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苦教，学生苦读，却依旧看不到效果。家长们挤破脑袋将孩子向外送，留在县乡的孩子失去了方向。

县中是如何“塌陷”的？对县乡的孩子而言，县域教育的实际情况究竟怎么样？

近日，南风窗专访了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后、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易卓。2023年，《县乡的孩子们》一书发行，易卓作为团队成员之一参与了调研写作。

对于县中，易卓并不陌生。他生于湖北巴东县，上大学之前，一直在老家县城读书。那个时候，他就读的县一中属于当地“强校”。10年前的巅峰时期，学校一年能考出十三四个“清北生”。

在他的家乡曾流传这样一句话，考上“县一中”，相当于一只脚踏进了“211”的大门。后来，他进入大学，隐约听说老家的县一中质量出现“滑坡”，“裸分上清北的难度越来越大”。

县中是县域教育的出口。有调研显示，中国近2000个县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中小学生，某种程度上，县域教育被视为真实的中国教育底色。

在易卓看来，县一中是全县“结总账”的地方。全县的教育资源和家庭期待投入县中，终要在高考上“变效果”。

县中决定了全县的基础教育质量和水平，也影响着普通家庭对县域教育系统的信心，更是县中学生的“希望”。

以下是易卓的讲述——

县中塌陷跟优质生源的流失及超级中学“掐尖”相关。

新高考改革做出了一些调整，但高考通过考试筛选的基本原则并没有改变。因此，对于一所高中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生源、师资和教学经验。教学经验与学校管理相挂钩，包括时间管理、纪律管理、行为管理等等。

我们的调研发现，过去10年甚至15年，“县中塌陷”的背后是“超级中学”的崛起。在各省会城市或地市级的超级中学，对县中尖子生的“掐尖”招生，使县中的生源结构变得疲软。

县中的头部生源被掐走以后，中上层的学生也会跟着离开。优质生源流失，县中的生源质量下滑，进而导致县中考不出清北生。

对中上层学生来说，考不上清北，意味着考“985”院校也会比较悬。一些自认有机会“冲清北”的学生，会认为留在县中没有机会，也会跟着流失到地市级和省会城市的重点高中，甚至是超级中学。

家长和学生主动离开本县高中的行为，还不能算从众心理。其实这是另外一种心理——“不能赌”的心理，即不能拿小孩的前途来赌。

举个例子，一所县中第一年考不出清北生，第二年也没有清北生。这种情况下，家长通常倾向于选择更有确定性的学校，而不是放手赌“第三年可能会有清北生”。这样的心态源自家长的判断和分析，而不完全是跟风。

“掐尖”最朴素的手段就是花钱。例如买复读生。一些复读生可能差10分上清北线，想复读，就可能会被“买”走，不在县里复读。

我曾听说有学校出20万买一个学生。这些学生有被超级中学“买”走的，也有被私立高中“买”走的。其实有的县中也会“买”。

这种运转进入循环以后，教育便很容易形成马太效应，强的越来越强，弱的越来越弱。

我调研的一所学校，其实它并不只是一所学校，而是一个“教育集团”。这所学校在其他的县市开设分校，依靠本部校区的名气，吸引优质生源。这些分校是公私合办的，属于民办公助性质，会通过民办学位收取学费，再将学费转给公办本部买优质生源。

有的学校可能会专门开设两个班，招成绩不好但家庭条件还不错的学生。这实际上就是用差生来养好生。用超额奖金来吸引优质生源，其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掐尖。

而这些手段会导致教育不公平。它会冲击整个正常的教育生态，把教育变得非常功利，就像是在“做生意”。表面上是名校，或者是所谓的教育经验、教育理念很先进的学校，但背后是一套资本化运作的逻辑，类似于再生产、钱生钱。

“县中塌陷”背后的逻辑都比较相似，生源和师资流失，然后进入恶性循环。

我们在西南某省调研的一些县中，它的特殊类型控制线比例大概只有2%左右，能达到5%和7%就已经算很好的了。“特控线”跟以前的一本线差不多，介于一本和“211”之间。

这个比例说明县中的衰落速度非常快。一般来说，以前县一中的一本率应该是有保障的，但现在已经降到很低了。

我们还访谈过一个中部省份的高中校长。这位校长是中师毕业，他的很多同学在本省的各个高中当校长或副校长，对这些高中的情况比较了解。

我们据此进行统计。该省份分布在各地级市的近30所高中，大概只有4所县中还在艰难维持，其他的县中都垮得比较厉害。

被“放弃”的学生

“县中塌陷”最严重的威胁来自超级中学掐尖。县域高中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生源被掐走了就不能再变出来，县中只能在生源已经被掐走的情况下思考如何突破。

我们在东部某县调研，那里原本有两三所聚集了优秀生源的县中。但尖子生流失以后，只能把掐尖剩下的生源集中到一所高中，另外两所高中就只能被放弃，或者向其他方向发展，比如走艺考的路子。

部分县集全县之力支持县中发展，还会出台一些可能不合规但也确实无奈的政策，如要求体制内公职人员的子女不能离开本县到外地读高中。如果说生源只有少部分流失，都不会出台这种政策。这种政策的政治风险高，只要有人举报，肯定是不合规范的，但没有办法。

有的县通过县级财政投入学校建设，如实验设备的采购，发改、教育和住建等部门争取项目帮学校建设，甚至帮忙化债。我们看到，有的地方学校搬新校区欠了很多钱，政府帮忙化债，不需要学校自己找门路找钱。

部分县政府给学校更大的人事空间。他们让县中自己去招六大师范院校的老师，可以多次招，还会把名额往学校倾斜，学校招完人后在人社局走程序即可。

其实，很多地方的县教育局和县中校长都处于比较憋屈的状态。这些措施有一点效果，但还是比较艰难。

留在县中的学生则面临两种选择。一批学生在苦读，认为还是要读书。但因为整体的教育质量在下降，有时候苦读已经没有效果，成了一种自我安慰，只是纯粹投入时间。还有一部分学生在“混日子”，认为把高中读完，考上专科就可以了，如果考不上就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

我们团队曾在北部一个县调研，当地一中的第一名，大概也只能考上二本。我特别震撼。因为当地县域教育体系可以说已经全部垮塌，且垮得特别厉害，那里的大部分学生就是属于混日子的状态。

在完全塌陷的县中里，部分学生已经接受现状，认为自己没有希望考上好大学，目标性不是很强。

学生心理会有一个预期。比如在那所大概只能考出二本学生的县中里，排名第一的学生曾跟我们团队另一个同学透露过自己的想法：考第一名只能考个二本，还有什么可学？

今年春节期间，我们在微博上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你对当地的县中是否满意”。

回收的大概10万份样本中，认为“本县重点高中前景很好，小孩就读很有前途”的有55%，认为“升学率较差，教育质量堪忧”的有21%，认为“不值得读”的有2%，剩下的22%是选择“不清楚”。可以看出，认为县中值得读的比例不算特别低，但也不高。

很难笼统说家长对县中的期待。如果从一般家长的想法出发，可能会希望县中教学质量高，这样可以就近将子女送到学校就读。没有能力将子女送到更好的地方上学的家长，就只能放在当地的学校，能读到哪儿是哪儿，能学多少是多少。

如果县中一直处在“塌陷”的状况，大部分的县中的老师其实也没有特别多的选择。

县中教师既要做老师，还要扮演家长，又要扮演朋友。因为在县中上学的孩子主要来自农村，他们的父母大多在外地务工，所以这些学生的行为习惯、学习状态、心理健康甚至和同学的关系，都需要老师关注。

面对“县中塌陷”，有的学校选择转型，比如多元特色办学，走艺体、艺考这条路。我们在调研中也看到部分县级普通高中另辟蹊径，做得好也可以有收获。但大部分的县中转型空间比较小，并没有太多办法。

我们曾跟一个衰落得比较厉害的县中校长吃饭。发现其实校长不焦虑，就是躺平了，也没想过怎么去改变现状，当然他也改变不了。县教育局都把工作重点放在学前教育上面去了，因为从主管部门的角度来说，这也算是可以出成绩的地方。

振兴县中是前提

我在《县乡的孩子们》一书中提到，“乡校模式”更适合农村教育实际。我认为，这是教育城镇化与小规模学校之外乡村教育发展的“第三条道路”。

一直以来，学界和政策部门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布局问题争论不已。

一些人认为，就应当以农村小规模学校为主，保护学生就近入学的权利，同时让小规模学校自主、个性化发展。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城镇化的趋势不可逆，应当把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主要放在县城，完全撤并农村教学点。

这两种观点有合理的地方，但主要是从价值和理念出发，与实际情况相差比较大。

完全集中到县城的观点，没有考虑地方财政和家庭支出的实际，教育过度城镇化会提高整个社会的教育成本。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利用“教育集中”倒逼农民进城买房供子女读书，刺激房地产经济，地方债务也比较重，这是需要警惕的。

而完全保留农村小规模学校也是比较激进的观点。因为小规模学校人数太少，没有办法形成基本的教学规模，甚至连同伴群体的关系都很难达成，对于学生的社会化和学习积累都是不利的。

所以，教育布局既要考虑公平权利，也要考虑效率问题。我所说的“乡校模式”就是将义务教育资源集中倾斜到乡镇，比如乡镇中心小学和中学。因为乡镇是乡村社会的集散地，连接各个村也比较方便，在能配齐校车的情况下，既可以满足上学需求，也可以保证教学效率。

乡校模式也不一定只在乡镇，人口集中的中心村也可以。总之，在人口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乡村教育布局相对集中是比较合理的。

很难说什么样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这也是教育复杂性的体现。但我认为，好的教育至少要考虑国家人才培养需求、社会教育公平正义，以及学生个体发展三个方面的目标。

