听流行音乐也爱自己唱歌录下来（他唱得相当不错）。他曾经有个明确的梦想，当歌手，后来在梁自存的引导下，他从中职学的数控转向了未来教小孩子唱歌跳舞的幼教。

梁自存是2016年带着博士研究课题来到Z校的，后来他又创办了服务中职生的公益组织HOPE学堂。他希望带来改变，但很快发现无论专业教育还是学生毕业后的现实处境，仅凭一己之力他都无从改变，他想他能改变的只有学生的思想——让他们意识到，成为中职生不都是他们自身的问题，在家庭、在学校、在未来的工作中，他们遇到的种种歧视和糟糕对待都并不公正，背后都有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即便无法改变现实，至少不为此自责自卑。为此，他在中职里带社团、普及劳动法、对学生做长期一对一的成长陪伴和心理干预。

但迄今为止，梁自存说，能达到这层意识的中职生极少，在他接触到的学生中，谭俊宝是唯一一个。

谭俊宝的卧室床边有个大书架，里面塞满50多本社会学、文学的书。桌上还立着三个大部头：《存在与虚无》、《鲁迅全集》、《罗密欧或朱丽叶》。他说，他是受梁自存影响才开始读书。当时，梁自存让他去读《被压迫者教育学》，一本270多页的理论著作，他“一句话读好几遍都不懂，看一页要花半小时”，一年才读完。

那之后，他开始自己找书看了。他从梁那里顺来一本贾樟柯导演手记《贾想》，画出了书中讲到“工人”的部分。他的桌上放着一个大沙漏，看书时他把它倒过来，强迫自己连续阅读半小时。

一天下午，谭俊宝带我到一个图书馆，他说，那是他小学、初中时常去的地方。我们走到少儿区，他指着架子上的童书、漫画和鬼故事介绍，这些都是他从前爱看的。“但我认为那不叫读书”，他说，他认为认识梁自存后看的书才能算“阅读”。现在，他喜欢的作家是余华，《活着》里的一个情节让他印象最为深刻，他坐在阅读区拍着桌子给我讲：主人公的孩子，在学校抽血抽死了，最后还发现血是要献给一个领导的儿子，“真他妈气死了！”

我们走在大街上，聊到中职生就业，他一脸义愤填膺，随口引用了读《被压迫者教育学》时记住的观点：一些人反对不公并不是真的追求平等，而是为了自己取得更高的位置。这让他联想到工厂里升了一点就欺负普工的人。

他也自豪地向我讲述自己的“反抗经验”：一天，爸爸让他看成功学的书，将来好成为“人上人”。他立刻反驳：我为什么要成为“人上人”？人都是平等的。他的本科毕业的哥哥坚信“努力就能成功，不成功都是因为不努力”，他们为此吵了架。他想到身边那些中职生，他们在工厂、餐厅的劳动强度“我哥估计都受不了”——“他们都努力了，却没得到应有的回报”。

爬山时他主动谈起罗翔，他看了这位法学老师所有的视频，记住了罗翔的一句话：“人只能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我问他这话什么意思。

“用我的话就可能想不出来（怎么表达）”，他想了许久，然后表情严肃地对我说：“我们做事情是为了每一个人都有健康的人格，并过上人的幸福生活，而不是为了用人去实现某个经济的（目标）。”

他是几个学生中唯一专升本的。他上的成人大专和师大合作，从大一开始白天上大专、晚上读本科。少有人报名，都嫌累，但他意识到文凭很重要。他一年考9科，大专毕业时就能拿本科。

丽蓉也决定要提升下学历。我离开之前，她还没找到工作，但“想好了赚到钱就报一个上网课的那种大专”。

梁自存告诉我，最近谭俊宝爸爸给他打电话，叫他劝孩子放弃那些“新思想”：要毕业了，天天讲什么平等是没法适应社会的。可是，他知道那些想法多么来之不易，背后隐含了多少条件：谭俊宝家境在同学中算好的、他爸爸也是家长中最关心孩子的、他原本思维就比其他人活跃……

而谭俊宝内心变化的起点——突然主动要梁自存推荐书来读，其实缘于一次意外：高二那年，梁自存摔伤住院，谭俊宝来看他，没事可做，梁拿起手边一本杂志让他读。那一刻，梁自存随手翻开的一页上有四篇文章，其中一篇给谭俊宝带来了巨大震动——后来他对我说，当时，他感到害怕又困惑，脑海里一下子产生了很多问题并急于得到答案，从此开始思考世界也思考自己的人生。那篇文章的主题是“人工智能”。从前，他隐隐听说过这个词，一直以为是“人操作机器”，看了文章才明白，人工智能就是机器本身，可以替代人。

*（文中陈子川、徐晓梅、王老师、韩老师为化名）

如果留心观察各类社交媒体上关于美食的内容，你会发现当代的食物大体分为两种，一种量大实惠，一种精致美观。 前者以食用价值为主，用来给自己吃，后者则肩负着一定的观赏价值，除了给自己吃，还要给别人看。 而这其中碳水化合物的含量通常和一顿饭的精致程度成反比。 

 一个精致的白领会在朋友圈晒出自己的轻食沙拉，但是你很难想象他们会和陕西农村的臊子面流水席来个合影，即使后者在味道上可能更胜一筹。 

即便你给一份碳水大餐打上补光灯，添加浓重的滤镜，它依然只能是吃播播主们换取流量的道具而不能成为提高精致指数的工具。 

在一个鼓励多吃肉蛋奶的时代，“低碳”不仅是一种健康选择，更是一种饮食上的政治正确，碳水含量就是餐桌上的恩格尔系数。 挑剔的食客就像出身精英阶层的预科生识别你牛津衬衫中那一丁点化纤成分一样，能准确识别出食物中任何不易察觉的单糖、双糖、寡糖与多糖。 与友人聚餐如果点了几份主食，可能不会被视为务实，反而会被认为是不识时务。 有人认为，虽然碳水是大脑唯一的能量来源，但同时也是你午后昏昏欲睡的元凶，甚至可能是影响智力的罪魁祸首。 

而他们眼中的一份优质食谱，则应该尽量压缩碳水的比例，直到无限趋近于II型糖尿患者的饮食。 而这种饮食在平民阶层中的代表则是各种色彩斑斓，味道可疑的减脂轻食。 

虽然有传闻说低盐、低油、低碳水的“轻食”概念来自于日本友人，但是直到现在，不少日本上班族的便当盒里仍然是几种高油碳水炸弹的乏味排列组合：烤肉、油炸串烧、面条、丼、咸菜。 

每次都要双份主食的碳水爱好者井之头五郎就是典型代表 而碳水含量不仅决定了一餐饭的格调，甚至还能决定一家餐馆的格调。 虽然高档餐馆未必不提供碳水主食，但是一家碳水比例过高的餐厅注定是上不了“台面”的，它要么是早餐铺，要么是拉面馆。 

但是人终归不是新能源汽车，作为碳基生物，讲求“低碳”也不可能改成插电模式，如何摄入碳水就变成了一门学问。 在温饱难以解决的时代，各种主食是提供宝贵碳水的主要来源，能比旁人多吃上几斤精米与白面才是身份的象征。 

但在这个人人都能吃饱，甚至要开始减肥的时代，有人会因为你吃过多的米饭与面食，把你与重体力劳动者联系起来。 所以如果你是个精致 boy/girl，碳水最好不要以主食的形式来吃，如果非吃不可，也要以各种杂粮来代替米面。 

吃杂粮的原则是种类要多，颜色要丰富，而且高级感很重要。 小米养人，但是吃多了容易被误认为是阎锡山的山西老乡。高粱健康，但是听起来略带土气。而糙米、薏米和燕麦则又显得过于大众化而缺乏特色。 青稞和燕麦胚芽米属于不落俗套的小众选择，红腰豆（red kidney bean）则隐约带着一股英伦美食的气息。 

露出“甘竹”的商标就属于减分项了 而最近两年站在杂粮鄙视链顶端的可能是藜麦。 尽管价格昂贵、口感乏善可陈，但这种来自遥远的南美安第斯山脉，征服了一众欧美网红的食物完美地符合了高级主食的一切要求，地位大致相当于服装面料中的草泥马毛。 

当然，碳水化合物并非完全是低级的象征，当它不以主食的形式出现在餐桌上时，往往能营造出一种高级感。 比如甜点。 

作为碳水化合物最极致的表现形式，当甜点出现在下午茶当中时，它所遵循的原则就与主食截然不同。 含糖量与升糖指数（GI）在这里都不受任何限制，如果隔着屏幕能让人感受到那份甜腻就再好不过了。 但是切记，下午茶中的甜点仅仅是名媛们拍照时使用的配饰，其作用类似于大学城美食广场里的饭菜模型，真放到嘴里你就输了。 

当然，如果作为繁忙的都市丽人，无暇光顾五星级酒店的下午茶，你也可以选择“×茶”或者“×雪”作为甜点的替代品，当然如果你决定“暴风吸入”的话，还是星巴克的冰美式更合适，原因很简单，低碳。 与甜点类似的还有水果，它同样不必遵守主食的原则。 高果糖的水果虽然是标准的碳水炸弹，但是除了健身达人，很少有人以碳水化合物的标准来看待它们。 甜到发齁的各色果子往往因其昂贵的身价而不受碳水含量的限制，多吃几颗更能彰显某些方面的人身自由。 

而莱阳梨虽然低糖又口感爽脆，但是一般只配出现在华北地区绿皮火车售货员的塑料筐里。轻食里的小青瓜离开 ins 风滤镜，往往也会格调大跌。 

社会经验丰富的老油条们常教育年轻人：别轻易张嘴，一张嘴就容易暴露身份。 而人们通常只注意到了说话，却忽略了吃饭。 饮食，看似只是个人的品味与喜好，但实际上，它自始至终都绑定着一个人的生活方式。 上至红白家宴，下至坟头的贡品，一餐一饭便是车子、房子之外最直白却又最隐秘的阶层名片。 千年以前，屈原为楚怀王作《招魂》，辞中有大量珍馐美馔，即便认不全字，普通人也足以从中一窥钟鸣鼎食之家的奢华。 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穱麦，挐黄粱些。大苦咸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陈吴羹些。胹鳖炮羔，有柘浆些。鹄酸臇凫，煎鸿鸧些。露鸡臛蠵，厉而不爽些。 今天，当工业食品在数量、质量上已极大改善了城市劳动者饮食的同时，依然有人在用自己的方式悄悄地告诉人们，桌子上的一碗饭始终是区分人群的一道鸿沟，因为有些高档的餐厅并不接受大众的点评。

郁达夫说：无产者唯一可靠的财产便是自己的身体。吃得讲究，把身体养得好好的，这是第一着。 但是很多时候不是我们选择食物，而是食物选择了我们。 我们的碳水真的摄入过多了吗？也许是的。 只不过减少碳水的同时也意味着要增加优质的蛋白质，但美味、健康与廉价，就像一个不可能三角，框住了无数打工人。

社会已经允许一部分人先“低碳”起来了，而其他人对“低碳”饮食的追求，虽然偶尔看起来更像是对某种生活方式的模仿，但终归是利大于弊的。 坐地铁的人与开豪车的人也许都会在某个午夜相聚在街边的同一家脏摊，从同一口锅中捞出同样的碳水。 

但是车主们的狗子吃起剩饭剩菜来会感到沮丧， 已吃起“无谷”狗粮的它们无法接受这种反差。 

而无法接受“低碳”饮食价格的人们，依然可以靠多吃碳水这种廉价的方式，保持愉悦的多巴胺。 落差就是这么巨大。

10月10日，在贵阳市金华园家中，妞妈告诉红星新闻，她和翟老师对孩子教育理念冲突。冲突后，妞妈认为，翟老师通过家委会等方式来强化贯彻其理念时，将她排斥在外。更令她难以接受的是，“翟老师将大人间的冲突不仅传达给家委会，也带到教室，并在班级中形成对我女儿的孤立。”在持续隐性对抗和冲突中，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家委会主要成员通过撰写《请愿书》并组织家长签名，要求这个7岁的孩子转学。

“签名驱逐孩子的事发生在去年11月6日。”妞妈说，在这个班级家委会组织撰写的一份《请愿书》上，全班39名同学中，有37人的家长签名了，要求妞妞转学，家委会通过把她排除在外、单独建群，并在线下完成签名。

妞妞所在班级的多名家长向红星新闻证实，去年11月，家委会确有一份《请愿书》，希望学校通过做妞爸妞妈的工作将妞妞转走，“我们家也签了，不签的话，怕被当成异类，担心自家孩子在学校受委屈。”

在不少家长看来，原因可能是，妞妞父母的教育理念和大众不大一样。“有的观点我们也认同，但不敢像他们那样站出来说不。”妞妞同学的一些家长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表示。在布置作业的问题上，妞妞父母与翟老师也有不同看法，他们比较反对给一、二年级的孩子布置过多书面作业，认为孩子健康才是第一，不能只看到成绩和升学率，要看到其背后中小学生抑郁症比率。

此外，公布分数排名，让班干部给其他学生的日常纪律表现打分、允许班干部对其他孩子罚站等行为，也是妞妈无法接受的。“大家都是未成年人，凭什么班干部来管我孩子，给我孩子打分，还赋予班干罚站的权力？”妞妈说，这其中也出现啼笑皆非的事，比如有学生有好玩的玩具，有的班干部会说：“不给我玩，就给你打低分。”有家长向红星新闻证实了类似情况的存在。

在一些家长看来，尽管妞妞父母和翟老师及部分家长教学理念不一，但之所以步步升级恶化，家委会是一剂催化剂。妞妈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表示，尽管她和翟老师因理念不一发生争执，但“表面上还可以”。学校《处理意见》中也提到，妞妈和翟老师在教育理念上确实存在差异，且发生过电话中的口头争吵，“但经王羽校长亲自协调，双方从上学期开始保持着良好沟通。”可一些家委会的人主动跑来她家做她的思想工作，要求维护老师尊严，在妞妈看来，这激化了矛盾。

“老师有尊严，孩子也有尊严。”妞妈说，最终不欢而散。

今年8月2日，贵阳市教育局对外通报三起违反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案例中，包括“北师大贵阳附属小学教师翟某违反师德师风问题”。通报称，“翟某在教师节期间收受家委会礼品、公布成绩排名、考试前漏题、对家委会排除个别家长单独建群问题默许并参与等行为。”

