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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下午，有媒体发布消息，建行将进行大规模的降薪。

根据两名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建设银行已要求其总部员工减薪至少10%。

其中一位消息人士称，高级官员将大幅度削减工资。

另外，建行大多数子公司的减薪幅度大于其总行员工的降薪幅度，但一些表现较好的业务已将减薪幅度限制在个位数。

银行业整体都在降薪。从去年开始，平安、民生等不少股份制银行开始降薪，招商、浦发甚至出现了追讨过往多发的薪水，其中招商银行一年内追讨了上千万元。

2024年，降薪风逐渐吹到了国有四大行，建行率先行动，全员最少降薪10%。

其实这种变相降薪早就开始了，很多积分的取消，甚至一些国有银行省市分行社保公积金缴纳比例降低，在经济形势下行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更多的是从员工收入方面找补。

不过按照内部人士透露的，建行降薪子公司和分行的降幅大于总行，事实上很多分支行的基层员工工资已经很低了，压力任务已经很大了，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压降空间。

很多基层分支行，县域支行分理处，普通员工一年收入也就五万左右，今年开始开门红奖励等也都取消了，如果按照10%的降幅，比例再稍微多一些，年收入也就四万左右，折合每个月三千出头，在大城市还不够租房。

普通员工在降薪，但是大多数的国有银行高管却在“加薪”。

据统计，国有六大行中高管薪酬增长和减少的各占一半。而两家股份行招商银行、平安银行去年给高管整体开出的薪酬降幅都超过290万，降薪幅度超过国有大行。

据东方财富 choice终端的上市银行“高管年度薪酬总额”统计显示，2023年，中国银行高管薪酬累计1397.55万元，2022年末这一数据为1354.47万元，可见中国银行高管团队获得整体“加薪”，不过增长幅度不大，仅为43万多元。

农业银行2023年高管薪酬累计1085.73万元，2022年末这一数据为740.74万元。农业银行高管薪酬增幅明显，去年相比上一年大幅增长345万多元。

交通银行2023年高管薪酬累计1906.26万元，2022年末这一数据为1731.11万元。交通银行的高管也获得“加薪”，薪酬整体增长175万多元。

按照国有银行的以往做法，总行要求最低降薪10%，但是传导到基层员工这一层，可能会降薪30%乃至更多。

今年2月份开始每个月取消季度奖金预发，然后季度奖采取效益导向，以任务完成率作为拿奖金的导向依据，但任务贼高，业务竞争激烈，根本无法完成。

最终结果就是今年一季度下来，其一季度的季度奖金仅为2000多元。

很多同事因为奖金不够前期的预发金额，还要倒扣回去。其以此估算，预计2024年的到手年薪降幅将在50%以上。

当下的银行业形势，年轻人如果有机会，有其他选择，能走早走，银行的反噬来了，降薪只是笫一步，后面会有一堆的连锁反应:离职率高了，年轻人留不住或者根本不来。

留下来老员工干N个人的活，干不动躺平摆烂，导致业绩差更摆烂或者辞职。中层管不动员工最后也摆烂，导致业绩更差。

没人当网点主任和客户经理，最后都反馈到客户身上，没人营销，没人维护客户，有资产的客户全都去服务好的银行，剩下的垃圾客户动不动投诉，谩骂等。

员工麻木了，更躺平摆烂，业绩更是没人干，从而形成新一轮的恶性循环。

天通苑不挤了？

工作日，天通苑的“苏醒”，以上班族从四面八方的住宅楼栋里鱼贯而出，如蚁群般涌向北京地铁5号线天通苑站为标志。

早8点，住在天通苑东二区的李福顺也汇入了向地铁站涌去的人潮。天通苑没那么挤了。李福顺回忆，至少从今年年后开始，挤地铁的人少了许多。

地铁站门口排队的人群不再如汪洋大海。过去，地铁站管理方为维持人群进站秩序，设置了一列列铁栅栏，如今铁栅栏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撤走。抵达地铁站后走大概五六分钟，队伍中的李福顺就进站登上了地铁。李福顺说，两年前，他在这里得排队半小时以上，才能挤进车厢，人们卡在栅栏中间，摩肩接踵，来来回回绕弯，有时候他觉得那阵仗跟电子游戏“贪吃蛇”一样。

去年年底，就有人发现天通苑的地铁没那么挤了。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说：“天通苑站8点外边竟然不排队了。”另一位网友在帖子下回复说：“7点钟天通苑站一趟可上，7点半最多（等）两趟。”

2023年，因为北京地铁17号线在天通苑社区范围内的“天通苑东”站投入使用，一部分人换租到天通苑东站附近。这不仅让每天涌向5号线的人群变得稀疏，也带动了天通苑东附近的房屋租金上涨，5号线附近的房子租金有所下跌。

在李福顺的感受之中，地铁站没那么挤了，撇开新增地铁站的因素，也和天通苑区域内的人确实变少了有关。人变少了，不仅是在地铁站，好像从今年以来，天通苑及周边社区都给他这种感受。

住在天通苑这3年，李福顺有时候会在五号线上多坐一站，到终点站“天通苑北”去吃饭。在天通苑北附近，一个叫“东三旗”的城中村里，李福顺印象中，那里都是二三层楼的自建房，即使在天通苑范围内，那里的物价也更为低廉。往往，只掏十二、三块他就能吃上一顿盖饭，这个物价水准的饭馆在北京其它地方基本不会成群出现。

今年春天，李福顺去那儿吃饭时，发现曾经家家爆满的小饭馆街，有的饭店已经关张，有的门上贴着“本店转让”的信息。即便开着的饭馆里，也没有多少人吃饭。

自千禧年前后进入民众视野，天通苑这个盘踞北京奥北地区的社区，就以人多拥挤的固有印象，成为北京的标志性区域。在媒体二十余年的报道中，它庞大而拥挤，是亚洲最大生活社区，常驻人口一度达到60余万。

天通苑总共600多栋楼。庞大的住宅楼群，划分出区域，分为本区、东苑、西苑、北苑和中苑五大部分，每个部分，又分为3个区。

天通苑没那么挤了，成天穿梭于住宅楼丛的二房东和房产中介们，对此也有所感应。

一位在天通苑工作了5年的房屋中介说，以前天通苑的一个单间，房租都在1500元以上，而且得是远离地铁站的小区，才能有机会遇到这个价格。今年以来，预算每月1200元左右也能找到更好的房子。“北京整个租赁市场都降了，五环以内可能不太明显，天通苑这样的打工人聚集的超大社区，降得明显一些。”这位房屋中介说。

在他的印象中，天通苑租房市场最好的时候，是他刚来的2018年和2019年。这些年，租房的人逐渐变少，今年租房的人比去年同期少了一半，他猜测原因：“我的客户不少是做IT的，这两年他们一些人连续降薪，北京消费又比较高，就有人就离开了，去到重庆或杭州这些地方发展。”

天通西苑三区，紧邻天通苑地铁站。顶着6月北京的烈阳，两位五十多岁的东北籍老年女性，在小区台阶上等待着她们的租客。地铁站里出来一个青年人，停在她们面前问了几句后，她们收起摆在一旁写着租房信息的硬纸板牌子，去开不远处停放着的一辆大江牌电动三轮车。

三轮车驾驶位后的方形车斗内，架了一块垫了软垫的木板，年轻人往上一坐，两个老人带着他，扎进了不远处天通西苑的楼林之中。

天通西苑三区共有36栋楼，不算太多——路上，老人不忘和年轻人介绍社区——这里最多的一个小区有60多栋楼呢。路上聊开了，两位老人们说起，电动车是借来的，当二房东只算是兼职，她们来北京，都是为了给在北京工作的孩子带娃。

三言两语间，三轮车停了，她们把年轻人带到一间半地下室前。打开门，一股湿气夹杂着类似未洗袜子的气味漫了出来。屋内静悄悄，目之所及是一条走廊，墙上铺排开一列房门。房顶的水管上，挂着还在滴水的衣服，女性的贴身衣物和快递员的制服贴在一起。

这是一处半地下室隔断房。其中一位老人打开一扇门，内里房间狭长，不足5平米，铺了一片榻榻米和一张桌子。床头上方靠近房顶的位置开着一扇小窗。年轻人想知道其它房间里住的都是什么人，老人告诉他：“现在住的人少，不少房间都被人租来当仓库用。”年轻人正犹豫，老人问他：“这间房租金800块，你今天能不能租？租的话可以便宜点，700块。”

年轻人提出，想继续看看其它房源。于是，两个老人开着三轮车，如翻越群山一般，带着他从1号楼翻到19号楼，又去了31号楼。一下午看了4间隔断房。

天通苑的主力户型为150平米的3室两厅，和150平米左右的顶层复式，均是方正户型。现如今不少三居室都被改造为7到8个房间的屋子，设置两个公用卫生间。每个房间面积10平米左右，租金普遍在1500元到1900元之间。蜗居的空间无法谈户型。在一间隔断房里，年轻人看到阳台上还放着一张床，只用了一个帘子遮挡。

这些隔断房，是过往熙攘时期留下的痕迹。过往，每套隔断房人都住得满满当当，如今房间空置了不少。老人跟来租房的年轻人说：“现在是租房的好时候，一个单间价格比往年降了两三百。”为什么会降价，老人说是因为租房的人少了：“三年特殊时期过后，不少企业都搬离了北京。”

多面天通苑

在天通苑，房租水准和与地铁站的距离相关，离地铁越远房租越便宜。在房屋中介王易的客户中，有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刚开始奋斗，很多人只租那种不靠近地铁站的单间。

2016年，王易就在天通苑当租房中介了。他是河南周口人，2016年他女友在昌平的吉利大学读书，为了离女友近一些，他大专毕业后就从河南来到天通苑，找了一份租房中介的工作开始打拼。这些年，他的见闻为天通苑的租房史提供注解。

他看过很多北漂完成当初拼搏的目标，在北京买房落地生根。

王易有一个家庭客户，男主人在大厂做IT，一家人在天通苑租两年后，干脆在天通苑买了一套房。天通苑的房子都是经济适用房，房价相对便宜，是财富积累不多的上班族最优选择。

王易身边有个早几年入行的中介朋友，2017年在天通苑买了房。他还听说，有更早入行的二房东，在天通苑购置不止一套房产，从二房东变成大房东。这些成功的故事，激励王易更加努力上班。他几乎不出天通苑，很少进城，唯一的业余活动就是去旁边的水库里钓鱼。

像很多来北京打拼的人一样，王易怀揣朴素的愿望，想在这里挣一笔和女友结婚的彩礼钱。他加入一家小中介公司，做六休一，底薪4000元，租房旺季，底薪加提成能达到两万多元。

那时候互联网蒸蒸日上，位于西二旗的大厂还没那么卷，字节跳动的市值刚过千亿美元，没人谈论996。租住在天通苑的，有很多大厂员工。每天清晨，他们从天通苑站出发坐两站到立水桥，再转13号线到达西二旗。

早期来到天通苑打拼的人，更容易积累财富。1999年，天通苑社区建立初期，菜地遍布，人烟稀少，只有一小片低矮的楼房。住在这里的人们，购物、逛街、看电影、看病都需要开车进城。也是在这一年，北京推出天通苑等19个经济适用房社区，此时天通苑房价仅2650元/平米。从2000年到2003年，天通苑东苑和西苑相继建成，随着居民陆续搬入，天通苑人口急剧膨胀，迅速超过10万人。

2006年，37岁的邱立华在天通苑北一区买下了一套120平米的房子，每平米房价不到3千元。在邱立华的印象中，当时天通苑的道路和生活设施基本已经成型，很多北漂人的第一站都会住这里，因为房租相对便宜，一个单间房租仅几百块钱，租一套一百多平的房子，也只要一千五百多元。

2007年10月，北京地铁5号线开通后，天通苑人口进一步增加，随后龙德广场和物美超市也陆续建成。那时候天通苑人群比较杂乱，小摊贩到处叫卖，路边随处可见烧烤摊，让这里充满烟火气。

“就感觉整个社会生机勃勃，机会遍地，只要努力就能挣到钱。”那时，30多岁的邱立华对未来充满希望。他毕业于医药大学，在北京做医药销售，属于自由职业，平时还干些兼职，2008年前后他每月就能赚两三万，好的时候能赚四五万。他身边接触的一些人，有做买卖的、开饭店的，大家每天干活的劲头十足。

如今在天通苑已住十多年的邱立华，一直记得2018年的那个夏天，“突然发现，大街上没什么人了。”邱立华认为，以前天通苑乱吵吵的，热闹极了，后来环境逐渐变好，人却没那么多了。当时，因为一场严重的火灾，城市管理方意识到集生产、仓储、住人于一体的违章建筑的危险性，开始在全市范围整顿违章出租公寓、群租以及地下室出租，天通苑成为重点整治区域之一。

在租房中介王易的印象中，2017年年底，天通苑北站拆除了很多三、四层楼的自建房。一些租不起房的人离开了北京。

这些年还有一部分租客，因为隔断房离开了天通苑。由于不合规，隔断房虽然存在时间久，但有被举报的风险。王易手里的房源一旦被举报，他会很配合管理方，不敢有任何反抗，否则可能还会面临罚款。

具体解决办法是，他先把隔断房里的租户安排到其他房子里，再请工人去拆除隔断，等过阵子没人上门检查了，他再过去重新打上隔断。他坦陈，这个过程像猫鼠游戏一样。一拆一装，成本是两千元，钱公司不给出，得他自己承担。

“说白了，我们拿到房挣的就是客厅的钱，不让在客厅打隔断挣什么钱呢。”王易说。这种举报一年会有四五次。

他怀疑有些是二房东所为，也有旁边邻居举报的情况，后者是因为生活被打扰到。天通苑的住户有时会呈现出一种阶层折叠，这套房租住着八户打工人，下面楼层的大三居可能住着一户中产家庭，生活境况不同，难免会有摩擦。有些房子隔音效果不好，打工人晚上九、十点下班回来，很容易吵醒楼下已经入睡的孩子。