要为县中学生提供上升的通道，前提是要振兴县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我们都无法单纯以个体的形式去接受教育或是参与教育竞争，而必须依托学校这一专业机构。县中是县域教育的出口，县中没有质量，县乡的孩子们就很难有希望去与大城市的孩子公平竞争。

“县中振兴不等于要极端应试”

县中振兴并不等于要极端应试。首先我们不否认在高考制度依然存在、考试成绩是高校选拔主要依据的现状下，进行知识教育仍是普通高中的主业。

但我们需要明白的是，教育焦虑不是应试带来的，考试只是一种筛选方式。如果我们提供多种选择方式，每一种方式学生都要去尝试，要去投入精力，反而是更内卷。

从我自己研究的情况来看，教育焦虑从宏观上与就业预期不稳定相关。因为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教育最主要的功能和期待还是能获得好的就业和未来发展。

那么，当我国产业结构没有完全升级，在国际价值链体系中没有彻底突破，教育焦虑某种程度上是必然的，这与整个东亚社会的情况有类同性。

而从微观上看，教育焦虑与县域教育层级被打破有关。也就是说，如果县中有质量，学生只要考取本县高中就有升学希望。那么普通家庭没有择校的压力，县中也就不用过分的分层教学，也就不会极端强化应试和内卷。

而一旦县中“塌陷”，家长就一定要尽可能地择校。如此一来，教育竞争的层级就从县上升到了市甚至省级，教育焦虑和压力就会陡增。

县中振兴本质上是要重建教育竞争的层级，只有这样教育焦虑才会缓解。我们要理解的是，只要高考具有筛选的功能，教育焦虑就只能缓解而不能消除。一旦在线性思维下想消除竞争，那么也会产生更多的问题，这在过往教育改革中是发生过的。

县中振兴的关键是保证学校的生源结构和师资队伍的完整性。

过去十多年以来，因为超级中学的无序掐尖，县中优质生源大量流失，骨干教师也大量被大城市以及东部发达地区的学校挖走。这使县中发展的生源基础和师资基础被瓦解，县中只能进入“生源流失—质量下降—生源进一步流失”的恶性循环。

因此，振兴县中的关键是要从政策上彻底堵住超级中学在下面县市无序掐尖的口子。在招生和教育管理制度上真正做到“以县为主”，保障县中能留住自己的生源。这样学校才能进入教学相长的良性循环，重建县中的教育层级。

另外，也不宜将招生录取制度改革得过于复杂，尤其是需要把竞赛和高校招生录取剥离开。至少不能过多地挤占头部高校的统招计划名额，以便让县中和其他层级的学校公平竞争。

竞赛是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信息五门学科奥林匹克竞赛。早些时候，竞赛与高考是完全独立的两个东西，主要是为了满足学生的兴趣，完全没有比赛的想法。现在，竞赛可以说已经成为高考之外的另一条独立赛道。

一般来说，竞赛实力强的省份，获得省一、省二等奖就可以在清北强基计划中占据一定优势。如果能拿到国赛金牌甚至有机会进入国家集训队，那么基本就可以保送清北。

但竞赛的投入非常巨大，是个非常烧钱的项目。我们调研发现，越是县中，很难有条件培养竞赛生。不仅学科竞赛教练薪资极高，还需要有好的生源苗子。

如果竞赛成绩对冲击名校有直接影响，并且占据越来越大占比。那么，对于县中来说，想靠裸分上清北的难度会越来越大。

本文首发于《南风窗》杂志第6期

家长担心的问题五花八门，但又与孩子青春期时类似：孩子有没有谈恋爱，宿舍的洗澡水够不够热，能不能抢上心仪的课，上哪修车，哪个干洗店离得最近……每一个问题都是如洪水倾覆般的爱，也是让人窒息的爱。

为了不活在家长监视之下，许多大学生不得不临时拉来兄弟姐妹，或者干脆注册一个小号代替家长进群。为了伪装得像一点，一些人还会把头像改成荷花、青山等风景图，把昵称改成“云淡风轻”“喜气洋洋”。

这大概就是现代科技发展的悖论：在信息不发达的过去，我们享有更多的自由；在几乎所有信息都可以被显微镜般扫视的当下，我们反被套以层层桎梏，成为某种监视系统中的被观察对象。

作为延伸的手和隐形的工具，这些家长群每天都在聊什么？这当中隐含的“教育焦虑症”，又是怎样形成的？

高校家长群：另一个战场

高校家长群，日常作用之一就是让学生“社死”。

考试了，一些大学班导会把挂科成绩单发到群里，供各位家长审阅自家孩子的排名和堕落程度。放假了，家长从群里看到其他学院的放假通知会质问自家孩子：别人都放假了，你到哪野去了？

许多家长还会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孩子军训的时候，就让老师帮忙拍照片，每个家长都喜欢在军训队伍中玩“找娃游戏”，就像曾经在幼儿园合唱团中辨认自家孩子一样。

闲来无事的时候，家长就捣鼓孩子的相亲交友帖，在群里互叫“亲家”，发小孩的照片，搭建赛博相亲角，尽管俩孩子从未见过面。一位大学生吐槽，有时候甚至会有两个学生约会的照片流到群里，家长也不担心这是否会泄露孩子的个人隐私。

孩子连班里的人都没认全，但家长已经在群里混成好哥们和好姐们。

吹捧和攀比更是日常。孩子成绩好的家长擅长互相吹捧，绩点高就到处发红包；长得好看的孩子更像是一张王牌，在各种相亲话题中会被排队夸赞，直接把家长群变成竞技场。

特别是在硕博的家长群，每天都可以围观一场凡尔赛文学大赛。一位妈妈在社交平台上称，自己加入了一个卧虎藏龙的博士生家长群，发现里面的家长都是“百事通”，从教育经验到外国生活，从申博干货到人文历史都聊得头头是道。

这还只是冰山一角。一些家长不仅有大群，还有把辅导员排除在外的小群，因为“不想被老师们的通知覆盖”，想要建立真正的闲聊群。在他们的手机里，人均置顶十几个家长群，不仅可以按地区、宿舍、专业、社团分，还可以按校外的外卖品类分，比如鲜奶配送群、超市直送群、水果外卖群，全方位覆盖孩子的校内生活。

一位网友看到，大学附近的“外卖水果群”塞满了家长，有的人不仅帮孩子远程下单，还会嘱咐水果店老板：“能送到公寓单位门口吗？孩子说没力气去快递柜拿了”。

久而久之，水果店老板不仅仅承担水果业务，还会被拜托其他生活杂物的购置，比如有另一位家长在群里问：“能帮我买个浴帽送到柜里一起吗？娃儿今晚肯定需要，不想洗澡的时候把头发打湿。”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发生在幼儿园的对话。

这些家长遵循的是凡事必抓紧的“托管式”逻辑，还有中小学家校互动的路径依赖。所以尽管大学生不想把大学当高中来念，但父母强行与学校创造链接，恨不得装上监控，当中有分离焦虑，也有极强的控制欲。

“直升机父母”的教育焦虑

没有人知道，中国家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如此渴望“加入群聊”的。

很早以前，有大学辅导员清理学生年级QQ群时，惊讶地发现有个别家长以学生身份在群里“潜伏”多年。如今有学校的明令指示，家长可以光明正大入群“监视”孩子了。

我们的育儿方式，是如何逐渐变异的？在《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一书中，两位曾在美国、英国、北欧、中国和日本进行调研的学者，研究了经济激励和约束如何影响不同国家的育儿方式。

在他们看来，教养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下的经济社会环境，而非我们小时候接触的育儿文化：在低不平等和低教育回报率的国家，父母往往更宽容；而在高不平等和高教育回报率的国家，父母可能会更专断，并更倾向于向孩子灌输“出人头地”的理念。

作者依此对比了不同国家的育儿习俗。比如在瑞典，慈爱的父母们主要采用鼓励、宽容和放任的教养方式，他们认为要求一个学龄前儿童安静地坐在餐桌前是有违基本人权的，正式的教育也要到7岁才开始，学生在年满13周岁之前不会收到任何成绩单。

而在美国和中国的家长，“直升机父母”就是典型的产物——他们总是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孩子的上空，时刻监控孩子的一举一动。

著名网球运动员安德烈·阿加西的父亲就是专断型父母的鲜活例子。作为退休拳击手和儿子的网球启蒙教练，父亲从阿加西小时候就明确要求他必须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网球运动员。所以当有一天阿加西表达了想踢足球而非打网球的愿望时，父亲怒吼道：“你是一名网球运动员！你将成为世界第一！你会赚很多钱。这就是计划，毋庸置疑。”

所以，若孩子未来的收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的成功，家长就会不由自主地过分看重教育。主动要求建家长群，也是“直升机父母”的极致体现。

这种教育焦虑症已成为一种群体性情绪。也许一开始并非所有家长都想这么做，但一旦进入内卷装填，就无可避免地卷入竞争的漩涡。

电视剧《小舍得》里，宋佳饰演的妈妈一开始崇尚快乐育儿，但亲戚的孩子上来就表演背诵圆周率，而且“背（小数点后）一千多位，都不带打磕绊的”。慢慢地，不想卷的妈妈也被迫进入这个怪圈，从嫌弃补习班到补习上瘾，孩子也在家长的比较中变得焦虑：考了倒数自己是不是就变笨蛋了？变成差生是不是就没人喜欢了？

如此这般，所有人都在大环境中被裹挟。有意思的是，当下这一批“直升机父母”很多是成长于20世纪70年代，被教导要质疑权威、蔑视物质主义的孩子，成年后却变成了专断型父母。

70后父母和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崇尚“棍棒之下出孝子”的父母也有极大差别。70后是最早从教育中获益的一代，很多如今都成了有丰富知识背景的精英阶层。一位妈妈说，她在家长群一直被“鞭策”，群里很多家长都看得懂英文，甚至知道编程作业哪道题最难。家长群的卷，卷的不只是家境，还有学术背景和资源。

