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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服论

本人在大学期间参与过四年汉服复兴运动并组织过汉服社团，毕业后转向马克思，以前专门研究过汉服复兴的起源和发展，针对这个问题我有些经验，去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吧还正常的时候，我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1918同志也回复过我，可惜内容随着论坛一起消失了。看到本吧一些同志的认识还是有些不足，我这大概谈谈我的想法吧。

“传统文化的复兴”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一起兴起的一股反动思潮，当然也有民族主义成分。它随着我国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而水涨船高，大概在2000年初，国内的部分人和澳大利亚华人最先把“汉服”的大旗扛了起来，一般以2003年王乐天穿着汉服上街作为“汉服运动”开始的标志。之后建立了宣扬民族主义的论坛“汉网”，以及随处可见宣扬民族主义思想的言论、文章的百度汉服吧。也就是说打一开始，汉服就是民族主义者通过“复古”构建出来的民族象征”，它常常被汉服复兴者们通过“游街”的形式展出，是一种表现力极强的政治符号（从汉服运动的三大口号也可以看出①）。不认识到这一点，那种认为只是“兴趣爱好”，只是“个人自由”的观点，无疑是一种小布尔乔亚式的过于幼稚的认识。

①指“着我汉家衣裳，兴我礼仪之邦”；“华夏复兴，衣冠先行”；“始于衣冠，达于博远”三大反动口号。

认为汉服本身没有阶级意味可以说完全不懂历史，汉服在古代包括现在汉服运动中经常说的一个词是什么？是“汉官威仪”。

在古代，各个阶层的服饰是严格被规定限制的。广大劳动人民除了最简朴的劳动装束和制服之外，并没有权利去穿着华丽的衣冠，否则就是“僭越”，这也是为什么“缙绅”在我国是地主贵族的同义词；为什么东晋统治阶级南下江东会被称为“衣冠南渡”；为什么中国的历代皇帝在册封“藩属”的时候也必然要“赐服”象征着对方成为自己统治体系的成员。可以说，在古代，服饰和阶级、社会地位从来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的，决然是没有自由的。

汉服复兴也和无产阶级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对于无产阶级来说，现代的衣服足够美观和实用，材料和设计上也更先进，完全不需要复古的落后设计，不需要蕴含于其中的“传统审美”，更不需要“衣冠礼制”。有人说汉服很美，美在哪呢？ 交领右衽吗？ 那种由于工艺和材料的落后所决定的设计在明朝就被如今流行的对襟立领、圆领服饰大量取代了，是古人自己的“高雅”审美淘汰了它，实际上，为了维护“衣冠礼制”，为了维护“道统”，明太祖朱元璋还试图逆历史而动“复古”，他规定除了军队中的骑兵，其余人不得穿着这种“胡服”而只能穿着传统的交领和圆领掩衽衣，然而随着统治秩序的松动，在明朝穿着这种“胡服”的人还是越来越多，包括统治阶级自己。明朝覆灭后，清朝统治者禁绝了明朝的官服公服体系，但对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劳动服饰其实并未加以限制，交领掩衽衣一直被允许存留，却在没有明朝官方限制的情况下，被越来越多的百姓所抛弃，到了19世纪，实际上全世界所有较文明的民族的服饰是相当趋同的，都普遍采用了实用美观的对襟设计，这是历史的大势所趋，而掩衽作为一种保暖的实用设计，实际上直到今天在大衣上也没有消失，又哪轮得到“汉服”去复兴呢？

说到清朝的衣冠改制，不得不说说“剃发”和“易服”。“剃发”和“易服”应该分开看，后者其实比较自然而和平地就完成了，因为后者针对的是明朝舆服志记载的官服和公服体系（换句话说就是公卿官僚士绅的衣服），而这一部分，有一些为了显示继承华夏正统而从先秦延留下来的“衣裳”、“深衣”等实际上日常早就没人穿的古代款式，有一些则是日常制服性质，大部分款式为圆领掩衽，少部分为交领掩衽，清朝只是让士绅对原先的衣服稍加改造就接着穿（其实就是改改袖子和衣衽），农民、手工业者穿的劳动服饰则就压根没人管，而军队的武服甚至可以说全盘继承明朝，一直被认为是清装的马褂、翻领、凉帽其实在明初就有了，在明末算是地道的汉族服饰，到了清代中叶以后，由于清朝不再限制百姓穿着对襟衣，因而它就基本完全取代了原有的交领掩衽衣，应当说，这个政策在历代看来都非常正常，明太祖朱元璋取代元朝之后为了宣誓道统，也下令更易元朝遗留的服饰体系（包括我前面说的对襟衣禁令），“恢复衣冠”，这个行为本身是有树立王朝合法性的意味在的，但这是对统治阶级来说的，对于一般的劳动群众来说，只要衣服实用方便劳动，是不是“民族的”又有什么关系？

再说剃发，这个过程相当残暴血腥，是清王朝为了树立统治权威而进行的，引起了大规模的反抗，而清王朝对此的回应是屠刀，很自然的，这说明了清王朝的不义，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现代人反对的是清王朝对中国人民的残害屠杀，反对它将一种迥异的风俗（金钱鼠尾非常丑陋，还不如光头）强加给中国人民，而不是说被金钱鼠尾取代的旧的蓄发习惯本身拥有什么正确性。实际上在上古，例如商朝时期，有各种各样的发型，当时流行的不是椎髻而是麻花辫，到了周朝，才将椎髻和衣冠与“华夏”（实际上就是分封的贵族和国人）联系在一起，本质上说，在中国实现经历了一个“蓄发”的过程，才经历“剃发”的。在以往被神圣化的强制性的蓄发和强制性的剃发同样是错误的，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两者都是应当打碎，在清朝被推翻之后，中国人民干脆的选择剃光头或其他简洁的发式，干净又卫生，而绝对不会选择做蓄发那样除了空耗洗发水之外别无二用的行为。

所以我们应当说，我们反对剃发，因为他用一种强迫的形式替代了另一种强迫的形式，这个过程是充斥着血腥，而绝不是我们认为一种“本民族”的强制发式比另一种“异民族”的强制发式更好，前者就算不被异族所改变，在剥削阶级的国家被推翻，劳动者的国家建立之后，也必然要被废弃。

再说宽袍大袖。实际上但凡是正常人都知道，这是极为不方便的设计，穿着起来拖沓，完全没法适用于劳动场合，然而，这就是其设计的目的，这种“汉服”正是剥削阶级不劳而获和压迫地位的象征，穿着宽袍大袖拿不了东西？ 那是佣人的活！ 剥削阶级以不劳动为荣，以奴役人为荣，同时在古代，布帛是奢侈品，曾长期作为货币流通，耗费正常衣服数倍之多的布料（一件袍子有时得用十米布）来制作的“汉服”，就是统治阶级向劳动者炫耀从后者身上剥夺占有的血汗的最赤裸裸的方式，是高高在上的宣扬“尊卑有别”的最直接手段，这和如今的西装（实际上中世纪的西装也流行宽袍大袖，这并不是什么民族专利，而是统治阶级的共识）是一样的，对襟翻领的西装在现代既是“正装”也是资产阶级的衣服，中世纪欧洲老百姓穿套头衫，到如今其演化而来的T恤也不被当作是“西装”，这是阶级意识的典型体现。所以说，汉服不符合群众审美，只是小布尔乔亚的狂欢罢了，追捧汉服的“美”也不过是处于小资产阶级对“大资产阶级”羡羡，仿佛穿上了汉服，自己也是“士人”了，这种给自己制造“阶级上升”的幻想来麻醉自己的行为，难道是觉悟的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吗？ 不认识到汉服复兴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意识和汉服本身作为政治符号的意义，不去批判它，进而批判塑造它的资本主义社会与封建主义残余，而仅仅把它当成“兴趣”，要“不加干涉”，那就是小资思维没有拔除干净，要给自己“洗洗脑子”才对。

总结一下，汉服在古代就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象征，是维护阶级压迫、奴役的工具，在现代的复兴也源于资本主义复辟后再生的资产阶级试图通过这一“复古”的行为，用民族主义和封建主义重新给无产阶级套上奴役思想的枷锁（看看官方支持的“华服日”吧），追求无产阶级思想不需要汉服，社会主义社会同样不需要汉服。

汉服：并不传统的“民族”服饰

这是第二个关于汉服的主题，其实也是我几年前还在汉服圈时和圈内人士交流的结果，当时我们一致得出的结论是，汉服并非是一种传统，相反，它在当代的历史记忆中是一种新潮的产物，是一种时尚的“奇装异服”，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说传统，不能超脱人们的历史记忆，也就是存在于尚且活着的最老的人们从他们祖辈那里传承来的记忆，也就是至多五代人的记忆，传统，是有时效性的。

这种时效性和延续性是紧密相连的，因为时间不会停止，传统永远会不断向后刷新，我们不能跳过尚存的记忆去指认无人所知的历史为现存的传统，这种行为只是根据失去普遍社会认知后，被片面的根据部分记载所重构出来的历史想象，而非真实的历史，也非传统。

举几个例子，历史上太平天国对二百年前的明朝服饰的复原完全失败；朱熹单纯根据文字考据发明的“深衣”跟一千多年前先秦的深衣的天壤之别，这些复兴者们和如今五花八门的“汉服人士”一样，他们集中的排斥最近的一百年间，有据可循尚存于社会记忆中的历史和传统。

而要去“复兴”，正是因为其试图恢复的是已经是早已消亡的，不存在于社会普遍认知中的事物，这种复兴，正是想象的复古与再发明的过程，而非顺应社会延续及发展的结果，那么这就不能指望社会无意识地自然完成，而需要极强的社会意识引导能力的意识形态来加以左右。目前，由于汉民族主义尚且不是官方的意识形态，没有强制的行政力量的保障，汉服复兴运动在如今极其依赖资本的运作和宣传，极其依赖消费主义对小布尔乔亚信众们的收割，可以这么说，如果汉服圈人人开始亲手制作汉服而不是去购买成品衣，汉服运动将会飞快的破产（注意，我这里说的传统是个中性词，我并不认为传统就有什么优越性）。

那么，就如今而言传统是什么呢？ 传统就是近代或者说清末到前二十八年这段时间流传下来的，仍为社会上诸多年长者所普遍记忆的事物，因为它们仍然存在且与当今较为新鲜的事物相对立。

那么，我们想知道民族传统服饰是什么，自然只能去考察这个时间段的人们的观念，比如我们去问问一个1950年的汉族农民眼中的传统服饰，而不是跳跃几百年，跑去问明朝人或者更早的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真正知道什么是“传统”，而为什么“汉服”绝非传统。

另外，很多民族主义的拥趸叫嚣着:新中国的少数民族都有了民族传统服饰，而汉族却没有民族传统服饰——所以要复兴汉服。

这是真的吗？ 恐怕不是。

当代的汉民族主义者们，总以为少数民族是近代被“发明”出来的，少数民族传统服饰也是如此，却从未曾想到，今天的“汉族”连同其民族传统服饰的概念也同样是近代被构建出来的，而不是什么“自古以来，天经地义”的东西，民族传统服饰这六个字，有些汉服复兴者的人时常把传统两字隐去，只谈民族，多少就是对其隐含的时效性，不符合自己“自古以来”的凝滞静态的民族历史观而感到不满。

然而，从来没有不变的传统服饰，就如同所谓的“汉服”在历史上被国人按照朝代划分为晋服、唐服、宋服、明服，也从没有一成不变的民族服饰，即便是同一个朝代，明初被认为是胡服的对襟衣，在明末已经是再普通不过的汉族服饰（然而遗留到清朝的部分就被汉服复兴者们开出汉籍）。

被一个民族接受的久了，即便以往是外来的服饰，如今也会认为是本民族的；同样地，无人穿也无人记得的服饰，即便往日再怎么普遍，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不再是传统。民族传统服饰，自然也无法定格在某一时刻，不能是“永恒不变”的。因此，矛盾万分的汉服复兴者们，才把“汉服”搞成了上至先秦下至明末的历代服饰大杂烩，始终连一种代表性的装束都无法推选出来。

于是，较为倾向于“传统”方向（尽管也是跨越了两百多年历史记忆，开除了清末至新中国的汉籍）的明服也要跟倾向于“民族”的历代大杂烩的“汉服”（被其称作仙服）划清界限，这在圈内称为“仙汉分家”，这场民族主义复古主义内部的争执起源已久，我12年刚入圈就了解一些，现在看来，这还是这些人一开始就连自己理论的根本矛盾都没弄清楚的原因罢了。

