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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他回家的时候，10点半吧，看到一个年轻人点了外卖正在拿着回家：

就是那个段子说的：

满大街都是超期蓬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和想死不敢死的中年人，以及时而神经，时而精神，学的像个傻x的小朋友。

继续聊大天哈。

前两天去看父母，那个小区是20年前造的，我还住过几年。我住的时候，自己家孩子还小，整天在小区里疯，那会小孩是真得多。前两天去，又是在晚饭后，正是小朋友出来玩的时间，结果我溜达遍小区，就看到大约5、6个小朋友，爷奶带着外面玩，以前是多少呢？是几十个。

小朋友少的小区，明显感觉冷清了许多。

然后街上果然有这个趋势，一个开了很久的针对儿童的培训结构，关门了：

至于今天早晨，在楼下一家咖啡厅坐了一个多小时，除了店员就是我。难得来了个小伙子，我以为是客人，结果是来找工作的咖啡师。

坐这里跟店员聊天的时候，偶尔瞅一眼手机，就看到这个图：

这倒是能吓阻，吓阻不了，下去刮到绝对没救，倒也一了百了。

群里聊了几句这个话题，有朋友说这也是代际矛盾，而且大城市里老人退休金高，也能让年轻人啃老，也有部分合理性。

或曰，现在是年轻人辛苦，老年人幸福。

没有失业的烦恼，收入稳定，且不用缴纳什么个税和社保，这些都有年轻人承担。

所以能啃老的年轻人，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代际转移。因此退休金高一点也是合理的，没有这部分代际转移，许多大城市的中青年也撑不住的。

结果就有来自农村的朋友反对了，说留守儿童是谁在带呢？那些农村老人怎么说？

他们村这周就有两个老年人自我了断，因为查出了癌症，不想拖累家人。

今天他去新加坡的飞机上，看到的是老年旅游团。

所以，说是代际矛盾，也不确切。拿着100块退休金的和5000的，不是一个人生，拿着5000的跟一年躺高级病房一年花数十甚至数百万的，更不是一个人生。说代际矛盾，轻浮且孟浪。就像男女对立一样，真的是性别的对立吗？

同样是老人，命运大不同。或者，就这是命运了。

现在有个跟以前不一样的现象，以前在公共交通设施上，给老人让座的还是有的，还有些不肯让的，大家都会指责一下。

这10年我见到这样的都少了。满脸疲惫的年轻人，好像也没这么多爱心可以往外付了。想想也是，社保已经付了那么多，为啥还要给身体比自己好的让座呢？

有一定合理性，也说明某些价值体系的崩塌。

社科院曾经出过一个养老精算报告，我买了也认真看过，但我今天不想聊这个。

数据再真实，也替代不了直观的感受。

直观感受给我的结论是什么呢？是儿童在减少，年轻人眼里没光，中年人则很疲惫，老年人还挺幸福——仅限大都市。

现象就是这么个现象。建议没有，人微言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很多事，也只能自我调节以及为自己很可能不太幸福的老年做些可能没啥用的准备罢了。

下面是去杭州的时候西湖边上拍的，讲真我挺羡慕的。你羡慕吗？ （完）

不断进阶的“套餐”

近一年来，“穷鬼套餐”席卷了年轻人的圈子。

“穷鬼套餐”最早由谁发起已经很难考证，但其流行起来源于麦当劳、肯德基等西式快餐。 麦当劳的1+1随心配，就是最典型的代表。消费者能买到指定的两款产品组合，通常是一份汉堡主食加上一份饮品或甜品。13.9元让年轻人纷纷拥抱“麦门”，当起了“麦当劳忠实门徒”。

事实上，网友总结的最强“穷鬼”攻略，一开始也与西式快餐牢牢绑定。

“周一麦当劳蹭免费麦乐鸡，周二去塔斯汀享受‘买一送一活动’，周三在达美乐体验七折优惠，周四感受肯德基的‘疯狂星期四’，周五汉堡王有半价工作餐，周末再去华莱士，下周从头再来。”

1.0版本的西式快餐风生水起后，“穷鬼套餐”很快迎来了2.0版本，逐渐推广到了中餐、早点、茶饮等领域。

快餐品牌南城香推出了“3元自助早餐”，花3元钱就可以无限畅饮粥品、胡辣汤、牛奶、果汁、豆浆等7种早餐。客单价超 30元的老乡鸡也推出了14.9元两菜一饭的套餐。

奈雪推出了9.9的欧包+奶茶的组合，星巴克售价不到20元的三明治等小食+饮品的组合同样受人欢迎，只不过最终下架了。

还有9.9 元一碗的螺蛳粉，39.9元的火锅套餐，9.9元代100 元的代金券……可以说，只要你花点精力和时间，总能找到满意的“穷鬼套餐”。

就在近期“穷鬼”之风，甚至吹到了贵价品牌。

#为何山姆穷鬼套餐让中产疯狂##山姆穷鬼套餐真的有性价比吗？#等话题近日登上微博热搜。

这个引发热议的套餐，包括19.9元30个的鸡蛋，7个装售价23.9元的原味贝果和16片装售价59.8元的瑞士卷，网友称其“穷鬼三件套”。社交媒体上，还有不少网友带图推荐山姆“穷鬼”七件套、九件套等高性价比商品。

不仅是山姆，高端苏浙菜品牌新荣记也推出398元一位的“一人食”，给足8个菜品，有荤有素，有主食有甜品，其中还包含了招牌菜品。

只不过新玩家下场，3.0版的“穷鬼套餐”，是否抬高了“穷鬼”的门槛？

争当“穷鬼”的年轻人

吃“穷鬼套餐”的就真的是“穷鬼”？恐怕未必。逐渐走向人间清醒的年轻人，只不过不再为“非必要”买单。

尼尔森IQ发布的《2023年中国消费者洞察暨2024年展望》报告显示，43%的中国受访者表示将严格把控整体花费金额，37%的人将改变消费方式寻求最优价格或更低价产品。

“穷鬼套餐”走红，说到底是年轻人对“性价比”的追求。

“在经济环境变化及消费者购买力波动的情况下，更多人倾向于选择性价比高的商品。”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告诉潇湘晨报·辣椒财经记者，“穷鬼套餐”以其低廉的价格和相对丰富的选择，满足了消费者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追求实惠的需求。

他还认为，“穷鬼套餐”满足了年轻人对新鲜感和体验的需求。通过尝试不同品牌的“套餐”，体验到更多的产品种类和口味，以增加购物的乐趣和满足感。

事实上，很多走红的“穷鬼套餐”都是网友乐此不疲开发出来的。

比如，米村拌饭。花3元要一份米饭，米饭可以无限续，就着免费的海带汤和辣白菜。如果实在担心社死，网友也建议试试店里9块的儿童金枪鱼拌饭。

又比如，海底捞。在小红书上搜索“穷鬼套餐”，最热一条为海底捞“穷鬼八件套”。网友们将锅底、小料台吃出了花样，并且不忘提醒你预约免费的美甲。

还比如，虽然新荣记推出了398元一位的“一人食”，但网友还开发了各式各样的穷鬼点单。

“新荣记穷鬼吃法”在小红书点赞超1.7万，评论近千条。

可见，价格不是“穷鬼套餐”的灵魂，物超所值才是，主打一个“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品牌纷纷入场，赚了还是亏了

小红书数据工具“新红”显示，去年下半年小红书上“穷鬼套餐”笔记日均获赞数为2366次，2024年初至3月中旬日均获赞数就达到了5799次。截至目前，抖音上#穷鬼套餐#话题播放量超过8亿次。

年轻人追求极致的性价比，让品牌们纷纷入场加入“穷鬼套餐”混战。

潇湘晨报·辣椒财经记者还注意到，不少品牌将“穷鬼套餐”放上了抖音、美团等平台进行售卖。此前肯德基在抖音上线的9.9元“芝士鸡肉帕尼尼+美式”的两件套，截至目前已经卖出了100万份。

最近，宜家也推出了“疯狂星期五”：冰淇淋甜筒只要1元，北欧盖浇饭只要9.9元，原价要19.9元的瑞典肉丸现在也只要9.9元，价格砍半份量没变。

那么，问题来了，“穷鬼套餐”的生意，是赚了还是亏了？

凌雁管理咨询首席咨询师林岳向潇湘晨报·辣椒财经记者表示，“穷鬼套餐”就是通过低价获取流量，在供应链端压到接近成本价的价格，赚的利润取决于销量的大小。“因为原料、人工、物流都有周期性波动和涨幅，所以低价策略只能是一种短期策略，其目的是形成品牌粘性，拉动其他高利润的消费。”

很明显，这套打法的本质，是将“穷鬼套餐”视为引流产品。

首先，通过推出“超值套餐”吸引年轻消费者的关注，进而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曝光度；再通过提供质价比高的产品，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和忠诚度；最后，借助穷鬼套餐的流量效应，带动其他产品的销售，实现整体业绩的提升。

那么，低价引流之后呢？

“品牌需要权衡低价套餐带来的流量效应与长期利润之间的关系。”江瀚分析称，如果低价套餐导致品牌利润大幅下降，甚至无法覆盖成本，那么这种策略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品牌需要在保证一定利润的前提下，合理制定套餐价格。