因此，比起前者作为“长者”的权威，现在的家长更像是“学术”的权威，或者说是人生导师的权威。

中国孩子，一辈子活在家长群？

中国孩子，什么时候才能真正长大？

从孩子出生的团购奶粉群，到各种买书折扣分享群、打卡考级群，再到各个年龄段的家长群，家长把孩子的一生安排得明明白白，甚至从“直升机父母”升级为“割草机父母”——确保随时能赶在孩子前面，像割草机一样迅速清除各种障碍，把可能出现的问题扼杀在摇篮里。

高校家长群也可以看作是鸡娃群的延续。中小学时代的“鸡娃群”，家长习惯把孩子们分为“牛娃”“普娃”“渣娃”；高校家长群更进一步，把孩子置入社会标准分为三六九等，匹配上符合等级的职业方向和相亲对象。时期不同，性质相近。

福建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耿羽曾就这种“鸡娃群”进行研究，认为这种群会让家长自身、家庭内部、群内家长之间乃至社会中形成教育焦虑循环的“莫比乌斯环”，并建构出更坚固的信息茧房。鸡娃信息不断重复传播，继而形成“回声室效应”。

这样一来，父母是直升机的同时也是轰炸机，孩子每天都会感受到轰鸣的隐形暴力。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会不会被培养出一种“习得性求助”，心理上永远难以成年？

如果说50、60年代的父母普遍是付出型，那70年代多是控制型。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人们开始念旧，怀念那个没有各种科技手段影响的时代。

诚然，没有一个班导真的想当保姆，但当下的家长过于焦虑，学生在学校出了任何问题，班主任、辅导员就是首当其冲被问责的人，所以放假需要家长在《暑假注意事项》上签字，学生做社会实践时也需要签字，家长群也是被发展出来的枷锁。

一位辅导员称，如今相当多家长在开学报到第一天就咨询有没有家长群。这些家长普遍认为这是必要的，因为每年都有大批学生因为挂科严重而退学，甚至精神状态出现问题时，家长都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而把家长群变相亲群，对有些家长来说更是一种高效的转化手段。在这类家长眼里，大学就是最好的相亲资源，有足够的时间来相处，比出社会后再盲目地找效率高得多。

这些乍一听很有道理，但归根到底就是不允许孩子掌控自己的人生，也没有把孩子当作独立自主的个体。中国人最爱挂在嘴边的“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有没有可能本身是一句谬论？

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人了，如果大学家长群是正常的，那么大厂家长群、公司家长群岂非也是合理的？中国人应该到什么年纪才不需要家长群？

大学本来就是学生走向社会、走向个体差异化的一个分流之地。但在今天，长大成人的路径逐渐变得相似，个性趋同，导向趋同，大概是因为当下很多大学生家长更相信“人生就是轨道”，过分干涉，禁止孩子跳入旷野。

有不少人，一辈子都可以困在各种形态的“家长群”中。孩子未必是巨婴，但想建群的家长，是真的还没长大。

整整12年前的2012年11月16日，毕节市环东路上，5名流浪儿童（最大约13岁、最小约9岁，其中4人是留守儿童）死于垃圾箱中，这些儿童因避寒而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而死亡。

2年半之后的2015年6月9日晚，又是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的４名留守儿童在家中集体喝农药自杀。4个孩子一兄三妹，最大的哥哥13岁，最小的妹妹才5岁。

仅仅2年半时间里，接连两场死亡人数令人颤抖的悲剧。不要说人，就是在一个垃圾桶里、一处简易房里，天亮看到四五条猫狗横死在那里，也足够触目惊心了。

在这2年半时间里，毕节政府不是没有高度重视，至少表现得相当高度重视，甚至可谓大张旗鼓、如火如荼：要求留守儿童达50人及以上的学校按规定建立标准的『农村留守儿童之家』，名称不可谓不温馨动人，同时还建立了『代理家长』等志愿者团队。

结果怎么样？有用吗？的确有用，有了个卵用。仅仅2年半之后，貌似极端小概率的悲剧再度震撼上演，而且这一次留守儿童更加主动执着地赴死、想得明明白白，拿出了成年人都拿不出的勇气。再说一遍：其中最大的哥哥，年仅13岁。

既然『少年不知愁滋味』、更遑论自杀的13岁能对自己这么狠，为什么另一群13岁就不能对他人痛下毒手、比成年人还有残忍变态？一切不过是概率游戏，问题是这概率令人无法承受，更不用说概率提示如此极端案件的背后，这片广袤土地的日常无数角落里，每天正发生着多少随时具备升级到悲剧潜力的『普通』校园霸凌。

这就是昨晚我在文章中对所谓严刑峻法能够有效抑制这类悲剧的真实效果极度怀疑的关键理由。如果这个社会面对如此画面都没有正视现实、正视事实并着手解决背后真正难题的勇气的话，那么毕节那样毫无卵用的表演，将只是反复轮播循环的悲剧间隙里聊以自慰的行为艺术而已。

我还看到网上无数对于留守儿童行为举止，以及他们可能对社会构成威胁程度的讨论，洋洋洒洒、唾沫横飞、热闹非凡状。

怀疑留守儿童天然有问题这个思维方式没错，就像担心孤儿天然更加缺爱、更容易罹患心理疾患一样，这本身没问题。问题是，思考到了留守儿童这一步就戛然而止了？以为问题只在于留守儿童，甚至到最后连是什么造成了留守儿童都忘记了，把所有脏水一盆子全泼向留守儿童，好像留守儿童是半夜里突然出现在半空中的恶魔一样。

我想说：在这由成年人主宰运行、号称文明的社会里，成年人，你们难道从未体验过良心苛责、羞愧难当、看不见自己的猥琐与可鄙？没有想过这个社会的运行方式，那么多年来让多少留守儿童教育受阻、对他们的身心施加过多么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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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就有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外出务工人员子女人数达到1.3亿，超过了全国儿童总数的40%，这些孩子的教育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表现在鲜明的两难问题上：假如父母将孩子带到城市，孩子在城市学校就读会遇到各种困难，而如果将孩子留在家乡，父母则无法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提供必要的照顾和关爱。尽管近年一些政策有所改进，许多外出务工人员的子女终于能够在父母陪伴下进入公立学校就读，但大约仍有一半的孩子无法与父母同居。而随着时间推进，这些子女面临的政策以及社会明或潜规则方面的困难往往更多，尤其是在参加高中入学考试和高考之际↓

在此过程中，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普遍受到了显著影响。特别是3年新冠疫情期间，家长更无法回家，加剧了留守儿童的孤独和焦虑。研究表明，即使刚经历过短暂团聚，也难以改善留守儿童对父母的思念和情感依赖，以及由于家庭分离而导致的孤独、悲伤和沮丧感。甚至，偶尔的家庭团聚之后的父母远离，令许多留守儿童表现出更加明显且复杂的心理波动、情绪低落，特别是在疫情期间↓

不是没有解决方案。事实上，早在9年前的2015年，南方都市报就写过一篇社论『破解留守儿童困境需社会力量』，提到破解留守儿童困境的本质不过是，一个是『让爸妈回家』，一个是『跟爸妈离开』。

但文章里同时提到，这一切的背后是一个高度复杂且系统的体制问题。嗯，又来了，看到『体』开头的这四个字，你觉得无解，我也觉得无解，我只好沉默。但沉默，和在安全区火力全开表演勇敢、和对上乖巧体贴八面玲珑、对下对弱势群体甩锅泼脏水、和煽动爽快过瘾却不计后果之『给少年犯加刑！』的民粹言论，完全是两回事。沉默，至少守住了不作伥鬼的原则。这个时代，沉默是金、沉默已是足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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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这个时代，这片土地上很多成年人别说别说沉默是金、更别说对下一代以身作则，就连日常生活里最普通的对孩子不要展示戾气、不要鼓励戾气都做不到。

还记得几个月前红遍大江南北的一则家长拍摄上传的『姐姐痛斥喜爱奥特曼的弟弟』的视频吗？面对看起来最多3岁左右的亲弟弟，姐姐在视频里将喜爱奥特曼和革命先烈等等天马行空普遍联系起来的思维模式滑稽得令人啼笑皆非、啧啧称奇，很难不让我心头涌起『与其抵制日货、不如先抵制蠢货』的冲动。但问题是姐姐自己也是稚气未脱的孩子，是谁把她塑造成这样的？是成年人，拍摄这段视频的家长，是她妈。

这倒也算了，我没有兴趣去细细咀嚼那种愚蠢，这样的愚蠢如今琳琅满目、四处可见，这不是关键。真正让我当时觉得看了之后不寒而栗的细节，我猜想会在意的人恐怕极少——那就是这个姐姐全程表现出的戾气：语言和行为上双重展现的暴力倾向——她咬牙切齿、交替指着门口、指着眉心反复对亲弟弟说『你给我滚出去』，

说到动情处，情绪激烈，甚至一把揪住弟弟的衣领、猛力将其推倒在沙发上。

这实在太可怕了。这是自己的亲弟弟，3岁的亲弟弟，身为姐姐需要用如此戾气去和他沟通？且不说内容之滑稽愚蠢，就算姐姐悟道的是宇宙真理，如此举止也没有丝毫合法合理性。这哪里是沟通？这根本就是家庭内霸凌。但最恐怖的不是姐姐，姐姐也是孩子，是她父母，他们目睹这一切，不为所动，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等不及上传让全社会分享他们内心无边无际的幸福与骄傲——看啊，我们的孩子从小就爱国懂事到这个地步、大是大非上晶莹剔透，我们家的教育是有多么成功！！他们或许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霸凌，姐姐对弟弟涉及人身伤害风险的暴力言行背后升腾的是怎样狂热的戾气、是多么不祥的征兆。这，还是体面的中产家庭氛围。在连视频都发不出来的落后地区留守儿童的生活环境里，日常斗强斗狠、弱肉强食的氛围会酝酿到什么地步，恐怕唯付想象。

