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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者:转自新京报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641401788146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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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和他的二十多位工友都是打短工的,平日里都在宿舍附近的餐馆吃饭,没人买过厨具,也没有囤粮的习惯。他们应对“居家”的唯一储备,只有从小区超市匆匆采购的5箱方便面。

2022年1月5日,西安封闭式管理的第14天。

在未央区建筑工地的板房里,王志勇和工友们的饭桌上,终于添上了多日不见的蔬菜;十几公里外的出租房内,刘明和工友们不仅告别了方便面和冷馒头,还等到了期盼许久的工作机会。

面对严峻的防疫形势,2021年12月23日,西安所有单位和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许多没有做饭条件,也没有囤粮意识的外地务工人员,一时间陷入吃饭难、无收入的困境。

而这个被按下“暂停键”的千万人口大城市,也在努力梳理、应对突然涌来的大量求助。民政局和公安部门持续对滞留外来务工人员进行摸底排查,统计其中面临生活困难的具体人数。

1月5日,新京报记者致电西安市民政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我们已经成立了工作专班,专门解决滞留人员问题。只要提供具体信息,会尽快救助被困人员。”

与此同时,从社会团体到企业单位,甚至小区居民自发组织,更多力量也加入到行动行列中。当外来务工人员董鹏接过邻居大姐递来的那碗热腾腾的白米饭时,还是忍不住哭了,“这座城市是有温度的。”

“只剩两把面条了”

西安全市封闭式管理的前两天,王志勇所在的楼盘建设工地就已停工。对他和工友们来说,一开始,日子似乎只是进入了难得的“休息日”模式——大家住在未央区的活动板房里,房间里有空调;王志勇会在工地的食堂吃饭,有菜有面,一餐12元。

但是,停工就意味着没有收入,渐渐地,王志勇连食堂也吃不起了——前段时间,他把工资的绝大部分都寄回了家,只留下一点零头傍身。

40岁的他是家里的顶梁柱。父母年老多病,妻子前年做了甲亢癌手术,两个孩子还在读书。同住的6个工友,情况也差不多,“都是一个人养家里的五六口人。”

“我们自己搞点儿吃的,能省一点儿是一点儿。”大家商量了一下,凑钱买了口锅,又囤了些蔬菜和挂面,中午吃水煮白菜或土豆,晚上再下点儿面,这样7个人一天的伙食费只需要10元左右。

他们盼着疫情形势早日好转,等年末结算了工资,可以腰包鼓鼓地回家过年。但复工的消息迟迟未到,余额和余粮双双捉襟见肘,到了1月4日,“只剩两把面条了。”

同一时间,在十几公里外的碑林区钟楼小区,来自四川的木工刘明和他的二十多个工友,挤在公司提供的两套出租房宿舍里,满心焦虑。

这里是西安本轮疫情中的管控区之一,按照规定,如无核酸检测等特殊原因,居民们一律居家足不出户。刘明和工友们慌了——他们都是打短工的,平日里都在附近餐馆吃饭,没人买过厨具,也没有囤粮的习惯,应对“居家”的唯一储备,只有从小区超市匆匆采购的5箱方便面。

还好,小区工作人员几天后送来的蔬菜,暂时缓解了他们“方便面作三餐”的窘境。刘明十分珍惜这些蔬菜,精打细算地计划着每天吃掉多少。

然而,措手不及的麻烦接踵而至。原本,他们唯一的烹饪用具是前租户留下的一口旧电热锅,但没用几天,锅坏了,土豆、洋葱没法弄熟不说,连方便面也只能干啃,甚至渴了,都只能喝些自来水。

他们曾向小区疫情防控人员反映情况,希望能出小区去买口锅,但被拒绝了。“人家也是执行防疫政策,也没办法。”理解归理解,但工友们的难处还是无从解决,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在小区里买馒头充饥。5块钱10个,更便宜、更扛饿,可是“冻得特别硬,用手一搓就成颗粒了”。

“我们这些在外打工的人,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的。”王志勇、刘明和他们的工友们咬牙挺着,不敢给家人透露分毫,只能尝试着一遍遍拨打他们能想到的求助电话。

转机在哪里?

“热线拥挤,请多渠道求助”

1月4日上午,被困未央区建筑工地的王志勇终于拨通了救助电话。接线的工作人员让他别担心,会尽快安排救助。当天下午,王志勇和工友们就收到了几大袋的白菜、胡萝卜、土豆和洋葱,米面粮油也在路上。

王志勇心怀感激,他希望疫情早点儿过去,自己能回到工地,为西安做点儿事,自己也能多挣点儿钱寄回家里。

为疫情防控需要,一千多万人口的古都按下“暂停键”,人们的轨迹与生计,被迫进入阶段性调整。在王志勇这样的外地务工人员身上,受困与解困的博弈早已开始。

2021年12月25日,西安市政府发布消息,对受疫情影响、暂时找不到工作又得不到家庭支持的困难外来务工人员,以及因交通管控等原因暂时滞留西安市的临时遇困人员,基本生活出现困难的,取消临时救助户籍地、居住地申请限制,由急难问题发生地的镇街直接实施救助。

此外,特殊困难群体中,外地滞留人员可以拨打“12345”市民热线或市、区县社会救助工作电话,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e救助”网上申请。

救助的力量还在壮大。1月2日,陕西省慈善联合会和西安市慈善会发布了关于紧急开展救助受困农民工的倡议书,号召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全体城乡居民携手连心,为被封控在建筑工地、城中村等临时居住场所的外来务工人员纾难解困。

“农民工需要更多的关注,我们号召更多人参与进来。”据西安市慈善会介绍,仅在1月3日,该组织就给被困农民工送去价值87万元的物资。同时,西安市慈善会也开通了公益捐款渠道。

1月5日,新京报记者致电西安市民政局,询问滞留的外来人员遭遇基本生活困难如何解决,工作人员表示:“我们已经成立了工作专班,只要提供具体信息,会尽快救助被困人员。”

此外,该工作人员强调,由于拨打热线的人数过多,希望求助者可以通过多渠道求助,例如在微信搜索“e救助”填写求助信息等。

新京报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滞留西安的被困人员,求助方式主要是通过电话联系相关部门,或通过微信进行救助信息登记。而在网络求助方面,包括陕西省救助家庭核对服务中心发起的“e救助”平台、《人民日报》发起的“西安疫情紧急救助通道”、《华商报》发起的“华商记者帮”以及一些企业公司发起的救助等渠道均可发布求助信息。

1月5日,新京报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疫情发生以来,西安市民政局和公安部门持续对滞留外来务工人员进行摸底排查,面临生活困难的具体人数仍在统计当中。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邹林是西安市慈善会的工作人员,主要负责农民工救助解困板块。最近,他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现在受困的农民工兄弟最需要的是即食食品,例如泡面、自热米饭和饼干等。”除此之外,很多农民工的防疫物资都不足,仍急需酒精、口罩等支援。

拨打西安市慈善会求助热线的人很多,以至于经常占线。这些电话大部分来自求助者,也有一些来自农民工子女——他们身在外地,不放心被困在西安的家人。

据邹林得到的反馈信息,在问题解决前,凡是跟政府部门挂钩的电话,求助者们基本都会轮番拨打,而某种程度上,这也造成了一定的信息拥堵和重复统计。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提供一些食物。”邹林说,下一步,希望在派出所和社区的协调下,可以对接附近的居民帮忙做些饭菜,通过窗户递给楼下的被困务工人员。

事实上,这样的预期正在西安各个角落发生,外来务工人员董鹏得到的帮助,就来自邻里。自小区封闭式管理后,他连续吃了一周的泡面,“整个人都有点儿晕了,不得不向小区求助。”

得知董鹏的情况后,小区的业主们建立了一个“爱心群”,为被困的六七十位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帮助。群里的一百多位居民纷纷响应,“我家有一个电磁炉,可以借”“有一套勺子,需要来拿”“我可以管饭”……

不到半天时间,邻居们就帮董鹏凑齐了炊具碗筷、酱醋调料,还匀出一大袋各式蔬菜。一位好心的大姐给他送了一碗米饭,对他说“赶紧趁热吃吧”,董鹏听后,眼泪吧嗒吧嗒地掉,“我实打实感受到了,小区是温暖的,这座城市是有温度的。”

解决食宿问题只是第一步,西安相关部门和组织,还在努力为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寻求合适的工作机会。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还想努力为农民工兄弟安排防疫方面的工作。”这两天,邹林陆续收到一些好消息,一些防疫用人单位表示,能为滞留的农民工提供工作——不仅能解决他们的吃住问题,还将有一定的收入。

1月4日下午,刘明所在社区的工作人员关注到了他和工友们的困境,表示会尽快帮助他们解决三餐问题。而让刘明倍感惊喜的是,社区还告诉他们,将帮助联系有需求的建设工地,并为他们开通“绿色通道”,办理通行证,方便工人们外出工作。

这下,刘明的心终于有些踏实了。

(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内王志勇、刘明系化名 )

整理者:本文来自互联网。对了解教师家庭子女问题有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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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父母,你有没有过那么一瞬间,特别希望自己是一枚人民教师?寒暑假能充分陪伴、作息时间可以完全同步、自己的知识储备可以为孩子答疑解惑、工作圈子还能为其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

但反过来,为人子女希望这样吗?父母是老师又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知乎上还真有这个问题,底下有网友的亲身经历作答:

永远都在批评式教育,永远都在被比较。 在我想发表意见的事情上,总说我还是孩子,别插嘴。 第一感受是严格,屁大点事都管,控制欲极强,可能不会动手打你,但是会用语言狠狠的阴阳你,怎么扎心怎么来,攀比欲极强,永远是某某家小孩考了某某大学,某某家小孩考上了某编制去了某地方当老师......

汝之蜜糖,彼之砒霜。前段时间,网上流传一张PPT,据说是北大徐凯文教授关于大学生自杀危机的小范围调查:

在出现自杀危机的大学生中,父母职业为教师的竟高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医护、公务员等对知识要求较高的体制内群体。

更科学的调查还有齐凯教授于2017年曾发表过题为《大学生自杀相关行为与不同家庭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的研究论文,该研究课题为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重点项目,采取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安徽省芜湖地区八所高校总计4585名大学生进行样本分析,得出下图结果:

其中,父亲为教师、医务人员和公务员这三类职业的大学生共计322人,自杀实施共4人,大约每80个人就有一个出现过自杀实施行为。

父亲职业为工人的大学生共计1150人,自杀实施也是4人,大约每287个人仅有一个出现过自杀实施行为。

前者的发生率是后者的三倍之多。

母亲为教师、医务人员和公务员这三类职业的共计255人,自杀实施共5人,大约每51个人就有一个出现过自杀实施行为。

母亲职业为工人的大学生共计644人,自杀实施仅1人,大约每六百多人仅有一个出现过自杀实施行为。

前者的发生率是后者的十二倍之多。

人民教师桃李满天下,为什么自己的孩子却频频触发心理问题?在这些孩子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该论文作者齐凯教授认为,大学生自杀行为与家庭的知识性和控制性呈正相关关系,有自杀行为产生的大学生家庭,家庭教育方式大都较为专制,并且父母学历大都在本科及以上的较高层次。

其中,控制性相对外显,我们比较容易理解,比如知乎网友描述的“不允许插嘴”、“屁大点小事都管”等等,都是养育者控制欲太强的表现。

教师等群体因其职业的特殊性,长期习惯于权威的角色,认为自己拥有对书本知识甚至其它人生知识的解释权和教导权,习惯使然容易把工作上的那一套带回家中,在教养方式上会比较独断专制,其子女稳居自杀排行榜前三名也就不足为奇。

控制性剥夺了孩子的生命价值感,忽视了其作为独立生命个体存在的意义,严重危害孩子心理健康。因其逻辑简单清晰,又在多起典型案件中被媒体深度剖析,在多部影视作品中被反复呈现,所以逐渐被父母们引以为戒。

但另一个正相关因素——知识性,因其本身的光环,且错综复杂地与其他因素纠缠在一起,反而不易被人觉察。

特级老师黄侃的女儿远远,学习优秀,兴趣广泛,生活自理能力也强,从小到大都没让她操过太多心。

黄侃老师一度自豪:“你不知道我这个女儿有多能干,情商高,朋友也多,性格开朗,处理事情冷静。”

“留学的事情也是她自己决定的,自己找的学校,还申请到奖学金,自己办签证,买机票。”

“她的个人博客上也全是生活不错、和朋友相处得很好之类的话。”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懂得放手的母亲,有一天,突然收到了一个电话,告诉她独立自信的远远出事了。

甚至在看到女儿遗书之前,黄侃老师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外表活泼开朗的女儿,竟遭受强迫症之扰已长达8年之久:

“我真的太太太累了,八年来一次次平定崩塌的心灵,而当它再一次崩塌时我又无能为力,只有咬牙忍受再寻找调整的机会,而现实的事务又被耽搁着,现实的美好被破坏着,我真的厌倦了……”

如果黄侃老师是我们刻板印象里的那种老师,当时就能明确的知道,女儿的强迫症来自自己特殊职业的控制欲。

很可惜,往往这类案例,其父母大都从事高知识密度型工作,教育方式比大部分家庭更讲究民主、包容,孩子不需要父母怎么督促,仅靠浓厚书香氛围的激励就能自驱力爆棚。

但一派岁月静好之下,孩子已与心理疾病抗争多年,甚至做出最后的决定,也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背后的病因,恰恰就是与这些孩子从小到大如影随形、密不透风、避无可避的,知识。

众所周知,教师、医护、公务员等体制内群体逢进必考,学历,是从事这类工作的敲门砖。

好容易考上编制,又要晋升,这些岗位的游戏规则也和体制外主要看你实际赚钱能力的高低有所不同,他们需要的是不断精进学历、多发论文、尽快通过职称评审。

因此,在他们的观念中,知识与前途的正相关性被前所未有地凸显。知乎网友描述其父母永远是“某某家小孩考取了某某大学,某某家小孩考上了某编制去了某地方当某老师”,他们可能未必是攀比欲有多强,只是知识分子固有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作祟而已。

这些孩子数十年如一日不间断的沉浸在这种环境中,目之所及,全是通过达到外界某种固有标准(学历、证书等)而走上顺遂人生的案例。

比其他环境中的小孩更早感知这些有形的标准,更早主动发力学习,这也就是为何,这类孩子在人类幼崽阶段特别让人省心,简直就是众人口中“别人家孩子”的典型。

但是当时间来到青春期,孩子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忽然有一天,他们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是外界让自己干的,没有一件事情出于自己的意愿。尽管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们也享受了诸多好处,但从现在起,他们开始想做自己了。

一面是做“别人家孩子”的惯性驱动,一面是心灵深处那个真我的热情呼唤,两个“我”无法顺畅的沟通,孩子开始陷入一种痛苦的自我搏斗。

而随着学段的升高,外界的评价考核标准逐渐变的多元,孩子怎么样在一个评价体系不断变化的社会当中,认识真我、去体验到我自己足够好,这本身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加上高知家庭本身拥有更多的信息来源和更大的选择余地,比如走留学or留体制内?走竞赛or参加普通高考?留英or留美?桩桩件件,给孩子所带来的自我评价的要求,远比其他家庭更高、更复杂,相应的各个维度的自我搏斗也更加激烈。

搏斗的结果,如果真我胜出,那孩子的心灵已经成长到有足够的力量去驾驭一身知识,结局自然是好的;而一旦真我败落,外界强加给个人的标准占了上风,无力感,甚至是无意义感将如影随形。

这几年网上有句流行语:我听过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这话假如用到亲子教育上:“我学过很多养育知识,却依然教育不好一个孩子”,相信一定是当下很多父母都有的困惑。

如何正面管教?如何非暴力沟通?如何巧妙化解孩子的对立反抗?类似的养育知识我们学了好大一箩筐,也真的把自己训练成通情达理的样子,但是然后呢?

你不加掩饰的愤怒孩子或许还会反驳,你旁敲侧击的让人自省,人家直接不予理会,不和你建立连接。在亲情面前,知识,有时候反而成了沟通的障碍;技巧,有时候反而削减了彼此的坦诚。

鄙人的大伯,几十年的人民教师,一生桃李无数,教育堂姐极尽温柔克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堂姐也是家族同辈中极为优秀的存在。

但在后来的婚姻大事上,她不惜以性命相逼,一定要嫁一位身有残疾、性情乖张、婚前就对她各种 PUA 的男人,在离家出走的前夜,她是这样对大伯大婶说的:

“与其留在你们身边,忍受你们刻意的爱,不如和他一起,享受真实的恨。”

堂姐的婚姻后来不幸福是真的,但在大伯大婶的帮助下走出泥泞后,她变得前所未有地生机勃勃也是真的。

堂姐前前后后的转变,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很多高知家庭父母与孩子之间的问题,是父母明明对孩子有所期待,还非要假装开明让他“做自己”,明明内心有愤怒和委屈,还非要强颜欢笑,扮演一个看似通情达理的“好父母”。

这种“我这么有文化,我一定能当个好父母”的执念,让不少父母活在表演里,而不是真实的关系里,而在这段关系里处在弱势地位的孩子,大部分时间只能配合父母的表演,努力做个“完美小孩”。

这种表演对孩子最大的伤害在于,他们无法和父母产生真实的连接,亦无法和那种在明面上就被控制的很厉害的孩子一样,大方和父母去抗争、去碰撞,最后当然没有机会去和解、去升华。

这些孩子一旦做的不够好,只能刀口向内,被迫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被迫陷入无休止的内耗。

堂姐是勇敢的,她通过暴力革命获得了与大伯大婶亲子关系的重生。而温润如完美学霸张一得,曾经写信希望父亲不是什么事都顺着他,而是能对他“say no”,后又尝试学哲学以从更高的维度来看待生命,然,所有的温和改良终究变成徒劳,他终究没能逃脱自我毁灭的命运。

讲到这里,可能有读者会想到笛卡尔在《传道书》里的经典论断:知识越多,悲伤越多,大智慧里藏着大痛苦。

是的,这类世俗意义上那种哪哪都好的完美学霸,本身知识储备丰富,他们注定会把大量盈余的心力投注在人生意义的思考上,而当一个人每天都在思考意义,就很容易陷入虚无主义,产生心理危机。

如果退一步,孩子生在普通工薪阶层,那么他们有衣食住行等现实层面的压力;如果进一步,孩子生在有资产可以继承的富人阶层,那么摆在眼前最紧迫的课题是,怎样做判断、做选择以让家族资产保值增值。

很不幸,高知家庭的孩子既不用担心衣食住行,也没有财产可以继承,他们看起来什么都不缺,实际却一无所有,这种单薄的状态,很难给已经产生心理危机的孩子以有效的救济,助他们渡过难关。

总结来看,高知家庭孩子的心理问题,固然有其父母对知识运用上的不当,但更多是还是孩子与父母身处在那样的环境,背负了太多的身不由己。

我们探讨养育环境知识的浓度与孩子心理问题的相关性,既不是为了讽刺那些极端案例里可怜的父母;更无意贬低知识本身,号召大家活在“无知者无畏”的虚妄的快乐里,而是基于当下太多中产家庭过于迷恋教育、资源过于all in在孩子身上,以至于让其养育环境愈来愈与高知家庭趋同的现状,发出一份警醒:

教育的本质永远是孩子和自己、和家人、和同伴、和活泼泼的真实世界的连接,知识再重要,也永远只能作为促进这些连接的工具,任何时候都不能本末倒置,让知识去主宰一切,孩子反而沦为知识的工具人。

整理者:本文转载自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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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一则“37名家长,把一个7岁女孩‘驱逐’出学校”的新闻引起舆论关注。 事件的矛头指向班级家委会。原本,家委会是家长与教师、校方之间交流沟通的桥梁,在那次事件中,却成了激化矛盾、发起请愿书请求驱离当事家长和学生的存在。在日益强调“家校合作”对孩子教育作用的当下,人们好奇,事件中的家委会展现的作为,是个例还是呈现了某些普遍性。而在更多学校里,家委会到底是怎样的存在、日常的行事逻辑与原则是怎样的,又是代表谁的利益。王博是一位3年级学生的父亲,自孩子读幼儿园起参与家委会,至今有6年的家委会工作经验,还是孩子班级家委会的会长。在他看来家委会的作用是在家长和老师之间形成一道缓冲。不过,他也提到,有时候这种关系很脆弱,相对较好的家校关系是让双方知道对方的价值,在自己的框架之内不越界。以下是他的讲述:

建立连接

2019年9月,儿子上小学,学校属于私立寄宿制,在杭州算是比较好的学校,平时孩子都在学校吃住,周六日回家。班级有35名学生,一入校,我就加了家长群。

我一共有三个群。一个里面有老师,群里的内容主要是布置作业,班主任想跟家长们沟通、通知一些事的时候,会在这个群里说。另一个是家长群,里面没有老师,班级的家委会成立后,这个群由家委会成员主导,负责传达老师的要求,比如收取班费、教辅资料、开展运动会,节日,前期的一些准备,注意事项等。最后一个群是家委会内部群,用于家委会成员们进行活动前的策划、探讨,群内共有5名成员,我是唯一的男性。

孩子刚刚入学,班主任就提出要选举家委会,我主动请缨。“家长家委会”简单来说就是家长代表,家长不仅是配合学校配合老师的,也是监督学校,要给学校提意见和建议。

报名时,我按要求填写了一张表格,除了交代工作单位、职务、学历、能力等,最后还要写自我推荐语。

描述自己的时候,我突出三大优势:工作时间自由;孩子幼儿园阶段做过3年家委工作;最后我还写道,对儿童教育有心得,在社交媒体上写过几篇文章。表格填好后我私下发给老师,最终老师录取了我。根据我以往的经验,选家委会,老师看重的是家长们的时间,有时间才能配合工作。

我是1984年生人,来杭州前,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做了13年工程师,买了房、车,却一直没能解决北京户口。2015年杭州政府出台引进人才政策,买房就能落户,为儿子上学的事,我在他刚上幼儿园时就办了杭州户口、买了房。直到2019年,儿子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才举家从北京迁徙到杭州。

来杭州之后,我和妻子开了一家实体店做珠宝生意,由上班族变成个体户,工作也相对自由。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很上心,自己主动加入家委,也是希望用这种方式深入介入孩子的班级生活。

在新学校,老师不了解学生家长,家长们毛遂自荐,最后由班主任来定谁成为家委。最后,我和其他四位成员被选中组成了家委会。其他成员中,有两位是全职妈妈,其他两位妈妈,一位有自己的烘焙工作室,一位是普通上班族,从事文职类的工作。

家委会刚成立,我们五个成员,就按照各自擅长的领域,对日常事务进行了分工。做文职工作的家长负责主管财务,收取班费,活动支出等;一个全职妈妈盯着群里的通知,比如老师在群内接龙,需要通知到位;另一个全职妈妈负责统计全员信息,形成表格;还有一个人负责班级物品采购。由于我是男性,又有经验,大家推举我担任家委会的会长,负责总体筹划,同时也有最终决定权。

我们班的家委工作,总的来说事务大致可以分为:通知或反馈校方活动;安排自己班的事务,包括统一购买服装、书籍等;参与组织各类班级活动,如运动会,元旦演出、第二课堂等。

加入家委会不久,我们就遇到了一件大事。家长与校方发生了一场有关宿舍甲醛的纷争。

事情的起因,在于我的儿子这批学生入学前,学校利用暑期对学生寝室进行了重新装修。新学期开始,家长带孩子入住时,反映装修味道太大。起初是若干位家长向班主任提意见,要求校方出示甲醛检测报告,没有得到回音。那几位家长们陷入了焦虑,他们建了个群,联系其他班级的家长,大家在群内七嘴八舌地商量对策。老师不希望把事情闹大,就跟家委说要稳定好家长们的情绪。

“大家别着急,班主任已经在解决问题,他要上报给年级组长,再由组长上报给校长。”我在没有老师的家长群里传达,解释情况,同时@言论极端的家长,安抚他们,请他们耐心等待。当时,我的孩子也住在学校宿舍中,我作为家长之一也是当事人,当然也认为涉及到孩子健康的事都是大事,也着急,但要先冷静下来才好把事情解决。由于有相同的立场和利益,在给校方时间处理的时候,由家委会的成员出面安抚家长,是相对合适的选择。

一天后,班主任给我发了校长的电话,让我通知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电话和校长沟通。几个钟头后又改口说,不允许家长们打电话,因为反映的人太多了。最终,校方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一个班级出两名家委会代表,与校长进行面对面谈判。

作为我们班的家委会会长,我自然成了谈判代表。去谈判前,我在群里收集了大家的意见,然后把这些意见归拢、总结为两点:第一,针对甲醛是否超标这点,家长们要看到正规的检测报告,以报告提供的结论为准;第二,家长们希望校方就去味、去甲醛残留做出具体的措施,比如购买绿植或是一些去味的碳包。事情进展得很顺利,校方接受了我们的要求,又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解决意见。我第一时间把报告图片发到家长群里,又详细列出了校方的解决意见,家长们这才稍稍平息。

我做家委的这些年有一个体会,学校引入家委会,似乎也不愿意看到家长介入过深。作为一个家长,我会觉得学校有自己强势的一面,我始终想不明白,学校在甲醛纷争中为什么始终不愿意公开张贴那张检测报告单。