江瀚还表示，如果品牌无法持续创新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低价套餐的吸引力可能会逐渐减弱。当越来越多的品牌推出类似的低价套餐，消费者可能会面临更多的选择，“因此，品牌需要在保持低价的同时，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以赢得消费者的忠诚度。”

2024年，性价比的时代还在继续，年轻人们期望着新的“穷鬼超值套餐”加入，以便薅到更多的羊毛。

很多年后，米塞斯在回忆录里说到，他对历史主义的怀疑与反感，就源于“三皇之年”的特殊事件：

当威廉二世继位后，德意志帝国崩溃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人们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只会加速崩溃的到来。 以此为契机，米塞斯在《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一书中，系统地总结出一个概念：

从经济学到政治学，社会发展都需要遵循经济规律，否则导致资源错配、社会不公…当某段历史正处于违背经济规律、个人又无力改变、且必然走向失败的阶段，可以将其定义为“历史的垃圾时间”。

米塞斯说，历史的垃圾时间之所以令人绝望，是因为经济规律构成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之一，当某些群体出于各种原因，或是无知，或是贪婪，或是权力斗争…选择性地忽视或违背这些经济规律后，整个社会的自净与纠错机制宣告失灵。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自然也不缺“历史的垃圾时间”。

例如当周平王迁都洛阳，当司马家族发动高平陵之变，当崇祯继位后激起己巳之变，当戊戌变法成为东亚笑柄…作为人们“想象的共同体”的大王朝，早已提前写好了自己的挽歌，进入历史的垃圾时间。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某东方大国这些年的房地产市场，似乎也有一点积重难返的意思，只不过，我们很难定义一个“房地产步入垃圾时间”的明确拐点。

倒不是说我们找不到历史转折点，而是因为，可以当作拐点的时刻实在太多了：

在2008年四万亿刺激前夕，我们宣称什么事都没有；

在2015年涨价去库存阶段，我们说也许有事发生，但不应该采取行动；

在许家印的“永远大”暴雷时分，也许我们应该对不良房企果断出清，但终究什么都做不了；

这两年人口负增长后，也许我们应该做点什么，但现在已太迟了。

汉弗莱爵士关于公共事务的“四部曲”论断，永不过时

米塞斯进一步阐述道，身处历史的垃圾时间，清醒的个体往往感到无能为力和迷茫，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错误的体系，单凭一己之力难以撼动。

至于不清醒的个体会怎样，米塞斯没有说。

很显然，当房地产相关人士直观地感受“不可定义、不可描述、不可接触、不可直视”的恐惧之后，他们拼着San值狂掉，也要做出点癫狂的抽象事。

例如放开限购后的成都。

❷ 放开限购：泼天的富贵是怎么送出的

2024年4月28日，成都市住建局宣布，为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和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住房需求，全市商品住房项目不再实施公证摇号选房，由企业自主销售；全市范围内住房交易不再审核户籍、社保等购房条件，不再限制购买套数。

对于彻底放开的原因，住建委同志们的描述过于高屋建瓴，还不如以数据、图表等直观方式从细节处展示。

长期以来，成都房地产市场“看多”的核心理由就是“人口2000万、大西南中心城市”。

根据成都市统计局数据，2010-2020年间，成都人口增加了581.9万人，增量仅次于深圳、广州，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三，期间年均新增近60万人。但2021-2023年全市人口增量分别为24.5万、7.6万、13.3万。

可见，在经过长时期的虹吸效应之后，城镇化率超过80%的成都已经步入发展极限，人口增速开始“断崖式放缓”（注：该词汇出自《湖北日报》旗下“极目新闻”文章，并非本人杜撰）。

成都这十年，新增人口趋于放缓，但成都的房地产供给端却并未停下发展脚步。

2023年1月，《界面新闻》记者采访后发文称：

2023年，成都全市共发出999张预售证，累计新增房源供应129131套，总供应体量达约1713万平米，同比去年分别下降7.85%、6.44%,整体供应体量创新低。 画个重点，即使在“整体供应量创下新低”的2023年，成都新增房源（12.91万套）已经足够新增人口（13.3万人）：

人手一套。

发散式思维一下，在其他“正常年份”，成都的新增房源量有多大？

这是一个想都不敢想的问题。

有趣的是，该文又重点叙述，2023年是“成都市商品住宅成交量价齐升的一年”：

截至2023年全年，成都房产成交量达36.7万套，其中商品房成交量达14.6万套，同比增长9.7%；二手房成交量达22.1万套，同比增长68%。新房维持住了韧性，成都房地产市场在这一年展现出惊人的增长势头。 其中，2023年1-5月房企销售榜单上，华润置地以151.56亿元夺魁，前四名销售额均超过100亿元。

而到了2024年，成都市楼市明显遇冷。

根据中指研究院发布的《2024年1-4月川蓉房地产企业销售业绩TOP30 》，今年前4个月，华润置地依然是成都地区的房企销冠，但销售额仅有66.1亿元。

供给过剩，去化不力，成都楼市熄火了。

2024年5月，媒体报道成都市二手房挂盘量达22.4万套，相当于“北京+上海”的总和。

更糟糕的是，房地产市场供应端的压力，通过价格承压的方式传导市场。

2024年4月上旬，某房地产中介网站发布了近十年成都二手房成交数据，近三年横盘已久的成都房价，已经快速回撤至2017年的水平。

两个关注点：2024年以来跳水式的急跌，以及房产新政前的价格低位

总之，摆在当地决策者面前的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盘：

房子滞销，请帮帮我们！

于是，成都出台新政，全市范围内住房交易不再审核购房资格，长达7年半的限购政策全面取消。

❸ 那些着急上火而又无助的人

很显然，成都楼市新政的核心，就在于“不再审核户籍、社保等购房条件，不再限制购买套数”。

这是因为在十多年的圈地运动中，本地购买力已经被充分释放，很有必要进一步发挥“西南中心”的辐射作用——尤其是吸引新疆，西藏，兰州等地的外来人口享受城都市的发展红利。

这些被寄以厚望的新鲜血液，被戏称为：

新西兰人。

据说，来蓉养老的大款们最喜欢选择配套设施完善的“5+2”区域（即成华区、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等5个主城区，以及天府新区、高新区等2个功能区），而毗邻的2-3圈层区域则精准地指向新西兰人民。

其中，新疆人民比较青睐双流区，西藏人民天然倾向于成都西北部的温江区，而以兰州为代表的甘肃青海人民，则扎堆在郫都区…

大家目标明晰，秩序井然，都有着美好的置业未来。

楼市去化，还得指望“老铁”呀，然鹅，限购放开后，偏偏有部分成都市民get不到有关部门的初衷，在四川省网络平台“问政四川”上发文称，希望成都恢复住房限购：

（之前）我为了满足成都的购房政策，把户口从我的家乡迁徙过来，并且缴纳够社保，才获得购房资格。我认为这一切是值得的。

但是现在成都的购房政策一改再改，对成都毫无贡献的外地购房者，也能在成都各个区无差别购房，和我们为成都纳税几年的人享受同等待遇。

我认为这极大伤害了我们缴纳社保和迁徙户口到成都来的年轻人的权益。

在该文最后一段（抒情段兼升华段），该网友总结道：

曾经，我把拥有在成都买房的资格当作一种荣耀，一种自我奋斗的证明，而现在的政策，让我们勤恳工作缴纳社保的刚需购房者，遭受不公平待遇。

我希望领导们听到我们普通刚需的声音，希望领导们尽快恢复限购政策，让我们重新拥有工作的动力，并且更加努力工作，攒够首付，早日买上成都的房子！

话说，这不是自我阉割版的“房价过低不利于年轻人奋斗”嘛？都不需要专家来苦口婆心地指导…

当然，业主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

例如天府新区某小区业主因“擅自低价挂牌自家房产”，被该小区的几位热心业主威胁，“以扰乱市场的名义去现场投诉”。

但这还没完。

5月13日，有魔怔人恳请早日出台征收房产税，维护房地产市场稳定。

逆天的是，此人建议采用“倒金字塔”式的惩罚征税机制：

持有三套房产及以上者，免征房产税； 持有两套房产者，每年征收房产总额×0.1%的房产税； 持有一套房产者，每年征收房产总额×0.5%的房产税； 未购房者，每年征收（住房均价×房产总额）×0.5%的房产税。 至于征税理由，则是根据所谓的贡献度原则：

在成都生活却不购房者，白白占用了城市公共资源，享受城市建设者提供的便利，不利于房地产市场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这些所谓的“刚需购房者”，生动地演绎了“等我上了车，第一时间就关上车门，还要焊死它”的行为艺术。

他们难道不明白，解除限购最终的目的不是抬高房价，而是去库存？

事实上，“普通人”、“有好处”、“不排队”这三个要素，构成了新时代的：

不可能三角（Impossible trinity）。

表面上，这是一个“菜是原罪，呼吸空气都是浪费”的丛林法则现象，但其实，他们什么都知道，只不过宁可假装不知道罢了。

因为长期以来的社会规训，已经让他们认定了一条关于成功人士的独特标准：

二十年前，成功人士的标准是开上四个轱辘的车，身边带个女的，脖子上挂条几十斤的贵金属链子；二十年后，成功人士的标准是住上大房子，家人吃午饭都要打电话召集那种。他们睡觉的时候，恨不得左半拉屁股睡主卧，右半拉屁股睡次卧…