这段掀起滔天流量与点赞的视频，不过是一个缩影。提醒还有头脑思考的人，我们的教育在一些领域，处在什么样的状态。

就写到这里了。最后想说的一句话是：河北邯郸留守儿童杀人事件，是留守儿童的悲剧，但更是这个社会成年人的悲剧。

死去的孩子安息。

02 造成创伤的，是谎言和欺骗

养育好一个孩子，并不需要时时刻刻给到孩子爱。

孩子有时候会体验到跟父母失联，会体验到无回应，体验到父母的局限，父母的无力，甚至体验到父母对自己的恨。

这都没关系，这就是平凡的人类。

给孩子造成心理创伤的，不是那些生活中必然的遗憾，而是欺骗和谎言。

如果妈妈对渴望拥抱的孩子说，妈妈现在很痛苦，无力去拥抱你。孩子体验到一个遗憾，然后孩子会去其他地方寻找资源，比如自己看动画片娱乐自己。

如果妈妈借机把孩子数落一顿，发泄自己的痛苦，让孩子误以为“我得不到爱，是因为我太差了”“是我让妈妈如此痛苦”。

结尾，妈妈若再加一句：我说你，都是为了你好。

这个孩子的心灵就被碾压了，孩子不得不离开现实，进入妈妈编造的幻想世界，被妈妈的黑暗幻想世界囚禁，如困兽般痛苦挣扎不得解脱。

没有谎言，就没有创伤。

03 为何分不清侵犯与爱？

很多女孩，分不清什么是爱的表达，什么是对自己的侵犯。而且因为太匮乏爱，为了得到一点点温情，牺牲自己的边界，甚至都不知道那是被剥削被侵犯。

这样的女孩，容易被贴上不检点、Easy Girl 的标签。被贴标签的女孩，后来明白过来，会觉得自己很羞耻。

这不是女孩的错，这是剥削她的父母和渣男的错。如果一个女孩从小被父母剥夺了爱和尊严，她怎么能够区分什么是正常的亲密关系，什么是被羞辱被剥削？

所以也请诸位，不要拿道德去评判别人是 Easy Girl，更不要拿道德放大镜去审视一个明显权利不对等关系里的受害者，比如被中年大叔玩弄的少女。

父母一边侵犯孩子的边界吸食孩子能量，一边洗脑“我都是为了你好”，这样的孩子会在关系中“心甘情愿”被剥削被侵害，践踏自己求得幻想中的亲密和爱。

我们都要谨记：让自己放松的才是爱，让自己痛苦的是对方在吸食自己，无论对方打出多么伟大的旗号。

李雪的回答 ：

感谢你的信任和真诚的提问，有很多女孩子都有这样的问题。

你描述的这种体验，被冷漠被践踏被羞辱但是依然要和男朋友在一起，没有了就会失魂落 魄，仔细想一下，这更像小孩子和父母的关系。孩子越小，无论父母如何冷漠她、不把她当回事、甚至攻击她，她心里都只有父母，因为她只能依靠父母而活着。这就好像你在街上看到一个妈妈对小孩子说：“你一边儿去，别跟着我”，小孩子一边抱着妈妈的腿一边哇哇大哭说：“妈妈不要抛下我，不要抛下我！”

这是童年剧情的重演。

所以当女人把自己陷入到一个毫无尊严的关系里而无法自拔的时候，可以先有一个觉知：我现在是在退行，进入了一个小时候经历过无数遍的梦境里，在这个梦里，我把自己投射成一个不能独自存活的小孩，把男人投射成父母，因为小孩子确实离开父母就活不了，所以我现在才会感到这么痛苦，无法离开对方。

虽然我这样说起来很轻松，好像只是一个梦境，但身临其境时，那种痛苦的感觉非常真实， 坐立不安，魂飞魄散，就是离了对方活不了。我自己也曾深陷其中，如果我男朋友不及时回应我，或者冷漠我，我感觉自己就要死掉了。因为在我小时候，我的妈妈就像僵尸一样，在精神上对我没有回应，所以一谈恋爱，我就会重温这种要死掉的感觉，然后就会拼命的 去“抓”对方，而被我“狂抓”的男人也会进入自己的剧情。

男人的剧情通常是：他小时候也有一个神经质的妈妈，这个妈妈经常“抓”自己的儿子，把自己的情绪无节制的倾诉给儿子，而儿子又离不开妈妈，想去照顾妈妈并承担妈妈的痛苦，但做不到，于是潜意识里会对妈妈产生憎恨和厌恶的情绪。所以当男人感受到女朋友来“抓”自己的时候，就会把对妈妈的憎恨和厌恶，淋漓尽致的投射到那个依赖自己的女朋友身上“你怎么这么贱，你怎么就不能自我负责，你怎么这么神经质”然后把这个女人说的一钱不值。

每个人都在重复童年的剧情。

如何觉醒？

当自己陷入那种没了男朋友就坐立不安、好像活不下去的时候，学着对自己说：这是我童年的感受，真实的我现在已经成年了，是可以独自存活的。这很难，因为梦境里的人很难跳出梦境。但还是要尝试着告诉自己：我为我自己童年的噩梦负责。带着这样的觉知，和那种要死掉的感觉呆在一起，而不是去“抓”其它人。一次又一次，甚至是很多年。接受自己的感受，承认这个事实，在为自己负责的过程中，慢慢地，你就会感到自己力量的升起。如果你想这个过程容易一些，可以找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陪伴。

银行只贷款给有钱人，真正的爱情也只会降临在不缺爱的人身上，这是一个悲伤的事实。只有当你真正想体验爱情，并且离开任何人都可以好好的活下去的时候，你的身边才会出现那个有品质的男人。

当你开始成长，并自我负责的时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当他发现你和他的妈妈不一样，并且可以自我负责的时候，他也慢慢开始自我负责，但这种可能性的概率极小；另外一种可能是你们的关系会结束，而他会继续去寻找下一个可以投射妈妈的女人。关系结束了不要紧， 只要你选择了自我成长，就会遇到更好的男人。

02

你会发现，身边类似的“催债式父母”，简直是比比皆是：

每当自己对孩子付出了点什么，必定要反复强调，并且期待子女要以另一种形式“还回来”。

把孩子当成自己的所有物和资产，总是在琢磨着盈亏，以及什么时候才能“回本”。

比如，有人因为过年回家的时候，给了妈妈2000块钱，结果被骂得狗血淋头：

“两三千块钱啊？够你的生活费？你回来吃我的用我的，你连一点自尊心都没有。

你每一年都这样，你有什么用？养你有什么用？专门气父母。

为什么别人的子女那么有用，你就这么没用。

我现在说，你明年别回来过年了！从今以后，我也不认你。

为什么别人的子女，娶老婆、盖房子、买轿车，为什么我养你那么没用？”

典型的用养鸡的剩饭，还想憋出个凤凰。

每一句话都透露着算计，养孩子对她来说就像是一场交易，当没得到足够多的回报，她就气急败坏。

有人拍下了自己女儿背着书包出门的背影，配的文案却是这样的：

“闺女又要出去学习去了，刚考研八字没一撇，说又要考啥。

这不又背着书包上书店了，我就想知道，啥时候才能回本。”

在这位家长眼里，孩子去考研、考证，而不是去打工赚钱补贴家用，就是在赔本。

有人仅仅因为喜欢把被子平铺着，而爸爸非要她叠起来，两人大吵一架后，爸爸说：

“这是我买的房子，你出过一分钱没有？我可以随时把你赶走，随时把你从户口本移出去。”

这些父母的“债主心态”，往往暴露了这样一个底层逻辑：

他们生孩子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希望自己老有所养，希望能够低成本获得高回报罢了。

他们常常对着还没独立的孩子说着这样的话：

“算算你上大学花了多少钱？”

“从小到大，培养你，花了多少钱？”

“有本事你别问我要一分钱。”

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孩子还没有赚钱的能力，所以用这种方法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拿捏孩子。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下成长的孩子，经常会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总是觉得自己亏欠了父母。

03

知乎上有个浏览量高达159万的问题：

“为什么中国有很多家庭，父母与子女关系最后都成为了彼此的仇人呢？”

有个点赞比较高的回答是这样的：

“因为很多家庭的父母不是父母，是奴隶主。

口头上是母女关系父子关系，实质上是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

而且孩子是非自愿，且免费给人当奴隶、童养奴。”

但事实上，父母的这种“债主思维”、“奴隶主思维”，其实是很蠢的。

孩子的心里其实跟明镜似的，分得清什么是真正不求回报的爱，什么是以爱之名的绑架和高利贷。

真正的爱，孩子一定会在成长过程中感受得到，并且心存感激，和父母保持一生的良好关系。

而“高利贷”式的爱，孩子只想逃得越远越好，脑子里只有这样一个想法：

“欠你的，我还给你就是了，从此以后再无瓜葛。”

做父母的，是时候转变自己的思维了，就像《奇葩说》辩手席瑞所说：

“生孩子这件事情，也没经过孩子同意啊。

你生出他来，你的养育本身就是基于对于一个生命负责任的态度，而不是说我养育你是要你来报恩。

你要非得算账，算成这个样子，是很悲哀的亲子关系的。

父母你逆转一下，亲子关系会好得很。你不要再提养育之恩，而是把孩子当成给父母的礼物和恩情。

我们的平凡生活里面的英雄梦想，是在亲子养育的过程中实现的。

你什么时候感觉到我们如此普通且平凡，但是我们普通且平凡的人生，可以深刻地影响另外一个人。

我们的生命印记，在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印记当中得到了反射，得到了遗留，这是因为孩子。”