再说说前二十八年对于“民族传统服饰”的做法，是不是人为地保留了少数民族的民族传统服饰而消灭了汉族的民族传统服饰呢？

前二十八年对待所有民族服传统饰和对待所有民族和宗教的态度都是一样的——暂时存在，必将消亡。其存在周期可以从各方面以进步去加以缩短，但不能试图用行政力量在短期内强制消灭。同时这个“民族”也是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民族，“民族传统服饰”自然也是不包含统治阶级的那部分内容的，1950年以后的汉族和少数民族，正是这样自然而然地保留了本民族劳动者从先代那里接手的服饰，而根本谈不上需要“搞”，需要构建，需要发明，汉族在这个时期的民族传统服饰正是劳动者的对襟褂子，大襟袄子。它们一直存在着，从未被有意识地消灭。

既然汉族的民族传统服饰是真实存在的，为什么又轮到“汉服复兴者们”重新来发明一番“民族传统服饰”呢？ 这是因为汉族地区在我国前二十八年间发展迅速，尤其是城市，新款式新材料的工作服劳动装取代了旧款式（在少数民族地区也一样，纪录片《战斗团结的新疆》里新疆少数民族工人也是穿新款工作服而不穿传统服饰）。而后随着改革开放，各种西方的新潮时尚又进一步洗刷了新一代的服装记忆，以至于到了90后的一代，多数汉族人的社会意识中已经没有对解放前的民族传统服饰的记忆了，这一代及其以后的人们的意识中，传统服饰，已经被刷新到了前二十八年的“蓝灰色的海洋”。而相比之下，改革开放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全面滞后（官僚资本家们优先压榨底子厚的汉族地区），也让这些地方的民众的服装更替和服饰记忆刷新也相对停滞。

于是，在这样一种大时代背景下，在新生代的汉族人遗忘了祖辈真正的“民族传统服饰”之后，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大潮的推动之下，汉服，这一内在为“想象的民族与历史”的荒谬造物被发明出来，通过消费主义的构建，成了向来和无产阶级的民族与传统无甚关联的城市小布尔乔亚们所喜爱的玩物，成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旗号，成了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事物。

综上所述，“汉服”既不民族，也不传统，它是当代中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产物，是被强制发明出来的。

蛋壳，一个实际并不掌握任何房产的虚拟平台，是阿里系垄断金融资本圈钱的白手套。 数据显示，在创立的 5 年里，蛋壳公寓共完成 7 轮融资，募集资金规模接近 60 亿元，背后的投资者更是包括蚂蚁金服、老虎环球等，他们共同为蛋壳大肆吸纳房源注入资金；源源不断地输送进社会的大学生，又成了租房的主力，蛋壳公寓的首要收割目标。他们欺骗年轻人，许诺给他们温馨的小屋：在蛋壳与租客签订的合同里，有这样一则规定：“共同租住人中有年龄低于 6 周岁，或高于 55 周岁的，乙方（租客）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打造优雅环境，诱惑租客，从硬件来看，蛋壳从源头即杜绝了邻家孩童吵闹和一些古旧的生活习惯的侵犯。不得不承认，蛋壳擅于抓住大城市里年轻人的心理诉求。95 后的租客需要安静，更需要体面，一间不足 10 平米的卧室中，蛋壳小屋应有尽有：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座椅，一个白净带半身镜衣柜的标配，洁白的、粉刷过的墙，让房间看起来足够明亮，宜家风的家居风格……这些蛋壳公寓所谓“体面”的租房，这就给予了每位漂泊者足够的体面。2019 年上半年，蛋壳公寓 CEO 高婧接受媒体采访提到了“初心”：“让年轻人有尊严地生活在城市。”自如 CEO 熊林也动情地表示：“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不是。”他们的话一句比一句好听，仿佛不是在向租客灌输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而是在向他们注射海洛因。

只是这些都是避重就轻的，租客是向蛋壳交租还是向银行还贷，被他们以各种哄骗的方式隐瞒了。直到这几周房客纷纷被断水断电断供暖，甚至被房东撵走露宿街头，不禁自问：“我到底是所谓优雅时尚的白领中产，还是一个真正意义、被自我粉饰的穷人？”一两年期的房租，对于多数租客而言绝非小数目。他们在缴纳“房租”时，已被掏空了积蓄。然而他们还是太天真了，他们所缴纳的并非房租，而是蛋壳公寓为这些租客精心准备的银行贷款，连本带息仍然需要偿还多年。此时，房东没收到租金，租客背上了债务，一场庞氏骗局才浮出水面。毫无疑问，其间，真正被喂饱的只有垄断金融资本那“吸血蚂蝗”。

按道理说，蛋壳给房东的租金看起来始终少于从房客那里收来的，仿佛是稳赔不赚的买卖，可事实真是如此吗？答案在于时间差。房东的租金，蛋壳按月支付；房客的租金，却要求按年支付且一次付清至少一年。如此下来，在结清房东的租金之前，从房客那里收来的“闲钱”便形成了资金池，以便他们继续吸纳更多房源，吸纳更多房东和房客参与其中，他们也由此获得更多“闲钱”去吸收更多房源，以此循环。只是，这循环本就是不可持续的，房东的租金始终是需要结清的，而蛋壳越是吸收更多房源，他们所需结清的租金就越多。于是蛋壳及其背后的各路资本家选择市场上的可利用房源已经利用得差不多时，撇清与房东、租客的关系，洗白资金。他们所使用的常见手段是注册相关咨询公司、装修公司，并将手中的“闲钱”以“装修费”“咨询费”的名义洗成合法资产。

洗钱需要需要拖延时间。于是，他们在洗钱阶段仍然大肆忽悠房东和房客，等到洗钱基本结束时，他们就以各种借口欺骗或威胁房东解约，如果房东不愿意，他们就削减给房东的租金，许多房东就这样和蛋壳解了约，但房客对此所知不多，甚至还在蛋壳的怂恿下被房东扫地出门，而蛋壳高层也趁乱跑路。此时骗局的真面目才彻底显现：房东解了约，还得背负一定的违约金；租客要支付高额的贷款利息，还要受到房东的驱赶；公司员工被房东和租客谩骂侮辱却也拿不到工资，若是强行讨薪还会受到“公平公正”的法律制裁。群众之间为了自己的利益陷入内斗，不可开交；各色民间和官僚垄断资本家看着帐面上不断增长的数字和混乱的群众，不亦乐乎。又是老戏码：煽动群众斗群众。

此时，刚刚踏入走出校门的大学生（租客的主体），莫名其妙的背负了长租贷款，成了蛋壳事件中利益受损最严重的一方：人要天天“996”“修福报”,还得偿还长期债务，甚至还被房东赶出公寓，露宿街头；蛋壳公寓的普通员工也面临讨薪无门，承受来自房东和房客的压力。而哪怕是很多身为小资产阶级的房东，尽管损失也相较于租客和蛋壳员工少，但也受到了实打实的损失。恩格斯同志在《论住宅问题》中曾指出：

“一切历史时代的被剥削者，几乎都无例外地遭受到住宅缺乏的威胁。在资本主义时代，工人阶级本来已经处在很恶劣的居住条件，又因人口大量涌进城市而更加恶化。不仅房租大幅度地提高，甚至难于找到住所。这不仅伤害了无产阶级，也打击了小资产阶级。”

如今所发生的一切和恩格斯同志笔下的如出一辙。

显然此时，依然只有资本家获利了，只有蛋壳背后的各色垄断资本获利了，至于其手段会带来什么后果，他们是不必了解也不想了解的。只有当阶级斗争的铁拳砸到他们身上时，他们才会去了解，才会想起掘墓人的恐怖。

9月26日（整理者注：指2016年9月26日），星期一，专制制度的广东番禺法庭宣判了——它原计划用三天审理一个案子，但实际执行起来只花了不到5个小时。专制制度的敌人屈服得如此之快、屈服得如此彻底、屈服得如此没有脾气、没有斗争性，就连专制制度自己都要感到沮丧和讶异吧：它原想从敌人的挣扎中享受酣畅淋漓的征服感，结果却意外落得滑稽、空虚、无趣。

总之，工友们，曾经帮助过你们的广东兄弟维权的“工运斗士”，帮助过你们的广东兄弟从资本家手里夺回1.2亿元赔偿款的“工运帮手”，从去年12月3日被逮捕，到羁押近三百天后的9月26日被判刑：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到一年六月不等。

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帮工人维权呢？

实际上他们本身并没有多大政治抱负，也没有多高政治理想，他们仅仅觉得我国官商勾结的资产阶级吃相，在国际资产阶级社会里，也处于顶级难看的水平——因此要首先改良到中级难看的水平。

跟革命家比起来，他们仅仅只是最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者，是最温和的“社会和谐”、“阶级和谐”的鼓吹者。资本家有钱赚、官僚有官当、工人有工资拿，公民社会下各司其职、各得其所，这就是他们了不起的“理想”了！

他们仅仅觉得，从农村跑到城市、从内陆跑到沿海的中国几千万、几亿的农民工和打工者，不能任人鱼肉、任人宰割，而应该获得最基本的法律保障、懂得最基本的劳动权益、拥有最基本的民主人权——别的不说了吧，至少我国《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障法》乃至《宪法》所规定的一切劳工合法权益与民主权利，应该保障到吧？

你至少不拖欠工资吧？

你至少不乱收押金、保证金吧？

你至少不能罚款、乱扣工人工资吧？

你至少不能超时加班，加班还不给加班费吧？

你至少不能放任违规生产、放任有害生产、放任不安全生产，拿工人的生命、健康、身体、肢体、家庭、一辈子乃至祖孙三代的命运开玩笑、做赌注吧？

你至少不能工厂说倒就倒、说搬就搬、说裁员就裁员，遣散工人也要按工龄和劳动法补偿工人应得的遣散费吧？

你至少承认遍布社会各个角落的劳资纠纷、劳资矛盾，根本不是你国家官僚阶级所能管得过来的，因此，工人的直接利害关系永远只能靠工人自己去维护、去争取，因此，工人也就必须要有自由结社、自由罢工、自由地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言论和鼓动的权利吧？

……

老实说，这些人的理想只是要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罢了。他们认为，只要消除了剥削和压迫的最野蛮、最可耻的形式，那么，“文明而又和谐”的剥削也是可以接受的、应该接受的——并且这样做，也会让工人更服气，让工人更安心，从而让社会更稳定，让阶级更和谐，最终让资产阶级剥削制度万古永存、长治久安。

可见，这些人根本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更不会上升到反对现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他们希望的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而只要无产阶级合理合法的“和谐”阶级斗争，不以推翻资产阶级为目的的“改良”阶级斗争。因此，根本不是什么阶级斗争，而仅仅是一个又一个劳资谈判和劳资改良而已。

他们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从工人利益出发的资产阶级维稳先锋队、改良先锋队。如果在“民主国家”，他们是会受待见的，因为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需要工人阶级的“民主政治”，也需要利用工人阶级的“民主政治”。那样，他们就会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支部，资产阶级将要通过他们，确立自己对无产阶级的领导。

然而，很可惜，我们不是“民主”国家，而是“专制”国家，是资产阶级中一小撮大官僚、大资本家垄断政治权力的官僚专制国家。对于这一小撮官僚-资本集团而言，广泛民主、工人民主，甚至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也是对它不利、为它所不容的。

结果就是，他们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维稳先锋队，但他们的维稳路线却为专制制度所不容——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维稳路线，也有官僚主义、专制主义的维稳路线。这两条路线都是资产阶级的维稳路线，但却代表资产阶级中的不同阶层和不同利益团体。

自由民主的维稳路线在官僚专制的维稳路线看来，不是维稳，而是捣乱、颠覆。因为，尽管专制制度不是绝对否定改良，相反，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是它本身赖以生存的基础；但是，这决不是说，专制制度就会欣然允许一切改良，相反，它永远要在专制的范围内，在有利于专制的限度内，才会实际采取一点点。

就像此前发洪灾的时候，专制制度不是绝对否定道歉、绝对拒绝认错；但是，它一定要把你们的批评言论封杀殆尽，牢牢确立了自己的主导权后，再公开道歉、公开认错。改良是可以的，认错是可以的，但别想威胁和篡权。所有人都要闭嘴，因为圣上自有明断，不需要你们“瞎折腾”！

