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volutware

我们之前的文章分析了两种典型的私有软件平台——外卖平台和短视频平台是如何运用技术手段和心理学手段奴役和洗脑用户的，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私有软件平台把对用户的压榨发展到了极致，用户长期使用这些私有软件平台哪怕仅仅是使用软件本身并不理会软件推送的内容，就会不自知地受到资本家的监视和洗脑。在这些平台上用户如果尝试发出一些属于无产阶级的声音，要么很快就会被警察找上门，要么就会面临消息石沉大海的窘境，要么只能发出他自认为属于无产阶级的声音。无产阶级想要使用软件表达他们的观点，就需要能被无产阶级彻底掌握的软件。

虽然似乎根据某种“常识”：控制软件产业主导软件开发的是资本家，编写软件的程序员多半阶级属性是小资产阶级，所以理论上在资本主义国家不存在任何能被无产阶级掌握的软件。可只要我们稍微了解一点软件知识，就会对这种“常识”产生怀疑：既然软件都是程序员编写的，程序员的绝对数量不算太少，那么只要有少数程序员因为各种原因不同程度上“叛逃”到无产阶级这边，就能编写出不同程度上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软件；编写软件需要用到的编程语言可以公开学习，那么只要哪个无产者自学成才，就能开发出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软件。事实上，这种软件的确存在，它们就是自由软件，它们能被无产阶级彻底掌握的标志是无产者作为软件用户也有权查看这些软件的源代码，也有权修改源代码，并且也有权把修改结果再次分享出去。

自由软件是能被作为用户的无产阶级彻底掌握的软件，这是由于这些软件的性质决定的。可是又有人指出，自由软件运动的发起者理查德·斯托曼不是共产主义者，甚至是一个赤裸裸的自由主义者，他为什么能发起一项事实上旨在彻底推翻软件领域的资产阶级专制的运动呢？这就得回到自由软件运动的伊始，通过了解自由软件运动的发展轨迹来看待这个问题。

一、自由软件运动伊始

理查德·斯托曼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曾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工作过，他和他的同僚作为世界上最早的一批程序员和黑客（英文：hacker 原本含义仅仅是钻研计算机技术的人，并非随意破坏他人计算机系统的不法者，将“黑客”的含义限定在后者是资本家对黑客群体的污蔑），他们作为软件行业的先行探路者，有着自由分享彼此编写的软件且不受限制的传统。此时，计算机软件还处于实验室的襁褓中，微软等软件业巨鳄还未兴起，这些最早的黑客和程序员，编写软件的目的在于研究课题，探索更合理的软件编写方案，解决他们自身面临的实际问题，把源代码公开出来与同僚一起群策群力，不仅可以让软件本身得到更好的改进，还能减少重复的开发工作，按照他们的话说就是“避免重复造轮子”。这些早期黑客自发组成了最早的自由软件社区，并自发形成了原始的自由软件生态。

到了80年代，经过这些早期开发者的努力，计算机软件技术渐趋成熟，有了向大众普及的基础——也就是“商业化”的空间，资本开始介入软件开发领域以谋取高额利润，而后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微软、谷歌、腾讯、阿里等国内外软件业互联网大厂兴起，他们垄断了软件编写，并把私有软件变成了他们奴役用户的工具。在这种背景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等早期的软件研究组织，为大公司开辟新商业道路的使命宣告结束，纷纷因为缺乏资金支持而不得不解散，理查德·斯托曼以及他的同僚不得不为自己另谋出路，他的同僚大多选择了臣服于资本家的淫威，编写那些危害用户的软件，以保全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而理查德·斯托曼却想在大学外延续那种软件自由的环境，不想开发危害用户的软件，毅然决然地踏上了一条坎坷但是问心无愧的自由软件运动之路——他没有像他的同僚那样去互联网大厂“深造”，而是打算把编写自由软件作为他的事业，作为他赖以谋生的手段。

作为编程专家，理查德一开始就意识到了一点，为了发展出一个完全由自由软件构建的软件生态，他首先需要编写一个自由的操作系统。作为统摄一台电脑上所有应用软件的软件，操作系统对其他软件具有统治力，其他软件是否能被安装到这台电脑上，安装到电脑上以后该如何运作，不仅受用户个人意愿的影响，也受操作系统的节制，用户要控制自己的计算机也同样离不开对操作系统的运用，打个比方，操作系统就好比一台计算机上的政权。理查德·斯托曼不在他的个人电脑上安装一个自由的操作系统，他接下来编写其他自由软件的尝试都将受到私有软件的影响。

于是，理查德·斯托曼发起了 GNU 工程，力图编写一个完全自由的操作系统，他和当时其他自由软件运动参与者在1985年共同成立了自由软件基金会（英语：Free Software Foundation，FSF）。在 FSF 的框架下，他们努力了十多年，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在继承了 unix 系统的基础上，吸收了自由软件运动同路人——林纳斯·托瓦兹编写的 Linux 内核，整理出了影响至今的 GNU/Linux 系统，并由此作为了编写其他自由软件的基础。GNU/Linux 系统是早期自由软件运动的最大成果，作为操作系统它十分成功，甚至连资本家们也更喜欢使用利用 GNU/Linux 系统，而不是 Windows NT 系统运维服务器（相关历史背景可参阅理查德·斯托曼文集《自由软件，自由社会》，也可观看b站 up 主 ele 实验室的有关视频，尽管 up 主本人立场倾向于开源运动，但是视频内容本身对自由软件的定义以及对自由软件运动早期历史的论述并无太大问题）。

只是资本家并不会弘扬一个对于他们来说“过于激进”的 GNU 工程，他们把 GNU/Linux 系统矮化成“ Linux 系统”，仿佛内核就是操作系统本身。不仅如此，他们还利用了自由软件运动的同路人们，资助了林纳斯等一批所谓的开源运动者用“开源软件”取代“自由软件”，把自由软件运动的重点落到开放源代码以提高编程效率，而不是让用户彻底掌握软件源代码上。

事到如今，“开源”依旧是个时髦名词，而以理查德·斯托曼为代表的早期自由软件运动参与者却日渐堕落，沦为了资本营销的偶像，FSF 也沦为他们攫取私利的工具，自由软件运动仿佛式微了。但事实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二、从美国到全世界

自由软件运动在美国逐渐走向僵化和混乱的同时，对小资产阶级相对友好，程序员有较大编程自由的西欧取代北美成为了自由软件运动中心。西欧的自由软件运动参与者们把自由软件运动的深度和广度又提升了一个台阶，编写出越来越多贴近普通用户日常生活的应用自由软件，并初步构建出自由的社交媒体。

欧洲的黑客也像北美的黑客那样有自己的组织，欧洲最大的黑客社团是 CCC，全称是 Chaos Computer Club ，混沌计算机俱乐部 。它创建于1981年的西德西柏林，目前已经发展成为拥有注册会员7700名的超大组织，在德国以及其他德语国家的不同城市设有不同分部。CCC 主张在政府要在信息自由方面提高透明度，同时经常批评侵犯公民权利或用户隐私的法规和产品。自 1984 年以来，CCC 每年都会举办混沌通讯大会（英语：Chaos Communication Congress），吸引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黑客参加。在大会上，安全、加密、隐私和线上言论自由技术等议题一直都是讨论重点。

西欧不仅有 CCC ，也同样有关于自由软件开发与推广的基金会——欧洲自由软件基金会，英文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Europe ，简称 FSFE 。在北美的 FSF 逐渐走向堕落时，作为其兄弟组织的 FSFE 扛起了自由软件运动的大旗。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开发氛围，西欧分布着全世界最多的 tor 节点，并在 mozilla 官方停止运维 firefox send 项目后，建立了全世界最多的非官方 firefox send 实例，此外，xmpp 服务器也多分布在西欧。

西欧的自由软件开发者也继承了北美开发者对于软件自由的重视，并试图让用户更进一步地掌控自己的设备。随着硬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硬件不能直接与操作系统交互，而是需要通过固件才能被用户正常使用。本质上来说，这些直接在硬件的芯片上运行的固件也是软件，也同样存在自由与私有的区别。而硬件厂商为了进一步盘剥用户，限制自由软件的发挥空间，编写了很多私有固件来奴役用户。针对这种情况，北美的开发者发起了 coreboot 项目，旨在编写一个能替换主板上的初始化固件（在开机时首先运行，负责初始化关键设备并加载操作系统的固件）的自由固件平台，但到了如今 coreboot 项目的主要贡献者却在西欧。此外，在微型设备的固件自由化方面，法国的开发者发起了 SmartPGP 项目，目的是在 javacard （使用 java 编程的智能卡，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银行卡就是一种智能卡）上实现 OpenPGP card 。

欧洲的开发者在社交媒体自由方面也有很大贡献，自由的微博客社交媒体项目 mastodon 在2016年由德国的开发者 Eugen Rochko 最先进行开发；P2P 的自由的视频社交媒体平台 peertube 项目则由法国的开发者 Chocobozzz 最先提出，并在 Chocobozzz 加入 Framasoft （一个位于法国里昂的非营利的自由软件推广和教育组织）后得到大力发展。

西欧的开发者在北美开发者的基础上继续开发自由软件，在他们的努力下，自由软件运动的成果更大程度上惠及了普通群众。

三、从自由软件运动到革命自由软件运动

欧美的自由软件运动也同样影响到了中国，二十一世纪初贾星客、李极光发表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的一篇名为《自由软件运动对软件私权体制的实践批判》的文章拉开了国内自由软件运动的序幕。中国的自由软件运动一开始也与理查德·斯托曼那时类似，由高校的爱好者最先发起，他们在校园内最先建立起一批自由软件组织，而至今清华大学 tuna 协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Linux 用户协会、兰州大学开源社区等组织及他们运维的开源镜像站依然在中国自由软件运动中发挥着一定作用。

随着国内软件产业的继续发展，资本巨头开始主导软件开发的问题也在中国出现，腾讯、阿里等互联网巨鳄对用户犯下的罪行，我们之前及引用的文献已有许多论述，在此不再赘述。面对此情此景，国内的程序员也和他们国外的同行一样，未必都愿意臣服于大公司的淫威，以这些热爱软件自由的程序员为主体的自由软件组织也开始发展起来，例如，北京的北京 GNU/Linux 用户组和上海的Shanghai Linux User Group。此外在github等代码托管站上活跃用户中也有不少来自中国的软件爱好者。

上述种种情况仍然是欧美的旧自由软件运动在中国的延续，其组织成员主体也大多出身小资产阶级。但是国内恶劣的互联网和软件开发生态，和中帝日益严苛的审查制度和言论管制，让国内的自由软件运动参与者也不得不正视中帝及其帮凶私人资本对自由软件运动以及参与者本人的妨碍与侵害，他们中的很大一批听信了中帝的官方反对派——自由派的貌似激进的理论，但也有一批更进步的开发者带着对自由派的怀疑继续探索新的反抗道路。终于到了新左翼开始蓬勃发展的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自由软件运动开始发展起来，左派自媒体马列之声的一篇文章成为了革命自由软件运动的最初文献。

而后，xmpp 协议的即时通讯软件、discourse 论坛模板（本站所使用的论坛模板就是 discourse 模板）等旧自由软件运动的成果也成为了马列毛主义者手中的斗争利器。而随着斗争形势的继续发展，左派分子也试图利用更多旧自由软件运动的成果为革命事业服务，比如利用自由的 peertube 视频平台发布左翼内容的视频，在自由的邦联制论坛平台 lemmy 上试图建立左派社区等等。随着中帝的监控日益猖獗，中帝对左派的镇压日益残酷，左派组织要想彻底成为一个革命的马列毛主义者就不得不离开私有软件平台，去自由软件平台上发展自己的组织。左派组织利用自由软件发展和建设组织，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团结起来。差不多是在2020年左右，一篇《革命自由软件运动宣言》横空出世，正式将“革命自由软件运动”这一明确的无产阶级的自由软件运动旗号打出。

但是比较遗憾，《革命自由软件运动宣言》却没有指出革命自由软件运动最重要的目的——无产阶级要接管并主导自由软件的开发工作，由无产阶级的软件开发者而非小资产阶级的软件开发者成为自由软件开发的主体。无产阶级及其先进分子不能只是站在自由软件运动之外利用自由软件运动的现成成果，而需要主动开发自由软件适应无产阶级革命和群众的新要求。

小结

回顾自由软件运动的历史，及它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自由软件运动伊始就是一场软件开发者尝试掌控劳动过程的运动，虽然一开始运动的主体仍然是小资产阶级，但和传统的小农、小手工业者试图维护他们对小生产的掌控最终反而阻碍了社会化大生产不同，小资产阶级的程序员发起的自由软件运动及其成果要比互联网大厂的所谓大型软件更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原因很简单，小农、小工业者在他们的小生产范围内实现的个性化只凝结在他们有限的劳动成果上，要像大规模普及开来就需要工厂的大规模生产。而程序员编写出的软件，一开始就是运行于能大规模批量复制信息的计算机之上的，利用现代计算机互联网技术，他们所编写的程序能很快普及开来。

这正是历史的辩证法——大生产打败了传统的小生产，在大生产基础上的小生产又开始改造传统的大生产。只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程序员的“小生产”本身并无力对抗虽然已经走向落后腐朽却也仍然具有力量的资本主义的大生产，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程序员必须充分与从事大工业生产的工人阶级结合，才能彻底消灭已经腐朽落后的资本主义制度。

革命自由软件运动也正是程序员中的先进群体与广大工人阶级结合并让广大工人阶级最终主导起软件开发工作的运动。

最后，欢迎希望系统学习自由软件和保密技术不当伸手党的同志加入我们建立在 xmpp 平台上的聊天室，聊天室的 JID 是 [email protected] ，口令是 Oup)OtofWecin0 。

首先，需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害死郑灵华女士的凶手有哪些？网友义愤填膺地指向了躲在暗处的网暴者。龌龊的网暴者的确是害死郑灵华女士的直接凶手，他们的罪恶也早已为世人熟知，臭名远扬，只是他们名声在外却不见影踪。网暴者不现原形，难以追踪，网友声讨他们要让他们站在阳光下，可惜他们不可能照做。那么除了他们是否有其他的凶手？网暴者难道真的是单独作案的吗？难道网络暴力就真的可以简简单单地认为是舆论事件了吗？

并不能这样认为，“网络暴力”一定离不了“网络”二字，一定与互联网社交媒体息息相关。任何网络平台、社交媒体平台都有人专门运维，任何互联网用户想要在网络社交媒体上发布内容，都需要使用某一个具体的平台，网暴者网暴他人也是如此。那么郑灵华女士遇害案中，社交媒体平台是否有责？是否也间接充当了害死她的间接凶手呢？恐怕的确如此。

