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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保研的学生，眼睛盯着保研名额，「就像集齐龙珠一样」去集齐绩点、竞赛、实践、实习；准备考研的学生，往返于宿舍、食堂、图书馆的三点一线，一遍一遍重复、刷题。

短短两句，几乎可以用来描绘「一个典型当代大学生的本科生活是怎样度过的」。

近几年，以「读研」为目标的大学生越来越多，这样的状态也变得越来越普遍。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为457万，比2021年增长80万，而在2012年，这一数字仅仅是165.5万。这背后，是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以及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大学生活因此变得紧张、紧凑起来。

同济大学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俊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疑问：为什么很多大学越来越像高中了？

李俊是一位80后，1999年读本科。那时的大学尚未「卷」起来，保留着自主探索的时间和空间。在那里，原本在物理系的李俊接触了教育学，然后读研、出国、到同济任教，慢慢从一名理科生变成了人文社科的教师。

有自己的经历作为参照，也有教育学的理论支持，李俊觉得，理想的大学生活，是有「闲暇」的时间，有更宽松的氛围，有伙伴，有碰撞，有公共生活的熏陶。但这几年，在和学生的接触过程中，李俊「有点出乎意料」：怎么现在大学生竞争这么激烈，学习的压力越来越大？

李俊把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记录了下来。他给出的答案，关于现实环境的变化，也关于过去教育经历留下的烙印。以下是李俊的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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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家都觉得，大学是「内卷」的重灾区，而且这几年也是越来越「卷」。关注到这个话题也有好几年了，最近待在屋里，就想说写一写。

前些年里，首先是跟自己的研究生聊，后来是跟学校里的本科生聊，再后来可能是因为关注学生的东西多了，B站推送了很多类似的内容，所以也看到一些视频，就有越来越清晰的印象。

他们给我的直观感受，很多本科生「很要强」，努力学习各种课程，争取在考试中获得好成绩，拼绩点；或者参加各种活动和竞赛，争取获得奖项和头衔，拼荣誉；或者投入更多的时间准备考研，拼将来的学历。而关于考研，感受最明显的就是把时间完全分配在上面，一天十几个小时。大家会开玩笑地说时间管理大师，比如说上午学专业和高数，下午学外语等，规划很清楚。更宏观的，比如说要保研，这个暑假在某个大机构实习，另外一个寒假在某个机构实习或者攒经验，也是规划得特别清楚。

有一个同学这样描述，进了本科之后，考研就像是一种正常或者常规的状态，不考研反而有点不太正常的。而且考研的同学有点互相抱团，大家会在一起，是互相鼓励的，因为目标一致，我跟一个不考研的人在一起，对我而言实际上是动机上的动摇。

也有同学提到，自己因为保研失败，状态是比较糟糕的，对于信心是很大的打击。跳出来看，整个大学的氛围就是这样的，就像公司里有KPI有绩效，哪怕是大学老师，涉及项目申请、文章发表和职称评聘等，没有成功也会影响自我评价，自我评价多多少少是跟外在的评价联系在一起。客观来讲，学生时代的确经验不够丰富，很容易因为外在塑造形成某种状态，保研、考研失败，就像高考失利带来的打击一样，会产生自我怀疑、自我否定。这种对人的单一维度评价造成的影响和困扰，对老师和学生其实是差不多的。整个环境没有给他足够的空间让他去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这两年在互联网也看到很多，比如有个学生一边骑着自行车，上面还放着笔记本在跑数据；还有很多人分享自己的经历，每天都是学习、睡觉、吃饭，三点一线，大量的笔记、公式、历年真题、模拟题……

还有一个学生分享自己「五战考研」的经历，最终「人生停滞的这五年，彻底放下了」。她说：「考研这个大的趋势……我努力的程度，跟不上日益上涨的分数线。至此我终于明白，我的努力不足以匹配我的梦想。」

我还专门跟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也做了访谈，他表示，这四五年来，整个评价体系和规则肯定是越来越清晰，必须要有很清楚的规则，如果规则不清楚，学生会说我凭什么不能上？凭什么是那个人？最后各个方面都推动着规则必须制定得更清楚，比如成绩、荣誉、社会实践等等。

同时，规则清楚的情况下，就有可能会造成：我就看那么几个东西，那几个东西就成为评价时最重要的东西。学生越来越重视，规则越来越清晰，二者其实是互相推动的。

比如选课上，学生们早就已经发明了「水课」这种词嘛，就是好刷成绩、好刷分的课。说老实话，客观上也会推动我们老师在打分上稍微高一点，因为有些选修课要吸引学生选。

另一方面，比如在参加活动上，可能目的性也会更强。这些信息除了来自学生，还有来自社会上工作的一些人。我有个朋友是公益组织的项目主管，到他那里实习的有名校的学生，聊天的时候我们都感慨，现在的年轻人「攻略化」的味道越来越强，比如想出国，要怎么弄，用北方话讲就是「门儿清」。可能第一重要的是成绩，第二个需要某些机构的实习经历，第三个什么样的推荐信，第四个是额外加分等等，就像集齐龙珠一样去集这些东西。

2

了解到这些情况，开始的时候我是有点出乎意料的。我读大学是1999年，二十多年前的事情，那时候我们比较松散，但到现在这几年发现，咦，怎么现在大学生竞争这么激烈，学习的压力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外在的变化在推动他们，比如大学生数量确实在增加。我们研究职业教育的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也跟很多企业在聊，某些职位确实不需要那么高的学历，实际上只要学的知识能力扎实，大专生完全可以应对，但现在供需关系在变化，大学生越来越多，学历「通货膨胀」，这些岗位已经收到研究生简历了，那我为什么不要呢，最后就是水涨船高。

无论是机关事业单位，还是大国企、央企、大型机构，肯定要挑更好的，在无法清楚探知到人的能力的情况下，学历是一个比较好的指标，学历之外甚至再搞名校、211、双一流这种，再加码。

另一方面经济确实也有影响，本来互联网企业还提供了很多好岗位，很多民营企业岗位还不错，但这两年，企业招人更谨慎，学生们看到的好岗位，都越来越倾向要研究生，那学生也没办法。

我本科上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当时大部分同学本科时没有想到考研，而且那时候我们能找到的工作，客观来讲确实更好、更容易一些，比如我当时的同学，有很多本科毕业去了上海的重点高中，现在的话，招聘条件起码是要研究生，而且是要成绩比较好的，所在学校也要比较着看一看。

我在B站看到过有一个男生自称「985废物」，介绍自己时说：人在上海，985经济系，保研失败，没去考研，没钱出国，找不到工作，写不出毕业论文但马上要毕业的废物……他说他去参加大厂面试，是全场学历最低的，也是组里唯一的本科生。

所以，有了这些门槛的要求，学生也就去往这个方向努力了，考研获取更高的学历这种选择就变得越来越主流，路径越来越清晰。

实际上某种程度上学校也是鼓励这种氛围的，鼓励大家往那个方向去。这也不是新兴现象了，虽然不能仅仅责怪具体的学校，但客观上确实有一些学校在打造这样的「考研工厂」，也有地方想要去打造这种考研产业，把人聚集过去，带动一些产业的发展。至少和我们理想当中的高等教育是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这种状况的形成，除了大学生数量增加和就业形势的变化等原因外，大学生们过往所受的教育也有重要的影响。

绝大多数中学阶段的学子都将「考上某一层级的高等学府」设定为自己的目标，将饮食睡眠之外的绝大部分时间用于规定内容的学习上。为了帮助学生投入更多的精力学习、更好地应对激烈的考试竞争，学校、教师、家长和学生个体都强调勤奋和努力的积极作用，并在此过程中赋予「为确定的目标而勤奋努力」这一品质以极高的价值；与此同时，则尽可能地弱化青春期学生自由探索的尝试，让其将时间和精力聚焦在考试所规定和要求的方向上，以避免对成绩造成负面的影响。

在这种教育体系下，大学常常才是学生真正的自由探索的开始。但进入大学之后，高中阶段形成的学习和生活方式会继续影响和塑造着大学阶段的学习和生活。

读大学之前的目标已经实现了，可能有些人到了大学就比较放松，玩游戏或者完全放松掉，确实是不少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许多人延续了高中的方式，接受和服从周围多数同学共同选择的、同时被主流社会和家长所认可的路径——读研。

我也没有严格的证据的支持，但是我感觉到，过去若干年的这种环境下，后一种情况在增加。

于是，许多人习惯性地延续高中阶段的学习方式：给自己设定清晰的目标，按照已有的攻略，将大量的课余时间用于规定内容的学习。在此过程中，以知识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追求更好的成绩、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而非综合能力的成长等高中阶段形成的态度和价值也得到延续。大学学习本身的意义，被化约为达到下一步目标的手段，「从竞争中胜出」代替人格形成和人生路径选择，变成了最主要的目标。

其实那两种状态，无论是长期紧绷之后彻底松掉，还是说继续紧绷这个弦，我觉得无论于个人，甚至对于我们这个社会，都不是最理想的。社会发展要创新，要突破，产业要升级，科技要发展，我觉得是需要更多的年轻学生能够在大学期间去自由探索的，基于好奇心，基于自己的禀赋，主动的状态应该是更好的。

尽管高中之前没法控制，但在大学应该自己找找方向，觉得自己喜欢这个东西，觉得认可的也适合自己的思维方式，适合自己的禀赋的，那我努力学习是很有动力的，也知道将来要做什么，或者有个大体的方向，觉得学习过程是有趣的，是不断地有好奇心驱使的，这个应该是好的状态。

找到一个更加适合个人禀赋、偏好、兴趣的目标并实现它，需要投入许多的时间和精力，而此前的教育并没有教给他们相应的方法和路径。不仅如此，以前可能会有稍微多一些学生，来找找看我适合做什么，不像高中那么「勤奋」了，但有多一些自己的思考，多一些自己的探索，而现在，学生们的外部支持更少，更加个体化的、综合的个人成长与发展，逐渐让位于激烈的、同质化的竞争。

3

我们的高中学习有很大的一个弊病就是重复学习的时间非常多，现在很明显这种情况也在延续到大学期间。正常的良性的学习，是认知的疆界不断地往外拓展。在已有的知识基础上提高，从教育心理学上讲，我学的新知识和我已有的知识是有机联系的，在未来的工作中，无论是做工程师还是做科学家、做研究人员，依然不断突破已有的边界，触及前人没有触及的领域，再往前探索，而不应该是一个对已经学过知识的简单重复。

对已经掌握的知识重复地投入太多时间，可能对学生的好奇心产生负面的影响，并破坏他们探索新知识的能力、逻辑判断和推理能力以及创新能力；同质化的竞争对几乎所有学生都构成了额外的压力，焦虑情绪日益蔓延，大学生发生心理问题的现象愈发广泛、程度愈发严重；与此同时，许多学生对于大学及自己未来的发展感到迷茫和困惑，一部分毫不思考地投入疯狂的竞争，也有部分学生选择「躺平」，退出这种内卷的状态。

除了这种「卷」，另一方面就是纠结，越来越明显：竞争已经这么难了，我怎么办？考研分数线这么高，怎么弄啊？

我们专业没有本科生，但我给本科生开了公共课。在和学生接触过程中，我会有意识地问，你们是怎么「卷」的？你们怎么看这个事情？几年之后，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很普遍。而且我在课上会让他们写下来，在这门课上你最希望了解到什么？很多人的问题都是：要不要考研？这是现在很多学生非常纠结的问题。

这些确实和我当年读大学时的氛围有所不同了。我成长在一个小城市，湖北十堰，不过从小学到高中，基本上都是当地比较好的学校。读高中的时候，主流的选择就是理科，我以前物理还不错，考大学上的华师大的物理系，那时候已经有兴趣了，可以说是立志当物理老师。

但是到了大学之后，我意识到自己的数学是不行的，物理也不是自己最擅长的领域，自己对于人与社会的兴趣超过对机器和数字的兴趣。

对教育感兴趣其实是建立在对自己之前接受的教育的反思上面。高中是那种压力很大甚至有些压抑的状态，天天学习很辛苦，晚上上晚自习上到很晚，只以成绩作为评价，那时候就在想，什么样的教育是好的，我需要变成什么样子。

那时候的大学还保留着一些「无用」的氛围，有很多的公共生活。我们在宿舍经常开卧谈会，跟同学不知道争论了多少，面红耳赤。

确实是有「闲暇」的状态的，我当时还写过一个「华师大后门」的东西，其中有一段说：我在刚到华师大没多久的时候，时常跟着同学到后门买花生和瓜子吃，一路吃一路聊。由于受到高中时候炼狱般学习的影响，开始的时候我还纳闷于大学生活竟会如此悠闲，总有些负罪感，逛着街却还想着是不是应该去上自习。然而后来这种愧疚感逐渐消失，一方面摸清了大学学习的底细，另一方面却也喜欢上了这样闲逛的感觉。那时候读罗素，读到他对于闲暇的赞许和肯定，我也开始以哲人的言说作为偷懒的借口，慢慢习惯于懒散地应对学习。直到现在，我仍然相信，后来改读文科，至少有一半的功劳是要记在那时候的闲逛以及看闲书上面的，另一半应该是记在学府之内听到的一些杂七杂八的演讲上面的。

因为是师范大学，人文社科也比较全，那时候就听了很多讲座，包括清华、北大的一些知名学者来讲座，还有很多学校内部的讲座。

还有充足的时间和机会看闲书，可以去图书馆借书，那时候学校里面实体书店也很多。我认为实体书店是个很好的地方，你去了之后，不知道会翻到什么书，现在的网络可能能让你刷到很多，但我们都知道是有大数据的推荐的，书店不一样，翻翻这个，看看那个，发现有意思就拿回来、买回来看看，可能10本书，有3本书感兴趣，但这3本书慢慢就拓展成这个相关领域的30本书。在书店还常常可以见到学校里的一些年长或年轻的老师，有时候还会遇到曾经听过演讲的老师，这时我会偷偷地关注一下他们在看哪些书、会买什么书。

我当时就看这些东西，很快意识到自己对教育感兴趣，所以考研读了教育。后来慢慢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做这个事情是比较愉快、比较放松、比较有动力的，直到现在仍然是这样的。当然工作当中都有不顺心的时候，但是总的来说，我在做的事情，读书、写作也好，和学生交流也好，我是有动力和好奇在的，也是比较享受、愿意去做的。

就像许纪霖老师在书里写的，「现在的大学竞争的氛围很浓，为了出人头地，名列前茅，都将同学当作竞争对手严防死守……但一个学生的健康人格，是需要在公共生活里面熏陶出来的，是从同学的互相交流中获得的。」

我非常认同，大学应该是一个年轻人之间互相交流、碰撞、思考的地方，甚至有的学者会说有没有老师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年轻人在那边学习，在那边共同生活、共同探索。杜威好像也是这么说的，教育就是生活，学生就要逐渐进入公共生活。

而且，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应该以一种更加开放、更加多元的眼光看人和人的关系，我觉得那种你输了我赢了的「零和博弈」的思维是不好的、不利于个人成长的，但在当下，因为名额就那么多，同学们受环境的影响，看待人际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难免受到这种零和思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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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前面所说的，大学常常才是学生真正的自由探索的开始，但如今，大学变得越来越像高中。他们还没来得及审视自己的兴趣和禀赋、没有认真思考未来的诸多可能性，就被裹挟进入激烈的竞争之中，而到了研究生，忙着考公务员、进大厂……总之，一路被他人安排着走向一个既定的目标，方法机械单一，无需思考。就像我访谈的一位同学说，因为争取保研，「想要的太多，真正安心学习的时候很少」。

客观来讲，有一部分大学越来越像高中，但也有一部分高中越来越像大学。那些高中名校，比如北京的人大附、四中，上海的格致中学、上海中学，包括全国各地那些领头的学校，他们的学生在中学阶段已经能够有更多的探索了。

但他们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是一定意义上有「入场券」的人，而且大家的入场时间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高中就已经入场了，但有的人上了本科还没有入场。

从国际来看，社会经济条件对此是有影响的。像北欧国家，芬兰、挪威、瑞典、丹麦，他们的情况客观来讲就不太一样。下一代的教育成就和家庭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是比较弱的，基础教育的「筛选」功能比较弱，这是非常重要的北欧的特点。大家都上一样的学校，学校之间的差别也不大，整体保证一个均衡且比较高质量的教育。

十几年前，我在德国科隆大学读博，现在也主要研究德国的职业教育。德国其实不像北欧那样，德国有这种问题，家里面条件好的，能够上更好的学校。但德国的高中生，还是有大量的时间，能够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们的中小学生，很多时候下午是不上课的。有更多的时间、精力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精神压力确实要小很多。

从许多方面看，中国人和德国人都非常勤奋，在两个社会中，努力工作都是受到高度认可和嘉奖的价值观，并且在中国和德国都常常能看到、听到一些人勤勉努力地工作、为了事业拼搏奋斗的事例，但总觉得这里面有一些细微而内在的差别，我的感觉是，他们的勤奋里面，因为「我喜欢这个东西而勤奋」的成分稍微多一点。

德国的教育学，包括职业教育学，他们在激励学生的兴趣，在尝试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激励和推动学生更加主动、更加积极地学习。

有个读博时候一起玩的年轻人，他高中毕业之后根本就不读大学，在外面晃了好几年，比如徒步到西班牙去。我以前在上海的时候还碰到一个德国的年轻人，高中毕业之后到中国来待了几个月，这种很多的。

有个朋友当时从加拿大到德国交换，读的脑科学，她就非常喜欢，包括研究人脑、人的意识，还有人的学习、成长，不光是从科学的角度，也会选修一些哲学之类人文课程，那时候我们在一起聊就特别愉快。

还有一个人，是做弗拉门戈吉他的。他非常喜欢做吉他，而且就是以这个为职业。我去他的工作室跟他聊过，还看过他的表演，你能感觉到他对这门手艺的热爱，包括对质量的追求，哪里做得好，怎么样做得好，什么样的好，聊起来眼睛放光。

我以前曾在一篇文章中探讨过这一点：我们的社会中也比较缺少对事物背后秘密与原因的纯粹智识上的兴趣，在很长的时间里，一方面，「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那些「劳力者」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他们在手工制作等领域的探索与努力较少得到社会的认可，也很难让他们进入社会上层，从而很难对更广泛的人群产生物质及声望上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即使对于「劳心者」而言，知识本身也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知识所能带来的「千钟黍、黄金屋、颜如玉」；我们缺少探究的好奇，不太关注事物背后的奇妙奥秘，反而更加认可社会与人际关系意义上的能力与学问，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作为一个研究者来看，不光是看学生，也看我们自己的成长。我觉得一个人能够更可持续的、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的成长，应该是更加追随着兴趣和禀赋去自由探索地成长，因为这种内在的动力更足，过程可能也更愉悦，同时他努力的成本也很低，这个非常重要，比如我就是喜欢我这个专业领域，那我会看很多书，我看书的时候不是很费力的，甚至可能比打牌、玩游戏更舒服，那自然就是更好的。

如果一个人仅仅是因为外在的间接的兴趣，比如因为这件事带来的功利的效果而去做，取得的成就也好，往前走的程度也好，自然会少一些。孔子就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我觉得这是教育上或者人的成长比较基本的规律，未必是永远如此，但是常常如此。

我家小孩现在小学三年级，作业也还是比较多。作为家长，是比较纠结的，一方面我们了解好的教育的重要性，不会很鸡娃，但也知道，在当下还是希望孩子的成绩好一些，很难完全按照自己的想象和期望来教育孩子。对于我们而言，当下选择相对主流的方式，是更大的可能性。

有时候会感慨，自己当年学习比较辛苦，但没想到年轻一代的学生学习压力更大、竞争更激烈。会觉得，怎么是这样子的？但现在的「时代精神」好像就是这样的，就会不断地往前压、往后延伸。 家长能做的，可能是提供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当然不一定说要对整体的体系走反方向，但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者意识到这种竞争的压力会对小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这样的前提下给他提供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带他一起玩，一起看看片子，或者跟他对话，帮他消解一部分压力，保留一些自由探索的空间。

3月8日晚，女高中生黄丽（化名）请假离开学校，在行至广西贺州市贺江灵峰大桥时，她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刚满16岁的生命。

据事发地监控视频显示，当天晚上20时35分，黄丽到达灵峰大桥时，将书包放下便直接纵身跳江。两分钟后，附近群众向贺州市公安部门报警。

黄丽的母亲李女士（化名）在接受九派新闻采访时回忆，当晚，女儿打电话来说身体不舒服想请假，班主任遂让一名女同学陪着她就医。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女儿没有消息，班主任却打来了电话。班主任问她有没有联系到黄丽，她说没有，之后，两人尝试给黄丽打电话。“8点半左右，（黄丽手机）就已经关机了。”李女士说，她不停地打电话，后来终于打通了，是派出所的人接的，让他们快点过去，说女儿落水了。

经公安部门法医机构鉴定，黄丽身上无外伤。经进一步尸体检验，结合其他调查，查明其死因为生前溺水，排除他杀可能。

李女士称，女儿的尸体被打捞上来后，公安部门让黄丽的父亲去录口供，并告诉他，这是事件不是案件，不宜立案。

在贺州市教育局的组织下，黄丽家属曾与其生前就读的贺州现代中学进行了多次调解协商，但双方均未达成一致意见。“学校说，出于人道主义，给我们五万。”

李女士告诉九派新闻，女儿的书包里放着一封遗书。据李女士提供的遗书照片显示，黄丽写道，“可能是我的内心不够强大，也可能是因为多次有过这种想法的原因，导致我做出这样的决定。”“上初中开始我就觉得人性是多么的恶心，在厕所被水泼过，被无数人嘲笑，骂……”

此后，黄丽在遗书中提及了8名同校学生，写道，“请你们永远记住，今天我因你们而亡，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你们对我的所有辱骂，所有侮辱，总有一天会得到报复。”“爸爸妈妈，我对不起你们，可是我真的撑不住了。”

李女士表示，自己的诉求很简单，就是想知道是什么导致女儿走上这条绝路的，遗书中提到那几名同学和女儿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5月27日，贺州市教育局发布一则通报。通报内容显示，经调查，3月8日当晚，黄丽与某同学发生口角，未发生肢体冲突，随后称病请假外出。经警方调查，其在校期间未遭受过辱骂、殴打、欺凌等情况。此前，警方未接过该校学生受到欺凌的警情，学校也未曾发现黄丽有遭受欺凌的情况。

