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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者:本文来自互联网。校园霸凌一直伤害着学生,女生中的霸凌现象又和男生中的有很大区别。本文呈现了女生中的校园霸凌是如何伤害被害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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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按:有一组惊人的数字:

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项目对全国一万多名初一学生进行了持续的跟踪调查。

调查显示,在初中阶段,有 61.2% 的学生受到过至少一种形式的校园欺凌。也就是说,两个孩子中,至少有一个被欺凌过。 

这篇文章由作者在对暗藏在校园中不易被发现的社交霸凌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采访后写下。

以下是正文:

01 女孩间的 “战争” 

“不守妇道”、“太骚了”……她发现总有女同学在后排议论她,笑她发育了还不穿内衣、松松垮垮的内裤边都露出来了 ——李玲

对1996年出生的李玲来说,小学分为两个阶段,五年级前和五年级后。 

五年级之前的一切都充满阳光。活泼的她是班长,也是班上的文艺骨干,经常穿着漂亮的公主裙参加晚会汇演。

她享受舞台,享受被瞩目的感觉。李玲同时还是优等生,但不是死读书的那种优等生:

偶尔也会耍耍小聪明,作业能抄则抄;她每天练琴,偶尔也会把琴声录下来循环播放骗过爸妈。

省下来的时间她会偷偷看言情小说,爱的是讲述“无邪少女追逐爱情”、”挣脱命运枷锁”的《麻雀要革命》。

 她身边从不缺朋友,男孩女孩都玩得来。

对李玲来说,受欢迎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直到2006年,她升入小学五年级,一切骤然转变。 

那年秋游,一位男同学当众向她表白。

李玲并不喜欢他,但她不知该怎么拒绝。耳边充斥着同学的起哄叫好声,脑海里全是言情小说对浪漫爱情的描写。

就这样,李玲稀里糊涂地成为了他的女朋友。

打从那以后,李玲再和别的男生说话,就会被当成“不守妇道”、“太骚了”的证据。

她发现总有女同学在后排议论她,笑她发育了还不穿内衣、松松垮垮的内裤边都露出来了。

即便离得远听不清同学的议论,李玲也知道她们在说她,因为她们会盯着她讲话、翻白眼、撇嘴、微笑。

小孩子要表现出讨厌,可以表现得很明显。

她知道有人在学校的贴吧上开了一个帖子专门骂她丑,还有人和老师打小报告诬陷她考试作弊。

李玲给所谓的男朋友写了封信,以“两人都应以学业为重”为由委婉地拒绝了他。

她认为,她犯了错,只要把错误纠正过来就好了,一切就会回到从前。

没想到的是,这被当成她是“绿茶婊”的证据。小孩子可能并不懂得“绿茶婊”的确切含义,但只要有足够的侮辱性,就够了。

五年级竞选班委,李玲竞选班长失败,又连着竞选几个班委,全都失败。她直观地了解到自己在班级的人气变化。

那年生日,爸妈给了李玲50块钱,让她邀请小伙伴一起出去过生日。从前,李玲被朋友环绕,一呼百应;如今,她连一个能一起过生日的朋友都没有。

 生日那天,李玲硬着头皮邀请了一位看起来比较友善的女生,告诉她今天是自己的生日,要不要一起去吃肯德基。那位女生去了,但李玲还是很受伤。

“我觉得我是用钱把她叫过去的,她只是为了那一餐肯德基,而不是真心为我过生日。”

直到大学,李玲都不愿过生日,她不相信有人会真心祝福她生日快乐。

今年,26岁的她看到《女孩们的地下战争》这本书,她才意识到自己经历的是校园欺凌。

02 只有孩子能看到的幽灵

2002年出版的《女孩们的地下战争》是第一本讨论女性欺凌问题的专著。

书的作者西蒙斯采访了曾是欺凌对象和欺凌者的女孩们,她发现通常女孩不会像男孩那样,用直接的攻击语言或行为来发泄不满。

女孩倾向于采用隐性攻击的方式来攻击对方。

女孩会悄悄地使眼色、传纸条、散布谣言,用小动作为难其他女孩,一如李玲同学的所作所为。

社交欺凌,也就是关系攻击,是女孩们常使用的隐性攻击手段之一。

关系攻击,简单的说就是故意利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伤害他人。

比如突然的冷落、爱答不理,比如拉拢小团体搞针对;

比如威胁绝交,比如女孩间经常说的“你再怎么怎么样,我就不和你玩了”等等。

也许有的家长会认为这种行为并不是欺凌,只是女孩们的社交技巧还不够成熟,长大了就好了。

但是,如果是社交技巧幼稚,对当事人所造成的伤害是无意的,也是偶发的,而李玲的同学显然是有意对她进行持续的伤害。

根据之前研究校园欺凌的挪威心理学家丹·欧维斯的界定,欺凌有三个基本特征——

权力不对等、故意伤害性和重复发生性。

被欺凌者受到的伤害是校园欺凌重要的界定标准。伤害既包括身体、财产等可见的伤害,也包括精神痛苦。

所以,李玲所遭遇的是确定无疑的欺凌。这类欺凌行为会给当事人造成巨大的伤害,却难以被老师或家长察觉。

从那时起,李玲唱歌会跑调,她再也不敢在课堂上举手回答问题。除了和同桌讲话,她回避任何和男生交流的机会。

她越想把自己的错误隐藏起来,越会犯错,越被嘲笑。

李玲的自尊完全被击碎了,她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又丑、性格又糟糕、不配被人喜欢。

没有大人发现李玲的变化。老师认为她仍是同学间的宠儿,认为李玲和已经绝交的好朋友仍是闺蜜。

事实上,曾经的闺蜜正是此次欺凌的发起人。她喜欢向李玲表白的那个男孩。

对于这种现象,西蒙斯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我立刻想起了一些恐怖电影,里面的幽灵只有孩子才能看见。

成人也在同一间屋子里,经历了同样的瞬间,却看不到周围有多少事情正在发生。

因此,如果教室里有女生不动声色地攻击他人,哪怕老师近在咫尺,攻击对象都是绝望无助、孤立无援的。

在家长面前,女孩们一如既往地阳光温柔、听话乖巧。

她们小心翼翼把阴暗的那面藏好,像个微笑机器人一样倾听、附和、点头称是。

家长一如既往地骄傲——自家女儿还是那个好女孩。 

03 欺凌不需要理由

“爱和恨会让小团体更加团结,只不过我们刚好选择了恨而已。如此简单,就决定了一个女孩初中四年的命运。”——吴韵

2013年,刚升上初三的吴韵(化名)转到了一所新学校,同学薇薇(化名)是第一个向她示好的人。

刚一下课,薇薇就主动来和她搭话,陪她一起去卫生间,中午一起吃饭。和薇薇在一起没有冷场的时候,因为薇薇会不停地说话。

跟薇薇搭伴玩了几天,一次自习课,同桌突然一脸严肃地跟吴韵说,薇薇不是什么好人,要离她远点。

吴韵不理解,在她看来,薇薇白白净净的、爱干净,学习成绩优异,除了热情到有些粘人外,几乎没有缺点。

吴韵问为什么,得到了一个含糊的回答“她人品不好”。

又跟薇薇玩了一段时间,吴韵发现班上的其他同学开始冷落她。

她才意识到那次“劝告”其实是“警告”——如果她不听话,她就是下一个。

通过观察,吴韵察觉到薇薇在班级的微妙处境。如果是人缘好的同学朗读或者翻译课文,走下讲台时一定会有人发出欢呼或者怪叫。

这是小孩间的潜规则。但薇薇下台时,没有任何同学做出一点表示,她就像被所有人抛弃了。

吴韵还发现薇薇平时很沉默,不言不语,只有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会滔滔不绝。吴韵知道,薇薇是怕被她讨厌,在极力地讨好她。

慢慢地,吴韵不再和薇薇说话;同学嘲笑薇薇时,她会跟着附和。慢慢地,吴韵被其他同学接纳了,她成了团体的一员。

有一天,趁薇薇不在,吴韵恶作剧往她的书上滴胶水。瓶里没剩多少胶水,没滴出来,但薇薇刚好回来看见了。

情绪激动的薇薇一边骂吴韵一边哭。十几年过去了,吴韵还记得当时的那张脸,白净的脸上满是泪水,嘴角还挂着讨好的笑容。

吴韵没想到薇薇的反应如此之大,她也哭了。

旁观的同学看到吴韵哭了,纷纷站起来走到她身边,替她说话,指责薇薇“太咄咄逼人了”、“她只是开个玩笑”、“她不是故意的,你喊什么”……

 “我做了错事,却得到大家的怜惜和安慰,她什么都没做,得到的却只有孤独,”

吴韵说,“想到她一个人面对我和站在我身后的同学,该有多么绝望,我真的觉得很后悔,非常的后悔。”

初中毕业多年后,吴韵偶然遇到了初中好友,又提起这段往事。

吴韵问她当时为什么大家都讨厌薇薇,好友想了想,语气轻松地说“不知道呀”。

或许原因并没有那么重要,甚至可能没有所谓的原因。

吴韵说:“爱和恨会让小团体更加团结,只不过我们刚好选择了恨而已。如此简单,就决定了一个女孩初中四年的命运。”

04 好女孩不愤怒

提到女孩间的小团体,不少人认为这是女孩的本性。

特别是在各类宫斗剧和所谓的“大女主剧”的拱托下,女性似乎天生喜欢拉小团体,热衷于勾心斗角。

女性虚伪、刻薄、口是心非、工于心计。

然而,事实绝非如此。

女孩们之所以会把关系作为武器,绝不是因为天性使然,而是因为她们缺乏处理不满、受伤、背叛和嫉妒等日常情绪的手段。

每个人都有负面情绪,每个人都需要渠道发泄自己的负面情绪。

男孩可以表现得直接,他们可以行为粗暴,可以举止霸道,甚至可以打架。“男子气概”一个词足以为男孩开脱。

女孩不行。好女孩应该是温柔的、友善的,顾及周围人的情绪。社会规范要求女孩乖巧、听话,要求女孩合群。

“好女孩”应该被喜爱,应该受欢迎,应该多说“好的”,少说“不”。

女孩们从来没学过如何正确地表达愤怒,从来没有人教过她们。

她们只学过如何不去表达,如何压抑自己的情绪,如何摆出甜美的微笑以满足家长的期待。 

在正常冲突中,两人用语言、声音或拳头解决争议,就事论事,对两人关系不会有什么影响。

然而,如果愤怒无法表达出来,如果冲突中不存在其他工具,这段关系本身可能就会成为武器。

女孩不被允许与别人大声争论,更不被允许用武力解决争议。

在把关系当成武器的同时,女孩们也清楚地意识到,直接对另一个女孩提出异议,明目张胆地违背社会对女孩行为的要求,可能会导致许多人和自己作对。

一个人过于显眼,一群人则不会。置身于团体中参与冲突,任何一个女孩都不必对自己的攻击行为直接负责。 

在团体的掩护下,女孩可以维持自己的“好女孩”形象的同时,发泄憋在心中那说不清道不明的怒火。

身为小团体的成员,女孩们确信,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自己不会被抛弃。

这更突出了关系在女孩生活中的地位。

对女孩来说,没有什么比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操场边、一个去食堂、一个人在走廊上游荡更可怕的了。

西蒙斯提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愤怒盛行之时,这些女孩什么都不想做。她们不想揍她、传播谣言或质问她,她们只想让她体验孤独的滋味。” 

压抑愤怒不仅改变了女孩表达攻击的方式,也改变了感知愤怒的方式。

这导致很多女孩压根识别不出自己的情绪,也识别不出他人的情绪,更别提如何处理情绪。 

在一个又一个小团体的裹挟下,她们伤害身边的朋友,也被朋友伤害,却根本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05 没有幸存者

“每一个女孩,不是加害人,就是受害人。没有人可以幸免。”——赵蕊

赵蕊(化名)生长在西北部的某座小城。2006年,她升入高中,这家寄宿制学校,以学习为第一也是唯一要务。

女孩们之间常出现的桥段就是谁突然不理谁了、谁不和谁玩了。 

赵蕊所在的宿舍八个人,一名宿舍长。入学没多久,舍长很快成为了其他七名女孩集火的目标。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同。

宿舍晚上十点熄灯,熄灯后有人想睡觉,有人会聊天、走动、洗衣服。舍长会维持纪律,让大家尽快安静。

赵蕊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的导火索到底是什么,可能是舍长的语气或者态度引起了女孩们的不满。

只要舍长一进宿舍,大家都默契地闭嘴不说话,让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不受欢迎。

每当熄灯后舍长大声说“XX,你不要说话了”, 赵蕊和其他舍友就会故意用更大的声音说话。

赵蕊记得,有一次舍长实在忍不住了,跑到旁边宿舍大哭了一场,诉说自己的委屈。

薄薄的墙壁挡不住舍长崩溃的哭诉,赵蕊听得一清二楚。

可当时,她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什么问题,也不理解为什么舍长会那么痛苦。

高二文理分科后,赵蕊和舍长选了不同的方向,两人不再有交集。

直到高三的一堂微机课,两人偶然遇见。由于心头说不清道不明的愧疚,赵蕊主动上前打招呼。

这个招呼“给了舍长特别大的惊吓,恨不得立刻离得远远的”。

这一幕深深地刻在了赵蕊的脑海里。

她不知道舍长反应如此之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她更不明白人与人之间关系为什么会那么复杂。

高二那年,班上转来了一位新同学。新同学家境富裕,为人热情,很快组成了自己的人际圈。赵蕊成了她们的目标。

在走廊上,新同学和小团体成员会故意撞她、捉弄赵蕊,还扬言要找社会上的人收拾赵蕊。

她们营造出的氛围让赵蕊时刻有种不安全感。

赵蕊不知道自己哪里惹恼了对方,也从没想过和对方沟通。她只是暗暗在心里祈求,求对方放过自己,让她能集中精力学习。

赵蕊从没想过向大人求助。她料想老师会以“女孩就是事儿多”的理由打发她,妈妈会说“为什么人家就欺负你一个人?你到底做错了什么?”

威胁随时在身边,却求助无门,也不知自己还要坚持多久,赵蕊用“溺水”来形容当时的状态。

直到那位女生转学离开,赵蕊才得以解脱。转学后的某天,那位女生回宿舍看朋友。就像赵蕊主动和舍长打招呼一样,她主动和赵蕊打招呼。赵蕊当时在闷头做题,没有听到,遂没有回答。

那位女生走后,舍友立马围过来问她为什么不回应。周围人热切的注视让赵蕊意识到宿舍里的其他人都在等着看好戏。

既是校园欺凌的加害人,也是受害人,回想起当年的经历,赵蕊觉得自己并不特殊。每一个女孩,不是加害人,就是受害人。没有人可以幸免。

每个女孩都在拼命保住自己的优势地位,因为女孩们知道,一旦跌下去会跌得很惨。在女孩们亲昵和嬉闹的表象之下,仿佛总藏着一些心惊胆颤。

06 怎么做都是错

十几年过去了,一群女性聚在一起仍然会让赵蕊感到心悸。

她不理解自己的行为,也不理解心头涌起的莫名情绪。

在接受了长时间的心理咨询、阅读了大量相关书籍后,赵蕊发现,自己的问题在于极度不相信自己的感受。

赵蕊从小就被教育要专注于学习,要理性。不要有情绪,不要有感受。要压抑,不要体会。

从小到大,妈妈一直向她灌输听话的重要性,一丁点反抗行为都会遭到妈妈严厉的训斥。

在家里,无论是妈妈还是姥姥,也都从来不会直接表达不满。她们也在翻白眼,也在利用其他家人向她施压。

当别人的行为给赵蕊造成了困扰,她在感到生气或是愤怒的同时,又认为自己当下的感受是错的。连自己的情绪都没法面对,更别提表达了。

赵蕊回想起当年对舍长的不满。舍长拿别人的东西从不会提前打招呼,让她和其他女孩觉得有些被冒犯。

但是,她从来没想过向舍长指出这一点,默认有不满就应该自己忍着、咽下去。

有时候,实在忍不了,她会爆发,会吼道“你别随便拿我的东西!”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没有进一步的沟通。她只发泄了自己的攻击性,却没有提出需求。

赵蕊反思,这么一件小事,两个人摊开来说就解决了,可当时谁都说不出口。她们没办法说出来自己讨厌什么。

在同女孩们的谈话中,西蒙斯发现,女孩们拒绝基本的冲突形式。

她们心中有个很简单的等式:冲突 = 损失。

女孩们一致同意,“我不能告诉她我到底怎么想的,否则就做不成朋友了。”

所以,女孩们会违心地说“我没有生气”、“我没有讨厌她”,用谎言来维系表面的平和。

这种语言习惯和行为模式维系到了成年。 

在职场上,女性微笑面对所有要求,哪怕会损害自己的权益和职业发展;

被不公正的对待,女性要么沉默,要么拐弯抹角地在小圈子牢骚几句。

她们既想成为事业成功的女强人,又希望得到所有人的爱。这被称为“好女孩综合症”。

前CNN副总裁吉尔·埃文斯在《像男人一样竞争,像女人一样获胜》里探讨了女性遭遇晋升障碍的原因。

埃文斯认为,公平竞争这个概念对女性来说就是矛盾的。“竞争不应该出现,如果出现,即为逾矩。”

所以,女性会尽力避免冲突的发生。

小时候从没有学习过该如何处理冲突的女性,成年后很难区分日常冲突和人身攻击。

无论是规避冲突,还是太过看重人际关系,都对女性的职业发展百害而无一益。

在家中,“好妈妈”无私、顾家、为家庭奉献、每天为家里的琐事忙碌,视老公和孩子为“天”。

“好妈妈”会用曾经约束自己的那套标准来约束女儿——既希望女孩们上进、为理想拼搏,又要求她们谦虚、矜持、友善;

既希望女孩们靠自己的力量闯出一片天地,又希望她们温柔、听话,在将来的某一天成为“好妈妈”。

女孩,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一切,但必须在社会接受的范围之内。

无论是“好女孩”,还是“好妈妈”,都是社会强加于女性身上的隐形枷锁。一代又一代女性被困其中,不得解脱。 

西蒙斯在写书的过程中不但采访了当事人,还采访了受欺凌女孩的妈妈们。

她发现,就算有女孩愿意向妈妈倾诉,妈妈们普遍缺乏处理欺凌事件的能力。

不但没有能力帮到女儿,不少妈妈听到女儿的遭遇,自己先崩溃了,因为女儿的遭遇触发了她们深埋在心底的晦暗往事。

她们也曾是女孩间“战争”的受害人。在她们是女孩时,她们也曾被这样对待过。像女儿一样,她们也曾那么地孤独、绝望。

在枷锁的束缚下,女孩否认自己有伤害他人的能力,这无疑进一步巩固了社会的刻板印象——好女孩不愤怒。

女孩压抑自己的负面情绪,隐于小团体中利用畸形的方式来发泄。

这又进一步加强了另一种刻板印象——女孩天生刻薄、表里不一,喜欢勾心斗角。

怎么做都是错。

07 不是她的错

被所有同学讨厌,李玲把学习当成一根救命稻草。

如果再被老师讨厌,她就彻底完蛋了。重点中学、实验班、名校、海外留学。李玲算是旁人眼中的“天之骄子”。

可过去从未过去。

有一次和外国男性友人相约去冰淇淋店,挑选味道时,对方随口的一句“Green Tea?”让她当场愣住。“我做错了什么?”“我被他看穿了?”“他怎么会知道?”……

像应激反应一样,李玲的脑海里瞬间冒出一连串质疑。对方以为自己猜对了,开心地补了句“好多女孩都喜欢绿茶口味”。

李玲的理智这才回来——他说的是挑冰淇淋的味道,不是在骂她“绿茶婊”。

在异国他乡,在英语语境下,在氛围轻松的冰淇淋店,聊天对象是有好感的男生,李玲听到“Green Tea”想到的居然是“绿茶婊”。五年级的那个小女孩仍在这里。

研究生第二年,李玲从学校的公寓搬出来,和好朋友艾琳(化名)一起住。可她没想到这成了噩梦的开始。 

李玲说起在清华北大就读的高中同学,艾琳就会说李玲学历至上,说李玲看不起像她这样“双非”出身的学生。

李玲喜欢韩国男团、喜欢迪士尼、喜欢女性化的打扮,艾琳说她“媚男”,说她是“白幼瘦”审美。

李玲是南方人,讲话有些口音。艾琳在李玲的生日会上对所有人说“你们不觉得她讲话有口音吗?”

李玲和男性朋友一起出去玩,艾琳会笑她自作多情,“人家怎么可能喜欢你?”

艾琳的所作所为让李玲感到很不舒服,但她认为,问题不在艾琳身上。她完全相信艾琳的话。

她觉得是自己太敏感了,她做得还不够好,她需要改正。只要她改好了,艾琳就不会让她难过了。

李玲又退回到了小时候,极力想满足周围人对自己的要求,却发现自己怎么做都是错。

艾琳对李玲的影响越来越大,李玲的状态越来越差。睡觉时李玲脑海里充斥着艾琳说过的话,赶也赶不走。

她痛哭、失眠、甚至萌生了自杀的念头。

好在,和小时候不同,成年后的李玲有了自我判断的能力。

为了自救,她阅读了《情感勒索》、《煤气灯效应》、《女孩们的地下战争》等心理学书籍。

她终于明白,艾琳的行为是欺凌。艾琳这么对她不是她的错。

李玲鼓起勇气向妈妈倾诉。妈妈的反应十分典型,质问她“为什么人家只攻击你?”、“你做错了什么?”、“是不是你太敏感了?”

