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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亮丽君，为何翻车？

去年因郑州烂尾楼带火的「亮亮丽君夫妇」，最近因北漂再成热点。

去年的烂尾楼风波里，不少网友对两口子支持又鼓励，但这次意外出现不同声音：网友们不再同情，展开质疑。

被质疑绝非偶然，最近「亮亮丽君」的账号一解封，亮亮就否认自己说过烂尾楼。他们解释得有理有据，但整件事从头到尾，观众都在被暗示房子烂尾了，他们也随着烂尾楼话题涨粉无数。

当烂尾风波也烂尾，亮亮和丽君选择离开郑州，回到老家。比老师以为他们往后的日子平静顺利，可五一刚过，闹出了个“樱桃风波”。

两口子返乡后，决定卖老家特产的樱桃。这想法刚提出来，就有网友劝谨慎：生鲜门槛高，新手很难做，况且樱桃的储藏和运输都很讲究，在抖音卖还得搞定各种资质。

不过他们选择被“梦想”冲昏头脑，整出了3个迷惑行为：

第1个是“重拿重放”

许多人留言建议，樱桃采收、搬运都要轻拿轻放，毕竟烟花易冷樱桃易碎。

可亮亮偏偏“重拿重放”，摘下樱桃随手桶里一扔，随手倒地上，当场带来双重折磨。网友看到了，不免担心樱桃的品相。

第2个是“料桶装樱”

即使接受了“重拿重放”，但讲究食品卫生的网友看到装在肥料桶里的樱桃，小心脏跟着樱桃抖了抖。

有网友建议他们买个新桶，因为尿盆洗得再干净也不能当饭盆，肥料桶装过肥料，桶洗得再干净网友也会担心。

同做农业的网友更直言不讳，建议他们起码镜头前别这样，因为吃互联网这碗饭就得听劝。

可亮亮解释说这桶又大又圆又能装，送货能带上4桶，樱桃放桶里也就1-2小时。

对于网友买新桶的建议，亮亮听到了也没听进去，因为他认为这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第3个是缺少资质，私下交易

没有生鲜的销售资质，他们就让大家进群、加微信下单。结果第二天就收到罚单：违反平台规定，被扣信用分和保证金。

幸运的亮亮丽君，总遇到热心网友。

网友得知此事，当晚提醒电商的橱窗也可能被封，提醒赶紧找人问问，要不这号就真废了。

还有做了3年电商的山东小哥，给出全套SOP+保证书模板，提醒他们多了解规则，切忌贸然而行。

虽然网友很热心，可他们就不听（真听进去也不会进京）。商品橱窗没多久也被封了，丽君遇到这事，痛声哭诉：“我太难了”。

樱桃风波之后，亮亮丽君没有吸取教训，而是整出新招，结果网友决定放下同理心，尊重他人命运。

苦情戏码，荒诞无比

亮亮丽君的经历，无异于荒诞的苦情戏。

7月底丽君意外怀上二胎，迫于生活压力选择流产。做完流产手术，医生建议用清宫手术清除残留物，但他们不听医嘱，选择自熬中药。

任凭网友怎么劝，亮亮丽君都不听，光是煎中药这事，都专门拍了两期视频。

如果不想留下健康隐患，两口子也可考虑更周全的方案，但两口子就这么执拗，让美国网友都得“佩服”亮亮拿老婆做实验的“勇气”。

风波过去不久，他们又踏上了北漂的路。流产不久的丽君，提着大包小包行李，跟着亮亮坐11小时的普快硬座去北京。

看到丽君流产完跟着北漂，山西宝妈两次“好言相劝”：她说要去就让亮亮自己去，孩子得有妈妈照顾，老人应付不了。为说服亮亮丽君，她甚至用“血淋淋”的真实经历补充说明。

然而网友们也发现，两口子“不听劝+没苦硬吃”，不是愚昧无知那么简单。

大智若愚？大愚若智

像亮亮丽君一样，如今凡是冲上热搜的热点人物，往往有互为表里的AB两面。

A面是亮亮丽君的“愚”：是我们熟悉的那对认知有限甚至停滞不前的“苦命鸳鸯”，用生命演绎“认知配得上苦难”。

B面是亮亮丽君的“智”：用头铁不听劝的迷惑行为带来一连串争议，甚至发现流量来自无风不起浪，没波澜就造波澜。

说起中药流产，比老师也觉得得亮亮丽君不可能蠢到为了流量去搞这种事，说他们没苦硬吃，也是合乎情理。

不少热心网友劝丽君别跟着北漂，考虑考虑其他的城市和方式，而不听劝成了新的流量增长点。

从决定北漂到抵达北京，他们更新了至少24期北漂vlog，其中丽君vlog的戏份也比亮亮多，可见亮亮和丽君都不蠢。

亮亮丽君都没有捡芝麻丢西瓜，眼尖的浙江网友发现，亮亮丽君醉翁之意不在酒：与其为了六七千月薪四处奔走，不如拿求职这事搞流量，薅薅1个月两三万的创作者补贴。

一帆风顺的人生，是无数普通人的愿景。

然而平淡人生往往无人关注，如果网友觉得他们的认知配得上苦难，那不如多搞点坎坷和波澜。要么获取路人的关注和流量，要么博取铁粉的同情与怜悯。

也有网友对接下来的北漂之路做出预测，放言「亮亮丽君」这两口子会继续记录在北京漂泊的坎坷，和之前在郑州一样，哭诉在北京生存很艰难，和之前选择回老家一样，记录从北京返乡。

比老师看了近几期视频，发现网友的预测还挺准：不是哭诉北京求职租房之艰，就是记录豆汁多难喝、长安街多壮观。

或许网友接下来会关注亮亮丽君的唯一理由，就是苦命鸳鸯真人秀。

从去年烂尾楼风波至今，亮亮丽君的视频，就像第一人称视角的骆驼祥子和祥林嫂，不需旁人转述，就生动演绎自己活得有多累多苦。

比起苦难区UP主，亮亮丽君吃互联网这碗饭，或许有更好的方式，然而四处求职找房找素材的样子，只会让网友觉得，自己已经被当成薅流量的凯子。

在无感亮亮丽君的网友们看来，亮亮丽君也知道燕郊房租便宜，方便照顾家庭，然而在燕郊发视频，不光IP属地不在北京，而且没啥素材可拍。听劝的亮亮丽君，前途或许会更明亮，但越明亮的前途未必越有流量。

参考资料：

1.查理（电商之家）——《带货违规被罚，亮亮丽君夫妇回农村的退路堵死了》

多数素材来自网络，我们已尽可能追溯来源，但还是有部分无法考证，如原作者看到素材，请跟我们联系

一名1岁孩童在飞机上哭闹，被两名成年旅客带进封闭卫生间，强制进行“教育”。

这是发生在8月24日一趟航班上的真实情景。8月26日，涉事的吉祥航空就此事发布情况说明，据其陈述，在两日前一趟由贵阳飞往上海的航班上，确有一名儿童随祖父母同行：

“飞行途中该儿童持续哭闹，为避免打扰到其他旅客休息，在其祖母的同意下，两名旅客将儿童抱至洗手间教育，过程中儿童的祖母一同前往并在洗手间门口等候。我们已通过电话与儿童母亲进行情况核实，儿童母亲表示已从祖母处知悉完整事件，同时对两名旅客在机上提供协助的行为表示理解。”

此事的关键，被短短百来字的说明提纯到了两个值得关注的维度：其一，家长答应陌生人带自己年仅一岁的孩子到一个封闭环境；至于在洗手间里发生的事，是自陈的“教育”，如何来“教育”，有无“恐吓威胁”甚至暴力对待孩童，尚不完全清楚。

其二，跟随在孩童身边的家长，并不是身为直接监护人的父母，而是祖父母。父母健在的情况下，祖父母带孩子，具体的养育方法和行为逻辑，多是依循着某种文化习惯，而非强制性责任义务。

让我们回到具体的场景：清晨起飞的航班上，一个幼童哭闹不已，身边乘客难堪其扰，有的自认倒霉选择忍受，有的躲到后排图个清净，有的试图与家长沟通解决。也有那么一两个行动派，“大义凛然”地抱走孩子，想通过自己的方法让后者“闭嘴”。

无论试图带入旅客或家长哪一方，都不难想象此情此景的无力感。一岁的孩子听不进去道理，要完全控制情绪和行为是相当困难的。年龄较大的祖父母也不具备控制孩子的技巧或心力，同时，为自己孩子给公共场所他人带去的困扰而惭愧万分。在无奈、无力、焦急和惭愧等复杂情绪的交织下，面对陌生人带着道德压力的提议，他们也许会妥协。

但如果不是祖父母，而是孩子的父母，会不会处理方式就不一样？

事发后，孩童父母在媒体回应时表示“理解”。这一回应也不难“理解”，在公众舆论、道德批判、警方、甚至也许包括家庭内部育儿矛盾等多重因素的压力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会是大部分人的本能选择。也许，家长自己也意识到了，如果他们在公共场域内继续发言表态，大概率会被揪住关键疏漏——为什么放任年仅1岁的幼童跟老人同行坐飞机？往大了说，这是父母的失职。

笔者就在朋友圈看到至少两位母亲转发该新闻，并发表了自己站在母亲立场的愤怒和不解。其中一名一岁孩童的妈妈如是道：“一岁的小朋友懂什么？他们没有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也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不适和恐惧。”有母亲表示，“如果我的孩子哭闹影响了你，你可以指责我，我来道歉和安抚，但如果你要这样‘教育’他，我跟你没完。”

也有不曾为人母的年轻女性读者，自然代入孩子母亲的视角，对两名陌生旅客的粗暴行为表达了谴责与不解：“如果是我的孩子（被这么对待），我一定气死了”。

不同人立场的不同，带来对同一件事的迥异态度。将孩子带进洗手间“教育”的视频，甚至是当事人自己发布的。据悉，这两名旅客也是女性，在她们的立场和期待里，自己此举，反而是“为民除害”，是做了有利于其他人的善举。

她们或许得意地认为，自己采取了一些行为，让机舱里的噪音短暂或永远消失了，是造福全机舱乘客的义举。但她们无知的是，中间的过程，是建立在僭越和暴力之上的。在一个一岁小孩面前，她们就是体力和体型上的强者，这种代替监护人进行管教的做法，是强者对弱者的打压，而且这权力，也没有任何合法性。

如果要征集她们的辩词，也许她们会宣称自己“讨厌小孩”“害怕哭声”，甚至有的会因为孩童哭闹而神经衰弱，甚至崩溃。总之，在那一瞬间，她们是正当权益受侵犯的无辜乘客，是为整体利益最大化作出奉献的代表人物，但她们完全无法代入孩子的身份，也不懂得面对一个同样有权益的孩子时，自己的行为所需的边界。

在这次事件里，最重要的，也最容易缺席的，就是那个被带走的孩子自己的视角。

作为一个绝对的弱者，除了哭，那孩子手上没有任何武器可以抵挡两个暴力和智力值都远在自己之上的成年人。这是没有复杂因果逻辑的、纯粹的丛林，是类似于校园霸凌的那种混乱的、不假思索的弱肉强食逻辑。危险来临时，没有人去保护她，也没有人能够教育她，一种必要的公共教育在很多自己尚且是巨婴或不懂得公共规则的父母那里缺失了。

支持和同情那两位女士的情绪中，夹杂了大量现如今流行的厌童情绪。“熊孩子”被用来指代一切自己不喜欢、并且自己不打算拥有的一类群体。谴责“熊孩子”没有道德优势，却有着某种基于集体公约数的情感理由——反正我不打算生孩子，因此，别人的孩子也无法引发我的共情。当抽象意义上的“孩童”成为某些层面的危险因素，具体的人的存在感就削弱了。

孩童的哭闹，这样一个公共场合不能完全隔绝的行为，在没有同理心和宽容，也没有规则和法律意识的社会环境里，就容易成为引起秩序坍塌的最薄弱的那根稻草。

目前，东亚少子化最严重的韩国，城市内就已有不少地区开始设立“儿童禁区”。据统计，自2014年开始，设立儿童禁入区在韩国就已成为常见现象。而2021年首尔的一次民意调查发现，整个首尔，高达73%的民众都表示可以接受设立儿童禁入区。

整个社会对孩童的厌斥，不是生育率降低的原因，而是生育率降低的迂回体现。之所以说是“迂回”，因为大部分人并不厌恶孩童本身——退一万步说，每个人都是从孩提时代走过来的。他们只是抗拒为本不存在于自己原有生活里的群体付出情绪和精神上的代价，不愿意在自己将孩童排斥出人生规划后，还要忍受他们占据自己的世界。

“幼吾幼”的前提垮塌，“以及人之幼”的情感结果便不成立了。将会哭闹的儿童排斥在成年人的活动范围外，这是一种拒绝和回避的轻省做法，内里的逻辑是相当粗暴的。

回到场景里，孩童为什么哭闹？TA想要什么？成年人能做什么？如果是自己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有没有可以规避或沟通的可能性？

当对具体的人的情感共振消失，对具体情境的理解能力不再，不仅是强者对弱者，所有个体之间的处理方式都会像这次一样，逐渐粗暴化、丛林化。

截至目前为止，黑神话悟空Steam平台同时在线数达到215万，超越《CS2》登顶热玩榜。而且不仅仅是中国区，在全球热销榜上黑神话都持续霸榜第一名。

第一批进入游戏的玩家也普遍给出了极高的评价，我亲身体验了第一章，也认为游戏水准超越了预期。

但和现实中游戏大卖玩家好评如潮形成对比的，是舆论场上围绕黑神话的舆论战争。

截至目前，已经有万茜，尹正等多位明星因为发博玩黑神话而被饭圈冲到删博。

有人甚至专门拉了一个名单要拉黑所有支持黑神话的人。

为什么舆论场上围绕黑神话的战争会如此激烈？

原因在于，黑神话作为工业化大体量的国产3A开门之作，对于整个行业会有风向标的作用。

而当前，恰恰正处于男性经济学转型的风口。

在阐述男性经济学之前，先让我们理清一下女性经济学，也就是“她经济”

一直以来国内商业市场都有一个认知，女性消费能力高于小孩高于男性，其实这是一个特别魔幻的事情。

因为所有数据报告都显示，男性的生产能力，薪资收入远高于女性。女性一方也普遍以此为由要求职场提供更多扶持。

为什么男性收入明明更高，在消费这块却被女性暴打呢？

实际上，这个说法最早来自美团王兴，但王兴的原话是什么？

少女大于儿童大于少妇大于宠物大于男性，这是消费赛道的投资人总结出来的市场价值排序。

注意关键词，投消费的人。

这个商业理论从一开始就是有明确范围的，消费品赛道。

这句话的原意其实是，

抛开车房等大头不谈，仅看消费市场，少女消费力高于老人儿童高于男性。

这才能解释所有疑问。

为什么男性收入更高但消费较低？因为男性的收入被婚房彩礼等超级大头绑死了。

而不论房产还是彩礼，都是有非常明确支付方的，根本不会到市面上流通。

那对于大众市场上的消费品牌们来说，你就等于是不存在的。

你一万月薪要雷打不动的存8千买房，别人三千月薪能实现月光，请问谁的消费力高？奢侈品服装店零食奶茶花生米们指望谁买单？毫无疑问是后者。

经济学角度，这就叫流动性差异。

男性收入高，但消费大头被婚房绑定，不具备流动性，偶尔的消费会更精打细算。

女性收入低，但背靠彩礼等转移支付，流动性非常高，能展现超越收入几个量级的购买力。

男性消费匹配不上自己的收入，看起来就会显得更抠门

女性能够消费远高于自己收入的事物，看起来就会更阔气。

所以当年消费赛道投资人总结的这个理论非常精炼，事后来看，你甚至可以赞叹投资人的眼光之锐利，因为2000年到2013年，恰恰是结婚率走高的时代，2013年更是达到峰值。

察觉到“她经济”的人，毫无疑问是个天才，他敏锐的意识到，不能简单机械的根据男女用户收入来判断消费力高低，而要把彩礼转移支付等因素考虑进去，并深刻理解人性。

所有涉及男女性别差异的消费分析，源头都在这里。

为什么男性收入高但消费低？因为在背负婚房彩礼这些大山的情况下，必然会精打细算攒钱。

那为什么车子的主力消费又是男性呢？

因为男性这边汽车被视为生产力工具，买车是为了赚更多钱的。

很多人所谓的女性买化妆品，男性买消费电子的结论也是有误差的

男性并不热衷消费电子，男性热衷的是——看起来能提升生产力的消费电子产品。

这也是为什么，情感区博主，脱口秀博主们都认为女性消费力更强，而财经区商业区博主都是直男本位。

对于情感区博主来说，你们直男一个字一个字分析，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测评，这简直大逆不道。

把机器拆开评测是独显还是集显，有没有NFC模块更是十恶不赦。

品牌方请个流量明星，博主们再夸点彩虹屁，你们直接下单不就好了，干嘛要这么细究值不值？

他们对于商业价值的理解是，OMG，姐妹们买他！然后集美们就夸夸下单。

但男性这边显然不接受这个逻辑，不论财经区还是商业区，内核从始至终没变过，看了我的绝世神功，让你月入十万。你别管是不是真能月入十万，但整体逻辑一定是强调这个东西有用，买了物有所值。

如果你的内容过于软，过于偏向情绪价值，那么你就是不可能让男性用户买单

而如果你的内容非常硬，全是冰冷的数据和逻辑，那么被女性用户吐槽不懂共情也是很合理的。

这就是她经济的本质

女性背靠彩礼等转移支付，能展现超越收入几个量级的购买力，这个情况下你讨论物有所值就事论事是非常可笑的事情，

真按物有所值精准匹配的角度，一个月收入三千的人就不应该买几万的香奈儿，但现在情况是，一个月入三千的人很可能还会觉得几万的背包档次低了。

这种收入和消费完全脱钩的情况，让过去的消费者分析基本失效。

你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销售，为月入三千的目标群体推荐了一款平价背包，既装东西又适合挤地铁，结果人家上来就要十万的香奈儿，还表示自己天天打车上班，从不挤地铁，请问你怎么办？