事件发生后，教育局多次组织学校与黄丽家属进行调解、协商，但因家属不断提高补偿金额，导致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在3月10日、3月25日、4月17日、4月28日、5月6日等5次调解、协商的基础上，教育局于5月23日再次组织家校双方开展调解，司法、公安等部门及律师共同参与。在调解过程中，由于黄丽家属突然再次大幅提高补偿金额，导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1】遗书：列举八名同学名字

在遗书中，黄丽写道，“在我记事时开始，我就感觉这个世界的不公。”

李女士告诉九派新闻，女儿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她的身世有点特别，她是自己和前夫的孩子。李女士和前夫没有感情，在女儿一岁的时候分开。为了生计，她把女儿托给母亲照顾，自己一个人去了广东打工。

在女儿四岁的时候，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两人结婚。现在的丈夫很疼爱女儿。“我老公说，女儿从小没有父爱，他要把全部的爱给她。”李女士说，也因此他们没有再要其他孩子。“她和我老公很亲，就连上学时痛经，她都是打电话给爸爸，叫爸爸带他去看医生。”不仅如此，女儿有时候大大咧咧，回老家不记得自己的月经期，爸爸还会提醒她带好卫生用品。

李女士说，女儿在他们面前报喜不报忧。遗书中，黄丽表示自己自初中开始就有人在厕所里向她泼水，还曾遭受过辱骂。对此，李女士表示，女儿在学校不好的经历，他们都是从学校那边得知的，包括被人在厕所泼水那件事，“每一次我问她，在学校怎么样，她都说，挺好的，不用担心。”

女儿偶尔也会在她面前表现出不开心的样子。“她有几次跟我说，想换掉自己的血，我问为什么，她说因为这是她父亲的血，她不想要。”李女士表示很自责，“可能是我灌输了很多她亲生父亲对我不好的事情。”

黄丽轻生后，李女士整理遗物时，在女儿手机的相片中看见了一个截图，显示的是学校对黄丽与某某恋爱的处理通告。这事情发生在2021年10月份，学校打来电话，说让黄丽的家长过去一趟，李女士的丈夫去了。女儿回来后和他们认错，“我跟她说，谈恋爱这种事情对你有害无利，她说知道。”

这之后不久，李女士问女儿有没有再和那个男孩子联系，女儿回答说没有了。“但是今年她过生日，我看她发的视频，那个男孩子给她买了蛋糕，陪着她过。”李女士和丈夫在贺州昭平县务工，不在贺州市区，平常女儿寄宿在学校。“她的最后一次生日，我没有给她过。”李女士表示很遗憾。

女儿出事后，李女士看到有一个账号一直给女儿的手机发信息，就是那个男生。他还用别人的账号给李女士的手机发了一条短信，自称是黄丽的同学，问黄丽怎么样了，有没有好一点。李女士联系上他，告诉他黄丽出事了。

他告诉李女士，出事之前，他看见黄丽在座位上哭。他问黄丽为什么哭，她没有告诉他，只是哭。男生说，想看黄丽最后一眼。在征得父母同意后，他的母亲和妹妹同他一起陪了李女士两天。

李女士问那个男生，知不知道黄丽为什么事情走上这条路，在学校有没有受到什么欺负？他回答说不知道。

【2】母亲：女儿体贴懂事热爱运动

在李女士的描述中，黄丽是一个“不可能会突然轻生”的小孩。

她热爱运动，尤其喜欢篮球和田径。上学时，曾在校级运动会上得过许多田径项目第一名的奖状。加入学校篮球队没多久，她就成为了队长。星期五和星期六不用上晚自习的时候，她经常和同学约着出去打球。“那个队伍还去南宁参加比赛，比赛的时候她还扭到脚了。”李女士回忆。

初中时，周六周日没有早自习，黄丽会早起跑步。李女士和丈夫上班的工厂旁边有一个体育场，“我们还没起床，她就去跑步，绕着那个体育场转圈。等到我们准备出门上班，就看到她一身的汗在往回走。”李女士说，她和丈夫是7点半去上班，估摸着黄丽是6点左右起床去跑步的。这样的习惯她坚持了整个初中。

李女士称，女儿体贴懂事。小时候黄丽由外婆带大，“我们老家那生活条件比较困难，想买一点东西要走好远。下雨天的时候她会自己拿一个大雨伞走在前面，遇到有水坑的时候，她都会说，外婆你小心一点，这里有水坑，别摔跤了。”李女士说，那个时候的黄丽还不到四岁。

知道爸妈上班很辛苦，黄丽会在家做好饭菜等他们回来吃。快下班的时候，女儿总是会打电话来问，妈妈今天想吃什么菜？妈妈，你要什么时候回来？“现在我们永远也接不到这样的电话了。”李女士声音有点哽咽。

黄丽在父母身边总是有很多话要说，上初中后，还经常抱着被子来爸妈的房间，想和他们一起躺在床上看电视，说自己不想一个人睡。她尤其和父亲有说不完的话。自从黄丽去世后，李女士有时看到丈夫来到女儿的房间，蹲在地上抽烟，边抽边掉眼泪，吃到女儿喜欢吃的菜，他也会落泪。李女士则是整宿地睡不着，夫妻俩都想不明白，为什么当天晚上聊天还正常的女儿会突然轻生。

【3】教育局：对生命逝去深感惋惜

对于此事，派出所的办案民警表示，这件事不属于案件，是事件，不宜立案。如果家属需要文件起诉，他们都按照程序，依法提供。

2022年5月27日，贺州市教育局就此事发布了一则通告。

通告内容显示，2022年3月8日当晚，贺州市某高中一学生黄某在晚自习期间，以脖子过敏为由向班主任请假外出就医。班主任在电话征得黄某妈妈同意后，安排同宿舍女同学王某某陪同其到医院看病。黄某和王某某一起于19:52离开学校前往医院。到医院大门口后，黄某称其脖子没事了不用进医院，并以去见一朋友后再返校为由，撇开王某某。20:37，贺州市公安部门接到群众报警称有人在贺江灵峰桥上跳江，及时出警并组织救援。警方从其现场遗留的遗书中确认黄某身份，通知其所在学校派人到现场参与处置。

关于黄丽跳江及遗书提及的校园暴力问题，教育局回应称，法医鉴定后排除他杀，黄丽的死因为溺水；经调查，学校和警方均没有发现其生前曾遭受过霸凌。

通告显示，经调查，3月8日当晚，黄某因嘲笑某同学，引发两人发生口角，未发生肢体冲突，随后称病请假外出。根据事发地监控视频显示，20:35黄某行至灵峰大桥直接纵身跳江溺水死亡。经警方调查，黄某在校期间未遭受过辱骂、殴打、欺凌等情况。此前，警方也未接到过该校学生受到欺凌的警情，学校方面也没有发现过黄某遭受欺凌的情况。

贺州教育局表示，对该事件发生深感痛心，对生命逝去深感惋惜。下一步将继续协调有关部门，共同引导黄某家属通过法律途径依法依规解决问题，相关进展情况会及时发布。

李女士表示，自己和丈夫都已经四十多岁了，自己因为身体原因也不能再生育。

网友评论：

网友1：可怜的孩子，校园暴力者应被绳之以法

网友2：校园霸凌是许多人一生的疼，强烈要求政府、社会多多关注校园霸凌情况，严厉打击校霸，还校园一个宁静，让每－亇学生都能健康成长

网友3：校园霸凌是一直存在的。有几个受到欺凌敢于报告老师或家长的。只有一直忍受着，终于忍不了了，出事了。

网友4：就是因为学校怕出丑，遮遮掩掩，导致了那些施暴者更加肆无忌惮，这些只顾乌纱帽却没有管理能力的废物，连校园霸凌都不敢面对

“九日重阳节，开门有菊花。不知来送酒，若个是陶家……”

星期三晚上八点半，一个潮汕小乡村里，还传出阵阵读书声。

在一座两层高的小旧屋里，授课老师用普通话带读一遍，随后又换潮汕话带读一遍，跟随她朗诵古诗的，并非学龄的孩子，而是一群已经迈进中年的农村女性。

这里是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览表村，览表图书室二楼由四名工作人员操办的新女子夜校。每周一、三、五的晚上，村里和周边的中年女性来到这里，拿起一辈子没用过几回的铅笔，一笔一画地模仿黑板上的字迹，诵读着朗朗上口的诗词。  近日，南都、N视频记者来到览表新女子夜校，倾听夜校背后的故事。

八年前，十来岁就辍学外出打工的潮汕女孩吴利珠回到览表村，设立了览表图书室，而后再办起新女子夜校。至今已帮助约270名农村女性回归课堂。

在这里，有人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有人在卖菜时能用上普通话跟客人沟通，还有人收获了同学友情。

新女子夜校摸索出来的经验，为农村女性带来新的启发，接受教育意味着有更多选择权。吴利珠说，如果其他村镇有需要，她愿意前去协助开办夜校，希望能让更多姐妹从中受益。

重新“认识”自己

46岁的李摇猜把儿童诵读教材摊开在书桌上，口中跟着19岁的老师吴瑶儿发音朗诵，眼神却在课本上迷茫游走，不知道自己读的内容在哪。当天值班的助教林楚玲发现她的困窘，走上前向她指出正在读的部分。

因为讲惯了潮汕话，有学员在老师带领下仍然没法用普通话清晰发出部分字音，引来哄堂大笑。笑声还未完全落下，吴瑶儿用手中的小竹条敲了敲黑板，课堂很快又回归秩序。

在过去，女性读书并不被当地人视为必要，到了十来岁可以做工的年纪，便需要外出打工或留在家里干农活。

李摇猜说，“小时候家里穷，只能供两个弟弟读书，我就没得书读”。2021年下半年，她来到新女子夜校，和村里许多同龄女性一样，她不识字，也不会讲普通话。

每堂夜校课前，学员都需要在教室后方墙上的签到表写下自己的名字。郭赛吟第一次签名时就把“郭”字写成了“享”字，发现后又把右耳旁补在了“吟”字后面。

老师林楚玲说，当地人在称呼已婚女性时，不总是直呼其名，而是称之为某某嫂、某某家老婆、某某人的妈妈。但在夜校里，她们不再是被其他身份盖住的人，而是摇猜、赛吟、美贞、美莲……“每次夜校课程，我们都要求签到，是在提醒大家有自己的名字，要记住自己名字怎么写”。

夜校课程从晚上八点上至九点半。每堂课学员们会学一篇诗词或童谣，再从中摘出5个生字重点学习，到了课程后半段，则练习书写当天所学的生字。

临近下课时，吴瑶儿用手机播放邓丽君演唱的《我只在乎你》，这是她们此前在课上逐字逐句学过的曲目。学员卢美莲一边在田字簿上抄写当日的生字，一边跟着哼唱。当晚的课程就在音乐中结束。

晚上九点半，览表村漆黑的巷道里响起摩托马达的轰鸣声，学员们陆续骑车回家。但老师的工作没结束，几位老师需要将黑板上的内容录制成认读视频，发到夜校微信群里。

实际上，群里约有40位学员，因教室空间有限，夜校每个学期只能让15人来现场上课，其余人则在微信群里对着每堂课的视频自行学习。吴瑶儿说，学员们很好学，一到点就会有人在群里问，“今天的课程视频呢”？

锁上图书室木门时，已是夜里十点多，几位老师才各自回家。

生活逐渐改变

微信朋友圈不知道怎么发、银行取钱需要能签名、到城里去要会看路牌、孩子学校的文字通知看不懂、作业要家长签字、就连卖菜也得会讲普通话……这些年，览表村的中年女性们在与外界逐渐频繁的交际中，愈发感受到没文化、不识字的困扰。

李摇猜在当地批发市场卖菜，附近工厂的外地人常来光顾，有人用普通话问卖的是什么菜，她咿咿呀呀说不上来。“菜名我都知道，但就是听不懂他们说什么，自己也不会说。”李摇猜边笑边摇头，她意识到，想做好生意就得学会普通话。

干惯农活的郭赛吟对自己第一次到夜校上课的情景印象深刻。她说，对着还没有自己手指头粗的铅笔，觉得比握锄头还难，“当时还要老师手把手教我拿笔”。她摊开自己厚实的手对南都记者笑道，“你看我的手这么大，小姑娘小手抓着我学握笔呢。”

一个学期下来，郭赛吟去银行取钱时再也不需要家人代为签名，夜校签到表上的名字也写得越来越工整。

夜校的课堂并非每次都是全员出席。因为忙着做工和照顾孩子，卢美莲有时不得不向夜校老师请假。她一个人在家带两个女儿，平时到工厂领了服装材料回家加工，一件能赚八分钱，从早到晚大概能挣七八十块钱。

“晚上附近有人跳广场舞，我不去跳，我想识字。”卢美莲说。做工时，她将手机架在缝纫机旁边，一边踩缝纫机一边听群里的夜校视频内容，闲时就对着视频练习写字。

在课前课后的时间，学员们常聚在一块聊家长里短。谈论养殖的虾什么时候可以捞，哪位同学的身材保持得苗条匀称，隔壁村妇女的穿着特别时尚，以及学习上的困难。

正是在这段时光中，李摇猜拥有了真正意义的“同学”。去年几位同学光顾她的菜摊，当天由丈夫守摊，丈夫知道她们是“摇猜的同学”后，原本一斤两块五的菜只卖了她们两块三，再提起这件事时李摇猜笑得直拍掌。

家庭外的自信

目前，览表图书室有四名工作人员，她们白天是孩子的玩伴，到了晚上则是夜校的老师。

黄碧莲是个“80后”，对学员的迫切需求深有体会。初一辍学的她，已经是村里同龄女性中的高学历。“我在村里上小学一年级时，全班只有一两个女生。后来上了初一，大家都跟我爸妈说不要再让我读书啦，没有用。”黄碧莲回忆，当她步入初中校园后，村里其他女孩都已经外出打工，她最终也离开了学校，进入工厂。

今年4月，黄碧莲来到图书室当工作人员，白天带领小朋友活动，还尝试着在夜校课堂当主讲老师。讲师工作需要提前备课，抄抄写写之余还得会使用电脑。她在5月2日发了一条朋友圈：到这个年龄才来学电脑，不知道能不能学会？必须得咬紧牙关，认真学。

吴瑶儿是老师中年纪最小的一位。她的妈妈曾是夜校的学员，从前一字不识，如今已考取了驾照。也正是如此，吴瑶儿在母亲的鼓励下来到了夜校，“去帮助更多览表妇女认字”。  2020年，原先在深圳工作的林楚玲回到揭阳，吴利珠希望她能给妈妈们上课。因为没有经验，林楚玲刚上课时十分紧张，不过，学员的尊重很快缓解了她的忐忑。“虽然都是妈妈辈的人，但都称呼我们为老师，还有她们认真积极的态度，都会影响到我。”林楚玲说。

对于林楚玲的回归，亲友都无法理解，“大家都想往外跑，你居然年纪轻轻就回到村里，不仅工资低，还晒得黑不溜秋。”但林楚玲始终认为这份工作的意义不一样。

初中学历的她在夜校讲课的同时也努力提升自己。通过成人高考，她马上就要拿到大专毕业证书，接下来的目标是考取社工证或者幼师证，“反正就是要继续学习”。

跟其余三位老师不同的是，刘少玉并非揭阳人。1994年从江西嫁到览表村后，她生了五个孩子。“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从年轻时就围着我的孩子转，困在家里像个黄脸婆，时常哀怨。”刘少玉对南都记者描述过去的生活。  2017年，偶然的机会让她到广州参加了由公益机构举办的农村妇女分享会，会上听到其他人讲述关于反对家暴、男女平等、性教育的话题，小学没毕业的刘少玉两眼放光，“我当时看到那些姐妹都好厉害，懂这么多。”回到览表村没几天，她便向吴利珠提出要加入览表图书室当工作人员。

自参与览表图书室和夜校的工作后，除了陪伴图书室里的孩子，刘少玉还负责夜校学生的招募和家访，几年下来她明显察觉到自己的改变。“原先我跟孩子讲故事都会脸红，怕讲得不好，自己有心理障碍。现在大学生来了，记者来了，我也会主动跟对方聊，他们也是人，聊到我不懂的地方就向对方学习嘛。”

刘少玉说，“从家庭走出来后，我变得自信。”

夜校七年蝶变

新女子夜校见证了览表村无数女性的变化，它的由来要从创办人吴利珠的辍学经历说起。

2002年，读完小学三年级的吴利珠乘上前往珠三角的车，开始了打工生涯。那年她才14岁，在随后的日子里，辗转深圳、东莞、长三角以及北京等地，当过保姆、进过厂、卖过衣服。

“当时村里很多人都这样，读到四五年级，父母会说认识几个字就够了，出去懂得坐车，知道自己名字就可以了。”吴利珠告诉南都记者。

2009年至2013年在北京打工期间，她接触到了社区图书馆和工友之家，就此改变了往后的路程。每次回到村里，她都觉得还跟以前一样，大家还是很早就辍学。从那时起，吴利珠萌生了为家乡做些改变的想法。

在公益组织和朋友的协助下，2014年6月，吴利珠回到揭阳览表村摸索创立了览表图书室，并组织村里的孩子到图书室看书。

家长送孩子到图书室后，也常聚在一起聊天，吴利珠发现村里的妈妈们都有个共同难处——不认识字。“很多妈妈也有智能手机，但是她们不会看，只能听语音，当群里有人发文字消息时，根本融入不进去。老公拿手机跟别人语音聊天时她能听得懂，但是一打文字就不知道老公到底在外面干嘛，是不是外面有人？”

第二年，在妈妈们的期许下，览表图书室开设起“妈妈班”。吴利珠请来村里老师给大家讲课，每堂课付老师100块钱，每天讲授五个简单生字及一首童谣。“妈妈班”对于条件允许的学生每月收200块钱，家里拮据的则免费。

起初，上课地点设在村里的老人娱乐中心，白天村民在这打牌，晚上则传出琅琅书声。让吴利珠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年她在三八妇女节活动上准备了玫瑰花。一位妈妈感叹，“天啊，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收到花”。吴利珠发现很多妈妈都被“困”在家庭里，整日劳务、带孩子，没有自己的社交生活。

到了2017年，“妈妈班”有了正式名字“新女子夜校”。在老人娱乐中心的课程持续了一年有余，每个班20人，高峰时开了两个班，后来又借用览表学校场地作为夜校课室，再往后则直接将课堂设在览表图书室二楼。

实际上，每个月200元的学费是一道并不容易跨过的门槛，夜校也因此一度停办过半年。“收回来的学费根本不足以持续聘请老师开课，但对不少人而言这笔钱是有困难的，后来干脆不收钱了，由我们图书室工作人员来教。” 吴利珠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需要倒贴钱进来给妈妈们上课。

探索更多可能

新女子夜校虽是公益课堂，但图书室租金、活动开销以及工作人员的酬劳都需要成本，凑钱是她们每年都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当下维持运转的经费主要来自“月捐群”和社会公益组织的资助。林楚玲介绍，图书室和夜校有个百人“月捐群”，成员主要由本村村民和其他爱心人士组成。每人一个月捐款50元，用于活动开销和图书室的场地租金。

在村里开便利店的吴林（化名）曾加入“月捐群”支持了三个月。他对南都记者说，“图书室和夜校肯定是有助于览表村发展的，要早十几年都重视教育，就没那么多文盲啦。现在不一样了，大家都要上学。”

夜校成立以来，已经有约270名学员前来学习。吴利珠和团队摸索出来的经验，为潮汕地区的乡村女性带来新的启发——让女性有更多的选择权，可以从识字开始。

实际上，南都记者到访时，吴利珠并不在揭阳。去年11月，她和丈夫、4岁的女儿开始常住浙江，那里是丈夫的老家。图书室和夜校的具体事宜更多交由四位同事处理，但她并未与图书室脱节，她希望找到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平衡，此外还希望借此机会探寻让更多农村姐妹受益的可能性。

在潮汕地区，与览表村有相似需求的村庄不止一个。周边村镇的人陆续找到吴利珠，希望也能让自己村里的孩子爱上读书，让没有上过学的中年女性开始识字。

“我或许可以去尝试更多东西，也算是解放自己，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可能。”吴利珠说，去年她还前往陆丰市下埔村，分享览表村教育农村儿童和提升妇女能力的活动经验。“到时如果有很多村庄都需要办夜校的话，我可能会回去利用现有的经验和公益资源去协助他们”。

看着如今览表村的女大学生越来越多，暑假期间陆续有人回到图书室当义工，吴利珠觉得“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为人父母，都受过不读书的苦，现在肯定不会让孩子不读书，男女都一样，只要你愿意就尽量去读。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大家的经济条件都变好了，这确实是一个飞速的变化。”吴利珠说。

产科受到的冲击是自下而上的

分娩量的降低使孕妇

会越来越向顶尖三甲医院集中

而基层医院将受到最直接的冲击

3月7日，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东坝院区人头攒动。各个科室门前都排着队，唯独妇产科的等候区只坐着两个人。当记者询问孕妇建档名额是否紧张时，分诊台护士说名额很充裕，但提醒记者慎重考虑，因为该院产科“随时”会被撤销，将并入另一所医院。至于为何撤销产科，她没有透露更多信息，只说妇科仍将保留。

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东坝院区原名东坝医院，于2012年更名。一位妇产领域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东坝医院的妇产科曾经很辉煌，年分娩量一度达到三五千，这个数据在2014~2016年期间掉到了1800左右，但在去年跳水到不足150，缩水九成。

经历“产科危机”的不止东坝一家。北京恒和医院是一家二级高端私立医院，但近年来产科病人数量下降，运行不下去，将被民营妇产科头部医院和睦家兼并。据知情人士透露，眼下收购处于已“订婚”但还没“领证”的阶段。

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中国2016年至2021年新出生人口数连年下降，分别为1883万、1765万、1523万、1465万、1200万和1062万人。社科院在2019年1月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就指出，中国人口负增长的时代即将到来。而医院里的产科，是最早感受到这一变化的地方。

曾经的生育巅峰

“2016年10月是我们院分娩量的最高峰，共接生了约300个婴儿，平均每天10个。记得有一晚，我基本没休息，收了7名待产妇，做了4台剖宫产手术。”北京东城区妇幼保健院副主任医师王霞回忆说。

当时正值“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十个月，第一批生育二孩的需求一股脑地释放出来。“政策出台以后，很多夫妇都觉得，抓住分娩年龄的尾巴再生一个，”王霞称，“很多都是70后，接近40岁的夫妇生二胎。”据当时的国家卫计委统计，2016年，二孩及以上出生人口占全国出生总人口逾四成。

北京市朝阳区妇幼保健院院长于亚滨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介绍说，2016年，北京市和全国一样，都处在分娩最高峰。该年分娩量的上升除了归功于二孩的出生，还有前一年羊年压抑下去的生育需求得到恢复的原因。受传统文化影响，很多中国人不喜欢在羊年生孩子，而更希望能生一个“龙宝宝”“猴宝宝”“猪宝宝”。