李玲花费了好大力气才说服妈妈,不是她太敏感,真的是有人在欺负她。

妈妈终于接受她被欺负的事实,又问她“你为什么要和这种人做朋友?”、“怎么允许别人这么欺负你?”

妈妈说如果有人这么对她,她就直接一个白眼翻过去,再也不和对方讲话。

为了自愈,李玲在日记里骂艾琳,在微博上骂艾琳,把所有艾琳攻击自己的话写下来逐条反驳了一遍。骂了一年多,她终于放下了。

不过,李玲从不曾和艾琳当面对峙。她曾经想过在朋友圈里揭露艾琳的行径,不过作罢。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她不想被当成疯子。

经历了这么多,李玲终于不再揣测对方的心理,琢磨“她为什么这么对我?”、“她是不是不喜欢我?”

如果没有从对方那里得到足够的尊重,她会选择离开。

李玲觉得这是她的大收获——她终于能识别出恶意了。

恶意,不止一个女孩和我提到了恶意。

就算被欺凌得那么惨,女孩们也都是在成年之后,在受了更多伤、为了自救苦读心理学著作之后,才敢承认这个世界上有恶意的存在。

许多女孩做不到这一点。女孩们还在压抑自己的情绪,漠视自己的情绪,内化外界对“好女孩”的要求,一味地苛求自己。这正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只有列出种种女孩间存在的欺凌行为,让女孩们不再疑惑到底发生了什么,女孩们才能鼓起勇气去面对,才能在遭遇欺凌的时候告诉自己——

不是我的错!

写在后面

看完雪竹经过深入的调查采访之后写出的这篇文章,我们是震动的,也是心痛的。

我们震动于有那么多孩子遭遇过隐形的社交欺凌;

我们心痛于当社交欺凌发生的时候,很多孩子无法识别其中的恶意,以为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我们心痛于,孩子们不敢把这些遭遇告诉父母或者老师,而选择独自默默忍耐;

我们心痛于,那么爱孩子的我们,那么关心孩子的老师,却可能察觉不到静水流深,看不到房间里的幽灵。

我们希望能有更多孩子、更多家长、更多老师,看到这篇文章,希望能再次引起社会对校园霸凌,尤其是那些看不见的校园欺凌的关注。

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关注隐形的社交欺凌。

希望阳光洒满校园的每个角落,希望校园里不再有看不见的幽灵。

整理者:本文来源于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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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20岁女生彭美(化名),于5月30日病故。

她去世4天后,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第一。

与此同时,一段长达8分钟的录音曝光。

正是这段录音,引发了全国数亿人的愤怒和质疑:

杀死彭美的,不仅是脑出血,更有事关每个人生命的120急救。

01 20岁女大学生之死

时针拨回到半个多月前的5月17日。

漫长又反复的疫情,折磨着我们这片土地。

包括国家重要交通枢纽、人口密集的河南省会——郑州。

动不动就核酸检测,成了这座拥有千万级常住人口的城市之标配。

大学城,更是重中之重。

5月17日这天,河南大学郑州校区(百年老校河大,创立于1912年,拥有郑州校区、开封明伦校区、开封金明校区三个校区。位于郑州市龙子湖大学城的郑州校区,是河大新校区,2021年才投入使用),开始新一轮的核酸检测。

学生们陆陆续续都排队去做核酸。

眼看着核酸检测截止时间就到了,国际教育学院2019级的同学,发现班里的女生彭美,迟迟没有来做核酸。

中午12时左右,班长打电话给彭美,无人接听。

14分钟后,班长到达彭美宿舍,发现彭美痛苦地呻吟,浑身抽搐成一团,整个人昏迷不醒,看起来异常痛苦。

班长迅速拨打了120:“请迅速派救护车!”

14分钟后,120急救人员进入宿舍进行救治。

随后,彭美被送往郑大一附院东院区,被诊断为急性脑出血,一直在重症监护室抢救。

父亲彭先生说,在重症监护室的14天里,女儿一直处于深度昏迷状态,靠呼吸机才能维持生命。

即便如此,身为父母,还是不遗余力去抢救,只愿女儿能打败死神,奇迹般活下来。

然而,5月30日,彭美还是去世了。

永远离开了她的父母、亲人、同学和老师。

她年轻的生命定格在了20岁。

她再也毕不了业。

但,这并不是事件的全部——

02 错过的两个小时

彭美被送到医院后,她的父母立即从平顶山老家赶往郑州。

在女儿的手机里,父母发现:

早在5月17日10点30分时,彭美就曾拨打过120急救电话。

但直到当天12点20分左右,彭美的班长再次致电120,彭美才被送到医院救治。

从10点30分,到12点20分,隔着将近两个小时的黄金救援时间。

这近两个小时内,120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赶来?

如果120能尽早赶来,宝贝女儿是不是就可以躲过这一劫?

彭美的父母第一时间报警,并在辅导员的陪同下,调取了120通话记录。

8分钟的通话记录显示,早在被班长发现之前,感到身体不适的彭美,曾拨打120求救。

在脑出血极其痛苦的情况下,她用最后一丝清醒和理智,多次哭喊着向120接线员发出“河南大学,郑州,我头痛得厉害”的求救信号。

遗憾的是,120接线员没有把她的求救当回事儿。

直至最后,彭美昏迷。

120接线员还在以“我看你也没有啥病啊”的主观臆想,挂断电话。

也就此关上了一个年轻女大学生的求救之门。

写这篇文时,我认真听了彭美和120接线员8分多钟的录音通话内容。

在公安局调的录音,为二次录音,有杂音

因害怕录音被删,我还特意把这8分钟音频整理成了文字。

录音文字有点儿长,但我建议你们一定要耐着性子看完。

因为,大家看完的不仅是一个女孩最后的人生。

还有,我们120急救细思极恐的漏洞——

03 致命8分钟

为了表述的方便,我把120接线员,简称“120”,彭美同学简称“彭”。

以下内容为5月17日上午10点30分,彭美拨打120后的通话实录。

括号内的内容,是我听录音时的个人感受:

120:咋回事?是叫救护车吗?是不是叫救护车?头疼是吗?

彭:嗯。

120:要不要叫救护车呀?

彭:河南大学(痛苦地大口喘着粗气)。

120:河南大学在哪儿?

彭:郑州。

120:用鼻子呼吸,不要用嘴巴吸气。

彭:河南大学郑州校区(彭美试图用最后的清醒,说出详细地址)

120:在啥路上呀?

彭:明伦校区……

(明伦校区在开封。如果我没有了解错,彭美去年是从开封明伦校区,搬到郑州校区的。因为疾病,她的意识在清醒和非清醒之间切换,错误说出明伦校区)

120:哪个校区?

彭:明伦校区。

120:明伦校区?明伦校区在哪个路上呀?

彭:(用几乎哀求的语气,哭着说)我不知道,郑州……

120:你在哪儿?是在宿舍吗?在宿舍问一下室友……

彭:……(大口大口喘着气,听起来非常痛苦,非常难受)

120:不要用嘴巴呼吸,不要用嘴巴呼吸,用鼻子呼吸,你用嘴巴呼吸,就会越来越难受,深呼吸,平静一会儿,问一下你的同学,问一下你宿舍的室友,看学校在哪儿?

彭:郑州……河南大学……

(接下来,彭美说话声音听不太清,像是在说学校地址,而后她突然大喊一声“我头好疼啊”)

120:你宿舍有没有室友?

彭:没有。

120:你看一下你的微信位置。

彭:郑州……

120:你看一下你的微信位置……

彭:……(沉默,痛苦地呼吸)

120:不要用嘴巴呼吸,同志……

彭:(用含糊不清的语气说出了一个位置)文苑……北路……XXX地铁站……

120:什么地铁站?请保持清醒一会儿……不要用嘴巴呼吸,用鼻子呼吸,你这样,我帮不了你啊,你得清楚你的位置,我才能帮你叫救护车,你一直这样大口呼吸,不说话,帮不了你,平静一下,用鼻子深呼吸……

(彭美已经尽最大努力在说出学校和位置,120接线员一直在问无效信息,一直在说车轱辘话。)

彭:(用含混不清的词语)……北路

120:什么路?明苑北路吗?声音大点儿,听不到,对着话筒声音大点儿,你刚才不是说地铁站吗?哪个地铁站啊,同志?

彭:文苑北路……

120:文苑北路,对吗?

彭:(用清晰且强调的语气)文苑北路……

120:文苑北路是吗?文苑北路是不是?

彭:北苑……(意识开始进入模糊状态)

120:文苑北路吗?

彭:啊……啊……(哭泣声)

120:你能听清我说话吗?你能听清我说话吗?是不是文苑北路?

彭:……

120:(进入新一轮说车轱辘话的模式)你微信打开,看到位置了没有?同志,请你配合我,好不好?你这样我怎么能帮到你啊?你一直不配合,你一直都在哪儿……

这都上大学了,也都是20多岁了人了,是不是?

你平静一下,平静一下,深呼吸,平静一下,不要用嘴巴呼吸,用鼻子呼吸……

彭:……

120:(依然意识到不到严重性,开始新一轮的说教)你打开微信看见位置了没有?

你现在能不能听见我说话?

喂……

彭:……(痛苦地小声嘟囔,听不清说了什么)

120:你能听见我说话不能,你咋都没有音儿了?

你微信看到你的位置了没?你会不会用微信位置?我加你微信,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啊?

彭:……

120:我加你微信位置,可不可以啊,同志,可不可以啊……

彭:……

120:你说话啊,可不可以。我看你也啥事没有啊,咋回事儿啊,你咋老不说话啊。

我加你微信,你同意一下,给我发位置行不行……

行不行?你能听到我说话不能呀?

彭:……(陷入长久的沉默)

120:你在哪儿干嘛呢?你乌拉乌拉的,你能听清我说话不能?

彭:……(没有任何应答,已经进入昏迷)

120:你能不能听到我说话,你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

录音到此结束。

我听这段录音时,是和我家12岁孩子一起听的。

我家孩子气得满头大汗,把手连连拍到桌子上:

“120接线员净说些无用的闲话,赶紧救人啊。打120 的都是紧急求救啊,不说话就是病危了啊?接线员还在那儿自作主张让加微信,发位置……病号要是能做这些,不早做了吗?救人啊,救人啊……”

是的。

就连一个孩子,都能看出这个120接线员最致命的两个问题——

04 接线员的两个问题

这个120接线员身上有两个突出问题:

第一,不专业。

120接线员,是病人求救得第一道生门的把关员。

脑袋里要时刻有根弦:

宁可跑空腿,绝不害死人。

除了恶作剧,一般人没事儿不会打120。

凡是打120的,一律都视为情况紧急,一定要想办法施救。

通过听录音,我们可以看出:

彭美在意识还清醒的最后关头,尽力通过“河南大学”“郑州”“文苑北路”等关键信息,说出自己的位置,期待接线员能够派车施救。

让人气愤的是,由于120接线员极度不专业,8分钟时间内,7分钟都在说车轱辘的废话,而不是怎么想办法去救人。

有人可能说,彭美提供的信息不够准确,一会儿说“郑州校区”,一会儿说“开封明伦校区”,地址也说不全,120接线员没有办法。

错!

作为采访过120急救中心,也当过政法记者的前记者,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这8分钟内,接线员完全可以通过专业知识和技能,确定彭美的位置,顺利施救。

方法很简单:

根据彭美的来电手机号码,确定她的位置。

如果120急救中心无法确定,可以马上汇报急救中心领导,向警方寻求帮助。

警方根据通话的手机的信号,能第一时间锁定彭美在哪所大学,哪个校区,哪个宿舍,立即救援。

如果这样,得到及时求助的彭美,大概率不会死亡。

那么,接线员为什么没有采取措施,废话连篇呢?

这牵涉到第二个问题:

第二,120接线员对彭美病情莫不关心,只想少担责任。

但凡是个有点良知的人,听这8分钟的录音,都要急得直跳脚:“快救人啊,快救人啊!”

但这个120接线员,就像街头买菜的大妈一样,东扯西扯,一点也不着急。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她根本不在乎求助者的死活,只想着按部就班地完成领导交给她的工作。

这个接线员从始至终都按照流程办事,按照规定她不能挂断求助者的电话,所以她不挂,而她又不想救助电话求助者的责任,所以就东拉西扯等着对面主动挂断。

同时,这个事件,还牵涉到一个根本问题——

05 为何选择不救人?

如果,这个120接线员,稍微多出一点点力,哪怕彭美不是河南大学的学生,随便一所大学的学生,都理应获得施救:

只要确定彭美的位置,就马上能派救护车。

这些年,伴随大数据的完善,和我们职能部门协同大作战的配合,通过手机定位求助者的位置,应该非常容易。

但大数据救助,从丰县事件开始一直讲到现在,没有起到任何作用,铁链女没救出来不说,这次郑大女大学生也匆匆结束了她年轻的生命。

说一千道一万:

任何技术,不管先进还是落后,都是由人去使用的,技术最后到底用成什么样了,就看使用的人要做什么。是监控群众?还是挽救被害者的利益?

人间实苦,更何况操控技术的人还想让它更苦。

— E N D —

展开全文

在4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1.1%,16-24岁青年人失业率达18.2%,受疫情冲击最大的上海,工业总产值同比下降61.5%。在这些数字背后,改变的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具体的、微观的生活。

我们梳理了疫情三年的上百篇论文和调查,得到了30组数据。大到疫情如何影响城市经济,小到线上教学阻碍了山东一所初中的同学们学习一次函数。曾经看似遥远的事实在敲门。我们一同见证2022,我们一同度过2022。

戴着口罩长大,儿童正在变胖

2020年,苏州市6~12岁儿童肥胖检出率15.9%,明显高于2016年-2019年最高值(12.9%)。男生比女生更受影响,可能是疫情前男生户外活动多于女生,且女生更在意体重。城市儿童比农村儿童更受影响,可能是农村儿童有更多机会在户外活动。

 相比女生,男生身体素质下降更多。

疫情期间,上海市青浦区初中男生肺活量大幅下降,优秀率下降30.1%,女生无明显变化。男、女生下肢力量(立定跳远),男生的上肢力量(引体向上)及耐力(1000米跑)下降明显。疫情期间,仅有35.33%的初中生每周参与体育活动四次以上。

学生们更学不会一次函数了。

线上教学所限,在学习一次函数(比如y=x+1)时,山东省泰山实验中学的478位初二学生中,只有14.85%的学生明确理解自变量、因变量及常量的概念,29.08%的学生“几乎不能理解”一次函数的数形结合类问题。和2018级相比,2019级学生学习一次函数更困难。

这一届大学生的前途在哪里

大学生过得更难了。

疫情期间,有71.9%的大学生生活规律被打乱,59.6%家庭经济状况变差,7.0%家庭亲密关系变差。同时睡眠质量变差,入睡时间变长,睡眠时长变短。可能是线上学习增加在床上工作学习的时间,造成入睡时间延长。  开门即取外卖的懒人生活一去不返。

疫情期间,59.94%的高校允许外卖送到校门自提,学生对此最满意。12.05%的高校设置外卖柜。也有28.01%的高校全面禁止外卖,学生对此最不满意。

成绩越好,求职受疫情影响越大。

求职受疫情影响的毕业生占62.9%,未受影响的占37.1%。受疫情影响的毕业生成绩更好、女性更多、情绪稳定性更低、本科及经管类专业的比例更高。未受影响的毕业生中,大专学历及农/法/医学等专业的占比更多。  护理也许会成为下一个热门专业。

疫情期间,78.45%的中职护理专业受访学生的职业认同感有所提升。

大家越来越现实了。

与2015年相比,2020年大学生评价工作好坏的标准中,“收入”从第四位上升到第二位。进体制内的从33.6%上升到42.9%,进外企和创业的都大幅下降。

2022届毕业生的平均期望月薪6295元,比去年的6711元下降约6%。

经济!经济!

防控措施成倍加码,是近期经济疲软的主要原因。

今年4月初,上海卡车流量只剩下3月初的15%。3月下旬以来,各地经济活动对当地疫情的敏感程度成倍上升。本土感染人数如果增加一倍,卡车流量要下降11%。

工业城市的经济受疫情影响最大,恢复缓慢,而第三产业为主的城市恢复较快。

夜间灯光数据显示,云南、四川、广东的经济恢复较快,东北三省受疫情拖累严重,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中心城市,表现出一定的城市韧性。

国际经济制裁冲击了中朝贸易,但疫情的冲击更大。

2020年中朝双边贸易额下滑80.7%,2021年1~5月下滑83.6%,为历史最低。而2020年中韩双边贸易额扭亏为盈,相比2019年增长0.3%。

惠企政策效果不够理想。

43.17%的企业认为政策效果不够显著,15.52%的企业认为没有效果。大企业惠企政策的认可度较高,小微企业认可度较低。

中小微企业死线将近。

今年2月,60%的中小微企业的现金流只能维持3个月以内,只有四分之一的企业可以维持半年以上。到5月中下旬,20%的企业已不在经营状态,13%的企业到岗人数恢复比例低于50%。  年轻人失业率历史最高。

2022年4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升至6.1%,其中16~24岁青年人的失业率达到18.2%,创有历史数据以来最高。

女性能顶大半边天

女性在疫情中发挥了巨大能量。

封控时代备受关注的居委会,其成员绝大多数是女性。以武汉为例,2019年该市居委会72.53%是女性。

很多人不生孩子了。

在北京市卢沟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019年,大专以下学历孕妇占比20.7%,2020年占比15.9%,比例明显下降,而高学历孕妇无明显变化。可能是低学历人群对新冠认识不足,更易恐慌,因而推迟生育计划。

刘畊宏的爆红有其时代背景。

对疫情感知越高的18-30岁女性,更愿意购买健身产品。因为她们发现,疫情期间宅家生活容易发生体重变化,或者损害身心健康。

女性空巢老人的心理状态相比男性更糟糕。

疫情期间,山西大同平成区空巢老人心理健康状况显著下降,其焦虑或抑郁水平明显高于国内正常人群。女性,受教育程度越低,年龄越大,经济状况越差,心理应激反应越大。

媒体对女性的报道依然存在性别刻板印象。

疫情第一年的331篇疫情女性新闻中,只有1.8%具有性别平等视角。女性通常以“负罪的战士”、“悲惨的受助者”、“不得不坚强的普通女人”和“麻烦制造者”这4类形象出现。

“希望”与失眠问题

疫情初期,人们喜欢将“希望”挂在嘴边。

疫情初期,新浪微博中与疫情相关的关键词,出现最多的是“希望”。网络情绪分布比例最高的是“好”,占比53.3%,最低的是“惊”和“怒”,占比0.77%和0.12%。“乐”占比12.5%。

北京上海的疫情所受关注显著高于内陆地区。

疫情初期,新浪微博每日疫情通报下的评论显示,西南、西北地区地处内陆,经济交通不发达,舆情较平和,受关注程度较低;北京、上海所受关注与影响显著高于内陆地区;华中、华北、东北地区情感值得分较低,网民情绪较低迷;华东、华南地区情感值较高,网民心态相对积极。

疫情显著提升抑郁发病率。

疫情初期,我国普通民众的抑郁发病率达21.7%,居家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检出率为10.0%,武汉居民抑郁状态检出率高达30.4%。

核酸采样人员同样背负很大的精神压力。

疫情常态化防控期,一家三甲医院的核酸采样人员的睡眠问题检出率38.2%,高于非疫情期间水平。已婚已育的核酸采样人员睡眠问题更大,原因可能是他们肩负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且担心家人健康受到影响。 

困于谎言,心系巴黎

疫情催生最多的案件是诈骗罪。你缺什么,骗子就骗你什么。

涉疫情罪名前三的是诈骗罪,妨害公务罪,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

疫情初期,单日最多侦破涉疫情电信网络诈骗案件762起,并出现了新型诈骗,如:虚假床位信息、虚假“献爱心”活动、虚假线上教学费用、虚假退改签、虚假直播电商培训等。

酒店没得住。

疫情爆发后,湖南省酒店平均出租率下降54.7%。疫情对连锁酒店的影响高于对单体酒店,前者员工的月工资下降43.27%,降幅接近后者的两倍。

飞机很寂寞。

在2020年4月的极端市场环境下,全球窄体飞机的封存量飙升至11159架,是2019年年底的6倍多。

人类想出门。

受访者普遍认为长途汽车风险较高,选择比例从疫情前的40.91%骤降到现在的4.55%;私家车的比例增加了10个百分点,超过90%。饮食方面,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堂食被方便速食和外卖取代。

53.6%的受访者渴望出行但并不是非常迫切,38.2%的受访者出游意愿十分迫切。

参考文献(按先后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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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上海开放大学信息安全与社会管理创新实验室与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联合开展的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 

《2022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

“The Economic Cost of Locking down like China: Evidence from City-to-City Truck Flows”, https://michaelzsong.weebly.com/uploads/4/8/1/4/48141215/covid_truck_web.pdf 

张校源, 王浩, 宁晓刚, 刘若文. 新冠疫情暴发对城市经济影响的时空差异分析[J/OL]. 测绘科学. 202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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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联合深圳市创业投资同业公会开展的2022年疫情下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状况调查

北京大学牵头的中国企业创新创业调查(ESIEC)联盟在2月份和5月份对中国的中小微企业的经营状态进行的调查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

陈安娜, 王欧. 国家干预与社区工作的去性别化及再性别化*——对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治理中职业性别隔离的实地研究[J]. 妇女研究论丛, 202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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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者:本文来自互联网。如果大学也和高中一样,学生围绕着考学而安排学习生活,那么到了最后,学生的学习生活也不可避免要像那种高中那样从学习知识到学习做题。题会做了,但是知识丢了。原本能在大学里学会一点实用技能的“小镇做题家”将彻底成为只会做题的“无用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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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保研的学生,眼睛盯着保研名额,「就像集齐龙珠一样」去集齐绩点、竞赛、实践、实习;准备考研的学生,往返于宿舍、食堂、图书馆的三点一线,一遍一遍重复、刷题。

短短两句,几乎可以用来描绘「一个典型当代大学生的本科生活是怎样度过的」。

近几年,以「读研」为目标的大学生越来越多,这样的状态也变得越来越普遍。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为457万,比2021年增长80万,而在2012年,这一数字仅仅是165.5万。这背后,是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以及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大学生活因此变得紧张、紧凑起来。

同济大学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俊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疑问:为什么很多大学越来越像高中了?