在这个事件中我既承担了沟通者的责任,实际上也在为自己的孩子争取权益,尤其是孩子还处于懵懂之中,我就是孩子的保护伞。

我记得儿子在北京上幼儿园那会,2014、2015年那两年北京雾霾特别严重,有个“刺头”家长站出来公开批评老师,指责老师在天气恶劣的情况下还带孩子进行户外活动。事情闹到园长那里。

幼儿园园长是个有魄力的女人,她马上召开家委会,与家长商讨解决方案。

什么样的天气能开展户外活动,大家众说纷纭。最终大家达成了共识:根据国家对天气的标准,API值在200以上,坚决不能户外活动;API值在150-200之间要看情况,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原则。家委会结束后,园长对那位提建议的家长说:如果大家都同意,你还不认可,有两种方式:户外活动的时候,你的孩子单独留在室内;还有就是转园,表明态度这是双向选择的过程。经历过种种事件,我发觉家委会是家长和校方之间连接过程中,一种比较巧妙的通道,可以建立沟通,也可以相互制约。老师们也需要家委会这种“民间力量”。比如班级这学期的语文课需要购买一些课外读本,不在官方负责购买的清单里,教师也不能接受这笔钱,连淘宝链接都不能发。老师就将书本封面截图发给我们,由家委会统一购买。

边界感

从孩子上幼儿园到他现在三年级,我在家委会做了6年。家委会建立是为了分担学校的任务,真正加入进去后,我们家长干得很累,会有意想不到的繁复,做这项工作需要有点奉献精神。

开学、举办运动会和迎接各类节日是事情最多的时候。开学我们需要采买各类物品,消毒液、消毒湿纸巾之类,以宿舍为单位,购买后统一放在老师那里,需要的时候再发下去。节日前组织购买零食,由家委会成员负责采购、分装、算账、收钱;孩子活动完,家委会成员还要写点心得,配好图片发群里,方便老师发表。

涉及到所有收费的项目,我们采取“公司制管理”。一学期每人300元的班费,由负责财务的家长申请一个银行账号,每一笔进出,审计,一个季度公开一次审计后的账单。

今年5月,儿子的班主任通知说,学校要求每个班级自行组织第二课堂。以什么样的形式,在哪开展,我们5名家委会成员经过了一轮又一轮地探讨。考虑到疫情,外出春游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一致决定带孩子们参观博物馆。

我先划定了四家博物馆,在网上查找相关资料,打电话了解情况。这一轮了解下来,我跟组员说浙江省博物馆是最合适的,并阐述了理由:博物为了纪念建党100年专门设计了相关展览,对孩子们来说有教育意义;其次我去过,对场地熟悉。家委会内部同意了这个建议后,我再与班主任沟通。

接下来就要制定活动细则。包括预约参观时间,分组,我将全班分为四个小组,每个小组8个人,由一个家委会成员带领,负责集合签到、参观时维持孩子们的纪律、看顾安全。我们活动时要统一着装,因为有好几套校服,有西装也有运动服,家委会成员会商量穿哪个更适合。另外活动要有一个开场仪式,我们就在场馆的一个角落处简单做了一个诗朗诵。还有一些小的分工,比如现场摄影拍照,制作小旗子,类似横幅的标语,会请有能力或有资源的家长代劳。

这场活动办得很成功,我儿子事后还夸奖我说,我的努力让他在同学中很有“面子”,大家都觉得,他有一个办事能力强的爸爸。

但活动不是每一次都这么顺利。前期准备,家委会班子内会发生许多分歧。

就拿这学期的秋季运动会来说,孩子们在运动会开幕式的表演,需要自行购买表演服装。家委会的一个成员在群里提出,去年演出服装穿一次就没用了,今年希望改成租的。另一个家长立刻回复:不行,租也是一笔钱,还不能保证卫生。

他们各自有合理的理由,几个来回后,谁也说服不了谁。无人说话,等了一会儿,我斟酌了下语句,把双方考虑的利弊都列出来,综合之下又提了自己的意见:可以买像卫衣之类的衣服,演出可以穿,平常也可以穿。成员们听后都没有异议。

涉及食物的意见不合,往往最难调和。今年疫情反复,我们班有小半年没有再给孩子们买零食。以往节日里需要购买零食。像薯片、火腿肠之类的零食有些家长会觉得是垃圾食品,我们就不会购买。比较健康的水果,准备的时候要花很多精力顾虑周全。有一次我们准备了西瓜,先切成小块,装盒,在装盒的时候又有家长提出不卫生。每一次选择水果,前期会磨合几轮,家长提出来一起投票表决,一般来说苹果、香蕉、樱桃这类既方便清洗又方便携带的水果,大家会更容易通过。

其实家长做的这些孩子们未必感受得到,我儿子就喜欢吃所谓的“垃圾食品”,我也不反对,他在学校里学习也挺辛苦,我不会限制他这些。

我作为家委会会长,没办法一味地做个老好人、服务者,我也需要树立权威,在发生意见分歧的时候,要敢于最终拍板做决定,否则谈论会没完没了。另一面又不能端架子,不能让家长觉得自己是个什么官儿,我跟家长沟通的时候都是客客气气的,就事论事。这方面我们家委的妈妈们做得很好,她们会发一些有气氛的词语,比如:大家收到回复一下哈,谢谢哦。有家长回复还会发感谢,抱拳的图片。

家委会一边要让老师满意,一边要让家长满意。彼生摩擦很正常。有隔壁班的家委也反映说办活动有些家长不买帐,费用从班费里出,每个小朋友要去分摊,他只好自己贴钱,活动还是有你孩子的一份。

前段时间37名家长“驱逐”7岁孩子的新闻,我花了20分钟时间,把整个文章仔细看了一遍,也在网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从报道来看,我不太认同媒体太过轻易地就把家长和学校放在对立面上,在我的理解中,家长和学校和老师实际上是一个共同体,共同目标都是把孩子培养好。

在报道里,我觉得老师做得算不上很好,但是没什么太大的错误,因为我看到她在和学生家长的聊天最后说:“我不会因为你的孩子改变教育理念,但是你可以朝着你认为的方向去走。”这实际上说明老师也有自己的教育思路和安排考虑,可能不是纯粹为了给孩子多做点题这么简单。

看聊天截图,我很遗憾看到当事人妈妈交流过程中展现了对学校的充分不信任,所以她觉得老师处处针对她,针对她的孩子,包括对其他家长的不信任,这种态度无形中为她自己增加了沟通的难度,解决事情的方法很多,她采取的一些方式,不是为解决问题而去的。

因为彼此沟通的方式不一样,许多事情很难达到所有人都满意,家委会做事情尽力就好。好的家校关系,边界感很重要,不要去模糊家长和学校之间的界限,尽量不要去干扰老师的工作。

上学期,我遇见有家长提议说要在孩子们的课桌内侧安装一个类似挡板的东西。起因是他从老师发的图片里看到孩子们在课堂上看书写字的样子,觉得孩子们趴得太低,提出可以买一些设备帮孩子们矫正姿势。他发来一张产品效果图,说看到其他年级的孩子用得挺好,建议我们班也可以买。

我第一回听,这个建议可能有点过度介入教学工作,另一方面也觉得这类辅助设备不是必要的,一个孩子安整个班都要安,其他家长不见得会赞同。但我还是把意见反馈给了班主任,果不其然,班主任没有同意。她承认这个产品可能有矫正姿势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安装这个设备对孩子们有安全隐患。另一方面,针对家长的担心,老师也承诺会提醒学生注意坐姿、督促学生做眼保健操。我把意见传达给那位家长,他也没再说什么。

没有不焦虑的家长

不过,家委会也不是什么家长的集体活动都会出面处理。

我的儿子读一年级时,刚入学就到了教师节,班里的家长们都想给老师送点礼物。我们家委商量来商量去,决定这事不出面,也不使用班费,想送礼的家长自己去送。班里大概有5,6位家长一起为老师选了个水杯,不到一百元。刚打算送,学校就出了个文件说禁止向老师送礼。

相比我读书的时候,现在家长向学校和教师提意见的成本降低了很多。我们学校有一个小程序,什么问题家长都可以在上面提,校方也会快速处理。后来我听说,这事是因为学校有班级的家委私自拿班费给老师送花,被另一个家长在小程序上举报了,校方才出了这样的规定。也正因为信息通达,有时候一个匿名举报就能让老师面临被调查或下岗的危机。

也许是近几年家校关系频繁爆发出问题,所以老师们跟家长沟通特别客气,谨慎,不会在群里公开点孩子的名批评。家长方面,一部分家长很大胆,敢提各种意见,另一部分家长在老师面前说话还是小心翼翼,不敢得罪。

作为家委我与老师打交道最多,跟老师交流我有自己的方法。比如上次语文老师跟我说起儿子最近的表现,说字没写好、不认真,题目也没看清,老师让我儿子把错误的划掉,孩子却把对的打上了勾。我知道情况后,替孩子跟老师解释:这是他的特点,他确实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我们一起想办法让他慢慢改正。我了解自己的孩子,知道他性子急,逼着他做某件事,不见得起到好的效果,所以我先跟老师强调他的性格,让老师跟了解孩子的特点帮助老师判断,再和老师一起慢慢帮孩子改正。

外面的人会觉得老师会特别关照家委的孩子,评优奖励等机会也更容易捞到好处。我觉得会有那么一点点,做这份工作自然各有各的私心。将心比心地想,一个配合学校、配合老师的家长和孩子,为班级付出了一些个人的精力,老师自然会有好感,是个加分项。但如果家里的孩子是个调皮鬼,估计再怎么参加家委会,这个加分也加不上去。我儿子是班级数学课代表,这是因为他数学成绩好,才被老师任命。

上周,学校组织在线上开家长会,老师点了我们儿子的名。科学老师说,他明明有实力,没有发挥出来,是什么原因要想一想。批评完老师还加了句:孩子的妈妈经常给他买一些杂志,非常好,大家可以学习。事后我跟老师又交流了几句。我想,家长有时候主动跟老师交流频繁,老师才能全方面的看待孩子。

这三年,儿子的班级没有换过班主任,我们家长和老师的沟通顺畅,彼此也有了默契。其他班这学期换了老师,我听说有的家委会就觉得新老师不行,不积极。

能触动每个家长敏感神经的,往往是孩子的学习成绩。我听闻其他班级的家长反映说这学期换数学老师,全体学生的成绩有明显下降,最低分竟有40来分,部分家长很着急,他们纷纷找家委会投诉。家委会把情况反馈给班主任,班主任和数学老师交谈,最后也没有给出个说法。这种情况下,家委会也难做,只能劝说家长们不要和学校硬杠,他们抱团组了个群,私下商量着给孩子们购买辅导习题册,组建互帮小组。

这学期,我为孩子争取的练琴教室终于落实了。一开始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自己的孩子,他从幼儿园中班开始学钢琴,到学校住宿后没有练琴的条件,从他上一年级时,我就跟校方提建议,希望把年级里有练琴需要的孩子集合起来,如果人数够多,希望校方能提供琴房。此前,因为没有空间、需要安排老师管理,这件事一直很难落实。

今年契机出现,“双减”政策之后学校积极在发展各类社团活动,把体育馆二楼收拾出来,就有了6间琴房。学琴的学生可以在每天中午和傍晚两个时间段,练40分钟的钢琴,一个琴房配备一个家长轮流值班,我也报了名。我儿子在周一,周三固定去练琴,他人聪明,但也会犯懒,借着这个机会我也能督促他。

学校是寄宿制,不允许家长随意进出学校,我是家委会成员办事免不了进学校的次数多些,在班级的学生中混了个脸熟,都知道你是某某同学的爸爸,很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我儿子会觉得我烦,见到我会问我:怎么又来了。

因为我的原因,他在班级里表现的更为积极,他知道一旦他开小差老师就会第一时间告诉我。

今年下半年校级家委会换届增选,每个班需要有一位家长参与,我申请加入,从此又多了个群。校领导都在那个群里,每个成员都得到一本家委手册,手册里规定了包括表决权之类的细则。线下,我参与了一次校级家委会的表决,有关学校是否开设家长讲堂,30个参与表决的家长全员举手通过。

家长讲堂是给家长上课,老师会教家长如何教育孩子,也解答家长的疑问。在一次课堂上,我看到了家长们普遍的焦虑,围绕孩子的学习成绩,行为习惯等有诸多探讨。

每位家长都焦虑。我还记得儿子刚入学的时候,周末回家,他总是每隔20分钟就上一次厕所,很频繁,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不知道。我去找老师谈,分析原因后发现是孩子心理上的问题,因为老师告诉他上课尽量不要上厕所,他记住了,想上厕所又不敢去,于是有了这样的反应。有些家长发现,自家孩子总是在学校食堂吃不饱。家长了解情况后发现了原因,是因为学校食堂轮流吃饭,低年级吃完轮到高年级吃,到点了老师难免催促,孩子们听老师的安排,有时候不会跟老师说自己的感受,就饿肚子了。我们和学校反映了这个情况,提了意见之后,学校的老师也发现了问题,之后在这件事上不会那么着急,还给多加了些饭。