他们的一切荣耀，一切奋斗的意义，都在孜孜追求的房子上，他们的执念，构成了这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

然后有一天，烈火烹油的房地产市场突然玩不下去了，甚至于，资源的错配导致避实向虚、社会转型困难、创新能力受阻、生产效率低下、社会不公加剧…

他们迷茫，他们惶恐，他们本能地寻找“安全垫”，向着身边的弱势者重拳出击，试图以转嫁伤害的方式，为疯狂的房事续命。

原以为《大富翁》只是游戏，现在才知道都是写实……

这一切，像极了某个历史时刻。

公元前597年，楚国在邲地击败晋国。败亡的晋军从泌水夺船而逃，为了扬帆起航，先登船的败卒不带一丝犹豫，疯狂地用刀砍向攀附船舷的战友。

《左传》里以含蓄的方式记载当时的惨烈：

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

See？船里被砍断的手指可以（用手）捧起来…

而侥幸活着的晋军及贵族肝胆俱裂，逃回山西后不复春秋五霸的神采。

自此以后，堂堂晋国一蹶不振，直至公元前403年，魏武侯、韩哀侯、赵敬侯联手废除晋静公，瓜分晋国的土地。这就是著名的历史事件：

三家分晋。

2011年，王立群教授在《百家讲坛》中讲到：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战争结局不是韩赵魏三家灭晋，而是维系一个强大统一的晋国，那秦国还能统一天下吗？那不能…一个强国家解体了，另一个国家崛起了，这是历史的一种偶然。

文学专业出身的王教授显然理解不了经济学家米塞斯，也理解不了“舟指可掬”的践踏式逃亡之后，晋军就不再具备有效的组织、自强能力。

弱小，可怜又无助的晋国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历史的垃圾时间”到来，全程没有一丝挣扎。

一

“299块，车来接……去啊，食好饮好，以后死了棺材都没了，就剩一个瓮。”

消息跟着老人的腿一起走动。在广东韶关这个群山环绕的小镇，菜市场小摊边，药房门口免费的血压计前，新开的保健器械体验店里，穿着花衬衫的老太太屁股挨着屁股，大声交谈，用客家话喊人一起报名去深圳香港。

“好啊，去哪里报名？”

“就卖摩托车那里。”

就这样，这个镇成团了20个人，70岁的农民张家发是其中之一。4月12日一早，他在街头的车站等来了大巴，里面坐着另外两个镇的老人。下午两点到深圳，导游没安排午餐，直接带大家去了“香港”——港深交界的中英街，街心以“界碑石”为界，需办理通行证才能进入，也被称作特区中的“特区”。

张家发记得，导游收了身份证办“边防证”，很快带他们到街上，“都是香港人在卖药品”。他们被拉进小屋，一个人站在上面讲蜂王浆多好，讲了很久，张家发觉得耳朵被吵聋了，就出去接免费的热矿泉水喝。导游说，差不多中意的就要买，不能讲价，要不然别人就缠着你。

农村人都能辨别蜂蜜真假，张家发觉得明明知道还买，“就是贪便宜”——二三十块一斤，一罐两斤，好些同行的买了几罐。他没买，光喝水，就这样待了两个钟。晚上住双人间，张家发觉得是大酒店，住得好，晚餐在里面吃，一个鸡蛋，一条番薯，一个包子。第二天上午坐了海船，就回来了。

报低价团的农村老人，大多六七十岁，子女成家了，按他们的说法，完成了人生任务，趁还没瘫出去见见世面。他们一贯不记得到了哪里，导游说去哪儿就去哪儿。至于安全问题，“有什么，你就跟着导游。”张家发哈哈笑。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年轻人发帖求助怎么劝阻父母参加低价团，标题写着“救命”“放过老年人”，后面接好几个感叹号。他们说这是骗钱团，父母被洗脑，买一堆三无保健品，比如高频出现的乳胶床垫、驼奶粉，以及各种各样的玉器银器。一个江苏女孩的爷爷奶奶常去周边城市旅游，40块钱一次，每次听完课都买一堆牙膏、热水壶和奶粉，“去了能拿鸡蛋，还发活的大鹅”。

也有城中村老人，报了低价团。3月底，一个31岁的郑州女人带着4岁的儿子，陪60多岁的婆婆一起去津京4日游，每人200块，转了钱就成团了。这个儿媳回忆，第一天，大巴车停了几个城市8个点，一路接了60个人，下车已经夜里11点。第二天早晨5点又出发，每个景点都在赶。导游找来一个摄影师，流水线式拍照，每组卖50块，照片拍糊了，有几个老人不愿掏钱。导游指责老人不好好说话，“没素质丢的是你们河南人的脸”。

晚上，这家人很崩溃，想脱团，导游要收每人300块人头费，或者买500块的珠宝、老花镜。儿媳不愿意，抱着睡着的儿子，拉上婆婆连夜逃跑。宾馆在偏远的郊区，四周没有人家，等了20分钟才打到车。婆婆不敢站在唯一的路灯下，怕得说话都在抖，但她不敢埋怨，因为是自己报的名。

张家发旅游回来，倒是挺满意。虽然他反应过来，他们根本不算到了香港。他一遍遍描述，海船很大，人好多，在海滩上捡了海螺。别人跳篝火晚会，他站在圈外看也有意思。“看热闹啊，见世面咯。”

回了家，他把拍的照片给没出去的老人看。很多同龄人，包括他的老伴都是用老人机。4月中下旬，粤北开始降暴雨，韶关市区出现内涝，但他老伴也报了港深旅游团，准备4月20号出发。

有时问题就发生了，甚至造成人员伤亡。3月，一辆老年团旅游大巴在山西高速路段发生碰撞隧道壁的交通事故，14人死亡。这些老人来自江苏镇江。一位72岁的幸存女性至今未痊愈。事发时，她坐在大巴车副驾驶后面第六排，手骨折，腿上缝了几十针，头现在还发麻，脸部的颧骨处肿起包。保险公司后来赔了5万3，不再过问。她在准备腿部的植皮手术，要再花1万多，去找旅行社，“不认我们的账”。

她所在的村庄，一共有15位游客参团。报名是在街上的一个门面房，据老人的了解，工作人员属于江苏东山国际旅行社，几年前在村子里设了这个点。没设点前，她就跟着东山旅行社出去多次，北京、内蒙古、三峡、云南、香港，都没出过事。

能出去的老人是少数，这位老人讲，村里2000多人，玩一两天的多，长途游的就几十个，回来了介绍一番，难免让人羡慕。但这次出事后，她不敢再旅游了，赶紧取消了原定的重庆游。

据媒体报道，初步原因为司机涉疲劳驾驶、超速、路线违规。而之前报名完成，是由营业部（门面房）上报给江苏东山国际旅行社总公司，由总公司跟游玩地的地接社进行对接。老人去找过联络员，那是她的亲戚，对方说，人交给他们了，跟自己没关系了。

二

大概在两三年前，张家发所在的粤北小镇上，开始出现专门的联络员，对接老人报团。张家发的朋友说，街上一共有3家，依托店铺，分布在国道边或集市中央，有的门口挂着旅行社招牌，有的什么也没有，纯靠熟人社会的口头相传。邻镇也有这样的点。

联络员大多是店铺老板娘，四五十岁，看起来就是普通的妇女，能说，热情，就行了。张家发夫妻听说，每组成一个团，“上头”会给联络员发200块。老人们不知道她们叫什么名字，根据对方娘家的地名，叫××妹。镇子小，彼此间几乎都认识，店铺大多一开就是几十年，跑不了。

征集报名的消息发出，联络员就等着老人们上门，拿上现金，交身份证。老人们不会问很多，知道大概去哪里，不用了解具体的行程，不签合同，甚至不清楚是否有保险，就等着那天到来，提早几个小时起床，早早到站点等车。

有的地方，这些联络员是村干部或妇女主任。前导游麦苗介绍，旅行社在村镇广撒网，发传单，开大喇叭车巡游，送鸡蛋。更多时候，联络员分好几级，省会城市的旅行社下到地市跟其他社合作，后者再逐级打通到村，靠熟人关系自发宣传。

在乡村做生意，“基本都是人情往来”。麦苗举例，你想报团旅游，村子里有人做这个，你肯定会去问，对方提供的你不满意，也会帮你引荐别的人，你也会信任。

28岁的陈婷和妈妈，就在老家浙江金华的村里，通过妇女主任报名去旅游。去年夏天，妈妈说村里在组织旅游，去上海和苏州玩。放心不下，她给妈妈转了800块，一起报了名。出发那天，大巴来村里接人，陈婷上了车，发现车上50多个人，都是他们村和隔壁村的中老年人，妇女主任也带着家人一起去。