深以为然。

04

这几年，有这样一个话题经久不衰：“长大真好啊”。

有人说，长大后住在自己的出租屋里，大晚上饿了可以吃上吐司，还可以抹好多花生酱。

不像以前躲在房间里饿肚子，连起来给自己煮一碗面的勇气都没有。

有人说，长大后可以只吃喜欢的食物，尝试了自己一个人吃一整个蛋糕，直接从中间挖不用顾忌礼仪。

有人终于吃到了从没吃过的阳光玫瑰，第一次知道原来葡萄真的可以有玫瑰的香气。

有人租了个房子，再也不用害怕被丢掉，不用小心翼翼地要钱花。

对于原生家庭不好的人来说，长大真的是件很棒的事。

即使小时候没被好好地爱过，但我们可以长大后选择当自己的“父母”，把自己重新养一遍。

最后，送给所有被“讨债式父母”的PUA所洗脑，活在愧疚感、亏欠感中的孩子一段话，出自作家余华的杂文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父母过得辛苦痛苦跟你无关，这并不是你造成的。

不要牺牲自己的人生，去承担父母的责任。

父母吃过很多苦，都是他们无数个错误选择造成的，不要因为一句‘都为了你’而被绑架。

难道没有你，他们就走上人生巅峰了吗？”

希望亲爱的你，不要活在过去的阴影里。世界和我，爱着你。

共勉。

各位好，离春节假期结束还有一天，我已经提前从老家烟台回到济南，继续自己的独居、写作生活。

其实自从2021年从单位辞职、自己下海做自媒体之后，每次回家，都有一个挺问题困扰我——回家到底待多久。是的，从理论上讲，我现在的工作状态可以支持我在家里多待一些时日，多陪陪父母长辈，以尽天伦，这挺好的。

但是每一次回家，几乎都有一种力量催促着我在家中待不了太长时日就收拾行囊、回到济南来自己一个人闷着头继续读书、写作。究其原因，终归是我离家太久了，已经不适应了家中的生活。一旦回家，就要适应家里的生活节奏，按照家中的时间表来安排作息。父母那种每天一日三餐，三个饱、两个倒，每天被各种家庭琐事所塞满的生活状态，让我不太可能在那里铺开我所习惯的工作节奏，读进去书，写出高质量的文章。另外“每逢春节胖三斤”无论你在家吃多少，家里人总是嫌你吃的不够的。就我个人而言，这次春节回家，一住十几天，我胖了不止三斤，而接近三公斤，再这样生活下去真感觉是宛如在养猪了。

前天看《热辣滚烫》笑了，我一回家，确实是贾玲这个状态。

所以我必须得早点把自己脱离出来，虽然我现在这份工作在哪儿都是做，平时也确实想家，烟台的环境也比我生活的济南好一些——但我终究是不能回乡常驻，因为原生家庭对我来说宛如一个巨大的磁场，如果回家呆久了，我就会被故乡同化，过那种我的父辈、祖辈已经习惯了的安逸平淡却又没有新意的生活。

残忍一点说，只有离故乡远一点，我才能活出自己的自我。

这种感觉我相信很多人是与我想通的，之前在我自己的知识星球上回答问题，有读者问我，她在一线有一份自己做的不错的工作，但父母觉得她压力太大、作息不稳定、挣了点工资还都交了房租，极力撺掇她回老家，说能给安排个安逸的工作，还跟父母一块住，然后还能早点介绍个好对象嫁了……

读者问我怎么办。我直接引用了一段《三体》里的名言回她：“不要回来，不要回来，不要回来，这里不是家！”

话说的虽然狠了点，但想说的意思就是这个。我说回家之前你得想清楚，问题的关键其实不是你作息贵不规律、在两地收入差多少这样的事情，而是你一旦回家，你就会生活在原生家庭那个强大的磁场里，生活的久了就被他们“顺”过去了——一日三餐你得跟着父母一块吃吧？父母起床你好意思不起？父母早睡你敢熬夜不睡？跟朋友一起出去玩会给你个门禁时间吧？回来太晚他们会不会担心？嘴上不说担心二老能不能睡好觉？平时工作生活，他们给你点人生指点、耳提面命，你能够不听吗？就算明面不听，能不受影响么？你觉得你按照这种生活节奏，啥时候能活出个自己的样子来呢？

可是，如果你按照这样的节奏，太老实的生活下来。信不信，活到最后埋怨你的还是他们——“哎呀，你看你也老大不小了，咋还单着呢？

该找对象了。

（或‘咋还没个自己的出息呢？

该出去打拼打拼了。

’）”……

所以我跟读者聊天，谈到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建议他们跟父母生活保持距离的，尽量不要同城居住，即便毕业后要老家工作，也尽量自己租个或者买个房子，务必要过自己独立的生活。

我把这个规律总结为“父母在，必远游”，听上去有点残忍，但脱离原生家庭的磁场，过自己的生活，这确实是年轻人能否活出自我的关键中的关键中的关键，没有之一。

据我观察，很多从原生家庭的生活环境，直接一步跨越到婚后生活，没过过一天自己独居日子的人，其实人生都是不太完美、甚至极而言之平淡乏味的他们（或她们）从来没有一个独自的空间，能让自己静下心来，冷静的思考一下自己想要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讲，前两天在家看的那部贾玲的《热辣滚烫》，有一点我不知道看过的朋友注意到没有——女主的人生蜕变，其实是自她从原生家庭里出走开始的。无论工作、健身还是爱情，自己租了房子，自己制定节奏去安排生活，而后才能有机会去做自己生活的主人。们可以看到从女主最开始寄居家中，到后来为了给母亲帮忙而从外面回归，身上的那股气场完全就变了。《热辣滚烫》是一部逻辑讲的不太完满的爽剧，但这个点抓的很真实。

其实这个情节安排是套用原著日剧《百元之恋》的。据说《百元之恋》的导演武正晴在被问及他对剧中女主那样的家里蹲有什么建议时，就直白的说了：“离开家！”

日本确实也搞过类似的研究，发现“家里蹲”现象之所以在日本比其他欧美发达国家多得多，原因之一可能就是日本家庭有更浓厚的东亚式世代同居的传统——假如日本家庭跟欧美很多家庭一样，儿女年满十八岁无论就业还是婚否都一律将其扫地出门，这个问题也许就能缓解很多。

父母在，必远游，同城也要自己独立生活。今天是春节长假的最后一天，很多人收拾行囊，背井离乡，出门打拼的日子。今年情况有点特殊，因为工作机会在减少，我的有些读者甚至打算结束北上广漂，回乡工作了。在这个大多数人深感故土难离、亲情难舍的日子里，谈这个似乎很不讨好，但我就是这样一个不讨好的人。我想告诉那些对家乡恋恋不舍的游子，故乡父母确实是值得眷恋的，但真的长久生活在他们之中，你会永远看不到、想不透自己该活的那个样子。

感恩你的父母、眷恋你的原生家庭，但不要回头、不要留下、不要试图生活他们的羽翼下和磁场里——那样你们迟早有相看两厌的一天。

父母在，必远游。

所有离家的游子，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祝你们，也祝我自己，新的一年，有一番“热辣滚烫”的好奋斗。

全文完

本文

2000字，今天一天在路上，只以此篇随笔奉上，明天起正式恢复正常写作，新一年开始了，请我的各位读者，也请我的家人放心，在外的我会好好写稿、好好打拼的。,

最近占据简中互联网榜首的新闻是某地一位丈夫实名举报自己妻子——一位高中女老师勾引自己的未成年男学生，并与其发生关系的新闻。

本来整理了这个新闻的一个概述，但整理着整理着发现实在是太不正经，这位丈夫的爆料中自己妻子与那个男生聊了许多那种话题。考虑到此案现在有关部门还在对涉事女老师停职调查之中，还没有最终确证消息，反正大家应该在微博和其他微信号上也看过这事儿了，这里我就不转述一遍了。想了解的自己去查吧。

我这里想说的其实是广大吃瓜网民对这个事件的反应——看了一圈，我发现，义愤填膺、凛然正气的指责涉事女老师违背师德，性骚扰甚至侵害未成年人的声音固然有之。但它不是舆论的大多数，舆论的大多数可能是你此刻在想的那个样子：

很多男网民一看这位女老师相貌姣好，青春靓丽，哈喇子流了一地。然后开始开玩笑说：

这样好的老师我怎么没碰上？

太过分了！放开那个孩子，有本事冲我来！

而一些疑似女性的号呢？扒出聊天记录里那学生主动“撩”老师的话，说虽然两人年龄、身份地位差距大，但你情我愿么，恋爱自由么，女老师结婚了又如何，结婚就没有追寻自己真爱的权利了吗？

然后楼就盖歪到女老师的丈夫实名举报自己妻子隐私有多么用心险恶上去了。

总之，过去在微博上遇见两性话题就会打的跟热窑似得的男权与女权，在这次吃瓜当中倒是达成了一次神奇的合唱——双方都觉得女教师如果真的犯有其丈夫曝光的行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男人说“怎么不冲我来？”女人则说“这是她和他的自由”。

看着这样的评论，我在想这样的一个假设。假如，在这起事件当中，老师与学生的性别发生倒转，是一个男老师这样主动追求，甚至诱奸了自己的女学生，公众又会作何评论呢？

不需要多想也知道，大部分有良知的男性，以及几乎全部女性，恐怕都会指责那个男老师丧尽天良、禽兽不如、以权谋私，即便这个男老师有多高大威猛帅气，也甭管那个女学生是否享受甚至主动回应这份“爱情”，舆论也一定是这样一边倒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同样的情况，放在男老师和女学生身上会让旁观者心生厌恶，放在女老师和男学生身上，很多人却会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你情我愿就挺好”呢？