我们的“工运斗士”正是“擅自折腾”而非“奉旨折腾”了一下，结果就被专制制度盯上了。

但是，他们为什么被抓，又以什么名义定罪的呢？

他们是因为与“境外势力”相“勾结”而被抓的。国内不会有什么资本家掏钱，让他们去给工人做普法宣传，去给工人传授法律知识和维权知识，去帮工人举报、投诉、打官司，直至以协助集体行动的方式来帮助工友维权……

他们进行以上活动的经费，都是从境外拿来的；他们的一些工作方法和工作理念，也是从境外学来的；他们的工作方向和工作重点，也要迎合资金方或项目方，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背后金主的指示。

不过其一，他们怎么样，跟工人们要不要维权、要不要集体维权，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即便没有任何境外背景，工人们照样会采取集体行动，照样会爆发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是因为有了境外势力的挑拨，才有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相反，正是因为有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然后才有了境外势力的接触。

其次，真正同“境外势力”相“勾结”的，不是工人，也不是这帮维权者，而首先是、主要是大资本家和大官僚。专制制度不是绝对否定同境外势力相勾结，相反，它自己同境外势力勾结得要死。它所希望的，是所有境外势力都去跟它勾结，跟它讨好，充当它的统治的坚强支柱；而不要去跟别人勾结，跟专制制度以外的其他国内势力相勾结。

在专制制度看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整个社会各阶级中，跟它“相异”的阶级实在是太多了、太广泛了，好比干柴遍地，火星四溅。在专制制度看来，最重要的就是让干柴远离烈火。“境外势力”是专制制度眼中的一团火，它之所以如此警惕这团火，是因为它无比恐惧自己周围的这堆柴。专制制度拿柴是没办法的，所以它就只能在火星上张牙舞爪、逞凶斗狠，一面又不得不对外寻求勾结与援助。我国专制制度正是不满意他们与“境外势力”相勾结，却不与自己相勾结。一切不与自己相勾结的东西都不是好东西，而这同时也会令它害怕、不安。

我国专制制度就是因为与“境外势力”相勾结而抓人的，但是，它安的罪名是什么呢？

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

什么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呢？工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联合起来进行罢工、游行、示威等，算不算是“聚众”而又“乱序”呢？

工友们，我们先看看“聚众”吧！“聚众”是铁定的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但凡资本家组织生产，那就不得不“聚众”生产。何止工人们要“聚众”生产，官员们还要“聚众”办公，老师们还要“聚众”上课，商人们还要“聚众”卖东西呢！为了讨论如何把全地区、全行业的工人工资福利降下来，资本家们还要“聚众”开商会、开协会，开这个会、那个会等等。

可见，为了“XX”而“聚众”，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常态，谁否定“聚众”，那它干脆否定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好了。

但是，为“生产”而“聚众”不犯罪，为“办公”而“聚众”不犯罪，为“上课”而“聚众”不犯罪，为“买卖”而“聚众”不犯罪，为“剥削”而“聚众”不犯罪……一到为了“乱序”而“聚众”，就忽然成了一项罪名了。

什么人想要为“乱序”而“聚众”呢？

个别分子想要“私人乱序”，这比较好理解，这是他们私人的仇恨。地痞恶霸、流氓歹徒、境外敌对势力想要“聚众乱序”，这也比较好理解，这是他们想抱团行凶。

但是，一般市民、普通群众、广大工人，却要“聚众”“乱序”，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又是做什么呢？

工人们“聚众”“乱序”，因为他们已经被“集体”“侵害”。资本家可以给几百人、几千人不发工资，可以给几百人、几千人安排有毒有害的危险工作条件，可以把几百人、几千人解雇而不给丝毫赔偿，可以给几百人、几千人罚款、克扣工资，可以诱导和逼迫几百人、几千人超时加班而又不付、少付加班费……

资本家对几百、几千工人造成的损害不算犯罪，官僚对资本家的这种侵害行为的纵容、忽视和拖沓不算犯罪，工人联合起来，以“聚众”的力量“中止”这一“秩序”，中止这一被压迫、被剥削的“资产阶级官僚主义专制秩序”，就忽然间犯了“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想想吧，工人们，这一罪名岂不是妙不可言吗？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里的工人们都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聚众乱序”，他们聚众，正是为了要暂停和中止资产阶级的经济秩序，正是要乱资产阶级的“序”！而他们之所以要乱资产阶级的序，正是因为资产阶级首先乱了他们的序，首先把工人们的生产、生活、家庭、个人、集体、和社会阶级秩序搞得一团糟。

资本家为了显示对工人的权威，可以对工人说“我不干”！而工人为了显示自己对资本家的权威，也要能对资本家说“我不干”！资本家不干，他就想把工人赶走，或者自己撤资；工人不干，那他就要能反其道而行之，能用自己的力量打断资本家的为所欲为。

我们看到，西方工人阶级的这种“聚众乱序”，不但不是犯罪，反而还是他们打断资本家、向资本家说“不”的权利。而到了我们国家呢，到了东方资产阶级的专制国家呢？好呀，我们就成了“犯罪”了！

可是，我国统治阶级却不能把一切“聚众乱序”的我国工人阶级、甚至不能把他们之中的大多数给抓起来，——它们这样做，那可真是要“消灭阶级”了，有本事，它们就“消灭阶级”吧！我们知道，它们不会的，因为它们还要靠我们生产、靠我们劳动，靠我们的剩余价值来养活它们、发财致富！把我们“消灭”了，它们还怎么潇洒快活呢？

所以，我国统治阶级明知道我国工人阶级在内心深处都隐藏着一颗反叛的灵魂，但它到底不能拿这个阶级怎样，硬要这个阶级不产生这种灵魂，所以，它只能想方设法去迫害她的最先进、最积极、最坚定、最卓越的分子。它把全部仇恨和敌意撒在工人阶级的一小撮先进分子上，丑化他们，妖魔化他们，说他们都是十恶不赦和阴险卑鄙的野心家、阴谋家、里通外国的颠覆者和煽动者。然后要“公开”惩治他们、以儆效尤！

它们装出一副好像工人阶级本来都很纯洁、很善良、很乖、很忠厚的样子，装出自己对这样老实、本份的工人阶级其实很友好、很欣赏的样子。好像工人阶级“本来”是一个好人，而它自己也“本来”是一个好人，好人与好人相遇，就像朋友与佳人那样和谐相处、惺惺相惜，构成一副资本家关爱工人，工人也关爱资本家的美丽画面……

可惜，就是因为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了野心家和采花贼，用海关边界阻隔不住、用指纹识别鉴定不绝、用监听监控查探不尽、用警官狱吏搜捕不完，一定要、总是要、必然要玷污我国工人阶级的纯洁与操守，把工人阶级给“带坏了”……

只是因为这样，它才不得不“忍痛割爱”、“以牙还牙”，换上一副好像是装出来的狰狞面孔，迫不得已地“教训”工人阶级这位“老朋友”：对你狠，是为你好！如果你乖乖的保持纯洁与无知，你就不会背叛我的期待，而我本来也不会对你怎样的（是啊，你本来就剥削压迫了我们几十年！你还要继续剥削压迫下去！而你却说你“本来”就不会怎样）！

说起惩治与审判的“公开”性，我国官媒是这样报道的：

26日的庭审从9点开始，共历时5小时。广州市番禺区检察院……，被告人曾飞洋、汤欢兴、朱小梅及其辩护人……。被告人家属、市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代表、职工代表以及部分境内外媒体记者到庭旁听庭审。

我们是不是觉得“旁听”阵容很广泛呢？是不是觉得审判非常得人心呢？

实际情况是，在庭外，“不明真相的群众”十年来不曾看到这样大规模的围封堵截；而本来应该出现在庭内的“相关人士”，则根本不允许他们出庭和围观：

一位在法院附近工作的小店人员说，从一周前开始，公安基地大门新装了几个摄像头，比之前的都高清；洒水车也在开庭前一天就开到门前的马路上，喷洒冲洗马路，他说这条马路十年来都没有这样清洗过。他亦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便衣在周边，面容不善，而且一窝蜂的来回走动在法院门口，进入法院的大门亦已一早进行交通管制，外来车辆和公众无法进入，特殊人员进出必须由警车接洽。“这要换是在平常，天天随便进。我也是第一次见”。

开庭前夕，陆续不断有劳工NGO人员收到警告，要求开庭期间离开广州或被安全部门人员强行陪同，不得为此事件发声。有律师在开庭一周前寄出了公开庭审的旁听申请，收到法院回复开庭的审判庭只能坐7人，要安排家属旁听，无法安排其旁听，并在事后收到了相关警告……

更甚的是，部分曾经受过曾飞洋帮助的工友开庭之际也被限制自由在当地看守所或于工厂里被严加看待，不允许前往法院围观开庭。尽管如此，还是有极少数工人突破压力去到现场，在重重看守之下，他们仍在为劳工NGO的公义“辩护”。

对比一下吧，工友们。中国无产阶级做事一向光明磊落，顶天立地，什么时候耍过阴谋、搞过隐瞒、干过欺骗、还恬不知耻地自我吹嘘？中国无产阶级什么时候不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是什么，就是什么，哪里来过半点虚假？你们提要求，从来都诉诸公开、公众，搞“聚众公议”，而非“背后密谋”，什么时候怕过群众、怕过人民、怕过舆论、怕过议论呢？你们揭露自己国家和社会的不公，恨不得一下子就让全国人民都知情、都参与，你们什么时候觉得，你们所干的、所说的，有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经不起群众检验的地方呢？你们什么时候觉得，你们不敢当众说话，不敢公开发言，不敢当面对质，不敢挺胸抬头、直起腰杆呢？相反，这个社会上就属你们最怕隐瞒、最怕欺骗、最怕掩盖、最怕歪曲！

工友们，你们瞧瞧，你们所不干的，你们所不屑于干的，统治阶级它干全了！它还有什么脸面敢说你们犯罪？它还有什么脸面敢说你们坏蛋？

9月26日，三个为工人维权的改良主义斗士被定罪了、被征服了，而中国大多数工人也不能有什么反应，这是中国工人阶级所遭受的羞辱。我国资产阶级专制制度趁着工人阶级还没有起来的时候，偷偷拿下一城，这是它们的狡猾，也是它们的侥幸。总有一天，工人阶级不会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她终将举起手臂，扫除一切灰尘，让欠下的，连本带利地再还给我们！

世界终将是我们的，我们还要前进。

从5月1日的 0 点到21日的 0 点，整整 21 天，我在玩一个闯关游戏。我把所有人当成NPC，我在游戏里面扮演——我基本上是以扮演名媛的方式出现在社会上，偶尔也会扮演母婴室的孕妇，为了在酒店大堂睡觉，我会扮演来捉奸的妻子，在拍卖会我会扮演藏家，或者扮演漫展上的一些 coser。

我是邹雅琦，在北京进行了为期 21 天的生存挑战，不花钱在北京度过了 21 天。这 21 天我一共蹭到资源估价大概高达 1 万多， 这是我在央美的毕业作品。

-1-入局

最早是在大学二年级的纪录片课上，老师让我们去思考一个社会问题，当时我作为一个美院的学生，大家都说你毕业之后很难找到工作，然后我就想我能不能不花钱也能吃到东西或者不工作，我也能住上房子之类的。

我就花 3 天的时间拍了伪纪录片，就是假装我在北京不花钱生存了 7 天，后来我觉得伪纪录片太没劲了，然后我的一些生活经验就告诉我，其实我能真正的不花钱在北京过 21 天这么久。

比如说我有一年就是在国贸，我妈妈给我的任务就是给我爸爸买一块表，作为我爸爸的生日礼物，所以是给了我蛮多预算的，我就去了一家很奢侈的表店，因为当时是在圣诞节那天，然后他们每一家店基本上都请了男模特，很高很帅的那种。

然后我一进去的时候，那些男模就拿出了他们店的一些圣诞小蛋糕、小糖果塞给我，然后倒一些奶茶什么的。我怀着一颗我要购买奢侈品的心态进去的时候，此时的我应该是不会缺买糖果和买奶茶钱的，我就觉得它们就是一些过剩物资。

如果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我是不是能走进这家店，然后来蹭到一些奶茶和糖果，然后就走掉？因为我在里面也没有消费，我只是觉得我可能口袋里有一些虚拟的货币，就是说妈妈给了一些预算，但其实我口袋里是没有钱的。