据此，教育局给予翟某全区通报批评、撤销年级组长职务、取消“市级名班主任”称号的决定，并对学校相关领导进行约谈。通报发出后，不少家委会成员和家长为翟老师“叫屈”。部分家长在原微信群内要求妞妈和妞爸“给大家一个交代”。

涉事的翟老师回应红星新闻采访时表示：“她（妞妈）给你描述的东西肯定和实际情况有差距，但我也没有必要通过媒体去解释或说明什么，事实就是事实，孩子到底怎么样，其他家长的观点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不是我说了什么就是什么的，我管不了。但是作为一个老师，我把我的工作做好就行了。”

1、一名网友在某个平台发言之前，我们无法确定这名网友是兔友还是神友，此时这名网友处于既神又兔的叠加态，这种现象被称为薛定谔的网友。 2、兔友和神友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一个平台而不斗争，这是神兔不相容原理。 3、某个平台的一个神友做坏事会引起兔友的一片哗然，这就是著名的蝴蝶效应。 4、一个神友在吃到一些红利后大呼感恩，呈现兔友的性质；而兔友在被铁拳砸了之后开始阴阳怪气，呈现神友的性质。这种现象被称为神兔二象性。 5、如果你担心某个平台有神友，那么就一定有神友，这就是所谓的神友墨菲定律。 6、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神友run北欧的可能性增加，他从国内获得的每一项福利中所得到的满足程度越来越小的一种现象，被人们称为神友的边际递减规律。 7、一个网友永远处于兔与神的叠加态，当你观察时，他会马上确定他是兔还是神，这称为网友的坍缩。 8、兔友总是自发的向神友转变，不可能把神友变成兔友而不产生其他影响，是为兔友的热力学第二定律。 9.当试图查一个网友的成分的时候，不同的审查者会有截然不同的观点，这是扣帽子的多解性。 10、两个相距遥远距离的神友，一个开始号召大家感恩，另一个神友立即受到影响随之变得感恩，这种鬼魅似的远距作用叫做神友的量子纠缠。 11、神友彼此之间可以替代，且对于效用没有影响。这是神友同质性假设。 12、“兔友”老觉得在全世界都是“神友”，这叫被迫害妄想兔友综合症。 13、在神友同质性假设下，在一个充斥着大量神友的社会中，每一个神友都是等价的五十万。这是神友的完全竞争市场假说。 14、 当一群神友和兔友在一起时，神友和兔友斗。当和另一群神友在一起时会互相斗，这叫神友磁场相斥定理。 15、 每当一个神友率先开始感恩，总会带动群体内的多数神友仿照他的行为，也开始感恩，这叫神友羊群效应。 16.夹杂在兔友和神友中间的两相区，兔神并存状态网友，总是随着红利和铁拳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是吉布斯神友相率 17.我们无法同时准确观测到一个网友含神量和含兔量，其中一个量越确定，另一个量的不确定程度就越大，这就是海森堡的神兔不确定性原理 18.在某个平台的斗争过程中，无论对方如何行动，兔友一定会选择指责对方为五十万，而神友一定会声称感恩，此时双方达成纳什均衡。 19.在一个小众的爱好圈子内，兔友的所占比例与该圈子所被锤的铁拳次数成反比，这是兔友的波义耳定律。 20.当一个网友在接触到足够多的兔友，那么他被指认为神友/五十万的概率接近1，这就是兔友的大数定律。

明朝末年的西北回族领袖马光玉、马守应、米喇印、丁国栋等人，信奉的都是格底目教派。

格底目一词出自阿拉伯语，意为“古老”，所以格底目派俗称为“老教”。这个称呼是18世纪才出现的，因为虽然现在中国的伊斯兰教分为新教和老教，但是在17世纪以前，中国的伊斯兰教只有后来被称为“格底目”的这一派，自然也就没有新老之分。为了叙述方便，我还是称之为格底目派。

格底目派出自逊尼派的哈乃斐学派，在唐代就由西亚商人传入中国，到了明代，格底目派的信徒规模已经非常庞大，而且一家独大。就连东南亚的伊斯兰教，都是最早由中国的格底目派信徒郑和传入的。

格底目派的特点为尊重传统，重视教育，反对干预其他宗教和教派的事务，推崇宗教信仰自由，尊重他人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非常具有包容性，强调对国家的忠诚。

格底目派信徒的中坚力量是卫所的军官，他们有世袭的军职，保证了家族势力不会因为科举落榜而中断。不能继承军职的子弟则往往选择参加科举、研究经学或经商，进一步拓展家族势力。明朝军队中有大量的回族军官和士兵，这些人的存在保证了格底目派在中国的主导地位。

明朝末年时，格底目派的主流学术观点是“以儒诠经”，运用儒家学说的表述方式来解释教义。王岱舆等经学大家主张：“清真一教，不偏不倚，直与中国圣人之教理同道合。”明代的经学家们，皆以“学通四教”为荣，既精擅格底目派自身的经典，也广泛地研究儒释道三家的理论。

与同时期欧洲惨烈的宗教战争相比，中国的儒释道回四大宗教一直保持着和平共处、理智交流、共同促进，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一段佳话。明末天主教传入时，有焚烧佛像、废除祭祖等过激行为，因此引发了许多汉族知识分子的强烈抵制。而格底目派一直尊重其他宗教信徒的生活习惯，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互不干涉，回汉军民之间的通婚也很频繁。

明朝末年，由于军饷长期拖欠，很多回族士兵生活无着，加入了农民军。其中最著名的是马光玉和马守应，他们的队伍中也有很多汉人、蒙古人，李自成、高迎祥等汉族农民军首领的队伍里也不乏回人和蒙古人。他们长期并肩作战，从来没有因为宗教原因互相攻击。

回族农民军的纪律也和汉族农民军的一样，有的只抢士绅，有的连士绅带老百姓一起抢。但是无论作战还是抢劫，宗教信仰从来都不是决定性因素，反倒是共同出身陕西的地域认同对农民军来说更重要。

清军入关之后，北方回族的明军和农民军都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他们有的投降了清军，有的则退到南方坚持抵抗。南方的回族军人中，也出现了羽凤麒、马承祖、撒之浮等抗清英雄。在广州保卫战中，汉族和回族的士兵、百姓们一同保卫家乡，与清军浴血奋战。

当初李自成攻略陕西的时候，大部分陕西回族的军官、士兵都不战而降。后来清军进犯陕西，趁着大顺军主力与清军在潼关、陕北激战，清军鼓动河套蒙古进犯河西走廊。本地的回族军人或者跟着大顺军一起撤退到湖广，或者降清。

但是，降清的回族官兵们很快就认清了清朝的嘴脸。清朝在陕西的回族军民中也强制推行剃发令，逼迫他们改用满族服饰，又废除了卫所制度，令很多士兵生计无着，除此之外，清廷还逼迫陕西的回族官兵们去湖广、四川作战，进攻大顺军和大西军。

面对清朝的侮辱和迫害，陕西的回、汉、蒙各族军民忍无可忍，在回族将领米喇印、丁国栋的领导下发动了起义。米喇印对丁国栋提出：“与其豚尾长拖，何如鸿飞远走。”丁国栋则说：“南京、福京相继而立，大明不亡，殆关天数。公如有志恢复，斩清抚以据河西，固易事耳。鲁阳挥戈，梁公夹日，与夫汉、晋窦融、张轨之所为，安见今人之不古若耶？”

他们以明朝的延长郡王为号召，打出了反清复明的旗号。虽然几个主要的领导者都是回族将领，但也有大批参与起义的军官、士兵、百姓来自汉、蒙、维等各个民族。起义军的口号几乎没有宗教因素，米喇印、丁国栋始终以明军将领的身份战斗，一直是以反抗清军、保卫陕西作为核心宗旨。起义军声势浩大，席卷甘肃。

在清军中的满蒙汉回各族军阀的镇压下，起义最终失败。起义军与清军进行了非常惨烈的战斗，给清军造成了不小的杀伤，自身也牺牲极多。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清军残暴屠杀回汉各族百姓，尤其是在双方决战的甘州、肃州等地，清军的屠掠尤其惨酷，居民一空。

经此一役，陕西的格底目派军官势力几乎被连根拔起，信教群众也大批被屠杀。之后，甘肃的回汉军民一直坚持抵抗，直到1663年才被彻底镇压。因此，清朝对于格底目派信徒一直提防歧视，想方设法进行限制。由于格底目派素来对传教工作不重视，在遭受了这样沉重的打击，又失去了世俗政权支持的情况下，其在陕西的地位迅速地被“新教”取代。

从清朝初年开始，苏菲派四大门宦（噶德忍耶、哲赫忍耶、库布忍耶、虎夫耶）陆续传入陕西，因为其仪式简便，又擅长组织教团，很快便压倒了格底目，被称为“新教”。

四大门宦之间也有纷争，在虎非耶派内部，又有花寺门宦和穆夫提门宦的争斗。但清朝官员往往只求敷衍了事，并不认真调解，甚至认为这是分化瓦解回人的好机会。有的官员还利用教派之间的冲突挑拨离间，从中牟利。

最初的门宦领导人往往是平民领袖，还特别注意远离权势和财富，哲赫忍耶派的创始人马明心就坚持主张门宦应该传贤不传子。可到了后来，门宦制度还是发展成了世袭制，演化为权贵们争权夺利的工具。

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陕甘回变，回汉之间互相仇杀，不同教派之间也互相仇杀。哲赫忍耶派成为了陕甘回变的主力，而虎非耶则站在了清军一边，在镇压了对手之后形成了军阀势力，后来著名的西北五马俱是虎非耶派出身。马鸿逵、马鸿宾出身毕家场门宦，马步青、马步芳、马仲英出身于花寺门宦。

同一时期，又产生了伊赫瓦尼派，也叫“遵经派”，号召“遵经革俗”，主张打倒门宦。不过后来，门宦出身的西北诸马军阀反倒与伊赫瓦尼合流了。

再后来，一部分伊赫瓦尼派信徒受到瓦哈比派的影响，又分化出了赛莱菲耶。赛莱菲耶开始公开传播的时候，已经是1949年了。后面的事情就不方便说了。

在陕西发生回变的同时，云南也发生了回变，当地清朝官员同样采用挑拨离间的方式来统治回汉人民。“见临人势强，则召临人杀回人；见回人势强，又使回人以杀临人。”但是，领导云南回民起义的杜文秀却没有走上民族仇杀、宗教仇杀的道路。

云南穆斯林有的是元朝色目军人的后代，有的是来自陕西的农民军中的回族士兵的后人，九成以上都是格底目派的信徒。尽管清朝官府多次组织屠杀回人，挑拨云南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但杜文秀却没有中计。他吸纳汉族、白族、彝族人士加入自己的政权，并明文规定：“族分三教，各有根本，各行其是。均宜一视同仁，不准互相欺虐。违者，不拘官兵，从重治罪。”“军官所过地方，有毁拆庙宇，扰害民房者，斩。”

当然，网上也是有这种说法的：

残暴杀害百姓

百度百科说杜文秀政权的百姓 “安居乐业，夜不闭户”，加引号却不注出处，不知道这两句汉语成语小词典里的句子所出何处? 为叛回洗地者，往往只信流言传说，正史或者断章取义，或者索性不予采信 ，理由是作者都是朝廷鹰犬。可是洗地者不知道的是，当时还有外国人进入杜文秀政权控制区，比如同治三年的法国探险队。那么中立的他们亲眼看见的杜文秀政权，应当是最真实的情况了吧? 我引用一处:“一路经过市屋，悉遭回乱，十室九空，势将倾志。略有一二处草率修理，苦无瓦盖，以破席木板遮之。 ”原来确实夜不闭户，不是因为安居乐业，而是因为无户可闭呀。

然而，他“引用”的内容同样没有出处。法国派到云南的第一支探险队是1866年，也就是同治五年出发的，第二年春天才进入云南。也不知道同治三年的这支探险队是哪里冒出来的。1866年那支探险队的报告我没找到中文版，就不多评价了，但我在别处查到的引用这份报告的内容全都是白话文。即便确实有这句话，也不能确定造成“十室九空”结果的是清军、投靠清军的马如龙部还是瘟疫。法国探险队从越南入境，就算碰上回兵，碰上的也应该是滇东南的马如龙，而不是远在滇西的杜文秀。

结论：

第一，明朝从来不故意挑拨回汉关系，从不蓄意制造教派纷争，反而是一直主张回汉通婚，促进双方融合。

第二，与明朝世俗政权紧密结合的格底目派军官和经学家们始终掌握着中国伊斯兰教事务的主导地位，拥有最强的话语权，并得到汉族知识分子的普遍理解和支持。清朝粗暴地摧毁了这一体系，却不懂得如何管理宗教、如何争夺话语权，任由各种教团私下无序发展。

第三，门宦高层形成封建特权，却不像明代的卫所军官那样必须依靠君权才能生存。门宦能够有效动员大量人力、财力，形成了事实上的以宗教为号召的割据势力。明朝的回族军官即便拥兵自重，依托的也是回汉蒙等各族混杂的军阀势力，不会以宗教为号召。

第四，陕西人口大量增长，生态恶化，导致资源争夺的斗争日趋严重。

第五，从18世纪开始，瓦哈比派兴起，也影响了中国的宗教局势。

郭蓓蓓消失了，在引发了一场莫名其妙的混乱之后。

混乱来得很突然。她只是在南京夫子庙的如家商旅酒店坐了半小时，就发现酒店外围了一群人。人越来越多，堵住了景区的路，甚至有人挤进了酒店大厅。

郭蓓蓓在后来的直播中回忆，对于这场意外出现的交通拥堵，去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都不明所以。“你是谁？”“你是干什么的网红？”警察问她。

她是一个来自河北沧州农村的女孩，在现实世界里，很难把她和网红联系在一起。她的粉丝来自短视频平台，在那里，人们更熟悉的名字是“郭老师”。

她相貌普通，镜头前常不在乎体面：不化妆，头发凌乱，衣着随意，会闻袜子，闻脚，骂脏话。她表演吃东西、跳舞，更多的时候只是和人聊天。有人觉得她是“一个粗俗奇怪的女人，一切不好的词都可以用在她身上” 。她“表情狰狞”，“长着一张会吃小孩的脸”，很邋遢。你永远想象不到下一秒她会在直播间干什么，大叫，大哭，骂人或者侧身放屁。

