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volutware

some papers of crime in proprietary software.

转自开源意识流同名文章,转载时对原文有改动。副标题是编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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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Linux 社区移除俄罗斯开源贡献者的事情,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从传播学上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好话题,好就好在是个人都能搀合两句,言论自由嘛。不过辩证地看待问题,要比问题的证要更有价值。

所谓问题的辩证(意思接近医学上讲的“辩证医学”),就是一刀切开,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一言一语的各自表述。

而辩证地看问题,就是你说这是个西瓜,我说既可以是西瓜,也可以是葡萄,看你从哪个维度去分析。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来了,Linux 基金会是个什么玩意?咱们掰开揉碎了给讲讲。

Linux 是 Linus Tovalds 本人以自己名字为启发注册的商标,而基金会是财团间接控制非营利组织的一种手段。

那么是不是一切基金会都必然被财团控制呢?咱不是说了嘛,分析问题看你站在什么角度。

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简称 FSF)就能避开财团的控制,你要是想知道美国某个基金会的类型,你得看它的类型编号。FSF 是 501©(3),属于非营利组织中最强管辖的存在,一般人除了像 RMS 这种头铁的以外,想捞好处肯定不会选这个。再加上 FSF 本身有 GPLv3,那就同时是超强监管 + 自由协议, 也许可以管控基金会的董事会以及 RMS(不行就用枪嘛),但是绝对无法控制自由软件社区的个体们。

而 Linux 基金会呢,它是一个 501©(6),分类上属于商业联盟。这下你就明白了嘛。

说得俗了,就是一个大英雄,创立了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产品,让大家来贡献,然后拒绝了 RMS 关于 GPLv3 的提议,拥抱了各路财团,大家一起做了一个商业联盟。

就这么个事儿。

那么您说,这位大英雄是否有这样的权力,删除一些他不喜欢的 text 呢?

然后第二个问题紧接着就来了,Linux 为什么不喜欢 ru 了呢?可要回答问题,老表就必须先回答 Linux 到底爱过 ru 没有。

从最新的代码贡献图表中可见,ru 的贡献量在 2020 年占 3%,比中国还高,咱一直以为中国的前面仅剩美国了呢。

那么什么时候开始 Linux 不喜欢 ru 了呢,咱肯定不能说是自古以来,毕竟 Linus 的祖国芬兰第二大群体就是在芬俄罗斯人,况且你不喜欢怎么会让人贡献呢?

要真是国仇家恨,怎么也该把代码也删了,说是要让提交资料审核审核再说,审核标准也不说,留着不发,你等啥呢?

Linus 这边咱就点到为止,财团的事儿,都是大生意,咱也不懂,咱也不好说。不是 FSF 或者 RMS 那样的理想主义——当然自由软件社区的各位挣的都是靠技术吃饭的本分钱,玩儿财团和商业联盟这种大钱,那可不是一般人。

既然是辩证地看问题,那还得从另一个角度也聊聊社区贡献者。

你说各国的社区贡献者,是不是都是自发贡献,挣名声和技术,自己再挣本分钱呢?那也不好说。肯定也有被扶持去贡献的,这些人技术行不行的,表面你也看不出来,看似一个人,其实人家背后一个团队呢,只不过 credit 归属一个人。当然,这也在规则许可范围内——财团的规则不就是钱嘛。

只要钱别断,就没问题。

所以是大英雄 ethic 发动,要给天下主持正义了?Linus 到底是不是一个 ethic 的代言人,正义的使者,爱的天使?

你要是说 RMS 也许还行,虽然他闹出过八卦,替他的好友 Marvin Minsky 上萝莉岛的事情说了两句好话,个人私德也确实成问题,但是在软件自由的问题上,他拒绝同财团妥协,坚持左版。可能他有的时候古板了一些,但他确实还能代表他自己。

那么既然这些问题都不是,怕不是钱的事儿没弄明白吧。要知道现在各国行业都得给 Linux 基金会塞钱,不然 consultant 业务都没渠道给你用,搞得硬核技术人员都得自己去摸渠道,给外行人看着好像是硬核技术挣不到钱一样,其实是保护费交不起。

挣钱嘛,不寒碜。挣个钱大打出手才寒碜,还好现在就删点儿 text,大家都体面人。

过两天是不是情况有变,咱也说不准,反正不是说提交下什么证明嘛。都是台面上的功夫,就当看一乐,可千万别把自个儿代进去。

老表真情提醒各位,这些人在某些国家可都是被人瞧不上的技术人,但人那儿可都是凭技术和商业联盟的运作挣好些钱呐。您可别光看八卦,好好磨炼技术,参与进自由软件社区的建设工作,毕竟“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至于热爱自由软件的各位,是不是就幻灭了。老表觉得吧,对着一个商业联盟谈情怀谈幻灭?老表不是倚老卖老,还问您贵庚?

好好支持一下自由软件社区,支持一下 GNU,真诚换真诚,去和跟财团较劲情怀,有用吗?

整理者:本文侧面反映了移动互联时代,追求“划一划”代替“搜搜”等“傻瓜化”的私有 app 是如何把用户驯化成不会思考,不会主动学习的被动接受信息的“输出终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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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会用电脑了。

这个不会,不仅是指excel、ppt、word这些办公软件,还有搜索、下载软件、解压缩文件、任务管理器关闭软件等等基础操作。

最近,淘宝上的一件商品走红网络,甚至还长时间霸占了热搜榜,它就是「steam代安装」。

当然,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叫steam的软件。

它是全球最大的游戏平台,你只要是一个玩单机游戏的正版玩家,那steam就是你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一环。可以说,steam就是游戏界的淘宝,还是十年前京东、拼多多尚未发力时期的淘宝,游戏制作商都会优先将自家游戏放到steam上卖,玩家也是优先在steam上买。

但由于某些原因,steam必须依靠加速器才能正常使用,所以对新手而言,下载、安装、注册、登陆这几个步骤走下来会有些麻烦,不过随便上小红书、B站都能找到完整教程。

那为什么它能闹这么大动静呢?

因为人们不理解为啥下载一个免费软件还能成为一桩生意,关键价格还不便宜,分为标准版、豪华版、黄金版和尊享版。

标准版是商家给你链接和下载步骤;豪华版则是商家远程操控你的电脑来下载、安装;想要一步到位,让商家帮你完成下载和注册,就得斥资19.8元购买尊享版。

一开始,人们觉得这就是妥妥的智商税,商家纯在骗钱,我一个视频网站的会员月费也就20块,你帮我下个免费软件竟然还收19.8,现如今抢钱都这么光明正大吗?

结果看完后台评价,都发现冤枉人了。

电脑,原来已经是一门被淘汰的古早技能。

「steam代安装」在淘宝非常热门,多家店铺都拥有大几千的订单量,且不少人是因为第一款国产3A大作《黑神话:悟空》即将上线,于是想着下个steam去见证历史。

他们始料不及的是,不同于手机应用商店轻点一下安装即可,电脑端光是下载steam这个步骤就烧干了脑细胞。

当网友打开这些店铺的后台评价,发现自己严重高估了买家们的技术,颇有一种“一觉醒来,全世界电脑水平下降100倍”的网文即视感。

譬如有人不知道微信上的外部链接得复制到浏览器上打开,有人无法理解为什么安装路径上不能有中文,还有人不知道“任意键”是哪个键,翻遍键盘上的108键也找不到。

也就是说,店家不仅要教买家怎么下东西,还得从零教他们最基本的电脑操作,堪比胎教级教程,较中学的微机课更甚。

有别于其他商品,它真是买的人越多,越让人心疼,这赚得哪是辛苦钱,分明是降血压的药钱。

Steam代安装的故事并非个例,很难想象,在互联网全面普及化的今天,作为载体的电脑反而沦为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就在不久前的4月份,一位B站up主被人骂的截图传遍贴吧,故事不同,但一样的哭笑不得。

这个叫「庄不纯」的up主经常会自制一些游戏mod,并以压缩包的形式生成链接供人免费下载,结果每次都会收到来自评论区和私信的国骂。

对方生气的理由不是游戏质量如何如何,而是不会下载、不懂解压缩、不知道手机不能安装电脑端的软件……

关键还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每回私信99+的程度。

他此前就有考虑到网友电脑水平的问题,于是尽可能简化了下载流程,只需要从网盘内下载好,再到文件夹里解压即可,不需要经历分卷解压、改文件后缀名、输入解压密码等更复杂的操作。

显然,他还是错估了大伙儿的电脑水平。

迫于无奈,他只好专门出了一期像素级教学如何解压缩的视频,可以说是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了。

「电脑萌新」,原本是一个活跃于十几年前的群体,哪曾想现在不仅未减少,反而愈发壮大了。

不同的是,以前的萌新是完全没接触过互联网,也没接触过电脑,所以两眼一摸瞎。现在的萌新则打小开始上网,小学便设有微机课,却依然视电脑如初见。

一些盛行于互联网早期的梗因此再度涌现:

2024年了,「alt+f4」这种骗人手段仍有市场。

我会开机,但我不会关机。

发邮件和文件重命名比考试都难。

为此,我们不禁发问,电脑怎么就被当代年轻人抛弃了?

被抛弃的,仅仅只是电脑吗?

1997年10月31日,福建球迷「老榕」带着儿子跨越大半个中国来到大连看球赛,结果亲眼目睹了中国队以2:3的比分输给卡塔尔队,止步世界杯预选赛的场面。

当晚,他哄完孩子睡觉后,心绪难平,连夜将此次看球的经历写了出来。

几天后,一篇标题名为《大连金州没有眼泪》的文章悄然上传至四通利方论坛,作者正是老榕。

彼时的中国网民总数仅62万人,四通利方即使作为头部论坛,体育板块的日访问量也不到一万次。

没有人想到的是,老榕这篇文章竟点燃了整个中文互联网,短短48小时,点击量高达数万,引发了全国球迷的共鸣,还被许多人誉为「中国第一足球博文」,老榕则一跃成为当时最出名的中国网民,没有之一。

正是这篇文章,令互联网恐怖的传播力初露峥嵘,新浪网总编辑陈彤后来在《新浪之道》一书中回忆:“此事使人们第一次感受到论坛的力量和影响。”

也是这篇文章,间接促成了四通利方与华渊资讯的合并,二者合并后更名「新浪网」。老榕的命运由此与互联网捆绑在一起,17个月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电子商务平台「8848」,比淘宝还要早上4年时间。

许多人冠以老榕「中国电子商务之父」的名头,甚至一度揣测“老榕不退,马云不出”。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1998年,对于中国网民而言,上网依旧是一件奢侈的事,北京、上海两地的网吧就跟高档会所一样,10~20元/时,是名副其实的销金窟。

OICQ彼时尚未诞生,坐在里面的老网虫大都在看一个叫「榕树下」的网站,它是中文互联网第一大读书社区,创始人朱威廉如此形容它:灯红酒绿的世界,网上有这样一棵树,可以让你回归质朴。

榕树下非常火,最高峰拥有200万注册用户,日访问量高达500万次,韩寒、安妮宝贝、今何在等作家早年都曾混迹于此。榕树下的火爆,后来还启迪了起点中文网的出现,网络文学由此实现了传承。

可榕树下的风头未持续太久,猫扑网、天涯社区、百度贴吧的野蛮生长抢走了大量网民的目光。

热爱动漫、游戏的年轻人聚集在猫扑,他们足够新潮,热爱造梗,“逆天”“不要迷恋哥”等网络流行语便发源于此。

天涯则是一个具有人文气息的社区,人们在这儿彻夜不眠地追更《鬼吹灯》《明朝那些事儿》《东北往事》等动辄数十万字的小说贴;有人孜孜不倦地科普着“人类怎样才能不被动物吃掉”;还有一个叫李幺傻的楼主,专门卧底揭露乞丐、小偷、代孕等社会阴暗面,以至于很多资深媒体人都跑这儿来挖掘线索和独家爆料……人们评价它:看过天涯,就算看过了世面。

百度贴吧更为特殊,它借着李宇春这一现象级人物迅速崛起,诸如“玉米”等粉丝群体在这儿找到了根据地,李宇春吧一度是全网最大的吧,贴吧自身也一跃成为流量最大的中文网站,背后的产品经理李明远甚至凭此战绩当上了“百度太子”。

可以说,这些论坛共同构筑了人们对互联网的初印象,“开放、平等、协作、快速、共享”是这个虚拟世界人人崇尚的精神。

时过境迁,猫扑倒闭、天涯谢幕、榕树底下无人纳凉,唯有百度贴吧存活至今。

知乎上有人发问:为什么百度贴吧还不凉?