作为家委会成员,这些年我对家长和学校关系有了很多认识和思考。与此同时,我的孩子也在学校默默地成长着。2020年第二学期期末,我的孩子获得了优秀学生奖项,学校有50元奖学金,我问他怎么花,他说没想好,我鼓励他:过去的已经是过去的了,新学期要重新开始。他现在长成了三年级的学生,进校门时连头也头也不回,想到一年级的时候要回四五次头和我说拜拜,我这个老父亲开始感觉到有些失落了。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人物采用化名。

  • END -

整理者:本文来自互联网。本文所揭露的现象是一个典型的商家利用消费主义收割消费者的典型。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泡泡玛特和肯德基都在和同行的竞争中业绩下滑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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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愿割,一个愿挨

“你抽盲盒我来吃”,不只星期四文案疯了,肯德基“代吃”也疯了。

1月4日,话题#代吃#冲上微博热搜第四,但这次,网友不是找人代吃“爱而不得”的美食,而是为了能一次性抽取更多的盲盒。

1月4日上午十点半,打工人还沉浸在假期综合症中,肯德基中国35周年KFC×泡泡玛特DIMOO手办发售。根据规定,消费者只需在肯德基购买价值99元的指定套餐,才能获得盲盒1个。据了解,这一系列的盲盒总共7款形象,6个常规款+1个隐藏款,6个成1盒,全国总共发售26万份,抽中隐藏款概率为1:72。

DIMOO是泡泡玛特五大头部IP之一,疯狂肯德基入华35周年,遇上人气盲盒,在“娃群”中引起了一场不小的化学反应。“好大儿”遭玩家们疯狂抢购,短短一个多小时,就陆续传出各地门店指定套餐已售空的消息。

为了抽中隐藏款,不少玩家疯狂消费。“连盒端”,用推车拖套餐,四个人连吃三顿肯德基,而这都还是小阵仗。某平台上,有网友晒出账单,一次性花费10494元直接购买了106份套餐。此外,为了保证想要的款式,有人研究出了不同款手办的具体重量和包装特点,甚至动用各种仪器给盲盒扫描,通过判定盲盒手办的形状来辨认款式。

但在运气好的情况下,集齐一整套盲盒,最少需要买7款套餐,于是,“代吃”应运而生。“盲盒归你,肥肉归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纷纷开启段子模式。

而在二手平台和淘宝上,这些盲盒已经开始“流通”。隐藏款处于缺货状态,普通款也从99元,开始涨价。

从顶流女星玲娜贝儿被炒至万元天价,到为抢迪士尼限定玩偶“憋到尿血”,年轻人对于炒新事物在外界看来有些癫狂,还有潮鞋、LO裙、乐高、积木熊。他们到底为何痴迷于“炒”天价潮玩?到底是智商税还是真的有收藏价值?背后又暗藏着年轻人的何种消费观?

比星期四更疯狂

“来晚了,不到12点就卖光了。”

盒饭财经来到肯德基北京亚运村店,店员告诉我们,1月4号当天上午10:30“KFC x 泡泡玛特”联名盲盒发售,一个多小时,这些盲盒全部被抢光。

根据官方的宣传,此次的DIMOO形象均以肯德基美食为灵感打造,有冰雪圣代、晚安薯条、香甜粟米、就是可乐、汉堡饱饱、飞行上校,以及隐藏款王牌炸鸡共7款。全国总共发售263880份,用户在肯德基门店购买99元的DIMOO家庭桶套餐即可获得肯德基DIMOO盲盒一份。

当天上午,“肯德基Dimoo”“代吃”两条词条就冲上了微博热搜。截止目前,#肯德基Dimoo#获得1.5万的讨论量、8729万次阅读,#代吃#获得1.2万次讨论、9852万次阅读。

玩家们为了Dimoo,动用了十八般武艺。

第一招,疯狂买买买。

博主@媄兔Carrot早上6点就起床去排队,花了594元抢了一整盒盲盒手办。6款手办对应6套肯德基套餐,一份套餐包含两个蛋挞、三杯小可乐、一盒上校鸡块、一个汉堡、一个老北京鸡肉卷、一盒小薯条。

为此,4个人吃了一整天的肯德基。

这种整盒购买的情况,被称为“连盒端”。多数潮玩玩家,为了集齐一整套,都会选择连买6份。于是,不少网友实现了“肯德基自由”,有人分享了自家冰箱被肯德基塞满的场景,有人拎着18杯可乐被保安当成了外卖小哥,有玩家则晒出用推车采购的图片……

不过,这些都还只是普通玩家,一张流传更广的票据显示,一位“王者玩家”一次性花费10494元购买了106份套餐。根据一份套餐中有三杯小可乐计算,光可乐就足够这位买家喝一年了。

许多人表示, “已经吃完了这辈子的肯德基”。

有需求就有服务。针对这类临时性“晕鸡症”患者,以及本地抢不到的玩家,网友献出了新招数,代买代吃!

“接代吃!吃归我,娃归你”“我吃套餐,你拿盲盒”在某二手平台上,肯德基代吃的服务,单个套餐收费20到99元不等,6个套餐收费450元。

随着“代吃”的话题热度升高,不少网友也凑了进来,纷纷表示愿意接代吃服务。还有网友对这项服务编起来段子——

为了有针对性地购买自己喜爱的款式,第三招出现了,辨娃。

“可乐款重量80.4g,轻,有冰块的沙沙声;飞机款重量95.4g,在0的位置打盒”。率先抢到玩偶的玩家,根据产品特点和重量,将辨娃的思路作出总结发在了社交平台上。

更有甚着,用起了各类扫描仪器,借助外力,来分辨盲盒的款式。

当然,对于买不到、手头又较为宽裕的人,也可以选择高溢价购买“二手货”。

盒饭财经检索发现,目前,在电商平台上,普通款的单个手办价格多已高于肯德基套餐原价,隐藏款的身价更是卖到了单个799元,距离原价翻了8倍,即便如此,这一系列的产品也显示有1000+的月销量,以及21条评论。

最终,在限定、代吃、倒卖、炒作等话题热度下,DIMOO再次上演了一“娃”难求的盛况。

“这个能干嘛呀?”

“就是这种东西啊?”

“99块钱?这个能干嘛呀?”

“刚刚前面为了这个他们排队还吵架啊,很多人,一下子就抢疯了。”

“给你小孩玩么?自己玩?有什么好玩的?又不响,又不能讲话,又不能跑、不能飞?也不能有什么作用,它就是模型。”

4日一大早,小红书潮玩博主“大胡子老师”起了个大早,顶着寒风冲到了肯德基门店。拿到手机上下单的套餐和盲盒后,决定找个人少的角落,开启拆盲盒的愉快时光。

刚拆了一个,一个路人乱入镜头,发出了上文中一连串的灵魂拷问。

类似灵魂拷问场景,历历在目。

2021年,最大顶流玲娜贝儿,成为不少年轻人心中的“唯一C位”。由此也带来了几波抢购潮。原价219元的公仔被黄牛炒到了2288元,此外,其他周边如原价359元的双肩包、369元的大脸包、99元的挂件也卖到了500元左右,连99元的发绳都炒到200多元。

12月29日,玲娜贝儿的“东家”上海迪士尼公开售卖圣诞系列商品“2021达菲和朋友们”,不仅引得游客凌晨3点开始排队,甚至创造了为了买到玩偶哭闹、下跪、打架,大喊“憋到尿血”的“魔幻”场景。

再往前,潮鞋、手办、Lo裙、盲盒、积木熊,甚至核桃、藏獒,这些随着时代变化的潮流,都聚满了年轻的拥趸。

年轻人到底为什么为它们而狂?这些被外界看起来,没什么投资价值的产品,为何频频被疯抢后成为不少年轻人心目中优质的投资产品?

稀缺性和有趣性,是其通用的逻辑。我们以号称“一只熊能换一套房”的积木熊为例。

积木熊,也称Bearbrick。作为潮玩家族的前辈,Bearbrick无疑是这场“潮玩运动”的发起者。

近几年在国内火起来后,很多玩家也开始进行积木熊收藏。因为是日本生产,疫情期间国际物流受到限制,显著提升了国内玩家间的交易量。

根据尺寸不同,积木熊的官方售价一般在几十元到几千元之间。但在某鉴定交易平台上,几乎没有积木熊按照原价出售。最贵的一款“SORAYAMA X BE@BRICK Daniel Arsham 2G 空山基 1000%”售价147 999,但其发售价仅有8 800。而去年12月刚发售的“星球大战西斯骑兵镀铬100%+400%”发售价仅1 000人民币左右,该交易平台已经要价3 889。

没有人能够完全说明积木熊如此受欢迎的原因,但独特性肯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积木熊从面世开始,就走的联名路线。首次发行就和唱片公司HMV联名,而后每年于夏季或冬季更新,和时尚品牌、设计师、音乐团体联名。有本身对潮玩不感兴趣的人,但或许是星球大战每款产品都限量发布,就明确告诉追随者们:做完这批就不再生产。

泡泡玛特走的就是积木熊的老路,只不过除了联名,它也想打造自己的IP。这次和肯德基联名的,就是泡泡玛特旗下的Dimoo系列。泡泡玛特也拿捏了独特的重要性,限量发售,多数门店当天就卖光。官方宣布总共发售263880份,按照肯德基在中国的门店数量7600余家来计算,每家店分到的盲盒不到35个。而大量盲盒流入淘宝、得物、闲鱼等二级市场,价格水涨船高,这也无形当中为这次联名活动做了宣传。

除了独特性之外,产品多样化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和积木熊一样,Dimoo系列推出了从最小的7厘米盲盒玩偶到100厘米的“大娃”,为不同需求、不同购买能力的玩家提供多种选择。

王艾琳是一个佛系的盲盒玩家,她购买盲盒的过程比较随性。

买盲盒并不在乎是什么系列或者联名,当看到一个系列的盲盒“整体水平还不错”,就会入手一两个“试试水”。每次开盲盒之前,她总会默默设定一个最想要的盲盒,随后再打开。然而动辄12个一套的盲盒很难“一发入魂”。抽中想要的盲盒会获得极大满足,就算抽不到也不会很失望,而且还会提高下一次抽中的心理预期。

“虽然稀缺款盲盒涨价是商家用于营销的‘人为因素’,但只要有市场,这个价格就是合理的。”当被问道如何看待炒盲盒现象时,玩家王艾琳告诉我们。

悦己投资的风险

镜头前,一开始雀跃连贯解释着的潮玩博主“大胡子老师”,开始磕磕巴巴和不知道怎么回答。

“就、就、就是,就是赶个时髦嘛。”

路人离开后,他转身冲着镜头,看着刚抽到的玩具,眼神中好像少了点兴奋,对着镜头说了起来:“你怎么会觉得我能理解呢?就是买到就开啊,对不对?”

智商税、韭菜,成为一直笼罩在潮玩玩家头顶的乌云。

确实,从实用性上来说,这些产品基本不具有什么具体的功能性。再综合盲盒的物料成本、仓储成本、营销成本等,我们也能发现其售价远高于实际价值。

然而你会发现,100元买到一个时尚摆件和肯德基套餐,似乎和十几年前为了收集卡片,买一堆干脆面,没什么区别。 

万物皆可“炒”,是常态,也是沿革。

有人说:炒房是70后的狂欢,炒股是80后的疯狂,炒币是90后的荒诞,炒鞋是00后的盛宴,炒盲盒是10后的时尚。虽然其中有夸张的成分,但可见人们对于“炒”这件事,从来就没有停下脚步。

极光发布《当代年轻人的“快乐秘籍”—— Z时代营销攻略》数据报告显示,在消费问题上,Z世代的首要目标不是商品价值,而是取悦自己。

“喜欢就买”已经成为了新时代年轻人的“四大名言警句”之一。注重商品的情感价值而非其实用价值,因此建立长期的互动关系和真正的品牌联系。

网友@捕梦人这样评价手办:“手办买的不是塑料,是感情,手办也可以陪伴一个人,保养得好,手办可以送你走”。

但此类“炒”仍需警惕。

建立在稀缺性和兴趣性两大基础上的“被炒”逻辑,并不坚固。

5000人凌晨排队只为玲娜贝儿,甚至由于排队时间过长,还出现了消费者大呼“憋到尿血”的极端事件。

而这次排队的盛况,仅仅是“2021达菲和朋友们圣诞系列”商品在此前线上抽签+线下购买模式发售后的剩余库存。换句话说,库存备多了,原本线上活动没有处理全,这批是在线下清库存。

也就是说,商家可以随意增加商品产量,稀缺性可能将成为笑话。而兴趣,更是不稳定,今天手办,明天手帐,谁也不能保证热情何时消散,这些如同风口一样此起彼伏的社交“货币”下一个又是什么?