你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红娘，准备为月入三千的女方推荐一个月入五千的男方，结果对方上来就认为年收入二十万的是穷鬼，不能侮辱自己，请问你怎么办？

答案是姑奶奶您想买啥就买啥，只要你有一丁点物有所值就事论事的念头，你就输了，

这种抛开理性完全顺着对方意思的思路，就叫——情绪价值。

过去几年主导市场的思路基本就是这个。

包括许多人疑问的为什么大企业们跟着女性声音走也源自这里。

比如宝洁的女性脚臭问题，从科学角度看，你会觉得一家洗护日用品公司讨论这个很合理。

但从情绪价值角度看，这个问题不能讨论，这不是对错问题，而是态度问题。

其中的集大成者，就是直播带货一哥，李佳琦。

一个最简单的问题，79的眉笔贵不贵？

过去几年，这个答案是不贵，甚至别说不贵，要算廉价。

如果不理解，请复读以下话术：

情人节888都不送的算什么男人？七夕礼物不到200的穷逼谈什么恋爱？

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让你什么都没有

爱的人永远不贵，不爱的人永远觉得贵 不要喊礼物贵，要反思自己为什么888红包都拿不出来。

所以你看，李佳琦和花西子的异军突起是有原因的，在你还在计较这种材质的口红卖300贵不贵的时候，

他们敏锐的找到了时代的答案：

爱就是不贵，不爱就是贵，你要是讨论材质性价比那就是不爱了。

事后数据也证明了他们是对的，情人节1314等礼盒，80%以上是男性在买单。

没有人的成功是偶然的。

但为什么他们翻车了呢？因为时代变了，而他们没有第一时间意识到。

关注刚刚结婚率的应该都发现了，在2013年达到高峰后，这几年的结婚率一直在掉。

大量男性不愿结婚了。

既然婚姻既不能提供情绪价值，也无法避免经济危机，那不如就单身，所有钱娱乐自己。

而刚刚已经说了，她经济的本质，关键在于背后的转移支付。

可现在情况是，转移支付的渠道以极快的速度在坍塌。

她经济时代，背靠转移支付，79的眉笔当然不贵，甚至790也不贵。年入二十万都算穷鬼，你790的礼物还算钱吗？

可当时代走到大家不结婚，没有转移支付的情况下，79的眉笔，就要重新考量了。

李佳琦并没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发出了那个著名的问题

“过去几年不是一直这个价吗？”

过去几年确实都是这个价，但背后真金白银买单的人天翻地覆了。这个声音显然就刺耳了。

这也是为什么去年以来，情人节七夕的礼物广告基本熄火。

但问题就在于，科学需要严谨，需要多个参照系对照。

现在的一切确实能证明女性经济的结束，转移支付的消失。

但没有人能明确男性经济真的会启动。

大家都看出男性这边消费大头被婚房绑定，所以会比较抠门。

但你能打包票说，婚房的压力消失后，男性的消费意愿会爆发吗？有没有可能他们既不给别人花，也不给自己花，就存着呢？

商业市场就是这样，很多看起来理所应当的事物，往往会付出血的代价。你以为男性偏爱电子消费品，结果创业后无人问津，最后醒悟男性感兴趣的其实是看起来有用的电子消费品。

黑神话悟空就处于这个关口，大家都知道转移支付熄火，男性手上有钱，但是否真的愿意掏出来，又愿意掏出来多少，没有人敢打包票。

在今天之前，黑神话能卖多少万份，还是一个大家都说不清的问题。

很多乐观的人也只敢往百万份去估量，但现在的答案是，截至目前，全平台销量已经超过450万份。

这也是瑞幸咖啡联名黑神话卖爆时那句话的原因，被男性购买力惊呆了。

这才是黑神话拉动整个游戏板块的核心逻辑。

因为这不但证明了好的游戏大家会买单，还证明了男性这边的消费力和消费积极性。

甚至，黑神话还提前证明了，只要你拿出质量过关的产品，哪怕顶着女权博主们的批判，男玩家一样给你买爆。对于过往不看对错就看态度的女性向博主来说，这种硬核应对的路子，毫无疑问是灭顶之灾。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能够以质量取胜突围，后来的人会怎么想呢？

在今天之前，大家担心的是，女性消费熄火，男性这边究竟是在持币观望，还是没钱可掏，市场缺乏消费者会不会陷入低迷？

而今天之后，其他问题已经都没有疑问，只剩下一个问题：

——如何满足男性消费者，让他们买单

对于许多公司来说，这可简单太多了。

01 贴钱上班

本职工作为财务的陈默，决定外包的第一份工作是年会主持稿。去年年底结算关账，心力交瘁之际，HR直接来到部门“可汗大点兵”：“新人不主持，就得跳舞。”刚入职半年的她成了软柿子。

“那我肯定不能跳舞啊。”

陈默接了活儿，但绞尽脑汁也写不出，“电脑都不想看一眼”，索性上网搜索“代写”。一位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生报价50块钱，她觉得合理。收到对方“尽快出稿”的回复时，她瞬间“松了一大口气”。

陈默不是没想过求助人工智能，但“用AI也是要动脑子、花时间的，你得规范地输入书面语言来引导它”。

和人沟通更便利，只要贴两杯奶茶钱，她就可以当个不讲理的甲方，“乱七八糟”地在吃饭和休息的间隙向对方提要求。

“二牛马”第二天就反馈了主持稿，陈默很满意：“他能懂我不想在台上说太多话的想法，我不想要的，即便他费了心思写，也会很配合地立马砍掉，再帮我把上下部分衔接起来。”

信任自此建立，如果今年还要主持，陈默已经准备好义无反顾地发微信给这位她认证过的“嫡长牛马”：“您好，新的一年又到了。”

汤面也与一位“二牛马”保持了长达三年的合作关系。她在一家制造业国企工作，职位是人力资源培训，其实主业就是做PPT，大部分时候她自己做，“做到60分就能够敷衍领导了，但需要90分以上的工作时，我会找外包”。

她在小红书看到这位“二牛马”主页展示的PPT赏心悦目，“很厉害”，就和对方取得了联系，报价是她一天的工资，300元左右。领导做出指示，她就直接截图发给“二牛马”，让他按照领导的要求帮忙修改。

汤面有自己的沟通之道：“如果你去和他直接提要求，他可能觉得自己就挣这点钱，你还不停地叨叨。”但截图意味着领导的意志，“他可能会转变立场，觉得大家都是打工人，速度会快一点，态度也会好一点”。

如果工作内容没有被领导采用，她也会告诉这位“二牛马”，“他会和我一起骂领导”。“二牛马”会给她退钱，一般退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有时也会退超过一半。汤面感觉，出租自己的工作是“用一天的工资摸三天的鱼，还挺划算”。

然而正在做审计的黄桃，找“二牛马”只为保命。辗转四个小项目连续25天无休后，她因细菌感染开始了39度的高烧。怎么吃药也不见退烧的一周里，每次接打工作电话她都剧烈咳嗽，“怀疑自己得了哮喘”。

近年来行业风波不断，业内人人自危，所有人都琢磨着降本增效。

黄桃表示，因为合伙人觉得审计费太低，同样的工作量过去会分派两到三个人，现在她不但要一个人完成，项目周期还大大压缩，外卖、交通、客户资料往来的快递费等项目必要支出的报销，也变得困难重重。

黄桃的排期不给她喘息的时间，她环节上的审计程序结束不了，后续的分析复核、报告出具都无所依凭；搭档离职，下一个项目还在等着她到现场，责无旁贷。她在北京租房，一个月房租2000元，上班地铁换乘慢吞吞，单程1.5小时，高烧也剥夺了她的体力，“走路都晕乎”，地铁23时停运，她几乎没在23时前下过班，每天往返打车的开销往往在150元上下。

6月，她所在的事务所也开始降薪了，到手收入近乎腰斩，“日薪200元不到”。

即便已经如此不计成本地挤出一切时间“贴钱上班”，工作还是做不完。6月初，项目突逢抽检，原本一周的工作必须挤在两天内完成，领导被外派，在厦门远程指挥。她撑不住了，抽空打车到医院，一只手输液，一只手接下不断催促的电话。

“钱不钱的已经无所谓了，只希望有人来帮我，不管找谁，不惜成本，只要能把这活儿完完整整地结束。”

她联系了一位关系好的同事，“我就老实说已经到极限了，真的完成不了，我出几千块钱，你帮我把活干了。”同事处在项目的空档期，她帮同事叫车，请他坐在输液室座位旁端起她的电脑，“我跟他转述，说哪部分需要改，改成什么样，然后他再改”。

她连续通宵了两天，同事也陪她熬了一宿，彻底做完已是早上6时多。她叫车把同事送回家后，又在11时回到了所里打印装订。

黄桃包了同事的三餐水果，又给同事转了一笔2000元左右的工作费，但好心的同事没有收。“人情债也是一种付费”，她过意不去，又给同事买甜品、准备小礼物。

“每个人都会出状况，下一次同事项目紧张的时候，我肯定也要挺身而出的。”黄桃想。同时，她再也不能对现实视而不见：“我们这个行业可能是真出现问题了。”

02 面向领导的哲学

经此一遭，黄桃发现领导很多时候是不会共情的，“我自己已经尽全力了，甚至做了本来不该我做的部分，而领导好像觉得，哎呀，看你干得好，再给你施加点压力，你还能多做。”

汤面也常常腹诽领导：“他的要求，匪夷所思啊！”一次领导需要出一条宣传视频，想要一群人往前奔跑，拥入办公楼的那种感觉。“从高层到中层再到我们领导，想法很多，要高大上，有逼格，要有成功人士的腔调。”汤面看大家天天为此烦恼，学美工的同事“很努力做了三天，任何画面都达不到领导想要的效果”。

“那这样吧，我去想点办法。”汤面只负责培训，但她以己度人，决定帮同事去找“二牛马”。第一位“二牛马”水平和同事差不多，“就让他下岗了”。她一不做二不休，又在闲鱼上通过评价筛选找到了三个“二牛马”，群发了领导需求，让他们报了一轮价。其中一位给了汤面明确的画面拍摄指导，她最终敲定了这个人，又把价格从500多砍到280元。

“我还给他画了个饼，领导满意的话，我们会有奖金，到时候分。”尽管最后视频没有奖金，但客户给视频点赞，又到单位一把手和高管那里留言，表扬视频的创意。汤面的领导受到来自集团的肯定，喜不自胜地给同事们买了东西。

汤面在岗期间，最出成果的一次工作也是“二牛马”替她完成的。她有一本专业性很强的培训资料需要转换为思维导图，于是找了一位大四文科女生对技术内容做梳理，对方坦诚地告诉她自己做不出来了。

“她做了好久，每天都好苦。”汤面用一种看破红尘的语气告诉南风窗，“但这个事情不是她苦，就是我苦。”她觉得女孩“比较有契约精神，才会内耗”。“二牛马”找了“三牛马”，女孩最终请来自己理工科的男友帮忙做，男友也屡次想要放弃，都被女孩劝住，最终汤面付了不到900元，买下了全套思维导图和PPT。

在领导眼里，汤面的工作既出效果，又有新意，但她“其实什么都没做，都是别人做的”。领导偶尔派给汤面制作“易企秀”、企业文化视频等任务，她很不开心，这些并非她的本职工作范畴。

“没有意义啊！”她觉得很多事“完全就是在搞形式主义”，但又很快转念：“不属于你的职责范围又怎样？这个事情你可能一年就干一次。你可能觉得它没有意义，但是对领导、对单位来说，它是有意义的。”

汤面的态度是“一不要受气，二不要太累”。“很多人不懂变通啊”，她语重心长，被社会毒打五年后，她终于习得了一套面向领导调整心态的职场生存哲学，“不要杠，领导要你画朵花出来，你就去给领导找一个能画花的人，让他去画嘛。你花点钱把事办了，不要跟领导吵架”。

“你是普通人，领导也是普通人，他可能还有点蠢，只是因为在这个地方上了很多年的班，就变成领导。你就让着他一点，尊重他一点，对他天马行空的想法，不要现在立刻马上跟他说不行嘛。缓一点，事缓则圆，拖两天你再说想方设法了，实在是达不到领导的要求……”

“工作态度上不要有问题，工作能力上出点问题，没问题嘛。”

也有牛马接受不了领导的鞭笞，决定转型成为“全职二牛马”。梁月离职前负责品牌营销，“除了写方案，还要打杂”，集团内部的沟通成本非常高，她的领导对大领导的指示总是照单全收，一点微小改动就像蝴蝶扇动翅膀，让整场活动需要处理的后续细节几何级增长。

“做策划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要有攻击性。”梁月说，“你要保护好自己的创意和想法。”她负责的方案经常是已经开会敲定，资源洽谈也落实到位，但大领导“灵机一动”临时提出换形式之类的要求，领导总会直接同意，随机召集员工讨论修改。

“很无语，资源接洽的板块最让人难受。如果我们这次鸽了别人，下次对方就不会合作了。”梁月深感力不从心，在积累一批稳定客源，确保每月最低有5000元收入时选择了离职。离开了固定的领导，她相信自己能有挑客户的自由。

03 真的需要这份工作吗

据梁月观察，自己的一类客户是活动公司，他们团队小，客单量稳定，不愿意多招一个策划。“招一个策划工资8000元到1万元，但如果找外包，一个月也就三四千。”

另一类客户是上班族，大多聚集在地产行业，节假日活动铺排极端密集，常常遇到人要出差但手头的工作还没完成的情况，这时就会外包出去。另外，遇到全年营销活动这种复杂板块时，他们“也会觉得不如花两三千元请比较专业的人做”。

筛选客户时，梁月相信自己的直觉。“在问需求的过程中，如果我觉得他不好合作，会半夜三更打电话改方案，就直接拒绝。”

方案最多免费修改三次也是她的原则，客户不是领导，花钱就是买她80%的创意和20%的服务，“如果要我像员工一样，配合他的工作要求和习惯，和上班有什么区别？我还没有员工的薪资和福利”。

如愿当上“二牛马”一年后，梁月觉得自己“看起来自由，其实是最不自由的”。单量少、月收入不达标会让她焦虑，接单高峰又会将她掏空。

她最夸张的纪录是在电脑前连续工作了26小时，“除了喝水上厕所，吃饭都没有离开过位置”。当时她接了三个订单，没有提前预留修改时间，这导致她在写新方案时还在修改上一个方案。

“写东西对人的消耗是很大的。”梁月表示，高低起伏的收入和工作时间，是她无需应付职场人际关系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在挟“二牛马”与领导斗智斗勇几年后，汤面觉得“对自己认知更清晰了”。她选择从国企离开，拿着缩水2/3的工资回乡下当公务员。“主要是我考这个单位比较简单，有岗位了别人发给我，就跟着学了一会儿，反正也很快就考完了，就考上了。”单位就开在家门口，领导的心理和工作的意义，都比不过她眷恋的在老家的爷爷奶奶。

“不是工作需要你，而是你需要这份工作”也许是更普遍的状况。

黄桃想过换工作。在一个特别焦虑的晚上，她睡不着，在BOSS直聘上把每一个行业都点开看了一遍，“要是非科班的都能去，说明这个行业的可替代性还是很强的”。审计工作让她更具备危机意识，“这两年比较朝阳、比较稳定的行业，再过两年很可能遇到新的变故”，她还是想在财务领域深耕，靠技术吃饭。

不过即便还需要找“二牛马”或者当“二牛马”，黄桃也从未想过离开北京。

“工作状况什么的，其实我从没跟家里说，我要一说，家里肯定让我赶紧回去。”黄桃挺喜欢自己在北京自由的生活和自由的精神。她喜欢穿吊带外面不用套衬衫，喜欢凌晨想吃什么就点外卖，不用担心打扰到任何人，喜欢偌大城市里人与人互不相识的氛围，没有对比，没有关系的束缚，她可以真实地面对自己。

她也有为自由而作出牺牲的觉悟。她不想依赖别人。“我的追求都得建立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上，目前来看，我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才可以支撑这一切。”一气之下“不伺候了”显然不现实，她平静地接受了现状，守卫自己在北京的生活，为找下一份更好的工作做铺垫，“暂时贴钱上班，总比没有一点收入强”。

她偶尔觉得忧伤：“越工作，我就发现我好像离原来的我越来越遥远了。”但明媚还是生活的主轴，她觉得自己是快乐小狗，审计程序枯燥，业余就做自媒体，在平台精心“养号”，摄影约拍、分享生活。

她想起之前有个视频，五分多钟，断断续续剪了一个星期。“我剪的时候都挺认真的，就是想找回曾经鲜活的自己。”

“我就一帧一帧地剪，一秒一秒地剪。”

就业：城市“二流子”VS小镇“铁饭碗”

由于在社会资源和就业机会方面，大城市始终碾压着小城市，而小城市永远睥睨着县镇乡村。

人确实应往更高处走，因此每一座县城，都在年复一年地失去着优秀的年轻人。

在县城的各类就业岗位中，事业单位公务员扛起了保留高等人才的大旗。

县城虽小，却五脏俱全各类，堪堪像是印证了司马迁的那句“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

与此同时，个体工商户、私营单位以及周郊的农民作为另一种就业成分，构建了城市日常运作所必需的内容。

餐馆、诊所、理发店、装修公司和超市各司其职地分布在县城的各个角落，城南城北不过横竖几条街。

全县的居民闭着眼睛也能找到它们，这意味着县城的生活供需早已尘埃落定。

由于已饱和的生意不再需要更多的劳动力。

因此，县城就业的定义里，又多了一批以无所事事为主业的无业人群。

在县城，过了晚上十二点还在外面吃喝游荡的人，常被当做不务正业的“二流子”、“小混混”、“无业游民”。

因为他们这么晚还在外面鬼混，显然是白天不上正经班、只知在家啃老或是从事不见光行业的人。

当商场关门、街道空无一人、红绿灯一律变成黄灯，远处的黑夜里传来一阵摩托的轰鸣。

车上几个男女纵声大笑着，像香港老电影里的古惑仔一般自空旷的黑夜里呼啸而过——这便是“著名”的“二流子”了。

县城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职场也不讲究西装革履，既有站在税务窗口前一问三不知的农民，也有田间地里撒泼打滚的拆迁户，更有寻衅滋事、游手好闲的社会青年。