被邻居举报次数多了，王易想到避免的办法。他在天通苑东二区有个房源，那是一套复式，加上隔断总共6户，住着12个人。他知道楼下的业主有孩子，便花200块钱买了一篮子水果，敲开业主的门说：“楼上住的人比较多，您多担待，有什么事可以先打电话给我。”他把水果和名片一同递过去，200块钱解决了2000块钱的事。

王易说，前几年特殊时期，天通苑人口流动比较稳定，房租也没怎么上涨。那几年反而是王易收入最高的时期，“因为很多人无法离开北京，只能续租房子。”他不仅首次租给客户房子能拿到提成，客户续租时，他还能得到一笔钱。2022年，有一个月他的工资达到3万多，是他几年来工资最高的一次。

近两年，天通苑的房租开始下降。王易说，现在100平米左右的两居室大概每个月能租5700元，租客可能还会往下压个三四百块。2019年的时候，同样的房子差不多每个月能租6500元。

去年国庆，王易从一个业主那里拿到一套5层没有电梯的房源，这套房子在三年特殊期间的租金是5000元，业主以为特殊时期过去后，会有一波租房热，就把房租涨到5500元。结果，来看房的客户一听价格扭头就走，后来业主陆续把价格降到5300元和4900元，至今没人谈价。“还有一些业主死扛着价格，宁愿不租都不降价，跟赌气一样。”王易说。

王易直观感受是近两年天通苑的人少了两到三成，“一些公司不在了，员工找不到工作就只好回家。”王易说，近两年他的一些客户，找工作就要花三个月到五个月的时间，有位从事互联网行业的客户，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刚上两周班，公司突然宣布要搬到杭州，他只好跟着去。还有一位租客，今年一月份被公司裁员后，一直在外面旅游，房子也不退，人也不回来。

“一家三代人的租户，孩子爸爸往往是挣钱主力，孩子爸爸一旦失业，一大家人都要搬走。”王易说，他的中介同事遇到过这样的客户。因为租房人少，近半年王易每月的收入下降了20%。6月份过去马上将迎来毕业季，按照往年惯例，毕业季也是一次租房热潮，但今年直到现在，王易还没感受到回暖的迹象。

王易在天通苑工作这些年，没能像他的一些同事一样买房，不过他还是挣到了彩礼钱，还在老家县买了一套房。2020年，他和女友结婚，如今孩子已经三岁多，老婆在老家做全职太太，王易每月会把工资的一大半转给老婆。他感觉住在天通苑和他老家县城没多大区别，可尽管现在租房市场不好，赚钱也比在县城多，还无法离开。

沉默的新陈代谢

一些人从天通苑搬走，仅仅是因为无法忍受这里的环境。去年五一，金苗的丈夫因为工作搬到昌平区，夫妻俩便从朝阳搬到天通苑住。他们在西三区租了一间主卧，这套房一共有8户，有中年夫妻，也有年轻小情侣，每天晚上闹闹嚷嚷。

金苗今年29岁，在东城区的一家国企上班。她每天早上7点20赶到天通苑地铁站，因为第一次住在天通苑，她也感受不到看天通苑的人流量变少，反而觉得到处都是人。眼看着身边的人陆续挤上去，车厢里人贴着人，她不敢上前。

去年冬天，她睡觉时感觉脸上有什么东西在爬，惊醒后发现竟然是只蟑螂。还有一次在地铁上，她看到自己的衣服上有只蟑螂，地铁上的人都看到了，令她十分尴尬。今年5月，丈夫的公司迁到望京，她又随老公搬到望京住。搬家时，她丢掉了一些锅碗瓢盆以及大多数生活用品，觉得这些东西都被蟑螂爬过，不干净。

不同人眼中有着不同的天通苑。37岁的胡泉是一名律师，他硕士毕业于北京一所985大学，工作5年后，2019年他和老婆到天通苑北一区买下一套房，名下还有两辆车。通过自己的奋斗跃升到中产阶层，胡泉是一个相对成功的北漂，他看到的天通苑是另一番模样。

十几年来，天通苑在一些媒体报道和名人的讲述中，也形成一些固有标签，著名考研辅导老师张雪峰，曾在一堂课上对学生激情澎湃地说：“想认识北京就一定要去一趟天通苑，那里住了四百万人，地铁都修了三站，而这才是北京真实的模样”。直到2022年，还有媒体报道天通苑称“一个小区住300万人”。

实际上，天通苑不是一个小区，而是一个社区，它也无法完全展现北京“真实的模样”。 天通苑人口也远未达到300万、400万，最多的时候不过六七十万。

胡泉这几年一直在网上为天通苑“正名”。他说：“很多人对天通苑的了解都是道听途说，随便在网上抄一段十几年前的信息发出来，还有人拍一张又脏又乱的犄角旮旯照片，就说这是天通苑。”

2019年初次到天通苑，胡泉就感觉网上对天通苑妖魔化太过严重。他在天通苑考察了几天，发现这里没网上说的那么多人，交通也便利。“其实天通苑就像北京大多数普通社区一样，我之前住丰台西局，早高峰地铁上的人不比天通苑人少。”胡泉说。

那几天胡泉看了几十套房，最终在北一区相中一套106平的两居室。房子南北通透，房价仅4万，和天通苑仅一河之隔的北苑属于朝阳区，房价达到七八万。当时他认为天通苑是个很好的“上车盘”，看完房不到两个月就付了200万首付款。他原本对天通苑的期望不高，在这买房算是一个过渡，计划再工作几年把房子换到三环里。

这几年天通苑的建设让他感受到不少意外惊喜，街道不断翻修，路面一次次拓宽。天通苑东边有温榆河公园群，周末很多人沿着京承高速开车过来游玩，周边公园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西区刚修建了一个奥北森林公园，目前已修到三期。2021年天通苑艺术中心建成，里面有图书馆、自习室、以及各类教培班，被称为带娃胜地，周末他和老婆经常带孩子去逛，成人也可以在里面办公和学习。

胡泉夫妻俩年收入过百万，旁边邻居没有普通的租客，都是业主。他身边也有不少早期在北京积累财富的人，都在天通苑有房产。他有个客户是企业老板，公司员工几百人，2010年创业初期就在天通苑买了房，只是人不住这，把房子租出去。胡泉老婆的单位有一个领导，在北一区有套100多平米的大三居，人也不常过来住。

有一次胡泉去小区门口取快递，看到一个人长得很像某知名相声演员。等那人离开，他问快递站老板，老板说他没认错。“天通苑富人还挺多的，车库里奔驰、宝马车很常见，也有保时捷。”胡泉说，带着颇为自豪的语气。

胡泉对天通苑有很强的认同感。这两年他常在网上发帖，呈现天通苑好的一面，想打破人们对天通苑的刻板印象。有时他和外地客户聊天，对方谈到天通苑时就说那里脏乱差，胡泉因为有合作关系在，只好勉励一笑，不做解释。他给客户留邮寄地址时，从来不留天通苑的地址，而是留公司或者住在三环的同事家地址。

近两年，他收入下降了约两成。原本他计划把房子换到三环里，现在只好作罢。他有一个同事原来住天通苑，两口子年薪百万以上，2020年他们在三环买了套房，从此搬离了天通苑。

胡泉对于自己目前还住在天通苑感到满意。前几年他的房子价格最高涨到500万，这两年又开始掉价，最近他小区同户型的房子成交了一套，390万。“现在大环境不好，我也不打算卖了，换五环内更贵的房子也负担不起，住在天通苑挺好的。”

这个夏天，李福顺也计划着离开天通苑。他已经39岁，在教培机构当英语老师，北漂十多年来，他一直住在昌平区的回龙观和天通苑。搬来天通苑的3年来，他原本和老婆住一间房，半年前老婆养了只猫，他受不了屋里到处都是猫毛，就自己在旁边租了一间小房子。

40岁的年龄线近在眼前，李福顺和妻子还是没有在北京买房，也没生娃。经历了教培机构的兴衰更迭，李福顺感觉，好像也看不到自己事业上升的可能。加上家乡的父母年迈，他和妻子决心在盛夏的时节回老家发展。

回老家之前，他的首要任务是把房子转租出去。不到十平方米的狭长房间内，摆下一张1米2宽的床，再摆下一张桌子、一个柜子，就只留一条一人宽的小通道，房租每月1250元。“现在租房的人少，天通苑房屋空置率很大。”李福顺说，他转租的帖子发出去一周都没有人回复，“转不出去就认栽。”他觉估摸着赔进去的押金就一千多块钱，自己还可以承受。

自打有告别北京的念头，李福顺整个6月就没上几天班。到了6月中旬，他干脆辞去工作，计划在这个夏天带老婆回老家。辞职后他时常在天通苑的地界内溜达，这天周中，他闲来无事打算去家附近的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看看。从家骑电动车，李福顺出发了。

文化艺术中心是天通苑的文化地标。提起天通苑，人们谈拼搏，谈奔波，谈生活。鲜少被提及的文化生活，是其在暗处脉脉涌动的一面。早在2006年，就曾有业主为天通苑写作过一首社区歌曲《天通苑之歌》，歌词里写“一幢幢高楼在荒野中修建，三十万人们共同的家……天通苑是个人畜混杂的世界，天通苑猫猫狗狗不比人少。天通苑人们来自四海五湖，天通苑邻居亲和友爱”。

那年两千多元的房价水准，也无意间记录在歌词中，而成为天通苑地区房价涨跌化石般的侧面资料。

电动车骑10多分钟就到，那天李福顺在艺术中心里逛了逛，少有地从这座天通苑文化地标的内部观察这个庞大社区的一角。

李福顺在里面待了一天。

夜深深的时分，盘踞在北京奥北地区的600多栋住宅楼似森森的参天木林，沉沉呼吸着，吞吐着60万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激动与落寞。

文化中心外部，天通苑的街上，人们总是行色匆匆，赶路，赶地铁，赶着谋生。而在文化中心内里，李福顺发现了很多本该匆匆的二三十岁的青壮年人。

他在那待了一天，很多人和他一样，也在图书馆坐了一天。李福顺不知道他们是干嘛的，也想不通他们为什么不去上班。

END-

梁笙意识到，她再也进不去小组了。

这个三岁孩子的母亲曾是豆瓣“父母皆祸害”小组组员。2017年末，退出小组一年多的她尝试搜索时，屏幕上只有一片空白。

彼时，“父母皆祸害”小组被“雪藏”已有半年。墙外的人再也进不去，墙内的人彼此温暖，也互相摩擦。讨论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内容与之前没太多差别，但都是崭新的痛苦：身处家庭暴力漩涡的少年试图逃离战场，被母亲羞辱的少女陷入新一轮自我厌弃，离家的孩子宣告自己已经独立，无法离家的羡慕“别的孩子的家”……

关于父亲的、母亲的、自己的，那些包裹着痛楚、孤独和无助的心事曾被安置在这里。小组人数从9年前的7000人一路攀升。但2017年7月开始，那些来自日常生活的细节被彻底隔绝在大众视野之外。有人陆续离开，鼎盛时期的十二万三千位成员变成了十二万，但没人能再从外进来。

你们的剧情片，我的恐怖片

那些在电影和电视剧中出现的情节，在小组里随手可拾。隐藏在ID之后的，是《欢乐颂》里的樊胜美，《狗十三》里的李玩，也可能是被嫌弃了一生的松子。

那些被归类为剧情片、都市片的影视作品，对于另一部分人而言，“更像是恐怖片”。

“我妈一直握着我的遥控器。”大学毕业后，母亲不满意梁笙选择的城市和工作，拉锯了两个月后，这位已经退休的小学教导主任连夜飞到女儿的城市，闯进她的办公室，“要和领导谈谈”。

母亲的声音不大，但吐出来的每一个字都让她难堪。对话的内容早已记不大清，唯一能想起的是母亲的嘴一张一合，翠绿的富贵竹后是19层的落地窗，一个声音从心底疯狂地蹿起来：“冲出去吧，一切就结束了。”

她用最后的自制力压抑住这股冲动，但出门时被母亲的一句话彻底击溃。“你现在生妈妈的气，等你年纪再大一些，就知道妈妈是为了你好。”

“妈妈是为你好”，这像一个魔咒，在梁笙二十多年的人生中循环播放。

梁笙出生时母亲已经32岁。8年后，父母离婚，母亲搂着她看着父亲离开，一滴泪都没掉。舅舅耳提面命：“你要感恩，妈妈养你不容易。”她乖巧地遵守母亲的一切命令，放学回家打开书包给母亲翻查，“连口袋都要翻过来”。在屋里写作业，门永远不许关上。

不是没有叛逆过。初二那年，她拒绝交出书包里的小说，僵持不下，母亲“咚”地一声跪下：“你告诉我，我怎么才能教好你？” 梁笙呆了片刻，也跪了下去。

去大学报到前一夜，母亲躺在梁笙的床上，跟她描述未来：“你好好念书，找个稳当的工作，嫁人、生孩子，以后你去哪儿，妈妈去哪里。”她没有睁眼，抠了抠身下的凉席，装作睡熟。

她试图和母亲过招。假期发现母亲翻看自己的短信，她给手机设置了密码。拒绝母亲一天三顿的电话，电话却打给了舍友。妈妈抱怨：“出去念了个书，人都野了。”她执意让女儿回家工作，甚至冲去公司。

朋友推荐了“父母皆祸害”小组给梁笙，两个月前，2010年7月8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刚刚将这个7000人的豆瓣小组引入大众视野。 “父母皆祸害”，这个命题在当时的梁笙看来，“完全出离了想象”，但却有一丝隐秘的快感。“你知道把天捅翻是什么感受吗？特别爽。”

拒绝和母亲通话的那一周里，梁笙窝在朋友的出租屋里看帖子，一个没落。当时小组里成员已超过三万。

一篇题为《父母对子女伤害的归类》被长期置顶，并标注为“入组必读”。它把小组里的境况分为五类：直接肉体伤害，间接人格伤害，家庭状况造成的情感伤害，父母间的矛盾、争吵、家庭暴力或对孩子不关注、冷漠造成的伤害，遭受血亲猥亵、性别歧视等其它精神和身体伤害。

“有些人真的太可怜了，比起他们，我好像都不算什么了。”看别人的故事，梁笙一度心生庆幸，但她也明白，这种庆幸“可能是对别人的一种伤害”。

贺全拒绝把组员遭遇的经历按种类排名次，“比谁更惨有意义吗？”他更相信，对于每个个体而言，他们所承受的痛楚是没有差别的。

回忆年少往事时，电影《狗十三》的讨论刚刚降温。贺全提到一个镜头，让他如鲠在喉。李玩的父亲在打完女儿后，把她拉坐在膝头：“爸爸爱你”。“说不清楚为什么，就是受不了”。

小时候，父亲每次揍他，都会踢他跪下，两指多宽的皮带，甩一下，就是一记耸起的红印，每抽一下，贺全都要按要求喊一嗓子：“爸揍得对。”挨揍的理由可能是顶嘴，可能是乱丢的鞋子绊了父亲一下，也可能，没什么理由。

他一直记得，吊灯在头顶摇摇晃晃，父亲的影子被灯光拉扯得变了形。男孩死死盯住墙角，白色的墙皮上，黑色铅笔歪歪扭扭写了几个字：“你是王八蛋！”字写得可能比蚂蚁大一些。

从牛肉干到哪吒

“父母皆祸害”小组创建于2008年1月18日。在一篇题为《“父母皆祸害”小组10年考》的帖子中，管理员nezumi回顾了这个名字的由来：

英国小说《自杀俱乐部》主人公之一是一个问题少女，青春期叛逆，与父母，与恋人，与外界，遭遇各种摩擦，冲动之下曾有自杀企图。“父母皆祸害”，她这样抱怨。

“也许小组长认同这个人物的感受，也许他只是碰巧有吐槽父母的冲动，就顺手用这句小说中的人物像念rap一样随口说出来的怨言，当成了新创小组的名字。”文章这样写道。但这个名字，成为当年争议的风暴眼。

梁笙的母亲看到了一篇关于小组的评论文章，那时女儿已在小组待了三年。

“你知道这个组吗?”