有人回答,贴吧足够真诚;有人解释,贴吧包罗万象;还有人说,贴吧老哥虽然喜欢玩梗,但有忙是真帮。或许只有在它身上,我们还能隐约瞥见中文互联网弥足珍贵的精神。

早期的中文互联网,人们上网普遍只为两件事:网聊和刷帖,但无论干哪件事,都绕不开“搜索”这个动作,它是人们进入互联网世界的入口。

那时候没有大数据,没有信息茧房,互联网就像幽深无边际的宇宙,一切都是神秘的,一切都是公开可探索的,只不过每个星球的秘密,都需要自己搜寻。

1999年左右,搜狐的张朝阳、网大的黄沁、千橡的陈一舟等大批海归回国创业,其中最出名的,当属李彦宏。

他回国不到半年时间,便创建了「百度」。「百度」二字取自宋词“众里寻他千百度”,当时百度的网站上如此阐释它:在凄美中寻找幽微的美感,比喻人在面临人生的许多阻碍的同时,要追求自己的理想。

PC时代,搜索引擎是最大的流量入口,也是最赚钱的生意,从BAT三巨头中百度排行老大便可知。挑战百度的后来者很多,搜狗、360、soso……但没有一个能真正意义上撼动其地位。百度渐渐成了“搜索”的代名词,时至今日,网民们仍习惯用“百度一下”形容搜索。

二十一世纪来临,网吧遍地开花,中国网民数量指数级增加,全民互联网时代就此到来。

人数上去了,网速却慢如蜗牛。

那时网吧机子的下载速度才几十K每秒,一份十几mb的文件都得下半小时,下游戏更是要耗上个一整天,倘若下载中断,还得重新开始。

2004年,软件工程师程浩跑到北京去见了金山软件公司的总裁雷军,此行的目的很简单,他希望金山能跟自家的「迅雷」合作。

程浩开门见山,声称迅雷的下载速度远超市面上所有的下载工具,雷军将信将疑,决定让这个口出狂言的小子试一试,他找来一位运营副总裁探探虚实,结果大吃一惊,迅雷的下载速度快了足足20倍。

有了金山等大公司做背书,迅雷直接正面硬刚市场占有率高达80%的行业巨头「网际快车」,且在不到一年时间实现反超。

迅雷是当时最好的下载工具吗?

当然不是,程浩曾坦言迅雷什么都比不过「网际快车」,唯一的优点就是快,但对于时间就是金钱的网民而言,快即一切。

跟下载工具一样造福网民的,还有杀毒软件。

病毒、木马、漏洞,这些移动互联网时代极其陌生的词,当年可是人人闻之色变。

尤其是2007年「熊猫烧香」的肆虐,上百万台电脑纷纷遭中,QQ、游戏账号不翼而飞,无数网民巨资购买的电脑眨眼成了一坨废铁。

也是这一年,周鸿祎带着360安全卫士闯入了大众视野,有别于金山毒霸、瑞星、卡巴斯基等收费杀毒软件,360竟公开宣称“永久免费”。

踩在风口上的360直接起飞,几乎成了家庭电脑的必装软件。可国有国法,行有行规,360此举无疑是在砸整个行业的饭碗,瑞星、金山、江民等公司每天都向它发起骂仗。

但它们都低估了“免费”二字对网民的诱惑,最后只好选择顺应市场,中文互联网由此进入“免费杀毒时代”。

当人们一路过关斩将,铲除掉病毒、木马后,恍然发觉,360原来才是最终“BOSS”,屠龙勇士终成恶龙。

百度、迅雷、360外,QQ、淘宝、土豆网、搜狐也迎来属于自己的辉煌时代,它们悄无声息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网恋,网购、网红一度成为社会议题。

网速依然不算快,但人们的耐心和好奇心一样保持着满格状态,为了跟素不相识的网友聊天,会蹩脚地使出二指禅打字;为了下载某个资源,不惜废寝忘食地翻遍全网,研究何为BT种子、何为分卷解压;为了在微机课上玩4399,无师自通关闭后台的教学程序……

探索是中文互联网的本质,好奇是互联网网民的本色。

当人们失去探索的欲望,互联网也将失去它的精神。

2013年12月4日,工信部向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正式发放4G牌照。

第二年,华为Mate 7作为一部4G手机,巧借东风,以700万台的出货量惊呆业内外,这份骇人的数据,比产品经理李小龙高估的120万台还要多出5倍不止。

另一头,2014年全年4G手机出货量高达1.71亿台,供不应求都不足以形容人们对4G手机的追捧。

所有人抬首,变天了。

移动互联网时代,轰然而至。

手机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改变了中文互联网。

杀毒软件自此销声匿迹,下载工具日趋边缘化,曾经作为企业、机构门面的官网门可罗雀,无人到访,它们也无意更新,诸如美团、盒马鲜生等公司的官网只起到一个企宣作用,不再具有功能性,它们全都指向了一个个具体的手机App内。

中长视频看B站、短视频上抖快、一手新闻上微博、菜谱攻略搜小红书、腾讯系软件得用微信支付、阿里系应用需要支付宝……互联网不再是开放无边界的宇宙,而是由一座座孤岛构成的海域。

孤岛背后,搜索引擎被大数据所取代,人们只需要不断重复“上划”这个动作,便可源源不断地获取信息。

信息开始爆炸,人脑开始过载,我们一天接受的信息量可抵古人一辈子接受的信息量。每天面对着一堆繁杂冗余的信息,人们先是丧失了耐心,继而丢失了好奇心。

明明电脑更好使,可很多人还是更愿意用手机来做PPT。

电脑萌新向来不缺,秉承着互联网的“协助”精神,网友们也乐意无偿教导,可在低探索欲下,萌新们不愿多听、不愿多问,三言两语就开始爆粗口。

庄不纯原本打算开设一个电子扫盲视频专栏,可做到第二期便宣告停更,原因无他,耐心值耗尽的伸手党早已渗透进互联网的每个角落。

回到最初的问题,被抛弃的只是电脑吗?

不。

还有好奇心和探索欲。

1984年的元宵佳节,邓老来到了上海展览中心,在这里,他看到了单板微型计算机演示的团体操队形变换、看到了14英寸彩色显示屏的苹果电脑、还看到了人与计算机博弈的棋局。

离开前,他操着四川话对在场所有人说:“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做起。”

第二天,这句话传遍全国。

4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温此言,它依然没有过时。

参考资料:

《手机战争》——作者:余盛

《沸腾十五年:中国互联网1995-2009(修订版)》——作者:林军

按:儿童电子手铐的泛滥是私有软件厂商和旧家长共同对儿童隐私权的侵害。旧家长和私有软件厂商的博弈也是狗咬狗的战争。

“该消息可能含有不适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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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在社交媒体上,有部分家长反映,自己通过小天才电话手表App跟孩子聊天时,“我是你妈”“打断你腿”等表述被系统提示“可能含有不适宜内容”,令人哭笑不得。

究竟怎么回事?

逼疯每一个爸妈?

最近,郑州的罗星(化名)在社交媒体上刷到小天才电话手表对于一些“敏感词”的限制,觉得不可思议。出于好奇,她也试了试。

“‘我是你妈’‘我是你妈妈啊’‘宝贝儿子,我是你妈’‘赶紧回来不然狗腿给你打断’‘打你狗腿’这些话都是发不出去的,系统提示‘该消息可能含有不适宜内容’,发‘儿子,我是妈妈’是可以发出去的。”罗星说,自己之前通过小天才电话手表App与孩子沟通时,并未出现过这种情况。

“之前没跟孩子发过‘打断腿’等类似内容,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出现违禁词,还是说小天才电话手表之前没有这些限制。”罗星称。

宋怡(化名)近期给孩子发送的一条消息,也被小天才电话手表判定为违禁词。“孩子问我咳嗽药一天喝几次,我说一天三次,然后系统就提示‘该消息可能含有不适宜内容’。”

小天才电话手表对于图片的发送也有限制。去年11月,北京的杜华(化名)准备给孩子买一套名为《莫西西魔法日记》课外阅读,于是就把书的封面通过小天才电话手表发给孩子询问她的意见,结果一直发不出去。

“没太明白屏蔽的点在哪儿,不理解系统的审核逻辑。我觉得系统对于一些敏感词、违禁词的限制,应该进行一些分组,家庭成员之间的私聊需要这么苛刻的限制吗?”杜华说,她在和孩子文字沟通的过程中,还未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如果这种聊天内容(指宋怡的例子)都被限制的话,那这个手表存在的意义在哪儿呢?”

