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人物｜婚房里的强奸案
按：这篇报道从女方的视角还原了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的始末，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男方女方虽然都身为成年人，却缺乏独立性，他们仅仅是作为各自的原生家庭的工具和棋子出现的。
展开全文
2025年4月16日，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二审宣判。
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法官在判决书中写到：“被告人违背被害人意愿，强行发生性关系，构成强奸罪。”在随后公布的《审判长答记者问》中，司法系统发出了清晰的声音，重审了朴素的法律原则——“与妇女发生性行为不能违背其意志，与双方是否订婚没有关系。”
过去两年里，这起强奸案多次登上热搜。其实案情并不复杂，但却因双方的订婚关系、18.8万的彩礼、性同意等议题，被迅速推入舆论漩涡。在复杂的舆论光谱中，受害者及其家庭的贞洁、动机与人格，经历了一次次的残酷审判。
早在2024年初，一场大雪过后，我就曾到过大同阳高县，找到了案件中的两个家庭，到达了案发现场，看到了与之相关的材料，包括视频监控、通话录音、聊天记录、合同文件……试图了解这个案件的全部细节。
被卷入的双方，观念不同、立场不同，但不得不面对一些共同的问题：亲密关系里的性同意和性暴力，究竟是怎么回事？对这两个条件普通甚至是贫穷的家庭来说，彩礼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他们看待性的观念如此不同？以及，对受害者来说，要怎么结束这一切。
3小时
2023年5月2日下午3点，山西省大同市阳高县，一对年轻男女走进了县城里一栋居民楼。
对阳高县居民来说，这是一年中最宜人的季节。这里与内蒙古接壤，北风劲吹，冬季漫长，土壤封冻。但这天气温在11度到27度之间，不冷不热，正值五一假期，县城比往日热闹。
下午3:05，电梯监控记录了他们停留的一分钟：女生长发，绑马尾，穿一件黑色短袖，男生穿白色衬衣，戴眼镜。女生穿的短袖是奥特曼的图案，拍一拍会发光，她拍了一下，灯亮了，身边的男生也伸手拍了一下。接着，男生抱住了女生。女生有没有回应，视频里看不清楚。14层到了，他们出了电梯。
他们再出现在电梯里，是3小时以后。下午6点左右，他们在13层上了电梯，又在14层下去——女生是被男生拽着的，她看起来情绪不太好，想挣脱，想往地上坐。第二天她母亲拍摄的照片显示，因为拖拽过于用力，女生的胳膊留下了淤青，有清晰的手指印。
电梯一进一出，两段视频，两人的关系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
他们本是刚订婚的情侣，男生27岁，女生24岁。前一天办完订婚宴，案发当天的午饭，也是两家一起吃的，按照大同风俗，女方回请男方，叫“请女婿”。吃完午饭，他们进入的房子，是男方准备的婚房。但就在当晚10点52分，女生报警，电话里她说，自己被男生强奸了。
房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公安局做笔录时，双方陈述了各自的版本——他们到达房间后，因为忙订婚太累，两人睡了午觉。5点左右，男生提出发生性关系。至此，说法出现分歧。