李俊是一位80后,1999年读本科。那时的大学尚未「卷」起来,保留着自主探索的时间和空间。在那里,原本在物理系的李俊接触了教育学,然后读研、出国、到同济任教,慢慢从一名理科生变成了人文社科的教师。

有自己的经历作为参照,也有教育学的理论支持,李俊觉得,理想的大学生活,是有「闲暇」的时间,有更宽松的氛围,有伙伴,有碰撞,有公共生活的熏陶。但这几年,在和学生的接触过程中,李俊「有点出乎意料」:怎么现在大学生竞争这么激烈,学习的压力越来越大?

李俊把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记录了下来。他给出的答案,关于现实环境的变化,也关于过去教育经历留下的烙印。以下是李俊的讲述——

1

现在大家都觉得,大学是「内卷」的重灾区,而且这几年也是越来越「卷」。关注到这个话题也有好几年了,最近待在屋里,就想说写一写。

前些年里,首先是跟自己的研究生聊,后来是跟学校里的本科生聊,再后来可能是因为关注学生的东西多了,B站推送了很多类似的内容,所以也看到一些视频,就有越来越清晰的印象。

他们给我的直观感受,很多本科生「很要强」,努力学习各种课程,争取在考试中获得好成绩,拼绩点;或者参加各种活动和竞赛,争取获得奖项和头衔,拼荣誉;或者投入更多的时间准备考研,拼将来的学历。而关于考研,感受最明显的就是把时间完全分配在上面,一天十几个小时。大家会开玩笑地说时间管理大师,比如说上午学专业和高数,下午学外语等,规划很清楚。更宏观的,比如说要保研,这个暑假在某个大机构实习,另外一个寒假在某个机构实习或者攒经验,也是规划得特别清楚。

有一个同学这样描述,进了本科之后,考研就像是一种正常或者常规的状态,不考研反而有点不太正常的。而且考研的同学有点互相抱团,大家会在一起,是互相鼓励的,因为目标一致,我跟一个不考研的人在一起,对我而言实际上是动机上的动摇。

也有同学提到,自己因为保研失败,状态是比较糟糕的,对于信心是很大的打击。跳出来看,整个大学的氛围就是这样的,就像公司里有KPI有绩效,哪怕是大学老师,涉及项目申请、文章发表和职称评聘等,没有成功也会影响自我评价,自我评价多多少少是跟外在的评价联系在一起。客观来讲,学生时代的确经验不够丰富,很容易因为外在塑造形成某种状态,保研、考研失败,就像高考失利带来的打击一样,会产生自我怀疑、自我否定。这种对人的单一维度评价造成的影响和困扰,对老师和学生其实是差不多的。整个环境没有给他足够的空间让他去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这两年在互联网也看到很多,比如有个学生一边骑着自行车,上面还放着笔记本在跑数据;还有很多人分享自己的经历,每天都是学习、睡觉、吃饭,三点一线,大量的笔记、公式、历年真题、模拟题……

还有一个学生分享自己「五战考研」的经历,最终「人生停滞的这五年,彻底放下了」。她说:「考研这个大的趋势……我努力的程度,跟不上日益上涨的分数线。至此我终于明白,我的努力不足以匹配我的梦想。」

我还专门跟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也做了访谈,他表示,这四五年来,整个评价体系和规则肯定是越来越清晰,必须要有很清楚的规则,如果规则不清楚,学生会说我凭什么不能上?凭什么是那个人?最后各个方面都推动着规则必须制定得更清楚,比如成绩、荣誉、社会实践等等。

同时,规则清楚的情况下,就有可能会造成:我就看那么几个东西,那几个东西就成为评价时最重要的东西。学生越来越重视,规则越来越清晰,二者其实是互相推动的。

比如选课上,学生们早就已经发明了「水课」这种词嘛,就是好刷成绩、好刷分的课。说老实话,客观上也会推动我们老师在打分上稍微高一点,因为有些选修课要吸引学生选。

另一方面,比如在参加活动上,可能目的性也会更强。这些信息除了来自学生,还有来自社会上工作的一些人。我有个朋友是公益组织的项目主管,到他那里实习的有名校的学生,聊天的时候我们都感慨,现在的年轻人「攻略化」的味道越来越强,比如想出国,要怎么弄,用北方话讲就是「门儿清」。可能第一重要的是成绩,第二个需要某些机构的实习经历,第三个什么样的推荐信,第四个是额外加分等等,就像集齐龙珠一样去集这些东西。

2

了解到这些情况,开始的时候我是有点出乎意料的。我读大学是1999年,二十多年前的事情,那时候我们比较松散,但到现在这几年发现,咦,怎么现在大学生竞争这么激烈,学习的压力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外在的变化在推动他们,比如大学生数量确实在增加。我们研究职业教育的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也跟很多企业在聊,某些职位确实不需要那么高的学历,实际上只要学的知识能力扎实,大专生完全可以应对,但现在供需关系在变化,大学生越来越多,学历「通货膨胀」,这些岗位已经收到研究生简历了,那我为什么不要呢,最后就是水涨船高。

无论是机关事业单位,还是大国企、央企、大型机构,肯定要挑更好的,在无法清楚探知到人的能力的情况下,学历是一个比较好的指标,学历之外甚至再搞名校、211、双一流这种,再加码。

另一方面经济确实也有影响,本来互联网企业还提供了很多好岗位,很多民营企业岗位还不错,但这两年,企业招人更谨慎,学生们看到的好岗位,都越来越倾向要研究生,那学生也没办法。

我本科上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当时大部分同学本科时没有想到考研,而且那时候我们能找到的工作,客观来讲确实更好、更容易一些,比如我当时的同学,有很多本科毕业去了上海的重点高中,现在的话,招聘条件起码是要研究生,而且是要成绩比较好的,所在学校也要比较着看一看。

我在B站看到过有一个男生自称「985废物」,介绍自己时说:人在上海,985经济系,保研失败,没去考研,没钱出国,找不到工作,写不出毕业论文但马上要毕业的废物……他说他去参加大厂面试,是全场学历最低的,也是组里唯一的本科生。

所以,有了这些门槛的要求,学生也就去往这个方向努力了,考研获取更高的学历这种选择就变得越来越主流,路径越来越清晰。

实际上某种程度上学校也是鼓励这种氛围的,鼓励大家往那个方向去。这也不是新兴现象了,虽然不能仅仅责怪具体的学校,但客观上确实有一些学校在打造这样的「考研工厂」,也有地方想要去打造这种考研产业,把人聚集过去,带动一些产业的发展。至少和我们理想当中的高等教育是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这种状况的形成,除了大学生数量增加和就业形势的变化等原因外,大学生们过往所受的教育也有重要的影响。

绝大多数中学阶段的学子都将「考上某一层级的高等学府」设定为自己的目标,将饮食睡眠之外的绝大部分时间用于规定内容的学习上。为了帮助学生投入更多的精力学习、更好地应对激烈的考试竞争,学校、教师、家长和学生个体都强调勤奋和努力的积极作用,并在此过程中赋予「为确定的目标而勤奋努力」这一品质以极高的价值;与此同时,则尽可能地弱化青春期学生自由探索的尝试,让其将时间和精力聚焦在考试所规定和要求的方向上,以避免对成绩造成负面的影响。

在这种教育体系下,大学常常才是学生真正的自由探索的开始。但进入大学之后,高中阶段形成的学习和生活方式会继续影响和塑造着大学阶段的学习和生活。

读大学之前的目标已经实现了,可能有些人到了大学就比较放松,玩游戏或者完全放松掉,确实是不少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许多人延续了高中的方式,接受和服从周围多数同学共同选择的、同时被主流社会和家长所认可的路径——读研。

我也没有严格的证据的支持,但是我感觉到,过去若干年的这种环境下,后一种情况在增加。

于是,许多人习惯性地延续高中阶段的学习方式:给自己设定清晰的目标,按照已有的攻略,将大量的课余时间用于规定内容的学习。在此过程中,以知识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追求更好的成绩、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而非综合能力的成长等高中阶段形成的态度和价值也得到延续。大学学习本身的意义,被化约为达到下一步目标的手段,「从竞争中胜出」代替人格形成和人生路径选择,变成了最主要的目标。

其实那两种状态,无论是长期紧绷之后彻底松掉,还是说继续紧绷这个弦,我觉得无论于个人,甚至对于我们这个社会,都不是最理想的。社会发展要创新,要突破,产业要升级,科技要发展,我觉得是需要更多的年轻学生能够在大学期间去自由探索的,基于好奇心,基于自己的禀赋,主动的状态应该是更好的。

尽管高中之前没法控制,但在大学应该自己找找方向,觉得自己喜欢这个东西,觉得认可的也适合自己的思维方式,适合自己的禀赋的,那我努力学习是很有动力的,也知道将来要做什么,或者有个大体的方向,觉得学习过程是有趣的,是不断地有好奇心驱使的,这个应该是好的状态。

找到一个更加适合个人禀赋、偏好、兴趣的目标并实现它,需要投入许多的时间和精力,而此前的教育并没有教给他们相应的方法和路径。不仅如此,以前可能会有稍微多一些学生,来找找看我适合做什么,不像高中那么「勤奋」了,但有多一些自己的思考,多一些自己的探索,而现在,学生们的外部支持更少,更加个体化的、综合的个人成长与发展,逐渐让位于激烈的、同质化的竞争。

3

我们的高中学习有很大的一个弊病就是重复学习的时间非常多,现在很明显这种情况也在延续到大学期间。正常的良性的学习,是认知的疆界不断地往外拓展。在已有的知识基础上提高,从教育心理学上讲,我学的新知识和我已有的知识是有机联系的,在未来的工作中,无论是做工程师还是做科学家、做研究人员,依然不断突破已有的边界,触及前人没有触及的领域,再往前探索,而不应该是一个对已经学过知识的简单重复。

对已经掌握的知识重复地投入太多时间,可能对学生的好奇心产生负面的影响,并破坏他们探索新知识的能力、逻辑判断和推理能力以及创新能力;同质化的竞争对几乎所有学生都构成了额外的压力,焦虑情绪日益蔓延,大学生发生心理问题的现象愈发广泛、程度愈发严重;与此同时,许多学生对于大学及自己未来的发展感到迷茫和困惑,一部分毫不思考地投入疯狂的竞争,也有部分学生选择「躺平」,退出这种内卷的状态。

除了这种「卷」,另一方面就是纠结,越来越明显:竞争已经这么难了,我怎么办?考研分数线这么高,怎么弄啊?

我们专业没有本科生,但我给本科生开了公共课。在和学生接触过程中,我会有意识地问,你们是怎么「卷」的?你们怎么看这个事情?几年之后,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很普遍。而且我在课上会让他们写下来,在这门课上你最希望了解到什么?很多人的问题都是:要不要考研?这是现在很多学生非常纠结的问题。

这些确实和我当年读大学时的氛围有所不同了。我成长在一个小城市,湖北十堰,不过从小学到高中,基本上都是当地比较好的学校。读高中的时候,主流的选择就是理科,我以前物理还不错,考大学上的华师大的物理系,那时候已经有兴趣了,可以说是立志当物理老师。

但是到了大学之后,我意识到自己的数学是不行的,物理也不是自己最擅长的领域,自己对于人与社会的兴趣超过对机器和数字的兴趣。

对教育感兴趣其实是建立在对自己之前接受的教育的反思上面。高中是那种压力很大甚至有些压抑的状态,天天学习很辛苦,晚上上晚自习上到很晚,只以成绩作为评价,那时候就在想,什么样的教育是好的,我需要变成什么样子。

那时候的大学还保留着一些「无用」的氛围,有很多的公共生活。我们在宿舍经常开卧谈会,跟同学不知道争论了多少,面红耳赤。

确实是有「闲暇」的状态的,我当时还写过一个「华师大后门」的东西,其中有一段说:我在刚到华师大没多久的时候,时常跟着同学到后门买花生和瓜子吃,一路吃一路聊。由于受到高中时候炼狱般学习的影响,开始的时候我还纳闷于大学生活竟会如此悠闲,总有些负罪感,逛着街却还想着是不是应该去上自习。然而后来这种愧疚感逐渐消失,一方面摸清了大学学习的底细,另一方面却也喜欢上了这样闲逛的感觉。那时候读罗素,读到他对于闲暇的赞许和肯定,我也开始以哲人的言说作为偷懒的借口,慢慢习惯于懒散地应对学习。直到现在,我仍然相信,后来改读文科,至少有一半的功劳是要记在那时候的闲逛以及看闲书上面的,另一半应该是记在学府之内听到的一些杂七杂八的演讲上面的。

因为是师范大学,人文社科也比较全,那时候就听了很多讲座,包括清华、北大的一些知名学者来讲座,还有很多学校内部的讲座。

还有充足的时间和机会看闲书,可以去图书馆借书,那时候学校里面实体书店也很多。我认为实体书店是个很好的地方,你去了之后,不知道会翻到什么书,现在的网络可能能让你刷到很多,但我们都知道是有大数据的推荐的,书店不一样,翻翻这个,看看那个,发现有意思就拿回来、买回来看看,可能10本书,有3本书感兴趣,但这3本书慢慢就拓展成这个相关领域的30本书。在书店还常常可以见到学校里的一些年长或年轻的老师,有时候还会遇到曾经听过演讲的老师,这时我会偷偷地关注一下他们在看哪些书、会买什么书。

我当时就看这些东西,很快意识到自己对教育感兴趣,所以考研读了教育。后来慢慢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做这个事情是比较愉快、比较放松、比较有动力的,直到现在仍然是这样的。当然工作当中都有不顺心的时候,但是总的来说,我在做的事情,读书、写作也好,和学生交流也好,我是有动力和好奇在的,也是比较享受、愿意去做的。

就像许纪霖老师在书里写的,「现在的大学竞争的氛围很浓,为了出人头地,名列前茅,都将同学当作竞争对手严防死守……但一个学生的健康人格,是需要在公共生活里面熏陶出来的,是从同学的互相交流中获得的。」

我非常认同,大学应该是一个年轻人之间互相交流、碰撞、思考的地方,甚至有的学者会说有没有老师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年轻人在那边学习,在那边共同生活、共同探索。杜威好像也是这么说的,教育就是生活,学生就要逐渐进入公共生活。

而且,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应该以一种更加开放、更加多元的眼光看人和人的关系,我觉得那种你输了我赢了的「零和博弈」的思维是不好的、不利于个人成长的,但在当下,因为名额就那么多,同学们受环境的影响,看待人际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难免受到这种零和思维的影响。

4

像前面所说的,大学常常才是学生真正的自由探索的开始,但如今,大学变得越来越像高中。他们还没来得及审视自己的兴趣和禀赋、没有认真思考未来的诸多可能性,就被裹挟进入激烈的竞争之中,而到了研究生,忙着考公务员、进大厂……总之,一路被他人安排着走向一个既定的目标,方法机械单一,无需思考。就像我访谈的一位同学说,因为争取保研,「想要的太多,真正安心学习的时候很少」。

客观来讲,有一部分大学越来越像高中,但也有一部分高中越来越像大学。那些高中名校,比如北京的人大附、四中,上海的格致中学、上海中学,包括全国各地那些领头的学校,他们的学生在中学阶段已经能够有更多的探索了。

但他们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是一定意义上有「入场券」的人,而且大家的入场时间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高中就已经入场了,但有的人上了本科还没有入场。

从国际来看,社会经济条件对此是有影响的。像北欧国家,芬兰、挪威、瑞典、丹麦,他们的情况客观来讲就不太一样。下一代的教育成就和家庭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是比较弱的,基础教育的「筛选」功能比较弱,这是非常重要的北欧的特点。大家都上一样的学校,学校之间的差别也不大,整体保证一个均衡且比较高质量的教育。

十几年前,我在德国科隆大学读博,现在也主要研究德国的职业教育。德国其实不像北欧那样,德国有这种问题,家里面条件好的,能够上更好的学校。但德国的高中生,还是有大量的时间,能够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们的中小学生,很多时候下午是不上课的。有更多的时间、精力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精神压力确实要小很多。

从许多方面看,中国人和德国人都非常勤奋,在两个社会中,努力工作都是受到高度认可和嘉奖的价值观,并且在中国和德国都常常能看到、听到一些人勤勉努力地工作、为了事业拼搏奋斗的事例,但总觉得这里面有一些细微而内在的差别,我的感觉是,他们的勤奋里面,因为「我喜欢这个东西而勤奋」的成分稍微多一点。

德国的教育学,包括职业教育学,他们在激励学生的兴趣,在尝试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激励和推动学生更加主动、更加积极地学习。

有个读博时候一起玩的年轻人,他高中毕业之后根本就不读大学,在外面晃了好几年,比如徒步到西班牙去。我以前在上海的时候还碰到一个德国的年轻人,高中毕业之后到中国来待了几个月,这种很多的。

有个朋友当时从加拿大到德国交换,读的脑科学,她就非常喜欢,包括研究人脑、人的意识,还有人的学习、成长,不光是从科学的角度,也会选修一些哲学之类人文课程,那时候我们在一起聊就特别愉快。

还有一个人,是做弗拉门戈吉他的。他非常喜欢做吉他,而且就是以这个为职业。我去他的工作室跟他聊过,还看过他的表演,你能感觉到他对这门手艺的热爱,包括对质量的追求,哪里做得好,怎么样做得好,什么样的好,聊起来眼睛放光。

我以前曾在一篇文章中探讨过这一点:我们的社会中也比较缺少对事物背后秘密与原因的纯粹智识上的兴趣,在很长的时间里,一方面,「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那些「劳力者」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他们在手工制作等领域的探索与努力较少得到社会的认可,也很难让他们进入社会上层,从而很难对更广泛的人群产生物质及声望上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即使对于「劳心者」而言,知识本身也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知识所能带来的「千钟黍、黄金屋、颜如玉」;我们缺少探究的好奇,不太关注事物背后的奇妙奥秘,反而更加认可社会与人际关系意义上的能力与学问,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作为一个研究者来看,不光是看学生,也看我们自己的成长。我觉得一个人能够更可持续的、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的成长,应该是更加追随着兴趣和禀赋去自由探索地成长,因为这种内在的动力更足,过程可能也更愉悦,同时他努力的成本也很低,这个非常重要,比如我就是喜欢我这个专业领域,那我会看很多书,我看书的时候不是很费力的,甚至可能比打牌、玩游戏更舒服,那自然就是更好的。

如果一个人仅仅是因为外在的间接的兴趣,比如因为这件事带来的功利的效果而去做,取得的成就也好,往前走的程度也好,自然会少一些。孔子就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我觉得这是教育上或者人的成长比较基本的规律,未必是永远如此,但是常常如此。

我家小孩现在小学三年级,作业也还是比较多。作为家长,是比较纠结的,一方面我们了解好的教育的重要性,不会很鸡娃,但也知道,在当下还是希望孩子的成绩好一些,很难完全按照自己的想象和期望来教育孩子。对于我们而言,当下选择相对主流的方式,是更大的可能性。

有时候会感慨,自己当年学习比较辛苦,但没想到年轻一代的学生学习压力更大、竞争更激烈。会觉得,怎么是这样子的?但现在的「时代精神」好像就是这样的,就会不断地往前压、往后延伸。 家长能做的,可能是提供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当然不一定说要对整体的体系走反方向,但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者意识到这种竞争的压力会对小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这样的前提下给他提供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带他一起玩,一起看看片子,或者跟他对话,帮他消解一部分压力,保留一些自由探索的空间。

整理者:转自九派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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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晚,女高中生黄丽(化名)请假离开学校,在行至广西贺州市贺江灵峰大桥时,她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刚满16岁的生命。