说白了，这说明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无论你宣称自己有多么女权，我们其实还是没有学会以真正“男女平等”的视角去审视世界。

把青春漂亮的女性视为一种性资源，而男性视为这种性资源单方面的猎取者，这是封建父权社会给我们造成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性别视角残留。直到今天，我们通常还会将男性和女性发生身体亲密接触称为“占便宜”。

顾名思义，只有当男性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势，去占身边女性的便宜时，才会被认为是一种侵害。而强势且漂亮的女性作为“便宜”的持有者，如果居然愿意白给身边某个男性去“占”，那在大众眼中就非但不是一种侵害，反而是一种恩赐。活雷锋一样的人物，谁还会去指责呢？

可是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其实本质上都犯了真正女权主义者最反感的“物化女性”的那种错误——在这种视角当中，女性除了身上的那个“性资源属性”，其实什么都不是，她本身就成了那个“便宜”，一个用以奖赏他人的奖品，身上的一切其他价值、身份都被剥夺了。

请问，以这样的视角去为女老师开脱，真的是在尊重她、尊重女性么？

我觉得这恰恰是对女性最大的亵渎。

习惯父权思维的男性这样想可能还好说，部分高扬女权的女同胞也这个主张，我就不知道她们是什么逻辑了。

好吧，让我们从老套的“男权or女权”的争论中挣脱出来。其实我觉得这件新闻，虽然包裹着两性私密的香艳外衣，但实则与性别无关，它只有关另一件事，那就是权力。

为什么这么说？

你可能听说过这么一个事儿，大洋彼岸的老美，虽然不禁枪、部分州甚至不禁黄赌毒，但却是禁止师生恋的。

在美国学校里，如果一个学生单独去办公室找一个老师，无论女生去找男老师、男生去找女老师还是同性学生去找同性老师，统一的规矩是你不能关办公室门，你关门老师可能会跳起来夺门而出。因为他或她会害怕你出了办公室门之后告他性骚扰你，在美国，教师一旦缠上这种官司而又无法自证清白，基本就社死了，不仅要丢工作，而且很难再找到教职。

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大学就开始陆续禁止师生恋。1984年，哈佛大学就修改自身的校规，从原先的“极为不鼓励”转为直接“禁止教授（包括教授的学生助理）和其直接教授与指导学生之间发生浪漫关系。”

后来这个规矩逐步发展为全美、以及加拿大、德国等很多国家的通行惯例，中小学就不用说了。即便是在大学里，面对已经是成年人的学生。教授要是想跟学生谈恋爱，而且能证明彼此你情我愿，可以！老师辞职、甚至学生退学，你们愿怎么恋爱自由怎么恋爱自由去！

所以师生恋现在在很多国家都是“禁断之恋”。

你说不对啊，不是说恋爱自由么？凭什么老师就不能跟学生发展你情我愿的恋爱关系呢？

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一个权力逻辑的基本问题——老师在与学生的交往中，是天然处于握有权力的强势一方，学生平时上课、考试、论文、参加重要课题、毕业等等过程中的一系列“生杀大权”，都掌握在老师的手里。而且老师还对学生保持一种知识和人生阅历的碾压——学生上课得一直盯着你听你讲吧？

在这种情况下，你身为老师，说你没有以权谋私，完全凭着自己的本事和魅力把自己看好的女生或男生发展成为自己的情侣——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么？

身为老师你有太多机会、太多方式让学生根本无法拒绝你的追求了——不一定是赤裸裸的胁迫，可能就是一个眼神、一个暗示、或者一次因势利导，就会让学生对你迷得五迷三道，主动投怀送抱。

甚至再高端一点，PUA你总听说过吧，一般的PUA总需要这套邪术的施展者对猎物先过去一定的心理地位优势，这是整个过程中最难的一步。可是如果你是那人的老师，这一步直接跳过了，你可以直接进入接下来揉捏、诱导对方的步骤。

所以请问，如果一个PUA大师，刚好成为了你孩子的老师，如果不禁止师生恋，身为孩子父母，你能怎么办？

别觉得这是危言耸听。这里推荐一本书，名叫《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该书的作者是林奕含，她以小说的方式将自己在十多岁的时候被老师诱奸，并且以为那就是爱，保持不恰当关系多年的经历，全部写到了这本书里。悲剧的是，林奕含自己却一直没有走出老师的梦魇，完成这本书后不久，26岁便抑郁症自杀。

该书在出版后，曾经在我国台湾省引发很大震动，因为通过这本书人们意识到一个问题——原来老师对于学生的性侵，未必是需要用强迫的方式进行的，他可以性侵你，还让你觉得是你自己爱上了他。因为他手中有一项你无可抵御的力量。

那个东西，名叫权力。

而退一万步讲，即便我们能保证师生恋的老师都“正心诚意”，不去PUA自己的学生，真的就是男欢女爱、你情我愿。一旦师生恋发生，请问你怎么保证老师不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有意无意的“照顾”自己的恋人学生，这对于其他学生来说，又是否公平呢？

所以为了防止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事情发生，唯一的办法只能严厉禁止师生恋。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中。恋爱是自由的，生而为人，你爱谁都可以。但为了保障这份自由的行使，你不能爱自己的老师或学生，就像你不能爱自己的直系亲属一样。

说到这里，是不是突然觉得，我国古代以师道去比伦理，还挺有先见之明的？

当然我知道，说到这里，肯定有人会反驳——“你说老师不能用自己的强势地位让自己的学生爱他。可现实中的爱情，谁又不是因“势”爱上另一个人的呢？

你健身减肥、把自己捯饬的漂亮帅气，用来吸引异性就不是凭势了吗？

你努力提升自我，提高自己的情绪管理能力，并学着照顾对方的情绪，这不是凭势吗？

甚至你勤奋读书、腹有诗书气自华、凭着“有趣的灵魂”去得到他人的爱慕，这也是仗着某种“势”么！

爱情的本质是利己的，一个人看上另一个人，总是看上了他身上某些“势”么，不然凭什么爱你。”

我觉得这话很对，但我不知你用心思考过这个问题没有——上面说的这些“势”，无论貌也好、才也好、钱也罢，与前面说的教师那种权威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你问到点子上了，下面才是本文想说的最关键的事。

我们比较一下这三种，美貌、性格以及才华，与教师的威权，究竟有什么区别？

答案是，以上说的三种，对他们而言没有强制性，不会影响他人的选择权。

你长得好看，但不一定是人家喜欢的类型；你善解人意，但人家也许不需要你的“情绪价值”。所以作为被你追求的人，他的自由选择权没有受到任何来自你的影响，换句话说你们没有谁能地位高谁一头的能力，你们是平等的，而有平等才会有爱。

而与之相反，教师对学生的权威，既然是一种权威，它就是天然具有“权力属性”，相比，权力的特点就是要区分地位的高低，有权者可以要求无权者做很多事情，无权者甚至无法拒绝。

身为学生，他就必须坐在课桌上老老实实听你讲课，交上考卷任你评分，不能说你给我这个打分不高，我拿着试卷找个老师另打，分高者说了算……看清楚没有，这就是权力所拥有的，让你无法拒绝的权力。

而任何权力，无论以什么面目出现，本质上都是一种利维坦，一种“必要的恶”。人类为了完成知识的传承，不得不赋予老师以对学生的权力。那么这种权力在被行使的时候，就必须是被严格约束的、要严防其被用来假公济私。

或者通俗的讲，也就是要把“权力关进笼子”。

而老师，作为学生在自己人生道路上接触的第一个非亲情权力，我们又怎能不约束其权力、禁止师生恋而严防权力的外溢呢？这是学生将接触到的有关“将权力关进笼子”的第一课。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其实挺看不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他老婆的那段师生恋的，很多人肉麻的吹捧，说这反映了什么“法国式的浪漫”。

我说，屁，光从法国人能选这么一总统，还把这当个美事儿来谈，你就能看出这个国家确实是有些滥用自由而不太尊重程序正义，难怪相比英美，它的现代化之路，总走的那么磕磕绊绊。

请允许我用塞缪尔·约翰逊的那句名言结束本文吧——“任何未经约束的权力，总会包含着危险。”

如果既正在远离师道尊严的道德约束，又还没有法制建设的跟进，那么哪怕小如老师的权力，我们也并没有拿来调侃的优容。

文章摘要

本文讨论了养育者与孩子之间的分离问题，并强调了父母不应将孩子当作满足自己需要的工具。作者分享了自己在养育孩子过程中的经验和观点，提出了避免工具化孩子的养育方法，并回应了关于催婚催育等问题。

• 👩‍👧‍👦 养育者的存在是为了让孩子“好好离开”，促使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发展和探索真正的自我。

• 🚫 父母工具化子女会让孩子失去独立的人格，并可能导致心理问题。父母应避免将孩子视为满足自己需求的工具。

• 🌟 为人父母很难，但养育过程会激活个人的创伤，父母需要在面对自己的创伤和社会文化压力时，决定如何养育孩子和建立亲子关系。

一、“工具化”子女的父母比比皆是

1. 生活中的哪些现象，可以被视为“父母对子女的工具化”？

简里里：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要说明“父母”只是一个隐喻，从一个人日常所处的小环境如家庭、到所处的文化环境，都可以看作是比个体更大的、对于个体有紧密情感联结和深远影响的“父母”。

简单来讲，所谓“工具化”是父母无法将子女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人，而将子女看作是自己情感或者生活的延伸。父母需要子女成为某个样貌、实现某种功能；而否认、忽视子女的情绪感受，并使身体上或情感上处于更弱小的子女感受到威胁：如果我不按照父母的意志去行为，我就会失去我生存所依赖父母所给予的安全感、或情感上必须体验强烈的羞耻感、愧疚感等等。