行程上没说要购物。第二天上午先参观丝绸展览馆，结果是推销蚕丝被。下午，又被带到苏州的某个园区，整栋楼都是卖东西的。陈婷上厕所时偷偷转了一圈，发现每个房间都在“上课”，下面坐满了老人，二楼还有一群保安。

原定听课20分钟，时间到了，陈婷说“洗脑师”不愿停下来，一直说砂锅包治百病，她质问导游，结果被骂“不要闹事”，气得陈婷把发的小礼品砸在对方脚下。“滚出去！”洗脑师朝她喊，女助手和保安甚至想动手推她们。

发生冲突后，地接导游跑了。陈婷妈妈打电话叫大家下楼回家，但老人们被保安堵住了，买了几口砂锅才放行。后来，陈婷才知道，团费其实一个人就百来块，妈妈没跟她讲清楚。

通过熟人报名参团，出了事，老人们信赖的人情并不能在异地的地盘上保障他们，相反可能会影响关系。前两年，张家发的朋友李纯妹花了300多，报了桂林两日游。她是通过集市上一个卖衣服的摊子报上的。大巴刚驶离市区，停了下来，导游说查到她和她两个朋友超了70岁，要每人加200块。李纯妹很恼火：当时报名你不说，我又没化妆。

她不愿付钱，导游要赶她们下车，她也不肯：我老太婆不认路，会走丢，除非把我们原路送回。僵持不下，有其他地方的老人嫌耽误时间，嚷嚷着让她们下去，李纯妹扭头看，同行的联络员不吭声。闹了半个钟头，最后三人各加了100块，李纯妹把钱扔过去：“给你们买药吃！”

这些老农民没有退休金，每月百来块“老人钱”，积蓄不多。李纯妹报团时砍过价，说自己带菜，每顿只要白米饭，能不能便宜点。前导游麦苗在西北地区某省会城市，工作近10年，带过很多老年团——“他们绝对会带吃的”，在家里做好的饼吃了三天，都有味道了也不扔。到了旅游目的地，买东西也挑当地便宜的，比如到了南方买鲜笋，放在大巴上臭了，司机要扔，老人不肯，反倒骂人。

至于购物，老人也清楚套路，有自己的应对策略：不买，故意装少一点的现金。到了桂林，李纯妹一行人“被关到屋子里，还有人守门，不让出去”。柿饼、茶叶、玉石……不管别人怎么推销，她都不接话，“捱生捱死”。不过，卖玉石的人说，收来的钱会被捐到庙里，她花了100多。同行的朋友花得更多，用1000多块买驼奶粉。

被骗了钱，他们将罪名首先扣在联络员头上。在桂林的两天里，李纯妹不跟联络员说一句话。回忆起来，她不记得美景，被赶的插曲却说了至少三遍。回来后，她不再去那里报名，“再也不理她了”。在街上碰见，对方笑着打招呼，她板着脸点个头，扭头就走。

对于桂林山水，她说“就是山咯”，跟家门口的一样。但回到家，很多熟人问起，尤其是曾经看不起自己的人，她就不是这么说了，她说山很高，有石壁，她坐了竹筏，还去了刘三姐唱歌的地方。她开始炫耀，自己没被骗。

能出门，要具备很多条件，这些老年旅游爱好者说，有钱、身体好、没有生病的老人或老伴要照顾、子女有孝心等，都是必备的。关键词是“自由”——李纯妹说，每当别人聊起自己，都会有些“眼红”地提起这个词。

“造孽啊，以前多被人看轻。”她一生没有儿子，年轻时受尽嘲笑。现在，女儿们都成家了，还给她在镇上买了房。而当年生了几个儿子的同龄人，困在婆媳斗争、儿子间争家产、一茬一茬带孙子甚至曾孙中。就算他们自己有钱报团，回了家，也要面对子女们的“黑口黑面”，摔碗砸筷，索性就不去了。

三

老年低价团存在已久，但现在竞争更激烈了。文旅部近期发布的《2023年第四季度全国旅行社统计调查报告》显示，该季度全国旅行社总数为56275家，比2019年同期的38943家同比增长约45%。

前导游麦苗介绍，疫情后她所在的省会城市多了很多外地导游，因为外地旅行社不找地接了。此外，新东方等教培机构的资本也在挤入，高端游和低端游之间的价差越来越大，层层压力下，小旅行社为了挣钱，只能更加踩到“土窝窝”——老年低价团里去。

这也迎合了消费者的需求。麦苗说，旅游其实是奢侈品，但很多老人的消费观念没转过来，还是想花少的钱获得享受。她感觉，现在低价团做得更细了，之前跨省长线游较多，现在一两天的短途游也做。为了尽量不亏本，旅游线路是简易版的，“不花钱就逛公园，挑不要门票的，短途的就农家乐”，吃住也不会好。

但现实是，农村老年人大多时候并未签订合同，且会被带到一些非正规景区，存在安全隐患。4月13日，河北秦皇岛市一个水库下游有游船翻船，落水的31名游客中12人死亡，其中就有报了价格百元的一日游老年团。据报道，事故原因在于游船超载，且是非法改装，未配备救生圈、救生衣等救生设备。

有家属那天接到婆婆的电话，老人吓哭了，自称落了水，喃喃重复“我没事”。家属介绍，婆婆同行的朋友不幸遇难，婆婆一直发懵，胃口也不好。这个幸存老人来自农村，一直在家帮忙带孩子，以前没怎么出去过。那天一早，他们坐大巴从唐山滦南县出发，想着便宜，还能欣赏风景。

麦苗熟悉这类型的景区，她称之为“非标准野景点”，即原本是景点，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比如资源保护，被撤掉了资质，但之前以景点为生的人没有获得相应补偿，就继续在此接待游客，当地也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旅行社带游客到这里来，不能做出更多安全保障，只能口头提醒注意安全。而游客不问合同的事，有的旅行社就不签，借此否认有旅游关系，如果出了事在法律上不承担责任。

在浙江大学旅游研究所副所长周永广看来，低价团的价格降无可降，头痛的是低价团不一定违法，整治不合理低价团反而不合法。此外，老年人出游无法清晰甄别是否为营利性团体旅游行为，比如不是通过旅行社而是跟保险公司出游。他认为，应该修订《旅游法》，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打通，才能切实保障游客的权益。

周永广称，今年低价团是卷土重来，因为2023年全国旅游总人数基本恢复到2019年的九成，但旅行团的有组织接待人数只恢复到2019年的50%。简而言之，疫情结束后旅游火了，但跟团旅游的人少了，自驾自助游才是大趋势。上述调查报告有这方面的数据，在旅行社增长的情况下，2023年第四季度国内旅游组织仅3645.33万人次，而2019年同期为4962.90万人次。

低价团为了保证盈利，另一个惯常操作是要求购物。麦苗说，有老年团出发前就是“负”的——团费覆盖不了成本，而因为法律规定不能强制购物，现在就变成了洗脑式的讲课，且场所更加隐蔽。

最令浙江陈婷心酸的是，去年到苏州上海旅游，当老人们被保安堵住门强卖包治百病的砂锅时，有个隔壁村的老人没带钱，也没有智能手机，在洗脑师的怂恿下，他找同伴借了2000多块钱。回去的路上，大家笑话他不该买，他淡淡地说：“买了就买了吧，好歹是去外面看过几眼了。”

老人们对于被骗，不太气愤，也不后悔。陈婷团里有老人说，钱被骗就骗了，以后在电视上看到什么地方，还能想着这里我也去过。“他们要的是出去。”麦苗也知道，老人有时花不花钱也无所谓，只要出去了、看到了就可以。

这里有深层次的孤独和“补课”心理。户外旅行平台“小羊军团”负责人杨军觉得，这一代老年人的子女都不在身边，但他们观念中还保存着对大家庭的向往，所以喜欢抱团取暖，约熟人一起参团。而由于经济、交通等条件限制，他们很多年不出门，老了有时间了就想赶紧“补课”，没看过的就得看。

在广东韶关，79岁的李纯妹在丈夫病逝后，常年独居。朋友们都去玩，她也想报低价团出去，上次那个联络员让她蒙羞又破财，她就问别的联络点，但都被以超过75岁为由拒绝了。深夜突然醒来时，她觉得悲伤——十几年前一起去北京旅游的人，死得也七七八八了，老人说。隔壁村一个老人刚一起旅行回来，有天吃着饭手一僵，筷子掉在地上，就瘫了，没几年就走了。

张家发和老伴倒是有两个儿子，大的和儿媳在佛山打工，小的一家在深圳开手机店。年轻时，夫妻俩拼命种田，辛苦攒下的钱都用来盖楼给儿子讨老婆了。一人一栋，各花30多万。但房子常年空着，小儿子疫情3年都没回家，还不让出租，说会弄脏。

两个儿子一共生了三个孩子，都是男的。老两口头疼，尤其是大孙子，生下来第一天就被扔在家让他俩带。他们和孩子张嘴要生活费，没人给，说要在城市供房。年纪大了种不了田，他们种了一亩菜用来卖，倒贴钱将大孙子拉扯到了初中。