通过这件事我开始思考，如果自己可以扮演成一个非常富足的人，是不是就可以靠着薅这些过剩物资的方式，在社会上生存下去呢？我决定在自己的毕业作品中，以行为艺术的方式亲身实践一次。

我买了一个假的爱马仕，35 厘米的那种，因为它很能装，既能装名媛又能装东西，我衣服穿的是一件就是丝绒的，有点带运动装那种感觉的，然后还有穿着一个貂，因为它其实真的很保暖，而且看起来很富贵。

我准备了一个彩妆盒，还有一些卸妆水，保证我是每天都化一个很精致的妆，我会把嘴巴画得很红，这样就有种生人勿进的感觉，偶尔还会戴墨镜。

我花18 块钱买了一个假钻戒，还准备了两条项链轮着戴，一个是盗版的 Vivian 西太后的项链，还有一个假珍珠项链，上面的珍珠像那种环卫工的反光带一样，反着超级闪亮的光。

对我来说，这 21 天的生存实验就像是一场闯关游戏，虽然装备已经就绪了，但是想利用起来这些装备，还需要一个进入这场游戏的入场券。

于是我和一位女仆咖啡馆的老板达成交易——我去漫展给他们帮三天的忙，他帮我买一张 190 元的机票，并报销我往返机场的车费。我就这样进入到了机场的候机厅。

-2-第一关：头等舱旅客休息室

一般来说，如果我是真正坐头等舱的人，他们会兑换一个像登机提醒一样的牌子，拿这个牌子我就能进入头等舱休息室，我直接是提前打印了这个牌子，进去休息室的时候，就显得好像我是刚刚兑换好的。

因为我是瞄准了这个休息室，它发布在网上的图片我都有看过，但进去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里面还蛮大的，可以容纳 50~100 个人。

它的椅子基本上都是环形的，有一个大概 1 米 6 高的环形栅栏，有点东南亚风情，还是藤编的一个一个边，里面是一个红丝绒的沙发，开口很小，隐秘性很高，这一点我很喜欢，因为我要偷偷在里面待很久，沙发的面积也很大，我在里面睡得也很香。

休息室里的吃的很多，在早餐、中午和下午的时候，分别有三次不同的自助餐开放。我大吃特吃，就像野外的小动物遇到食物时的状态一样，尽量把自己撑死的那种吃法。还看到一些很好吃的一些小三明治、小面包、酸奶，我觉得这肯定我得带走一些，作为我的后续储备粮。

休息室的楼下是 Gucci 的店，我就到楼下和柜姐说：「我的东西散了一地，能不能给我一个袋子？我飞机快飞了，下次有空的话我会来这边消费。」然后柜姐就给我拿了一个崭新的袋子。

后来我才发现，这个袋子在淘宝上居然是流通品，卖 20 块钱，很多人是买了不是很贵的东西，他们是不送那个袋子的。

之后我很顺利地回到了头等舱休息室，因为有这个袋子，大家可能觉得这个人肯定是真名媛——她刚刚从楼下消费，刚刚在 Gucci 买了东西的。我就拿这个袋子装满了休息室的小点心。

到第四天的时候，我甚至还被头等舱休息室的工作人员主动领进去过。当时我就拎着我的包，去找了一家店要一张 A4 纸，在回来的路上，遇到的那位工作人员说：「这边就是休息室，您可以过来，然后我就跟她直接去了。」

但 其实在休息室里，我并没有特别像名媛的感觉。那些在头等舱休息室的旅客和其他旅客，从外观上看不出任何一点的区别，外面那些坐着硬板凳候机的阿姨，可能她 们的帽子上面加一些 LV 的标志，就变成了头等舱里的阿姨。贫富差异没有带来一些审美和品位的区别，包括一些谈吐和素质，这些更是没有。

在机场待了四五天后，我就回到了望京，我把我的貂和耳机都落在了女仆店老板的车里，我就得先去拿回来，不然太冷了。

-3-第二关：望京海底捞

虽然我在头等舱休息室闯关顺利，但并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回忆，因为那里的人都很忙，忙着顾小孩、忙着开电话会议、忙着加班……而在我最熟悉的望京地区，我遇见了这整场游戏中最温暖的角色——海底捞的服务员。

我基本上去遍了所有的望京海底捞，我每次去的理由都是「我在等我的朋友」，但其实我的朋友永远不会来。

海底捞的店员就会很同情我，最开始会给我一些水、锅巴和三角形的脆脆，然后我会把这些脆脆都拿走。后来他们会给我一些仙女棒，拿这个来安慰我，我总共收集到了五六根。我甚至会睡在海底捞的等候区，他们看到还会说：「没有关系，你进里面睡，外面冷。」

我在我完成了创作的过程中脸皮越来越厚，到最后我觉得我都不是我自己了， 我在海底捞睡醒，然后怎么隔壁桌还在吃。一睡觉醒来就觉得，我怎么在这个地方？

他们到后半夜可能觉得我太可怜了，还会说：「你过来喝一点汤。」有的会给我银耳莲子汤，有的会给我汤圆，还有小料台上的小西红柿，我还会和他们要一些糖包，拿西红柿蘸糖吃。我走了之后他们还说：「慢走，欢迎下次光临。」

-4-第三关 从望京到市中心

在望京的那段时间其实没有什么挑战，也没有发挥到我的「假名媛」技能，我决定从北京的东北部望京地带，转移到北京的市中心地区，但是 近20 公里的距离是一个挑战。

我多数时间是靠走路，因为搭车的话也不是那么方便，我很难跟别人搭上话，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其实之前也想过逃地铁安检，但这个不是那么的好逃，尤其是你一个人的时候。

所以我基本上只能靠走路，我有一双新的鞋，我到一半的时候，那鞋基本上是磨掉底了，慢慢从 5 厘米变成了 3 厘米 2 厘米，我的脚整个也就是起了一层皮，可能是茧。

当时我从望京走去市中心，这个过程很累，我就不愿意再走了。我就想着下一个约炮软件，我想骗别人把我送到酒店，后面的事情我就不说了。

结果配对上的 5、6 个人都不是特别敢送我去酒店——大家不肯相信有长得很不错的女孩子居然会那么快就答应去酒店，然后他们就会觉得你在仙人跳，你在诈骗。这个计划就失败了，而且我觉得确实有一定的风险，就把软件卸载了。

我停停走走地坚持了两天才抵达北京的市中心区域，对于长期缺乏运动的我来说，步行的劳累和长期的休息不好，让我进入到了一种休眠的状态，持续的低烧甚至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新冠，但这一关也总算是勉强地通关了。

-5-第四关：混进拍卖会预展现场

我还是那一套装束。那套衣服当时已经很脏了，我的裤子口袋里还有一块黄油融化了，可能我把头发洗干净也不那么明显，就是表面上很光鲜亮丽，但是我身上就黏糊糊的，甚至可以搓起泥。

进入拍卖会预展时，我就戴着我的假项链和假戒指，背着我的假爱马仕里，包面放了一些拍卖会藏品的册子，假装我真的想买。

这个预展上的珠宝很多，他们的工作人员都会守在每个柜台上，你要是走过去，然后表达出自己很感兴趣，他们就会给你介绍这些珠宝，然后还会邀请你试戴，我也试戴了一些。

后来我看中了一个翠绿色的镯子，工作人员也说可以试戴，我就立刻回她说：「不用了，这个在我的预算之外。」但其实我预算连 100 块都没有，但那个镯子应该是 1000 万左右的价位。

最后在她的介绍之下，我还是戴了，就包括还有那些祖母绿的戒指，我这一手戴着 60 多万的戒指，一只手带着 18 块的戒指，她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

我当时觉得很内疚，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我不会买，但是她应该是不在乎你会不会当场买的，她只是在乎你看不看。

我也不会觉得和其他人过于格格不入，因为当时比较接近21天的尾声了，我已经投入到整个角色了，我的演技还可以，所以我觉得没有很尴尬，也不会觉得如坐针毡什么的。

拍卖有一个夜场，会提供香槟和一些小点心，有巧克力的、鹅肝的，都是很高级的点心的。我当时就一口气把白巧克力的全都吃光了，吃了大半盘，然后他们的工作人员就觉得很可爱，他们就说：「没有关系，你吃完我们再叫后厨送一些来。」

我还混进了拍卖会附近需要刷卡才能进的酒店健身房，当时是跟着一个长得很像我们学校某个老师的男性，我跟在他的后面一起进去了，可能大家觉得我们是一起的，也没有问什么。

-6-第五关：在五星级酒店免费洗澡、偷吃早餐

我的生存游戏闯关之旅越来越顺利，我也变得越来越嚣张，终于在最后一关——某个五星级酒店中，我的假身份被识破了。

我当时把他们酒店几楼健身房、几楼停车场、几楼是泳池都摸清了，然后泳池旁边有一个更衣室，里面有桑拿，可以免费洗澡，我就在那里洗了两个很痛快的澡。

洗澡是需要签字的，我签的都是《三国演义》里面的人物，比如说刘备什么的，房间号我就会写什么 811、522 这种常见的房间号，直到第三次我签是「811 远坂凛」。

远坂凛是我最喜欢的动漫角色，可能他们就觉得不会有人叫这个名字，一查就发现没有这个人，我就立刻说：「我没有续上房，但是我想在约会之前洗个脸再补个妆，可以吗？」

他们就觉得没有关系，因为当时我确实是一个素颜的状态，他们就拿给我一个手牌，当时（浴场）没有人，就给了我一号手牌，我一个人包场了整个浴场。

那个酒店的早餐是 6:00 开门，我本来只是想进去补个觉，睡到 10 点的样子才开始吃，而且是连吃带拿的那种。对面是一桌北京的大爷，然后把他们都看呆了，他们就一直在侧目地看我。

其实我可以做到不让大家看见，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有点坏，所以说想戏弄一下这些北京大爷，就让他们觉得一个衣着很很干净，打扮得很漂亮的美女，居然在偷东西。我当时觉得在那个酒店有很大可能被拘留，可是也没有。

我还做了进公安局的准备，如果被警察叔叔抓走，我就道歉，我接受批评，我就说：「确实是我错了。」到时候可能我的老师会去把我捞出来，我还想了怎么跟我妈妈解释。

其实我还准备了其他话术，比如我会担心随时就会有人来问：「你在这里干嘛？为什么永远不回你的房间，或是永远不回家？」

如果有人来问我就会说：「我来捉奸的。我在楼下乖乖等着已经很不错了，我在底下等着总比我上去闹要好吧？」

我就在我的扮演之中，慢慢地不觉得自己是自己了。我是把所有人当成NPC的，我在玩一个闯关游戏。就像小孩子玩那种角色扮演——现在我是皇后，你是我的丫鬟，然后结束的时候，我再对你说：「对不起，刚刚对你很凶。」

-7-BONUS

当时我在酒店还遇到了一个年轻的保安，他不高，大概一米六几，看起来还蛮憨厚的，头发往后梳，油头那种发型，但其实挺努力的，在某些程度上。

当时他想来勾搭我。 他可能觉得我是一个独自来逛展览的富婆，就来主动帮我拍照，然后帮我拿水，我说我不用喝水，他又去帮我拿咖啡。

他的同事们会去阻止他，让他不要影响客人逛展，但是他都没有听，就让他同事们不要多管闲事。

最后他说想加我的微信，后续就是会一直嘘寒问暖：「姐姐回家了吗？姐姐在干嘛？姐姐还要来看展吗？姐姐拍哪些作品？」之类的，但是我没有回复他，我有点内疚，而且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我也不想让他失望。

最后我搭了一个在拍卖会现场遇到的一个藏家的车，回到了望京。因为 21号是我大学期间的最后一堂课，这也是21天里最后的环节，我想回到原点，回到学校，算是闯关成功了。

这 21 天里我都没有碰到什么坏人，反而我是最坏的人，比如说我在我朋友圈也会一直发一些我的状态，大家就都很迷茫，不知道我在干嘛，还有朋友来问我：「你是不是非常落魄，要不要给你捐款？」

我始终都没有说明白我在干嘛，这我也是想捉弄大家的，直到最后我才告诉大家，这是我的作品，大家来看展。

-8-瞬间所有制

布展的时候我要想一个命名。

我就想起在我快完成这个作品的时候，住的那个酒店大堂非常新，我觉得那里至少有两亩地，还有很多几千块钱一束的花，两三千一捧的、1 万一捧的都有。

大堂里感觉空无一人，只有两个保安和一个保洁，他们就像是我的女仆和我的保安，我就是住在酒店大堂城堡的一个公主，这个大堂就像是我瞬间拥有的一样。

我就想到历朝历代的人，他们拥有这个王朝也就是几百年，但是会随时覆灭的。就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