如今的各大私有社交媒体平台，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无论是新浪微博、小红书、抖音还是推特、脸书、tiktok，都在事实上鼓励用户泄露个人信息，把个人生活展示给不相干的人看，然后再鼓励他们的用户吸引更多新用户在他们的平台上泄露个人信息，还美其名曰“记录美好生活”3。郑灵华女士正是在小红书平台上发布了一张其本人染了粉色头发的照片后遭遇的网暴4。她发布这张照片，是为了庆祝自己收到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这种行为何尝不是一种“记录美好生活”？何尝不是按照私有社交媒体的宣传那样，随意泄露个人信息，把只属于自己的情绪散播给陌生的不相干的人呢？

国内外各大私有社交媒体都以各种各样看似好听的借口鼓励用户泄露个人信息，鼓励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散德性”5，只是鼓励他们情绪化地随意散播一些无知的甚至充满仇恨的内容，散播包含了太多对用户自己来说十分性命攸关但对其他用户无太大价值的个人信息的内容，而不是分享一些真正有价值的文学创作、学术探讨，哪怕只是围绕一个有趣的话题展开讨论。这些私有社交媒体平台如此操作只是为了进一步窃取用户个人信息，挖掘他们“商业价值”，并在这个过程中洗脑他们，让他们成为私有社交媒体平台运营商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宣扬消费主义反动思想以及其他反动思想的工具。小红书上各种光鲜亮丽的真假“名媛”只是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诱导用户消费高昂的首饰、化妆品以及各种所谓的“网红xx”；抖音、快手上无脑反对一切食品添加剂的辛吉飞终究是要带货所谓的“零添加”酱油；在b站上无脑爱国，不惜编造美国制造出“天气控制器”的心医林霖也只是在收“粉红税”6。这些网络“大V”自己先在社交媒体上“散德性”，然后带着粉丝“散德性”，他们的粉丝再带动更多普通用户“散德性”，最终让私有社交媒体平台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德性”——用户个人信息，这些在私有社交媒体上“散德性”的用户面对潜在的攻击者形同裸奔，攻击者却不会告诉他们自己的真实身份。

小红书等私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商也同样是杀害郑灵华女士的凶手，这些运营商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从来不会在乎任何用户的死活——用户的死亡同样也成为了他们的“人血流量”。用户在他们眼中只是“流量”，只是“数据”，只是“商业价值”，只是“利润”。面对郑灵华女士的死亡悲剧，这些平台的运营商不仅不收手，还借同情郑灵华女士，谴责网暴者，让网暴者站在“太阳底下”的舆论，将用户利用保密手段保护自己的行为污名化，误导普通用户让他们认为网暴者才会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然后诱导他们不仅不选择隐藏个人信息，反而加入到私有社交媒体预设的名为“为受害者发声”的“散德性”狂欢中，这种“为受害者发声”真的能帮到已故去的郑灵华女士呢？是否能帮到潜在的网暴受害者呢？还是说“发声者”仅仅在谴责中“自我感动”，并成为了商家收割“人血流量”的工具？这些用户越是在私有社交媒体上义愤填膺地“发声”，平台背后的商家就越是兴奋，不仅因为他们的“发声”给平台带来了巨大的“流量”，提升了平台的“广告价值”，好吸引更多广告主，收到更高的广告费；更因为这些用户在发声中煽动起了群情，让更多用户也加入到“发声”行列，散出自己的“德性”，卖货的商家——也就是广告主能精准收割他们的“商业价值”……这些用户自以为的“正义之举”只是帮助了平台运营商及其广告主，并没有帮到潜在的网暴受害者分毫，而他们最终也进一步在“义愤填膺”中加大了成为下一个网暴受害者的风险，“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平台引诱着用户无脑发泄着情绪，用户泄了气后继续像往常一样“分享自己的生活”，然后下一个网暴受害者死了，一场狂欢；再下一个网暴受害者死了，又是一场狂欢……人间悲剧未能得到任何遏制，平台却收割了满满的“流量”，越来越多的普通用户成了平台的工具，等待着他们遭受网暴的那一刻……这一切又构成了一场更大的人间悲剧。

如果真的想阻止这一切悲剧就必须首先明白一个道理：义愤填膺本身永远也不能阻止悲剧的发生，要做正确的符合客观实际的事才能改变这一切。客观实际就是，客观实际就是，私有社交媒体鼓励其用户把“德性”散到全世界，让他们极其容易成为网络暴力——乃至延伸到线下的暴力的受害者7，因此反对网络暴力现象必须反对私有社交媒体平台，不仅仅要反对具体的某个平台，还有各种私有平台奴役用户的手段，而这一切都要求用户离开私有社交媒体平台，在自由的社交媒体平台上重新掌握用户使用社交媒体的主动权8。

但反对网络暴力，并不仅仅只是反对私有社交媒体这么简单，私有社交媒体平台背后的运营者洗脑用户，强迫用户接受他们的价值观，追求所谓的“分享精神”，不在乎个人信息的保密，而用户一旦接受他们的洗脑就很难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如果这些用户没能学会保护个人信息，在自由的社交媒体平台上继续“散德性”，那么他们受网暴者攻击的风险就不会降低，用户只有在充分认识到个人信息保密的重要性并认真保护个人信息的前提下，使用自由的社交媒体，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被网暴者攻击的可能性。

用户如果不想成为下一个网暴事件的受害者，就必须学会保护个人信息，就必须忍痛戒掉商家用洗脑的方式强加给他们的“分享欲”，放弃在社交媒体上“散德性”的行为。倘若他们不这么做，反而肆意攻击那些他们自认为会网暴他们的假想敌，就一定会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化友为敌”的事。而这只会让这些用户更加孤立无援，更加没法应对网暴事件，一旦遇上网暴事件就只能自吞苦果，承受不了精神和现实的双重压力就只能选择自我了断——如果他们真的选择了自我了断，失去了宝贵的生命，那么他们的悲惨故事也只是成为了“人血流量”的一部分而已，并没有人真的在乎他们的苦难，商家（无论是平台运营赏还是卖货的商家）只关注带来的“流量”和“流量”背后可变现的“商业价值”，被洗脑的用户也只是在满足他们的“正义感”……最终，“德性”散到了全世界，用户失去了一切，社交媒体平台和卖货的商家却赚尽了利润。

请认清自己的敌人，学会保护个人信息，不要在任何潜在的敌人面前暴露自己，隐藏自己一点都不羞耻，暴露才可耻。

参考阅读：

《困住外卖员的真的是平台和“算法”吗？》 《沉迷抖音短视频等私有软件等于接受资本家的深度洗脑》 《恶意的不是拼多多一个而是所有私有软件》 《克服社会惯性》

近日，硅谷巨头谷歌发现拼多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PDD Holdings Inc.）旗下的的主要购物应用程序拼多多未经授权的软件版本中存在恶意插件后，已开始暂停该软件在Play Store的下载和使用。但目前拼多多公司旗下另一购物应用Temu仍可以继续下载使用1。

此次谷歌应用商店下架拼多多 apk 的事件不能简单理解为中美互联网垄断企业之间的狗咬狗，而要理解为以拼多多为代表的私有软件的罪恶终于大到了连别国的互联网巨头也无法忍受的地步，因为拼多多对用户隐私的侵犯有研究报道可以证明，且用户对拼多多的侵犯用户个人信息的不满也由来已久，“天下苦拼多多久矣”。

根据公开信息2，拼多多利用安卓系统的漏洞，能够控制整个操作系统，在用户的设备上为所欲为，任意执行它提供的代码，进而窃取用户数据如短信、通讯录等，以及其他应用程序保存的数据，最终上传到拼多多公司。除此之外，拼多多还要达到禁止用户卸载，攻击竞争对手 App，隐蔽安装，逃避隐私合规监管等等。好比商人拼多多为了“方便用户订货”送给用户专用话机，但这话机其实内藏音视频传感器，不仅能窃听用户与其他商家、用户之间的通话，还能够窥视用户家中包括浴室茅房在内的一切，甚至连电源门锁都要控制住，俨然用户家中的太上皇。用户以为使用拼多多就能获得优惠和打折，却不知道自己的个人信息早已被拼多多暗中窃取打包出售。

靠着廉价网购的噱头，拼多多吸引了很多经济不发达的内陆地区的中老年用户，这些中老年用户对电子产品的使用较为生疏，软件管理能力低下，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欠缺，他们使用的手机设备也往往性能较低且系统版本老旧，而较老版本的安卓系统（无论是原生的 aosp ，还是衍生的国内手机厂商二次开发的“原厂安卓”）中残留了大量系统漏洞，这些都方便了拼多多肆无忌惮地窃取他们的主要用户的个人信息。

而我们进一步更有理由怀疑，老版本安卓中的漏洞依然没有得到彻底修补，依然还在被其他软件厂商利用以牟利，因为我们最能容易接触到的安卓版本，即各手机厂商为它们的品牌手机定制的所谓原厂安卓（比如华为、oneplus 等手机厂商为其旗下品牌手机定制的 EUI 系统、H2os 系统）都是私有的，它们的源代码并不向用户公开，尽管它们开发所基于的原生安卓 aosp 是允许任何用户检查其源代码的自由软件，但 aosp 不是以 GPL 许可证发行的自由软件，它的整个用户态都以 BSD、Apache 等允许私有化的许可协议发行，基于 aosp 开发的安卓版本完全可以是私有的，不向用户公开源代码。

因为这些原厂安卓都是私有软件，我们作为用户无法研读它们的源代码，更无权过问它们的开发过程，也就基本谈不上对它们进行审查监督。这就导致它们背后的开发者团队即使自行发现了安全漏洞，也不会将漏洞信息披露出来半分，我们不可能知道他们何时是否发现了漏洞，发现了怎么样的漏洞，是否修补了漏洞，是否故意保留漏洞方便他们窃取用户数据。他们对软件所做的一切我们都无从知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知道私有软件背后的开发团队修补了软件漏洞呢？只有安全漏洞由第三方“非法窃取”向公众披露消息的时候。此时开发者团队才会出来搞搞危机公关，平复大众的愤怒情绪，顺带也羞羞答答地修补漏洞。而到了最近几年，国内的私有厂商愈发肆无忌惮，他们借着政府的力量强行关闭了国内的各大白帽黑客平台，如乌云网，没了白帽黑客来侵犯他们的公司机密，他们将能更加会肆无忌惮地使用系统漏洞侵害用户。

在互联网大厂的资本力量的推动下，各种私有软件霸占了用户生活的方方面面，还反过来阻碍用户取得自由软件，甚至还要进一步阻碍用户下载它们对家的软件，而要独占用户的设备。拼多多能做的，这些私有软件也一样能做，拼多多能利用安卓系统的固有漏洞操控用户的手机设备，甚至公然在系统中运行监视用户的服务程序，这些私有软件也同样能——由官方开发的学习强国、国家反诈中心甚至都不掩饰它们对用户个人信息的窃取，而小米公司的 MIUI 自诩内置了反诈骗功能，公开承认了它对用户的监控能向国家反诈中心靠拢。

因此，拼多多暴露的恶意软件问题不仅仅是拼多多一家的问题，是所有私有软件厂商共同的问题，它们之间对用户的恶意差别仅仅是“五十步笑百步”。

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不是专业的信息安全研究人员，不知道自己的操作系统里有哪些漏洞，更不知道私有软件用了哪些针对性的手段来控制我的系统。但我们能通过更换为自由的操作系统3，并将私有软件拒之门外来强化我们自己的信息安全。那么，为什么自由软件一定会比私有软件安全呢？

正如前文分析的那样，私有软件常常是恶意软件4，是因为用户不允许查看并修改它们的源代码，不可能受到用户的审计，而私有软件的对立面，允许用户查看源代码的自由软件自然而然就会接受着所有用户的审查监督。自由软件的开发者与私有软件的开发者不同，开发者自身就是主要用户，他们不会“吃饱了撑的”写一个专门反对他自己的软件。而假如某个自由软件的开发者确实闲，确实铁了心就要专门写一段恶意代码破坏某个自由软件项目，或者试图利用这些植入在某个软件项目中的恶意代码为自己牟利，他也无法高枕无忧，因为自由软件的源代码向用户公开，其他同样是自由软件开发者的用户将很快发现恶意代码，其发现过程远比私有软件中的短。而软件社区一旦发现有人故意植入恶意代码，将会惩处植入者，公布其罪行，令其身败名裂，他编写的恶意代码本身要么会被用户抛弃，要么被其他开发者迅速修改，在剔除了恶意功能后再发布分叉版本。无意中造成的设计错误和安全漏洞也将在发现后被迅速修补。

如果某中国应用程序的开发者想证明自己不和拼多多同流合污的诚意，就请公开自己的作品的源代码，将其作为自由软件发布，以接受广大用户的监督。

参考文献：

1. github 上 davincifans101 的分析报告
2. 卡巴斯基对拼多多的分析报告

《困住外卖员的真的是平台和“算法”吗？》中，曾提到一个观点：

“（外卖平台上的）普通消费者呢，在随意欺压外卖员的过程中也事实上被资本家驯化了，他们越是能随意欺压外卖员而不受到惩罚，他们就越是愿意这么做，并且不会认真思考背后的原因和逻辑……”

此处的“驯化”，即资本家对消费者的驯化，并不完全是一种比喻义：资本家通过种种手段，操控消费者的情绪，影响他们的判断，最终使得消费者越来越只听信资本家，甚至某一资本家的。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家对消费者所做的正如驯兽师对野兽所做的那样——拔掉野兽的尖牙利爪，野兽不听话，就用鞭子抽打它们，让它们充分感受到痛苦；野兽听话，就给野兽些残羹剩饭，甚至还试图“安慰”野兽，最终使野兽对驯兽师彻底服从。单一的驯兽师对少数野兽所做的可以称为“驯服”，而整个人类对部分野生动物种群的集体驯服，从而让相当一部分野生种群变为家畜的过程就是“驯化”——正如资本家阶级对部分无产阶级群体和小资产阶级群体所做的那样。

洗脑是上层建筑领域的暴力手段

这种“驯化”正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中时常提到的“洗脑”。自古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反抗就不仅仅需要使用物质的暴力手段，他们还需要在物质的暴力手段外，使用精神的暴力手段：他们对被统治者强行使用类似于驯服野兽的办法，利用动物趋利避害的本性，操控他们的情绪，再利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信心差，给他们提供一些似是而非的信息，影响他们的判断，让他们自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混乱，从而更容易为统治者所欺骗和利用。而这些洗脑行为加起来到整个阶级斗争领域，就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上层建筑的阶级专政，简单来说，就是统治阶级把他们的思想观念强加给被统治阶级。可以说，洗脑是上层建筑领域的暴力手段，目的就是系统性地扭曲被剥削阶级的世界观，让他们更容易服从剥削阶级的统治。