基层城市的各类从业人员彼此之间打交道的方式既热热闹闹，又简单粗暴，就连斯文人，也给熬成暴脾气。

娱乐：上楼因特网，下楼“码长城”

由于城市设施的限制，小县城鲜有大型演唱会、密室、剧本杀或是艺术展览，因此，线上娱乐成了性价比极高的休闲方式。

人们至少将八成以上使用手机的时间用在了刷视频、打游戏、看主播以及其他各类线上娱乐中。

除此之外，在其他空闲时间，县城青年大多去街头巷落的网吧、电影院、咖啡店，以谈恋爱、打游戏或是上网来打发时间。

县城中年则更多地聚集在楼上楼下的茶馆、麻将馆，如果遇上手气好，搓牌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赚钱。

于是在某间不起眼的门面里，早餐摊儿收摊了的老板娘和隔壁小卖部的老板各自坐在麻将桌的南北两方。

廉价的茶水香味夹带着麻将的碰撞声与中年人的呼喊声——“锤子哦！老子来个自摸！”——构成了县城生活独有的一种匆忙。

需要提及的是，三四线城市普通民众对麻将的嗜爱，已到了令人不可置信的状态。

当地平线拉着太阳下坠，县城人殊途同归：

公园口地摊烧烤的油腥气铺散开去，城边上的KTV招牌五光十色地亮了起来。

“下馆子”和酒吧KTV，构成了县城的夜生活，它们仍旧是互联网无法取代的实体经济。

消费：医院店富豪与PDD黄钻选手

“帮我砍一下嘛！都砍差不多了，我们这桌就差你没砍了！”

当你在烧烤店消费时听到这样的对话，切莫慌张，这可不是小混混们在寻衅斗殴。

早几年，在PDD魔性洗脑的广告音乐刚刚进入大众视野的时候，共享经济还是一个较为陌生的概念。

不熟悉拼单式消费的大众没有意识到，这款产品竟然会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迅速渗透三四线城市的角落，成为炙手可热的新零售手段。

互联网经济下，县城人的消费偏好通过拼多多这样的平台得以满足和实现：

惊人的低价、动人的高质、抢起来的感觉十分爽——这样简单、直接的消费者小心思，通过平台汇聚起来，却是庞大、井喷的市场收益。

即使PDD后来陷入专利侵权的风波并遭受盈利模式的批判和质疑，三四线的用户仍然不以为意，因为在他们的认知中，这与他们的消费诉求，并无太大关系。

PDD最火爆时，砍单和拼单的链接在微信聊天记录里甩来甩去，俨然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交关系质量评估工具：

爱他才会不厌其烦地帮他砍，如果感情淡薄，不如尽早拉黑处理。

随着三四线城市消费能力的显现和消费潜力的发掘，县城俨然成为了资本市场下沉的“新蓝海”。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县城居民这样爱花、敢花。

其实质是在于虽然他们的收入绝对值不高，但可支配的收入不低，更低的生活成本才是“平均每月5.8次网购”的底气。

脚下有房住，手里有闲款，是较多县城人的经济状态。

精神：江湖英雄梦和国产偶像剧

之前《战狼2》上映，三四线城市观众的崛起将其票房推上了56.8亿，较《战狼1》拔高了十倍不止。

在为英雄情节挥洒热泪和现金上面，县城居民踊跃争先。

古早港剧、网络游戏、以及以三四线城市男性用户为主要读者的网络修仙小说给了男人们，特别是青年男子们夸大的江湖幻想和英雄情结。

而脱离现实职场环境与恋爱逻辑的国产偶像剧吸引了这里以家务、丈夫和子女为主要生活情节的女性。

值得一提的是，县城中老年人似乎在影视艺术鉴赏上达成了一致，每晚雷打不动地收看六十集起拍的电视剧。

他们态度诚恳、眼神坚定，沉浸在自己对各种关系局势的判断里。

县城的新一天

当一天终将过去，夜晚降临在县城周边的山林里，将它们圈在一片静谧之中。

这让烧烤摊的热闹显得没有那么盛大，KTV里纸醉金迷的热度也降了下去。

夜猫子们在这座夜的孤岛里围坐在一堆啤酒面前，时而哈哈大笑，时而痛快大骂，表演着一种淳朴的堕落。

直至酒过三巡，烧烤收摊，趴在KTV门口哇哇大哭或哇哇大吐的人都不见了踪迹，街道灰茫茫一片很安静。

在这里，生活是简单的，又是丰富的。

个体的挫败不太会上升为深远的悲怆感。

那些笑着闹着的男女情感、生活艰难或是道听途说的谣言轶事，都顺着夜晚流走的痕迹，悄无声息地回到了分布在这小城中各处的床上或家里。

早餐摊老板接了夜猫子的棒，就要起床干活了，而独属于县城的新一轮朝日，又将升起......

2021年2月7日，美国历史学家布莱克·史密斯(Blake Smith)在著名的《外交杂志》(Foreign Policy)的网站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尤尔根·哈贝马斯不流行?》(Why Jürgen Habermas Disappeared?)的文章，一时间在西方学界引起了巨大回响。尽管史密斯仍然立足于一个西方自由主义的立场，但他却指出了一个广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左翼学者关注的问题，曾经作为上世纪末和本世纪最初十年里最重要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性人物哈贝马斯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在史密斯看来，哈贝马斯在大众视野中的消失，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代表着传统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左翼已经日暮西山。

无独有偶，在国内一次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讨会上，一位老师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为什么哈贝马斯在今天不流行了?”不可否认的一点，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哈贝马斯等人塑造的商谈伦理学和主体间性哲学的社会土壤正在日益崩塌，其理论的解释力度也日渐式微。尽管哈贝马斯在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仍然占据了一定的地位，但是，这种影响力或许更多局限在狭小的学术圈子里。不过，哈贝马斯式学说的褪色，并不代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陷入僵局，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西方年轻人开始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立场。在今天，我们看到了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itian Fuchs)、约迪·迪恩(Jodi Dean)、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尼克·迪尔-维斯福特(Nick Dyer-Witheford)等人重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不过，为了理解这一历史变化，我们不能局限于文本，而是要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从具体的社会存在的历史背景中，寻找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动态变化的轨迹。

一、物化：科层制下的工具理性批判

尽管我们习惯上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源头溯及到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那里。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的年代却是在二战结束之后。他们一方面谋求的是承袭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另一方面也需要在西方自由主义和代议制民主的体制下产生理论影响力的路径。不过，正如安德森指出，

“将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文化的一系列横向联系变成一种模式，本身便起了脱离它曾一度具有的与工人运动实践相联系的作用，这些偏颇又反过来把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推向低沉的悲观主义，其表现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主题领域总的种种创新”。1

当然，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西欧和北美国家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延伸到美学、艺术、文学、精神分析等领域，并与传统的无产阶级道路保持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与此同时，滥觞于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并经由法兰克福学派和法国马克思主义、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等发扬光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却很好地掌控了理论阵地又远离了政治实践，甚至在后来的1968年的运动以及后来的实验性文学艺术中产生巨大影响。尽管安德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指出了他们的软肋，即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阶级斗争问题，但是，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简化为一种资本主义的顾影自怜的反思，却并不一定准确。严格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及二战后的最初几十年里，获得如此重大的影响力，绝不仅仅是将其还原为布尔乔亚的伤感。与安德森的判断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任何一种社会思潮，其能够获得重大历史影响力，一定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根源，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

那么，对于马克思以及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来说，重要的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于摧毁资本主义不平等的生产关系及其社会等级体制，简言之，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反对的就是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统治地位，以及在生产领域中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榨取。

但是，从卢卡奇开始，这个批判的矛头发生了转变，例如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他十分清楚地指出:

如果我们纵观劳动过程从手工业经过协作、手工工场到机器工业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那么就可以看出合理化(Rationalisierung)的不断增加，工人的质的特征，即人的个体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一方面，劳动过程越来越被分解为一些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以至于工人同作为整体的产品的联系被切断，他的工作也被简化为一种机械性重复的专门职能。另一方面，在这种合理化中，而且也由于这种合理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合理计算的基础，最初是作为从经验上可把握的，平均的劳动时间，后来是由于劳动过程的机械化和合理化越来越加强而作为可以按照客观计算的劳动定额(它以现成的和独立的客观性同工人相对立)，都被提出来了。2

仔细阅读一下这段文字，不难发现，卢卡奇的批判目标已经变成了机械化和合理化，他并没有太多地谈论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而是工人与机械性生产和合理化过程的关系。也即是说，在这个合理化的构成中，工人一方面与整个生产过程的总体相切断，这种机械化的生产，不同于手工作坊生产的原因恰恰在于，之前的手工作坊的师傅和学徒，能够整体上把握生产的各个环节过程，但是由于机械化生产之后，工人的生产环节被分割，他们只看到和感受到彼此孤立的生产环节，相反，整体的生产过程已经不在他们的范围之内。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工人的价值被转化为一个抽象的量，这个量可以用来被计算，于是，工人的价值不再是他的主观能动性，也不再是工人的特殊性和个性，而是一种被客观化的量。换言之，由于工人的劳动被贬损为一种合理化的量，那么意味着工人变成了物，即工人被物化(Verdinglichung)了。不过，在这里，卢卡奇巧妙地做出了一个置换，即造成工人悲惨命运的，不再是个别的资本家，而是一种看不见的合理化和机械化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之下，工人变成了悲惨的客观化的可以计算的量，这种在机械大工业条件下的物化的工人，成为了工人沦落的最根本原因。那么，卢卡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路径的要害恰恰在于，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即批判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与压迫)转变成为基于大工业生产的物化批判(因为机械和合理化过程将工人变成了物，而工人的阶级意识在于摆脱这种物化状态)。

不过，真正有趣的地方在于，卢卡奇接下来谈到了泰罗制(Taylor-system)。泰罗制和福特制一样，都是现代科学管理学科的先声，他们的初衷就是提高大工业生产的效率，从而让个体嵌入到高度组织化的生产过程之中，因此，卢卡奇十分清楚地看到:“人无论在客观上还是他对劳动过程的态度上都不表现为是这个过程的主人，而是作为机械化的一部分被结合到某一机械系统里去。”2简言之，卢卡奇已经看到了属于他的时代历史背景，即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在大工业生产的时期，从马克思时代的彼此相对独立的生产范式，逐渐演化为一个被高度组织起来的生产模式，而借助泰罗制和福特制的方式，形成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化，而这种组织化的体制，后来被称之为科层制(Bürokratie)。而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批判的物化现象与其说是马克思探讨的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雇佣关系，不如说是肇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现代科层制的形成。不过，卢卡奇所引述的科层制，与其说直接来源马克思，不如说来源于德国另一位重要的社会思想家马克斯·韦伯。

在《经济与社会》中，韦伯曾经十分清楚地谈到了现代科层制的功能，

“至关重要的是，科层制提供了一种最大的可能性———按照纯客观考虑去贯彻行政职能专业化的原则。具体地执行接受了专业训练并通过不断实践积累了专长的官员分头负责。‘客观地’履行职责主要就是意味着按照可计算的规则履行职责，而‘无需看人下菜’。”3

韦伯已经指出了科层制的关键所在，“无需看人下菜”意味着在科层制行政体系中，所有的个体的特殊性被消除了，所有人都差不多，都被以同样的方式整合到巨大的行政机制之中，这里最重要的不是特殊的才能和品行，而是“可以计算的规则”，正是这个规则的存在，所有的人不能再保持自己的品质和特性，而是需要削足适履地纳入到科层制体系中，从而成为这个巨大机器的螺丝钉，成为被物化的人。

这样，从卢卡奇的物化批判开始，已经采用了一条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他们不再是摧毁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的生产关系，而是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科层制之下的合理化和物化现象，也就是说，要让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人得到解放，就必须打破这种科层制的支配和统治，而不仅仅是工人，所有处在这个科层制之下的人都毫无例外地被科层制的合理化体系物化了。于是，对科层制下的合理化和物化的批判，成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最佳契入点，例如，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中，他们指出:

“理性成了用于制造一切其他工具的工具一般，它目标专一，与可精确计算的物质生产活动一样后果严重。而物质生产活动的结果对人类而言，却超出了一切计算所能达到的范围。它最终实现了其充当纯粹目的工具的夙愿。”4

他们看到，韦伯和卢卡奇谈到的合理化，实际上是一种被充当工具的理性，在他们那里，物化就是工具理性化，正是由于人和思想变成了工具，他们可以被量化，被计算、被监控、被检测，他们并不是出于自己的理由从事生产和工作，而是成为了一种更庞大的科层体制下的工具。

这种批判的思路，在一段时期，指引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前进，无论是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还是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甚至包括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事实上，都是将被物化的工具(或工人)与理性化科层体制对立起来，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试图通过对这种物化的生命形式进行批判，来逃离被强制整合到巨大的科层体制中的命运。

而这种呼声，在高度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引起了共鸣，从工人到知识分子，从小职员到艺术家，他们都希望从这种物化状态下逃离出来，这也是为什么在那个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喜欢谈文学、谈艺术、谈美学，因为他们试图找到一个尚未被科层制的工具理性所玷污的理性，我们看到，阿多诺提出了自律艺术，而马尔库塞提出了“新感性”，本雅明提出了审美的星丛，事实上都是这种思路的延伸。

二、全球化下的歧途：交往理性或碎片化的身份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转折的年代。大卫·哈维曾在他的《新自由主义简史》中谈到:

“自七十年代以来，在政治经济的实践和思考上随处可见朝向新自由主义的急剧转变。松绑、私有化、国家从许多生活供给领域中退出，这些变得司空见惯。从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国家到老牌社会民主制和福利国家(诸如新西兰和瑞典)，几乎所有国家都接受了某种形式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有时出于自愿，但有时是为了回应外界压力———并至少对一些政策和实践做出相应的调整。”5

在这个时期，凯恩斯主义和传统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福利社会主义路线几乎都陷入僵局，前苏东阵营的动荡也加速了全球许多国家先后转向了新自由主义。在哈维看来，这次近乎一致地转向新自由主义，并形成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性机制，产生的一个结果是，这次新自由主义转向被直接视为全球化运动，而在新自由主义全球范围内摧枯拉朽攻城略地的时候，传统的理论和学派都渐渐地黯然失色。

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说，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高歌猛进，或者说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是否还有可能保持批判理论的锋芒?在这个方面，首先做出改变的就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标志性人物的哈贝马斯。在1976年出版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中，哈贝马斯就已经看到了从卢卡奇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问题所在，他指出:

“合理性结构不仅体现在目的合理化行为的扩大上，即工艺、战略、组织和技能中，而且也体现在交往行动的调解中，体现在冲突调解的机制中，世界观的同一性的形态中。我甚至认为，这些规范结构的发展是社会进化的起搏器，因为新的社会的组织原则意味着新的社会一体化的形式。”6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哈贝马斯的这段话: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是在科层制下的物化现象，也就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将个体的活动(无论是工人的生产活动或者行政人员的工作)定位为完全被一个巨大的机制掌控并操纵的消极理论，人的主体性在这种力量面前遭到了排斥，人被掏空了灵魂，成为了在机器旁按照规定动作活动的行尸走肉。但哈贝马斯指出，这种将社会凝结成一个整体的方式不仅仅只是被卢卡奇、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批判的合理化行为，而且还存在另一种将社会凝结成一个整体的行为，与之前的抽象的总体性对个体的物化不同，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行为，希望借助主体间性的概念，来重构社会的根基。各个孤立的主体或许可以被大机器生产和冷漠的科层制所物化，但一旦各个主体能够在交往行动中进行沟通，通过合理的商谈和协商，建立了新的规范，便能打破韦伯所说的科层体制的支配形式，从而开创一种新的社会形态。

进入到80年代，在那个新自由主义崛起的时代，日益转向公共理性和商谈伦理，哈贝马斯看到了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时，已经变得孱弱无力。在1981年出版的《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中，哈贝马斯进一步指出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的批判理论已经不适合于新的时代，逐渐走向式微。

我坚持认为，早期批判理论纲领的时代并非偶然，而是由于意识哲学的范式已经衰竭。我想指出的是，向交往理论的范式转型实际上是回过头来从工具理性批判终止的地方重新开始，这就允许我们把社会批判理论未能完成的使命重新承担起来。7

哈贝马斯认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恰恰在于，不能走出主体意识哲学的藩篱，因为在他所处的时代，整个社会的背景已经从主体解放问题转向了社会规范的问题，而主体意识哲学也因此必须转向生活世界哲学。事实上，哈贝马斯与第一代批判理论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是，他们在80年代面对的不再是德国纳粹主义，不需要让人们从总体化的机制中将人解放出来。相反，他们面对的是另一个问题，即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全球化下的公共理性问题，即人们如何在生活世界中重新建立合法性。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在这样的生活世界里，

“自我认同是一个符号结构，随着社会变得日益复杂，也必然越来越脱离自己的重点，这样才能使自己保持稳定，个体面临着日益增多的偶然因素，他被日益抛进一种越来越紧密的网络当中，在这个网络里面，个体互相不提供保护，因而也就渴求保护”。8

由此可见，在日益变得全球化，变成哈贝马斯所谓的“越来越紧密的网络”中的个体，感觉到缺乏必要的保障，因此，在哈贝马斯这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问题不再是打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桎梏，甚至不是消除人的异化行为，而是消除这种个体在更巨大的全球化网络下带来的渴望获得保护的感觉，个体的生活保护只能依赖于交往理性，在不断的主体间的沟通和交往中，建立公共理性和商谈伦理的根基，在这个根基基础上，为彼此提供协商政治学的保护。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再是批判理论，而是一种社会规范和公共理性的建构理论，旨在为不安定和渴求保护的个体提供一个相对稳固的合法性基础，从而让他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上。而与哈贝马斯处于同时代的另一位左翼思想家，英国的安东尼·吉登斯也看到了同样的问题，吉登斯指出:“在一个充满交往的世界里，单纯从上至下的强权政治不再是有效的。”9

吉登斯这句话的含义恰恰是指，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所依赖的韦伯式科层制政治格局，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背景下不复存在，而这种传统的批判理论也自然丧失了其理论价值。因此，吉登斯提出了用全球化背景下的“生活政治”来取代以往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解放政治”，正如吉登斯所说，