9月2日，她的账号被全平台封禁。在此之前，她在短视频平台有700多万粉丝。自成一体的“郭言郭语”已在年轻人中流传很久，甚至有人在网络上参加“郭语四级听力考试”。

她很少在线下出现。发生在南京的那场混乱，是她今年4月25日去南京旅游时引起的。那一天，有大学生从学校坐了一个小时地铁，就为了去看她一眼。地铁站站满了慕名前来的人，酒店后门口水泄不通。有粉丝在简易的褐色纸板上写着 “耶斯莫拉”（“郭老师”发明的语气助词），画了一颗心，高高举起来。密密麻麻亮着的手机记录了这一刻，人们高喊着“郭老师我爱你”，并在有身影探出酒店窗户时发出一阵尖叫。

造成交通拥堵后，“郭老师”和家人在警察护送下从酒店后门离开，连夜坐了7小时的绿皮火车，回到河北沧州的老家。“弥补南京的粉丝，一人买五包辣条。我给大家下跪，我很害怕，（万一出了事）我这条狗命都赔不起，你们都是非常金贵。老铁们都散开好吗，咱们该吃吃该喝喝，咱们买点麻辣烫。”她在视频里说。

1

郭蓓蓓出生于1994年，这让很多人难以置信。她身材偏胖，皮肤不白，脸型较宽，眉毛很淡，法令纹明显，嘴角总是向下。她激动或逗趣时，一边把眼睛瞪得很大，一边上下左右挑动眉毛，在眉头处造出两道深深的皱纹。笑或尖叫的时候，她会张开大嘴，伸出舌头，眉眼挤成一团。

她用行为和语言上的出其不意来制胜。有时候，她突然摇头晃脑，加大音量，像在歇斯底里地吼叫。

粉丝们熟悉她的话语，并将其称为“郭语”。这是一种“郭老师”自创的声调，把草莓叫作“cumei”，猕猴桃叫作“猕hotel”。变音没有章法，全凭她随意发挥。有模仿的人说，“只能学一种感觉。” 一批研习郭语的自媒体冒了出来，取名“郭语高级研修班”“郭语专八”“郭语永远年轻”。甚至有人在总结“郭语2021年最新词汇”。

黄园园在北京某高校读研究生，她说，班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熟悉这个“小语种”。她在生活中常冒出几句“郭语”，“能一下拉近你跟别人之间的关系。”做课堂作业时，他们小组5个人，3个人都爱“郭老师”，于是他们把她搬上课堂，对”郭老师”发布的视频进行了量化的内容分析。

韩一毅是南京大学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两年前，他被这个网红吸引。有次吃饭，他把“郭老师”的视频拿给朋友看，朋友有些不屑，“这啥玩意儿？”“你看10秒再说。”10秒后，朋友被逗笑了。

因为喜欢“郭老师”，韩一毅在2020年春天注册了B站账号“今晚郭老师脱口秀”，发布“郭老师”直播的录屏，偶尔进行二次创作。那几个月，他每天都有五六个小时花在“郭老师”上。

一个粉丝说，“郭老师”的视频，看完了都不知道看了些什么。作为资深粉丝，黄园园至今也不能完全听清“郭老师”的话，要靠评论区的“翻译”。她承认“郭老师”的视频“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似乎所有内容都是随手拍的，“无论吃喝拉撒都要拍一段”。

一位粉丝形容自己的笑点常是“郭老师”“陷入无意义”的时候，比如重复说什么，或者突然大喊，总之，是“大家都觉得这人疯了”的时候。黄园园的室友也是“郭老师”的粉丝，她觉得在“郭老师”身上能看到一种本能欲望的宣泄：不高兴，要龇牙咧嘴，看到美女，会心生妒忌，背后说坏话。“这像回到小时候两个小孩过家家，把你带离社会环境，让你单纯看到一个人的原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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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粉丝总结，喜欢“郭老师”的，大多是年纪小、喜欢追捧潮流的青少年，和经常在夜里反省自己、生活压力很大的成年人——像“夜空里起飞的猫头鹰”，这位粉丝如此形容后者。她说看“郭老师”搞笑视频时，“脑子里面就只有好笑的、幽默的东西，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那种放松是短暂的。“视频看完之后，该‘卷’继续‘卷’。”韩一毅说。他如今在阿里巴巴的研发部门实习，写代码，同时为了秋招做准备。虽然公司没有要求工作时间，但如果按时上下班，工作是做不完的。他自觉每周只休息一天。休息的那一天就在家躺着，“不会想动，太累了”。公司里，同事们连吃饭的时候都在讨论工作。

他其实很喜欢自己的专业，但时间长了，他觉得现在的生活早已不是由兴趣，而是由压力驱动的了。

研究生入学之后，他就意识到生活产生了一些变化。能够畅聊的朋友很少了，和身边的人更多是竞争关系。“大家虽然表面上都嘻嘻哈哈，但在私底下都很努力，谁也不想输给谁。”他每天待在实验室里，和同班同学交流不多，而实验室也常常是安静的。导师的项目、实习、课业，他总是同时有很多事要做。他每天一个人吃饭，每周向导师汇报项目进展。最忙的时候一天睡5个小时，很少在晚上12点之前睡觉。压力大的时候，常常不想搭理任何人，感觉脑子不灵活，转得很慢。

压力最大的那个学期，成了他看“郭老师”视频最疯狂的时候。

“我不享受这个过程，因为真的挺累的，但是没办法，可以说没有选择。”韩一毅说。没有选择，是因为他感知到周围存在的激烈竞争。“你按部就班地走，其实就是落后的。”有人问他想做点什么，有什么心愿，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学习工作上的，能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事”，比如去学点什么新东西。

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让自己在这个评价体系里显得更好。而韩一毅想到，“‘郭老师’确实是一个不在这个评价体系之内的人。”“郭老师”给他带来的快乐，几乎是成本最低的。“每次都能笑出来。”

据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总规模10.11亿人，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8.88亿，占网民总数比例的87.8%。有自媒体介绍“什么样的短视频最容易火”，名列第一的是创意搞笑类。韩一毅喜欢的网红多是搞笑类的，除了“郭老师”，他还会看抖音上做反串的博主。

网络上，不少网红模仿郭老师的直播风格，成为“郭门弟子”，“郭老师”消失之后，黄园园就看看这些“弟子们”的视频解闷。

3

生活在“评价体系”之外是什么感觉呢？李江帅知道。19岁的他刚从一个中等专科学校考上大专。他2018年就关注了“郭老师”，那时候，“郭老师”在网上还叫“爱吃食物的女孩子”，粉丝量只有1万多。

李江帅14岁起就与短视频为伴。那是2016年，他拥有了一部家人淘汰的智能手机。最初他玩快手，2017年，他又成为抖音较早的用户，8位数的抖音账号是他网龄的证明。家里做蔬菜批发，父母常深夜两点多出门，对他管得并不严。

他没想着“让自己变得更好”，他“只希望搞钱就完了，感觉有钱最重要”。看见快手上有人说，“高考给你760分，你这辈子也不一定能挣760万元。”他深表赞同，“大学生还不如农民工挣得多呢，有的工人一天还挣1000多元。”

生活在距离“郭老师”老家40多公里的县城，他觉得“郭老师”“和现实中的家乡人非常相似”。他看到过视频里“郭老师”和爱人去苞米地里捡玉米，这让他感觉很熟悉。

他觉得，2019年后，“郭老师”粉丝数量暴涨，视频风格也逐渐保守起来，他有时觉得没意思，就转而去看聊聊——一个小众直播平台。在那儿，李江帅看到过远比“郭老师”更低俗的内容。

直播房间24小时开放，里面有表演人，主持人，晚上也有人盯房，“陪着这群人玩”。那时他在中专读书，看直播会看到午夜零点后，有时看到两三点。李江帅看到经常有人花钱“点活儿”。不到1000元，就可以随便挑个网吧机号，让直播间的演员去“把那小子暴打一顿”，或者让演员吃50个鸡蛋，喝一桶豆油，喝20瓶牛栏山。“反正钱数一点点往上涨，越看你喝不了的时候，给的越多。” 看这样的视频，李江帅会“嘎嘎笑”，“有一种吃瓜群众的感觉”。李江帅还花钱看过色情直播，这类直播需要门票，入场后，可以看到女主播裸露的身体。

一个30多岁的表演者有糖尿病，一次，直播间有人出钱让他喝酒、吃冰糖加可乐，最后这个人直接进了医院。直播间的“大哥”们继续说，“给你3000块钱，再推两针葡萄糖进去”“买两串冰糖葫芦吃进去，就再给你1000块钱。”那一次，“把那小子真整急眼了。”

李江帅听说，很多这样的人身体会留下后遗症。看到直播里把人闹进了医院，他会有点害怕。但在那样的时候，直播间游客的反应是：“哈哈哈”。

4

“网络确实可以改变你。”因为经常看见主播、游客怼人或骂人，生活中吵架的时候，一些很脏的话就从李江帅嘴里跑出来，“谁都骂不过我”。他形容那些游客说话是“想象不到的脏”。那种骂人的话，“看一遍还想看，学了还想学。”他甚至已经认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性格了，都是“模仿别人的性格”。人家做什么，他也不自觉就那样。

他不喜欢这样的改变，觉得这样“不正常”，“三观不正，没有底线”。他意识到互联网上骂人只是一种表演，那些人现实中不会这样。他也习惯了直播间的谎言，有人说自己胳膊折了，有人拿个假小孩说得癌症了，这都是为了“求求好心人”打赏。现在生活中，哪怕朋友对自己是真诚的，他背地里也总想，这人是不是两面三刀呢。

刚刚大学毕业的杜明涛曾写过分析“郭老师”走红的论文。研究过程中，他对“郭老师”所引发的风气产生厌恶。他觉得“郭老师”会“带坏小孩子”。“在很多小孩子的眼里，好像骂一骂人，就好多人都捧他，骂一骂人就能够赚钱。”他看到“郭老师”经常说话带脏字，还会对连线的主播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在我看来她的正面影响远远小于负面影响。”他有两个读六年级的表弟，会常模仿网络主播说出一些“烂梗”，乱用成语。虽然杜明涛知道自己成长中也接触过这种文化，但“密集程度没有这么高”。

李江帅刷短视频的时间比看微信更多，每天近5个小时。他也会感觉到这浪费时间，但“除了刷短视频，也没意思。”

除了和好哥们儿一起喝酒、打台球，李江帅没有别的爱好了。他不喜欢看电影，完整电影太长了，“没有耐心”。而且有的电影看不懂，比如他最近看的《八佰》。他一般只是看看抖音上的电影片段。对打游戏兴趣也不大了，“打游戏的话遇见的人太厉害了，赢不了，就会很无聊。”

曾有学生在直播间里说想成为“郭老师”一样的人，“郭老师”说，不要学我，我钱赚了，但脸也丢完了。但李江帅还是羡慕“郭老师”，“因为毕竟有钱了”。他想，真正有钱了，那些骂声都听不见，不在乎了。

李江帅总在琢磨怎么赚钱，觉得互联网是个不错的路子。他想过做网络主播，因为“不用上班，比较轻松”。“他们很多人剪完视频睡觉，躺着都能赚钱。”如果要做，他会做搞笑类主播，或者走“精神小伙”（网络流行语，特指看起来社会气息重的土味小伙子——记者注）路线。他甚至闪过做电商平台的打假人来赚钱的念头。“有人知道你这个商品有问题，就成心买完之后举报。”

小的时候，他幻想未来，觉得自己“一定是个有钱人”。但只会想到这儿了，赚钱之后想做什么？“其实也不知道”。

5

9月2日，“郭老师”的社交媒体账号被全平台封禁。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姜申说，对于像“郭老师”这样低学历人群中的明星形象的研究和关注，在学术的语境中，或在主流媒体话语中是缺位的。

姜申觉得，面对那些没能进入普通高中的低学历人群，要考虑娱乐工业、娱乐文化，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对他们进行正向引导，给他们提供乐在其中的一片娱乐文化田野。“这个群体如果不好好引导的话，可能会与主流意识形态在审美上产生某种割裂，所以主流文化需要有一种对话的姿态来与新生力量、与亚文化沟通。”

杜明涛虽然也看搞笑博主，但他也爱看“何同学”、罗翔这些知识网红。“何同学”本名何世杰，是北京邮电大学的学生，他深耕数码科技方向，一则《5G到底有多快》的视频播放量达2700万。而看了5年短视频的李江帅说，他不知道“何同学”和罗翔这些人是谁。

姜申说，对“郭老师”这样的网红，不能贴上“审丑”的标签就一封了之，而要去了解“郭老师”的粉丝是什么样的人，“用一种全社会粉丝群落的视角去看待，有一种对话，有一种引导，这个可能是我们要往前走一步的。”

“就算不直播我也不爱化妆，我不爱美，就是扮丑吗？”

“不恶心就不是我了。”

“哎呀姐妹们不就爱我恶心吗？你们也够恶心，咱们都是一样的。”

曾经在直播间这样为自己辩白的“郭老师”淡出了大家的生活。但黄园园说，“郭老师”会让她想到老家农村的那些年轻的“杀马特”，如果能见到她，她想问问她是如何长大的，想知道什么样的经历造就了她这么一个人。

有位大学里的青年教师留学期间喜欢上看直播，去年她回国内研究所任教，30岁了，独居，“郭老师”的直播常常是她每个夜晚的背景音。她猜想，“郭老师”或许和她一样“是个孤独的人”。

而一个经常感到“抑郁”的粉丝最好奇的是，“郭老师”过得真正快乐吗？“听说她之前生活不如意，遭人冷眼，通过直播她真的火了，有一定的经济收益了，她现在快乐了吗？”

如果还能见到“郭老师”，李江帅想不到什么问题要问，大概会跟她一块拍个短视频，分享到朋友圈。“炫耀一下。”

（文中黄园园、韩一毅、李江帅、杜明涛为化名）

老年人相亲，到底能有多野？

每周二和周六，北京菖蒲河公园都聚集着一群到处散发着荷尔蒙的老年人。

单刀直入，毫不腼腆。

55岁的李明（化名）用土味情话搭讪：“你的漂亮是你的错，可这真不赖我。”