女生说，她拒绝了这个提议。他们之前约定过，拒绝婚前性行为。为了抵抗对方，她躲到房间榻榻米的角落，对方抢走了她手上的被子；她大喊大叫、踢衣柜，男生让她别叫；她躲到窗帘后面，男生一把揪下了窗帘。强行发生性关系后，她想走，男生不让，她为此点燃了房间的柜子、客厅的窗帘。男生去检查火的时候，她跑出房门。电梯不来，她就从消防楼梯往下跑，刚跑了一层，男生就追了上来，“我大喊救命，但是没有人理”。
但男生说，女生当时没有任何抵抗。至于点火、逃跑，是她事后情绪不稳定。
之后，警方进入房间，搜集了一些证据：除了女生的身体检查结果、手臂淤青、证人证言外，他们还提取了电梯监控、案发时的床单（检出了两人的DNA）。客厅里有被烧焦的窗帘，卧室里也有被扯掉的窗帘，房间柜子有被火烧过的痕迹。
几个月后，阳高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男方席某某违背受害人的意志，构成强奸罪，判刑三年。为了回应舆论质疑，阳高县人民法院还发布了一份《答记者问》，法官解释了判决的原因：双方虽已订婚，但女生明确表达过，反对婚前性行为。案发这天，男生还是强行与她发生了性关系。“虽然事后双方有协商的情节，但不影响认定席某某的行为构成强奸罪。”
法官的讲述，也认定了女生的说法——事后，她情绪激动，实施了点火烧卧室柜子和客厅窗帘等行为，还逃出房间，通过步梯下至13层呼喊救命，后被强行拖拽回房内。
其间，她的手机被拿走，直到回家途中，母亲打来电话，她才重新拿回手机。
3个月
很难说清楚，这对情侣对彼此有多少了解——从2023年1月30日相亲，到2023年5月2日案发，他们相识还不足100天。
男生席阳，27岁。他家在阳高县龙泉镇的一个村子里，两间平房，两张大炕，父母种地，种玉米，还养了上百头猪。他有个姐姐，大他好几岁，已经结婚生子。很自然，他一直是家里最受宠的孩子。他母亲甄丽讲，“我们家孩子是老小，家里的事不用他操心，就活得自由自在，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席阳中专毕业，十几岁就出门打工，在上海待过四年，做地铁安检员。上海房价太贵，留不下来，疫情前，甄丽让他去了北京——离家近，坐高铁就一个多小时。在北京他做过外卖员、快递员，最后一份工作是装修公司的销售。疫情期间工作不好做，存不下钱，爸妈贴补他。2022年底他决定回家，在阳高本地一家大数据公司找到了新工作，做运维，月薪4000元左右，两班倒，公司给交五险一金。
回家了，工作也稳定了，他的婚姻就成了父母最着急的事。早在2017年，他们就在阳高县城给他买了房子，两室一厅，20多万，连装修、买地下室，一共花了40万。2022年，又给他买了一辆车。
他家的话事人是他妈妈甄丽。甄丽短头发，和丈夫浓重的口音不同，她能说普通话，和她打交道，能感觉到她的温和有礼，里头也有强势。甄丽不爱社交，平常埋头在家干活，“不好出门”，所以没人给儿子介绍对象。2022年年底，她找到了县城的一家婚介所，把席阳的资料，交给了媒人孙桃花。
没过多久，孙桃花打电话给甄丽，说有个女孩，“很适合你家儿子”。这个女孩，说的就是朱斐。
朱斐，1999年出生，当时23岁，刚刚大专毕业。她也是阳高县本地人，和妈妈住在县城的平房里。朱斐的相亲资料，也是妈妈递过去的——她年纪小，没想着找对象。这之前，她在太原读书，在山东威海实习过一年，又到太原工作了一阵。2022年底，疫情严重，妈妈让她辞工，回了家。
2024年1月，阳高刚下过雪，气温接近零下20度。来自内蒙古的北风吹过来，带来雪与冰。在朱家院门口，我见到了朱斐的妈妈。她今年62岁，长头发，白发一缕缕。她说，自从“出事”之后，女儿受了刺激，精神不稳定，所以她没办法邀请我进门。我们裹着袄子，站在院子里，在呼出的白汽里说话。