那时候，媒体关于产科“一床难求”的报道铺天盖地：“楼道加床”“建档难，号贩子索要天价”…… 为了应对分娩量的攀升，北京朝阳医院把7个单间病房改造成了双人间，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也在室外的庭院中加了床位。“听说别的院还有加板凳的，编号板凳一、板凳二……”王霞说。

当时国家卫计委为解决妇幼健康服务资源不足的问题，提出要加强省、市、县三级妇幼保健机构建设，增设产科床位8.9万张，力争“十三五”时期增加产科医生和助产士14万名。

民营医院由此看到了妇儿医疗的潜在市场。东吴证券在2016年10月发布的一份《妇儿行业专题报告》指出，在过去几年，公立医院人满为患、人均卫生医疗费用的逐年增加、二胎政策的推行、东部地区城市超过95％的产床使用率等情况，都是发展民营妇产医院的利好因素。

有政策利好与诱人市场前景，加之妇产医院所需设备较少，资本门槛低，大量玩家入局。早先入局的妇产专科医院主打高端市场，目标受众为北上广的外籍和高收入群体，后入局的“莆田系”则着重在成都、青岛等二线城市填补空白。2015年7月，属于“莆田系”四大家族之一林氏家族的和美医疗在港股上市。

当公立和民营医院摩拳擦掌准备迎接一波生育小高峰的时候，现实却如一盆冷水浇下。

行业的“产能过剩”

2019年是猪年，于亚滨发现，那年的分娩量还没有超过鸡年2017年。她由此感到，分娩量开始下滑了。如果说，2020年女性分娩意愿的减少是受疫情影响，那么2021年在复工复产的情况下，产科却没有恢复以前的活力，则说明生育率下降成为既成事实。

有数字为证：北京市朝阳妇幼保健院2016年全年的分娩量为接近5800，此后逐年下滑，到2021年，下降至2000出头，比4年前减少了一半还要多。

在杭州，某民营三甲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刘建刚说，他所在的医院分娩量相对几年前近乎砍半。2013年之前，他在当地某公立三甲妇产科医院工作。据他了解，现在，该院产科病房现在大约空了20％。另据刘建刚所知，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妇幼保健院的产科共有三层，而现在已经撤掉一层，杭州市第二医院的产科病房则关闭一半。

在距离北京400公里的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县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张洁文称其科室分娩量从2016年的1500多掉到了去年的789。“今年前两个月，我们科才生了50多个孩子，我觉得今年的数据也不会好。”她说。

“去年我下乡义诊的时候，乡镇卫生院的书记告诉我，从过年到国庆节，整个大村子结婚的还不到20家。”张洁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还解释说，馆陶县属于经济不发达的县，人口外流现象较为严重，当地男性多外出打工，很多女性则嫁到外地。

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区的双人间病房。由于分娩量下降，再加上疫情防控需要，现在每间仅安排住一名产妇。摄影/本刊记者 于冉

王霞所在的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的产妇数量也出现了断崖式下跌，现在每月也只有三四十的分娩量，仅为前几年的五分之一。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生育意愿不强，还与东城区近年来的人口疏解政策有关系。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教授段涛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称，生育率下降对产科的冲击，公立二级及以下医院受的影响明显大于三甲医院。大多数区级妇幼保健院属于二级医院，因此他们受到的影响比较大。

刘建刚解释说，在整体分娩量下滑的情况下，以前在三甲医院建不上档退而求其次去二级医院建档的孕妇，现在可以去三甲生孩子了，因此三级医院的产科门诊量总体上还是比较大的。

段涛称，在公立三级医院中，妇幼专科医院受到的影响更小。一方面原因是这些医院“术业有专攻”，已经形成了一个竞争优势和竞争壁垒，许多人将专科三甲医院作为自己生孩子的首要选择。另一方面原因是，近两年受疫情影响，综合医院的疫情管控会更严格一些，许多人也会转而去妇幼专科医院生孩子。

中国疾控中心的刘艳辉监测了2014~2019年北京（海淀区和朝阳区）、成都、武汉、深圳四市的产科卫生资源配置与利用情况后发现，“2017年以后，除了公立三级外，其他类型助产医疗机构产科床位使用率和产科医师工作负荷均明显降低”。

在民营医院方面，段涛称，小型单体民营医院受到的影响最大，它们规模小，往往过度营销，且缺少好的专家团队。而大型高端民营医院的境遇要稍微好一点。段涛认为，这些头部医院立足早、有先发优势，当时又赶上风口，所以就有了较快的发展，另外还具有品牌优势，所以仍然能在冲击中生存下来。

工作量的减少意味着收入的减少。不论公立还是民营，医生的工资结构都由基本工资+绩效组成。王霞称，产科不景气的这几年，她的工资大概减少30％，刘建刚也说出相似的数字，并称有时候会砍半。

张洁文称，2010年她的科室太忙，分成了妇产一、妇产二、妇产三科，有将近30个妇产科医护人员。现在改成了两个科，医护人员只剩下十几人。“有些助产士转行了。有一些主治医生以上的，去了邯郸市的医院转成妇科大夫，这样收入相对也会提高些”。

王霞所在的科室，会根据妇科和产科情况调整人员配比。2016年前后，产科有7个医生，占了妇产科绝大部分，近几年随着分娩量下滑，产科医生开始向妇科流动，近乎持平。

产科的内卷

分娩量下滑的同时，孕产妇的平均年龄也在提高，多位受访医生都表示，现在很少见到二十四五岁生孩子的初产妇了，大多数初产妇都是30岁左右。于亚滨表示，孕妇初产年龄增大，意味着生产的风险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从这个角度来说，产科医生面临的挑战是越来越大的。“但根据要求，孕产妇死亡率还得压低，这就对于妇产科医疗技术要求越来越高”。

她还解释说，“孕产妇死亡率是体现政府卫生能力的一个指标，也会在全球做排名。每有一名孕产妇死亡都需要在全市业内展开大讨论，全院所有的大夫，孕产妇接触过的医务人员也得参与进来，每次评审的时候都是剑拔弩张。”

为满足不同层次的孕产妇需求，于亚滨还打算建特需病房，也就是硬件设施堪比酒店，环境温馨、服务全面的VIP病房。

2016年2月16日，甘肃省妇幼保健院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初八8天共迎来352个“猴宝宝”。

在于亚滨看来，过去几十年，公立医院主要解决孕妇能否住进医院生孩子的问题，现在的矛盾变成了如何让她们生得舒适的问题。“这一代90后孕妇基本都是独生子女，从小一人睡一个房间，而且是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的，哪里能受得了8个人在一个房间，隐私全无。”于亚滨说。

馆陶县人民医院也称将打造特需病房。北京宣武医院妇产科主任王世军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院对于产科病房进行了整体装修改造，产科的医护人员、产科床位也将随着孕产妇的变化而及时作出调整，该院还做好了不限制建档的准备。

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都拉长了服务链条。从产前保健，到产后康复，各个医院想尽办法。过去一年，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已经启动将孕前保健和临床相融合的工作。该院负责全区的孕前和婚前检查。“在体检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有就诊需求的患者，包括孕前咨询、孕前就诊。保健院希望能抓住这部分病人，转诊到院内相对应的科室解决他们的需求。”王霞称，“过去病人多，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是那么细致，现在病人少了，我们希望能提供更全面的一条龙式的服务。”

北京宣武医院与河北馆陶县人民医院还打算开展产后康复门诊，处理产后带来的骨盆疏松和一些并发症的问题。 

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还与协和医院成立了医联体，协和的产科医生定期去前者医院坐诊。有一些危重病人本需要转诊到协和去做手术，但协和医院的专家来了，患者就不必过去。在医联体模式下，东城区妇幼保健院也可以收一些疑难病人。

尽管各地出台多项三孩配套措施，但适龄生育的女性分娩意愿是根本原因，而其中对分娩疼痛的未知的恐惧感是阻碍女性怀孕的意愿之一。2017年陕西榆林产妇马茸茸跳楼事件是女性担心生育的痛苦与风险的极端表现。为提高女性生育意愿，各级医院还都在大力推广分娩镇痛技术。

当公立医院开始建特需病房，无形中会一步步蚕食民营医院的生存空间。民营医院一直以优质服务为卖点，但公立医院毫不逊色的病房环境、更低的价格，再加上高社会信誉度和高水平的医疗团队，更多的孕妇将被吸引过去。

段涛认为，医疗是重资产投入，按平均水平来说，一个医院开业5~7年后才会开始盈利，而且医疗行业不是暴利，所以民营妇产专科领域已经进入了存量竞争时代，以后民营医院的数量会越来越少。

还在挣扎求生存的民营妇产科医院要么拓宽业务，要么直接转型。刘建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些医院在大力发展私密整形、产后医美等业务，还有的医院将少部分保留产科人员和床位，将重心转向发展口腔科业务。

段涛指出，民营医院还应当向学术转型，提高技术，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另外，原来是一个增量时代，现在进入了存量时代，民营医院需要经营好、服务好现有的存量的客户。尽管许多民营医院以前就有月子中心、产后康复项目，但不成体系，应该组建专业的团队去做这些服务。

“今后，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的产科将会越来越像的，前者开始做服务、做品质了，后者开始提高分娩和产后技术了。”段涛分析称。

周宇是北大附中的学生，我们昨天的推送《最好的中学，最后的改革》（点击阅读）中提到了他——那位来自衡水的同学。

周宇初中在衡水读书，高中进入北大附中后，经历了整整两年的阵痛期，始终没能适应。他对老师说过多次，“我可能做了个错误的决定，我不应该离开衡水，我考不上我原来定的大学了。”

高一高二时，他超额选课，参加各类社团，但考试成绩糟糕。高三分层教学，周宇在学习进度最慢的C层，后来的模拟考中，排名年级倒数。2021年高考，他考了560多分，最终进入一所军校。

周宇在衡水经历过极端的应试教育，在北大附中，又体验了最先锋的素质教育改革。在外界看来，一个是令人向往的教育乌托邦，一个是魔鬼般的高考训练营，我们很好奇，在身处其中的学生眼中，它们又是什么样子？

周宇的答案出人意料：我在衡水那些年活得很轻松快乐，反而在北京，真的很累。

以下是正面连接和周宇的对话：

有一种疯癫的感觉，不同的选择有不同的结果，后悔吗？我后悔，真的后悔

正面连接：刚进入北大附中有什么感受？

周宇：高一开学典礼，一个老师讲话说，我们这所学校是跟衡中是完全不一样，截然相反的一所学校。我们不穿校服，为什么？因为我们校服太丑了；我们学校自由，因为别的学校都是不允许谈恋爱的，但北大附，到处都是牵着手的小情侣。

当时我就想，我可能来对了。我知道还有好多事情等着我去探索，还有好多事情我没有接触过，但是我又没有平台、没有资源。所以我想我来对地儿了，这是我应该来的地方。

然后我就进入了另一种状态，有点疯癫的那种状态。

你接触到的东西越多，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你不知道的东西越多，未知的圈又扩大了。在北大附我总会有这种感觉——原来史记还可以这么学，原来四书五经还能这么玩，原来还有英语名著这个东西的存在，原来英语不是只有课本上的那些课文。我还可以做木工，还可以做编程，还可以学沙画，还有什么科技艺术。我才发现，原来视频是可以剪辑的、原来照片是可以修的，它不是拿相机拍出来就是那个样子的。

真的是进入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之前我想都不敢想，仿佛是几个世纪的东西一下突然钻进了我的大脑，有一种疯癫的感觉。

正面连接：具体是怎么上课的？

周宇：我们有八个书院，每个书院一百来号人。一个书院就是一个大班，高一高二分在一块，这是书院制一个比较重要的特点。课程安排也是高一、高二在一块上，很有可能你上语文课、英语课，会跟高二的学姐或者跟高一的学弟在一块。

正面连接：可是高一和高二的学习进度不一样？

周宇：没有进度啊，你是按自己选的，你需要什么就上什么课，或者你自己啥都不知道，你就乱报。

就这么说吧，高一高二的时候，语文和英语，我没看过课本（笑）。人教版的那些高中课本我都没有看过，我们的课都是《史记》、《庄子》。然后像英语课是名著阅读之类的。物理更像是大学的那种教学模式，课上很少讲题做题。

高一高二的考试都是每门课的老师自己出题，语文考试都是大题、简答题，没有选择和填空题。有需要背诵的文章，也是考试前老师会告诉你哪段需要去背。我们一般不会去用其他学校的卷子，题型跟高考题型也不一样。

像练习册、5年高考3年模拟之类的，我没做过，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其实就是大学的一个状态，只有考试周集中复习一下，平时几乎不做题。但是上了高三以后，就都是应试的了，每天做题讲题，做题讲题。

正面连接：高一高二怎么完成应试这部分的学习？

周宇：及格就好。这是我给自己的要求。我当初也想了，你的精力就是那么多，你放在别的地方多了，另一个就少了。

我的学长学姐跟我说，没事，你高三冲一年就行了，当时我也是信了他们的鬼话了。我就想没事，高三再说，反正现在这种状态我也学不进去，我不如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开拓眼界上。我报了很多课，学校要求修144个学分，我修了155个。我是书院宣传部的副部长，还参加别的社团。

当时我不觉得这些东西是浪费时间，反而是我必须去经历的一个过程，为了让自己长更多见识，去更好地认识我所存在的世界，算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

正面连接：有不适应吗？

周宇：我感觉大家刚到学校最大的感受都是不适应，毕竟是一群十五六岁的小朋友们，直接去了一个类似大学的环境，各种各样的制度你都摸不清楚，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你原来想做什么，现在想做什么，都不知道。也有沉迷于手机游戏的，打游戏打到凌晨三四点，白天上课不去的，翘课的。这不是大学的一个常态嘛，在我们学校也都有。

正面连接：你最迷茫的是什么时候？

周宇：高三的时候是我最迷茫的。在北大附，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状态，有些人像我这种把兴趣爱好放在第一位，有些人把学习放在第一位。但到了高三准备高考，像我这样的人，拿什么和人家比？

不同的选择有不同的结果，我就在想，后悔吗？我后悔，真的后悔。高一高二我拼了那么久，去一点点开拓自己的眼界，努力做人际交往这些东西，所有困难我都愿意去克服，反而没有把学习放在第一位，我图什么？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用？

以前我一直认为它在未来一定是有用的，但当我上高三以后，给我最大的打击就是：有什么用？你摄影也会，视频也会剪，海报也会画，手工也会做，什么你都稍微懂一点，但有什么用？你考不好你屁用没有啊！到了高三，人家刷题都刷了好几遍了，我是要一年学完三年的知识，时间肯定是不够用的。

这是我一直觉得挺后悔的一件事情。其实到现在我也觉得，我并没有在那个年龄段去做好我该做的事情，就本末倒置的一种感觉。

高三的时候，有些学弟学妹会问上了高三的感受，他们心里也慌，上了两年了，感觉自己啥都没学，又感觉啥都学了。我不会说你们只需要在高三学一年就行，我没这么说过，我都会说，你们现在好好学。我感觉之前就被那些学长学姐给误导了。

北大附这个模式，在我看来，其实是对应试教育的一个抗拒，是在用它自己的方式去寻找未来教育的出路。但是对于我们这一些改革过来的学生来说，就是成为一批小白鼠那种感觉。

正面连接：牺牲了你们。

周宇：也不完全是牺牲了，在另一方面是成就了，但是在某一方面确实是牺牲。

你就说到了大学以后，谁适应得更快，肯定是北大附的人，自己想干啥都清楚，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想学什么样的本领，目标很明确。但反而就是牺牲了成绩，到高三，我的成绩还是蛮靠后的，一个年级四百七八十人，我在三百八十多名，好的时候到三百六。

从高三的教学楼看出去，高一高二学生在体育场运动。

正面连接：在北大附，如果从入学就下定决心要冲高考的人，可以只选应试类的课吗？

周宇：不行，我们学校是有学分规定的，艺术类、体育类、技术类学分得修够了才行。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确实有些人是混过来的，有些人就是学过来的。

我有一个同学，她一开始也是书院宣传部的，而且本来要做下一任部长，结果后来她说不做了，家里边不同意，她要去学习。那是高一下半年，我也挽留过她，但没有办法。她就是那种选择一直去拼的。高三分层考试，她进了A层，我去了C层。

我看到了差距，我除了学习什么都不会，这跟一根针似的扎在我心里面

正面连接：中考时为什么选了北大附中？

周宇：我中考报志愿也挺随便的，真不知道北大附的这种教育模式。我是在河北衡水长大的，小学初中都在衡水读，我父亲是军人，在北京工作，我的户口也在北京，所以初三回北京参加中考。在我的认知里头，高中就是那样一个地方，就跟衡水差不多的一个地方，顶多也就是比衡中轻松一些，没别的了。当时我父母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们的想法是，高中不都应该是那个样子吗？谁会想到还会有这么另类的一个学校？

正面连接：他们发现北大附中另类之后是什么反应？

周宇：让我回衡水上高中去。后来我高一高二的时候，考试试卷拿回来，他们经常说，别上了，回衡水。

我初中在衡水七中，成绩是年级前50，当时的年级前80是可以直接去衡中的。初三刚转学来北京，我不太适应，成绩下滑，我爸我妈就想让我回衡水，就算借读也想让我回去，我跟他们经常吵架。

我不想再回去了，因为来到北京以后，我看到了差距，最大的一个差距就是我除了学习什么都不会。这跟一根针似的扎在我心里面。

当初在衡水我以为我挺厉害了，有那种无所畏惧的自负。来到北京以后，我看到了眼界上的不足，同学说什么我都不知道，聊车、聊电脑、聊电子设备、聊游戏，我什么都不懂，我连智能手机都没有。我爸给我搞了一个只能打电话的手机，跟家里人联系。平时在学校我就听着他们在那说，他们说了什么，我自己暗暗记下，回家再去查一查。只有在他们说学习的时候我才能插得上话。

所以当时我下了决心，如果我回了衡水，那我就又回到原来那种状态，看到的还是之前那些东西。如果我留在北京的话，我应该就可以把我的眼界再扩大一些。

正面连接：你后来跟衡水的朋友见过吗？

周宇：有一些见过，有一些就没再见过。我有一个我发小，四年级从衡水到北京上学，初三又回到衡水参加中考，考上了衡中。她跟我的经历完全反过来了，我在衡水的时候她在北京，我在北京的时候她在衡水。

我们没事聊两句，留个言，总是到周末才回复。她那边的时间跟我这边时间完全不一样，我在衡水的时候平时用不了手机，后来我来北京之后，她回去了，她又用不了手机了。

我在衡水的同学用QQ比较多，他们没有自己的手机号，QQ最早的时候注册可以不用手机号。我高中有一年回衡水，发现路边小摊都是QQ支付码。很多同学都是高考出来以后，才开始用微信。现在我聊天，衡水的同学就用QQ找，北京的就用微信找。

上高中之后，我有时接到不认识的固定电话号码，衡水的，大概就是在衡中的同学。一般都在那么几个时段：中午、晚上，洗漱之前，那段时间我一般都没事，他们给我打电话，我就一边打电话一边玩。

正面连接：你会和衡水的同学聊你在北京的不适应吗？

周宇：他们只能看到我的好，我在这个地方吃得多么好，活得多么自在，没有人管我之类的。真正到我身边所发生的困难，他们都是没办法想象的。他们想象不到我们在把想象化作现实的时候去付出的努力。或许他们到了大学，也就是到了现在，他们还能理解一些。

正面连接：感觉他们有什么变化吗？

周宇：没变化。我对衡水那边是蛮熟的，在那种教育模式下，人的变化不会特别大。高中的时候我回衡水，我会跟他们说一些话：不要光看现在，要看以后，高中并不是全部。我知道在衡水那边的同学能看到的东西其实并不多。他们已经能看到他们所能看到的顶点了，考上大学就是顶点了，很少人会关注再往后会怎么走。

正面连接：你有想过同样一个高考，对于你的意义，和对于你那些衡水同学的意义是很不一样的吗？

周宇：对，他们更看重这个东西。我采访过北大附博雅学院的院长孙玉磊老师，他说，现在除了高考，没有更好的选拔方式了，所以高考它就是最好的。这个选拔机制必定会有一套与之配套的教育模式，就是衡中的模式，对于高考来说，衡中模式是最适合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就是能培养出来很多高分选手。高考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场翻身仗。你考好了，就走出来了，如果你没考好，你可能永远在那个小地方出不去。

高一高二在体育馆进行段考，被称为“万人坑”。

北大附就是没有标准的状态，这种生活其实不是正常的生活

正面连接：现在上大学之后你们还在联系？

周宇：现在他们能出来开始联系了，却联系不上我了。我现在在军校读大学。进学校要上交手机，只有周日的上午会发下来，从九点多到下午一点可以用，然后再交回去。

我跟他们开玩笑说，善恶终有报，一报还一报，你们高中三年苦完了，我现在大学四年进去陪你们，补偿一下。

正面连接：高中自由了几年，现在又突然没收了手机，这多难受啊？

周宇：高中那段时间我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不用手机。微信上事太多了，消息的红点一直都是满的，我总想把它全点掉。

我有124个群聊，除了初中群和家庭群一共不超过十个，其他都是高中的群。数学课的作业消息啊，书院的安排啊，每门课都有一个群，一个大群里面，又会生出很多学习小组的小群，还有戏剧节、摄影组之类工作的群。我当初置顶的群聊页面得划两下我才能划完，打开一看，七八条新消息，点开再往上翻，一百多条聊天记录。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在处理这些杂事上。所以我上了大学，我能不看手机就不看手机，我宁可你面对面跟我说，也不要跟我发消息。

正面连接：在军校读大学是什么感受?