64岁的胡天（化名）谈起恋爱来，一见面先狂吻，“爱得发疯了。”

岁月，从未磨平老年人那颗滚烫炽烈的真心。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忙着明码标价相亲的年轻人。

年龄、户口、学历、收入、资产，构成了见面的“基准线”。

然后，把相亲对象拆解成各项指标，从身材、学历，到家庭、人品，一一打分，对比筛选。

爱情，被演绎成了“做题模式”，不断刷题，只为了追求更高的分数。

就像一位985相亲群的网友所说：

“我不仅想要小孩，我还希望我的孩子很优秀，我的妻子也要很优秀。十年后同学聚会，这个家庭会让人觉得是幸福的。”

这还只是初选，接下来的沟通，就更严苛了。

B站9.1分恋综《90婚介所》中，男嘉宾刘梦竹始终关注着女嘉宾左冉冉，发现二人的爱好、兴趣、三观都十分契合。

可配对成功后，刘梦竹却只执着于一个问题：

“单亲家庭的成长经历，是否会对性格造成影响？会不会没那么相信婚姻？”

尽管左冉冉的父亲是在她大学时去世的，她根本算不上成长于单亲家庭。

这届年轻人太小心了，从物质到精神，生怕踏错一步。

战战兢兢地，试图在无数指标中找到唯一的答案，在茫茫人海中筛选出那个“唯一”正确的人。

婚姻，越来越像是两个合伙人的资源互换。

“谈情说爱”，反倒演变成了一种冒犯。

今天，就跟大家谈谈：两代人的婚恋观。

年轻人，不敢去爱

到底是什么让年轻人宁可相信那些所谓的“指标”，也不再相信活生生的爱情？

原因可能有3个。

首当其冲的，就是“情感瘫痪”。

《90婚介所》中，韩笑找男朋友的标准就是：

“不要过于打扰我原本的生活”。

她解释到，工作已经占了自己很多时间，连兴趣爱好都顾不上了，哪有精力谈恋爱，结婚，甚至是生孩子。

一项研究表明：在身体和心理长时间超负荷的工作下，人们很容易陷入“情感瘫痪”。

简言之，就是一个人解读情绪的能力骤降，无法察觉自己和他人的情绪需求。

996、007，正不断挤压着人们的情感需要。

深夜下班后，你不会再想手机震动，提示有消息；

工作一周后，你只想窝在床上，睡个昏天黑地。

生活本就够累了，哪有心神“耗在”谈恋爱上？

更别提偶尔还会吵架了。

至于理解、安抚或者深入沟通，更是太奢侈了。

第二点，是“选择悖论”。

美国心理学家巴里·施瓦茨研究发现：拥有大量的选择，会导致人们对最终做出的选择总是不太满意。

不可否认，互联网让人们寻找另一半时有了更多的选择。

但同时，也伴随着更严苛的标准，更高的期待，和更多的幻想。

比如韩笑的理想型，就是《恋与制作人》中的李泽言，“永远像星光一样为女主引路”。

在过去，确定关系前她可能会问自己：“我们合适吗？”

而现在，变成了“我会不会错过更好的？”“万一下一个就是属于我的‘李泽言’呢？”

很多人，就是在“就这个吧”与“再等等中”单身至今。

第三，“自我保护”。

学者桑德拉·默里和约翰·霍姆斯研究发现：由于害怕被拒绝，人们更倾向于自我保护，而不是自我表露。

自我保护的方式有很多。

可能是不断展示自己的强大：比如女嘉宾韩娇娇在每一次交流中，总是在表现自己的专业技能。

可能是否认、指责乃至打压：比如一位事业女强人在《90婚介所》刚出场，现场男嘉宾就议论纷纷：“太女强人了，驾驭不了。”

还要暗戳戳问人家：“你觉得优秀是不是造成你单身的原因？”

彷佛“单身”是原罪，“优秀”是一种错误。

然而，这些充满抗拒意味的表达，其实只是为了自保。

在爱情到来之前，提前竖起坚硬的刺，建起厚厚的墙，不过是为了避免想象中的，对方的“拒绝”而已。

所以你看，与其说是爱情变得不那么重要，不如说是爱情变得太重要了。

以至于人们制定了严苛的标准，带着警惕的眼光，小心翼翼，深怕踏错一步。

他们或许渴望着靠近他人，却害怕在关系中失去自己；

他们或许期待着被看见、被理解、被爱，却恐惧展现出真实的自己后受到伤害；

他们或许追寻着一段有深度、有温度的关系，却缺乏经营关系的能力。

于是，想触碰又收回了手。

老年人，更勇敢？

那么，为什么老年人却有勇气，投入一段充满激情的关系呢？

答案可能是，他们一生都处于一段陪伴型的婚姻，从未体验过炽烈的激情。

直到死亡的脚步越来越近，才认真地想要爱一次。

纪录片《和陌生人说话》中，64岁的胡天说：“我有一颗滚烫的心，随时想献出来。”

他可以牵着恋人的手散步到凌晨，在大街上见面先接吻，“我喜欢你”从不离口。

但他的前半生，却截然不同。

采访中，他一直在说：“我不喜欢我媳妇。”

然而，妻子生病后，他在病床前陪伴了整整7年，撑起一个家，从未有过二心。

压抑，是他前半生的主旋律。

其实，仔细想想，我们会发现：

两代人对爱情的观念并没有那么的不同。

如今的年轻人不过是试图跨过冲动和激情，直达过日子和陪伴。

但这其实很难。

我们如果无法在一段关系中，去融和激情与陪伴，那么在老去后，很可能也会觉得“这辈子白活了”，进而踏入“中年叛逆”，渴望放纵一下。

这届老年人的今天，很可能就是这届年轻人的未来。

融合“激情”与“陪伴”，是所有年龄段的共同课题。

那么，如何才能长久“陪伴”的同时，又让“激情”保鲜呢？

我们需要这3种能力：

a. 成长型的恋爱观

心理学家雷蒙德·尼提出了一个关系内隐理论，认为人们的爱情观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宿命型，他们对爱情和另一半具有许多十分具体的想象，认为存在一个命中注定的“对的人”。

比如，韩娇娇的理想型就是偶像剧《恶作剧之吻》中的江直树。

每一次认识新的人，都期待偶像剧式的关系：对方一见倾心，执着追求，自己被打动，然后过上王子与公主的童话生活。

另一种是成长型，他们更愿意和对方共同努力，一起去解决关系中的问题，相信通过磨合，共同成长，可以让关系变得更好。

雷蒙德·尼的一项纵向研究发现：

持有宿命型爱情观的人，很难在长期关系中感到满意，他们更容易陷入一种“激情型爱情”。

一旦现实与理想脱节，他们就会难以接受，给对方频频扣分，继而快速分手，或者陷入痛苦之中。

而成长型爱情观，则会让人们在关系中投入更多的努力，建立一段更好的长期关系。

b. 安全依恋的能力

《90婚介所》中，女嘉宾付邦早早确定了自己的心动对象。

然而直至结束，她都没有和对方有任何互动，男嘉宾完全不知道她的心意。

这其实是“回避型依恋”导致的。

依恋课题包含两个核心的问题：

我能信任他人吗？

我值得被爱吗？

而回避型恋人的答案，两个都是“不能”。

他们好像站在几十米远的地方，心门关闭。

相比之下，安全型恋人更相信对方，也更相信自己。

在关系中，他们愿意跟对方并肩而站，去理解对方，解决冲突，把独木桥走成阳关道。

c. 解决“刺猬困境”的能力

简单点说，就是如何在不受伤害的同时，获得深度关系。

《90婚介所》中许多体现着两性差异的问题，皆源于此。

比如：“如果你男朋友说不喜欢猫，你会为了他放弃养猫吗？”

再比如：“到底要不要孩子？”

人们需要在关系中，一边保护自己的利益，一边为对方做出一些妥协。

真正能滋养人的关系，不在于有多烈，而在于有多深。

《和陌生人说话》中，妻子去世后，胡天有了新女友。

他终于可以像年轻人那样热恋了。

可没多久，两个人就陷入了“一见面就吵架”的境地。

为了对抗寂寞，他再一次日日徘徊在菖蒲河公园。

不断认识新的人，一次次投身于炽热的爱情。

可身边的人来了又走，留下的只是越发可怕的孤独。

胡天常常凌晨3、4点躺在沙发上，彻夜开着电视，听着里面的声音才能入睡。

关系，永远解决不了孤独。

好的关系才可以。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走过那些至暗时刻？

腾讯研究院旗下 S-Tech 做过一个 “社交斋戒” 的实验。

所有参加实验的人，每天使用微信不得超过 30 分钟。

15 天后，虽然减少了线上的社交时间，可参与人员的孤独感却明显下降了。

信息时代，我们每天都花大量的时间维持着“社交”，却忽略了：

重要的从来都不是身边的人有多少，感情有多炽烈，而是“重要他人”的存在，以及一种更为深刻的连接。

“重要他人”并不需要时时刻刻在我们身边，回应我们的每一个需求；

而是一直在我们心中，和我们紧密连接着。

“深度关系”，说的也是人和人之间深刻的、自由的、互相回应的联结。

很多人认为：关系会带来束缚；实际上，深度关系的尽头，才是真正的自由。

心理学中有一个“断崖实验”;当孩子看到“悬崖”，出于本能，会停下，甚至后退；然而，当他们听到妈妈在“悬崖”另一边叫自己的名字，看着妈妈的微笑，他们没有丝毫犹豫，就爬了过去。

因为“有人在”“有人等”“有人爱”，我们才得以鼓起勇气，更加自由地探索这个世界。

好的深度关系，是一个帮助你完整的过程。

当你完整时，你就有了更多的力量和精力，去做你真正想做的事。

你会发现，爱，才是一个人最大的财富。

对老年人而言，爱是对抗死亡与虚无的安全绳。

而对年轻人来说，爱会指引着我们去探索更大的世界。

前者，点亮我们的归途；后者，照亮未知的前路。

试着去爱吧。

愿你卸下防备的盔甲、重新相信爱，也拥有踏出一步的勇气。

也愿你找到那个可以爱的激情狂热，也可以爱得细水长流的另一半。

世界和我爱着你。

致癌，成瘾，千亿市场规模，口腔癌，割脸人，主播网红，电竞，综艺，直播带货，年轻人，资本，无数破碎的家庭。

在未调查之前，我很难有足够的想象力把这些关键词串联成一个商业故事，但，现实永远比想象更惊悚，资本早已下场把这一颗颗“恶魔的果实”塞进了无数年轻人的嘴里，把他们变成了这个悲剧故事里主角。

调查始于我上网的时候， 无意间发现了一些主播会在直播的时候，嚼食吞吐一些东西，仔细观察之后发现，竟然是槟榔。

而更让人不安的是，其中不乏一些平台，拥有十几万，甚至上百万的大主播。

进一步调查之后发现，竟然还有很多主播在直播里“带货槟榔”，并且断跟粉丝观众推销，兜售，吹捧，吃槟榔有多爽，多刺激，多提神醒脑，有多少好处。

在2013年，一篇名为《槟榔王国中的「割脸人」》的报道，讲述了一群人长期嚼食槟榔这种“一类致癌物”之后的惨痛经历：

他们被割掉舌头，他们被切去牙床，狰狞的手术伤疤撕裂了他们的脸庞，癌变的噩耗宣布着他们的死亡……

他们曾经都是槟榔的痴迷者，是那颗黑色的果子，将他们带入了病魔的深渊。

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槟榔和资本媾和而成的“恶魔”早已生出千万条无处不在的触手：

在你家门口便利店的货架上，超市，明星综艺，电竞植入，网购平台的商品推荐，他们不断的推荐，广告，促销，盘旋缠绕在年轻人的周围，伺机侵入，引诱他们堕入深渊。

槟榔资本的渠道之广，广告之多，套路之杂，渗透之深，到底多么让人震撼和惊诧？

槟榔资本又是如何利用消费主义“巧妙”一步步把癌症送进你嘴里的？

大家好，我是带你扒下行业底裤，露出各种乱七八糟真相的名侦探牛腩，今天，我们将一起掀开槟榔营销的底裤，露出成瘾致癌的残酷真相。

调查时，我看了很多材料之后发现，槟榔所具备的“迷惑性”，是远远超出你我所想象的：

资本裹挟下的槟榔业，一点也不死气沉沉，反而是一个很懂年轻人，非常善于搞产品“创新”的行业。

年轻人担心嚼槟榔不健康？不肯进坑？影响捞钱？

那就把槟榔拼命往“养生”“健康”的概念上凑，于是“枸杞槟榔”“益生菌槟榔”被设计了出来；年轻人喜欢刺激，就再加上爆珠；这几年无糖饮料市场爆火，嗅觉灵敏的槟榔资本马上又推出了“木糖醇槟榔”，甚至扯着“百年老字号”的大旗，宣传他们的槟榔有多健康。

年轻人喜欢抽电子烟，那他们也“升级”槟榔，推出所谓的“水槟榔”，其实就是电子烟的改版，电子烟在网上被禁售，但是水槟榔却可以大行其道，随处都可以买到。

槟榔背后的资本如此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只是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温和地走入这个凉夜。

产品之外，槟榔广告渗透的“广泛性”更是远远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年轻人喜欢看娱乐明星，喜欢看马桶台，那就砸重金冠名节目，让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明星出来喊：嚼槟榔，让你精神抖擞，返老还童。

让马桶台的台柱子们做代言，宣传，甚至直接在综艺里面做成游戏，表演试吃，怂恿嘉宾品尝，把这种诱导性极强的方式当成逗趣的看点。

吃吃看吧，没事的，连明星都在吃，你怕什么？

有多少小孩子会因为你们的表演，你们的一句“吃一颗槟榔，非常美妙”，从此就沾染上这种一类致癌物呢？

某些备受年轻人喜欢的热门网络综艺，开始出现大篇幅的槟榔广告：

广告语是什么“永远的神”“有枸杞会更好”就好像是在卖一款小零食。

年轻人喜欢的电竞赛事也有了财大气粗的槟榔冠名的影子；年轻人喜欢的热门电视剧直接安排大段的广告植入；年轻人喜欢看的直播里，几十万几百万粉丝的大主播，也会在直播间里大嚼槟榔，用槟榔做PK道具，甚至直接接广告带货。