“生活政治关涉的是来自于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引发的装置问题，在那里全球化的影响深深地侵入到自我的反思性投射中，反过来自我实现的过程又会影响到全球化的策略。”10

不难看出，无论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行为，还是吉登斯的生活政治，以及这个时期其他的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构了批判理论，也将原来旨在让人们从不平等的剥削和压迫下解放出来的“解放政治”转化为通过社会交往和对话构成全球化背景下的普遍合法性基础的生活政治或协商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这样一批曾经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冲击下，主动拥抱了滥觞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他们意识到自卢卡奇以来的那种基于物化的工具理性批判已经不适于80年代的全球化发展，他们试图在个体的对话和协商基础上，在主体间性或自反主体性基础上重新建立左翼的合法性基础。

不过，尽管哈贝马斯等人努力让自己的交往行动理论和商谈伦理学可以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路径，但是，也随之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如果说，哈贝马斯等人的交往行为建立在协商和对话的基础上，那么谁可以参与对话?因为在《交往行为理论》中，哈贝马斯的理论构建是立足于抽象的主体间性的概念基础上的，这种抽象的概念当然可以成为一个理论普遍性的基础，但是这种抽象的主体间性是否可以符合实际中的所有有生命的个体?也就是说，在进入到对话之前，还有一个可以参与对话的承认(Anerkennung)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哈贝马斯的学生不得不将“承认”纳入到交往理性的范畴的原因。但是，无论这种抽象的主体概念如何普遍，它的“承认”事实上都会遇到现实的边界，也就是说，既然存在着被承认的主体间性，那么也必然存在着被排斥在外的生命体。这迫使另外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时期去拥抱一些被主流的主体概念所排斥的那些个体，如女性、黑人、少数族裔、第三性别、甚至包括了动物和生态，他们试图做的就是将这些可能的生命体也同等地纳入到对话和协商机制当中。我们也将这种思想称为“后现代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诸如利奥塔、鲍德里亚、朱迪斯·巴特勒、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等人，他们试图打破传统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所谓的解放政治的宏大话语，试图让主流对话协商机制不能看到的生命体被看到，让他们也可以拥有与主流的主体间性同等的政治权利。

这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歧途，或者说是一种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性地迷失方向(disorientation)。实际上，这个并不是哈贝马斯和吉登斯等转向与新自由主义联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缺陷，而是全球化本身就是建立在冷战崩溃之后的新自由主义的框架下，对世界的重新架构。而这种架构在现实政治中就是排斥性的，一方面，它可以承认原先框架下的弱势群体身份，转向一些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曾经忽略的问题，如生态、性别、后殖民、种族等问题，但是，对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和其他解放途径采取了排斥态度，排斥了阶级问题(或者说将阶级问题简单还原为工会问题)，排斥了解放问题，也排斥了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曾经的无产阶级概念，碎裂成无数的更为细微的身份，如西班牙裔女性工人、黑人失业者等等，这是一个被斯图尔特·霍尔称为“身份政治”的时代，也是原来统一性的革命力量被肢解为各种零碎的身份的时代，由于这种身份的肢解，各个个体只能在黑人、女性、亚裔、无证工人、残疾人等碎片化的身份下为自己争取权益，唯有被还原为在新自由主义的对话协商机制下获得承认的身份时，他们的吁求才能被主流所听到。

在协商政治的框架下，一旦人民或无产阶级被打碎，他们不再拥有挑战资产阶级统治的力量，而资本主义在这个时代里狂飙猛进，不断蚕食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左翼的心灵和地盘，让这些理论家和政治家成为他们的傀儡，而真正的无产阶级只能在碎片化的身份下充当着被耕犁的肉体。

三、重新凝聚:数字时代的革命

2011年9月17日，美国纽约的示威者们占领了代表着当代金融资本主义象征的华尔街，他们打出了“我们是99%”的口号，将运动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当代资本主义。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街头运动并没有停止，但是各种街头政治实际上是以碎片化的身份来指引的，例如出现了以女性为主导的堕胎自由运动、以倡导第三性别的权利运动、也有黑人和西班牙裔少数族群的运动等等，也就是说，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之前，那些街头政治运动大多都可以还原为明确的身份主题和政治议题。然而，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口号不再是某一种身份，而是99%。

这个99%的意义在于，西方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的人们突然发现，无论他们是黑人、白人还是西班牙裔，无论是男人或女人，抑或第三性别、无论他们是年轻人还是老人，无论他们来自于何方，他们都遇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在当下的资本主义的体系下，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他们生活在一个经济极其严峻的时代里，他们的声音不被听到，他们的房子由于支付不起利息和房租而被银行和房东收走，他们或者只能支着帐篷在纽约、洛杉矶、旧金山的街头露宿。事实上，这种局面的形成，恰恰是20世纪80、9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一部分拥抱新自由主义转向了交往理性和协商政治，而另一部分转向后现代主义，立足于碎片化的身份所造成的结果。因为无论是左翼的协商政治，还是自诩为激进左翼的身份政治的实际作用就是将作为反抗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统治的无产阶级统一体消解了，前者让部分身份可以加入到实际上由资本主义主导的对话协商机制中，他们羸弱的声音根本无法撼动主流的资产阶级的决策。也就是说，协商政治和身份政治在打破了作为反抗身体的无产阶级之后，在取消了阶级概念的合法性之后，实际上让资产阶级及其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他们以正当性和合理性的理由，以对话和协商的手段，合法地介入和侵凌着那些已经不能凝聚为统一整体的99%的赤贫群体，让后者的生活状态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陷入了深渊。

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中，大多数资产者能够全身而退，与之相对应的是那些中产阶级被强行掠夺了他们为之奋斗一生的财产，而底层阶级陷入更加赤贫的状态。而在这个打着金融危机的口号，实质上完成了全世界范围的收割的过程，在现实中没有遭到任何挑战性的抵抗，以致于在2020年的危机中，这些零散和碎片化的阶层再一次沦为资本刀俎上的鱼肉。

或许，与哈贝马斯处于同一时代的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切，他们否定了哈贝马斯等人从主体间性的协议来赋予新世界秩序(即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秩序)合法性的可能。

在这里，我们可以开始提出新世界秩序的合法性问题。其合法性并不是来自于预先存在的协议，也不是来自于第一个尚处于萌芽状态的超国家组织的运作，而这种超国家组织本身恰恰是建立在国家法律条约基础上的。帝国机器的合法性至少部分是建立在传播通讯产业之上的，也就是说，它们将新的生产方式变成一个机器。这种合法性的形式仅仅建立在自己的基础上，不停地发展出自行确定的语言。11

与哈贝马斯等人将新世界秩序合法性的基础建立在抽象的主体间性的商谈之上不同，哈特和奈格里认为这种合法性的根基是通讯、传播、互联网带来的新兴传播通讯产业。换句话说，当哈贝马斯谈到抽象的交往理性的时候，他已经摒弃了构成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基础，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和生活状况，这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进行批判的前提，即传统的哲学家们往往忘却了在主体意识下面，所蕴含的是珍妮纺纱机和蒸汽机带来的变革，以及海洋贸易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全球化。

所以，在这里，哈贝马斯等人犯下了和青年黑格尔派一样的错误，他们以为通过一种抽象的主体间性和商谈伦理的革命，就能实现全球化意义上的变革，而奈格里和哈特再一次提醒我们，在这个变革下面，真正起到根本性作用的，或者说类似于马克思时代的珍妮纺纱机和蒸汽机作用的，就是通讯、传播、互联网等产业革命。这种新型的通讯传播革命产生了新的交往圈，让在互联网上交往的群体，可以忽略掉性别、种族、文化差异、收入差异、国籍、民族等信息，在一个抽象的平台上与世界各地看不见脸庞的个体进行交往，而这恰好是哈贝马斯式的交往主体间性的物质性根基。所以，哈特和奈格里继续批判道:“这让我们远远超越了于尔根·哈贝马斯描述的旧领域。事实上，当哈贝马斯提出交往行为的概念时，非常有力地证明了交往行为衍生出来的生产形式和本体论结果。但他仍然立足于传播通讯的全球化效应之外，也处在那些对抗着信息殖民化的生命之外。”11因此，哈特和奈格里看到的不仅仅是所谓的交往行动理论的传播通信产业的物质性根基，也看到了在这个以通信、传播、互联网为基础的新世界秩序之下，实际上，真正的革命主体不是那些边缘化的身份，而是被这种产业制造出来的新无产阶级，即大众(multitude)。

人和机器的融合，不再发生在社会的边缘，相反，他成为了大众及其力量构成最核心的基本内容。

因为针对这种变化，就必须动员形成更庞大的集体，那么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形成一个集体目的。这一切已经成真，众多主体在此汇聚，并构成了大众的机制。11

由此可见，在世纪之交的哈特和奈格里与其是对那些拥抱新自由主义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批判，不如说他们已经看到了走向未来社会的根基，即以传播通信产业为基础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同时生产出两个对立的阵营，一个是掌控着数字和传播通信权力的新帝国资产阶级，在今天，我们可以称之为数字资产阶级;而另一个是被传播通信产业所掌控的大众，他们在受到传播通信产业的资本家的剥削压迫的同时，也将自己构成为一个革命性的力量，即大众。

尽管《帝国》是一本写于二十多年前的著作，其对今天数字社会和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作出了很好的预测，也为数字时代的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提供了有力条件。在21世纪进入20年代之后，数字资本主义及其带来的数字空间、数字剥削、数字生产方式已经成为今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显然，已经不能仅仅以立足于抽象的交往行为理论来理解。也正因为如此，今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会更加明确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主题，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的“活劳动”和“一般智力”来重构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除了哈特和奈格里等人之外，今天还涌现了一批如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约迪·迪恩、尼克·斯尔尼塞克、肖莎娜·祖博夫等新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正如福克斯在不断研究了今天的资本主义的数字劳动和生产方式之后，开宗明义地指出:

“伴随着新一轮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我们似乎也进入了新的马克思主义时代。”12

是的，尽管我们今天已经进入到数字时代，大数据、智能算法等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中的日常，但隐藏在我们生活中的不平等并没有消除，资产阶级仍然高高在上，仍然有着大量的人被剥夺了一切，沦为完全没有任何所有物，甚至还欠下无法偿还债务的新无产阶级，随着智能手机的广泛使用，无产阶级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变，反而让他们陷入到更加万劫不复的境地，例如迪尔-维斯福特就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手机进一步让人们无产阶级化，而不是消除了这种趋势。那些不安全的、游牧的全球劳动力很快地接受了这种技术，不断地应对危机，在很大程度上，那些人根本没有最基本的社会服务，受到战争的威胁，秩序混乱，面临自然灾害，基础设施脆弱，但他们有手机，是资本而不是国家为他们提供了家庭和社区的网络服务。”13这是一个相当讽刺的画面，在没有基本生活保障，没有安全，甚至缺乏食物的几乎一无所有的第三世界的穷人，他们却有手机，他们拥有手机并不仅仅是去消费，而是去接受监控，在工厂里，他们需要用手机打卡，在资本家眼里，手机和网络是监控他们的行为，掌控他们的习惯，并榨干他们最后剩余价值的利器。

实际上，不仅仅是这些第三世界的最贫困的人群成为数字资本的牺牲品，而且那些生活相对丰足的中产阶级也面临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数据和监控的控制。祖博夫毫不客气地将这个时代称为“监控资本主义时代”，她用十分犀利的笔法写道:“他们提供的自动化机械装置，不仅能预测我们的行为，更能大幅调整我们的行为。业者将重心从知识转移到力量上，发现只让群众个人咨询自动流入还不够，他们的目标是让群众自动化。在监控资本主义演进过程的这个阶段，生产方式必须配合日渐复杂的全面的‘行为修正主义’。基于这个目标，监控资本主义催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我们将其称为‘机械控制主义’。”14这就是今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必须面对的情境，他们必须找到新的路径，来突破资本主义的新秩序和新形态，找到真正能通往未来社会的道路。

在这个方面，美国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约迪·迪恩给出了她的思考，和奈格里一样，她认为需要建立一个新的集体性，但奈格里的大众是一种松散的联合体，不足以形成抵抗资本主义的真实力量。所以，2016年，迪恩在她的《群众与党》(Crowds and Party)一书中指出:

“在数字资本主义下，个体的反抗、抵抗、文化生产和意见表达等行为，无论多么鼓舞人心，它们都很容易被全球媒体网络的循环内容所消化。这些抵抗不能扩散，不能持久。”15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迪恩认为只有重新借助党的力量，“形成同志间的关系，来取代个体倾向的特殊关系”。15迪恩的方案说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只能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才能重新凝聚人心，避免一盘散沙式的毫无效力的抵抗，将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无产阶级重新凝结为一股革命性的力量。

参考文献

1.[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13页。

2.[匈]格奥尔格·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49、150页。

3.[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卷上，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114页。原书中科层制翻译为“官僚制”，因本文的需要，这里改为“科层制”。

4.[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6页。

5.[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3页。

6.[德]于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2页。

7.[德]于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性》，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69页。

8.[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6页。

9.[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8页。

10.[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52页。

11.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Empir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33,33-34,405．

12.[瑞典]克里斯蒂安·福克斯主编:《马克思归来》(上)，传播驿站工作坊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出版社，2016年，第3页。

13.Nick Dyer-WitheFord,Cyber-Proletariat,Global Labour in the Digital Vortex,Toronto CA:Plutobooks,2015,p.121．

1. [美]肖莎娜·祖博夫:《监控资本主义时代(上卷):基础与演进》，温泽元等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2020年，第38页。

15.Jodi Dean,Crowds and Party,London:Verso,2016,pp.252,268. 2024-07-05

据统计，中国有一半以上的高中生，就读于县城普通高中，而每个县里，还会有一两座重点建设的好高中，被称为“县中”。放在以前，“县中”一定是当地乡县学生的升学首选，然而，近年来，不光县城里的普通高中在衰落，“县中”也在逐渐没落下去——“尖子生”大量流失到市里的重点中学，“清北率”和本科录取率逐年下滑。

何以至此？下文中，教授杨华分析了曾盛极一时的“县中”为何会衰落下去的原因。而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只要教育焦虑越多，教育越卷，这样的衰落便会很难避免。

本文摘选自杨华著《县中》，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文/杨华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一、县城中学为什么会衰落？

县域普通高中在县域人才培养和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发展一直备受关注。据统计，截至2020年底，我国共有普通高中1.42万所，其中有0.72万所县域高中，占全国普通高中数量的51%，在校生则超过了全国规模的一半，达到1468.4万人。

在县域普通高中里面，每个县一般还有一两所重点建设的高中，被称为重点高中或优质高中，抑或示范高中。这一两所高中就是通俗意义上的“县中”，它们对县域教育有重要的基础、支撑和引领作用，是城乡教育的纽带，寄托了全县城乡家庭对教育改变命运的期望。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县域中学生只要考进了县中，就等于“一只脚踏进了重点大学校门”。

然而，近十年来，不说县域的其他高中，即便是这一两所较好的高中也面临着全面衰弱的局面，表现为优质生源、师资与教育管理者不断流失，教育质量与教育成绩不断下滑，这导致县域教育生态日益恶化，地方教育信心丧失，进入恶性发展的循环。在县域社会的直觉中，县中衰弱就是县中高考多年看不到“清北生”“重本率”直线下降。除这些表征外，县中衰弱还表现在县域优秀中考生源的大量流失，学生用“脚”对县中进行投票。

根据已有调研，在赤峰市下面的旗县，从10年前开始，中考前100名的学生留在本旗县高中的不足10人，大多数都被其他地区更好的高中抢走了;近两三年西部某县中考前200名的学生绝大多数流向了省会城市或地级市优质高中，2020年该县中考前150名的学生只有82人留在县中就读，比例为54.67%贵州某些县市中考优秀生源的保留比例则更低，而且近年有骤降趋势。

更有甚者，某县级市中考前200名的学生近两三年基本没有进入本市高中就读的；在刚脱贫的某国家级贫困县，中考前500名的学生都没有在该县就读高中的。调查数据还显示，一些重点大学的生源来自地市、省城与县域的比例具有显著差异，来自地市、省城高中的生源高达78.1%，来自县中的生源仅占21.9%。

云南省的屏边苗族自治县、河口瑶族自治县、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绿春县和红河县2011年高考一本上线人数分别是1人、6人、10人、1人和6人。某省8县近十年来只有1名学生通过专项计划被北京大学录取，除此之外没有一人考上重点大学，甚至在一些县中，没有一名学生达到一本大学投档线。

优质生源流失越严重，表明县域社会对县中越不信任，进而必然导致县中进一步衰落。要拯救和振兴县中，必须先理解县中何以衰弱。对县中衰弱的解释一般会把县级财政投入不足作为首要原因。县级财政对县中的投入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特别是中西部的一些县域，本身经济发展水平低，财政收入少，财政运转困难，还要承担县城建设、乡村振兴等重要任务，因此对县中的支持只能是负责县中在编教师的基本工资待遇，在基建、修缮、更新设备等方面很少投入资金，基本依靠学校自收自支、自筹经费维持办学。

而在县中的事业收入中，择校费、学杂费、住宿费等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择校费逐渐被取消，学杂费、住宿费随着学生人数减少而降低。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地市、省城经济发展较好，财政收入相对丰厚，能够给予所属高中更多的资金支持，因此这些学校相较于县中在硬软件方面都有优势，能够提升教育质量和成绩，因而对县域学生具有较强的虹吸效应。 图片

该思路不能解释为何同样在县级财政薄弱条件下县中过去有过辉煌的历史，而现在衰败了。同时，也有调查表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的县中较中西部地区的县中衰弱更普遍、更严重。我们在浙江某县的调研也发现，这个位列全国综合实力排名第40的百强县即使每年投在教育上的经费高达15亿元也无法阻止县中的衰落。可能，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是县中衰弱的重要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