周宇：最大的感受就是累。生活简单来说就是两眼一睁，忙到天黑。人家普通大学都是两周军训，我们干了两个月。6点吹起床号，我们5:30就起，为什么？因为叠被子。叠被子很花时间的，豆腐块要求很高。不是网上有什么叠被神器吗？就不行，我们班长说，你要是想用这个东西可以，但如果让我看见了，你就别想盖被子了。

还有大扫除， 一般你把地面什么的扫干净、桌子收拾好就可以了，但我们抠的细节都是你想不到的细节，窗帘拉开两边用小夹子夹好，如果一边稍微宽一点，一边稍微窄一点，就不行。还有暖气片，检查的人会摸暖气片后面、暖气片缝里面。

正面连接：你对这种比较细的规范和要求还习惯吗？要做一些看起来没有太大用的事情。

周宇：虽然说这些东西看起来并没有特别大的作用，但确实它有一种标准在那里，你知道你怎么做是对的，怎么做是错的，哪些你做得还不够好，这样你都能明白了。

正面连接：让你选的话，这种有标准的生活和另一种自由但是没有什么标准要求的生活，你选哪种？

周宇：我是觉得如果没有要求的话，更轻松一些，但是如果有要求的话，你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了，反而更有目标，就有一种动力。我知道这个地方我没有做好，我需要把它做好。有了标准，练多了就成型，成型了以后就不会很迷茫，而且每天过得都很充实。

北大附其实就是没有标准的状态，如果别人不说，你都不知道自己哪里有问题。我在高一高二的时候就是这种状态，8点上课，我7:59起，但是很显然你知道这种生活其实不是一个正常的生活。

正面连接：选军校时你有没有顾虑过你可能会适应不了集体的生活？

周宇：不会啊。我感觉我挺适应集体生活的，我小时候是一直生活在一个集体当中，反而我去了北大附中不适应。那时候只需要考虑自己的事，但是总是缺乏存在感，空虚了很多，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

我在小学的时候做小班长，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老师来之前把纪律管理好，还有收作业，目标很明确，我的位置摆得很清楚，就是带着大家一块走。到了高中，其实你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做宣传部副部长的时候大概知道要去做什么事情，但是离开宣传部以后我又不知道自己在做啥了。

正面连接：而且它的反馈也不是那么明确的？

周宇：对啊，就是你要自己做一个事情，会想这个东西真的能收到结果吗？不一定，不一定能收到结果的。它是更长期的一个投入。

我妈后来有点理解我，是在一次家长会上，有老师跟家长沟通我们学校在做什么，打比喻说，我们看到眼前的这个高峰，但后边还会有一个更高峰，前面这是高考，后面是人生。后面那部分其实是衡中的教育没有注意到，也不会去提的。

唯一不变的就是它一直在变，该改你就得跟着改啊

正面连接：潘老师在稿子里提到，这几年学校一直在变来变去，你也有这种感觉吗？

周宇：我们学校最大的一个特点：唯一不变的就是它一直在变。

课程和老师都在变，比如说你这学期想学《史记》这门课，但因为种种原因没选上，打算把它放到下个学期学——这就很难说了，因为很有可能下个学期这门课就没了。或者我想上某某老师的课，下个学期可能这个老师走人了。

我们这一届又有点特别，课程安排也发生很大变化，高一的时候我们是跟上一届一样的，但是到高二我们又跟下一届改成一样的了。高一高二完全是两个模式。

高一是大课的模式，两小时一节，高二改成45分钟一节的小课，而且上午前两节都是必修。原本像大学一样，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比如我周二上午第一二节可能是没课的，我就可以自习，或是晚起啥的，后来每天都必须得去。我本来想在高二留出更多自习时间，改完之后都打乱了。

正面连接：那你们知道为什么改成这样吗？

周宇：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学校它很多就是，该改你就得跟着改啊。

正面连接：管理学生的制度有什么变化吗？比如你们的自治制度。

周宇：一开始全部都是学生自治，这是我刚去学校的时候。后来学校给书院自治会添加了书院伙伴，就是老师，TA不会一直管你，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去问。后来又增加了书院督导，也是老师，但就会有事没事来旁听一下，给你提出点意见，你有什么东西需要给他看一眼。我刚上高三的时候又变了，据我了解到的是连书院自治会都没了，改成一种以临时项目组工作的模式。

正面连接：从北京初中升学来的同学，对于这种教学模式会适应更快吗？

周宇：我感觉是一样的。除了北大附初中的可能会更习惯一些，其他从外边考进去的都不会太习惯。有一个同学我们叫他胖子，是从北京的远郊区县来的，以校额到校的方式，就是他们学校有名额，他考得好，就被分配来了，但是实际上他的学校在北京市并排不上名。那年我们中考分数线是562，他好像考了520多。

他以他们学校第一、第二的成绩来，但在我们学校可能只排到末数，他就非常不适应。本身他可能在学校里挺受欢迎，但来了以后没人搭理，从一个荣耀加身，突然变成一个平平无奇。他就慢慢沉迷于手机游戏了，后来他想去改变，也没变太多，只是在体型上确实瘦下来了，但是外号就没改，一直这么叫他。高二开始就没怎么见过他了，听说他跟家里父母吵架，去公园长椅上睡了几晚上，后来去他爷爷奶奶还是姥姥姥爷家了，就不上学了。

很有可能他跟我衡水那边的同学一样，只会考试。他没办法融入这里高一、高二的环境，可能更适合高三的环境。但是他没法跳过高一、高二，可能坚持不下去了。

雨后的下沉篮球场

我在衡水那些年活得很轻松很快乐

反而来到北京，我活得真的很累

正面连接：高中时你有没有设想过一种可能，回衡水去读高三？

周宇：我之前跟潘老师说过，我想如果我回衡水学习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因为在衡水那边我的学习动力更大，反而在北京就有一点厌倦的感觉。

说实话，我觉得我在衡水那些年活得很轻松，很快乐。虽然在别人眼里头觉得衡水是魔鬼地方，魔鬼学校，但是我真的觉得我在衡水活得很快乐。初一初二的时候，傻傻的什么都不知道，我跟我同学每天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交流题，看这个题很好玩，大家分享一起做。课后话题全都是题，没有别的，我们的娱乐活动就是找题做。因为跟大家在一块，其实还是蛮快乐的，不是你自己一个人闷着头在那。

反而我来到北京这种更自由的地方，我感觉我活得很累，真的很累。我要自己去面对一个全新的世界，放弃我身边所有的人际关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没有人关心你那种状态。

正面连接：你哭过吗？

周宇：跟我爸妈聊不下去的时候，我妈在这哭，我也在这哭。感觉我妈好像是因为觉得愧疚，她到现在也有一种很愧疚的心情。

我初三是一个人来北京，我妈在衡水工作，我爸在部队，平时只有爷爷奶奶在我身边。我需要一个人去面对一个新的城市、新的问题，没有办法跟他们交流。

衡水有一个同学的母亲，为了陪女儿学习，抛下了北京原有的工资比较高的工作，回去专门陪读，这个母亲为她女儿舍弃了很多，我妈就觉得她并没有为我做出那么多的贡献。

她想过来北京，我每次都拒绝了。她觉得如果她来北京的话，我的成绩会好很多，但是我觉得不一定。而且我妈从零到一慢慢做到现在的岗位很不容易，她很热爱这份工作，我不想因为我让她把自己所有的努力全部化为泡影。我都不敢想象我付出这么多以后，再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抛掉会是什么样的感受，所以我很反对这样。

正面连接：她说过后悔把你送来北京吗？

周宇：她跟我说过很多次，跟我爸也说过很多次，但我觉得这是我的人生，是我自己需要去过的人生，如果把我的人生过好需要赔上其他人，让其他人的人生毁掉，那我觉得得不偿失。

*周宇为化名

我在北大附中当了三年零一个月老师，最开始我看见的是理想而美好的教育，到后来觉得自己是失败的精卫，做一些在外界看来“伟大”的事。

那时站在课堂里，会产生一种感觉，我拿着个性、平等、多元、包容的想法去教学生，但我自己受到的对待是在被衡量，处在一种竞争之中，处于全社会对教育改革的凝视下。你教给学生的东西，在你的人生里、生活里、在北大附中上班的每一天里，无法找到。

大观园

2018年过完元旦，我去北大附中高中部上班，岗位是创意写作课教师。从2017年9月起，创意写作课在北大附中成为必修课，每个学生都要在这门课上完成一篇短篇小说。

北大附中被认为在中国推行最彻底的素质教育，在校长王铮的主张下，学生在高一高二自由选课，度过大学一样的两年，只在高三一年集中准备高考。

第一次看高一高二年级的课表，我被震惊：论语、红楼梦、说文解字、沈从文、百年孤独、张爱玲、唐诗、史记、城市学、城市中国、性别研究、创意写作、说理写作、颗粒艺术、服装设计、电影摄制、击剑、旱地冰球……这甚至超过一些大学的课程设置。为了选课，学校专门开发了一个选课系统。

学校隐匿在一条不起眼的叫“大泥湾路”的小巷之中。4号线海淀黄庄站B口出，它的下一站是中关村，再下一站是北京大学东门。

我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适应这所学校。这里没有班级，没有固定教室，高一高二混龄上课；没有早操、眼保健操，甚至没有上下课铃；每节课90分钟，教室不设讲台，桌椅没有方向，听课时可以朝前、朝窗、朝墙，甚至背向老师；学生不用穿校服，可以烫头披发，可以谈恋爱。2018年的迎新晚会，教导主任拿着话筒在台上说，我不反对大家谈恋爱，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度过漫长的人生不容易，不试一试你怎么知道自己要选择什么。

入学时，学生被分到气质各异的八个书院。书院是学生自治机构，书院的任何决定必须经过民主讨论。每周三下午，各书院学生集中在一起协商书院事务，他们共同决定诸如主席换届、小卖部的增收方式、宿舍熄灯时间，甚至是六一要不要继续举办双马尾节。这些决定也会经过投票，被裁决是否计入书院“法律”中，称为“修宪”。

教室对面是书院活动室，各书院学生自己装修，一届一届传下来。我隔着落地窗往里面看，沙发、鱼缸、零食货架、历年奖杯的展台、手绘书院吉祥物的墙壁……    “这里要刷卡，只有本书院的学生可以进，别的书院不可以。老师也不可以。”同事告诉我。后来的三年，我一直对那扇玻璃门内的世界充满渴望，想象如果我在这里读过书，我的人生会是怎样的？

热恋期

孙玉磊是我所在的博雅学院的院长。面试我时，他说：“我们是改革的学校，你能不能做到‘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明日之我否定今日之我？’”两个“否定”是招聘要求上的原话。他接近40岁，个不高，发际线逐年潮水般后退着，一年到头只穿黑色的衣服。

在北大附中，书院是学生的集体，而学院是教师的所属部门，不同学院提供不同的课程。我所在的博雅学院主要做人文教育，研发的课程和项目包括瓦尔登湖研读课、社会创新实验室、性别研究社团等。其他学院的老师提起我们，大都会说“高大上，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又挺羡慕的”。

除了博雅，另外三个学院是行知学院，提供数理化生地等科目的应试课程；元培学院，负责奥林匹克竞赛及自主招生；道尔顿学院，中外合作项目。

那天面试最后，孙玉磊两倍语速地问我，还有没有想了解的。我说，我不知道能不能和孩子相处好；他说，你来上班吧；我说，我表达是我可能不适合这份工作；他说，觉得自己有问题就很好，最怕觉得自己什么问题都没有，那样才不适合。他的话，我颇意外。

我后来发现，这里给老师足够的自由，教什么，怎么教，怎么呈现课程成果，自己可以说了算。孙玉磊找我谈话，你想教自己的东西，也可以；一开始没想清楚，按照现有的模式教，也可以；想清楚了，再迭代，也可以；什么都可以，不要有压力。

在这样的生态下，各学科老师都有自己的教育观和教学方法。英语不是只把它当成工具，而是当成文学来学，语文提倡按照一个作家或者一本书去阅读。在博雅学院，每开一门新课，我们会讨论我到底想教什么？这为什么重要？为什么对我重要？又为什么对学生很重要，或者说，对人的成长很重要？

我的第一门创意写作课开在学校的西楼507，墙是紫色的，座位围成圆圈。学生们并不太喜欢这间教室，他们走班上课，要在课间爬五层楼，总是累得气喘吁吁。

那时的课堂，聊天有时候多过于写作。我们共同读卡佛、海明威、威廉·特雷弗。有一堂课，我们聊的是“第一次意识到‘我’存在”。学生们眯着眼，锁着眉，十分钟的沉默之后，一个女生站起来，兴奋地说：“大概不到一岁，妈妈给我洗完澡，忽然接了一个电话，就把我放在了浴室的洗衣机上。浴巾散开了，我赤裸着身体，身下的洗衣机嗡嗡地震动。突然没有人管我了，我不知道自己躺了多久，我第一次感觉到，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

话题就这样自然地被传递下去，有的因为经历了奶奶去世，意识到“死”而意识到“存在”，有的因为第一次吃鱼被卡到，意识到“疼”而意识到“存在”……“我没有关于‘我’的意识，只有一个关于‘触觉’的记忆。我有一条方型的毛巾，我总是捏着它的边，转动它。那个麻麻的感觉就是我一个人的感觉，等待的感觉。”一个女生凝视自己的悬空捏起的拇指与食指。这个班只有一个男生，他在卡片上写，“我第一次意识到我长腿毛了”。

学生们逐渐感到，讲故事不难。我们把这种围圈聊天看作是我们的祖先在火把前讲述人类的第一个故事。

这样的课堂有一个很大的难点是怎样把过去的学习习惯和评价系统打碎，比如，学生永远会问你“要写多少字”，回答“没有限制，只要保证每句话都是你想说的”，他们会继续问：“那200字可以吗？” 半夜改那些作业，我哭笑不得：悲伤的对话，写“嘤嘤嘤”；男女主邂逅，桥段总是“撞了一下”；有一回，构思人物出场，半个班都写了人物起床。

用同事们的比喻：“当你第一年有机种植的时候，你要明白，其实泥土里是有许多农药的。”

快结课时，我们讨论了从前为什么害怕写作，学生畅所欲言，“每次语文老师都会一脸无奈地看着我的作文”；“之前大概都没尝试过仅仅为了自己而写，基本上都是为了考试。”后来，我发现，几乎每次选课前，都会有学生来咨询：“老师，我觉得没有资格报你的课，我以前作文成绩很差。”

那以后，起始课我都让认为写作很难的同学举手，我也会一起举手，而后真心地说出自己的体会：“无论曾经有怎样的创作成绩，一篇新的文章都从一张空白的纸页开始，你永远会觉得它很难，但也永远能创造不可思议。”

“我第一次意识到”那堂课结束，学生们相互抽签作为作业，抽到“我第一次意识到时间”的那个学生写：

“我确切感受到时间给我带来的改变是在六岁的时候，那时我在走廊骑四轮自行车玩……当车轮碾过长长的水泥地板，似乎有什么被割裂开。……而每一分钟的我都有无数细小的变化，我呼吸的频率、眼中呈现的景象甚至踩踏脚蹬的力气大小。时间不再是凝固的色块，它开始涌动起来并且不容抗拒地把我推向远方，我制止不了它，不能用胶水把它黏在一处。它不再是附属品，它变得强势、独断起来。”

我在办公室把作业读给同事们听，羡慕地感慨，我永远也写不出这么好的句子。

到后期，那门课愈发没能按照教学计划走，学生在过程里产生许多问题，“为什么很多小说不再在开头进行环境描写了”“故事重要还是人物重要”，我即兴作答，或者干脆以此搞一场辩论，有个女孩每次都噼里啪啦地在桌子对岸打下我说的话。

一个又一个班，我渐渐调低了作品分，调高了进步分；使用“有哪里打动了你？”“让你想到了什么？”去代替“你觉得哪里写得好？”“哪里写得不好？”；还要求自己和学生一起写，在课堂上和他们同步敲击键盘，交出过一些很烂的文章，以身说明写作就是一件困难的事，不一定每次都能写好，不用太在乎结果；比起作品，我更喜欢读学生的“创作谈”，看见他们在过程中的努力，或是对自己作品的喜欢，我会找到教学的意义，也知道“否定昨日之我”对建设好一门课的意义。

有时，课程设计不够科学，过深，上糊了，感到沮丧，就去向孙玉磊请教，他不给你答案，而是反问许多问题，最后，他总是说：

“没关系，慢慢来，一点一点改，教育是一件缓慢的事。”

“你大胆去试，试了就知道了。”

“不要怀疑，你很适合做老师的。”

我给同事李韧发微信：我和这里热恋了。李韧是中国第一个在中学课堂上创意写作课的老师，她烫着一头非洲烫发，允许学生把手插进她的头发里或者抓着玩，她还剃过光头，那个头学生也是可以摸的，她考教资的时候带的是假发。她教课的前提是她要了解班上的孩子。研究生毕业前，我看到班群里有一则招聘，“替我自己招同事，要求很简单：1. 对写作有特殊兴趣，愿意探索中学写作教学；2. 喜欢当老师。期待ing” 这则招聘文案就是李韧写的。

2018年初，我们筹备成立“写作中心”，办公室的玻璃墙上写着计划进度，我很开心我是其中一分子。

第一个学期，我只教了一个创写班，10周，17个人。第二学期，我的两门课共四个班报名情况都很好，人数超过容量，我拥有了反选学生的权利。孙玉磊抱歉地找我说，有的创写班可能要超过20人，他的意思是一个人头就是一个工作量，但我高兴得不得了。

“入狱”

在北大附中，高一高二与高三是切割开的。

高三在南楼，称为预科部，与高三无关的人几乎不踏入那里半步。进入高三叫作“入预”，上届高考一结束，走廊上就时常传来“要入预了”的哀嚎。听起来很像“要入狱了”。

我因为监考高考才走进过那栋楼。一楼贴着上一届高分进入清华北大的学生照片，每层楼梯口都挂着条幅：“多做一道题 多背一段文 六月决胜赢未来”“认真审题仔细答卷 反复检查考出水平”“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千淘万漉虽辛苦 吹尽狂沙始到金”。

站在这些条幅下，你会恍然感到，这才是一所真的学校，而楼外那个世界，却不知道要称做什么。

学生们在高二下学期发生变化，约谈时常常流露出对高考的担忧。我会面临作业收不上来的情况，备战“分层考”的他们把写作课置于次要甚至忽略不计的位置。

分层考后，学生们按成绩排名进入高三，分ABC三层编了班级，进度有所差别。每人领取一个三星的小Pad，老师不断同步课件、作业、试卷，一切从头学起。这一年，自由已死。课表固定，一周六天，一天八节课，每节50分钟，每天最后两节是考试，21:25晚自习结束放学。

“长时间盯着一块屏幕，全部的人就坐在那里一整天，谁也不会和谁说话，跟着Pad自学，不懂就找老师答疑。”一位毕业生告诉我。自2013年开始，预科部开始充分利用多年沉淀的高三备考资源，鼓励并探索学生针对自身问题进行自主备考的新型学习模式。

也许，这栋楼里的上演剧情才是多数家长真正关心的，家长会上的许多提问都围绕它。高一高二的老师只能含糊作答，谁也没看过大结局，无从剧透。预科部的老师只带高三，两波人是割裂的。

我教过的一个学生Q后来考进人大，提起高三，她语速飞快：“北京市争夺清北的只在前300名，前1000争人大、南大、北航这种顶尖985，前4000争社会上评价还不错的学校，比如央财、中国政法、上财，科研能力和就业层次是有保障的。”我把这些话写在本子上，它们在以后的每次家长会派了很大用场。

高三的学生还需要适应评价体系的突然转化。“老师不会觉得你的想法有多有趣，只会评价你能不能拿到满分。”别的高中总复习四轮到五轮，而北大附中的高三学生只有一轮或两轮的机会。每年开学的教职工大会上，预科部负责人在大屏幕上投影高三学生一场场考试中几乎直线上升的成绩。

高三结束，学生们交还Pad，让下一届备战分层考即将入预的学弟学妹们循环使用。这就是传说中的“二一分段”的学习模式。

大学开学前，Q来找我，告诉我她在高三除了学习，每天都要“整理自己、整理自己、整理自己”，“有很长一段时间走不出来，好像陷进一个漩涡里，感觉三观不见了”，“高一高二为什么要‘打开’我呢？打开了，我还是进入了高三，我感觉高一高二的我在杀死高三的我，你被打开得越多，你被杀得越多。”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好几次说到别的，又绕回来。

应试的压力也由高三渗透到高一和高二。前两年，学校走素质教育路线，家长们便把孩子送到马路对面的机构里学习应试。海淀黄庄路口方圆500米，教培机构数量曾高达105家，被誉为“北京教培宇宙中心”。从旁路过，学生在安着落地窗的窄小格子间一对一补习，背后是翠色的墙面，学习好似一种橱窗里的展览。

一个学生在我的课上睡着，被约谈时解释：“老师，我太累了，我每天要同时学两套东西。”由于选课、走班，造成某一学段先学这门，下一学段再学那门，他们学的内容要么和别的学校风马牛不相及，要么至少存在进度上的差异。在教培时代，北大附中的大部分孩子在过着“白天上大学，晚上上高中”的双重生活。

校长

有一种说法，我们的校长王铮觉得人生中花来应对考试的时间一年就够了，人生有许多东西更值得经历。

2+1割裂模式在校内外都有质疑之声，王铮做出回应：“高考回避不了，但是我们不认为面对高考的训练是一个真正的学习。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种游戏，这个游戏最大的好处是它的公平性。我们按照游戏规则，用最高效、最简单的方式把它做好，这样，我们可以腾出更多的空间进行真正的关乎学生成长的、关乎他未来发展的教育。”

在北大附中，可以说没有校长王铮，就没有这座“大观园”。2009年4月，他上任之后，北大附中才变为今天的样貌。而在那之前，他已经在深圳中学进行了七年同样的教育实验：导师制、走班制、学生自治、公民教育。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让他在两所学校的任期都成为“王铮时代”，有不少同事更是慕他之名而入职。

2016、2017年，王铮在两次讲话里细致表述了北大附中的教改：

“以前的学生学习是被动的，学校用工厂式、模式化来塑造一样的学生。而我们把人与人之间的个性差异当做一种优势和资源来看待，不是用一把尺子去丈量。如果你看到的是差距，想着要弥补要追赶，就变成一样的；如果你承认它的丰富性，承认它的个性意义和价值，就得发展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班级虽然好，大家非常亲密，有归属感有安全感，但是不够。到高中18岁成人走向社会的时候，学生应该有更大的交往范围，不应该再局限到班，他至少是一个学校人，再逐步进入社会。”

关于王铮和他的教育理念，众说纷纭，媒体称之为“最富争议校长”。他没有为自己说过什么，他几乎只谈教育。

在学校里，他与我们普通教师的距离也很远。有一阵子，北大教育学院的教授过来做研究，我被喊去开会，一桌人讨论校长是不是受教育家杜威的影响。我心想，他不是在隔壁吗？问一下就可以啦。但没人去问。

常年跟在他身边的几个人是他过去的学生，被私下称为“嫡系”。王铮穿一件咖啡色的皮夹克，腰板很直，对着那两三个人侃侃而谈。他们所站的地方仿佛有一个结界，没有其他老师靠近。据说，开党政会时王铮很可怕，一个身材娇小的女老师特地买了巨大的电脑挡住自己。