多少年轻人会因为觉得这些主播明星嚼着很酷，进而有样学样呢？

我们无从知晓。

我只知道疯狂扩张的槟榔资本，早就通过各种电视节目，电视剧，互联网，综艺，明星网红的联形成了合围之势，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圈到其中。

疯狂的洗脑营销攻势之后，你一抬头，举目四望发现，原本非常小众，只在部分地区流行的槟榔，早已遍布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和农村。

超市里有，便利店里有，小卖部里也有；他们大多都摆在收银台最显眼的位置，就和小孩子们口香糖零食放到一起。举目四望，营销应当从娃娃抓起，形成合围之势，在这场槟榔资本精心布下的天罗地网中，年轻人早已无路可逃。

只是被裹挟其中的很多年轻人，并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一场多么可怕的噩梦。

很多医生会把槟榔称之为“恶魔的果实”，因为它是一种兼具致癌性和成瘾性，甚至还具备极强“社交传染”能力的致癌物！

早在2003年，槟榔就已经被IARC（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1类致癌物，和烟草、酒精齐名，而且为了“劲儿大”，某些槟榔加工过程中还会加上石灰、桂子油等辅料，更是让它“毒上加毒”。

长期嚼槟榔，由于粗糙的槟榔纤维反复摩擦，会导致口腔和牙齿磨损严重、造成损伤，再加上槟榔释放的槟榔碱，各种有害添加剂，会极大的增加得OSF（口腔黏膜下纤维化）的风险。

槟榔提神快，成瘾也快。

如果一个东西既能给你带来头晕脑热的快感，又具有成瘾性，甚至可以固化成一种社交文化的时候，那它就已经不是一个你想丢就能丢开的敌人了。

一旦你准备戒掉，身体就可能会出现疲乏、焦虑、心情低落、注意力难以集中等不适反应，折磨着你，驱动着你，再次吞下那一颗颗恶魔的果实。

我们了解这些之后，再回头看，为什么贪婪的资本愿意砸巨额的广告费，请芒果台，赞助电竞，赞助综艺节目。

为什么资本愿意投放巨额的广告费给槟榔做广告？

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这种成瘾性的东西，只要一个人被诱惑吃下第一颗，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利润从他们的口袋里掏出来。

他们投入的每一分钱，最后都加倍赚回来，带着他们血和泪。

2013年，因为常年咀嚼槟榔，43岁的刘桑果患上了口腔癌，彼时的他躺在肿瘤科的病床上，饱受折磨。

由于一年前的口腔癌手术，他已经被割掉了大半个左脸，他的左脸下颌、左牙床和淋巴都已经切除，而他也从一个原本精壮的汉子变成了样貌丑陋的“割脸人”。

并且在术后因为神经压迫，他的左眼已经彻底瞎了。

7月份的时候，他被查出癌症复发，癌细胞转移到了肺部和大脑。

癌症摧垮了他的身体，也摧垮了他妻子的心，就连她自己都说：“说得不好听，就是等死了”。

比割脸更恐怖的，是割舌。

2017年3月，同样因为长期食用槟榔而患上口腔癌的敬思军，第一次手术切除了部分软腭和三分之二的舌头。

此后他连吃饭喝水都会经常被呛到，只能靠着妻子用豆浆机把饭、蔬菜、肉类搅拌成糊浆喂食，并且因为“割舌”，他说起话来含糊不清。

更悲惨的是，一年后肿瘤在口腔左侧复发，第二次手术过后，他的整个气管被切开，只能靠着从鼻子把导管插入胃里，用营养液来维持生命。

术后的他虚弱地躺在病床上，不能说话也不能移动，而站在他身边的妻子早已身心俱疲。

2018年，长沙鲁先生嚼了十多年的槟榔，最终患上了“上唇癌”。

到达医院的时候，他的脸已经全部烂穿，肿得不成人样，而在这之前他已经做过两次手术，但癌症还是再次复发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进食、呼吸和吞咽都会受到影响，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经过手术，他的下半张脸全部被换掉，而那些换上去的皮肉，都是从他的肚子和腿上割下来的。

割脸人，割的不仅仅是“脸”。

资本，正在用他们嗜血的獠牙，侵吞掉每一个槟榔买家以及他们家庭的血肉。

无数人因为嚼槟榔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是家庭的顶梁柱、是父母的宝贝儿女、是孩子的精神支柱，却因为这一颗小小的果子倒在了病床上，变成其他人眼中的“怪物”“割脸人”。

他们像待宰的羔羊一样躺在病床上，被割脸、被割舌、被切开气管、被切去牙床，即便手术成功了，这些人也只能带着畸形的面目和严重的口腔功能障碍度过下半生，连张嘴说话、吃饭都困难，人生的尊严从此和他们无关。

很难想象，长沙鲁先生面对自己千疮百孔的面庞，连呼吸和吞咽都有困难，甚至还可能有生命危险的时候，内心又是怎样的一种滋味。

我知道这篇稿子写出来会得罪很多人，但是看着一个个因为槟榔而被割脸、割舌、切去牙床甚至失去生命的受害者，看着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一个具备成瘾性的一类致癌物，伪装成无害的小零食，疯狂地进行营销推广，潜藏在我们每个人身边，狩猎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赚钱本身没有错，但是踩着无数患癌人群上位，吃人血馒头，赚黑心钱，这真的对吗？

我觉得，这不对。

我觉得有必要站出来，让更多人看到之后有所警醒，警惕身边那些尝试把癌症卖给你的人。

当算法全面入侵生活，一群普通人，决心和看不见的系统博弈。

算法入侵生活

2021年夏，夏溪和丈夫聊起婆媳相处的琐事，诸如婆婆不打招呼直接拿了钥匙来家里的行为，让她觉得没有边界。睡前，她打开某短视频App，打算消磨下时间。手指上滑，一条关于轻松化解婆媳矛盾的视频跳出。夏溪感到不对劲。这怎么可能呢？自己从未在上面搜索过相关关键词，而且明明已经关闭了它的手机麦克风权限。

嫌恶从夏溪心里钻出，然后是害怕。她担心手机偷听自己说话。

上一次这种被“监听”的感觉出现，是夏溪在办公室加班。同事问起晚饭点什么外卖，“我有点想吃串串”，她随口说出脑子里蹦出的选项。随后，视线移向刚解锁的手机。还没来得及在外卖平台搜索栏输入关键词，一家串串店出现在推荐列表的第二栏。

“怎么会这么巧？”她记得清楚，过去常点的是炸鸡和各类港式烧腊饭，从未点过串串，甚至从未在搜索栏里敲入关键词。有鼓声，隐隐响起。

鼓声渐大，在隔周和同事的聊天后。对方发现自己和他人讨论过的一件物品，成为次日某购物平台推荐列表里的一员，但她此前从未搜索过关键词。

“真的仅仅是巧合吗？”类似的疑问星火一样在网络四溅。2018年8月，一位男士连续几天提及“征信”后，收到了某乎关于征信记录的问答推送。3个月后，有网友搜索“纸巾”，随后陆续看到各大购物App推荐的纸巾信息，甚至视频网站也出现了相关纸巾广告。

“（这是）大数据时代的魅力”，有网友自嘲。

手机App越来越懂人，已不是新奇事。每一类个性化推荐的功能背后，依托的是算法，根据人们的行为数据进行预测及迭代。它广为人们接受的一面是：在海量信息中，替人们高效筛选出优质内容和结果，减少决策时间。

但这只是起点。时间向后延展，取悦用户的算法成为潘多拉宝盒的引擎，问题也随之而来——算法正在入侵生活。面对看不见的算法和背后的平台，它们具体如何采集和使用个人数据，对和夏溪一样的普通人来说是个黑箱。

2019年3月18日，《IT时报》记者花费3个月时间对安卓手机、苹果手机和苹果平板电脑进行轮番模拟测试，发现在密集提及某些关键词后，“美团”和“饿了么”精准推荐和同类推荐出现的概率超70%。不久，“美团”和“饿了么”对此作出回应，称平台不存在监听用户并将相关数据用作信息分析的情况。

外卖App是否“偷听”用户说话？答案悬在半空。可以确认的是，技术上存在手机App获取用户语音信息的可能，只是这不能必然推导出精准推荐源自“偷听”数据。因为想要“猜你喜欢”，平台还有许多条路可选。

在《IT时报》报道中，网络安全专家杨启波提及一些方法：人们所在地理位置、曾经的搜索习惯、喜欢过的内容等都可以成为大数据智能推荐平台推测用户兴趣范围的依据。

第一次发现手机“偷听”自己时，夏溪正从事大数据分析相关的工作。她和数据离得很近，明白算法运作的逻辑——人们在数字平台上输入的关键词、浏览过的物品等数据，会被后台记录，经过机器运算或人为分析后，具体的用户画像随之诞生。根据这些画像标签，商业主可以更精准地投放内容及广告。

持续与数据打交道，面对算法带来的便利，夏溪更希望守住个人隐私的边界。她可以接受平台基于自己已有行为数据，分析并进行个性化推荐，但她无法忍受无端被猜中喜好。那是一种入侵。

意识到手机“偷听”自己没多久，夏溪卸载了那个外卖软件，并关闭了大部分不必要软件的语音授权。对于那个看不见的抓手，她的警惕又多了几分。

另一种入侵更悄无声息。

如今，22岁的Stan仍记得三年前被某购物软件“有好货”窗口迷住的场景。只要点进那个小方框，就会出现根据算法推荐的一列商品窗口——每点进其中一个窗口，又会通往另一列推荐流。

穿梭在无限延伸的虚拟橱窗中，Stan看得入迷，“就像逛超市一样。”手指轻滑，永远有新的好物等在后边，即使自己买不起，也逛得开心。如此反复，那个无限嵌套的迷宫没有尽头。一晃眼，十几分钟过去了。

很多时候，Stan习惯用在App里闲逛的方式杀时间。购物软件不是他唯一的去处。大一的课上，内容索然无味，他下意识解锁手机，一一翻看通讯软件和社交平台上的信息。瀑布般的信息流像哆啦A梦的口袋，不断掏出新的内容。即使有些内容毫无信息量，但足以填补无聊的碎片时间。这让他上瘾。

一节八十分钟的课，几乎每隔十几分钟，Stan都要把摁灭的手机唤醒，重复同样的动作。有时候，因为刷新得过于频繁，没有新信息出现，他习惯性下拉几次后，熄灭手机。再过几分钟，又会再度把它点亮。

Stan形容当时的自己：“其实是非常机械的（状态），就想看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发生。”

和Stan一样，越来越多人把时间留在了各类手机App里。极光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21年第二季度我国网民人均手机App安装总量增至66款，人均单日App使用时长为5.1小时，相较2019年同一时期增加0.4小时。其中，占据人们每日使用时长前三名的App类型分别为短视频、即时通讯和在线视频。

增加的手机使用时间背后，有人忧心忡忡。

于今年5月成立的豆瓣「反技术依赖」小组里，有不少成员抱怨自己手机成瘾，落入时间的黑洞。在小组组长阿匕的观察中，组员中手机瘾重度患者每天手机使用时间都在10小时以上，更多组员的使用时间在6到8小时左右。

2021年8月4日，组员“happy666”发帖表示自己的情绪受到推送内容影响：“除了（像强迫症一样）刷微博之外，我最大的问题是目前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比如我会在微博、豆瓣、B站，网页里搜索一些潜意识里让人产生担忧的话题，到后来推送也是这些内容，内容又强化了我心里的担心，目前我的思维认知都很负面。”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几乎每一类手机软件都带有个性化内容推荐，当智能手机成为人们的随身物品甚至是延伸器官，它也成为算法和人产生链接最直接的载体。算法推荐并不必然是导致人们信息成瘾的唯一原因，但它是其中一个重要抓手。而且，投喂式的推荐内容很容易导致人们获取的内容同质化。另一个问题浮现出来：人们难以跳出已有认知的怪圈，同时，认知、判断和决策也会受到影响。

2021年年初，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彭兰在《算法社会的“囚徒”风险》一文中概述了今天人们面临的风险：算法应用正全面普及，在正在到来的算法社会里，人们享受算法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在某些方面也面临着成为算法“囚徒”的风险。

算法本应是辅助人们更好做决定的工具，怎么会被它牵着鼻子走？越来越多人感到蹊跷，他们心中的鼓点被追着，越来越急。一些普通人决心在自己的生活中对抗算法。

对抗

对抗算法的年轻人多是数字原住民。出生于1980年后的他们自小生活在网络世界，难以通过完全脱离数字技术，达到摆脱算法影响的目的。他们寻找的，是更可行的迂回战术。

有人尝试的，是在互联网上隐身，或是迷惑平台，不让它们看清真实的自己。

如果有可能，夏溪上网时尽量选择无痕界面或清理网页Cookie，抹消自己的痕迹；假如这招行不通，她会小心地区分自己在每个平台上的使用习惯，“我希望在不同平台有不同人设。”例如，在经常购买图书、办公用品和电子产品的平台，后台大概率会将她识别为“知识女性”；但在另一个经常购买生活用品的平台，她会更像一位“小嫂子”。

从大学开始，夏溪和对象共用一个购物软件账号。婚后，她的婆婆也成为该账号使用者。如此一来，平台难以看清账号主人的真实面目——既是青年，也是老年，既是男性，也是女性。站在这样模糊的虚拟面目背后，她感到安全。

狡兔三窟，但仍存在漏洞。假如有人获取了自己的个人信息，去多个平台撞库，进而拿到两个或多个平台上个人的数据信息，拼图就有了可能——最接近现实中真实的自我形象将难以在互联网上遁形。对此，作为一个普通人，夏溪还无能为力。

遭遇外卖平台“偷听”事件后，夏溪只给两三个工作中必须用到的通讯软件和语音工具，留下了麦克风使用权限。假如其他软件需要开启，她会到需要时再打开，并在使用后再度将权限关闭。而且，每次手机系统更新过后，她会回去一一检查权限。