据事发地监控视频显示,当天晚上20时35分,黄丽到达灵峰大桥时,将书包放下便直接纵身跳江。两分钟后,附近群众向贺州市公安部门报警。

黄丽的母亲李女士(化名)在接受九派新闻采访时回忆,当晚,女儿打电话来说身体不舒服想请假,班主任遂让一名女同学陪着她就医。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女儿没有消息,班主任却打来了电话。班主任问她有没有联系到黄丽,她说没有,之后,两人尝试给黄丽打电话。“8点半左右,(黄丽手机)就已经关机了。”李女士说,她不停地打电话,后来终于打通了,是派出所的人接的,让他们快点过去,说女儿落水了。

经公安部门法医机构鉴定,黄丽身上无外伤。经进一步尸体检验,结合其他调查,查明其死因为生前溺水,排除他杀可能。

李女士称,女儿的尸体被打捞上来后,公安部门让黄丽的父亲去录口供,并告诉他,这是事件不是案件,不宜立案。

在贺州市教育局的组织下,黄丽家属曾与其生前就读的贺州现代中学进行了多次调解协商,但双方均未达成一致意见。“学校说,出于人道主义,给我们五万。”

李女士告诉九派新闻,女儿的书包里放着一封遗书。据李女士提供的遗书照片显示,黄丽写道,“可能是我的内心不够强大,也可能是因为多次有过这种想法的原因,导致我做出这样的决定。”“上初中开始我就觉得人性是多么的恶心,在厕所被水泼过,被无数人嘲笑,骂……”

此后,黄丽在遗书中提及了8名同校学生,写道,“请你们永远记住,今天我因你们而亡,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你们对我的所有辱骂,所有侮辱,总有一天会得到报复。”“爸爸妈妈,我对不起你们,可是我真的撑不住了。”

李女士表示,自己的诉求很简单,就是想知道是什么导致女儿走上这条绝路的,遗书中提到那几名同学和女儿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5月27日,贺州市教育局发布一则通报。通报内容显示,经调查,3月8日当晚,黄丽与某同学发生口角,未发生肢体冲突,随后称病请假外出。经警方调查,其在校期间未遭受过辱骂、殴打、欺凌等情况。此前,警方未接过该校学生受到欺凌的警情,学校也未曾发现黄丽有遭受欺凌的情况。

事件发生后,教育局多次组织学校与黄丽家属进行调解、协商,但因家属不断提高补偿金额,导致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在3月10日、3月25日、4月17日、4月28日、5月6日等5次调解、协商的基础上,教育局于5月23日再次组织家校双方开展调解,司法、公安等部门及律师共同参与。在调解过程中,由于黄丽家属突然再次大幅提高补偿金额,导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1】遗书:列举八名同学名字

在遗书中,黄丽写道,“在我记事时开始,我就感觉这个世界的不公。”

李女士告诉九派新闻,女儿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她的身世有点特别,她是自己和前夫的孩子。李女士和前夫没有感情,在女儿一岁的时候分开。为了生计,她把女儿托给母亲照顾,自己一个人去了广东打工。

在女儿四岁的时候,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两人结婚。现在的丈夫很疼爱女儿。“我老公说,女儿从小没有父爱,他要把全部的爱给她。”李女士说,也因此他们没有再要其他孩子。“她和我老公很亲,就连上学时痛经,她都是打电话给爸爸,叫爸爸带他去看医生。”不仅如此,女儿有时候大大咧咧,回老家不记得自己的月经期,爸爸还会提醒她带好卫生用品。

李女士说,女儿在他们面前报喜不报忧。遗书中,黄丽表示自己自初中开始就有人在厕所里向她泼水,还曾遭受过辱骂。对此,李女士表示,女儿在学校不好的经历,他们都是从学校那边得知的,包括被人在厕所泼水那件事,“每一次我问她,在学校怎么样,她都说,挺好的,不用担心。”

女儿偶尔也会在她面前表现出不开心的样子。“她有几次跟我说,想换掉自己的血,我问为什么,她说因为这是她父亲的血,她不想要。”李女士表示很自责,“可能是我灌输了很多她亲生父亲对我不好的事情。”

黄丽轻生后,李女士整理遗物时,在女儿手机的相片中看见了一个截图,显示的是学校对黄丽与某某恋爱的处理通告。这事情发生在2021年10月份,学校打来电话,说让黄丽的家长过去一趟,李女士的丈夫去了。女儿回来后和他们认错,“我跟她说,谈恋爱这种事情对你有害无利,她说知道。”

这之后不久,李女士问女儿有没有再和那个男孩子联系,女儿回答说没有了。“但是今年她过生日,我看她发的视频,那个男孩子给她买了蛋糕,陪着她过。”李女士和丈夫在贺州昭平县务工,不在贺州市区,平常女儿寄宿在学校。“她的最后一次生日,我没有给她过。”李女士表示很遗憾。

女儿出事后,李女士看到有一个账号一直给女儿的手机发信息,就是那个男生。他还用别人的账号给李女士的手机发了一条短信,自称是黄丽的同学,问黄丽怎么样了,有没有好一点。李女士联系上他,告诉他黄丽出事了。

他告诉李女士,出事之前,他看见黄丽在座位上哭。他问黄丽为什么哭,她没有告诉他,只是哭。男生说,想看黄丽最后一眼。在征得父母同意后,他的母亲和妹妹同他一起陪了李女士两天。

李女士问那个男生,知不知道黄丽为什么事情走上这条路,在学校有没有受到什么欺负?他回答说不知道。

【2】母亲:女儿体贴懂事热爱运动

在李女士的描述中,黄丽是一个“不可能会突然轻生”的小孩。

她热爱运动,尤其喜欢篮球和田径。上学时,曾在校级运动会上得过许多田径项目第一名的奖状。加入学校篮球队没多久,她就成为了队长。星期五和星期六不用上晚自习的时候,她经常和同学约着出去打球。“那个队伍还去南宁参加比赛,比赛的时候她还扭到脚了。”李女士回忆。

初中时,周六周日没有早自习,黄丽会早起跑步。李女士和丈夫上班的工厂旁边有一个体育场,“我们还没起床,她就去跑步,绕着那个体育场转圈。等到我们准备出门上班,就看到她一身的汗在往回走。”李女士说,她和丈夫是7点半去上班,估摸着黄丽是6点左右起床去跑步的。这样的习惯她坚持了整个初中。

李女士称,女儿体贴懂事。小时候黄丽由外婆带大,“我们老家那生活条件比较困难,想买一点东西要走好远。下雨天的时候她会自己拿一个大雨伞走在前面,遇到有水坑的时候,她都会说,外婆你小心一点,这里有水坑,别摔跤了。”李女士说,那个时候的黄丽还不到四岁。

知道爸妈上班很辛苦,黄丽会在家做好饭菜等他们回来吃。快下班的时候,女儿总是会打电话来问,妈妈今天想吃什么菜?妈妈,你要什么时候回来?“现在我们永远也接不到这样的电话了。”李女士声音有点哽咽。

黄丽在父母身边总是有很多话要说,上初中后,还经常抱着被子来爸妈的房间,想和他们一起躺在床上看电视,说自己不想一个人睡。她尤其和父亲有说不完的话。自从黄丽去世后,李女士有时看到丈夫来到女儿的房间,蹲在地上抽烟,边抽边掉眼泪,吃到女儿喜欢吃的菜,他也会落泪。李女士则是整宿地睡不着,夫妻俩都想不明白,为什么当天晚上聊天还正常的女儿会突然轻生。

【3】教育局:对生命逝去深感惋惜

对于此事,派出所的办案民警表示,这件事不属于案件,是事件,不宜立案。如果家属需要文件起诉,他们都按照程序,依法提供。

2022年5月27日,贺州市教育局就此事发布了一则通告。

通告内容显示,2022年3月8日当晚,贺州市某高中一学生黄某在晚自习期间,以脖子过敏为由向班主任请假外出就医。班主任在电话征得黄某妈妈同意后,安排同宿舍女同学王某某陪同其到医院看病。黄某和王某某一起于19:52离开学校前往医院。到医院大门口后,黄某称其脖子没事了不用进医院,并以去见一朋友后再返校为由,撇开王某某。20:37,贺州市公安部门接到群众报警称有人在贺江灵峰桥上跳江,及时出警并组织救援。警方从其现场遗留的遗书中确认黄某身份,通知其所在学校派人到现场参与处置。

关于黄丽跳江及遗书提及的校园暴力问题,教育局回应称,法医鉴定后排除他杀,黄丽的死因为溺水;经调查,学校和警方均没有发现其生前曾遭受过霸凌。

通告显示,经调查,3月8日当晚,黄某因嘲笑某同学,引发两人发生口角,未发生肢体冲突,随后称病请假外出。根据事发地监控视频显示,20:35黄某行至灵峰大桥直接纵身跳江溺水死亡。经警方调查,黄某在校期间未遭受过辱骂、殴打、欺凌等情况。此前,警方也未接到过该校学生受到欺凌的警情,学校方面也没有发现过黄某遭受欺凌的情况。

贺州教育局表示,对该事件发生深感痛心,对生命逝去深感惋惜。下一步将继续协调有关部门,共同引导黄某家属通过法律途径依法依规解决问题,相关进展情况会及时发布。

李女士表示,自己和丈夫都已经四十多岁了,自己因为身体原因也不能再生育。

网友评论:

网友1:可怜的孩子,校园暴力者应被绳之以法

网友2:校园霸凌是许多人一生的疼,强烈要求政府、社会多多关注校园霸凌情况,严厉打击校霸,还校园一个宁静,让每-亇学生都能健康成长

网友3:校园霸凌是一直存在的。有几个受到欺凌敢于报告老师或家长的。只有一直忍受着,终于忍不了了,出事了。

网友4:就是因为学校怕出丑,遮遮掩掩,导致了那些施暴者更加肆无忌惮,这些只顾乌纱帽却没有管理能力的废物,连校园霸凌都不敢面对

整理者:转自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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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日重阳节,开门有菊花。不知来送酒,若个是陶家……”

星期三晚上八点半,一个潮汕小乡村里,还传出阵阵读书声。

在一座两层高的小旧屋里,授课老师用普通话带读一遍,随后又换潮汕话带读一遍,跟随她朗诵古诗的,并非学龄的孩子,而是一群已经迈进中年的农村女性。

这里是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览表村,览表图书室二楼由四名工作人员操办的新女子夜校。每周一、三、五的晚上,村里和周边的中年女性来到这里,拿起一辈子没用过几回的铅笔,一笔一画地模仿黑板上的字迹,诵读着朗朗上口的诗词。  近日,南都、N视频记者来到览表新女子夜校,倾听夜校背后的故事。

八年前,十来岁就辍学外出打工的潮汕女孩吴利珠回到览表村,设立了览表图书室,而后再办起新女子夜校。至今已帮助约270名农村女性回归课堂。

在这里,有人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有人在卖菜时能用上普通话跟客人沟通,还有人收获了同学友情。

新女子夜校摸索出来的经验,为农村女性带来新的启发,接受教育意味着有更多选择权。吴利珠说,如果其他村镇有需要,她愿意前去协助开办夜校,希望能让更多姐妹从中受益。

重新“认识”自己

46岁的李摇猜把儿童诵读教材摊开在书桌上,口中跟着19岁的老师吴瑶儿发音朗诵,眼神却在课本上迷茫游走,不知道自己读的内容在哪。当天值班的助教林楚玲发现她的困窘,走上前向她指出正在读的部分。

因为讲惯了潮汕话,有学员在老师带领下仍然没法用普通话清晰发出部分字音,引来哄堂大笑。笑声还未完全落下,吴瑶儿用手中的小竹条敲了敲黑板,课堂很快又回归秩序。

在过去,女性读书并不被当地人视为必要,到了十来岁可以做工的年纪,便需要外出打工或留在家里干农活。

李摇猜说,“小时候家里穷,只能供两个弟弟读书,我就没得书读”。2021年下半年,她来到新女子夜校,和村里许多同龄女性一样,她不识字,也不会讲普通话。

每堂夜校课前,学员都需要在教室后方墙上的签到表写下自己的名字。郭赛吟第一次签名时就把“郭”字写成了“享”字,发现后又把右耳旁补在了“吟”字后面。

老师林楚玲说,当地人在称呼已婚女性时,不总是直呼其名,而是称之为某某嫂、某某家老婆、某某人的妈妈。但在夜校里,她们不再是被其他身份盖住的人,而是摇猜、赛吟、美贞、美莲……“每次夜校课程,我们都要求签到,是在提醒大家有自己的名字,要记住自己名字怎么写”。

夜校课程从晚上八点上至九点半。每堂课学员们会学一篇诗词或童谣,再从中摘出5个生字重点学习,到了课程后半段,则练习书写当天所学的生字。

临近下课时,吴瑶儿用手机播放邓丽君演唱的《我只在乎你》,这是她们此前在课上逐字逐句学过的曲目。学员卢美莲一边在田字簿上抄写当日的生字,一边跟着哼唱。当晚的课程就在音乐中结束。

晚上九点半,览表村漆黑的巷道里响起摩托马达的轰鸣声,学员们陆续骑车回家。但老师的工作没结束,几位老师需要将黑板上的内容录制成认读视频,发到夜校微信群里。

实际上,群里约有40位学员,因教室空间有限,夜校每个学期只能让15人来现场上课,其余人则在微信群里对着每堂课的视频自行学习。吴瑶儿说,学员们很好学,一到点就会有人在群里问,“今天的课程视频呢”?

锁上图书室木门时,已是夜里十点多,几位老师才各自回家。

生活逐渐改变

微信朋友圈不知道怎么发、银行取钱需要能签名、到城里去要会看路牌、孩子学校的文字通知看不懂、作业要家长签字、就连卖菜也得会讲普通话……这些年,览表村的中年女性们在与外界逐渐频繁的交际中,愈发感受到没文化、不识字的困扰。

李摇猜在当地批发市场卖菜,附近工厂的外地人常来光顾,有人用普通话问卖的是什么菜,她咿咿呀呀说不上来。“菜名我都知道,但就是听不懂他们说什么,自己也不会说。”李摇猜边笑边摇头,她意识到,想做好生意就得学会普通话。

干惯农活的郭赛吟对自己第一次到夜校上课的情景印象深刻。她说,对着还没有自己手指头粗的铅笔,觉得比握锄头还难,“当时还要老师手把手教我拿笔”。她摊开自己厚实的手对南都记者笑道,“你看我的手这么大,小姑娘小手抓着我学握笔呢。”

一个学期下来,郭赛吟去银行取钱时再也不需要家人代为签名,夜校签到表上的名字也写得越来越工整。

夜校的课堂并非每次都是全员出席。因为忙着做工和照顾孩子,卢美莲有时不得不向夜校老师请假。她一个人在家带两个女儿,平时到工厂领了服装材料回家加工,一件能赚八分钱,从早到晚大概能挣七八十块钱。

“晚上附近有人跳广场舞,我不去跳,我想识字。”卢美莲说。做工时,她将手机架在缝纫机旁边,一边踩缝纫机一边听群里的夜校视频内容,闲时就对着视频练习写字。

在课前课后的时间,学员们常聚在一块聊家长里短。谈论养殖的虾什么时候可以捞,哪位同学的身材保持得苗条匀称,隔壁村妇女的穿着特别时尚,以及学习上的困难。

正是在这段时光中,李摇猜拥有了真正意义的“同学”。去年几位同学光顾她的菜摊,当天由丈夫守摊,丈夫知道她们是“摇猜的同学”后,原本一斤两块五的菜只卖了她们两块三,再提起这件事时李摇猜笑得直拍掌。

家庭外的自信

目前,览表图书室有四名工作人员,她们白天是孩子的玩伴,到了晚上则是夜校的老师。

黄碧莲是个“80后”,对学员的迫切需求深有体会。初一辍学的她,已经是村里同龄女性中的高学历。“我在村里上小学一年级时,全班只有一两个女生。后来上了初一,大家都跟我爸妈说不要再让我读书啦,没有用。”黄碧莲回忆,当她步入初中校园后,村里其他女孩都已经外出打工,她最终也离开了学校,进入工厂。

今年4月,黄碧莲来到图书室当工作人员,白天带领小朋友活动,还尝试着在夜校课堂当主讲老师。讲师工作需要提前备课,抄抄写写之余还得会使用电脑。她在5月2日发了一条朋友圈:到这个年龄才来学电脑,不知道能不能学会?必须得咬紧牙关,认真学。

吴瑶儿是老师中年纪最小的一位。她的妈妈曾是夜校的学员,从前一字不识,如今已考取了驾照。也正是如此,吴瑶儿在母亲的鼓励下来到了夜校,“去帮助更多览表妇女认字”。  2020年,原先在深圳工作的林楚玲回到揭阳,吴利珠希望她能给妈妈们上课。因为没有经验,林楚玲刚上课时十分紧张,不过,学员的尊重很快缓解了她的忐忑。“虽然都是妈妈辈的人,但都称呼我们为老师,还有她们认真积极的态度,都会影响到我。”林楚玲说。

对于林楚玲的回归,亲友都无法理解,“大家都想往外跑,你居然年纪轻轻就回到村里,不仅工资低,还晒得黑不溜秋。”但林楚玲始终认为这份工作的意义不一样。

初中学历的她在夜校讲课的同时也努力提升自己。通过成人高考,她马上就要拿到大专毕业证书,接下来的目标是考取社工证或者幼师证,“反正就是要继续学习”。

跟其余三位老师不同的是,刘少玉并非揭阳人。1994年从江西嫁到览表村后,她生了五个孩子。“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从年轻时就围着我的孩子转,困在家里像个黄脸婆,时常哀怨。”刘少玉对南都记者描述过去的生活。  2017年,偶然的机会让她到广州参加了由公益机构举办的农村妇女分享会,会上听到其他人讲述关于反对家暴、男女平等、性教育的话题,小学没毕业的刘少玉两眼放光,“我当时看到那些姐妹都好厉害,懂这么多。”回到览表村没几天,她便向吴利珠提出要加入览表图书室当工作人员。

自参与览表图书室和夜校的工作后,除了陪伴图书室里的孩子,刘少玉还负责夜校学生的招募和家访,几年下来她明显察觉到自己的改变。“原先我跟孩子讲故事都会脸红,怕讲得不好,自己有心理障碍。现在大学生来了,记者来了,我也会主动跟对方聊,他们也是人,聊到我不懂的地方就向对方学习嘛。”

刘少玉说,“从家庭走出来后,我变得自信。”

夜校七年蝶变

新女子夜校见证了览表村无数女性的变化,它的由来要从创办人吴利珠的辍学经历说起。

2002年,读完小学三年级的吴利珠乘上前往珠三角的车,开始了打工生涯。那年她才14岁,在随后的日子里,辗转深圳、东莞、长三角以及北京等地,当过保姆、进过厂、卖过衣服。

“当时村里很多人都这样,读到四五年级,父母会说认识几个字就够了,出去懂得坐车,知道自己名字就可以了。”吴利珠告诉南都记者。

2009年至2013年在北京打工期间,她接触到了社区图书馆和工友之家,就此改变了往后的路程。每次回到村里,她都觉得还跟以前一样,大家还是很早就辍学。从那时起,吴利珠萌生了为家乡做些改变的想法。

在公益组织和朋友的协助下,2014年6月,吴利珠回到揭阳览表村摸索创立了览表图书室,并组织村里的孩子到图书室看书。

家长送孩子到图书室后,也常聚在一起聊天,吴利珠发现村里的妈妈们都有个共同难处——不认识字。“很多妈妈也有智能手机,但是她们不会看,只能听语音,当群里有人发文字消息时,根本融入不进去。老公拿手机跟别人语音聊天时她能听得懂,但是一打文字就不知道老公到底在外面干嘛,是不是外面有人?”