城市化也是重要的解释变量。该解释认为中国城乡之间有差序、城市之间有阶序，县域农民举家到县城以外的城市务工、居住和生活，带来了县域学生的流出县域，使县中学生数量整体减少。另外，地市、省城等较之县城是高阶城市，在公共产品供给、市场服务、发展机会方面要充分得多，那么对县域家庭及学生的吸引力很大，有条件的学生、教师皆可能往这些城市流动。对学生来说，高阶城区的普通高中在生均图书、生均计算机等办学条件上，在与高校的联系上、在省级骨干教师数量上，都优于低阶县城普通高中。

对教师来说，高阶城区高中的待遇更为优厚、职业发展空间更大。县域优秀生源、师资的批量流出确实会给县中带来致命伤害。然而，该解释也可能“倒果为因”，如正是因为县中衰弱才使得大量优秀师资流出县域。如果县中能够低成本地满足学生的升学需求，县域家庭就不太会到高阶城市择校;如果县中没有衰弱，教师的流进与流出属于正常现象，县中教师队伍还能够保持传帮带功能的合理结构，而县中衰弱则可能导致在短期内流出大量教师从而破坏合理结构和传帮带功能。

还有个很重要的解释是“超级中学”“掐尖”。“超级中学”有扩大校际差距、破坏区域教育平衡的负向功能。近20年，在省市政府的大力支持、社会资本的大力介入下，许多地方培养出了一批资本雄厚的“超级中学”(教育集团)。“超级中学”在“优质高中招生计划分配”政策及民办教育灵活招生政策的支持下，进行或公开或隐蔽的跨区域“掐尖”招生，其所到之处“尖子生”皆被“掐”走，一部分“优等生”也被吸引走了。

县中没有了“尖子生”、少了“优等生”，高考就没有清北生，重本率也会降低，其在县域就会遭受信任危机。“超级中学”还从县中高薪挖走优秀老师。优质生源和师资是县中的“底气”和基础，这些资源的大量流出对县中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

根据笔者调查，“超级中学”“掐尖”确实是县中衰落的根本原因，该解释抓住了县中衰弱的“牛鼻子”:“超级中学”的发展历程即是县中衰败的过程;“超级中学”“肆虐”的省份，县中衰弱也就最全面彻底。

二、县城中学衰弱的三个阶段

从调查来看，县中衰弱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县中被“超级中学”“掐尖”。县域尖子生被“掐走”了，县中生源结构由优等生、中等生和后进生构成，会带来以下后果。

一是优等生没有参照。尖子生被“掐”走后，优等生成了学生分类中的头部学生，由于缺乏尖子生的参照和对比，他们无法确定自己的位置，难以发现自己的缺漏与不足，因而无法在查漏补缺中进步;老师也无法找到他们的差距和进步的空间在哪里，进而就无法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这样，优等生也就难以有进步，这会给他们带来无法缓解的焦虑。

二是学校管理缺乏标杆。县中缺乏尖子生，无论是在学科竞赛中，还是在联考中，抑或年级模拟考试中，都无法取得标杆性的成绩(如600分以上人数、奥赛省队成员)，也就无法进行宣传，不能给其他学生和教师以激励。同时，在学校和班级管理中，有尖子生的时候，就会围绕尖子生的培养来配置资源、制订制度，各项要求皆为高标准;而缺乏尖子生时，教育教学管理上的要求就可能降低。

三是教师陷入自我怀疑。调查中，县中教师普遍反映，他们上课较过去更卖力了，但是高考成绩上不去。同样的老师、同样的教学经验，为什么过去可以教出清北生，现在不行了？县中的教师们一开始并没有从“掐尖”方面去找原因，而是进行自我剖析和怀疑，认为是自己的教学方式方法落后了，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于是学校也组织教师到其他学校去学习，特别是到“超级中学”去学习。学习了人家的“先进经验”后，将这些经验落实到本校的教育教学之中，却仍然不见成效。教师自我怀疑、自我否定也就更甚。 图片

第二，县中失信于县域社会。被“掐尖”后，县中就不再出清北生，重本率也会下降。这类现象在头一两年会被认为是正常的“偶然事件”。但是一旦多年没有出现清北生，重本率下降的势头也得不到遏止，县域社会对县中的看法和态度就会发生改变。

对县域社会来说，对于县中教育质量高低判定最直观的标准是有没有清北生，连续多年都有清北生，说明县中教育质量高，他们就会信任县中教育，相信他们的子女送到县中接受教育可以有较好的出口;相反，如果县中多年没有清北生，县域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认定县中不行了，对县中教育的信任度就会骤降。

县中失信于县域社会，会进一步产生不利于县中发展的后果。一是生源结构进一步单一化、扁平化。生源结构遭到破坏后，优等生和零散留在县中的尖子生的成绩就会停滞不前，他们在高考中就考不出预期的分数，这就会使得县中重本率继续下降，给县域社会发送的信号是好学生留在县中会被浪费和耽搁。那么，后面中考中的优等生也会主动地、千方百计地流出去。有的优等生家庭甚至花钱也要将子女送出去。

没有一定规模的优等生，县中的生源结构更趋扁平化，学校和班级过去形成的比较与竞争、“比学赶帮超”的氛围也不复存在;教育教学以中等生的接受度为标准，分层化的知识传授结构不复存在，学生应试能力进步小而慢，高考成绩更加差。这样会推动优等生全部流出县域，部分有条件的中等生也流出县域。

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优等生或中等生到“超级中学”就读，虽然不能变成尖子生或优等生，但可以提高应试能力，进而提高高考分数，可以考上比预期好的大学。二是教师和管理者对县中失去信心。在持续多年努力扭转衰败局面而不成之后，县中管理者和教师会有较大的挫败感，同时他们在县域社会中得不到认可和信任，还可能被人背后戳脊梁骨。

因此，他们就可能对县中发展丧失信心，一些人表现为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减弱，丧失热情和事业心;另一些人则离开县中“另谋高就”，即有经验、有热情的中年教师和管理者被“超级中学”、地市中学批量挖走。结果是县中的师资结构被破坏:有经验的中年教师流出，年纪大的教师进入退休状态，年轻教师还没有成长起来，而高校优秀毕业生又不愿意到县中就业。县中教师群体不仅难以形成“老中青”“传帮带”的结构，还可能青黄不接。

三、县城中学，越卷越衰落

当前中国社会似乎陷入了全民教育焦虑的漩涡，表现为年轻人想象未来子女教育而恐婚恐育；年轻父母从孕育时就开始焦虑小孩的学习、分班、考试、择校问题；家长在学生学习上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多；母亲陪读成为县域教育的普遍现象；等等。对于全民教育焦虑问题已有不少解答，有把问题归结为高考制度的，但恢复高考已逾40年，全民教育焦虑不过是近10年的事情；也有认为是教育非均衡导致了全民教育焦虑，但是教育非均衡是常态，近年来县域教育均衡化程度还有所提高；还有把80后、90后父母更重视教育认定为原因，认为家长教育竞争刺激了全民教育焦虑，但是会不会是全社会陷入了教育焦虑，年轻一辈父母才更加重视子女教育？

根据上文的逻辑，县中衰弱导致了县域教育体系的衰败，进而催生了各学段家长择校的压力和各学段学生竞争的压力，最终制造了全民教育焦虑。就家长的压力而言，当县中有较好的高考成绩，家长就会对县中有较高的信任度，认为子女在县中就读就能考上好大学，就不会千方百计地为子女到高阶城区选择高中。

相应地，县中出口较大，意味着县域各学段教育质量不错，学生家长也就不需要从低学段开始将子女送到高阶城区学校就读。到高阶城区学校就读，关键是学生家庭有在高阶城区有购房的能力，这是家长择校压力的主要来源。因此，办好县中能够减轻县域家长这方面的压力，反之则压力增大。

就学生的竞争压力而言，如果县中出口是确定的，那么学生在县域接受义务教育，他们只要能够考上县中，就有较大希望考上大学。也就是说，学生只要在县域中考竞争中胜出，并在县中同年级学生成绩排名中确定了自己的位次，就能够确保高考竞争的排位。这意味着，高考竞争被限制在了县域内部，而县域内部考生相对较少，因而压力就相对较小。这样，学生的应试压力就相对较小，可以有更多自主安排的时间和精力;学校也不需要为了提高学生的成绩而极化应试教育、压榨学生时间。这样，学校管理和学生学习都可以从容不迫。

县中一旦衰弱或衰弱，家长从低学段开始就要为子女到高阶城区择校而准备，学生则要从低学段开始准备层层应试通关。于是，家长既有购买学区房的压力，也有从低学段开始操心子女学习成绩的焦虑;学生要进高阶城区学校就读，意味着学生的应试竞争超越了县域，在市域或省域竞争，竞争的层级上移，竞争的面变宽，参与竞争的人数增加，竞争压力必然增大。

学生竞争压力增大，就必然要集中精力提高应试能力，应试以外的其他方面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县域各学段学校为了留住辖区优秀学生，就必须提高自己的应试升学成绩，就可能强化甚至极化应试教育。

本文摘编自《县中》

作者：杨华

出版社: 当代中国出版社 / 重庆出版社

出品方：华章同人

副标题：中国县域教育田野透视

出版年: 2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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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爆一键防护者狗头 2 确实县高中根本出不了几个好大学，08年因为政策我回我们县里二中报考，跟着二中高三班听了一个月的课，考了一次模拟考………结果给他们几个老师看懵了，说十来年没见满分750的考试，能考780的学生了……… 四川网友 39分钟前 用户iq1qowa 1 空前绝后啊 江苏网友 8分钟前 双゛舞殇 3 680？ 广东网友 27分钟前 查看全部7条回复 LongZ 咚咚咚咚咚 8 好比我们县城，往前推十五年，130万人口，现在只有80万不到，以前每年还能出几个清华北大，至从中考，成绩一下来，760分以上的全被旁边几个市重点挖墙脚了，直接开出免学费免住宿费免学杂费等诱人的条件，加上他们这样操作，那边的学生普遍平均分数都要高一百多，换你是家长，你怎么选？自然留下来天天还要父母无微不至的照顾的高成绩学生，除了后面提升起来的几乎了了，只要过了那个线自然会有人联系搭线过去。 ... 展开 四川网友 54分钟前 dddd 11 都是这样尖子生全部被挖跑了，免学费免生活费，并且考上好大学还有奖金，我是家长一样愿意啊，没办法 四川网友 40分钟前 正信卓 1 山东网友 31分钟前 查看全部4条回复 小麦 5 我也想就近读啊，但是身边的亲戚朋友的孩子都去了市里或者省里其他好的学校了，但凡家里点能力的都出去读了，你问我是怎么回事，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江苏网友 55分钟前 小麦 12 不止读书这样，结婚、生孩子、看病、买房子不是去市里，就去省里或者去跟发达的城市了，这几天回乡下看看，人也没有，小时候热闹的赶集也没有人，一片萧条.. 江苏网友 52分钟前 一键防户啥啊波一 14 确实县高中根本出不了几个好大学，08年因为政策我回我们县里二中报考，跟着二中高三班听了一个月的课，考了一次模拟考………结果给他们几个老师看懵了，尤其是物理老师，说十来年没见120分物理能老110+的学生了……… 云南网友 1小时前 酸酸的奶酪 2 2006年 我县城高中毕业 我们学校还有上清华的。这都毕业快20年了。就没有了 四川网友 47分钟前 腾讯网友 首赞 从根本上说，县域的师资力量比不过地市省城的师资力量，相比之下，教出的学生考进优质大学也比不上地市省城的学生，这是相对的。 河南网友 29分钟前 查看全部10条回复 禁止拍打喂食 26 掐尖是一回事，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才是根本原因，县城中学没有好老师没有好平台，那好学生肯定只能被迫去省城上学 海南网友 1小时前 👽 2 这个很难分配，小地方给的薪资不高，别说老师和学生了，其他人才一样会流失，人往高处走，一直如此 四川网友 49分钟前 水灾 2 尖子生靠的是天赋，不是老师好就可以的，你没看文章吗？老师还是那个老师，与资源投入关系不是太大。 广东网友 28分钟前 查看全部3条回复 雪中悍刀行 8 博主有一点很重要的方面没有考虑到，这几年中国基础建设非常快，信息传播速度快也比以前透明准确。像我读中学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名校高校有什么招生政策，当时只知道县城里面的高中是最好的，市级省级压根就不了解知道。如果考了高分也只有县级高中可以去 福建网友 1小时前 用户kkdaucm 7 如果你是生在揭阳市就知道学校多卷，一个普宁县级市的高中整体就要比地级好上一层，揭阳有钱人子女大多数都涌到普宁 广东网友 1小时前 用户6lv38kx 首赞 来南通看看 江苏网友 53分钟前 用户1000438 13 教育同样与区域经济的活跃性挂钩，只要有条件，没有家长愿意把优质生源放在没有前途，没有师资力量的学校就读，就像农民一样，没有能力的人才会死守家里的一亩三分地，但凡有点能力的，都会往好的地方去发展赚钱，向往和追求美好生活的人，不仅限于成年人，也包括未成年人，他们为此努力打好基础，为厚积薄发，大放异彩而寻求更好的学校，这一点都没有错。 安徽网友 1小时前 - 首赞 竞争的结果 四川网友 4分钟前 怕什么我有我海兰 首赞 我们龙岩市的长汀一中今年依然还是挺不错的，本科上线率99.5%，清北的有五六个 福建网友 8分钟前 用户8315526 首赞 这是必然的趋势，人往高处走。乡里的学生想去县里，县里的学生想去市里，市里的学生想去省里，省里的学生想出国上学。因为越往上资源越多机会也越多，更有发展前景。教育资源是有限的不可能遍地开花均衡发展，也不会有哪个高级教师愿意到县乡学校去工作，即使县乡学校和省市学校教师同等待遇也没用，在城市里工作不香吗？去县乡工作有啥意思呀？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改变这种情况，那就是大幅度的提高县乡教师的工资待遇，至少要高于城市教师工资待遇一倍以上，这样才会有吸引力，让城市教师到县乡去教书工作。但是，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县乡的财政根本支付不起这样的待遇，除非是那种百强县明星县。 ... 展开 黑龙江网友 8分钟前 改变 首赞 县中多招清华北大来教书舍得花那个钱吗？ 江苏网友 11分钟前 罗天学18566323216 首赞 还要尖子生。国家不管控游戏，让这些孩子一天沉迷游戏。学校怎么会有尖子生？都是打游戏的。 尼日利亚网友 12分钟前 ⡟.L⡬D.⡟ 首赞 我们县城基本年年都有清北，c9也不少，985将近100人，过重点本科线一两千人。中考只有很少的优质生会被私立中学抢走，因为私立中学不光免学费，而且还给奖金。关键是我们县城中考制度很特别，前300名进重点高中，剩余7000人五所高中平均分配。所以各个学校都有成绩好的学生。全国专门设重点高中，把学生按成绩分配学校，非常不公平，也不会提高整体升学率。只是各地为了创名牌中学，要政绩罢了。 ... 展开 山东网友 14分钟前 开心^_^ 首赞 1、先把教科书改了 2、文科生可以学习中医 3、各种行业，每个岗位都到幼儿园——初中，演练一遍，最牛的工作人员，趁早激发孩子们的兴趣和工作方向 吉林网友 16分钟前

内蒙古自治区是全国唯一实行“动态排名、精准定位”网报志愿模式的省份，考生在填报志愿时就可以看到自己在填报学校中的排名，并且随时能更改志愿。填报时间截止时，若排名在学校录取计划内，就能立刻得知录取结果，反之则滑档到下一批次。

这套系统是2006年内蒙古自治区招考“阳光工程”的创举，试图解决信息差造成的不公平，并且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果。它足够紧张、足够透明，如同股市一般充满戏剧性，被称为“纽交所内蒙古分所”，围绕于此的讨论始终没有停止。在经济学者眼中，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经典博弈模型；在教育专家看来，缓解志愿焦虑，未来的方向应该是进一步扩大学生的选择权。

6月27日，内蒙古自治区公布新高考改革方案，从2025年起全区采取平行志愿模式，这套运行了十几年的模式即将走向终结。

蝴蝶的翅膀

7月15日，是内蒙古高考第一批次志愿填报的日子，全内蒙古的网吧迎来一年中的客流高峰。

呼和浩特一家被某报考机构整包下来的网吧里，百来个曲面屏机位早已坐得满满当当。网吧的座次是按照成绩排名的。叶宇是整个网吧最高分，643分，坐在第一排的第一个机位。

在此前一天，内蒙古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发布了分时分段填报志愿的信息：从高分到低分，30分为一个分段，依次填报志愿。

670分以上是第一个分段，填报截止时间是11点，叶宇所在第二个分段的截止时间是12点，这意味着，叶宇将会是整个网吧最早填报志愿，也最早得知录取结果的考生。

叶宇是一个清瘦内敛的男生，和他一起来的还有父母和姐姐叶洁。这可能也是网吧少有的迎来全家老小的时刻——家长们揣着厚厚的填报志愿书，拎着给孩子准备的早餐，把过道占领得水泄不通。

8点，高考志愿填报系统开启。考生登录系统，添加志愿。这只是热身，气氛远没有紧张起来。 每个考生手边都放着一张报考机构打印的表格。在“冲”“稳”“保”字样后面，是提前选好的学校和专业代码——考生们花了数千元从报考机构处买来的方案。

叶宇“冲”的学校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南京大学，他想读计算机专业，以后从事科研。系统只能添加一所高校，叶宇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页面左侧，叶宇点开“查看排名”按钮，输入验证码，还好，排名尚在计划内。

叶宇和姐姐叶洁轮流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所学校以及选定的专业都试了一遍。如果以看电影来类比的话，8：00到10：30之间，就像是观众进入影院寻找座位的时间。有闲情的观众自然可以去别的感兴趣的“放映厅”转转，比如填报可能根本够不上分的清北，但不管如何，他们必须在10：30之前完成首次志愿填报，10：30之后只允许修改志愿，还没有进场的考生将被拒绝入内。

9点，系统第一次发布网报志愿统计信息，考生可以看到各个高校的招生计划、投档比例、已填报人数、排名分数等信息。此后每隔一小时，上一分段填报截止后就会发布一次统计信息，这对下一分段的考生来说尤其重要——考生可以直观地看到还有哪些学校可以捡漏儿。