500 多万的镯子在我手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镯子，沉甸甸地戴在我手上，它不会被别人抢走，我就觉得我当时是拥有它的。

但实际上这个东西它是属于大自然的，可能幸运的藏家把它拍卖下来，拥有了更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在我的观念上来说，我和他都是短暂地拥有过，谁也不可能就是永远地拥有它。

我能把瞬间的满足，当成是永恒的东西。所以我就把作品命名为「瞬间所有制」。

-9-正式展出

对我来说，这场通关游戏中最重要的道具是沙发，因为我基本上都是在沙发上睡的觉——酒吧的沙发、酒店大堂的沙发、休息室的沙发，甚至是我觉得路边的长椅也是一种沙发。

我在沙发和沙发之间移动，沙发就像是一个个小小岛屿，让我得到休息，所以我在自己的展位上放了一个沙发，让来观展的人也在我的沙发上休息，这也是还给社会的一部分。

我把在奢侈品店要来的袋子、一些已经过期了的牛角包、海底捞的小零食、拍卖会上拿到的画册一起放在了展位上。如果我不说，大家就不知道我做了这件事，但这些物品都是我的见证者，展位的屏幕上播放着我拍摄的一些视频。

我还特别设计了一个「使命必达」的环节，放了很多便利贴，希望大家写下自己的小心愿，如果它能为大家满足的话，它就会去一一实现。

有的人写下说自己想收养小狗，我就找到了一个收养流浪动物的组织，并把组织的微信推给了这个人。有的人说我应该去宜家送点可乐，我就买了 20 瓶可乐拿去给宜家的工作人员。

-10-有人质疑才会有更多人来思考

展出之后，有很多人喜欢我的作品，也有很多人说：「你做你自己的艺术，为什么要占用社会资源？」

为此我还是很内疚，包括我那些被我欺骗的人，我是很内疚的，但其实我实际上没有给别人带来伤害。包括一些更难听的诋毁，我觉得也无所谓，我完全不在乎的。

甚至最开始是有人在假扮休息室的工作人员，在我的社交媒体账号下面说：「你这样不可以，赶紧删掉！」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我就给他点赞，他一定很生气，后面他发一条，我就点赞一条。

很多人会说我是个真名媛，甚至编了无限套娃一样的绕口令：「真名媛扮假名媛扮真名媛……」他们说我是真名媛一定是因为我的形象还不错，我很开心听到这样的肯定，但其实我是一个无产阶级，平时会去慈善商店买 100 块钱 12 件的衣服，回来自己做搭配。

还有一些评价说：「她本来就是在讽刺这个社会，你们居然在讽刺她，你们太可笑了！」其实我觉得每一条评论都很可贵，我每一条评论都要好好保存，我不会去删它们，它们是我作品的一部分。

在被报道和解释之后，大众会知道我是在做艺术，他们就会理解，就觉得你很酷，你这个很棒，有人会跑过来赞美我，但在此之前我是希望大家觉得很惊讶，就是这件事情有点，他怎么可以这样子，有点惊慌的，有点恐惧，有点不理解的。

因为我一直都是怪小孩，其实是希望让大家知道我眼里的世界，或者是我的想法是什么。我觉得我做这个有可能就不怕了，或许我就不在乎毕业之后我没有收入，或许还能追求一些自己觉得崇高的东西。

不论是为了自己的一个前程，还是为了社会的进步，我希望自己能成为有影响力的人，然后也想做出一些改变。

像古代，艺术作品包括艺术家，都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然后慢慢地它才服务于大众，但其实我觉得没有完全辐射到整个社会。我希望我的作品是能辐射到整个社会的，有人质疑你的话，别人才会更加地去思考，然后才会有更多人看到。

其实在这个作品正式开始之前，我就用自己的名字注册好了各种社交媒体账号，原计划是在这 21 天里同步上传一些拍到的照片和视频，但最后因为体力不够用的原因，没有实时地发布出来。但我的素材已经拍满了一部 256g 的手机，希望未来把这些素材发出来，被更多人看见和讨论。

2019年9月，我在西安第一次见到庞麦郎，随后跟着他回到宁强的家，共同生活了一周。在我们这一行，这并不稀奇——为求充分理解，作者会走进采访对象的生活直至“交心”，选题完成后却未必有交集。然而，我和庞麦郎尚未“交心”，相处就在第七天意外中断了——我摔了腿，不得不休养数月。12月底，我去上海看他的演出，约定来年再把采访做完。

半年后，我失业了。2020年夏天，当我第二次到他家，采访从工作变成了“一件我想完成的事”。这一次，我在他家住了四天，感到我们的距离又近了些。此后，我寄去一张迈克尔·杰克逊的CD，他回复：“谢谢”。

2021年3月，庞麦郎住进精神病院后，我到他家探望，又陪他的父母去医院。从此父亲庞德怀常常打电话给我，讲述儿子的病情，又问我什么时候再来玩。他似乎已忘了我是个作者，而我也开始忍不住常常打给他，关心治疗的进展。

两个月后，庞麦郎出院了，我第四次住进这个家庭。庞德怀总拿治疗的事问我的意见。连着两天，当我们四个人一起种地，我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受，好像我是这个家庭的一部分。

“治好了”

2021年5月22日，歌手庞麦郎出院第10天，距离我们上一次见面（也是在5月）一整年后，他站在我面前，向我打招呼。他穿一件宽大的棒球服，瘦了很多，头发剪短了，看着像初入社会的男孩。他笑眯眯的，看着很，“正常”，我把这个词记进了当天的日记。他看上去真的被治好了。

我们往他的房子走，他自然地从我手中接过一大袋零食，塞回一听核桃露。他告诉我，他现在只有108斤，还有，头发是医院强制剪的，他正要留回去。我注意到他走路速度比以前慢，表情和语气也“慢”了，但笑容挺多，能够主动说话：他说在医院吃的不好，菜没有油，住院74天只吃过一次肉；医院里也没有自由，除了吃饭睡觉，只能沿着墙来来回回走。我忍不住几次对他说，你的状态变好了，你比从前爱说话了。他点点头。

这样的状态没能持久。我甚至没察觉到是从哪个时刻或哪句话开始，庞麦郎又陷入沉默。他失去话语，然后是表情，站在房檐下，折回房间，拿着手机一言不发。魔法消失了，他又变回过去两年我记忆中的样子。

我走出房门，撞见正在屋外抽烟的庞麦郎父亲，64岁的陕西汉中宁强县农民庞德怀。“没治好”，庞德怀摇摇头，也不看我，说医生让转去更大的医院，可儿子一到家就不吃药，还把药拿回自己房间藏起来了。他停了停，抬起头，“你能劝他吃药吗？”

整个下午，先前假想的种种糟糕场景又返回并挤满我的脑袋。最终，晚上，我决定单独去找庞麦郎，我想弄明白，在他眼里，关于病的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我没有精神分裂症。”庞麦郎说，表情严肃，好像这是世界上唯一确定的事，也是我们继续交谈的前提，“精神分裂症就是神经病，神经病是治不好的，我不怕（得）能治好的病，就怕（得）治不好的”。

他从抽屉里取出藏起来的药，一共三种，指着治精神分裂的那盒说：这是一定不能吃的，没有精神病也会吃成精神病；再指向治抑郁焦虑的：这种可以吃，抑郁还可以；第三种是降血压和舒缓心脏的（用于缓解精神科药物的副作用），他说这个应该吃。他反复指着这些药讲了三四遍，确认我正确地理解了个中逻辑。期间他语气平静，表情也平和，但不时投来一瞥又匆匆收回，期待着我的认同信号。

目光又一次投来时，我问他，还记得拿板凳扔爸爸吗？

他说记得，但，“只是轻轻一磕”。

“那打妈妈呢？”

他说也记得，那是有一天，他发现家养的鸭子腿断了，一定是妈妈下了药，他常吃鸭蛋，这样他身体也会出问题的。

他还主动透露了《总统竞选材料》的下落。那是一篇论述约瑟翰·庞麦郎认为应当如何更好地建设国家的千字演说词。他把它交给了宁强高铁站的警务员，为了让他们把高铁站修得“更国际化”。他说宁强是小地方，宁强精神病院不是正规大医院，因此他不相信自己得了精神分裂症。

夏夜雨声大作，打断了对话。他扭头看着漆黑的窗玻璃，又转向我——“我去看看鸭子。”他说。

我跟在他身后，顶着暴雨走出屋子，走进猪圈，旁边是个石砌的鸭舍，几只鸭子在里面扑棱。他把类似“门”的木头挡板往里挪了挪，用和刚刚解释药物同样的温和语气说，“下雨了，天很冷，鸭子也会怕冷的”。

第二天，他再次强调自己没病，除非“有综合医院的诊断”。他说这次住院非但没好，还治坏了，出了院浑身没劲，反应也迟钝了（庞德怀证实他刚到家时走路都困难，“人是飘着的”）。他掏出一个我没见过的塑料袋，里面有4盒药，其中一盒叫“补脑丸”，总之，全部与精神分裂症无关。他告诉我，两天前他去镇卫生所开了这些药，要“把自己治回来”。

担心药有风险，我躲开庞麦郎，打电话给他的主治张医生。张医生说，这些药没什么风险——但也没什么用，大体上算“补品”。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庞麦郎“这次住院基本无效”，症状都没消除，“再拖就很麻烦了……尽快去西安就医”。

午饭时，庞德怀提起医生的话，庞麦郎端着碗，怯生生看着我们：“我不去看精神分裂，他们是看精神分裂的”。庞德怀又劝了两句，庞麦郎全身往后缩，重复着“我考虑考虑”。他不肯再谈这个话题了。

但到了晚上，他又答应去西安了。他说出院后，他的一只耳朵总听到蝉鸣声，这让他夜里都不敢睡觉，他想去大医院看耳朵。

坏时刻

2019年秋天，我第一次见到庞麦郎。他看上去比影像中更瘦，两只裤管像是空的，而看清他的脸让我立刻感到紧张，这张脸瘦削苍白，乍看有些惶恐，细看却有种可怕的空洞，这张脸上仿佛直接写着：一切交流都不可能。

气氛一时凝滞。经纪人白晓开始替庞麦郎回答问题，庞麦郎垂着眼，手放膝上，像假人一样安静坐着。

我坚持要庞麦郎回答。他的眼神迟疑着，几秒后，把提问的后几个字重复了一遍。我渐渐意识到，重复听到的最后几个字是他的习惯。只有在聊音乐时，他能磕巴着说一段很长的话，语言书面到像前一晚专门写好背过的。好歌的标准是什么？“非常优美的曲调，非常唯美的歌词”。

稍微熟了点，他就不总这么讲话了，但凡听到自己的歌名，他就能唱起来，有时能把整首歌唱完。没演出时，他最常做的事是在百度上搜“庞麦郎”，看自己的演出视频，看着看着就抿嘴笑起来。看完，他露出向往的眼神，说他下台后还和歌迷去喝啤酒、吃小吃，是“一个让你觉得心旷神怡的生活”。

聊完这些，他又不看我了，拿起手机，面无表情，手指在屏上快速滑动。

2021年3月4日，庞麦郎住进宁强县精神病院的第三天，我去看他，没能获准进入病房。监控画面上，他戴着棒球帽，盖着被子，躺在床上。主治张医生告诉我，庞麦郎几次说自己能听到身体里发出声音。

失控从去年10月开始，庞麦郎在宁强高铁站发传单（就是那封《总统竞选材料》），为此进了派出所，庞德怀和村支书把他领了回来。12月，情况进一步糟糕，庞麦郎动手打了妈妈，张医生检查发现，他已出现幻听与思维障碍。

以张医生的职业视角看，这正常甚至必然。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症状有幻觉和妄想。有时这的确触发暴力，但和影视剧常见情节不同，比起攻击他人，他们更容易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发病日久，人会退化，以致难以保护自己；表达能力减退，不能理解他人的语言；日常认知也变得困难，世界重新变成一个陌生的地方……得不到科学干预的病人可能发展成早发性痴呆，那有些像阿尔茨海默症被植入一个年轻人的头脑。

