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代末期，大学毕业后，因不善求职，由亲戚推荐入某小型工厂就业。位置是沿海发达省份的偏僻穷困县城，因有铁路与高速直通国际港口，故勉强还能做出口生意。
我的最初月薪仅900元，入职约半年后才由公司买社保。入职约1年多后，月薪升至1000元。
这家工厂专门生产出口欧美的油漆刷。按其向海关提供的报关资料，每把刷子的价格从1美元到十几美元不等。当年我特意在家乡的五金店找过油漆刷，基本售价是1寸刷卖1元，3寸刷卖3元，以此类推。其实4~5寸的油漆刷在国内五金店已算很大。
在中国的装修工人看来，油漆刷只要能上漆即可，刷毛密度高不高，毛长是否整齐，木柄是否好看等等，不必考虑。但出口欧美的刷子可不同：整齐笔挺的刷毛，如果用了化纤丝，毛色可以缤纷多彩。不锈钢打造的金属壳，上面敲着漂亮的logo。4颗整齐的螺丝钉把它与榉木切割成的手柄固定起来。刷子被放入印满外文的包装盒（有英文、有德文、有俄文），整齐地塞入褐色纸皮箱，然后由女工们背上闷热的集装箱，由卡车拉去国际港。
我的工作是“质检员”。这个职位原来似乎有两人，他们坐在车间深处一个独立办公室内。里面除有摆放文件的办公桌外，还有一个摆放检测用具的桌子。墙上挂着一只比人还大的油漆刷，向访客展示工厂的制造实力。大刷子旁边是窗口，背后是一座充满杂草的小丘陵。杂草之下藏着一座座坟丘，每当窗外传来鞭炮声时，即是有谁的骨灰即将下葬时。后来有同事笑我身后是“英雄山”，问我怕不怕时，我仅一笑置之。窗口外的世界唯一给我带来的惊喜，是某个清明节前后的多雨日子，突然有条蛇穿过窗口到访。我当时似乎逃出办公室，几十分钟后蛇就不见了。
油漆刷的生产工序大概如下：A、木工车间刨木柄——抛光木柄——木柄上漆；B、压制铁壳；C、混毛（保证毛均匀、整齐；有时要将不同类型的毛混合）——把毛装入铁壳——用特制胶水粘稳毛——将木柄套入铁壳并打入螺丝钉——包装。
理论上，质检员需要检查以上每个工序。根据我们内部的ISO9000质量管理手册，对半成品与最终产品都有抽检方案。该方案是根据统计学原理，按照不同的生产总数，抽查数量不等的产品——每次抽查后都要在车间主任处填写检测表，这也是我每天的工作。之前两个质检员为什么离职呢？理由一，工资比我还低；理由二，这份工作不重要，纯为唬弄客户而做。基于第二个理由，我的质检工作也是做样子，至少是从来没试过检查完每一道工序，也从没按照方案检查足够量的半成品或成品。
我们厂的产品主要销往北美与西欧，客户是当地大型的五金超市。西洋人对产品，对供应商都有一套要求，并写得一清二楚。每次发一集装箱的货之前，客户必定会派自家的或第三方质检员来厂验货。每年，客户也会派代表到来“验厂”——检查生产能力，生产环境是否安全，甚至是人权状况。另外，美国客户还要求检验工厂的“反恐”能力——防止恐怖分子占领工作。因为我频繁与这些人对接，不知不觉也知道了世界上有SGS、intertek这些检查代理公司，它们专门代表国外买家到工厂检查各种状况。从理论上说，这些第三方机构能更客观，毫无利益冲突地完成任务。
我总觉得“验厂”是相当荒谬与充满喜感的表演。美国客户派来的检验员根据客户准备好的一页页文件，到厂逐项检查。例如看车间的灭火瓶够不够，看员工宿舍，看食堂环境，看我们的ISO9000文件......