当失去稀缺性和兴趣性后,就成为击鼓传花的游戏。

参考文章:

《Z 世代亚文化消费的逻辑》汪永涛

《Z世代都为什么买单?》周洁,刘绮黎

整理者:转自 BBC 中文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science-59868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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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是社交的一部分,但你不一定非要喝酒精饮料。

许多西方人在过完大吃大喝的圣诞节和新年假期后都立志要在一月份少喝酒或者不喝酒。

其实,即使在过节期间,也已经有许多人尽量避免蛋奶酒这样的节日酒精饮料,而选择不含酒精的啤酒。

市场数字显示,越来越多的人转向消费无酒精或低酒精饮料(英文中也简称NOLO)。NOLO成新宠,这一潮流背后有哪些推动力呢?

关注健康

根据国际葡萄酒和烈酒调查机构(IWSR)的统计,低酒精和无酒精饮料市场继续增长,到2024年预期消费量将增长31%。

正像英国酿酒商Jaega Wise在《食品项目》中发现的那样,在人们减少酒精饮料消费 – 或是彻底戒酒 – 的同时,新的非酒精替代品开始涌入市场,并撼动酒精行业。

越来越多人开始消费无酒精或低酒精饮料(NOLO),首先是出于健康考虑。特别是在新冠大流行期间,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健康。

而少喝酒可以带来诸多健康益处,比如:

酒精会干扰快速动眼睡眠(REM),它是睡眠中一个关键的阶段,可以有效帮助我们休息和恢复。跟许多人认为的正相反,没有酒精的睡眠质量更好。

同酒精饮料相比,低酒精或无酒精饮料往往卡路里更低,含糖量也更少,有助减肥。

饮酒过多还伤害我们的免疫系统,让人更容易感冒以及得其他疾病。

更重要的是,少喝酒还有助于避免未来一些更严重的长期病症和影响,包括癌症、高血压、肝病和心脏病。

此外,还有精神健康问题。经常大量饮酒会干扰大脑的化学物质(虽然酒精可以暂时让我们放松),可以导致抑郁、焦虑和压力。

选择增加

目前市场上的无酒精和低酒精饮料种类已经越来越多:至少对想喝酒的人来说,现在有了NOLO的选择。

一些大品牌已经意识到商机,纷纷加盟。

Jaega Wise表示,近年来无酒精饮料领域的增长巨大,特别是啤酒行业已经有多家老牌啤酒厂推出了无酒精啤酒。

对那些不常喝啤酒的人,不含酒精的替代品选择过去往往不多。但是,现在市场上也有了无酒精烈酒。一些主要杜松子酒(也称金酒或琴酒)品牌纷纷推出自己的无酒精替代品,让人们能够品尝经典琴通宁(又译作金汤力,Gin and Tonic)的味道,但却避免酒精。

与此同时,一些较大规模的苹果酒、葡萄酒、卡瓦酒和普罗赛柯酒品牌也纷纷推出无酒精产品。

酒吧和餐饮业加盟

酒吧和餐饮业也懂得抓住时机,并扩大自己的NOLO系列。

维洛比和托尔维是名为Club Soda运动“理性饮酒”(或“正念饮酒”,“mindful drinking”)的创始人。

他们在酒吧会面,目的就是要给那些希望改变不良饮酒习惯的人在社交场合点无酒精饮料增加自信心。他们说,现在找到一家提供各种低酒精饮料的酒吧越来越容易了。

托尔维表示,过去两年事情绝对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酒吧开始提供更多无酒精和低酒精饮料。

维洛比则表示,开酒吧的租金是24-7全天候的。因此,除了卖酒,午餐市场、平时营业(非周末时间)、开车人士以及孕妇等顾客与传统饮酒客的生意同样重要。

她说,“他们开始意识到那是他们以前或许从未开发的更广泛的顾客群体”。

现在甚至还出现了完全无酒精的“饮酒场所”,例如,世界上第一家无酒精啤酒酒吧BrewDog AF Bar。

产品改进

提供网上学习课程和品酒活动的一家酒学校的佩顿女士表示,酒精好喝是因为其味道。如果去除了酒精就去掉了许多酒味。因此,挑战在于如何保持酒味。

佩顿女士表示,无酒精啤酒做的不错,因为它含有啤酒花,让它的味道更饱满,让人感觉有啤酒味。

英国另一家啤酒厂的联合创始人基恩女士则表示,产品改进给消费者带来了巨大的不同。她说,“如果你想喝一杯味道正宗的好啤酒,那它含不含酒精都无所谓”。

现在已经不仅仅是酿酒商优先考虑他们NOLO产品的味道了,就连无酒精鸡尾酒也开始改善了。

传统上的无酒精鸡尾酒往往颜色鲜艳到不自然,而且太甜腻。但现在市场上已经可以买到无酒精烈酒,它们不仅精致、微妙,还带有各异的植物风味。

社交润滑剂?

格兰迪是一家低酒精啤酒厂的联合创始人,他们出售一种名为“ABV的社交啤酒”。

这些啤酒的酒精含量在0.5-2.8%之间,比较低。这类低酒精度的啤酒其实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1700和1800年代,当时出于安全原因,几乎人人都饮用这种低度啤酒作为水的代替品,从学校学童到上流社会。

格兰迪认为,这种低度啤酒今天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当我们在社交场合不想喝太多酒时让人更容易接受。或许明天需要早起,所起不想昏头胀脑;或者是在酒吧吃完午餐后需要重返工作岗位继续高效工作;还可能是已经喝了两杯5%或6%酒精含量的啤酒,接下来需要“调节一下”。

格兰迪说,在这种场合我们并不总是想换喝甜的软饮、或干脆放弃社交活动,我们只是手里“想要一杯好啤酒而已”。

滴酒不沾年轻人数量上升

已经有越来越多年轻人不喝酒精饮料。

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酒精饮料消费整体呈稳步下降趋势,其中在16-25岁年轻人群中下降最为明显。

在2018年担任英国酒精变化研究和政策主任的尼科尔斯说,“其中一个特点是这一年龄段中滴酒不沾的人数量有所增加”。

根据英国独立酿酒协会(SIBA)发布的《2020英国精酿啤酒报告》,几乎四分之一的年轻人不沾一滴酒。年轻人不喝酒是推动无酒精或是低酒精啤酒销售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了健康意识的提高,年轻人为什么喝酒越来越少了呢?

尼科尔斯认为,“部分原因是与经济保障有关”。他表示,20年前年轻人的经济前景更乐观。他们在就业和学习方面的压力更小。他说,从历史上来看,当人们总体感觉经济更安全时往往酒精消费量会上升。

同时,尼科尔斯认为这里还有社交媒体的作用。年轻人都明白,如果出去喝醉了,每个人都会用手机拍照,“那看上去不太好看”。

尼科尔斯还说,这里还有一个长期趋势在。经常会发现有一代特别能豪饮的人,比如80年代中期和2000中期的那代人,但接下来就会出现不怎么喝酒的一代人,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喝酒已经不再是什么叛逆的行为了。

“因为,如果你做和父母那一代同样的事,就无法把自己定义为反父母了,” 他说。

整理者:转自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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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以上人群,已经占到2020年结婚登记人数的46.5%。

近年来,我国结婚人数持续减少、青年结婚平均年龄日渐提高。

第一财经记者根据民政部公布的历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对2005年以来历年结婚年龄结构的变化统计梳理发现,20-24岁人群占结婚登记人数比重持续下降,其中近十年来,该占比下降了一半。2013年以来,25-29岁办理结婚登记占结婚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20-24岁人群,成为占比最高的年龄段。

此外,30-34岁人群占比大幅提升,十年来增加了8个百分点。

需要说明的是,历年的民政事业统计公报中,有部分年份只公布了占比最高的年龄段,而无其他年龄段的统计数据。另外,2018-2020年统计公报中有公布了各年龄段结婚人数,第一财经记者据此推算出各年龄段占比情况。

数据显示,从2005年到2012年,20-24岁年龄段办理结婚登记的公民占结婚总人口比重一直位居第一,不过,总体上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从2005年的47%下降到2012年的35.5%,虽然依然占比最多,但比25-29岁年龄段占比仅高出1.3个百分点。2013年,25-29年龄段首次成为占比最高的年龄段。

随后,20-24岁年龄段占比继续迅速走低,到2020年,降为18.6%,比2010年(37.6%)下降了19个百分点,比重下降过半。

与此同时,从2010年以来,25-29岁年龄段占比呈现了先升后降的态势。数据显示,2010年这一年龄段占比为为31.9%,到2013年首次超过20-24岁年龄段占比,成为占比最高的年龄段。2015年是该年龄段占比的最高峰,达到了39.4%,随后七年呈现总体下行态势。尽管2020年相比2019年略有反弹,但反弹幅度很小,2020年这一年龄段占比为34.9%。

相比之下,30岁以上年龄段均呈现大幅增长趋势。尤其是30-34岁年龄段,占比从2010年的11.3%上升到2020年的19.3%,上升了8个百分点。

另一个提升幅度较大的年龄段是40岁以上,占比从2010年的12.9%提升到18.9%,提升了6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30岁以上人群,已经占到2020年结婚人数的46.5%。

不过,40岁以上人群占比较高,与近年来离婚人数增加、再婚人数增多有较大关系。按照民政部公布的离婚登记数据,虽然2020年离婚登记人数出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若对比2010年,仍增长了90%。

总体上来看,结婚尤其是青年初婚的年龄正在不断推迟。根据贺丹、张许颖、庄亚儿等人的《2006~2016年中国生育状况报告——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女性的初婚年龄从2006年的23.6岁上升到2016年的26.3岁,10年间上升了2.7岁。

华南城市研究会会长、暨南大学教授胡刚对第一财经分析,大城市目前很多人受教育的年限比较长,尤其是读了硕士、博士,结婚也会比较晚。比如,硕士毕业一般都25、26岁,工作几年就接近30岁了。另外现在大城市,买房子、工作压力也比较大,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种种因素之下,结婚年龄在不断推迟。

1990年出生、硕士毕业于大连交通大学的李小姐说,同寝室的4个女生,年纪都差不多在30到32岁之间,目前只有1个人结婚。

人口专家、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教授对第一财经分析,从城镇化水平情况来看,城镇化快速提升,会影响人们的婚育观念和行为。近十年来,人口加速向大城市、中心城市转移,人们在城市生活,住房、交通、消费等等压力很大,对人们的恋爱结婚都会有实际的影响,“恐婚”“不婚”“迟婚”的现象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

整理者注:转自 BBC 中文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59699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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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底,中国经济沉浸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正增长”的欢愉中。2021年岁末,气氛则发生转变,从官方到学界和媒体,“拖累”、“放缓”、“形势严峻”、“下行压力”等词频频出现。

今年初,中国两会将全年经济目标设定在6%以上。不少观点认为,考虑到中国在新冠疫情最严重的2020年还保持了2.3%的增速,这一目标定低了。果真,2021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冲高到18.3%,即便考虑低基数效应,这一幅度依然十分可观。此后二季度7.9%的表现依然不俗。

转折发生在8月。

不利因素在这个夏季集中爆发,汽车行业缺芯、高耗能行业限产限电、河南山西先后水灾。此外,中国从北到南出现大面积的零星疫情,“动态清零”的诉求下严厉的管控措施,让缓慢恢复中的消费受挫。再加上“双减”政策对教培行业的“一刀切”,三季度的中国经济状况开始转为严峻。

数据也验证了这一点。中国统计部门公布的8月综合PMI指数亦回落至48.9,2020年3月以来首次落入收缩区间。PMI被视为一个经济体的“体检表”,反映制造业的整体增长或衰退。PMI的荣枯线是50%,高于50%代表制造业在扩张发展,反之则代表衰退。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安邦智库创始人陈功向BBC中文表示,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速降至4.9%,大幅放缓,近期一些数据更是显示经济活动进一步降低。“第四季度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

很多市场机构都下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IMF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将2021年中国GDP增速预期下调至8%,比此前的预测下降了0.1个百分点。高盛将中国2022年GDP增速的预测从5.6%下调至5.2%,同时预计中国经济2021年第四季度的增长率将放缓至3.1%。