操盘手入场了。十几个男大学生换上报考机构的红马甲，替换掉坐在电脑前的考生，绝大部分考生的志愿填报时间是在下午，操盘手要提前熟悉系统。

在招聘网站上，招聘操盘手的要求很简单，“熟悉键盘，能快速准确地输入字母，心理素质好，有过高考志愿填报经验优先。”

这份兼职一年只有3天，第一批次、第二批次和专科批次三个志愿填报日，每天的报酬有400元。

正式填报志愿开始后，“修改志愿”和“查看排名”两个功能构成了十几万人博弈的关键。理论上，考生可以修改无数次志愿信息，然后再点击“查看排名”，每次操作都需要输入密码和验证码，因此这个过程必须又准又快。

11点，第一分段考生填报时间截止，属于叶宇的“战斗”开始了。

姐姐叶洁从来没有这样紧张过，她戴着口罩有些喘不过气。这并不是她第一次面对这套系统，叶洁在呼和浩特一所大学读大三，曾经也找过机构填报志愿，但她报考的是自治区内高校，招生人数多，只要分数不在计划数的垫底，没有太大悬念。

密码、验证码、回车键……操盘手一遍遍地修改志愿、查看排名。一名戴眼镜的志愿规划师突然转过身来问，“录取规则看了没？志愿清还是分数清？”

叶宇的父亲有些迷茫，他掏出手机开始检索，试图弄懂这些概念。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每一次查看排名，叶宇的名次都有变化，直到他被挤出了中科大的计划排名，而他在南大的排位也掉落到了边缘。

志愿规划师猛地抬起头来问，“如果都去不了，去华科吗？”

叶宇的父亲表情迟疑。

不等回答，规划师指挥操盘手，“去一下华科”，几次确认华科录取排名还是稳的，他大手一挥，“快，回南大！”

指针接近12点，越来越多人围在了叶宇一家身边。报考机构几位工作人员的神色变得紧张和警惕，曾经有一次，他们甚至遇到过其他报考机构的卧底前来打探，规划师明白，越是最后阶段的博弈越是关键，任何差池都可能是蝴蝶扇动的那一对翅膀。

庞大的生态

如果问一个内蒙古考生，为什么会选择机构来协助填报志愿？得到最多的回答是“花钱买一个心安”。

考生除了要直面充满变数的操盘过程，还需要了解每所学校复杂的录取规则。光是弄懂专业志愿清、分数清、专业级差和招生计划1：1范围内专业志愿清，就要费不少工夫。相同的考生哪怕是投档到同一高校，使用不同的专业录取规则，最终是否被录取，录取在什么专业，都会有不同的结果。

每一年高考志愿填报结束后，一些准高三学生的家长就开始留意联系报考机构。高考出分后，高考志愿规划师首先要做的是与考生和家长沟通，明确他们的需求。一些机构还会让学生做系列测试题找到兴趣方向，然后再根据考生的实际分数、专业兴趣、学校地理位置偏好、是否接受高昂学费等条件，定制志愿填报方案。

如今，内蒙古高考志愿填报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行业生态。在企查查上搜索“高考志愿”的字样，显示的报考机构数量居全国第二，而内蒙古2022年高考人数只有18.5万人，在全国排在倒数几位。

卜泉宝2003年在包头创办了内蒙古最早的教培公司之一，开始涉足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创业之初他是公司唯一的高考志愿规划师，一次咨询费100元，公司勉强能经营下去。“2010年之前，我们的同行很少。”卜泉宝说，那时候高考志愿填报被视为一项有门槛的专业性工种。

在内蒙古实行梯度志愿的年代，卜泉宝只负责出具志愿填报方案，2006年内蒙古开始试点网报，卜泉宝渐渐发现，仅出方案不够，“网报的变数太大了”，2008年他开始包下网吧，现场坐镇指挥。

那是网吧行业的鼎盛年头。锡林郭勒一家网吧老板回忆，2009年左右，锡林郭勒有一百多家网吧，每小时收费三四块钱，生意很红火。“十年都没涨价喽！”这位老板说，如今锡林郭勒的网吧数量已经锐减到不到四十家。

与网吧行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考志愿填报机构大量激增。因此，要找到一家靠谱网吧并形成长期合作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容易。

卜泉宝的公司每年要包下两个网吧。合作了十几年后，这家网吧却被同行以更高价撬了去，他只得另寻新网吧，为了稳定合作关系，他在当年填报志愿结束后就要提前支付次年包场的定金。

卜泉宝分析，这一行的野蛮生长与大量志愿填报系统开发出现有关，输入分数，系统就能自动匹配出学校。有人嗅到商机，只要有一套这样的工具，人人都能成为高考志愿规划师，最终导致行业存在不规范现象，水平参差不齐。

程希是赤峰人，2015年参加高考。她喜欢历史，在高考前就明确了专业填报方向，但是出于谨慎考虑，她还是花了两千元找了一家机构。填报当天，她和机构操盘手各自使用一台电脑，“太紧张了，回车键都按出残影了”，直到现在，程希还能回忆起心提到嗓子眼的感受。

填报之前，机构为她规划了二十多所学校，她将学校和专业代码誊写在一张纸上放在电脑旁——最后，这些学校一个都没有录取上。程希临时把那本砖头厚的高考志愿填报手册翻得哗哗作响，在最后十几分钟里敲定了未来四年的就读学校——一所从未听说过的学校，好在，是她喜欢的历史专业。

为了保证考生不落榜滑档，部分机构出具的志愿填报方案会偏向保守。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哭诉自己滑档的经历：她花了3000元在县城找了一位志愿规划师，对方坚持让她填报一所北京的211高校，而她的理想学校是吉林大学。迫于压力，她还是听信了这位规划师的建议，将211大学作为保底，结果在最后一分钟，她被五六个人挤了下来。“我真的接受不了。”滑档后，她才意识到，自己的分数原本可以上吉林大学。

为了公平

在很长时间里，内蒙古与全国其他省份一样实行的是梯度志愿。传统梯度志愿允许考生填报若干个按照顺序排列的志愿。在第一志愿录取时，遵循分数优先原则进行投档，当第一志愿录取结束后，再进行第二志愿投档。

这种“知己不知彼”模式极容易导致高分考生一旦与理想的第一志愿高校失之交臂，就可能面临“高分落榜”或“高分低就”的残酷现实。

十多年前，每到录取季节，内蒙古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门口都会涌入大量的考生和家长。内蒙古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考务处一名领导回忆，“当时咨询的人多，主要是因为大家靠运气盲报志愿，心里没底。”

为了根治“盲报”的顽疾，内蒙古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试图从“信息公开”发力。

在提前两年进行小规模试点之后，2006年，内蒙古正式实行“动态排名、精确定位”的网报模式，覆盖到各批次（不含提前批）除第一志愿外的其他后续志愿，实时发布统计信息，根据网络情况提供实时排名信息。2008年，本科一二三批真正实现了动态排名网报，网报志愿模式成熟。

这套系统几乎杜绝了暗箱操作的可能。它将“分数公平”的思路发挥到极致，从填报志愿到录取结束全程公开透明，网站信息前后可以印证，接受社会监督。

时任内蒙古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考务监察处处长陶德格日乐在2018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改革的目的就是要破除‘障眼法’，把权力下放给老百姓，不能让考生无所适从，让家长绞尽脑汁。”

在内蒙古招考中心对外发布的文章中，其多次提到“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让所有工作在阳光下运行。”

把更多的信息摊在阳光下，同样符合经济学追求公平与效率的逻辑。长期研究“匹配机制”的西南大学副教授于同奎说，内蒙古的高考志愿填报是一个经典的博弈模型，考生不仅能得知自己对高校和专业的偏好，也能得知别人对高校专业的偏好，接近“完全信息博弈”。于同奎表示，“完全信息”是一个理想状态，有助于最大限度实现公平。

从数据来看，似乎也得到了正面印证。公开信息显示，内蒙古的网报志愿模式大大降低了高分考生的落榜率，避免了大小年现象。2013年本科一批第一次网报志愿结束后，600分以上考生只有4名未被录取。复读率明显下降，2008年复读生占到 23％，2012 年已下降至 7％，而其他省份复读生均在12%以上。

在对内蒙古网报志愿模式的讨论中，有一个问题常被提及，为何十余年来没有一个省份借鉴内蒙古的网报模式？一个常见的回答是，恐怕难有服务器能承载高考大省的学生同时填报及更换志愿。

为此，内蒙古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颇为自豪地写道，他们在硬件投入上下了大力气，光大型机就有2台，小型机有34台，互联网宽带达到15G以上；联通、移动、电信、铁通都有光纤接入；所有的高中都配有足够数量的计算机并且100M上网。“别小看这些数字，那可相当于一个省级的电信运营商。”

这套系统持续稳定地运行了十余年，尽管每年都有专人负责保电保网，还是难以避免一些偶发的意外。程希记得2015年那个夏天，赤峰就遭遇了一次停电。那天她紧张到连中饭都没吃，下午电脑突然黑屏，网吧里所有人都崩溃了，程希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原本就紧绷的神经，仿佛下一秒就要断掉。

卜泉宝说，曾经确有过因为自然原因导致某个地方电力中断，“比如本来应该3点截止，就通知说3点那一波填报的不算，要重新填报，截止时间往后延。”卜泉宝记得，“有一次甚至延到了第二天”。

一些修补

某种意义上来说，内蒙古的网报模式体现了一种追求公平的朴素愿景，然而，现实世界却远比理论和模型更为复杂。人性、贫富差距与数字鸿沟，被折叠在系统的缝隙里。

吴辰是文科生，2006年在包头参加高考，也是内蒙古实行“动态排名、精确定位”网报志愿模式的首批考生。他还记得自己当时的分数是552，按照往年的分数线来看，他觉得自己上那所心仪已久的高校“问题不大”。

登录系统后，吴辰看到自己心仪的学校里有好几个比他高出三四十分的学生，自己的名次在计划数的垫底，他吓了一跳，“太不正常了，我还以为电脑出问题了”，吴辰赶紧查看其他高校。令他没想到的是，心仪学校最后的录取线竟然比自己的分数低了八分。

吴辰后来觉得，自己可能是遭遇“占位”了。所谓“占位”，即高分考生替某位低分考生在心仪的大学“占座”，拉高该学校的分数，吓退潜在的竞争者，等到系统即将关闭时，高分考生迅速退出，该低分考生成功进入排位被录取，实现低分高就。

几乎每年高考期间，内蒙古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都会发布“禁止占位”的通知，2010年，内蒙古推出分时分段填报制度，高分考生先填报，低分考生后填报，“龙头”相继固定，“龙尾”逐渐趋于稳定。

这个优化补丁最初的目的是避免大量考生在最后时段修改志愿造成服务器瘫痪，客观上对“占位”起到了抑制作用。

大家像研究股市K线图一样研究分段，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现象，比如若550-579是一个分段，那么549的考生可能比550的考生有更多的选择，分段段首的优势明显大于段尾。

考生还对分数的个位数字也会格外上心，“个位数如果是9就很稳，5以上还不错，4及以下可能面临在最后一分钟被挤。”一位往届考生这样总结，“考得好，不如分数尾有9”。

然而，目前的分段仍难以从根源上杜绝占位现象，于同奎认为，“占位”行为难以认定，只能依靠制度设计去规避。

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限制志愿填报的修改次数。他解释说，系统可以仅对符合条件的考生开放志愿修改权限，“比如一个学校某专业招5个人，如果你排第4名，就不允许重新填报，因为第4名是一定能被录取的，除非有人把你挤到第6名，那你可以修改继续填报。”

最残酷的莫过于在最后一分钟被挤出的考生，这意味着不管什么分数他们都只能滑入下一批次。于同奎建议对这个规定进行修改，让被挤出的考生进入下一个分段继续填报，能够有效降低滑档的概率。

此外，基于技术支持的系统也不得不应对技术手段的投机。2014年，乌兰察布市就曾出现过4名600分以上的高分考生因为使用志愿辅导班的外挂软件导致志愿填报失误。尽管内蒙古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多次强调禁止使用外挂软件，2017年，依然有858名考生因为外挂软件被网报志愿系统强制退出。

另一个广泛意义上的“不公”更容易被忽视。在最初改革那几年，计算机还不是家庭的标配，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孩子，对键盘尚且陌生，就要开始操作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盘”。

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一个人口只有7万的小镇，因为“高考专列”被人们所熟知。每年高考季，大杨树的考生们要乘坐专门为他们开设的列车奔赴135公里以外的鄂伦春自治旗政府所在地阿里河镇参加考试。

而没有被媒体关注到的是，在高考之后，还有志愿填报这个“大考”。大杨树的生源多是农村孩子，早些年不仅家里没电脑，甚至学校也没有配备计算机。而像大杨树这样的乡镇高中数量，在内蒙古不是一个小数字。

大杨树二中的教师李冬梅记得，2007年她当班主任送考，考完的最后一天，学校统一组织考生收看学习志愿填报的操作视频，没有上手模拟的机会，李冬梅必须要反复叮嘱学生高考填报志愿事项。

那时候也没有微信群，等学生回到农村家里，学校和学生的联系就微弱得只剩下校讯通。正值农忙时节，有家长在山上手机无信号，也可能根本收不到短信。

到了报考时间，当地的孩子需要去镇上找网吧自己摸索报考，学校很难参与到实际填报的环节。李冬梅说，这种状况在近些年才得到改善，学校建设了新机房，学生可以在老师指导下填报志愿。

7月15日下午，呼和浩特某网吧内，一大家子人守在电脑前查看志愿填报。新京报记者 李照 摄 “他是我们全家的希望”

这些年来，内蒙古的这套系统愈来愈成熟完善，然而也走到了面临被淘汰的命运路口。

6月27日，内蒙古自治区公布新高考改革方案，从2025年起全自治区采取平行志愿模式，这套运行了十几年的模式将走向终结。

至于为何会使用平行志愿，新京报记者尝试联系内蒙古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截至发稿前未获回复。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说，内蒙古即将采用平行志愿的原因并不复杂，新高考改革方案包括将原有的本科一批、二批合为一个批次，取消文理分科之后，考生填报志愿，选择学校和专业要按照专业提出的不同选科进行，再实行顺序志愿下的“动态排名、精准定位”将极其困难。

此外，内蒙古现有的志愿填报模式只能填报一所高校的几个专业，实际上也限制了考生的选择权，其本质仍然是对“顺序志愿”的修补。

有人认为，内蒙这套模式奉行“什么分上什么学校”理念是高考公平最直观的表达。熊丙奇表示，这种公平还需要仔细推敲，分数公平也制造着唯分数论。但要突破分数公平，建立多元的高考升学评价体系，却困难多多。

长久以来，高考被赋予了改变命运的功能，尤其对寒门学子而言更是如此。但熊丙奇认为，当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后，“改变命运”正在成为中国教育难以承受之重。他表示要矫正贫困地区学生遭遇的不公平，恰恰更应该实行高校自主招生和多元评价，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比如可以在升学评价中，考察学生的家庭情况与求学经历，“可是，对于大学自主招生和多元评价，社会的信任度并不高，宁愿要单一的分数评价，以维持脆弱的公平。”

“增大学生的选择权和学校的自主权”，熊丙奇特别强调，“在这一过程中，注重公平公正，是永恒的主题。”

当然，实行“平行志愿”势必对内蒙古现有的志愿填报机构行业产生极大的冲击，卜泉宝没有太意外，他预料到迟早有这一天，并且认真思考过公司未来的转型。

卜泉宝印象最深的是，今年一个从大四退学的孩子找到他，重新回到高中参加高考。四年前这个孩子选择了一个热门专业，上大学后才发现自己并不喜欢也不擅长这个专业，他花了几年时间才确认自己真正的热爱。

卜泉宝觉得非常可惜，他认为现阶段对职业生涯规划的普及相当薄弱，专业规划只存在于报考的那一个小时，而这本该提前覆盖到整个教育阶段。

“其实这个系统还是很残酷的。”卜泉宝在网吧里见证了太多高浓度情绪的大开大合，随着每一次分段截止的倒计时来临，有人欢呼或是哭泣。有的家长心脏不好，他劝他们先离开，有些孩子手抖得厉害，他就接过来亲自替他们操作，“压力太大了，很多志愿规划师也干不了几年。”

新高考改革的讨论并没有被太多行业外的人关注到，当记者向多位考生提及内蒙古将在2025年实行平行志愿之后，他们普遍有些惊讶。作为曾经或者正在使用这套系统的亲历者，他们的感受更感性，也更复杂。

7月15日中午12点，叶宇的网报志愿页面最终停在了南京大学计算机专业，南京大学的分数线是642分，叶宇以一分险胜。一家四口松了口气，围观的人群传来小小的欢呼——一个令所有人振奋的时刻。

我和叶洁走到另一边，她眼里噙着泪说，“他（叶宇）是我们全家的希望。”

二十多年前，只有初中文化的父母从安徽老家来到内蒙古打工，姐弟俩在呼市出生长大。父亲在外干装修，母亲照顾家庭。这些年，叶洁把父母的不容易看在眼里，而叶宇想考中科大的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希望等父母老了以后全家人能回到安徽。

在叶洁看来，高考凝聚着一个普通家庭对未来的珍贵信念和所有期盼。

那天中午离开网吧后，我陪着叶宇的父亲走了一小段路。他向我吐露这些年因为忙于打工对孩子疏于照顾的愧疚，谈到女儿准备考南京的研究生和儿子的学习从不让人操心，说起如何教育儿子以后多帮衬姐姐。