检验员关心我们有无工会，我们就指定材料库的出纳做工会“主席”——此人是一位颇有气质的阿姨，每天都穿上精致的职场女性西装上班——一套与这个偏僻县城格调不搭的西装。她平时与一线工人鲜有接触，大家必须喊她Z姐，绝不能喊阿姨。检验员想知道工人的工资状况，他会调阅我们伪造好的工作合同——合同上的签名多是临时代签。他会亲自抽查名单，单独询问该位工人的月薪情况，及有无购买社保，有无放年假之类——厂里管理人员会预先警告工人如果回答一个正确的数额，因为本厂从来都是计件付薪，不开工的月份将一分不给。除春节外，其余日子一律无假期，一切一切都与法律规定的最低劳动者福利毫无关系。至于社保、年假则更是浮云。事实证明，我们的工人莫明其妙地听话。然而百密一疏，有次检验员可能觉得我太显眼，在访问经理时提出要调阅我的员工合同——我们完全忘了造一份，直到事后经理拿着空白合同找我签字为止。当时的尴尬情形我无缘得见，但相信经理会用他习惯的装傻强撑过去。另一次，检验员走到食堂，指着那间破败大房（大概是毛泽东时代建好的）中间的唯一木圆桌及旁边的旧长凳说：这里容得下你们厂上百个工人吃饭吗？有时我强烈感受到面对客户我们首要任务是骗：除了把外厂代工的刷子说成是自己生产，我们也会夸大本厂的产能与规模。我们厂的右边紧挨着一家化纤拉丝厂，我们毛刷的化纤丝多从那采购。我们混毛的女工多被该厂挖走，因为我们的工资比人家低。有时为了唬弄外国客户，特别是新来考察的，我们会骗他们说这家拉丝厂是我们的车间之一。我们两家老板很熟了，所以对方欣然同意。传说中他们还藏着一副假招牌，以便随时挂出去。这厂外面有个小诊所，里面有位年轻的女医生。我们硬是把它描述为本厂的员工诊所，反正外国人也看不懂......吧？在我们的木工车间外，有处堆放木料的广场。广场里面藏着另一个小公司，经常为本厂提供木料。当然，它也会适时地“变成”本厂的木工车间。
在我们厂的领导们看来，验厂员都是来要钱的。每次验完之后，经理们总会请这些大员到本地有档次的地方吃饭，并适时地送上一个信封，内含我们的“小小心意”。因为我不善交际，这种事就与我无关。检验员的报告通常要留在酒店内，甚至在回程的火车上写，他们在接收到“心意”后，自然会小心地写好那堆报告。我相信，所有厂主、经理们都会向检验员大吐苦水，说产品的利润多低，生意多难等等。检验员大抵也不愿毁别人的生计，故我们厂终究能平安无事。
验货是常常遇见的事——产品只有通过验货，得到验货员写有approve的报告，才能装箱运往港口。当然，一部分客户完全略过这项程序，而欧美那些大卖场则正规得多——表面上。记忆中我接触过的只有SGS与intertek派来的人。SGS检查的那批刷子完全是我们外包给友厂做的，但厂里都守口如瓶，绝对不能让验货员知道，毕竟客户是向我厂购买刷子，而非哪个闻所未闻的厂。问题是这批低档货在我们看来是利润低，同时没有足够人力去做。
验货员通常带着买家提供的质检资料而来，上面画着刷子的图片，长宽高数据，含毛量多少克，可以吸收多少克油漆等等。他们还会带上样板，以便与被查的产品对照。他们通常还要到仓库看看，确认做好了多少成品，能否按时出货。记得有次我们实在赶不及生产，只好请验货员通融通融，等次日造出足够数量后再验。当天只好请老板的司机陪他出去又吃又玩，去了本地著名的旅游点。顺带一提，我们老板是本地的大资本家，流氓头子。那个司机是其贴身小弟，也可谓保镖。本厂使用的包装盒或纸皮箱，不少购自他的另一个小弟——此人还兼职经营地下赌场，煤矿等等。包装车间的人偶尔抱怨这家厂的纸箱差，但老大要分润给小弟，谁也没办法。验货员次日见仓库成品还是不够，但在经理拍胸口保证按时出货的承诺下，加上红包“心意”的攻势下，他还是选择装作看不到。
原本我无缘接待这些跨国企业“代表”，也无缘与经理们坐一个办公室，负责该工作的另有其人——一个身材略胖、皮肤白皙的年轻男人。某日下班路上，我看着他与其他工厂管理人员一样，骑着摩托车扬长而去的背影，完全没料到那是看到他的最后一面。周一上班时，厂中各人面色凝重、窃窃私语，随后才知那人周日晚突发脑溢血，在医院挣扎一阵后就死了。原来他年纪虽大我一点，却长期吃抗高血压的药。那晚他与朋友出去吃牛肉丸，期间突然发病，竟有此一劫。从此我以质检员身份兼学做报关业务，在犯了两三次低级错误，造成一些损失后，终归上了手。但工资仅涨了100元。近来重看哈利波特系列电影，想起那时刚在影院看《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时间为星期六，我从厂里回家玩。期间这胖子突然打电话问我在哪，并责我周五回家应该告诉办公室里的人。可见，我们正常情况下并无周六日假期，不过在实际上，办公室里的人在周六并无多少上班的劲头。我也想不起厂里有关于周末双休的任何正式说法。
