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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史密斯(Will Smith)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掌掴一事有了最新的进展，周五(4月8日)，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The 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宣布，禁止史密斯十年内参加奥斯卡颁奖典礼。

在这件事事发后，台湾一位叫洪黄祥的老师，借用这次事件，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实验。他把这个实验发到了脸书上，引起了很多人的思考——真相或者真理，不具有绝对性，永远都只是局部的和局限的，当我们面对热点事件的时候，到底该如何表态？

最近一两年以来，整个互联网环境，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差。“小约翰可汗”有句话说得很贴切：所有人都在践踏所有人。

点开一条热搜，点开一个话题，几乎每条火热的微博下面，都有人在吵架，都有人在谩骂，都有人在党同伐异，吵架的理由五花八门，地域、性别、疫情、战争、偶像……一切都能成为吵起来的导火索。

我们都以为自己“真理在握”，而对立一面的人是脑残和傻逼，所以总想教训对方和消灭对方，于是互喷，谩骂，侮辱……于是拉黑，举报，决裂……

自我20年前学会上网以来，从未见过互联网环境如此糟糕。面对越来越糟糕的互联网环境，我觉得有必要谈谈“威尔·史密斯社会实验”。

关于威尔·史密斯社会实验

在前几天的奥斯卡颁奖礼上，著名演员威尔·史密斯，扇了主持人克里斯一耳光。

这次掌掴事件发生后，台湾一位叫洪黄祥的老师，借用这次掌掴事件，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实验。他把这个实验发到了脸书上，引起了很多人的思考。

这个实验是这样的。洪黄祥先不管学生是否知道此事，就直接告诉学生们：“脱口秀主持人克里斯，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拿威尔·史密斯老婆的光头开玩笑，引起了威尔不爽，威尔上台扇了克里斯一耳光。”

洪黄祥陈述完这个事情后，让学生举手表态是否支持威尔的行为。

表态结果：大约4成学生支持。

接下来，洪黄祥对学生们说：“你们知道吗？威尔的老婆之所以掉发，是因为她患了病。因为患病掉发非常严重，她迫不得已才剃了光头。但奥斯卡主持人克里斯，却当着全世界的面，调侃和嘲讽她的光头。”

陈述完这一点后，洪黄祥又让学生举手表态，是否支持威尔的掌掴行为。

表态结果：接近9成的学生支持。

接下来，洪黄祥又对学生们说：“嘲讽当然是言语暴力，但打人是更严重的暴力，即便被取笑了，我们也不应该采取暴力，而应该寻求其他解决方式。更何况，克里斯事后也解释了，他并不知道威尔老婆是因为患病才剃光头的。威尔没有给克里斯解释的机会，就直接诉诸了暴力。”

陈述完这一点后，洪黄祥又让学生举手表态，是否支持威尔的掌掴行为。

表态结果：支持者又降回至约4成。

接下来，洪黄祥又对学生们说：“威尔是家暴目睹者，他小时候，经常看到母亲被父亲打到浑身是血，所以从此发誓，要守护自己的家人。这次他入围影帝提名的角色，恰好也是捍卫家人的勇者。他老婆因病掉发，曾经很抑郁很封闭，好不容易在女儿的鼓励下才走了出来。而如今克里斯的这番嘲讽，让她再次很受伤。所以威尔才站了出来，要保护自己最爱的人。”

陈述完这一点后，洪黄祥又让学生举手表态，是否支持威尔的掌掴行为。

表态结果：支持者又飙升至8成左右。

接下来，洪黄祥又对学生们说：“这次威尔掌掴事件，是奥斯卡举办94届以来，第一次发生暴力行为。这个打人画面播放出去，将有上亿人目睹，必然会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甚至可能引起一些人的效仿。”

陈述完这一点后，洪黄祥又让学生举手表态，是否支持威尔的掌掴行为。

表态结果：支持者又回落至5成左右。

实验的最后，洪黄祥又问了学生一个问题：“我已经让你们进行了5次表态，不管是反对威尔的掌掴行为，还是支持威尔的掌掴行为，在5次表态中，从来都没有改变过立场的人请举手。”

举手结果：态度始终不变的不到1/4。

关于这次实验的思考

洪黄祥老师的这个实验，真的非常值得我们深思。这个实验所呈现的问题，完全就是当下互联网的缩影。

不管是专家也好，还是大V也好，抑或是媒体也好，在很多时候，他们让我们看到的信息，其实只是他们想让我们看到的信息，对于他们不想让我们看到的信息，他们就会刻意隐瞒或者一概不提。

所以我们所接受到的信息，其实并不一定就是真相，或者只是被筛选后的一种真相。

所以我们在面对一些热点事件时，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 不要在没有足够信息的情况下，轻易站队或轻易确定立场；
• 面对一件未知的事情时，不要轻易付出全部信任，要保持质疑和探寻真相的思维；
• 在做出判断之前，要对事情进行多方考量，不要轻信一方之言；
• 要尽量避免立场先行，在全面搜集、整理和筛选信息后，再决定我们的立场。

通过这个社会实验，洪黄祥还想告诉广大网民：我们总是认为，真相只能有一个。

但事实上，在很多时候，真相是个多面体，每一面都是真实存在的，只取决于我们站在哪一边来看。

事件中的一方是好人，并不意味着另一方必然就是坏人。反之也一样，事件中的一方是坏人，并不意味着另一方必然就是好人。

比起正邪对决，更常见的情况是，两个好人都在为不同价值的“正义”而战，或者两个坏人都为了某种利益而彼此撕咬。

所以真相或者真理，永远不具有绝对性，永远都只是局部的和局限的。

因此，我们在面对热点事件时，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 观点立场不同的时候，别轻易把对方当成仇敌，也别轻易把对方当成傻逼，这个世界是多维的，我们自以为掌握的真理，仅仅只是局部的真理而已，把自己的观点当作完全的真理就是胡作非为。
• 不要自以为自己是从“真理管理局”来的，不要自以为自己知道和看到的才是真理，并用自己知道和看到的衡量一切。这世界没有完全的真理，所有真理都是部分的真理，只用自己的立场去理解万物是一种暴力。
• 我们要拥抱“一体多面”的多元思维，摒弃“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当确认一个可能性存在的时候，不否认还有另外的可能性存在。水里面有鱼，不代表除了鱼以外，就不会有其它东西。世界的真理，就是一切皆有可能。
• 有些事我们无法理解，不代表这件事是错的。仅仅因为我们无法理解，就觉得对方不正常，那这才是真正的不正常。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一点，就是在这个实验中，学生们最走极端的时候，其实正是获得片面信息的时候，其实正是获得片面认知的时候。

学生们在获得充分信息之后，在获得充分认知之后，再举手表态时，反而变得犹豫了，反而变得平衡了，最后结果是“支持和不支持各占一半”。

这说明了什么？

• 越是碎片化的时代，越是不要从片言只语评判一个人，这不仅是为了认知的谨慎，也是出于做人的负责。
• 不要轻易对一件事情下对错，当你足够了解一件事情时，你会发现很难说谁对谁错，大多数时候，只是各自所站的立场不同而已。
• 善的对立面不是邪恶，而是无知。罗翔有句话说得好：一个知识（认知）越贫乏的人，越是拥有一种莫名奇怪的勇气，和一种莫名奇怪的自豪感，因为知识（认知）越贫乏，你所相信的东西就越绝对，你根本没有听过与此相对立的观点。
• 柴静有句话说得好：宽容不是道德，而是认识。唯有深刻地认识事物，才能对人和世界的复杂性了解和体谅，才有不轻易责难和赞美的思维习惯。

洪黄祥在实验的最后，让从头到尾都没改变立场的人举手，结果这部分人约占1/4。很多网民觉得，洪黄祥是在表扬他们，表扬他们立场坚定。

其实并不是。

洪黄祥其实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虽然要学会独立思考，不要轻易被媒体被大V被专家操控，但我们更要学会知错和改错。

“在获得新的知识和信息后，改变自身的立场并不丢脸。因为一开始站定了一个立场，而害怕丢脸不愿改变，找出各种理由否定更多真相的人，其实才是更丢脸的人。”

所以，在面对热点事件时，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 在知道自己的认知犯错之后，不要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威和面子，而继续选择固执己见，甚至强行洗白。
• 要敢于认错，要勇于道歉，没有人能做到全知全能，犯了错不可耻，不敢面对才可耻。
• 人因为获得新的知识和信息，而改变自身的立场，并不丢脸，所以无须为改变立场而羞愧。

说了这么多，我其实就是想说：真理永远是相对性，不具有绝对性。真理永远是局部的，不具有全局性。

没有完全的真理，所有的真理都是部分的真理。

所以我们不要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真理，也不要以自己的真理去衡量一切。

这个世界太复杂了，每个人的认知都是有限的，谁想独霸真理，真理就会嘲笑谁。

我希望的社交网络是这样的：虽然我们不同意彼此的观点和立场，但依然可以容忍彼此的存在，甚至可以在能达成的共识上进行合作。

和谐，不是一百个人同时发出同一种声音，而是一百个人同时发出不同的声音时，也能够彼此互相尊重。

一个80末、90初出生的女生，成长在县城的中产之家，作为独生女、乖乖女或者「别人家的孩子」，一路顺风顺水地长大，大学毕业后在父母的建议下返乡，考进县城或是乡镇的体制内单位……当社会时钟把「婚恋」这件事推到眼前，接下来，她会遇到什么？

2019年，论文《县域体制内的「剩女」——基于中部D县的调查》（文后附）发表，调研数据显示，在中西部等偏远地区的县域体制内，有大量的大龄未婚女性。一到二十六七岁，她们便开始承受着来自熟人社会的催婚压力，急于寻找另一半走入婚姻；但同时，受到传统婚恋观念的影响，她们普遍希望选择比自己更优秀的体制内男青年作为婚配对象，而体制内男青年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无法满足这一择偶需求，她们最终被「剩下」。

论文发表几年后，随着大众对女性议题的讨论增多，回到县城就业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这篇论文开始被频繁讨论、转发、报道。

论文第一作者欧阳静是江西财经大学教授，原本的研究领域是基层治理，但在和县城体制内工作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她发现，县域体制内大龄未婚女青年很难找到心仪的另一半，似乎是个普遍问题。

在此之前，关于婚恋话题，更多的社会关注集中于城市「剩女」、农村「剩男」，一个更有话语权和表达渠道，另一个处于社会相对弱势地位。但县城「剩女」似乎是「隐形」的，欧阳静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就像在学校里，老师总会特别关注学习拔尖和垫底的学生，处在中间的学生往往没那么受关注。」

但事实上，「隐形」的县城「剩女」实实在在地存在。论文发表后，她不时会接到来自不同县城的电话，问：是不是写的我们这里？她意识到，这一现象的普遍性甚至超出了她最初的认知。

欧阳静说话利落，习惯聚焦于事实本身，不一定「政治正确」，但却是真切的现实。上世纪80年代初，她出生于江西，有「小镇女孩」的成长经历，也有属于县城的生活经验，直到现在，她的亲人依然生活在县里，并且有几位是县乡公务员。所以，她对县域生态并不陌生，对体制内这个圈子也足够熟悉，研究起县城婚恋话题有天然的便利。

体制内适龄未婚青年性别比失衡，但县城生态下对女性的规训又更加严苛，她们一边承受着找不到心仪伴侣的压力，一边还要承受来自熟人社会的舆论压力，欧阳静说，在她的访谈对象中，有人降低标准，有人异地解决，也有人单身至今。那些曾经的好学生、乖乖女，后来顺利考进体制内、有着体面工作的女青年，唯独在婚恋的竞技场上，被「困」在原地。

如果说「女性独立」是现代社会的「应然」，那么欧阳静的调研反映的是县域语境内的「实然」。

以下是欧阳静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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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我是做县域治理的，做了县城婚恋研究算是「误打误撞」。

我是学政治学的，后来学社会学，研究政治社会学，真正进入田野调查、进入基层政府领域应该是从硕士开始，2004年在一个乡镇待了一个暑假，第一次接触乡镇干部。那时候我发现，在基层女干部没那么多，也没有「剩女」的现象，体制内女性在婚姻市场上还是优胜者。

2008年，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在另外一个乡镇待了一年，回想一下当时乡镇的情况也很少有「剩女」，但那时开始小学老师和护士就有一点多了，跟她们聊天发现，学校普遍开始是女老师了，没有数据上的统计，但能感觉到进入体制的女性逐渐多了。

回忆我在基层调研的经历，「剩女」第一次进入我的视野应该是博士论文之后做回访，我跟组织部一个干部聊天，组织部一般负责招人，他说，他们一点都不想招女孩子。我说为什么？他说把女孩子招进来，找不到男朋友。

2010年之后，我在县直机关调研多一些，因为和他们很熟了，有时候年轻人在一起聊天，就会说找男女朋友的事。那个机关有十多层楼，有一次，一个干部给我数了一下大龄未婚女性人数——三楼人大，有几个；四楼政协，有几个；五楼政府办，有几个……最后整栋楼至少有十几个。

但是我并不觉得它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因为没有结婚的也很正常啊，对吧？

真正觉得它是一个问题，是跟MPA的学生接触时发现的。MPA是公共管理的在职硕士，学生一般是来自全省单位的公务员，因为MPA要工作三年以后才能报考，他们最小二十六七岁。

2014年上课的时候，因为我跟他们关系特别好，就问他们有没有结婚。我们一届MPA有上百人，但男生大部分结了婚，没有结婚的也有女朋友；但不少女生没有结婚，而且没有男朋友。他们说，这在县城体制内的年轻人群体里其实很普遍，而且很多女生来读MPA，就想认识一些人、扩大自己的圈子，或者通过学历提升，可以换工作，然后找到男朋友。

为了印证这到底是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我就开始进行访谈。2014年到2015年、2016年，每一年上课、每一学期，我都会问不同的学生，有时候参加他们的同学聚会或者什么娱乐活动，也会和她们了解相关情况。详细的访谈应该是从2016年开始，一共访谈了大概五六十人，起初就是聊天，聊聊身边有多少个这样的人，我慢慢地知道了有这种「剩」下来的状况，最主要原因是没法在县里找到心仪的对象。

到2018年，为了使这个论证更充分，我专门去了以前调研的那个县，因为要有数据。那个数据是组织部工作人员帮我收集好的，主要从D县民政局、组织部、人事局、团委、妇联、教育局、卫生局等部门获得的，这个数据一拿过来就有一点吓人了：D县自2008年以来新招聘总人数为2993人，其中女性1895人，在这些女性中，目前30岁以上未婚女性约有248人。而且，县域「剩女」具有明显的「体制」特点，主要出现在县乡党政机关和事业机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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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的原因，其实和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有关。像我是上世纪80年代初出生的，我读书的时候是最后一批包分配，有工作分，你就不会流动，就不会去北京、上海找工作了。一毕业分你去哪个地方教书，就去了呀，男的也去了，女的也去了，你就不会感觉男女有差别。但现在不分工作了，一毕业你会去考一个小学、去教书吗？男孩子绝对不会，女孩子也很少，但是女孩子相对男孩子又多。

像我们江西比较落后，那人都是往高处走，比如说流到北上广，能去外面打拼才显得你有本事、有追求。我的同学几乎没有一个回到县里面工作的。

我一个亲戚的小孩在一个县城中学教书，是2019年招录进去的，那还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县里面最好的一中，但那年那个学校录了22个老师，只有4个男生，其他都是女生，而且那4个男生都有女朋友或者快结婚，其他的女生都没有男朋友。

我们调研也发现，现在县城的无论是小学、中学，几乎就没有90后男老师，高中好少，初中更少，小学就几乎没有。反正我调研的那几个学校都没有90后的男老师。

但相比之下，女生回到县城工作的人数更多，优秀的女生回来的也多。父母会给你这种压力，特别是小县城的父母，第一一定是追求安稳，他觉得男孩子应该要去外面闯拼，特别是读了大学的男孩子，但是对女孩子的预期就不是这样子了，他觉得女孩子有一份工作就很好了，就不要去外面了。

我认识一个局长，他女儿开始在发达地区的银行上班，父母就觉得银行太辛苦了，还是回来吧，回来考了乡镇公务员。觉得小县城安逸，我就一个小孩，女孩在我身边我也觉得安全、觉得好，男孩子就不存在安不安全（的考虑），男孩子就应该去外面闯荡。

那你提到，现在的女孩子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越来越强了，还会按父母意愿回到县城吗？但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没有回来的都是独立意识很强的，想独立、想自由的，或者像我的本科生说的，小县城连逛街、看电影的地方都不多，还是喜欢城市这种快节奏、灯红酒绿的现代生活。但愿意回的一般都是乖乖女啊，往往是独立意识相对不强的、愿意享受安逸生活的，她们喜欢这种安稳，喜欢在周末去看看油菜花、爬爬山。

但同时，在这些中部地区的县城，很少有大的企业，小的企业比如工业园区的工厂，做加工、制造，什么水泥厂，或者化工厂，都是从沿海地区淘汰下来的产业，里面没有一个大学生。

所以，回来的年轻人往往都进了体制内。为什么女孩子去考乡镇公务员，其实考公务员好难考的，但是女孩子她吃得了苦，考试能力强。而且，在县城，体制内的工作意味着稳定，铁饭碗，收入高。如果夫妻两个人都是县城的公务员，月薪加上年终各种奖，那可能年收入有二十多万了。有父母给你首付，结婚就有婚房，有车、然后两个人去还款，所以其实小县城公务员的生活是不错的，就是有些基层工作繁重、压力大。

随着体制内女性职务和身份的升高，眼光和择偶标准也越来越高，比如我们江西财大的学生，不可能找一个职校的男生，你心里都觉得他配不上你。像你说的真有感情有火花的也有，但是现实是很少。像我的一个访谈对象说的，自己是公务员也想找个公务员。如果找个非公务员或是体制外的，感觉是「下嫁」。这其实也符合我们通常所说的择偶梯度理论。在她们看来，首先得是体制内的，其次体制内又分几种：最受欢迎的就是县委县政府的，然后是公检法的，其次是乡政府的，最差的体制内可能是老师，中学老师比较好一点，小学老师是最差的。

所以，在县城的婚恋市场，其实是有一个「鄙视链」的。

我自己从小在农村待到八岁，小学和初中在一个小镇上长大，高中我们家到了县城。现在我的父母和兄妹也都在县城生活，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很多也是县城，所以我对县城还是比较了解的。县城最大的特点就是熟人社会，做什么都要靠关系，去哪里办事首先说，你认识什么人吗？去医院看病也要问，你有认识的人吗？

所以为什么要找体制内的？为什么小学老师没人要啊？医生肯定也比小学老师好一些，因为你总要看病，认识个医生可以不要排队，可以给你介绍好的医生。但公务员又比医生更好，因为医生只能看病，公务员能干好多事。但小学老师几乎没有什么社会资源，农村也不太注重教育，管你教不教呢，只要不打我的小孩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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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县域体制内女青年普遍希望选择比自己更优秀的体制内男性青年作为婚配对象，但体制内的男青年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无法满足这一择偶需求。

相亲，还要相无数次，和自己的好朋友相亲相过同一个人，也不罕见。弄来弄去都是那几个人的圈子。有的团委搞活动，来来去去也还是那几个人，其实早就认识，也撞不出火花。

我访谈过一个女生，她给领导做秘书，很优秀，她说就没几个看得上眼的，说优秀的男生都不在小县城。到后来那个女孩提升了副科级干部，自己能力又很强，家庭条件又很好，眼光更高了。

我有几个2016年受访的MPA学生，到现在还没有男朋友。有的硕士毕业了，在县里工作，也提拔了，我觉得越提拔越难找到。

还有一个受访的小学老师，现在三十多岁，相亲相了有一两百个了，有个相亲对象是县里一中的男老师，但那个男老师长相一般又一点内向，反正就不是很阳光，女方一看，觉得不吸引自己，而且，女孩父亲是一个副局长，在小县城当了一个小领导那是不错，那她父亲怎么看得上老师呢，觉得老师没地位。

还有一个女孩大概是1977年的，长得很漂亮，父母是县领导，眼光也很高；另外一个1980年末的，父亲厅级干部，也都没有结婚。在小县城，父母的职位越高，找女婿要求更高，你越漂亮，你对颜值要求也高，对男孩子各个方面要求都很高。但「优秀」的男孩子，在县城本身又很少。