她告诉我，朱斐3岁时，她和前夫离婚，3个儿子归丈夫，女儿归了她，跟她姓。她管得严，女儿从来没谈过恋爱。“我经常教育孩子，咱们到什么年龄，办什么事。咱们是学生，不搞对象”，“她胆子小，怕得不行，就怕遇上渣男”。
等到朱斐大专毕业，朱斐妈妈想法变了——她过了60岁，身体越来越不好，有萎缩性胃炎，睡眠也糟。她想赶紧“给孩子安排个合适家庭”，万一自己哪天有什么闪失，女儿结了婚，她也安心。
2023年1月31日，席阳和朱斐，还有两位母亲，四个人在婚介所见面了。这就是相亲。
在阳高县，婚介所依然是一种挺有市场的婚配方式。除了线下门店，婚介们（通常是女性）也会在抖音、快手开号。介绍席阳和朱斐认识的婚介孙桃花，在快手就有近万个粉丝。她经常在晚上开直播，找对象的男女可以在她的直播间连麦。这也是她们招揽顾客、增加知名度的一种方式。
通过婚介所找对象，对这些没有门路和关系的家庭来说，是一个省心的选择——婚介有一套完备的流程，会在男女相亲的全程提供服务：找对象的男女，交几十元报名费，把资料交到婚介所，婚介就会推荐相亲对象；两人第一次见面，婚介提供场地、茶水；见面后，婚介询问彼此的意见，推进进程；如果男女谈得来，她们就会催促订婚。现在的彩礼重，一旦涉及到钱，为了避免纠纷，婚介还会提供合同，让双方签字。
男多女少依然是一个普遍现象。婚介孙桃花发布的视频可见，征婚的男嘉宾排号排到了590多位，而女嘉宾是200多位。
男女订了婚，婚介才收中介费。席阳和朱斐订婚后，双方都付给了媒人孙桃花1000多元。
钱、情、性
2023年1月30日，这一天的相亲算得上顺利。席阳和朱斐，还有两位母亲，聊了一上午，一起吃了午餐。第二天，席阳邀请朱斐出去玩。之后他们又见了几次面，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
甄丽看得出来，儿子喜欢这个姑娘。之前他也相亲过，但没成功，“（这次）一相就相中了，我还觉得挺好的”。
关系进展得很快。认识第5天，在微信里，席阳向朱斐提到了“订婚”。这也是甄丽的意思，她想，既然两个孩子合得来，她想看看女方家里要多少钱。如果太高，他们接受不了，就及时止损，“不想让我儿子付出这么多”——他去女方家，水果一买就是几百块，还要约会，都花钱。如果真订婚了，这样付出，甄丽能接受。
认识第6天，也就是2023年2月5号，席阳向朱斐提出了一个彩礼的方案，18.8万，包五金。他让朱斐和母亲商量，朱斐表示同意。18.8万这个价钱，在当地算高，但也不算太夸张，为了儿子能结婚，家里咬咬牙掏了。朱斐的母亲也说了，彩礼她不留，婚后会让朱斐带回小家。
但关系进展太快，虽然谈着彩礼，但朱斐也表现出了犹豫和不确信。她大专毕业，觉得在阳高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本打算过完年，就和同学一起去西安工作，票都买好了。她还打算走，意味着这段感情在她心里的分量没那么重。
席阳挽留她，让她留在县城工作，她没有同意。但出发前夜，她母亲拦住了她。母亲的意思是，她既然相亲了，找了个对象，就不要再出门了，留在阳高好好恋爱，在本地找个工作也行。
朱斐最初很难接受，她在微信里跟席阳抱怨，阳高的工作机会少。席阳建议她去做淘宝客服，或者去移动联通营业厅工作。她找到一个招聘信息，发给了席阳，是县城一家公司招聘办公室人员。