2018年春天，学校组织过青年教师培训，王铮参加过三次。他是个没有笑容的人，眼镜下拉到鼻尖，犀利的目光从镜框上方射出来。有一次，会议开在食堂四楼，一个老师正在演示PPT，王铮突然从后面一张帘子里跳出来质问，“你这个不叫讨论课，你这个话题学生有兴趣参加吗？” 下午一点，他原本在那里吃饺子。我们都吓了一跳。

这就是他的对话方式，很多都是反问，令人紧张。仅有的几次接触，我感到他不喜欢给人明确的指示和答案，但他是一个心里有答案的人，或者说，他好像是个厌倦解释的人。孙玉磊说，他当然不愿意遇到反对者，但也不需要盲从者，他需要天然和他有一样教育理想和改革理念的人。

和我提起过他的人，无论是改革的拥趸还是对立面，无论是校内同事还是外界同行，大都会用到“孤勇”一词。他58岁，有至少20年在推进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人生有32年是在北大附中度过的。他除了应酬，24小时在学校，就好像没有家。

2019年9月开学典礼，校长说了一些很打动我的话，他提到“尊重个体差异”，每个学生都是不同的，我们看到每个学生的差异，我们把它当成一种价值。

“个体差异”这个词，我在小学四五年级时第一次听到。有一次我又考得很差，我父亲把我拎到阳台上，指着外面的万家灯火，说：“诶，我以后也不打你了，因为人是有个体差异的，我承认，人是有个体差异的。”父亲的语气简直就是放弃我了，我难过了很多很多年。但校长却把它说出了我希望的意思。

唯一不变的是变

2018年夏天快来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一个词：“活下去。” 那时我刚入职半年，还经常在地下体育馆迷路。比我早来两年半的李韧解释，下学期还有没有我们的课，说不定，“我们每年这个时候都要担心一次。”

面试我时孙玉磊说的两个“否定”应验了。校园里流传着一句话：在北大附中，唯一不变的是变。

2018年4、5月份左右，有一天，孙玉磊带回消息，可能要搞AB校——校领导们在商议要不要把学校分为一部分人素质教育，走班，一部分人回归传统高考，改回班级制。

这个决策以传闻的形式存在了一个礼拜，半年后再聊天，我发现只有我记得。同事们告诉我，这些想法不用腾出脑容量储存，就像有一个工作任务时，千万不要立刻做，一定要等几天，因为任务也许会自己消失。李韧传授：“只有那些没有消失的任务才是我们真正的工作。”

而在学生层面，他们也要不断地适应层出的新政。比较大的事件是：取消主席团、取消学长团、推行垃圾分类后取消垃圾桶、90分钟课表改60分钟……这些事都放在校内网络平台上，进行民主讨论，有学生写“万人血书”鼓动回帖抗议，也有学生提交自己的建设性方案，从初衷到执行方式都很完善。

大部分意见没有被采纳，或者说看起来没有被采纳。孙玉磊说，实际上学生的每个意见都在党政会上讨论过，但“高层有更宏观的视野”。一些学生很受伤害，越来越多的学生逐渐失去建设书院的热情。有一天下课，一个书院的最后一任主席对我说：“早知道，还不如忙高考。”

西楼204是我们几个青年教师的专业教室。至2018年底，我们已经有了成熟的创意写作课、说理写作课、非虚构写作项目和公共说理项目。我们开始脱离语文组和其他组，独立例会，看上去成为一个“合法存在”。

2019年5月时，我们有了一个新的任务，装修204。我们出过好几版创意：在教室外圈设立“跑道”一样的行动线，方便校长带人参观；有一个区域放浴缸，帮助写作者“与世隔绝”；浴缸一度也改成过棺材，放已逝作家的书籍；李韧还想要一个吧台，让讨论课氛围更轻松，有沙龙感。

我们讨论了两个月，装修的3D效果图做出来了，写作中心取消了。

没有人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2019年暑假，学校宣布，九门高考科目统一回归，由行知学院负责。写作课和博雅下属的阅读课全部取消，只保留了一部分李韧的创意写作，作为选修。

孙玉磊给我们开会，“没有课了”、“反正不能上课”、“不能是‘课’”、“只保留项目”……他一遍又一遍说，说变成喊。

他说的项目是指项目制学习，是风靡全球的新教学方法，它与课的区别主要在于边实践边学习。以我的项目为例，它叫“书院视点”，学科基础是非虚构写作，学生们分组合作完成一篇篇稿件，在过程中提出问题，我们一起找答案。

几个月后，《三联生活周刊》想写一个语文教育专题，让我谈了教写作的经验。审稿的时候，孙玉磊说：“不行，这稿子里你就是一个语文老师，写作老师也不成，我们就做项目。”

同事窗帘是香港中文大学性别研究专业硕士，她喜欢穿长外套配长裙，所以有了这个昵称。窗帘入职时教性别研究，后来课被取消，开了说理写作。她充满热情，在发给学生的通知里热烈敲击下“少年们”之类的字眼，并且重点处一个字一个颜色地标注成彩虹色。她甚至出版了一本说理写作教材。现在，她连“说理写作”的课程名称也不能再使用，它归属于语文组，变成议论文写作。

专业教室204也要交出，我们必须在一天内搬完。我们摘掉一个个图钉，把一门门课程随着海报卷了起来。现在，这些课都没有了。

海报上名字的主人大部分已经毕业，我们在张爱玲阅读课的藏蓝色海报下合影。上面讽刺地写着一行白字：“好好的一座城说塌就塌”。

那个下午，我们拉了十几车教具和人文图书告别了西楼。西楼是北大附中最重要的地方，高一、高二的教室，书院活动室，教师办公室，都在那里。校长会带人参观一层生物教室里学生腌制的泡菜，二层语文课的手抄本《论语》和鲁迅简报，五层的英文戏剧演出，还有我们的204。离开以后，我再也看不到其他学院的老师在做什么了。

从那天起，博雅没有了工位，孙玉磊没有了办公室，大家开始“漂流办公”。我这时才感受到，改革并不是我的对立面，不是改革把我们改没了。我和改革是一条船上的人。

博雅学院所提供的课程游离于高考之外，意味着我们完全依附于改革，假如学校重新走向应试，其他学科只是恢复出厂设置，而博雅的课却可以取消。李韧常常调侃，我们都是固有规则里的“假老师”，不是教育改革，我们也许不会想要做老师，也没有资格进这所学校，必须承认，我们的课还能教，博雅学院还能“活下去”，它的前提是：北大附中式的教改还存在。

它回来了

我们都能感到2019年是北大附中改变的一个节点。继写作中心取消后，秋季新学期开学，新生不再拥有对主课的选择权，大部分课表是排好的，九门高考科目不再选课、走班，而是排课、固定班级。国家统一的教材又一次回归到课堂里，关心高考的学生和家长也比以前多了。我刚入职一年多，似乎改革就走到了尾声。

对于变化，老师间流传着一些解释：一方面，这是王铮在北大附中改革的第十年，另一方面这一届的高三学生将参加2020年北京“新高考”的首次考试。

新高考鼓励创新思维，答案不再唯一，简单来说，是更“素质教育”的，而北大附中的学生正是素质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自然该考得更好。学校和学生都被寄予厚望，事情因此变得有些讽刺，一些在素质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必须在应试考试中获得好成绩，才能证明素质教育的成功。

随着学校向应试教育回缩，我们被通知缩减课位，80个学生编在一个班，一周只有两节90分钟的课。这样的开课条件无法完成项目制学习的教学目标，我们恳求分班或增加课时，孙玉磊为难地说，目前可以提供给博雅的，只有这个条件。

在新学期的课程规划里，我们的项目被划分为“研究性学习”。教育部在2000年的一份文件里规定了高中课程包括“综合实践活动板块”，其中一项是研究性学习。在此之前，我们根本没有注意过还有这个板块。面对其他学院的老师，我们都不知道如何自我介绍，最开始，我们是“写作老师”，或干脆说成“语文老师”，后来变成了“项目主管”，现在又成了“研究性学习老师”。

这个文件总算是合法化了我们的存在，但同时，也没收了我们课程的绩点。这意味着学生考试成绩只有通过和不通过，平时成绩也不再重要。有好几个星期，我们的教研内容退化成：如何让学生交作业。

每学期第2学段的第3周是家长会。这一周全校上下非常紧张，家长和老师填写意向表，大数据算出家长应在什么时间段，抵达哪个教室，见哪位老师。

那是一个体检中心的场景：家长们拿着一张大表，对照着地图，从一个科室匆匆奔赴下一个科室，结束一个打一勾。教室门口放有排队等待的座椅，叫号后才能进去。每次的家长会上，都一定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和孩子爸爸都是北大毕业的，我们的孩子能考上北大吗？”

有一个女孩学习成绩下滑，家长在她的房间安装了摄像头，监督她写每份作业。“不许关，我换衣服的时候，要躲在一个死角。”“奶奶还会说，我们是农民，养了一个北大的，你们俩都是北大了，培养了一个什么东西！”

2018年初，我进校第一次参加全会，会上公布了海淀区对家长的调查，我们学校父母学历为博士或博士后的高于海淀区26个百分点，父母为大专以下，8%。由于家长高知，有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他们拿孩子和自己比，并且觉得自己比孩子优秀得多。

“我的孩子没有优点。”有一个家长这样和我说。

“不可能没有优点的。”

“没有，我拿放大镜看了。没有。她一点都不像我，也不像她爸爸。”

遇到这样的家长，我要遏制住内心的愤怒，同时记录下这个问题，给学校心理老师做一份报备。

在入职后第一次交流学情的时候，李韧说：“你会慢慢感到，附中的很多孩子有一种中产阶级家庭的焦虑。”这是一种逆袭后的焦虑，在打破了阶级壁垒后守卫它的压力。附中的很多家长一面不想孩子重复自己枯燥的求学人生，另一面又十分望子成龙。

这里常有北大教授或行业翘楚来做课堂嘉宾，学生们也没什么兴趣，很多人的父母就在高校工作。每年，教师办公室里都会出现几个脸熟的学生，点对点找哈佛、耶鲁等名校毕业的老师改出国申请。

2020年暑假，我和同事去云南接触当地的教育，与田野学校的校长交流。同事也来自乡村，回去路上对我说，我弟弟初中毕业就不读了，进社会了，我有时想，他有个书读会怎么样？再回到北京，回到北大附中，我就突然没有了什么干劲，我不想再处理“我的孩子能不能上清北这样的事了”，我更不想再面对京一代的渴望又质疑的眼神，他们打破了壁垒，又似乎参与着壁垒。

来自衡水的同学

学校重新推行导师制后，我每年都会有十五个导生，有一个叫周宇的男孩在希望我反选他的小纸条上写“争取让老师为我骄傲”。第一次段考以后，因为成绩糟糕，一些任课老师点名要我注意他。在我们长谈大约第三次时，他忽然对我说：“老师，初中我是在衡水念的。”

他说，我挺喜欢这里的，但我很不安，我以前的同学开始背古诗词了，我感觉在这里没有抓手，你能不能帮我去问问有没有这种总结，背100句、200句、300句……

再聊下去，他又说，我没有这样学过英语，《经济学人》上的原文，很多单词我都不认识，别人却能自由讨论，整节课我就在发懵。他身边的同学有很多是北大附中体系下长成的，来自初中部或北达资源（北大附中承办的民办中学）。周宇就这样度过了高中的第一个十周。

通常发生这种情况，我们理解为学生在第一个学期没有适应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换，但他的阵痛期维持了整整两年。

“有点烦躁了”

“什么也做不好了”

“明明知道要干什么，但就是不想动”

“分不清哪个是真实的自己”

周宇时常发这样的消息给我。两年间，他对我说了许多次：“我可能做了个错误的决定，我不应该离开衡水，我考不上我原来定的大学了。”

高二春节，周宇回老家和过去的同学吃了饭，他发现别人已经开始学高三的内容，而他觉得自己什么都还没有开始。他初中成绩很好，高中又来了被普遍认知为高考简单的北京，父母的期待和周围对他的预判是清北，只有他自己清楚，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了，他的一些科目甚至已经下滑到先要保证及格。

在北大附中就读是周宇母亲的主张。开家长会的时候，他母亲对我说：“可能帮孩子选错了吧。”

进入高二，我逼迫周宇退掉一些社团。我说：“这里好比一个迪士尼，你不能有一张票就想什么项目都做。”他说：“道理我知道，这样下去我高考肯定有问题，我的那些同学会比我考得好，但考完了呢？他们会按照分数报一个大学，无论什么专业，反正一分都不能浪费，然后，他们就突然不知道目标是什么了。但我想提前知道我自己喜欢什么，我已经想通这件事了，来这里我已经不觉得后悔了。”

直到把周宇送进预科部，我也没能帮助他克服那些具体的困难。我问过他一次，他说：

“成绩掉下去，想要重新再爬起来感觉真的好难”

“有亿点点的挫败感和不甘心”

他最终上了军校。我问他，你怎么看北大附中那段经历，他想了想说，我感觉人生更完整了一些。

小透明

我被提问过，你更愿意上你原来的高中还是北大附中？工作头一年，我都觉得是前者。高中时我内向、敏感，从来不出班玩，只和同桌疯疯癫癫，我不知道北大附中所有的“好”，作用到我身上能剩下多少，我能不能自律地学习？能不能找到朋友？能不能争取到一个老师的注意？

每学期初，有的学生选不上课，会向我的邮箱发“求上课”留言：您的课是必修，我没有学分毕不了业；我的计划是本学期修您的课，高二我还有其他的规划；我未来的方向是中文、新闻、社会学，我希望上您的课。

我感到惊讶，学生是可以尊重自己的学习节奏，与老师谈判的。他们知道自己要什么，或者会意识到需要探索一下自己要什么，他们可以合理合法地进行这些探索。

而同龄的我在“表演学习”，老师和家长希望我在一个时间段坐在桌前，我就是那个看书做题的演员。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以为满分是人类学习的极限，也是唯一目标。2017年从北大创意写作专业硕士毕业时，我已经三十岁，还没有开始做真正喜欢的事，我在日记里写“人生开始得太晚了”。

在课上，有学生报的选题是“书院里的小透明”，学生在选题策划里写：“一年又一年，出色的同学们在活动中脱颖而出，为自己的书院装点荣光。与之相对，每个书院更多的那几十号人——那几乎不会引起人们注意，被冠以‘小透明’之称的同学的日常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我突然找到了“如果我上北大附中会怎样”，就是这个词——小透明。

最初工作的半年，我深感自卑，同事比我优秀、学生也比我聪慧。同事有不少清北博士，体育老师多是奥运选手退役，更有一群学霸，没有参加过高考，竞赛直接保送清北。有次监考高考前，从培训点回附中的路上，一位老师异常兴奋，“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高考”。我经常待在西楼二层只有一个蹲位的女教师专用卫生间里，仿佛在那里才能感到真正的放松。

2019年2月，我带队去日本早稻田中学交流，收集护照的时候，有一个女生没交，因为她的护照已经满了，要换一本新的。那是我人生里唯一一次出国，除了对学生负责、让家长放心，我更想做到的是千万不要露馅、不要丢脸，每个夜晚查寝后回到房间，我才敢展露自己的高兴。

如果人生真的有“输在了起跑线”这样的说法，我更想理解为输在了不能更早地了解自己的兴趣和规划自己的人生，不能更早地学习安放自己，为自己找到一个角色。

两种教育

高考学科全面推进的2019年秋天，我们刚刚重燃热情，投入项目制学习的实验，孙玉磊却越来越频繁地传达学校对我们的新要求——出成果。但成果是什么，没有定义。孙玉磊说，我们要证明我们的课有必要开。我们说：“这些课不都是学校让开的吗？”孙玉磊回答：“那学校也要说服别人，博雅教育、人文教育是有意义的。”

从进校时，同事们就告诉我，教育是一件缓慢的事情，它的结果也有可能是在一个人未来的人生岁月里展现的。但眼下这种说法好像不成立了。

我的记忆也在这里断成两截。在这个时间点以前，是孜孜不倦地从钻研自己所教学科和探索教育意义两条小径不断地前进，而这之后，我开始像没头苍蝇一样原地打转，没有一件能够清晰记得的事了。

每次遇到大的推进，孙玉磊就让我们写稿交给附中官网；李韧和窗帘已经出版了《北大附中创意写作课》和《北大附中说理写作课》两本教材；我和另几个老师邀约海淀法院、GQ特稿组、崔永元口述史中心的业界专家驻校，为每个课题组配备导师；学生们所写稿件的阅读量终于达到了孙玉磊期待的3000+；一份份结课报告里学生书写他们遇到的每一次困难，用什么方法克服，得出什么样的经验，获得了什么样的体验……这些都不是他们想要的成果。

没有人知道“成果”是什么。我被逼到开始有些怀念应试教育，怀念满分，似乎那样，对一个老师来说，目标更清晰，更明确。我每天都羡慕着应试科目的老师，他们可以花所有精力把课上好，而我反而不是。

在我看来，学生们所写的一篇篇稿件以及在过程中、他们战胜每一个具体的困难时得到的新知，发展出来的技巧和能力，是最重要的。我的项目叫作“书院视点”，我在建设这门课的时候，只向学校争取了一件事：自由选题。我想让学生投身于他们最好奇、最有兴趣的事。我记得有个女生在创作谈里写：“我现在就是个很迷幻的、对一些平时人们根本不会关心的事情非常感兴趣的傻孩子。我无论如何都要知道答案。”我选了不少特稿给学生看，他们说：“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在这些时刻，我能感觉到我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

而这不是成果。

博雅每周都出现大规模的争吵：“不就是‘成果’吗？你说清楚，我们给你做一个就是了！”一个同事开始朗诵《为人文教育辩护》：“耶鲁报告指出，人文教育的根本意义‘不在于教授任何特定职业所需，而是为所有职业的共同点奠基’。它描述了两种教育的目的：一种是训练大脑怎样思考；一种则是为大脑灌输特定内容。”

与此同时，教育集团化在提速，北大附中校长助理、集团化发展办公室主任刘慈航在一些峰会上表示：让好的教育不只属于一所学校，要创造学校工厂，学校体系构建“去个人化”……

我们每月写总结，有限的教研时间变成了述职，我们讨论的事情离教育越来越远。过去，我从来没有干涉过学生什么时候开窍，他们就像四季里的花，选择什么时候盛放都可以。可是现在，他们必须在我每次写汇报之前被迫盛开一次，我甚至故意增加过具有展示性质的作业。某种意义上，学生从单纯的教育对象变成了我汇报工作的工具。有时候，一些中学时老师对我说过的话盘旋在脑袋里：蜡烛不点不亮！我都讲了多少遍了，怎么就是学不会！尽管没有说出来，我还是很厌恶自己。

在小镇做题家的竞争、内卷中，我们的总结从最开始的1000字上涨为5000字，其中有很多饼图、柱状图、鱼骨图、树形图。有的老师把它总结为“像在互联网公司干活”。从2019年9月开始，我们涨了工资，涨幅逾50%，但我在博雅问了一圈，没有一个人感到快乐，都宁可回到过去。

孙玉磊像变成了另一个人，对于我们想要做的所有教育尝试，他说的最多的话是：“这样不行”。你很难想象，他是一年多前对畏首畏尾的你说“大胆去试，试了就知道了”的那个人。

我对孙玉磊说：“你变了。”他说，大家要你往后，你只能先往后，再等一个时间继续往前。我们都觉得这是一种自我安慰的借口，孙玉磊最后说：“你们觉得压力很大，因为我扛不住了，我压力很大，是校长扛不住了。改革已经超过十年，我们必须拿出成果了。”

我渴望了解校长，仿佛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他所带来的反反复复的改革，理解学校里一系列新政的底层逻辑，但没有任何途径。我始终处在改革的一线，但从来没触碰到改革的内幕。唯一的消息来源是孙玉磊，他是从改革初期就跟随校长的人。我问，为什么校长不和青年老师多交流一些？孙玉磊说，他已经试过很多次，但真正懂他的人太少。我不知道孙玉磊懂不懂校长，但他说：“现在这个样子，最难过的是王铮。”

有几个同事得了抑郁症，因为觉得没有办法自洽。站在课堂里，会产生一种感觉，我拿着个性、平等、多元、包容的想法去教学生，但我自己受到的对待是在被衡量，处在一种竞争之中，处于全社会对教育改革的凝视下。你教给学生的东西，在你的人生里、生活里、在北大附中上班的每一天里，无法找到。

渐渐地，你会想，我教的东西有没有用？和这个社会是不是脱节的？还是说，这种教育本质是对的，但和这个社会脱节了，那它还是不对的？我想不出答案，最后就真的没有办法上班了。

一位教电影的老师给北大附分校拍过一组宣传片，拿给我看。看第一遍，我觉得拍得真好；又看了第二遍，她指着里面的人说，这个离职了，那个离职了，里面80%以上都离职了。她说：我当时拍得很用感情，现在觉得是作孽。 

我于2021年1月合同期满决心离开，集团帮我办理离职，把我的课程名称写成了“书院试点”，三年来，很多人都把它写成“书院试点”。我用胶带纸把“试”粘掉，改成“视”。

搬离204之后，博雅有一本漂流日记。我记得2020年9月开学，窗帘写，我感觉自己在沼泽里，一直往下陷，什么时候才到底啊，烂泥的底是什么，好希望到底啊，这样我就能躺在烂泥上，不再担心了。

2021年圣诞节，我与窗帘见面，我又提起漂流日记的事，提到那片沼泽，烂泥的底是什么。窗帘用很无所谓的表情看着我：“很久都没见过漂流日记了，大家心凉了。博雅肯定要解散了。现在看到底了。”

我问她：“你觉得，在他们心里，我们做得好吗？”窗帘像是回答又像是一个提问：“你是问，如果他们抛掉校长、副校长的身份，抛掉高考，他们怎么评价我们。”而我也想知道，即便高考依然存在，我们什么都不能改变，我们做得好吗？

一将功成万骨枯

在最开始，我并不想在这篇文章里写到校长，因为觉得自己根本不了解他。也很气愤为什么人们要把改革的成就看作是“一将功成”，却想不到“万骨枯”，想不到去看一看一线教师们在这个过程里感受到了什么，被剥夺了什么。在最初的题记里，我写的是“这不是一个将军的故事，这是几个士兵的故事”。

但事实又是，没有王铮，这个故事的确是不成立的，我的一切经历、感受也是不成立的，媒体所写的“在北大附发生的这场教育改革不能被称为‘北大附的教育改革’，而是‘王铮式的教育改革’”，虽然个人英雄主义，又也许并没有错，在学校的三年，我能感到许多独裁的意味，也更能感到王铮与北大附中二者命运的捆绑。