所以，县城体制内的男青年就成了「香饽饽」。

男孩只要是公务员，真的是长得哪样都能找到一个好女孩。这几年，体制内「鄙视链」底端的小学男老师，也比较「抢手」的。我的另一个案例，一个1990年生的男生，身高偏矮、长相很一般，用认识他的女生的描述来说，说话有点「娘娘腔」，毕业之后考到了一所乡村小学做英语老师。他说，目前最大的苦恼是不知道选哪个女孩做女朋友，一个女同事经常找他玩，帮他代课、打饭、送水果什么的；乡镇的一个女干部也时常打电话约他散步；还有乡镇卫生院的一个女护士也对他表示有好感，而且人也长得漂亮。

我有个女学生觉得宁愿剩着，都不愿意找这种男的。而且觉得不公平，她们那么优秀却找不到一个男的，他那么差劲能遇到这么好的女孩子。

而如果是条件更好的男生，选择权就更大了。有一个案例，他是县检察院副科级干部，1988年生，身高1.75米，长相端正，外地人，在本县已购房。他刚进入检察院就开始有人给他介绍对象，用他们同事的话说，这种「单位好、个人条件好，又当了个小领导，并且又是外地人，找对象时只有他挑的份」。所以他对县里所有条件好的适龄女孩「了如指掌」，任意报上某个女孩的名字，他就知道其长相、父母的职业、职级等家庭条件。

我访谈过一个男生，我说你找女朋友的标准是什么？他的原话是：颜值，颜值，颜值（笑）。因为他有多的选择空间，比如说同样是公务员，同样是老师，他一定选那个比较漂亮的。但肯定不会降低说，一个体制内的选一个体制外的，是吧？因为够他选啊。

如果本身单位就很好，比如有10个女性让他挑选，他一般不会挑一个农村条件很差的，除非这个女孩子长得特别漂亮。他一般会挑一个县里面的、特别父母可能还是县里领导的小孩，很现实的。所以为什么那个男孩子，他都摸得很清楚，谁的爸爸做什么，在哪个单位，家庭条件怎么样。稍微优秀的男生，一般不会挑从农村出来、长相又一般、可能两个人买房还要自己首付的。如果人家父母是干部的，可能在小县城有好几套房，是吧，那就很现实啊。

大家发现，很多县城男孩很快结婚了，但不是因为着急，你知道他为什么很快结婚、结婚很早吗？因为他的对象太容易找了，太容易找到心仪的对象了，就是很简单，就是这个原因。

比如有一百个供他挑选，下一个可能就是领导干部的小孩，一下子就满意了，就跟她结婚了。就像我的MPA的学生一样，为什么他们都有女朋友？或者他们都结婚了？你一上班，马上单位的七大姑八大姨都来问，小伙子有没有女朋友啊？都给你介绍女朋友，生怕你被抢了。所以在小县城的体制内的男生，不可能单身好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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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优秀男青年「抢手」的一个原因，可能在于更多优秀的男孩子去了大城市。北上广也有「剩女」，但逻辑和小县城是不一样的。

我教了十几年书，很多学生在北上广，工作非常忙，每天9点挤公交、挤地铁上班，晚上10点才能坐地铁到家，已经非常累了，就想休息，周末好不容易有空了，只想睡觉。如此快节奏的工作，哪里有时间、精力去跟异性聊天呢。

我有个同学在深圳，公司男生很多，但是她们工作很忙，同部门又不能谈恋爱，所以她公司大龄未婚女也不少。我的一个关系要好的学生在上海工作，我去上海出差时，刚好坐地铁路过她公司楼下，当时是周末，但她仍然在加班，跟我说，她只有一个小时陪我吃饭。你说她周未都只有一个小时时间陪我，她哪有时间去谈男朋友呢？对不对？从她这个案例，我就知道为什么北上广的女性会「剩」下来。每天都在工作，特别是你越努力，你的职位可能上升得越快；上升越快，越忙。

但是「剩」在上海深圳没人管，这种女性多。一线城市婚恋压力会小一些，你结不结婚跟我没有关系，也没有人管你结不结婚。

但在小县城，这方面的焦虑很大，因为无时无刻不在熟人社会的舆论压力中、眼光中。大家都会催你（笑），会有那样的一个氛围，别人会时不时地问你，有没有男朋友啊？该找男朋友了！什么时候喝你的喜酒啊？你那么大了也需要考虑这个问题了！

现在可能城市里有不婚主义者，但小县城没有这种小女孩，我至今都没有听过，都是觉得到这个年龄是需要结婚的，反正我所了解的都是这样，如此超前观念的、独立的、异类的，就不会回到小县城。

我有一个观点，我有时候会觉得，知识女性、现代女性面对婚姻生活的时候会更不幸福，但脚踏实地从现实生活中来生活的女性才会幸福。同样小县城的离婚率可能要比大城市低一点，更是在于对自由的理解，对自由观念的接受程度，会不太一样。

可能我跟你、我跟我的博士生会争论性别话题，但我的访谈对象不会，人家都不会想这些，我们自己多虑，人家根本就没有这个考虑，她们在想现实问题，在想怎么找个好男朋友啊。还不是要结婚、生小孩嘛。难道一个人孤独到老吗？那么多亲戚朋友那不天天去催，那我都不要出门见人了。

小县城的是好想结婚，不是说不想结婚，她有积极的脱单的意愿，只是想找一个优质的男性，找不到，是这个悖论。

所以一旦到了二十七八岁，就开始着急了，我认识好几个县城的领导、公务员，小孩就是二十七八岁啊，每次说，哎呀欧阳老师，你有什么类似的男孩子吗，介绍一个啊。到处找关系、发动亲戚朋友找合适的男孩子。有一个女孩子好像是1990年的，2016年左右我访谈别人的时候，她在旁边都觉得她很小，但现在也三十多岁了嘛，还是单身，已经相亲相了无数次。

在小县城很难去屏蔽外界的声音，因为一旦年龄大了，慢慢就没有人跟你相亲了。

开始外界觉得你值钱，但年龄越大，越来越觉得你不值钱了。比如说你都30多岁了，不可能给你找一个20多岁的；觉得找一个年龄相当的，那种30多岁的男的一般都已经结了婚了，要不就找一个离了婚的或者是丧偶的，你就会觉得「掉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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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我去乡镇调研的时候，几乎没有外来的干部，都是本地干部，而且当时的大学生几乎很少流入到基层，几乎没有本科生，研究生全县只有一个。是近十年就业压力大了，才慢慢有大学生回到县城了。

你看第一批流入县城的，就是现在刚好到婚恋年龄的，可能是不太好的学校，也有本科以下的；然后第二批流入的就开始有本科生，二本三本的了；到现在都有研究生了，还有985的毕业生通过选调回去。

这两年，随着大环境的变化，这种趋势也变得越来越明显。

我的文章是2019年发的，标题是《县域体制内的「剩女」——基于中部D县的调查》，但其实2019年不怎么火，好像是从这两年开始火，很多记者联系我希望采访，隔段时间就有公众号转发，而且很多都破了10万+，可能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这真的是个真问题，越来越触碰到人的共鸣。

其实不止是内陆地区，沿海地区可能也一样的。有一个记者采访我，她是浙江人，跟我说她们那边也是这种情况，过年回去一问，她在县城体制内的同学跟我写得都差不多。

最搞笑的是，文章出来后好多县以为是写他们县，因为我写的D县，好多D打头的县的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老师，你是不是写我们这里的？你那个报告能不能免费给我们研究一下？说明这个现象还是很普遍，如果不普遍，他们不会那么敏感，不会这么有同感。

几年过去，我当初的访谈对象有的依然单身，也有的结了婚。比较普遍的办法是「降低标准」，也蛮好的。

前年，我参加了一个MPA学生的婚礼，她也是我当初的访谈对象。

我记得很清楚，她当时主动找到我，跟我聊了一两个小时，就是聊她自己。是一个很好学的女孩子，农村出身，条件并不是很好。毕业于省内的一个二本学校，然后考公务员，考到了县城的事业单位。应该说一个农村的小女孩能够考试考出来，这个就特别不容易，而且能做到县里的公务员，也特别不容易。

到县里也有人给她介绍男朋友了，用她的话说相亲对象肯定有，但就是不满意嘛。我发现能这样子考的女孩子，本身就好强，不好强就不会这样考，你发现没有？她好强，眼光就高对吧，一定是比她更优秀的男生她才看得上。

但另一方面，条件好的男生不愿意找她，为什么？她是农村的，家庭条件很一般。她有一个前男友，条件还蛮好的，他的妈妈也是有单位的，就好在意这个，感觉她配不上她儿子，她家也配不上他，就瞧不上她。

在60后的父母眼里，农村和城市这个差别好大的。比如家庭条件，用一个事情来说，买房人家父母都不能给你出啊。比如一个单身女孩子，你家就你一个人，买房没有任何问题的，可能结婚父母都给你资助一半对吧，但是农村的话是不可能的，可能还有弟弟妹妹。一个农民他把所有的积蓄都用来给小孩读书了，小孩读书之后，要靠工作挣钱买房啊。特别是家里一个小孩的话，父母可能这种干预就会大一些。年轻人所谓的感情，但是可能感情也没有到那种死去活来的地步吧。女孩自尊心也受不了，就分手了。

然后她就又拼命读书，考了我们的MPA，上课特别认真，天天坐在第一排。是那种听课两眼冒光、特别爱学习、对生活很有热情的女生。后来她说要读我的博士，我说你找一个男朋友再跟我读，因为她的年龄还蛮大了，应该是1988年左右。

她很厉害的，后来又从事业单位考到县检察院里去了。现在的老公是人家介绍的，一个国有企业的员工，那个企业在南方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企业。

以前她不愿意降低档次啊，就想找公务员，对吧？现在愿意找一个国企的，我觉得也不错。就是说，她在体制内找不到优秀的，就跳下一个档次，能在国有企业找一个优秀的也蛮好。现在她老公就对她很好。她现在天天在朋友圈晒幸福，说她老公有多好、多疼她，她觉得她老公就像疼女儿一样。还说，以后要生个女儿，老公就可以疼两个女儿。

举办婚礼的时候，她特意邀请我去了，当时很激动，说老师你还记得吗？我还是你的访谈对象。参加她的婚礼我也很开心，看到她找到了幸福，真的是很祝福。

现在我好几个访谈对象，找的就是在外面比如在上海做电商的、广州开店的。她们不会说找不到就独处，找不到也会降低标准，找不到公务员我找个事业编的，找不到事业编的我找个企业的，企业的找不到我找个打工的，只要男生好就可以。

小县城的「剩女」解决婚恋问题，还有很多是选择异地的，本省隔壁县异地解决。比如说她考到A县上班，那儿人生地不熟的，认识的人也很少，可能你的朋友、同学在B县，认识一个也是体制内的，觉得蛮可以的，就介绍一个在B县的男生，现在的信息网络又很发达，说介绍就介绍。

还有一个访谈对象通过遴选考到市里去了，现在也有男朋友了。其实从小县城跳到别的台阶去，男孩子就多一些，她的范围就广了，接触的人也广了。很多人往上遴选、往上读书都有扩展自己的婚恋圈子的一个考虑。

也有至今单身的。我的好几个访谈对象是女老师，都是出生在1986年左右，她们有一伙人，可以约在一起，彼此安慰彼此鼓励然后彼此玩，如果小县城就这一个人没结婚，好怪对不对？但是有一群人没有结婚，你也有朋友，也不孤独啊，你们也玩得来。没结婚也不可能跟他们结了婚的去玩，因为结了婚的就有宝宝、有自己的家庭了，也跟你玩不到一块去了。她们开玩笑说，没有合适的，只能就这样了，只能等了。

（附）调研报告：县域体制内的“剩女” ——基于中部D县的调查

转自知乎https://zhuanlan.zhihu.com/p/142987955，原载《中国青年研究》，“中国县域研究”。

导论

笔者在从事县域治理研究时，意外发现中西部等偏远地区的县域体制内有大量的大龄未婚女性。

以我们调研的D县为例，该县自2008年以来新招聘总人数为2993人，其中女性1895人，在这些女性中，目前30岁以上未婚女性约有248人（这一数据没有包括2008年之前招聘的女性中目前仍单身者）。我们发现，D县域政府的不少部门机关都存在未婚的大龄女性，而在教育系统中，几乎每个学校都有大龄未婚女老师，其中又以乡村女教师居多。

这一现象完全不同于“剩女在北上广”这样的传统认识。因为之前在大众的普遍认知中，剩女主要出现在较为发达的城市地区。比如，关于剩女的研究几乎是聚焦于北上广深等城市。而在对“剩女”的界定中，无论是广义的“剩女”，即“从年龄上界定的大龄未婚都市女青年”；还是狭义的“剩女”，即“从特征上界定的为现代都市中拥有高学历、高收入、高智商的未婚女性”，都离不开“都市”这一地区特点。“城市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大龄未婚（通常指30岁以上）女性”是研究者对“剩女”的普遍的定义。关于剩女的一系列实证研究也认证了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剩女较多，全国范围内的数据分析也说明了“大城市的剩女多，偏远地区农村的剩男多”。

显然，相对于通常意义上的“北上广剩女”，经济落后且偏远小县城所出现的剩女现象似乎超出了我们之前对“剩女”这一群体的界定与分析。

那么，偏远小县城地区的剩女有何特点？

她们“剩下”的原因与大城市的大龄未婚女性又有何不同？

本文的分析将不仅呈现了县域剩女的特征，而且从欠发达地区

县域剩女在“体制内”的分布状况

我们于2018年10月以及2019年1-3月期间，专门在D县民政局、组织部、人事局、团委、妇联、教育局、卫生局等部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数据收集，结果发现县域分布着大量30岁以上未婚女性，即通常所说的“剩女”。但县域“剩女”具有明显的“体制”特点，主要出现在县乡党政机关和事业机关内。通俗地说，县域中的剩女主要是“拿工资”“有工作单位”的女性，属于有编制的体制内人员（主要是指公务员编制和事业编制人员）。

依据我们在D县的调研以及来自中部其他县的案例，县域大部分大龄未婚女性出生于1984-1989年期间，也即30～35岁之间。这个年龄阶段也正是10年前参加工作（18～24岁）约30岁以上的女性，于是，我们重点根据这个年龄段对D县2008年以来招聘的人数做了细致统计：，2008年以来，D县一共招聘了2993人，其中女性1895人，占总人数的63.3%，其中30岁以上未婚女性共248人，占女性人数的13.1%。

在2008年以来全县招聘的总人数中，教育系统为数最多，1508人，其中女老师1209人，即80.1%都是女老师，而30岁以上未婚女老师有175人，占全县30岁以上大龄未婚女性的70.6%。这意味着2008年开始参加工作的女老师中，仅30岁以上的未婚者达175人，占14.5%。

男女比例次于教育系统的是卫生系统，在493人中，女性（多为护士）占64.3%，其中30岁以上未婚女性为35人，占该系统2008年以来参加工作女性人数的11.0%。

除这两大系统外，其他机关事业单位（主要是县、乡党政事业机关）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女多男少现象，相反，女性只占总人数的占37.8%，但30岁以上未婚女性仍然有38人，占女性人数的10.0%。

女教师是县域剩女主体

依据我们在县域生活和工作的体验，中小学女老师因其职业特点（有文化、有假期、有利于下一代教育等优势），一直是婚姻市场上的优质资源，其婚配对象一般是县域有工作单位的男性青年。比如，我们读中学时（在2000年左右），校内未婚的女老师都很抢手，有许多体制内优秀男性供她们挑选。相反，当时的中小学男老师的配偶几乎都是无工作单位的体制外女性。比如，我们很多男老师的配偶是来自农村有手艺的漂亮女性（比如理发师、裁缝、个体户等）。我们在D县调研也发现，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中小学男老师，甚至一些男性乡镇干部，其配偶多数是没有正式工作的体制外女性。

换言之，在县域婚姻市场上，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体制内女性几乎不会出现“剩下”的现象。相反，她们是婚姻市场上的主动挑选者，用我们一位受访者的话说，当时女老师最差也是嫁个男老师，大多数是挑选“好单位”（社会地位和收入均高，县城家庭）的男青年，比如，出生县城、家庭条件良好的干部家庭子弟，或虽出身农村但较有前途的党政机关干部，或收入较高、办事方便的公检法干部。

为什么现在的女老师成为县域婚姻市场中的弱势群体？她们不仅失去了主动挑选的主体地位，而且处于被动“剩下”尴尬境地。

表1的数据说明，女教师被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教师群体的“女多男少”。D县在10年间入职的人员中女性占63%，教师系统的男女比例尤为失调，80%为女教师。这说明教师这一职业对80、90后的男性青年已不具吸引力。

我们的访谈也例证了80、90后的男性青年不愿意做老师，尤其是不愿意做偏远地区的中小学老师。D县两个最好的城区小学约计200名教师，但1980年之后出生的男性教师只有8位。D县中小学男教师的主流仍然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出生的师范类大中专生。这也说明，自20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之后，很少有男性进入中部欠发达地区县域的初级教育系统工作。

正如我们一位受访人所说，现在优秀的男青年都去大城市了，回到小县城的都很一般，回小县城做小学生老师的青年，大多是在外混不下去的。

我们后来在D县人事局的调研也证实，2008年以来，报考县域各类单位的男青年很少有来自一本院校的毕业生，大部分是来自二本以下的一般院校。并且，在各类考试中，女生的考试能力和面试能力普遍比男生强。比如D县2018年的一次教师招考，在报名的100名考生中（有60多名女生和30多名男生），只有7名男生进入面试，最后只录取了3名体育老师。

负责主考的干部说，在普遍缺少男老师的情况下，只要男生进入面试，用人单位一般都会考虑录取，但进入面试的4名男生实在是太差了，不敢要，怕误人子弟。这一方面反映了男性大学毕业后回县域任教的意愿不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愿意回县域任教的男性大学生，其个人素质也相对不高。

县乡女干部越剩越多

按常理，县域年轻女公务员人数不多，应该是婚姻市场中的优势群体。但如表1所示，D县2008年以来参加工作的政府职员中，30岁以上未婚女性近40人，如果年龄设置在28岁，人数更多（事实上，在小县城，如果女性虚岁到了28，都被认为是大龄未婚女性了）。我们在访谈中发现，相比较而言，县城女公务员要比乡镇女公务员更有择偶优势，但县城大部分机关事业单位都存在“剩女”现象。这些大龄未婚女性中有近一半是副科级干部，并且呈逐年增多的趋势。

个案一：G女士，1982年生，2004年师范毕业之后做了一名乡村小学教师，由于社交面较窄、同龄人中又几乎没有男老师，所以一直没有找到自认为合适或聊得来的对象。2009年，G某通过公务员考试，成为一名乡镇干部。相对于小学教师而言，此时的社交面比较广，层次也较高，虽然G某本人及其家人都积极主动地寻找合适的对象，但G发现成为乡镇干部后依然没有改变其择偶困难的处境。一是因为27周岁在小县城已经不具有年龄优势，二是乡镇各方面条件较好的适龄女性也较多，男公务员都会首先选择在县城工作的女公务员。2012年30岁的G提拔为乡镇纪委书记后，要找合适的对象更难了。

G女士原本认为摆脱乡村小学教师的身份会更有利于找对象，但现实是，当她成为乡镇公务员后，发现乡镇也有不少大龄未婚女孩。所以成为乡镇领导干部，由于没有年龄优势反而加大了其“被剩”的概率。由于县域层级较低，科级干部在县域体制内属于领导干部，是县域体制的主流群体。G的案例也说明县域体制内女性容易成为剩女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体制内也想找体制内”的择偶观，并且，随着体制内女性其职务和身份的升高，其眼光和择偶标准也越来越高。正如W女士所说：

“自己是公务员也想找个公务员。如果找个非公务员或是体制外的，感觉是下嫁”。

然而，在经济欠发达的中部小县城，没有大型国企、高校，工商、银行等事业编机构也较少，公务员和中小学教师是体制内的主要组成人员。在教师队伍本身“女多男少”的情况下，可供女公务员选择的适龄体制内男性并不多。

个案二：W女士，1988年生，某局副局长，家庭条件良好，大学毕业后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县政府办工作，担任领导秘书。参加工作不久就开始相亲，但均未成功。

“条件好的男性，一听说在政府办工作就摇头，觉得这个工作不着家，天天加班，又要经常出差，不顾家。提拔后，越是觉得优秀的男生少。条件差一点的，我自己又看不上。总之，稍微好一点也都成家了，优秀的男性都往外走了。”

W女士的案例也反映了县域大龄未婚女性的另一个显著特性：在县域，越是优秀的女性，成为剩女的可能性也越大。我们在调研时发现，像W女士一样，大学本科毕业、家庭条件好、工作能力强的女性，择偶标准也高，一般都想找与自己条件相当，能力比自己更强的男性。但正如W所说：