庞麦郎的神经中枢正在退行中。当天张医生告诉我，他相信庞麦郎只要坚持服药，完全可以像普通人一样工作和生活。但风险在于，出院后，病人往往觉得自己好了，或因为担心副作用想摆脱药物，以致终生在医院与家之间往返挣扎。

庞麦郎病程的原点已无从追溯。精神分裂病因复杂，遗传基因、大脑神经递质变化、后天环境、社会心理等等单个或集体发生作用，让疾病选中一个人，通常在18-25岁间的某个坏时刻，降临到他们身上。

庞麦郎的坏时刻可能发生在24岁（走红前六年）。表弟郑开宁记得，那年他们一起在苏州餐馆打工，庞麦郎有时自言自语，有时像在想事情，想着想着就笑起来。但那时他和外界交流顺畅，在亲人面前也开朗。

三四年后重逢时，庞麦郎在KTV上班，工作运转正常，但人明显孤僻了。他不爱交流，只偶尔说自己想成为国际明星，要追赶迈克尔·杰克逊的脚步。郑开宁没往疾病上想，认为表哥“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觉得没人理解自己，没有人认可自己”。

直到2018年，庞德怀终于觉察到儿子的异样。庞麦郎“总上火”，不好好吃饭，怀疑饭菜有毒。他给儿子买了清火的药，又跑去镇上的庙求神。情况并未好转。

但庞德怀并没有更多精力分给这件事。一家三口一年开销18000元，靠务农远不足支撑，他常年在外打工，一年也见不上儿子几面。庞德怀说，“我对他不太了解”。

在中国农村，精神疾病难以得到正视。患者变成隐形人，隐居家中，精神恍惚，无法劳动，这样的人“一个村（30户）可能就有一两个”。“我们把这种病就叫疯子，你知道吧？疯子是在我们农村很正常的。疯了，大家都不去惹他就行了，也不会花多少钱去治疗他，他就这样在他的精神世界里生活。”郑开宁说。

总之，漫长的拖延后，2020年下半年，庞麦郎的状况明显恶化了——经纪人白晓常看到庞一个人对着窗，长久地站着，自言自语；有时他会莫名发脾气，突然推白晓一把。

直到2020年12月初，庞麦郎第一次被送治精神病院。三天后，他偷跑出来。三个月后的一个早上，庞德怀坐着生火，没注意到儿子夹了个凳子丢向他。他求助村支书，村支书联系了警察和医院。

警察用透明胶布反绑了庞麦郎的双手。他没有反抗，眼泪汪汪，问爸爸，你会来看我吗？庞德怀说，你好好治疗，我三天来看你一次。一小时车程后，宁强县精神病院到了，庞德怀让人赶紧把胶带松开，对医务人员说：“他不是犯罪了，他是来治病的”。

“六年友谊”

2021年3月11日晚，白晓发布一条时长7分半钟的视频，确认庞麦郎已住进精神病院。他的语气缓慢沉重，回顾了庞麦郎如何带病创作，两人如何一同“与疾病赛跑”，还有经纪人与歌手的六年友谊，最后，他强调庞麦郎是艺术家，“是中国版的梵高”。

12日一早，“庞麦郎”登上微博热搜，点击量突破了150万。有人惊讶同情，有人转发成名作《我的滑板鞋》，回忆六年前这首歌如何因为“魔性”让庞麦郎的故事刷屏。不过，多数人并不认同“中国梵高”称号，更被认同的说法是“流量时代的牺牲品”。6年后，在没有任何准确医学信息披露的情况下，庞麦郎以新故事刷屏：草根歌手一夜爆红又过气，以致精神崩溃了。

时间向前一周，我和白晓同去庞家时，曾为是否公开病情发生过争执。我还能想起那晚庞麦郎妈妈做的四五样菜的香气，混着炭盆的呛味，白晓一边向后薅头发（这个90后男孩额头已快秃了），一边指点庞德怀应该怎样上电视：学唱《我的滑板鞋》，或者朗诵庞麦郎写给父亲的歌《我的父亲是瓦匠》的歌词，开直播赚出庞麦郎的医药费。

遭到拒绝后，离开庞家的路上，白晓告诉我，他准备在网络上公开庞麦郎的病情。

“我觉得不应该心软，每个人都有命”。白晓说，他还打算写一本书，写庞麦郎是个艺术家，在精神疾病的折磨下创作了《我的滑板鞋》。

这番话使我深深不安。我提醒他，写歌与得病，先后没法判断，以及，他不是监护人，公布病情侵犯病人的隐私权。

“我没什么非要尊重他的，他过去也没有尊重过我。”白晓说，合作六年来，庞麦郎经常违约，逼得他四处道歉。考虑到庞麦郎是病人，“我多给了他五年可以不尊重我的时间”。

白晓与庞麦郎正式相识是在2015年秋天，庞麦郎成名一年后。那时，庞麦郎负面新闻缠身，演艺事业停滞，为开演唱会上网求助，认识了做演出接洽的白晓。白晓家在陕西富平县，高中毕业后去录音棚做学徒、跑剧组，梦想进军演艺界，一直没门路。那次合作后，他俩签下协议，从此由白晓为庞麦郎安排 livehouse 巡演。

热度不到一年就消散了，票房从200张掉到个位数。庞麦郎常常因为观众少当场取消演出，或只唱《我的滑板鞋》。一些场地不跟他合作了，嘲讽他“过气了还耍大牌”。说起这事，庞麦郎气冲冲的：“卖票都没卖出去，我还要追究他的责任。”他认为票房不好是因为场地方没好好宣传。

白晓劝庞麦郎多接触媒体。但在镜头前，主要是白晓在表达。纪录片里，他陪庞麦郎跑巡演，半夜赶火车，媒体把他俩比作堂吉诃德与桑丘。他纠正说，他自己才更像堂吉诃德，用青春陪一个人追求偏执的音乐梦，同时也寄托了自己的梦。他自费出版诗集，巡演时发放。庞麦郎唱完，他上台唱自己写的歌，做环保演讲。

2019年，他开了家个人独资公司，卖印有庞麦郎头像的滑板鞋，定价从399到18888。他说这融合了两个人的理想：他做鞋追求质量，用和阿迪、耐克一样的材料，正如庞麦郎为音乐一掷千金，这种精神“全世界罕见”，“在中国，有这种魄力”。

白晓还想让他上综艺，提议过《奇葩说》、《中国有嘻哈》、《中国新说唱》，他都不同意。

我问庞麦郎：为什么不想上《奇葩说》？

他愣了几秒：“它可能……我们做艺术的不太合适，适合比较奇葩的。”

“不是给你解释过了吗？”白晓又解释了一遍：这是个辩论节目，和“奇葩”没关系。

庞麦郎还是愣愣的：“它的名字……好像比较奇葩一点，我是做的比较严肃的音乐。”

去年，白晓开始带他直播，但他只会一遍遍唱歌，白晓负责说话、带货。

一天晚上，直播间观众上千，评论区滚动不止。

“我是来看笑话的。”

“开演唱会十个观众的是你吗？”

“快找个厂子打工吧。”

庞麦郎不回答，面无表情继续唱《我的滑板鞋》。

评论又滚动起来：

“你是不是智力有问题？”

“你是哑巴吗？”

庞麦郎还是不说话。唱完，他又点了播放键：我再给大家唱一首《我的滑板鞋》。

庞麦郎入院后，白晓继续用他的微博发动态，用他的抖音账号直播自己唱歌。我问白晓有没有想过，当初带他做直播，那么多恶意的评论会刺激到他。

“是会的，但他很聪明，他看到一条好的评论会让它停在那儿，就不往下看了。”白晓说。

庞麦郎的音乐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我很想搞明白庞麦郎到底是怎么做音乐的，但白晓对此并不清楚。

庞麦郎也讲不清创作过程。他勉强能讲清的是，《我的滑板鞋》是他写的第一首歌，歌词里的“魅力之都”是汉中，那时他刚外出打工，买到红色的滑板鞋。“有双好鞋子穿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很激动人心的一个事情”，于是他想要写一首歌。晚上下了班，他一个人在宿舍写，三天才写完：

我给自己打着节拍
这是我生命中美好的时刻
我要完成我最喜欢的舞蹈
在这美丽的月光下
在这美丽的街道上
我告诉自己这是真的
这不是梦

他说那之后，他开始边写歌边打工，在餐馆或KTV做服务生，不上班时就在宿舍写歌词。有段时间他一口气写了很多首，那时他正在西安一位表哥开的干果店炒核桃，两人倒班从中午炒到晚11点。在他的描述中，这份工作“创作时间很充分”，这位表哥也“支持创作”。

我问，怎么支持呢？

他想了很久，最后说：“我创作，用他们的桌子、椅子，他会给我提供。”

庞麦郎只打临时工，每过两三个月就要换工作——制作一首歌要花2000块，是他一个月的工资，于是攒够2000他就上网搜索录音室（常在另一个城市），辞职去录歌，再上传到音乐网站。录音室遍布北京、上海、西安和昆明，他就在这些城市间跑来跑去。为省漫游费，他换一个城市就换当地的手机号，不存熟人的号码，有时父母也联系不上他。

这些信息都是根据庞麦郎零碎的表达慢慢拼凑的，时间线他讲得乱，有时还颠三倒四，但这段经历大致得到了表弟郑开宁的证实：“他就是紊乱，一下跑这儿，一下跑那儿。”

我提到很多媒体文章如此描述庞麦郎写歌的起因：在KTV打工时，他点到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深受震撼，又听说一首能卖几十万，于是立志做歌手。

“绝不是这样。”郑开宁说。他1987年生，如今在修电梯，喜欢贾樟柯的电影和路内的小说。他急切地讲起哥哥的过往：

“我哥哥从小柜子上全是磁带。他经常一个人在屋里戴个耳机，不开灯，那时候他就喜欢杰克逊，喜欢跳舞，给我们表演劈叉。他还对文学感兴趣，买过一套鲁迅全集，我第一次读鲁迅就是借的他的《狂人日记》。2008年我们在苏州打工，那时我就第一次听他说，他想当歌手。他在一个本子上写歌词，还问我大音箱多少钱，想拉到公园去练舞……”

“他不是想着钱多才要做歌手的。”郑开宁最后总结道。

我的确见过不少庞麦郎早年痴迷音乐的痕迹。一个卡通封皮的中学作业本上，课文抄写和他自己写的歌词交替出现。他的吉他是初中时买的，那一天，他向务农的父亲要了200块钱，下山到县城，再坐火车到汉中，去找想象中“汉中才有”的吉他店。到了汉中他不问路，沿街一直走，直到两小时后，他找到一家乐器店。

因为不识谱，庞麦郎至今没学会吉他，写歌也只能自己写词，再找人作曲。昆明音乐人黄俊杰曾为他制作《我的滑板鞋》等多首歌曲，他向我讲述了庞麦郎作品的诞生过程：写完词，庞麦郎就凭感觉清唱，录下来发给他。这些录音常常只包含几个音符，类似于喊，他提取其中能用的元素，再延展成一首歌。

周威早年在西安开录音棚，他回忆2014年春天，庞麦郎还没走红，来录歌时连曲都没有，被劝走，一周后又来了，带着淘宝上单价600块做出来的、六七首歌的伴奏。庞麦郎跟不上拍子，但自觉不好，总要重唱，反复唱了20遍。录完，周威把他唱的一句一句拼到节奏里，庞麦郎坐在旁边，五小时里一直盯着屏幕，不动，也不看手机。

结账时要交1200元，庞麦郎从兜里掏出180多块：我想留个零头，好坐车回去。

周威急了，催他去借钱。可是，庞麦郎一直盯着地面不说话。

最后，周威只收了160——眼前这张不敢抬起的脸让他觉得这个人可能很不容易——他让庞麦郎留20，还能吃个饭。

第一次见庞麦郎时，我问他，这些年把钱花在哪儿了。他说，成名后他花钱反复修改旧作，把那些歌从个人主页上撤下来，找人重新编曲、录制再发上去，“提高我们的发行水准”。

在西安开录音棚的谭文星证实了这个说法。他说录一首歌要2000元左右，西安排名前二十的录音棚，庞麦郎几乎都去过。黄俊杰说，去年他为庞麦郎做新歌，报价6000块，庞麦郎反复说手上钱不够，最后只好给他打了折。