交往时，他们呈现出不太一样的爱情观。甄丽说，她儿子比较大男子主义，挑选对象“也很严格”，浓妆艳抹的、穿衣服露肚脐眼的女孩，他不喜欢。他挣得不多，但却说，只要朱斐愿意，她可以不上班，他来养家。甄丽问他，朱斐人怎么样，席阳说的是，“收拾屋子啥的，这方面还行”。朱斐也在微信里问过他，哪个瞬间对自己心动？他说的是，看到朱斐为他整理好卫生间的洗漱用品，他很感动，还拍了照片。但这个答案，朱斐不满意，她说，你娶的是老婆，不是保姆。
性，以及两个人关系的尺度，在他们交往的三个月里，始终没有达成统一。
认识半个月，朱斐就在微信里明确告诉席阳，“咱们也说好，拒绝婚前性行为”，席阳回复了一句，“领证了就是夫妻了啊”，发了三个捂脸的表情。但朱斐的语气很认真，“不出轨，不家暴，不骗我，给我撑伞，别到时候撕烂我的伞”“想好，结婚是很认真的事，别一会一个样”。
朱斐坚定的观念，或许受到了母亲的影响。她妈妈告诉我，她家“家教好”“从来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她认为女人必须保护自己，说得更直接一点，不能有婚前性行为。“你搞对象，你不是女儿身了，别说别人，你自己就（抬不起头）……你要是有孩子了，更羞耻，这咋弄呀？”“咱们还没结婚，不受法律保护，谁能付出那么大的代价？钱（指彩礼）可以退，但是那样（发生性行为）了，能补吗？有孩子了，怀孕了，要是你不要了，我们找谁去呢？”
正因为此，他们交往后不久，有过一次不愉快——朱斐的妈妈要求，他们出去约会可以，但下午6点前必须回家。有一次，席阳接朱斐出去玩，晚上10点才送她回家，她妈妈不高兴。席阳再约，朱斐就不出来了，“你是不是被圈禁了，怎么出不来？”朱斐回复，“还想出来？”“我把我妈微信推你，你问问我妈”。
但男方母亲甄丽，愿意相信另一个版本的故事。案发后，她在网上发帖求助，说席阳与朱斐相识后不久，就去过县城那间空置的婚房，因为她有一次去，看到门口拖鞋的位置动过了，床上有两床被子，床单上有女生的长发。她当时挺高兴，觉得两人感情好，是好事。但后来，她这个说法逐渐演变成“他俩同居过”“他们都在一个被窝里睡过”——案发后，男女双方的笔录都显示，他们此前未发生过性行为。
这3个月里，钱，是双方之间另一个矛盾之源。
席阳与朱斐的聊天记录里，常常谈到钱。认识第一周，他们就在讨论彩礼的价格，当地习俗要给新娘买新衣服，衣服该是多少钱，婚礼时上车、下车又是多少钱，婚戒多少钱……男方应下了18.8万的彩礼。但甄丽说，她家养猪，猪价不稳，收入也有大小年，平均下来一年大概能挣6到10万，这几年花得多，彩礼家里一时拿不出来。订婚时要先给10万，家里没有，她问，能不能先给58000元，朱家不同意。最后甄丽卖了34头猪，又找席阳的姐姐借了3万，凑了10万。
另一个争议是房子。席家为儿子准备的婚房，是席阳单独所有，2023年4月，朱家提出，想在房本上加名字。对这个要求，甄丽不舒服，觉得他们要得太多了，但也不好意思撕破脸，怕婚事黄了。她说，等他们感情稳定了，结婚一年再加名。但女方看来，这个承诺比较虚，他们希望朱斐的未来有个保障。
于是，在5月1日的订婚宴上，双方闹得“不太高兴”——在宴席上，媒人孙桃花拿出已经写好的信纸，一式两份，作为契约，上面写着：席阳本人与父母亲，承诺并同意，席阳与朱斐结婚一年后，房本上加上朱斐的名字。
当时朱斐的大哥也在，看到这张纸上的内容，他指出，“一年后”这个说法不合适，一天也可以是“后”，几年也可以是“后”，他建议，划掉这个“后”字，在结婚一周年当天加名。
两家就这个“后”字掰扯了很长时间。席阳本人倒并不在意，嘻嘻哈哈的，用手机拍了好几段视频。但甄丽不高兴，“当时我就有那个心思，今天别订婚了”。当然她没说出来。他们家每个人都签了字，订婚宴就这样结束了。