“小地方，优秀的男生并不多”。

之所以1980年之后出生的女性会觉得小县城优秀男性不多，是因为1980后出生的大学毕业生恰好是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之后不再“分配工作”的群体，与她们同一时代的男性大学生大部分都去大城市打拼了，“只有那些在外面混不下去的，才回小县城”。而女大学生回县城的比率要高于男大学生，主要源于家庭对男孩和女孩（大部分是独生女）的预期和定位不同。

大部分家长认为，男孩子应该去外面闯，女孩就要安稳，最好在父母身边。回到父母身边的女孩，如果条件好，眼光又高，在县域“优质男性”资源相对偏少的情况下，“挑着挑着，年纪就大了”。女性一旦超过30岁便丧失了择偶的年龄优势，因此，县域中最优秀的一群女性—女公务员、女干部越剩越多。

与优秀女孩择偶困难的情况相反，县域适龄的“体制男”，即使是“歪瓜裂枣”，基本上都不用担心找对象。

个案三：G男士，乡村小学教师，1990年生，身高偏矮、长相很一般，说话有点娘娘腔，家在县城，家庭条件一般。G说：

“我目前最大的苦恼是不知道选哪个女孩做女朋友。因为我的一个女同事经常找我玩，帮我代课、打饭、送水果什么的；乡镇的一个女干部也时常打电话约我散步；还有乡镇卫生院的一个女护士也对我表示有好感，而且人也长得漂亮。所以，真的不知选哪个好，好苦恼”。

如果长相正常，工作单位好的未婚体制男就“格外抢手”。如果体制男是“外地青年”，那更加抢手，因为“一个女婿半个儿”，外地青年对于本地的女方家长而言相当于白捡个儿子。

个案四：B男士，县检察院副科级干部，1988年生，身高1.75，长相端正，外地人，在本县已购房。B刚进入检察院就开始有人给他介绍对象。像他这类“单位好、个人条件好，又当了个小领导，并且又是外地人，找对象时只有他挑的份”。所以他对县里所有条件好的适龄女孩“了如指掌”。任意报上某个女孩的名字，他就知道其长相、父母的职业、职级等家庭条件。

G和B的案例从反面进一步呈现了县域未婚“体制女”的择偶困境。正如上文所说，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流入小县城工作的男青年不仅在数量上少于女青年，而且在个人素质上也普通不如同龄女性。

D县每年10月是新公务员入职期，这一时期，县域未婚体制女青年的七大姑八大姨们纷纷出动，找人牵线，吃饭，散步，争相预定某位新入职的适龄体制男青年。此时，县域女教师是女公务员强有力的竞争者，因为教师职业在工作时间和抚育下一代方面有天然的优势，况且女教师人数众多，漂亮的女生也相对居多。因此，在适龄男公务员数量有限的背景下，以及“女公务员想找公务员，男公务员愿意选择优资女教师”的择偶意愿下，县域适龄女公务员容易出现“越剩越多”的现象。

县域剩女背后的青年人才困境

青年人才是促进县域发展的核心要素和动力。然而，人才“引不进、招不来、留不住”一直是制约欠发达地区县域发展的主要因素。县域普遍出现“体制内剩女”的现象与欠发达地区的青年人才流动相关。大量优秀青年人才的外流导致这些地区的青年人才结构不平衡、素质低下和体制内青年人才男女比例失衡等问题。

县域人力资源的年龄结构主要由60、70、80和90年以后出生的群体构成，但60和70年的群体一部分已步入县域核心领导层（正科级以上干部），大部分则为“可以摆资格、不做事”的资深人士。于是，80、90后的年轻人成为县域政府运行的主体力量，承担着基层一线最基础、最辛苦的工作。

但正如D县所表明的那样，这批年轻主力军是由60%以上女性构成，这意味着基层一线的主要工作都需要依靠年轻女性完成。比如D县团委均是80后年轻人，但除团委书记是男性外，其余均为女性，其中2人刚生二胎，1人怀孕，团委的日常工作主要依靠1位1992年出生的未婚女干部。但这位女干部很担心自己成为剩女，因为“只有上班时间，没有下班时间”。这也反映出剩女的另外一种生产逻辑：越是未婚，承担的工作越多；工作越多，就越没时间找对象。

县域政府80、90后青年人中不仅出现“女多男少”的结构性不平衡，而且由于“优秀的人大多不愿意回小县城”，导致县域人才不足，人才流失等问题。这在县域教师和医生青年人才中尤为突出。我们在D县发现，许多年轻教师的专业是旅游管理、法律、行政管理、会计、电子工程等与教育无关的专业。

一位教育局干部说，与20世纪90年代以前只能师专、师范毕业生做老师不同，现在无论什么专业，只要有教师资格证都可以做老师，这导致县域教师水平出现“断崖式下滑”，甚至有“学渣当老师”的趋势。因为许多年轻老师毕业于省市级不入流的院校（其中不乏一些只需参加了高考便可以就读的大专、高职院校），于是出现一些从小学开始就是差生、学渣的人做老师。这类老师自己都不知道汉字的笔画秩序，念不清拼音，更不懂得教育方式、教育方法和教育规律、教育理念等。

一位受访的年轻教师描述，县域年轻老师没几个把心思花在教学上，平时从不看书、学习或备课，而是打麻将、游玩、追剧。因为周围的年轻人都没什么追求，“站在一个平地，不追求大富大贵，没什么想法，一切都是那么地无所谓。所以，很多人的休闲时光几乎都献给了麻将桌”。其中，打麻将也是大龄未婚女性认识人、找对象的一个快捷方式。

与县域年轻教师群体相似的情况还有县域医生。D县2018年的一次医生招考中，临床医生入围的分数仅19.5分（满分100分）。D县干部自嘲道，“这是招医生还是招屠夫？”中西部县域人力资源的困境在于，一方面招不到优秀的人才，另一方面却是相对优秀、突出的年轻人都通过各类考试脱离县域。

比如D县每年有青年医生、年轻教师和公务员考取省市级单位或流向沿海地区。虽然D县最好的高中通过定向培养的方式每年能从省师范大学回流小部分毕业生，但其中大部分人在合同期满时辞职前往沿海地区。人才流失的另外一个群体是外县籍年轻人，其中以女性居多，因为男性在婚姻市场的优势，容易成为本地女婿。由于家不在本地，生活圈和亲友圈不如本地人宽广，所以外县籍女性更不容易找对象，成为剩女的概率更高。此外，中西部县域经济落后，各方面条件较差，情感无从寄托的外地女性难以安心工作，这些因素都激励外地年轻人一心想调回本籍或考往省市级部门。

此外，如果县域青年人才男女比例不平衡将不利于基层治理工作的深入展开。从现实看，女性干部越来越多，但女性在基层治理中应对诸如下乡、驻村、加夜班、抗洪救灾、征地拆迁等工作时不如男性有优势。比如，现代年轻女性一般都爱美，但基层工作时常要风吹、雨打、日晒、熬夜，这都影响颜值，进而影响找对象；加之女性下乡进村入户怕狗、怕蛇、怕光棍，难以独当一面。

因此，在“女多男少”，以及老同志“懒政”的情况下，基层年轻男干部的工作强度普通较大，因为他们要更多地承担上述女性难以承担的工作。另外，基层干部要应对现代行政信息化、数据化和文档化的要求，年轻干部要花大量的时间处理各类报表、数据和档案资料（老同志一句“不会用电脑”，几乎把所有的“作业”留给了年轻人）。作为主力的年轻干部在“下乡”与“做作业”无法兼顾的情况下，一般优先“做作业”。因此，基层“形式主义”的泛滥不仅有行政体制上的原因，也与基层青年人才不足相关。

结论

在中西部偏远县域，一方面是体制内的剩女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农村光棍的大量存在。这说明体制内剩女的产生并非源于县域总体人口的性别失调，即不符合社会性别下的婚姻挤压理论。从县域女性“体制内想找体制内”“想找比自己优秀的”等择偶意愿看，这与“北上广”剩女的择偶意愿相同，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择偶梯度理论。然而，择偶梯度理论中的择偶意愿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从古至今的女性都会选择与自身相当或比自己更优的男性，所谓“门当户对”“下嫁”等词语都说明这种社会心理的普遍性。因此，如果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无论是当代社会还是传统社会，也无论是中西部小县城还是发达地区的北上广，女性的择偶意愿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在择偶意愿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为什么只是当代社会才出现了剩女？在讨论北上广剩女现象时，研究者普遍认为，“剩女”是2006年左右才兴起的热词，是现代社会变迁的结果。正如一些研究者认为：

“随着地域间的横向流动来实现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通常具有较强的职业流动能力和较开放的社会流动观念。但是，人生进入婚恋年龄，频繁流动尤其是地域间流动，客观上会减少她们的婚恋机会，主观上会影响到她们对婚恋机会的取舍”。

然而，与“北上广”剩女频繁的职业流动相反，选择回归小县域的女性恰恰是选择了稳定，那她们为什么也会剩下？本文认为，偏远县域的体制内剩女主观上都有积极寻找配偶的意愿，梯度选偶理论仍然在主观上主导着女性的择偶观，绝大多数女性不愿“下嫁”给体制外男性，而大多数优秀男青年不愿回小县城工作，导致县域体制内适龄男性数量少于体制内女性，由此出现县域体制内男性“香饽饽”，体制内女性“越剩越多”的现象。

本文从县域体制内剩女这一现象发现了其背后的县域青年人才问题，认为在政策上优化县域人才结构，不仅有助于解决剩女的问题而且有利于县域发展，尤其是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方面的发展。然而，根据笔者近年来在中西部县域的调研，青年人才工作几乎没有进入县域政府的视野。与人才工作相关的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的工作通常被视为不容易出政绩的“非中心工作”，往往由排名最后副县长（要么是女性，要么是无党派人士或挂职干部）分管。县域的财力和精力都投向了招商引资、征地拆迁、城镇化建设等“中心工作”。在人才缺失和流失的背景下，中西部县域如果仍不重视青年人才问题，将难以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在优化县域人才工作方面也做了一些努力，比如将事业编制的招考权下放给县一级人事局。因为全省统一招考容易导致好地区、好部门报考的人数众多，落后地区、弱势部门无人报考。但县域由于是半熟人社会，一旦具有自主招考权力后，又容易出现“拼关系、拼人脉”现象，仍然难以吸引优秀人才回流。因此，如何在政策上进行人才扶持，如何引进青年人才和留住青年人才，应当成欠发达地区县域政府的中心工作。

原编者荐语：

这是公务员的世界。

但哪个世界都是围城。

从2021年1月1日到2021年12月30日，我的工资总收入是43591 元，在北京上海，估计就是很多人一个月的工资而已。

这一届年轻人追求“上岸”人生，稳定压倒一切，考编、考公、考研，成为毕业后的主流选择。

官方数据显示，2022国家公务员考试，共有逾200万人报名，较去年同期增长了43.5万，国考平均竞争比为59:1。

今年各地的省考，行情一样火爆。年轻人站在岸边，焦急等候上岸。已经顺利进入公务员系统的人，也要面临新的问题。

稳定不只是金钱，还有背后的环境和与之相适应的人脉。那些顺利登岸的前辈，收获稳定，也被稳定“套住”，以下是他们的故事：

01 老职员的韭菜

在公务员系统工作，情商得高，要会处理人际关系。

有时候一个称呼，都得反复斟酌。像我，上班最初的尴尬，不知道应该称呼人事科的科长是姐，还是姨。

她年龄比我妈小两岁，儿子跟我同岁，还是高中校友。按辈分应该叫姨，但是单位不能有“姨”，同事都叫她姐。我也只能随大流，叫她“姐”。每次开口，都觉得别扭，觉得自己“装大人”，又不懂礼数。

有一次，跟我妈逛超市，看见了人事科长，我脱口而出叫“某姐”，那一刻，我感受到我妈直射到我脸上的，诧异的目光。

我在四线城市当公务员。小地方，就是熟人社会。

你能想象你的父亲和你的直属领导喝过酒吗？我有，这种经历非常社死。关键是这话还是领导说的，当时，旁边还有其他科室的同事。那一刻，我恨不得飞奔出屋子给我爸打电话，让他别管我的事儿。

小地方，有时候工作和私交分不清。像我领导，有时候喝多了，我得给他买护肝的保健饮品，还得开车送他回家。甚至，替他接过他孙子放学。

换来的，也不过是他在其他人面前说一句，“这小孩不错”。我都工作四年了，领导对我的认知还是小孩。

因为是“小孩”，很多时候，就得听话。我们隔壁科室有一位大姐（实际上是阿姨），她女儿开了一家针灸按摩馆。那时候我脸上长痘，她成天找我聊天，核心主题，就是让我去她女儿那里针灸。说的天花乱坠的，把她女儿夸的跟半仙一样。

我不愿意去，但是也扛不住她不间断的游说。最终，我花了1500元，办了卡，去针灸了几次。这还没完，后续她还推荐给我电疗，灌肠、颈椎按摩之类的，我就扛着，不接受也不拒绝，一直扛到她退休，我终于松了口气。

像我这样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就是其他老员工的“韭菜”，我们单位另外的大姐，找我做瑜伽，最终也是帮她亲戚推销卡。

这种事儿防不胜防，也防不住。我们才去几年，他们在单位都二三十年了，一口吐沫星子，也能淹死我，人言可畏。

为了和气，就得花钱。

02 清水衙门没存在感

我在文广体局当科员。其实，全国绝大多数城市，都没有出版、广播、体育产业。我们单位的一些执法职能，没什么施展空间。如果硬要说有，也就是一些打印复印店、网吧、游戏厅、KTV等等。单位的主要工作，是配合当地宣传。

简单说，我们单位是花预算比创造收入多的部门。就是执法，一年也就创造一、两百万的行政综合收入。受疫情影响，很多文娱场所的日子不好过，这笔收入更少了。

钱袋子决定话语权，我们给市财政创造的收入少，跟很多职能部门相比，我们单位也显得有一些边缘化。同样是公务员，在财政、税务工作和在文广体局工作，掌握的资源是不一样。

像我们单位的女生，一般都很好看，搞文娱的，形象底子在那里。但是在相亲市场，还是比不上税务、财政、公检法等部门有吸引力。

我们的职能也偏虚，主要是完成省级部门交代的事情，靠写汇报。省里发过来的文件，我们签收、归档、一部分需要回复，也就完了。没有预算，谈什么都是奢侈。

以我们科室为例，做宣传活动，先得想清楚，怎么搞到费用。也不能图省事，不做活动，不然，一年的工作汇报，没法写，对局里、对省里都不好交差，好像我们没干活。

所以，要创造性的有技巧的少花钱。实际工作中，创造性体现在寻找要钱的需求上，活动做起来像复刻似的，除了易拉宝上的年份和主题有变化，其他的地方没什么变化。

不像市政府，或者其他部门，有很多事情处理，经常加班，我同学在市政府秘书处工作，加班跟吃饭一样，每天必备，加班到后半夜也是有的，他们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同样是公务员，我的待遇，社会影响力，跟他没法比。参加同学聚会，能明显感觉到，围着他敬酒的人可太多了，我呢，就是一桌吃饭的。

公务员工作稳定，这种稳定，意味着生活中，很多事情是一成不变的。

我的办公室在楼的阴面，全天没有太阳。楼又老又旧，供暖系统一般，冬天需要穿羽绒服办公，脚底还得放一个小的暖风机。夏天冷，是那种阴冷，墙体带来的凉，而不是通风带来的凉爽。

都不用跟A级写字楼比较，就是我们市财政、税务、质检的办公楼。条件都比我们好。

清水衙门就是这样，给你什么用什么，好的东西，自然是轮不上的。

03 王炸组合也歇菜了

据说在深圳，家庭职业的王炸组合是“公务员+老师”，工作稳定，对于物质要求不高的家庭而言，收入水平应该也能过上岁月静好的日子。

2007年，老公研究生毕业，我本科毕业，我们来到深圳开始了打拼。

最初我是一名代课老师，老公在互联网公司上班，2012年我考入编制，因为身体各方面的原因，老公也离开了互联网行业，考进了公务员。

2013年，因为有父母的首付的支持，我们顺利地结婚买房。房子虽然老旧，但在深圳能有自己的安稳的家，也很知足。

两个孩子相继出生后，虽然开支增大，但因为这几年每年有差不多10W的绩效，我俩人均到手能有30W左右。除去保险费用、双方父母的医疗赡养费、孩子的医疗教育费等固定开支，经济压力也还在可承受范围之类。

也开始考虑咬咬牙，给俩孩子准备相对好一点的初中学位，于是，再买一个小一点的学位房列上了日程。

然而，今年，一切都变了。

降薪成了主旋律，公务员和教师的绩效被直接砍掉，王炸组合的我们，家庭年收入至少少了近20W，还有各种不确定的小道消息在传着，到手的薪资可能还会再少，最后到手可能只有15W。

年收入15W应该不如月嫂的收入吧？同事们都相互调侃着，养育过孩子的我们或许可以去兼职做份月嫂的工作来补贴家用。

我不敢想象，在深圳，如果家庭年收入30W，供房，养两个孩子，养四个老人的生活……

收入减少，老师的工作量却在不断增加，老公无止境地加班也成了家常便饭。

失去经济带来的安全感，我和老公开始计算着怎么减少开支，比如两个孩子的教育培训费，比如要不要断交保险费……

因为人近四十，离开体制内，已经完全没有了勇气，而且目前外面的行情也不好，好几个朋友在大公司也遭遇裁员减薪，我们好像能做的就是接受现状。

有时我俩也会自我安慰，我们幸好来得早，买房早，还算好的。也幸好我们还买不起第二套房，要不然一定会断供，压力会无敌大。而且看到我周边很多年轻的同事，这两年刚买房的，房贷每月得还至少2万块，这一降薪，工资都不够还房贷，已经有人扛不住压力，在考虑卖掉深圳的房子，回老家找份工作了。

大概从去年开始吧，我听说很多地方的公务员都开始降薪。高中同学在老家省会城市当公务员，年收入30万左右，去年直接对半砍，工作量一点都没减少，收入却降到了15万。他妻子在省直机关，收入参照全省公务员平均线，一年也就10万出头。

他们本来计划生三胎，去年降薪之后就放弃了。不足30万的家庭年收入，在省会城市养两个孩子还行，再多也就费劲了。更重要的是，在短期内也看不到收入提升的希望。我们上次聊的时候，最后就变成了互相安慰：

踏踏实实为人民服务吧。

04 一家三口，两地生活

我在农垦系统当公务员，薪资打包，一年7万。在黑龙江，这个工资算挺不错的。而且，日常生活几乎可以做到不用花钱。

我们系统下面有九三集团、北大荒集团，完达山乳业，米面油奶肉等等产品，都不花钱，按月、按季度都分。我跟我老公都是农垦系统，单位分的东西，一家三口都吃不完。

从福利待遇方面说，我们还算不错。我的一些同学，在市直系统当公务员，待遇跟我们比就差一些。

东北，很多地方依靠其他省份的转移支付。政府挺穷的，我某位同学说，他们区的区长，最重要的工作是借钱发工资。

我们日子过的没这么紧，农垦系统企业多，还算宽裕。

但是农垦系统的工作单位都比较偏远，基本上在县里，还是离市区较远的县。我跟我老公，2016年在市区买的婚房，通常周末回去住。家到单位，通勤距离110公里，平时我们住单位居多。

大人好说，折腾一些无所谓。孩子上学比较麻烦。我女儿，今年上小学，只能在市里的学校念书，我们系统的学校教学质量不行。这就导致，我跟他爸没法儿接送她上下学，孩子都交给父母管。两家老人年纪大，都很辛苦。

前两年，我跟老公商量，要不要其中一个人，借调到市里工作。但一直没有好机会。或者说有好机会，也轮不到我们。

我也考虑过，要不要选调，考到市里的单位工作。考虑到收入上的差距也一直没实行。在黑龙江，农垦是很好的系统，薪资福利比省直的都高。人往高处走，我也不能往低的系统调啊。

目前，我们一家三口，过着“双城”生活。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机会，能够凑在一起。

05 两年没有买过新衣服

我在一座18线小县城的事业单位工作，是退伍转业安置的。刚去上班时，我们全家都特别高兴。在县城里，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是最体面的工作，收入稳定，有地位，认识人多，也好办事。

但上班之后才发现，事业单位跟公务员终究是不一样。最简单的，公务员有晋升空间，而事业单位真的就是一眼望到头，从进门到退休，一辈子就交代在这里了。

上班这些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穷。

因为副业没搞起来。进入体制才知道，靠死工资是没有出路的，我的同事，以及那些在体制内的朋友，或多或少都会搞一些副业。家底厚的，会承包工程，开汽车经销店，搞加油站。差点意思的，也会参股搞饭馆、烟酒店。