呼和浩特干爽遒劲的风把他的衬衫袖口吹得呼呼作响。远处，母子三人朝他招手，他向我道别，“以后等他们读出来就好了。”他笑眯眯地说。 （应受访者要求，叶宇、叶洁、程希、吴辰是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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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花夕拾 37 能不能再研究出来一种更好的填报高考志愿的方法，不要像买股票一样面临太大的风险。 上海网友 2022年7月23日 老头晒太阳 35 这个就挺好，基本上没有风险。 网友 2022年7月24日 念： 15 这还有风险？？？ 山东网友 2022年7月24日 大青山 31 每台电脑后站着机构老师、父母、亲戚、朋友和关心孩子的人，场面壮观。其实这套系统很好上手，很直观的反映出所报院校和专业的排名，真正的指哪打哪。我侄女、外甥和我女儿都是我亲手给报的，只要提前做足功课，不用找机构。 内蒙古网友 2022年7月24日 好运鑫 2 你好，什么系统，方面告诉我一下吗？我家孩子明年内蒙古高考，谢谢。 内蒙古网友 2022年7月24日 用户gmof5v2 首赞 我今年也是给我姑娘报的，不过我用的是一个老师处理过的电子版高考报名指南，报考时也是用一个软件，提前把要报考的学校专业保存好，几个学校之间用热键就可来回切换，只有输入验证码花时间 内蒙古网友 2022年7月24日 查看全部4条回复 用户sdshue6 19 全国统一试卷，统一分数线，统一教材，提供免费的高一到高三的视频教学课程。 山东网友 2022年7月23日 灵魂深处 5 统一录取 江苏网友 2022年7月24日 查看全部2条回复 用户6e9tr_0 26 我的天哪，太紧张了。 就没有更平和的择校方法吗？ 😱 辽宁网友 2022年7月23日 腾讯网友 4 综合大学联办技术学院，普职互通提高素质促进就业。 福建网友 2022年7月24日 查看全部2条回复 用户2291434 28 说实话，内蒙古这套高考志愿填报系统真正体现了公平、公开、透明。阳光考试的最好诠释！ 重庆网友 2022年7月23日 用户zbg8rb4 18 记者同志写的真好，把填报志愿写的惊心动魄，唯分论，＂他是我们全家的希望＂，贯穿的非常好，孩子再过两年高考了，也会体验一把。 内蒙古网友 2022年7月23日 乐儿妈妈 12 我家今年报XX生也是这样，相当刺激。不过，还是分数不够，被硬生生挤下来。考多少分报什么志愿，滑档就重读，别害怕，冲！ 网友 2022年7月23日 用户m9j1j16 8 这篇文章的作者写的太真实，也很具体！给你点个赞👍🏻。虽然越来越成熟，但很快就要和这个报考系统说再见了！说实在的还正有点舍不得，因为这几年给亲戚家的孩子报了几个，亲身经历过，见证过，尤其是踩线被录取的，确实挺刺激的。曾经，包括现在，被内蒙人自嘲，“内蒙什么都挺落后的，就这个高考填报志愿系统在全国领先”。凡事有利就有弊，这套系统的弊端就是，你考的相对分高，不一定去的学校好，比如，你考639，大概率的比考640及641的学校去的好，所以说，得会考，不是分越高越好，如果你能考到549，579，609，639这四个分数，那么恭喜你，好大学都为你敞开了，549能捡漏到211，579能捡漏到985。所以这对于那些段尾的孩子就很不公平！所以参考往年录取数据的时候，以上几个分数没有任何代表性，根本不能参考。不论是全国的还是内蒙古的教育改革，真是越来约好了，比如马上执行全区中考一套卷，蒙古族高考加10分逐渐取消，逐渐体现了公平性！ ... 展开 内蒙古网友 2022年7月24日 小桥流水人家 首赞 看不懂 广东网友 2022年7月24日 用户wux3wp7 首赞 其实已经很好了，如果在其他省区，基本只能盲报，滑档几率更高。这样只要不是踩线报的志愿，命中率已经大很多了 北京网友 2022年7月24日 查看全部5条回复 大河河河马 4 惊险是有人作弊，指的是技术上的，一分登顶，一般人太难做到了 北京网友 2022年7月23日 云里雾里 5 能做到大部分公平就是很不错了 上海网友 2022年7月24日 腾讯网友 2 能不能像影院选座位一样报志愿？一次就报一个，有空位即录取，一个学校一个专业，都能看到那里有空位 网友 2022年7月24日 用户m9j1j16 首赞 内蒙古的这个系统就实现了啊 内蒙古网友 2022年7月25日 绝对权力 7 知识改变命运 内蒙古网友 2022年7月23日 用户7gp6bz6 7 够公平！ 内蒙古网友 2022年7月23日 夜黑风高 首赞 不知道你们怎么觉得，计算机专业搞科研我觉得完全是一个错误的方向，计算机专业毕业哪有搞科研的？绝大多数不都进了公司吗？ 天津网友 2022年7月24日 Phoenix 5 公司也有搞科研的不是所有的科研都是研究所出的 河北网友 2022年7月24日 用户5497743 1 你大概不知道大公司都有研发机构吧。 网友 2022年7月24日 查看全部5条回复 上凡 4 按分数段依次填报，被挤出的进入下一档重新填报。其实很简单的事。 天津网友 2022年7月24日

大豆危机：80%以上的大豆需要进口

距离淮河100公里左右的宿州，5月下旬就已经是金色的景象。天空湛蓝无云，白亮的日光直晒到小麦上，晃得人眼睛睁不开。秦岭淮河是中国的南北分界线，淮河边上的宿州，耕作制度是一年两熟。南京农业大学盖钧镒院士的团队，今年要在这里种300亩地，进行不同目的的大豆实验。

88岁的盖钧镒院士顶着灼人的烈日到试验田里来考察。他的团队今年要在这里种300亩地，进行不同目的的大豆试验。他穿了迷彩马甲，拎着一个文件袋，腿脚已经不像壮年人那么灵便，精气神却很好。他从前都是一个人到处出差，最近几年学校里实在不放心，派团队里年轻的老师陪着他。盖钧镒在东北、山东、安徽、海南等地有试验站，他都亲自到地里去。不出差的时候，他每天早上8点半准时出现在办公室里。去年体检，他被查出心率过缓，要安装起搏器。他把住院手术安排在了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学生觉得他在医院过中秋节太冷清。他却说：“中秋节在哪儿过都一样，还是趁着假期把手术做了，可以少耽误上班时间。”

育种极其需要耐心，一个品种从杂交到审定需要数年的时间。育种也极其需要面对挫折的能力，候选种子要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淘汰。盖钧镒在宿州的试验田，今年有F5代的种子。F5代的意思是：杂交之后的大豆是F0代，6月份种下，10月中旬收获。10月份以后到11月15号，育种家们选一部分表现突出的品种，拿到海南去播种，2月份收获，就是F1代。F1代再拿回到北方来种。这样交替种4年，品种才能稳定。如果没有海南的加代，育种的时间还要翻倍。

盖钧镒是我国大豆领域唯一一位院士。他没有享受人生夕阳的闲适，反而在争分夺秒地做这个长周期、高失败风险的工作，因为我国大豆的需求缺口太大了。2023年，我国大豆进口量为9940.9万吨。参考我国大豆近年来的总需求量1.1亿吨的数字，也就是说80%以上的大豆需要进口。盖钧镒做大豆研究超过60年，80%的缺口让他认为事态严重又棘手。我在他稍微有些空闲的时候，去办公室找他。他一边帮学生看论文，一边跟我说话。当我问他，如何全部解决9000多万吨大豆缺口。他转头看着我，声音里有焦灼：“种出9000多万吨大豆，需要至少六七亿亩耕地。目前是解决不了的。我们国家有18亿亩耕地红线。农村农业部排来排去，他们也很为难。现在我们能够排到1.5亿亩地种大豆，基本上保障2000万吨食用大豆已经是极限了。”

如果按照资源禀赋的理论去分析，进口大豆是经济的。大豆却不能只算经济账。全国政协参政议政特聘专家、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原主任王宏广教授，曾经在科技部农村司、农村与社会发展司工作。他在《中国粮食安全：战略与对策》一书中写道：“近年来，中国大豆总产量保持低水平状态相对稳定，进口依存程度持续上升。这其中，巴西和美国进口大豆占比曾经高达94%。2018年，中国从巴西进口大豆6610万吨，占大豆进口总量的75.1%；从美国进口大豆1664万吨，占进口总量的18.9%。大豆进口对单一国家的高度依赖和国际粮食供应链的不稳定，无疑增加了中国粮食安全的潜在风险。”

主粮安全，饲料粮不安全

进口9000多万吨大豆，是一个看似违背我们生活常识的数字。全国人民要喝多少豆浆、吃多少豆腐，才能消耗得了如此天文数字的大豆呢？其实，这些进口大豆，一个用途是榨油，一个用途是做养殖业的饲料。大豆和玉米一起，是最主要的饲料粮。

关于大豆自给率的降低，盖钧镒曾经跟政策研究部门探讨过。他说：“我们对进口有顾虑，因为会对中国大豆生产有影响。他们主张进口。进口大豆用在饲料粮上，解决我国的肉食问题。现在我们到处都可以买到肉，从前不是这样的。农民一年养一头猪，到过年杀了之后，还要邻里之间共享。农民是吃不到多少肉的。所以，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大豆可以进口了，实际上解决了大家吃肉的问题。”

“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可以量化的。王宏广说：“这里面有一个概念叫作肉料比，就是饲养畜禽增重一公斤消耗的饲料量。30多年前，我念研究生的时候，我们吃一斤牛肉，相当于吃掉8斤粮食；吃一斤猪肉，相当于3到4斤粮食。现在科技进步，不需要消耗那么多，但是牛肉也大概在1∶7左右，猪肉在1∶3到1∶2.5，鸡肉在1∶2左右。我们喝的啤酒，也消耗粮食。”我们过去总说的“解决温饱”，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规定，是每年粮食占有量人均400公斤。过上好日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没有明确的数字。王宏广去查了一下“日子过得不错的发达国家”，生活水平是怎么样的。他说：“美国等国家差不多人均粮食占有量在800公斤到1200公斤。我们不要胖出病的话，’吃好’的参考值在800公斤。”

2023年，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493公斤。跟王宏广计算的“日子过得不错的发达国家”800公斤参考值，还有接近300公斤的差距。粮食再折算肉蛋奶，差距更直观：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中国人均牛肉消费量大幅度低于阿根廷、美国、巴西等畜牧业发达国家，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023年，中国人均奶类消费42.5公斤，仅达到全球平均水平的37%。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年）》推荐量相比，仅相当于推荐量的22.6%到37.7%。

维持现有的饮食水平，已经需要大量进口了。王宏广说：“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数据是说自给率98%，这是水稻和小麦的自给率。”粮食还有隐性安全的问题，就是饲料粮、种子用粮、战备储粮等等。王宏广说：“2019年，中国14亿人口，吃掉了近29亿亩耕地生产的食物。我们自己只有接近20亿亩耕地，相当于海外有10亿亩耕地在给我们生产食物。吃好，需要依靠大量进口，特别是大豆和油料作物。如果海外10亿亩的粮食不进来，我们就保证不了现在的饮食水平。”

于是中国农业，在某种程度变成了数学题。在限定的土地面积里，根据每种作物的重要性、产量、经济价值等因素进行排列组合，达到最高的粮食总产量。为了维持温饱线和口粮自给率，水稻和小麦的耕地面积就要保证。饲料粮里，玉米和大豆虽然要搭配在一起喂禽畜，但它们是争地的一对儿。王宏广说：“从东北到西南，大豆跟玉米的生长季是重合的，5月份播种，9月份收获。”玉米产量高，经济效益高，它占的耕地面积就越来越大。

现在我们的口粮消费已经减少了，口粮自给率又高达98%，是否能够调整种植结构，把耕地向饲料粮特别是进口量最多的大豆倾斜呢？王宏广说：“不行。大豆的平均亩产是132公斤，水稻平均亩产350公斤到400公斤，玉米平均亩产400多公斤。如果把耕地换给大豆，我们的粮食总产量就下来了。这20年来，粮食连续丰收，就是不敢种太多大豆，把大豆的任务交给进口才实现的。”

提高粮食产量，需要超级种子

中国粮食的困境就摆在这里，怎么解决？首先的选择就是研发和使用“超级种子”。国投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和控股了数家生物科技的种业企业。董事长王维东说：“我们研究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怎么解决，现在18亿亩耕地红线是确定的，不能再减少了，增加太多也很困难。这些地要使得粮食再增产，主要依靠更优良的种子，科技创新是主要出路。”今年年初，农业农村部一号文件，也提出了加快推进种业振兴。

中国人有受益于“超级种子”的经验。袁隆平院士在给王宏广写的序言里提到：“依靠科技不断提高粮食单产是我国粮食增长的根本途径。”他举了杂交水稻的例子：“在近50年的时间里，我国水稻亩产从400公斤到1110公斤连续跨上了8个台阶。截至2019年，杂交水稻在国内累计推广15亿亩，增产1.4亿吨，每年可多养活8000万人。”杂交水稻是口粮的主要品种，它的自给水平很大程度就决定了口粮的自给水平。我们现在的“口粮安全”，杂交水稻的发展功不可没。

从世界范围看，杂交之后，育种出现了转基因技术。因为生物安全的争论，中国消费者并不完全认同转基因，产业化谨慎又缓慢。2008年，我国启动了国家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为期12年，投资250亿元。在此期间，中国转基因技术取得了巨大进展，数以百计的田间试验被批准实施。2009年，农业部发放了三张水稻、玉米转基因育种安全证书。此后停滞了10年。2019年，农业农村部再次开始发放大豆、玉米转基因育种安全证书，并在此后保持每年颁发的频率。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农业农村部在同一年启动了转基因玉米和大豆的试点种植。

除了转基因，育种领域还有一项受关注的新技术是基因编辑。2023年，农业农村部颁发了第一张基因编辑产品的安全证书。这个科研团队的负责人是美国科学院院士朱健康。王宏广十几年前也开始关注了这个新技术。他说：“我2010年给有关部门介绍朱健康的时候，就明确讲，他的技术跟当时的主流技术不一样。他能找到增产的基因，或者让作物不得病，说白了就是让作物剔除坏的基因，留在里面的都是好基因。这个还没有进行大规模生产，因为试验还没做完，还不允许商业化。”

种业“卡脖子”的，不仅仅是技术

现在特别流行说种业是农业的芯片。就像企盼先进制程芯片被攻克，国产手机就能卖爆一样，大家寄希望于某项科技被推广，粮食问题迎刃而解。国锐生物首席科学家鲍晓明博士，入选了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在研发和市场两方面都很有经验。他说：“育种行业的落后，不存在‘卡脖子’，它不仅是技术攻关问题。它是个系统性问题。种业发展，不是靠一种灵丹妙药就能解决的。”

鲍晓明从前在美国种业巨头，先锋公司工作。他为了推广生物育种技术而回国。“中国当时生物技术和商业化还没开始做。美国已经有了成型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如果把它们用好，对中国农业有很大的帮助。”鲍晓明说。他的职业生涯是在高度市场化和商业化的美国公司开始的，等他回到国内，发现美中两国育种产业的土壤是完全不同的。

育种的研究机构首先就不一样。我国88%的农作物品种由科研教学单位选育，作为市场主体的种子企业仅占12%。美国的育种研发主要在商业化公司。从长远上看，育种是一个周期很长的研究活动，科研项目不利于积累。从短期看，科研项目规模小，成功率受影响。盖钧镒是改革开放第一个到美国做访问学者的大豆专家。他说：“育种需要大面积的试验。在美国的话，一个公司在各地都有试验场，面积也很大，做试验成功的概率就高。相比之下，我们在学校做育种，规模很小。”规模小，影响试验结果。鲍晓明说：“杂交、亲本选择的范围、杂交规模都影响最后的结果。育种要挑出差异来，科研体制的项目，规模那么小，它的变异率很难看出来。”

中国的种子企业，跟美国也存在很大的差距。中国种业的产业化比发达国家晚了几十年，种子企业小而散。王维东曾经系统地梳理过中国种业产业链。他说：“中国地域太辽阔了，气候环境土壤都不一样，可能一条河就分隔出两个气候，种的种子是不一样的。这样细化下来，种子公司就特别多，一个县里可能就十几家。中国种子公司大概有7000家，但有科研能力的大概不到100家。中国排名前15的种子公司可能掌握了不到20%的市场，但在美国前5个公司就掌握了60%的市场。中国需要一个契机来重整种子行业，让大公司成长起来。”

种业的客户是农民，但农民不种地了

因为科研机构跟商业公司的区别，鲍晓明回国直奔企业。他最开始是先正达（中国）的技术负责人，后来担任了大北农生物技术公司副总经理。大北农生物技术公司隶属于国内头部的农业高科技公司大北农集团。

进入到商业化公司里，鲍晓明发现，美中两国种业的客户，即使都是农民群体，特点也非常不同。美国走的是农业工业化道路。中国是小农经济。根据我国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小农户数量占农业经营主体的98%以上，占农业从业人员的90%；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0%，户均经营规模7.8亩。2018年流转的承包地面积仅占家庭承包经营面积的37%，规模化经营度低，规模效益低。

两种不同的农业模式，使得两国农民对育种科技的感知是不一样的。鲍晓明说：“农村当年分地的时候，好一点的地全村每家分一分，差一点的地全村每家分一分。每一块地都是很小的地块，规模化就做不起来。这种情况下，好的种子卖得贵，农民可能连甄别能力都没有。亩产700斤还是800斤，对种10亩地的小农户来讲收入能差多少？美国的情况不一样。美国农民可能要种几千亩地，亩产提高一点，规模大，效益就增加很多了。”

甚至衡量种子的基础指标——“亩产”这件事，对中国农民来讲就是模糊的。小农经济是非标准化的。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吴存祥经常要到农村去做技术指导，他说：“如果是我种一片地，我要把面积量得死死的，然后拿收割机去认真收，把粮食卸下来之后，水分调到13%，杂质去掉，然后计算这些面积出了多少豆子。广大农民朋友基本上不算那个，大家都是这一堆多少、那一堆多少，你家的堆大、我家的堆小。产量并不是很严格的。他们也希望产量高，但不会认真去了解。可能老百姓更关注粒儿大还是小、颜色是不是好看、皮是不是浅皮儿。”

中国还有一个特别之处，缺乏职业农民。鲍晓明说：“年轻人已经不种地了，种地的都是年纪大、城里已经打不了工的老年农民。中国的小农户现在很少是靠种主粮养家糊口的，说白了，农业是副业。这种情况下，种地的投入产出多少，没有那么重要。”鲍晓明的观察很敏锐，种粮的比较收益是持续下降的。农民种粮与打工收入比从2005年的1∶5下降到2018年的1∶10以上。