我再回头看王铮的那些有关教育的发言，才发现它们不仅仅是我第一次接触时所觉得的一组探索性、理想化、鼓舞人心的概念，王铮其实已经知无不言，所有的框架设计都没有保留，他在分享里诚恳地说：“今天大家来，我们是要研讨这些问题，并不是我们要做出什么什么样的结论……”，他没有停止过修正和完善对它们的探索。

只是，他从没有提到那些一锹一铲的具体工作，没有提到学情变化后的阵痛，没有提到每一次小的调整都会带来一场嘹亮的抗议。

2013届毕业生刘周岩在《教改第一届学生发声：王铮在北大附中的改革给了我怎样的教育？》中写过：“这种新制度，带给我们无穷的困惑和挑战，既是思想上的也是行为上的：没有了班主任，我们要如何管理自己？要用怎样的选举和议事制度保证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权利与义务的边界在哪里，个人与公共的边界又在哪里？很多问题必须靠我们自己制定‘契约’：小到单元活动室的值日如何安排、活动室里能不能玩三国杀，大到集体预算如何管理、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以自治的名义否决老师的决定？我一度沉迷于对这些问题的辩论。”

这种参与的热情明显在衰减。19届一位主席告诉我：“我高中那几年，议事会根本开不起来。”在他的记忆中，最成功的一次应该是入学教育的模拟议事会，新生们都很积极，后来则变成在议事会上埋头写作业。

2019年下半年，学校推广垃圾分类，每个环节都民主讨论，食堂垃圾怎么扔、外卖商家票选、公共空间如何划分权责。然而，每个环节都充满骂声，议事会上讨论出的许多方案被告知行不通，学生认为北大附中的民主已经是形式主义和假民主。“时间这么富裕的话建议多关注一下高考成绩的走向吧，毕竟bdfz是学校不是社会体验中心。”学生在留言板提议。

精卫失败了

离职交接完毕，我坐在教室里，回忆着我的第一个创写班。

五楼那间紫色教室，座位围成圆圈，学生不认生，对我说：“你是老师吗？那我坐你旁边。”有人一进门就气喘吁吁地问：“潘潘，今天我们干什么！好不好玩！”还有女生在朋友圈写：“最爱最爱写作课，大家都离得特别特别近。”

这个班的学生手把手地教会我怎么当老师。学生们毕业了，有的很热爱这里，只要放假就待在这儿，甚至申请当助教；有的发表大段觉得这里罄竹难书的言论；还有一个男生去当了飞行员，给我发微信，要带我翱翔祖国的蓝天。

回忆着我来到这里的初衷，回忆着许多次学生带给我的“我好骄傲啊”的感觉。回忆着这里一件又一件于外界看来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于我看来是精卫填海的事。人们会说精卫失败了，对吧？

2021年12月14日，北京大学官网“校内公告”栏中发布了《关于王铮免职的通知》，通知称，学校研究决定，免去王铮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职务。

一时哗然。

我脑中浮现的，却是一人一狗的场景。这个场景总会在学校逐渐安静下来的时候看到，白炽光洒在树上、草坪上，到处绿茵茵的，王铮就站在一个暗处，遥远地望着球场上的少年们。小狗陪在他旁边。

小狗叫Duang，是只土狗，带有柯基的血统，叫声很响亮。Duang在学校的地位很高，学生做的卫衣、月历都有它的身影，据说有时校长开会也要抱它。有一个夜晚我十一点多回校，远远看见王铮从他的车里下来，夹着一堆材料，满身疲惫地在月光里走。过了一会儿，他带着小狗下楼散步，小狗很欢喜。

王铮被免职后，据我所知只有两个同事公开怀念了他。其中一个是孙玉磊。同事告诉我，他写了一篇很长很长的文章，发在博雅学院内部的网页，并且特别说了“请勿传播”，因而我至今没有看过。 

我看到更多的是学生对他的追忆：

“他孤独吧 他心里有蓝图吧 他守着大泥湾的魔法制度这么多年 太累了”

“在北大附中之后，我见过了许多这个长那个长。但他们无不是站在这个台那个台上的，活在公文推送中的。偏偏没有坐在台下，坐在一群学生的白色塑料小板凳之中的，偏偏没有同时活在传说和现实中的，偏偏没有狗校长。”

还有一个十几年前他在深圳中学做校长时的学生留言怀念他，“为王校长，我愿站上桌子，高呼一声：O Captain, My Captain.”

2021年8月，我离开单位已经七月余。我逐渐明白，之所以我一直写不清楚北大附中的故事，记忆是一团一团的，无法理出线头，是因为我讨厌那时的自己。我没有在最后的时刻，坚定地站在教育这一边，而是向“我要证明些什么”低下了头，从内心把“我失败了”看得太重了。

李韧告诉我，博雅又一次搬家了，搬进了高考的南楼，她仍在修改自己上了七年的创意写作课，增加了学生们喜欢的同人文；也听到过一位生物老师说起孙玉磊，新生进来，各书院照例着急忙慌地挑人，只他没有，每个书院督导老师都有自己选人的标准，而在他的概念里，每个学生都是一样的，都值得被好好教。

我扔掉或送出了很多东西：北大附中定制卫衣、校服熊，印着学校培养目标的那只帆布袋……我依然对帆布袋上的句子倒背如流：“我们希望培养出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具有思想力、领导力、创造力的杰出公民。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够热忱服务于社会，并在其中表现出对自然的尊重，和对他人的关爱。”

*文中周宇为化名

前脚投简历，后脚就被精准裁员。

一位网友最近就爆出了这样一段真实经历，而且还称被领导教育了一通：

别以为你上班干啥我都不知道，你啥时候想走我都一清二楚！

随之引发热议的，便是背后的一个神奇服务—— 离职倾向分析。

这位网友怀疑，他所在的公司便采用了来自深信服的这项服务。

简单来说，就是员工在公司用了哪个软件、打开了多少次、是否投过简历等等，都会被看得一清二楚。

于是乎，一石激起千层浪，网友们纷纷抛出质疑：这真的不会侵犯个人隐私？

截至目前，深信服与之相关的项目页面已经显示为404。

这项服务的内容，也正如其名：

客观上来说，可以把我们理解成是“卖刀”的，并且是有许可证的，这个刀是谁买了，用去做什么，我们没办法干预。

这是一个什么系统？

那么这次成为话题焦点的“深信服”和“离职倾向分析”，到底是个什么来头？

公开数据显示，深信服成立于2000年，而且已于2018年上市，目前总市值达到了607亿元。

其CEO何朝曦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在创办深信服之前，曾在华为从事研发相关工作。

而这次舆论所指向的“离职倾向分析”，正是深信服所推出的一项服务。

这项服务的内容，也正如其名：

提前发现潜在离职风险的员工，便于组织及时安抚或妥当处置。

更具体而言，可以给使用这个服务的公司，提供以下内容：

潜在风险列表：分析存在离职风险的人员列表，以及风险等级。

风险分析：给出离职风险的判定依据。

而从红星资本局获取的系统页面图来看，员工的行为对管理者而言可谓是一览无余：

谁、哪个部门、访问了哪些招聘网站、看了多长时间、累计访问次数等等。

然而，若是细看深信服官网的产品介绍页，不难发现，这个所谓的“离职倾向分析”，仅仅是一个小功能而已。

它隶属于一个名为“感知系统BA” （Behavior Awareness System）的系统。

官网中对它的介绍是这样的：

基于上网行为管理的海量上网日志，对用户行为特征进行深度建模分析，不断推出不同场景的行为感知应用，持续挖掘数据价值……

那么在所谓的“建模”、“行为感知”、“挖掘数据”之后，管理者就可以用这个系统做非常多的事情了。

例如全网上网态势分析、办公网上网态势、事件感知、泄密追溯分析、工作效率分析、沉迷网络分析等等。

以“事件感知”为例，这项功能的描述是这样的：

分析热门事件或敏感事件在组织内部的传播状况，避免发生难以控制的负面影响。

还有针对员工摸鱼的“工作效率分析”：

分析组织的员工怠工情况，及时发现消极怠工的部门和人员，找到影响工作效率的因素。

并且在产品页面的“成功案例”中，像光大银行、新浪、华东师范大学这样的名企名校赫然在列。

而在事件被热议起来之后，目前深信服的产品页面已经处于“404”状态了。

网友：这是公开的秘密了

这件事情之所以引发热议，主要聚焦于这种方式是否侵犯到个人隐私。

事实上，这种行为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从公司层面来看，知乎网友@小风嗖嗖的认为，这些都是公司的网络数据，自然是深信服销售所说的“完全合法”。

从实现上来讲，这个系统比较简单，没有比较复杂的逻辑。但是从需求上正如深信服的销售所说“很多公司都在用”，这种Network Traffic Analyzer需求量很大，各个方面的都有。

据南方都市报援引律师表示，员工工作期间，因为工作产生的互联网数据，公司有权查看。

但如果是个人事务的相关数据，属于个人信息或者隐私，没有员工的授权，公司无权查看。

换句话说，涉及工作的上网行为公司有权查看；但涉及个人的上网行为，关键就在于授权二字。

不过具体实践来看，就达不到这种程度了。

知乎网友@弗兰克扬根据自己的经历表示：

依我个人有限的工作经验来看，扯这些其实是没太大意义的。因为在针对性的法律出台前，保护个人隐私，还真的只能靠公司老板的自觉。

而对于我们这些打工人来说，又该如何避免呢？

网友大致总结了这些方法：

最简单直接的，就是改用手机浏览招聘网站、投递简历；或者手机给电脑开热点；

在简历投递中使用副号，隐去姓名；

搭建个vps再浏览。

除此之外，有网友也给公司提了提建议。

知乎网友@路视界表示，与其花钱买服务来监控员工日常行为，还不如将人工和预算投入到改善员工福利待遇和提升公司人文关怀上。

这种监视员工离职风险的软件纯属智商税。

并不是孤例

事实上，正如网友所说“这是公开的秘密”一样，监控员工上网行为并不是孤例。

有的是用摸鱼流量。

最典型就是去年11月份国美的一份处罚通报，企业按照摸鱼流量处罚员工。

更可怕的，还有其他企业用上了鼠标点击次数。

此前有网友曾爆料，一家设计院以“鼠标点击次数和键盘敲击次数”监控设计师，并以此为依据开除这位员工。

当然最普遍的，还是属简历数据、聊天记录等这些行为监控了。

早前就有“小鱼HR助手”，利用爬虫技术抓取员工数据。

一旦员工投递简历，公司就能收到人才流失预警服务，包括姓名、职务、学历，及简历更新时间等信息。

没过多久，该程序因涉嫌侵犯个人隐私被下线。

类似的平台还有巧达数据、助手小猎等，不过现在也没有见到其踪影了。

另一家网安公司奇安信，也提供上网行为管理系统服务，据官网介绍，可对企业内部员工的上网行为进行全方位有效管理。

大致有这些相关功能。

当然更垂直一些，有像直接提供“监控”服务的公司，比如超级眼、超时代等。

嗯，光服务就分了好几类。

有基础版、录像版、防泄密版以及高阶的服务器版。

其中关于“聊天记录监控”，业内人士爆料，主要是以截图形式保存下来，而像微信、QQ也有文字记录。

不过这种通过系统安装进行监控的技术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有了。

早年网吧监控就可以看到所有qq聊天记录，路由器端增加信息过滤也可以实现，感觉像是镜像了一份数据。

此外，我们还问了问超级眼的客服。

他们称，系统只能用在电脑端，而且必须是Win系统。

Mac的就不行。

至于这一系统“员工会不会发现”这个问题，客服表示，员工在电脑硬盘、开始菜单、任务管理器上都不会有任何痕迹。

换句话说，软件的隐蔽性很好。

你有过类似的经历，或摸鱼小技巧吗？也欢迎与我们分享。

参考链接：

[1]https://weibo.com/3939426052/Lf6FbsGv6?filter=hot&root_comment_id=0&type=comment#_rnd1644805515766 [2]https://www.qcc.com/firm/50ced674161b6c4596397774ade275a5.html [3]https://www.sangfor.com.cn/product-and-solution/sangfor-security/27 [4]https://mp.weixin.qq.com/s/kycYeEPwNOEOeqO0gPK56g

知乎回答

[1]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16146069/answer/2345234757 [2]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16146069/answer/2345580123 [3]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16146069/answer/2345695441

—完—

暗号

2020年冬天，我认识了阿树。11月，小西天电影资料馆在放费里尼专题，朋友给了我两张《阿玛珂徳》的电影票，我在学校电影协会的大群里问有没有人想一起去，有个男生加了我微信。我迟到了二十多分钟，摸黑找到座位时发现对方已经睡着了，就在我走进去的那一刻他醒了，睁开眼睛，好像我认识他很久一样，自然而然地和我打招呼。

幽暗的影院，大银幕明明灭灭的光打在人脸上，这个男生有一双很清秀的眼睛。有一瞬间我觉得，我们之间大概率会发生些什么。我想我们或许会成为很好的朋友，或许会短暂地相恋，又或许在多年以后意识到彼此间生出的缘分与羁绊，漫长的人生剧情就这样在眼前铺展开来。

电影散场后，我和阿树一起打车回学校，坐在出租车后排聊天。他是个非常擅长聊天的人，绝不会让任何一句话掉在地上。我平日里不算话多，却在这种宜人的聊天氛围中获得了久违的安全感，不知不觉也变得活泼起来。我得知他原本只比我低一届，但因为休学过一年，至今仍在读大四。聊到专业，他说他虽然是工科生，本质上却更像个文科生，旁听过不少社会学系和我们院（艺术学院）的课程，有过转文的念头只是从未付诸实践。

我说：“别转文了，我和我的好朋友们早就总结过了：想去媒体就不要读新传，新传会让你的新闻理想破灭；想当作家就不要读中文系，因为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想搞影视就不要读艺术学院，因为艺术学院会让你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他听完哈哈大笑。

这一年我在电影专业读研二。四年前我大二，因为一些原因经历情绪的低谷，在此后的两三年里都抑郁消沉，又艰难重建。支撑我走下去的是最朴素的信念：我会变得更好，不快乐会被填补，前路尚有希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朋友圈签名始终为自己写着：“捱到新天地”。

四年后，我几乎把自己矫正成了一个大体符合自己的审美理想的人：头发染成全紫，看电影，写小说，有几个关系很好的女朋友，以为自己懂得爱、懂得女性友谊，能在自给自足的生活里感受到丰足快乐。总的来说，是“在一种悲观的底色里，积极地生活”。

回到宿舍后我开始翻阿树的朋友圈，简直称得上精彩纷呈。他是少见的会发九宫格照片、拍照水平不错、也从不设置朋友圈权限的男生，有一种我熟悉的“体面”迎面而来。往前翻，得知他说自己患有重度抑郁症，近年来始终在与黑狗（blackdog，抑郁症的代名词）搏斗，每年的跨年时分，他都会在朋友圈里讲，诚心祝福自己，捱得到新天地。

“捱到新天地”，好像对上一句暗号。

我们很快熟络，约着一起玩乐。一整个冬天，我们辗转于各家影院、酒吧、KTV与长街，在寒假前共同度过了平安夜，跨年，以及他的生日。没多久，他把头发染成了蓝色，我们一起出街，像巴啦啦小魔仙和小黑魔仙。电影协会放《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他买来影片里的“电气白兰”和我一起偷偷带进酒吧。去KTV合唱粤语歌，我们很喜欢合唱杨千嬅和梁汉文的《滚》，每次合唱到“请你滚，滚出去，你爱滚不配做人，爬出去”，我们齐齐笑场。北京呵气成冰的冬夜，我们一次又一次游荡到凌晨一两点，又在云观影中度过了整个寒假。

有时他问我：“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说：“你是长在我审美点上的人。”——清秀文气，有反叛精神，不喜体制，也尊重女性。

漫长的冬日结束，春天快要来了，我们相约去玉渊潭踏青。三月末，春和景明。我们在公园里闲逛，在水边的台子上铺了野餐垫，喝酒，吃零食，坐着，躺着，开着手机放着歌，有时有话说，有时没有话说，最后终于都喝醉了，只记得湖面上波光粼粼，我穿着明黄色的卫衣，野餐垫也是明黄色的，太阳在对面，好像永远都会悬在那里似的。

现在回望，那仍是像小说情节一样跌宕起伏的一天。我们喝醉了，先是在园子里像没头苍蝇一样乱转，找不到出口，后来在高架桥下蹲着打车，好不容易打到了车，他又在车上丢了手机。小西天从费里尼放到了侯麦，他坐在出租车上含含糊糊地问我：“我们一会儿要去看什么？《冰山上的雪莲》？”是《沙滩上的宝莲》。我的心忽然变得很柔软。

到小西天下了车，我们几乎一步也走不动，相互搀扶着走了没几步，就在路边的台阶上坐下了，眼睁睁看着资料馆就在一街之隔，但有如天堑，怎么也走不过去。天色渐渐暗下来，我们在夜风中坐着，将肩与肩靠在一起，头与头靠在一起，就这样慢慢坐到电影散场。

这天终于成为了一个转折点。他好像下定了某种决心，要与我说些什么。微信上语焉不详，一连三晚，他都邀请我去未名湖散步到凌晨两点，人在兜圈子，话也在兜圈子。我不敢验证我的猜测，只好陪着他打转。

第三天，我们坐在花神庙附近，他终于说：“你知道吗，每次社团里的好朋友问起，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如果我说是，而你说不是，我是不是很尴尬？”是什么？不是什么？但是我好像终于听得懂了。有一些恍惚，四个月来我猜测了无数次这样的可能性，原来是真的，没想到是真的。

我并非特别自信的人，接受不了那种没有根基的好，我迫切地需要知道，我到底是因为什么而被爱。这个问题一再被打回。问来问去，无非是“感觉”两个字而已。

“喜欢我是什么感觉？”我问。“你知道水床吗？”他想了想说，“充气床垫漂在日光下的水面上，起起伏伏。就和喜欢你的心情一样。”这是我这辈子听到过，最甜蜜，最甜蜜的情话。

那是真正的新天地。

飞女滤镜

我从未以有色眼镜看待过抑郁症患者，实际上，我所处的文科环境，对待边缘群体的态度一向开放包容。我们认同于社媒上“政治正确”的必要性，明白我们应该为之做些什么，更明白哪些话适合说，哪些话不应该说。

本科时代我最好的异性朋友也是抑郁症患者。他叫阿岑，大三那年我们常在学校附近的咖啡厅里一起写剧本。刚刚熟起来的时候，他把朋友圈头像与背景都设置成黑色，签名是一句令人望而生畏的自杀预告：1997.8.1-2017.8.1。

彼时是2017年5月，我觉得我不该袖手旁观，于是常发消息与对方联系，后来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阿岑是个相当有意思的人，说话引人入胜，写作也有灵气，但时而流露出自怜自伤的倾向。

“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垃圾。”“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人真正爱过我。”这是阿岑最常挂在嘴边的话。

与阿岑的相处让我明白了两件事。 其一是，我知道与他们交流的困难在于，他们有一套非常封闭自洽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与自我评价体系。我曾数次列举阿岑专业第一的绩点、拿到的游戏大厂高薪offer、写出来灵气四溢的剧本，用以佐证“你真的是个很不错的人”。但是这些全无作用。每当说到此处，阿岑都一口咬定自己的糟糕，甚至不惜与我吵起架来，而我则会逐渐被这套逻辑绕进去，最终云里雾里。

其二是，抑郁症患者并非无穷无尽的情绪黑洞。撇去自怜的部分，阿岑是个有着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脑洞的人。与他相处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轻松愉快、充满启发的。

正因此，初识阿树的时候，一切问题在我看来好像都是可以轻易逾越的小山丘——我自己也有过站在悬崖边缘的时刻、我有过患抑郁症的很好的朋友、我一向被人称赞共情能力强…… 只需要进行一些简单的、系统性的学习，我一定可以轻松应对。

更何况，抑郁与其说是一个问题，未若说是一种特质，甚至更接近我欣赏的特质。我认识的那些饱受溺水之苦的朋友们，他们精神世界丰富，头脑聪明，有更强的反思性与批判性，也更愿意与所谓的“主流”保持距离。比起那些光鲜亮丽西装革履的精英们，我对他们在情感上更为亲近，似乎再正常不过了。

恋爱头一个月，阿树一切正常，我尚未看见黑狗的影子。尽管他有时会在微信上告诉我：今天一整天都很低落，躺到傍晚都没有起床。但每次见面时，他都活泼健谈，笑容灿烂，看不出一丝阴霾的痕迹。

我还是想做一个称职的恋人，一起在湖边散步时，我未雨绸缪地问：“等你抑郁发作的时候，我需要做些什么？”他只是说，他也不知道。即便如此，他还是告诉了我一些注意事项，比如：他畏惧冷清，需要陪伴，任何时候都不要让他一个人呆着静一静。

为尽陪伴之责，我们每天花大量的时间耗在一起：吃饭、自习、散步、看电影、骑着电动车兜风。那时我研二，他大四，旁人忙于保研、工作、为前路惶惶担忧，但我们的生活中少有“内卷”一词。恋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消磨了我的斗志，我只想一再在这个春天里耽溺下去。

我会反复向他确认：“你今天感到快乐吗？”每一次我都能得到确定的答案：是快乐的，非常快乐。那快乐是不是就可以驱散痛苦呢？如果过去感到痛苦，是不是因为没有值得快乐的事，或是快乐的分量还不够多呢？我有我的快乐哲学，人活着是要向世界攫取快乐的，“为一分钟快乐，捱多少不快乐”。但是他说，不是，快乐和痛苦是在两条轨道上并行的事。痛苦就像一个后台运行的程序，快乐不妨碍痛苦的存在，至多只是使自己可以暂时地遗忘或逃避痛苦。就像现在，即便说不出具体的原因，我仍会在快乐的间隙想到自杀。

我隐隐约约地觉得害怕，但又说不上来是怎么回事。给我泼兜头冷水的人是阿岑，他去了南方工作，我兴致勃勃地远程向他分享我恋爱的喜讯，他满怀忧虑，说：“你不太适合。”我觉得不服，问凭什么。他说：“以我对你的了解，你的精神能量太贫瘠了，你支撑不起。”

“不要有飞女滤镜。”阿树本人也警告我。那时侯我的紫头发很合《飞女正传》里的一句“大概你嘴边伤口与我发端都一般大紫大红”，骑着电动车在路上飞驰时也会应景地在耳机放，“越过生死一刻跟你电单车之中狭路再相逢，让我满足于飞车之中抱紧苦恋的做一类人”。“但是这种状态是危险的，”阿树说，“会反噬，滤镜消失以后你可能会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性别错置