网友也调侃,“小天才电话手表在违禁词方面是有自己的理解的,逼疯每一个爸妈”“留给小天才的词不多了”。

至于小天才电话手表对于违禁词的审核逻辑是否会给家长与孩子的沟通带来麻烦,罗星提到,“知道有这种限制,稍微注意一点就行,而且这种限制也会净化孩子跟孩子之间的聊天。”

宋怡也表示,“发不出去,我换一个说法就好了。”

回应:系统会过滤涉黄涉暴、带有隐藏含义的词段

20日,针对前文中提到的违禁词限制,中新经纬以家长身份致电小天才电话手表官方客服,对方表示,因为电话手表使用的群体大多都是孩子,小天才电话手表设计了一些保护孩子的功能。“我们也是想创造一个绿色的沟通环境,一些敏感词汇或者不文明用语都是发送不出去的。不管是家长跟孩子聊天,还是孩子之间聊天,这些内容都发不出去。”

提到违禁词的审核逻辑,小天才电话手表官方客服表示,系统既有过滤机制,也有人工审核。

有网友反映,自己在安排孩子晚上做作业时给孩子发消息“晚上做”,被系统提示“可能含有不适宜内容”。

提到该案例,上述客服表示,“(发)‘晚上做’得加一下后缀,做什么。这个‘做’系统是有判断的。因为有别的手表用户会发那些(违禁词),所以系统就统一都提醒一下。”

该客服表示,小天才电话手表会对涉黄、涉暴之类的内容以及一些有隐藏含义的词段进行过滤,同时也有人工审核。“(发)有隐藏含义的(内容),系统会标记提醒,不会说直接封,但是要是骂人系统就会把账号直接封了,禁言。”

上述客服称,小天才电话手表最近加强了违禁词限制,“其实一直在加强,也一直都有人工审核,只是现在越来越强化了,(系统)提醒得更频繁了。”

据媒体报道,近期,一家长发文称发现女儿的小天才电话手表收到好友发的污秽图文信息。其表示,此前女儿的手表上也收到过对方发来的消息,但有一些消息和图片被拦截了。

“不知道为什么这次没有被拦截。”该家长担心此人为大人伪装,专门对孩子下手,觉得若有能够将孩子手表上的信息同步到家长手机上的功能会更好。目前,该家长已报案。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中新经纬表示,小天才电话手表对于违禁词的管控,出发点是好的,但至于管控效果如何,还得结合用户体验来看。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钢对中新经纬表示,采取技术措施筛选相关网络信息,或对网络信息设置必要的提示词、禁忌词,要严守合法、正当的原则。

据公开报道,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儿童智能手表消费市场。中国5岁至12岁的儿童约为1.7亿人,儿童智能手表的市场普及率约为30%,大约每3个孩子当中就有1个有智能手表。

其中,小天才是儿童智能手表市场的头部品牌。小天才品牌所属公司全称为广东小天才科技有限公司,由东莞步步高教育科技有限公司100%控股,后者则是商业大佬段永平由步步高拆分出来的三大公司之一。天眼查显示,目前,广东小天才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刘涛,此人同时也是该公司董事长。

据鲸参谋数据,目前儿童智能手表领域,已经有小天才电话手表、360儿童手表、小米米兔手表、爱百分、华为等多位业内资深玩家抢先布局。目前来看,小天才、华为、小米等品牌的市场份额相对领先。其中,小天才儿童智能手表的市占超过50%,华为品牌市占约25%,小米品牌市场占有率也在9%以上。

按:本文客观上反映了中文私有互联网内容生态正因为互联网产业以及政治审查等等问题在加速崩溃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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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先问你一个小问题:

如果我们在百度上搜索“马云”这两个字,把时间设定在1998年到2005年,能搜出来的信息,大概有多少条呢?是1亿条,还是1000万条,还是100万条?

我在几个群问过,大家普遍的猜想是,应该是百万或者千万的级别。毕竟,互联网信息如此浩如烟海。马云作为那个时代的风云企业家,在网上留下的痕迹肯定是非常多的。

但实际上能搜出的全部结果如下:

用百度搜索,选定日期范围为“1998年5月22日到2005年5月22日”,含有马云的信息,总共是1条(2024年5月22日数据)。

而仅有的这一条信息,也是虚假的。点进去会发现,文章的发布时间其实是2021年,不属于上面限定的时间段,只是不知怎么回事,它被莫名其妙地搜索出来。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了解那一段时间关于马云的经历、报道、人们对他的讨论、他的讲话、公司的发展史等等,我们能得到的有效的原始信息量,是零。

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不是百度的问题啊?如果换必应或谷歌,会不会能搜出来?

我测试过,这两个网站搜出来的有效信息,和百度没有太大区别,比百度略多一些,但也只是个位数。更多的也都是时间紊乱的无效信息,只不过不知道是什么技术原因,被错误地抓取出来。

你可能还会觉得,是不是因为马云属于比较有争议的人,由于某种不可描述的原因,所以他的信息才无法搜到?

但实际上,不仅仅是马云的情况如此,我们去搜马化腾、雷军、任正非等,甚至是罗永浩和芙蓉姐姐这样在那个时候红极一时的网红,或周杰伦、李宇春那样曾经火遍全网的明星,结果也都一样的。如搜雷军的情况,结果是这样的:

在测试过不同网站、不同人名、不同时间段之后,我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

几乎所有在那个年代曾经红火过的中文网站,如网易、搜狐、校园BBS、西祠胡同、凯迪猫眼、天涯论坛、校内网(人人网)、新浪博客、百度贴吧、以及大量的个人网站等,在一定年份之前的信息都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甚至大部分网站是所有年份的信息都消失了。唯一例外的是新浪网,还能找到一些十几年前的信息,但也是极少数的寥寥几条,其他99.9999%以上的内容,全都消失了。

大家都没有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中文互联网正在迅速崩塌,移动互联网出现之前的中文互联网内容,已经几乎消失殆尽。

我们原以为,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但没有想到,这种记忆,原来是像金鱼一样的记忆。

2

我之所以注意到这个问题,是因为何加盐公众号的主题是研究牛人,所以我需要经常查找他们的资料。

这两年来,我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网上能找到的原始资料,每年都以断崖式的速度在锐减。之前还能看到一些原始的报道,后来慢慢没有了;之前还能找到主人公的演讲或者他们写的文章,后来慢慢找不到了;之前还能看到很多采访或对谈的视频,后来慢慢消失了。

似乎有一个吞噬网页的怪兽,它沿着历史的时间线,从过去向着现在吞噬,先是小口小口,然后大口大口,把中文互联网的一切内容,以五年、十年为单位,一口吞掉。

等我们回过神来,会发现,在移动互联网之前曾经存在过的中文互联网的一切,不管是门户网站、机构官方网站、个人网页,还是校园 BBS 公众论坛,还是新浪博客、百度贴吧,还是文件、照片、音乐、视频等,都已消失不见。

记得十几年前,我曾经因为换电脑,把一些照片和文章打成一个压缩包,存在某BBS上,几年之后发现,那整个BBS都没有了。我曾经用过 hotmail 的邮箱,里面有很多很珍贵的邮件,后来全都没有了。我还写过人人网、MySpace,后来全都没有了。

我们曾经以为互联网可以保留一切,但结果是一切都没能保留。

这让我想起刘慈欣《三体》里面提到过的“二向箔”。歌者文明发现了太阳系有智慧生物的存在,出于宇宙先进文明的清除本能,他们向太阳系扔出一张二向箔,于是,整个太阳系以光的速度从三维坍塌成二维,变化成一张酷似梵高“星空”的画片。一切生命、一切文明的痕迹,从此都不复存在。

在互联网上,我们已经处于二向箔的吞噬之中。这种二向箔可以称之为“时间的二向箔”,它吞噬的是时间那一维。

太阳系被歌者文明的二向箔拍扁之后,好歹还留下了一幅《星空》图,而互联网被时间的二向箔吞噬后,只留下一片虚空。

3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猜想,主要原因可能是两个:

一是经济原因。

网站的存在,需要服务器、需要带宽、需要机房、需要人员运维,还有很多杂七杂八的监管和维护费用,这些都是成本。如果是有战略价值(例如需要向外展示公司想要展示的信息),或者有短期流量价值(例如还时不时有较多的人上来看),同时公司账上也不差钱,那么还会有动力去维持。

但是如果公司在商业上走了弯路,没钱了,整个网站就会直接死掉。例如人人网就是典型代表。

即便公司还有钱,从运营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网页一年到头都没有几个人来点击,对公司来说,就成了一笔负担,从经济上最理性的方法,就是直接关掉。搜狐、网易早年的内容大量丢失,以及以天涯论坛为代表的BBS集体消亡,都是这个原因。

二是监管原因。

总体而言,互联网信息的监管,是从无到有,从宽到严,从严到更严的过程。以前可以合法存在的内容,后来不符合监管要求了;或者是以前可以灰色存在的内容,后来被定义为黑色了。这些内容都会直接被咔嚓掉。

还有一些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舆论的两极分化越来越极端,以前“只道是平常”的内容,在后来的舆论环境中显得非常尖锐、敏感,尽管不违法,但是可能激化矛盾,形成混乱,监管方也有可能会要求处理掉。

除了官方部门之外,愤怒的网友,也时时充当着舆论监管员的角色。他们会翻出十几年前某人无意中说的某句话,揪着不放,把人网暴至“社会性死亡”。

但监管上最重要的影响,还不是监管部门的处理或愤怒网友的攻击,而是它们会造成公司与个人的“自我审查”。

因为谁也不知道,网站上存在的哪一条内容,某人曾说过的哪一句话,会不会在若干年后,给当事人带来灭顶之灾。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把这些潜在的“定时炸弹”全部清除,也就是把网站关掉或者把内容全部删除。

当然,除了上述两个原因之外,还会有其他很多原因。

例如,在南斯拉夫解体之后不久,所有“yu”(南斯拉夫国名Yugoslavia的缩写)这个国际域名之下的网页内容全部消失了。又如,随着版权保护的加强,曾经随处可下载的音乐和电影网站,就都消失了。还有一些机构和个人,纯粹是由于自己的原因,不想在对外展示信息了,就把官网或个人主页关掉等等。

但这些原因都是次要的、局部的。整个互联网内容系统性的、大规模的消失,主要就是由于经济规律和自我审查。

本质上,互联网内容和生命一样,也受进化论的支配。其存在的标准只有一条:以尽可能低的成本争取尽可能多的注意力。

当一个内容能够在互联网上的海量内容中争取到足够多的注意力,而维持这个内容的成本(包括经济成本、监管成本和对抗监管的成本)比其他方式更低时,这个内容就有可能存活在互联网上。只不过它有可能会换一种呈现方式,例如从文字变为图片,从静图变为动图,从动图变为视频,未来可能从二维视频变为三维全息视频等等。承载这个内容的平台也会变迁,从门户网站到BBS,到个人博客,到微博微信,到抖音视频号,到未来可能一个我们不知道什么平台。

当一个内容不能再吸引到足够多的注意力,或者维持这个内容的成本比其他方式更高时,这个内容就会从互联网上消失。以电脑为浏览端、以网页为载体的传统互联网的集体消亡,只不过是这种“信息进化竞争”的必然结果而已。

生物的进化秘诀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互联网内容的进化秘诀是“信息竞,注意力择,适者生存”。由于网络效应,这种竞争比自然界还要猛烈万倍,残酷万倍。传统互联网不是单个物种式的灭绝,而是几乎所有内容的整体性灭绝。

每一代新的互联网崛起,旧的互联网必将崩塌,时间二向箔是所有网站、所有内容无可逃避的宿命。

4

如果未来的文明是互联网的文明。我们这一代人,将是没有历史的。因为互联网没有留下我们的痕迹。

“没有历史”,这件事情重要吗?

当然很重要。

我曾经为了写邵亦波的文章,想尽了一切办法,试图找到邵亦波2007年参加《波士堂》节目的原始视频,以及他妻子鲍佳欣以“文爱妈咪”网名在宝宝树社区发了好几年的帖子。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只能深深遗憾。

虽然《红尘已忘邵亦波》那篇文章,依然很受大家欢迎,短短一周就有70多万人阅读,2万多人转发,但我十分肯定,我一定还是错过了某些非常重要的信息。如果它们能呈现在那篇文章里,文章质量会更好。

但是我找不到,就只能让文章以不完美的方式呈现。

你可能会觉得:这只是对何加盐这样的研究者和写作者有用,我又不写这样的文章,互联网信息没有就没了,对我又没什么影响。

真的吗?

如果我们已经看不到马云的所有演讲,看不到任正非的以《我的父亲母亲》和《一江春水向东流》为代表的所有文章,看不到段永平在雪球的所有发帖,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可惜?

好吧,你说你并不觉得可惜。

那如果我们已经搜不到黄峥的公众号,看不到张一鸣的微博,上不了王兴的饭否,你会不会觉得有点遗憾?