第二年,在妈妈们的期许下,览表图书室开设起“妈妈班”。吴利珠请来村里老师给大家讲课,每堂课付老师100块钱,每天讲授五个简单生字及一首童谣。“妈妈班”对于条件允许的学生每月收200块钱,家里拮据的则免费。

起初,上课地点设在村里的老人娱乐中心,白天村民在这打牌,晚上则传出琅琅书声。让吴利珠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年她在三八妇女节活动上准备了玫瑰花。一位妈妈感叹,“天啊,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收到花”。吴利珠发现很多妈妈都被“困”在家庭里,整日劳务、带孩子,没有自己的社交生活。

到了2017年,“妈妈班”有了正式名字“新女子夜校”。在老人娱乐中心的课程持续了一年有余,每个班20人,高峰时开了两个班,后来又借用览表学校场地作为夜校课室,再往后则直接将课堂设在览表图书室二楼。

实际上,每个月200元的学费是一道并不容易跨过的门槛,夜校也因此一度停办过半年。“收回来的学费根本不足以持续聘请老师开课,但对不少人而言这笔钱是有困难的,后来干脆不收钱了,由我们图书室工作人员来教。” 吴利珠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需要倒贴钱进来给妈妈们上课。

探索更多可能

新女子夜校虽是公益课堂,但图书室租金、活动开销以及工作人员的酬劳都需要成本,凑钱是她们每年都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当下维持运转的经费主要来自“月捐群”和社会公益组织的资助。林楚玲介绍,图书室和夜校有个百人“月捐群”,成员主要由本村村民和其他爱心人士组成。每人一个月捐款50元,用于活动开销和图书室的场地租金。

在村里开便利店的吴林(化名)曾加入“月捐群”支持了三个月。他对南都记者说,“图书室和夜校肯定是有助于览表村发展的,要早十几年都重视教育,就没那么多文盲啦。现在不一样了,大家都要上学。”

夜校成立以来,已经有约270名学员前来学习。吴利珠和团队摸索出来的经验,为潮汕地区的乡村女性带来新的启发——让女性有更多的选择权,可以从识字开始。

实际上,南都记者到访时,吴利珠并不在揭阳。去年11月,她和丈夫、4岁的女儿开始常住浙江,那里是丈夫的老家。图书室和夜校的具体事宜更多交由四位同事处理,但她并未与图书室脱节,她希望找到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平衡,此外还希望借此机会探寻让更多农村姐妹受益的可能性。

在潮汕地区,与览表村有相似需求的村庄不止一个。周边村镇的人陆续找到吴利珠,希望也能让自己村里的孩子爱上读书,让没有上过学的中年女性开始识字。

“我或许可以去尝试更多东西,也算是解放自己,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可能。”吴利珠说,去年她还前往陆丰市下埔村,分享览表村教育农村儿童和提升妇女能力的活动经验。“到时如果有很多村庄都需要办夜校的话,我可能会回去利用现有的经验和公益资源去协助他们”。

看着如今览表村的女大学生越来越多,暑假期间陆续有人回到图书室当义工,吴利珠觉得“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为人父母,都受过不读书的苦,现在肯定不会让孩子不读书,男女都一样,只要你愿意就尽量去读。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大家的经济条件都变好了,这确实是一个飞速的变化。”吴利珠说。

整理者:本文来自互联网。向我们展示了低生育率背景下,妇产科医生面临的巨大失业压力。16年出生率较高妇产科扩招,随后即开始断崖式下跌,2016年后新招的妇产科医生加上原有的,在2021年相对过剩严重。这是医疗私有化以后表现出的市场盲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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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科受到的冲击是自下而上的

分娩量的降低使孕妇

会越来越向顶尖三甲医院集中

而基层医院将受到最直接的冲击

3月7日,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东坝院区人头攒动。各个科室门前都排着队,唯独妇产科的等候区只坐着两个人。当记者询问孕妇建档名额是否紧张时,分诊台护士说名额很充裕,但提醒记者慎重考虑,因为该院产科“随时”会被撤销,将并入另一所医院。至于为何撤销产科,她没有透露更多信息,只说妇科仍将保留。

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东坝院区原名东坝医院,于2012年更名。一位妇产领域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东坝医院的妇产科曾经很辉煌,年分娩量一度达到三五千,这个数据在2014~2016年期间掉到了1800左右,但在去年跳水到不足150,缩水九成。

经历“产科危机”的不止东坝一家。北京恒和医院是一家二级高端私立医院,但近年来产科病人数量下降,运行不下去,将被民营妇产科头部医院和睦家兼并。据知情人士透露,眼下收购处于已“订婚”但还没“领证”的阶段。

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中国2016年至2021年新出生人口数连年下降,分别为1883万、1765万、1523万、1465万、1200万和1062万人。社科院在2019年1月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就指出,中国人口负增长的时代即将到来。而医院里的产科,是最早感受到这一变化的地方。

曾经的生育巅峰

“2016年10月是我们院分娩量的最高峰,共接生了约300个婴儿,平均每天10个。记得有一晚,我基本没休息,收了7名待产妇,做了4台剖宫产手术。”北京东城区妇幼保健院副主任医师王霞回忆说。

当时正值“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十个月,第一批生育二孩的需求一股脑地释放出来。“政策出台以后,很多夫妇都觉得,抓住分娩年龄的尾巴再生一个,”王霞称,“很多都是70后,接近40岁的夫妇生二胎。”据当时的国家卫计委统计,2016年,二孩及以上出生人口占全国出生总人口逾四成。

北京市朝阳区妇幼保健院院长于亚滨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介绍说,2016年,北京市和全国一样,都处在分娩最高峰。该年分娩量的上升除了归功于二孩的出生,还有前一年羊年压抑下去的生育需求得到恢复的原因。受传统文化影响,很多中国人不喜欢在羊年生孩子,而更希望能生一个“龙宝宝”“猴宝宝”“猪宝宝”。

那时候,媒体关于产科“一床难求”的报道铺天盖地:“楼道加床”“建档难,号贩子索要天价”…… 为了应对分娩量的攀升,北京朝阳医院把7个单间病房改造成了双人间,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也在室外的庭院中加了床位。“听说别的院还有加板凳的,编号板凳一、板凳二……”王霞说。

当时国家卫计委为解决妇幼健康服务资源不足的问题,提出要加强省、市、县三级妇幼保健机构建设,增设产科床位8.9万张,力争“十三五”时期增加产科医生和助产士14万名。

民营医院由此看到了妇儿医疗的潜在市场。东吴证券在2016年10月发布的一份《妇儿行业专题报告》指出,在过去几年,公立医院人满为患、人均卫生医疗费用的逐年增加、二胎政策的推行、东部地区城市超过95%的产床使用率等情况,都是发展民营妇产医院的利好因素。

有政策利好与诱人市场前景,加之妇产医院所需设备较少,资本门槛低,大量玩家入局。早先入局的妇产专科医院主打高端市场,目标受众为北上广的外籍和高收入群体,后入局的“莆田系”则着重在成都、青岛等二线城市填补空白。2015年7月,属于“莆田系”四大家族之一林氏家族的和美医疗在港股上市。

当公立和民营医院摩拳擦掌准备迎接一波生育小高峰的时候,现实却如一盆冷水浇下。

行业的“产能过剩”

2019年是猪年,于亚滨发现,那年的分娩量还没有超过鸡年2017年。她由此感到,分娩量开始下滑了。如果说,2020年女性分娩意愿的减少是受疫情影响,那么2021年在复工复产的情况下,产科却没有恢复以前的活力,则说明生育率下降成为既成事实。

有数字为证:北京市朝阳妇幼保健院2016年全年的分娩量为接近5800,此后逐年下滑,到2021年,下降至2000出头,比4年前减少了一半还要多。

在杭州,某民营三甲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刘建刚说,他所在的医院分娩量相对几年前近乎砍半。2013年之前,他在当地某公立三甲妇产科医院工作。据他了解,现在,该院产科病房现在大约空了20%。另据刘建刚所知,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妇幼保健院的产科共有三层,而现在已经撤掉一层,杭州市第二医院的产科病房则关闭一半。

在距离北京400公里的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县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张洁文称其科室分娩量从2016年的1500多掉到了去年的789。“今年前两个月,我们科才生了50多个孩子,我觉得今年的数据也不会好。”她说。

“去年我下乡义诊的时候,乡镇卫生院的书记告诉我,从过年到国庆节,整个大村子结婚的还不到20家。”张洁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还解释说,馆陶县属于经济不发达的县,人口外流现象较为严重,当地男性多外出打工,很多女性则嫁到外地。

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区的双人间病房。由于分娩量下降,再加上疫情防控需要,现在每间仅安排住一名产妇。摄影/本刊记者 于冉

王霞所在的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的产妇数量也出现了断崖式下跌,现在每月也只有三四十的分娩量,仅为前几年的五分之一。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生育意愿不强,还与东城区近年来的人口疏解政策有关系。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教授段涛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称,生育率下降对产科的冲击,公立二级及以下医院受的影响明显大于三甲医院。大多数区级妇幼保健院属于二级医院,因此他们受到的影响比较大。

刘建刚解释说,在整体分娩量下滑的情况下,以前在三甲医院建不上档退而求其次去二级医院建档的孕妇,现在可以去三甲生孩子了,因此三级医院的产科门诊量总体上还是比较大的。

段涛称,在公立三级医院中,妇幼专科医院受到的影响更小。一方面原因是这些医院“术业有专攻”,已经形成了一个竞争优势和竞争壁垒,许多人将专科三甲医院作为自己生孩子的首要选择。另一方面原因是,近两年受疫情影响,综合医院的疫情管控会更严格一些,许多人也会转而去妇幼专科医院生孩子。

中国疾控中心的刘艳辉监测了2014~2019年北京(海淀区和朝阳区)、成都、武汉、深圳四市的产科卫生资源配置与利用情况后发现,“2017年以后,除了公立三级外,其他类型助产医疗机构产科床位使用率和产科医师工作负荷均明显降低”。

在民营医院方面,段涛称,小型单体民营医院受到的影响最大,它们规模小,往往过度营销,且缺少好的专家团队。而大型高端民营医院的境遇要稍微好一点。段涛认为,这些头部医院立足早、有先发优势,当时又赶上风口,所以就有了较快的发展,另外还具有品牌优势,所以仍然能在冲击中生存下来。

工作量的减少意味着收入的减少。不论公立还是民营,医生的工资结构都由基本工资+绩效组成。王霞称,产科不景气的这几年,她的工资大概减少30%,刘建刚也说出相似的数字,并称有时候会砍半。

张洁文称,2010年她的科室太忙,分成了妇产一、妇产二、妇产三科,有将近30个妇产科医护人员。现在改成了两个科,医护人员只剩下十几人。“有些助产士转行了。有一些主治医生以上的,去了邯郸市的医院转成妇科大夫,这样收入相对也会提高些”。

王霞所在的科室,会根据妇科和产科情况调整人员配比。2016年前后,产科有7个医生,占了妇产科绝大部分,近几年随着分娩量下滑,产科医生开始向妇科流动,近乎持平。

产科的内卷

分娩量下滑的同时,孕产妇的平均年龄也在提高,多位受访医生都表示,现在很少见到二十四五岁生孩子的初产妇了,大多数初产妇都是30岁左右。于亚滨表示,孕妇初产年龄增大,意味着生产的风险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从这个角度来说,产科医生面临的挑战是越来越大的。“但根据要求,孕产妇死亡率还得压低,这就对于妇产科医疗技术要求越来越高”。

她还解释说,“孕产妇死亡率是体现政府卫生能力的一个指标,也会在全球做排名。每有一名孕产妇死亡都需要在全市业内展开大讨论,全院所有的大夫,孕产妇接触过的医务人员也得参与进来,每次评审的时候都是剑拔弩张。”

为满足不同层次的孕产妇需求,于亚滨还打算建特需病房,也就是硬件设施堪比酒店,环境温馨、服务全面的VIP病房。

2016年2月16日,甘肃省妇幼保健院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初八8天共迎来352个“猴宝宝”。

在于亚滨看来,过去几十年,公立医院主要解决孕妇能否住进医院生孩子的问题,现在的矛盾变成了如何让她们生得舒适的问题。“这一代90后孕妇基本都是独生子女,从小一人睡一个房间,而且是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的,哪里能受得了8个人在一个房间,隐私全无。”于亚滨说。

馆陶县人民医院也称将打造特需病房。北京宣武医院妇产科主任王世军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院对于产科病房进行了整体装修改造,产科的医护人员、产科床位也将随着孕产妇的变化而及时作出调整,该院还做好了不限制建档的准备。

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都拉长了服务链条。从产前保健,到产后康复,各个医院想尽办法。过去一年,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已经启动将孕前保健和临床相融合的工作。该院负责全区的孕前和婚前检查。“在体检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有就诊需求的患者,包括孕前咨询、孕前就诊。保健院希望能抓住这部分病人,转诊到院内相对应的科室解决他们的需求。”王霞称,“过去病人多,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是那么细致,现在病人少了,我们希望能提供更全面的一条龙式的服务。”

北京宣武医院与河北馆陶县人民医院还打算开展产后康复门诊,处理产后带来的骨盆疏松和一些并发症的问题。 

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还与协和医院成立了医联体,协和的产科医生定期去前者医院坐诊。有一些危重病人本需要转诊到协和去做手术,但协和医院的专家来了,患者就不必过去。在医联体模式下,东城区妇幼保健院也可以收一些疑难病人。

尽管各地出台多项三孩配套措施,但适龄生育的女性分娩意愿是根本原因,而其中对分娩疼痛的未知的恐惧感是阻碍女性怀孕的意愿之一。2017年陕西榆林产妇马茸茸跳楼事件是女性担心生育的痛苦与风险的极端表现。为提高女性生育意愿,各级医院还都在大力推广分娩镇痛技术。

当公立医院开始建特需病房,无形中会一步步蚕食民营医院的生存空间。民营医院一直以优质服务为卖点,但公立医院毫不逊色的病房环境、更低的价格,再加上高社会信誉度和高水平的医疗团队,更多的孕妇将被吸引过去。

段涛认为,医疗是重资产投入,按平均水平来说,一个医院开业5~7年后才会开始盈利,而且医疗行业不是暴利,所以民营妇产专科领域已经进入了存量竞争时代,以后民营医院的数量会越来越少。

还在挣扎求生存的民营妇产科医院要么拓宽业务,要么直接转型。刘建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些医院在大力发展私密整形、产后医美等业务,还有的医院将少部分保留产科人员和床位,将重心转向发展口腔科业务。

段涛指出,民营医院还应当向学术转型,提高技术,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另外,原来是一个增量时代,现在进入了存量时代,民营医院需要经营好、服务好现有的存量的客户。尽管许多民营医院以前就有月子中心、产后康复项目,但不成体系,应该组建专业的团队去做这些服务。

“今后,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的产科将会越来越像的,前者开始做服务、做品质了,后者开始提高分娩和产后技术了。”段涛分析称。

整理者:本文来自正面链接。是对《最好的中学,最后的改革》一文的补充。建议将这两篇文章与《衡水中心在一起的2557天》和《40%:“毫不重要”的中职世界》一起对比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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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宇是北大附中的学生,我们昨天的推送《最好的中学,最后的改革》(点击阅读)中提到了他——那位来自衡水的同学。

周宇初中在衡水读书,高中进入北大附中后,经历了整整两年的阵痛期,始终没能适应。他对老师说过多次,“我可能做了个错误的决定,我不应该离开衡水,我考不上我原来定的大学了。”

高一高二时,他超额选课,参加各类社团,但考试成绩糟糕。高三分层教学,周宇在学习进度最慢的C层,后来的模拟考中,排名年级倒数。2021年高考,他考了560多分,最终进入一所军校。

周宇在衡水经历过极端的应试教育,在北大附中,又体验了最先锋的素质教育改革。在外界看来,一个是令人向往的教育乌托邦,一个是魔鬼般的高考训练营,我们很好奇,在身处其中的学生眼中,它们又是什么样子?

周宇的答案出人意料:我在衡水那些年活得很轻松快乐,反而在北京,真的很累。

以下是正面连接和周宇的对话:

有一种疯癫的感觉,不同的选择有不同的结果,后悔吗?我后悔,真的后悔

正面连接:刚进入北大附中有什么感受?

周宇:高一开学典礼,一个老师讲话说,我们这所学校是跟衡中是完全不一样,截然相反的一所学校。我们不穿校服,为什么?因为我们校服太丑了;我们学校自由,因为别的学校都是不允许谈恋爱的,但北大附,到处都是牵着手的小情侣。

当时我就想,我可能来对了。我知道还有好多事情等着我去探索,还有好多事情我没有接触过,但是我又没有平台、没有资源。所以我想我来对地儿了,这是我应该来的地方。

然后我就进入了另一种状态,有点疯癫的那种状态。

你接触到的东西越多,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你不知道的东西越多,未知的圈又扩大了。在北大附我总会有这种感觉——原来史记还可以这么学,原来四书五经还能这么玩,原来还有英语名著这个东西的存在,原来英语不是只有课本上的那些课文。我还可以做木工,还可以做编程,还可以学沙画,还有什么科技艺术。我才发现,原来视频是可以剪辑的、原来照片是可以修的,它不是拿相机拍出来就是那个样子的。

真的是进入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之前我想都不敢想,仿佛是几个世纪的东西一下突然钻进了我的大脑,有一种疯癫的感觉。

正面连接:具体是怎么上课的?

周宇:我们有八个书院,每个书院一百来号人。一个书院就是一个大班,高一高二分在一块,这是书院制一个比较重要的特点。课程安排也是高一、高二在一块上,很有可能你上语文课、英语课,会跟高二的学姐或者跟高一的学弟在一块。

正面连接:可是高一和高二的学习进度不一样?

周宇:没有进度啊,你是按自己选的,你需要什么就上什么课,或者你自己啥都不知道,你就乱报。

就这么说吧,高一高二的时候,语文和英语,我没看过课本(笑)。人教版的那些高中课本我都没有看过,我们的课都是《史记》、《庄子》。然后像英语课是名著阅读之类的。物理更像是大学的那种教学模式,课上很少讲题做题。

高一高二的考试都是每门课的老师自己出题,语文考试都是大题、简答题,没有选择和填空题。有需要背诵的文章,也是考试前老师会告诉你哪段需要去背。我们一般不会去用其他学校的卷子,题型跟高考题型也不一样。

像练习册、5年高考3年模拟之类的,我没做过,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其实就是大学的一个状态,只有考试周集中复习一下,平时几乎不做题。但是上了高三以后,就都是应试的了,每天做题讲题,做题讲题。

正面连接:高一高二怎么完成应试这部分的学习?

周宇:及格就好。这是我给自己的要求。我当初也想了,你的精力就是那么多,你放在别的地方多了,另一个就少了。

我的学长学姐跟我说,没事,你高三冲一年就行了,当时我也是信了他们的鬼话了。我就想没事,高三再说,反正现在这种状态我也学不进去,我不如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开拓眼界上。我报了很多课,学校要求修144个学分,我修了155个。我是书院宣传部的副部长,还参加别的社团。

当时我不觉得这些东西是浪费时间,反而是我必须去经历的一个过程,为了让自己长更多见识,去更好地认识我所存在的世界,算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

正面连接:有不适应吗?

周宇:我感觉大家刚到学校最大的感受都是不适应,毕竟是一群十五六岁的小朋友们,直接去了一个类似大学的环境,各种各样的制度你都摸不清楚,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你原来想做什么,现在想做什么,都不知道。也有沉迷于手机游戏的,打游戏打到凌晨三四点,白天上课不去的,翘课的。这不是大学的一个常态嘛,在我们学校也都有。

正面连接:你最迷茫的是什么时候?

周宇:高三的时候是我最迷茫的。在北大附,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状态,有些人像我这种把兴趣爱好放在第一位,有些人把学习放在第一位。但到了高三准备高考,像我这样的人,拿什么和人家比?

不同的选择有不同的结果,我就在想,后悔吗?我后悔,真的后悔。高一高二我拼了那么久,去一点点开拓自己的眼界,努力做人际交往这些东西,所有困难我都愿意去克服,反而没有把学习放在第一位,我图什么?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用?

以前我一直认为它在未来一定是有用的,但当我上高三以后,给我最大的打击就是:有什么用?你摄影也会,视频也会剪,海报也会画,手工也会做,什么你都稍微懂一点,但有什么用?你考不好你屁用没有啊!到了高三,人家刷题都刷了好几遍了,我是要一年学完三年的知识,时间肯定是不够用的。

这是我一直觉得挺后悔的一件事情。其实到现在我也觉得,我并没有在那个年龄段去做好我该做的事情,就本末倒置的一种感觉。

高三的时候,有些学弟学妹会问上了高三的感受,他们心里也慌,上了两年了,感觉自己啥都没学,又感觉啥都学了。我不会说你们只需要在高三学一年就行,我没这么说过,我都会说,你们现在好好学。我感觉之前就被那些学长学姐给误导了。

北大附这个模式,在我看来,其实是对应试教育的一个抗拒,是在用它自己的方式去寻找未来教育的出路。但是对于我们这一些改革过来的学生来说,就是成为一批小白鼠那种感觉。

正面连接:牺牲了你们。

周宇:也不完全是牺牲了,在另一方面是成就了,但是在某一方面确实是牺牲。

你就说到了大学以后,谁适应得更快,肯定是北大附的人,自己想干啥都清楚,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想学什么样的本领,目标很明确。但反而就是牺牲了成绩,到高三,我的成绩还是蛮靠后的,一个年级四百七八十人,我在三百八十多名,好的时候到三百六。

从高三的教学楼看出去,高一高二学生在体育场运动。

正面连接:在北大附,如果从入学就下定决心要冲高考的人,可以只选应试类的课吗?

周宇:不行,我们学校是有学分规定的,艺术类、体育类、技术类学分得修够了才行。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确实有些人是混过来的,有些人就是学过来的。

我有一个同学,她一开始也是书院宣传部的,而且本来要做下一任部长,结果后来她说不做了,家里边不同意,她要去学习。那是高一下半年,我也挽留过她,但没有办法。她就是那种选择一直去拼的。高三分层考试,她进了A层,我去了C层。

我看到了差距,我除了学习什么都不会,这跟一根针似的扎在我心里面

正面连接:中考时为什么选了北大附中?

周宇:我中考报志愿也挺随便的,真不知道北大附的这种教育模式。我是在河北衡水长大的,小学初中都在衡水读,我父亲是军人,在北京工作,我的户口也在北京,所以初三回北京参加中考。在我的认知里头,高中就是那样一个地方,就跟衡水差不多的一个地方,顶多也就是比衡中轻松一些,没别的了。当时我父母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们的想法是,高中不都应该是那个样子吗?谁会想到还会有这么另类的一个学校?