然而我一直不知道，一天到晚写歌的庞麦郎把歌写在了哪儿。认识半年后，我第二次到他家，问他有没有专门的集子用来攒作品，他沉默点头，回屋拿出一个掉了封皮的本子。他说是十几年前在西安打工时买的。他带着它去了很多城市，用一支2B铅笔在上面写歌词。说完，他又回屋去了。他好像根本不在意自己的心血将怎样被人看到。

我坐在房前空地上翻开本子，是那种办公常用的单线本，上面的铅笔字都模糊了，在午后阳光的直射下更显虚幻，仿佛一蹭就会掉。每一页的右下角手写着页码，总共100多页，一页一首歌，他写了90多首，几乎把整个本子写满了（第四次到他家时，我发现他在另一个本子上继续写到了第179首）这些歌词一句一行，用那种一笔一划的小学生字体写得工整，一些字下残留着更浅的、没擦干净的修改痕迹。歌名旁都标了编号：aa、ab、ba....表示未来的发行顺序。《我的滑板鞋》写在第11页，歌名旁标着一个A。

本子的前五页上列着五张专辑的计划表：

• 2011—2014: A 《西班牙的牛》 +2014—2017: B 《独一无二》
• 2017—2020: C 《旧金属》
• 2020—2024: D 《真牛》
• 2024—2025: E （专辑名空缺）

他在每张专辑下面列了20首歌，歌名旁注着对应的页码。

他给自己制定了长达15年的计划。

庞麦郎最大的争议

那次告别后，我寄给庞麦郎一张迈克尔·杰克逊的CD，并附明信片写道：“希望你相信，一些人真诚地喜欢你的音乐，就不会在意你是否‘国际化’，生活在哪里。”他回复两个字：“谢谢”。

我其实希望他能敞开心扉，谈谈这些年围绕他的最大争议——2014年走红时，他自称1990年生于中国台湾，很快被揭穿是1984年生于汉中，掀起一阵“打假庞麦郎”的热潮：一位记者找到他的家，给他的父母拍了照。一家电视台又派人找他对质，偷拍下对话，在一期主题为《揭开庞氏谎言，媒体是否有责》、辩论庞“是道德问题还是心理问题”的节目中播放：

记者：你说你是台湾人，为什么父母生活在南沙河？

庞麦郎：哪个是我父母？谁说他是我父母？

庞麦郎至今不能原谅那位找到他家的记者，“他想毁灭你这个人，他想把你这个人从名人成为一个罪人”，他说出生地和家庭是个人隐私，“这是侵犯人权的法的问题”。

他消失了一年，不再接触媒体，尤其抗拒北京——负面报道他的媒体都在北京，他坚信北京人对他不友善。北京的电视台出价20万请他去录节目，他拒绝了，担心对方会害他。

直到一两年后，他能重新面对媒体了，包括像我这样从北京来的人。可是，即便7年之后，相识日久，关于年龄（他依然坚持自己生于1990年）、出生地（他为汉中取名“加什比克”并自称“加什比克人”），以及毫无编造必要的生活细节，庞麦郎还是会对我说谎。

他主动讲起走红后，他去台湾玩了半年，住一个大别墅，去了很多“发达的地方”。基隆可以看到海，他说着在胸前比一个巨大的圆，“大海波澜壮阔，让我心旷神怡”。他又把一只胳膊抬过头顶，“台北有101大厦，101大厦太高了”。

我知道台湾旅游签不能超过15天，因此一度以为他根本没去过。直到有一天，我注意到他的一部MV中导演署名是繁体字“尤鴻翼”。我找到这位常拍鬼片的台湾导演，才知道庞麦郎的确来过台湾——2015年8月，走红一年后，他一个人来到新北，待了两周，没去别的地方也没有旅游，是为了用极低的预算给歌曲《肮脏的恶魔》拍一部MV。

尤鸿翼此前没听说过庞麦郎，但他明显感觉到，庞麦郎想在这个台湾团队面前显得自己也是本地人：他急于两周拍完，却回避提签证日期；他们想带他转转，他就表现出没兴趣；他坚持让接送车停在捷运站，不说自己住哪里……“他希望像个有身份有团队的艺人，但他实际上是一个人”，尤鸿翼记得，那两周庞麦郎总含糊说自己“很忙”、“有活动要去”。

再见到庞麦郎时，我告诉他：我找到尤鸿翼了。

“啊，尤先生……”庞麦郎的眼神飘向远方，用沉默终止了这个话题。

另一次，我们聊到庞麦郎的堂弟庞明汉，我的一位朋友也在场。朋友问庞麦郎：庞明汉比你大还是比你小？

庞麦郎愣了很久：“他是…他是比我大吗？他哪一年的？”

我们也愣住了，继而意识到这个问题关乎庞麦郎自己的年龄。随后半分钟，他一会儿说这位89年生的亲戚比自己大，一会儿又说比自己小，几次修正后，他确认了答案：那人比他大，是他的“弟弟”。

“他89年的，他比你大，他叫你哥？”朋友忍不住反问。

庞麦郎看上去快哭了，几次张了张嘴却没说出话。最后，他起身走了。

那一晚，我们和随后进屋的庞德怀聊起这件事。庞德怀说，他理解儿子的年龄造假，因为庞麦郎小学一年级读了三年，二年级读了两年，15岁才小学毕业。那时，义务教育没普及，村小留级很常见，“他贪玩，但是爱帮家里干活的”。

后来儿子中考没考好，要去西安上预科。那年家里盖房欠了债，庞德怀外出打工，赚了钱直奔西安交学费。课上讲普通话，儿子跟不上，退了学，他打完工回家才知道。

再后来，他给儿子充分的自由，但他的儿子想抵达的，是一个他不理解也没见过的世界。成名后，庞麦郎说想开唱片公司，在西安租下三室一厅，把客厅布置得像个办公室，两间卧室空着，说要留给未来的员工。一年半后，他请父亲来看看，庞德怀指责儿子乱花钱，叫他退房回了家。

2019年秋天，我第一次见到庞麦郎时，他早已回老家，但仍自称在西安租了房，平时在公司做音乐。我提出去公司看看，他马上说公司还没运营。我想随他回住处，他又说自己没租房，要去找酒店。

晚上七点，下起大雨，空荡荡的大街上，庞麦郎撑着伞越走越快，把我远远甩开。每当我追上去，他回过头，一脸慌张，叫我先回去。

十分钟后，他回头见我还在，停了下来，对赶上的白晓说：“你送她回去，让她先回去，明天我们再说，明天我们再聊。”

走到路口，他停下等待，直到拦下一辆出租车，看着我上了车才继续向前走去。

此后数天，他保持着对提问的高度警惕。问及过往他就说“那时很好”，问内心感受会触发他的沉默。我委婉提及网络攻击带来的伤害，他迅速垂下眼睑：“没有伤害，没有伤害。”

一个下午，坐在庞麦郎卧室，我决定抛出一个直接的问题：为什么走红时自称台湾人？

和想象中不同，这一次他既不像被冒犯似的激动，也不退缩，低头想了想，零零散散讲了两个意思：

第一，走红前，他给百度打过很多年电话，“一年四季都在打”，请他们帮忙推广歌曲，可是对方不理他，这说明大陆做音乐的环境不好（“首都的公司都做不出来，其他地方还能做出来吗？”），台湾（“有周杰伦”）可能会好一些。

第二，他想做国际化歌手，起英文名也同理，都是为了方便对外报道。

我说“庞明涛”写成拼音也能对外报道。

他在纸上反复写“Punmalon”(庞麦郎)和“Pangmingtao”，坚持说两者不一样。他的脸因激动渐渐泛红，当我再次表示不解，他几乎要跳起来了：“歌手庞明涛，有这样的歌手吗？”

他抬起一只手臂，像在请某某登场，用一种自嘲的语气大声说：“我们有请流行歌手庞明涛！”

“庞明涛怎么了？”

他抄起歌词纸，指着上面的署名栏：“庞明涛，那我们怎样去报道？你写个庞明涛，符合一个作词作曲的格式吗？演唱庞明涛，看上去像什么……庞麦郎是不是很有地位，报道出来，庞明涛就没有地位了。”

房间里一阵沉默。

他垂下头，喃喃自语：“你说庞明涛做流行歌手，那不是有点毛病，是不是有点像神经病一样。”

我从2019年开始采访庞麦郎，起因就是喜欢《我的滑板鞋》，认为他写的歌词有价值。这种喜爱在一年后的秋天达到巅峰——当我失业了，每天去自习室完成没有回报也看不出进展的“写作练习”，靠着“写”带来的一点点原始的快乐支撑生活又常常感到撑不住，夜晚走回家时我无数次想到这首歌，为之感动又振奋：

月光下我看见自己的身影
有时很远有时很近
感到一种力量驱使我的脚步
有了滑板鞋天黑都不怕

可是，我知道很多人眼里，这首歌和《两只蝴蝶》没差别；或者，它是审丑文化的代表，能红是因为庞麦郎唱得太难听。

谭文星为庞麦郎录过歌，但他说不想评价这个人，“你要让我录，一句都过不了”。他又说西安的录音师普遍表示“听不懂”庞麦郎。

谭文星的老师周威的想法却不同，160块为庞麦郎录歌后不久，周威去高校教音乐了。晚上10点，我打给他，没想到他说起庞麦郎来异常热情，六年前一下午的事，他极尽详细讲了两小时，凌晨才讲完。起初，他回忆起庞麦郎跑调、跟不上拍子，不时哈哈笑两声。半小时后，他说，可是真正让他记住一个人六年的，并不是这些。

真正让他印象深刻的是，那天，庞麦郎带了小拇指那么厚的歌词本，他翻了翻，“让我静下心来写这么多，我感觉我根本坐不住”。录音时，庞麦郎唱得太用力，差点把话筒喷坏了，论技巧那只能算喊，却更像是一个人在表达内心无处宣泄的感受。

周威说，那之后，他重新思考了音乐的标准：第一个提出理论的人也是跟着感觉走，那么，技术会比内心的感受更重要吗？

这个问题也许不会有答案。在乐评人耳帝看来，庞麦郎极擅长表达对自身生活的真实感受，但同时又极度缺乏基本的音乐素养，这使他“始终会在究竟是小丑还是天才的争论中难有定论”。

但他的歌的确打动了一部分人。2019年圣诞夜，他在上海一家livehouse演出，台下站着80多人，不算多，但都是真心来听歌。他们大多是媒体人、小说家、艺术专业的学生。一个男生在不时欢呼跳跃的人群里抱臂直立，静静盯着舞台，一小时里不曾转移视线，他说自己专程从宁波来，在悉尼留学时听庞麦郎的歌，听出了同为异乡边缘人的共鸣，“感觉哪里都融不进去”。一位80后媒体人同样安静地站在角落，散场后，他告诉我，他也在农村长大，小时候也有过特别想要，但家里买不起的东西，渴望里纠结着很多说不清的复杂感情，有天终于得到了，也觉得特别特别快乐。《我的滑板鞋》唤醒了这段情感记忆，为此他常看庞麦郎的演出，那种感动和唱得好坏没关系。

翻看庞麦郎的歌词本，我常常觉得很可惜——很多在我看来动人的词作至今只躺在本子里。那些作品明显取自真实生活，又擅用隐喻，你能感受到文字背后有一双初入社会，又对一切极度敏感的眼睛，更重要的是，你会觉得这是一双有点像小孩子的眼睛，和他眼中复杂的世界互为映照。

我从他尚未发表的150多首歌中摘录了3首：

手机是我的狗
跟着我走
鼠标是我的出钞口
资金完全被吸走
天空黑又黑
人前人后要啥啥没有
手机是我的狗
你我的狗狗

——《你我的狗》

性格最古老
最怕警察来骚扰
脾气也古怪满大街的跑
你往哪里跑你往哪里跑
金灿灿的手铐套在手上竟用牙齿咬

——《盗贼》

三分钟的朋友吃狗肉
三天后的朋友吃火锅
三年后的朋友吃拉面
表面上的笑容的真名叫嘲笑
表面上的情它比动物还任性
表面上的爱它比刀子还厉害

……

前面小道各一边
里面装的是大深坑
前方大路好走路
暗藏机关是红绿灯

——《人性》

陪庞麦郎直到第5家医院

2021年5月25日，庞德怀、庞麦郎表弟和我带庞麦郎到西安看病。在三甲医院，庞麦郎沉默地挂在四人看病小组的最后，像一件行李，跟随着排队、做检查、再排队，除了偶尔提一句“看耳朵”，他既没有问题，也没有意见。候诊时，看病时，大家为行程争论时，他背一个半人高的双肩包，站着，看向别处，好像看的不是他的病。