阿树的模式简单明确：他付出，并要求回报。一方面，他有着极其敏锐的共情力，能够准确地捕捉到什么时候我的情绪低落了下去，并能及时地给予关注和询问。甚至于多数时候我并非不开心，仅仅只是累了，他同样也会过分为此担忧。

另一方面，我的一切“没那么体贴”的行为都会对他构成伤害，小到不喜欢发恋爱相关的朋友圈、甚至于总是在线上发省略号和句号，大到拒绝采纳他的建议、答应准备惊喜却没有放在心上、独自做自己的事而忘记关注他的在场，一切都会成为吵架的根源。而他对吵架的阈值也相当之低，往往我还觉得只是相互抛出观点，通常他已经觉得难以承受。

于我而言，在此之前我单身了四年，修炼出一身多而无用的“独立女性”姿态。我看过大量网络情感博主的金句箴言，他们一个个言之凿凿，振聋发聩：不可以把恋爱当成生活的全部、你自己也要活得丰富多彩。一旦你太过需要对方，对方离开的速度会比你想象中快一百倍……

阿树对此表现出剧烈的抵触。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对我好一点”，讲自己是“小玻璃心”。一个常见的游戏是，他会把我的手放在他心脏的位置，问：“听见我心碎的声音了吗？”我说：“听见了。”他说：“假的，根本没碎，你乱讲。”我又改口说：“没听见。”他便会迅速地发出拟声词：“咔嚓！碎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感受到一种性别角色的错位。这很不合情理，在正常状态下，我已经被周围的朋友认为过于敏感，需要有意识地控制自己过于丰富的内心戏，鲜少遇到比我还要敏感的人，但事实确实如此。

阿树一向失眠。但最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好像所有他被剥夺的睡眠都找上了我一样，在一起以后，我总是一沾枕头便昏睡过去。代价就是次日醒来，需要面对一个失眠了八个小时、对我的不在场感到愤怒不堪的恋人。

这样的事情第一次发生的时候，我觉得匪夷所思，不断询问后我慢慢明白过来，一整夜对于拥有睡眠的人而言，只是闭眼到睁眼一瞬间，对于失眠的人来讲，却是漫长无边的煎熬。他不敢叫醒我，又忍不住发出各式各样的响动，试图提醒我察觉——但是我从始至终一无所知。

这种对睡眠权利的争夺越来越常态化，到后来他干脆拳打脚踢，像三岁的小孩一样气急败坏，想尽各种方式让我无法入睡。凌晨两三点，我在极度的困乏之中，气得差点哭起来，说：“你能不能不要再无理取闹了？”这是相当严肃的指控，他终于屈服了，安静下来，不再阻止我入睡。

最严重的一次，是上海电影节的尾声。我们与另一对好友买绿皮火车的四人动卧，一路打着麻将去上海。我们三天看了八部电影，租洋房，吃烤肉，与朋友约夜场电影后的酒局，行程排得满满当当。看完最后一场《阮玲玉》，我和阿树慢慢地走回酒店，经过苏州河，他几番暗示我，这是他最不想活着的一天。

我大致能够明白：上影节像是一个人生假日的尾声，等到回学校，他要面对的是漫长琐碎的毕业程序。

他和我商量：“你这一天能不能一直陪着我？”“我当然会。”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下来。那天我们在酒店里看电视，央视六套在放俗套的电视电影《闪婚总动员》，依稀记得女主角是吴越，穿的衣服全是高饱和度的死亡芭比粉。我一直强撑着不让睡意彻底掌控我的身体，勉力支撑到凌晨三点，我终于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

他几乎是哀求着我不要睡，不要，不要，不要。我缓慢地向下滑落，滑进黏稠的睡眠里，最后什么都听不见了。“我尽力了。”我在闭眼前最后一刻跟他说，“你不能真的要求我彻底熬一整夜。”

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迟了。我们去高铁站，他漫长地、漫长地沉默着。六个小时的回程，他始终一言不发。我感觉自己身处可怕的矿难附近，四周一片死寂，又仿佛能听到空气里飘荡着焦黑，腐臭的哭喊。

我们会在聊天框里列举我们各自需要的是什么：

阿树：我要什么（如果你想知道）——我要一些被共情，我要那些弯弯绕绕的想法被你关心到哪怕是猜测，要情绪层面的“对我好”，不是“我这样做是对你好”的那种“对我好”。要括号里的“如果你想知道”是真的想知道。

我：我要什么——我要你为我爱惜生命，我要我最差的一面被接受，我要获得无条件的支持包括事业上的，我要两个人随时能分开独立但心中都只爱对方不会彼此怀疑。

“你会抛弃我吗？”他一再和我确认，“你会觉得我是一个负累吗？我会给所有和我接近的人带去噩运，很可能有一天，你会发现我败絮其中。”我始终坚定地回答着不会，你不是负累，我也不会抛弃你。

一开始，我很乐观，觉得吵架是必要的磨合。回答这些问题也让我在疲惫之余获得了一种绝对的安全感。安全感是一种此消彼长的机制，当他一再地表达他的不安全时，我便获得了满足，疲惫似乎也是我为此心甘情愿付出的代价。

但很快，我有一种热热闹闹的悬浮感，仿佛下一秒就会一脚踏空。我知道我们彼此喜爱，也确确实实在日常相处中感到幸福，但总有哪里不对劲。或许是因为过于用力的情感表达。他一再地觉得我不够爱他，我需要声嘶力竭地证明我的心意。

我不断和他解释，我不擅长付出，我有轻微的回避倾向，不严重，但这足以让他觉得我对他不好。但是这样的解释并未奏效，很久很久以后他告诉我：“当你告诉我你就是一个再爱也不愿意付出的人的时候，我是真的觉得很绝望。”可是我觉得我已经尽了全力。

诊断

在一起之后我听他讲了许多过去的事。他正式确诊是在大二下学期，2018年6月1日，他觉得好像上天开的黑色玩笑。从六院拿到诊断结果出来以后，他一个人去旁边的肯德基吃开心乐园餐，作为给自己的儿童节礼物。

接下来他开始遵医嘱，吃药，去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做咨询，去香港交换兼疗养，结识了当时的女友，渐渐地一切好像好了起来。但是抑郁症在那个冬天复发了，2018年12月，他在寝室里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次日又若无其事地醒了过来。那是他最接近自杀的一次尝试。

更多的时候，他总是在服药、稳定、擅自停药、复发之间反复摇摆。他也尝试过学校的心理咨询，每周颠来倒去讲些差不多的内容，他觉得是“从水缸里舀一勺水出来，晃一晃，再倒回去”。

我问过他到底吃过多少种药，得到报药名一样的清单：黛力新、罗拉、思诺思、来士普、乌灵、文拉法辛、丁螺环酮、奥沙西泮、西酞普兰、度洛西汀、曲唑酮、喹硫平、鲁拉西酮……他最喜欢的助眠药是思诺思，因为服药体验很奇幻，吃完以后“可以看到文字舒活筋骨勾肩搭背谈谈情跳跳舞”。

“精神类药物的总量是有限的，每证明一种药物对自己无效，选择的余地就会越来越小，直到积重难返。”他告诉我。

“为什么要停药呢？”我也问过。我知道很多人不愿吃药，吃药会令自己对自己的主体性产生怀疑，也有许多人将不愿吃药视作幼稚的行为。

“我知道吃药虽然有作用，不吃药或许更差，但吃药只是让我维持在一个中等偏下的活着的状态，看起来是变好了，其实是变得更差了。”他又解释，“就是在人的各种层面上退步。我的注意力很难集中，读书和看电影对我来说都变得很艰难。记忆力也会变得很差，发生过的事会慢慢地等量地消失。”

2021年5月中旬，他临近毕业，距离他上一次停药过去6个月。确诊之后，他休学过一年，这个学期要重修大量过去缓考过的课程。但事实上，我一次都没有见他去上过课，翘掉课堂小测也如家常便饭。但期中考试与毕业论文却不能再拖。我们决定再去一次六院。

我第一次去六院，对它有许多森严恐怖的想象，但实际上它与平凡的医院别无二致。阿树对这里轻车熟路，一路带着我走。等待的间隙里，我翻看他过去做过的量表和生理数据测评，有一支交感神经活动数值奇高无比，图表上那一支好似异军突起，完全冲破图表的束缚，甚至要冲破纸张的束缚。

我们在候诊室等待叫号，用电脑看《爱，死亡与机器人》第二季。终于叫到了，接诊的是一个看上去三十多岁的女医生，很职业，问话平和，并不刻意温柔。有些敏感的问题，她问的时候有一种微妙的“不当回事”的洒脱，只当是在和朋友交谈，好比轻而易举地问：“你最近有自杀的念头吗？”阿树说：“每天都会想。”我在一旁听得心惊肉跳。

还有许多常规的问题，包括既往病史，目前的状况，为什么停药，阿树都一一回答。女医生有时也会向我提问：“他有过情绪特别高涨的时刻吗？”我非常犹豫，不知道算有还是没有，阿树同样犹豫，最终我们达成共识：“是有的，但并不是很明显。”女医生最后说：“难怪你觉得之前的药效果不够好，你有可能是双相二型。”

回到宿舍后我开始查阅知乎，搜索双相情感障碍一型与二型、以及与重度抑郁症之间的区别。一型是最典型的躁郁症，躁狂的一侧与抑郁的一侧等量，人的情绪像钟摆一样在两极之间摆荡。二型则是轻躁狂，重抑郁，临床表现与重度抑郁没有太大区别，但是两者用药方案完全不同。

我越想越觉得合理，许多事仿佛都得到了解释。比如他精力好的时候希望自己不睡觉，常常毫无节制地调高生活的功率，想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做完无穷无尽的事情。偶尔觉得自己好起来了，但很快又会被反复无常的无力感击溃。

18年他之所以发病，最直接的诱因就是他在此前的三个月中试图让自己抛弃睡眠。那时他踌躇满志，把自己的日程填得满满当当。到后来这样的状态仍时不时地出现，我猜或许是躁期的表达形态，很是忧虑。“你不知道这是不可持续的吗？如果你不这样做，有没有可能病症就好一大半呢？”我常试图劝谏。他反驳说：“不是这样，不管我是否这样做，状态都有一天会变差。就是因为知道状态变差是随机的，所以才想抓住所有状态好的时候。”

我们遇到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是，医生告诉我们有一种新药正在实验期，治疗是免费的，问阿树是否愿意加入实验。但很快我们发现，参与者会被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吃的是安慰剂，然而参与者无法知道自己被分入了哪个组。阿树想要确保自己能顺利写完毕业论文，因此拒绝了实验。

毕业季最终是狼狈的，他早已不再想沉沦在理工科的紊流里，但两个礼拜里他要应付四门高强度考试，但凡有一门通不过，已经获得的直博资格就会被取消。成绩录入系统的前一天晚上十一点，他还在发微信和老师沟通，恳请老师给他及格。第二天早上八点，老师同意修改分数。

老师说：“你总不能拿着病历及格。”

从六院回来的那天晚上，我们坐在万柳公寓小花园的长廊里，空空茫茫看着天，就这样度过漫长的两个小时。我焦灼着，不知道是否该说话，该说些什么，但怎么也不能撇下他一个人。很晚了，我坚持把他送回学校，自己再打车回宿舍。凌晨两点，上楼前我看到楼下海棠花开得热闹鲜艳，大红的，粉红的，纯白的，好像偷来的一刻浪漫。我在那儿拍了花，发给他看，他说：“我会为了你好起来。”

没有色彩的多崎作

阿树为什么会得抑郁症呢？我不止一次想过这个问题。最开始我抱有一种天真的幻想，觉得如果能找到根源，或许就可以对症下药。但很快我就发现了问题所在，他抑郁的根源恰恰在于找不到根源。

我的少女时代漫长苦闷，经历过被孤立，被起哄，长久地活在觉得自己没有吸引力的恐惧之中。活着对我而言不可能是没有意义的，最简单的意义就是，改变这一切。

大二的时候，我完全理解阿岑为什么痛苦。我们的痛苦是一种具体的痛苦，基于自卑，基于缺爱，基于匮乏。因为讲得出原因，摸得到形状，所以也知道该如何自救。倘若有一天我们都能够得到一次完整的被爱，这样的痛苦自然会不药而愈。

但阿树的抑郁绝不是因为匮乏于爱。他的成长道路一路顺遂——至少与我相比。无论学业还是恋爱，他都不曾受过太大的挫折。他很聪明，初高中常考年级第一，很顺利地拿到北大预录取，大学以后读的是能力范围内完全能掌控的学科，导师善良体面，从不压榨，得知他的情况后还会每周定期关心。他的初恋在小学五年级，此后也鲜少有漫长的空窗期。他经常说的话是：“大家对我都太好了。”

既然他不缺什么，那痛苦只能是抽象的了。这使解药的研制变得艰难许多，我的存在能给予的安慰也有限得多。我从不高估自己的作用，不妄想成为拯救者，只想做一个观察者，看是否有机会解开谜题。

我获得的一种解答是，他对系统性有一种强烈的偏执。他的宿舍一丝不苟，书架上的书要按照逻辑整理，旁听的每一门课都要认认真真整理笔记（用他自己的话说，并不是学习知识的需要，而是审美需要），看过的电影必须清晰命名然后整理在硬盘里，港译在前还是台译在前都有固定的格式，想要了解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从学科底层的逻辑入手（因此他不喜欢工科，他认为工科是“dirty”的，缺乏某种系统性）。他甚至干过手抄《红楼梦》这样常人无法理解的荒唐事。

另一种可能是遗传。他和我说过，他的外公在六十岁退休后自杀。我终于接受了他自己的说法，“可能有的人生来就是会得抑郁症的”。

我们一起去万圣书园，他专门买村上春树的《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送给我：“没有和我关系好的人可以不看这本书。”

故事很好读，多崎作是一个五人小团体的一份子，这个小团体除了他以外，每个人的姓氏都带有色彩——“赤”、“青”、“白”、“黑”，每个人都有令人过目不忘的特点，唯独多崎作的姓名中没有色彩。多崎作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色彩的人。阿树也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色彩的人。

要到一段时间以后我才明白“没有色彩”这个说法的精确。阿树是一个完全相对主义的人，不相信绝对的价值，不喜欢对人的分类模板，更拒绝一切标签和定义。

他记不起太多的事，很多高中时代的重要节点，我以为如果是我绝不会忘记，对他而言全是一片空白。他也丧失了一部分情绪，少年时代以后，他连哭泣的功能都丧失，再没有哭过。

我们偶尔讨论结婚与生育。我将结婚生子视作一种可以去尝试的生命体验，阿树则坚决地不想要孩子。不同于多数中国人，他并没有繁育后代、藉此与世界发生连接的愿望，在想象中对孩子也没有特殊的感情，更遑论对孩子的责任。

有抑郁特质的人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这无关圣母心与拯救欲。用《马男波杰克》中的一个性格二分法或许更为准确：这个世界上有人是Zelda，有人是Zoe。Zelda光鲜亮丽，热情外向，而Zoe悲观厌世，聪明尖酸。我意识到我持续地想要伪装成Zoe的同类。

我自然完全不是正能量的人，但哪怕我在微博上强调一万遍我的丧气、感伤、懒散与易疲惫，我仍然是积极进取着的，我仍在争取着获得更好的（——我定义的“好”）人生。 我常常觉得，我面对阿树有一种健康的人面对不健康的人的自卑：当我变得健康，我觉得我的吸引力在消退，“我们不再是同类了”。

我们一起旁听过一门社会学系的课，我读了涂尔干的《自杀论》。

《自杀论》里有一个著名的推导，对比新教、天主教与犹太教三种宗教的自杀率。新教教徒受教育程度更高、思想精神更自由，自杀率也比封闭的天主教高出不少，由此可以推出自杀率与受教育程度、思想自由度呈正相关。然而，同样受过高等教育、致力于发展智力的犹太教，自杀率却是这三个宗教群体里最低的。涂尔干得出的解释是，犹太教受到的压迫最多，外界的敌意迫使犹太教强烈地团结一致，群体的整合性强，因此个人拥有较强的对抗自杀的免疫力。

我好像找到了我大二时曾坚定地认为自己不会真正得抑郁症的原因。我和阿树说：“你看，你就是新教徒，我就是犹太教徒。”

“PUA小天才”

阿树的表达方式很有特色，具体来说就是：七拐八弯，语焉不详，从句套着从句，很不受众友好。我们看同一部电影，我在乎这部电影带给我的感受、以及这种感受是如何生成的，他则更在意背后的“现代性”“身份认同”之类的宏大命题。

与此同时，我的语言习惯也遭受阿树的诟病，因为不够准确。“你使用太多文学化表达了。”“你就是喜欢情节。”“每次讲故事你都要从盘古开天辟地讲起。”他时常提醒我，“小心用文学化表达糊弄你自己。”

阿树对我说过最刻薄的话是：“你去做心理咨询，咨询师一定不会睡着。”——前情是我们学校提供的心理咨询服务大多不太专业，阿树的一个好朋友去心理咨询中心，心理咨询师听到一半睡着了。他的意思是我太擅长组织叙事，讲述痛苦也未必百分之一百真诚。

生活里的琐事，我讲给他听，连缀成有起承转合的小情节，整个过程中穿插着各种人说过的好笑的话，又时不时发表一番我自己的见解，偶尔使用一些极端词汇进行夸张。阿树可以敏锐地分辨出我使用语言对自己进行了塑造，他会一针见血地说：“你组织过。”

“不可以组织吗？”我反问。

“不是不可以，但这只呈现了一种可能性，选择一种可能性意味着失去了另一种可能性。比如你所讲的，它原本可能只是一件无聊的事情。”

“这种制造生活的赝品的倾向我高中就知道，但我一直对自己很宽容。”

“至少我觉得不应该宽容。我们应该试图趋近真实，即便永远不可能真正抵达。”

实际上，只要我接话，探讨就可以无穷无尽地进行下去。即便我表达反思，他也会说：“表达反思是逃避做出真正的改变的手段。”我说你这是反思之反思，批判之批判，何况你自己也会这样。接下来，我们就会在细如牛毛的逻辑里不断盘旋。他很聪明，读书也多，能言善辩——一切都符合我喜爱的特质，但这些都成为利刃。最终我甘拜下风。

这种批判也被运用到亲密关系的问题上。我会使用标签和分类法进行解释，好比我会说：“我在亲密关系里有一些恐惧型回避的倾向。”

他会说：“你就是对号入座，对自己进行定义和限制。你觉得你可以分清有用的部分和误导性的部分，但其实分不清的，一定会相互影响。”

我说：“重要的不是这个名词是什么，是我首先有这样的感受，才会去对号入座。重要的是我想表达的感受本身。”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觉得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都无法逃开遭受指责的命运。我一次又一次地觉得我的感受被精确地解剖、反思、批判，然后被忽略。

朋友问过我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你能区分清病理性因素和非病理性因素吗？换句话说，就是哪些事情需要从对方生病了的角度去体谅对方，哪些事不需要。”

而这恰恰是最艰难的部分。我对自己说：我可以包容由抑郁症引发的一切，但对与抑郁症无关、只与人本身有关的问题，我不必包容。而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两者根本无法泾渭分明。

他说：“我真的不是只对你会这样，我对自己也这样。我也不希望你像我一样想问题，因为我知道这是不好的。”

他确实不止对我如此。思维习惯与情绪特质息息相关，每当他陷入抑郁，一定是他崎岖的脑回路里发生了核爆炸。于我而言，建构意义有各式各样的手段，而阿树拒绝这种建构。他太想面对完整的真实，渐渐地面对得心力憔悴。

2021年十月份我们去乌镇戏剧节看戏，走在很漂亮的水乡里，放眼望去全是小说素材。我想要吃白水鱼，喝乌酒，在临水人家凭栏坐着看水乡的傍晚，去婚礼民俗博物馆穿凤冠霞披。阿树全程兴致低落，很久以后他对我说：“我觉得你只在乎发生什么样的情节，你根本不在乎身边的人是不是我。”

即便是写这篇文章，消费自己与对方的人生的焦虑也一直挥之不去。我编排了事件的顺序，重组了文章的结构，捋出了清晰的线索，似乎在其中包裹了某种意义。就像他自己说的：“如果换成我来讲，那可能就是一个无聊的故事。”

无辜的病人

这段恋爱自然遭到了我的父母的反对，哪怕是态度相对温和的妈妈，也会说：“如果有一天他自杀了怎么办？”我就说：“人活着，获得了快乐，当然要承担风险。”但其实我也害怕。

阿树的手机里有一个30岁生日的倒计时。早在我们是朋友时，我就知道这个倒计时的存在。实际上，“活到30岁就死”甚至是文艺界的一大审美趣味，更常见的时间节点是29岁，卢凯彤唱过《廿九岁的遗书》，My Little Airport唱过《北欧是我们的死亡终站》，讲“二十九岁去芬兰冻死”，我对此并不陌生。

过去我对他的倒计时表示出充分的理解与共情。我在微博上看到过一些自杀者的遗书，提到“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想要活着，死亡对于一些人来讲是真正的解脱”，其中盼望世人理解之心是那么迫切而真挚。秉持着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观点，我认可没有人有阻止他人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力。

但是恋爱以后，我完全无法像过去一样坦然了。

电影里有一类典型场景，专门拍主角在昔日爱人/旧友灵前跳舞，拍得尴尬的，影评人和观众刻薄地称之为“坟头蹦迪”。阿树早先三番五次讲：“你以后也要去我坟头蹦迪哦。”我听到也会笑着应允。

然而我们在一起后，这个梗被再度提起，我才蓦然惊觉我将自己置身于多么大的一个陷阱之中（他曾对我讲过“陷阱自己举着警告的旗子”）。我渴盼长久稳定的恋情，但我也知道他之所以喜欢我，恰恰是我展现出了对他悲观态度的“理解”。

更可怕的是，我意识到他甚至是有意在一些情境下将一些歌放给我听，以期我能渐渐脱敏。

有一天他写论文，我在看书，他的电脑放着一首歌，前奏像灵歌，我隐约听到了“了断”之类的词，于是凑过去看歌名。歌名叫《那边见》，我看到时眼泪便禁不住地往外涌，完全无法自控。那首歌的歌词写的是：

“有些人太早了断

有些人去得太突然

有些人看到了光线 踏前

更多人看不见”