“过往快速增长过程中隐藏的深层次矛盾会在经济掉头下行时显现出来。”中国银行原副行长王永利在近期一次公开活动中表示。

“中国经济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三重压力:供给、需求、预期。”经济学人智库(EIU)经济学家苏月向BBC中文表示。中国官方对经济遇到的困境并不讳言,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把三重压力描述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

楼市“沉疴”遇监管“猛药”

需求收缩的背后首先是房地产行业的下行压力。

回顾2021年,中国最大的房地产企业恒大,与“危机”二字紧紧捆绑——债券未能兑付,股票暴跌,变卖优质资产,投资者抗议,买楼者彷徨。

恒大危机的烈度、广度,乃至戏剧性之强,很容易让人忽视这一行业整体面临的形势。其实,像恒大一样,中国多个头部房企面临流动性困难,更有一批中小房企倒下,整个房地产业面临一场深度震荡。

恒大乃至整个地产行业对中国经济则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从本世纪初开始,楼市一直是拉动中国内需的火车头,但经济高速发展让中国的资产价格不断上涨,无论企业还是居民,都在大举借贷,风险不断累积。整个金融和地产体系都在集聚风险。

为了应对这种风险,中国也出台了一系列监管措施。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房地产助理教授杨扬向BBC中文介绍,从2010年起,政府开始了房地产市场调控,稳定房价、地价、以及市场预期。为避免金融系统性风险,从2016年开始坚持“房住不炒”定位, 采取限购限贷限售、严格价格管理以及规范市场秩序等措施。 而从2020年开始出台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政策,比如对重点房企融资提出“三道红线”,以及给金融机构划定房地产贷款集中度上限。

楼市“沉疴”突然遇到监管“猛药”,房企的危机终于在2021年集中爆发。“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说,凭借高杠杆高周转进行快速扩张的资本红利时代已经结束了。”杨扬认为,未来房地产行业将不再是中国的经济支柱。

对于整个经济来说,房地产市场的低迷,甚至潜在的“暴雷”,使国内需求岌岌可危。此前中国经济面临外部危机,总会放开甚至鼓励楼市发展,快速托起经济大盘。

而中国知名的地产商任志强对此有一个颇为流行的比喻——房地产就像“夜壶”,宏观经济不行了,就拿出来用一下,刺激刺激,用完了再踢回床底下。

在当前的下行压力下,房地产业管控也有边际放松的迹象。渣打银行大中华及北亚首席经济师丁爽认为,房地产投资放缓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拖累因素之一,不过三季度新增房地产贷款占比已由2016下半年的超50%骤降至15%左右,未来楼市的信贷条件有望触底回升。

疫情持续让出口面临挑战

以楼市为代表的内需表现不佳,2021年前三季度的中国出口则十分亮眼。

苏月认为,与全球其他经济体相比,出口带来的强劲需求是中国经济的亮点。

2021年中国外贸延续去年的趋势高歌猛进——前三季度,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28.33万亿元,同比增长22.7%。其中第三季度进出口同比增长15.2%。

至此,中国外贸进出口已连续5个季度实现正增长。

贸易战三年及新冠疫情爆发两年,不但未能拖累,反而使中国贸易规模在全球的占比达到历史峰值。

这种反常现象不难理解。“中国防疫措施严格,供应链在疫情期间表现出很强的稳定性。”经济学人智库(EIU)经济分析师徐天辰此前向BBC中文介绍,这些原因使企业们做出最符合利益的决策——让订单回到已经全面复工的中国。

换言之,中国今年的出口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欧美疫情严重导致的产能缩减,使订单转移到中国,即“替代效应”。路透援引开源证券宏观分析师赵伟称,伴随疫苗加速推广、疫情“错位”影响逐渐消退,未来出口的“替代效应”将逐渐消减。

这为强劲的外需打上“不确定”的标签——中国在疫情中迎来的特殊时期的繁荣,能否在后疫情时代延续?

“运动式减碳”可休矣?

“运动式减碳”在下半年成为高频词。在中国提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后,“减碳”经济成为一股蓬勃的风潮。

然而在2021年的夏季,这股风潮迎来一波反噬。今年夏天,“电荒”愈演愈烈,多地工业企业“开三停四”甚至“开二停五”错峰用电,严重冲击了工业生产,形成了当前中国经济的第二个难题——“供给冲击”。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向媒体列出三个原因:电力需求增长过快导致的供给相对不足,电煤价格上涨,以及“双控”政策影响。

“双控”是指实施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8月中国发改委发布《2021年上半年各地区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晴雨表》显示,全国19个省份出现一级、二级预警,包括此次“缺电”严重的江苏、广东、云南等省。

被上述“晴雨表”点名的地方政府,开始实施严格的限电措施。“命令式”限电停产直接冲击了工业生产,甚至在东三省地区影响了居民用电。

本轮停电多集中在江苏、浙江、广东等制造业大省。“限电限产对经济增长造成较大影响。”路透援引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唐建伟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动能在减弱。

数据也印证了这种判断,今年7月,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还维持在6.4%,8月开始限电后,9月该数据就陡降至3.1%,此后10月和11月都维持在3.5%和3.8%的低位。

为了挽回这种局面,中国官方发布多条政策,“从制度上防止出现运动式‘减碳’现象”。媒体发文批评,忽视客观规律,“减碳”过于激进,不能搞一刀切。

预期转弱:疫情阴霾不散

苏月认为,到2022年,与地产去杠杆、互联网行业整顿相关的上下游行业,将进一步面临现金流不足和失业问题。

再者,“中央的宽松政策实施的速度过慢,考虑到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时滞问题,以及冬奥会相关的严格疫情管控,中国GDP环比增长企稳将出现在明年下半年。”

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表示,从预期看,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自4月份以来连续回落,9月份和10月份跌至收缩区间,其中小型企业制造业PMI连续7个月处于收缩区间。而住宿、餐饮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回落至收缩区间,主要是受疫情扩散的影响。这些都反映出预期转弱的情况。

预期转弱背后,多位受访者表示,迟迟无法走出疫情,回归常态,是始终笼罩在中国经济头上的阴霾。

2021年,变异毒株导致的新冠疫情一直在中国境内此起彼伏——2月的广州疫情,7月8月南京机场出现的病例扩散至多地,再接着是9月福建和黑龙江相继出现本地确诊,10月份甘肃和内蒙古,11月黑龙江疫情再起,辽宁也出现新的扩散。总体而言,日均确诊病例数很少超过百例,但前后涉及全国大部分省级行政区,呈现大面积零星爆发的态势。

由于中国坚持清零政策,一旦出现疫情,防疫措施非常严格。比如,9月福建出现疫情后,多个城市进行了多轮核酸检测。常住人口为500万人的厦门,进行了至少4轮全民核酸检测;莆田市常住人口约320万人,也进行了多轮核酸检测。

各地不断出现疫情反弹和严格封锁,打乱了经济尤其是服务业复苏的步伐,造成一些地区企业停工停产,一些微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导致破产。

经济学家余永定表示,中国采取封锁的经济成本是极其高昂的。有鉴于此,一些病毒学家、流行病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应当放弃其零容忍政策,学会与病毒共存。但是对这种做法的抵制仍然强烈。毕竟中国的严苛手段使得该国数月以来几乎与新冠病毒绝缘。同时虽然成本极高(尤其是对旅游业和出行相关服务而言),但中国还是能够负担得起的。

世卫组织荣誉总干事陈冯富珍在近期香港一场公开活动中表示,目前来看广泛施打疫苗是走出疫情的最有希望的路径,而区域间疫苗覆盖的不平衡,将成为回归常态的阻碍,“在每个人都安全之前,没人是安全的”。

坏消息是,即便在疫苗充足的国家,也有大量人对疫苗并不信任。欧洲多个国家还因为新一轮防疫政策爆发严重的暴力冲突。

更坏的消息是,在南非首先检测到的新冠病毒变体奥密克戎,携带着一系列“非常不寻常的”的突变,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国经济走出疫情带来了新的变数。

译者注:译自 BBC:https://www.bbc.com/news/technology-59520815。女性安全,技术不是根本问题,性别歧视文化也不是,父权制以及整个私有制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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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话题:莎拉·威尔德谋杀案

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半数女性对在黑暗的环境中独行感到不安。

他们可能会致电朋友,在 Whatsapp 传播位置信息,或者防止钥匙远离手边等一切保证安全的策略。

过去近一年的时间,(在英国)性骚扰问题基本都得到了较充分的社会关注。同时女性在夜间外出时以他们觉得更安全的方式规避风险。

因此,技术可以发挥让女性在街道上感觉更安全的作用吗?

自萨拉·威尔德和萨宾纳·纳萨谋杀发生以来,Walksafe 使用率飙升,成为了英国增长最快的安全应用程序。

在经历了骚扰,探索和曝光后,创始人艾玛・凯德提出了这个概念。

“因为我们的 app 真的会先苦后甜,当然,我们热爱我们正从事的。但是,我们也真的希望它不必存在。没有人想住在需要安全 app 的世界里,但可悲的是,这个世界需要。”她说。

Walksafe 将在明年初推出 SAT-NAV 功能,其中包含现场地图,用户的家人和朋友将能够实时跟踪其旅程并与其聊天。目前,其独特的销售点是一种允许用户通过查看最近的犯罪数据来规划最安全的路线的地图。

凯德说:“我们的 app 鼓励用户用预防措施避免危险,而不是危机中采取的反应措施。

“我们拥有专业的前大都会警探和犯罪分析师,通过犯罪数据梳理,按照用户想要了解的区域分类。用户可在犯罪模式中浏览,识别犯罪热点,以便计划更安全的路线。”

自今年3月推出以来,该应用程序已有超过56万下载量。

在巴斯大学,研究人员正试图解决某些安全产品难以通过体力激活的问题。他们正在开发一个名为 EPOWAR 的女性智能手表 app。该 app 通过监控心率和身体运动,感应用户处于危险中,就会自动发送警告。

app 的联合创始人也是一名学生的 E-J ROOTT 表示,这个主意是她在一个光线暗弱的公园里慢跑担心被袭击时突然想到的。

“我看到智能手表被用来检测心脏病,我想也许这项技术可以用于女性安全。”她说。

虽然样本容量很小,但 app 使用人工智能来识别风险,并在用户独自步行或者跑步受攻击时响应。

Roodt 说:“这就是说,如果女性受到抑制或挣扎,那么安装了这个 app 的智能手表可能可以用来提醒他人。

“最重要的是它都会自动运行,攻击者几乎没有时间阻止这一点,传统的恐慌按钮,强奸报警或手机并不总是可能的。”

诉讼

智能手机的 BSafe 应用程序的创始人瑞施·拉尔森相信他的技术可以帮助提出起诉。该款 app 具有声控紧急报警功能。激活后,将自动启动直播视频和音频链接至所选联系人,并记录发生的一切。

拉尔森说:“这些记录可以用作庭审证据,像强奸案就往往很难取证。”

该应用程序的功能基于开发者的女儿夏琳的经历,她曾遭强奸。夏琳放弃了匿名权,以便就该问题公开表态,她认为如果她有了 BSafe,就不会在她感觉到的内疚和羞耻里挣扎。

2020年的皇家控诉服务数据显示,记录的58,845名强奸案中,只有2,102人被起诉,1,439人定罪。

BSafe 也对其他应用公司感兴趣。拉尔森说:“我们目前正在开发API-平台,以便在其他应用中轻松实现这些功能。”

政府优先权

7月,家庭办公室发起了一项500万英镑基金,帮助改善夜间公共场所的妇女安全状况,部分中标项目包括涉及技术的举措。例如,布里斯托尔警方采用了新的套件检测夜总会的饮料中是否添加了酒精等成分。柴郡警方正在改善呼叫处理技术,以为报警寻求帮助的女性提供即时可视并让她们安心的回应。西约克郡联合公署正在推广一个有关与公共交通工具上女性安全信息的在线链接,如公共汽车跟踪,独自在公交车站等候将不再是必须的。

技术也可以被意图伤害或恐吓他人者滥用。例如,同样的技术能帮助用户找到丢失的智能手机,也能被企图跟踪或尾随他人者利用。

全国反跟踪倡导服务的帕拉丁表示,若技术被滥用,则科技公司需要更多地保护受害者。

该机构的主席雷切尔·霍尔曼-布朗表示:“不法分子可以通过受害者手机或平板电脑上的间谍软件跟踪和监控他们。

“实际上追踪者甚至不需要获得受害者的跟踪设备。

“间谍软件需要重视,它允许跟踪者打开受害者手机上的相机,以便看到听到正在发生的事。他们还可以从受害者的手机读取和发送短信,以及追查他们的下落。”