“没听过。”

“这个太不像话了，父母怎么会是祸害呢？哪有父母不爱孩子的。”

梁笙没有反驳，她退出了小组，过了些日子，换个马甲又进去。

早年小组的图标是“母亲”牌牛肉干的商标图案，“牛肉干口味清淡，又坚硬难咬，在中国市场销售不佳，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后来几年，换成了脚踩风火轮的哪吒，在民间传说中，他“削骨还父、削肉还母。”

小组妥帖安置着梁笙们的愤怒、敌意、困惑和痛苦。对于接受了二十年感恩教育的梁笙而言，“当时迫切地需要认同”。彼时，她被舅舅追着骂“白眼狼”。

被母亲逼离公司后，小组里有人给梁笙建议。

“首先，你要经济独立。”这是她收到最多的意见。从母亲手里拿钱的数年里，梁笙最常被数落的一句是：你吃我的，喝我的，有什么资格不听我的？

对于莫莫而言，这也是她接受的最好的建议之一。母亲生病卧床的许多年里，莫莫和父亲关系紧张，甚至三个月不曾说过一句话。父亲撕掉了她的作文，她被迫写了800字的自我反省，一边哭一边写：“我长得又丑，学习还不认真”。

2008年，莫莫偶然加入小组，她念大三，当时组内不过数百人，有一些心理咨询师，她收到过许多切实有效的办法。

“你改变不了你的父母,因为你改变不了恶待他们的那个世界。保护自己最简单的办法是逃走。到外地读书，到外地工作，自力更生，不依赖就不给他们太多机会伤害你。”

对于莫莫而言，组里两年的时光值得珍重。她似乎找到了人生的标靶，“经济独立，然后精神独立”。她在大学找了兼职，假期出去旅游，筑起自己堡垒的同时，“像个传道士一样，把自己的经验和体悟分享出去”。

大学毕业那年，莫莫的母亲过世。小组里的一位心理咨询师林羽陪她聊了整晚，她们后来成了现实中的朋友，十年后还有往来。另一个有着相同经历的组员给莫莫写了豆邮：“你的DNA有她的一半，你受到了她的教育和影响，所以你要带着一半的她，好好生活下去。”后来，莫莫把这段话说给了很多父母过世的人听。

在管理员nezumi的回忆中，曾有热心成员建起微信或其他网络平台的群组，也曾有人设想过为离家寻求独立的年轻人提供庇护。有一年春节，北京一群组员没有回故乡，“聚在一起吃了年夜饭，这大概算是‘抱团取暖’最现实的图解吧。”

但对于莫莫和林羽而言，2010年成为一条分界线。聚光灯投射下，小组的人数不断上涨，被《南方周末》报道的当月，人数涨了一倍。

“被宠坏的孩子也涌进来”，指控妈妈给的零花钱不够，埋怨爸妈没有给一个好相貌。在林羽的印象中，一些是“正常的青春期亲子冲突，对父母索求未果”，有人甚至直呼父母“公祸害”“母祸害”，让老组员“不忍直视”，“小组的功能从原本的‘自救’变成了‘肆意宣泄’”。

伴随外界的关注，小组原本的温情和理性换了些许味道。莫莫出现的频率从一周几次，变成了几周一次。她建了一个私密组，往里拉人，收到数百条申请。

有一次，组长删掉了莫莫质疑小组氛围的帖子，她愤怒了：“这种做法和你反对的那些专制蛮横的父母有什么区别？”她删掉了早前发的一些帖子，退了组，用这种决绝的姿态以示切割。

“很伤心，那种互帮互助的氛围永远回不来了。”

一代代的连环追尾

莫莫离开那年，梁笙刚刚找到组织。很多个深夜，她反复阅读小组里各类经验帖，从中汲取力量。

即使与母亲恢复了联系，但梁笙开始刻意减少与母亲通话和见面的次数。母亲渐渐察觉到女儿筑起的防御堡垒，不经意流露出被背弃的伤痛。“后来，她说的最多的就是，‘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不知道怎么回。”

梁笙也会问自己，“这么做是不是太残忍？”但对她而言，没有更好的办法去兼顾，她需要设置一个安全距离，让母亲意识到，“我是一个独立的人”。

梁笙怀孕那一年，母亲要求来照顾她。背来的行李中，一多半都是给女儿和外孙，柔软的小衣，针织鞋袜，新晒的被褥被捶打得蓬松。

生下孩子第三周，梁笙再一次从梦中被儿子吵醒，气得掉眼泪。母亲披着衣服敲开她的门，熟练地抱起哭闹不止的孩子，她瞥了女儿一眼：“你小时候比他还闹”。

梁笙靠在母亲肩上，看着儿子沉沉睡去，含着他的小拳头。那是她们之间少有的温情。关灯后，黑夜给了最好的掩护，母亲把声音压得极低，聊起女儿的出生，还有那些她说过和没有说过的话。

母亲出身农村，冬天里趟河身体受了寒，三十多岁拼死生下梁笙，“走了趟鬼门关”。

“那个时候你就是我的命，就想给你最好的。”

“我后来看书，有人说讲那么多道理没用，说一百遍锅烫手，都不如让你自己去摸一下，以后就长记性了。但当妈妈的怎么舍得？就想让你一辈子不走弯路，不摔跤，不会痛。”

“我们那时候没你这么多书，上网一搜什么都有，你爸不在，外婆去世的早，没人教我怎么当妈”。

那是母亲为数不多的柔软时刻，梁笙拍拍她的背，想说些什么，但什么都没说。

在母亲的概念里，真正属于她的，也只有梁笙了，她是“妈妈的一块肉”，“唯一不会背叛妈妈的人。”相比温软的诱哄，母亲似乎更擅长使用权威，以此掩盖她的无措。“我能理解她，但我知道，那是不对的。”

她们当时都没有意识到，一些石头搬走了，还有一些永远留了下来。

直到今天，梁笙仍警惕着不要重复母亲的旧路，给孩子安排完兴趣课程反复追问丈夫：“我会不会替他选择太多？他不喜欢怎么办？”丈夫笑话她：“你想太多了，他才几岁啊。”

在小组另一个角落，贺全发现，父亲的暴力最终还是淌进了自己的血管。

“不要成为他那样的人。”成年后，他一直这样告诫自己。但22岁那年，和女友的一次争执中，他掀翻了桌子，女友缩到一旁，贺全胸口涌上一阵快意。很快，他为这样的自己感到羞耻，抽了自己一巴掌。

“我当时太害怕了。我爸爸是我爷爷打到大的，他四十岁的时候我爷爷说跪下他不敢站，我是被我爸打到大的。你能想象吗，我们一代代就好像在高速路上连环追尾了！”

已经结婚数年的莫莫至今没有要孩子，有点抵触，也有些恐惧。“可能还是受到我爸爸对待孩子态度的影响吧，我特别不喜欢小孩。”在她的概念里，孩子很吵很闹，很娇气，养育孩子对她而言，可能将丧失极大的自由。长辈来催，她都用“买不起学区房”挡了回去。

小组内也曾有过弥合代际冲突的尝试。一位四岁孩子的父亲发帖征求意见，询问“什么样的父亲才算合格”？年纪略长的父亲时不时发布自己与儿子的互动，见证儿子成长、就职、恋爱、订婚。

早年的一些组员记得一位生于1950年代的阿姨，她在十数万字的帖子中详细叙述了自己的成长细节，她说在小组找到了“共鸣”。

父母离异后，这位阿姨的母亲为了家庭的绝对统帅，言谈间都是“自私、落后、资产阶级思想”的指责。母亲曾用火钳打伤了几个孩子的头，会将睡着的孩子从床上赶出去，在他们“滚出去”之前，要求他们脱下衣服，因为那是她准备的。

她的哥哥完全继承了母亲的暴虐，用带钉子的木板横扫儿子，在他嘴角留下一个伤疤；他剪碎了妻子的衣服，一如几十年前母亲对妹妹的做法。阿姨自己也曾不能自控地将儿时的孩子剥去衣服丢在门外，但她庆幸，自己最终抵御住了那些冲动，及时悔过弥补。

“还记得，她后来说，儿子很阳光，很健康。”一位组员这样回忆。

十年里，小组的主力军已从当年的“70”后“80”后，变成了“90”后“00”后。曾做过心理咨询师的林羽看来，他们所遭遇的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

当下小组活跃的成员大多是“90”后“00”后，在林羽的观察中，明显的身体或精神虐待情况减少了一些，但另一个问题很快凸显。“一些父母受教育程度高，外界形象温和知性，甚至会为孩子考心理咨询师”，然而，这些家长的反思“更像是自我标榜，塑料花美而不香，本质上还是油盐不进。”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儿童虐待和伤害案被曝出，互联网记录了一切，连同被带去电击纠正网瘾的少年、送进特训机构死亡的孩子一起。

“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的论调在小组内渐渐失去音量。

那些终将无法实现的沟通

“我应该告诉我的父母，他们带给我这样巨大的伤痛吗？”

贺全记得自己看过这样一个问题，他告诉对方：尽量不要。“可能给你带来更大的伤害”，他想说。

贺全曾试图和父亲坐下来聊聊，在意识到自己体内蠢蠢欲动的暴力因子后。

那个年逾半百的男人依然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他用二十分钟辱骂妻子，因为她擦地时用拖布碰到了他的脚。

沟通在一分钟后以失败告终。贺全的苦恼在他眼中似乎不值一提：“老子打儿子天经地义，我还打出错了？你怎么不说你欠收拾？” 他咧了咧被香烟熏黄的牙齿：“你是不是个男人啊，就为这么点事儿？”

贺全放弃向父亲寻求认同，一如小组里许多成员在舆论的音浪中放弃自己的声音。

林羽还记得当媒体最早开始关注小组时，组员的兴奋与忐忑，“存着一丝丝获得重视的希望”，他们希望借由公共讨论的平台，将这一话题推至理性讨论的序列。不少人接受采访，“鼓足了勇气”，向外界剖开自己。“但事情很快向着大家担心的方向发展，被误读被规训被误解被视作洪水猛兽”。

贺全记得自己第一次看到“不知感恩”“大逆不道”字眼时的愤怒，他觉得脊背又开始疼了，那是“一种来回刮磨的痛”，就在爸爸的皮带当年落下的地方。

“这个社会的武断专制和我爸一模一样，开始我们还想去解释，后来想明白了，有什么好说的呢？”

那个时期，时不时有父母辈威权的拥护者进入，和对抗情绪激烈的组员发生冲突。

2010年，一本书的出版将组内一些成员的不满推至高潮。这本《豆瓣网“父母皆祸害”小组深度揭秘》的书中，列出了大量小组成员的案例，并收录了专家点评与访谈。

“一些人直到书出版后才发现自己的经历被公开刊发了，担心父母和熟悉的朋友看到，有人因为这个离开了 ”，作为早期的组员，林娜回忆。

更让组员无法接受的是，附在案例后的点评。 “访谈里有教授说，这个小组是一味让孩子泄愤，煽动仇恨，但我们小组简介的第一句就写明了‘组的诉求是自救，不是怨恨’。” 另一个让林娜不满的细节是，一个孩子提到自己学习不好，高三时，母亲突然下跪，一边拍打自己，一边指责女儿不孝顺。专家的回应是，“孩子应该反省，为什么不好好学习”。

一些组员给这本书打了差评。小组管理员们对小组原创文字的版权做出了更为细致的保护性规定，要求任何转载和使用都需经过原作者或管理员许可。

更大的浪潮在七年后来到。

2017年5月，一位自称香港中文大学硕士的女生康莫（化名）在“父母皆祸害”小组和知乎发文，她在帖子里描述，从2011年开始，她的母亲向精神病医院提供了关于虚假信息的病情信息，医院据此多次安排住院，接受治疗，服药，“我已在软禁状态下服药生活多年”。

一个月后，女生被网友接出，直到7月，康莫被证实确实患病，而前后数月的折腾和停药，对她造成了很大影响。

那时，“父母皆祸害”小组已消失在大众视野里。

当年6月30日，共青团中央就康莫一事发表评论，剑指“父母皆祸害”小组，评论摘录了小组内一些极端的言论，称“ 覆盖数十万人，难以想象，负能量在这样的密闭空间中如何发酵、腐化、侵蚀青少年的价值观和心理，成为畸形价值观成长的温床，甚至极大提升了青少年自残、自杀等现象。”