这种洗脑手段，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往往由剥削阶级的僧侣、教士、儒生等知识分子直接向民众施加，而在资本主义的大众传媒，在报纸、电影、电视以及其他大众媒体出现并普及后，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则可以隐藏于幕后，依靠台前上演的一出出“好戏”，让主要作为观众的无产阶级在进行文娱消费的同时，不知不觉就受到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洗脑。但这种洗脑方式仍然需要专人“表演”，无论演出者是演绎明星，资本家捧红的专家、学者、科学家，还是资产阶级媒体的“名嘴”，这些资本家的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代言人仍然需要在台前摇旗呐喊，到了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时代，随着软件技术的普及，和个人使用的计算机性能的提高，资本家对无产者的洗脑甚至可以实现表面上的无人化：无产者只要每天保持使用资本家精心设计的私有软件，在资本家的私有软件上面养成资本家希望用户养成的糟糕的软件使用习惯，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收到来自资本家运用软件技术精心过滤过的信息，就会被资本家高度洗脑，甚至无产者自身如果试图在私有平台这个框架内发布一些内容也很有可能沦为资产阶级洗脑无产阶级的帮凶。

要论最能洗脑无产阶级的，还能让被洗脑的无产者洗脑更多无产者的私有软件，非抖音莫属。

抖音对用户的洗脑

抖音平台兴起的时间非常短，根据维基百科上的记载：“（抖音）自2016年9月20日于今日头条孵化上线”，距今仅六年。而其背后的母公司——字节跳动，也仅仅成立于2012年3月。在字节跳动成立时，腾讯和阿里这两大互联网巨头早已“稳步青云”，而在抖音被推出的2016年，中国互联网巨头之间的商业大战更是愈演愈烈。试问如此一个到2016年才成立了四年的小公司是如何与腾讯系、阿里系较量，还最终取代了百度在国内互联网产业的地位，成为了新的 BAT 里的 B 呢（“字节跳动”的英文为 Byte Dance），建立起他们的字节系王国的呢？答案就藏在抖音客户端这款精心设计的私有软件里。

抖音客户端对于一个从来没有系统学习过信息技术的人来说，正是再“方便”不过了：用户只要打开抖音客户端就能收看小视频，不需要他们手动找视频，或者说主动思考想看什么视频。小视频的界面上也没有多余的按键，仅仅只有“送心”和“评论”等最有限的按键，这最大限度地“照顾”到了那些使用电子设备不多的人群，避免他们“浪费”太多时间学习如何使用电子设备。如果抖音用户不想看当前播放的短视频，仅仅需要简单地滑动屏幕就能看到下一条短视频，这让他们无需学习如何开启视频播放，如何暂停视频播放。抖音客户端更是贴心地为他们在默认情况下开启了默认自动循环播放视频功能，避免了抖音用户在找寻新视频收看时感到无聊。当然，用户也不需要自己主动去找视频看，因为“大数据”会为他们推送他们最喜欢的视频，他们越是多看某一类视频，他们划一划看到的下一个视频依然将是类似的视频。

抖音客户端上的这种用户行为模式看似方便了用户，实则最大限度地剥夺了用户的选择权，用户在自发状态下用他们的选择权换取了他们的“懒惰权”，他们如果长期浸淫在抖音短视频海里，将逐渐放弃思考，放弃主动找精神食粮的机会，反而觉得看短视频“很爽”。是的，应该说短视频这个模式本身就适合煽动用户情绪，而不是提供更多有效信息：一个15秒的短视频将只能追求以最快速度刺激用户情绪，一个一分钟的短视频也最多只能讲清楚一个小知识点，而一首流行歌曲也至少需要两三分钟才能演奏完，歌词的文本量甚至都超过了短视频的台词量。用户在这种短视频的情绪轰炸和碎片化知识的轰炸下，他们大脑中的奖惩机制很容易让他们沉迷其中，或者说“上瘾”：他们一“刷”抖音就是好几个小时，乃至一整天，只要能“刷”抖音，他们不吃不喝，废寝忘食也乐此不疲。而那“划一划”即可看到下一条短视频，且视频默认自动循环播放的模式，更是让视频播放无始无终，加剧了用户对抖音客户端的成瘾度。

有了这种短视频的播放模式和制作模式，字节系的资本家们甚至不用自己聘请专门的视频制作者就能达到对用户的洗脑——抖音用户只要在抖音上传短视频，就不得不接受字节跳动系最为严厉的言论审查：一些在其他平台不可能被禁的词汇，在抖音平台都会成为“敏感词”，比如“钱”“直播间”等。除此以外，如果他们打算靠自媒体赚钱，就不得不屈服于抖音那套唯点击量至上的算法，为了在限制如此大的创作环境下让“家人们”多多看他们“整的活”，他们显然不可能试图在短视频内融入更多有效信息，而是要采用一些夸张的，猎奇的，自我丑化的，甚至煽动仇恨的方式，扭曲观众的思想感情，最终他们会变成为资本家洗脑无产阶级的帮凶，尽管他们曾经也是无产阶级的一员。这么多年来，多少抖音网红，如“温婉”“辛吉飞”“噶羊少女”都因为抖音这个平台“发烂发臭”，无论他们是否彻底“退网”，彻底退出网红圈。但字节跳动不在乎他们的死活，短视频制作者满世界都是，制作门槛极低，且缺乏实际内容的短视频几乎任何抖音用户都能制作。字节系的资本家甚至能用他们那引以为豪的算法，自动捧红新的网红。

正是依靠这一整套精致的洗脑无产阶级的算法，抖音不仅仅火遍国内，还“文化输出”到了国外，成为了在海外非常流行的 tiktok ，他们不仅要坑害国人，还要伤害国外的无产阶级。对此我们只能说他们和向美国走私毒品的墨西哥毒贩，剥削压迫“金三角”地区农民强迫他们种罂粟然后制成毒品流向国际市场的东南亚毒枭，以及向年轻人灌输伊斯兰教极端思想让他们去搞恐怖袭击的中东极端组织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输出毒品，输出有毒的思想，输出只能产生有毒思想的内容生产模式，都是对人类神经器官的犯罪，是对被剥削者思想意识的犯罪，天下的剥削者一般黑。

上层建筑领域的军事斗争

抖音背后的资本家对普通用户的精神和健康的伤害也已经被本站的同志注意到，一篇名为《做当代林则徐，销毁娱乐至死的精神鸦片》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抖音短视频等精神鸦片。只是正如本文之前分析的那样，洗脑是上层建筑领域的暴力手段，而统治阶级在经济基础领域的暴力手段需要通过军队和警察的高度纪律性来维持，在上层建筑领域的暴力手段——洗脑，及其外延和派生手段宣传也同样是精心组织的，有纪律性的，资本主义的大众传媒更是被资产阶级当成他们所极力推崇的“文化产业”。另一个方面，统治阶级洗脑所用的术语和背后的思想体系更是由统治阶级的哲学家思想家精心设计的，这些思想观点由这些思想家整理总结升华后，变得更成体系，更有杀伤力。

因此要反抗统治阶级的洗脑，一味被动防御是不可取的，必须充分建设起被统治阶级的上层建筑和反洗脑手段。

无产阶级正是需要构建起一整套无产阶级的上层建筑，用以对抗并最终取代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而在当今，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计算设备越来越普及，自由软件和私有软件的斗争，也成为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上层建筑较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私有软件本身就能对无产阶级群众产生洗脑作用，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在向群众宣传时也离不开自由软件技术和保密技术的加持。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几乎没法利用私有软件做太多宣传工作，那些沉溺于私有软件的所谓左翼青年，多半都沉沦了，剩下没沉沦的也多半锒铛入狱。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软件同私有软件的斗争也成为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的斗争中的基础斗争。

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灌输离不开自由软件运动及其成果，而自由软件运动也需要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发展成革命自由软件运动，并和无产阶级在其他领域的阶级斗争一道共同消灭资本主义，消灭私有制！

附：做当代林则徐，销毁娱乐至死的精神鸦片

总看到人们，也包括未成年人，沉浸在短视频、手游、网文小说、网游、电视剧动漫、武侠小说…中，放松身心获得快乐。

但越来越多的人沉迷、上瘾，将休息时间全部用来吸食这些精神鸦片，持续地获得快感、持续地高潮，以逃避现实世界生存的残酷、生活的无奈，在精神鸦片中获得自我满足。

这些精神鸦片比A片更可怕，A片看完，高潮以后身体累了有恢复机制，但精神鸦片不一样，会源源不断地让精神高潮，身体却在强撑。

不禁思考，为什么运动、阅读好书、社交、文艺活动不再是如今人们娱乐放松的主流活动了，在虚拟世界中我们仿佛短视频、游戏、电视剧的主角，获得了现实世界中高不可攀、从未得到过的东西，那些财富、房、车仿佛在精神虚幻中变成了现实，而当我们回到现实后，却总感到异常的空虚、易怒，甚至演变为抑郁、自杀倾向。

到底是谁生产了精神鸦片，造成了这一切，底层10多亿劳动人民，都吸食着精神鸦片、沉浸在虚拟世界的毒雾里，而劳动人民却越来越少地享受真正健康的社交、运动、阅读、文艺快乐。

短视频的人性七宗罪，手游中的角色对抗，网文小说中的虚假世界观，这些符合谁的利益呢？现实世界中的一无所有的广大劳动人民吸食着精神鸦片、在虚拟世界里“享受”着“物质财富”，如同奴隶一般被官僚资产阶级剥削，但官僚资产阶级老爷们，却是享受着真正地物质财富。

无产阶级同志们，放弃虚拟的精神鸦片，回到现实世界中来，睁大眼看看这资产阶级为我们熬制的精神鸦片吧，早日觉悟和拒绝资产阶级对我们的荼毒和残害吧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同志们去运动吧

同志是革命的伙伴，同志们去社交吧

马列毛是革命的理论，同志们去阅读吧

……

呼吁同志们放弃和拒绝精神鸦片，反抗精神鸦片对无产阶级的毒害

我们不要被精神鸦片娱乐至死，我们要在没有剥削的社会中享受健康高级的娱乐。

一篇名为《“给牛马送草料的牛马” ——外卖员的调研日志》（以下简称为《送草料》）以外卖员的视角记录了封疫结束后的外卖员日常艰辛的工作、生活，记录了他们所遭遇的剥削、压迫，读者从这篇文章中可以很明确地了解到外卖员的送餐时间限制等等方面的信息。这篇《送草料》里所展示的外卖员工作生活状态，与两年半前人物杂志发布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以下简称《困在系统里》）中的相比并无明显改善。三年封疫过后的“放开”于无产阶级而言只是新的剥削压迫的开始。

除了外卖员高负荷的工作状态无明显改善外，外卖员群体被外卖平台支配的状况也没有明显改善，以上两篇文章尽管发布时间间隔超过了两年，但都包含了大量有关平台和算法支配外卖员的内容，且它们的作者均对平台模式下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感到困惑。那么，这个规划外卖员送餐安排的平台到底是如何让外卖员受尽千般折磨的呢？仅仅凭借平台本身吗？

外卖平台的阶级性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外卖平台只是一套计算机系统：外卖员、消费者、店家的手机设备作为客户端设备，接收这个系统的服务器端发出的信息，这个系统的服务器端则集成了大量计算机，用于执行信息的计算、存储以及与客户端设备交互等等功能，这套计算机系统的服务器端无论向客户端发送了怎么样的信息，无论向外卖员发出的送餐路线规划再怎么合理或不合理，都还只是一些信息的输出罢了，只要没有任何外卖员按照这套系统规定的信息送餐，那么这套系统也就仅仅只是一堆废铁。这当然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我们在这里仍然强调这一点，只是想指出一个问题——平台本身不能奴役外卖员，奴役外卖员的另有其人，这些人不是别人，就是使用计算机系统操控外卖员而把自己隐藏在了平台背后的资本家。资本家不直接对外卖员发号施令，因为这样奴役外卖员实在效率太低，且更容易遭到外卖员直接的暴力攻击。一方面为了更高效地压榨外卖员，一方面也为了隐藏自己，资本家用能自动执行他们想法和意志的计算机系统来代替他们直接干涉外卖员的送餐工作。这个借由一连串计算机系统来辅助资本家压迫外卖员的操作迷惑了不少小资产阶级媒体，让他们仿佛感觉是平台和算法本身奴役了外卖员，而非其背后的资本家。

平台和算法本身奴役不了任何人，是资本家，不是平台和算法本身强迫了受雇于他们的外卖员使用他们精心搭建的外卖平台，让外卖员只能按照平台上的信息来送餐，平台和算法是工具，资本家才是使用工具的主人。当然，资本家自己基本不会亲自建设这个平台，他们雇了一帮程序员，替资本家写出平台上运行的算法。资本家强迫程序员天天加班996，逼着他们完全按照资本家自己的垄断利益最大化来制定算法，用以奴役他们的阶级兄弟——外卖员，以及压榨普通消费者和店家。有外卖员和程序员在不断“上贡”着剩余价值，还有外卖平台本身替资本家去奴役包括消费者和店家在内的所有被压迫者，资本家“躺着就能把钱赚了”。至于劳动者的利益？消费者的权益？那显然不是他们要考虑的。

为了更加完美地隐藏自己，资本家还事实上放纵了普通消费者欺压外卖员，让他们可以随意对外卖员打差评，而外卖员则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要么就收到差评被扣工资，要么就得低三下四地讨好消费者。而普通消费者呢，在随意欺压外卖员的过程中也事实上被资本家驯化了，他们越是能随意欺压外卖员而不受到惩罚，他们就越是愿意这么做，并且不会认真思考背后的原因和逻辑，然后一遇到外卖超时就迫不及待地随意辱骂外卖员还反手打一个差评。驯化普通消费者的做法也能通过平台的算法自动执行。而有了平台这层“隐身衣”，被压迫者之间的窝里斗则很难波及资本家，反而成了资本家隔岸观火时的即兴娱乐。

资本永不眠。资本家为了攫取更大的利益，还进一步侵犯了每一个使用他们平台的主体——外卖员、消费者、店家的隐私权，每一个安装在用户手机上的外卖软件，即平台的客户端，都是一款恶意的，能随意监视用户的私有软件。这些私有软件，和微信、学习强国、国家反诈中心，还有一些不三不四的小的私有 app一样，都毫无意外地选择了尽可能多地从用户身上榨取更多个人信息的做法。外卖平台背后的资本大鳄还不满足，他们挥舞着资本大棒，运用他们“非凡”的“资本力量”挤垮了他们所能挤垮的一切竞争对手，外卖员、消费者和店家只能在美团、饿了么等有限的几个外卖平台公司间做着无谓的选择，甚至连“用脚投票”投出一个相对符合他们利益的平台都做不到。