因为我爸是搞建筑生意的，我在5年前也子承父业，跟着干些工程。其实我爸一直反对我干这个，累，回款慢，赚的都是糟心的钱，不像体制内稳定。但体制内要想爬上去，就要搞关系，我不想搞关系，就只能另外想办法挣钱。

结果，5年前承包搞完的工程，拖到今年还没结款。对方是政府部门，我也没法使劲催。

当年做工程的几十万成本，我是从银行贷出来的，每月利息就要5000多。而我的工资呢，每月到手也就3000-3200左右。没辙，只能到处东拼西凑，比如信用卡套现、银行贷款，想办法把利息给还上。

现在我连副业都没有了。手里没钱，什么事情都干不了。前两年我还跟亲戚学炒股，想靠投资挣点钱还债，但这条路显然不靠谱，去年年底，我就清仓不玩了。

我今年32岁了，名下没房、没车，跟老婆孩子都住在父母家里。我已经2年没买过新衣服，平时除了应酬，基本不下馆子。偶尔我会买彩票，但最大的一笔奖金只有10块钱。

去年我考虑过辞职，去深圳，跟朋友一起搞商用卫生纸的工厂，也去拼一把。但又怕失败，两头落空，得不偿失，最后还是继续留在单位上班了。

说实话，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肯定不会选择这条路。我刚刚看了下工资卡，从2021年1月1日到2021年12月30日，我的工资总收入是43591 元，在北京上海，估计就是很多人一个月的工资而已。

我以前不理解为什么父母会逼着我好好学习，现在被社会毒打之后，才知道读书真的是最靠谱的出路。我现在也在严抓孩子的学习，就是希望她将来别跟我一样被困在这里，而是有更多选择的自由。

附：公务员、事业编、教师编、企业编到底有什么区别？

首先，要有一个概念，“编制”。行政、事业、企业的编制，就其和体制内关系，依次递减。主要体现在，其经费来源和职能职权和待遇上。

不同编制的含义

01 公务员编制

先说公务员，公务员以前叫干部，后来改叫公务员了。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

这句有三个重点：“依法履行公职”就不多说了，说白了公务员是国家法律的执行者，国家机器的组成者；“公务员编制”的正规名字其实应该是指“行政编制”；国家财政负担，就是大家说的，“纳税人养着的”、“吃皇粮的”。

02 事业编制

事业编制就复杂了。这是中国特色的一类东西。用老话讲，事业单位本质是社会服务组织，介于行政机构和企事业单位之间；或者说，都有涉及。总之，涵盖特广，成分特杂。大概分以下几类：全额拨款、参照公务员、自收自支、财政补贴。具体分类区别就是其经费来源不同。

另外，就事业单位的编制而言，很多部门都是既有行政编制，也有事业编制。整体上来说事业编制情况比较复杂，也最具有中国特色。事业编制可分为全额事业编制、差额事业编制和自筹自支事业编制三种。

①全额编制又叫全额财政拨款事业编制，参照公务员管理，基本待遇与公务员一致，多为一些公益性事业单位和部分具有行政执法职能的事业单位，如城管、学校、农技站等；

②差额事业编制，由财政进行差额拨款，待遇和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挂钩，如医院和部分景点等；

③自筹自支事业编制，实际上与企业差不多，待遇和经营状况息息相关，多为一些服务型事业单位，如宾馆、培训中心、设计室等。

03 企业编制

这个企业编制，不是说一般的企业员工。所谓企业编制，应该是在事业或者行政单位，但却是体制外的人员。就是俗话说的编外人员。这个说法应该是特指的。或者说是事业编制中自收自支的那一类。也被称作企业编制。

而现在的国有私营企业的员工，广义上也可以算是企业编制。但一般都不这么说。所以以下讨论的都是狭义的“企业编制”。不过也听说有的地方也有所谓的“企业编制”，说是裁员不会被先裁掉。

04 教师编制

在编教师拥有的编制为事业编，即在编老师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教师作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入职后按照相关规定，签订合同期一般为五年。实际操作中，一般只签订一次合同并按照相关规定，享受事业单位工作待遇。

教师备案制，是在符合国家法律制度的情况下，聘任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由学校或者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教育教学岗位设置，聘请有教师资质或教学经验的人担任相应教师职务的一项教师任用制度。教师备案制，最大的亮点在于人员不再纳入编制管理，就是取消事业单位编制，但保留事业单位性质。

不同编制的区别

01 经费来源不一样

行政编制，国家财政全额负担；事业单位按不同的种类，由国家财政或全部或部分或一点不负担；企业编制理论上不关国家财政什么事。

02 待遇、地位不一样

这点在很多地方都有体现，一般来说，在体制内的行政或事业单位中，行政编制地位最高、待遇最好（公务员），这里所说的待遇包括工资、福利、升迁机会。而三者的稀缺程度也是依次递减，行政编制最少、最稀缺，事业编制多。这两种编制很占资源。所以国家严格限制其数量。

03 职能职责不同

这个不用多说。理论上，公务员是“依法行政”的；而事业单位全称是公益性事业单位，部分事业单位也有公共服务、行政的职能，部分其实是企业行政的。企业编制，算是体制外的。

省考与国考的区别

想要考公务员的小伙伴都知道，公务员考试分为国考和省考，国考就是中央统一组织的中央部委及垂直管理系统内的岗位。而省考就是由各省自主组织的考试。

但是省考和国考有什么区别呢?大多数小伙伴都还不知道。这里就给大家详细的分析。

01 组织机构不同

前面已经说过了，国考是由中央统一进行组织的。从考录计划搞组织笔试，组织面试，考察，体检等一系列程序，都是由中央组织完成。而省考只是由各省自主进行，有时候几个省之间会进行联合笔试，俗称联考。然后各省自己组织面试。国考和省考的组织机构不同，国考的层次要比省考高。201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方案提出“中央组织部统一管理公务员工作。负责公务员录用调配、考核奖惩、培训和工资福利等事务。”

02 考试难度不同

国考一般固定在每年的10月份进行报名，11月下旬笔试。哪个省则有自己的笔试时间按现在的趋势，多省联考已经越来越成为平常。近年来，每年都有20余个省统一进行联考。省考是各省自己命题，除联考外，其他省份考试时间不同，有的省份分为上半年和下半年考试。

除了考试时间和不同，国考和省考的考试难度也不同。国考有自己的命题组，考试难度比较大，阅读材料中的文字也比较多。相比之下，省考的难度就小一些。

03 编制和福利待遇不同

通过省考和国考被录用的公务员，都是国家公务员，都按照《公务员法》和同一套制度管理，录用后也有统一的薪酬体系。

但因为地域范围、部门(行业)类别及单位层级不同，薪酬会有所差异。

在晋升空间上，行政执法类和综合管理类人员因其工作内容具有公共性质，人员可以流动，可以跨地区、行业交流任职，而一些垂直管理部门大多只能在本系统内晋升和调动。

原按：有一组惊人的数字：

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项目对全国一万多名初一学生进行了持续的跟踪调查。

调查显示，在初中阶段，有 61.2% 的学生受到过至少一种形式的校园欺凌。也就是说，两个孩子中，至少有一个被欺凌过。 

这篇文章由作者在对暗藏在校园中不易被发现的社交霸凌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采访后写下。

以下是正文：

01 女孩间的 “战争” 

“不守妇道”、“太骚了”……她发现总有女同学在后排议论她，笑她发育了还不穿内衣、松松垮垮的内裤边都露出来了 ——李玲

对1996年出生的李玲来说，小学分为两个阶段，五年级前和五年级后。 

五年级之前的一切都充满阳光。活泼的她是班长，也是班上的文艺骨干，经常穿着漂亮的公主裙参加晚会汇演。

她享受舞台，享受被瞩目的感觉。李玲同时还是优等生，但不是死读书的那种优等生：

偶尔也会耍耍小聪明，作业能抄则抄；她每天练琴，偶尔也会把琴声录下来循环播放骗过爸妈。

省下来的时间她会偷偷看言情小说，爱的是讲述“无邪少女追逐爱情”、”挣脱命运枷锁”的《麻雀要革命》。

 她身边从不缺朋友，男孩女孩都玩得来。

对李玲来说，受欢迎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直到2006年，她升入小学五年级，一切骤然转变。 

那年秋游，一位男同学当众向她表白。

李玲并不喜欢他，但她不知该怎么拒绝。耳边充斥着同学的起哄叫好声，脑海里全是言情小说对浪漫爱情的描写。

就这样，李玲稀里糊涂地成为了他的女朋友。

打从那以后，李玲再和别的男生说话，就会被当成“不守妇道”、“太骚了”的证据。

她发现总有女同学在后排议论她，笑她发育了还不穿内衣、松松垮垮的内裤边都露出来了。

即便离得远听不清同学的议论，李玲也知道她们在说她，因为她们会盯着她讲话、翻白眼、撇嘴、微笑。

小孩子要表现出讨厌，可以表现得很明显。

她知道有人在学校的贴吧上开了一个帖子专门骂她丑，还有人和老师打小报告诬陷她考试作弊。

李玲给所谓的男朋友写了封信，以“两人都应以学业为重”为由委婉地拒绝了他。

她认为，她犯了错，只要把错误纠正过来就好了，一切就会回到从前。

没想到的是，这被当成她是“绿茶婊”的证据。小孩子可能并不懂得“绿茶婊”的确切含义，但只要有足够的侮辱性，就够了。

五年级竞选班委，李玲竞选班长失败，又连着竞选几个班委，全都失败。她直观地了解到自己在班级的人气变化。

那年生日，爸妈给了李玲50块钱，让她邀请小伙伴一起出去过生日。从前，李玲被朋友环绕，一呼百应；如今，她连一个能一起过生日的朋友都没有。

 生日那天，李玲硬着头皮邀请了一位看起来比较友善的女生，告诉她今天是自己的生日，要不要一起去吃肯德基。那位女生去了，但李玲还是很受伤。

“我觉得我是用钱把她叫过去的，她只是为了那一餐肯德基，而不是真心为我过生日。”

直到大学，李玲都不愿过生日，她不相信有人会真心祝福她生日快乐。

今年，26岁的她看到《女孩们的地下战争》这本书，她才意识到自己经历的是校园欺凌。

02 只有孩子能看到的幽灵

2002年出版的《女孩们的地下战争》是第一本讨论女性欺凌问题的专著。

书的作者西蒙斯采访了曾是欺凌对象和欺凌者的女孩们，她发现通常女孩不会像男孩那样，用直接的攻击语言或行为来发泄不满。

女孩倾向于采用隐性攻击的方式来攻击对方。

女孩会悄悄地使眼色、传纸条、散布谣言，用小动作为难其他女孩，一如李玲同学的所作所为。

社交欺凌，也就是关系攻击，是女孩们常使用的隐性攻击手段之一。

关系攻击，简单的说就是故意利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伤害他人。

比如突然的冷落、爱答不理，比如拉拢小团体搞针对；

比如威胁绝交，比如女孩间经常说的“你再怎么怎么样，我就不和你玩了”等等。

也许有的家长会认为这种行为并不是欺凌，只是女孩们的社交技巧还不够成熟，长大了就好了。

但是，如果是社交技巧幼稚，对当事人所造成的伤害是无意的，也是偶发的，而李玲的同学显然是有意对她进行持续的伤害。

根据之前研究校园欺凌的挪威心理学家丹·欧维斯的界定，欺凌有三个基本特征——

权力不对等、故意伤害性和重复发生性。

被欺凌者受到的伤害是校园欺凌重要的界定标准。伤害既包括身体、财产等可见的伤害，也包括精神痛苦。

所以，李玲所遭遇的是确定无疑的欺凌。这类欺凌行为会给当事人造成巨大的伤害，却难以被老师或家长察觉。

从那时起，李玲唱歌会跑调，她再也不敢在课堂上举手回答问题。除了和同桌讲话，她回避任何和男生交流的机会。

她越想把自己的错误隐藏起来，越会犯错，越被嘲笑。

李玲的自尊完全被击碎了，她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又丑、性格又糟糕、不配被人喜欢。

没有大人发现李玲的变化。老师认为她仍是同学间的宠儿，认为李玲和已经绝交的好朋友仍是闺蜜。

事实上，曾经的闺蜜正是此次欺凌的发起人。她喜欢向李玲表白的那个男孩。

对于这种现象，西蒙斯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我立刻想起了一些恐怖电影，里面的幽灵只有孩子才能看见。

成人也在同一间屋子里，经历了同样的瞬间，却看不到周围有多少事情正在发生。

因此，如果教室里有女生不动声色地攻击他人，哪怕老师近在咫尺，攻击对象都是绝望无助、孤立无援的。

在家长面前，女孩们一如既往地阳光温柔、听话乖巧。

她们小心翼翼把阴暗的那面藏好，像个微笑机器人一样倾听、附和、点头称是。

家长一如既往地骄傲——自家女儿还是那个好女孩。 

03 欺凌不需要理由

“爱和恨会让小团体更加团结，只不过我们刚好选择了恨而已。如此简单，就决定了一个女孩初中四年的命运。”——吴韵

2013年，刚升上初三的吴韵（化名）转到了一所新学校，同学薇薇（化名）是第一个向她示好的人。

刚一下课，薇薇就主动来和她搭话，陪她一起去卫生间，中午一起吃饭。和薇薇在一起没有冷场的时候，因为薇薇会不停地说话。

跟薇薇搭伴玩了几天，一次自习课，同桌突然一脸严肃地跟吴韵说，薇薇不是什么好人，要离她远点。

吴韵不理解，在她看来，薇薇白白净净的、爱干净，学习成绩优异，除了热情到有些粘人外，几乎没有缺点。

吴韵问为什么，得到了一个含糊的回答“她人品不好”。

又跟薇薇玩了一段时间，吴韵发现班上的其他同学开始冷落她。

她才意识到那次“劝告”其实是“警告”——如果她不听话，她就是下一个。

通过观察，吴韵察觉到薇薇在班级的微妙处境。如果是人缘好的同学朗读或者翻译课文，走下讲台时一定会有人发出欢呼或者怪叫。

这是小孩间的潜规则。但薇薇下台时，没有任何同学做出一点表示，她就像被所有人抛弃了。

吴韵还发现薇薇平时很沉默，不言不语，只有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会滔滔不绝。吴韵知道，薇薇是怕被她讨厌，在极力地讨好她。

慢慢地，吴韵不再和薇薇说话；同学嘲笑薇薇时，她会跟着附和。慢慢地，吴韵被其他同学接纳了，她成了团体的一员。

有一天，趁薇薇不在，吴韵恶作剧往她的书上滴胶水。瓶里没剩多少胶水，没滴出来，但薇薇刚好回来看见了。

情绪激动的薇薇一边骂吴韵一边哭。十几年过去了，吴韵还记得当时的那张脸，白净的脸上满是泪水，嘴角还挂着讨好的笑容。

吴韵没想到薇薇的反应如此之大，她也哭了。

旁观的同学看到吴韵哭了，纷纷站起来走到她身边，替她说话，指责薇薇“太咄咄逼人了”、“她只是开个玩笑”、“她不是故意的，你喊什么”……

 “我做了错事，却得到大家的怜惜和安慰，她什么都没做，得到的却只有孤独，”

吴韵说，“想到她一个人面对我和站在我身后的同学，该有多么绝望，我真的觉得很后悔，非常的后悔。”

初中毕业多年后，吴韵偶然遇到了初中好友，又提起这段往事。

吴韵问她当时为什么大家都讨厌薇薇，好友想了想，语气轻松地说“不知道呀”。

或许原因并没有那么重要，甚至可能没有所谓的原因。

吴韵说：“爱和恨会让小团体更加团结，只不过我们刚好选择了恨而已。如此简单，就决定了一个女孩初中四年的命运。”

04 好女孩不愤怒

提到女孩间的小团体，不少人认为这是女孩的本性。

特别是在各类宫斗剧和所谓的“大女主剧”的拱托下，女性似乎天生喜欢拉小团体，热衷于勾心斗角。

女性虚伪、刻薄、口是心非、工于心计。

然而，事实绝非如此。

女孩们之所以会把关系作为武器，绝不是因为天性使然，而是因为她们缺乏处理不满、受伤、背叛和嫉妒等日常情绪的手段。

每个人都有负面情绪，每个人都需要渠道发泄自己的负面情绪。

男孩可以表现得直接，他们可以行为粗暴，可以举止霸道，甚至可以打架。“男子气概”一个词足以为男孩开脱。

女孩不行。好女孩应该是温柔的、友善的，顾及周围人的情绪。社会规范要求女孩乖巧、听话，要求女孩合群。

“好女孩”应该被喜爱，应该受欢迎，应该多说“好的”，少说“不”。

女孩们从来没学过如何正确地表达愤怒，从来没有人教过她们。

她们只学过如何不去表达，如何压抑自己的情绪，如何摆出甜美的微笑以满足家长的期待。 

在正常冲突中，两人用语言、声音或拳头解决争议，就事论事，对两人关系不会有什么影响。

然而，如果愤怒无法表达出来，如果冲突中不存在其他工具，这段关系本身可能就会成为武器。

女孩不被允许与别人大声争论，更不被允许用武力解决争议。

在把关系当成武器的同时，女孩们也清楚地意识到，直接对另一个女孩提出异议，明目张胆地违背社会对女孩行为的要求，可能会导致许多人和自己作对。

一个人过于显眼，一群人则不会。置身于团体中参与冲突，任何一个女孩都不必对自己的攻击行为直接负责。 

在团体的掩护下，女孩可以维持自己的“好女孩”形象的同时，发泄憋在心中那说不清道不明的怒火。

身为小团体的成员，女孩们确信，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自己不会被抛弃。

这更突出了关系在女孩生活中的地位。

对女孩来说，没有什么比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操场边、一个去食堂、一个人在走廊上游荡更可怕的了。

西蒙斯提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愤怒盛行之时，这些女孩什么都不想做。她们不想揍她、传播谣言或质问她，她们只想让她体验孤独的滋味。” 

压抑愤怒不仅改变了女孩表达攻击的方式，也改变了感知愤怒的方式。

这导致很多女孩压根识别不出自己的情绪，也识别不出他人的情绪，更别提如何处理情绪。 

在一个又一个小团体的裹挟下，她们伤害身边的朋友，也被朋友伤害，却根本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05 没有幸存者

“每一个女孩，不是加害人，就是受害人。没有人可以幸免。”——赵蕊

赵蕊（化名）生长在西北部的某座小城。2006年，她升入高中，这家寄宿制学校，以学习为第一也是唯一要务。

女孩们之间常出现的桥段就是谁突然不理谁了、谁不和谁玩了。 

赵蕊所在的宿舍八个人，一名宿舍长。入学没多久，舍长很快成为了其他七名女孩集火的目标。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同。

宿舍晚上十点熄灯，熄灯后有人想睡觉，有人会聊天、走动、洗衣服。舍长会维持纪律，让大家尽快安静。

赵蕊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的导火索到底是什么，可能是舍长的语气或者态度引起了女孩们的不满。

只要舍长一进宿舍，大家都默契地闭嘴不说话，让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不受欢迎。

每当熄灯后舍长大声说“XX,你不要说话了”， 赵蕊和其他舍友就会故意用更大的声音说话。

赵蕊记得，有一次舍长实在忍不住了，跑到旁边宿舍大哭了一场，诉说自己的委屈。

薄薄的墙壁挡不住舍长崩溃的哭诉，赵蕊听得一清二楚。

可当时，她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什么问题，也不理解为什么舍长会那么痛苦。

高二文理分科后，赵蕊和舍长选了不同的方向，两人不再有交集。

直到高三的一堂微机课，两人偶然遇见。由于心头说不清道不明的愧疚，赵蕊主动上前打招呼。

这个招呼“给了舍长特别大的惊吓，恨不得立刻离得远远的”。

这一幕深深地刻在了赵蕊的脑海里。

她不知道舍长反应如此之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她更不明白人与人之间关系为什么会那么复杂。

高二那年，班上转来了一位新同学。新同学家境富裕，为人热情，很快组成了自己的人际圈。赵蕊成了她们的目标。

在走廊上，新同学和小团体成员会故意撞她、捉弄赵蕊，还扬言要找社会上的人收拾赵蕊。

她们营造出的氛围让赵蕊时刻有种不安全感。

赵蕊不知道自己哪里惹恼了对方，也从没想过和对方沟通。她只是暗暗在心里祈求，求对方放过自己，让她能集中精力学习。

赵蕊从没想过向大人求助。她料想老师会以“女孩就是事儿多”的理由打发她，妈妈会说“为什么人家就欺负你一个人？你到底做错了什么？”