麦苗说，去旅游的老人是两种极端，一种是自己有钱，子女孝顺；另一种是子女不搭理，他们想开了，出去逛逛，把这一生过完，不给孩子留下财产。

张家发出去玩，不跟儿子说，反正他们也不给钱。但他和老伴每次都得分开，轮流出游，因为要有人留下照顾孙子。原本他老伴也要去“香港”的，但临出发前一天，她突然发烧，身体疼，住进了医院。

（应讲述者要求，文中除周永广、杨军外均为化名。）

5月1日凌晨，广东梅州梅大高速公路发生路面塌方，18辆汽车跌落山坡，截至发稿前已造成24人死亡，30人受伤。(最新：造成51人死亡，30人受伤)

有读者说我神预言，也有人说我乌鸦嘴，其实都不准确。

广东多地连续强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容易出现地质灾害，气象部门近期一直在发布相关警示提醒，并不是什么隐秘信息，更不是我的独家观点。连续降雨之后山区要防范滑坡塌方，本身也是很好懂的道理。

之所以我要专门写篇文章，是基于本轮降雨的空前强度、超长时间和超广范围，预见到大概率会发生地质灾害，而五一的旅游高峰又会将灾害风险成倍放大。

但是，这种预测是概率性的，只能警示普遍的风险，根本不可能做到精准预测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会发生地质灾害。我这个科普博主做不到，气象部门、国土部门也做不到，梅州这条高速公路的管理公司也做不到。

那，既然做不到精准预测，是不是这样的风险提示就没有用，是徒增恐慌呢？当然不是！

预警地质灾害风险之后，理论上景区、公路、铁路等重点单位都应该启动相应预案，对地质灾害易发点加强巡查，必要时增加设立警示，直至临时管控或关闭。

问题在于，人力有穷时，而风险无尽处。一片景区，覆盖数十平方公里，一条高速，绵延数百公里，其间可能有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地质灾害风险点。而广东这么大一个省，从概率来说几乎可以肯定会有疏漏薄弱之处。

从全局层面来说，广东在五一期间发生地质灾害可以说是无可避免的事情，也是人力所无法完全阻止的事情。

但是请注意，在全局层面无法阻止灾害发生，并不意味着高速公路管理方就完全没有责任！

具体到梅大高速这一场具体的塌方事故，相关路段的地质灾害风险评级是否合理，事故发生前有没有按风险等级做相应巡查，道路施工建设时有没有偷工减料，事故发生后救援方案是否及时高效，都是必须严肃追查的真相。

地质灾害就是这样，即使把一切防范工作都做到位了，也不一定能避免悲剧的发生，但按照科学规范的程序做好了防范工作，一定能在整体层面减少人命伤亡和财产损失。

梅大高速的建设方有没有偷工减料，管理方有没有玩忽职守，这些留待事故调查。但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也是我昨天文章里第一段写过的：

在广东已经强降雨一个月，并且天气预报还会继续降雨的前提下，广东省有没有严肃认真对待相应风险？有没有对外发布旅游警示？

没有安全，假期很难“雨”快

广东省内公路、铁路的安全管理有没有受到保障五一旅游的影响？

保号要紧，我只能问到这一步了。

再重复一次昨天的建设性意见：

建议大家在节后雨过天晴更加安全的环境下再考虑来广东旅行。

据官方通报，截至5月2日下午2时，梅大高速塌方事故已造成48人死亡，30人受伤，目前已挖出陷落的汽车23辆。

在哀悼遇难者、关心伤者的同时，我也有个不成熟的疑问想要提出来请大家关注：

这次塌方事故，到底埋了几辆车进去？

简要回顾一下陷落车辆数据的变化：

事故发生于5月1日凌晨，到5月1日早上的时候，第一波媒体报道说是陷落了18辆车，那时确认死亡的还只有1人。

到5月1日下午，救援有了新的进展，更悲痛的事实逐步呈现在人们眼前，遇难人数不断增加，陷落车辆也变成了20辆。

到5月2日，救援已基本完成，当地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情况，遇难人数定格在48人，陷落车辆也增加到23辆。

遇难人数随着救援进展逐步增加是很好理解的，事故车辆里的人，土方下的人，总要“救”出来才能确定生死。但是陷落车辆的数目一变再变，其实是很令人疑惑，也是很不应该的。

事故发生地点是高速公路，属于相对封闭区间，事故点两头的监控卡口进去多少车辆，出来多少车辆，是有精确统计数据，并且能精确到车牌的。

换句话说，哪些车辆在4月30日晚上进了这个区间，直到5月1日中午都没有再出来，交通管理部门应该是很容易拿到精准数据的。一个白天的时间，都足够调出所有“下落不明”车辆信息逐个电话核实了。

怎么到了真实的事故救援现场，还是挖出一辆手动数一辆呢？

说起来，这个问题其实非常重要，甚至人命关天。如果在救援挖掘的同时就已经有了一个准确的车辆数据，救援人员就能做到心里有数，挖出来的车子数量和下落不明车子数量做个对照，但凡还差一辆，就说明还有车子和人员被埋在土方下，救援就不能停止。

拿到这个“下落不明”车辆数据在技术层面困难吗？应该是一点都不难的。

每个高速路每隔一段都有非常多不同角度的摄像头，几乎每个摄像头都带有车牌识别能力。即便是五一期间高速免费通行，每一辆车也都是要经过收费站卡口被记录下来的，没有任何一辆车能不留痕迹地飞跃过去。

有如此便捷的高科技手段，理应第一时间提取数据用于指导事故救援，怎么还是靠挖机和铁锹挖出来一辆一辆点数才知道事故有多严重呢？

这道理扩大一点，是公众把隐私信息交给政府之后能不能换来相应安全保障的问题。

现在高速路上到处都是摄像头，超速了能拍到罚款，开车打电话能拍到罚款，这当然很好，有助于保障行车安全。但与此同时，一辆汽车进入高速路段后第二天都还没出来，没理由说你们不知道对吧？

管理部门以保障公共安全的理由获取车辆和人员的隐私信息，那么公众在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也要求摄像头发挥作用，这也很合理吧？

近几年，各地政府纷纷斥巨资采购建设智慧城市系统，目标之一就是为了精准掌控道路交通数据信息。这真到了数十条生命被塌方掩埋的时候，怎么又回到了挖出一个数一个的原始时代呢？这很不应该。

还有一个我不敢明说的点，梅大高速陷落了多少车辆这个数据，有关部门到底是不掌握，还是不想掌握呢？

一点建设性意见：

高速收费站都有摄像头，背后还有全球顶级的交通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发生事故了，把它们用起来。

臭名昭著的影视父亲形象很多，夏东海绝不在此列。

典型的东亚父亲，你当然记得朱自清的《背影》，在浦口火车站买橘子的寡言中年；记得《我的团长我的团》，说自己是“伤心死”的郝兽医；记得《小偷家族》，比亲生父亲更像父亲、庇佑全家的柴田治；也记得《茉莉香片》里怨毒的聂介臣，《白鹿原》里那些或守正或奸猾的父亲。当文艺作品里的父亲偶尔泄露一分慈爱，就惹得年轻人感动于“权威低头”“巍峨和解”。

他们是支离破碎、偶然闪现的，而夏东海是连贯、具体的；他们是戏剧化的，而夏东海是日常的。多数时候，夏东海在家庭里没有隐身，也不刻意在某个瞬间出现，他会系上围裙，炒几个好菜，和妻子商量好时间，给孩子辅导作业，请假给孩子开家长会……他不做带着“强调性”符号和“壮烈”意义的父亲，而是选择做一个有人性的父亲。

《家有儿女》因为有了夏东海，一个前所未有的理想父亲形象，最终成为一部“科幻片”。

理想的父亲，让孩子成为理想的自己

BBC一篇题为《成为好父亲》的报道写到，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人们对父亲在孩子成长中的作用的研究还很少。父亲最重要的工作被认为是在经济上支持母亲，而母亲又是孩子的情感支柱。

随着时间的推移，“好父亲”的标准发生了变化。“如今，许多父亲都以敏感、关爱和亲力亲为而闻名。越来越多的研究正在改变我们对父母如何从一开始就塑造孩子生活的理解，挑战传统的为人父母观念和性别观。”该报道写道。

在《父性》一书中，意大利心理学家鲁格·肇嘉认为，父亲的形象曾经是英雄式的、完美的——父亲成了美学理想的典范。父权制的发展，则令父亲变得强硬——制度甚至取代了父亲的位置，父亲越来越难以成为人类情感的对象，而是成为制度职责的代名词。

“普罗米修斯对宙斯的不顺从不是因为触犯了神，而是因为背叛了父亲。背叛父亲比背叛神的罪孽更深重：神对人类漠不关心，他们的权利——要求人类服从他们——是间歇性的，而父亲总是拥有这种权利。”

因此，观众对卸下盔甲、拥抱孩子、柔顺温和、让渡权威，也不惧怕“被更强大的温柔力量威胁、打败”的夏东海产生欣赏，并称其为“理想东亚父亲”，是整个社会对父亲形象的理解和想象的进步。