天天都离不开这些私有软件的用户则既没法选择相对有利于他们的平台，也无权查看有限的几家外卖平台上的各种软件的源代码，也无权知晓软件将如何监视自己，更无权修改软件，使其真正符合用户的利益。任何用户只能在用这些平台然后接受平台的奴役，和不使用平台也不参与外卖平台的劳动岗位或“享受”外卖服务之间做二选一。这就意味着，外卖员、消费者、店家只要使用这些私有的外卖平台客户端，就一定首先会被隐藏在私有软件和平台背后的资本家所充分监视，如果他们想使用这些软件联合起来反抗，将无异于自杀。

外卖平台作为一系列客户机和服务器组成的计算机集群（智能手机事实上也是计算机），其上运行的所有软件都是私有软件，其中最核心的服务器也全部掌握在资本家手里，普通用户，无论是外卖员也好，消费者也好，店家也罢，只能接受躲在平台背后的资本家的盘剥，而连最基础的议价权也丧失殆尽。毫无疑问，外卖平台是有阶级性的，它是资本家用来奴役外卖员等普通劳动者的工具！

对外卖平台的控制权争夺

仅仅分析了外卖平台的阶级属性，还不足以解决外卖员的问题。

《送草料》的最后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

“平台经济下新的劳动模式需要呼唤什么样的劳动协调策略…”

对于这个问题，改良主义者的回答一定会是“让算法更宽容”“完善法律”等等向无产阶级让一些蝇头小利又事实上加强了资产阶级力量的措施。而对于马列毛主义者来说，改良主义的措施只是一计毒药，马列毛主义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只会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展开。

平台经济下什么样的劳动策略更对外卖员有利？我们的回答是，外卖员群体等无产阶级劳动者要用暴力手段夺取资本家所掌控的外卖平台的控制权，将资本家掌握的服务器设备全部收归公有，再将原本私有的外卖平台上全部软件的源代码向社会大众公开，而后要么将原本的私有平台上私有软件改造成自由软件，要么利用原本平台遗留下的资源（比如服务器设备的集群）和自由软件运动的成果重新建立一个无产阶级自己的外卖平台。

这与全国其他行业乃至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斗争方向都是一致的，无产阶级只有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生产资料，用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来组织生产，才能真正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

自由软件在其中的作用

外卖员为了达成夺取平台控制权的目的，就需要团结起来，不仅需要团结他们自身，还需要团结其他无产阶级群体，但资产阶级必然会用暴力机器压制无产阶级的团结，无产阶级要想联合起来就必须使用保密手段，在暗中秘密集结。根据前文分析，使用私有软件和平台团结无异于自杀，那么抛开私有软件无产阶级要以何种秘密方式团结呢？如果他们抛开软件和现代信息技术，回归了传统的线下的人传人的“秘密”联络，那么遍布全国的摄像头和其他监控力量一样能把他们看得一清二楚，况且无论是纸条还是口头言语，能实现的加密程度都非常有限，而且这些加密手段早已上了密码学的教科书，成为了古典密码的代表，早就在历史的长河中被人破解了无数次。换句话说，无产阶级要想秘密团结起来，仍然离不开软件技术的加持。

他们需要的是用户能随意查看软件源代码，能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修改软件，还能把其中适合发布的修改内容也分享给其他用户的，用户能彻底掌握软件控制权的自由软件。

而自由软件运动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至今已经发展了数十年，在无数自由软件黑客的努力下，无数的技术成果积攒了起来。对于当今的外卖员等无产阶级群众来说，使用加密的通讯软件联络，将是首先需要解决的软件问题，而 使用 otr 或 omemo 加密的xmpp协议的邦联制通讯软件和使用 signal protocol 作为加密协议且简单易用的 session都是不错的选择。

立于当今的斗争形势，无产阶级需要使用自由软件联合起来。

就普通人能看到的政府网站而言，相当一大批的政府网站连最基本的加密 http （https）也没有设置，使得用户在访问它们的过程中极易遭受各类网络攻击。更有甚者，未给网站配备域名，仅仅设置了 IP 地址，以为这样就不会暴露在公网上了。结果阻拦了不关心他们数据的普通网民，阻拦不了来窃取数据的溃客。

等上级部门查到他们的时候，就把责任推给“临时工”——当然，他们也的确雇佣了很多临时工来管理他们的网站，甚至接触他们的敏感数据，将如此重大的工作交给临时工来做，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他们对网络安全的不重视吗？而从“临时工”的角度，他们又为何要认真做事呢？马马虎虎把老爷们糊弄过去，交差拿钱走人不香吗？只知外包工作的老爷显然不懂保密技术，既然如此，又何不偷偷埋几个方便日后潜入的后门呢？

他们不重视，可每天面对“商场如战场”的商业公司不得不重视，在和“友商”的“公平竞争”中要是不看好自己的商业机密，指不定哪天就被竞争对手“干趴下”了，为此商业公司大量使用加密技术，和用户对接的网站也要严加防范；普通用户同样也要重视，面对着纷繁复杂的社会，面对着充满各种诱惑、威胁的网络环境，他们哪怕为了人身、财产安全，也需要格外重视自己的隐私不被泄漏。商业公司和用户都很重视信息保密，他们之间的买卖、交易中也大量用到了加密技术。

而政府需要直接从商业公司那里收税，还需要让公民承担各种各样的义务。而政府在竞争对手和被统治者都大量使用保密手段的情况下，总该做些什么来保持其优势统治地位吧。为此主要有两个选项：

选项一：同样大量采用保密技术，不让商业公司和普通公民也知晓他们的秘密，快人一步行动；

选项二：继续不重视保密技术，但是也要让商业公司，让个人也没法使用保密技术。

很明显，使用保密技术就是能不让监视者知道秘密的，禁止保密是违反科学原理的。然而我们的政府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选项二。自2019年以来颁布了一系列限制加密技术使用的法律，到了最近几个月还要求社交媒体运营商公开用户的 ip 属地，甚至到了他们自己的数据库大规模泄漏的时候，还不忘发布《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5]，要对所有用户发言实行不切实际的“先审后发”。当然，按照知乎网友的分析[6]，这种规定只会加速国内私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衰落。

最终政府的监控标准越来越严格，对普通公民使用加密技术的限制越来越多，但到头来，用户依然在使用加密技术，他们会把各种各样的加密技术应用放在合法的 tls 信道内部、或者隐写在多媒体文件的细节里，政府甚至都搞不清楚谁具体使用了什么加密技术。

政府自己一方面忙于阻拦其他人使用网络技术，一方面继续疏于网络安全建设。于是它们的数据库被世界各地各路溃客光顾，它们的网站被国内的临时工埋下后门，它们自己成了网络安全领域任人宰割，连嘴上号召的网络主权都守不住的电子“清政府”。

违反科学的做法一定会付出代价的，哪怕用暴力手段一时压制住了代价，也只不过是推迟了代价的到来。然而，被推迟的代价必然是加倍的代价。

[1]bbc对新疆文件的报道 https://www.bbc.co.uk/news/extra/85qihtvw6e/the-faces-from-chinas-uyghur-detention-camps

[2]新疆公安文件 https://m.cmx.im/@foner/10835735126646080

[3]IT之家 6 月 21 日消息称超星学习通泄漏的数据包括姓名、手机号、性别、学校、学号、邮箱等信息，共计 1 亿 7273 万条。 https://mastodon.social/@msd2/108519329692602679

[4]上海国家警察数据库泄露： https://breached.to/Thread-Selling-2022-SHGA-Shanghai-Gov-National-Police-database tor url： http://breached65xqh64s7xbkvqgg7bmj4nj7656hcb7x4g42x753r7zmejqd.onion/Thread-Selling-2022-SHGA-Shanghai-Gov-National-Police-database

[5]网信办发布《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将于 2022 年 8 月 1 日施行 https://botsin.space/@solidotbot/108554512859038949

[6]知乎网友对网信办新规的分析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38207120

一、内容

福建江夏学院宣传部网络舆情监测服务采购项目

二、技术要求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内容包括：网络舆情监测平台授权使用、网络舆情研判平台授权使用、实时监测预警及报告服务、高校舆情智库授权使用。

(二)服务要求

品目号1 网络舆情监测平台授权使用

提供可由我方在项目服务期内自行使用的网络敏感事件监测平台一套，项目服务期1年。平台应满足如下技术要求：

1.1 网页版功能

1.1.1 采集的数据源总数不少于200万个，要求系统能够支持对新闻类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论坛、博客、贴吧、境外网站、移动新闻客户端、平媒电子版、视频在内的主要网络媒体信息的抓取。

1.1.2 信息定向采集：根据工作业务需要，对新闻网站、论坛、百度贴吧及微博账号进行定向监测。

1.1.3 通过网页版，可实现对国内至少1300家报纸版面内容实现自动稿件的自动分类和汇聚，报价文件中请随附这1300家报纸清单。

1.1.4 全网搜索：至少支持大数据中心站内搜索、全网数据搜索和微博数据搜索；且支持按照媒体类型、倾向性、匹配范围、时间、地域等条件进行筛选。提供系统截图证明。

1.1.5 信息查看：支持按照不同监测方案查看信息，每条信息提供标题、摘要、媒体类型、发帖人、发布时间、原文链接、相同信息条数、标红关键词等信息。

1.1.6 信息查询筛选：支持按照全文、标题、来源、作者等条件进行信息查询，支持按照信源分级、信源地域（至少支持全国、省、市三级）、媒体类型、微博类型（全部、原发、转发、转发并回复等类型）、倾向性、重复性等条件进行筛选。

1.1.7 垃圾信息处理：支持在创建监测方案时添加屏蔽词，查看信息时划词添加屏蔽；删除信息时支持信息过滤，可以过滤频道、域名、作者、同类信息及标记重复旧文。

1.1.8 微信预警：系统支持微信绑定，将预警信息以信息列表的形式推送到用户微信上。

1.1.9 支持负面信息自动预警功能，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信息进行正负面判断，负面信息达到预警级别的进行预警，预警信息能自动弹窗提示或客户端提醒。

1.1.10 舆情事件分析功能，对于特定重要事件，分析该事件在互联网上的分布情况、信息溯源、发展趋势以及网民观点等要素。同时提供全量信息列表和媒体列表，为舆情事件的处置提供依据；系统自动生成舆情分析报告，且支持下载到本地。事件分析全年不限制分析次数。

1.1.11 支持重点信息保存功能，重要信息可以加入到关注，方便永久保存查看；

1.1.12 支持舆情日报，系统自动汇总账户内当日的重要舆情信息，生成舆情日报，以word文档下载到本地。提供系统截图证明。

1.1.13 支持全国舆情分析报告功能，每月定期出版全国舆情分析报告,包含本月舆情排行榜、典型舆情案例、政策表决台。

1.1.14 网页端同一账号支持多人同时登录（使用同一账号登陆情况下，后来者能登陆，并且不会导致之前登陆用户被离线）。

1.1.15 网页版具备图片识别功能。即利用OCR技术，对纯图片微博中包含的文字内容进行识别，发现敏感信息进行预警推送。提供系统截图证明。

1.2 网页版系统后台：

1.2.1 支持用户自定义创建、删除监测方案，监测方案个数不少于20个。

1.2.2 支持用户自定义设置和修改关键词，关键词包含地域词、主题词、事件词、屏蔽词等关键词，关键词个数不少于1000个词组。

1.2.3 预警推送设置：支持按照工作需要设置预警方案，并支持设置多重预警关键词。预警方案个数不少于15个，预警关键词个数不少于500个。

1.2.4 微信预警推送绑定：支持将预警信息以信息列表的方式推送到微信中，至少支持绑定10个微信号码。

1.2.5 信息过滤管理：支持查看信息过滤日志，支持查看、增加或删除已过滤信息源、重复旧文、白名单等信息，

1.2.6 导航栏设置：支持用户按照工作需要自定义调整导航栏的内容。

1.2.7 网页端同一账号支持多人同时登录（使用同一账号登陆情况下，后来者登陆能登陆，并且不会导致之前登陆用户被离线）。

1.3 移动客户端

1.3.1 移动客户端支持市场主流的安卓手机和苹果手机，具有良好的兼容性。

1.3.2 信息查看：手机客户端数据与网页版系统同步，手机客户端支持按照设置的方案进行信息查看。

1.3.3 信息播报：手机客户端支持信息语音播报，系统能够自动播报舆情信息。

1.3.4 信息预警：敏感信息进行预警推送，弹窗提醒。

1.3.5 全网搜索：至少支持大数据中心站内搜索、全网数据搜索和微博数据搜索；且支持按照媒体类型、倾向性、匹配范围、时间、地域等条件进行筛选。

1.3.6 舆情事件分析：手机客户端支持快速创建舆情事件分析，提供舆情事件信息列表，自动生成报告。

1.3.7 支持用户自定义创建、删除监测方案，监测方案个数不少于20个。

1.3.8 支持用户自定义设置和修改关键词，关键词包含地域词、主题词、事件词、屏蔽词等关键词，关键词个数不少于1000个词组。

1.3.9 预警推送设置：支持按照工作需要设置预警方案，并支持设置多重预警关键词。预警方案个数不少于15个，预警关键词个数不少于500个。

1.3.10 手机客户端同一账号支持多人同时登录（使用同一账号登陆情况下，后来者登陆能登陆，并且不会导致之前登陆用户被离线）。

品目号2 网络舆情研判平台授权使用

1.监测研判系统由高校热点事件线索发现系统、新浪微博热搜/实时热搜/同城热搜榜大数据系统、高校热点事件研判系统、大屏数据展示系统等板块构成。

2.高校热点事件发现系统能实时采集系统使用者自主配置的自媒体平台账号（包含且不限于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相关数据。采集数据内容包含且不限于发文（帖）时间、标题、全文内容、发文后3/12/24小时热力数据（微博的转发/评论/点赞数，微信公众号的阅读/点赞/在看数），并以柱状图或折线图方式实现数据可视化。

3.新浪微博热搜/实时热搜/同城热搜榜大数据系统能实时采集新浪微博热搜/实时热搜/同城热搜（系统内附不少于300个城市的数据）等榜单及热度数据，数据内容包含且不限于：话题上榜时间、累计在榜时长、在榜期间搜索总量、在榜历史最高排名、原文链接、话题主持人、话题贡献值（前8名）、话题在榜时段内以及下榜24小时内的热力数据（阅读数、讨论数、原创人数等）总量和增量等数据。系统可实时查询某历史时刻（精确到分钟）的上述各榜单信息，系统上述自带数据库相关记录时间不晚于2020年4月1日。投标文件中随附2020年10月1日微博热搜榜内容的截图界面。

4.系统实时收录全国高校热点（舆情）事件过程中的媒体/自媒体形成的相关文本、图片、音视频材料等，并实时记录每个事件关联报道的热度数据，供研判分析。

5.系统在功能模块上包含：事件基本信息、事件相关报道、报道热度、事件研判、事件进程、事件应对、总结思考、操作日志等栏目。

6.热点（舆情）事件研判系统支持搜索筛选功能，采用模糊搜索方式可对事件库中的内容，基于提交的搜索词，对事件名称、事件关键词、添加人、报道标题、报道全文内容等进行全面搜索，并高亮搜索词在列表中显示搜索结果。