威胁随时在身边，却求助无门，也不知自己还要坚持多久，赵蕊用“溺水”来形容当时的状态。

直到那位女生转学离开，赵蕊才得以解脱。转学后的某天，那位女生回宿舍看朋友。就像赵蕊主动和舍长打招呼一样，她主动和赵蕊打招呼。赵蕊当时在闷头做题，没有听到，遂没有回答。

那位女生走后，舍友立马围过来问她为什么不回应。周围人热切的注视让赵蕊意识到宿舍里的其他人都在等着看好戏。

既是校园欺凌的加害人，也是受害人，回想起当年的经历，赵蕊觉得自己并不特殊。每一个女孩，不是加害人，就是受害人。没有人可以幸免。

每个女孩都在拼命保住自己的优势地位，因为女孩们知道，一旦跌下去会跌得很惨。在女孩们亲昵和嬉闹的表象之下，仿佛总藏着一些心惊胆颤。

06 怎么做都是错

十几年过去了，一群女性聚在一起仍然会让赵蕊感到心悸。

她不理解自己的行为，也不理解心头涌起的莫名情绪。

在接受了长时间的心理咨询、阅读了大量相关书籍后，赵蕊发现，自己的问题在于极度不相信自己的感受。

赵蕊从小就被教育要专注于学习，要理性。不要有情绪，不要有感受。要压抑，不要体会。

从小到大，妈妈一直向她灌输听话的重要性，一丁点反抗行为都会遭到妈妈严厉的训斥。

在家里，无论是妈妈还是姥姥，也都从来不会直接表达不满。她们也在翻白眼，也在利用其他家人向她施压。

当别人的行为给赵蕊造成了困扰，她在感到生气或是愤怒的同时，又认为自己当下的感受是错的。连自己的情绪都没法面对，更别提表达了。

赵蕊回想起当年对舍长的不满。舍长拿别人的东西从不会提前打招呼，让她和其他女孩觉得有些被冒犯。

但是，她从来没想过向舍长指出这一点，默认有不满就应该自己忍着、咽下去。

有时候，实在忍不了，她会爆发，会吼道“你别随便拿我的东西！”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没有进一步的沟通。她只发泄了自己的攻击性，却没有提出需求。

赵蕊反思，这么一件小事，两个人摊开来说就解决了，可当时谁都说不出口。她们没办法说出来自己讨厌什么。

在同女孩们的谈话中，西蒙斯发现，女孩们拒绝基本的冲突形式。

她们心中有个很简单的等式：冲突 = 损失。

女孩们一致同意，“我不能告诉她我到底怎么想的，否则就做不成朋友了。”

所以，女孩们会违心地说“我没有生气”、“我没有讨厌她”，用谎言来维系表面的平和。

这种语言习惯和行为模式维系到了成年。 

在职场上，女性微笑面对所有要求，哪怕会损害自己的权益和职业发展；

被不公正的对待，女性要么沉默，要么拐弯抹角地在小圈子牢骚几句。

她们既想成为事业成功的女强人，又希望得到所有人的爱。这被称为“好女孩综合症”。

前CNN副总裁吉尔·埃文斯在《像男人一样竞争，像女人一样获胜》里探讨了女性遭遇晋升障碍的原因。

埃文斯认为，公平竞争这个概念对女性来说就是矛盾的。“竞争不应该出现，如果出现，即为逾矩。”

所以，女性会尽力避免冲突的发生。

小时候从没有学习过该如何处理冲突的女性，成年后很难区分日常冲突和人身攻击。

无论是规避冲突，还是太过看重人际关系，都对女性的职业发展百害而无一益。

在家中，“好妈妈”无私、顾家、为家庭奉献、每天为家里的琐事忙碌，视老公和孩子为“天”。

“好妈妈”会用曾经约束自己的那套标准来约束女儿——既希望女孩们上进、为理想拼搏，又要求她们谦虚、矜持、友善；

既希望女孩们靠自己的力量闯出一片天地，又希望她们温柔、听话，在将来的某一天成为“好妈妈”。

女孩，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一切，但必须在社会接受的范围之内。

无论是“好女孩”，还是“好妈妈”，都是社会强加于女性身上的隐形枷锁。一代又一代女性被困其中，不得解脱。 

西蒙斯在写书的过程中不但采访了当事人，还采访了受欺凌女孩的妈妈们。

她发现，就算有女孩愿意向妈妈倾诉，妈妈们普遍缺乏处理欺凌事件的能力。

不但没有能力帮到女儿，不少妈妈听到女儿的遭遇，自己先崩溃了，因为女儿的遭遇触发了她们深埋在心底的晦暗往事。

她们也曾是女孩间“战争”的受害人。在她们是女孩时，她们也曾被这样对待过。像女儿一样，她们也曾那么地孤独、绝望。

在枷锁的束缚下，女孩否认自己有伤害他人的能力，这无疑进一步巩固了社会的刻板印象——好女孩不愤怒。

女孩压抑自己的负面情绪，隐于小团体中利用畸形的方式来发泄。

这又进一步加强了另一种刻板印象——女孩天生刻薄、表里不一，喜欢勾心斗角。

怎么做都是错。

07 不是她的错

被所有同学讨厌，李玲把学习当成一根救命稻草。

如果再被老师讨厌，她就彻底完蛋了。重点中学、实验班、名校、海外留学。李玲算是旁人眼中的“天之骄子”。

可过去从未过去。

有一次和外国男性友人相约去冰淇淋店，挑选味道时，对方随口的一句“Green Tea？”让她当场愣住。“我做错了什么？”“我被他看穿了？”“他怎么会知道？”……

像应激反应一样，李玲的脑海里瞬间冒出一连串质疑。对方以为自己猜对了，开心地补了句“好多女孩都喜欢绿茶口味”。

李玲的理智这才回来——他说的是挑冰淇淋的味道，不是在骂她“绿茶婊”。

在异国他乡，在英语语境下，在氛围轻松的冰淇淋店，聊天对象是有好感的男生，李玲听到“Green Tea”想到的居然是“绿茶婊”。五年级的那个小女孩仍在这里。

研究生第二年，李玲从学校的公寓搬出来，和好朋友艾琳（化名）一起住。可她没想到这成了噩梦的开始。 

李玲说起在清华北大就读的高中同学，艾琳就会说李玲学历至上，说李玲看不起像她这样“双非”出身的学生。

李玲喜欢韩国男团、喜欢迪士尼、喜欢女性化的打扮，艾琳说她“媚男”，说她是“白幼瘦”审美。

李玲是南方人，讲话有些口音。艾琳在李玲的生日会上对所有人说“你们不觉得她讲话有口音吗？”

李玲和男性朋友一起出去玩，艾琳会笑她自作多情，“人家怎么可能喜欢你？”

艾琳的所作所为让李玲感到很不舒服，但她认为，问题不在艾琳身上。她完全相信艾琳的话。

她觉得是自己太敏感了，她做得还不够好，她需要改正。只要她改好了，艾琳就不会让她难过了。

李玲又退回到了小时候，极力想满足周围人对自己的要求，却发现自己怎么做都是错。

艾琳对李玲的影响越来越大，李玲的状态越来越差。睡觉时李玲脑海里充斥着艾琳说过的话，赶也赶不走。

她痛哭、失眠、甚至萌生了自杀的念头。

好在，和小时候不同，成年后的李玲有了自我判断的能力。

为了自救，她阅读了《情感勒索》、《煤气灯效应》、《女孩们的地下战争》等心理学书籍。

她终于明白，艾琳的行为是欺凌。艾琳这么对她不是她的错。

李玲鼓起勇气向妈妈倾诉。妈妈的反应十分典型，质问她“为什么人家只攻击你？”、“你做错了什么？”、“是不是你太敏感了？”

李玲花费了好大力气才说服妈妈，不是她太敏感，真的是有人在欺负她。

妈妈终于接受她被欺负的事实，又问她“你为什么要和这种人做朋友？”、“怎么允许别人这么欺负你？”

妈妈说如果有人这么对她，她就直接一个白眼翻过去，再也不和对方讲话。

为了自愈，李玲在日记里骂艾琳，在微博上骂艾琳，把所有艾琳攻击自己的话写下来逐条反驳了一遍。骂了一年多，她终于放下了。

不过，李玲从不曾和艾琳当面对峙。她曾经想过在朋友圈里揭露艾琳的行径，不过作罢。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她不想被当成疯子。

经历了这么多，李玲终于不再揣测对方的心理，琢磨“她为什么这么对我？”、“她是不是不喜欢我？”

如果没有从对方那里得到足够的尊重，她会选择离开。

李玲觉得这是她的大收获——她终于能识别出恶意了。

恶意，不止一个女孩和我提到了恶意。

就算被欺凌得那么惨，女孩们也都是在成年之后，在受了更多伤、为了自救苦读心理学著作之后，才敢承认这个世界上有恶意的存在。

许多女孩做不到这一点。女孩们还在压抑自己的情绪，漠视自己的情绪，内化外界对“好女孩”的要求，一味地苛求自己。这正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只有列出种种女孩间存在的欺凌行为，让女孩们不再疑惑到底发生了什么，女孩们才能鼓起勇气去面对，才能在遭遇欺凌的时候告诉自己——

不是我的错！

写在后面

看完雪竹经过深入的调查采访之后写出的这篇文章，我们是震动的，也是心痛的。

我们震动于有那么多孩子遭遇过隐形的社交欺凌；

我们心痛于当社交欺凌发生的时候，很多孩子无法识别其中的恶意，以为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我们心痛于，孩子们不敢把这些遭遇告诉父母或者老师，而选择独自默默忍耐；

我们心痛于，那么爱孩子的我们，那么关心孩子的老师，却可能察觉不到静水流深，看不到房间里的幽灵。

我们希望能有更多孩子、更多家长、更多老师，看到这篇文章，希望能再次引起社会对校园霸凌，尤其是那些看不见的校园欺凌的关注。

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关注隐形的社交欺凌。

希望阳光洒满校园的每个角落，希望校园里不再有看不见的幽灵。

河南大学20岁女生彭美（化名），于5月30日病故。

她去世4天后，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第一。

与此同时，一段长达8分钟的录音曝光。

正是这段录音，引发了全国数亿人的愤怒和质疑：

杀死彭美的，不仅是脑出血，更有事关每个人生命的120急救。

01 20岁女大学生之死

时针拨回到半个多月前的5月17日。

漫长又反复的疫情，折磨着我们这片土地。

包括国家重要交通枢纽、人口密集的河南省会——郑州。

动不动就核酸检测，成了这座拥有千万级常住人口的城市之标配。

大学城，更是重中之重。

5月17日这天，河南大学郑州校区（百年老校河大，创立于1912年，拥有郑州校区、开封明伦校区、开封金明校区三个校区。位于郑州市龙子湖大学城的郑州校区，是河大新校区，2021年才投入使用），开始新一轮的核酸检测。

学生们陆陆续续都排队去做核酸。

眼看着核酸检测截止时间就到了，国际教育学院2019级的同学，发现班里的女生彭美，迟迟没有来做核酸。

中午12时左右，班长打电话给彭美，无人接听。

14分钟后，班长到达彭美宿舍，发现彭美痛苦地呻吟，浑身抽搐成一团，整个人昏迷不醒，看起来异常痛苦。

班长迅速拨打了120：“请迅速派救护车！”

14分钟后，120急救人员进入宿舍进行救治。

随后，彭美被送往郑大一附院东院区，被诊断为急性脑出血，一直在重症监护室抢救。

父亲彭先生说，在重症监护室的14天里，女儿一直处于深度昏迷状态，靠呼吸机才能维持生命。

即便如此，身为父母，还是不遗余力去抢救，只愿女儿能打败死神，奇迹般活下来。

然而，5月30日，彭美还是去世了。

永远离开了她的父母、亲人、同学和老师。

她年轻的生命定格在了20岁。

她再也毕不了业。

但，这并不是事件的全部——

02 错过的两个小时

彭美被送到医院后，她的父母立即从平顶山老家赶往郑州。

在女儿的手机里，父母发现：

早在5月17日10点30分时，彭美就曾拨打过120急救电话。

但直到当天12点20分左右，彭美的班长再次致电120，彭美才被送到医院救治。

从10点30分，到12点20分，隔着将近两个小时的黄金救援时间。

这近两个小时内，120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赶来？

如果120能尽早赶来，宝贝女儿是不是就可以躲过这一劫？

彭美的父母第一时间报警，并在辅导员的陪同下，调取了120通话记录。

8分钟的通话记录显示，早在被班长发现之前，感到身体不适的彭美，曾拨打120求救。

在脑出血极其痛苦的情况下，她用最后一丝清醒和理智，多次哭喊着向120接线员发出“河南大学，郑州，我头痛得厉害”的求救信号。

遗憾的是，120接线员没有把她的求救当回事儿。

直至最后，彭美昏迷。

120接线员还在以“我看你也没有啥病啊”的主观臆想，挂断电话。

也就此关上了一个年轻女大学生的求救之门。

写这篇文时，我认真听了彭美和120接线员8分多钟的录音通话内容。

在公安局调的录音，为二次录音，有杂音

因害怕录音被删，我还特意把这8分钟音频整理成了文字。

录音文字有点儿长，但我建议你们一定要耐着性子看完。

因为，大家看完的不仅是一个女孩最后的人生。

还有，我们120急救细思极恐的漏洞——

03 致命8分钟

为了表述的方便，我把120接线员，简称“120”，彭美同学简称“彭”。

以下内容为5月17日上午10点30分，彭美拨打120后的通话实录。

括号内的内容，是我听录音时的个人感受：

120：咋回事？是叫救护车吗？是不是叫救护车？头疼是吗？

彭：嗯。

120：要不要叫救护车呀？

彭：河南大学（痛苦地大口喘着粗气）。

120：河南大学在哪儿？

彭：郑州。

120：用鼻子呼吸，不要用嘴巴吸气。

彭：河南大学郑州校区（彭美试图用最后的清醒，说出详细地址）

120：在啥路上呀？

彭：明伦校区……

（明伦校区在开封。如果我没有了解错，彭美去年是从开封明伦校区，搬到郑州校区的。因为疾病，她的意识在清醒和非清醒之间切换，错误说出明伦校区）

120：哪个校区？

彭：明伦校区。

120：明伦校区？明伦校区在哪个路上呀？

彭：（用几乎哀求的语气，哭着说）我不知道，郑州……

120：你在哪儿？是在宿舍吗？在宿舍问一下室友……

彭：……（大口大口喘着气，听起来非常痛苦，非常难受）

120：不要用嘴巴呼吸，不要用嘴巴呼吸，用鼻子呼吸，你用嘴巴呼吸，就会越来越难受，深呼吸，平静一会儿，问一下你的同学，问一下你宿舍的室友，看学校在哪儿？

彭：郑州……河南大学……

（接下来，彭美说话声音听不太清，像是在说学校地址，而后她突然大喊一声“我头好疼啊”）

120：你宿舍有没有室友？

彭：没有。

120：你看一下你的微信位置。

彭：郑州……

120：你看一下你的微信位置……

彭：……（沉默，痛苦地呼吸）

120：不要用嘴巴呼吸，同志……

彭：（用含糊不清的语气说出了一个位置）文苑……北路……XXX地铁站……

120：什么地铁站？请保持清醒一会儿……不要用嘴巴呼吸，用鼻子呼吸，你这样，我帮不了你啊，你得清楚你的位置，我才能帮你叫救护车，你一直这样大口呼吸，不说话，帮不了你，平静一下，用鼻子深呼吸……

（彭美已经尽最大努力在说出学校和位置，120接线员一直在问无效信息，一直在说车轱辘话。）

彭：（用含混不清的词语）……北路

120：什么路？明苑北路吗？声音大点儿，听不到，对着话筒声音大点儿，你刚才不是说地铁站吗？哪个地铁站啊，同志？

彭：文苑北路……

120：文苑北路，对吗？

彭：（用清晰且强调的语气）文苑北路……

120：文苑北路是吗？文苑北路是不是？

彭：北苑……（意识开始进入模糊状态）

120：文苑北路吗？

彭：啊……啊……（哭泣声）

120：你能听清我说话吗？你能听清我说话吗？是不是文苑北路？

彭：……

120：（进入新一轮说车轱辘话的模式）你微信打开，看到位置了没有？同志，请你配合我，好不好？你这样我怎么能帮到你啊？你一直不配合，你一直都在哪儿……

这都上大学了，也都是20多岁了人了，是不是？

你平静一下，平静一下，深呼吸，平静一下，不要用嘴巴呼吸，用鼻子呼吸……

彭：……

120：（依然意识到不到严重性，开始新一轮的说教）你打开微信看见位置了没有？

你现在能不能听见我说话？

喂……

彭：……（痛苦地小声嘟囔，听不清说了什么）

120：你能听见我说话不能，你咋都没有音儿了？

你微信看到你的位置了没？你会不会用微信位置？我加你微信，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啊？

彭：……

120：我加你微信位置，可不可以啊，同志，可不可以啊……

彭：……

120：你说话啊，可不可以。我看你也啥事没有啊，咋回事儿啊，你咋老不说话啊。

我加你微信，你同意一下，给我发位置行不行……

行不行？你能听到我说话不能呀？

彭：……（陷入长久的沉默）

120：你在哪儿干嘛呢？你乌拉乌拉的，你能听清我说话不能？

彭：……（没有任何应答，已经进入昏迷）

120：你能不能听到我说话，你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

录音到此结束。

我听这段录音时，是和我家12岁孩子一起听的。

我家孩子气得满头大汗，把手连连拍到桌子上：

“120接线员净说些无用的闲话，赶紧救人啊。打120 的都是紧急求救啊，不说话就是病危了啊？接线员还在那儿自作主张让加微信，发位置……病号要是能做这些，不早做了吗？救人啊，救人啊……”

是的。

就连一个孩子，都能看出这个120接线员最致命的两个问题——

04 接线员的两个问题

这个120接线员身上有两个突出问题：

第一，不专业。

120接线员，是病人求救得第一道生门的把关员。

脑袋里要时刻有根弦：

宁可跑空腿，绝不害死人。

除了恶作剧，一般人没事儿不会打120。

凡是打120的，一律都视为情况紧急，一定要想办法施救。

通过听录音，我们可以看出：

彭美在意识还清醒的最后关头，尽力通过“河南大学”“郑州”“文苑北路”等关键信息，说出自己的位置，期待接线员能够派车施救。

让人气愤的是，由于120接线员极度不专业，8分钟时间内，7分钟都在说车轱辘的废话，而不是怎么想办法去救人。

有人可能说，彭美提供的信息不够准确，一会儿说“郑州校区”，一会儿说“开封明伦校区”，地址也说不全，120接线员没有办法。

错！

作为采访过120急救中心，也当过政法记者的前记者，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这8分钟内，接线员完全可以通过专业知识和技能，确定彭美的位置，顺利施救。

方法很简单：

根据彭美的来电手机号码，确定她的位置。

如果120急救中心无法确定，可以马上汇报急救中心领导，向警方寻求帮助。

警方根据通话的手机的信号，能第一时间锁定彭美在哪所大学，哪个校区，哪个宿舍，立即救援。

如果这样，得到及时求助的彭美，大概率不会死亡。

那么，接线员为什么没有采取措施，废话连篇呢？

这牵涉到第二个问题：

第二，120接线员对彭美病情莫不关心，只想少担责任。

但凡是个有点良知的人，听这8分钟的录音，都要急得直跳脚：“快救人啊，快救人啊！”

但这个120接线员，就像街头买菜的大妈一样，东扯西扯，一点也不着急。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她根本不在乎求助者的死活，只想着按部就班地完成领导交给她的工作。

这个接线员从始至终都按照流程办事，按照规定她不能挂断求助者的电话，所以她不挂，而她又不想救助电话求助者的责任，所以就东拉西扯等着对面主动挂断。

同时，这个事件，还牵涉到一个根本问题——

05 为何选择不救人？

如果，这个120接线员，稍微多出一点点力，哪怕彭美不是河南大学的学生，随便一所大学的学生，都理应获得施救：

只要确定彭美的位置，就马上能派救护车。

这些年，伴随大数据的完善，和我们职能部门协同大作战的配合，通过手机定位求助者的位置，应该非常容易。

但大数据救助，从丰县事件开始一直讲到现在，没有起到任何作用，铁链女没救出来不说，这次郑大女大学生也匆匆结束了她年轻的生命。

说一千道一万：

任何技术，不管先进还是落后，都是由人去使用的，技术最后到底用成什么样了，就看使用的人要做什么。是监控群众？还是挽救被害者的利益？

人间实苦，更何况操控技术的人还想让它更苦。

— E N D —

在4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1.1%，16-24岁青年人失业率达18.2%，受疫情冲击最大的上海，工业总产值同比下降61.5%。在这些数字背后，改变的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具体的、微观的生活。