好吧,你说你也并不觉得遗憾。

那如果某一天,知乎如同天涯论坛一样没了,豆瓣就像人人网一样消失,B站好比新浪博客一样已无人问津,你会不会有点心痛?

如果某一天,你喜欢的微博博主所有的微博只显示“作者已设置只展示半年内微博,此微博已不可见”,你常看的公众号只显示“此账号已被屏蔽,内容无法查看”,你在抖音或小红书搜索某些信息,结果显示“作者已清空全部内容”……

甚至,微博、公众号、抖音、小红书,就像曾经存在过的bbs、贴吧、空间、博客一样,全部消亡……

你会不会为此难过哪怕是短短的一分钟?

作为传统互联网的一代人,七零后、八零后已经找不回我们的历史。因为它们已经全部消失了。

新生代也许还能看看朋友圈,但是朋友圈也越来越多“三天可见”,越来越沉默不语。

唯一还在热情发圈的,只剩下一水的营销信息。

未来就连这些营销信息,也终将消亡。

5

如果一件事对我们很重要,而它正在消亡,我们有什么办法挽救它吗?

有人曾作出这样的尝试。美国有一个网站叫做“Internet Archive”,中文译作“互联网档案馆”,保存了很多原始网页。但是我试过,中文的原始网页,保存的很少,而且使用非常麻烦,搜索功能十分原始低效,和没保存差不多。

从技术层面来讲,保存从中国有互联网以来,到移动互联网兴起的十来年时间的所有网页,应该并不难,成本也不高,毕竟比起现在的视频时代,原始互联网的那些图文网页,占的空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问题是,谁来做这件事,有什么动机?

商业机构不会做。因为没有任何商业利益。

政府或许可以像建图书馆、博物馆一样,搞一个能保存所有网页的档案馆。但是政府为什么要花钱费力干这件事?除了保存历史之外,似乎也没有其他理由。再说了,就算是政府做了这件事,对普通网民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个档案馆肯定也会需要一定的登陆权限,以免信息被滥用。

况且,就算是有机构愿意做这件事,现在也晚了。移动互联网兴起之后,传统互联网的中文内容,几乎已经消失殆尽了。粗略估算,99%以上应该都已经没有了。

从某种意义上,何加盐写的牛人系列文章,也为保存这些牛人们存在过的历史,做出了一点贡献。如果我没有写他们,很多历史就已经在网上找不到了。但毕竟这也不是原始信息,只是经我整合过的二手信息。

现在的中文互联网上,这个世纪前十年发生过的所有重大事件,所有留下过深深痕迹的名人,目前还能找到的信息,几乎已经全是经自媒体编辑过的二手信息,甚至是传过多手,早已面目全非的信息。

关于它们的原始报道没有了,原始视频没有了,原始讲话没有了,原始的网友目击没有了,原始的评论没有了……

再过一些年,这些二手信息和N手信息,也都会消失。就像那些事件从未发生过、那些人从未存在过一样。

我们已经无能为力,只能接受现实。

在未来的互联网时代里,回首看21世纪的前二十年,将是没有历史记录的二十年。

我们是互联网时代消失的一代人。

如果你现在还能看到一些中文互联网的古早信息,那只是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

如果你明白了它们的转瞬即逝,可能会像临死前的浮士德一样感叹:

你真美啊,请停留一下吧。

但那抹余晖,很快将和你这句感叹一起,被时间的二向箔吞没,陷入虚空。

《三体》中,程心和艾AA还能有幸乘坐唯一的一艘曲率飞船,逃离正在二维化的太阳系。

而我们,连曲率飞船都没有。

逃无可逃。

现在你所看到的、你所创造的几乎所有内容,连同这篇文章,这个平台,终究也会淹没在虚空中。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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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前的文章分析了两种典型的私有软件平台——外卖平台短视频平台是如何运用技术手段和心理学手段奴役和洗脑用户的,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私有软件平台把对用户的压榨发展到了极致,用户长期使用这些私有软件平台哪怕仅仅是使用软件本身并不理会软件推送的内容,就会不自知地受到资本家的监视和洗脑。在这些平台上用户如果尝试发出一些属于无产阶级的声音,要么很快就会被警察找上门,要么就会面临消息石沉大海的窘境,要么只能发出他自认为属于无产阶级的声音。无产阶级想要使用软件表达他们的观点,就需要能被无产阶级彻底掌握的软件。

虽然似乎根据某种“常识”:控制软件产业主导软件开发的是资本家,编写软件的程序员多半阶级属性是小资产阶级,所以理论上在资本主义国家不存在任何能被无产阶级掌握的软件。可只要我们稍微了解一点软件知识,就会对这种“常识”产生怀疑:既然软件都是程序员编写的,程序员的绝对数量不算太少,那么只要有少数程序员因为各种原因不同程度上“叛逃”到无产阶级这边,就能编写出不同程度上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软件;编写软件需要用到的编程语言可以公开学习,那么只要哪个无产者自学成才,就能开发出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软件。事实上,这种软件的确存在,它们就是自由软件,它们能被无产阶级彻底掌握的标志是无产者作为软件用户也有权查看这些软件的源代码,也有权修改源代码,并且也有权把修改结果再次分享出去。

自由软件是能被作为用户的无产阶级彻底掌握的软件,这是由于这些软件的性质决定的。可是又有人指出,自由软件运动的发起者理查德·斯托曼不是共产主义者,甚至是一个赤裸裸的自由主义者,他为什么能发起一项事实上旨在彻底推翻软件领域的资产阶级专制的运动呢?这就得回到自由软件运动的伊始,通过了解自由软件运动的发展轨迹来看待这个问题。

一、自由软件运动伊始

理查德·斯托曼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曾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工作过,他和他的同僚作为世界上最早的一批程序员和黑客(英文:hacker 原本含义仅仅是钻研计算机技术的人,并非随意破坏他人计算机系统的不法者,将“黑客”的含义限定在后者是资本家对黑客群体的污蔑),他们作为软件行业的先行探路者,有着自由分享彼此编写的软件且不受限制的传统。此时,计算机软件还处于实验室的襁褓中,微软等软件业巨鳄还未兴起,这些最早的黑客和程序员,编写软件的目的在于研究课题,探索更合理的软件编写方案,解决他们自身面临的实际问题,把源代码公开出来与同僚一起群策群力,不仅可以让软件本身得到更好的改进,还能减少重复的开发工作,按照他们的话说就是“避免重复造轮子”。这些早期黑客自发组成了最早的自由软件社区,并自发形成了原始的自由软件生态。

到了80年代,经过这些早期开发者的努力,计算机软件技术渐趋成熟,有了向大众普及的基础——也就是“商业化”的空间,资本开始介入软件开发领域以谋取高额利润,而后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微软、谷歌、腾讯、阿里等国内外软件业互联网大厂兴起,他们垄断了软件编写,并把私有软件变成了他们奴役用户的工具。在这种背景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等早期的软件研究组织,为大公司开辟新商业道路的使命宣告结束,纷纷因为缺乏资金支持而不得不解散,理查德·斯托曼以及他的同僚不得不为自己另谋出路,他的同僚大多选择了臣服于资本家的淫威,编写那些危害用户的软件,以保全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而理查德·斯托曼却想在大学外延续那种软件自由的环境,不想开发危害用户的软件,毅然决然地踏上了一条坎坷但是问心无愧的自由软件运动之路——他没有像他的同僚那样去互联网大厂“深造”,而是打算把编写自由软件作为他的事业,作为他赖以谋生的手段。

作为编程专家,理查德一开始就意识到了一点,为了发展出一个完全由自由软件构建的软件生态,他首先需要编写一个自由的操作系统。作为统摄一台电脑上所有应用软件的软件,操作系统对其他软件具有统治力,其他软件是否能被安装到这台电脑上,安装到电脑上以后该如何运作,不仅受用户个人意愿的影响,也受操作系统的节制,用户要控制自己的计算机也同样离不开对操作系统的运用,打个比方,操作系统就好比一台计算机上的政权。理查德·斯托曼不在他的个人电脑上安装一个自由的操作系统,他接下来编写其他自由软件的尝试都将受到私有软件的影响。

于是,理查德·斯托曼发起了 GNU 工程,力图编写一个完全自由的操作系统,他和当时其他自由软件运动参与者在1985年共同成立了自由软件基金会(英语:Free Software Foundation,FSF)。在 FSF 的框架下,他们努力了十多年,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在继承了 unix 系统的基础上,吸收了自由软件运动同路人——林纳斯·托瓦兹编写的 Linux 内核,整理出了影响至今的 GNU/Linux 系统,并由此作为了编写其他自由软件的基础。GNU/Linux 系统是早期自由软件运动的最大成果,作为操作系统它十分成功,甚至连资本家们也更喜欢使用利用 GNU/Linux 系统,而不是 Windows NT 系统运维服务器(相关历史背景可参阅理查德·斯托曼文集《自由软件,自由社会》,也可观看b站 up 主 ele 实验室的有关视频,尽管 up 主本人立场倾向于开源运动,但是视频内容本身对自由软件的定义以及对自由软件运动早期历史的论述并无太大问题)。

只是资本家并不会弘扬一个对于他们来说“过于激进”的 GNU 工程,他们把 GNU/Linux 系统矮化成“ Linux 系统”,仿佛内核就是操作系统本身。不仅如此,他们还利用了自由软件运动的同路人们,资助了林纳斯等一批所谓的开源运动者用“开源软件”取代“自由软件”,把自由软件运动的重点落到开放源代码以提高编程效率,而不是让用户彻底掌握软件源代码上。

事到如今,“开源”依旧是个时髦名词,而以理查德·斯托曼为代表的早期自由软件运动参与者却日渐堕落,沦为了资本营销的偶像,FSF 也沦为他们攫取私利的工具,自由软件运动仿佛式微了。但事实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二、从美国到全世界

自由软件运动在美国逐渐走向僵化和混乱的同时,对小资产阶级相对友好,程序员有较大编程自由的西欧取代北美成为了自由软件运动中心。西欧的自由软件运动参与者们把自由软件运动的深度和广度又提升了一个台阶,编写出越来越多贴近普通用户日常生活的应用自由软件,并初步构建出自由的社交媒体。

欧洲的黑客也像北美的黑客那样有自己的组织,欧洲最大的黑客社团是 CCC,全称是 Chaos Computer Club ,混沌计算机俱乐部 。它创建于1981年的西德西柏林,目前已经发展成为拥有注册会员7700名的超大组织,在德国以及其他德语国家的不同城市设有不同分部。CCC 主张在政府要在信息自由方面提高透明度,同时经常批评侵犯公民权利或用户隐私的法规和产品。自 1984 年以来,CCC 每年都会举办混沌通讯大会(英语:Chaos Communication Congress),吸引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黑客参加。在大会上,安全、加密、隐私和线上言论自由技术等议题一直都是讨论重点。

西欧不仅有 CCC ,也同样有关于自由软件开发与推广的基金会——欧洲自由软件基金会,英文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Europe ,简称 FSFE 。在北美的 FSF 逐渐走向堕落时,作为其兄弟组织的 FSFE 扛起了自由软件运动的大旗。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开发氛围,西欧分布着全世界最多的 tor 节点,并在 mozilla 官方停止运维 firefox send 项目后,建立了全世界最多的非官方 firefox send 实例,此外,xmpp 服务器也多分布在西欧。