刷子的技术指标相对简单，验货员自己也觉得检查那些长宽高、含毛量之类没啥意思，来多几次之后也是虚应了事。有次他发现刷过毛后，有些碎毛脱落——这是重大质量问题。按理论上的要求，哪怕在刷毛下方绑上2KG重物，毛既不会断，也不会掉。不过验货员在与经理私聊过后，该问题便不追究。刷毛脱落可能与胶水有关。某次一批刷子全都有次毛病，负责灌胶的主任坚称这是经理新买的胶水所致，结果他还是被扣工资。至于这批不合格品，它们照样被装箱出货——老板绝不能浪费工本。
尽管技术简单，刷子生产过程中还是会有各种因技术问题而造成的次品。例如铁壳冲印的字不清楚，灌的胶水略有漏出并凝结在铁壳边上，铁壳的电镀不佳导致颜色有瑕疵，敲打螺丝钉时打歪了，甚至锤子偶尔会将铁壳打变形等等等等。一些次品我们可以找出来并返工，一些无法返工的也尽量不使其报废，而是适当混入包装盒内——绝不能浪费工本。我这个质检员到底起什么作用？当然是应付的作用。尤其待我接下应付各位验货员，以及报关文件的工作后，更懒得下车间看了。最多每日在包装车间花几十分钟翻翻看看，顺便与各女工吹吹牛皮。
工人的工资自然不高，他们没有基本工资，完全计件。由于实在太低，我在的时候厂里已经有用人荒，但因为那时订单总体不多，导致工人们根本“吃不饱”。油漆车间的人最惨，因为我们越来越多使用塑料柄，根本不用上漆。那个所谓的油漆车间主任，固定月薪仅500元，手下仅带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工人。他娶了个漂亮年轻的老婆，夫妻俩住在工厂旁边一个窝棚。木工车间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它的车间主任在县城里有餐馆，有时会在饭堂女工面前吹嘘自己做鱼的水平如何高超。说自己每次都是把一家餐馆做出人气，随后就转让给新老板。他在我们厂做主任，大概纯粹为得到流氓老大庇护。他有次手舞足蹈地回忆自己年轻时如何拿刀追砍哪个死对头，我才察觉他也是本地流氓的一份子。木工车间也没几个人。我刚入职时记得有个样貌比较好记的木工，一个月后似乎不见了。不久后有个保安告诉我，他会练法轮功。某次在宿舍里，这个人突然毫无预兆地盘腿打坐，令人莫名其妙。记得装毛车间的收入最高，一般比办公室里几个拿固定工资的高。但有次她们集体进行小规模罢工，一起涌入办公室面见大老板，要求涨薪。车间主任大叫冤枉，自称镇不住她们。经理们则忿忿不平，讨论“一定是某某某带头闹事”，必须找机会把她炒掉。
装毛车间那个主任大概是全厂最起眼的女人，因她每天都穿着奇葩的衣服上班。我很难描述那种奇葩，她本人表示那是家中女儿不要的衣服，她觉得可惜就穿上了。所以，那首先属于气质上绝不适合中年妇女的。其次，衣服的材质亦不佳。第三，我认为哪怕年轻女孩穿上也很难看.......这个车间的女工年龄分布较广，青年、中年都有。我刚入职时见过一名稚气未尽脱，胸部丰满的女孩。她两三个月后不见了，其它工人说她只想玩做不下去。木工车间主任的漂亮老婆也是装毛工，收入肯定比她丈夫高。我们办公室中的刘经理，中年断弦后即娶走了一个装毛女工。一般女工们都认为她是飞上枝头不必辛苦了。外面那个会视情况伪装成我们车间的拉丝厂，其老板也是娶了自厂年轻的混毛女工（混毛装毛两道工序上下衔接，女工通常二者兼做）。这老板刚好住我楼上，每天晚餐后两夫妻会在工厂内外散步。这老板是个上海人，大老远跑到如此偏僻的地方。
可能为缓解思乡之情，上海老板订了一份《文汇报》，不时被邮递员送到他的保安室。他厂保安室有电视，我喜欢傍晚时分跑去看一阵，偶尔翻起那里的《文汇报》。记得那时本省中心城市的日报已是彩色，这上海《文汇报》居然像化石一样仍为黑白。至于其内容，则活像党报一样极度无聊——甚至不如本省党报。我实在无法将它与香港的《文汇报》联系起来。