接着就是第二天，两家一起吃过午餐，席阳让朱斐陪他去自来水公司，补办家里水表的票据。补完了，他说怕丢了，让朱斐陪他去新房，把发票放下。
下午，强奸案发生。
协商
案发后的24小时，发生了很多事。不仅发生在这对男女之间，真正在博弈的是两个家庭。
朱斐的母亲是最早知道此事的家属。案发后，下午6点51分，她做好了晚饭，纳闷女儿怎么还不回家，给她打电话，过了好一会儿才接，一接通，那边“哭得撕心裂肺”，朱斐说：“妈，我被席阳给强暴了。”妈妈安慰女儿，“不要哭，不要着急，回来再说”。
阳高县人民法院在那份《答记者问》里提到过，席阳拿走了朱斐的手机。我查阅了多份强奸案的判决书，是否拿走受害者的手机，让她无法与外界联系，这是司法机关关心的问题，也是“违背妇女意愿”的一个标志。席阳确实也这样做了——朱斐报警后陈述，事发后，她想回家，席阳拿着手机不给她，后来他们出了门、上了车，手机依然在席阳那里，直到朱斐母亲打来电话。但席阳解释说，当时朱斐的情绪变得很不稳定，“我怕她乱来，就没给她手机”。
晚上7点多，席阳开着车，送朱斐回家。朱斐母亲没有让他们进家门，而是让席阳把车开到了僻静处——她说，那天，朱斐的三个哥哥都在家，她怕他们打席阳。她想和席阳谈谈，但当时她知道的信息很少，只是电话里朱斐的一句话，她被强暴了。
谈话时，席阳开了行车记录仪，朱斐和她母亲不知道。5月2日晚7点27分，录音开始。
这段谈话大概有半小时，一直是朱斐母亲在说话。她大概是这样讲的：
“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慢慢地交往，给对方安全感、信任感，（你这样）只能带来反感。”“你不该得到的，你提前得到了……你要把我闺女一生毁了，说明你原来都不打算娶，你不敢担这个责任。你要是现在做了（发生性关系），房本不敢那啥（加名），那你就是玩。你说玩，咱们就玩？
“明天民政局不上班，后天上班。后天我们去把结婚证领了，再写个约，把房本（加上朱斐的名字）……等（你家）下一批猪卖了，把钱（剩下的8.8万彩礼）给我拿过来。明年你们举行婚礼（2023年是朱斐的本命年，当地风俗认为，本命年不宜结婚），就行了。”
她说话的间隙，席阳一直在附和，表示同意。朱斐没怎么说话，一直在哭。半个小时录音里，就听见她说了两句话。一句是，她跟母亲说，“妈，他不让我回家”。母亲希望把事了了，俩人尽快结婚，但朱斐说，“我不同意，我要是有啥变动呢？”她母亲问她，“能有啥变动？”
这场谈话结束9个月后，我和朱斐母亲谈起当时的情况，她解释自己的用意——发生这种事，女儿已经“平凡”了，不再纯洁了。她想缓和关系，毕竟双方订婚了，得“带着包容心”，但是该做的，男方也得做。“你已经把她女儿身给占了，你给她个名分，这是公道的呀。”她说自己不是为了钱，彩礼她一分不要，都让女儿带回去，“我走个过场，那也是咱的习俗”。谈话时，席阳态度挺好，她就觉得，行，知错改错，不是毛病。
转折发生在事发当晚。从这一晚开始，变成了两位母亲、两个家庭的战争。
晚上8点多，席阳到家，进门就找房本。母亲甄丽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了，他说，要给朱斐在房本上加名，他们发生了性关系。席阳把甄丽拉到车上，让她听行车记录仪的录音。听完，甄丽很生气，“把孩子吓成什么样了”，她觉得既然订了婚，（性关系）是可以发生的，但对方把它作为讨价还价的工具。
县城另一头的朱家，朱斐一直在哭，朱斐母亲心疼，也着急。她一直在等，等他们的电话，打来道歉，说他们会妥善解决、弥补，但她没等到——她说自己要的是一个态度，是尊重，是女儿婚姻的保障。