7.事件基本信息栏目应包含并展示：事件标题、事件关键词、事件来源、所属省份、事件类型、当事部门、事件概述、风险评估、事件创建时间、事件首话题及最后话题时间、首尾话题时间跨度等信息。

8.事件相关报道栏目可用于使用者自主添加保存跟事件相关的各种媒介报道内容，报道类型应支持报纸、网站新闻、网媒、微信公众号、微博博文、微博话题等。

9.事件相关报道存档内容应支持用户录入（并展示）报道标题、报道发布人、报道属性、发布人级别、报道影响力评估、报道性质、报道发布时间、报道原文链接、报道原文内容截图等。报道手动录入过程中，系统能每分钟自动保存一次修改内容，避免数据丢失。

10.报道热度栏目能自动化爬取、记录、展示入库不同类型报道（微博博文、微博话题、微信公众号文章）的周期性（每小时）热度数据变化。热度数据应包含且不限于：微博话题阅读数/讨论数、微博博文的转发数/评论数/点赞数、微信文章的阅读数/点赞数/在看数等。其中，微博话题的热度数据抓取及留存应可配置并保存使用者配置时刻的前50天及配置时刻之后的所有热力数据，时间刻度单位精确到小时。

11.报道热度栏目可由使用者自主选择不同报道（已入库数据）之间的热力数据对比，呈现图形化可视效果。即在相同时间维度内进行不同报道的数据热度对比。

12.事件研判栏目应支持分别、精确、实时呈现事件在传统媒体舆论场、自媒体舆论场中的热度变化，变量周期单位至少包含天和小时。

13.事件研判栏目应能实时记录并呈现入库报道中微博话题类数据、微博博文类数据前1/3/6/12/24小时增量柱状图，并形成趋势判断图形。

14.事件进展模块应支持对事件进行进程性分析，对入库数据可分别配置为起因、扩散、爆发、响应、转折及结尾等阶段数据，并能备注每阶段的监测研判信息。

15.事件应对分析模块应能对事件当事人应对措施进行应对时间、应对内容、应对效果、关联数据等信息的分析和存档。

16.事件研判系统支持多账号登录模式。

17.本平台拥有数据大屏展示系统图形界面，该界面内容应体现系统所记录的所有事件概况、区域分布、类型分布、事件实时动态等信息，投标文件中应提供该截图界面加以佐证。

18.系统实时更新全国高校舆情案例数据，案例库数据必须涵盖2017年至今的所有国内高校舆情事件案例分析材料，详细案例分析样板数不少于500件，以方便使用者在突发事件中紧急调用参考。

品目号3 人工实时监测预警及报告服务

安排专职网络舆情监测人员，依靠品目1的平台，对海量网络舆论信息进行实时的自动舆情采集，舆情分析，舆情汇总，舆情监视，并识别其中的关键舆情信息，及时通知到相关人员，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分析研判、风险评估、预警预测、应对处置等。项目服务期1年。

1.安排人员（365天*19小时）实时监测，通过对海量网络舆情信息进行实时的自动采集，分析，汇总，识别其中的关键舆情资讯，及时通知到相关工作人员，每日报送时间：9:30、11:30、15:00、17:00、22:00。

2.日常性监测报告（周报、月报、年报）：对采购单位日常网络敏感事件提供实时监测，即时通报，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分析研判、风险评估、预警预测、应对处置等，并将监测和分析结果按照要求以周报、月报、年报、媒体年鉴形式，通过电子邮件或正式文本（胶装成册）提供。报告内容（包含且不限于）：舆情综述（舆情走势、传播分析、情感分析）、舆情热点（舆情热度排名、热点事件分析、媒体报道概述）、月度舆情点析、福建省内外高校舆情热点、福建省高校官微影响力分析、学院官微热文影响力分析、媒体报道一览表等，在此基础上根据学校需求进行实际调整。

3．专项事件或时期监测与分析：对突发、专题事件提供实时监测，即时通报，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学校的需求开展分析研判、风险评估、预警预测、应对处置等，并将监测和分析结果按照专题报告格式成文，通过电子邮件提供。

4．突发网络敏感事件监测与分析：对我方确定的突发网络敏感事件进行监测并提供分析报告，应单独建立该突发事件监测专题，以电子邮件形式为我方提供24小时级别的网络敏感事件即时报和相关数据统计，提供网络敏感事件危机化解建议方案，并协助制定和完善网络敏感事件监测、分析、研判、预警机制。

5．中标方与我方签订保密协议，严格保守服务过程中获悉的我方任何形式和内容的信息和资料。未经我方书面允许，不得向第三方披露和许可使用。

6．中标方为我方设定固定的专职网络舆情监测服务人员，如因中标方原因造成的人员变动，需提早一个星期与我方沟通，在我方同意后方可更换服务人员。

品目号4 高校舆情智库授权使用

“高校舆情智库资讯服务”是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每日更新播报全国高校舆情热点资讯以及针对舆情热点事件的深度解读与研判，供采购方领导及相关老师及时了解全国高校网络舆情，助力科学决策的重要参考。

1. 高校舆情智库系统能根据用户的需要，自定义配置爬取定向网站及微信公众号各项信息，包含且不限所发布的文章（含历史文章以及文章中的图片信息），形成各自独立的线索文章库，再由系统审核人员审核后定向发布到系统的各栏目组，最终通过手机微信端发布供订阅者浏览。

2. 高校舆情智库资讯服务每日汇集呈现全国教育舆情及热点资讯、可检索历史教育舆情数据。

2.高校舆情智库资讯服务具有针对教育领域的热点舆情事件深度解读与研判内容。

3.高校舆情智库资讯服务具有针对教育领域的热点舆情事件当事方回应内容。

4.高校舆情智库资讯服务具有授权认证等功能，仅允许授权客户访问。

5.高校舆情智库资讯服务后台能查阅各条资讯阅读情况，并自动生成统计报表。

6.高校舆情智库资讯服务具有对热点事件进行归类归档，根据不同的分类进行分析。

7.高校舆情智库资讯服务配备手机端界面，可对热点事件进行可控展示，例如选择部分文章进行有效展示，可对文章的图片进行选择，展示位置也可自定义，可对文章展示的效果进行控制，更加符合用户体验。

8.高校舆情智库资讯服务可对不同报道来源进行权重等级划分，可评估各文章的重要性、影响力等，对整个热点舆情事件会有较大的把控。

9.相同的舆情事件可关联分析和展示，对本次以及往期相同舆情可做统一规划部署，较好的应对当次舆情事件。

10.系统可过滤噪音文章，仅对有效的舆情文章进行处理。

三、商务条件

包：1

1.交付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溪源宫路2号

2.交付时间：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

3.交付条件：验收合格

4.是否收取履约保证金：是，履约保证金百分比：5%。说明：中标人在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前三日内应向采购人缴纳合同总金额5%的履约保证金，该履约保证金将在服务结束后无息退还。

5.是否邀请投标人参与验收：否

四、其他事项

无

各位葱油大家好，我是葱油“十二月的冬天”，品葱新人，还请多关照。

我以前在公安部门工作，一开始是从网警相关工作做起的，后来因为人缘好，所以也曾短暂接触过其他警种的工作，但最后还是围绕着这方面做了下去。直到近期这段时间，因为受不了上面的压力，离了职。

看到品葱里有许多人曾经问过一些关于中国大陆的网络审查和网安还有我曾经所从事的职业的相关问题，但因为种种原因最后没得到靠谱解答，所以我在想还是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为大家解答下好了。希望对各位有帮助。 至于我的安全问题大家不用担心，现实世界中的我关系很硬的。而且也留好了退路。大可放心。

以下问题均来自过往葱油的提问：

1.所有中国大陆的聊天软件都有审查吗？（包括声称有多么安全的那些）

解答：只要是一切由中国大陆公司运营的产品都存在审查。审查的类别分为关键字审查、图片审查、文件审查（例如发送的视频文档等）、语音关键词审查。

2.能否详细介绍下这几种审查方式是如何工作的？

解答：

关键字审查：一对一聊天中，如果聊天的内容上下文出现敏感字词，则该双人聊天中一段时间以内的上下文都会被传送到警方处人工审查。（根据我2018年了解到的情况，微信是会发送72小时以内，QQ是24小时以内，易信为48小时以内，其他平台则是几十个小时到一个星期不等）如果是群组聊天，则工作方式类似于上述所讲，不同之处呢就在于敏感词会更多，甚至有时候会出现发出去的敏感词消息别人看不到的情况。

图片审查：利用光学字符识别（也就是OCR）和文件校验码对比的方式来防止一些图片发送和传递。只要识别到可疑图片，无论是发出去和发不出去的情况都会记录并上报给警方相关部门。（判断图片这一步还在各大服务商那里，只当判断为可疑图片的时候才会同步到警方相关单位）

文件审查：利用校验码对比或者云端服务器获得文件元数据信息的时机来确定文件是否可疑，如果可疑则会被聊天软件主动禁止掉，出现发不出去或者发出去对方无法下载的情况。 语音关键字审查：目前只有腾讯有，目的是为了收集声纹信息用于AI的训练，其次就是关键词审查的新方式。

3.上传到中国大陆网盘的文件是否在警方的监视之下？

解答：警方是无法直接看到用户网盘上传的内容的，但是对于控制传播可疑或者中国大陆法律禁止的文件而言，在上传阶段服务商早已存在审查（就是当用户上传文件的时候 通过文件名、校验码、缩略图等方式来确定文件是否可疑或者是法律禁止的文件），如果是已知文件则直接禁止，如果是不确定的文件，则此时会复制到一个专用的服务器上留存由服务商先行自查，当然，有权限的警方人员则是可以直接访问放在这里的可疑文件的，文件本体和一些元数据信息都清清楚楚。

4.在中国大陆，现实世界中的监视程度究竟如何？ 解答：出了家门就没有隐私。

5.警方是如何找到境外平台发帖的人的？

解答：大多数都是通过社工方式找到的。（就是通过一般的社会工程学方式外加警方的权限优势来找人，网警和刑警有专门的人来干这个）其次就是属于傻到自报家门和公开可见的隐私泄漏这种类型的了。（其实最后这种最省事，没等警方下功夫，要的东西就已经在黑客公开的数据中了）

6.警方是如何破解“犯罪人士”的手机锁屏密码的？

解答：总的来说分为几个方面。

国产手机：直接给厂商，让他们解锁，不费吹灰之力。

国行海外品牌手机：通过后门解锁，特别难搞的就对厂商施压。（前其他警种朋友对我讲，这招是真好用，因为没有厂商会跟钱过意不去，屡试不爽）

苹果手机：通过系统漏洞绕过锁屏密码的重试保护机制暴力重试来破解（我了解的：iphone x 6位数最长记录108小时、iphone7plus及其以前4位数最长记录12分钟） 海外品牌手机：通过已知Android漏洞破解，或者是硬件芯片短接方式。

无法破解的：如果是刑事案件，则通过虐待嫌疑人方式逼其说出密码。如果是社会案件，则通过心理术让嫌疑人情绪出现显著变化套出密码。如果遇到特别难搞的，则采取警械电击、残害其家人方式逼出密码。（包括但不限于给其本人断水断粮、威胁其家人朋友等方式）

7.这方面工作收入高不高？是不是昧着良心？

解答：

收入：以我当时的工作收入而言，刚够解决两口人的温饱问题。

心理状态：确实是 昧着良心 的，而且由于工作原因，经常性需要撒谎，有些从这边退休的直接撒谎成性不可收拾，甚至对自己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我本人就是因为压力问题所以最后才走的。

8.品葱是不是被专门盯着？是不是有专门针对的平台？

解答：zhinawiki、品葱、草榴 是上面领导的心病。

9.国内手机刷原生系统是否安全？（能阻挡一般破解锁屏密码和网络安全的隐患吗）

解答：对于抵御锁屏密码的破解其实会更加不安全，因为刷机之前都是要解锁的，而解了bootloader锁之后就相当于是给任何人都敞开了大门，此时破解密码就超级简单了，只需要刷入特定的recovery替换系统里的相关文件就行，或者是利用fastboot的指令擦除某个分区再重新写入即可。

如果解锁刷机但未root，从一般网络安全的角度讲，那确实会比用国产系统好点。但优势不明显。

这些是后续追加的内容，来自现在葱油的提问：

10.你为什么说这些，说这些图什么？

解答：首先是我本人良心过意不去。其次就是因为体制内派系内斗吧。（算是）

11.你为什么专挑品葱说这些？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解答：真不是，只是因为品葱安全而已。（群体里有个传闻，就是当时侦办泄漏习明泽等人身份信息的zhinawiki案件的警方曾经利用位于广东和沈阳的一些设施向新品葱发动过网络攻击，目的是为了收集证据，但最终，持续了两个多月却一无所获，所以只好放弃，时间是在2020年3月左右）

12.在中国大陆，普通的电话和短信是否存在监视？

解答：对于境内联系境内而言，除非是重点人和重点地区，如果不是上述情况，那短信只存在关键词过滤（包含关键词的短信发不出去甚至会导致停机），电话不存在监视。

对于境外联系境内或者境内联系境外而言，电话一律录音，短信则存在更多的关键词过滤，以及针对特定地区的拦截（例如中国大陆一般来说会拦截发到台湾和伊朗的短信）。

13.国产手机会不会配合软件厂商开设后门？

解答：目前的话，学习强国和美图秀秀是在国产厂商的白名单里（小米、华为、OPPO、VIVO）的，这两款app任何收集数据的行为都不会被系统的安全软件过问。当然这仅限于收集信息。至于后门这样的情况我也不确定以后会怎样。

14.你干这行有几年了？对于你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不觉得愧疚吗？（截至离职）

解答：截至离职，已经有十多年了，这一行属于保密性比较强的职业，其中的冷暖只有自己跟同行知道。

当然羞愧，所以我还在职的时候是十分保守的，有些事儿能不做就不做。

15.上一些敏感网站最安全的措施是什么？

解答：如果是在电脑上，则应当采用众所周知的防护措施。如果是在手机上，且手机是国产手机的话，那当然也需要同等的防护措施。但如果不是国产手机的话，多跳代理，chrome隐身模式，隔离身份，这就足够了。