正面连接:他们发现北大附中另类之后是什么反应?

周宇:让我回衡水上高中去。后来我高一高二的时候,考试试卷拿回来,他们经常说,别上了,回衡水。

我初中在衡水七中,成绩是年级前50,当时的年级前80是可以直接去衡中的。初三刚转学来北京,我不太适应,成绩下滑,我爸我妈就想让我回衡水,就算借读也想让我回去,我跟他们经常吵架。

我不想再回去了,因为来到北京以后,我看到了差距,最大的一个差距就是我除了学习什么都不会。这跟一根针似的扎在我心里面。

当初在衡水我以为我挺厉害了,有那种无所畏惧的自负。来到北京以后,我看到了眼界上的不足,同学说什么我都不知道,聊车、聊电脑、聊电子设备、聊游戏,我什么都不懂,我连智能手机都没有。我爸给我搞了一个只能打电话的手机,跟家里人联系。平时在学校我就听着他们在那说,他们说了什么,我自己暗暗记下,回家再去查一查。只有在他们说学习的时候我才能插得上话。

所以当时我下了决心,如果我回了衡水,那我就又回到原来那种状态,看到的还是之前那些东西。如果我留在北京的话,我应该就可以把我的眼界再扩大一些。

正面连接:你后来跟衡水的朋友见过吗?

周宇:有一些见过,有一些就没再见过。我有一个我发小,四年级从衡水到北京上学,初三又回到衡水参加中考,考上了衡中。她跟我的经历完全反过来了,我在衡水的时候她在北京,我在北京的时候她在衡水。

我们没事聊两句,留个言,总是到周末才回复。她那边的时间跟我这边时间完全不一样,我在衡水的时候平时用不了手机,后来我来北京之后,她回去了,她又用不了手机了。

我在衡水的同学用QQ比较多,他们没有自己的手机号,QQ最早的时候注册可以不用手机号。我高中有一年回衡水,发现路边小摊都是QQ支付码。很多同学都是高考出来以后,才开始用微信。现在我聊天,衡水的同学就用QQ找,北京的就用微信找。

上高中之后,我有时接到不认识的固定电话号码,衡水的,大概就是在衡中的同学。一般都在那么几个时段:中午、晚上,洗漱之前,那段时间我一般都没事,他们给我打电话,我就一边打电话一边玩。

正面连接:你会和衡水的同学聊你在北京的不适应吗?

周宇:他们只能看到我的好,我在这个地方吃得多么好,活得多么自在,没有人管我之类的。真正到我身边所发生的困难,他们都是没办法想象的。他们想象不到我们在把想象化作现实的时候去付出的努力。或许他们到了大学,也就是到了现在,他们还能理解一些。

正面连接:感觉他们有什么变化吗?

周宇:没变化。我对衡水那边是蛮熟的,在那种教育模式下,人的变化不会特别大。高中的时候我回衡水,我会跟他们说一些话:不要光看现在,要看以后,高中并不是全部。我知道在衡水那边的同学能看到的东西其实并不多。他们已经能看到他们所能看到的顶点了,考上大学就是顶点了,很少人会关注再往后会怎么走。

正面连接:你有想过同样一个高考,对于你的意义,和对于你那些衡水同学的意义是很不一样的吗?

周宇:对,他们更看重这个东西。我采访过北大附博雅学院的院长孙玉磊老师,他说,现在除了高考,没有更好的选拔方式了,所以高考它就是最好的。这个选拔机制必定会有一套与之配套的教育模式,就是衡中的模式,对于高考来说,衡中模式是最适合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就是能培养出来很多高分选手。高考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场翻身仗。你考好了,就走出来了,如果你没考好,你可能永远在那个小地方出不去。

高一高二在体育馆进行段考,被称为“万人坑”。

北大附就是没有标准的状态,这种生活其实不是正常的生活

正面连接:现在上大学之后你们还在联系?

周宇:现在他们能出来开始联系了,却联系不上我了。我现在在军校读大学。进学校要上交手机,只有周日的上午会发下来,从九点多到下午一点可以用,然后再交回去。

我跟他们开玩笑说,善恶终有报,一报还一报,你们高中三年苦完了,我现在大学四年进去陪你们,补偿一下。

正面连接:高中自由了几年,现在又突然没收了手机,这多难受啊?

周宇:高中那段时间我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不用手机。微信上事太多了,消息的红点一直都是满的,我总想把它全点掉。

我有124个群聊,除了初中群和家庭群一共不超过十个,其他都是高中的群。数学课的作业消息啊,书院的安排啊,每门课都有一个群,一个大群里面,又会生出很多学习小组的小群,还有戏剧节、摄影组之类工作的群。我当初置顶的群聊页面得划两下我才能划完,打开一看,七八条新消息,点开再往上翻,一百多条聊天记录。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在处理这些杂事上。所以我上了大学,我能不看手机就不看手机,我宁可你面对面跟我说,也不要跟我发消息。

正面连接:在军校读大学是什么感受?

周宇:最大的感受就是累。生活简单来说就是两眼一睁,忙到天黑。人家普通大学都是两周军训,我们干了两个月。6点吹起床号,我们5:30就起,为什么?因为叠被子。叠被子很花时间的,豆腐块要求很高。不是网上有什么叠被神器吗?就不行,我们班长说,你要是想用这个东西可以,但如果让我看见了,你就别想盖被子了。

还有大扫除, 一般你把地面什么的扫干净、桌子收拾好就可以了,但我们抠的细节都是你想不到的细节,窗帘拉开两边用小夹子夹好,如果一边稍微宽一点,一边稍微窄一点,就不行。还有暖气片,检查的人会摸暖气片后面、暖气片缝里面。

正面连接:你对这种比较细的规范和要求还习惯吗?要做一些看起来没有太大用的事情。

周宇:虽然说这些东西看起来并没有特别大的作用,但确实它有一种标准在那里,你知道你怎么做是对的,怎么做是错的,哪些你做得还不够好,这样你都能明白了。

正面连接:让你选的话,这种有标准的生活和另一种自由但是没有什么标准要求的生活,你选哪种?

周宇:我是觉得如果没有要求的话,更轻松一些,但是如果有要求的话,你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了,反而更有目标,就有一种动力。我知道这个地方我没有做好,我需要把它做好。有了标准,练多了就成型,成型了以后就不会很迷茫,而且每天过得都很充实。

北大附其实就是没有标准的状态,如果别人不说,你都不知道自己哪里有问题。我在高一高二的时候就是这种状态,8点上课,我7:59起,但是很显然你知道这种生活其实不是一个正常的生活。

正面连接:选军校时你有没有顾虑过你可能会适应不了集体的生活?

周宇:不会啊。我感觉我挺适应集体生活的,我小时候是一直生活在一个集体当中,反而我去了北大附中不适应。那时候只需要考虑自己的事,但是总是缺乏存在感,空虚了很多,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

我在小学的时候做小班长,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老师来之前把纪律管理好,还有收作业,目标很明确,我的位置摆得很清楚,就是带着大家一块走。到了高中,其实你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做宣传部副部长的时候大概知道要去做什么事情,但是离开宣传部以后我又不知道自己在做啥了。

正面连接:而且它的反馈也不是那么明确的?

周宇:对啊,就是你要自己做一个事情,会想这个东西真的能收到结果吗?不一定,不一定能收到结果的。它是更长期的一个投入。

我妈后来有点理解我,是在一次家长会上,有老师跟家长沟通我们学校在做什么,打比喻说,我们看到眼前的这个高峰,但后边还会有一个更高峰,前面这是高考,后面是人生。后面那部分其实是衡中的教育没有注意到,也不会去提的。

唯一不变的就是它一直在变,该改你就得跟着改啊

正面连接:潘老师在稿子里提到,这几年学校一直在变来变去,你也有这种感觉吗?

周宇:我们学校最大的一个特点:唯一不变的就是它一直在变。

课程和老师都在变,比如说你这学期想学《史记》这门课,但因为种种原因没选上,打算把它放到下个学期学——这就很难说了,因为很有可能下个学期这门课就没了。或者我想上某某老师的课,下个学期可能这个老师走人了。

我们这一届又有点特别,课程安排也发生很大变化,高一的时候我们是跟上一届一样的,但是到高二我们又跟下一届改成一样的了。高一高二完全是两个模式。

高一是大课的模式,两小时一节,高二改成45分钟一节的小课,而且上午前两节都是必修。原本像大学一样,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比如我周二上午第一二节可能是没课的,我就可以自习,或是晚起啥的,后来每天都必须得去。我本来想在高二留出更多自习时间,改完之后都打乱了。

正面连接:那你们知道为什么改成这样吗?

周宇: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学校它很多就是,该改你就得跟着改啊。

正面连接:管理学生的制度有什么变化吗?比如你们的自治制度。

周宇:一开始全部都是学生自治,这是我刚去学校的时候。后来学校给书院自治会添加了书院伙伴,就是老师,TA不会一直管你,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去问。后来又增加了书院督导,也是老师,但就会有事没事来旁听一下,给你提出点意见,你有什么东西需要给他看一眼。我刚上高三的时候又变了,据我了解到的是连书院自治会都没了,改成一种以临时项目组工作的模式。

正面连接:从北京初中升学来的同学,对于这种教学模式会适应更快吗?

周宇:我感觉是一样的。除了北大附初中的可能会更习惯一些,其他从外边考进去的都不会太习惯。有一个同学我们叫他胖子,是从北京的远郊区县来的,以校额到校的方式,就是他们学校有名额,他考得好,就被分配来了,但是实际上他的学校在北京市并排不上名。那年我们中考分数线是562,他好像考了520多。

他以他们学校第一、第二的成绩来,但在我们学校可能只排到末数,他就非常不适应。本身他可能在学校里挺受欢迎,但来了以后没人搭理,从一个荣耀加身,突然变成一个平平无奇。他就慢慢沉迷于手机游戏了,后来他想去改变,也没变太多,只是在体型上确实瘦下来了,但是外号就没改,一直这么叫他。高二开始就没怎么见过他了,听说他跟家里父母吵架,去公园长椅上睡了几晚上,后来去他爷爷奶奶还是姥姥姥爷家了,就不上学了。

很有可能他跟我衡水那边的同学一样,只会考试。他没办法融入这里高一、高二的环境,可能更适合高三的环境。但是他没法跳过高一、高二,可能坚持不下去了。

雨后的下沉篮球场

我在衡水那些年活得很轻松很快乐

反而来到北京,我活得真的很累

正面连接:高中时你有没有设想过一种可能,回衡水去读高三?

周宇:我之前跟潘老师说过,我想如果我回衡水学习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因为在衡水那边我的学习动力更大,反而在北京就有一点厌倦的感觉。

说实话,我觉得我在衡水那些年活得很轻松,很快乐。虽然在别人眼里头觉得衡水是魔鬼地方,魔鬼学校,但是我真的觉得我在衡水活得很快乐。初一初二的时候,傻傻的什么都不知道,我跟我同学每天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交流题,看这个题很好玩,大家分享一起做。课后话题全都是题,没有别的,我们的娱乐活动就是找题做。因为跟大家在一块,其实还是蛮快乐的,不是你自己一个人闷着头在那。

反而我来到北京这种更自由的地方,我感觉我活得很累,真的很累。我要自己去面对一个全新的世界,放弃我身边所有的人际关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没有人关心你那种状态。

正面连接:你哭过吗?

周宇:跟我爸妈聊不下去的时候,我妈在这哭,我也在这哭。感觉我妈好像是因为觉得愧疚,她到现在也有一种很愧疚的心情。

我初三是一个人来北京,我妈在衡水工作,我爸在部队,平时只有爷爷奶奶在我身边。我需要一个人去面对一个新的城市、新的问题,没有办法跟他们交流。

衡水有一个同学的母亲,为了陪女儿学习,抛下了北京原有的工资比较高的工作,回去专门陪读,这个母亲为她女儿舍弃了很多,我妈就觉得她并没有为我做出那么多的贡献。

她想过来北京,我每次都拒绝了。她觉得如果她来北京的话,我的成绩会好很多,但是我觉得不一定。而且我妈从零到一慢慢做到现在的岗位很不容易,她很热爱这份工作,我不想因为我让她把自己所有的努力全部化为泡影。我都不敢想象我付出这么多以后,再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抛掉会是什么样的感受,所以我很反对这样。

正面连接:她说过后悔把你送来北京吗?

周宇:她跟我说过很多次,跟我爸也说过很多次,但我觉得这是我的人生,是我自己需要去过的人生,如果把我的人生过好需要赔上其他人,让其他人的人生毁掉,那我觉得得不偿失。

*周宇为化名

整理者:本文来自正面链接。反映了在当今应试教育体系下搞“素质教育”的北大附中的情况。即便如北大附中这种模式也不得不遵从大环境,仍然要适应高考。而这也几乎完全沦为了所谓高干、高知家庭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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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大附中当了三年零一个月老师,最开始我看见的是理想而美好的教育,到后来觉得自己是失败的精卫,做一些在外界看来“伟大”的事。

那时站在课堂里,会产生一种感觉,我拿着个性、平等、多元、包容的想法去教学生,但我自己受到的对待是在被衡量,处在一种竞争之中,处于全社会对教育改革的凝视下。你教给学生的东西,在你的人生里、生活里、在北大附中上班的每一天里,无法找到。

大观园

2018年过完元旦,我去北大附中高中部上班,岗位是创意写作课教师。从2017年9月起,创意写作课在北大附中成为必修课,每个学生都要在这门课上完成一篇短篇小说。

北大附中被认为在中国推行最彻底的素质教育,在校长王铮的主张下,学生在高一高二自由选课,度过大学一样的两年,只在高三一年集中准备高考。

第一次看高一高二年级的课表,我被震惊:论语、红楼梦、说文解字、沈从文、百年孤独、张爱玲、唐诗、史记、城市学、城市中国、性别研究、创意写作、说理写作、颗粒艺术、服装设计、电影摄制、击剑、旱地冰球……这甚至超过一些大学的课程设置。为了选课,学校专门开发了一个选课系统。

学校隐匿在一条不起眼的叫“大泥湾路”的小巷之中。4号线海淀黄庄站B口出,它的下一站是中关村,再下一站是北京大学东门。

我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适应这所学校。这里没有班级,没有固定教室,高一高二混龄上课;没有早操、眼保健操,甚至没有上下课铃;每节课90分钟,教室不设讲台,桌椅没有方向,听课时可以朝前、朝窗、朝墙,甚至背向老师;学生不用穿校服,可以烫头披发,可以谈恋爱。2018年的迎新晚会,教导主任拿着话筒在台上说,我不反对大家谈恋爱,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度过漫长的人生不容易,不试一试你怎么知道自己要选择什么。

入学时,学生被分到气质各异的八个书院。书院是学生自治机构,书院的任何决定必须经过民主讨论。每周三下午,各书院学生集中在一起协商书院事务,他们共同决定诸如主席换届、小卖部的增收方式、宿舍熄灯时间,甚至是六一要不要继续举办双马尾节。这些决定也会经过投票,被裁决是否计入书院“法律”中,称为“修宪”。

教室对面是书院活动室,各书院学生自己装修,一届一届传下来。我隔着落地窗往里面看,沙发、鱼缸、零食货架、历年奖杯的展台、手绘书院吉祥物的墙壁……    “这里要刷卡,只有本书院的学生可以进,别的书院不可以。老师也不可以。”同事告诉我。后来的三年,我一直对那扇玻璃门内的世界充满渴望,想象如果我在这里读过书,我的人生会是怎样的?

热恋期

孙玉磊是我所在的博雅学院的院长。面试我时,他说:“我们是改革的学校,你能不能做到‘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明日之我否定今日之我?’”两个“否定”是招聘要求上的原话。他接近40岁,个不高,发际线逐年潮水般后退着,一年到头只穿黑色的衣服。

在北大附中,书院是学生的集体,而学院是教师的所属部门,不同学院提供不同的课程。我所在的博雅学院主要做人文教育,研发的课程和项目包括瓦尔登湖研读课、社会创新实验室、性别研究社团等。其他学院的老师提起我们,大都会说“高大上,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又挺羡慕的”。

除了博雅,另外三个学院是行知学院,提供数理化生地等科目的应试课程;元培学院,负责奥林匹克竞赛及自主招生;道尔顿学院,中外合作项目。

那天面试最后,孙玉磊两倍语速地问我,还有没有想了解的。我说,我不知道能不能和孩子相处好;他说,你来上班吧;我说,我表达是我可能不适合这份工作;他说,觉得自己有问题就很好,最怕觉得自己什么问题都没有,那样才不适合。他的话,我颇意外。

我后来发现,这里给老师足够的自由,教什么,怎么教,怎么呈现课程成果,自己可以说了算。孙玉磊找我谈话,你想教自己的东西,也可以;一开始没想清楚,按照现有的模式教,也可以;想清楚了,再迭代,也可以;什么都可以,不要有压力。

在这样的生态下,各学科老师都有自己的教育观和教学方法。英语不是只把它当成工具,而是当成文学来学,语文提倡按照一个作家或者一本书去阅读。在博雅学院,每开一门新课,我们会讨论我到底想教什么?这为什么重要?为什么对我重要?又为什么对学生很重要,或者说,对人的成长很重要?

我的第一门创意写作课开在学校的西楼507,墙是紫色的,座位围成圆圈。学生们并不太喜欢这间教室,他们走班上课,要在课间爬五层楼,总是累得气喘吁吁。

那时的课堂,聊天有时候多过于写作。我们共同读卡佛、海明威、威廉·特雷弗。有一堂课,我们聊的是“第一次意识到‘我’存在”。学生们眯着眼,锁着眉,十分钟的沉默之后,一个女生站起来,兴奋地说:“大概不到一岁,妈妈给我洗完澡,忽然接了一个电话,就把我放在了浴室的洗衣机上。浴巾散开了,我赤裸着身体,身下的洗衣机嗡嗡地震动。突然没有人管我了,我不知道自己躺了多久,我第一次感觉到,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

话题就这样自然地被传递下去,有的因为经历了奶奶去世,意识到“死”而意识到“存在”,有的因为第一次吃鱼被卡到,意识到“疼”而意识到“存在”……“我没有关于‘我’的意识,只有一个关于‘触觉’的记忆。我有一条方型的毛巾,我总是捏着它的边,转动它。那个麻麻的感觉就是我一个人的感觉,等待的感觉。”一个女生凝视自己的悬空捏起的拇指与食指。这个班只有一个男生,他在卡片上写,“我第一次意识到我长腿毛了”。

学生们逐渐感到,讲故事不难。我们把这种围圈聊天看作是我们的祖先在火把前讲述人类的第一个故事。

这样的课堂有一个很大的难点是怎样把过去的学习习惯和评价系统打碎,比如,学生永远会问你“要写多少字”,回答“没有限制,只要保证每句话都是你想说的”,他们会继续问:“那200字可以吗?” 半夜改那些作业,我哭笑不得:悲伤的对话,写“嘤嘤嘤”;男女主邂逅,桥段总是“撞了一下”;有一回,构思人物出场,半个班都写了人物起床。

用同事们的比喻:“当你第一年有机种植的时候,你要明白,其实泥土里是有许多农药的。”

快结课时,我们讨论了从前为什么害怕写作,学生畅所欲言,“每次语文老师都会一脸无奈地看着我的作文”;“之前大概都没尝试过仅仅为了自己而写,基本上都是为了考试。”后来,我发现,几乎每次选课前,都会有学生来咨询:“老师,我觉得没有资格报你的课,我以前作文成绩很差。”

那以后,起始课我都让认为写作很难的同学举手,我也会一起举手,而后真心地说出自己的体会:“无论曾经有怎样的创作成绩,一篇新的文章都从一张空白的纸页开始,你永远会觉得它很难,但也永远能创造不可思议。”

“我第一次意识到”那堂课结束,学生们相互抽签作为作业,抽到“我第一次意识到时间”的那个学生写:

“我确切感受到时间给我带来的改变是在六岁的时候,那时我在走廊骑四轮自行车玩……当车轮碾过长长的水泥地板,似乎有什么被割裂开。……而每一分钟的我都有无数细小的变化,我呼吸的频率、眼中呈现的景象甚至踩踏脚蹬的力气大小。时间不再是凝固的色块,它开始涌动起来并且不容抗拒地把我推向远方,我制止不了它,不能用胶水把它黏在一处。它不再是附属品,它变得强势、独断起来。”

我在办公室把作业读给同事们听,羡慕地感慨,我永远也写不出这么好的句子。

到后期,那门课愈发没能按照教学计划走,学生在过程里产生许多问题,“为什么很多小说不再在开头进行环境描写了”“故事重要还是人物重要”,我即兴作答,或者干脆以此搞一场辩论,有个女孩每次都噼里啪啦地在桌子对岸打下我说的话。

一个又一个班,我渐渐调低了作品分,调高了进步分;使用“有哪里打动了你?”“让你想到了什么?”去代替“你觉得哪里写得好?”“哪里写得不好?”;还要求自己和学生一起写,在课堂上和他们同步敲击键盘,交出过一些很烂的文章,以身说明写作就是一件困难的事,不一定每次都能写好,不用太在乎结果;比起作品,我更喜欢读学生的“创作谈”,看见他们在过程中的努力,或是对自己作品的喜欢,我会找到教学的意义,也知道“否定昨日之我”对建设好一门课的意义。