如 Apple Airtags 或 Tile等跟踪装置的普及,帮助用户找到钱包,钥匙或行李的同时,也增加了用户对被跟踪的恐惧。

“这些不太贵的小物件很容易被跟踪者藏在受害者的汽车或个人物品中,以追踪受害者的地理位置,”霍尔曼·布朗。

更大的问题

妇女援助的行政长官法拉赫・纳泽曼认为,仅用技术不能解决安全问题:“虽然技术就像在手机和智能手表上的安全应用程序,可以在帮助女性在街道上感到更安全,但这些干预只是临时抱佛脚,不能忽视男性对女性暴力的真正原因。

“让女性外出时感到不安的,不是照明设施或安全应用程序的缺乏,而是性别歧视和厌女文化,这使暴力对妇女和女孩来说都太常见了。不能再容忍这种文化了。

“太多的女性继续告诉我们,她们在残暴的男性手中的经历被轻视,警察和刑事司法制度不信任并驳回她们的请求。——这本是应该保护我们的服务。

“我们必须专注于挑战深深植根于这些服务和系统的性别歧视态度,让女性可以为她们的安全和受保护而自信地走回家。”

整理者注:本文转自激流网,原文链接https://www.jiliuwang.net/archives/96769

摘要:从通货膨胀的角度看,利率上升是必然的后果。但提高利率有把世界经济推入萧条的风险。如果保持廉价信贷和经济刺激,又会恶化现在的情况,导致更高的通胀。无论如何,它都会以经济衰退告终。在目前的制度基础上没有任何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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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个月来,全球经济一直在缓慢地走向混乱状态。商店里的商品已经售罄,加油站里的汽油已经耗空,能源价格飙升,西方主要港口停满了成群结队的船只,以至于有时要等待数周才能卸货。就在我们被告知新冠危机已经结束,人们的生活正将恢复常态之际,世界市场正面临着一系列危机的悄然逼近。

从供应链、劳动力市场,到能源行业、交通运输,全球市场的瓶颈已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让资本的战略家们忧心忡忡,摸不着头脑。那些曾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比如提供或生产某一特定产品并且在合理的时间内完成交付,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

但如果问所谓的专家,他们很难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对他们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特殊的偶发事件,恰巧同时发生。这就证明,如果你不了解事实背后的过程逻辑,那么这些事实是毫无用处的。世界经济的剧烈波动,暴露出背后这一纠缠不清的体系,难以回应人类社会的需求。

供应链被拉长

去年,我们看到了半导体行业危机前夜的初步迹象。家庭办公的转变、电动汽车销量的增加以及受欢迎的游戏机的发布,将微芯片的生产推到了最大产能,导致了延迟交付,索尼(playstation)和微软游戏机(Xbox)的销售尤其体现了这一点。当时,这被解释为在一个向前发展的经济中,只不过是一个暂时出现的小问题。

大风暴的前夜?——供应短缺、能源危机和通胀笼罩下的世界经济-激流网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商丰田公司表示,将减产40%。7月份,由于微芯片短缺,法国的新车销量下降了35%,同时英国、西班牙、德国和意大利的汽车销量分别下降了30%、29%、25%和19%。/图源:Brian Snelson, Flickr

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商丰田公司表示,将减产40%。7月份,由于微芯片短缺,法国的新车销量下降了35%,同时英国、西班牙、德国和意大利的销量分别下降了30%、29%、25%和19%。由于新车短缺,我们看到在英国和美国等地出现的荒谬局面,那里的二手车价格往往高于新车。

其他行业也面临类似的短缺。例如,世界上最重要的石化产品——乙烯的价格上涨了43%,而PVC、环氧树脂等其他塑料的价格上涨了70%至170%。这是因为受2019新型冠状病毒病危机影响,产量下降,无法跟上创纪录高位的需求。因此,油漆等物品供不应求,而食品和其他商品的塑料包装价格则呈螺旋式上升。当大公司急于确保自己的供应,开始囤积商品并提前下订单,进一步堵塞供应链并推高价格时,以上问题都会加剧。

航运和运输

即使公司设法确保其产品的安全,但能否交货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所有从中国到欧洲(世界上最重要的航线)的货船都提前数月或数周预订,几乎没有备用运力。这些航线对航运的需求如此之高,以至于港口不堪重负。

将近500艘大型集装箱船在亚洲、欧洲和北美的港口外等待停靠,这个数量前所未有,其中一些船要等上两周才能卸货。所有这些都推高了运输成本,目前的价格是一年前的四到五倍。一个月前,为了确保圣诞节的货运,价格上涨到一年前的十倍。

过去一年半来,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加之集装箱船长赐号货轮(Ever Given)阻断苏伊士运河等一系列事故的发生,航运运力受到冲击。与此同时,由于西方的消费热潮,需求出现了爆炸式增长。看到货运瓶颈像水面上的涟漪一样扩散开来,大公司试图确保尽可能多的货物和尽可能多的运力,这让小公司的日子更加难过。

航运公司纷纷下调往返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航线以及从西方返回中国的航线的服务等级,将重心放在从中国到欧洲、美国这两条利润最高的航线上。因此,市场上的集装箱总量进一步减少,供需失衡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更加凸显。

劳动力短缺

除了航运以外,运输部门也在努力跟上市场的步伐。前所未有的需求之下,劳动力更显短缺。例如,在欧盟和英国,卡车司机分别短缺50万和10万。

新冠病毒带来网上购物的巨大转变,这意味着对卡车司机和其他运输相关工作的需求上升。

然而,由于多年来的工资下降、工作环境不断恶化,许多人都不太愿意从事这些工作。在英国,脱欧导致了占英国劳动力很大比例的欧盟工人的短缺。

事实上,由于疫情期间,这些工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许多人已经完全离开了这个行业,原因是休假薪资和他国的福利往往高于卡车司机微薄的工资。现在一些老板正试图承诺提高工资来吸引工人,但由于缺乏持证司机,这需要一些时间。在病毒大流行期间,由于减少了重型货车驾照考试,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在零售业和农业等其他领域,低收入工人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另一方面,由于需求的增长和合格人才的缺乏,数以百万计的白领职位仍然空缺。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虽然一些行业,如酒店业,一直在应对失业率上升,但其他行业正在经历劳动力短缺,这给整个经济造成了严重问题。仅在美国,就有500万个职位空缺,而在英国,这个数字是100万个。劳动力短缺反过来又对供应链和航运产生了连锁反应。

能源危机

经济从疫情高峰期的低潮中反弹,也对能源部门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工厂、船舶和商店的全面运转,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价格一直在上涨。自今年1月份以来,布伦特(Brent)原油价格已上涨逾一倍,达到三年来每桶83.67美元的高点。煤炭价格也大幅上涨,导致中国一半以上的生产设施停电和中断。

大风暴的前夜?——供应短缺、能源危机和通胀笼罩下的世界经济-激流网虽然供应中断,但蓬勃发展的经济导致需求激增。这导致了价格飙升,尤其是能源价格,并开始影响到缓慢上升的通胀数据。/图源:《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很熟悉这种模式了:煤炭供应由于外部因素受到限制或中断,如与煤矿的防疫措施、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贸易战,以及政府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的尝试性政策。与此同时,需求激增,推高了价格。

一旦这个过程开始,新的因素就开始发挥作用。中国政府宣布将不遗余力地确保煤炭的生产,这导致生产商和投机者都争相争相确保煤炭安全供应。

特别是在亚洲,寻找更便宜的煤电替代品,导致了天然气价格上涨,而此时正值冬季,欧洲的天然气储备很低。因此,天然气价格暴涨,上周大宗价格几乎达到每兆瓦时116欧元,而1月初时仅为16欧元。大量石油、煤炭和天然气滞留在世界各大洋的集装箱货轮上,这一事实又增加了一个问题,加剧了这一普遍趋势:价格上涨和供应短缺。

通货膨胀

以上的所有因素都影响到了价格,使得价格全面上涨。英国的通货膨胀率从今年早些的低于1%升至八月份的3.2%,为十年来的最高水平。在美国,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PCE(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通胀指标与一年前相比上升了3.62%。这是自1991年以来的最高点。在欧盟,通货膨胀率已达到3.4%,是13年来的最高水平。从历史上看,这些数字仍然相对较低,但是在未来情况有可能变得更糟。在欧洲,今年的能源通胀率为17%,冬天天然气价格将上涨30%。在其他行业,价格上涨还需要过一段时间,但它们即将到来。这将对阶级斗争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对新冠病毒大流行进行了近两年的不善管理之后,当局政府的合法性处于历史最低点。在此期间,工人阶级默默承受所发生的事情。但现在社会正在解除限制,劳动力需求旺盛,通货膨胀正在迅速侵蚀工资和生活条件。这意味着阶级斗争激化的条件都具备了。

已经有迹象表明罢工人数略有增加。在美国,包括华盛顿州的木匠、卫生和教育工作者、约翰迪尔和凯洛格的工人等,数以万计的工人要么采取罢工行动,要么投票支持罢工。在英国,Unite和GMB工会以压倒性多数拒绝了了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议会工作人员加薪1.75%的议案,现在正在投票支持罢工行动。在通货膨胀率已达到4.1%的德国,几个行业都提出了大胆的薪酬要求并威胁采取罢工行动,包括威胁要举行全国建筑工人罢工。

随着情况的恶化,其他阶层将加入罢工以捍卫他们的生活水平。统治阶级显然担心这种发展的可能性。一位保守党议员大卫·莫里斯(David Morris)警告说,英国将会像70年代那样,出现新的“不满之冬”,即大规模罢工和社会动荡。我们应该记住,英国的不满之冬恰恰发生在石油危机引发的通胀冲击之后,伴随着油价飙升并导致全面通胀。

意外还是必然?

无论你往哪里看,都有一场危机在酝酿之中,而且每个危机相互叠加,最终可能演变成一场可能带来巨大后果的完美风暴。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资产阶级的评论员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在各个地方,他们看到的只有一连串的不幸事件;这是一种巨大的蝴蝶效应,一场接一场的事故导致了短缺和瓶颈,撼动了世界市场。然而,为什么这么多事故在同一时间发生在如此不同的领域,他们无法解释。

但这一切背后有一个明显的趋势。新冠病毒大流行使整个社会陷入混乱。习惯改变了,消费改变了,生产也改变了。例如,旅游和交通支出大幅下降,而电脑、家装和冰箱等产品的需求则更高。向网上购物的转变加速了,而实体服务却停滞不前。这意味着对世界经济某些部分的压力增加了。

与此同时,由于疫情,生产总体上受到严重限制。工厂、矿山和港口被暂时关闭,或以有限的产能运营。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是如此。

面对这样的局面,统治阶级为了避免危机的加深和可能引发的社会反弹,推出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仅在美国,就注入了价值9.5万亿美元的刺激资金,其中大部分直接进入了普通工薪阶层的手中,他们将这些资金大部分用于购买普通消费品。大多数其他国家的政府都遵循了类似的路线。但正如我们当时解释的那样,你不能通过印钞来摆脱危机。

当生产受到限制,资金被注入体系时,必然会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造成巨大的通胀压力。这正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尽管对消费品的需求是由统治阶级人为创造的,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过。在这种充满压力的情况下,最受欢迎的产品压力达到最高点,任何事故都可能成为严重的瓶颈,将潜在的矛盾暴露出来。

这是一场即将发生的危机。由于绝大多数公司目前都是按“准时制”生产,任何类似的冲击都会立即波及整个经济。几十年来,资产阶级一直在通过最小化他们的股票持仓和最大化他们的现金流来榨取利润——现在正在转变为相反的情况。因此,囤积突然成为了一种新趋势。沃尔玛(Walmart)、苹果(Apple)和塔吉特(Target)等大公司都急于确保未来的库存,它们已经投入了巨额预购订单,并预留了运输能力,从而加剧了整体危机。

经济民族主义

所有这些都因经济民族主义的崛起而变得更加复杂。去年,中国对澳大利亚煤炭实施了进口禁令。这对推动全球煤炭价格上涨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目前正对欧盟持续施压,要求其不要完成从俄罗斯到欧洲的“北溪2号”(Nord Steam 2)天然气管道,尽管这将减轻欧洲天然气价格的一些压力。另一方面,弗拉基米尔·普京正在利用目前的危机,加快北溪2号管道的法律审批,尽管他可以通过替代管道迅速缓解欧洲的问题。同样,英国脱欧极大地恶化了当前危机对其的影响——这场危机有可能将英国推向衰落。

自去年以来,危机因国家紧张局势和经济民族主义的上升而加剧。特别是普京利用欧洲的能源危机,推动北溪2号管道的开放。/图源:维基共享资源(Wikimedia Commons)

随着普遍不安感的上升,越来越多的公司对依赖国际贸易三思而行。许多欧洲公司正在寻求将生产线转移到土耳其或东欧,因为那里离本国更近,受突然冲击、运输危机和贸易战的影响更小。中国、欧盟和美国在看到自身对亚洲芯片制造商的过度依赖之后,都在建设自己的半导体生产厂。