西欧的自由软件开发者也继承了北美开发者对于软件自由的重视,并试图让用户更进一步地掌控自己的设备。随着硬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硬件不能直接与操作系统交互,而是需要通过固件才能被用户正常使用。本质上来说,这些直接在硬件的芯片上运行的固件也是软件,也同样存在自由与私有的区别。而硬件厂商为了进一步盘剥用户,限制自由软件的发挥空间,编写了很多私有固件来奴役用户。针对这种情况,北美的开发者发起了 coreboot 项目,旨在编写一个能替换主板上的初始化固件(在开机时首先运行,负责初始化关键设备并加载操作系统的固件)的自由固件平台,但到了如今 coreboot 项目的主要贡献者却在西欧。此外,在微型设备的固件自由化方面,法国的开发者发起了 SmartPGP 项目,目的是在 javacard (使用 java 编程的智能卡,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银行卡就是一种智能卡)上实现 OpenPGP card 。

欧洲的开发者在社交媒体自由方面也有很大贡献,自由的微博客社交媒体项目 mastodon 在2016年由德国的开发者 Eugen Rochko 最先进行开发;P2P 的自由的视频社交媒体平台 peertube 项目则由法国的开发者 Chocobozzz 最先提出,并在 Chocobozzz 加入 Framasoft (一个位于法国里昂的非营利的自由软件推广和教育组织)后得到大力发展。

西欧的开发者在北美开发者的基础上继续开发自由软件,在他们的努力下,自由软件运动的成果更大程度上惠及了普通群众。

三、从自由软件运动到革命自由软件运动

欧美的自由软件运动也同样影响到了中国,二十一世纪初贾星客、李极光发表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的一篇名为《自由软件运动对软件私权体制的实践批判》的文章拉开了国内自由软件运动的序幕。中国的自由软件运动一开始也与理查德·斯托曼那时类似,由高校的爱好者最先发起,他们在校园内最先建立起一批自由软件组织,而至今清华大学 tuna 协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Linux 用户协会兰州大学开源社区等组织及他们运维的开源镜像站依然在中国自由软件运动中发挥着一定作用。

随着国内软件产业的继续发展,资本巨头开始主导软件开发的问题也在中国出现,腾讯、阿里等互联网巨鳄对用户犯下的罪行,我们之前及引用的文献已有许多论述,在此不再赘述。面对此情此景,国内的程序员也和他们国外的同行一样,未必都愿意臣服于大公司的淫威,以这些热爱软件自由的程序员为主体的自由软件组织也开始发展起来,例如,北京的北京 GNU/Linux 用户组和上海的Shanghai Linux User Group。此外在github等代码托管站上活跃用户中也有不少来自中国的软件爱好者。

上述种种情况仍然是欧美的旧自由软件运动在中国的延续,其组织成员主体也大多出身小资产阶级。但是国内恶劣的互联网和软件开发生态,和中帝日益严苛的审查制度和言论管制,让国内的自由软件运动参与者也不得不正视中帝及其帮凶私人资本对自由软件运动以及参与者本人的妨碍与侵害,他们中的很大一批听信了中帝的官方反对派——自由派的貌似激进的理论,但也有一批更进步的开发者带着对自由派的怀疑继续探索新的反抗道路。终于到了新左翼开始蓬勃发展的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自由软件运动开始发展起来,左派自媒体马列之声的一篇文章成为了革命自由软件运动的最初文献。

而后,xmpp 协议的即时通讯软件discourse 论坛模板(本站所使用的论坛模板就是 discourse 模板)等旧自由软件运动的成果也成为了马列毛主义者手中的斗争利器。而随着斗争形势的继续发展,左派分子也试图利用更多旧自由软件运动的成果为革命事业服务,比如利用自由的 peertube 视频平台发布左翼内容的视频,在自由的邦联制论坛平台 lemmy 上试图建立左派社区等等。随着中帝的监控日益猖獗,中帝对左派的镇压日益残酷,左派组织要想彻底成为一个革命的马列毛主义者就不得不离开私有软件平台,去自由软件平台上发展自己的组织。左派组织利用自由软件发展和建设组织,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团结起来。差不多是在2020年左右,一篇《革命自由软件运动宣言》横空出世,正式将“革命自由软件运动”这一明确的无产阶级的自由软件运动旗号打出。

但是比较遗憾,《革命自由软件运动宣言》却没有指出革命自由软件运动最重要的目的——无产阶级要接管并主导自由软件的开发工作,由无产阶级的软件开发者而非小资产阶级的软件开发者成为自由软件开发的主体。无产阶级及其先进分子不能只是站在自由软件运动之外利用自由软件运动的现成成果,而需要主动开发自由软件适应无产阶级革命和群众的新要求。

小结

回顾自由软件运动的历史,及它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自由软件运动伊始就是一场软件开发者尝试掌控劳动过程的运动,虽然一开始运动的主体仍然是小资产阶级,但和传统的小农、小手工业者试图维护他们对小生产的掌控最终反而阻碍了社会化大生产不同,小资产阶级的程序员发起的自由软件运动及其成果要比互联网大厂的所谓大型软件更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原因很简单,小农、小工业者在他们的小生产范围内实现的个性化只凝结在他们有限的劳动成果上,要像大规模普及开来就需要工厂的大规模生产。而程序员编写出的软件,一开始就是运行于能大规模批量复制信息的计算机之上的,利用现代计算机互联网技术,他们所编写的程序能很快普及开来。

这正是历史的辩证法——大生产打败了传统的小生产,在大生产基础上的小生产又开始改造传统的大生产。只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程序员的“小生产”本身并无力对抗虽然已经走向落后腐朽却也仍然具有力量的资本主义的大生产,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程序员必须充分与从事大工业生产的工人阶级结合,才能彻底消灭已经腐朽落后的资本主义制度。

革命自由软件运动也正是程序员中的先进群体与广大工人阶级结合并让广大工人阶级最终主导起软件开发工作的运动。

最后,欢迎希望系统学习自由软件和保密技术不当伸手党的同志加入我们建立在 xmpp 平台上的聊天室,聊天室的 JID 是 [email protected] ,口令是 Oup)OtofWecin0 。

网络暴力事件的受害者郑灵华女士已于去年1月离世,由郑灵华女士死亡引发的舆论热潮也基本于今年三月末结束,伴随着国家网信办“2023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1”的通知。到了如今,4月下旬,相关事件已大致平息,正如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中说的那样:“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2”。虽然“忘记就是背叛”,但快要忘记,也就意味着看客的情绪已基本平复,可以冷静分析整场舆论事件,分析郑灵华遭网暴自杀案中到底有哪些凶手,以及今后该如何避免此类悲剧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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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害死郑灵华女士的凶手有哪些?网友义愤填膺地指向了躲在暗处的网暴者。龌龊的网暴者的确是害死郑灵华女士的直接凶手,他们的罪恶也早已为世人熟知,臭名远扬,只是他们名声在外却不见影踪。网暴者不现原形,难以追踪,网友声讨他们要让他们站在阳光下,可惜他们不可能照做。那么除了他们是否有其他的凶手?网暴者难道真的是单独作案的吗?难道网络暴力就真的可以简简单单地认为是舆论事件了吗?

并不能这样认为,“网络暴力”一定离不了“网络”二字,一定与互联网社交媒体息息相关。任何网络平台、社交媒体平台都有人专门运维,任何互联网用户想要在网络社交媒体上发布内容,都需要使用某一个具体的平台,网暴者网暴他人也是如此。那么郑灵华女士遇害案中,社交媒体平台是否有责?是否也间接充当了害死她的间接凶手呢?恐怕的确如此。

如今的各大私有社交媒体平台,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无论是新浪微博、小红书、抖音还是推特、脸书、tiktok,都在事实上鼓励用户泄露个人信息,把个人生活展示给不相干的人看,然后再鼓励他们的用户吸引更多新用户在他们的平台上泄露个人信息,还美其名曰“记录美好生活”3。郑灵华女士正是在小红书平台上发布了一张其本人染了粉色头发的照片后遭遇的网暴4。她发布这张照片,是为了庆祝自己收到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这种行为何尝不是一种“记录美好生活”?何尝不是按照私有社交媒体的宣传那样,随意泄露个人信息,把只属于自己的情绪散播给陌生的不相干的人呢?

国内外各大私有社交媒体都以各种各样看似好听的借口鼓励用户泄露个人信息,鼓励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散德性”5,只是鼓励他们情绪化地随意散播一些无知的甚至充满仇恨的内容,散播包含了太多对用户自己来说十分性命攸关但对其他用户无太大价值的个人信息的内容,而不是分享一些真正有价值的文学创作、学术探讨,哪怕只是围绕一个有趣的话题展开讨论。这些私有社交媒体平台如此操作只是为了进一步窃取用户个人信息,挖掘他们“商业价值”,并在这个过程中洗脑他们,让他们成为私有社交媒体平台运营商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宣扬消费主义反动思想以及其他反动思想的工具。小红书上各种光鲜亮丽的真假“名媛”只是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诱导用户消费高昂的首饰、化妆品以及各种所谓的“网红xx”;抖音、快手上无脑反对一切食品添加剂的辛吉飞终究是要带货所谓的“零添加”酱油;在b站上无脑爱国,不惜编造美国制造出“天气控制器”的心医林霖也只是在收“粉红税”6。这些网络“大V”自己先在社交媒体上“散德性”,然后带着粉丝“散德性”,他们的粉丝再带动更多普通用户“散德性”,最终让私有社交媒体平台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德性”——用户个人信息,这些在私有社交媒体上“散德性”的用户面对潜在的攻击者形同裸奔,攻击者却不会告诉他们自己的真实身份。

小红书等私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商也同样是杀害郑灵华女士的凶手,这些运营商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从来不会在乎任何用户的死活——用户的死亡同样也成为了他们的“人血流量”。用户在他们眼中只是“流量”,只是“数据”,只是“商业价值”,只是“利润”。面对郑灵华女士的死亡悲剧,这些平台的运营商不仅不收手,还借同情郑灵华女士,谴责网暴者,让网暴者站在“太阳底下”的舆论,将用户利用保密手段保护自己的行为污名化,误导普通用户让他们认为网暴者才会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然后诱导他们不仅不选择隐藏个人信息,反而加入到私有社交媒体预设的名为“为受害者发声”的“散德性”狂欢中,这种“为受害者发声”真的能帮到已故去的郑灵华女士呢?是否能帮到潜在的网暴受害者呢?还是说“发声者”仅仅在谴责中“自我感动”,并成为了商家收割“人血流量”的工具?这些用户越是在私有社交媒体上义愤填膺地“发声”,平台背后的商家就越是兴奋,不仅因为他们的“发声”给平台带来了巨大的“流量”,提升了平台的“广告价值”,好吸引更多广告主,收到更高的广告费;更因为这些用户在发声中煽动起了群情,让更多用户也加入到“发声”行列,散出自己的“德性”,卖货的商家——也就是广告主能精准收割他们的“商业价值”……这些用户自以为的“正义之举”只是帮助了平台运营商及其广告主,并没有帮到潜在的网暴受害者分毫,而他们最终也进一步在“义愤填膺”中加大了成为下一个网暴受害者的风险,“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平台引诱着用户无脑发泄着情绪,用户泄了气后继续像往常一样“分享自己的生活”,然后下一个网暴受害者死了,一场狂欢;再下一个网暴受害者死了,又是一场狂欢……人间悲剧未能得到任何遏制,平台却收割了满满的“流量”,越来越多的普通用户成了平台的工具,等待着他们遭受网暴的那一刻……这一切又构成了一场更大的人间悲剧。