关于“父亲”的负面形象多种多样：暴力的、情绪难以自控的、不思进取却对子女日益刻薄的、急于收割却不问前程的、只接受子女这只基金涨价却厌恶任何成长烦恼反馈的，甚至缺席的、不负责任的、将更多责任转嫁到母亲身上的，更别提那些回避沟通的、毫无幽默感的，甚至没发展出成熟人性就成为父亲的。

但夏东海跟这些负面词汇相去甚远。在毫无血缘关系的刘星身上，他践行了鲁格·肇嘉所说的理念：“父亲身份是一种心理和文化的事实；而生理的父亲身份并不足以保证其存在……父亲身份必须被宣告和创立，而不是在孩子出生的那一刻得到展示，它必须在父亲和孩子建立关系的过程中一步一步被揭示出来。”

观众每每提起对夏东海的美好回忆，总会从他精心打理领带，洋溢着一种与有荣焉的笑容的那个时刻开始：“我一出现在家长会上，就等于向刘星的老师和同学们宣布，我们家刘星再也不是单亲孩子了。他有一个新爸爸，那个人就是我。”

主动向孩子靠近，展现接纳的善意，应该是一个成年人的责任，而非对自我权威的折损——否则这父亲的权威也太脆弱、易碎了。

调皮捣蛋的刘星，被母亲刘梅嫌弃“吵闹”“猴精”，是夏东海将“调皮”转译成了“旺盛的生命力”——一个理想的父亲，能够让孩子成为理想的自己，也能启发别人学会欣赏这个孩子，并愿意为这个孩子鼓掌。这样的父亲，或许就是孩子学会自我欣赏的灵感之一。

刘星犯了错误，夏东海会出现在他身后，从容不迫地点头：“我对你这种敢于直面错误，勇于承认错误的勇气，有点敬佩啊!”“如果你需要我帮什么忙的话，我很乐意效劳。”

有多少父亲愿意用这种口吻和方式，耐心地帮助孩子理解人生、建立自我呢？

这种“从容不迫”的定力、保护孩子的能力、解决难题的信心，很难不让孩子对成年人产生真正的信任，他们在面临成长的转折时，也将更平顺地过渡。

在“看到孩子”的同时“看到自己”

夏东海和妻子刘梅是一组对照。后者渴望为孩子筹划更好的未来，焦虑、急躁，希望培养孩子的责任心、与周遭世界建立关系的能力。夏东海提供的则是更有弹性、更有商量、更多维度的柔软空间——这跟现实里惯于逃避情感连接和冲突的父亲全然不同。

“反正我不能像小雪似的，每次考试都得满分”，刘星说。这时他当夏东海的儿子刚满两个月。“没关系，你现在两门功课加起来得满分”，夏东海回答。

这段对话出现在《好爸爸》这集，夏东海没有“鸡”刘星当个好儿子，而是“鸡”自己当个好爸爸：“你理想中的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你可以告诉我，我往那边靠拢哇。”——有多少父亲愿意“屈尊”地、谦逊地问孩子这个问题呢？

刘星的回答挺实在：“好爸爸守则第一条——老妈刚要打孩子的时候，您要出现，说不要打孩子！孩子是祖国的花朵！不要把他的叶子打掉！”刘梅进来，问“干啥呢这是？”，夏东海轻松笑笑：“我发现刘星这孩子挺逗，而且对我要求还不高。”

社会对母亲的期待一直在变化，对父亲也一样。但现实中，一些父亲非但不能梳理局面，反而制造混乱，让孩子承担了反向照护家长的职责——心理学研究表明，这种创伤往往会在孩子成年后显现得更沉重，他们需要花费漫长的时间学习被爱的能力。

而夏东海并非回避型人格者，他对家庭事务的参与性和决策力都很高，同时并没有继承上一代的古板、死硬和轻视女性——夏爷爷说刘星姥姥是担不起事的妇道人家，一遇到事不是提心吊胆、哭天抹泪，就是头晕心跳、血压高，没什么能耐。

刘星姥姥则四两拨千斤：“我再没能耐也不会把饼烙得跟马掌那么硬，让夏雨硌掉一口牙；我就是再没能耐，也不至于一炖肉就糊，还非得让孩子们吃，嘿嘿。”

对孩子的成长问题，夏东海并不装聋作哑，常常跟刘梅一起讨论，这就跟很多父亲拉开了差距。他劝刘梅给孩子留下喘息的空间：“要先做好一个普通人，保持一个平常的心态，这样才能有利于他将来的发展和成长。”

“一个孩子得不到尊重，她怎么能学会尊重别人呢？”

一个理想的父亲，一定能敏锐地早早发现成长的困境和思维的局限，在“看到孩子”的同时，也“看到自己”——这正是夏东海身上时有闪光的“人性”的温度。他察觉小雪追求完美主义，提醒她“得第一不一定是最好的，最好的不一定得第一”；也肯定屡屡被家人否定的刘星：“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非常重要。刘星就有这种超强的沟通能力。我很欣赏这一点。”

他乐于在当父亲的过程中，作为一个有弱点和局限的“人”，继续成长。

在《家有儿女》最初制作的样本集里，有一个小故事：一个邻居老跟夏家借东西，借了还不还。孩子们说，你们大人就是不敢面对现实。最后，小雪出面，让邻居把东西都还回来了。

“我就是想请教一下，你是怎么说出这个‘不’字的？”夏东海问。“而且不需要理由。”刘梅求知若渴地补了一句。小雪昂起头：“说‘不’本来就不用理由，我有权利拒绝别人。”两个大人面面相觑——人生这课，学无止境，有些人轻易就做到了，而有些人异常艰辛。

夏东海还会跑到孩子们的房间认错。“爸爸今天早上心情不好，不应该把气撒在你们头上，所以特地来向你们道歉。”

在“男子气概”这件东亚父亲莫名执着的事上，他也不是个亦步亦趋的模仿者。“爸爸的行为不是软弱。真正的勇敢不是要和别人打架，也不是在小事上跟人计较去争强斗狠，而是在真正的危险面前临危不惧。”“无论任何时候，我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不存在的“理想父亲”？

《家有儿女》总编剧臧里写这部剧之前，参与创作了《我爱我家》《候车室的故事》《浪漫的事》。在央视一档节目里，她介绍了编剧组如何设计人物：夏东海在国外待过，对西方教育理念学习得多一些，又是做文字工作的，知识层面高一些，开放、睿智，能理解别人，也比较幽默，对孩子很宽容。

“因为中国（人）对孩子的教育确实缺乏幽默感，有时候，幽默是一种很好的化解的力量。”

夏东海不是靠他自己成为“理想父亲”的。父亲的具体形象，得在和家庭建立关系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地被揭示出来。

伴侣刘梅、三个孩子、爷爷和姥姥这些家庭成员，以及周遭的邻居、朋友、亲戚、同事等各具性格的人，一起帮助夏东海成长为一个更丰富的“理想父亲”。

过去的观众已经长成大人，经受现实的锤打之后，有人批评《家有儿女》是“科幻片”，夏东海则是不存在的理想父亲。

但观众提及的“科幻”情节，很多时候恰恰是“常识”：一个父亲该是保护孩子的，一个母亲该是关切孩子的，一对伴侣该是权利和责任兼有的，一个孩子该是有七情六欲，又在经历成长之痛时需要援助的。但“常识”和“理想”，有时竟会像一对近义词。

也许，有些人未曾在现实里拥有一位真正称职的父亲或母亲。但人们对爱和扶持的期待，对非暴力的、更有人性的成长的诉求，是真实的。这种真实，是人类对自我关怀的“常识”，而非束之高阁的“理想”。

历史上，人们一直在强调“父亲”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对父亲的追寻也可能隐藏着对个性化的抗拒自性化的嫌疑。要将自身托付给一个外在的力量。”但或许每个人可以生长出属于自己的力量，那个力量既不叫“父亲”，也无须叫“母亲”。

据《荆州日报》旗下冷暖视频报道，4月26日，网上流传一段视频显示：在山西运城，一辆问界M7车辆在高速路段发生交通事故，该车辆撞上养护车后起火，车上3人遇难。逝者家属称，事发两个小时后才得到消息，问界客服打电话来询问“售后体验”，而不是介入救援。家属提出几点质疑，包括出事车辆仅提车3个月，宣传的车辆AEB和GAEB没有自动紧急制动？为何电池阻燃材料和热失控保护技术撞击等未能发挥作用，电池仍旧起火？为何安全气囊没做到保护？

对此，今天中午，AITO汽车官微发消息称，2024年4月26日16时34分左右，一辆问界M7 Plus在山西运城发生严重交通事故，对于事故中出现的人员伤亡，我们深表痛心，对遇难者表示沉痛的哀悼。

根据国家平台数据接入管理规定，获悉该车辆发生事故时车速115km/h，安全气囊正常打开，动力电池包特性均正常。我们正在积极配合当地交警部门开展事故调查，提供一切必要数据还原事故原因，并对家属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具体调查结果请以后续交警部门通报为准。

据正观新闻报道，4月27日，网友沐沐（化名）在社交媒体发帖称，她的弟弟驾驶华为问界M7在山西省夏县段高速行驶，在超车道上与前方洒水车追尾后起火，她的丈夫、弟弟和刚满2周岁的儿子遇难身亡，此事引发网友热议。