同一天，小组的成员们收到一封站内信，被告知“小组雪藏”。

“似乎是在意料之中，但又太突然，” 一位组员这样回应，“我更难过的是，那些引起我们共鸣的经历似乎被彻底忽视和否认了，用实体消除的方式”。

一路向前的生活

梁笙错过了小组雪藏的消息，那时的她已经退出了小组。

在和母亲对峙的时间里，她一直幻想有一天，能够在母亲面前，把自己经历的一切全部摔过去，告诉母亲：“你不是一个好妈妈，你以为你是，你错了。”

但梁笙到底没有，觉得有些残忍。

那个窥破母亲内心的夜晚之后，她觉得，母亲道歉与否，好像没那么重要了。“我记得在组里看到过一句话，大概意思是，你当时以为那是笼罩你整个世界的阴影，但等你走出来，回头看，只是那朵乌云停留在你头上了。”

大概在这个时候，一个词出现在她的生活里。

“原生家庭”，一个舶来词汇，中文概念最早的提出者已不可知，但很多人在数年后似乎已接受了这一理论：“我们出生以及成长的家庭一旦持续存在不健康的问题，那些童年和青少年经历的创伤也许会导致人格的缺陷，这一缺陷可能不仅会伴随个体的一生，还会一代代传承下去。”

这个社会学概念的流行，让很多人开始正视那些以爱为名义的伤害。但当这个词泛滥之后，梁笙有些厌倦：“‘原生家庭’成了一个套子，所有的不幸和失败都能装进去。”

作为过来人，梁笙理解抱怨和倾诉的意义，但觉得“不应该只是这些”，她退出了小组，“有一种怒其不争的感觉，我自己出来了，所以特别希望别的人也能行动起来，而不只是抱怨。”

贺全没有退组，但他已经很久不去了。前不久，一个“90后”组员也做出了退组的决定，因为“实质性的帮助不太多”。

但在2017年的冬天，当梁笙发现自己再也进不去小组的时候，她有些茫然。那些关于一段时光的记录，被强行抹去，曾经收藏的经验帖，也被“这是一个非公开的小组讨论”替代。

19岁的孟新也被拒之门外。那一天，她刚被父亲扇了一个耳光，理由是，假期回家，没有给弟弟带礼物。她刚刚听说这个小组，点开豆瓣，想去倾诉。

“没有你要找的内容，可以换个关键词试试”。屏幕上只有这一行小字。

孟新自我介绍的第一句是：我就是“樊胜美”。她是家里的外人，奶奶嫌弃她不是个男孩。爸妈生下弟弟后，7岁的她开始为弟弟服务，“他只要一哭，我爸就一个耳光扇过来，问我干什么了。”

“很羡慕在组里的人，我好像没赶上好时候。”

那些离开小组的人，有的趟过了河，有的仍身陷泥淖，四野茫茫。

“我好像没什么期待，也没什么办法，就这么熬着吧。”刚退组的“90后”汪阳说。她被确诊抑郁那天，母亲看着她，语气淡漠：“我早就知道你这辈子都没什么出息”。

而莫莫最近一次上豆瓣时，发现当年在小组认识的友邻更新了动态。“大家都在认真地生活，没有一直沉浸在对家庭的厌恶憎恨中”。

受益于当年小组的指引，莫莫和父亲的关系缓和了许多。

一次和父亲吃完晚饭，她坐在父亲的车里。父亲说，认识了一个阿姨，感觉还不错，可能接下来想结婚。“你妈妈生前也说，趁年纪不老，找个人结婚互相照顾”，父亲作了补充。

莫莫没有反对，她说，人好最重要。

“我爸有些哽咽，他之前可能以为我会反对，或者很生气”，但什么都没有。目送父亲离开后，莫莫突然意识到，之前她和父亲紧绷绷的那条线突然松下来了，“我当时觉得，我们以后的生活都会越来越好”。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

01

你知道“做饭、炒菜”是什么意思吗？

最近，各大社交平台上，铺天盖地都是这类帖子：做饭文学。

《和男朋友住一起之后天天做饭》；

《好久没做饭了，想做饭》；

《希望男朋友活到八十岁还能天天做饭》......

很多人以为是普通的美食制作教程，点进去之后才知道：

原来“做饭”、“炒菜”的意思，已经演变成了“做爱”。

类似的，还有把女性的胸部，称为“地雷”：大雷、中雷、甚至还有“普通基础雷”。

不仅是一些不怀好意的人的调侃，有些女生自己都习惯了用这种听起来带点侮辱性质的物化词汇，来形容自己的身材。

“老公”“丈夫”这类词似乎也变得烫嘴，一定要说成是“舍友”、“队友”。

见过最逆天的一种说法，是直接把自己的老公称为“孕搭子”的......

你会发现，现代人已经不会好好说话了，原本一些再正常不过的词汇，正在被肤浅化、污名化：

胸贴是“奶盖”，卫生巾是“面包”，生孩子是“卸货”，怀孕是“小孕妇被亲亲老公的宝宝针扎鼓包了”......

这种恶趣味，影响到了很多原本只是想正常分享日常的网友：

晒出一些做家常菜的教程，评论区里都是充满恶趣味的调侃：“是这个做饭教程啊，我还以为是那个呢”；

把自拍分享给了自己的好朋友，结果对方第一句就让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求大雷教程”；

喜欢喝奶茶的人，也再也无法直视“奶盖”这个词，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很正常的女性用品会变得羞于说出口......

天天羞耻这个羞耻那个，一生都在羞耻的我们，语言系统也变得匮乏、肤浅、粗俗而不自知。

02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流行的语言，是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

抑郁症要叫“玉玉症”；

PUA变成了CPU、KTV、PPT、ICU；

扭扭捏捏、畏畏缩缩的样子，则是“偷感很重”；

整个内娱就像一个巨大的薯片桶，明星们瘦不能说瘦，而是要营销成“好薄一片”；

夸一个人在某领域上非常擅长，以至于有主导性地位，要叫“古希腊掌管XX的神”；

你会看到热搜上密密麻麻非常抽象的一幕，古希腊的神基本都是中国人......

小学生们更是满嘴“你个老6”、“我勒个豆”、“芭比Q”、“come on的喂！ABC！”

骂人更是恶毒地直接喊“重开吧乐子！”，让人赶紧重新投胎；

这种极简化、肤浅化、病毒式扩散的热词，天天挂在嘴边真的有意思吗？

每个人都好像变成了只会跟风学舌的鹦鹉，没有自己的思想，只会重复一些网络流行梗。

久而久之，只剩下词穷。

之前，《中国青年报》就曾对2002名年轻人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超过半数的受访青年，感觉近几年自己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下降了；

47.1%的受访青年，感觉自己词汇量匮乏、表达单一。

这种词穷，甚至演变成了“文字失语症”：不管什么时候都习惯用“梗”去交流；

心中所思所想难以付诸文字，语言越来越贫乏，言不由衷，词不达意。

中国社会语言学之父陈原，就曾说过这样一段振聋发聩的话：

“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充斥着许多看起来很正确，但实际上已无法传达任何有效信息的语言，那么语言有什么用呢？这是我们经历到的一种污染灾难。”

做饭、大雷、奶盖、玉玉症......这些被污染和扭曲的语言，如同微小剂量的毒药；

日积月累之下，终究会对我们的思维、认知、看待世界的方式，造成极具伤害性、难以逆转的深远影响。

03

当然，有时候并不是网友们不想好好说话，而是他们没办法。

各种平台充斥着无穷无尽的屏蔽词，很多人在表达之前已经习惯了先“自我阉割”一遍。

就像去年的一场音乐节，歌手陈粒演唱了一首《易燃易爆炸》，歌词中有这么一句：

“要我美艳，还要我杀人不眨眼”。

结果，硕大的屏幕上，“杀”字直接被和谐成了“口”。

为了避开敏感字，结果原本一句正常的歌词反而变得更加敏感了。

网友们开始疯狂玩梗，一些影视剧名或者台词，被和谐之后瞬间变得更耐人寻味了。

还有某年的跨年线上演唱会，平台把五月天的一首摇滚歌曲《爱情万岁》，歌词改得不伦不类：

“就让我吻你吻你吻你直到天明”，改成了“就让我问你问你问你直到天明。”

不懂就问，这是在谈恋爱还是在审讯犯人啊？

也难怪一些正常的生理现象、成人行为，要用各种隐晦的代词来形容：做饭、炒菜、奶盖...

不光是玩梗，也是因为在这种谈性色变的羞耻语境下，为了规避风险的无奈之举。

04

语言学上有这样一个概念，叫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它告诉我们：

语言、文化和思维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语言单一之后，思维和感受也会变得单一。

因为词语语法匮乏，不能好好表达出自己感受到的是什么，慢慢地，感官也会随之钝化。

最后甚至懒得表达了，直接套用模版。

当我们用“做饭”、“炒菜”来指代性，用“大雷”来打趣女生的胸，用“CPU”来削弱“PUA”这个词背后的严肃性；

当我们想要形容美食的时候，脱口而出的只有“YYDS”、“谁懂这一口的含金量”、“我不允许谁没吃过这个”；

当我们去旅行，拍照分享的文案永远都是千篇一律的：“一辈子总要去一次哪里哪里”。

我们的语言只会越来越贫瘠，思想也会越来越饥荒，认知越来越浅薄。

就像博主“凯尔特柚”所说：

“语言的匮乏会让我们变笨，是因为语言是构成思维的官能，语言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

我的语言、我的语料库，在拓宽我对世事见解的维度，只有语言是细腻的，思维才会细腻。”

而要跳脱出这种被污染化的语言影响思维的怪圈，可以试试这3种方法：

①多读一些严肃的书籍，多听一些非批量生产的真知灼见；

②尽量去精准化自己的用词，少用代词，为自己模糊的想法找到一个精准的词；

③有意识地去练习深度思考的能力，可以通过写作输出或辩论的途径。

就像《钢印蝴蝶》中的那句话：

“过去我们会认为，消灭一种文化的方法是消灭其语言，现在我的想法改变了，消灭一种文化的方法，仅仅需要让其语言退化。”

请停止污名化、肤浅化中文，拒绝让粗鄙、跟风的语言不由分说地占领你的大脑。

愿我们，能保护自己头脑的复杂性，保持阅读和抽离，保持清醒。

共勉。

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患上“结婚羞耻症”。

他们开始“隐婚”，认为“只要别人不知道我已婚，那就是未婚”，更有甚者看上去一直单身，突然某一天就官宣生子。

相比于父母那代，这一届年轻人只愿将婚讯告诉最亲近的朋友，排斥大操大办，倾向于“三无”、乃至“N无”婚礼，哪怕一定要办酒席也尽量不超过10桌。

根据“后浪研究所”发布的《2023年轻人理想婚礼报告》显示，在10分制下，当代年轻人举办婚礼的平均意愿值仅为4.81分，其中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费钱”、“传统婚礼陋习太多”。

我们带着对这些患有“结婚羞耻症”的好奇，找到了一群“结婚羞耻症”年轻人。

通过对他们的了解，我们发现，决定走入婚姻殿堂的他们，不是反感因婚姻，而是反感“结婚”本身。

在“反感”结婚、选择隐婚背后，婚庆行业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以下是他们的真实故事：

在决定前往长宁区婚姻登记中心领取结婚证之前，赵梓苑做了充分的准备。

她提前半个月预约了领证日期、准备好了所有必需的材料，还一遍又一遍地计算双方从公司到民政局的时间。

领完证赵梓苑继续回去上班，好似这一“人生大事”并没有在她的日常生活中掀起丝毫波澜。

相比前几代人，如今的年轻人似乎都和赵梓苑一样，要么不结婚，要么尽量不声张自己结婚的喜讯，他们正在极力淡化结婚这件事，“总觉得发朋友圈说自己结婚了这件事，没什么好处，反而很羞耻”，赵梓苑说道。

像赵梓苑这样低调“隐婚”的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并不鲜见：

除了不发朋友圈，不刻意公开婚讯以外，还有很多年轻人主张“轻结婚”，只办简单的婚礼，甚至不办婚礼，旅行结婚等。

“除了新人和极亲密的朋友会在婚礼上收获感动，大部分人来参加婚宴，只关心什么时候上菜、菜好不好吃。”95后胡图和妻子麦子对此有深刻的体会。

胡图夫妻对传统的婚礼仪式十分反感。麦子回忆起身边多位朋友的婚礼，摆了摆手，表现出明显的抗拒：“我一想到要在这么多陌生人的目光下亲吻、哭泣，就感到头皮发麻。”

“结婚本来就是两个人关上门自己过日子的事情，为什么要邀请那些不太熟的亲戚朋友硬凑到一起？”胡图也不理解。

他算了一笔账，如果按他老家的标准，一场婚礼的各种费用算下来，大概需要20万至30万左右。

办酒席，普通规格的一桌大概要2000左右，双方亲友加起来起码要30桌，这里就去掉6万元。如果想把仪式走全，就需要请婚庆公司、婚礼司仪、结婚写真和摄影、还有送给宾客的喜糖喜饼，各种加下来也要小10万。

“我和我太太就是普通的打工人，哪怕不吃不喝一年也就存个小几万，花2-3年的积蓄邀请别人来看我们婚礼，很没必要。”

经过商量，胡图和麦子决定放弃婚礼，选择旅行结婚，之后再邀请朋友们小聚。为了减少“婚姻化”的色彩，他们拒收朋友的礼金，也拒绝在父母为“收回份子钱”的酒席上再走一遍仪式流程。

另一部分有“结婚羞耻症”的年轻人，则通过“当鸵鸟”维持单身形象来保护自己。

“所有的信息都不想公开，省得别人指指点点，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过好就行了，和他人没有关系”，29岁的卢依说道。

卢依今年刚升级做了妈妈，但同事们却是在她肚子逐渐隆起、休了产假才知道她已经结婚多年。

“我并不是要装单身，只是爱情是私密的，如果将来分手了，我还要亲手删除那些回忆。但孩子是我的，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卢依解释道。