2021年5月2日 追加：

16.对于普通人，要不要用级别等同于编程随想的措施来保护自己？

解答：其实并不需要完全变成那样，但这位推荐的一些对于保护隐私的好方法还是很值得学习一下的。

另外，这位网友绘制的“太子党关系网络”也的确非常接近真实情况，值得一看。

17.对于一些聊天软件的常见监控，应该怎么躲避？真的没法躲避吗？

解答：

对于重点盯着的人群，当然无法躲避，不过对于一般人来说，那还是方法很多的。

1.敏感的话题不要发文字，应该用电话或者语音消息的方式去讲，而且条件允许的话要尽量使用中国的方言。

2.传递敏感图片和敏感文件的时候，要发送由密码加密的压缩包，并把文件名改成一个无关紧要的名字。或者只有两人之间知道意思的名字，越隐晦越好。

3.如果非要用文字方式发送讨论敏感话题，那可以在不影响阅读的情况下，随机打乱顺序，对于敏感字词，可以用错别字代替。

2021年5月3日 新增：

18.（葱油提问）网上有一段视频，文中说这是网警在监控言论的画面，视频中可以看到一间房子里有一副架子摆满了手机，上面还有微信时不时跳动的界面，请问这是真的吗？

解答：不是，这是假的。网警各个分工都没有这样的工作模式。网警平日里唯一使用的信息系统是通过浏览器打开的。 这其实是一些商业营销公司或者个体微商在做营销活动或者群发信息时的画面，视频中所使用的设备叫做群控。

19.聊天软件和论坛贴吧等平台审查方式是否有区别？可否详细介绍一下。

解答：审查所应用的方式没有区别，唯一的区别是对于这些平台，在警方之前多了一步平台自审。当所发布的言论容易造成真正的危害时，才会到警方这一步，否则就平台自行删除。 聊天软件：用户———-敏感言论———-警方 公开平台（例如贴吧论坛）：用户————敏感言论————-平台自审————警方

2021年5月5日 新增：

20.（葱油提问）中国大陆的监狱系统是否存在性骚扰，虐待犯人等行为？新疆当地的情况是否是传闻中所说的的样子呢？

解答：

虐待行为是有的，而且我也亲眼见过（在中国大陆的南方、狱警对于同属公安系统的人毫不避讳），主要是对于犯人不服从管理而进行的。政治犯人被关押在更深的区（上访拆迁户和维权律师），那里的情况更为严重。性骚扰的话根据我的经验来看，如果有的话那也是个例。不会是普遍现象。

我没有接触过新疆的监狱系统，所以不清楚是什么情况。对于其他方面传言的话可以跟各位确定的是，新疆确实存在强迫劳动，但不是针对种族的，是针对人群的。

21.当连接一个公共WiFi时，服务提供者会得到什么信息？

解答：

 1.手机的mac地址（如果此项提供给app服务商则他们可以确定背后的用户是谁）

 2.手机号码是多少以及背后的实名制信息

 3.手机的品牌、型号、生产年份

 4.如果连接的时间足够长，那么可以得出用户的网络产品使用偏好

22.中共有能力攻击台湾网络吗？台湾网络整体的安全性怎么样。

解答：

因为不做网络安全，所以没什么发言权，但可以肯定的是，台湾的网络安全意识远比大陆好。

23.（葱油提问）你对台湾问题怎么看？

解答：

要尊重并理解台湾和中国现在是两个独立个体的事实。不干涉，不过分评论台湾内部及其相关政治议题。

台湾是否和中国统一由全体台湾人在完全自愿情况下自行决定，任何由武力或者政治迫害等方式强行达到该目的的行为都是不可取的。

我个人一直都把台湾人视为同胞来看待，因此对待台湾人的方式上不会和其他人有任何区别。更不会有特别的偏见。

关于两岸相关问题，我个人认为学会换位思考，学会从同胞的角度去看待某件事的方法是很重要的。

2021年5月22日 新增：

24.除了收集明面上的信息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可以确定多个平台账号的关联性？

解答：

1.利用网络平台的 重置密码 功能来查看相关绑定信息是不是一样的。（在这里点名批评除了Google和Microsoft以外的平台，你们对用户的保护还做的不够好）

2.查看账号的注册时间。

3.查看第三方存档网站对于个人主页的存档。

25.中国大陆的数码硬件产品是否有存在后们的可能性？

解答：

目前没有任何消息或者证据表明这类产品存在由官方设置的后门。

暂时只搜集到这些，如果大家有还想问的请记得评论。我会在不泄露个人隐私的情况下，尽力回复各位有关这方面的真实情况，谢谢。

家长的“省心神器”变成偷窥孩子的“跟踪器”，儿童智能手表到底还能不能买？

“不管你在哪里，一个电话，马上能找到你。”你听过儿童智能手表的这段魔性广告词吗？

手表模样，能通电话，可标定位……为孩子安全保驾护航的产品，总能快速走进家长心里。然而在今年的3·15之后，这句广告词却变得细思极恐。

根据专家检测，一些版本较老、配置较低的儿童智能手表没有相应的隐私设置，各种APP安装无需用户授权就可以开启多种敏感权限。

调查人员给一块儿童智能手表植入恶意软件后，完全可以远程获得孩子的位置、人脸图像和对话等隐私信息。

也就是说，一旦有不怀好意的人侵入手表，那孩子的一举一动都将完全公开。

家长的“省心神器”变成偷窥孩子的“跟踪器”，儿童智能手表到底还能不能买？

从“能打电话的手表”开始

定位和打电话，儿童手表用两项最简单的功能精准打击了家长想要时刻掌握孩子行踪的痛点，这也是第一批“种子家长”入局的重要原因。

家里小侄子就是儿童手表的资深使用者，从一年级入学“配表”到现在即将小学毕业，六年间他仅换过一次表，但市面上的电话手表已经更新了几代。

小侄子的第一块表是小天才电话手表入门系列中的Q1，六年前的入手价已经记不清了，现在Q1的售价是578元，属于热销款。

塑料的壳子，胶皮的表带，像素简陋的显示屏……外观看起来与文具店里10元一块的电子表没什么差别，但是它的功能却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手表。

既然叫做电话手表，肯定是能打电话的。入手新表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它插上一张实体电话卡。

手表的通话质量不错，只不过扬声器的外放声音无法很好地保护隐私。

比如，小侄子跟朋友玩耍忘了回家时间，这时他妈妈一个电话打来，可能所有小朋友都会听到他是怎么被妈妈教训的了。

看定位的功能则被家长们玩得不亦乐乎。

“手机上下载一个APP，你就拥有像是上班时监控出租屋里的猫一样的快乐。”

这会儿该上课了，看看他在不在教室；这会儿放学了，看他回家了没有；这会儿在上体育课，看看他跑步吧……刚给孩子买了电话手表时，家长恨不得每天打开APP八百次。 

电话手表的定位是通过GPS、基站、Wi-Fi、加速度传感器等方式实现的，虽然偶尔会出现几十米的距离误差或几分钟的时间延迟，但还是能提供相对准确的位置情况。

当家长们心甘情愿当一台尽职的监控器时，孩子则更愿意通过手腕上的芯片有边界地探索着这个信息爆炸的世界。

四年级后，一块仅以打电话为噱头的手表已经满足不了小侄子了。软磨硬泡下，他终于如愿以偿地迎来了小天才更高阶系列中的Z6。

如果说之前花500多元买一块儿童手表已经让家长十分“肉疼”，那这一块售价1398—1856元的手表则会让家长怒喷一句“智商税”，再无奈地把“税”交了。

仅仅是“可以打电话的手表”，为什么再也满足不了当代小学生？

到“太好玩被学校禁止”

新手表真是智商税吗？小侄子却不这么觉得：“这个手表的功能又不比你们手机的功能少，价钱又没有手机贵，多划算。” 

小侄子拿来手表给我看，的确，新系列手表在外观上已经有一个质的飞跃：

虽然还是会使用夺人眼球的糖果色，但设计元素更有科技感，不算幼稚；表盘也变得厚重、有质感，凹凸不平的包边甚至有点卡西欧手表的意思。

但一个“中二”技能还是暴露了它是儿童手表的事实——表盘弹立。没错，当其他手表都老老实实“躺平”时，儿童手表却可以立起来。

当小侄子把自己的手表立起来要对着我拍照时，我脑海中不自觉地闪过了柯南要麻醉毛利小五郎的样子。 

接着，他给我介绍了手表的诸多功能。

除了照相、摄像、闹钟、计步器等基本功能外，还有英文翻译器、拍照识物、语音百科等家长看好的工具类软件；支付宝、网易云音乐等定制第三方应用也在其中。

据小侄子透露，“微聊”功能曾是他坚持要用小天才电话手表的原因。

与其他品牌的智能手表不同，小天才搭建了一套封闭式社交系统。只有都用小天才的孩子才能加为好友、聊天、看对方的动态和好友圈。

社交圈需要经营，这是孩子们在电话手表上学到的事情。取个酷酷的昵称，加个贵族专用的头像框，选个可爱的对话气泡……微聊中的形象塑造，都需要积分来完成。

还记得80后、90后不吃不喝也要攒出钱来买“QQ秀”、充“尊贵黄钻”吗？微聊也是如此统治着现在的小学生。只不过，在电话手表中获取积分不一定要用到人民币，而是需要你坚持不懈地打卡。 

不过随着年龄渐长，大家接触到微信、QQ以后，微聊就很难再绑住这些小学生了。他们开始把目光投向那些权限更加开放的手表。

比如当小侄子发现班里有同学竟然可以用手表玩《和平精英》《王者荣耀》等游戏，而自己的手表里只有喂鸡、种菜等“养老游戏”时，他就有了电话手表的新目标。

因为太好玩了，许多中小学校的违禁品类别为此而修改：上学禁止携带手机和电话手表。

方便和安全的背后

为了用更多的功能吸引学生，市面上许多儿童手表完全开放权限，与此同时埋下了很大的安全隐患。 

在今年3·15实验室检测的产品中，有记者购买了一款销售量10W+的低端儿童智能手表拿来做实验，发现其上网、通讯等功能一应俱全。

但是当孩子扫一扫二维码，参与一款恶意程序伪装成的“抽奖游戏”时，孩子的位置、录音甚至是照片就会被偷偷获取。

既能实现远程控制手表，又能不间断收集孩子的运动轨迹，圈定孩子的活动范围，听到孩子与家人聊天的内容，甚至连孩子的模样、家里的陈设都看得一清二楚。

经检测，该儿童智能手表暴露隐私根本原因在于操作系统过于落后——在安卓版本已更新至12.0的今天仍使用4.4版本。在这个操作系统下，软件无需授权就可以拿到位置、人脸、录音等很多隐私信息。 

3·15记者还体验了另一款配备安卓9系统的智能手表，却发现其拒绝授权就拒绝提供任何服务。

要么完全不用，要么拿隐私去换取这些功能。对于隐私意识不完备的孩子来说，很容易掉入陷阱。

原本为安全考虑而购入的儿童手表，反而成了捆绑在孩子身上的“窃听器”“偷窥屏”，想想就可怕。

除了隐私泄露，许多儿童智能手表也没有“未成年限定”的意识。

2022年3月，湖北梁女士向媒体反映称，自己给孩子购买的品牌儿童电话手表所绑定的服务公众号，推送了标题露骨的两性话题文章。

“现在的小孩子都很早熟，这些文章对他们的身心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梁女士对此表示担忧。 

之后，涉事的三个微信公众号均发布了致歉信，称“因失误转发了该文章”。

然而从这些公众号的定位可以看到，其主要支持儿童智能手表功能，提供成长知识、亲子教育方面的资讯，是专门服务于儿童电话手表的。孩子想要激活、使用手表，就必须先绑定公众号进行注册等相关操作。

用户如此垂直且庞大的公众号多次发布露骨两性文章，究竟是“失误转发”还是想通过不正当的方式赚取更多流量和利益，想必大家都心知肚明。 

就算手表安全、内容纯净，但仅凭一块1.4英寸左右的屏幕就包罗如此多功能的儿童智能手表，对孩子的视力发育并不友好。

根据2021年10月底我国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所披露的数据，2021年全年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2.7%。

中山大学眼科医院的一位接诊医生曾发现，孩子一旦被诊断为近视后，家长就会严格控制孩子接触电子屏幕的时间，可奇怪的是有好几名孩子依然在不到半年内近视度数又增加了大约100度。

经过仔细的询问与沟通后得知，家长们忽视了孩子电话手表上的这块小屏幕。 

儿童电话手表用户广泛，仅是截至2019年2月，儿童智能手表APP的用户规模就已达4630万。

随着设备越来越智能，手表的功能越来越多，学校、家长与孩子对待儿童智能手表的态度也会逐渐变化。

相比于一味地图省事，选购电话手表或其他儿童智能设备时，家长们还是该打起十二分精神，按需考量。

[1]小学生的社交硬通货？小天才电话手表评测。| 差评

[2]“行走的偷窥神器”？央视315揭低配儿童智能手表存安全隐患 | 现代快报

[3]媒体：儿童电话手表绑定公众号发两性话题，不务正业 | 光明网

0. （前言）

理查德·斯多尔曼是自由软件运动的发起人和核心领导者。这个于1983年产生于美国软件领域的社会运动，目前已经在全球软件界和互联网中引起广泛而深入的变革潮流，并且已经实际地改变着全球软件开发和应用的技术格局。如果我们 想一想软件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技术领域不可缺少的技术要素，我们就会对这种潮流的普遍性及其冲击力有一个生动的形象。在软件界，特别是操作系统的技术领域 中，现在完全不知道“Linux”这个名称的人几乎没有了。而Linux不过是斯多尔曼发起的自由软件运动的一个阶段性技术成果罢了。

自由软件运动是针对斯多尔曼定义的“私权软件”（proprietary software）及其“社会体制”而发起的。因此，理解斯多尔曼的这个概念，当然也就是理解“自由软件”的必要环节。我们已经在多篇文章中正面阐述过自由软件[1]，本文则专门分析它的对立面。

1.翻译背后的心理障碍

我国软件行业中对“私权软件”这个概念的翻译存在着“心理”障碍。在我国涉及到自由软件问题的讨论中，特别反映那些主流观念的讨论中，“proprietary software”这个由斯多尔曼特指的，作为“自由软件”对应物的概念，被翻译为“专有软件”(或“专属软件”)。 这个译名使不了解情况的读者以为它是一个固有的法律术语、一个中性的纯技术术语。它看上去冠冕堂皇，一副权威面孔，不可置疑的样子，其实外强中干。因为它故意回避了“私有制”这个本来包含在这个概念中的内涵，也就回避了自由软件运动要抵制软件领域中的私有权的思想内容。当人们看到“专有软件”这个词的时候，是无法从这个词的表面理解自由软件运动对“私权软件”及其背后的社会体制的那种厌恶以及由此引起的反叛情绪的，这样也就间接地阉割了自由软件运动本身的社会变革性，间接地有利于把对应的“自由软件”这个概念解释为一个中性的纯技术术语。这可以说是主流话语强势虚伪性的一个典型例子。