如果真的想阻止这一切悲剧就必须首先明白一个道理:义愤填膺本身永远也不能阻止悲剧的发生,要做正确的符合客观实际的事才能改变这一切。客观实际就是,客观实际就是,私有社交媒体鼓励其用户把“德性”散到全世界,让他们极其容易成为网络暴力——乃至延伸到线下的暴力的受害者7,因此反对网络暴力现象必须反对私有社交媒体平台,不仅仅要反对具体的某个平台,还有各种私有平台奴役用户的手段,而这一切都要求用户离开私有社交媒体平台,在自由的社交媒体平台上重新掌握用户使用社交媒体的主动权8

但反对网络暴力,并不仅仅只是反对私有社交媒体这么简单,私有社交媒体平台背后的运营者洗脑用户,强迫用户接受他们的价值观,追求所谓的“分享精神”,不在乎个人信息的保密,而用户一旦接受他们的洗脑就很难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如果这些用户没能学会保护个人信息,在自由的社交媒体平台上继续“散德性”,那么他们受网暴者攻击的风险就不会降低,用户只有在充分认识到个人信息保密的重要性并认真保护个人信息的前提下,使用自由的社交媒体,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被网暴者攻击的可能性。

用户如果不想成为下一个网暴事件的受害者,就必须学会保护个人信息,就必须忍痛戒掉商家用洗脑的方式强加给他们的“分享欲”,放弃在社交媒体上“散德性”的行为。倘若他们不这么做,反而肆意攻击那些他们自认为会网暴他们的假想敌,就一定会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化友为敌”的事。而这只会让这些用户更加孤立无援,更加没法应对网暴事件,一旦遇上网暴事件就只能自吞苦果,承受不了精神和现实的双重压力就只能选择自我了断——如果他们真的选择了自我了断,失去了宝贵的生命,那么他们的悲惨故事也只是成为了“人血流量”的一部分而已,并没有人真的在乎他们的苦难,商家(无论是平台运营赏还是卖货的商家)只关注带来的“流量”和“流量”背后可变现的“商业价值”,被洗脑的用户也只是在满足他们的“正义感”……最终,“德性”散到了全世界,用户失去了一切,社交媒体平台和卖货的商家却赚尽了利润。

请认清自己的敌人,学会保护个人信息,不要在任何潜在的敌人面前暴露自己,隐藏自己一点都不羞耻,暴露才可耻。

参考阅读:

困住外卖员的真的是平台和“算法”吗?》 《沉迷抖音短视频等私有软件等于接受资本家的深度洗脑》 《恶意的不是拼多多一个而是所有私有软件》 《克服社会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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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硅谷巨头谷歌发现拼多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PDD Holdings Inc.)旗下的的主要购物应用程序拼多多未经授权的软件版本中存在恶意插件后,已开始暂停该软件在Play Store的下载和使用。但目前拼多多公司旗下另一购物应用Temu仍可以继续下载使用1

此次谷歌应用商店下架拼多多 apk 的事件不能简单理解为中美互联网垄断企业之间的狗咬狗,而要理解为以拼多多为代表的私有软件的罪恶终于大到了连别国的互联网巨头也无法忍受的地步,因为拼多多对用户隐私的侵犯有研究报道可以证明,且用户对拼多多的侵犯用户个人信息的不满也由来已久,“天下苦拼多多久矣”。

根据公开信息2,拼多多利用安卓系统的漏洞,能够控制整个操作系统,在用户的设备上为所欲为,任意执行它提供的代码,进而窃取用户数据如短信、通讯录等,以及其他应用程序保存的数据,最终上传到拼多多公司。除此之外,拼多多还要达到禁止用户卸载,攻击竞争对手 App,隐蔽安装,逃避隐私合规监管等等。好比商人拼多多为了“方便用户订货”送给用户专用话机,但这话机其实内藏音视频传感器,不仅能窃听用户与其他商家、用户之间的通话,还能够窥视用户家中包括浴室茅房在内的一切,甚至连电源门锁都要控制住,俨然用户家中的太上皇。用户以为使用拼多多就能获得优惠和打折,却不知道自己的个人信息早已被拼多多暗中窃取打包出售。

靠着廉价网购的噱头,拼多多吸引了很多经济不发达的内陆地区的中老年用户,这些中老年用户对电子产品的使用较为生疏,软件管理能力低下,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欠缺,他们使用的手机设备也往往性能较低且系统版本老旧,而较老版本的安卓系统(无论是原生的 aosp ,还是衍生的国内手机厂商二次开发的“原厂安卓”)中残留了大量系统漏洞,这些都方便了拼多多肆无忌惮地窃取他们的主要用户的个人信息。

而我们进一步更有理由怀疑,老版本安卓中的漏洞依然没有得到彻底修补,依然还在被其他软件厂商利用以牟利,因为我们最能容易接触到的安卓版本,即各手机厂商为它们的品牌手机定制的所谓原厂安卓(比如华为、oneplus 等手机厂商为其旗下品牌手机定制的 EUI 系统、H2os 系统)都是私有的,它们的源代码并不向用户公开,尽管它们开发所基于的原生安卓 aosp 是允许任何用户检查其源代码的自由软件,但 aosp 不是以 GPL 许可证发行的自由软件,它的整个用户态都以 BSD、Apache 等允许私有化的许可协议发行,基于 aosp 开发的安卓版本完全可以是私有的,不向用户公开源代码。

因为这些原厂安卓都是私有软件,我们作为用户无法研读它们的源代码,更无权过问它们的开发过程,也就基本谈不上对它们进行审查监督。这就导致它们背后的开发者团队即使自行发现了安全漏洞,也不会将漏洞信息披露出来半分,我们不可能知道他们何时是否发现了漏洞,发现了怎么样的漏洞,是否修补了漏洞,是否故意保留漏洞方便他们窃取用户数据。他们对软件所做的一切我们都无从知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知道私有软件背后的开发团队修补了软件漏洞呢?只有安全漏洞由第三方“非法窃取”向公众披露消息的时候。此时开发者团队才会出来搞搞危机公关,平复大众的愤怒情绪,顺带也羞羞答答地修补漏洞。而到了最近几年,国内的私有厂商愈发肆无忌惮,他们借着政府的力量强行关闭了国内的各大白帽黑客平台,如乌云网,没了白帽黑客来侵犯他们的公司机密,他们将能更加会肆无忌惮地使用系统漏洞侵害用户。

在互联网大厂的资本力量的推动下,各种私有软件霸占了用户生活的方方面面,还反过来阻碍用户取得自由软件,甚至还要进一步阻碍用户下载它们对家的软件,而要独占用户的设备。拼多多能做的,这些私有软件也一样能做,拼多多能利用安卓系统的固有漏洞操控用户的手机设备,甚至公然在系统中运行监视用户的服务程序,这些私有软件也同样能——由官方开发的学习强国、国家反诈中心甚至都不掩饰它们对用户个人信息的窃取,而小米公司的 MIUI 自诩内置了反诈骗功能,公开承认了它对用户的监控能向国家反诈中心靠拢。

因此,拼多多暴露的恶意软件问题不仅仅是拼多多一家的问题,是所有私有软件厂商共同的问题,它们之间对用户的恶意差别仅仅是“五十步笑百步”。

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不是专业的信息安全研究人员,不知道自己的操作系统里有哪些漏洞,更不知道私有软件用了哪些针对性的手段来控制我的系统。但我们能通过更换为自由的操作系统3,并将私有软件拒之门外来强化我们自己的信息安全。那么,为什么自由软件一定会比私有软件安全呢?

正如前文分析的那样,私有软件常常是恶意软件4,是因为用户不允许查看并修改它们的源代码,不可能受到用户的审计,而私有软件的对立面,允许用户查看源代码的自由软件自然而然就会接受着所有用户的审查监督。自由软件的开发者与私有软件的开发者不同,开发者自身就是主要用户,他们不会“吃饱了撑的”写一个专门反对他自己的软件。而假如某个自由软件的开发者确实闲,确实铁了心就要专门写一段恶意代码破坏某个自由软件项目,或者试图利用这些植入在某个软件项目中的恶意代码为自己牟利,他也无法高枕无忧,因为自由软件的源代码向用户公开,其他同样是自由软件开发者的用户将很快发现恶意代码,其发现过程远比私有软件中的短。而软件社区一旦发现有人故意植入恶意代码,将会惩处植入者,公布其罪行,令其身败名裂,他编写的恶意代码本身要么会被用户抛弃,要么被其他开发者迅速修改,在剔除了恶意功能后再发布分叉版本。无意中造成的设计错误和安全漏洞也将在发现后被迅速修补。

如果某中国应用程序的开发者想证明自己不和拼多多同流合污的诚意,就请公开自己的作品的源代码,将其作为自由软件发布,以接受广大用户的监督。

参考文献:
  1. github 上 davincifans101 的分析报告
  2. 卡巴斯基对拼多多的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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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住外卖员的真的是平台和“算法”吗?》中,曾提到一个观点:

“(外卖平台上的)普通消费者呢,在随意欺压外卖员的过程中也事实上被资本家驯化了,他们越是能随意欺压外卖员而不受到惩罚,他们就越是愿意这么做,并且不会认真思考背后的原因和逻辑……”

此处的“驯化”,即资本家对消费者的驯化,并不完全是一种比喻义:资本家通过种种手段,操控消费者的情绪,影响他们的判断,最终使得消费者越来越只听信资本家,甚至某一资本家的。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家对消费者所做的正如驯兽师对野兽所做的那样——拔掉野兽的尖牙利爪,野兽不听话,就用鞭子抽打它们,让它们充分感受到痛苦;野兽听话,就给野兽些残羹剩饭,甚至还试图“安慰”野兽,最终使野兽对驯兽师彻底服从。单一的驯兽师对少数野兽所做的可以称为“驯服”,而整个人类对部分野生动物种群的集体驯服,从而让相当一部分野生种群变为家畜的过程就是“驯化”——正如资本家阶级对部分无产阶级群体和小资产阶级群体所做的那样。

洗脑是上层建筑领域的暴力手段

这种“驯化”正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中时常提到的“洗脑”。自古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反抗就不仅仅需要使用物质的暴力手段,他们还需要在物质的暴力手段外,使用精神的暴力手段:他们对被统治者强行使用类似于驯服野兽的办法,利用动物趋利避害的本性,操控他们的情绪,再利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信心差,给他们提供一些似是而非的信息,影响他们的判断,让他们自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混乱,从而更容易为统治者所欺骗和利用。而这些洗脑行为加起来到整个阶级斗争领域,就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上层建筑的阶级专政,简单来说,就是统治阶级把他们的思想观念强加给被统治阶级。可以说,洗脑是上层建筑领域的暴力手段,目的就是系统性地扭曲被剥削阶级的世界观,让他们更容易服从剥削阶级的统治。