比较极端的案例可以去看纪录片《Mom Dead and Dearest》，母亲否认女儿的长大，她控制了女儿的所有行为，让身边所有邻居和认识的朋友都认为女儿身患重病不能自理。

这个真实的故事最后的结局很惨烈，是女儿雇凶杀死了自己的母亲。但如果你仔细去看在她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你甚至可以理解，从女儿的角度，只有这样才能够活下去。

当然我们现在能够讨论这个概念，确实得益于社会文化的进步。因为从人类上万年的历史来看，当人类族群作为某种形态存在和发展，它必然要牺牲掉个体的感受，来实现一个族群的目标。这个历史由来已久，反而我们在讨论这个“父母到底能不能像工具一样使用自己的儿女”这个问题，才是一个非常态。

如果我们讨论微观至字面意义的父母和儿女，东亚文化下自古儿女理应属于父母；而从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中，相比子女，心理上的分离对于父母更加艰难。

我做了妈妈之后，更知“母亲”这份工作的艰难。抛开身体上和时间上的投入不提，养育过程本身会激活一个人原本的创伤；同时人也要在自己面对社会族群的压力之下，来决定自己的父母身份、决定自己如何养育孩子、想要和孩子之间建立什么样的关系。

我想大多数父母都尝试尽全力为子女提供最好的体验，但人受自己的创伤、原始的情感、社会文化所局限，完美和理想并不存在。很多看起的“工具化”并非有意为之，但却带来现实的结果。

因此当我们讨论“父母是否对于儿女的工具化”时，它既不是一个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的议题；它也不是“古应有之”有绝对正确的默认项。促成更公开、坦诚地讨论，关于它们究竟带给了子女怎样的影响，这些事实是重要的。

所以 1982 年 Erna Furman 有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标题是《Mothers have to be there to be left》。他开篇讲，在他一段职业生涯更独立的阶段，他向老师安娜弗洛伊德告别。

安娜弗洛伊德“简短”地回复了他：A mother‘s job is to be there to left（养育者的工作是与孩子实现心理分离）。 一方面我非常推荐这篇文章；另一方面我也想特别标注：之所以这篇文章如此动人，也正是因为“不 left（养育者不愿与孩子心理分离）”才是亘古以来被默认的选项。

2. 不工具化小孩的养育观念，你是如何践行在生活里的？

简里里：我只能说我很留意，但至于她觉不觉得我“工具化”了她，还得她长大了来说。

我在各个维度上都很努力地避免让她为我、或为他人承担情绪。比如说，我极力避免家人出于敦促她做某些行为的目的，和她说任何类似于：“你看其他人都这么做了，所以你也要这么做，”或是“你这么做，我/其他人会很难过哦。”这样的话。

我希望尽我的能力，让她认为她自己的感受是重要的，让她能够体验到为自己的行为做选择而带来的自我认同感；与之相对的是，我不希望她由于自己没有按照他人意志去行为，而体验“羞耻”“恐惧”这些糟糕的感受。

二、生育无法成为一道“必答题”

3. 如何应对“啥时候结婚”“啥时候生孩子”这种过年期间的必答题？

简里里：我想象如果有一天我女儿问我这个问题。

如果她不喜欢这些问题，我大概会建议她见机敷衍一下、尽快结束这个对话；或者不喜欢、又有选择的话就不要去这样的场合了。

如果不可避免被问到了，Don‘t take it seriously（别太当回事）。事实上不真的有人关心你的生活，他们只是有自己焦心的问题，那个时刻投射在你身上，使用你来处理他们自己的情绪罢了。

1. 很多父母催婚催育时有一种“你结婚生娃后他们的任务就完成了”的工具性。在你看来，什么样的催婚催育是不可能成功的？

简里里：我觉得任何“催婚催育”在结果上都有可能成功。我的意思是胁迫之下，婚也可以结，娃也可以生，但是它的代价会以其他的形态表达出来。

比如生育之后，身为父母并不愿意承担养育的责任；或者身为父母自我未处理的创伤在应对养育时，体验到更多的冲突感，即便有充分的养育意愿，父母内在的冲突也不可避免地以代际创伤的形态落脚在孩子身上。显然生育对于个体来说，它无法成为一个“任务”；它更不可能是帮助祖父母辈完成的任务。

我是做了父母之后才理解到：生育和为人父母，原本的的确确是一件无可比拟的、令人喜悦、成长和充满疗愈的经历。但如果一个人被迫或非自愿成为父母，无论对于孩子还是父母，都可能将这个原本充满爱意和幸福感的旅程变得异常艰苦。我觉得当社会或个人有选择权时，这是没有必要经历的悲剧。

1. 你以前发微博说：不要催“心智不成熟”的人结婚生小孩。人什么时候才能确定自己心智成熟呢？（有没有可能心智成熟了但我已经老到不能生小孩了）

简里里：我忘了我说过这样的话，但我现在看起来，催促别人生小孩的人，似乎表现得更加“心智不成熟”。因为不能允许别人的价值体系和自己的预期不一致，而总想改变别人。

“心智成熟”是个比较“理想化”的词语。当然没人能总是、自此以后、一直表现得“心智成熟”——那就是“圣人”了，“圣人”在各种典故里面都是要受刑的。

但对于普通人，我想当一个人对于自我有一些确定感，能够一定程度上接纳自己和他人、社会主流价值观有时候有些不一致；也能够接纳他人的价值观有时候和自己的不一致；而不因此感受到受伤、委屈、或愤怒而驱使非要改变自己或他人。自己在自己的身体里面大部分时候比较舒适，就挺好的。

三、成为父母后，所谓“真正的自己”一定会消失

6. 什么是足够好的养育者？在你的生活里，60分的爸爸妈妈是什么样的？

简里里：我一直觉得这是个比较难描述清楚的概念，所谓“good enough（足够好）”是相对于“perfect（完美）”而言的概念；告诉焦虑的父母，不必强求完美，差不多就很好了；以及对于“完美父母”来说，太过度的保护和依恋使父母不能允许孩子体验“恰到好处的挫折”，父母不肯离场，反而会牺牲掉孩子的成长。

但同时我在现实生活中见到的父母们，反而大概是由于被“逼婚逼生”的状况更多，没有足够的意愿参与养育，有时候“60 分爸妈”反而成了一个“避风港”。

我在这里引用我们自己的《向内看见》中的这一段引述吧：做个好父母，需要“对孩子有他者性的欣赏，有对自己进行深思熟虑的能力，在必要时采取行动或选择不采取行动的勇气，以及在整个不断变化的终身过程中，保持与孩子成长的愿望和意愿。”意愿最重要。

7. 在养孩子的过程中，有没有刷新对自己人生的体会？

简里里：我的体会是，“父母”这个身份并不是天然生了孩子就有的，这个身份需要你努力去获得。养育生命这个过程会不断向你发问，你需要一直思考，一直回答这些问题：我想成为怎样的“父母”？我想为我的孩子创造怎样的体验？我想要与她建立怎样的亲子关系？我愿意为之付出什么、不愿意付出的是什么？

这些问题没有“好”的答案，没有“一招鲜”的答案，也没有亘久的答案。这些提问就如一个永不间断的背景音，在你生活和工作的每一分钟、每一个抉择中大声轰鸣。

8. 挺多人害怕生完孩子后“真正的自己会消失”。你是如何整合自己在工作、生育、不同的生活阶段里的角色转变的？

简里里：我记得我生产前和一个已经有孩子的闺蜜聊天，我谈论我打算生完之后的各种计划。她打断我说：你有你的计划，上帝有上帝的安排。事实如此。我从不同的访谈中都看到女性谈到“害怕自己消失”，也会在刚生育后做很多事情，来试图证明“我还在”；但我也看到她们都谈到自己真实做了母亲后，对于所谓“自我消失”心甘情愿的冲动和意愿、对于“自我”的变化描述；也看到更多的母亲谈论随着年龄变化时间推移，自己想法和生活的调整变化。

我想表达的是：从绝对层面上讲，这些角色是不能整合的，你所有以此为目的的尝试都会带来挫败。

你必然要经历挣扎、恨意、痛苦感；你必须要重新定义你自己，做取舍、有遗憾。所谓“真正的自己”一定会消失，否则牺牲掉的就是你的孩子或你作为母亲的体验。也是因此职场女性、在社会眼光评价下的全职妈妈的痛苦感会被不断地体验和讲述。

对于我，这个过程也异常艰难。但我想在最后给一点点我相反的、也是真实的感受：

尽管物理和现实世界中，你发现你的时间、精力、身体、空间甚至对于自己生活的选择权都被重置；但同样你会惊异地发现，事实上人并不如自己以为的那样，对于自己、或者人类共通的情感有足够多的理解：有些你事前以为珍贵的后来可以轻而易举地放下，你事前无视的忽视却变得举足轻重。

我觉得这是养育孩子所带来的所谓“对于自我的重新养育”。它锋利、真实、也提供巨大的爱意。你必须在此后的时间长河里面，在日常每一个普通的不普通的决定中，来确认自我。

小路易十三还不到一岁时，“保姆用手指拨弄他的阴茎，他笑得气都喘不过来”，而且路易十三“毫不迟疑地”就学会了，他叫住一位侍者，然后撩起自己的衣服，让他看自己的阴茎。

小路易十三到一岁时，“就会让别人吻他的阴茎”，他确信每个人都觉得很好玩儿，特别是年轻女性来访的时候，“他拿起阴茎，微微笑着，晃动着整个身体”，周围人的默许和鼓励让他不断重复着这个动作。

小路易十三刚过一岁就与西班牙公主订婚。他的侍从试图让他明白订婚意味着什么，而他理解起来也一点儿都不难，当人们问他，“亲爱的公主在哪里？”，他就会把手放在自己的阴茎上。