赵梓苑也认可这种趋势，“再加上现在大环境不好，如果让领导知道你结婚了，很快就会关注你什么时候生孩子，总觉得未来会影响他在职场上对我的评估”。

从某种程度上说，“隐婚”也是年轻人们的一种“自我保护”。

一方面，快节奏的工作和职场压力促使年轻人感到“结婚羞耻”。

赵梓苑在一家从事直播业务的公司上班，工作时间极其不固定，“有时候凌晨两三点还有人在群里谈论工作”。在这个工作强度下，公司大部分员工是25岁以内的年轻人，部门负责人也是不需要承担生育压力的男性。

作为公司为数不多的老员工，赵梓苑担心自己公布结婚后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如被HR猜忌生育问题、是否会备孕等，影响工作效率，“现在已婚未育的女性在职场鄙视链的底端”，赵梓苑无奈地说。

另一方面，复杂的职场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也让年轻人尽量不对外公布个人情感状态。

赵梓苑担心同事们“孤立”自己，“公司里多是年轻人，大家还没面临婚恋压力，我本能会有一种结婚羞耻感，很羞耻分享结婚的一切、也很羞耻让大家知道。”

作为“隐婚”的代价，赵梓苑也放弃了婚假和公司的结婚福利——员工凭结婚证领取的结婚礼金。至于父母那边需要的仪式“交代”，赵梓苑决定“明年再说”。

第三，还有一部分年轻人对“婚姻羞耻”是出于经济考量。

“以前结婚可以赚钱，现在结婚都是贴钱，年轻人自然不爱在上面花钱了。”贺安安说，她生活在“婚嫁”成本高居不下的杭州——婚博会消费数据显示，杭州仍是最“舍得”在婚礼上进行投入的代表性城市，平均婚礼关联总消费约为25-30万元。

“如果各个流程都要，30万只能在杭州办个简单粗糙的婚礼，而且新人们还累”，几经考虑，贺安安身边的朋友们无一不选择减少几个环节，“这一下能节约好几万，普通人家谁和钱过不去呢？”

再者，如今婚礼的定义也变得更多元化、去传统化。

某电商平台发布的《2023年结婚行业新洞察》显示，仪式感、个性化的轻量级服务，越来越受24-28岁结婚“新主力”的青睐。如今婚宴规模10桌以内成为首选，并且更加注重个性化需求。

换句话说，这一届年轻人经消费主义的教育后，相较于轰轰烈烈的爱情，更喜欢细水长流的生活，也促使他们不爱“秀恩爱”，开始关注生活和感情本身。

还有一部分人的“钝感”，源自于对“婚姻”的理性看待。

官方统计，2023年全国结婚登记数为768.0万对，离婚登记数为259.3万对，2019年高峰时有超过470.1万对夫妻离婚，意味着离婚不再是一件少见的事情，这也直接影响了年轻人对“结婚”的安排。

“结婚有什么值得庆祝？现在离婚率那么高，谁知道过几年会怎么样？不如不庆祝，给自己留个后路。”卢依解释。

新一代年轻人的婚姻观，最直观地反映在婚庆行业的各项市场数据上。

“后浪研究所”发布的《2023年轻人理想婚礼报告》显示，在10分制下，当代年轻人举办婚礼的平均意愿值仅为4.81分，其中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费钱”、“传统婚礼陋习太多”。

虽然受访者的平均婚礼开销为14.75万，但9成年轻人的婚礼预算低于10万。

根据2023年中国婚博会消费指数显示，全国（代表城市）平均婚礼关联总花费比往年下滑约15%左右。

这些数据，无一不说明年轻人不爱在婚礼上花钱了，以及对金钱的敏感性提升，直接影响了婚庆行业市场。

“我们同行有人悲观的喊出‘今年80%的婚庆熬不过去’”，佛山担任婚礼策划的32岁策划师黄乐说。

今年五一黄金周，黄乐的工作室没有一场婚礼订单，这是从业11年来黄乐从未遇到过的。

佛山经济在广东省排名第三，人口近千万，且广东人注重黄道吉日，对于结婚这样的大事，他们会提前挑选吉日。

在往年的结婚旺季，黄乐的档期需要至少提前半年预约，五一档期更是需要提前一年预定，并支付5000元定金。即使五一当天的人力成本需要三倍收费，也阻挡不了大家结婚的热情。

黄乐最忙碌的某个五一假期，工作室一天需要筹备15场婚礼。3个同事忙不过来，不得不请了5名兼职，再加上外包的花艺团队和灯光团队，分头行动，从前一天晚上19点开始进入酒店布置，才勉强完成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但从去年开始，这行就不如以前好做了。”黄乐解释说，首先是咨询的客人数量减少，从每周5对减少到3对。“大家的预算也减少了，以前很多客人愿意接受5万元以上的婚庆费用，现在很多人一上来就问我2万元能否搞定。”

即使有咨询，也不一定能成交——有很多个人策划师会提供低于万元的价格来“抢单”，此外还有更加便捷的“一站式”婚礼堂，因性价比更高，更是冲击了原本就萎缩的婚庆市场。

小城市受到的冲击更大。安徽马鞍山的策划师许健说，之前当地有上百家婚庆机构，现在存活下来的，能叫得上名字的不到10家，“打开朋友圈一看，许多同行都转行了。”

除了婚庆行业，婚纱行业也遭受着冲击。

在苏州虎丘开婚纱店的邱杰直言，“今年谈不上做生意，能生存下来就足够了。”

邱杰的店位于苏州虎丘婚纱城，虎丘婚纱一度占据了全国70%的婚纱市场，可以说这里的生意是全国“婚庆人”的风向标。

在结婚热潮时，虎丘的婚纱需要在婚礼前两三个月预定，部分重工款式试穿甚至需要提前预约，并按件支付“试纱费”——高端婚纱工艺复杂，不能清洗，试穿也会留下痕迹，因此许多大牌、重工婚纱每次试穿都需要收取一定费用作为折旧。 生意兴旺时，邱杰一天能卖出上百套婚纱，现在只能卖出十多套。

“生意下滑后，许多店铺的试纱费只要几十元了，如果成交，试纱费还可以抵扣。”邱杰拿出一件重工婚纱展示，说这样的婚纱，前两年可以轻松卖到2000元，今年的价格直接腰斩到1000元。

“即便降价了，生意也没有好转。”无奈之下，邱杰和其他同行将目光转向了网店。女装本身就是退货率高的品类，而且许多新人从未试穿过婚纱，不知道自己合适的款式和尺寸，婚纱的退货率更是居高不下。

退回来的婚纱不能直接清洗，如果有污渍，只能送去干洗或者店家小心清洁，耗时费力，“但不给大家试穿，连成交的机会都没有。”

但也不是没有转机。根据企查查数据显示，近一年内有超过265,946家婚庆相关公司成立，其中127,872家为半年内成立。

这也意味着市场还是看好“婚礼”行业的。

毕竟对中国人来说，结婚还是一件大事。只是这件大事会去往何方，大家还没准确答案。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均采用化名）

又是一个工作日。

这天，大明早早来到市区的公立图书馆，落座，接水，打开电脑，插上电源。一切准备就绪，他随即打开了招聘网站，开始投递简历。

对于大明来说，这是平凡的失业日，也是他假装上班的第若干天。

毕业第三年，前司因效益不好降本增效，整个组被辞退一半，大明就是其中之一。本以为一两个月内就可以找到新工作，自己先瞒着父母，等到时候再无缝衔接，但环境比想象中糟糕。

心仪的工作大多一个萝卜一个坑，过去收藏的岗位都没再开放招聘，而主动来打招呼的公司，或工资太低，或通勤太远。

为了维持上班族人设，他像过去一样过着早出晚归、规律打卡的生活。

伪装上班，成为他新的工作内容。

图书馆，是他的新工位。

图书馆，咖啡店，和假装上班的人

小红书上有个很火的帖子说，现在图书馆成了失业人士的避难所。

许多人都像大明一样，每天带着全套的工作装备（电脑，充电器，水杯），到点“上班”。

评论区仿佛小型的失业阵线联盟，有的人被辞退，有的人因身体缘故主动离职，有人决定变更赛道考公考编......原因各不相同，但鉴于不想让家人操心，大家都选择对失业的现状缄口不言。

有类似遭遇的小船，从去年年底开始假装上班。

在此之前她在一家创业公司上班，有一年多的时间公司处于发不出工资的状态，解封后也始终振作不起来，只勉强替员工交着社保公积金。

小船心想，索性换个工作吧。

在这几个月，小船把市里的咖啡厅探了个遍，她发现肯德基有桌子带插座和USB，还发现家附近的电影院有个小候场区，那里可以休息，不消费也不会赶人。但她最满意的还是图书馆，设备齐全还安静。

大概每个假装上班的人，心里都有这样一个“办公”地点列表，每日游走在这些地点之间，成为新的生活常态。

叉烧自告别上一段工作之后，已经在星巴克“驻扎”了一年。

之前的大厂工作本无可挑剔，但公司突然宣布调岗迁址，让她不得不在工作和家之间做出选择。因为不想背井离乡，她选择主动辞职。

一开始叉烧还陆续投简历，但很快她便发现就业环境的严峻，找到的工作总是不达预期，后来，她便决定不再找工作了。

“我之前兼职做过探店的吃喝玩乐博主，那才是我真正喜欢的事，所以那时就想着，要不再吃喝玩乐一段时间，赚不赚得到钱再说。”

她以此为契机，偶尔做旅游相关的自由职业，既能赚点钱，又完美契合她的爱好。

对于假装上班的人来说，有进账总比坐吃山空强。

但在父母面前，她依然维持上班人设，只是改口说自己从大厂跳槽到一家闲散的国企，这样可以适配她的作息。

“早出门就说公司有事，晚回家就说公司加班，实际上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去星巴克蹭Wi-Fi接点生意。”

就像在跟父母玩躲猫猫

假装上班，宛如当代人的一种另类生存策略。

跟父母老实交代是下下策，与其让二老担心，不如编织一个勤劳打工人的假象。

至于私底下找工作、参加培训，抑或是搞自由职业寻找新可能......就像鸭子在水下拼命扑腾的脚蹼，不必被看到。

如何不被发现，对于许多人来说并不容易，尤其是跟父母同住的人。

就像在城市里玩大型捉迷藏，首先排除离家近的“办公”地点，以免被家人、邻居、朋友轻易捕获。

过去觉得和父母一起生活多方便，现在只觉得到处都是父母的眼线。

还有人每天要走够微信步数，因为步数太少会收到家人的问候：“今天没去上班吗？”

伪装工作内容，更是考验随机应变能力的时刻。

如何在父母问起“最近工作怎么样”的时候不自乱阵脚，信口杜撰一段办公室轶闻，或是用领导口吻聊最近行业局势，都不是一朝一夕能练就的。

更多时候，是慌张说着“工作嘛，就那样”，然后迅速转移话题。

叉烧已经是应对父母的高级玩家，虽然父母并不热衷监视她的生活，但叉烧仍然会时不时用小智慧完善人设。

比如逢年过节买一些粽子、月饼礼盒带回家，美其名曰是公司发的。

不仅要假装上班，还要假装放假。

叉烧在端午期间接了个大单，带十多个人旅游，筋疲力尽，然后她就以调休为由，端午之后在家躺了个痛快。

没有工作，多出来的时间要做什么

瞒住父母只是一方面，如何度过这段没有工作的日子，是更为棘手的问题。

知乎用户@晨星 在「明明失业了却还要瞒着家人天天装作上班的样子，是一种什么体验？」的问题下，总结自己的心路历程：

“体验就是刚开始很爽，然后有点焦虑，到最后就急着想随便找个工作上了。”

刚辞职时他兴冲冲地跑去非洲旅行，按原计划他的积蓄足够在上海躺平一年。但没想到三个月后，与社会脱节的焦虑就如潮水一样袭来，他不得不开始考虑未来怎么办。

焦虑，是几乎所有假装上班的人都要面对的共同难题。

有人在疯狂投简历，比如小船。在正式离职前，小船每天都要求自己投至少10封简历，即使岗位不完全合适也应投尽投，面试也尽量多去。如今她成功找到心仪的工作，为此她投出了不少于一百封简历。

有人则考虑转变赛道，比如大明。每天投完简历，大明便打开教程学习考编内容，心想着心仪的工作难觅，不如先着手准备plan B。

考研考公考编成为许多人的选择，他们比以往更干劲十足，一大早来到图书馆无缝融入备考大军。

除此之外还有考证大军，在职期间拖着久久未考的行业证书，如今反倒提上日程。

网友柿饼在待业一个月时间内，把之前一直想考的CSCP证书近千页英文教材啃完，顺利上岸。

还有人把精力投注在别的技能上，学开车、学潜水、学烘培......总之，一定得去学点什么。

前两年网上中式Gap被广泛讨论。

跟国外主打松弛探索世界的Gap Year不同，我们即使Gap也不让自己松懈，而是要偷偷努力惊艳所有人。

这样的心态在假装上班的人里更为普遍，应对焦虑，没有什么比一场酣畅淋漓的学习更能抚慰人心。

脱离社会时钟之后

待业期远比想象中来得长，这是让许多假装上班的人始料未及的。

相比如何给父母圆谎，他们眼前是更加现实的问题——钱。

如何开源节流，如何让手头的存款支撑得足够久，成为每天睁眼就要思考的算术题。

叉烧以前上班的时候还会买奢侈品犒劳自己，现在虽然有做旅游相关的收入，但经不起挥霍，消费降级是必然的，“我现在都直接买广州货了”。

她还学会了在直播间蹲咖啡券，原价39元用券只要19.9，有时囤了多余的咖啡券，加两块还能挂闲鱼转卖。这些生活小妙招，都是假装上班这一年里习得的。

大明也经历了一阵子积蓄焦虑，甚至一度为了减少开支，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去超市里试吃、买临期商品，也考虑过要不要打一些短期的快餐店工。

“那段时间简直焦虑到头重脚轻，想赚钱，想学习，想找工作，每天无头苍蝇似的。”