这种洗脑手段,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往往由剥削阶级的僧侣、教士、儒生等知识分子直接向民众施加,而在资本主义的大众传媒,在报纸、电影、电视以及其他大众媒体出现并普及后,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则可以隐藏于幕后,依靠台前上演的一出出“好戏”,让主要作为观众的无产阶级在进行文娱消费的同时,不知不觉就受到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洗脑。但这种洗脑方式仍然需要专人“表演”,无论演出者是演绎明星,资本家捧红的专家、学者、科学家,还是资产阶级媒体的“名嘴”,这些资本家的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代言人仍然需要在台前摇旗呐喊,到了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时代,随着软件技术的普及,和个人使用的计算机性能的提高,资本家对无产者的洗脑甚至可以实现表面上的无人化:无产者只要每天保持使用资本家精心设计的私有软件,在资本家的私有软件上面养成资本家希望用户养成的糟糕的软件使用习惯,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收到来自资本家运用软件技术精心过滤过的信息,就会被资本家高度洗脑,甚至无产者自身如果试图在私有平台这个框架内发布一些内容也很有可能沦为资产阶级洗脑无产阶级的帮凶。

要论最能洗脑无产阶级的,还能让被洗脑的无产者洗脑更多无产者的私有软件,非抖音莫属。

抖音对用户的洗脑

抖音平台兴起的时间非常短,根据维基百科上的记载:“(抖音)自2016年9月20日于今日头条孵化上线”,距今仅六年。而其背后的母公司——字节跳动,也仅仅成立于2012年3月。在字节跳动成立时,腾讯和阿里这两大互联网巨头早已“稳步青云”,而在抖音被推出的2016年,中国互联网巨头之间的商业大战更是愈演愈烈。试问如此一个到2016年才成立了四年的小公司是如何与腾讯系、阿里系较量,还最终取代了百度在国内互联网产业的地位,成为了新的 BAT 里的 B 呢(“字节跳动”的英文为 Byte Dance),建立起他们的字节系王国的呢?答案就藏在抖音客户端这款精心设计的私有软件里。

抖音客户端对于一个从来没有系统学习过信息技术的人来说,正是再“方便”不过了:用户只要打开抖音客户端就能收看小视频,不需要他们手动找视频,或者说主动思考想看什么视频。小视频的界面上也没有多余的按键,仅仅只有“送心”和“评论”等最有限的按键,这最大限度地“照顾”到了那些使用电子设备不多的人群,避免他们“浪费”太多时间学习如何使用电子设备。如果抖音用户不想看当前播放的短视频,仅仅需要简单地滑动屏幕就能看到下一条短视频,这让他们无需学习如何开启视频播放,如何暂停视频播放。抖音客户端更是贴心地为他们在默认情况下开启了默认自动循环播放视频功能,避免了抖音用户在找寻新视频收看时感到无聊。当然,用户也不需要自己主动去找视频看,因为“大数据”会为他们推送他们最喜欢的视频,他们越是多看某一类视频,他们划一划看到的下一个视频依然将是类似的视频。

抖音客户端上的这种用户行为模式看似方便了用户,实则最大限度地剥夺了用户的选择权,用户在自发状态下用他们的选择权换取了他们的“懒惰权”,他们如果长期浸淫在抖音短视频海里,将逐渐放弃思考,放弃主动找精神食粮的机会,反而觉得看短视频“很爽”。是的,应该说短视频这个模式本身就适合煽动用户情绪,而不是提供更多有效信息:一个15秒的短视频将只能追求以最快速度刺激用户情绪,一个一分钟的短视频也最多只能讲清楚一个小知识点,而一首流行歌曲也至少需要两三分钟才能演奏完,歌词的文本量甚至都超过了短视频的台词量。用户在这种短视频的情绪轰炸和碎片化知识的轰炸下,他们大脑中的奖惩机制很容易让他们沉迷其中,或者说“上瘾”:他们一“刷”抖音就是好几个小时,乃至一整天,只要能“刷”抖音,他们不吃不喝,废寝忘食也乐此不疲。而那“划一划”即可看到下一条短视频,且视频默认自动循环播放的模式,更是让视频播放无始无终,加剧了用户对抖音客户端的成瘾度。

有了这种短视频的播放模式和制作模式,字节系的资本家们甚至不用自己聘请专门的视频制作者就能达到对用户的洗脑——抖音用户只要在抖音上传短视频,就不得不接受字节跳动系最为严厉的言论审查:一些在其他平台不可能被禁的词汇,在抖音平台都会成为“敏感词”,比如“钱”“直播间”等。除此以外,如果他们打算靠自媒体赚钱,就不得不屈服于抖音那套唯点击量至上的算法,为了在限制如此大的创作环境下让“家人们”多多看他们“整的活”,他们显然不可能试图在短视频内融入更多有效信息,而是要采用一些夸张的,猎奇的,自我丑化的,甚至煽动仇恨的方式,扭曲观众的思想感情,最终他们会变成为资本家洗脑无产阶级的帮凶,尽管他们曾经也是无产阶级的一员。这么多年来,多少抖音网红,如“温婉”“辛吉飞”“噶羊少女”都因为抖音这个平台“发烂发臭”,无论他们是否彻底“退网”,彻底退出网红圈。但字节跳动不在乎他们的死活,短视频制作者满世界都是,制作门槛极低,且缺乏实际内容的短视频几乎任何抖音用户都能制作。字节系的资本家甚至能用他们那引以为豪的算法,自动捧红新的网红。

正是依靠这一整套精致的洗脑无产阶级的算法,抖音不仅仅火遍国内,还“文化输出”到了国外,成为了在海外非常流行的 tiktok ,他们不仅要坑害国人,还要伤害国外的无产阶级。对此我们只能说他们和向美国走私毒品的墨西哥毒贩,剥削压迫“金三角”地区农民强迫他们种罂粟然后制成毒品流向国际市场的东南亚毒枭,以及向年轻人灌输伊斯兰教极端思想让他们去搞恐怖袭击的中东极端组织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输出毒品,输出有毒的思想,输出只能产生有毒思想的内容生产模式,都是对人类神经器官的犯罪,是对被剥削者思想意识的犯罪,天下的剥削者一般黑。

上层建筑领域的军事斗争

抖音背后的资本家对普通用户的精神和健康的伤害也已经被本站的同志注意到,一篇名为《做当代林则徐,销毁娱乐至死的精神鸦片》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抖音短视频等精神鸦片。只是正如本文之前分析的那样,洗脑是上层建筑领域的暴力手段,而统治阶级在经济基础领域的暴力手段需要通过军队和警察的高度纪律性来维持,在上层建筑领域的暴力手段——洗脑,及其外延和派生手段宣传也同样是精心组织的,有纪律性的,资本主义的大众传媒更是被资产阶级当成他们所极力推崇的“文化产业”。另一个方面,统治阶级洗脑所用的术语和背后的思想体系更是由统治阶级的哲学家思想家精心设计的,这些思想观点由这些思想家整理总结升华后,变得更成体系,更有杀伤力。

因此要反抗统治阶级的洗脑,一味被动防御是不可取的,必须充分建设起被统治阶级的上层建筑和反洗脑手段。

无产阶级正是需要构建起一整套无产阶级的上层建筑,用以对抗并最终取代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而在当今,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计算设备越来越普及,自由软件和私有软件的斗争,也成为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上层建筑较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私有软件本身就能对无产阶级群众产生洗脑作用,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在向群众宣传时也离不开自由软件技术和保密技术的加持。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几乎没法利用私有软件做太多宣传工作,那些沉溺于私有软件的所谓左翼青年,多半都沉沦了,剩下没沉沦的也多半锒铛入狱。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软件同私有软件的斗争也成为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的斗争中的基础斗争。

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灌输离不开自由软件运动及其成果,而自由软件运动也需要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发展成革命自由软件运动,并和无产阶级在其他领域的阶级斗争一道共同消灭资本主义,消灭私有制!

附:做当代林则徐,销毁娱乐至死的精神鸦片

总看到人们,也包括未成年人,沉浸在短视频、手游、网文小说、网游、电视剧动漫、武侠小说…中,放松身心获得快乐。

但越来越多的人沉迷、上瘾,将休息时间全部用来吸食这些精神鸦片,持续地获得快感、持续地高潮,以逃避现实世界生存的残酷、生活的无奈,在精神鸦片中获得自我满足。

这些精神鸦片比A片更可怕,A片看完,高潮以后身体累了有恢复机制,但精神鸦片不一样,会源源不断地让精神高潮,身体却在强撑。

不禁思考,为什么运动、阅读好书、社交、文艺活动不再是如今人们娱乐放松的主流活动了,在虚拟世界中我们仿佛短视频、游戏、电视剧的主角,获得了现实世界中高不可攀、从未得到过的东西,那些财富、房、车仿佛在精神虚幻中变成了现实,而当我们回到现实后,却总感到异常的空虚、易怒,甚至演变为抑郁、自杀倾向。

到底是谁生产了精神鸦片,造成了这一切,底层10多亿劳动人民,都吸食着精神鸦片、沉浸在虚拟世界的毒雾里,而劳动人民却越来越少地享受真正健康的社交、运动、阅读、文艺快乐。

短视频的人性七宗罪,手游中的角色对抗,网文小说中的虚假世界观,这些符合谁的利益呢?现实世界中的一无所有的广大劳动人民吸食着精神鸦片、在虚拟世界里“享受”着“物质财富”,如同奴隶一般被官僚资产阶级剥削,但官僚资产阶级老爷们,却是享受着真正地物质财富。

无产阶级同志们,放弃虚拟的精神鸦片,回到现实世界中来,睁大眼看看这资产阶级为我们熬制的精神鸦片吧,早日觉悟和拒绝资产阶级对我们的荼毒和残害吧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同志们去运动吧

同志是革命的伙伴,同志们去社交吧

马列毛是革命的理论,同志们去阅读吧

……

呼吁同志们放弃和拒绝精神鸦片,反抗精神鸦片对无产阶级的毒害

我们不要被精神鸦片娱乐至死,我们要在没有剥削的社会中享受健康高级的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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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名为《“给牛马送草料的牛马” ——外卖员的调研日志》(以下简称为《送草料》)以外卖员的视角记录了封疫结束后的外卖员日常艰辛的工作、生活,记录了他们所遭遇的剥削、压迫,读者从这篇文章中可以很明确地了解到外卖员的送餐时间限制等等方面的信息。这篇《送草料》里所展示的外卖员工作生活状态,与两年半前人物杂志发布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以下简称《困在系统里》)中的相比并无明显改善。三年封疫过后的“放开”于无产阶级而言只是新的剥削压迫的开始。

除了外卖员高负荷的工作状态无明显改善外,外卖员群体被外卖平台支配的状况也没有明显改善,以上两篇文章尽管发布时间间隔超过了两年,但都包含了大量有关平台和算法支配外卖员的内容,且它们的作者均对平台模式下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感到困惑。那么,这个规划外卖员送餐安排的平台到底是如何让外卖员受尽千般折磨的呢?仅仅凭借平台本身吗?