沐沐告诉记者，事故发生在4月26日下午4点左右，当时她不在现场，等她看到遇难的家属后已经是晚上8点，事故现场的视频都是网友拍的。沐沐发文称，希望联系到目击者了解相关信息，“我现在只想要一个真相。” 图片来源：逝者家属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视频截图图片来源：逝者家属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视频截图

此外，沐沐还质疑养护车辆速度是否合法，她指出，事故发生后，车内安全系统未能有效发挥作用，包括自动紧急制动系统和热失控保护技术。沐沐发文提到，家人驾驶车辆为华为问界M7 Plus后驱版5座，于1月14日在运城4s店购买，“才3个月的新车华为M7问界，事故发生时，车辆安全功效发挥作用了吗？”

28日，记者联系到了华为问界客服，工作人员称，针对此次事故非常重视，对于事故中的伤亡，深感遗憾和痛心。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小组前往事故现场，现场救援也在全力配合交警部门进行调查工作。

记者联系了运城高速交警，截至发稿，未得到回应。

据中新经纬报道，从事故视频来看，问界M7的隐藏式车把手疑似并未弹出，有几人在尝试砸车窗。

据红星资本局，记者此前走访发现，20万元以上的新能源汽车几乎全部采用隐藏式门把手，甚至包括一些10万元以下的车型。但各大品牌甚至同品牌的不同车型，可能采用不同形式的隐藏式门把手，对于很多首次接触的消费者来说，“打不开车门”成为他们看车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隐藏式门把手被很多人认为是事故救援的拦路虎。

汽车独立分析师刘昊向记者表示，“正常情况下在发生碰撞事故后，车门中控锁都会自动解开，这与门把手是否隐藏无关。”

“很多人把安全问题归结于隐藏式门把手，主要是因为路人救援时的第一反应是尝试拉开车门，如果连门把手在哪儿都找不到，会更加焦虑。”在刘昊看来，应该对隐藏式门把手制定行业规范，“门把手标准化，便于公众了解如何开门和救援。”

特斯拉、别克、蔚来等车企的工作人员均向红星资本局表示：“在碰撞后的极端情况下，如果未能自动解锁，外部救援必须破窗。”

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第一季度，赛力斯(91.150, -4.25, -4.45%)汽车销量达到94825辆，同比增长374.77%。AITO全系3月交付达31727辆，其中，问界新M7销量持续稳健增长，单月交付新车24598辆，上市累计交付量超过12万辆，不断刷新中国汽车品牌单车型销量新纪录。

看俺老福特用咱美利坚“遥遥领先”的技术，教教小日本什么才是真正的造车！

于是福特汽车在1971年隆重推出了平托车，并迅速风行全美甚至西方世界，这车在1970年9月11日发布（瞧这倒霉日子），到1971年1月份销量就突破了10万辆，并且在年内卖掉了35万辆。

在此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平托车总共卖出了1250万辆，成为了整个70年代全美最畅销的车型之一。

美国人钟爱平托车，使之成为国民品牌，主要倒不是基于“美国人买美国车”的民族自尊心。实话实说，平托车初看起来，确实堪称工业设计的杰作，外形漂亮、省油，而且廉价，总重不到2000磅（不到一吨），售价不到2000美元，而美国人当时的人均年收入已经超过了1万美元大关，这意味着一个普通美国人，攒三个月的工资就可以买一辆平托车。

漂亮、省钱、不费油、还是本国国产，消费者何乐而不为呢？这种车谁不愿意买？

可是很快，平托车出事了。

1972年，就在平托车隆重推出的第二年。一个十三岁的小男孩乘坐邻居阿姨驾驶的平托车经由高速公路回家，行驶过程中车子突然减速，导致后车追尾，平托车立刻发生爆燃。

驾车的那位邻居阿姨当场就被烧死了。幸好此时的纯机械车门还不存在自动锁死的问题，所以小男孩被抢救了出来，但全身高达90%的面积被烧伤，之后的六年中，小男孩经历了60多次手术才勉强活了下来。

这样的惨剧发生了，小男孩的父母当然不算完，他们怀疑平托车的设计存在问题，怎么会跟打火机一样一碰就着呢？于是一纸诉状将福特汽车告上了法庭。

但是一个个体，想要跟福特汽车这样大的公司斗，注定是非常难的，福特汽车公司有非常完备的法律顾问团体，请得起全美最顶尖的专业律师为其辩护。

何况交通事故这种事，太专业、太复杂了。真要追索起来，你怎么保证事故不是司机不正确驾驶，后车超速造成的？当天路况是否特殊？

一系列合理怀疑，可以构成一个庞大的真相迷宫，而福特公司可以在这个迷宫中与家属兜兜转转，最终把家属拖得筋疲力尽，事情也就私了。

但是1972年的这起爆燃案有点特殊，幸存小男孩的父母不忍心看到自己孩子受苦而没个说法，选择了硬着头皮，不畏艰险，将官司与福特汽车打到底。而全美的媒体则持续跟进这起事故的调查报道。

媒体报道引发了越来越多平托车用户的注意，很多人看到了报道，才发现自己身边发生平托车爆燃事故原来不仅仅是“孤例”。

于是慢慢的，平托车的受害者们开始组建团体，集体对福特公司发起诉讼。案件至此终于摆脱了一家巨无霸公司与一对父母的不对称诉讼。成为了一场大规模的调查追责。

当然，即便事已至此，福特公司仍有可能“搞定”这个事件，毕竟造车他们专业、律师也牛逼。找一点无关痛痒的小错误，避重就轻的承认一下错误，说“我们犯过一点小错误，现在纠正了”，小规模召回一下，平托车还可以继续卖么。

然而恰在此时，1977年，一篇报道，给平托和福特信誉的棺材板上敲上了最后一根钉子。

这篇报道名叫《疯狂的平托》，长达十数万字，是自由记者麦克·道伊集数年之力、花费无数心血、克服重重困难写出来的调查性报道。

该报道用翔实笔调、大量的访谈和看似平淡的文风，向人们还原了平托车的恐怖真相：

原来，平托车容易发生追尾爆燃的原因，在于它的紧凑型设计和发动机油箱后置这两个特点的组合。急于抵抗日本汽车入侵的福特公司给工程师下了限期的死命令，而美国工程师显然还没有设计紧凑型车型的经验。他们在仓促之中将位于尾部的油箱设计的离后保险杠和后轴太近了，且下沿低于汽车后轴，这就导致只要平托车发生哪怕最轻微的追尾事故，油箱也会“一打就着”，发生车毁人亡的事故。

但最骇人听闻的还不在这里。文章接着写到：在平托车发售前，福特公司在模仿事故实验中其实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在全部11辆平托车当中，有8辆被撞击后出现了潜在的严重油箱管路破裂问题。在真实环境中会立刻引发爆燃。

于是有工程师就提出修改建议，认为可以通过在油箱内安装防震的保护措施来降低风险，而这个防震措施其实非常廉价，只需要11美元就可以办到。

但是，福特汽车最终愣是没有支付这11美元，而是坐视明知有问题的平托车走向市场。

为什么？

因为福特公司算了一笔账：

如果公司为每辆车增加11美元的成本，改进这个漏洞，那么1250万辆车，总计成本支出共1.375亿美元。

可如果不花这11美元，而是让消费者直面油箱爆炸的事故危险，那么预估在所有可能的事故中，会有180人死亡，180人受伤，2100辆车被损毁。

而按照美国当时交通事故发生后的赔偿标准，死一个人赔偿20万美元，烧伤一人赔偿7万美元，每辆车报废赔偿700美金，所有费用加在一起，总赔偿不到5000万美元。

1.375亿>5000万，这是一道冷冰冰的不等式，而福特公司在这道不等式面前作出了一个符合他们利益、精明却残忍的选择——放任平托车上市，去烧信任他们的美国老百姓！

是的，身为企业的福特，居然这么消费用户的信任与爱国热情。

于是，平托车诉讼案，造就了美国乃至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汽车赔偿案——法院最终判赔福特汽车公司赔偿车祸受害者家属116亿美元。福特汽车则被迫召回所有问题车辆，并承诺假装更强力的保险装置。

然而没用，用户对这款车型乃至福特汽车的信任在这场官司中已经被“信用清零”。风光一时的平托车最终在1981年被迫停产。并被《时代》杂志评为有史以来最烂的50款车之一。

而美国汽车行业也在这场案件之后，进入了80年代的大衰落时期。曾经的汽车城底特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逐步凋零最终破产的。

所以，福特汽车的这个小算盘最终还是失算了，失算的原因是在精明的数学计算背后，他们有这样几个没算到：

第一，他们没算到那个男孩的父母在孩子在被烧毁一生之后的不依不饶，7万美元、20万美元，以及之后福特汽车许诺的更多赔偿确实算是一笔巨款，但是这对父母始终不肯与福特汽车达成庭外和解——也就是“私了”。他们顶住压力，始终要求司法的公正，相信法庭会在调查之后把真相查个水落石出。