我们梳理了疫情三年的上百篇论文和调查，得到了30组数据。大到疫情如何影响城市经济，小到线上教学阻碍了山东一所初中的同学们学习一次函数。曾经看似遥远的事实在敲门。我们一同见证2022，我们一同度过2022。

戴着口罩长大，儿童正在变胖

2020年，苏州市6～12岁儿童肥胖检出率15.9%，明显高于2016年-2019年最高值（12.9%）。男生比女生更受影响，可能是疫情前男生户外活动多于女生，且女生更在意体重。城市儿童比农村儿童更受影响，可能是农村儿童有更多机会在户外活动。

 相比女生，男生身体素质下降更多。

疫情期间，上海市青浦区初中男生肺活量大幅下降，优秀率下降30.1%，女生无明显变化。男、女生下肢力量（立定跳远），男生的上肢力量（引体向上）及耐力（1000米跑）下降明显。疫情期间，仅有35.33%的初中生每周参与体育活动四次以上。

学生们更学不会一次函数了。

线上教学所限，在学习一次函数（比如y=x+1）时，山东省泰山实验中学的478位初二学生中，只有14.85%的学生明确理解自变量、因变量及常量的概念，29.08%的学生“几乎不能理解”一次函数的数形结合类问题。和2018级相比，2019级学生学习一次函数更困难。

这一届大学生的前途在哪里

大学生过得更难了。

疫情期间，有71.9%的大学生生活规律被打乱，59.6%家庭经济状况变差，7.0%家庭亲密关系变差。同时睡眠质量变差，入睡时间变长，睡眠时长变短。可能是线上学习增加在床上工作学习的时间，造成入睡时间延长。  开门即取外卖的懒人生活一去不返。

疫情期间，59.94%的高校允许外卖送到校门自提，学生对此最满意。12.05%的高校设置外卖柜。也有28.01%的高校全面禁止外卖，学生对此最不满意。

成绩越好，求职受疫情影响越大。

求职受疫情影响的毕业生占62.9%，未受影响的占37.1%。受疫情影响的毕业生成绩更好、女性更多、情绪稳定性更低、本科及经管类专业的比例更高。未受影响的毕业生中，大专学历及农/法/医学等专业的占比更多。  护理也许会成为下一个热门专业。

疫情期间，78.45%的中职护理专业受访学生的职业认同感有所提升。

大家越来越现实了。

与2015年相比，2020年大学生评价工作好坏的标准中，“收入”从第四位上升到第二位。进体制内的从33.6%上升到42.9%，进外企和创业的都大幅下降。

2022届毕业生的平均期望月薪6295元，比去年的6711元下降约6%。

经济！经济！

防控措施成倍加码，是近期经济疲软的主要原因。

今年4月初，上海卡车流量只剩下3月初的15%。3月下旬以来，各地经济活动对当地疫情的敏感程度成倍上升。本土感染人数如果增加一倍，卡车流量要下降11%。

工业城市的经济受疫情影响最大，恢复缓慢，而第三产业为主的城市恢复较快。

夜间灯光数据显示，云南、四川、广东的经济恢复较快，东北三省受疫情拖累严重，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中心城市，表现出一定的城市韧性。

国际经济制裁冲击了中朝贸易，但疫情的冲击更大。

2020年中朝双边贸易额下滑80.7%，2021年1～5月下滑83.6%，为历史最低。而2020年中韩双边贸易额扭亏为盈，相比2019年增长0.3%。

惠企政策效果不够理想。

43.17%的企业认为政策效果不够显著，15.52%的企业认为没有效果。大企业惠企政策的认可度较高，小微企业认可度较低。

中小微企业死线将近。

今年2月，60%的中小微企业的现金流只能维持3个月以内，只有四分之一的企业可以维持半年以上。到5月中下旬，20%的企业已不在经营状态，13%的企业到岗人数恢复比例低于50%。  年轻人失业率历史最高。

2022年4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升至6.1%，其中16~24岁青年人的失业率达到18.2%，创有历史数据以来最高。

女性能顶大半边天

女性在疫情中发挥了巨大能量。

封控时代备受关注的居委会，其成员绝大多数是女性。以武汉为例，2019年该市居委会72.53%是女性。

很多人不生孩子了。

在北京市卢沟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019年，大专以下学历孕妇占比20.7%，2020年占比15.9%，比例明显下降，而高学历孕妇无明显变化。可能是低学历人群对新冠认识不足，更易恐慌，因而推迟生育计划。

刘畊宏的爆红有其时代背景。

对疫情感知越高的18-30岁女性，更愿意购买健身产品。因为她们发现，疫情期间宅家生活容易发生体重变化，或者损害身心健康。

女性空巢老人的心理状态相比男性更糟糕。

疫情期间，山西大同平成区空巢老人心理健康状况显著下降，其焦虑或抑郁水平明显高于国内正常人群。女性，受教育程度越低，年龄越大，经济状况越差，心理应激反应越大。

媒体对女性的报道依然存在性别刻板印象。

疫情第一年的331篇疫情女性新闻中，只有1.8%具有性别平等视角。女性通常以“负罪的战士”、“悲惨的受助者”、“不得不坚强的普通女人”和“麻烦制造者”这4类形象出现。

“希望”与失眠问题

疫情初期，人们喜欢将“希望”挂在嘴边。

疫情初期，新浪微博中与疫情相关的关键词，出现最多的是“希望”。网络情绪分布比例最高的是“好”，占比53.3%，最低的是“惊”和“怒”，占比0.77%和0.12%。“乐”占比12.5%。

北京上海的疫情所受关注显著高于内陆地区。

疫情初期，新浪微博每日疫情通报下的评论显示，西南、西北地区地处内陆，经济交通不发达，舆情较平和，受关注程度较低；北京、上海所受关注与影响显著高于内陆地区；华中、华北、东北地区情感值得分较低，网民情绪较低迷；华东、华南地区情感值较高，网民心态相对积极。

疫情显著提升抑郁发病率。

疫情初期，我国普通民众的抑郁发病率达21.7%，居家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检出率为10.0%，武汉居民抑郁状态检出率高达30.4%。

核酸采样人员同样背负很大的精神压力。

疫情常态化防控期，一家三甲医院的核酸采样人员的睡眠问题检出率38.2%，高于非疫情期间水平。已婚已育的核酸采样人员睡眠问题更大，原因可能是他们肩负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且担心家人健康受到影响。 

困于谎言，心系巴黎

疫情催生最多的案件是诈骗罪。你缺什么，骗子就骗你什么。

涉疫情罪名前三的是诈骗罪，妨害公务罪，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

疫情初期，单日最多侦破涉疫情电信网络诈骗案件762起，并出现了新型诈骗，如：虚假床位信息、虚假“献爱心”活动、虚假线上教学费用、虚假退改签、虚假直播电商培训等。

酒店没得住。

疫情爆发后，湖南省酒店平均出租率下降54.7%。疫情对连锁酒店的影响高于对单体酒店，前者员工的月工资下降43.27%，降幅接近后者的两倍。

飞机很寂寞。

在2020年4月的极端市场环境下，全球窄体飞机的封存量飙升至11159架，是2019年年底的6倍多。

人类想出门。

受访者普遍认为长途汽车风险较高，选择比例从疫情前的40.91%骤降到现在的4.55%；私家车的比例增加了10个百分点，超过90%。饮食方面，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堂食被方便速食和外卖取代。

53.6%的受访者渴望出行但并不是非常迫切，38.2%的受访者出游意愿十分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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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保研的学生，眼睛盯着保研名额，「就像集齐龙珠一样」去集齐绩点、竞赛、实践、实习；准备考研的学生，往返于宿舍、食堂、图书馆的三点一线，一遍一遍重复、刷题。

短短两句，几乎可以用来描绘「一个典型当代大学生的本科生活是怎样度过的」。

近几年，以「读研」为目标的大学生越来越多，这样的状态也变得越来越普遍。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为457万，比2021年增长80万，而在2012年，这一数字仅仅是165.5万。这背后，是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以及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大学生活因此变得紧张、紧凑起来。

同济大学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俊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疑问：为什么很多大学越来越像高中了？

李俊是一位80后，1999年读本科。那时的大学尚未「卷」起来，保留着自主探索的时间和空间。在那里，原本在物理系的李俊接触了教育学，然后读研、出国、到同济任教，慢慢从一名理科生变成了人文社科的教师。

有自己的经历作为参照，也有教育学的理论支持，李俊觉得，理想的大学生活，是有「闲暇」的时间，有更宽松的氛围，有伙伴，有碰撞，有公共生活的熏陶。但这几年，在和学生的接触过程中，李俊「有点出乎意料」：怎么现在大学生竞争这么激烈，学习的压力越来越大？

李俊把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记录了下来。他给出的答案，关于现实环境的变化，也关于过去教育经历留下的烙印。以下是李俊的讲述——

1

现在大家都觉得，大学是「内卷」的重灾区，而且这几年也是越来越「卷」。关注到这个话题也有好几年了，最近待在屋里，就想说写一写。

前些年里，首先是跟自己的研究生聊，后来是跟学校里的本科生聊，再后来可能是因为关注学生的东西多了，B站推送了很多类似的内容，所以也看到一些视频，就有越来越清晰的印象。

他们给我的直观感受，很多本科生「很要强」，努力学习各种课程，争取在考试中获得好成绩，拼绩点；或者参加各种活动和竞赛，争取获得奖项和头衔，拼荣誉；或者投入更多的时间准备考研，拼将来的学历。而关于考研，感受最明显的就是把时间完全分配在上面，一天十几个小时。大家会开玩笑地说时间管理大师，比如说上午学专业和高数，下午学外语等，规划很清楚。更宏观的，比如说要保研，这个暑假在某个大机构实习，另外一个寒假在某个机构实习或者攒经验，也是规划得特别清楚。

有一个同学这样描述，进了本科之后，考研就像是一种正常或者常规的状态，不考研反而有点不太正常的。而且考研的同学有点互相抱团，大家会在一起，是互相鼓励的，因为目标一致，我跟一个不考研的人在一起，对我而言实际上是动机上的动摇。

也有同学提到，自己因为保研失败，状态是比较糟糕的，对于信心是很大的打击。跳出来看，整个大学的氛围就是这样的，就像公司里有KPI有绩效，哪怕是大学老师，涉及项目申请、文章发表和职称评聘等，没有成功也会影响自我评价，自我评价多多少少是跟外在的评价联系在一起。客观来讲，学生时代的确经验不够丰富，很容易因为外在塑造形成某种状态，保研、考研失败，就像高考失利带来的打击一样，会产生自我怀疑、自我否定。这种对人的单一维度评价造成的影响和困扰，对老师和学生其实是差不多的。整个环境没有给他足够的空间让他去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这两年在互联网也看到很多，比如有个学生一边骑着自行车，上面还放着笔记本在跑数据；还有很多人分享自己的经历，每天都是学习、睡觉、吃饭，三点一线，大量的笔记、公式、历年真题、模拟题……

还有一个学生分享自己「五战考研」的经历，最终「人生停滞的这五年，彻底放下了」。她说：「考研这个大的趋势……我努力的程度，跟不上日益上涨的分数线。至此我终于明白，我的努力不足以匹配我的梦想。」

我还专门跟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也做了访谈，他表示，这四五年来，整个评价体系和规则肯定是越来越清晰，必须要有很清楚的规则，如果规则不清楚，学生会说我凭什么不能上？凭什么是那个人？最后各个方面都推动着规则必须制定得更清楚，比如成绩、荣誉、社会实践等等。

同时，规则清楚的情况下，就有可能会造成：我就看那么几个东西，那几个东西就成为评价时最重要的东西。学生越来越重视，规则越来越清晰，二者其实是互相推动的。

比如选课上，学生们早就已经发明了「水课」这种词嘛，就是好刷成绩、好刷分的课。说老实话，客观上也会推动我们老师在打分上稍微高一点，因为有些选修课要吸引学生选。

另一方面，比如在参加活动上，可能目的性也会更强。这些信息除了来自学生，还有来自社会上工作的一些人。我有个朋友是公益组织的项目主管，到他那里实习的有名校的学生，聊天的时候我们都感慨，现在的年轻人「攻略化」的味道越来越强，比如想出国，要怎么弄，用北方话讲就是「门儿清」。可能第一重要的是成绩，第二个需要某些机构的实习经历，第三个什么样的推荐信，第四个是额外加分等等，就像集齐龙珠一样去集这些东西。

2

了解到这些情况，开始的时候我是有点出乎意料的。我读大学是1999年，二十多年前的事情，那时候我们比较松散，但到现在这几年发现，咦，怎么现在大学生竞争这么激烈，学习的压力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外在的变化在推动他们，比如大学生数量确实在增加。我们研究职业教育的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也跟很多企业在聊，某些职位确实不需要那么高的学历，实际上只要学的知识能力扎实，大专生完全可以应对，但现在供需关系在变化，大学生越来越多，学历「通货膨胀」，这些岗位已经收到研究生简历了，那我为什么不要呢，最后就是水涨船高。

无论是机关事业单位，还是大国企、央企、大型机构，肯定要挑更好的，在无法清楚探知到人的能力的情况下，学历是一个比较好的指标，学历之外甚至再搞名校、211、双一流这种，再加码。

另一方面经济确实也有影响，本来互联网企业还提供了很多好岗位，很多民营企业岗位还不错，但这两年，企业招人更谨慎，学生们看到的好岗位，都越来越倾向要研究生，那学生也没办法。

我本科上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当时大部分同学本科时没有想到考研，而且那时候我们能找到的工作，客观来讲确实更好、更容易一些，比如我当时的同学，有很多本科毕业去了上海的重点高中，现在的话，招聘条件起码是要研究生，而且是要成绩比较好的，所在学校也要比较着看一看。

我在B站看到过有一个男生自称「985废物」，介绍自己时说：人在上海，985经济系，保研失败，没去考研，没钱出国，找不到工作，写不出毕业论文但马上要毕业的废物……他说他去参加大厂面试，是全场学历最低的，也是组里唯一的本科生。

所以，有了这些门槛的要求，学生也就去往这个方向努力了，考研获取更高的学历这种选择就变得越来越主流，路径越来越清晰。

实际上某种程度上学校也是鼓励这种氛围的，鼓励大家往那个方向去。这也不是新兴现象了，虽然不能仅仅责怪具体的学校，但客观上确实有一些学校在打造这样的「考研工厂」，也有地方想要去打造这种考研产业，把人聚集过去，带动一些产业的发展。至少和我们理想当中的高等教育是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这种状况的形成，除了大学生数量增加和就业形势的变化等原因外，大学生们过往所受的教育也有重要的影响。

绝大多数中学阶段的学子都将「考上某一层级的高等学府」设定为自己的目标，将饮食睡眠之外的绝大部分时间用于规定内容的学习上。为了帮助学生投入更多的精力学习、更好地应对激烈的考试竞争，学校、教师、家长和学生个体都强调勤奋和努力的积极作用，并在此过程中赋予「为确定的目标而勤奋努力」这一品质以极高的价值；与此同时，则尽可能地弱化青春期学生自由探索的尝试，让其将时间和精力聚焦在考试所规定和要求的方向上，以避免对成绩造成负面的影响。

在这种教育体系下，大学常常才是学生真正的自由探索的开始。但进入大学之后，高中阶段形成的学习和生活方式会继续影响和塑造着大学阶段的学习和生活。

读大学之前的目标已经实现了，可能有些人到了大学就比较放松，玩游戏或者完全放松掉，确实是不少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许多人延续了高中的方式，接受和服从周围多数同学共同选择的、同时被主流社会和家长所认可的路径——读研。

我也没有严格的证据的支持，但是我感觉到，过去若干年的这种环境下，后一种情况在增加。

于是，许多人习惯性地延续高中阶段的学习方式：给自己设定清晰的目标，按照已有的攻略，将大量的课余时间用于规定内容的学习。在此过程中，以知识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追求更好的成绩、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而非综合能力的成长等高中阶段形成的态度和价值也得到延续。大学学习本身的意义，被化约为达到下一步目标的手段，「从竞争中胜出」代替人格形成和人生路径选择，变成了最主要的目标。

其实那两种状态，无论是长期紧绷之后彻底松掉，还是说继续紧绷这个弦，我觉得无论于个人，甚至对于我们这个社会，都不是最理想的。社会发展要创新，要突破，产业要升级，科技要发展，我觉得是需要更多的年轻学生能够在大学期间去自由探索的，基于好奇心，基于自己的禀赋，主动的状态应该是更好的。

尽管高中之前没法控制，但在大学应该自己找找方向，觉得自己喜欢这个东西，觉得认可的也适合自己的思维方式，适合自己的禀赋的，那我努力学习是很有动力的，也知道将来要做什么，或者有个大体的方向，觉得学习过程是有趣的，是不断地有好奇心驱使的，这个应该是好的状态。

找到一个更加适合个人禀赋、偏好、兴趣的目标并实现它，需要投入许多的时间和精力，而此前的教育并没有教给他们相应的方法和路径。不仅如此，以前可能会有稍微多一些学生，来找找看我适合做什么，不像高中那么「勤奋」了，但有多一些自己的思考，多一些自己的探索，而现在，学生们的外部支持更少，更加个体化的、综合的个人成长与发展，逐渐让位于激烈的、同质化的竞争。

3

我们的高中学习有很大的一个弊病就是重复学习的时间非常多，现在很明显这种情况也在延续到大学期间。正常的良性的学习，是认知的疆界不断地往外拓展。在已有的知识基础上提高，从教育心理学上讲，我学的新知识和我已有的知识是有机联系的，在未来的工作中，无论是做工程师还是做科学家、做研究人员，依然不断突破已有的边界，触及前人没有触及的领域，再往前探索，而不应该是一个对已经学过知识的简单重复。

对已经掌握的知识重复地投入太多时间，可能对学生的好奇心产生负面的影响，并破坏他们探索新知识的能力、逻辑判断和推理能力以及创新能力；同质化的竞争对几乎所有学生都构成了额外的压力，焦虑情绪日益蔓延，大学生发生心理问题的现象愈发广泛、程度愈发严重；与此同时，许多学生对于大学及自己未来的发展感到迷茫和困惑，一部分毫不思考地投入疯狂的竞争，也有部分学生选择「躺平」，退出这种内卷的状态。

除了这种「卷」，另一方面就是纠结，越来越明显：竞争已经这么难了，我怎么办？考研分数线这么高，怎么弄啊？

我们专业没有本科生，但我给本科生开了公共课。在和学生接触过程中，我会有意识地问，你们是怎么「卷」的？你们怎么看这个事情？几年之后，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很普遍。而且我在课上会让他们写下来，在这门课上你最希望了解到什么？很多人的问题都是：要不要考研？这是现在很多学生非常纠结的问题。

这些确实和我当年读大学时的氛围有所不同了。我成长在一个小城市，湖北十堰，不过从小学到高中，基本上都是当地比较好的学校。读高中的时候，主流的选择就是理科，我以前物理还不错，考大学上的华师大的物理系，那时候已经有兴趣了，可以说是立志当物理老师。

但是到了大学之后，我意识到自己的数学是不行的，物理也不是自己最擅长的领域，自己对于人与社会的兴趣超过对机器和数字的兴趣。

对教育感兴趣其实是建立在对自己之前接受的教育的反思上面。高中是那种压力很大甚至有些压抑的状态，天天学习很辛苦，晚上上晚自习上到很晚，只以成绩作为评价，那时候就在想，什么样的教育是好的，我需要变成什么样子。

那时候的大学还保留着一些「无用」的氛围，有很多的公共生活。我们在宿舍经常开卧谈会，跟同学不知道争论了多少，面红耳赤。

确实是有「闲暇」的状态的，我当时还写过一个「华师大后门」的东西，其中有一段说：我在刚到华师大没多久的时候，时常跟着同学到后门买花生和瓜子吃，一路吃一路聊。由于受到高中时候炼狱般学习的影响，开始的时候我还纳闷于大学生活竟会如此悠闲，总有些负罪感，逛着街却还想着是不是应该去上自习。然而后来这种愧疚感逐渐消失，一方面摸清了大学学习的底细，另一方面却也喜欢上了这样闲逛的感觉。那时候读罗素，读到他对于闲暇的赞许和肯定，我也开始以哲人的言说作为偷懒的借口，慢慢习惯于懒散地应对学习。直到现在，我仍然相信，后来改读文科，至少有一半的功劳是要记在那时候的闲逛以及看闲书上面的，另一半应该是记在学府之内听到的一些杂七杂八的演讲上面的。