私权软件这个名称实际上是斯多尔曼在发起自由软件运动的实践中逐步定义的。它代表着自由软件运动对软件过度的、垄断性的商业化这一社会现象的抵制态度，以及在信息技术革命过程中产生出来的种种社会矛盾的理解方式。而“专有软件”这个译名则回避和取消了这些社会内容。“专有软件”这个译名对于“私权软件”， 正像这个运动中出现的另外一个投机的名称，即“开源软件”对于“自由软件”，所扮演的角色是类似的。

这个问题的重要在于：在一个资本主义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提出反对私权的问题，即便这个问题主要是针对软件领域提出来的，也是意义重大的。它至少说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至少在软件这个信息技术的高端领域，遇到了更加尖锐的矛盾。“专有软件”、“开源软件”这些“婉转”的译名，都是为了回避这种矛盾。

斯多尔曼所说的私权软件就是“不自由或半自由的软件。这种软件是禁止再发布和修改的，或者要求你申请许可，或者是有太多的限制使你实际上不能自由地使用它”[2]。 简要地说，不具备自由软件四大自由特性（自由复制、学习、改进和再发布）的软件就是私权软件，不允许通过自由协作和共享的方式来开发和传播、无视“邻居间相互帮助”的需要的软件就是私权软件。对私权软件来说，自由软件的四大自由连同开放源代码属性是不可思议、完全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些基本属性对于私权软件来说具有颠覆性。在私权软件的版权体系看来，未经许可的复制等于偷盗，因为你把他们“本来应该卖钱的东西”无偿地拿走了；源代码是不能开放的，因为那就是商业秘密，是获取利润的命根，因而，通过开放源代码学习软件编程、进行修改也就是不可能的；由于商标权的限制，私权软件的发布和再发布权也是被归之于“所有者”的。私权软件的运行、使用也就不能不受到相应许可证的各种限制以及各种刻意设计出来的“邪恶程序”的限制。所有这些限制，都是为了保证软件“所有者”的利润，保证软件使用者服从软件“所有者”的利益，取消这些限制，就被认为是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由此可见，斯多尔曼是相对于自由软件从否定的意义上定义私权软件的。而“专有软件”这个译名完全不具有这种否定意义，相反，还具有肯定性的意义。但是仅仅通过这个定义还不足以全面地理解斯多尔曼所说的“私权软件”。在这个概念中包含了斯多尔曼所领导的自由软件运动对软件过度商业化、垄断性私权化现象及其相关社会条件的特定理解和态度，而自由软件运动的社会理想也正是基于这种理解而形成的。理想孕育于对现实中矛盾的体验和认识，自由软件运动的社会理想也主要来自对私权软件及其社会体制的体验和批判。

2.软件的私权性质不是天经地义的

私权软件这个概念以及它所指称的现象不是从来都有的，因而也不是天经地义的。私权软件是后于自由软件产生出来的。

斯多尔曼曾经说过，“自由软件与计算机的历史一样长”，只是在以前没有这个名称罢了；而软件的私权化则是随着软件的商业化在8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实际上，“自由软件”和“私权软件”这两个对立的概念是由自由软件运动同时定义的。因此，也只有在它们对立的意义上，才能真正阐释这两个概念的内涵。

软件私有权的原始形成过程有两个方面：

一是70年代后期“汽车库作坊”中的自我积累，苹果和微软这一“硬”一“软”两个公司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形成起来的。但这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自我积累”，因为从没有 软件版权时代产生出来的私权软件公司（也包括个人计算机硬件公司），他们的技术前提，来自家酿电脑俱乐部以及当时整个软件发展的公共积累，这种积累是在无形的公共领域中完成的。比尔·盖兹们直接享用了软件社会化发展形成的整个公共技术成果，然后以私权公司的“合法形式”把他们通过公共领域掌握的技术和方法圈为己有。比尔·盖茨还通过《致计算机爱好者的公开信》（脚注[1]）的方式在舆论上为自己饰以道德标记。

第二个方面则是后起的，那就是“物质时代的资本主义”已经积累起来的资本向软件领域的投资。如果比尔·盖茨们是用自己个体的活劳动（这里姑且不谈这种“个体的劳动能力”本身是时代的产物）来圈地，那么第二种后起的途径就是用资本这种“积累起来的物化劳动”（马克思语）来圈地。这个过程也“刺激”了软件行业的发展，造就了软件业的繁荣，但是，从这个过程一开始，就同时也包含着伤害，破坏，和阻碍，正如斯多尔曼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后期所体会到的那样。在那些通过这个过程急剧地聚敛私人财富的人看来，这是一个“软件业繁荣”的时代，在斯多尔曼看来却是嗨客文化被中断、自由协作和共享的伊甸园被毁掉的时代，也是人心被软件版权相互隔离，人们互相通过限制、刁难来谋取个人利益的时代。

而在这以后，这两种方式就合并为一种方式，也就是都用资本的方式来继续圈地。被圈的就是层出不穷的、不断进入公共领域的各种软件，也包括自由软件运动中产生出来的软件，包括自由的操作系统Linux。 这过程与以往的资本主义“吸纳”社会劳动以及包含于其中的智慧的方式没有本质区别，那就是不断地通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把雇佣劳动产品不断转化为剩余价值，把活劳动转化为凝结在资本中的物化劳动，把智力活动转化为所谓“知识产权”。本课题更注意到，信息化、网络化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劳动，还包含 了嗨客（脚注[2]）式的非雇用劳动（至少对于自由软件社域来说是这样），以及由嗨客群体大大地推动了的共享和自由协作式的软件开发活动。这些活动的产品（包括自由软件产品），也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被努力纳入上述“圈地”过程中。

3.私权软件的实质

斯多尔曼所说的软件“私权”，是以资源垄断到在少数人手里为目的的私权，而不是，或主要不是指抽象的软件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的所有权。斯多尔曼所反对的并不是这样的“私权”，不管这种抽象的私权在现实中是否真的或者能以什么样的状态存在。

斯多尔曼说：“在功能上，私权软件意味着你不能控制它要做的事情；你不能了解源代码，或者改变它。因此，精明的商人可以有办法控制你，使你处于不利的地位”。在这里，问题的本质不在于对自己劳动产品的控制，而是通过这种私权来控制别人。而这种对别人进行控制的目的是垄断可能的软件市场。版权使这种对别人的控制具有“合法性”。（脚注[3]）他认为，私权软件的所有者在“成功地剥削社会” [3]。因此斯多尔曼在分析私权软件的时候，总是提到软件的“囤积”（hoard）(脚注[4])、“囤积者”(hoarder)，总是提到垄断性计算机公司，提到大型媒体公司或出版商。“囤积”这个概念表达了斯多尔曼对私权软件所有者的基本看法：是“囤积”而不是一般的占有，是暴利；而不是一般的报酬，是控制别人，而不是“保护”自己，等等。囤积也就是垄断，意味着社会资源被极少数人占有，占有的目的却不是为了社会，而是为了他们自己。

进行囤积的方式就是前面提到的，对人类创造出来的信息技术成果进行新型的“圈地”。斯多尔曼说，数字化技术使我们更方便地进行复制，让我们能方便地共享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这是人类的成果，但是有些人却希望“只有他们”才能享受这些成果。因此他们鼓动版权和专利扩展到信息和软件领域，从而使他们可以合法地限制别人复制，限制共享和协作，从而使技术创新成果可能带来的市场最大限度地圈围在最小的属于某个特定集团势力范围以内，也就是“囤积”。因此当斯多尔曼提到软件私权的时候，他指的是软件的“囤积”者即垄断性计算机和软件公司，大型媒体公司或者是出版商。他们通过他们的代理人推动有利于他们的版权立法，从而强化他们的集团利益。而公众的利益也就是每个公民个人参与信息共享的权利则正因为这种垄断性的私权而受到压制。

斯多尔曼还谈到，当私权软件的意识形态谈论一个人应该因其编程而获得报酬的时候，当他们说到“激励”机制的时候，他们真正想说的并不是一个人的正常劳动所得，不是报酬，而是高薪和垄断利润；不是一般的居处，而是豪宅等等。因此，他们的行为，在斯多尔曼看来总是荒谬的：软件编写出来却不让更多的人使用，而是限制人们使用，要是不能获得更多的利润的话；明明已经有了可供借鉴的程序，但是每个公司都必须从头开始编写自己的程序，从而造成社会的浪费；使用通用的文件格式，可以大大地提高软件应用的效率，但是为了控制和囤积，却用特殊的格式来限制人们在不同的软件之间自由转换；明明可以通过开放源代码的方式让人们快速地学习，更好地改进软件，并即时排除软件缺陷，但是私权软件就是要让人们在封闭起来的程序面前干着急。如此等等。

这样，斯多尔曼揭示了“私权公理”的抽象性和虚假性：表面上是固有的包含在每一个人的人性中的权利，实际上是特定社会中特定集团的权利；或者说，作为抽象公理的私权（它只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中），在特定的现实社会关系中总是塌缩为具体的私权，它以剥夺其他人的劳动和权利为前提。在我们看来这就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一般特性。

4.私权软件的社会体制

斯多尔曼所说的私权软件不仅仅是一种软件，也不仅仅是一种软件开发方式，或者营销方式，或者某一些单纯的软件技术爱好者的发烧方式，而是一种社会体制（social system）。这甚至是从发动自由软件运动的初期就已经具有的看法 [4]。斯多尔曼所说的私权软件的垄断性，本身只能通过一定的社会系统才能实现。正是因为如此，自由软件运动才具有我们所强调的那种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和意义。这种社会意义甚至不局限于特定的反对软件版权的运动，而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理想的对立。

斯多尔曼之所以在与开源派进行的论战中或者在谈到自由软件与其他相关派别的区别的时候，总是强调“自由”这个目标，也是因为自由软件运动不只是在追求一种技术上高质的软件，而更是在追求一种人与人之间有良好的互助协作关系的、能够合理共享社会资源（不只是软件资源）的社会。而就自由软件运动本身的直接任务来说，实现这种理想社会的直接障碍是私权软件体制。正是在这个是否以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为更高目标的问题上，自由软件派与开源派区分开来了。“区别在于，开源哲学关心的是怎样才能制作出强大而可靠的软件。他们强调实践的价值。他们没有错，但那不是事情的全部。我认为自由比强大可靠的软件更重要。其余的事情则都是一样，我也想要强大、更可靠的软件。但如果我必需在更强大的软件和自由之间做出选择，我选择我的自由。”斯多尔曼强调：“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投身于自由软件的理由。要改变一种丑陋的系统。我不是指计算机系统，我是说社会系统。” [5]。

问题不仅在于斯多尔曼使用了“社会体制”或“社会系统”(social system)这样的概念 [6]，而更在于他在实质内容上看到了私权软件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而是一个“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因此，自由软件的目标，是要超出软件技术的目标的。因此，问题从软件开发延伸到了软件版权和专利，也延伸到相应的立法过程中不同的利益集团的斗争；延伸到了公众的自由，不仅是软件的共享和协作的自由，还涉及到了公众的一般言论自由；延伸到私权软件造成的社会资源的浪费和社会腐败以及对公众的心理伤害，甚至国际问题，这些都随着自由软件与私权软件的竞争和斗争，进入斯多尔曼思考的范围。

在一次反对《数字千禧年版权法案》的集会中，一个名叫Barney Frank的国会议员表示他对目前由于数字化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普遍侵权”现象感到“忧心忡忡”。斯多尔曼问他，“你这种忧心是为了公众利益吗？”这位议员的回答则是：“为什么你老是喋喋不休地谈公众利益？技术创新人才没有必要为了公众利益而放弃他们的权利”。斯多尔曼认为，这个议员所说的话已经明白地告诉我们，信息技术和传媒“行业”雇用的代言人已经把版权看作是他们的行业权利，而不再是公众的权利。而正是这些人在推动软件和专利的立法。这就说明了，在自由软件与私权软件对立的背后，是私权软件垄断集团与公众利益的对立。

在对待微软判决案的态度上，斯多尔曼也从整个私权软件社会体制的角度，而不是从单个垄断公司的角度来看问题。他指出，不能仅仅把微软看作恶魔。微软只是整个私权体制这个大恶魔的一小部分。涉及微软的反垄断审判案并不会真正改变那些私权公司继续走向垄断的趋势。垄断不是微软的特性，而是私权社会体制的特性。

他说，很多人把微软视为软件产业的恶魔，产生了专门针对微软的抵制运动。但是，自由软件社域对此采取不同的看法：微软公司的垄断，也就是在限制和操纵用户这一点上并不孤单。“几乎所有的软件公司都在对用户做着同样的事情。如果其他公司所做的少于微软，那并不是因为他们做得不够。”[7]。

因为，微软只是在目前这种以分离用户，并夺走他们的自由为基础的整个私权软件产业发展的自然结果。“在批评微软的时候，我们必须做到不为其他也在生产私权软件的公司开脱罪责”。

斯多尔曼指出，许多GNU/Linux的使用者把该系统看作仅仅是同微软竞争的产物。但是，自由软件运动所至力于解决的问题要比微软问题大得多：它针对的是包含微软在内的整个私权软件社会体制。微软只是这个体系中最大者而已，它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即便它在反托拉斯诉讼中失败也不是自由软件运动所必需的胜利。

如果判决的内容只是单独地打击了微软，而有利于其他私权公司更好地发展私权软件，或者是改善了这些私权公司通过竞争来巩固私权软件的条件，那么这种判决结果，对自由软件的目标来说，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甚至可能会使自由软件的环境更为恶劣。因为，“只有选择主子的自由并不是自由”。 [8] 因此，只有不利于所有私权软件的判决结果，才是有利于自由软件运动也有利于公众的。因此，斯多尔曼关注的不是特定的垄断公司，而是整个私权体制的问题。

另外，用私密协议和各种特殊的文件格式、申请算法专利和各种程序设计原理的专利、甚至联合起来设计旨在更全面深入地控制和“捆绑”消费者的做法，并不是只有微软在做，微软也不是始作俑者。那是这种体制的整体特性，而不是微软专有的特性。关于这种特征，我们将在稍后专门分析。

4.私权软件的社会体制

斯多尔曼所说的私权软件不仅仅是一种软件，也不仅仅是一种软件开发方式，或者营销方式，或者某一些单纯的软件技术爱好者的发烧方式，而是一种社会体制（social system）。这甚至是从发动自由软件运动的初期就已经具有的看法 [4]。斯多尔曼所说的私权软件的垄断性，本身只能通过一定的社会系统才能实现。正是因为如此，自由软件运动才具有我们所强调的那种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和意义。这种社会意义甚至不局限于特定的反对软件版权的运动，而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理想的对立。