我在宿州遇到一位网约车司机，他提起家里过几天要收小麦就情绪激动。他告诉我，收小麦要占用他两天时间，就影响他跑网约车挣钱。他其实不用干农活，有收割机。他的任务是开拖拉机等在地里，但他觉得这也很苦。“又热又晒一天要喝5瓶水，太累了。”回老家开网约车之前，他在义乌的工厂里打工，一直做到小领导的位置。“我的工作，上午没事，吹吹空调，打游戏，下午工作一下。晚上，大家一起打牌喝酒，应酬一下。”他说。他既不擅长也不想干农活。

这不是特例。王宏广在他的书里，总结中国粮食安全遇到的挑战时写道：“年轻农民不愿意种粮，缺乏种粮热情。由于农业劳动力劳动强度大、工资低，缺少城市‘五险一金’保障，加之农村教育、卫生、文化、体育与娱乐等生活设施严重滞后，年轻人纷纷涌向城镇就业。50岁以下的农民很少愿意种粮，怎样激发种粮热情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种业振兴，全产业链的发展

全球性的种业巨头，是经过近百年的市场竞争、淘汰，成长起来的。中国等不起这么长时间。因为等不起，可以利用资本的力量加快发展速度。但是，农业有特殊性。国投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维东说：“农业科技投资大，研发周期长，回报率低，而且它还有风险，所以一般情况下，资本不愿意投农业。”

国资入场了。王维东担任董事长的国投种业有限公司是2023年9月注册的，但已经投资了数个生物育种、数字农业、秸秆利用方面的科学家和研究团队。国投种业的母公司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农业和农村是国投集团的重点工作。王维东在担任国投种业董事长之前，是国投创益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这家公司受委托管理着两只国家产业扶贫基金，并且在脱贫攻坚任务完成之后，转向乡村振兴。

国投创益最近几年投资聚焦现代农业、清洁能源等乡村振兴急需的行业。王维东说：“我们的理念是科技协同、金融孵化、产业发展。我们和科研单位做协同，我们资助他们研发。他们有发明创造，我们共享。实验室的科研成果，我们用基金手段投资来孵化。等发展到产业化的时候，我们的产业公司来投资。围绕乡村振兴，我们前期调研了非常多农业板块的科研单位和高科技企业，发现生物育种是产业的制高点。它也是非常薄弱、迫切需要发展的产业。”

王维东对投资的企业有布局。国投创益参股的第一家种业高科技企业是大北农。他们也投资了鲍晓明。鲍晓明的团队在国内很领先，王维东对他的期望是做3～5年后中国生物育种行业新一代技术的储备。跟鲍晓明的背景类似，国投创益投资的隆平生物技术公司创始人吕玉平博士，也是从美国回来、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支持计划的科学家。他曾经担任美国Ceres公司首席科学家、先正达（中国）运营总监。

针对国内育种研究的主体是科研院所的现状，国投创益来组局。科学家可能不擅长开公司，种业企业利润有限，风险较大，也很难吸引科研人员离开事业单位到企业去。王维东把科研和产业往一起推。粮元生物是国投创益跟中国农业大学、赖锦盛教授团队合作的公司。赖锦盛教授是国家玉米改良中心主任、农业农村部玉米生物学与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主任。这个团队分别在2021年底和2023年初获得两张玉米转基因的安全证书。国丰生物是国投创益跟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的企业，首席科学家王磊教授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计划、863计划等国家重点专项研究的主持人。国投创益战略投资的瑞丰生物，创始人沈志成是浙江大学教授，曾经担任过先正达公司研发高管。他们研发的“瑞丰88”是原始创新的成果，国内外目前没有同类产品。

解决土地碎片化、农民不种地的探索

盖钧镒在宿州的合作方是宿州华升生态优先责任公司。这也是一家国企，隶属于宿州市乡村振兴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这家集团是宿州市政府发展农业的平台。宿州华升的业务是为农业技术研发提供应用场景。它跟包括南京农业大学在内的，很多国内农业科研机构和企业有合作。所谓应用场景，就是农业科研用土地和服务，包括育种、育种之后小块田试验、大块田试验、肥料方案、灌溉方案、农机管理方案等等。土地是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从当地农民手里租来的。

这片农田上现在已经建好了数字化农业的设备，相当于一个高科技的户外试验室。总经理刘强说：“我们是空天地一体化的设施。空中是我们跟卫星公司合作，每10天会遥感一下我们所有地里不同作物生长情况。我们还有遥感无人机，根据作物生长不同周期，正常是每3到5天，收集一次数据。在地里，我们的作物表征机器人，能够对作物表现状况进行实时检测。比如说，有了这些数据，我们不用等到叶子发黄、植株发黑了，才知道作物生病。通过监测和数据，在生病初期，我们就能发现，然后及时采取措施。”

华升农业的收益是，销售科研副产品和种子转让分成。但这个行业总体讲既没有快钱，利润也有限。宿州市政府投资成立宿州华升，有其他的想法。刘强说：“我们最早的想法是从农村发展角度出发的。目前土地碎片化严重，很多农业科技得不到应用。因为土地在千家万户的手里，每户人的地是非常少量的，地里收入很微薄。老百姓对土地的收入不那么敏感，对新技术投入的积极性也不高。”农村还面临着老龄化的问题。刘强说：“现在年轻人不种地。种地的农民很大一部分是60岁上下的人。再过10年，他们未必还能干得动。土地可能会出现一定面积的抛荒，那粮食产量怎么保证？我们要提前做一些探索性的工作，尝试接盘。”

稍微了解农村的人，可能会觉得土地流转就能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宿州这样的地方政府，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对商业公司大规模从农民手里租来土地经营，很谨慎。刘强说：“土地高度集约之后，资本的逐利性会不会损害农民的利益？这是有社会风险的。比如说像我们地区人均耕地不多的情况下，我们目前农业数字化覆盖的3000亩土地涉及1000多口人，将近600户家庭。一旦出了问题涉及几百户家庭，谁来兜底？”

良种需要良作配套，教农民标准化种地

短板并不仅仅在育种技术上。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吴存祥说：“产量低实际上反映出很多问题。比如说，第一个，可能品种的产量潜力就比较低；第二个，可能栽培水平有问题；第三个，可能我们的机械水平也不高。”

良种需要有耕作技术来配套。比如大豆领域，今年一个重点工作是密植。若干研究员发论文讨论大豆耐密植品种。但是，大豆一旦撒到地里，情况就复杂多了。吴存祥说：“我们国家大豆种植密度跟国外相比差别很大，这其中有很多原因。密植要求苗要均匀，抓密植首先抓匀度。需要种子精选技术、种子包衣技术、精密播种技术，还需要比如水肥一体化设施等等，种子、技术、农机，各方面要配套。”

为了解决小农经济的非标准化，2007年，农业部成立了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这种产业化，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国式的农业工业化。一线的工作者对此持保留态度。宿州考虑的是土地流转带来的社会风险。吴存祥作为产业技术科学家，则是从种植条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出发，认为中国没办法照搬。他说：“我们有一句话叫规模化决定机械化水平，机械化决定技术到位率，技术到位率实际上就决定产量和成本。但是，咱们国家是大国小农，很多地区达不到美国农场的条件。美国土地资源丰富，一年种一回。咱们东北地区一年种一回，跨过长城地域之后，一年两熟、一年三熟，要考虑中小地块的生产问题，考虑不同季节、不同气候生态的生产问题，考虑不同地形的生产问题，我们要做的科研比国外可能更难一些。”

育种在中国，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复杂多样的局面。东北主产区、黄淮主产区、南方主产区、西北主产区，存在的问题都不一样。吴存祥说：“东北地区需要大型机械，黄淮地区需要中型机械，南方就需要小型机械。我们先选型，看看农民们现有的机械能不能通过换部件、改装，来适合大豆生产。如果没有合适的机械，我们再进行研发。比如南方使用的一种水稻收割机，我们给它的拨禾轮转速调整一下参数，更换筛子，调整间隙，让它尽量适合大豆的收割，做到一机多用。”

吴存祥在各个大豆产区里的“学生”，不像坐在大学教室里的那样水平背景相当。他说：“我们现在主要抓种植大户，他们面积大，单产水平提升对整体贡献大，学习的积极性就高。这些人挣到了钱，也会继续推动土地流转。”除了大户，他也会碰到小农户，或者文化水平低的农户，吴存祥就得用他们感兴趣的事情、说话方式去普及技术。他说：“我得把技术说得简单。种子包衣一亩地才4块钱，包完立马苗就出得很好。你看见虫没有，虫很厉害，看见了就要打药。秋天收成就有保证了。”

种业振兴，看起来是一个追赶国际先进技术和产业发展的问题。但是，在中国农村的现状下，它就像要提起一块豆腐，只在一点着力是提不起来的。需要的是通盘的发展和变革。

“大城市留不下来，小县城回不去了。”

这是很多采访者的共识。

在他们身上，我还意外发现了一些共性：

1. 老家在三四线城市；

2. 大学读的文科专业；

3. 毕业后就去了大城市打拼；

4. 家里人提供不了太多的经济支持。

于是漂泊，成了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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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离开北上广的原因各不相同。

有人因为房价，觉得自己一辈子也买不起大城市的房。

有人因为父母，年岁已高，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

有人因为失业，被裁之后没有再找到合适的工作。

但提到最多的是“没有意义”。

“日复一日早上 7 点起床，晚上 8 点到家，耗尽全身力气也只能做到把班上完，剩余时间只能躺尸、摆烂，不知道这样的生活是为了什么。” @Fiona

是啊，在这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选择来一线城市，是因为它代表着「繁华」、「梦想」、「机会」。可来了之后发现，繁华跟自己无关，梦想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而所谓的机会也总是留给那些更拔尖的人。

属于普通人的，是三千一个月的合租，机械重复且忙碌的工作，冷漠疏离的人际关系，是内卷，是疲惫，是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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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始对大城市祛魅，对这里的运行规则厌倦，试图找到一种方式，逃离这种麻木的生活。

于是，「回到县城」成了社交平台上爆火的话题。

人们开始回想起县城的小美好，回想起自己对这个世界最初的期盼，或许就是平平淡淡，一屋两人三餐四季。

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开始把「回老家县城」当成退路，提上日程。

也许，离开大城市就好了呢；

也许，县城才是最好的出路呢。

在大城市已经“触底”了，回老家还会再差到哪儿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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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回了县城的人，回去后最直接的感受就是：重新拥有了感知生活琐碎幸福的能力。

去哪儿都很近很快。

“出门基本就是走路或者骑电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打车，十几分钟就到了。” @栗子

房租很便宜。

“在上海我租合租房，4K/月，18平米左右；来这边后，3k/月，是150平米的商品房。” @Fiona

一天的时间变得很长。

“早上八点上班，下午五点下班，公司离我住的地方就十分钟，所以下班之后属于自己的时间就很多。” @YY吃不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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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有的网红店，小县城也有了。

“去年过年，发现老家竟然开了瑞幸、罗森、麦当劳、喜茶。” @一锅粥

还能经常和家人在一起。

“我表哥从深圳回了老家，每天可以和老婆散散步，看看晚霞，很幸福。” @亲亲紫荆

可是，时间久了你会发现，不是每个回到县城的人都能在这里如鱼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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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衣自由在这里争议依然很大。

“夏天穿着吊带、背心、抹胸会被大爷大妈背后指点，会被街上路过的油腻男人不怀好意地盯着。” @YY吃不饱

转换穿衣风格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因为你会清楚地感觉到，穿上哪些衣服的时候你是你，而换上哪些衣服的时候，你不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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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婚、催生依旧更是县城恒久不变的项目。

“没人关心你的学历、能力、理想，只会问你没房没车没孩子晚年怎么办。” @亲亲紫荆

似乎一个人所有的成就、所有坚持的价值观念都没有结婚生孩子重要。

重点是，小县城不太接受「单身挺好」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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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兴趣爱好，也逐渐消失了。

@栗子 大学时很爱看悬疑电影和日剧，喜欢打台球，喜欢看音乐会。

但回老家之后，没有人一起看一起聊，自己也没有那个心劲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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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语」慢慢成了回县城的后遗症。

大城市习得的语言在县城显得格格不入。

“曾经以为努力学习漂亮的词汇、新鲜的表达，就能变成另一个人，可当我把这些词语套进家乡话，语言的齿轮运行不动了，漂亮词语都失效了。” @地窖洋葱

聊得越多，反而越孤独。

“在老家没什么能深聊的朋友。我们会聊哪儿好玩，谁谁谁买车了，谁谁谁结婚了，但不会聊社会议题、女性主义，聊了一定会吵起来；也不会聊自己内心的矛盾扭曲，会显得矫情。” @YY吃不饱

失语的结果是，大家开始把自己身上一些似乎不属于县城的部分封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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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问题也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适应。但找工作面临的问题，不是适应能解决的。

县城很少有对口的岗位。

@Charles 老家在宁夏银川，那里的工作基本以能源和化工企业为主，对没有对口经验的文科生非常不友好。

@丁嘉树 老家在山西临汾的县城，大多数岗位都是销售岗。

大多数单位都不交五险一金。

@Charles 前后面试了十家公司，大多数都不缴纳五险一金，好一点的公司都要关系才能进去。

单休是常态。

“双休好像犯法一样。” @YY吃不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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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结婚也成了一项重要考察指标。

@Charles 今年28，面试的企业会希望求职者是已婚状态，这样稳定一些，但是在上海面试的时候，从来没被问过。

研究生学历竟然成了面试减分项。

@Charles 通过招聘软件面试一家生物化工企业的销售岗位，复试没过。因为面试官认为这个岗位本科生就能做。

妈妈的一句话刺痛了他：“我们家好不容易出一个研究生，结果还找不到工作。”

工资还没有失业金高。

@YY吃不饱 在老家一个事业单位当合同工，薪资不到两千，而她之前领的失业金，是每个月 2124。

考公考编是小县城最好的出路，而这两年考公考编的内卷程度，不亚于大厂。

为了逃离内卷回到县城，没想到县城的生存之道依旧是内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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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展开讲讲 @Fiona回小城工作经历。这一连串挫败，彻底消磨掉了她对这个地方曾有的滤镜。

她一共换了三份工作，但每一份都不太顺利。

第一份工作，是去一家民办大学市场部做短视频运营。

去报到的时候，全程没有人招呼她，给部门领导打电话问部门在哪个楼，结果领导不接电话，20 分钟后回了条语音：“我忙着呢，你自己找”。

第二份工作是一家本土软件公司的企划专员。

入职后才知道，公司一半都是关系户。直属领导直接说，“虽然说这是他们的工作，但是你得做，你听懂了吗。”

第三份工作是在一家本地互联网初创公司的创作中心主管。

裁员的前一天，老板召开大会训斥了每一个被裁的人：

“你们以为自己是什么名校毕业的，在那些大公司上过班有什么了不起？你们根本不会干活。”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职场挫败， @Fiona开始重新评估自己离开上海的抉择到底是对是错。

“我以前是个蛮自信的人，可这一年因为工作不顺，来自身边人的恶意我是经历得够够的了，可能这个世界法则就是先敬罗衣后敬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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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环境待久了，人就会再次陷入“没有意义”的内耗中。

@丁嘉树 从深圳回到山西临汾的县城后，打过五份工，分别是美术机构兼职、剧本杀兼职、新媒体运营、写小说、做小红书博主。

“每天早上起床都很迷茫，自由职业也不能一直做，在小县城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真的会觉得未来一片昏暗。”

她说，很讨厌自己现在的样子，但我想，她真正讨厌的或许不是自己，而是当下生活的样子。

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却还是在原地打转；

明明已经向生活妥协了很多，却还是看不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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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茫的状态，在县城又一次具象化。

而这一次甚至比当初在大城市要更严重。

因为它不仅把当初预想的退路完全粉碎了，更把自己在大城市塑造的那个自己也粉碎了。

原以为大城市是围城，逃出来就好了，没想到逃进了另一座围城，一座更难生存的围城。

我们既在一线城市扎根不了，也不甘心一直待在老家县城。

于是迷茫成了常态，找出路的方法成了不断撞南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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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重回一线城市，成了一部分人破除县城困境的出路。

至少那里，有自己熟悉的“配方”，有自己早已适应的运行轨迹。

在大城市漂泊过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触，“一线城市，就像动漫中的超能力者，即使少了一只手臂，也可以很快生长出来。”

即使你没那么喜欢它，但你依旧清楚，它是相对来说机会最多，也最公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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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离开上海到回到上海，@Charles用了262天。

离开的时候，朋友和父母都不理解、不支持，但他内心却很坚定要回上海。因为那里的工作机会足够多，至少对文科生来说找工作不是一件那么难的事。那里也足够包容，包容第一次或者一次又一次来到上海的无名之辈。

我问他，“你喜欢上海吗？”

他说：“以前可能喜欢，那时候还是个理想主义者，慢慢不喜欢了。”

于他而言，这是一个交织着迷茫、矛盾、觉醒的过程。

不断推翻自己原来的判断，要一次又一次驳回自己之前的选择，再一次次把自己打碎重组。

这个过程无比漫长，也无比煎熬。

@Charles 说，这次回上海只是想赚点钱，积累一些经验，然后去别的城市生活和工作。

至于别的城市是哪里，不知道，只知道上海始终不是自己能立住的地方，老家也不是。

而眼下唯一能做的就是先在上海工作起来，后面的路，走一步看一步。

「写在最后」‍‍

跟他们聊完之后，我有一种很复杂的心情。

他们的言语中，有漂泊的落寞和无奈，又有一种莫名的希望，一种生活很糟但好像又有选择的希望。

大多数人不会从一开始就知道哪条路最适合自己。

会迷茫，会不满，与此同时，又会美化另一条自己没走过的路。于是，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尝试。

有人幸运地摸出了门道，有人被撞破了膝盖原路折返，反反复复撞上南墙。

山本耀司曾说：“‘自己 ’这个东西是看不见的，撞上一些别的什么，反弹回来，才会了解 ‘自己’。”

撞上南墙也没什么。我们的形状，就是在这一次次碰撞中逐渐清晰起来。

你终究会开始明确自己的边界在哪里，开始确定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也逐渐明白什么样的生活更适合自己。

找到它之前，先别急着懊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