后来让他的焦虑被极大缓解的，是每月两千的失业金。

按照网上的教程报领失业金的那一刻，大明像是溺水后扑腾了半天被救上岸，心里长舒一口气：“又能苟一阵了”。

黑泽清在《东京奏鸣曲》里描绘了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时的家庭境遇。

本来端铁饭碗的爸爸突然被裁，为了不让家人知道，他每天打着领带提着公文包出门假装上班，实则转身就到职介所排队找工作，到广场领政府救济餐。

这样的景象，似乎越来越成为我们习以为常的现实。

叉烧曾在星巴克目睹过一场面试。

求职者身处熙熙攘攘的环境，仍然大声地做自我介绍：光鲜的学历、优秀的工作经历，上一份工作因为业务被砍而被裁员......明知道被其他顾客偷听着，他也没有因此面露半点尴尬。

而对面的面试官，来自规模远不及他前司的小公司，聊到一些行业内容，面试官看上去比他还紧张。

但就是这样一场面试，求职者似乎也并未得到面试官的垂青。在他离开之后，三位面试官交流想法：“他要得太高了，给不起”。

不可预见的失业，变成了随时可能到来的人生状态，而后中年失业、阶级滑坡、消费降级.......这些名词碾过去，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

或许对这份动荡报以平常心，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打工人的必然选择。

没有人知道未来会是怎样，假装上班的尽头是什么。

在下一份工作到来之前，把这段时间当作人生的悠长假期，也未尝不可。

大明现在每天给自己安排满满当当的日程，一切都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

他偶尔在父母面前热演一下，抱怨公司最近收益不好、自己压力山大。想着万一哪天失业金领完了就跟父母坦白，起码到那个时候，父母多少能理解点自己的不易。

小船在失业期间帮家里处理了大大小小的事宜，还在工作日把市里的景点玩了个遍。

虽然已经开始工作了，但她偶尔还是会怀念那段脱轨人生的闲散。

而叉烧打算将旅游事业继续做大做强，相比每天打卡上班，她反倒更享受现在的生活：

“前段时间我突然想吃肉，但朋友们都在上班没人陪我，所以我就自己跑去西北——吃肉最爽的地方，一天吃五顿。

后来我还去了沙漠，露营，飙车，看星星，我就觉得这样的生活，还是挺爽的。”

国考面试没过，赵琳琳躺了两天，不想吃喝。两天后，她爬起来继续准备选调生考试。

待名单公布，她的名字赫然在列。喜讯蔓延得很快，爷爷逢人就讲。村里有人不信，嚷嚷着要去查一下这姑娘是不是在胡说。查过后，众人信服，家里人也真正放了心。

那是2016年，赵琳琳即将从一所二本院校毕业。她通过校内层层筛选报考，又努力备考成功，成了所在学院内唯一上岸的选调生。

这是全村都骄傲的稀事、长辈们口中的“安乐窝”，周围人都说她的前途一片光明，她也这么以为。

县城是年轻人逃离“北上广”的退路，这里生活节奏慢，似乎更适合“躺平”。

和赵琳琳一样，接受过高等教育后返回县城的女孩还有很多。她们之中不少人从小被教育，不要离家太远，要稳定下来。她们见过世面，又回到县城，背后的原因有很多，但最终路径往往很相似——“考编”是默契的首选。

回县城找份“正式工”

有人说，县城青年的成人礼，是一张通往发达地区的车票。生活在小地方的人，或多或少有过对大城市的向往，青海人叶欣也一样。

她回家的理由很简单，一对逐渐年老的父母，一个独生女的身份。去城市打拼的想法就此打消。

“都回家了，还是得有一个编。”叶欣说。这也是许多女性回县城共有的想法。

县城职业存在一条分水岭，以是否“带编”划分。带编制的工作在最顶端，是受长辈认可的“正式工作”。其余的“无编”工作堆在下层，往往只被视为“打工”。

叶欣只想往上爬。2022年，毕业回家后的第二天，她就开始听课刷题，从早上9时至深夜12时。那段时间，她的神经变得敏感脆弱。每当听到周围有谁上了岸，无形的压力便会扯断理智，情绪瞬间崩溃。

她先是考上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在省广电局。但这份工作没有编制。为“求一个稳定”，她不能停止复习，只能在上班间隙抽空备考。后来，她顺利通过事业单位的面试。

刘娜同样是独生女，为离家人更近而回家。

2021年，她从上海的一本院校毕业，回县城体制内就业本不在计划之内。但大四那年，父亲病重，母亲盼着她回家稳定下来。

她只复习了两个月，这期间，仍持续投递简历，拿到了几个offer。未曾想一战告捷，她考上了滁州县城乡镇的公务员。

当时，上海某国有银行给出的年薪大概14万元。看着大城市高昂的房价，她觉得工作一生恐怕也没法在当地买房；加上想照顾父亲，她回了家。

老家没有网红景点，没有高档商场，没有“快乐老家”迪士尼。但很难说是不是因为年龄长了几岁，现在的她，正好也玩不动了。

她的乐趣成了逛小超市、步行街。县城里的两个电影院，周末都空荡荡，只有到了节假日，才像是突然恢复了生命，注入一批年轻血液。休息日一过，整个县城又陷入枯竭。实在闷得不行，她就花一个多小时，打车去市里逛逛商场。

县城生活是相似的，叶欣和刘娜不同，她常觉苦闷。上岸后，她被分配到了异地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离家100多公里。那里的海拔比家乡更高，刚上班那会儿，她时常失眠。

睡不着的日子，她只能在屋子里干躺着。这里没有夜生活。到了晚上，她不敢独自出门，即使出门也没有去处。

在当地，过了傍晚6时，学生们放学回家后，街上的店铺就拉下门闸。原本就不热闹的县城变得更加冷清，没几个行人，徒留几盏路灯闪着微光。

叶欣曾以为未来的日子会闪闪发光。现实是，身上原有的锋芒所剩无几，就快和那些路灯一样。

“老破旧”是她对这座县城的印象，“20年前啥样子，现在还是啥样子”。当地的发展给她感觉像是停滞了很长一段时间，更令她意外的是，这里没法叫外卖。饿了，只能去食堂，或到附近的饭馆解决。吃了一年多，她早已感到腻味。

同样乏味的，似乎还有那“能一眼望到头”的未来。

叶欣居住在单位提供的二人间。那是由办公室改造成的小隔间，里头放了两张床，就成了宿舍。屋内没有洗漱晾衣的区域，厕所今年才安上了热水器。

狭小的空间没有隐私可言。有时想运动跳个操，舒展不开。甚至一打开宿舍门，就可以直接办公。周围的环境反复提醒她：“人生大多数时间就是在办公室了。”

在办公室的人生

许颖一天的时间，确实都耗在办公室里。我们的采访延后了一次又一次，理由都一致：工作没做完，得加班。

曾经，她对体制内的印象停留在“一张报一杯水”，舒适且稳定；“上岸”后才发现，工作并不轻松。

体制内的忙碌，视单位和岗位而定。一份旱涝保收的工作，可能得用无限延长的加班来换取。表面看清闲的朝九晚五，背后也可能是零碎的事务、浓厚的形式主义之风，和无法拒绝的私活。毕竟没有人可以躺着赚钱。

“绝大部分公务员都并不轻松，特别是在基层的年轻公务员。”许颖有着避不开的加班和内卷。

五一返工的第一天，她加班到了晚上10时以后。实际上，她的下班时间几乎每天如此。堆积如山的文件，写不尽的材料，有时回过神，已是深夜十一二时。

本科毕业前，父亲意外离世，她收心回家，到重庆东南部县城做公务员。抱着学习心态，她满怀激情闯进办公室。然而，回看这6年时间，工作带给她的好处仅剩稳定。

原本开朗的她变得内敛沉默，和亲朋好友一起，却常无话可说。她的私人时间被榨干，熬夜成了习惯，即使有了休息时间，仍会熬到深夜。慢慢地，身心开始出现故障，“颈椎出了问题，精神状态也很差”。

许颖目前负责文字材料工作，“非常内耗，也不喜欢，想申请换岗位，但领导不同意”。对未来的期待随时间流逝，一点点被磨光，她越来越怀疑当初的选择。“为这点工资这么辛苦，值得吗？”

但在另一边，同样是在体制内，加班并不是叶欣的工作常态。

叶欣一天的时间分为四个节点：8:30、12:00、14:00、17:30，分别对应上班、午休、结束午休、下班。到点了上班，到点了下班，几乎不拖沓。但这份工作也说不上轻松。

除了本职工作，像她这样入职不久的年轻人还要做更多。例如，不时参加的岗位培训，“在本省内的两三天，去外地的一周左右”。额外的工作琐碎而密集。

她每年要交一篇课题和论文—还要查重，每月得交一次工作信息报告，写部门组织参与了什么活动，并放上内网，“被采纳了有60元钱”。

中央严历批评的形式主义，叶欣深有感触。“现在要无纸化办公，但是又要所有资料都留档。”她说，一些痕迹“不考虑真实性，有就行”。曾有一次巡视整改“回头看”工作，“要把十年前的资料全都补齐，甚至是十年前的会议记录”。

十年前，叶欣还在读初中。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开了什么会，她根本无法弄清楚。

让她疲惫的是，大量形式主义工作压在肩上，她不想干，但又无法逃脱。

近期频繁举办的活动最让她头疼。一个月有三四次演讲比赛，“上周刚举行完，这周又要”。如果不办演讲，就有植树、慰问这类活动顶上。这些活动通常由年轻员工参加。单位里三人轮流上，掉到个人头上的频率是“几乎每月都要参加”。

“单位希望年轻人是个六边形战士，又要干好业务，又要多才多艺。”年轻人没有拒绝的选项，“一般都是被迫参加”。摸爬滚打一年后，她觉得自己学生时代的灵气荡然无存，“人都变丑了”。

在鲜有人知的社交账号里，叶欣喜欢可爱的“黄油小熊”表情包，幻想告别地球，去银河系吃零食。而她用于工作的账号，名称取得板正严肃，只为在工作岗位上“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这是她假装大人的路径，可“当大人太难了”。

工作之不易，在刘娜初入体制时最能感悟。

那会儿，“（饭桌上）只要有干服务的差事，就是新来的那两三个人”。转桌、倒酒、倒水、接菜，“一条龙”，她调侃自己是“来乡下做服务员”。

曾有一次，市领导下乡考察调研，一伙人到农家乐就餐。五六桌领导，十来个“小年轻”被要求上场，“两个人负责上一桌，一个把菜从厨房端门口，一个端桌子上，提前洗水果、切盘，烫餐具，摆好公筷。”领导吃饭，他们上菜。待人吃过离开后，他们才有机会上桌吃饭。

这样的活是看得见的。遇上不自觉的领导，看不见的活可能各不相同。例如刘娜刚入职时，领导会要求她干私活，“给他写了一学期的党校研究生作业，他借调去市直期间，我还给他干他在市直单位的活儿”。

刚走出校园的她第一次遇到这种事，不懂拒绝，也不敢拒绝。

赶不上的消费

无数次感到“欺生”的瞬间，刘娜都想一走了之。但家庭条件不允许她这么做。

刘娜出生于农民工家庭。她毕业回家半年后，父亲去世，留下母亲和她相依为命。55岁的母亲没有工作，还有五年才能领退休金，依靠她维持着家庭的基本运转。

今年，县城“文艺复兴”。漂一族回家过年，遇上了消费阔绰的“小镇贵妇”和“县城婆罗门”，享受着有钱有闲有品位的生活。

刘娜也看过类似的文章。她还在网上看到过当地的山姆代购，受众有着共同标签，“家庭条件好，全款车房，工资当零花钱”。

横亘于县城和城市的壁正逐渐被打破。过去驻扎城市的品牌开进县城，一些县城没有的东西，只要有能力，也能买到和城市一模一样的。两三百的榴莲不眨眼购入，几百的樱桃一箱一箱买，相比一线城市，这些县城年轻人有钱有闲还敢花。

殷实家庭是县城生活的秘籍。缺乏家庭支撑的刘娜，无力追赶消费潮流。

这两年，母亲患病，得每月一次往返于上海看病，光路费就得七八百元。而到手的月薪不到5000元，加上年终奖，一年大约7万元，她不敢花。

工作三年来，她的生活质量没有明显提高。“靠工资生活，我还不如在上海理发店打工的堂哥。”消费谨慎，但她也没存下什么积蓄。

“县城除了房子便宜，其他什么都不便宜。”刘娜所在的县城，薪资水平比大城市差了一截，物价却和一些城市接轨。逛街看中的裙子，一条可以卖到两三百，春天的薄牛仔裤也能卖到200元。

更多开销无法避免。家里水电燃气费，冬天平均每月要交三四百元。和朋友聚餐，一顿火锅一次烧烤，或是一餐常见的中餐，两人下来多是150～200元。

她没有买房。和一线城市相比，刘娜家乡的房价低不少，“高层5000元/㎡，洋房6000元/㎡”。可当地普遍收入三四千，更低一些的，如超市员工只有两千多元。对不少人来说，在县城买房这件事已经有些困难。

这是刘娜所在的县城。若到许颖的家乡，会发现房价一点不便宜。

那是一个经济不景气的县城，可选择的职业不多。除了公务员、教师、医生，剩下的就是服务行业、销售之类。但这里，房价涨到了均价七八千一平的地步，一些好地段的二手房，也能开出每平方米1万的价格。

看着每月到手的六七千元，许颖只觉得无力。

“身份”匹配

考编不易，工作难，消费也不上不下。有人会说，结个婚吧。

婚恋，是女性回县城后难逃的话题。进入“体制内”的女性，生活趋于平静，婚恋更早早被摆在台面。

有学者在中西部欠发达县域做过调研，发现县域“剩女”具有明显的“体制内”特点，并且她们正越“剩”越多。这与县城体制内男青年的数量和质量稀缺有关。

刘娜被介绍过几个相亲对象，但都无果。难以抽身的婚恋压力，更让今年26周岁不到的刘娜陷入年龄焦虑。按照县城的虚岁说法，她已经27岁。和她一般年纪的同事，要么正恋爱，要么已经结婚，剩她孤零一人。