有时,课程设计不够科学,过深,上糊了,感到沮丧,就去向孙玉磊请教,他不给你答案,而是反问许多问题,最后,他总是说:

“没关系,慢慢来,一点一点改,教育是一件缓慢的事。”

“你大胆去试,试了就知道了。”

“不要怀疑,你很适合做老师的。”

我给同事李韧发微信:我和这里热恋了。李韧是中国第一个在中学课堂上创意写作课的老师,她烫着一头非洲烫发,允许学生把手插进她的头发里或者抓着玩,她还剃过光头,那个头学生也是可以摸的,她考教资的时候带的是假发。她教课的前提是她要了解班上的孩子。研究生毕业前,我看到班群里有一则招聘,“替我自己招同事,要求很简单:1. 对写作有特殊兴趣,愿意探索中学写作教学;2. 喜欢当老师。期待ing” 这则招聘文案就是李韧写的。

2018年初,我们筹备成立“写作中心”,办公室的玻璃墙上写着计划进度,我很开心我是其中一分子。

第一个学期,我只教了一个创写班,10周,17个人。第二学期,我的两门课共四个班报名情况都很好,人数超过容量,我拥有了反选学生的权利。孙玉磊抱歉地找我说,有的创写班可能要超过20人,他的意思是一个人头就是一个工作量,但我高兴得不得了。

“入狱”

在北大附中,高一高二与高三是切割开的。

高三在南楼,称为预科部,与高三无关的人几乎不踏入那里半步。进入高三叫作“入预”,上届高考一结束,走廊上就时常传来“要入预了”的哀嚎。听起来很像“要入狱了”。

我因为监考高考才走进过那栋楼。一楼贴着上一届高分进入清华北大的学生照片,每层楼梯口都挂着条幅:“多做一道题 多背一段文 六月决胜赢未来”“认真审题仔细答卷 反复检查考出水平”“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千淘万漉虽辛苦 吹尽狂沙始到金”。

站在这些条幅下,你会恍然感到,这才是一所真的学校,而楼外那个世界,却不知道要称做什么。

学生们在高二下学期发生变化,约谈时常常流露出对高考的担忧。我会面临作业收不上来的情况,备战“分层考”的他们把写作课置于次要甚至忽略不计的位置。

分层考后,学生们按成绩排名进入高三,分ABC三层编了班级,进度有所差别。每人领取一个三星的小Pad,老师不断同步课件、作业、试卷,一切从头学起。这一年,自由已死。课表固定,一周六天,一天八节课,每节50分钟,每天最后两节是考试,21:25晚自习结束放学。

“长时间盯着一块屏幕,全部的人就坐在那里一整天,谁也不会和谁说话,跟着Pad自学,不懂就找老师答疑。”一位毕业生告诉我。自2013年开始,预科部开始充分利用多年沉淀的高三备考资源,鼓励并探索学生针对自身问题进行自主备考的新型学习模式。

也许,这栋楼里的上演剧情才是多数家长真正关心的,家长会上的许多提问都围绕它。高一高二的老师只能含糊作答,谁也没看过大结局,无从剧透。预科部的老师只带高三,两波人是割裂的。

我教过的一个学生Q后来考进人大,提起高三,她语速飞快:“北京市争夺清北的只在前300名,前1000争人大、南大、北航这种顶尖985,前4000争社会上评价还不错的学校,比如央财、中国政法、上财,科研能力和就业层次是有保障的。”我把这些话写在本子上,它们在以后的每次家长会派了很大用场。

高三的学生还需要适应评价体系的突然转化。“老师不会觉得你的想法有多有趣,只会评价你能不能拿到满分。”别的高中总复习四轮到五轮,而北大附中的高三学生只有一轮或两轮的机会。每年开学的教职工大会上,预科部负责人在大屏幕上投影高三学生一场场考试中几乎直线上升的成绩。

高三结束,学生们交还Pad,让下一届备战分层考即将入预的学弟学妹们循环使用。这就是传说中的“二一分段”的学习模式。

大学开学前,Q来找我,告诉我她在高三除了学习,每天都要“整理自己、整理自己、整理自己”,“有很长一段时间走不出来,好像陷进一个漩涡里,感觉三观不见了”,“高一高二为什么要‘打开’我呢?打开了,我还是进入了高三,我感觉高一高二的我在杀死高三的我,你被打开得越多,你被杀得越多。”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好几次说到别的,又绕回来。

应试的压力也由高三渗透到高一和高二。前两年,学校走素质教育路线,家长们便把孩子送到马路对面的机构里学习应试。海淀黄庄路口方圆500米,教培机构数量曾高达105家,被誉为“北京教培宇宙中心”。从旁路过,学生在安着落地窗的窄小格子间一对一补习,背后是翠色的墙面,学习好似一种橱窗里的展览。

一个学生在我的课上睡着,被约谈时解释:“老师,我太累了,我每天要同时学两套东西。”由于选课、走班,造成某一学段先学这门,下一学段再学那门,他们学的内容要么和别的学校风马牛不相及,要么至少存在进度上的差异。在教培时代,北大附中的大部分孩子在过着“白天上大学,晚上上高中”的双重生活。

校长

有一种说法,我们的校长王铮觉得人生中花来应对考试的时间一年就够了,人生有许多东西更值得经历。

2+1割裂模式在校内外都有质疑之声,王铮做出回应:“高考回避不了,但是我们不认为面对高考的训练是一个真正的学习。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种游戏,这个游戏最大的好处是它的公平性。我们按照游戏规则,用最高效、最简单的方式把它做好,这样,我们可以腾出更多的空间进行真正的关乎学生成长的、关乎他未来发展的教育。”

在北大附中,可以说没有校长王铮,就没有这座“大观园”。2009年4月,他上任之后,北大附中才变为今天的样貌。而在那之前,他已经在深圳中学进行了七年同样的教育实验:导师制、走班制、学生自治、公民教育。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让他在两所学校的任期都成为“王铮时代”,有不少同事更是慕他之名而入职。

2016、2017年,王铮在两次讲话里细致表述了北大附中的教改:

“以前的学生学习是被动的,学校用工厂式、模式化来塑造一样的学生。而我们把人与人之间的个性差异当做一种优势和资源来看待,不是用一把尺子去丈量。如果你看到的是差距,想着要弥补要追赶,就变成一样的;如果你承认它的丰富性,承认它的个性意义和价值,就得发展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班级虽然好,大家非常亲密,有归属感有安全感,但是不够。到高中18岁成人走向社会的时候,学生应该有更大的交往范围,不应该再局限到班,他至少是一个学校人,再逐步进入社会。”

关于王铮和他的教育理念,众说纷纭,媒体称之为“最富争议校长”。他没有为自己说过什么,他几乎只谈教育。

在学校里,他与我们普通教师的距离也很远。有一阵子,北大教育学院的教授过来做研究,我被喊去开会,一桌人讨论校长是不是受教育家杜威的影响。我心想,他不是在隔壁吗?问一下就可以啦。但没人去问。

常年跟在他身边的几个人是他过去的学生,被私下称为“嫡系”。王铮穿一件咖啡色的皮夹克,腰板很直,对着那两三个人侃侃而谈。他们所站的地方仿佛有一个结界,没有其他老师靠近。据说,开党政会时王铮很可怕,一个身材娇小的女老师特地买了巨大的电脑挡住自己。

2018年春天,学校组织过青年教师培训,王铮参加过三次。他是个没有笑容的人,眼镜下拉到鼻尖,犀利的目光从镜框上方射出来。有一次,会议开在食堂四楼,一个老师正在演示PPT,王铮突然从后面一张帘子里跳出来质问,“你这个不叫讨论课,你这个话题学生有兴趣参加吗?” 下午一点,他原本在那里吃饺子。我们都吓了一跳。

这就是他的对话方式,很多都是反问,令人紧张。仅有的几次接触,我感到他不喜欢给人明确的指示和答案,但他是一个心里有答案的人,或者说,他好像是个厌倦解释的人。孙玉磊说,他当然不愿意遇到反对者,但也不需要盲从者,他需要天然和他有一样教育理想和改革理念的人。

和我提起过他的人,无论是改革的拥趸还是对立面,无论是校内同事还是外界同行,大都会用到“孤勇”一词。他58岁,有至少20年在推进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人生有32年是在北大附中度过的。他除了应酬,24小时在学校,就好像没有家。

2019年9月开学典礼,校长说了一些很打动我的话,他提到“尊重个体差异”,每个学生都是不同的,我们看到每个学生的差异,我们把它当成一种价值。

“个体差异”这个词,我在小学四五年级时第一次听到。有一次我又考得很差,我父亲把我拎到阳台上,指着外面的万家灯火,说:“诶,我以后也不打你了,因为人是有个体差异的,我承认,人是有个体差异的。”父亲的语气简直就是放弃我了,我难过了很多很多年。但校长却把它说出了我希望的意思。

唯一不变的是变

2018年夏天快来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一个词:“活下去。” 那时我刚入职半年,还经常在地下体育馆迷路。比我早来两年半的李韧解释,下学期还有没有我们的课,说不定,“我们每年这个时候都要担心一次。”

面试我时孙玉磊说的两个“否定”应验了。校园里流传着一句话:在北大附中,唯一不变的是变。

2018年4、5月份左右,有一天,孙玉磊带回消息,可能要搞AB校——校领导们在商议要不要把学校分为一部分人素质教育,走班,一部分人回归传统高考,改回班级制。

这个决策以传闻的形式存在了一个礼拜,半年后再聊天,我发现只有我记得。同事们告诉我,这些想法不用腾出脑容量储存,就像有一个工作任务时,千万不要立刻做,一定要等几天,因为任务也许会自己消失。李韧传授:“只有那些没有消失的任务才是我们真正的工作。”

而在学生层面,他们也要不断地适应层出的新政。比较大的事件是:取消主席团、取消学长团、推行垃圾分类后取消垃圾桶、90分钟课表改60分钟……这些事都放在校内网络平台上,进行民主讨论,有学生写“万人血书”鼓动回帖抗议,也有学生提交自己的建设性方案,从初衷到执行方式都很完善。

大部分意见没有被采纳,或者说看起来没有被采纳。孙玉磊说,实际上学生的每个意见都在党政会上讨论过,但“高层有更宏观的视野”。一些学生很受伤害,越来越多的学生逐渐失去建设书院的热情。有一天下课,一个书院的最后一任主席对我说:“早知道,还不如忙高考。”

西楼204是我们几个青年教师的专业教室。至2018年底,我们已经有了成熟的创意写作课、说理写作课、非虚构写作项目和公共说理项目。我们开始脱离语文组和其他组,独立例会,看上去成为一个“合法存在”。

2019年5月时,我们有了一个新的任务,装修204。我们出过好几版创意:在教室外圈设立“跑道”一样的行动线,方便校长带人参观;有一个区域放浴缸,帮助写作者“与世隔绝”;浴缸一度也改成过棺材,放已逝作家的书籍;李韧还想要一个吧台,让讨论课氛围更轻松,有沙龙感。

我们讨论了两个月,装修的3D效果图做出来了,写作中心取消了。

没有人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2019年暑假,学校宣布,九门高考科目统一回归,由行知学院负责。写作课和博雅下属的阅读课全部取消,只保留了一部分李韧的创意写作,作为选修。

孙玉磊给我们开会,“没有课了”、“反正不能上课”、“不能是‘课’”、“只保留项目”……他一遍又一遍说,说变成喊。

他说的项目是指项目制学习,是风靡全球的新教学方法,它与课的区别主要在于边实践边学习。以我的项目为例,它叫“书院视点”,学科基础是非虚构写作,学生们分组合作完成一篇篇稿件,在过程中提出问题,我们一起找答案。

几个月后,《三联生活周刊》想写一个语文教育专题,让我谈了教写作的经验。审稿的时候,孙玉磊说:“不行,这稿子里你就是一个语文老师,写作老师也不成,我们就做项目。”

同事窗帘是香港中文大学性别研究专业硕士,她喜欢穿长外套配长裙,所以有了这个昵称。窗帘入职时教性别研究,后来课被取消,开了说理写作。她充满热情,在发给学生的通知里热烈敲击下“少年们”之类的字眼,并且重点处一个字一个颜色地标注成彩虹色。她甚至出版了一本说理写作教材。现在,她连“说理写作”的课程名称也不能再使用,它归属于语文组,变成议论文写作。

专业教室204也要交出,我们必须在一天内搬完。我们摘掉一个个图钉,把一门门课程随着海报卷了起来。现在,这些课都没有了。

海报上名字的主人大部分已经毕业,我们在张爱玲阅读课的藏蓝色海报下合影。上面讽刺地写着一行白字:“好好的一座城说塌就塌”。

那个下午,我们拉了十几车教具和人文图书告别了西楼。西楼是北大附中最重要的地方,高一、高二的教室,书院活动室,教师办公室,都在那里。校长会带人参观一层生物教室里学生腌制的泡菜,二层语文课的手抄本《论语》和鲁迅简报,五层的英文戏剧演出,还有我们的204。离开以后,我再也看不到其他学院的老师在做什么了。

从那天起,博雅没有了工位,孙玉磊没有了办公室,大家开始“漂流办公”。我这时才感受到,改革并不是我的对立面,不是改革把我们改没了。我和改革是一条船上的人。

博雅学院所提供的课程游离于高考之外,意味着我们完全依附于改革,假如学校重新走向应试,其他学科只是恢复出厂设置,而博雅的课却可以取消。李韧常常调侃,我们都是固有规则里的“假老师”,不是教育改革,我们也许不会想要做老师,也没有资格进这所学校,必须承认,我们的课还能教,博雅学院还能“活下去”,它的前提是:北大附中式的教改还存在。

它回来了

我们都能感到2019年是北大附中改变的一个节点。继写作中心取消后,秋季新学期开学,新生不再拥有对主课的选择权,大部分课表是排好的,九门高考科目不再选课、走班,而是排课、固定班级。国家统一的教材又一次回归到课堂里,关心高考的学生和家长也比以前多了。我刚入职一年多,似乎改革就走到了尾声。

对于变化,老师间流传着一些解释:一方面,这是王铮在北大附中改革的第十年,另一方面这一届的高三学生将参加2020年北京“新高考”的首次考试。

新高考鼓励创新思维,答案不再唯一,简单来说,是更“素质教育”的,而北大附中的学生正是素质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自然该考得更好。学校和学生都被寄予厚望,事情因此变得有些讽刺,一些在素质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必须在应试考试中获得好成绩,才能证明素质教育的成功。

随着学校向应试教育回缩,我们被通知缩减课位,80个学生编在一个班,一周只有两节90分钟的课。这样的开课条件无法完成项目制学习的教学目标,我们恳求分班或增加课时,孙玉磊为难地说,目前可以提供给博雅的,只有这个条件。

在新学期的课程规划里,我们的项目被划分为“研究性学习”。教育部在2000年的一份文件里规定了高中课程包括“综合实践活动板块”,其中一项是研究性学习。在此之前,我们根本没有注意过还有这个板块。面对其他学院的老师,我们都不知道如何自我介绍,最开始,我们是“写作老师”,或干脆说成“语文老师”,后来变成了“项目主管”,现在又成了“研究性学习老师”。

这个文件总算是合法化了我们的存在,但同时,也没收了我们课程的绩点。这意味着学生考试成绩只有通过和不通过,平时成绩也不再重要。有好几个星期,我们的教研内容退化成:如何让学生交作业。

每学期第2学段的第3周是家长会。这一周全校上下非常紧张,家长和老师填写意向表,大数据算出家长应在什么时间段,抵达哪个教室,见哪位老师。

那是一个体检中心的场景:家长们拿着一张大表,对照着地图,从一个科室匆匆奔赴下一个科室,结束一个打一勾。教室门口放有排队等待的座椅,叫号后才能进去。每次的家长会上,都一定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和孩子爸爸都是北大毕业的,我们的孩子能考上北大吗?”

有一个女孩学习成绩下滑,家长在她的房间安装了摄像头,监督她写每份作业。“不许关,我换衣服的时候,要躲在一个死角。”“奶奶还会说,我们是农民,养了一个北大的,你们俩都是北大了,培养了一个什么东西!”

2018年初,我进校第一次参加全会,会上公布了海淀区对家长的调查,我们学校父母学历为博士或博士后的高于海淀区26个百分点,父母为大专以下,8%。由于家长高知,有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他们拿孩子和自己比,并且觉得自己比孩子优秀得多。

“我的孩子没有优点。”有一个家长这样和我说。

“不可能没有优点的。”

“没有,我拿放大镜看了。没有。她一点都不像我,也不像她爸爸。”

遇到这样的家长,我要遏制住内心的愤怒,同时记录下这个问题,给学校心理老师做一份报备。

在入职后第一次交流学情的时候,李韧说:“你会慢慢感到,附中的很多孩子有一种中产阶级家庭的焦虑。”这是一种逆袭后的焦虑,在打破了阶级壁垒后守卫它的压力。附中的很多家长一面不想孩子重复自己枯燥的求学人生,另一面又十分望子成龙。

这里常有北大教授或行业翘楚来做课堂嘉宾,学生们也没什么兴趣,很多人的父母就在高校工作。每年,教师办公室里都会出现几个脸熟的学生,点对点找哈佛、耶鲁等名校毕业的老师改出国申请。

2020年暑假,我和同事去云南接触当地的教育,与田野学校的校长交流。同事也来自乡村,回去路上对我说,我弟弟初中毕业就不读了,进社会了,我有时想,他有个书读会怎么样?再回到北京,回到北大附中,我就突然没有了什么干劲,我不想再处理“我的孩子能不能上清北这样的事了”,我更不想再面对京一代的渴望又质疑的眼神,他们打破了壁垒,又似乎参与着壁垒。

来自衡水的同学

学校重新推行导师制后,我每年都会有十五个导生,有一个叫周宇的男孩在希望我反选他的小纸条上写“争取让老师为我骄傲”。第一次段考以后,因为成绩糟糕,一些任课老师点名要我注意他。在我们长谈大约第三次时,他忽然对我说:“老师,初中我是在衡水念的。”

他说,我挺喜欢这里的,但我很不安,我以前的同学开始背古诗词了,我感觉在这里没有抓手,你能不能帮我去问问有没有这种总结,背100句、200句、300句……

再聊下去,他又说,我没有这样学过英语,《经济学人》上的原文,很多单词我都不认识,别人却能自由讨论,整节课我就在发懵。他身边的同学有很多是北大附中体系下长成的,来自初中部或北达资源(北大附中承办的民办中学)。周宇就这样度过了高中的第一个十周。

通常发生这种情况,我们理解为学生在第一个学期没有适应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换,但他的阵痛期维持了整整两年。

“有点烦躁了”

“什么也做不好了”

“明明知道要干什么,但就是不想动”

“分不清哪个是真实的自己”

周宇时常发这样的消息给我。两年间,他对我说了许多次:“我可能做了个错误的决定,我不应该离开衡水,我考不上我原来定的大学了。”

高二春节,周宇回老家和过去的同学吃了饭,他发现别人已经开始学高三的内容,而他觉得自己什么都还没有开始。他初中成绩很好,高中又来了被普遍认知为高考简单的北京,父母的期待和周围对他的预判是清北,只有他自己清楚,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了,他的一些科目甚至已经下滑到先要保证及格。

在北大附中就读是周宇母亲的主张。开家长会的时候,他母亲对我说:“可能帮孩子选错了吧。”

进入高二,我逼迫周宇退掉一些社团。我说:“这里好比一个迪士尼,你不能有一张票就想什么项目都做。”他说:“道理我知道,这样下去我高考肯定有问题,我的那些同学会比我考得好,但考完了呢?他们会按照分数报一个大学,无论什么专业,反正一分都不能浪费,然后,他们就突然不知道目标是什么了。但我想提前知道我自己喜欢什么,我已经想通这件事了,来这里我已经不觉得后悔了。”

直到把周宇送进预科部,我也没能帮助他克服那些具体的困难。我问过他一次,他说:

“成绩掉下去,想要重新再爬起来感觉真的好难”

“有亿点点的挫败感和不甘心”

他最终上了军校。我问他,你怎么看北大附中那段经历,他想了想说,我感觉人生更完整了一些。

小透明

我被提问过,你更愿意上你原来的高中还是北大附中?工作头一年,我都觉得是前者。高中时我内向、敏感,从来不出班玩,只和同桌疯疯癫癫,我不知道北大附中所有的“好”,作用到我身上能剩下多少,我能不能自律地学习?能不能找到朋友?能不能争取到一个老师的注意?