我变得越来越爱哭，也越来越神经过敏。2021年暑假的一天，凌晨三点我没来由地从梦中惊醒，摸过手机，发现他在五分钟前刚刚给我发了条消息，说想念我。我猛地惊出一身冷汗，觉得对方绝不会无缘无故半夜发消息，老天爷也绝不会让我无缘无故让我半夜醒过来。于是疯狂拨电话过去，却拨不通。我觉得天旋地转。

十五分钟后，电话通了，他听起来像刚刚睡着，朦朦胧胧地说：“我没事，你一定要放心。”

仍是暑假，他推荐我去看一部叫《生日》的电影，并不太有名，讲韩国一个因岁月号沉船事故失去孩子的家庭面对余生的故事。阿树跟我说：“我也想要这样的生日会，以后你要给我操办。”我极其敏感，问他：“办给活人的生日会，还是办给死人的生日会？”结果自然和我猜的一样，所谓的生日会是一个纪念仪式，人们在这样的生日会上，笑里带泪地怀念逝者。阿树痴迷于这种“笑中带泪”，他想要知道别人如何看待他，如何评价他。我悲不自胜，说我不看，也不会给他办。他说：“你不尊重我对最后生日会的热爱。”

渐渐地我开始感到一种莫名的愤怒：凭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将我甩入这样的场景？每一次我都是被迫的，被迫卷入悲伤的情绪漩涡，被迫想象可怖的后果。而他只是无辜地痛苦着，他什么都没有做错。

心声

众所周知，冬天是抑郁症发作最严重的季节，尤其是北京。北京的阴天会剥夺所有的快乐，面对着灰黄灰黄的天色，世界末日的窒息感席卷而来，零度以下的天气阻断了所有出门的欲望，关在屋内感受不到所做的事有任何意义。

阿树和我说，从2018年确诊以后，每一年冬天他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2018年冬天他仍心怀希望，觉得自己只要遵医嘱就可以好起来。尝试了很多方式，觉得自己可以做到，然后逐渐发现力所不能，希望一点点破灭。

2019年最平稳，但仍然感到无力，是他所说的“看上去趋势是变好的，实际上仍是下沉的，失去了很多做事的能力和动力”的一年。

2020年冬天是他与我认识的时刻，他刻意想让自己往反方向走，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努力“让自己变差，让自己不要抱有希望，去挣脱一些束缚”。我与他认识不久，他擅自停药。

到了2021年，他说他的状态是“消极地面对”。还是在面对各种事，努力不要太逃避，但基调通通都消极。

他对待父母，从来都是维持着基本的礼貌，但从不敞开心扉，他从未告诉父母他曾尝试自杀。我们共同的朋友说他，“说话好像从来没有语气”。

在一起半年后，我觉得他身上长出冰冷的罩子，我只能隔着一个玻璃罩子观看他的痛苦。我常常一觉醒来，看到他凌晨三四点在豆瓣上标注了一部电影，或是发了一条充满消极暗示的微博。每到这个时刻，无法彻底地参与进对方的生活的无力感就蔓延开来。

我常说他冷漠，心里有坚冰。他也会问我：“我这个人是不是其实内里冷冰冰的？非要从冷冰冰里取出点温度来热情。假装热情。”

有一天我们在夜里聊天，他说：“我不想把你卷入到我的世界里来。这是一个悖论：假如你不能感同身受，相当于你还是无法真正介入，你还是只能袖手旁观。但假如你真的能感同身受，这对你来说是太糟糕的一件事了。”他又说：“我不能随便把负能量传送给别人，就算别人最初说可以接受，最后都会发现是不可以的。人和人在一起只是为了快乐。”

我试图反驳：“人和人在一起不仅仅是为了快乐。至少对我来说不是。”

他问：“你想要的是什么？”

我说：“我需要缔结一种真正深刻的亲密关系，不浮于表面。比起每时每刻都快乐，我更在意共同经历的一切让两个人无法想象分开。如果不让我介入你的痛苦，那我们的快乐都是浮于表面。”

他说：“但是共同的经历对我来说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重要。你记得我和你说过的吗，我的记忆会等量地衰退，只有当时当刻能感受到的快乐才是真实的。”

我反观他对待前女友的态度。那个女孩使用一种远比我更加细致严谨科学的方式照料他，读了不少抑郁症与亲密关系的相关书籍，时时刻刻提供着积极的情绪价值。他一面心存感激，另一面他又觉得，对方对待他的方式过于程式化。

资料里讲，抑郁症的发作与大脑缺少了几种神经递质有关，它们是多巴胺、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因此，新鲜的多巴胺对于有些抑郁症患者来说格外重要，因为它能帮助他们暂时摆脱抑郁的低落。

他的爱好像孙悟空拔下一根毫毛，一时变出了十分盛大的幻象，我恐惧有一天魔术结束，我手里握着的最终仍是一根毫毛。

我不愿意再点赞他每一条消极的朋友圈——而我们共同的朋友可以轻而易举地为那些消极的朋友圈按下赞。点赞或许暗示着情绪的共鸣，或许代表着安慰与关怀。但我意识到，当我们成为恋人后，所谓的“共鸣”消失了，安慰与关怀也变得微不足道。更大的恐惧与失落替代了共鸣。我不再确定我是否能给出对方真正需要的东西。

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我是真的不能理解他的感受。他看到的世界，他每天经历的情绪的起伏，他感受到的一切。我以为共情是我引以为傲的品质，可是共情能力通通都失效。人真的只能共情自己经历过的情感。要是我可以理解就好了。

好像是老天听到了我的心声，从某一天开始，我感受到巨大的疲惫感，我说不出话，记忆力衰退得很厉害，脑子好像被浆糊堵住，时常无缘无故掉眼泪，站在秤上体重一个劲地往下掉。接下来，我的脑子里开始浮现出我从阳台上坠落的画面，即便我清晰地知道我不想死。从前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惜命的人，原来真的不受控制。

我请假回家，去医院。坐在候诊室里，我想起短短的五个月前，我和阿树坐在六院的候诊大厅，我们拿着电脑，分两个无线耳机，看《爱，死亡与机器人》第二季。他看起来若无其事，只是显得疲惫。我忽然想到，那一刻他心里的感受到底是什么样的？当时我以为我完全了解，我们每天24小时呆在一起，没有什么是我感受不到的。但我忽然意识到，一定与我想象中不同。

做了大量的测评量表、脑电图与心电图，排除了器质性病变，医生给出诊断，中度抑郁状态加中度焦虑状态。临床诊断上并没有“抑郁症”这个概念，讲的都是“轻度/中度/重度抑郁状态”。抑郁情绪持续两周以上就是抑郁状态。既然是状态，就可轻可重，或许持续一段时间就结束，或许反反复复，永远无法好转。

最后女医生对我说：“你需要慢慢去学会去感受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及时行乐，carpe diem，我心里想，这是抑郁症界的又一句接头暗号吗。

医生开的药是帕罗西汀和奥沙西泮。决定吃药前我终于感到巨大的惶恐，在知乎上反复搜查药物的副作用，头一个礼拜的感受，以及是否会给人带来长期不可逆的影响。过去我始终坚定地觉得生病必须要吃药，但这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作“对主体性的怀疑”。

吃药的第一天，我觉得药物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去他的主体性，我感到久违的平静。但是很快，药物的副作用开始出现。我觉得头晕，无力，即便躺着也像漂浮着，情绪像是被关进了一个小黑屋，但我能感受到它还在，它并没有消失。它像一头困兽，被暂时地囚禁，但仍伺机而动。

状态最差的两个礼拜，药物的副作用让我无法舒适地思索，也无力流出眼泪。我感觉到体内有无穷无尽的需要，像一种摧毁性的力量，我无法做别的事分散我的注意力。我回想起阿树过去那些需要我保持清醒不能睡着的时刻。那些时候我曾无法理解。

我的妈妈以身作则地示范了陪护者应该做什么。我想要回家就让我回家，我想要吃药就让我吃药，我不想吃药就让我不吃药。她试图让我早睡早起、自己做饭、每日散步，建立起生活的规律。但在我失败的日子，她也从不苛责我。有一天早上我迷迷糊糊醒来，听见她在客厅里，放抑郁症的科普纪录片。我对自己有无尽的苛责：我有这么懂得爱的妈妈，为什么我自己做不到呢？

那段时间我开始看一些和抑郁症相关的影像，有个短短的纪录片叫《近乎正常》，还有日影《丈夫得了抑郁症》。那是一部非常日式清新温情治愈向兼带一些科普性质的电影，丈夫患上抑郁症，妻子以离婚逼丈夫辞职，然后两人就过上了在家疗养的生活。丈夫低落，嗜睡，食欲下降，身体疼痛，心灵脆弱，时常有轻生的念头。妻子陪伴丈夫做各种日常的事：买菜、做饭、散步、躺在地上滚来滚去，两人渐渐在日常中获得疗愈。

观影过程非常愉悦，看完之后颇让人增添几分对生活的勇气。但评论纷纷说，影片里呈现的生活，不过是关于抑郁症过于轻巧的想象，一种所谓的“抑郁症成功学”。

后来又看了拉斯·冯·提尔的《忧郁症》，一度成为我心里的年度最佳影片。那是一部充斥着精神崩溃、末日景象的灾难片，影片的上下半场完成了对抑郁症具像化与抽象化的两次概述。下半场中末日到来，忧郁星撞击地球，巨大星体带来压迫感，人们等待死亡降临的恐惧，呼吸急促的生理表征，都构成关于抑郁症患者的绝望和痛苦最直观的表达。

我逐渐稳定，停止吃药，重新可以开始做事，尝试去做心理咨询。一个月以后，我觉得自己渐渐脱离医学上定义的抑郁状态。抑郁症的世界，就像上天掀起它的帷幕让我窥得了一个很小的角落，然后又将帘子放了下来。

瓦解

回家的时候，我去找我高中时代的同桌兼室友Lola吃饭。她的前任男友在与她恋爱期间确诊了抑郁症，2020年年初，她与对方分手，给我打漫长的电话。现在轮到我去找她求助。

这位前男友是她交往过的所有对象中最喜欢的一位，日常相处也一直舒适。2019年两个人都在美国读书，相隔两座城市的距离，每两三周开车见上一面。在发病以前，一切顺遂。

2019年下半年，她男友的科研压力日趋增大，情绪状态也日渐变差，最终去医院确诊。年底时男生开始吃药，情绪渐趋平稳，Lola觉得是好事，但很快她发现事情并不如她预期。吃药让对方失去了许多情感反应，“他还是会告诉我他很依赖我，但是我不再能感觉到他喜欢我了。”Lola说。

有许多与我的遭遇相合的细节。比如，他们在线下见面，仍能相处得非常开心，但一旦回到线上，交流就变得毫无质量可言。又比如，Lola觉得击溃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她的男友告诉她，他觉得他们不会有未来，以后未必在一起。Lola说，到最后，我对他的感情也变成了，只是希望他好起来，其他的全都不重要。

2020年春天，纽约的疫情日渐加重，每天新增一万多病例，Lola开始出现非常严重的焦虑症状，夜里常常喘不过气。四月份，她回到国内。生活的变动让她觉得自己彻底熬过了最痛苦的那段时期，最终她和对方提出分手。

“你知道这件事对我的影响是什么吗？从小到大，我一直觉得只要是我想要的，通过努力，多多少少都可以争取到。但那之后我才明白，人生有一些事就是由不得你控制的，真的就是很无常的，所以要接受生命里的无力感。”Lola告诉我。

我也花了很长时间泡在知乎上，研究其他人怎么应对相似的境况。搜索结果是令人绝望的。我几乎没有看到任何成功的例子，千篇一律的分手结局。网上的帖子得出两种相反的结论：一说抑郁症患者会刻意推开爱人，而爱人需要做的是绝不被推开；二说抑郁症患者冷酷，一切仅为自己而活，从不真正考虑伴侣的感受。

所以故事的结局也无外乎两种情况：患者本人现身说法，控诉另一半是怎么遗弃了自己，使自己的病情加重；或是伴侣发帖，讲自己怎么意志坚定地要陪伴着另一半，又是怎么被对方一次次推开，一次次伤透心扉。

最打击人的是一类记录帖，答主现身说法：“我的男/女友是抑郁症患者，我正在使用何种方式与他/她相处，在这里记录一下，希望自己坚持下去。”回复区满是网友的鼓励，还有寻求共鸣者，“我也是这个情况，怎么办啊”。隔了一段时间答主出现更新：“谢谢大家，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日趋接受我们有一天会分开的事实，阿树同样告诉我，他无法讲“永远”。

“我觉得我们最终会在一起。”他在“最终”上加重音，这是他说过的最接近承诺的表达，“比起说‘永远’，我觉得说‘最终’会更笃定一些，但最终也意味着会有崎岖。”“或许会有分分合合，或许分开后无法再合，但我还是希望我们最终能在一起。”

最后的时光里仍然夹杂着一些好的片段，像珍珠项链摔碎了，散落下来的细小的珍珠。2021年十二月，我们坐在喜茶的店里，各玩各的手机。他无声地把手机递给我，给我展示他仍然保存着的《Let it go》的微信浮窗。

那是去年寒假的时候，微信刚刚更新版本，我在网上学到一些放迪士尼烟花的浪漫小烂招，兴冲冲地去找他试验。方法非常简单，就是将聊天背景换成一张迪士尼的城堡图，打开迪士尼烟花常用BGM《Let it go》，然后不断发送烟花表情，烟花就会在屏幕上依次绽开，好像人在迪士尼身临其境。

时隔将近一年，他一直保留着那个浮窗没有关掉。

在一些时刻我知道我们之间存在爱。但我也知道，爱并非恒定不变的，爱也并非可以击败一切的。

这几乎是我经历的最温情的分手。我们聊了一整夜，复盘到每一个对对方心生怨怼的节点，甚至商量了戒指、头像、给彼此的备注等一切善后细节，约定短时间内不谈新的恋爱，以示对这段感情的尊重。甚至留下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收尾，说，如果有一天可以一切清零，所有的问题都得到解决，或许我们还会重新在一起。

分开后我们仍然在一起度过了一整天。我们一起去资料馆看了电影，然后在旁边的枫蓝国际吃了饭，逛了书店，买了书，买了三元梅园的奶酪，又分别在喜茶和满记甜品坐了一阵。出来时夜幕低垂，我们心血来潮，查了查腾讯地图，一共五公里路，我们决定一路走回学校。

那几乎是整个冬天以来最轻松的一天，我问：“你知道我最喜欢你的时刻是什么吗？”“你有很多非常生动的表情，皱眉，嘟嘴，河豚脸，还有五月我们住在朝阳，在空调房间里打跑跑卡丁车，跑赢了的时候，你会学着那个卡通角色的样子喝彩。”

“但那只是我很小的一个切面吧。”他说，“气得要死，我苦心建设的智识性的一面根本不受重视。”我说：“是的，而且还经常引发争端。”

沿路一起走十里长街，我仍旧提议放歌。我跟他说：“你来点歌吧。”他叫我放《热带雨林》。我没有听过，问他这首歌讲的是什么。他说：“讲亲密关系就像亚马逊的丛林，每分钟都在消失。但也留了一线生机，因为亚马逊的丛林，永远不会耗竭。”

北京飘了三日雪，一路上都是被扫成一堆一堆的积雪，洁白里混着污泥。我选的最应景的歌是王菲的《邮差》：“你是千堆雪，我是长街。怕日出一到，彼此瓦解。”我想，我们不会再彼此瓦解了。

今年和往年一样，开年就烂，开年就带来群众被监管迫害死，被拐妇女生不如死，以及劳动者累死的消息。

近日b站某审核员的死仿佛也像一起普通的劳动者猝死事故一样：互联网大厂强迫员工996，员工不得不接受以至于累死，就和去年猝死的拼多多员工那样。

可我们不得不注意到b站的审核工作到底是干什么的。b站的审核工作主要是针对视频、专栏 up 主的内容投稿核查的，up 主的视频、文章是否能发布在b站上直接归他们管。审核员有权毙掉b站不喜欢的视频，有权要求 up 主删改他们的视频。

近年来来自政府的言论管控空前强化，各互联网平台为了自保更是强化言论管制，b站也不例外。很多时候，up 主们为了视频顺利过审，不得不阉割掉很多“敏感”的内容，每个审核员的审核行为都在强化言论管制，这也间接导致了文化凋敝。

本次过劳死的审核员就是这种群体的一员，他就好象一部焚书机上的一颗螺丝钉，坏掉一颗，主子就会拿出另一颗来换上。

就目前互联网上披露出来的消息，b站在此次事件中也选择了息事宁人压制舆论：一方面，面对死者家属，搪塞了之；一方面，又疑似在准备写颠倒黑白的通告糊弄公众。而他们为了隐瞒消息，也注销了死者的企业微信，疑似删除了死者的加班记录，妄图抹杀此人在b站的加班记录[1]。

b站以及其他平台封锁消息的行为一定会加剧其他审核员的工作量，一个审核员的累死带来了更多审核员的加班。而所有审核员的工作都在加剧文化凋敝和言论封锁，最后真正要屏蔽的越来越少，也就不需要那么多审核员了。审核员压迫网民的工作也在加剧他们自己的死亡，这无疑非常讽刺。

审核员是b站管制 up 主言论的爪牙，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是可替换的，他们每一个的死都比鸿毛还轻。

附：

也许有人会问，没有审核员把关，我们还怎么发布视频？的确在来自官方的言论审查和文字狱日渐猖獗的今天，在所谓国内主流平台上发布内容都一定程度上需要这些平台的自我审查。毕竟官方审查不仅针对普通用户也针对平台。

如果不进行视频审核工作，b站很有可能因为大量敏感内容被有关部门叫停。而b站运营方支持这种逻辑。

用户需要一个可以绕开官方审查的平台。那么是否有这样的平台呢？答案是有的。

自由的邦联制视频网站系统—— peertube 就是这样的平台。peertube 有一套开源的源代码，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这套源代码搭建自己的 peertube 站点。如何搭建 peertube 站点，可以参考 peertube 项目官网https://joinpeertube.org/。

对于尚无能力搭建实例的普通用户来说也可以自行在https://fedidb.org/network?s=peertube上找一个开放注册的实例注册帐号上传视频，当然上传视频时请尊重各实例站点的规则。

从源头上掌控平台才是绕开审查的最好办法。

和任何新建的视频站点一样，每一个 peertube 站点一开始都只有有限的视频，而随着视频越来越多，站点的运维费用也越来越高，并且官方仍然可以将站点列入 GFW 的黑名单。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peertube 的回答是邦联制。

每一个 peertube 站点都不是孤立的，所有用 peertube 源代码构建的视频网站都是 peertube 邦联制视频系统的一个实例，实例和实例之间可以互联互通，在 a 站点上就可以访问到 b 站点的视频，一个大的邦联网络上的几个站点被屏蔽不影响整个邦联制的可访问性，而且 peertube 使用 p2p 技术这可以减少运维站点的花费[2]。

使用好 peertube 在 peertube 上构建属于用户的视频网站系统才是最符合用户利益的。

[1] 一篇梳理事件的文章

[2] 也可以参看相关科普视频

按照我国府衙自己的法律规定：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

“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如今的情况是，涉事嫌疑人均逍遥法外，受害者至今未得到有效救助，而执法机关依旧在玩忽职守，人民群众的发声渠道继续缩减了。

我们大家可能早就对中国政府的选择性执法有所了解，但是笔者在此还是想强调一下：中国政府只默认执行那些维护他们统治的法律，所有和维护统治无直接关系的法律，都是选择性执行的。

本此丰县性奴案正是这种选择性执行的案件，要让涉案嫌疑人伏法，要让受害者得到有效救助，要让正义得以声张，靠得是什么？人民群众的舆论力量！人民群众的舆论力量才能推动这些事件得以解决，在前20年新闻媒体还没这么凋敝的时候，各种农民工讨薪，黑煤窑，上访群众被打，以及类似的拐卖妇女儿童案件正是在不怕牺牲的调查记者，有良知的曝光媒体和广大普通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才得到了解决。

政府的不作为和人民群众的努力构成了鲜明对比，每次这种恶性事件在人民群众的努力下得到解决，都是对这政府恶行的暴露揭发。于是啊，终有一天官老爷连合法的曝光媒体也忍受不了了，它们把调查记者、维权律师、讨薪民工、媒体大V一同投进大牢，再让被拐妇女儿童淹没在封锁里，然后架起更高的墙，墙内的一派歌舞升平，墙外的哀鸿遍野越来越难以传达到墙内。

由此看来，这样的专制政府制定的法律一定是不可靠的，哪怕法律条文规定得再合理公平，它们也不会认真执行。真正能推动事件妥善解决的只有人民群众的力量。

既然这法律不可靠，那么它还敢有什么神圣性？我们还有必要事事考虑合法？法律既然敌视我们，我们就应该推翻它！而不是迷信它的权威！

既然你们专制政府宣扬的法律不能保障我们的利益，还敌视我们，我们就应该自己拿起武器捍卫我们的利益。舆论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武器，在这起性奴案里，专制政府在集中制社交媒体上搞武器管制，我们就要在邦联制社交媒体上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惩罚涉事嫌疑人！

你们丰县当地政府不是不管嘛，好，我们人民群众来管，你加害者是什么东西，让我们大家都来看看，我们要用人肉搜索曝光你们这些垃圾，让全世界乃至以后的人记住你们的暴行！你们不是喜欢讲流芳百世吗？好啊，我们就让你们遗臭万年！

还有中特专制政府，你以为你的监管真的无所不能吗？我们当然知道你们的监管力量，知道你们在集中制社交媒体上大搞言论审查，大兴文字狱，人肉搜索搞不了。

是啊，你们还假惺惺地冠之以保护个人隐私的名义，甚至又搬出了法律条文：“向特定人提供公民个人信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以及通过信息网络或者其他途径发布公民个人信息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可微幕上那么多肆意暴露新冠感染者行踪轨迹的人，他们受到什么惩罚了？新冠感染者的隐私，也选择性不当隐私了？

不用再掩饰了，你们的作派我们清楚得很：你们向来敌视个人隐私，却害怕人肉搜索，害怕人肉搜索动员起反抗的人民威胁你们的统治。这个时候，你们倒主张起个人隐私了！来说说，你们主张的是谁的个人隐私！

但你们也要知道：这个世界真的很大，你们的黑手伸不到的地方比比皆是！

我们会在无声中践行我们的正义，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方式还受害者公道，让强奸犯们拐卖犯们付出代价！

我们要动员更多人到自由的邦联宇宙上来，继续保存传递消息，继续收集力量，为了让更多受害者不再淹没人海，为了让加害者得到应有的下场，为了践行我们的正义！我们应该让更多人来到邦联宇宙，恢复并扩展我们本来拥有的能量！我们本来拥有的武器！以及我们要掌握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