夜里10点多，她不想等了，主动打给甄丽，但甄丽说，他们成年了，订婚了，“发生这点事也正常吧”，她说自己女儿（席阳的姐姐）就在订婚后和未婚夫住在一起。这话让朱斐母亲很生气，“你们闺女这样正常，我家闺女这样就不正常”，这事不解决，她就报警。“你想咋弄就咋弄吧”，甄丽回复她。
晚上10点52分，朱斐母亲真的报了警。10点55分，警察打给席阳，是他姐姐接的电话，否认了强奸——为了保护儿子，甄丽把席阳的电话卡卸了，换到了自己手机上。无论谁想联系席阳，都由母亲代为回应。
事发第二天，5月3日，朱斐的大哥找到朱家，再次提议，给朱斐房本加名、付彩礼，两人结婚。但席家不同意，甄丽觉得被要挟了，“他们咄咄逼人，我接受不了”。朱斐的大哥愤怒地离开了，走时他说，自己在北京有房，在当地也认识人，甄丽回击他，“你看你开那车，5000块都没人要”。席阳的姐姐还报了警，告朱家诈骗，警方没有立案。
事发第三天，5月4日，情况有了变化——法律规定，刑事案件立案审查期不超过3天，如果3天内不撤案，就要进入司法程序。警方也不想把事情闹大，4号晚上，在阳高县一位民警的调解下，两个家庭达成了和解方案：第二天上午，双方在县城行政中心，签一份合同，男方承诺在房本上给朱斐加名，并注明共同所有，在公证部门公证，双方领结婚证，此事结束。
但很巧的是，房本不在当地，它被席阳姐姐带到了她的居住地北京。她要当天从北京赶回，送还房本。席家称，这是她拿其他文件时不小心带走的，但朱家认为，这就是故意的。
总之，5月5日上午，朱斐一家在民政局门口等到了快12点，席阳和他姐姐以及房本都没出现。朱家人生气地回了家。此后，该案进入司法程序。
在跟双方母亲的沟通中，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案发当晚，其实两位母亲都不太清楚事情的全貌。第二天早上，朱斐在家里穿着短袖，母亲看到她手臂上的淤青，才知道事发时，女儿遭受过暴力。而席阳的母亲甄丽，也不知道有强迫的情节，儿子只告诉她，他们“睡了”。两天后她到这间新房，才看到火烧过的窗帘、烧黑的柜子，这都是朱斐反抗的痕迹。但为时已晚。
这一对情侣，真正的当事人，事后也未进行深入的交流。所有的谈判和拉锯，都发生在长辈之间。
直到5月5号，席阳到了派出所，即将被拘留，警察给了他最后一次机会，让他给朱斐打一个电话，两人的谈话是这样的——
席阳：我马上要被逮捕了，也不奢望你改变啥了。你记住，我出来还要娶你，还要追求你。
朱斐：你甭娶，我敢嫁吗？我不敢嫁了（哭），不用你娶。
席阳：你不要哭了，我出来之后还会找你的。
朱斐：你这是在威胁我吗……你别找我了，我想安安静静地过日（子），你意思是让我搬家吗？
席阳：不是，真的不是，我也和你表态了，做了啥事，我也挺对不起你，你好好休息。
朱斐：我真不敢嫁了，你看看你做的啥？
席阳：我真的不做过。
朱斐：你的不作为，就是你做的。
污名
席阳被捕后，两个家庭的关系彻底撕裂，司法和舆论都成为了战场。
2024年1月，我们造访阳高时，看到两家人的院子外面都装上了摄像头。高高的院墙上，它们24小时工作，保卫家庭的安全。
为了营救儿子，甄丽后来还去过朱家，当时是检察院起诉阶段，如果朱家愿意出具和解书，检察院也还可以不起诉。但朱家母女没有让她进家门，也不同意和解。之后，甄丽又找了同村的106位村民，在联名信上签字，证明席阳性格脾气好，不是坏人，试图表达一些“民意”，但这没有影响一审判决。
2023年8月，有媒体发布了关于该案的第一篇报道，标题是《回门宴婚房发生关系后女方控告被强奸，男方已被羁押105天》。这篇报道主要引述了甄丽的讲述，而她提供的一些信息，让该案受到更广泛的关注——