在韩国,芯片短缺对其汽车制造商的影响似乎没有美国汽车制造商那么大,这意味着韩国芯片制造商对国内公司给予了优惠待遇。在中国,国家正在使出浑身解数,为其电厂争取煤炭。短缺持续的时间越长,囤积和保证生产的问题就越会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每个国家的统治阶级都急于捍卫自己的地位。在世界各地,这个系统的普遍危机正在导致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这威胁着脆弱的世界贸易,而它曾是过去一个时期中世界经济增长的基本驱动力。

盲目的市场力量

随着危机的发展,股票市场在经济刺激的红利下热火朝天而欢欣鼓舞的情绪,正慢慢让位于更谨慎的态度。基于市场上的短缺和瓶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表示,它将下调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发表社论,警告中央银行 “警惕滞胀”(经济衰退与持续通货膨胀的危险结合)。

这样的观点并不确凿,但它显然是可能性之一。世界经济中存在着大量的毒瘤。从巨大的公共债务(仅美国就有28万亿美元)和私人债务,到股票和住房市场的泡沫,任何大的冲击或违约都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整个经济体系进入螺旋式下降。

在过去的一年里,为了防止社会动荡,有数万亿美元的货币被投放到市场中。但是,如果现金被注入并开始在经济中流通,而没有任何生产的扩张,那么逻辑推导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图源:维基共享资源(Wikimedia Commons)

但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解决方案是什么?从通货膨胀的角度看,利率的上升是必然的后果。但提高利率会有把世界经济推入萧条的风险。成千上万的“僵尸 ”公司,在西方价值数万亿美元,完全依赖于廉价的信贷来维持生计。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数以亿计的家庭,特别在西方,他们只能在接近零利率的基础上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利率的每一次上升,都会将这些阶层推向破产的边缘。

但是,保持廉价信贷和经济刺激的大门开放,会加剧恶化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此外,无论如何,它都会以经济衰退告终。在目前的制度基础上,没有任何解决方案。人类只能任由市场的盲目力量摆布,而这些力量并不会关注整个社会的福祉。

但是,市场不是应该自我调节,创造最美好的世界吗?恰恰相反。资本主义没有能力对重大冲击进行调整和反应。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下,市场力量正在使事情恶化,加深了正在形成的矛盾。商船三井(Mitsui O.S.K. Lines)航运集装箱船公司总裁桥本刚(Takeshi Hashimoto)认识到了这一事实,他对《金融时报》说:

“如果完全由市场经济来决定,个别公司和个人都将会竭尽全力为自己寻找最佳解决方案,这将导致越来越多的动荡和失控的局面……”

像往常一样,当情况变得严重时,资本家们就会被迫承认他们制度的局限性。事实上,在英国,统治阶级不得不引入计划(planning)因素,暂时中止竞争法,允许主要零售商合作,以缓解货物短缺。加油站的燃料补给也是如此,目前在各大公司之间集体组织,甚至不得不征召军队为加油站加油。

文章来源:https://socialistrevolution.org/shortages-and-bottlenecks-expose-the-anarchy-of-the-capitalist-system/ 发布时间:2021.10.29

整理者注:本文来自互联网,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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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国际残障人日。

根据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截至 2010 年,我国残障人总数约有 8502 万,而张姓居民有 8484 万;所以,你认识的残障者数量应该和你认识姓张的朋友一样多。

世界卫生组织数据也表明,残障人口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左右;所以你在街上见到的一百个人里,应该有十五个是残障者。

残障者,根据《联合国权利公约》的定义,是包括「肢体、精神、智力或感官有长期损伤的人」,他们因为身体损伤和社会障碍而无法平等的参与社会活动。

在现实生活中,哪怕去除掉一半不可见残障类别,那么迎面走来的人,也有应该有五个左右是残障者。可是,生活中你认识的、见到的残障者有多少?

中国的残障者,在哪里?

充满障碍的「无障碍设施」

让我们来假设一种情况,来看看同一时空下残障人的普通一天。

假设你是一个行动能力受损的轮椅使用者,今天有非去参加不可的线下活动,那么,你去参加活动的路上会遇到多少困难?

根据国家《住宅设计规范》规定,只有七层及以上的住宅必须设置电梯。如果是你住在相对老旧的小区,那么很大概率你所住地方是没有直升电梯的。

假如你幸运地住在现代化的小区,得以顺畅地坐电梯到一楼,那么接下来要面对的挑战是:怎么出去?电梯门口作为私人建筑出入口,往往会有两三阶楼梯作为缓冲带。

如果该小区是 2012 年《无障碍设计规范》颁布前所建造的,那么它很可能会没有无障碍缓坡让轮椅通行。

即使有无障碍缓坡存在,也请在使用之前仔细观察它的坡度大小与表面状况;如果该坡道陡峭、有缺陷、或者表面凹凸不平,那么贸然使用它可能会让你摔倒受伤甚至有生命危险。

2020 年初,残障权利倡导者小萍就从深圳市不合规的无障碍坡道而摔下轮椅、告别世界。

更好的情况是,假如你能够住在一个设计规范、人文关怀到位的高级小区,没有遇到大多数残障者会遇到的困难与挑战,平安到达了城市道路,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轮椅要怎么通行?

虽然中国的城市各有特色,但城市道路设计有时却出奇一致的糟糕:暗藏杀机的道路表面,被共享单车堵死的盲道,被柱子拦住的无障碍通道,不便利的无障碍设施。

虽然以上这些危险与障碍并非不可逾越,但需要花费极大的精力,并且面临的摔伤、甚至摔死的风险。

2019 年,无障碍出行倡导者文军就在考察无障碍出行路线的途中,摔下轮椅失去生命,罪魁祸首是大理市某骤然出现、而没有任何警示和安全措施的下沉车库入口。

如果你能够幸运地越过数不清的障碍物,终于平安到达举办活动的地方,又有地方会让人犯难——不敢喝太多水。

如果举办活动的地方是 2012 年前建造的,那么它很可能没有无障碍洗手间;即使该建筑物建在 2012 年后建造,你也会担心该无障碍洗手间功能是否齐全、是否可以正常使用,毕竟你见到太多塞满了杂物而无法使用的无障碍洗手间。

你喜欢的、必须要参加的活动结束了,所有人都开开心心心满意足的离开。你却有点烦心,因为此时天已经黑了,城市道路状况情况只会更危险。想到这个,你又有点难受,为什么今天活动参与者只有自己是残障者呢?

以上可能只是行动能力被限制的残障者,在生活中所遇到的最普通的挑战之一。

如果你的残障会带来疼痛,你的挑战会升级;如果是其他感官障碍者,如盲人,那么你独立出行的的难度将无限放大。

现在,你知道自己数量最多的少数同胞,八千万中国残障者去哪里了吗?

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石墩、轻松跨过的楼梯、以及见怪不怪的坑洼道路对于残障者来说都是危险甚至致命的阻碍。

所以,残障者是因缺乏合格、可靠的无障碍设施与友好的城市设计而被迫困在家中。

对八千五百万的残障人士来说,无障碍设施就是他们的水、空气、通往独立与自由的道路。

无障碍设施是指为保障残障人、老年人、孕妇、儿童等社会成员通行安全和使用便利,在建设工程中配套建设的服务设施。

我国《残疾人保障法》用第七章一整章、来强调无障碍设施的重要性,但现实生活中的无障碍设施却因为设计缺陷、维持不当等原因,不但没有移除残障者走出家门的障碍,反而有可能成为残障者平安出行路上的绊脚石。

无形的障碍:被构建的关于残障的偏见

「残障是别人的问题,与我无关,与社会无关。」

提到残障者,你会想到什么?

是媒体报道中为国争光的残奥会运动员、世界知名科学家史蒂芬霍金、残联主席张海迪、还是其他记不住名字的残障者。

这些残障者虽然年龄、职业、性别虽然有所不同,但他们都能「克服困难」、有所「成就」,总而言之都「很强」。

并且,这些媒体报道下的评论大部分都是「好乐观」「好坚强」「你让我知道我的生活原来那么幸福」……

但残障者,不过是受限的普通人。

在媒体永远聚焦残障者个体「坚强」的落后与俗套的渲染下,公众可能会认为「因为我不是残障者,所以她遇到的困难我都不会遇到」、「还好我不是残障者,不然我的生活会变得好惨」。

然而,残障并不只是个人固定的身份,而是人类社会流动的局限性。

如果现在没有了眼镜,多少人会立马因近视而成为视力受损的「残障者」?

如果只靠区分红、绿来接受交通规则指令,那么无法区分的人就会被不允许开车。但是,日本发明了一种在交通信号灯里放「X」方法,让无法区分红绿的人可以通过「X」的出现来得知现在不允许通行。从此,无法区分红绿不再是人不能开车的障碍。

残障并不只「别人的」事情,也不仅是个人问题,而是一个由设计不周、制度缺憾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与在媒体报道中的「超人残障者」克服困难、意志坚强的残障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在现实中常常受到无形的、基于残障的歧视所压迫。

盲人吴潇无疑是媒体喜欢报道的残障者:年幼时失去视力后克服重重困难,高考时以 470 分就读南京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专业。

可是,她在 2020 年拟考告陕西师范大学同专业研究生时却被拒绝,理由是「学校不具备培养盲人学生的条件」。

招生办的工作人员甚至反问「盲生怎么学?」 完全不考虑吴潇已经在南师大完成所有课程要求并获得本科学位的事实。

这种不考虑残障者真实能力与情况,理所当然认为残障者能力不足的行为,就是基于残障的歧视;并且,根据《残疾人保障法》没有条件就要努力创造条件,而不是懒惰的、简单的将残障学生拒之门外。

社会障碍可以是有形的楼梯、陡坡、石柱等物理障碍;也可以是无形的制度或态度上的障碍,如以残障为由拒绝录取或理所当然地认为残障者「不行」。

所以,是大街上看得见的物理障碍将残障者锁在家里无法出门,是人心和制度中无形的偏见迫使残障者在公众生活中失声。

所有人都需要无障碍设施

「残障与我无关」、「残障者是个人问题」的偏见是源自于对人局限性与脆弱性的不了解,其带来最直观的后果就是认为「无障碍设施只有残障者会使用。」

你有带着沉重行李箱或者书包通勤的经历吗?

「大学时回家最怕坐车,路上都是长长的楼梯,扛着两个箱子自己爬。有坡道的地方非常陡峭,差点连人带行李箱一起被拽下去。」

在火车站、地铁等交通枢纽如果没有直升电梯、缓坡等无障碍设施,如果你携带重物,独自出行就会和残障者一样危险,你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无障碍设施。

你推过婴儿车吗?

如果没有缓坡、电梯等无障碍设施或者无障碍设施被石柱或铁链锁住,那么人只能抬起婴儿车越过这些障碍,这十分危险:2020 年初,因为纽约地铁某些通道没有无障碍设施,一名抬婴儿车下楼的女士就不幸摔倒,孩子和母亲同时失去了生命。

你有意外受过伤吗?

网上有个提问:「摔断了腿,没有马桶怎么上厕所?」 有人心酸又好笑的回答:「可以练一下单腿蹲」 。

如果,你没搬过非常沉重的东西通勤、不曾推过婴儿车出门、也从没因意外受过伤——那你总会变老,不是吗?

「年轻时不觉得,年纪大了,腿脚不便,爬楼变得特别困难。」

残障并不是固定的疾病,而是人和社会流动的局限性。

我们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里,身体的、社会的局限,都可能让人短暂的成为残障者。

年老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逐渐丧失身体机能的过程,年轻时不在乎的小坡小坎,有时可能会让你受重伤。

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院李迪华教授在《「与人为敌」的人居环境》中曾提到他尊敬的前辈,就因五厘米的坎子摔倒,不能再从事自己挚爱的事业,很快就郁郁寡欢地去世了。

所有人都需要无障碍设施,不是一句口号。

只要我们还会年老,就不得不面对人的局限性和脆弱性,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每个人都将会是残障者。

无障碍设施,不是「他们的事」,而是「我们的事」:人、小孩、孕妇、病弱者 —— 每一个人,都会有需要使用无障碍设施的时刻。

不要等到年老的时候、受伤的时候、必须要拉行李或推婴儿车的时候,才意识到无障碍设施的重要性,而是现在就行动起来,创造一个「能够安心成为弱者的社会」:因为「强者不可能永远都是强者」。

只有剔除可见的、有形的障碍,只有让更多残障者可以出门、让非残障者可以使用无障碍设施,公众才能慢慢改变关于残障的负面偏见。

无障碍设施的建造和改造是漫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