因为是师范大学，人文社科也比较全，那时候就听了很多讲座，包括清华、北大的一些知名学者来讲座，还有很多学校内部的讲座。

还有充足的时间和机会看闲书，可以去图书馆借书，那时候学校里面实体书店也很多。我认为实体书店是个很好的地方，你去了之后，不知道会翻到什么书，现在的网络可能能让你刷到很多，但我们都知道是有大数据的推荐的，书店不一样，翻翻这个，看看那个，发现有意思就拿回来、买回来看看，可能10本书，有3本书感兴趣，但这3本书慢慢就拓展成这个相关领域的30本书。在书店还常常可以见到学校里的一些年长或年轻的老师，有时候还会遇到曾经听过演讲的老师，这时我会偷偷地关注一下他们在看哪些书、会买什么书。

我当时就看这些东西，很快意识到自己对教育感兴趣，所以考研读了教育。后来慢慢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做这个事情是比较愉快、比较放松、比较有动力的，直到现在仍然是这样的。当然工作当中都有不顺心的时候，但是总的来说，我在做的事情，读书、写作也好，和学生交流也好，我是有动力和好奇在的，也是比较享受、愿意去做的。

就像许纪霖老师在书里写的，「现在的大学竞争的氛围很浓，为了出人头地，名列前茅，都将同学当作竞争对手严防死守……但一个学生的健康人格，是需要在公共生活里面熏陶出来的，是从同学的互相交流中获得的。」

我非常认同，大学应该是一个年轻人之间互相交流、碰撞、思考的地方，甚至有的学者会说有没有老师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年轻人在那边学习，在那边共同生活、共同探索。杜威好像也是这么说的，教育就是生活，学生就要逐渐进入公共生活。

而且，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应该以一种更加开放、更加多元的眼光看人和人的关系，我觉得那种你输了我赢了的「零和博弈」的思维是不好的、不利于个人成长的，但在当下，因为名额就那么多，同学们受环境的影响，看待人际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难免受到这种零和思维的影响。

4

像前面所说的，大学常常才是学生真正的自由探索的开始，但如今，大学变得越来越像高中。他们还没来得及审视自己的兴趣和禀赋、没有认真思考未来的诸多可能性，就被裹挟进入激烈的竞争之中，而到了研究生，忙着考公务员、进大厂……总之，一路被他人安排着走向一个既定的目标，方法机械单一，无需思考。就像我访谈的一位同学说，因为争取保研，「想要的太多，真正安心学习的时候很少」。

客观来讲，有一部分大学越来越像高中，但也有一部分高中越来越像大学。那些高中名校，比如北京的人大附、四中，上海的格致中学、上海中学，包括全国各地那些领头的学校，他们的学生在中学阶段已经能够有更多的探索了。

但他们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是一定意义上有「入场券」的人，而且大家的入场时间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高中就已经入场了，但有的人上了本科还没有入场。

从国际来看，社会经济条件对此是有影响的。像北欧国家，芬兰、挪威、瑞典、丹麦，他们的情况客观来讲就不太一样。下一代的教育成就和家庭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是比较弱的，基础教育的「筛选」功能比较弱，这是非常重要的北欧的特点。大家都上一样的学校，学校之间的差别也不大，整体保证一个均衡且比较高质量的教育。

十几年前，我在德国科隆大学读博，现在也主要研究德国的职业教育。德国其实不像北欧那样，德国有这种问题，家里面条件好的，能够上更好的学校。但德国的高中生，还是有大量的时间，能够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们的中小学生，很多时候下午是不上课的。有更多的时间、精力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精神压力确实要小很多。

从许多方面看，中国人和德国人都非常勤奋，在两个社会中，努力工作都是受到高度认可和嘉奖的价值观，并且在中国和德国都常常能看到、听到一些人勤勉努力地工作、为了事业拼搏奋斗的事例，但总觉得这里面有一些细微而内在的差别，我的感觉是，他们的勤奋里面，因为「我喜欢这个东西而勤奋」的成分稍微多一点。

德国的教育学，包括职业教育学，他们在激励学生的兴趣，在尝试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激励和推动学生更加主动、更加积极地学习。

有个读博时候一起玩的年轻人，他高中毕业之后根本就不读大学，在外面晃了好几年，比如徒步到西班牙去。我以前在上海的时候还碰到一个德国的年轻人，高中毕业之后到中国来待了几个月，这种很多的。

有个朋友当时从加拿大到德国交换，读的脑科学，她就非常喜欢，包括研究人脑、人的意识，还有人的学习、成长，不光是从科学的角度，也会选修一些哲学之类人文课程，那时候我们在一起聊就特别愉快。

还有一个人，是做弗拉门戈吉他的。他非常喜欢做吉他，而且就是以这个为职业。我去他的工作室跟他聊过，还看过他的表演，你能感觉到他对这门手艺的热爱，包括对质量的追求，哪里做得好，怎么样做得好，什么样的好，聊起来眼睛放光。

我以前曾在一篇文章中探讨过这一点：我们的社会中也比较缺少对事物背后秘密与原因的纯粹智识上的兴趣，在很长的时间里，一方面，「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那些「劳力者」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他们在手工制作等领域的探索与努力较少得到社会的认可，也很难让他们进入社会上层，从而很难对更广泛的人群产生物质及声望上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即使对于「劳心者」而言，知识本身也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知识所能带来的「千钟黍、黄金屋、颜如玉」；我们缺少探究的好奇，不太关注事物背后的奇妙奥秘，反而更加认可社会与人际关系意义上的能力与学问，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作为一个研究者来看，不光是看学生，也看我们自己的成长。我觉得一个人能够更可持续的、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的成长，应该是更加追随着兴趣和禀赋去自由探索地成长，因为这种内在的动力更足，过程可能也更愉悦，同时他努力的成本也很低，这个非常重要，比如我就是喜欢我这个专业领域，那我会看很多书，我看书的时候不是很费力的，甚至可能比打牌、玩游戏更舒服，那自然就是更好的。

如果一个人仅仅是因为外在的间接的兴趣，比如因为这件事带来的功利的效果而去做，取得的成就也好，往前走的程度也好，自然会少一些。孔子就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我觉得这是教育上或者人的成长比较基本的规律，未必是永远如此，但是常常如此。

我家小孩现在小学三年级，作业也还是比较多。作为家长，是比较纠结的，一方面我们了解好的教育的重要性，不会很鸡娃，但也知道，在当下还是希望孩子的成绩好一些，很难完全按照自己的想象和期望来教育孩子。对于我们而言，当下选择相对主流的方式，是更大的可能性。

有时候会感慨，自己当年学习比较辛苦，但没想到年轻一代的学生学习压力更大、竞争更激烈。会觉得，怎么是这样子的？但现在的「时代精神」好像就是这样的，就会不断地往前压、往后延伸。 家长能做的，可能是提供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当然不一定说要对整体的体系走反方向，但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者意识到这种竞争的压力会对小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这样的前提下给他提供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带他一起玩，一起看看片子，或者跟他对话，帮他消解一部分压力，保留一些自由探索的空间。

3月8日晚，女高中生黄丽（化名）请假离开学校，在行至广西贺州市贺江灵峰大桥时，她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刚满16岁的生命。

据事发地监控视频显示，当天晚上20时35分，黄丽到达灵峰大桥时，将书包放下便直接纵身跳江。两分钟后，附近群众向贺州市公安部门报警。

黄丽的母亲李女士（化名）在接受九派新闻采访时回忆，当晚，女儿打电话来说身体不舒服想请假，班主任遂让一名女同学陪着她就医。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女儿没有消息，班主任却打来了电话。班主任问她有没有联系到黄丽，她说没有，之后，两人尝试给黄丽打电话。“8点半左右，（黄丽手机）就已经关机了。”李女士说，她不停地打电话，后来终于打通了，是派出所的人接的，让他们快点过去，说女儿落水了。

经公安部门法医机构鉴定，黄丽身上无外伤。经进一步尸体检验，结合其他调查，查明其死因为生前溺水，排除他杀可能。

李女士称，女儿的尸体被打捞上来后，公安部门让黄丽的父亲去录口供，并告诉他，这是事件不是案件，不宜立案。

在贺州市教育局的组织下，黄丽家属曾与其生前就读的贺州现代中学进行了多次调解协商，但双方均未达成一致意见。“学校说，出于人道主义，给我们五万。”

李女士告诉九派新闻，女儿的书包里放着一封遗书。据李女士提供的遗书照片显示，黄丽写道，“可能是我的内心不够强大，也可能是因为多次有过这种想法的原因，导致我做出这样的决定。”“上初中开始我就觉得人性是多么的恶心，在厕所被水泼过，被无数人嘲笑，骂……”

此后，黄丽在遗书中提及了8名同校学生，写道，“请你们永远记住，今天我因你们而亡，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你们对我的所有辱骂，所有侮辱，总有一天会得到报复。”“爸爸妈妈，我对不起你们，可是我真的撑不住了。”

李女士表示，自己的诉求很简单，就是想知道是什么导致女儿走上这条绝路的，遗书中提到那几名同学和女儿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5月27日，贺州市教育局发布一则通报。通报内容显示，经调查，3月8日当晚，黄丽与某同学发生口角，未发生肢体冲突，随后称病请假外出。经警方调查，其在校期间未遭受过辱骂、殴打、欺凌等情况。此前，警方未接过该校学生受到欺凌的警情，学校也未曾发现黄丽有遭受欺凌的情况。

事件发生后，教育局多次组织学校与黄丽家属进行调解、协商，但因家属不断提高补偿金额，导致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在3月10日、3月25日、4月17日、4月28日、5月6日等5次调解、协商的基础上，教育局于5月23日再次组织家校双方开展调解，司法、公安等部门及律师共同参与。在调解过程中，由于黄丽家属突然再次大幅提高补偿金额，导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1】遗书：列举八名同学名字

在遗书中，黄丽写道，“在我记事时开始，我就感觉这个世界的不公。”

李女士告诉九派新闻，女儿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她的身世有点特别，她是自己和前夫的孩子。李女士和前夫没有感情，在女儿一岁的时候分开。为了生计，她把女儿托给母亲照顾，自己一个人去了广东打工。

在女儿四岁的时候，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两人结婚。现在的丈夫很疼爱女儿。“我老公说，女儿从小没有父爱，他要把全部的爱给她。”李女士说，也因此他们没有再要其他孩子。“她和我老公很亲，就连上学时痛经，她都是打电话给爸爸，叫爸爸带他去看医生。”不仅如此，女儿有时候大大咧咧，回老家不记得自己的月经期，爸爸还会提醒她带好卫生用品。

李女士说，女儿在他们面前报喜不报忧。遗书中，黄丽表示自己自初中开始就有人在厕所里向她泼水，还曾遭受过辱骂。对此，李女士表示，女儿在学校不好的经历，他们都是从学校那边得知的，包括被人在厕所泼水那件事，“每一次我问她，在学校怎么样，她都说，挺好的，不用担心。”

女儿偶尔也会在她面前表现出不开心的样子。“她有几次跟我说，想换掉自己的血，我问为什么，她说因为这是她父亲的血，她不想要。”李女士表示很自责，“可能是我灌输了很多她亲生父亲对我不好的事情。”

黄丽轻生后，李女士整理遗物时，在女儿手机的相片中看见了一个截图，显示的是学校对黄丽与某某恋爱的处理通告。这事情发生在2021年10月份，学校打来电话，说让黄丽的家长过去一趟，李女士的丈夫去了。女儿回来后和他们认错，“我跟她说，谈恋爱这种事情对你有害无利，她说知道。”

这之后不久，李女士问女儿有没有再和那个男孩子联系，女儿回答说没有了。“但是今年她过生日，我看她发的视频，那个男孩子给她买了蛋糕，陪着她过。”李女士和丈夫在贺州昭平县务工，不在贺州市区，平常女儿寄宿在学校。“她的最后一次生日，我没有给她过。”李女士表示很遗憾。

女儿出事后，李女士看到有一个账号一直给女儿的手机发信息，就是那个男生。他还用别人的账号给李女士的手机发了一条短信，自称是黄丽的同学，问黄丽怎么样了，有没有好一点。李女士联系上他，告诉他黄丽出事了。

他告诉李女士，出事之前，他看见黄丽在座位上哭。他问黄丽为什么哭，她没有告诉他，只是哭。男生说，想看黄丽最后一眼。在征得父母同意后，他的母亲和妹妹同他一起陪了李女士两天。

李女士问那个男生，知不知道黄丽为什么事情走上这条路，在学校有没有受到什么欺负？他回答说不知道。

【2】母亲：女儿体贴懂事热爱运动

在李女士的描述中，黄丽是一个“不可能会突然轻生”的小孩。

她热爱运动，尤其喜欢篮球和田径。上学时，曾在校级运动会上得过许多田径项目第一名的奖状。加入学校篮球队没多久，她就成为了队长。星期五和星期六不用上晚自习的时候，她经常和同学约着出去打球。“那个队伍还去南宁参加比赛，比赛的时候她还扭到脚了。”李女士回忆。

初中时，周六周日没有早自习，黄丽会早起跑步。李女士和丈夫上班的工厂旁边有一个体育场，“我们还没起床，她就去跑步，绕着那个体育场转圈。等到我们准备出门上班，就看到她一身的汗在往回走。”李女士说，她和丈夫是7点半去上班，估摸着黄丽是6点左右起床去跑步的。这样的习惯她坚持了整个初中。

李女士称，女儿体贴懂事。小时候黄丽由外婆带大，“我们老家那生活条件比较困难，想买一点东西要走好远。下雨天的时候她会自己拿一个大雨伞走在前面，遇到有水坑的时候，她都会说，外婆你小心一点，这里有水坑，别摔跤了。”李女士说，那个时候的黄丽还不到四岁。

知道爸妈上班很辛苦，黄丽会在家做好饭菜等他们回来吃。快下班的时候，女儿总是会打电话来问，妈妈今天想吃什么菜？妈妈，你要什么时候回来？“现在我们永远也接不到这样的电话了。”李女士声音有点哽咽。

黄丽在父母身边总是有很多话要说，上初中后，还经常抱着被子来爸妈的房间，想和他们一起躺在床上看电视，说自己不想一个人睡。她尤其和父亲有说不完的话。自从黄丽去世后，李女士有时看到丈夫来到女儿的房间，蹲在地上抽烟，边抽边掉眼泪，吃到女儿喜欢吃的菜，他也会落泪。李女士则是整宿地睡不着，夫妻俩都想不明白，为什么当天晚上聊天还正常的女儿会突然轻生。

【3】教育局：对生命逝去深感惋惜

对于此事，派出所的办案民警表示，这件事不属于案件，是事件，不宜立案。如果家属需要文件起诉，他们都按照程序，依法提供。

2022年5月27日，贺州市教育局就此事发布了一则通告。

通告内容显示，2022年3月8日当晚，贺州市某高中一学生黄某在晚自习期间，以脖子过敏为由向班主任请假外出就医。班主任在电话征得黄某妈妈同意后，安排同宿舍女同学王某某陪同其到医院看病。黄某和王某某一起于19:52离开学校前往医院。到医院大门口后，黄某称其脖子没事了不用进医院，并以去见一朋友后再返校为由，撇开王某某。20:37，贺州市公安部门接到群众报警称有人在贺江灵峰桥上跳江，及时出警并组织救援。警方从其现场遗留的遗书中确认黄某身份，通知其所在学校派人到现场参与处置。

关于黄丽跳江及遗书提及的校园暴力问题，教育局回应称，法医鉴定后排除他杀，黄丽的死因为溺水；经调查，学校和警方均没有发现其生前曾遭受过霸凌。

通告显示，经调查，3月8日当晚，黄某因嘲笑某同学，引发两人发生口角，未发生肢体冲突，随后称病请假外出。根据事发地监控视频显示，20:35黄某行至灵峰大桥直接纵身跳江溺水死亡。经警方调查，黄某在校期间未遭受过辱骂、殴打、欺凌等情况。此前，警方也未接到过该校学生受到欺凌的警情，学校方面也没有发现过黄某遭受欺凌的情况。

贺州教育局表示，对该事件发生深感痛心，对生命逝去深感惋惜。下一步将继续协调有关部门，共同引导黄某家属通过法律途径依法依规解决问题，相关进展情况会及时发布。

李女士表示，自己和丈夫都已经四十多岁了，自己因为身体原因也不能再生育。

网友评论：

网友1：可怜的孩子，校园暴力者应被绳之以法

网友2：校园霸凌是许多人一生的疼，强烈要求政府、社会多多关注校园霸凌情况，严厉打击校霸，还校园一个宁静，让每－亇学生都能健康成长

网友3：校园霸凌是一直存在的。有几个受到欺凌敢于报告老师或家长的。只有一直忍受着，终于忍不了了，出事了。

网友4：就是因为学校怕出丑，遮遮掩掩，导致了那些施暴者更加肆无忌惮，这些只顾乌纱帽却没有管理能力的废物，连校园霸凌都不敢面对

“九日重阳节，开门有菊花。不知来送酒，若个是陶家……”

星期三晚上八点半，一个潮汕小乡村里，还传出阵阵读书声。

在一座两层高的小旧屋里，授课老师用普通话带读一遍，随后又换潮汕话带读一遍，跟随她朗诵古诗的，并非学龄的孩子，而是一群已经迈进中年的农村女性。

这里是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览表村，览表图书室二楼由四名工作人员操办的新女子夜校。每周一、三、五的晚上，村里和周边的中年女性来到这里，拿起一辈子没用过几回的铅笔，一笔一画地模仿黑板上的字迹，诵读着朗朗上口的诗词。  近日，南都、N视频记者来到览表新女子夜校，倾听夜校背后的故事。

八年前，十来岁就辍学外出打工的潮汕女孩吴利珠回到览表村，设立了览表图书室，而后再办起新女子夜校。至今已帮助约270名农村女性回归课堂。

在这里，有人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有人在卖菜时能用上普通话跟客人沟通，还有人收获了同学友情。

新女子夜校摸索出来的经验，为农村女性带来新的启发，接受教育意味着有更多选择权。吴利珠说，如果其他村镇有需要，她愿意前去协助开办夜校，希望能让更多姐妹从中受益。

重新“认识”自己

46岁的李摇猜把儿童诵读教材摊开在书桌上，口中跟着19岁的老师吴瑶儿发音朗诵，眼神却在课本上迷茫游走，不知道自己读的内容在哪。当天值班的助教林楚玲发现她的困窘，走上前向她指出正在读的部分。

因为讲惯了潮汕话，有学员在老师带领下仍然没法用普通话清晰发出部分字音，引来哄堂大笑。笑声还未完全落下，吴瑶儿用手中的小竹条敲了敲黑板，课堂很快又回归秩序。

在过去，女性读书并不被当地人视为必要，到了十来岁可以做工的年纪，便需要外出打工或留在家里干农活。

李摇猜说，“小时候家里穷，只能供两个弟弟读书，我就没得书读”。2021年下半年，她来到新女子夜校，和村里许多同龄女性一样，她不识字，也不会讲普通话。

每堂夜校课前，学员都需要在教室后方墙上的签到表写下自己的名字。郭赛吟第一次签名时就把“郭”字写成了“享”字，发现后又把右耳旁补在了“吟”字后面。

老师林楚玲说，当地人在称呼已婚女性时，不总是直呼其名，而是称之为某某嫂、某某家老婆、某某人的妈妈。但在夜校里，她们不再是被其他身份盖住的人，而是摇猜、赛吟、美贞、美莲……“每次夜校课程，我们都要求签到，是在提醒大家有自己的名字，要记住自己名字怎么写”。

夜校课程从晚上八点上至九点半。每堂课学员们会学一篇诗词或童谣，再从中摘出5个生字重点学习，到了课程后半段，则练习书写当天所学的生字。

临近下课时，吴瑶儿用手机播放邓丽君演唱的《我只在乎你》，这是她们此前在课上逐字逐句学过的曲目。学员卢美莲一边在田字簿上抄写当日的生字，一边跟着哼唱。当晚的课程就在音乐中结束。

晚上九点半，览表村漆黑的巷道里响起摩托马达的轰鸣声，学员们陆续骑车回家。但老师的工作没结束，几位老师需要将黑板上的内容录制成认读视频，发到夜校微信群里。

实际上，群里约有40位学员，因教室空间有限，夜校每个学期只能让15人来现场上课，其余人则在微信群里对着每堂课的视频自行学习。吴瑶儿说，学员们很好学，一到点就会有人在群里问，“今天的课程视频呢”？

锁上图书室木门时，已是夜里十点多，几位老师才各自回家。

生活逐渐改变

微信朋友圈不知道怎么发、银行取钱需要能签名、到城里去要会看路牌、孩子学校的文字通知看不懂、作业要家长签字、就连卖菜也得会讲普通话……这些年，览表村的中年女性们在与外界逐渐频繁的交际中，愈发感受到没文化、不识字的困扰。