前不久，当她发觉某短视频App在已经关闭语音权限的前提下，仍然存在“偷听”嫌疑，无力感再次浮现。但她试图弄清背后的蹊跷之处。

她发现，关掉语音助手Siri的麦克风权限后，短视频App上关于婆媳关系的推送视频消失了。苹果手机以用户数据安全保护闻名，这个小测试的结果让夏溪五味杂陈。但她没有更好的办法，平日工作里开车时需要借助Siri完成Car Play。最后，她选择将这个短视频App卸载。

今年5月，科技媒体虎嗅发布了名为《为什么美团饿了么不可能通过“偷听”给你推荐想吃的？》的视频。它指出，今天技术上能够实现绕过系统的监听，偷听获取的信息对期望借其进行数字行销的公司并没有太大价值，但对研究人工智能语音引擎吸引力很强。此外，在语音助手和智能音箱随处可见的今天，偷听似乎难以避免。

该媒体研究员Odin表示：“一般的工程师，写代码的或者会科技的，还有可能（对抗偷听），普通人的话是没有办法对抗的。科技已经很普及，他们的技术也太复杂。”夏溪明白这点，但她觉得自己还是得“站起来”——即使做不到反抗，她也得做点什么。

另一边，面对算法内容推荐的套路，有人正在想办法打破它。

从事用户调研工作的三七是资深短视频爱好者。她在快手和抖音上各养了一个号，并且有意训练它们获得不同的短视频内容。她习惯在快手上刷萌宠、滴胶和手工相关内容。但对于抖音，在发现平台推荐内容过于迎合自己的喜好，而缺少新鲜感之后，她试图反套路而行之。

某次，她发现，假如持续刷新直播页面，推荐页的内容会变得更多样。接着，她有意取关一些美妆、美食探店、小说推荐类博主。没过多久，机器发现重变“新人”的她，首页上多了许多粉丝还不多的新人博主，以及女性、育儿和教育等社会公共话题相关内容。调教成功了，这种新鲜感让她兴奋。

陈梓是另一个希望尽可能跳出投喂式内容的人。 

还在上大二时，她和周围的同龄人一样，乐于在社交平台上转发文章，交流观点。海量信息涌入她的生活，但她逐渐意识到自己的世界并未因此变得更大。和身边人聊天时，她发现谈论的内容还是网络上流行的那些事，大家看到的世界非常相似。而且，社交平台上推送的爆款文章都很像：大部分只是抓住了很多人的共性和痛点得以广泛传播，但并没有太多突破认知的内容。

真正感到自己的世界借由互联网扩展得更大，是陈梓按自己的标准建立了筛选信息的标准之后。她减少了关注主流媒体推介内容的时间，更多了解RSS订阅里自己感兴趣的科技类、商业类博客内容。“像自己制作了一个小简报，可以看他们（定期）更新。”

如今，已经工作几年的她还会通过电影、书等媒介深化自己好奇的话题。另外，她每天还会花费一些时间，给自己关心的社会新闻、话题做笔记。对于微博、微信公众号和豆瓣这些媒体平台，她把它们当成收集新近发生事件的搜索工具：先上微博看热搜，在话题里找到说清来龙去脉的内容，再到豆瓣上看大家的观点，紧接着去看公众号里有无能将事件解释清楚的文章。

最近，陈梓利用Notion建立起一张表格。在上面，她会替自己关心的事件打上标签，评级，还会专设一栏提醒自己需要持续关注。当大部分人还在碎片化信息的激流里摸不着方向的时候，陈梓已经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一条信息小道。

也有人决定直接减少手机App的使用时间，尽可能杜绝干扰。想达到这一点，退回网页端是一个好方法。

大二时，Stan在山下英子的书中第一次得知“断舍离”的概念。他的思考伸向更远的地方——不止是生活物品，他希望信息也能简化。当他重看之前沉迷的购物软件推荐窗口，发现花费其中的时间并未生成一个明确的结果；微博信息流里，社会新闻、好友动态和娱乐信息混杂出现，而且每10条里就会有一条广告……成日和这些App相处，Stan觉得自己的生活正被信息轰炸。

那天，独自待着的Stan解锁了手机，重新打量其中安装的App：我真的需要它们吗？半小时里，他前后删掉了包括微博、淘宝、豆瓣和知乎在内的十几个App。他决定退回网页端，用淘宝电脑网页购物，用手机网页版微博和豆瓣看信息。

网页端的体验远没有客户端的顺畅。对一个习惯了半秒就可以刷新内容的微博用户来说，进入手机网页版微博的过程像按下了0.5倍速键。界面切换、加载图片都至少需要1秒，这很容易让习惯了“快捷”的现代人心生不快。但Stan需要的正是这种不舒服，它增加了使用门槛，让自己不至于轻易滑入时间陷阱。而且，在这个被很多人遗忘的地方，他不必在信息流中看到平台夹杂推送的广告。

随后，Stan使用这些平台的次数明显减少。刚开始，他还会每天查看网页版知乎、微博和豆瓣。到后来，他保持了隔几天查看一次的频率。最后，他甚至连微博都不看，只保留了定期上豆瓣逛逛的习惯。

不止是他，「反技术依赖」小组里的一些人也在尝试使用不同平台的手机网页端戒掉自己的App瘾症。还有一些人直接选择了物理隔绝的方法——购买一个带电子锁的保鲜盒，每天下班后将手机锁在其中，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将它取出。

##“拿回主动权”

在算法侵入生活的隐忧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不安：人的决策和判断被技术操控。

在《算法社会的“囚徒”风险》一文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彭兰写道：“对于个体来说，当他接受算法推荐的内容、产品时，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借助算法作出判断与决策，也就是把对内容与产品的价值判断建立在算法的评价上。”

随后，她又对人类将判断与决策完全交由算法表示担忧：“算法虽然打破了人的某些旧套路，但也会形成一些新套路；如果人们的决策越来越陷入算法营造的套路，那么人类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也会萎缩。”

对于这些选择对抗算法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希望在这场技术入侵生活的战役中，重新拿回主动权。

阿匕是中南大学研三学生，她对技术的思考和改观始自去年疫情期间。在一次线上读书分享会上，她接触到马尔库塞的著作《单向度的人》。她意识到，过去人们往往非常推崇技术，认为技术服务生活且是中立的，却极少关注其中的负面影响。

随后，阿匕读到一篇关于算法之下外卖员工作处境的论文。其中，在以追逐效率、利益为上的系统算法之下，骑手权益被倾轧的事实让她心惊。当人被技术控制已成为部分社会现实，作为个人，自己能做什么？阿匕想了很久。身为人类学相关专业学生，她希望自己可以多观察类似的现象和问题，在诸如豆瓣小组之类的平台发起讨论，引发大家的关注和思考。

2021年5月25日，阿匕建立了「反技术依赖」小组，并在开组帖里写道：本小组不是反对所有技术，而是想反对过度依赖技术造成某些能力的退化，以及没有某些巨头公司生活就完全不行的局面。

从无到有，如今「反技术依赖」小组已拥有组员近1.6万人。许多组员在其中交流摆脱App成瘾的方法和经验，并分享自己重新退回真实生活的感受。

曾有试图摆脱信息轰炸的组员发帖称，当她卸载了经常使用的资讯、社交软件，又陷入了另一种焦虑：自己无法紧跟时事热点。阿匕认为，对大部分人来说，紧跟时事其实并非生活必需，他们恐惧的可能是被身边人抛下。

对阿匕来说，从虚拟世界切换回现实世界的过程，像是从泥潭里拔出脚。她自觉控制力低下，曾把手机藏起来，专注读书、学习、做手工或家务。当她习惯这一切，她突然感受到时间很漫长，“慢到清晰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

过去，她只是万千网友中的一人，在网上漂流，等细碎的时间耗尽。但现在，同样的时间，她可以选择拼1000块以上的无分区拼图和复杂乐高，学弹贝斯，记德语单词，读马克思和哈贝马斯，或是去现场看演出——这些都是属于自己的体验。

重新将注意力投向现实世界之后，Stan感受到自己最大的变化是情绪变得更平和了。曾经，他被社交平台上社会新闻的评论扰得心神不宁。但现在，他选择花更多时间独处。

前段时间，Stan时常失眠，他决定到家附近的书店里坐坐。那个晚上，他随手挑了本邵丽的新书《金枝》看。放在手机上，这类深的内容他一般看不下去，但翻着书页，他入了神。那晚回家后，他睡得很沉。

2021年7月，Stan在“每日豆瓣”公众号上发现了「反技术依赖」小组，找到同类的感觉浮现出来，他久违地加了新组。Stan把自己曾经的退网尝试写在帖子里。很快，评论里盖起了高楼。接下来，Stan几乎每天会上豆瓣查看消息十几次。他在期待，还有没有新的点赞和评论？五天后，Stan突然发觉自己状态不对劲。他开始克制，重新回到几天上一次豆瓣的节奏。

阿匕和Stan选择半隐退互联网，在真实生活中重建秩序。但想要重新拿回主动权，是否还有别的想象？

在美国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The Social Dilemma）中，数据科学家卡西•奥尼尔表示：“算法是内嵌在代码中的观点，它并非客观的，而是被某种成功的定义所优化。因此，你能想象，假如一家商业公司根据他们对成功的定义，制定了一套算法，那是关于获得商业利益的，往往是需要盈利的。

纪录片中，一幅以技术为齿轮的商业画卷被铺开：一款手机软件的背后，有数位工程师试图结合心理学知识，设计软件功能和算法，将人们的注意力尽可能停留在某款软件上。紧接着，通过广告投放等方式，用户注意力被转变为商业利益。脸书（Facebook）前总裁希恩•帕克在片中承认：“……利用人类心理中的脆弱性赚钱，包括我、马克、Instagram的凯文•斯特罗姆在内的发明者和创造者，我们都很清楚这一点。但我们依然这么做了。”

回归现实，从硅谷到国内，这套商业和科技巨头共同塑造出的注意力经济已成为主流。 

夏溪对这套运作逻辑十分熟悉，她也明白个体在面对巨大的商业帝国时，微小到难以撼动它们，“我能做的更多是保护好自己。”但是，她仍在期待新的转变：“我理解资本家需要赚钱，但是可以换一种商业模式了。”夏溪期待的，是企业应该首先帮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其次才是获得收益。

彭兰也在论文中呼唤从业者看到“算法向善”的新可能——希望业内不要将算法推向工具理性的极端，而应该在价值理性的前提下重看算法伦理的目标、原则与实现路径。

2021年8月，从事无人驾驶相关工作的夏溪，每周工作日大部分的工作是“开车”。她坐着那辆带有自动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穿梭于上海市区的内环、中环和外环。在每天100公里的路程中，算法需要在她的帮助下变得更完善和成熟。

而目前自动辅助驾驶仍存在许多边界性问题，需要专业人员测试提供“corner case”的解决方案。这种测试比夏溪自己开车还累，但她觉得这是有价值的，当它足够成熟，可以缓和人们的驾驶焦虑，让他们获得更便利的驾驶体验。

人和科技还可以是怎样的关系？夏溪的脑中有一幅画面：左边是人脑，右边是机器，二者相互扶持着往前走。科技应该是服务于人类，对人类有帮助的。

“不要被科技束缚了对自己生活的想象力。”

女权，男权，性别对立的话题已经在饭圈问题之后成为互联网舆论的新战场，很多人应该也逐渐感受到，每天一打开首页就有一大堆新闻和报道以及评论开始互相仇恨对立。并且，这股浪潮，正在开始从线上走向线下。

但大家可能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系列问题的后果远远不止于此。

同样的问题，其实早在几十年前，就在日本，韩国，以及欧美上演过，分别走向了三个各不相同，但都不算好的结局。

所以，为了尽可能的消解仇恨和对立，为了保卫我国男女平等的良好传统，为了阻止有人顶着道德大旗开倒车，为了保卫我们所有人的现代生活，我在这里完完整整的汇总之前日韩欧美等国性别对立的历史和经验教训，希望大家能够以史为鉴，不要踩进同一个坑中。

1 脱钩躺平的日本

很多人都听过日本性别对立和男性全体躺平女权崩盘的结局，但这个描述其实不太准确，更没有说清背后社会经济层面的原因。

日本的性别对立，要从三十年前的平成时代说起。

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日本韩国女性地位那么低，却没有女权运动呢？

答案是“有过”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在泡沫破裂前有一轮蓬勃发展期，伴随着经济收入，就业环境等的全方位提升，日本女权思潮也十分高涨。高涨到什么地步呢？当时的日本女性说法是，一个女性应该有四个男朋友，跑腿男，买单男，礼物男，以及，本命。当时请女性吃饭，都得是5万日元以上的高级餐厅，还要去高级酒店，送昂贵的珠宝首饰。

我是新时代独立优秀的女性，你要追我当然要拿出诚意来。甚至诞生了一个专有名词称呼这种现象— — 恋爱资本主义。 之后，伴随着经济发展，又进一步发展成“平成新女性”。

平成新女性，相比恋爱资本主义的区别是，连恋爱都不要了。

平成新女性的主张是，不结婚，不要理会男人。我们女性很美好，要互相帮助，男人则都是”臭男人“，我们女性要追求”自由“，鼓励女性结婚？那是男人的阴谋，要通过婚姻压榨我们女性。

简单来说，你可以把恋爱资本主义理解为要彩礼的那波女权。

平成新女性理解为反彩礼，强调社会层面职场权益的那波女权。

不过尽管有分歧，但大体还是一致的，共同谴责任何案件里的男犯罪者，共同反对性骚扰，反对职场歧视。 看起来，平成新女性这个发展不是很好吗？

但问题在于，慢慢的，日本女权开始出现了扩大化，或者说，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有了优越感后，往往会走向歧视和对立。

我是高贵的平成新女性，你是普通日本男人，你哪来的资格和我站在一起？

男的只要跟女性有一丝身体接触，那就是强奸猥亵各种罪名扣上， 在地铁上只要男的因为任何原因碰了下女的，都会被骂为痴汉，领导发邮件给女下属，那就是职场性骚扰。甚至办公室同事你看我一眼，我都可以理解为你对我心怀不轨。

无形中，日本女权开始拐到变着法子骂男性，所有男性都是QJ犯这个歪路子上来。或者说，相比之前学术化思辨化的女权思潮，这种直接破口大骂男性的声音，更容易传播也更容易被所有人理解。— — 谁的天国入场券便宜，谁就能拥有更多的信众