比如18.8万的高额彩礼；两人曾在婚房同居、房中有女方的生活用品；两人事前在电梯亲密搂抱；席阳始终说女方是自愿的；事后女方借机施压等等……女方家属在这篇报道中只出现了一句，朱斐的母亲说，“他强奸了我女儿”。
此后的几个月里，围绕这个案件，更多的谣言出现了。
阳高县法院在《答记者问》里也专门澄清过：比如“骗婚”“以告强奸进行敲诈”“订婚发生关系后第4天，女孩控告强奸”“双方当事人为同居关系”“被害人有过婚姻史”“被害人给婚介所3万元介绍费”，这些传言均为不实信息。
很多讨论都围绕这18.8万的彩礼展开。网友会想象，为什么女方要这么高的彩礼？是因为她有三个哥哥，彩礼要拿来给他们娶妻，但其实，她的三个哥哥都已结婚；还有人会说，这案子之所以发生，归根结底就是高彩礼，男方举全家之力娶到的妻子，会默认有对她的处置权，这会让女性在婚内的尊严和权利受损。
在这个县城里，相隔几公里，两个家庭在这种对立中，想象出彼此更多的不堪。
朱家始终沉默，从未主动对外发声。就像2025年4月16日大同中院的审判长《答记者问》里说的，“被害人选择相信法律，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谢绝所有上门媒体的采访，拒绝舆论炒作”。但所有的网络讨论，他们都看到了。朱斐的母亲告诉我，她看到那些谣言很伤心，“多损啊”，她女儿没谈过恋爱，成了她人口中二婚、三婚的“坏女人”。
她觉得真正骗婚的是席阳一家。最初相亲时，席阳资料填的是大专，后来她才知道，席阳是中专毕业。她说，如果知道他是中专学历，他根本连女儿的面都见不到。
或许是因为长久的防御状态，这位母亲对陌生人很警惕。此前有记者去找她，她会说，自己得了传染病，不能开门见人。在我拜访时，她开了门，但也会问，我们是不是对方派来的探子？
对席阳的母亲甄丽而言，煎熬同样强烈。她的儿子正在看守所。她经常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为他家辩护的自媒体文章。为了给儿子翻案，她也选择了拥抱舆论——这起案件涉及隐私，核心案情不宜对外公开，但她还是一直在网络发布消息。大同中院的《答记者问》里提到，她多次发布涉及被害人隐私的信息，因此，二审期间，法院对她进行了训诫。
我在阳高时，也曾听到法官打电话给她，让她必须删帖，否则她会受到处罚。她立马答应对方，但是转头就说，没事，传播效果已经达到了。
一个爱儿子的母亲眼里，看到的或许是她愿意看到的、不完整的真相。
甄丽会告诉我，她听说女方家里有很多丑闻。那是民间社会常见的污名，对女性私生活的攻击，指向朱斐母亲，也指向朱斐，她说，朱斐可能生过病、结过婚，也会说，怀疑她家后台硬、有关系。
至于核心案情——席阳是否真的强奸，她反复说，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告诉她，自己看了案情，这个案子里没有暴力。
她也会在漫长的时间里，不断想象这个她还并不熟悉的女孩。她告诉我，他们虽然只认识三个月，但“几乎天天在一起”，朱斐还会在房子里洗澡，“那么年轻的、热恋中的两人，女方在里面洗澡，他们能干啥 ？”但无论是席阳、朱斐的陈述，还是朱斐的身体检查都证明，他们此前未发生性关系。且从聊天记录来看，他们也经常几天不见面。
甄丽（包括很多网友）也会质疑，既然朱斐不愿意，那为什么只有手臂有淤青？如果她强烈反抗，她应该会阴道撕裂，她完全可以打席阳，攻击他，让他停手。
但一位来自某中部城市公安局的刑警告诉我，女方阴道是否撕裂，是否强烈抵抗、攻击男方，男方身上有否有伤，并非强奸罪的构成要件——尤其，这起案件不是发生在陌生人之间，而是发生在亲密关系里。
看不见的女儿