每学期初,有的学生选不上课,会向我的邮箱发“求上课”留言:您的课是必修,我没有学分毕不了业;我的计划是本学期修您的课,高二我还有其他的规划;我未来的方向是中文、新闻、社会学,我希望上您的课。

我感到惊讶,学生是可以尊重自己的学习节奏,与老师谈判的。他们知道自己要什么,或者会意识到需要探索一下自己要什么,他们可以合理合法地进行这些探索。

而同龄的我在“表演学习”,老师和家长希望我在一个时间段坐在桌前,我就是那个看书做题的演员。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以为满分是人类学习的极限,也是唯一目标。2017年从北大创意写作专业硕士毕业时,我已经三十岁,还没有开始做真正喜欢的事,我在日记里写“人生开始得太晚了”。

在课上,有学生报的选题是“书院里的小透明”,学生在选题策划里写:“一年又一年,出色的同学们在活动中脱颖而出,为自己的书院装点荣光。与之相对,每个书院更多的那几十号人——那几乎不会引起人们注意,被冠以‘小透明’之称的同学的日常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我突然找到了“如果我上北大附中会怎样”,就是这个词——小透明。

最初工作的半年,我深感自卑,同事比我优秀、学生也比我聪慧。同事有不少清北博士,体育老师多是奥运选手退役,更有一群学霸,没有参加过高考,竞赛直接保送清北。有次监考高考前,从培训点回附中的路上,一位老师异常兴奋,“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高考”。我经常待在西楼二层只有一个蹲位的女教师专用卫生间里,仿佛在那里才能感到真正的放松。

2019年2月,我带队去日本早稻田中学交流,收集护照的时候,有一个女生没交,因为她的护照已经满了,要换一本新的。那是我人生里唯一一次出国,除了对学生负责、让家长放心,我更想做到的是千万不要露馅、不要丢脸,每个夜晚查寝后回到房间,我才敢展露自己的高兴。

如果人生真的有“输在了起跑线”这样的说法,我更想理解为输在了不能更早地了解自己的兴趣和规划自己的人生,不能更早地学习安放自己,为自己找到一个角色。

两种教育

高考学科全面推进的2019年秋天,我们刚刚重燃热情,投入项目制学习的实验,孙玉磊却越来越频繁地传达学校对我们的新要求——出成果。但成果是什么,没有定义。孙玉磊说,我们要证明我们的课有必要开。我们说:“这些课不都是学校让开的吗?”孙玉磊回答:“那学校也要说服别人,博雅教育、人文教育是有意义的。”

从进校时,同事们就告诉我,教育是一件缓慢的事情,它的结果也有可能是在一个人未来的人生岁月里展现的。但眼下这种说法好像不成立了。

我的记忆也在这里断成两截。在这个时间点以前,是孜孜不倦地从钻研自己所教学科和探索教育意义两条小径不断地前进,而这之后,我开始像没头苍蝇一样原地打转,没有一件能够清晰记得的事了。

每次遇到大的推进,孙玉磊就让我们写稿交给附中官网;李韧和窗帘已经出版了《北大附中创意写作课》和《北大附中说理写作课》两本教材;我和另几个老师邀约海淀法院、GQ特稿组、崔永元口述史中心的业界专家驻校,为每个课题组配备导师;学生们所写稿件的阅读量终于达到了孙玉磊期待的3000+;一份份结课报告里学生书写他们遇到的每一次困难,用什么方法克服,得出什么样的经验,获得了什么样的体验……这些都不是他们想要的成果。

没有人知道“成果”是什么。我被逼到开始有些怀念应试教育,怀念满分,似乎那样,对一个老师来说,目标更清晰,更明确。我每天都羡慕着应试科目的老师,他们可以花所有精力把课上好,而我反而不是。

在我看来,学生们所写的一篇篇稿件以及在过程中、他们战胜每一个具体的困难时得到的新知,发展出来的技巧和能力,是最重要的。我的项目叫作“书院视点”,我在建设这门课的时候,只向学校争取了一件事:自由选题。我想让学生投身于他们最好奇、最有兴趣的事。我记得有个女生在创作谈里写:“我现在就是个很迷幻的、对一些平时人们根本不会关心的事情非常感兴趣的傻孩子。我无论如何都要知道答案。”我选了不少特稿给学生看,他们说:“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在这些时刻,我能感觉到我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

而这不是成果。

博雅每周都出现大规模的争吵:“不就是‘成果’吗?你说清楚,我们给你做一个就是了!”一个同事开始朗诵《为人文教育辩护》:“耶鲁报告指出,人文教育的根本意义‘不在于教授任何特定职业所需,而是为所有职业的共同点奠基’。它描述了两种教育的目的:一种是训练大脑怎样思考;一种则是为大脑灌输特定内容。”

与此同时,教育集团化在提速,北大附中校长助理、集团化发展办公室主任刘慈航在一些峰会上表示:让好的教育不只属于一所学校,要创造学校工厂,学校体系构建“去个人化”……

我们每月写总结,有限的教研时间变成了述职,我们讨论的事情离教育越来越远。过去,我从来没有干涉过学生什么时候开窍,他们就像四季里的花,选择什么时候盛放都可以。可是现在,他们必须在我每次写汇报之前被迫盛开一次,我甚至故意增加过具有展示性质的作业。某种意义上,学生从单纯的教育对象变成了我汇报工作的工具。有时候,一些中学时老师对我说过的话盘旋在脑袋里:蜡烛不点不亮!我都讲了多少遍了,怎么就是学不会!尽管没有说出来,我还是很厌恶自己。

在小镇做题家的竞争、内卷中,我们的总结从最开始的1000字上涨为5000字,其中有很多饼图、柱状图、鱼骨图、树形图。有的老师把它总结为“像在互联网公司干活”。从2019年9月开始,我们涨了工资,涨幅逾50%,但我在博雅问了一圈,没有一个人感到快乐,都宁可回到过去。

孙玉磊像变成了另一个人,对于我们想要做的所有教育尝试,他说的最多的话是:“这样不行”。你很难想象,他是一年多前对畏首畏尾的你说“大胆去试,试了就知道了”的那个人。

我对孙玉磊说:“你变了。”他说,大家要你往后,你只能先往后,再等一个时间继续往前。我们都觉得这是一种自我安慰的借口,孙玉磊最后说:“你们觉得压力很大,因为我扛不住了,我压力很大,是校长扛不住了。改革已经超过十年,我们必须拿出成果了。”

我渴望了解校长,仿佛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他所带来的反反复复的改革,理解学校里一系列新政的底层逻辑,但没有任何途径。我始终处在改革的一线,但从来没触碰到改革的内幕。唯一的消息来源是孙玉磊,他是从改革初期就跟随校长的人。我问,为什么校长不和青年老师多交流一些?孙玉磊说,他已经试过很多次,但真正懂他的人太少。我不知道孙玉磊懂不懂校长,但他说:“现在这个样子,最难过的是王铮。”

有几个同事得了抑郁症,因为觉得没有办法自洽。站在课堂里,会产生一种感觉,我拿着个性、平等、多元、包容的想法去教学生,但我自己受到的对待是在被衡量,处在一种竞争之中,处于全社会对教育改革的凝视下。你教给学生的东西,在你的人生里、生活里、在北大附中上班的每一天里,无法找到。

渐渐地,你会想,我教的东西有没有用?和这个社会是不是脱节的?还是说,这种教育本质是对的,但和这个社会脱节了,那它还是不对的?我想不出答案,最后就真的没有办法上班了。

一位教电影的老师给北大附分校拍过一组宣传片,拿给我看。看第一遍,我觉得拍得真好;又看了第二遍,她指着里面的人说,这个离职了,那个离职了,里面80%以上都离职了。她说:我当时拍得很用感情,现在觉得是作孽。 

我于2021年1月合同期满决心离开,集团帮我办理离职,把我的课程名称写成了“书院试点”,三年来,很多人都把它写成“书院试点”。我用胶带纸把“试”粘掉,改成“视”。

搬离204之后,博雅有一本漂流日记。我记得2020年9月开学,窗帘写,我感觉自己在沼泽里,一直往下陷,什么时候才到底啊,烂泥的底是什么,好希望到底啊,这样我就能躺在烂泥上,不再担心了。

2021年圣诞节,我与窗帘见面,我又提起漂流日记的事,提到那片沼泽,烂泥的底是什么。窗帘用很无所谓的表情看着我:“很久都没见过漂流日记了,大家心凉了。博雅肯定要解散了。现在看到底了。”

我问她:“你觉得,在他们心里,我们做得好吗?”窗帘像是回答又像是一个提问:“你是问,如果他们抛掉校长、副校长的身份,抛掉高考,他们怎么评价我们。”而我也想知道,即便高考依然存在,我们什么都不能改变,我们做得好吗?

一将功成万骨枯

在最开始,我并不想在这篇文章里写到校长,因为觉得自己根本不了解他。也很气愤为什么人们要把改革的成就看作是“一将功成”,却想不到“万骨枯”,想不到去看一看一线教师们在这个过程里感受到了什么,被剥夺了什么。在最初的题记里,我写的是“这不是一个将军的故事,这是几个士兵的故事”。

但事实又是,没有王铮,这个故事的确是不成立的,我的一切经历、感受也是不成立的,媒体所写的“在北大附发生的这场教育改革不能被称为‘北大附的教育改革’,而是‘王铮式的教育改革’”,虽然个人英雄主义,又也许并没有错,在学校的三年,我能感到许多独裁的意味,也更能感到王铮与北大附中二者命运的捆绑。

我再回头看王铮的那些有关教育的发言,才发现它们不仅仅是我第一次接触时所觉得的一组探索性、理想化、鼓舞人心的概念,王铮其实已经知无不言,所有的框架设计都没有保留,他在分享里诚恳地说:“今天大家来,我们是要研讨这些问题,并不是我们要做出什么什么样的结论……”,他没有停止过修正和完善对它们的探索。

只是,他从没有提到那些一锹一铲的具体工作,没有提到学情变化后的阵痛,没有提到每一次小的调整都会带来一场嘹亮的抗议。

2013届毕业生刘周岩在《教改第一届学生发声:王铮在北大附中的改革给了我怎样的教育?》中写过:“这种新制度,带给我们无穷的困惑和挑战,既是思想上的也是行为上的:没有了班主任,我们要如何管理自己?要用怎样的选举和议事制度保证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权利与义务的边界在哪里,个人与公共的边界又在哪里?很多问题必须靠我们自己制定‘契约’:小到单元活动室的值日如何安排、活动室里能不能玩三国杀,大到集体预算如何管理、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以自治的名义否决老师的决定?我一度沉迷于对这些问题的辩论。”

这种参与的热情明显在衰减。19届一位主席告诉我:“我高中那几年,议事会根本开不起来。”在他的记忆中,最成功的一次应该是入学教育的模拟议事会,新生们都很积极,后来则变成在议事会上埋头写作业。

2019年下半年,学校推广垃圾分类,每个环节都民主讨论,食堂垃圾怎么扔、外卖商家票选、公共空间如何划分权责。然而,每个环节都充满骂声,议事会上讨论出的许多方案被告知行不通,学生认为北大附中的民主已经是形式主义和假民主。“时间这么富裕的话建议多关注一下高考成绩的走向吧,毕竟bdfz是学校不是社会体验中心。”学生在留言板提议。

精卫失败了

离职交接完毕,我坐在教室里,回忆着我的第一个创写班。

五楼那间紫色教室,座位围成圆圈,学生不认生,对我说:“你是老师吗?那我坐你旁边。”有人一进门就气喘吁吁地问:“潘潘,今天我们干什么!好不好玩!”还有女生在朋友圈写:“最爱最爱写作课,大家都离得特别特别近。”

这个班的学生手把手地教会我怎么当老师。学生们毕业了,有的很热爱这里,只要放假就待在这儿,甚至申请当助教;有的发表大段觉得这里罄竹难书的言论;还有一个男生去当了飞行员,给我发微信,要带我翱翔祖国的蓝天。

回忆着我来到这里的初衷,回忆着许多次学生带给我的“我好骄傲啊”的感觉。回忆着这里一件又一件于外界看来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于我看来是精卫填海的事。人们会说精卫失败了,对吧?

2021年12月14日,北京大学官网“校内公告”栏中发布了《关于王铮免职的通知》,通知称,学校研究决定,免去王铮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职务。

一时哗然。

我脑中浮现的,却是一人一狗的场景。这个场景总会在学校逐渐安静下来的时候看到,白炽光洒在树上、草坪上,到处绿茵茵的,王铮就站在一个暗处,遥远地望着球场上的少年们。小狗陪在他旁边。

小狗叫Duang,是只土狗,带有柯基的血统,叫声很响亮。Duang在学校的地位很高,学生做的卫衣、月历都有它的身影,据说有时校长开会也要抱它。有一个夜晚我十一点多回校,远远看见王铮从他的车里下来,夹着一堆材料,满身疲惫地在月光里走。过了一会儿,他带着小狗下楼散步,小狗很欢喜。

王铮被免职后,据我所知只有两个同事公开怀念了他。其中一个是孙玉磊。同事告诉我,他写了一篇很长很长的文章,发在博雅学院内部的网页,并且特别说了“请勿传播”,因而我至今没有看过。 

我看到更多的是学生对他的追忆:

“他孤独吧 他心里有蓝图吧 他守着大泥湾的魔法制度这么多年 太累了”

“在北大附中之后,我见过了许多这个长那个长。但他们无不是站在这个台那个台上的,活在公文推送中的。偏偏没有坐在台下,坐在一群学生的白色塑料小板凳之中的,偏偏没有同时活在传说和现实中的,偏偏没有狗校长。”

还有一个十几年前他在深圳中学做校长时的学生留言怀念他,“为王校长,我愿站上桌子,高呼一声:O Captain, My Captain.”

2021年8月,我离开单位已经七月余。我逐渐明白,之所以我一直写不清楚北大附中的故事,记忆是一团一团的,无法理出线头,是因为我讨厌那时的自己。我没有在最后的时刻,坚定地站在教育这一边,而是向“我要证明些什么”低下了头,从内心把“我失败了”看得太重了。

李韧告诉我,博雅又一次搬家了,搬进了高考的南楼,她仍在修改自己上了七年的创意写作课,增加了学生们喜欢的同人文;也听到过一位生物老师说起孙玉磊,新生进来,各书院照例着急忙慌地挑人,只他没有,每个书院督导老师都有自己选人的标准,而在他的概念里,每个学生都是一样的,都值得被好好教。

我扔掉或送出了很多东西:北大附中定制卫衣、校服熊,印着学校培养目标的那只帆布袋……我依然对帆布袋上的句子倒背如流:“我们希望培养出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具有思想力、领导力、创造力的杰出公民。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够热忱服务于社会,并在其中表现出对自然的尊重,和对他人的关爱。”

*文中周宇为化名

整理者:本文来自互联网。提供了一个了解互联网公司如何监视员工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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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脚投简历,后脚就被精准裁员。

一位网友最近就爆出了这样一段真实经历,而且还称被领导教育了一通:

别以为你上班干啥我都不知道,你啥时候想走我都一清二楚!

随之引发热议的,便是背后的一个神奇服务—— 离职倾向分析。

这位网友怀疑,他所在的公司便采用了来自深信服的这项服务。

简单来说,就是员工在公司用了哪个软件、打开了多少次、是否投过简历等等,都会被看得一清二楚。

于是乎,一石激起千层浪,网友们纷纷抛出质疑:这真的不会侵犯个人隐私?

截至目前,深信服与之相关的项目页面已经显示为404。

这项服务的内容,也正如其名:

客观上来说,可以把我们理解成是“卖刀”的,并且是有许可证的,这个刀是谁买了,用去做什么,我们没办法干预。

这是一个什么系统?

那么这次成为话题焦点的“深信服”和“离职倾向分析”,到底是个什么来头?

公开数据显示,深信服成立于2000年,而且已于2018年上市,目前总市值达到了607亿元。

其CEO何朝曦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在创办深信服之前,曾在华为从事研发相关工作。

而这次舆论所指向的“离职倾向分析”,正是深信服所推出的一项服务。

这项服务的内容,也正如其名:

提前发现潜在离职风险的员工,便于组织及时安抚或妥当处置。

更具体而言,可以给使用这个服务的公司,提供以下内容:

潜在风险列表:分析存在离职风险的人员列表,以及风险等级。

风险分析:给出离职风险的判定依据。

而从红星资本局获取的系统页面图来看,员工的行为对管理者而言可谓是一览无余:

谁、哪个部门、访问了哪些招聘网站、看了多长时间、累计访问次数等等。

然而,若是细看深信服官网的产品介绍页,不难发现,这个所谓的“离职倾向分析”,仅仅是一个小功能而已。

它隶属于一个名为“感知系统BA” (Behavior Awareness System)的系统。

官网中对它的介绍是这样的:

基于上网行为管理的海量上网日志,对用户行为特征进行深度建模分析,不断推出不同场景的行为感知应用,持续挖掘数据价值……

那么在所谓的“建模”、“行为感知”、“挖掘数据”之后,管理者就可以用这个系统做非常多的事情了。

例如全网上网态势分析、办公网上网态势、事件感知、泄密追溯分析、工作效率分析、沉迷网络分析等等。

以“事件感知”为例,这项功能的描述是这样的:

分析热门事件或敏感事件在组织内部的传播状况,避免发生难以控制的负面影响。

还有针对员工摸鱼的“工作效率分析”:

分析组织的员工怠工情况,及时发现消极怠工的部门和人员,找到影响工作效率的因素。

并且在产品页面的“成功案例”中,像光大银行、新浪、华东师范大学这样的名企名校赫然在列。

而在事件被热议起来之后,目前深信服的产品页面已经处于“404”状态了。

网友:这是公开的秘密了

这件事情之所以引发热议,主要聚焦于这种方式是否侵犯到个人隐私。

事实上,这种行为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从公司层面来看,知乎网友@小风嗖嗖的认为,这些都是公司的网络数据,自然是深信服销售所说的“完全合法”。

从实现上来讲,这个系统比较简单,没有比较复杂的逻辑。但是从需求上正如深信服的销售所说“很多公司都在用”,这种Network Traffic Analyzer需求量很大,各个方面的都有。

据南方都市报援引律师表示,员工工作期间,因为工作产生的互联网数据,公司有权查看。

但如果是个人事务的相关数据,属于个人信息或者隐私,没有员工的授权,公司无权查看。

换句话说,涉及工作的上网行为公司有权查看;但涉及个人的上网行为,关键就在于授权二字。

不过具体实践来看,就达不到这种程度了。

知乎网友@弗兰克扬根据自己的经历表示:

依我个人有限的工作经验来看,扯这些其实是没太大意义的。因为在针对性的法律出台前,保护个人隐私,还真的只能靠公司老板的自觉。

而对于我们这些打工人来说,又该如何避免呢?

网友大致总结了这些方法:

最简单直接的,就是改用手机浏览招聘网站、投递简历;或者手机给电脑开热点;

在简历投递中使用副号,隐去姓名;

搭建个vps再浏览。

除此之外,有网友也给公司提了提建议。

知乎网友@路视界表示,与其花钱买服务来监控员工日常行为,还不如将人工和预算投入到改善员工福利待遇和提升公司人文关怀上。

这种监视员工离职风险的软件纯属智商税。

并不是孤例

事实上,正如网友所说“这是公开的秘密”一样,监控员工上网行为并不是孤例。

有的是用摸鱼流量。

最典型就是去年11月份国美的一份处罚通报,企业按照摸鱼流量处罚员工。

更可怕的,还有其他企业用上了鼠标点击次数。

此前有网友曾爆料,一家设计院以“鼠标点击次数和键盘敲击次数”监控设计师,并以此为依据开除这位员工。

当然最普遍的,还是属简历数据、聊天记录等这些行为监控了。

早前就有“小鱼HR助手”,利用爬虫技术抓取员工数据。

一旦员工投递简历,公司就能收到人才流失预警服务,包括姓名、职务、学历,及简历更新时间等信息。

没过多久,该程序因涉嫌侵犯个人隐私被下线。

类似的平台还有巧达数据、助手小猎等,不过现在也没有见到其踪影了。

另一家网安公司奇安信,也提供上网行为管理系统服务,据官网介绍,可对企业内部员工的上网行为进行全方位有效管理。

大致有这些相关功能。

当然更垂直一些,有像直接提供“监控”服务的公司,比如超级眼、超时代等。

嗯,光服务就分了好几类。

有基础版、录像版、防泄密版以及高阶的服务器版。

其中关于“聊天记录监控”,业内人士爆料,主要是以截图形式保存下来,而像微信、QQ也有文字记录。

不过这种通过系统安装进行监控的技术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有了。

早年网吧监控就可以看到所有qq聊天记录,路由器端增加信息过滤也可以实现,感觉像是镜像了一份数据。

此外,我们还问了问超级眼的客服。

他们称,系统只能用在电脑端,而且必须是Win系统。

Mac的就不行。

至于这一系统“员工会不会发现”这个问题,客服表示,员工在电脑硬盘、开始菜单、任务管理器上都不会有任何痕迹。

换句话说,软件的隐蔽性很好。

你有过类似的经历,或摸鱼小技巧吗?也欢迎与我们分享。

参考链接:

[1]https://weibo.com/3939426052/Lf6FbsGv6?filter=hot&root_comment_id=0&type=comment#_rnd1644805515766 [2]https://www.qcc.com/firm/50ced674161b6c4596397774ade275a5.html [3]https://www.sangfor.com.cn/product-and-solution/sangfor-security/27 [4]https://mp.weixin.qq.com/s/kycYeEPwNOEOeqO0gPK56g

知乎回答

[1]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16146069/answer/2345234757 [2]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16146069/answer/2345580123 [3]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16146069/answer/2345695441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