李摇猜在当地批发市场卖菜，附近工厂的外地人常来光顾，有人用普通话问卖的是什么菜，她咿咿呀呀说不上来。“菜名我都知道，但就是听不懂他们说什么，自己也不会说。”李摇猜边笑边摇头，她意识到，想做好生意就得学会普通话。

干惯农活的郭赛吟对自己第一次到夜校上课的情景印象深刻。她说，对着还没有自己手指头粗的铅笔，觉得比握锄头还难，“当时还要老师手把手教我拿笔”。她摊开自己厚实的手对南都记者笑道，“你看我的手这么大，小姑娘小手抓着我学握笔呢。”

一个学期下来，郭赛吟去银行取钱时再也不需要家人代为签名，夜校签到表上的名字也写得越来越工整。

夜校的课堂并非每次都是全员出席。因为忙着做工和照顾孩子，卢美莲有时不得不向夜校老师请假。她一个人在家带两个女儿，平时到工厂领了服装材料回家加工，一件能赚八分钱，从早到晚大概能挣七八十块钱。

“晚上附近有人跳广场舞，我不去跳，我想识字。”卢美莲说。做工时，她将手机架在缝纫机旁边，一边踩缝纫机一边听群里的夜校视频内容，闲时就对着视频练习写字。

在课前课后的时间，学员们常聚在一块聊家长里短。谈论养殖的虾什么时候可以捞，哪位同学的身材保持得苗条匀称，隔壁村妇女的穿着特别时尚，以及学习上的困难。

正是在这段时光中，李摇猜拥有了真正意义的“同学”。去年几位同学光顾她的菜摊，当天由丈夫守摊，丈夫知道她们是“摇猜的同学”后，原本一斤两块五的菜只卖了她们两块三，再提起这件事时李摇猜笑得直拍掌。

家庭外的自信

目前，览表图书室有四名工作人员，她们白天是孩子的玩伴，到了晚上则是夜校的老师。

黄碧莲是个“80后”，对学员的迫切需求深有体会。初一辍学的她，已经是村里同龄女性中的高学历。“我在村里上小学一年级时，全班只有一两个女生。后来上了初一，大家都跟我爸妈说不要再让我读书啦，没有用。”黄碧莲回忆，当她步入初中校园后，村里其他女孩都已经外出打工，她最终也离开了学校，进入工厂。

今年4月，黄碧莲来到图书室当工作人员，白天带领小朋友活动，还尝试着在夜校课堂当主讲老师。讲师工作需要提前备课，抄抄写写之余还得会使用电脑。她在5月2日发了一条朋友圈：到这个年龄才来学电脑，不知道能不能学会？必须得咬紧牙关，认真学。

吴瑶儿是老师中年纪最小的一位。她的妈妈曾是夜校的学员，从前一字不识，如今已考取了驾照。也正是如此，吴瑶儿在母亲的鼓励下来到了夜校，“去帮助更多览表妇女认字”。  2020年，原先在深圳工作的林楚玲回到揭阳，吴利珠希望她能给妈妈们上课。因为没有经验，林楚玲刚上课时十分紧张，不过，学员的尊重很快缓解了她的忐忑。“虽然都是妈妈辈的人，但都称呼我们为老师，还有她们认真积极的态度，都会影响到我。”林楚玲说。

对于林楚玲的回归，亲友都无法理解，“大家都想往外跑，你居然年纪轻轻就回到村里，不仅工资低，还晒得黑不溜秋。”但林楚玲始终认为这份工作的意义不一样。

初中学历的她在夜校讲课的同时也努力提升自己。通过成人高考，她马上就要拿到大专毕业证书，接下来的目标是考取社工证或者幼师证，“反正就是要继续学习”。

跟其余三位老师不同的是，刘少玉并非揭阳人。1994年从江西嫁到览表村后，她生了五个孩子。“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从年轻时就围着我的孩子转，困在家里像个黄脸婆，时常哀怨。”刘少玉对南都记者描述过去的生活。  2017年，偶然的机会让她到广州参加了由公益机构举办的农村妇女分享会，会上听到其他人讲述关于反对家暴、男女平等、性教育的话题，小学没毕业的刘少玉两眼放光，“我当时看到那些姐妹都好厉害，懂这么多。”回到览表村没几天，她便向吴利珠提出要加入览表图书室当工作人员。

自参与览表图书室和夜校的工作后，除了陪伴图书室里的孩子，刘少玉还负责夜校学生的招募和家访，几年下来她明显察觉到自己的改变。“原先我跟孩子讲故事都会脸红，怕讲得不好，自己有心理障碍。现在大学生来了，记者来了，我也会主动跟对方聊，他们也是人，聊到我不懂的地方就向对方学习嘛。”

刘少玉说，“从家庭走出来后，我变得自信。”

夜校七年蝶变

新女子夜校见证了览表村无数女性的变化，它的由来要从创办人吴利珠的辍学经历说起。

2002年，读完小学三年级的吴利珠乘上前往珠三角的车，开始了打工生涯。那年她才14岁，在随后的日子里，辗转深圳、东莞、长三角以及北京等地，当过保姆、进过厂、卖过衣服。

“当时村里很多人都这样，读到四五年级，父母会说认识几个字就够了，出去懂得坐车，知道自己名字就可以了。”吴利珠告诉南都记者。

2009年至2013年在北京打工期间，她接触到了社区图书馆和工友之家，就此改变了往后的路程。每次回到村里，她都觉得还跟以前一样，大家还是很早就辍学。从那时起，吴利珠萌生了为家乡做些改变的想法。

在公益组织和朋友的协助下，2014年6月，吴利珠回到揭阳览表村摸索创立了览表图书室，并组织村里的孩子到图书室看书。

家长送孩子到图书室后，也常聚在一起聊天，吴利珠发现村里的妈妈们都有个共同难处——不认识字。“很多妈妈也有智能手机，但是她们不会看，只能听语音，当群里有人发文字消息时，根本融入不进去。老公拿手机跟别人语音聊天时她能听得懂，但是一打文字就不知道老公到底在外面干嘛，是不是外面有人？”

第二年，在妈妈们的期许下，览表图书室开设起“妈妈班”。吴利珠请来村里老师给大家讲课，每堂课付老师100块钱，每天讲授五个简单生字及一首童谣。“妈妈班”对于条件允许的学生每月收200块钱，家里拮据的则免费。

起初，上课地点设在村里的老人娱乐中心，白天村民在这打牌，晚上则传出琅琅书声。让吴利珠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年她在三八妇女节活动上准备了玫瑰花。一位妈妈感叹，“天啊，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收到花”。吴利珠发现很多妈妈都被“困”在家庭里，整日劳务、带孩子，没有自己的社交生活。

到了2017年，“妈妈班”有了正式名字“新女子夜校”。在老人娱乐中心的课程持续了一年有余，每个班20人，高峰时开了两个班，后来又借用览表学校场地作为夜校课室，再往后则直接将课堂设在览表图书室二楼。

实际上，每个月200元的学费是一道并不容易跨过的门槛，夜校也因此一度停办过半年。“收回来的学费根本不足以持续聘请老师开课，但对不少人而言这笔钱是有困难的，后来干脆不收钱了，由我们图书室工作人员来教。” 吴利珠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需要倒贴钱进来给妈妈们上课。

探索更多可能

新女子夜校虽是公益课堂，但图书室租金、活动开销以及工作人员的酬劳都需要成本，凑钱是她们每年都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当下维持运转的经费主要来自“月捐群”和社会公益组织的资助。林楚玲介绍，图书室和夜校有个百人“月捐群”，成员主要由本村村民和其他爱心人士组成。每人一个月捐款50元，用于活动开销和图书室的场地租金。

在村里开便利店的吴林（化名）曾加入“月捐群”支持了三个月。他对南都记者说，“图书室和夜校肯定是有助于览表村发展的，要早十几年都重视教育，就没那么多文盲啦。现在不一样了，大家都要上学。”

夜校成立以来，已经有约270名学员前来学习。吴利珠和团队摸索出来的经验，为潮汕地区的乡村女性带来新的启发——让女性有更多的选择权，可以从识字开始。

实际上，南都记者到访时，吴利珠并不在揭阳。去年11月，她和丈夫、4岁的女儿开始常住浙江，那里是丈夫的老家。图书室和夜校的具体事宜更多交由四位同事处理，但她并未与图书室脱节，她希望找到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平衡，此外还希望借此机会探寻让更多农村姐妹受益的可能性。

在潮汕地区，与览表村有相似需求的村庄不止一个。周边村镇的人陆续找到吴利珠，希望也能让自己村里的孩子爱上读书，让没有上过学的中年女性开始识字。

“我或许可以去尝试更多东西，也算是解放自己，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可能。”吴利珠说，去年她还前往陆丰市下埔村，分享览表村教育农村儿童和提升妇女能力的活动经验。“到时如果有很多村庄都需要办夜校的话，我可能会回去利用现有的经验和公益资源去协助他们”。

看着如今览表村的女大学生越来越多，暑假期间陆续有人回到图书室当义工，吴利珠觉得“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为人父母，都受过不读书的苦，现在肯定不会让孩子不读书，男女都一样，只要你愿意就尽量去读。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大家的经济条件都变好了，这确实是一个飞速的变化。”吴利珠说。

产科受到的冲击是自下而上的

分娩量的降低使孕妇

会越来越向顶尖三甲医院集中

而基层医院将受到最直接的冲击

3月7日，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东坝院区人头攒动。各个科室门前都排着队，唯独妇产科的等候区只坐着两个人。当记者询问孕妇建档名额是否紧张时，分诊台护士说名额很充裕，但提醒记者慎重考虑，因为该院产科“随时”会被撤销，将并入另一所医院。至于为何撤销产科，她没有透露更多信息，只说妇科仍将保留。

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东坝院区原名东坝医院，于2012年更名。一位妇产领域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东坝医院的妇产科曾经很辉煌，年分娩量一度达到三五千，这个数据在2014~2016年期间掉到了1800左右，但在去年跳水到不足150，缩水九成。

经历“产科危机”的不止东坝一家。北京恒和医院是一家二级高端私立医院，但近年来产科病人数量下降，运行不下去，将被民营妇产科头部医院和睦家兼并。据知情人士透露，眼下收购处于已“订婚”但还没“领证”的阶段。

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中国2016年至2021年新出生人口数连年下降，分别为1883万、1765万、1523万、1465万、1200万和1062万人。社科院在2019年1月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就指出，中国人口负增长的时代即将到来。而医院里的产科，是最早感受到这一变化的地方。

曾经的生育巅峰

“2016年10月是我们院分娩量的最高峰，共接生了约300个婴儿，平均每天10个。记得有一晚，我基本没休息，收了7名待产妇，做了4台剖宫产手术。”北京东城区妇幼保健院副主任医师王霞回忆说。

当时正值“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十个月，第一批生育二孩的需求一股脑地释放出来。“政策出台以后，很多夫妇都觉得，抓住分娩年龄的尾巴再生一个，”王霞称，“很多都是70后，接近40岁的夫妇生二胎。”据当时的国家卫计委统计，2016年，二孩及以上出生人口占全国出生总人口逾四成。

北京市朝阳区妇幼保健院院长于亚滨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介绍说，2016年，北京市和全国一样，都处在分娩最高峰。该年分娩量的上升除了归功于二孩的出生，还有前一年羊年压抑下去的生育需求得到恢复的原因。受传统文化影响，很多中国人不喜欢在羊年生孩子，而更希望能生一个“龙宝宝”“猴宝宝”“猪宝宝”。

那时候，媒体关于产科“一床难求”的报道铺天盖地：“楼道加床”“建档难，号贩子索要天价”…… 为了应对分娩量的攀升，北京朝阳医院把7个单间病房改造成了双人间，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也在室外的庭院中加了床位。“听说别的院还有加板凳的，编号板凳一、板凳二……”王霞说。

当时国家卫计委为解决妇幼健康服务资源不足的问题，提出要加强省、市、县三级妇幼保健机构建设，增设产科床位8.9万张，力争“十三五”时期增加产科医生和助产士14万名。

民营医院由此看到了妇儿医疗的潜在市场。东吴证券在2016年10月发布的一份《妇儿行业专题报告》指出，在过去几年，公立医院人满为患、人均卫生医疗费用的逐年增加、二胎政策的推行、东部地区城市超过95％的产床使用率等情况，都是发展民营妇产医院的利好因素。

有政策利好与诱人市场前景，加之妇产医院所需设备较少，资本门槛低，大量玩家入局。早先入局的妇产专科医院主打高端市场，目标受众为北上广的外籍和高收入群体，后入局的“莆田系”则着重在成都、青岛等二线城市填补空白。2015年7月，属于“莆田系”四大家族之一林氏家族的和美医疗在港股上市。

当公立和民营医院摩拳擦掌准备迎接一波生育小高峰的时候，现实却如一盆冷水浇下。

行业的“产能过剩”

2019年是猪年，于亚滨发现，那年的分娩量还没有超过鸡年2017年。她由此感到，分娩量开始下滑了。如果说，2020年女性分娩意愿的减少是受疫情影响，那么2021年在复工复产的情况下，产科却没有恢复以前的活力，则说明生育率下降成为既成事实。

有数字为证：北京市朝阳妇幼保健院2016年全年的分娩量为接近5800，此后逐年下滑，到2021年，下降至2000出头，比4年前减少了一半还要多。

在杭州，某民营三甲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刘建刚说，他所在的医院分娩量相对几年前近乎砍半。2013年之前，他在当地某公立三甲妇产科医院工作。据他了解，现在，该院产科病房现在大约空了20％。另据刘建刚所知，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妇幼保健院的产科共有三层，而现在已经撤掉一层，杭州市第二医院的产科病房则关闭一半。

在距离北京400公里的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县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张洁文称其科室分娩量从2016年的1500多掉到了去年的789。“今年前两个月，我们科才生了50多个孩子，我觉得今年的数据也不会好。”她说。

“去年我下乡义诊的时候，乡镇卫生院的书记告诉我，从过年到国庆节，整个大村子结婚的还不到20家。”张洁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还解释说，馆陶县属于经济不发达的县，人口外流现象较为严重，当地男性多外出打工，很多女性则嫁到外地。

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区的双人间病房。由于分娩量下降，再加上疫情防控需要，现在每间仅安排住一名产妇。摄影/本刊记者 于冉

王霞所在的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的产妇数量也出现了断崖式下跌，现在每月也只有三四十的分娩量，仅为前几年的五分之一。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生育意愿不强，还与东城区近年来的人口疏解政策有关系。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教授段涛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称，生育率下降对产科的冲击，公立二级及以下医院受的影响明显大于三甲医院。大多数区级妇幼保健院属于二级医院，因此他们受到的影响比较大。

刘建刚解释说，在整体分娩量下滑的情况下，以前在三甲医院建不上档退而求其次去二级医院建档的孕妇，现在可以去三甲生孩子了，因此三级医院的产科门诊量总体上还是比较大的。

段涛称，在公立三级医院中，妇幼专科医院受到的影响更小。一方面原因是这些医院“术业有专攻”，已经形成了一个竞争优势和竞争壁垒，许多人将专科三甲医院作为自己生孩子的首要选择。另一方面原因是，近两年受疫情影响，综合医院的疫情管控会更严格一些，许多人也会转而去妇幼专科医院生孩子。

中国疾控中心的刘艳辉监测了2014~2019年北京（海淀区和朝阳区）、成都、武汉、深圳四市的产科卫生资源配置与利用情况后发现，“2017年以后，除了公立三级外，其他类型助产医疗机构产科床位使用率和产科医师工作负荷均明显降低”。

在民营医院方面，段涛称，小型单体民营医院受到的影响最大，它们规模小，往往过度营销，且缺少好的专家团队。而大型高端民营医院的境遇要稍微好一点。段涛认为，这些头部医院立足早、有先发优势，当时又赶上风口，所以就有了较快的发展，另外还具有品牌优势，所以仍然能在冲击中生存下来。

工作量的减少意味着收入的减少。不论公立还是民营，医生的工资结构都由基本工资+绩效组成。王霞称，产科不景气的这几年，她的工资大概减少30％，刘建刚也说出相似的数字，并称有时候会砍半。

张洁文称，2010年她的科室太忙，分成了妇产一、妇产二、妇产三科，有将近30个妇产科医护人员。现在改成了两个科，医护人员只剩下十几人。“有些助产士转行了。有一些主治医生以上的，去了邯郸市的医院转成妇科大夫，这样收入相对也会提高些”。

王霞所在的科室，会根据妇科和产科情况调整人员配比。2016年前后，产科有7个医生，占了妇产科绝大部分，近几年随着分娩量下滑，产科医生开始向妇科流动，近乎持平。

产科的内卷

分娩量下滑的同时，孕产妇的平均年龄也在提高，多位受访医生都表示，现在很少见到二十四五岁生孩子的初产妇了，大多数初产妇都是30岁左右。于亚滨表示，孕妇初产年龄增大，意味着生产的风险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从这个角度来说，产科医生面临的挑战是越来越大的。“但根据要求，孕产妇死亡率还得压低，这就对于妇产科医疗技术要求越来越高”。

她还解释说，“孕产妇死亡率是体现政府卫生能力的一个指标，也会在全球做排名。每有一名孕产妇死亡都需要在全市业内展开大讨论，全院所有的大夫，孕产妇接触过的医务人员也得参与进来，每次评审的时候都是剑拔弩张。”

为满足不同层次的孕产妇需求，于亚滨还打算建特需病房，也就是硬件设施堪比酒店，环境温馨、服务全面的VIP病房。

2016年2月16日，甘肃省妇幼保健院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初八8天共迎来352个“猴宝宝”。

在于亚滨看来，过去几十年，公立医院主要解决孕妇能否住进医院生孩子的问题，现在的矛盾变成了如何让她们生得舒适的问题。“这一代90后孕妇基本都是独生子女，从小一人睡一个房间，而且是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的，哪里能受得了8个人在一个房间，隐私全无。”于亚滨说。

馆陶县人民医院也称将打造特需病房。北京宣武医院妇产科主任王世军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院对于产科病房进行了整体装修改造，产科的医护人员、产科床位也将随着孕产妇的变化而及时作出调整，该院还做好了不限制建档的准备。

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都拉长了服务链条。从产前保健，到产后康复，各个医院想尽办法。过去一年，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已经启动将孕前保健和临床相融合的工作。该院负责全区的孕前和婚前检查。“在体检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有就诊需求的患者，包括孕前咨询、孕前就诊。保健院希望能抓住这部分病人，转诊到院内相对应的科室解决他们的需求。”王霞称，“过去病人多，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是那么细致，现在病人少了，我们希望能提供更全面的一条龙式的服务。”

北京宣武医院与河北馆陶县人民医院还打算开展产后康复门诊，处理产后带来的骨盆疏松和一些并发症的问题。 

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还与协和医院成立了医联体，协和的产科医生定期去前者医院坐诊。有一些危重病人本需要转诊到协和去做手术，但协和医院的专家来了，患者就不必过去。在医联体模式下，东城区妇幼保健院也可以收一些疑难病人。

尽管各地出台多项三孩配套措施，但适龄生育的女性分娩意愿是根本原因，而其中对分娩疼痛的未知的恐惧感是阻碍女性怀孕的意愿之一。2017年陕西榆林产妇马茸茸跳楼事件是女性担心生育的痛苦与风险的极端表现。为提高女性生育意愿，各级医院还都在大力推广分娩镇痛技术。

当公立医院开始建特需病房，无形中会一步步蚕食民营医院的生存空间。民营医院一直以优质服务为卖点，但公立医院毫不逊色的病房环境、更低的价格，再加上高社会信誉度和高水平的医疗团队，更多的孕妇将被吸引过去。

段涛认为，医疗是重资产投入，按平均水平来说，一个医院开业5~7年后才会开始盈利，而且医疗行业不是暴利，所以民营妇产专科领域已经进入了存量竞争时代，以后民营医院的数量会越来越少。

还在挣扎求生存的民营妇产科医院要么拓宽业务，要么直接转型。刘建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些医院在大力发展私密整形、产后医美等业务，还有的医院将少部分保留产科人员和床位，将重心转向发展口腔科业务。

段涛指出，民营医院还应当向学术转型，提高技术，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另外，原来是一个增量时代，现在进入了存量时代，民营医院需要经营好、服务好现有的存量的客户。尽管许多民营医院以前就有月子中心、产后康复项目，但不成体系，应该组建专业的团队去做这些服务。

“今后，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的产科将会越来越像的，前者开始做服务、做品质了，后者开始提高分娩和产后技术了。”段涛分析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