最后该谈谈朱斐了。这场悲剧里，她始终是一个模糊的人。作为受害者，过去这两年，她到底经历了什么？
她有一个抖音账号，是个小号，只和几个相熟的朋友互动。2024年初，她还比较活跃，有时会发自己简单的跳舞视频，她眼睛很大，头发长，嘴巴弯弯的，笑起来很好看。
但检视案发后的所有记录，朱斐相当沉默，出现时常常在哭。案发当晚，母亲和席阳在车里讨论怎么善后时，她哭，说自己“不愿意”；她后来告诉母亲，发生了这种事，就算最后真的领证了，她也不想和席阳同居；案发四天后，席阳在公安局，最后一次打电话给她，她也一直在哭，说不敢嫁了。
对家庭，她有一种顺从和依赖。母亲37岁生下她，独自抚养她，是某种权威般的存在。让她离开太原回老家，她照做了；让她23岁就相亲，她也同意了；叮嘱她不能有婚前性行为，下午6点前回家，她也认同；最后被顺势推着订婚，至少在订婚宴上，她是笑着的，没表现出犹疑或沮丧。
但在某些时刻，她有她的刚烈。与席阳相处时她很讲原则，说好的事情，如果对方食言，她会很生气。5月2日，强奸案发生后，她反锁了卧室门，打算跳楼，结果窗户装了铁丝网，席阳把门踹开，把她拉下来。她后来告诉母亲，为什么她又点燃了窗帘——席阳不让她走，她觉得如果着火了，邻居看到了，会报警，这样她就会得救。
2024年1月，在她家院门口，她母亲说，没办法邀请我们进门，而且我们得小声说话，因为朱斐在家，她精神状态不好，不愿和外面的人接触，怕刺激到她。
案发后，朱斐的精神一直不太稳定。在公安局做笔录时，她母亲也告诉过警察，朱斐晚上睡觉时会惊厥，“一会儿瞎叫，一会儿哭，要么就是很冷漠，不说话”。吃饭比以前少，睡觉也睡不好，要靠吃药入眠。家里想带她去医院看看，她反应很激烈，“一到医院，弄也弄不住她”。
她这样的状态，也无法工作，据她母亲说，她要么待在家里，要么就出去散心，去亲戚家或同学家，有段时间她离开阳高，去了太原。
这起案件的一审和二审，朱斐都没有出庭，朱家表示，她的精神状态不稳定，无法出庭。另一边，席家不断释放信息、把案件一次次推上热搜。律师的朋友圈里，常常分享这起案件冲上热榜的截图。
2024年1月，席家启动了对朱家的民事诉讼，想要拿回最初付的10万元彩礼，以及戒指等一万多元的花费。在上诉状里，他们写到，“原告席阳仍幻想与被告朱斐喜结连理、永结同心、白头到老、共度余生，由于无法与其取得联系，现通过诉讼的方式，向被告提出结婚请求”。这样写的原因，是2024年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有一份关于彩礼纠纷案件的规定，按规定，如果朱斐不愿与席阳结婚，且她没有和席阳长期共同生活过，那么她应该退还这笔彩礼。
我和朱斐的母亲见面时，不可避免地谈到了这笔彩礼。她语气里有压抑许久的愤怒：退钱可以，但女儿所承受的谣言和污名，她要一个公开的道歉。“物资、戒指、钱，都可以退。你给我一个公道的道歉，我会一分不差还给你。”很快，她把收到的10万元彩礼和7.2克金戒指，送回了婚介所，让对方转交给席家，但甄丽没有取回，执意上诉。
在这个案件里，朱斐和她的家庭表现出了克制和刚强。她的反抗足够强烈，退回了彩礼，坚决推进司法程序。那句“不”，说得很清楚，也付出了代价——困在审判里的两年时间，和难以计量的精神创伤。
我们最后一次得到她的消息，是2024年春天，她改掉了社交平台的名字，删掉了过往所有动态，关闭了与外界的小小的窗口，划定了边界。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朱斐、甄丽、席阳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