而当他第一次勃起的时候，大家也兴致勃勃地围观。“他八时醒来，叫住贝杜扎伊（Bethouzay）小姐，对她说，扎伊，我的阴茎变成吊桥了，这样提上去，这样放下来。说着他用手将阴茎拨上拨下。”

这些记载足够让任何一个现代人大跌眼镜，放在今天，这些侍从恐怕早就因娈童罪而被逮捕。这些珍贵的史料来自波旁王朝的宫廷御医艾洛阿尔的日记，法国历史学家菲力浦·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在《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一书中试图用它来说明，欧洲传统社会中没有儿童，“童年”的概念是在17世纪末才被“发现”的。

阿利埃斯在书中指出，在中世纪的欧洲，儿童期指的是儿童最为脆弱、不能自理的时期，一旦在体力上可以勉强自立，儿童就混入成年人的队伍，和他们一样工作，一样生活。儿童就是身型较小的成人，并没有人为他们娇小可爱而大惊小怪。

到了17世纪末，情况才发生转变，儿童渐渐开始被视为一种与成人截然不同的存在，他们天真、脆弱、易被诱惑，因此需要特殊的照料和规训。于是，强制性的学校教育出现了，它们将孩子与成人世界隔离开来，走读学校又发展为寄宿学校，在这里儿童要度过一段漫长的禁闭生涯。

与学校革命同时发生的，是家庭内部的情感革命，它以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的诞生为标志。在核心家庭中，孩子彻底改变了默默无闻、不受重视的地位，相反，核心家庭就是围绕孩子组织的，它是父母与孩子之间情感交流的必要场所。

《儿童的世纪》在上世纪60年代被翻译成英文，极大影响了西方家庭史研究。上世纪70年代，许多英语学界学者都就“童年的发现”提出了或复议或挑战的不同看法。赞同阿利埃斯的学者认为，前现代时期的儿童保育（child care）几乎可以用“惨无人道的屠戮”来形容，儿童生活在“情感残废”的成人世界中，得到的至多是一种“精于计算的冷漠”。而批判阿利埃斯的学者则认为，从有关儿童的史料被记载的那天起，就有了关于儿童的文化。中世纪的儿童文化必然不同于现代，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中世纪的欧洲人而言，不存在“儿童”这一概念。

那么，前现代欧洲的童年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凶险”的童年：早夭与童工

首先，在前现代欧洲，儿童的死亡率极高。大部分家庭中，人们生育很多孩子只是为了确保其中少数几个可以存活下来，一个孩子去世，很快就会有另一个孩子替代他的位置。也正是因为失去孩子的经历太过普遍，人们才不会对孩子投入过多感情，法国作家蒙田就曾说，“我已经失去了两三个尚处哺乳期的孩子，并非没有遗憾，但也没有太大的不快。”与蒙田同时代的欧洲人普遍认为，年幼的儿童“既不具备心理活动，也没有形成成熟的肉体”，因此被视为是介于生死之间的、极不稳定的存在。

导致儿童死亡率居高不下的元凶是“乳母喂养”（wet nursing）——是乳母喂养，不是母乳喂养。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欧洲人普遍认为母乳喂养会破坏女人的胸型，危害她的的健康，还会影响她的性生活（因为性生活会腐蚀母乳），因此，只有社会底层的女性才会选择母乳喂养。但是这些底层女性往往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劳动剥夺着她们母乳喂养的时间，因此，雇佣乳母成为了绝大多数欧洲母亲的选择。富庶之家也许会将乳母请到家里，但大部分孩子会被送到乳母的家中喂养，这些乳母大多居住在乡下，家中破敝不堪，被送走的孩子一大半难逃早夭的噩运。18世纪法国的统计数据显示，一岁婴儿的平均死亡率已经降到7%至8%，而被送到乳母家喂养的婴儿死亡率仍然高达66%。

如果一个孩子足够幸运，活过了凶险的幼儿时期，到了十岁左右，他就要再次离开家。男孩会被送出去做学徒或者雇农，女孩则被送出去做侍女，直到适婚年龄才能回家。19世纪之前的西欧，75%的男孩和50%的女孩都在劳动中度过青少年时期。即便是上流社会家庭的孩子，也会被送出去做工，但目的不是赚钱补贴家用，而是学习礼仪以及拓展人际关系网。

纺织作坊里学徒的童工

事实上，不仅十几岁的青少年要出去工作，在强制教育推行之前，几乎所有的未成年人都要工作，如果他们居住在农场上，就要放羊、拾柴；如果他们家里经营着一个小作坊，就要梳理羊毛、织布。不同年龄的孩子会被分配不同的工作。

然而，与现代人的想象不符的是，相比于在学校中度过的童年，在劳动中度过的童年可能更加无忧无虑。与狄更斯笔下悲惨的童工不同，大部分孩子在工作中获得了骄傲和乐趣，学童反而被认为是软弱无能、脂粉气重。而对于大部分的父母而言，学校不仅让孩子失去了独立性和街头智慧，还给整个家庭的预算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儿童的性：从无知无觉到天真无邪

在童年为数不多的居住在家中的日子里，儿童也没有单独的房间。18世纪之前的欧洲家庭缺乏必要的空间安排和隔离，父母和孩子、主人和佣人共同居住在一个大开间内。这种同居形式更接近于拥挤的公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在儿童面前露骨地谈论性话题，甚至如开头路易十三的御医的日记所记载的那样，公开玩弄儿童的性器官，都不会被认为是禁忌，更不会被认为有罪。

这是因为在18世纪之前，童贞的观念还不存在。在与性相关的问题上，儿童不被认为是天真无邪的，而被认为是彻底闭目塞听、无知无觉的，因此任何污秽的行为或言语都不可能对儿童产生危害。“儿童是天真无邪的”这一观念，产生了两种对儿童的道德要求：一方面，要远离成人世界，尤其是成人世界中的性；另一方面，要通过培养儿童的理性和明辨是非的能力来强化和巩固第一方面。这种儿童观肇始于卢梭，直到非常晚近的时代，它由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和精神分析师们的理论转化为社会共识。

卢梭的《爱弥儿》，对十九和20世纪大众文化中“儿童的再现”产生了深远影响，也被视为是现代儿童教育理论的奠基之作。卢梭认为，儿童在离开造物主之手的一刻是完美的，在人的手中才逐渐堕落。因此，应该推行一种所谓的“消极教育”（negative education），也就是一种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这种教育可以让孩子通过自主探索的方式调动和发展他的先天潜能，这同时要求孩子尽可能地避免接触到外界的不良影响，因此，卢梭强调对儿童的适当隔离，尤其是小心甄选儿童读物。

阿利埃斯认为，伴随着家庭情感革命和高强度的学校教育，出现的是长期在人口上的马尔萨斯主义，即自愿减少生育的现象，它在18世纪已经初露端倪，并一直持续下来。因此，阿利埃斯将19世纪称作“儿童的世纪”。他认为，公众对人口结构的朴素反应，决定了儿童是19世纪最占优势的年龄段。事实真的如此吗？

文明的阴影：杀婴与弃儿

18世纪，避孕节育的观念开始在西欧传播，但是进展缓慢。与此同时，非婚生子女的骤增，使整个欧洲的人口在1750年到1850年间翻了一倍。截止1850年，维也纳和斯德哥尔摩儿童总数的一半，以及巴黎儿童总数的三分之一都是非婚生育的。还有许多夫妇在订婚后有了孩子，于是立刻结婚，18世纪末的英国，有37%的新娘是怀着宝宝出嫁的。

不同于那些未婚先孕的女性，一部分人会选择堕胎。当时最为流行的堕胎方法是吞下一打磷制火柴头，这种方法太过危险，以至于德国在1907年颁布法律禁止出售磷制火柴。另外一些女性则选择杀死新生儿，犯下杀婴罪的女性大多是年轻、单身的侍女，她们孤身一人，被爱人抛弃，没有家庭的支持，被罪恶感折磨，并且害怕让整个家族蒙羞，很多人事后声称，杀婴是出于一时的精神失常。

为了让女性免于这样悲惨的命运，天主教控制下的欧洲广泛开设了育婴堂。天主教徒更在意维护单身母亲与其家族的名誉，而大部分的新教徒则认为，生下私生子的人没理由要求国家替他们抚养。典型的育婴堂门外会设有一个“婴儿安全岛”（turning-cradle），来送婴儿的母亲只需在夜幕的掩护下潜入安全岛，放下婴儿，按一下铃通知屋里的人，就算是完成了交接。

尽管表面上，设立育婴堂的目的是遏制杀婴，然而很多历史学家的研究都显示，育婴堂只是提供了一种在文化上被认可的杀婴方式。育婴堂接收的婴儿悉数被送到乳母家中喂养，其中大部分难逃早夭的噩运。但这并不妨碍育婴堂成为18、19世纪利用率最高的公共慈善形式，写出了《爱弥儿》的卢梭将他的全部五个孩子托付给育婴堂，而在19世纪中叶，维也纳一半的新生儿被交由社会机构抚养。

18世纪的育婴堂

为了制止疯狂的弃婴现象，很多国家不得不封禁了“婴儿安全岛”。然而直到1912年，法国妇女获得了通过向非婚生子女的生父诉讼要求抚养费的权利，弃婴的问题才正式缓解。

在我们回看历史的时候，经常有一些完全出乎意料的发现，诸如“1850年维也纳有一半新生儿被遗弃”，会让我们如阿利埃斯一样倾向于认为，历史出现了重大的转折，人性中的一些尘封基因在今天看来竟是如此的陌生，被我们习以为常、甚至视若神圣的亲子之爱，曾经如此淡漠甚至冷酷。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父母对于子女的任意打骂，榨取子女的经济价值，甚至不将子女视作独立完整的人，这些可能都不足以证明亲子之爱的匮乏，只是我们对爱的定义变了，“为一个人倾其所有的爱”或许才是一个晚近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