斯多尔曼之所以在与开源派进行的论战中或者在谈到自由软件与其他相关派别的区别的时候，总是强调“自由”这个目标，也是因为自由软件运动不只是在追求一种技术上高质的软件，而更是在追求一种人与人之间有良好的互助协作关系的、能够合理共享社会资源（不只是软件资源）的社会。而就自由软件运动本身的直接任务来说，实现这种理想社会的直接障碍是私权软件体制。正是在这个是否以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为更高目标的问题上，自由软件派与开源派区分开来了。“区别在于，开源哲学关心的是怎样才能制作出强大而可靠的软件。他们强调实践的价值。他们没有错，但那不是事情的全部。我认为自由比强大可靠的软件更重要。其余的事情则都是一样，我也想要强大、更可靠的软件。但如果我必需在更强大的软件和自由之间做出选择，我选择我的自由。”斯多尔曼强调：“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投身于自由软件的理由。要改变一种丑陋的系统。我不是指计算机系统，我是说社会系统。” [5]。

问题不仅在于斯多尔曼使用了“社会体制”或“社会系统”(social system)这样的概念 [6]，而更在于他在实质内容上看到了私权软件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而是一个“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因此，自由软件的目标，是要超出软件技术的目标的。因此，问题从软件开发延伸到了软件版权和专利，也延伸到相应的立法过程中不同的利益集团的斗争；延伸到了公众的自由，不仅是软件的共享和协作的自由，还涉及到了公众的一般言论自由；延伸到私权软件造成的社会资源的浪费和社会腐败以及对公众的心理伤害，甚至国际问题，这些都随着自由软件与私权软件的竞争和斗争，进入斯多尔曼思考的范围。

在一次反对《数字千禧年版权法案》的集会中，一个名叫Barney Frank的国会议员表示他对目前由于数字化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普遍侵权”现象感到“忧心忡忡”。斯多尔曼问他，“你这种忧心是为了公众利益吗？”这位议员的回答则是：“为什么你老是喋喋不休地谈公众利益？技术创新人才没有必要为了公众利益而放弃他们的权利”。斯多尔曼认为，这个议员所说的话已经明白地告诉我们，信息技术和传媒“行业”雇用的代言人已经把版权看作是他们的行业权利，而不再是公众的权利。而正是这些人在推动软件和专利的立法。这就说明了，在自由软件与私权软件对立的背后，是私权软件垄断集团与公众利益的对立。

在对待微软判决案的态度上，斯多尔曼也从整个私权软件社会体制的角度，而不是从单个垄断公司的角度来看问题。他指出，不能仅仅把微软看作恶魔。微软只是整个私权体制这个大恶魔的一小部分。涉及微软的反垄断审判案并不会真正改变那些私权公司继续走向垄断的趋势。垄断不是微软的特性，而是私权社会体制的特性。

他说，很多人把微软视为软件产业的恶魔，产生了专门针对微软的抵制运动。但是，自由软件社域对此采取不同的看法：微软公司的垄断，也就是在限制和操纵用户这一点上并不孤单。“几乎所有的软件公司都在对用户做着同样的事情。如果其他公司所做的少于微软，那并不是因为他们做得不够。”[7]。

因为，微软只是在目前这种以分离用户，并夺走他们的自由为基础的整个私权软件产业发展的自然结果。“在批评微软的时候，我们必须做到不为其他也在生产私权软件的公司开脱罪责”。

斯多尔曼指出，许多GNU/Linux的使用者把该系统看作仅仅是同微软竞争的产物。但是，自由软件运动所至力于解决的问题要比微软问题大得多：它针对的是包含微软在内的整个私权软件社会体制。微软只是这个体系中最大者而已，它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即便它在反托拉斯诉讼中失败也不是自由软件运动所必需的胜利。

如果判决的内容只是单独地打击了微软，而有利于其他私权公司更好地发展私权软件，或者是改善了这些私权公司通过竞争来巩固私权软件的条件，那么这种判决结果，对自由软件的目标来说，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甚至可能会使自由软件的环境更为恶劣。因为，“只有选择主子的自由并不是自由”。 [8] 因此，只有不利于所有私权软件的判决结果，才是有利于自由软件运动也有利于公众的。因此，斯多尔曼关注的不是特定的垄断公司，而是整个私权体制的问题。

另外，用私密协议和各种特殊的文件格式、申请算法专利和各种程序设计原理的专利、甚至联合起来设计旨在更全面深入地控制和“捆绑”消费者的做法，并不是只有微软在做，微软也不是始作俑者。那是这种体制的整体特性，而不是微软专有的特性。关于这种特征，我们将在稍后专门分析。

5.3 邪恶的程序

多年来，计算机公司都在发展计算机安全技术，但是，我们今天真的增进了计算机安全问题吗？没有！ 随着计算机安全技术的发展，除了用户在不断增加所谓安全防范的技术成本以外，与十多年以前相比并没有得到更多的安全。而在这个所谓的计算机安全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私权公司不但获得了市场的扩展，还获得了更大的控制权。包括微软在内的一些大公司多年来一直在提供“计算机安全”的名义下研发的所谓“可信赖的计算”程序，就是一个最好的实例。

微软实施所谓“可信计算”的计划被命名为“帕拉斯神像”（脚注[5]）。通过与一些大型媒体公司以及像英特尔和惠普这样的计算机公司合作，这项程序目前已经硬件化，在2004年就做成了标准芯片，称为TPM1.2安全模块。微软计划在新的一代微软操作系统Longhorn中把它付诸商业实施，宣称这一项计划的实施，将把全球计算机安全提高到一个新的台阶。

斯多尔曼讥讽道，所谓“可信计算”（trusted computing）实际上应该被称为“背叛计算”(treacherous computing)（注意它们的缩写均为TC），因为，这种程序一旦被植入计算机系统，计算机就不再听从使用者，而是听从垄断了程序设计资源的大公司了。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这是由私权软件的本性决定的。“在功能上，私权软件意味着你不能控制它要做的事情；你不能了解源代码，或者改变它。因此，精明的商人可以有办法控制你，使你处于不利的地位，这就不是什么可奇怪的了。”正是私权软件的这种性质，产生出目的在于控制用户，让用户的行为服从垄断利润的各种邪恶程序。这种程序过去还只是偶然产生，而“可信计算”程序将使这种事情变成普遍现象，使计算机不再具有通用计算机的功能，而是只能由联合起来的垄断企业控制其发展方向，并控制用户的每一个操作。每一个操作都可能被要求付款，以便保证其利润的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不断增加。

斯多尔曼指出，这些邪恶的软件功能（malicious features）通常是隐秘的，但即使你知道了它们的存在，也难以删除，因为你不掌握源代码。这种“背叛的计算”背后的技术思路是这样的：使每一台计算机都有数字加密和签名设置，而密钥则不让你知道。私权程序通过这种设置来控制你可以运行哪些程序、进入哪些文档或数据，或者你可以跳过哪些程序。这些程序可以不断地从互联网下载新的授权规则，并且自动地把这些规则强加于你。而如果你不让你的计算机定期从互联网获得这些新规则，某些功能就自动地被终止。简单地说，所谓“可信计算”就是在计算机硬件中植入一种可以全面控制该机器使用过程、使用方式、文件种类和格式的控制程序。它使该计算机的真正控制权完全掌握在生产商手中，使用户在今后的使用中，服从该生产商持续推销其商品的目的，并且把一切想要改变程序功能的企图从而也就把协作和共享的可能排除在外。

这种邪恶的程序并不只是用于单个的计算机，并且被许多网络产品商和大型媒体公司所看好，他们加入这个联盟，使这种程序也可以监控计算机使用者在播放什么音像资料，看是不是经过他们许可的。如果不是，那么播放将被“可信计算”自动终止。这种程序还限制你的文件的存储格式，其他没有经过垄断联盟许可的文件格式 （不管是文字还是音像）都不能运行；而其他的竞争者，也将适时掌握这种邪恶程序，或者用替代的方式来实现这种功能，如果他们侥幸不会遭到专利起诉的话，他们就会发起反限制，统一的计算机技术体系就将在这些垄断公司的恶性竞争中变得四分五裂，也将由于这些目的仅仅在于相互限制的邪恶程序的越来越多，而变得越来越臃肿不堪。而提供更大、更高级配置的硬件厂商就将再次获得市场空间。

因此，斯多尔曼把这种程序，按照嗨客文化风格讥讽地称为“背叛计算”，不仅恰如其分，而且对于私权软件分裂人群、阻碍协作和共享的“反社会”性质可说是揭露得入木三分。

这种邪恶的程序，将通过互联网而遍布于全球计算机体系，它们将不断从互联网下载新的授权规则，并且自动地强加于使用者。斯多尔曼说，“如果微软或美国政府不喜欢你在你的文档中说的某种东西，他们可以把新的规则强加在所有计算机里面，使它们拒绝让任何人阅读你的这些文件。每台下载了这些新指令的计算机都会照此执行。而你所写的东西也将被迫遵从一种文件格式”。你将越来越感到“无处可逃”。

斯多尔曼指出，面对垄断集团的这种全面控制企图，单个的破解密码的行为是无能为力的。不仅因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更因为制定规则的权利还掌握在垄断集团手中，他们有更大的能量来影响新技术立法。《数字千禧年版权法案》的通过实施，已经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并且美国已经有人提案立法要求所有计算机都支持背叛计算程序，同时禁止老型号的计算机连入互联网。这些法案，已经通过的或正在进入立法程序的，都有利于实施上述全面控制，而不利于协作和共享，而就最直接的现实性来说，尤其不利于自由软件的发展。自由软件基金会的程序师以往通过很大精力对微软的word格式进行过破解，使自由的字处理程序可以显示word格式的文件，但现在这种行为将被判定为违法。而微软对操作系统的垄断现实及其对相关软件“捆绑”销售的的策略（涉及到包括word在内的办公套件、网络浏览器和媒体播放器等等），使公众被迫成为这些软件的“习惯性”捆绑用户，这种局面都有利于上述邪恶程序的控制。

因此，斯多尔曼强调，私权软件不仅仅是一种软件技术，它的背后是一个整个的“社会体制”。自由软件基金会面对垄断集团的这种攻势的直接的斗争策略是号召公众学习使用自由操作系统和相应的自由的应用软件。而其长远策略则是发展自由软件，坚持自由目标，促进有利于自由软件社域的立法，并对自由软件的理念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需要公众认识到私权软件的社会体制的危害性，需要深入分析私权软件的危害，指出软件不应该有所有者，促进软件的公共领域的发展。

在我们看来，如果说，以往的主要以物质形态为主的商品在销售以后，控制权就移交给消费者了，那么在数字化技术中，控制权则趋向于始终掌握在公司特别是垄断性公司手中，其控制深入和扩展到售后，无时不在，并且通过网络强行升级、应用程序的合并使用、不同硬件之间以及硬件和软件之间的兼容许可等等环节，把可能的利润完全控制住。这种全面控制机制的发展，本来也是生产社会化的一种发展方式，但是，现在完全服从于利润。

6.结语

斯多尔曼有一种溶解和分解技术表象的能力，他超越了我们时代流行的单纯技术视野，从技术表象看到人性及其基本行为类型。流行的单纯技术实用观点告诉人们， 消费者只需要考虑某种技术本身是否好，而不需要考虑其背后的动机，我们得到好的技术，使我们的工作或生活更加方便，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斯多尔曼在许多地方都分析过这种把公众蒙蔽在技术表象之中的意识形态，例如在《GNU工程》中分析了私权意识形态要人们相信的三种假设，其中第二个假设是这样的，“计算机用户不应该关心我们被准许拥有什么样的社会——有关软件的唯一重要的事只是那个软件准许你做什么事。” [13] 私权意识形态正是要人们接受这种假设，以便把公众训练成无意识的、沉浸在技术表象中的利润增值工具。因此，斯多尔曼才要强调，不是选择哪种技术产品的问题，而是选择哪种社会体制的问题。自由软件运动的目的，不是单纯地提供某种在技术上更好的技术，而是提供一种新型的社会交往关系。

脚注：

1.这封写于1976年2月3日的公开信，在互联网上很容易搜索到，这里列出一个参考网址：http://www.pconline.com.cn/pcjob/rs/zc/0602/754213_1.html。 2.这里指的是本来意义上的“hackers”，即创造了自由软件文化的群体，他们主张软件开发和使用领域中的协作和共享。由于“嗨客”群体在软件商业化和垄断私权化以后的分化，产生出专门从事“计算机系统非法入侵”活动的一支，他们也自称“hacker”。那些刚好在这个时候开始遭遇“hacker”这个词的译者，在并不了解这个群体起源的历史地情况下，就把这一支当作“hacker”的全貌，产生了“黑客”这个包含片面性的译名。本课题在指称“自由软件群体”的场合中，都把“hacker”译为“嗨客”。 3.原话是“版权使私权软件成为可能”，参见《你能相信你的计算机吗？》，185页。 4.斯多尔曼在对这个词的使用中包含了“把持”、“垄断性控制”的含义。 5.Palladium,指希腊神话中智慧女神Pallas的神像。

尾注：

1.贾星客，李极光《论自由软件运动》，载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1期；贾星客，李极光，《论左版》，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1期。 2.理查德·斯多尔曼，《自由和非自由软件类型》，载于《自由软件运动经典文献》，云南大学出版社，第12页。 3.斯多尔曼，《在瑞典皇家技术学院的演讲》，载于《自由软件运动经典文献》，260-261页。 4.斯多尔曼，《GNU宣言》，载于《自由软件运动经典文献》；斯多尔曼，《1986年接受拜特杂志记者访谈》，载于：http://www.gnu.org/gnu/byte-interview.html 5.斯多尔曼，《LinuxWorld记者玖·巴对斯多尔曼的采访》，载于：（这篇文章的译文没有收录到《自由软件运动经典文献》，但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站查看：www.infosophy.net ）。 6.斯多尔曼，《GNU工程》，载于《自由软件运动经典文献》47，48页；　斯多尔曼，《在瑞典皇家技术学院的演讲》，载于《自由软件运动经典文献》257页。 7.斯多尔曼，《微软是大恶魔吗？》，载于《自由软件运动经典文献》，122页。 8.斯多尔曼，《论微软判决》，载于《自由软件运动经典文献》，127页。 9.斯多尔曼，《在瑞典皇家技术学院的演讲》，载于《自由软件运动经典文献》，260页。 10.斯多尔曼，《在瑞典皇家技术学院的演讲》，载于《自由软件运动经典文献》，251页。 11.斯多尔曼，《在瑞典皇家技术学院的演讲》，载于《自由软件运动经典文献》，254页。 12.斯多尔曼，《在瑞典皇家技术学院的演讲》，载于《自由软件运动经典文献》，255页。 13.斯多尔曼，《GNU工程》，载于《自由软件运动经典文献》，49页。

##参考文献：

贾星客，李极光编译，《自由软件运动经典文献》，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贾星客，李极光，《论自由软件运动》，载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1期。 贾星客，李极光，《论左版》，载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