外卖平台的阶级性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外卖平台只是一套计算机系统:外卖员、消费者、店家的手机设备作为客户端设备,接收这个系统的服务器端发出的信息,这个系统的服务器端则集成了大量计算机,用于执行信息的计算、存储以及与客户端设备交互等等功能,这套计算机系统的服务器端无论向客户端发送了怎么样的信息,无论向外卖员发出的送餐路线规划再怎么合理或不合理,都还只是一些信息的输出罢了,只要没有任何外卖员按照这套系统规定的信息送餐,那么这套系统也就仅仅只是一堆废铁。这当然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我们在这里仍然强调这一点,只是想指出一个问题——平台本身不能奴役外卖员,奴役外卖员的另有其人,这些人不是别人,就是使用计算机系统操控外卖员而把自己隐藏在了平台背后的资本家。资本家不直接对外卖员发号施令,因为这样奴役外卖员实在效率太低,且更容易遭到外卖员直接的暴力攻击。一方面为了更高效地压榨外卖员,一方面也为了隐藏自己,资本家用能自动执行他们想法和意志的计算机系统来代替他们直接干涉外卖员的送餐工作。这个借由一连串计算机系统来辅助资本家压迫外卖员的操作迷惑了不少小资产阶级媒体,让他们仿佛感觉是平台和算法本身奴役了外卖员,而非其背后的资本家。

平台和算法本身奴役不了任何人,是资本家,不是平台和算法本身强迫了受雇于他们的外卖员使用他们精心搭建的外卖平台,让外卖员只能按照平台上的信息来送餐,平台和算法是工具,资本家才是使用工具的主人。当然,资本家自己基本不会亲自建设这个平台,他们雇了一帮程序员,替资本家写出平台上运行的算法。资本家强迫程序员天天加班996,逼着他们完全按照资本家自己的垄断利益最大化来制定算法,用以奴役他们的阶级兄弟——外卖员,以及压榨普通消费者和店家。有外卖员和程序员在不断“上贡”着剩余价值,还有外卖平台本身替资本家去奴役包括消费者和店家在内的所有被压迫者,资本家“躺着就能把钱赚了”。至于劳动者的利益?消费者的权益?那显然不是他们要考虑的。

为了更加完美地隐藏自己,资本家还事实上放纵了普通消费者欺压外卖员,让他们可以随意对外卖员打差评,而外卖员则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要么就收到差评被扣工资,要么就得低三下四地讨好消费者。而普通消费者呢,在随意欺压外卖员的过程中也事实上被资本家驯化了,他们越是能随意欺压外卖员而不受到惩罚,他们就越是愿意这么做,并且不会认真思考背后的原因和逻辑,然后一遇到外卖超时就迫不及待地随意辱骂外卖员还反手打一个差评。驯化普通消费者的做法也能通过平台的算法自动执行。而有了平台这层“隐身衣”,被压迫者之间的窝里斗则很难波及资本家,反而成了资本家隔岸观火时的即兴娱乐。

资本永不眠。资本家为了攫取更大的利益,还进一步侵犯了每一个使用他们平台的主体——外卖员、消费者、店家的隐私权,每一个安装在用户手机上的外卖软件,即平台的客户端,都是一款恶意的,能随意监视用户的私有软件。这些私有软件,和微信学习强国国家反诈中心,还有一些不三不四的小的私有 app一样,都毫无意外地选择了尽可能多地从用户身上榨取更多个人信息的做法。外卖平台背后的资本大鳄还不满足,他们挥舞着资本大棒,运用他们“非凡”的“资本力量”挤垮了他们所能挤垮的一切竞争对手,外卖员、消费者和店家只能在美团、饿了么等有限的几个外卖平台公司间做着无谓的选择,甚至连“用脚投票”投出一个相对符合他们利益的平台都做不到。

天天都离不开这些私有软件的用户则既没法选择相对有利于他们的平台,也无权查看有限的几家外卖平台上的各种软件的源代码,也无权知晓软件将如何监视自己,更无权修改软件,使其真正符合用户的利益。任何用户只能在用这些平台然后接受平台的奴役,和不使用平台也不参与外卖平台的劳动岗位或“享受”外卖服务之间做二选一。这就意味着,外卖员、消费者、店家只要使用这些私有的外卖平台客户端,就一定首先会被隐藏在私有软件和平台背后的资本家所充分监视,如果他们想使用这些软件联合起来反抗,将无异于自杀。

外卖平台作为一系列客户机和服务器组成的计算机集群(智能手机事实上也是计算机),其上运行的所有软件都是私有软件,其中最核心的服务器也全部掌握在资本家手里,普通用户,无论是外卖员也好,消费者也好,店家也罢,只能接受躲在平台背后的资本家的盘剥,而连最基础的议价权也丧失殆尽。毫无疑问,外卖平台是有阶级性的,它是资本家用来奴役外卖员等普通劳动者的工具!

对外卖平台的控制权争夺

仅仅分析了外卖平台的阶级属性,还不足以解决外卖员的问题。

《送草料》的最后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

“平台经济下新的劳动模式需要呼唤什么样的劳动协调策略…”

对于这个问题,改良主义者的回答一定会是“让算法更宽容”“完善法律”等等向无产阶级让一些蝇头小利又事实上加强了资产阶级力量的措施。而对于马列毛主义者来说,改良主义的措施只是一计毒药,马列毛主义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只会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展开。

平台经济下什么样的劳动策略更对外卖员有利?我们的回答是,外卖员群体等无产阶级劳动者要用暴力手段夺取资本家所掌控的外卖平台的控制权,将资本家掌握的服务器设备全部收归公有,再将原本私有的外卖平台上全部软件的源代码向社会大众公开,而后要么将原本的私有平台上私有软件改造成自由软件,要么利用原本平台遗留下的资源(比如服务器设备的集群)和自由软件运动的成果重新建立一个无产阶级自己的外卖平台。

这与全国其他行业乃至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斗争方向都是一致的,无产阶级只有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生产资料,用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来组织生产,才能真正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

自由软件在其中的作用

外卖员为了达成夺取平台控制权的目的,就需要团结起来,不仅需要团结他们自身,还需要团结其他无产阶级群体,但资产阶级必然会用暴力机器压制无产阶级的团结,无产阶级要想联合起来就必须使用保密手段,在暗中秘密集结。根据前文分析,使用私有软件和平台团结无异于自杀,那么抛开私有软件无产阶级要以何种秘密方式团结呢?如果他们抛开软件和现代信息技术,回归了传统的线下的人传人的“秘密”联络,那么遍布全国的摄像头和其他监控力量一样能把他们看得一清二楚,况且无论是纸条还是口头言语,能实现的加密程度都非常有限,而且这些加密手段早已上了密码学的教科书,成为了古典密码的代表,早就在历史的长河中被人破解了无数次。换句话说,无产阶级要想秘密团结起来,仍然离不开软件技术的加持。

他们需要的是用户能随意查看软件源代码,能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修改软件,还能把其中适合发布的修改内容也分享给其他用户的,用户能彻底掌握软件控制权的自由软件。

而自由软件运动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至今已经发展了数十年,在无数自由软件黑客的努力下,无数的技术成果积攒了起来。对于当今的外卖员等无产阶级群众来说,使用加密的通讯软件联络,将是首先需要解决的软件问题,而 使用 otr 或 omemo 加密的xmpp协议的邦联制通讯软件和使用 signal protocol 作为加密协议且简单易用的 session都是不错的选择。

立于当今的斗争形势,无产阶级需要使用自由软件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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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个月,中帝政府已至少遭受了三起重大的数据库泄漏事件:

五月,BBC 向公众披露了来自新疆警察系统内部的文件[1],其中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再教育集中营”内部[2];6月21日,IT之家报道超星学习通数据库泄漏[3],包含用户姓名、手机号、性别、学校、学号、邮箱等信息,共计 1 亿 7273 万条;而就在6月30日,又有海外溃客披露了他们从上海警察数据库窃取的数据[4]。短期内多次遭受重大的网络安全问题,让人不免怀疑是有境外的溃客组织针对中帝政府发起大规模网络攻击。但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中帝政府自身非常不重视网络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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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普通人能看到的政府网站而言,相当一大批的政府网站连最基本的加密 http (https)也没有设置,使得用户在访问它们的过程中极易遭受各类网络攻击。更有甚者,未给网站配备域名,仅仅设置了 IP 地址,以为这样就不会暴露在公网上了。结果阻拦了不关心他们数据的普通网民,阻拦不了来窃取数据的溃客。

等上级部门查到他们的时候,就把责任推给“临时工”——当然,他们也的确雇佣了很多临时工来管理他们的网站,甚至接触他们的敏感数据,将如此重大的工作交给临时工来做,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他们对网络安全的不重视吗?而从“临时工”的角度,他们又为何要认真做事呢?马马虎虎把老爷们糊弄过去,交差拿钱走人不香吗?只知外包工作的老爷显然不懂保密技术,既然如此,又何不偷偷埋几个方便日后潜入的后门呢?

他们不重视,可每天面对“商场如战场”的商业公司不得不重视,在和“友商”的“公平竞争”中要是不看好自己的商业机密,指不定哪天就被竞争对手“干趴下”了,为此商业公司大量使用加密技术,和用户对接的网站也要严加防范;普通用户同样也要重视,面对着纷繁复杂的社会,面对着充满各种诱惑、威胁的网络环境,他们哪怕为了人身、财产安全,也需要格外重视自己的隐私不被泄漏。商业公司和用户都很重视信息保密,他们之间的买卖、交易中也大量用到了加密技术。

而政府需要直接从商业公司那里收税,还需要让公民承担各种各样的义务。而政府在竞争对手和被统治者都大量使用保密手段的情况下,总该做些什么来保持其优势统治地位吧。为此主要有两个选项:

选项一:同样大量采用保密技术,不让商业公司和普通公民也知晓他们的秘密,快人一步行动;

选项二:继续不重视保密技术,但是也要让商业公司,让个人也没法使用保密技术。

很明显,使用保密技术就是能不让监视者知道秘密的,禁止保密是违反科学原理的。然而我们的政府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选项二。自2019年以来颁布了一系列限制加密技术使用的法律,到了最近几个月还要求社交媒体运营商公开用户的 ip 属地,甚至到了他们自己的数据库大规模泄漏的时候,还不忘发布《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5],要对所有用户发言实行不切实际的“先审后发”。当然,按照知乎网友的分析[6],这种规定只会加速国内私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衰落。

最终政府的监控标准越来越严格,对普通公民使用加密技术的限制越来越多,但到头来,用户依然在使用加密技术,他们会把各种各样的加密技术应用放在合法的 tls 信道内部、或者隐写在多媒体文件的细节里,政府甚至都搞不清楚谁具体使用了什么加密技术。

政府自己一方面忙于阻拦其他人使用网络技术,一方面继续疏于网络安全建设。于是它们的数据库被世界各地各路溃客光顾,它们的网站被国内的临时工埋下后门,它们自己成了网络安全领域任人宰割,连嘴上号召的网络主权都守不住的电子“清政府”。

违反科学的做法一定会付出代价的,哪怕用暴力手段一时压制住了代价,也只不过是推迟了代价的到来。然而,被推迟的代价必然是加倍的代价。

[1]bbc对新疆文件的报道 https://www.bbc.co.uk/news/extra/85qihtvw6e/the-faces-from-chinas-uyghur-detention-camps

[2]新疆公安文件 https://m.cmx.im/@foner/10835735126646080

[3]IT之家 6 月 21 日消息称超星学习通泄漏的数据包括姓名、手机号、性别、学校、学号、邮箱等信息,共计 1 亿 7273 万条。 https://mastodon.social/@msd2/108519329692602679

[4]上海国家警察数据库泄露: https://breached.to/Thread-Selling-2022-SHGA-Shanghai-Gov-National-Police-database tor url: http://breached65xqh64s7xbkvqgg7bmj4nj7656hcb7x4g42x753r7zmejqd.onion/Thread-Selling-2022-SHGA-Shanghai-Gov-National-Police-database

[5]网信办发布《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将于 2022 年 8 月 1 日施行 https://botsin.space/@solidotbot/108554512859038949

[6]知乎网友对网信办新规的分析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38207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