情形正在走向不可测。第二天傍晚我们走出第三家医院时，包里并列着三份完全不同的诊断书：第一家医院认为他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第二家认为是伴有精神病症状的双相情感障碍（躁郁症），第三家医院，也是最权威的一家，认为门诊不可能判断，想确诊只有住院。

听到要住院，庞麦郎第一次发表了看法：不。他指着耳朵：我精神没问题，问题在耳朵。

尽管两天以来，我们每天从早8点到晚8点奔走于三家相距甚远的医院，每次候诊都排上数小时队，出于一种哄孩子的心态，在三甲医院我们也陪他查了耳朵。“耳鸣”，医生熟练地开了药，但他很失望，要求去“看耳朵的专门医院”。最终，出于一种被孩子牵着鼻子的心态，本该在第二晚完成的住院又延后了，第三天上午，我们站在私立耳鼻喉医院的诊室中。 

因听力下降，私立医院建议住院。庞麦郎点点头，站在大厅不肯走。我们劝了两小时才让他移步，条件是换家医院再看耳朵。另一家医院没号，他反复操作挂号机，又去窗口排队，窗口也说没号，他慢慢走出来，站在大厅外。

庞德怀靠着柱子蹲下了。前一晚，他劝儿子住院劝到半夜。“昨天你没有看到，我一个人去外面哭了。”庞德怀对我说。

我能感到此刻他需要一个人听他说话：一个农民，64岁，离乡打工攒下7万，作为和妻子存成死期的养老钱，此外全家只有1万存款，来西安前他给妻子留下1100，背上了8900。等这1万花完，他必须再出门打工，可儿子的病让他不敢走。看病两天，8900花掉2000。他手里攥着190元的检查费收据，看了一分多钟才收进兜里。

一上午又过去了。我问庞麦郎：爸爸都急哭了，你知道吗？他说，ok。我试图对他讲，爸爸压力大。他有时回“ok”，有时说“好的”，有时答“我要看耳朵”。

按照原计划，我们乘车去第三家医院，西安精神卫生中心，第二次尝试让庞麦郎住院，他拒不上车。庞德怀又哭了，捂着心口：“你妈在家（干农活）快累死了。”庞麦郎有些松动，扶爸爸上车，坐进后排，说自己不能住院，但可以做检查。

看病的消息不胫而走，和我们一起赶到医院的还有五位记者。我带着庞麦郎跑检查，每迎来一家，不安就加剧一重，担心影响看病，也担心这混乱糟糕的一切被描述、被传播。可每一次委婉提醒对方，以及面对“你是谁”的问题时我都会被问住，感到我并无资格干预，因为我们的身份是一样的。

在医院和媒体的双重高压中，我们做完了12项检查——8900减掉2000后又减掉1200——兑现了承诺的庞麦郎再次拒绝住院（他说我说过的我不住院），和庞德怀、表弟在住院部的登记间争了起来。

登记时，医生问庞麦郎：你觉得自己能指导建高铁站？庞麦郎说，对。医生又问：你有哪些知识，怎么指导？庞麦郎答：让它们都建成英文的。

庞麦郎走出住院部，被不时录像的记者们（还有我们）团团包围，他下意识后撤，人们随之向前，下午5点到晚9点，包围圈从大厅移动到门口，又移动到离大门越来越远的空地上。

劝说从四面八方涌来，庞麦郎说，“我住进去，你们就会发庞麦郎又进精神病院了！”记者们纷纷保证不发，并开始帮着劝庞住院。可是，庞麦郎一直用不同音量、节奏重复同一句话：“我要治耳朵。”凭这一句，他舌战群儒，把在场所有人驳倒了。

表弟连劝了4小时，最后，他嗓子干疼，一只拳头反复砸向手掌：“哥，我尽到做弟弟的义务了，将来有事别怪我没管你！”

在更外侧，沉默了4小时的庞德怀捂着心口蹲在地上，他说心脏疼，蹲着会好受一点。临近9点，他做出决定：强制让儿子住院。

从医院大门到住院部，要过一条漆黑的、长长的走道，只有尽头透出一点光，庞德怀独自往前走，他1米5几的背影在这洞穴似的通道里像一张薄薄的纸。他在空无一人的尽头等待，直到一位护士出来，用比他请求快三倍的语速拒绝了他：精神卫生法有规定，我们不能从院外拉人。

庞德怀带着庞麦郎回去了。第二天，他对我说，其实那晚他心软了。当他穿过漆黑的通道，隐隐听到哭喊声，像有病人被打，他害怕了，担心儿子也被打。

他打算之后再去考察四川的一家精神病院，试探着问我：“到时候看你有没有时间呀？”

我不知如何回答。这一趟旅程也是庞德怀打电话请我来帮忙。两年间来来往往，他对待我的态度像对一个远在北京的亲戚。时间长了我甚至自己偶尔也会这么想。但这11天，坦率说，我心力交瘁，更糟的是看不到希望。我甚至部分修改了对经纪人白晓的看法——他与庞麦郎相处6年，得失不论，一定经历了漫长的消耗。

庞德怀似乎察觉到了我情绪的细微变化。第5天起，他每天感慨：又占了你一天。第7晚，他问我：小洪，你是不是不高兴了？我说没有，是感冒了。他说，你跑这一趟7天了，也没有解决问题，我们真是对不起你。第8天是周五，发现医保局周一才上班，他小心地看着我：周一你走了，这个医保我不会办。

最终他决定带庞麦郎再查次耳朵就回老家。然而，这家三甲医院的精神科与耳科会诊得出，庞麦郎患有左耳突发性轻度耳聋，同时初步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两种疾病可能相关，要住院7到10天治疗，否则将继续恶化。医生说，突发性耳聋会给病人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却因不可见而难以被他人理解，“正常人得这个病也会陷入抑郁情绪的”。

庞麦郎住进了耳科病房，庞德怀陪床。这是我们都没想到的事。

我感到内疚、自责，回想包围圈中舌战群儒的那一幕，有一刻，我也曾想过，假如庞麦郎是对的，但这个想法迅速消散了。那时我更肯定他对疾病没有自知力，而我们是为他好的。后来他从包里翻出听力测试单，我们说私立医院的检查不可靠。再后来，天黑了，庞麦郎反复说：“你们都不相信我。”

2021年5月23日，去西安看病前的最后一天，庞麦郎主动提出，要带我在乡下玩一玩。

可能受药物影响，他的行动明显比从前迟缓，但还是比我快得多。我总要看脚下的路，避开踩泥，拨开树枝，庞麦郎没有这些额外的动作，他迟缓却自然地上山下坡，在乱树杈间穿梭。一路上总看到有人抡着锄头似的工具一下一下砸在一蓬“杂草”上，飞起很多白色的短小枝条，庞麦郎介绍，这是在打油菜。也总是远远地有村民停下手上的动作，直起身子看我们。一个大哥掏出手机录像。一个大叔问庞麦郎，出来了？他说嗯，出来了。然后继续往前走。

一天吃过早饭，他竟然很高兴地邀请我一起去一个叫张家祠的村子。我说为什么去那里呢？他说让你了解一下。他看上去心情真的不错。我们走出几步，遇到了鹅，他笑着转头问我，你喜欢鹅吗？我说喜欢，但鹅总咬我。他重复，哦，鹅会咬你。

下午我们去田垄上帮忙做农活。庞德怀和妻子打菜籽，我和庞麦郎负责把那些柴火堆似的东西搬过来，翻面，再搬走。半小时后，天下雨了，我伸出一只手感觉了下雨水，对他说，下雨了。他又学着我的样子感觉了一下，重复说，下雨了。我们在雨中又打了一会儿才回家。

写稿期间，当我回顾过去两年和庞麦郎的相处，能想起的语言交流不多，人和人之间沉默的温情却一一浮现：第二次到他家时，他爬上樱桃树，给我摘了满满一盆樱桃，我没能吃完，他倒掉了，第二天又摘了一满盆。

我们是用小孩子的方式交上朋友的——或许是疾病造成退化，我第一次见到庞麦郎时，他已经像个小孩子了。

他买了李子，拉开塑料袋，看着我不说话，我猜他是让我拿一个，只是不会用语言表达，拿完了，他果然合上袋子往前走了（但等我吃完他又停下了，拉开袋子看着我，非要我拿了才肯走）。我们坐在他房间，他就拿出歌词本，说你可以看看歌词，或者递一本书给我，说你喜欢看书吗？你可以看看书。这些话题用完，我们就陷入沉默，他问我，你要去休息吗？他一天说这话至少五遍。我猜这是一个暗示：我的存在让他感到压力了。可是当我待在另一间屋、站在房子外，他又常常出现在拐角，看我一会儿，又走开了。

走到哪里，他都戴着棒球帽，即使在自己房间也不摘下来。帽子压着泡面卷发，显得他脸很小，很年轻，这让我觉得自己是在跟着一个少年。直到有一次，我敲开他房门，正巧他刚洗了头发，湿答答的卷发一缕缕贴着头皮，他的脸苍白，眼角、额头上的皱纹一时全部显露出来，我才第一次意识到，他快要40岁了。

在不知晓他病情的两年里，我曾羡慕他身上的某种东西，概括来说，他看上去过于“简单”了，以至现实影响不到他。他也不焦虑。但当我试图走近他的内心，交流大多是无效的。我们面对面坐着，提问却总换回他的“对对对对”。我们并肩走在街上，半小时说不上一句话，有时我看到他嘴动了，却听不清他讲什么，追问下去，他又沉默了。

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想着再待下去也问不出更多了，我到他房间和他告别。看着他桌上的《梵高手稿》，我随口提了句人生的意义，不料他眼睛发亮，站了起来，低头来回踱步，像在组织语言。然后他站定了，挺直背，直视着我，不停在胸前打手势，那样子真像一位“世界总统”在演讲。

他说自己的人生意义，就是留下作品，“死了还有价值”。“我做这样的事都会不顾一切，有意义的事我们就要去做……这样子还比较，比较怎么说？能让我们感觉到有高贵的东西存在。”

“很多人要先赚钱买房才敢去做想做的事，你要多少钱才有安全感？”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金钱来说，我只要是有个几千块钱。”

“你手头最宽裕的时候，一共有多少钱？”

“我打工一年攒五千块钱。”

“你攒了五千块的时候，会拿多少钱去做音乐？”

“全部。”

他答得太干脆了，这段对话因此成了两年里我关于他的最深刻的记忆。我想这世上竟真有人如此超脱，认定一件事就真能不顾一切。但后来，他确诊了，医学告诉我，脱离现实可能是疾病带来的反应。

我一度不知道该怎么看待这件事。我翻了很多医学书，又翻了很多研究疾病的社会学书，最后不得不接受其中的混沌——究竟是疾病塑造了庞麦郎还是他本就如此。唯一能肯定的是，这些年，庞麦郎的确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存在着：简单地投入音乐，简单地不顾一切，写出了简单的作品，打动了一些成年后没法再简单的人。

他向我讲过小学时登台表演的故事，说不清演了什么，只重复着“大家都给我鼓掌”。

我问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做歌手的。

就是从写出了《我的滑板鞋》，他说，我知道了自己还可以写歌。他笑一笑：“我觉得自己写得太好了，有一种满足感。”

后来，我偶然发现了那个登台故事的完整版，它写在一本日历上，放在庞麦郎的书桌一角，是一家媒体做的周边产品，邀请365位作者写下生命中重要的一天。庞麦郎的故事印在1月19日，左下角注明“登台日”，正文写道：

我是约瑟翰·庞麦郎，今年28岁，生于1990年1月19日，我给我的故乡起名叫加什比克，它位于我国的西北。我从小在这里长大，小时候喜欢表演和音乐、体育。

我记得在上小学时我第一次登台表演了我和搭档一起写的作品，上台时有点紧张，但台词我们背得比较熟，所以我们的表演进行得很成功，大家也都喜欢！

大家看得津津有味，我们在下台的时候，同学们给我们了很热烈的掌声！我们的表演为大家带来了欢乐：当然，因为我们显得很自信。

我觉得那是我小学时候最难忘和最有意义的一天！

我很喜欢和大家一起唱歌、跳舞，我喜欢音乐，它表达了我所有思想和想法，再现了过去的很多美好回忆和往事！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和大家高歌一曲，我想那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音乐可以洗涤我们的灵魂！让我们获得新的一天！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