她渴望拥有一段稳定的恋情，可县城圈子窄，性格“被动”的她没有太多结识新人的机会，社交仅限于同事及初高中同学，新人都靠介绍。

在县域社会，许多人寻求“门当户对”，手握编制的男女，通常会走上同一张饭桌。

熟人给刘娜介绍的相亲对象，都是县城“工作稳定”的一员，不会脱离体制，也不会跳出县域。

通常情况下，县城体制内外很难结婚。“身份”不匹配的恋爱，轻易就会结束。

赵琳琳的一位女友人，曾和一个带有“教师编”的男性交往，感情不错。但到了谈婚论嫁时，俩人却突然分了手。赵琳琳询问原因，才知是女方在当地一家企业上班，没有编制，遭男方父母嫌弃没有正式工作。一段姻缘就此作罢。

身份要匹配是一方面，年龄同样重要。回到县城的女性会被贴上“价值标签”，随年龄增长而“贬值”。一旦迈入县城语境中的“大龄”门槛，“媒人”眼中的可匹配优质资源就少得可怜。

32岁的赵琳琳，正处于这样的大龄未婚境地。刚入职时，不断有新的资源涌到身边，而现在，“媒人说像我这么大年纪的单身男性对象很少了，没有合适的”。

对方是否有编制不是赵琳琳“成家”的必要条件，“有更好，没有的话也行”。她只希望双方差距不要太大，有相似的智识。

但她发现，这样的人同样稀缺。大学毕业后回流老家县城的男性并不多，更多人没有上过大学，早早在外务工。担心学历悬殊的两人会没有共同话题，她不愿将就。

刘娜还是希望找一个有编制的人，至少保证1+1不小于2。对象难找，她计划参加市里的遴选考试。“市里各个单位的人可能更多一些。”为此，她还一边读了个研。

最近，她在复习法考，一方面为更好地上升，一方面，为了不让自己变成“废人”。

她常认为这份工作是“去能力化”的，换作是“高中生（来干）也可以”。

她曾削尖脑袋往这座围城里挤，再想出来，“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且“年纪越大越没有竞争力”，她担心出去了，不幸遇上企业裁员，怎么办？

她只能安慰自己，人生苦短，知足常乐。一边，又忍不住问：“是不是更努力一点，在大城市也许能够改变命运呢？”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叶欣知道自己出不去。“躺”了一年后，她开始在社交平台记录在县城的生活。最近，她买来字帖和书，尽可能不让自己的未来变成一潭死水。

这个春天，她去了公园，还没进门，就看到了一片雪白的海棠花，开得满树满枝。她觉得，生命力在此刻具象化。

（应采访对象要求，本文受访者皆为化名）

毕业十几年，纪如绢总会梦到高考。最近一次，是在五一假期结束时，她从老家返回日本工作，突然高压的工作状态，让她一时无法适应。

如果说这是一种高考后遗症，“00后”大二学生窦靖则有一些更严重的症状。即便已经上了大学，她还在强迫自己保持高三的生活作息，午饭必须在十分钟内吃完，下课了就去泡图书馆，除了学习几乎什么都不做。

对她们而言，高考似乎从未结束。

总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

高中时的窦靖，总表现出对时间的高度敏感，除了学习，什么都是在浪费时间，吃饭也是。

为了节约时间，她经常一两天不吃饭。早上骗父母去学校吃饭，晚上基本不吃，中午有时饿了，就等同学吃完，再去食堂挑剩下的菜。午饭只给自己留十分钟，能吃多少吃多少，有时饭比较烫，只能吃一两口，她也会立刻倒掉走人。

由于饮食长期不规律，窦靖患上了胃痛的毛病。每到早读，她的肚子就开始疼。那段时间，她的生理期也不正常，痛经特别严重，经常在凌晨疼醒。醒来后，她会就着凉水，吃下两片止痛药。

微弱的晨光透过窗帘，跑到屋子里，吃完药的窦靖坐在床上，看着那光，突然有种悲壮的感觉，“好像现在的我只是一个工具，是未来的垫脚石，我在为了未来牺牲现在的自己”。这些疼痛，她从不告诉家长和老师，只是忍着，“忍一会儿，就不痛了”，因为“去医院也是浪费时间”。

省出来的时间，窦靖都用来刷题。她以为，只要自己看起来足够努力，成绩就能提高。但她做题，只判对错，从不纠正，实在遇到不会的，就直接跳过。老师讲过的错题，有时整理，有时不整理，即便整理了，也不太会看。

尽管窦靖已意识到，自己的努力，“是病态的”，只是一味堆砌时间，表演出“学霸”的样子，以此来掩盖内心深处的自卑，但这种心理模式顽固地延续下来，哪怕在她进入大学之后。

大学“太闲了”，时间骤然增多，她除了学习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就像一个一夜暴富的人，拿着巨款不知道该如何去花”。她想过旅游、读书、散步……但这种浪费时间的感觉伴随着她，让她难以享受学习之外的事。

高压的学习状态，对窦靖的影响是长期的，大学后，她还常常从梦中惊醒，梦里全是备战高考的画面：闷热的教室，头顶上一圈一圈嗡鸣的电扇，轻轻掀起桌子上堆得高高的试卷一角。倒计时15分钟的铃声响起，手中的卷子还有四道大题没写完，她急得快要哭出来。

这种噩梦体验，太多人都经历过，它在网络上被称之为“高考PTSD”。南方医科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徐萌对南风窗解释，从临床上来讲，并没有“高考PTSD”这种说法。诊断PTSD（即，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 Stress Disorder）的必要条件是，本人要接触实际的或被威胁的死亡、严重的创伤或性暴力。

但高考这件事，还不足以构成创伤事件。之所以很多人会经常梦到高考，是因为高考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太过重要，有时甚至成为某些学生的“应激”刺激。所以在经过紧张的学习状态后，哪怕“高考”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但是它在个体生活、学习中的影响还持续存在。

渴望关爱

和窦靖一样，今年大三的齐琪一梦到高中，还是忍不住流眼泪。

高中三年，她都在姨夫家住。因为齐琪母亲身体不好，父亲也经常要忙到很晚，早上6:30的早自习，父亲5:30就得开车送她上学，送了一两个月，身体开始受不了，母亲跟她商量，寄宿在学校附近的姨夫家，等到每个月放假的那两天再回家。

齐琪答应了，姨夫一家也对她很好，但对她越好，齐琪心里就越愧疚，因为自己“表现平平”，不是那个能让他们放心的小孩。而且在她内心深处，还是更渴望父母的关爱。

有次身体不舒服，齐琪给妈妈打电话，想让她陪自己看病，但妈妈转手把电话打给了阿姨。当看到阿姨来接自己时，齐琪觉得很难堪，连忙解释说自己已经好了，她不想浪费阿姨的时间。

每个月回家，父母第一件事就是问成绩。齐琪若成绩不好，爸妈就会说，“怎么别人都能考好，你就不能？”“这些题有这么难吗？”

齐琪觉得很委屈，每次开家长会，他们都要阿姨代劳，现在却格外在乎自己成绩。

一次，齐琪因成绩和父母争吵，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双手捏着脖子使劲掐，“想把自己掐死”，过了很久，嗓子被掐得生疼。这不是她第一次自残，她还拿过改错题的裁纸刀割手，至今手上都有疤痕。

高考那天是齐琪的生日，本来心情很放松，但下午考试的时候，她突然感冒，“鼻炎、咽喉炎都犯了”。直到现在，她的母亲都认为是那次生病影响了齐琪的高考成绩。但齐琪自己觉得，从高中三年的成绩来看，自己算是正常发挥，只是物理比平时低了十几分。

对齐琪来说，父母的指责模式已经是惯性，它漠视自己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感受。最近齐琪忙着考驾照，本来想选更容易的自动挡，父亲坚持要她报手动挡，虽不理解，却也听从了建议。暑假练车，早上五点起床，练了整整两个月。

暑假练车，早上五点起床，练了整整两个月，每次齐琪跟母亲说练车很累，母亲都会很“扫兴”：“别人都这么练车，他们就不累吗？”科目三考不过的时候，母亲也说她：“别人都能考过，你为什么考不过？”

母亲总把问题归咎到她的身上，总要拿她和别人比较，一如过去高中时的样子，这是最令她痛苦的。“没人关心你作为一个人的本质，只会关心成绩、关心吃饭、关心花钱，关心学什么专业有出路，却没人会问你真的想干嘛，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齐琪说。

只有我这么差

窦靖最终选择了新闻传播类专业。如果说，高中还能通过刷题来“表演”努力，但到了大学，突然“没什么题可做”，窦靖发现，自己失去了努力的方向。

和高中不同，大学上课较为自由，老师同学可以在课堂上相互交流、分享观点。但窦靖很焦虑，她觉得太多人站起来讲，是在浪费所有人的时间。她上课从不回答问题，只希望老师能快点讲，多讲两句，这样才能学到更多。

大一时，她会格外注重成绩和排名。在一节普通的写作课上，老师通常都会给学生打90分以上，但那次她只拿到89分。当学委把成绩单发给她的时候，她的脑袋突然“嗡”得一下，什么都听不清了，只能看到纸上89分的分数字，“觉得特别丢人”。

那种感觉似乎又让她回到高中。同学们都考得很高，只有她分数这么低，只有她连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

高考成绩出来，窦靖全省排名6000多，比平时成绩低一些，但也没有差太多，考上了北京的一所211大学。相比于同班20多个考上985的同学，她的成绩仍然靠后，有同学问她分数，她都避而不谈，“太低了，我不想说”。

她认为，因为自己成绩差，才在班里几乎没有朋友。有时考完试，同学讨论答案，只有“好学生”才有资格发表看法，即便她说出自己的想法，对方也会丢下一句“你说的肯定不对”。老师也会把她叫到办公室，摇着头说“你这个分数不行”，她知道，老师已经不相信自己了。

从老师那里感受到的失望，和同学的冷漠，都让她更加自卑敏感，渐渐地，她开始不跟任何人交流，有时几天都不说一句话，只是自顾自地闷头做题，后来就发展成了严重的社交恐惧。

在大学，窦靖也没有朋友，更不参加社团和团队活动，一到人多的场景，她就会心跳加快、手脚冰凉、呼吸困难。

为了填补大学空余的时间，她不断给自己布置学习任务，“又跳回了高中时的无效学习状态”。看到别人学什么，她就跟着做什么，大多都不了了之，依旧焦虑。

大一那年，她报了很多网课，比如公众号写作、议论文写作、剧本杀写作，还有教大学生如何沟通，大学生如何找工作的课程，“都没什么用”。

通过逃课打破规则

窦靖和齐琪都提到，高考的压力，让她们把自我物化成只会做题的工具，不能悲伤，不能懈怠，只能“往死里学”。

这种影响直到大学甚至多年后，才能逐渐消退。南方医科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徐萌说：进入大学后，是否能够及时调整原有生活和学习作息，是否能够融入新的人际环境，这都非常重要。仅仅脱离原有环境是不够的，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还需要适应新环境的节奏。

一般来说，大一新生在3个月内，都会有比较好的适应。但如果适应不良，出现了焦虑抑郁情绪或行为紊乱，超过6个月，则可能会是“适应障碍”，需要寻求专业帮助。

窦靖有写日记的习惯。有一天，她突然发现，大一期间的日记，几乎每天都提到了“焦虑”“不开心”，她觉得自己的情绪出现了问题，开始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在与医生倾诉时，整个人逐渐不受控地嚎啕大哭，泣不成声，“积压多年的情绪终于找到了一个宣泄口”。

走出心理咨询室，接下来就是漫长的自愈。

改变的开始，是第一次逃课。

窦靖以前一直是个遵守规则的乖乖女，从不逃课。但她又觉得，那堂课“很水”，坐在那里一个多小时，纯粹是“浪费时间”。有了逃课的念头后，她很忐忑，在校园墙发帖问：逃课会有什么后果？

结果收到了很多人的回复。有人表示震惊，“没想到逃课都这么小心翼翼的”；还有人调侃，“逃多了就知道了”；也有人认真分享，告诉她，逃课是一种很好的体验，可以利用时间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这些话缓解了窦靖的焦虑，最终她下定决心逃课。

她体验到了一种打破规则的快感，“原来有些规则的作用，只是为了限制遵守规则的人”。她不想再遵守规则，也不想再为别人的期待内卷。她开始探索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真切感知作为人“活着”的感受。

去年，她第一次独自旅行，去烟台看海，出发前对未知的恐惧，和路上的意外，都被她迎刃而解。看着辽阔的大海，窦靖体会到了自由和辽阔，“我的生命好像开始松绑”。

应试教育思维困住了曾经的窦靖，但也是纪如绢破局的关键。

高中时的纪如绢成绩并不突出，只有高考那一次，凭借两个月“衡水模式”的突击学习，考上了江苏的一所211大学。后来她也用这种方式陆续通过了日语考试和司法考试。

工作后，纪如绢感觉自己在被任务推着走，不仅状态变得很浮躁，就连学习的积极性也没了。本来她想在职考研，连着考了三四年，但都失败了。

纪如绢想换个赛道，去日本留学。她再次拿出当年备考的方式，把出国留学所需的所有材料和潜规则，视作考点，一一准备，逐个击破。在她看来，虽然这些材料不是应试考试的范畴，但同样需要细心，就像考试答题一样，“要细心地对待每一道题”。

最后，纪如绢成功申请到了庆应义塾大学。“虽然名气不如早稻田大学，但在日本职场的认可度还可以”，毕业后她又顺利留在日本企业做法务部主任（类似于法务副主管）。

日本职场有很多规矩，每天早上部门间要做朝礼（企业早晨开始上班前，全体同仁都要参加的早会），还要懂得“读空气”（察言观色）。入职初期，纪如绢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适应过程。

一次，纪如绢在处理合同时，需要贴印纸税。于是她在某天朝礼上，向领导申请2万日元去邮局买。领导很生气，把她骂了一顿。因为日本文化里，在下属面前，向领导要钱是一件很失礼的事情。纪如绢虽然不理解，但也它当作考点，在心里默默记下来。

不论是工作事务还是商务礼仪，她都把自己遇到的问题化为考点，学习正确的解题方式，避免下次再犯。她认为通过一步一步的积累，把每件事情做好，才能在职场上有更长远的发展。

最近，纪如绢升职了，成为了全公司升职最快的外国员工（其他同事普遍需要4-5年，她只用了2年）。虽然工作过程就像准备高考一样紧张压抑，但好在结果是理想的。她说，就算已经远离高考很多年，但结论还是不变，“努力不会背叛你”。