第二，他们没算到媒体的持续跟进与报道。

平托车虽然存在设计的缺陷，但事故毕竟是个小概率事件，如果福特公司能够在每一次车祸发生之后单独与车祸的受害者博弈，那么就可以把所有受害者都关在其个体偶发受害的“笼子”里。

受害者是个体而福特是公司，在这种博弈中受害者是很难玩得过福特这样的大企业的。

可是正是由于媒体跟进报道的存在，让受害者们发现他们遭遇的车祸不是偶发事故，于是偶发事故被关联起来成为公共事件，而公共事件则引发了受个体害者、甚至所有平托车的消费者能团结起来与公司博弈，最终扳倒了福特这样的巨无霸。

案发后平托车主的自嘲：“离我远点，我会爆炸！”

第三，他们也忘记了，美国新闻界有麦克·道伊这样奇特的自由记者。

这个麦克·道伊也真的是个轴人，他背后没有任何大媒体给他发工资或提供保护，就是自己一个人坚持不懈的查了数年，最终搞出了那篇《疯狂的平托》，把这款“移动火葬场”送上了绞刑架。

当然，我觉得，福特汽车公司似乎也忘了使用一种大杀器。

那就是民粹主义的大旗。

仿照现在中文互联网上某些甚嚣尘上的调调，福特公司本来完全可以这样自我辩解：

“我福特为什么要生产平托车？那是因为小日本正在威胁汽车生产这个我们的国之命脉啊！你看看现在满大街跑的丰田、本田、马自达，长此以往美国汽车产业不得垮掉么？你们忘了日本人二战中恐袭珍珠港给我们的耻辱了么？抵制日货，支持国货！

所以福特公司是美国的民族脊梁！平托车是产业之光！偶尔出个事故，烧死几个人怎么了？美国两亿人口，死不到200人等于没死么。再说了，甭管事故原因有多么复杂，责任到底在不在企业方，我们都赔钱了啊，大部分家属也都接受补偿，情绪稳定。这事儿哪说哪儿了就是了。

所有敢借此事机黑平托车、攻击福特公司的喷子，都是汉奸！啊不对，都是美奸！

尤其是那个该死的麦克·道伊！就没有人觉得他很可疑么？这家伙连续几年别的事儿啥也不干，就专盯着平托事故进行调查，最后扒出了那么多黑料。严重泄露商业机密的事情我们就不追究了，他这么长时间跟查这么久，到底是谁资助的？

我们呼吁有关部门好好查查这个人，很可能他就是小日本安插在咱美国的商业间谍！甚至苏联间谍！

黑我们的民族品牌就是危害我们国家的利益。这小子良心大大滴坏了！必须死啦死啦地！”

没有，福特公司到最后也没敢举起这杆民粹主义大棋肆意挥舞，混淆视听。

因为美国老百姓不太吃这一套。

虽然川普的MAGA在美国也有相当的煽动力。但“让美国汽车重新伟大”和自己坐到移动火葬场里不知何时免费烧一次之间，究竟孰轻孰重，大部分美国人还是拎得清的。

他们不是不爱国，只是爱的没有那么傻。福特是福特，美国是美国，我自己和家人的性命得由自己的的选择负责。

所以福特汽车最终失败了，美国汽车行业在短时间内遭遇了沉重打击。美国人看似是为了珍视自己的性命，放弃了曾经引以为豪的产业。

可是从更长远看，真的如此么？美国真的因为这场案子“亏本”了吗？

未必，美国汽车产业在该案之后虽然受到了冲击，却没有垮掉，这其中的原因更耐人寻味。

时下很多人，把汽车看做能移动的“沙发、冰箱、大彩电”。

我必须说，这种认识错的离谱。

这个世界上的工业品分为两种，一种，我们不妨称之为工业品A,比如沙发、冰箱、彩电、智能手机这些产品。

这些就是纯粹的生活用品，即便造的不好，也很难危及消费者的生命。所以这些产业很适合“新势力”下场、一旦有机会、获得大投入，就可以实现对老牌企业的弯道超车。因为手机么，即便这一款产品设计存在缺陷，碎屏、电量不足、过热，都没关系。

因为它不危及消费者生命。这次没做好，迭代一下，明年再造个PLUS改进掉，就可以了，不妨碍让消费者继续买。

但另一种工业品，我们称之为工业品B，比如汽车，它们的产业逻辑是不一样的。

一个大活人坐到车里，相当于把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交给了造车者，这丝毫轻忽不得了，稍有差池很有可能就是人命关天。

所以汽车这种产业是不适合“新势力”搞大跃进式的弯道超车的，哪怕是福特这样的老牌车企，第一次尝试搞紧凑型轿车，还是仓促之中翻了车，赔成那个熊样，大家都看见了吧？

汽车是一个异常精密而复杂的系统，这个系统不允许过于随意而仓促的加加减减，一年搞一次甚至几次迭代。真出了事故请问你怎么对得起购买你的用户呢？

你总跟用户的在天之灵说：“不好意思，我们刚进入该领域，造车经验难免不足，明年我们会推出该车型的PLUS版，生产技术继续遥遥领先！期待您的继续信任、选购！”

对于工业品B，什么东西最重要？不是价格，不是外观，不是更多更花里胡哨的功能。而是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安全信任——我信你不会为了省那11美元，让我的生命冒风险。

那么这种信任怎样才能建立呢？靠福特这样的企业自主规制，或者写血书保证“美国人不骗美国人”，你觉得可能么？

资本永远是逐利的，没有规制，他们会为了牟利踏平世间的一切。

所以只能仰赖舆论的监督和司法的公正。

我们试想一下，如果福特公司当年在平托车案发之后，真的有能力“压”住这个事件，把受害者和家属都摆平了，美国媒体也对此事装作没看见、不监督、不报道。法院也纵容、偏袒福特公司。那么此事后果会怎样呢？

有句话说得好，“你能在某些的时间里欺骗所有人，也能在所有时间里欺骗某些人，但无法在所有时间里欺骗所有人”。设计存在严重缺陷的平托车，早晚是会东窗事发的。

如果不在美国人自己这里，而是在别国东窗事发，全世界都会看到福特公司的一手遮天、美国媒体的监督无力和美国司法对这家企业的偏袒。

到那个时候，福特还能有什么国际信誉可言呢？消费者，尤其是海外消费者还怎么敢去买这家公司的汽车？除非他们不要命了。

到那时，福特也许可以继续忽悠少数美国爱国者买自己的汽车，但这种“骗粉”模式是长久不了的。整个美国汽车产业会因为丧失信誉而丧失海外市场，并进而因为丧失了信誉和用户反馈而沦为闭门造车，最终失去市场活力。到那时才是整个美国汽车产业的真正末日。

这种灾难性的情况其实在另一个国家发生过，这就是冷战时期的苏联。

是的，作为美国曾经的最强劲的竞争对手，苏联也曾下大力气研发、推广过自家的汽车产业，我们俗称的“嘎斯车”就曾经是苏联高尔基汽车厂的拳头产品。苏联曾经用成吨的黄金为高尔基汽车城引进汽车生产线。

但这些对汽车工业投入最终全部都打了水漂。道理很简单，因为嘎斯车的口碑是与高尔基汽车厂相绑定的，而高尔基车厂作为一家苏联以举国之力重点培育的国有企业，又跟苏联的国家信誉相绑定，批评嘎斯车约等于批评苏联。毕竟国家投入了那么多，给你造出嘎斯车，你怎么能不满意呢？你怎么敢不满意？

于是在严密的层层绑定和保护之下，用户给嘎斯车的评价于是只能是永远的“五星好评”。用户反馈机制彻底丧失掉了。

高尔基汽车厂的工程师也许很聪明，但他们无法改进嘎斯车，因为他们得不到反馈和压力，无从依据使用需求去改进自己的生产。经常是一款汽车一用十几年——因为生产者真的觉得这样造车已经完美了。

可是在苏联民间，受压抑的对嘎斯汽车的吐槽却在以苏联笑话的模式疯狂流传，比如：

一辆嘎斯车停在路口，绿灯亮了也不开，为什么？

答案是：因为车轮胎上，粘了一块口香糖。

最终，苏联汽车只能在盲目的迷走中最终沦为一种工业垃圾、一个真正的笑话。这就是因为失去了监督而丧失了反馈，因丧失了反馈而丧失产业活性的典型案例。

我们得到了一个与直觉看似完全相反的结论——在骇人听闻的平托案发生后，拯救美国汽车产业不至沦亡，让其在今天的汽车工业中依然占据一席之地的“最后保卫者”是谁呢？

是一定要为受害的孩子讨回公道的父母们；

是锲而不舍、数年如一日持续跟进报道、追查的记者道伊和他的媒体同行；

是不顾什么“福特是美国的企业之光”，严肃还原真相、最终秉公作出判决的法院。

对自身权利而非“宏大叙事”的重视，舆论监督的锲而不舍，司法的公平公正。是这些，而不是福特公司的隐瞒，最终重建了美国消费者对福特车，对所有国产车的信任。

看来，想造一辆靠谱的好车，还真不是单纯技术和烧钱的事儿。

这世上有些东西，光靠“科技与狠活”是搞不定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