各种扩大化，乃至污蔑案，也都是当时舆论日常。这也是为什么女性专用车厢这个发明居然不是先出现在中东等国家而首先出现在日本，当时认为直接物理的隔离能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都物理隔绝开了，女性不用担心痴汉，男的也不用担心社死了，就问你是不是完美？

但问题在于，泡沫年代结束了，失去的20年来到了。很多文章介绍到这里就会给出结论，日本男性躺平，女权诉求失去了买单人后直接崩塌。

但其实社会思潮的变迁不是这么简单的，社会现象的背后，本质还是经济和行业的变迁。日本女权的发展，其实本质是日本经济发展带来的城市化红利，当时的日本公司愿意付出高溢价。男大学生直接毕业给高薪，女大学生毕业也给高薪。

女性脱离过去的生产环境进入大都市，并且获得了经济上的完全自由后，自然会开始对过去传统中可能束缚女性的部分开火。我一个人靠着工资就能在东京生活，享受过了东京的现代化生活和各种丰富的娱乐，你让我回老家结婚？过过去那种生活，遵守过去的规则，怎么可能呢？凭什么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变更带动思潮变化。

事实上，不止女性，当时日本年轻男性也会向过去传统开火，御宅族等也是这个时期出现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当时日本的年轻男性女性，一起痛斥传统，痛斥原生家庭，开贴怒骂“父母皆祸害”（是不是觉得过于相似？）

为什么女性话语权更强呢？因为男大学生刚好是恋爱结婚的年纪，有大量消费堆在女生身上，叠加下来就是，当时年轻女性的消费能力购买力高的可怕，这是四个钱包传说的来源。强大的购买力必然会带动话语权。时尚杂志的金主都是奢侈品，其主要购买群体又基本是年轻女性，时尚杂志自然是变着花样夸女性。

所以，很多人说女权性别对立等是国外势力推波助澜，怎么说呢？

只有清晰认识到问题本质才能找到答案。

外因当然有，但思潮的土壤也客观存在。女权在城市化大潮中，是新一代都市人群里喊的声音最响的那个，她一度是对抗传统束缚的急先锋。年轻女性年轻男性在反对上代催婚反对传统陋习等方面都是和女权有共同利益诉求的，这才是早年女权得到很多人支持的原因。

道德上的支持是很脆弱很表面的，建立在共同利益诉求上的联合才是最真实的。

理解了这个你才能彻底明白，为什么失去的20年会结束日本女权的思潮，因为经济大环境变化了。泡沫时代日本企业能给出海量的天价offer，可伴随着泡沫破裂，进入崩盘时代，各种企业自己都要担心破产生存的问题，哪里还敢放开招人？

1991年，日本企业求人数和最终录取数比例是2.86（日本的求人数可理解为我们的offer，发出的签约意向书）也就是说，大学毕业生一毕业，有2.86家公司岗位在等着。

而2000年，这个数据跌倒了0.99，也就是说，必然有1%的会失业找不到工作。

考虑到头部人才往往会一个人收获多家公司offer，实际失业人数，你大致就能感受到了。

同时，日本企业也迎来了末路。90年前后，当时世界500强榜单上有150家日本企业，而到了2015年，只有54家日企登上了该榜单。

经济停滞，企业倒闭，公司裁员，岗位减少，总结起来就是，蛋糕不够分了，蛋糕不够分，自然就会引发全员的内卷，此时什么吃相政治正确都失去了意义，职场变成了物竞天择的大逃杀。

在全员内卷的大逃杀中，日本女性是第一个出局的。

抛开政治正确，任何一个人都要明白，践踏环境下，没有规则约束，男性不结婚不恋爱不要命的卷起来，女性其实是很难卷过的。所以我不止一次说过，如果你真心要维护女性就业，那么要做的不是口上说说，而是必须要旗帜鲜明的反对996，因为如果一个公司把工作强度拉满，一个月一天假都不放，你要明白他实际上在驱逐哪个群体。

此外，很多人说日本女性就业率低是源自日本的大男子主义，逼迫女性回归家庭，这个认知也是是浅层的，核心本质是经济下行连带引发的内卷大战，大量女性被卷出局，这才让家庭主妇的传统抬头了。

有调查结果显示，「婚后希望妻子成为家庭主妇」的男性在各年龄段中都不超过16%，更多是不希望妻子成为家庭主妇，过半的人选择了「尊重妻子的决定」。简单来说，日子苦了，什么传统什么主义都是假的，双职工赚钱不香吗？你真觉得日本男性算不来这账？

传统在吃饭面前，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

但当年泡沫的崩塌远超想象，女性出局后，蛋糕还是不够分。

于是，男性中不那么卷的部分也出局，这才是大家熟悉的躺平族群体。

总结就是，蛋糕急速缩小，除了一小部分卷王，剩下的全体出局。这个时代变化，才是日本女权总崩塌的原因。

年轻男性里躺平的那部分，心气崩盘，没有资源，也没有积极性去追求女性了。

“结婚是压榨女性？我太同意了，所以为了不压榨女性，我选择不结婚”

至于职场歧视？好，为了不给大家添麻烦，我不上班不恋爱不结婚不上班，躺家里咸鱼，米娜桑，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日本女权在极端化后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她们放弃了初始的提升女性自我这个主旨，转而开始向男性开炮，希望男性让渡利益，所以几乎所有的诉求都是建立在男性合作上的，我认为你应该尊重女性，我认为你要学会共情，我认为一个正常男人要提升自我要学会送礼物

（你没看错，当年日本女性提的要求就是这几个）

而躺平族给出的答案是“不不不，我不是正常男性，我就是废物，OK，骂完了我能回去躺着了吗？”面对一个彻彻底底摆烂，连自己人生都躺平的对手，你会发现什么说辞都失去效果了。

那么，卷赢的那部分男性呢？他们总不会也摆烂吧？

他们则表示，不不不，我也不是正常男性，我卷了十八年才终于坐在东京银座的楼顶喝咖啡，你给我提要求？麻烦认清一下状况呀，现在有资格提要求的是我啊，过，下一个。

2016年明治安田生活福祉研究所的调查问卷显示，希望结婚的男性只占38.7%，妇女则占59%。男性大量躺平，不躺的男性数量稀少，女性在职场上被一轮内卷后，发现在婚恋市场上供求关系也倒挂了。

最终，日本女性的结婚要求从当年高收入高学历高个子的三高，变成了今天大家看到的有工作不家暴就行。

这个现象其实在国内有高度类似的苗头，比如，北京。

但男性这边只是外因，更重要的是女性基本盘的崩塌。

之前说过，日本女权的基础是进入大都市，并拥有经济自由的新都市女性阶层，这曾经是一个有共同诉求的群体。

但经济下行后，这个群体在事实上被撕裂了。

一部分女性必须要和男方结成家庭对抗经济风险了，自然不可能再去支持女权的声音。

尤其是反对结婚的“平成新女性”这部分。

我不想回老家，我需要和丈夫一起省吃俭用对抗东京的高物价高房租了，你还在结婚就是不好，主义能当饭吃吗？

经济上行期，大家很难认识到阶级矛盾问题，此时当然是你好我好姐妹好，可一旦拐点出现，沉重的现实面前，大家立马意识到“姐妹们”并不是同一个阶级。

另一方面，一部分年轻女性开始更加极端化仇视男性，认为女权不够激进她们是学生时代经历了高速发展的一代人，从小接触到的认知都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高薪岗位随便挑选，在毕业时期突然遭遇拐点，原本的期望值瞬间崩塌，社会居然如此残酷，很多人就此把原因归结为男性社会的压迫，“不是我卷不过别人，而是男性社会的压迫”。

那么，经历残酷大逃杀，在职场上活下来的女性呢？作为中流砥柱她们总要扛起日本女权的旗帜吧？

答案是恰恰相反，她们更旗帜鲜明的反对女权。

为什么？因为她们发现，女权思潮，其实增高了自己的职场成本，之前的扩大化时代里，很多公司的态度是走了极端一刀切的

“是是是，我完全赞成大家说的，上司给女下属单独发邮件，就是性骚扰，以后各位都不要给女下属单独发邮件了”

扩大化时代，你不这么极端，就会被攻击，但这其实是增加了女性职员的沟通成本信任危机的。崩盘时代，这点差异可能就会成为被裁员的原因。

所以这时很多职场女性的诉求就是，反对女权，反对任何把自己和男性区分开，对自己特殊化的声音。我明明能正大光明赢下比赛，为什么要去节外生枝？

这一批女性的思潮，又回到了香奈儿时代的女性思路，从强调女性权益方向，变成了强调男女平等。男人能穿裤子干活，我也能穿裤子干活，我坚决反对设置什么女性专用车厢或者对我特殊对待的举措，这是把我当成弱者。

但此时踩刹车已经太晚，女性职场成本高的认知已经被建立，大量女性从职场被驱逐，或者只能担当最低端的临时工派遣工。

所以，一切社会思潮，本质还是经济的映射。任何主义，最后都得给出物质的答案。

日本男性脱钩的脱钩躺平的躺平，要么挣脱婚恋枷锁后变成究极精致利己主义者。

日本女性发现跟着女权热热闹闹折腾了半天，合着既没争取到实际生产力，也没提升就业竞争力，唯一就是带着大家骂男性，但骂了这么多年，对方不但没改，要么躺平要么对立，自己在职场和婚恋上却实实在在受损了，我为什么还跟着你啊？

曾经轰轰烈烈的日本女权至此消散。

有人是这么评价日本女权的，其实日本女权是成功的，只是笑到最后的不是女性，而是吸收了女权思路的那群男性。

女权的思潮打破了婚姻和传统的枷锁，一部分男性也大大收益，并很快学到了其思路精髓，不结婚不负责，所有时间精力金钱全部投资自己包装自己，成为了比女权还要女权的“独立女性”，但他又拥有男性的奋斗逼和耐操属性，堪称究极无敌精致利己主义者，成为了这场大逃杀中笑到最后的人。

2 魔怔对轰的韩国

那么，韩国呢？

韩国的性别对立比日本还要严重，如果说日本是靠着佛系躺平以柔克刚，那么韩国就是政治正确对轰的性别战争了。

在前段时间的奥运会上，很多人应该都记得有一个新闻

拿下射箭金牌的女选手因为短发被认为是女权，被网暴要求退还金牌。

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韩国男的为什么能这么魔怔，居然网暴为国争光的奥运冠军。但如果你去注意发言就会发现一个更有意思的事。

男网民网暴的理由是：“她是一个女权”

而所有为她辩解的人，辩解方向都是：“她不是女权”

“留短发是自由，不等于她是女权”“完全没有证据证明她是女权”

而不是“女权怎么了，为什么不能是女权？”

发现没有？不论男女，已经都不会去争论女权好不好了，而是都在争论她是不是女权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女权在韩国成为了这样一个不想被贴上的词？

答案也要从十多年前说起

和日本一样，韩国男女双方也有过花好月圆的时候。伴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时尚，前卫，自由恋爱的思潮在年轻人中广泛传播，世纪初亚洲四小龙韩国的年轻男女们也曾有着共同的美好憧憬。

韩国女权也在此时出现，到这时他们的诉求也是精致独立女性的思路，主张个人主义，和过去传统做切割。并且同样的，韩国女权一度也得到了大部分人不论男女的支持。

但是，和日本一模一样的剧情出现了，新世纪以来中国崛起不断挑战韩国支柱产业，内卷情况大量出现，2008年经济危机更是雪上加霜，失业率爆棚情况下，内卷开始大规模出现。

后面剧情你应该能猜到，内卷大逃杀下，韩国男女双方开始互卷，并且和日本一样，韩国女性也在大逃杀中卷输了。但比日本更严重的在于，韩国这边，极端派的女权占了上风，Megalia等组织出现了。

ps:这其实不是偶然的，韩国社会资本财阀等问题更严重，必然导致这个结局，Megalia出现之前，韩国男女双方对立就已经非常严重了。

Megalia是激进女权组织，于2015年兴起，一开始其实也是聚在一起反性骚扰反就业歧视以及发表各种贬低男性的言论等，但随后越来越激进。

推广堕胎男婴的宣传活动，坚持要完全性别灭绝韩国的男性，宣传拿刀上街捅陌生男性，用刀架在睡梦中的父亲脖子上自拍。

堕胎男婴，对着人流男婴儿的ST诅咒：“再见！滚去地狱吧！我又阻止了一个未来压迫女性的罪犯！”

甚至，连民族英雄也因为男性身份而被攻击。

具体涉及大量血腥暴力词汇和图片，发出来我这文就过不了了，建议大家自己搜索。

顺带一提，那个比划手指的动作，就是他们的logo

而和这个LOGO并列出现的，是纳粹的万字旗变种符号。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韩国网民盯着这个符号不放了。

某种意义上，从激进程度来说，韩国女权是全世界最激进的，不论中国日本还是欧美，都无法比拟。你今天看见的所有性别对立言论和相关案例，在韩国那都不是事。

但问题在于，韩国激进女权的方向犯了同样的错误，她们的力量没有去对准资本家，而是对准了同为无产阶级的男性。

有一个现成的资本家不打，要朝着虚构的“父权”虚空出击，对普通男性放AOE。

其结果自然就是，韩国男权开始反击，并且也越打越激进。

资本欺负你，财阀欺负你，搞性别歧视职场骚扰，那你怼财阀怼资本家去啊！你不骂资本家天天骂我们男性打工人算什么啊？我为什么要为资本家的错误买单啊？

而他们的思路也比日本的躺平流更极端，是用魔法打败魔法，政治正确对轰的思路。

什么意思呢？一张照片，男性比女性多了，韩国女权说这是歧视女性，是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一般人的思路是解释具体情况，没有歧视女性对吧。

但韩国男权的思路是“没错，这就是歧视女性，你们网站方应该全部下架谢罪！”

“但是，如果你们换上来的图片，女性比男性多，那就是歧视男性哦

“来，每张照片，我们一个一个数，男女数目但凡不一样，你们网站就倒霉了哦”