“我想成为一个差不多的人”

网上曾流传过一个段子：上小学的时候忘带红领巾，站在校门口，感觉天都要塌了，现在回想起来只会觉得搞笑。

过去，窦靖对未来的一切想象止步于高考结束后的那个暑假要干什么，从未想过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看过更广阔的世界后，她觉得，人生并不是只有考试这种单一的活法，“人生是有选择权的”。

齐琪也觉得，高考只会对未来有影响，但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人生的容错率是很高的”。

最近的齐琪学会了和父母争执。

过去沉默，是因为那时她的自信心已经被压垮，连自己都觉得成绩差。上了大学后，她逐渐开始找回自我，她发现，很多事情并不只是她个人的问题，教练态度太凶，考场布置不合理，都是她练车时遇到的阻碍，但父母全都视而不见。

她不想再迎合家人的希望成长，也不去理会他们的施压，“只要自己满意就好了”。当被问及，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时，齐琪说，“我想成为一个差不多的人”。

（以上人物为化名）

-END-

01

高考结束，对于高考的讨论并没有结束。

在中国的教育体系里，整个六月似乎都属于一个叫“高考”的选人机制。为此，成千上万的考生如同打了鸡血一般，势必要挤上这座独木桥，夺下双一流院校的录取通知书，成为人从众眼中的佼佼者。

其中，一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3年前因为一段激情洋溢的演讲词，站上《超级演说家》舞台的张锡峰。

他当时正值高三，来自河北衡水中学，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就在一部分人开始不断抨击中国应试教育硬伤的时候，那年刚上高二的张锡峰就因为一段在校内“十大杰出学星竞选”上的演讲走红网络。

他的题目叫《青春与梦想》，演讲词慷慨激昂，一如衡水中学的校训，加上他豪情万丈的肢体动作，情绪值被拉到了顶点，触动了很多高中生和高中生的家长。在某站的弹幕里，全是溢美之词，无数人坚信“高考可以逆天改命”。

之后，他更是走上了央视的大舞台。在那里，激情澎湃的演讲再次拨动了无数人的心弦。全文很长，但一句话就已引起了轩然大波：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励志，去拱了大城市的白菜。一时间，“土猪拱白菜”的言论，让人看到了他站在舞台上对未来不加掩饰的渴望。

节目组还把他的父母请到了现场。母亲听到这一段又一段的自我宣言，情难自已、泪流满面，看到台上这个自称普通人家的孩子，立志要成为家族的希望，肩负改变家族的命运，感触颇深。

还记得在演讲的末尾，张锡峰把自己放到了社会普罗大众的对立面上：你可以选择做一个平凡的人，而不是去做一个平庸的人。

之后，他的确如愿了，凭着674分的成绩，考上了浙江大学计算机系，成了周围人眼里“别人家的孩子”，成了父母眼里的骄傲。

往后这几年，几乎就没再听到过他的一些消息。直到又迎一年高考季，有好事的媒体重新去采访了他，没想到想象和现实完全不一样了。

三年前，那个顶着所有压力，也要在人前表决心，力挺应试教育的好斗小公鸡，如愿进了自己心仪的大学后，却成了一个泄气的皮球，眼里的光没了。就连高中时白皙的皮肤。也成了不能时常接触大自然的原罪。

如今出现在镜头前的他，烫着一头桀骜不驯的卷发，皮肤黝黑，话里行间像极了挨了锤没脾气的老黄牛。

唯一不变的，是眼睛上那副银边近视眼镜。

当下，他正值大三，马上就要面临实习和毕业，但曾经的学霸却表示：自己学了计算机，现在找个实习都费劲，很后悔，很痛苦。

谁能想到，仅仅3年的时间，这个曾在央视大舞台上，敢于和许多人叫板意气风发的少年，从小被灌输支撑他奋斗逻辑和成功信念的少年，如今全变了。

02

面对大学学习。他说，“我一直很痛苦，我在学的过程就很痛苦，我不是快乐的”。

面对大学生活。他说，“你知道卡皮巴拉吗？性格非常温顺，活着挺好，死了也没事的那种，跟我现在状态差不多”。

面对为何选了计算机专业。他说“当时自己也不懂，就觉得计算机赚钱”。面对是否后悔当初的选择。他说“学计算机后悔了，挺后悔的”。

最后，他用一句话作为总结：我非常遗憾，我并没有活成曾经我期望的样子。

一段在镜头前10多分钟的采访，没了当年高中时的激情与兴奋，取而代之的是娓娓道来的躺平，言辞间透露的是壮志未酬的无奈和高中生活的伤痕。

可以预见的是，张锡峰理想主义的花火正在逐渐熄灭、冷却。有网友看到这段采访后，一语说出了真相：浙大计算机系的学生，大多在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学编程。

所以，当城里的白菜也不好拱的时候，他的梦也就醒了。虽然，当年就曾有人在留言区里断言：苦难和仇恨教育不是很合适，到了社会迟早要遭受毒打。如今看到张锡峰的现状，我却很理解他。因为尽管我们都深知应试教育的弊端重重，但还是有很多人如同鸵鸟一般，只能将头深埋在沙堆里，只是为了自己的孩子不被内卷的洪流抛下。

这不是孩子们的错，而是中国普通家长的错。

曾在网上看过这样一个帖子，里面夹杂着无数学生们的自嘲。有人说，昨天跳楼的同学，今天准时来上课了。

面对同学震惊的目光，她淡淡地回答——“我只是死了，又没退学。”

有人说，阎王爷在老师面前也得准时下班放人。还有人说，抑郁吞药进急诊，妈妈在旁边对着我说：抱歉蛋蛋，你明天还是要上学。

虽然不知真假，但在留言区里，“死不了就只能继续学”的同款孩子，还真的不少。怪不得有急救科的医生，在一个火上热搜的视频下吐槽：孩子心理有问题，大人一定要去看精神科。

当代心理诊所最大的矛盾就在于：父母忙着鸡娃，孩子忙着抑郁。但父母心里却也自以为苦，认为不是自己想逼着自己的孩子，但在这个分数为王的时代，考不上一所好大学，视乎前途就已变得渺茫。

内卷无可避免，为了跑赢其他人，谁也不敢贸然停下前进的脚步。只是，这一切的背后，又是否值得？

03

在《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中，有一个叫《孔雀》的故事，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回答了这个宇宙难题。

《孔雀》的故事发生在台湾一所升学率很高，但近乎军事化管理的“维德”学校里。故事的一开头，就是所有孩子排成一队，逐一进行开包检查，和所有学习无关的东西，在这一刻都将会被收掉。

在这里，所有的时间都不属于自由。

在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程序化设置好的。孩子们需要做的，就像机器人一样，除了服从，别无他法。每个家长还需要签署一个文件，相当于一份保证书，保证自家的孩子不会携带任何和学习无关的物品进入学校。这份协议，在学生们入校的时候，还要虔诚地大声诵读。

这一幕，是否像极了张锡峰3年前的那段演讲？虽然看起来很奇葩，但想一想和我们课间十分钟不能出教室的规定，其实也没多大的区别。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叫巧艺的女孩，她妈妈正式看中了这里居高不下的升学率，才想尽办法把她送进来的。而能进入这里的学生，都是非富即贵，巧艺的母亲不仅为此花费了所有的积蓄，还动用了所有的关系，好不容易才给女儿铺就了这样一条看似抵达成功的捷径。

殊不知，出生贫寒家庭的女儿，在这个富人的天堂里，每一天的生活都如同身处修罗场，不仅承受着同学们的羞辱和嘲讽，就连自己的妈妈也无法理解自己的痛苦。

为此，她很想逃离。直到有一天，她在学校里无意间碰到了一只关在笼子里，会说话的孔雀。孔雀很有灵性，很善于洞察人心，很快孔雀就像巧艺发出了邀请：只要愿意拿出“一点点东西”，就能满足你一个心愿。

巧艺太想挣脱牢笼，摆脱现状，就答应了孔雀的提议，并拿出自己识别色彩的天赋，和孔雀换了吃豪华法式大餐的钱。还用自己的食欲，交换了一大笔巨款捐给学校，让她在纵目睽睽之下走上了领奖台，不再被同学欺负和看不起。

终于，在一次又一次牺牲了自己身上宝贵的东西后，巧艺终于觉得自己在学校活得像一个人了。另外，无意中她发现，和孔雀进行交换的不仅只有她，就连校长为了学校的升学率，不惜用自己健康的腿作为交换。还有学习不好的转校生，为了能考第一名，也用自己迷人的嗓音作为交换。看似不可思议，但大家却各取所需，乐在其中。

直到巧艺发现自己身体慢慢开始发生了变化。

04

最开始是眼睛开始白化，不能在辨别颜色，接着是自己的手臂，开始长出鸟类的杂毛，甚至在学校集会上，和那位转学的同学不自觉地发出孔雀的叫声，还有了开始吞食昆虫和青蛙的欲望。

害怕的巧艺，只能和父母坦白了这件事，希望他们能救救自己。可当巧艺的父母来到孔雀身旁的时候，孔雀给了他们一个交换的条件，就是把所有家长之前签的协议书全部烧了，这样维德中学就会变成一个普通中学。

巧艺的妈妈一听，就歇斯底里的拒绝了，因为她在乎的，只是巧艺头上的那顶学术帽。这么多年为之奋斗和奉献的，也只是巧艺头上那顶学术帽。

所以，她拒绝了孔雀能救巧艺的条件，转而劝导巧艺说：只有家里人才看得到你变成了什么样，你就忍耐一下，等考上了大学，妈妈再想办法把你变回来。

你能想象吗？这就是一个亲生母亲对女儿说的话。最可怕的是，现实生活中身边有太多这样的父母。比奴役更可怕的是，习惯了被奴役的人生。

只是巧艺不想再成为学习上的工具人，她和爸爸与弟弟商量后，溜进学校，烧掉了所有协议书，让学校无法再用这些框框条条的束缚困住大家。 可没想到的是，居然这样的举动遭到了同学们的集体抗议，甚至要求恢复检查。因为身边的同学早就习惯了这样的条条框框，没了这一切，他们都不知如何学习和生活了。

原来，看似笼子外的人，其实才是真正的囚徒。

影片的最后，巧艺的妈妈并不为巧艺的所作所为而醒悟，反而转身去找到孔雀，孔雀再次为她描绘了巧艺和弟弟未来精彩的人生。巧艺的妈妈也心甘情愿的打开牢笼，走了进去，选择和孔雀做了最后一场交易。

多年后，巧艺因为过人的艺术天赋，有了出国留学的机会，成了人中龙凤，她的弟弟也考上了名牌大学。一家人坐在当年的孔雀笼前野餐，唯独没有巧艺的妈妈。当镜头扫到笼中那只孔雀的时候，最终真相大白，笼子里的孔雀就是巧艺的妈妈。她愿付出自己一生的自由，来换回儿女光明的前途。

只是，这样的牺牲有用吗？伟大吗？贯穿在中国式家庭教育中的道德绑架，仿佛藏着父母倾尽所有的“爱”，但最后留给孩子的，还是华东师大心理咨询中心的陈默老师的那句引人深思的话：过去儿童心理问题主要在于外部环境因素，现在的儿童心理问题，主要是因为高竞争感和高孤独感。

无论你怎样焦虑，都不可能消除生命成长的不确定性 。比起孩子最终决定做一只躺平的土猪，似乎成为一个普通人更让人欣慰。

如果不是考古部门，其他部门要查很久以前做过的坏事，最长可以倒查几十年？

当初笔者曾猜测这一创新作法，会不会被其他领域或者权力部门模仿并进一步突破。

笔者当初对这样的猜测并不确定。毕竟要去查几十年前的事，从证据查找、人力投入方面都会很大。与查近几年刚发生的事相比，投入成本完全不一样。

近日，上市公司维维股份（600300）发布公告称，收到税务部门发出的通知，将为原控股子公司枝江酒业补税最低 8500 万元（滞纳金金额尚不能确定）。

原因是枝江酒业未按期对1994年1月1日至2009年10月31日的消费税进行纳税申报。

税务部门对枝江酒业的欠税查到了30年前，显然比内蒙古“倒查20年”更进了一步。

又增加了10年。

但笔者相信倒查30年应该是接近倒查时间的极限了。

不大可能再倒查50年或者倒查100年、200年的事。

真的要那么做，估计实施久远倒查的部门都要变成考古部门。

与内蒙古反腐“倒查20年”获得普遍舆论正面肯定相比，这次针对一家酒业公司税收倒查30年，有人还是担心。

“倒查20年”反腐查处的是少数腐败官员，与普通老百姓或者企业关系不大。

甚至很多人认为这是反腐力度空前。

针对一家企业税收倒查30年，意义就有点不一样了。

今天这家酒业公司可以被要求为30年前的税收补税。有了这样的先例后，其他类似这类酒业公司的企业，同样会担心自己几十年前漏掉的税，未来会不会让自己补齐。

如果这样的预期一旦形成，会不会有些企业老板害怕自己被补缴重税，直接注销、解散企业，进一步增加目前本已严峻的就业压力。

这次对30年前漏掉的税进行追缴的枝江市税务局，其工作认真负责态度值得肯定。至少笔者以前没听过，有查税查到了30年前。

从目前来看，为维护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税务部门面临的压力也很大。

财政部发布的税收征缴数据显示，今年1-4月，全国税收收入66938亿元，罕见的同比减少了4.9%。

另一方面，国家收税今年收不起来，但政府支出今年却没有减少。

今年1-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9483亿元，同比增长了3.5%。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能够解释有税务部门为什么要去查30年前的税。

站在税务部门的角度，收30年前的税可以理解，甚至可以说体现了税务部门努力多收税的信心和决心。

但站在全局的角度，局部的利益和全局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

在经济景气、火热的时候，增加税收有助于防止经济过热、泡沫化。

相反，在经济不景气，低迷时，为让经济复苏，避免经济出现萧条，应该是大幅减税，降低企业负担，让企业早日渡过难关。

如果在这个时候，还反其道而行之，还要给企业造成一种印象，要去查过去30年的税，对企业家信心带来的冲击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