简单来说，用政治正确去打政治正确，你要公平，我就给你公平，而且比你想的还要公平一万倍。要有一点不公平，那就是歧视，看谁先受不了。

男女平等？OK我完全同意，所以吃饭买单，你要敢说男的应该多付一点钱，那你就是在搞歧视。

综艺节目不能开女性玩笑，好，没问题，

那么，综艺节目也不能开男性玩笑，对吗？你不会反对男女平等吧？

而当双方都拿着放大镜看综艺，把综艺节目制作者搞到自闭时，女性惊奇的发现，这个模式自己是亏的。为什么？因为政治正确对轰氛围下，综艺节目基本没法做，女性发现自己能看的内容少了。

而男性呢？男性本来就不看综艺

再比如女性指责男性发短信骚扰，说韩国男性真恶心。

好，所有异性不许互发短信。

这就出现了传说中的求爱三次算犯罪条例~

（你没看错，真有这么神奇的条例，而且这个里面，求爱标准非常宽泛~邀约见面都能算）

然后有意思的就来了，一开始女性也认为这个条例收益方是女性，所以双方一起推动实施。但很快越来越多女性反应过来这个条例收益方是男性，因为条例等于直接打死了舔狗的存在空间，女性失去了恋爱中的浪漫和议价空间了。

简单来说就是，韩国也遇到了和我们一样的情况，男性都不愿意拉下脸来追女性了，而这个条例的出现，给了男性借口，一旦被拒绝立马走人。

中国还有“为什么现在的男生追到一半不追了？”“追我很久的男生突然去追别人算不算渣男”的疑问

韩国绝对不会有这个疑问，完全就是买菜模式。

追女生？追什么追，上来就是你中不中，你要不答应我直接下家。

别问，问就是我尊重女性绝对不会犯罪，所以麻烦三次以内你给个数。

于是很多女性开始反对，她们认为三次太少，失去了恋爱浪漫，也无法判断对方真心。

但韩国男权立刻反打，“你反对？你想过被骚扰女性们的感受吗！”

于是神奇的一幕就出现了，韩国男权抢占政治正确高地说不能给男性机会，女性反过来支持要多给男性机会。

这个打法也直接撕裂了韩国女性，因为不管什么层级的男性，都希望追女生过程中省点事，大家都不跪舔大家都省事。

但对于女性来说，顶层女性的困扰是天天被骚扰邀约忙不过来，而普通女性的困扰是男性不够真诚主动，双方在这个议题上存在根本性分歧。

韩国男权发现了原来男性在婚恋上的整体利益这么容易一致，于是立马趁热打铁乘胜追击。

当时韩国女权的话题重心也是在婚姻上，比如指责婚姻是对女性的压迫，还有的诟病离婚冷静期等。对，韩国也有离婚冷静期，不过他们叫“离婚熟虑期”。

然后，有意思的来了，韩国男权的反打思路是“你居然还想改良这个，你果然还是想结婚吧！”

“婚姻就是对女性的压榨，说的好我完全赞成，所以你们怎么老想着改良这个让女性入坑呢？”

简单来说，韩国男权把这个话题变成了，比赛谁更不想结婚的魔怔大赛。

这一次，韩国女权认为自己肯定赢了，因为一直以来大家的认知都是，女性对婚姻需求低，男性更迫切的想结婚，所以才有了男性应该在恋爱中付出，需要让渡利益的说法。

但最终幕布揭开的时候，女性惊讶的发现，她们居然又输了，大量韩国男性居然真的是更不想结婚的那一方。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只要看了刚刚日本的案例和背后的经济逻辑你就能完全理解韩国的情况。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准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和日本一样，在经济下行性别对立的环境中，韩国男性突然发现，自己才是更强者。单身不结婚对自己更有利，此时唯一的结婚理由，是来自父母传统的压力。

而女权，恰好打掉了传统秩序和责任约束。

当这一层幕布被扯下后，局势立马朝着无比魔怔的社会达尔文方向滑落。

韩国女权指责男性不够温柔体贴，韩国男权立马“赶紧分手！千万不要被压迫啊”

韩国女权指责男性在婚姻中获利，韩国男权立马“赶紧离婚！千万不要被压迫啊”

韩国女权指责现在的男性没有男子气概，韩国男权立马“太棒了！还不开香槟庆祝，多好啊反正你也不会和他结婚的对不对！”

“大家都是不想结婚的，你们废话这么多干嘛？莫非你们是想结婚？天啊你们居然想让女性被婚姻压迫！”

“千万不要给男性提意见，千万不要有能过下去的错觉，大家分开过，谁想结婚谁是狗！”

当韩国男权真的扔掉面具，表示大家就应该彻底分开各自过时候，韩国女权发现自己几乎所有的落脚点，话题点，议题空间，全都被打没了。你给婚姻挑了一堆刺，告诉对方改好这些否则绝不结婚，然后对方回了一句“为什么你居然觉得我会想结婚？”

很多人无法理解韩国男女双方为什么那么魔怔那么极端，其实都是没理解状况，他们双方其实是在进行涉及话语权的魔怔大赛。

这种双方都极端到魔怔的情况下，谁更不想结婚，谁就更有底气提要求，谁真的更需要婚姻，谁真的更需要对方合作，谁更快扛不住，谁输。

然后韩国女权就发现，小丑居然又是自己。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韩国女权想打，但她们背后的女性群体已经真的打不下去了。

韩国魔怔化的性别对立打碎了年轻男女的同盟，韩国男性发现自己可以和资本完成单赢。

职场女性多，代表着女性优秀，男性弱，要批评男性。

职场女性少，代表着女性被男性社会压迫，更是要批评男性。

既然都要被批评，那我们不如就选后者吧，因为这样我们的职位多了。

“当对方无论如何都要指责你在性别压迫时，你最好真的在性别压迫”

在这个思路下韩国男权直接效仿日本的决赛圈选手，开启不结婚不恋爱，真.无限内卷模式。韩国女性直接被卷得没法玩了

但问题是，如果仅限于此，韩国这还不能叫性别战争，更严重的还在后面。

2018年时，一名39岁企业老板在韩国餐厅吃饭时被指性骚扰一女性，除了受害者证词之外，事件缺乏其他证据，但是最后这名男性被判入狱6个月。这件事为标志算是彻底激起韩国男性群体反对女权的声浪。

后来民调机构Reakmater调查时，发现韩国居然有76%的20多岁男性反对女权，30多岁男性中有66%。而在整个韩国男青年中，反对女权主义的已有58.6%，其中，极端反对的已高达25.9%。韩国妇女发展研究所的一项调查更显示，超过65%的韩国年轻男性表示，他们将女权主义等同于“仇恨男性”。甚至有56.5%的人表示，如果女朋友是女权主义者，他们会立即与她分手。

他们认为女权主义不再是单纯的主张性别平等，而是演变成一种性别歧视和仇恨。这样的趋势从MeToo运动爆发后愈加明显。

注意，这次可不是韩国极端男权观点了，算男性路人大众观点了。也就是说，你觉得韩国男权很魔怔，但现实是他们越打越强，越打群体越大

再然后，一个跌破所有人眼镜的现象出现了，

20-30岁男性，跑去投了保守派。

2021年4月，首尔市长补选，有72.5%的年轻男性投票给了保守派，这一比例甚至高于60岁以上的男性选民。而在2017年，这个群体有90%是支持自由派的。

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这个意味着什么，简单来说，不管任何国家，20-30岁这个年龄段的男性，年轻，没有家庭压力，没有生活压力，应该是一个社会中最前卫最革新的力量，各种新技术新产品新思潮的接受者和中坚力量。然后，这样一个左翼的核心基石群体，不但不投左翼，还反向去投了保守派，并且比60岁老人还彻底的保守，直接结果就是自由派爆炸，保守派起飞。

为什么呢？因为保守派反女权~

保守派的李俊锡，他的著名言论是“激进的女权主义和恐怖主义一样有毒。”

你觉得说出这个话后，他应该辞职下台？还是应该向女性道歉？NO，都没有。

靠着坚定的反女权，他在缺乏资金支持、组织派系支持或地区支持的情况下，当选了党代，支持率达43.82%，成为韩国民主化以后最年轻的主要政党党魁（36岁）。目前他们已经是最大在野党了。

而总统文在寅这边，他以女性主义者自居，在2017年的选中，他承诺让自己的内阁成员中，女性占比达到一半。但问题在于，他没有达到曾经的承诺，更致命的问题是，他在自己的部下被metoo时，保持了沉默，直接导致他失去了女性选民的支持。

最终结果就是，目前在野党的支持率压倒了文在寅~

（首尔市长选：国民力量党 57.5% VS 共同民主党 39.2%）

所以，我说其他国家的性别对立相比都小了，韩国这才是真的性别战争。

能打到20岁年轻人跑去投保守派，谁看了能不说一句佩服。

理解了这些后，你可能就明白了，韩国女权为什么最终崩盘，成为大家都要避开的词。

作为一个政治思潮，她们从始至终没有想好，自己的诉求是什么，边界在哪里。更没有思考过谁是自己的朋友谁是自己的敌人。

要职场公平，反对职场歧视，那么应该建立无产阶级同盟对准资本家，但她们将炮火瞄准了其他无产阶级男性。

反对性骚扰，那么应该对准罪犯强调秩序，但她们将炮火瞄准了全体韩国男性“韩国男性全都是XX犯”

文既然支持女性，那就应该力挺，而不是女权不绝对那就是绝对不女权。

既不考虑经济基础也不考虑生产力现状，就看谁口号喊的响喊的出位，最终就是越喊越激进，谁激进谁上台，最终变成空中楼阁。

而韩国男权在这个比赛中，执行的更成熟更坚决，

首先是从始至终盯准极端女权群体核心诉求，以魔怔对魔怔，抢占政治正确高地。

韩国女权大量话题看似是反对婚姻，但本质其实是抬价，是如何优化婚姻，韩国男权在形成了谁结婚谁是狗的共识后，彻底压制了女权的发力点。

其次，韩国男权牢牢记住了，经济基础是一切基石的原则，从始至终抓住生产力，并且和资本合作发动终极内卷，直接卷的女性没法玩。

最后，韩国年轻男性集体放下成见，跑去投了保守派。

（有意思的是，前段时间有人说起欧洲年轻男性投绿，也是这个剧情）

任何国家，传统保守力量，资本力量，主体民族男性，基本都是互相制衡的支柱性力量，但经过韩国女权一顿乱打，这三个力量居然坐到了一张桌子上。资本-主体民族男性-保守秩序这种超越想象力的反女权统一战线建立时，韩国女权的崩盘就已经无法避免了。

而基本盘来说，韩国女权犯了日本女权一样的错误，除了能够大声骂男人，从始至终没有为本国女性争取到真正的利益，反倒是韩国男性在脱离传统束缚后收益更多。

韩国女性在长期性别对立拉锯后发现，按照韩国女权这套玩法，对面男性收益大，女性更不讨好啊？

不打拳男性得利，打拳了，男性更得利，那我还打什么啊

至此，韩国女性也开始反对女权，或者说，反对这套理论机制。

事实上，中国也开始有这个苗头了，越来越多女性表示，上一代虽然大男子主义但好歹有责任心赚钱养家，现在一个个躺平吃软饭见面就是AA钱都不给~一来一回居然还亏了

但和日本一样，广泛的仇恨和对立下，再踩刹车已经晚了。

3 大道何方

三十年性别战争，日韩两国以一地鸡毛结局。纵观日韩两国的经验教训，我们能发现很多东西

首先就是，男女双方差异是非常明显的。

女性整体的要求更为多元化，有的希望男的有钱有的希望男的有颜有的希望男的温柔有的真就觉得自己一个人过挺好。

日韩女权这个旗帜下，女性的诉求其实非常非常分散。大家唯一的共识是向男性施压，觉得男性不够好要改进，但具体希望男性在哪块做改进，其实并没有统一，甚至往往是互斥的。

顶层女性希望职场平等经济平等，底层女性可能更希望对方赚钱养家，双方自己甚至能打一架。

某种意义上，女权激进化最终走上仇视男性的路线不是偶然的，因为各个女性群体唯一的公约数，就是对男性的不满。

而男性这边，几乎所有阶层，不论财富不论年龄，对女性的诉求都是年轻漂亮。

所以男性这边共同利益更明确，更容易形成坚固的统一战线。

反映到现实中就是，女性的共情能力更强，往往能先结成组织发力，但第一波打完后诉求分散，往往找不到重点方向开始四处乱打。你去看女权思潮，会发现提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一个我们要干什么的核心纲领。 而男性一旦联合后，整体诉求更明确，可以非常坚决的贯彻整体诉求哪怕无比魔怔。

甚至能出现日本这样，一群男的哪怕躺平也不进场，宁缺毋滥，活生生拖死女性的案例。

极端女权发力早，极端男权力量强。

女权第一波打完，往往会在拉锯战中被男权拖死。

其次，我们要注意到，性别战争的整体下，赢的最多的，其实是善于吸收对方理论的个体。

男性这边，不论日韩，最后的优胜者都是学到了女权理论的那群男性，不结婚不负责，所有资金资源压自己，彻底贯彻精致利己主义，笑到最后。

女性这边呢？最终的优胜者恰好也是真正贯彻了男女平等，坚决反对特殊对待的那群女性。

简单来说，千万不要让时代的魔怔，变成你自己的魔怔，任何时候都必须抓牢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永远永远不要成为除了抱怨这个仇恨那个，什么都不会的人。

最后，我们还要注意到，三十年性别战争看着轰轰烈烈，但最终不论日本还是韩国，西方的女权思潮都没有解决女性权益的问题，反而成为撕裂社会的议题。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认为，西方的女权思潮，能够解决中国的女性问题呢？

日韩女权崩盘的原因，都是只掌握舆论上的政治正确和消费权，却没有掌握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最终在互相对立的持久战中一败涂地。这说明了任何思潮，吹的再天花乱坠，最终还是得接受生产力和物质基础的考验。

这也无比明确的证明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优势，我国基于生产力的妇女解放体系的先进性和正确性。

中国的妇女权益，是生产力发展导致女性经济基础状况改变后，相应的上层建筑适应性改变的结果，而不是空中楼阁口号喊出来的结果。这是是实事求是的胜利，也是遵循马克思理论哲学价值观的胜利。张桂梅校长，申纪兰同志，都已经为大家做了最好的示范。

所以我们的学者，不妨是时候抛弃对于西方女权理论的迷信，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回到社会主义以生产力为核心的妇女解放理论体系中来，走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