打钉车间没几个人，最显眼的是个年轻女工，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80后，但已生了2个孩子。她敲打锤子时，一个孩子带在身边，一个年幼的背在身上。车间主任说她叫姚伍英，从没上过学，不识字，每次拿工资都只能按手指印。她这种人老实而没有什么能力，只能屈居本厂，永远做这种没技术低工资的事。有时她身边会坐着一个不断说话的中年男人，目测也是社会底层之流，车间主任说那男人想撩她。后来姚氏又给她生了个孩子。她的老家是大山里，我始终想象不出在这个沿海省份还有80后文盲。我一直怀疑，这种高强度、重重复复敲打的劳动，会给关节带去可怕的损伤。希望她如今有更好的生活。
包装车间的女工多为老员工，流动性低，可能因为工资不高不低所致。除了将刷子套入包装盒这种工作外，她们还负责把笨重的纸箱搬上货车。车间主任因为兼做多项工作，故包装车间的实际领头人是他的两个助手。其中一人在我离职前特地送我一大本笔记本。至于另一个人，我印像最深的也是与工作无关的事：她与丈夫无法生育，遂在福利院抱了一个婴儿。她为此事特地拜访了本厂老总——那个本地流氓，因收养孤儿需走后门。而流氓老板在本地确有点影响力——某次春节结束、开工大吉，老板在政府附属宾馆摆宴，把一个副县长请来共饮。
这里员工们的精神生活是空虚的，因为赌博是他/她们为数不多的业余活动。厂的附近有两三家小麻将馆，每家区区三、四张桌，其中一家又摆一台电脑，为年轻人提供一点点网络娱乐。当工厂闲到没事做时，麻将馆就会出现各车间主任的身影。可能因为麻将之风过于猖獗，县里的黑皮也乘机而动。某次周一，我厂H经理跑回来与厂内大小流氓诉苦——昨日他老婆在家与牌友大战，竟被黑皮上门捉去看守所，理由是聚众赌博，他老婆还是庄家。大家多认为黑皮大题小作，既然H经理有流氓老板撑腰，估计最多虚惊一场，惟暂时辛苦他老婆。有人聊起看守所之待遇，云每餐仅有少许咸菜咸豆角拌饭，颇艰苦云云。
其实对这里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更广泛的娱乐是地下六合彩。听说是根据香港每周二、四、六的六合彩，猜其最终特别号码。而且，有时纯猜数字，有时是猜十二生肖。据某车间主任回忆，过去“买码”最疯狂时，每逢开奖日，所有工人都在下午停工，忙于讨论今晚的号码。我到厂时该盛况已不见，但博彩之风仍未息。从车间工人、饭堂厨房大妈到，办公室人员，均偶有聊起此事。在城乡各处书摊都有“买码经”，灌以《白小姐秘籍》等各色名字。一次打钉车间某老妈，把秘籍塞我手上说：你是大学生，你应该看得懂吧？我好奇一看：都是一首首不知所云的打油诗。有的还附一张意义不明的漫画。在这些贫穷而文化低下的人看来，在开奖之前看见或感觉到的某种征兆，能指向今晚的小小横财。例如在厨房看见一只老鼠，表明今晚开“鼠”。更离奇者，那个保安室里有电视机的大爷，认为晚上《新闻联播》有暗示，故看新闻很重要。
我厂曾经有个保安，做了约一个月跑路，原因是赌博借了钱还不起。我记得他是邻省H州人，也算健谈。某日抱怨这里月薪区区5、600元，食堂饭菜实在太差，此番是躲债主而流落本地，希望打电话给儿子要点钱救济。后来他借我10元，从此再也不见了。据说他那段时间到处找人借钱。另外，他也抱怨厂里保安队长太凶、太坏。
保安队长叫老杜，外省人，大家都不喜欢他。据说他是老板亲戚，故屹立不倒。厨房的大妈都怕老杜生气——老杜手下有两只难看的土狼狗，每日黄昏都拿厨房剩饭剩菜喂狗。那些饭菜是员工菜，最差的米（大粒却吃不饱），配合一道纯斋菜。我至今记得，有时是水豆腐，有时是酸菜，有时是炒青椒，偶尔是炒某种豆，每周循环基本不变。很多住在附近有家庭的工人只会拿这些饭菜喂鸡。我是坐办公室的，获得老板授予之特权，中午在厨房里与其它办公室人员吃家常菜。晚上则只能吃中午的剩菜，因老板晚上不在这吃。有时员工餐的剩饭太少，老杜就会“生气”，亲自走进厨房翻东翻西，看到办公室人员中午吃剩的，就眉开眼笑地刮走。大家都说那两只狗才是老杜亲儿子，老杜早已离婚无妻，亲身儿子也很少见他。
与老杜关系好的有两人，一个是铁壳车间黄主任，山东人。他自称高中时成绩很好，惜无钱上大学，才沦落到这间工厂。他右手缺两只手指，就是给本车间的机器带走了，据说也没赔多少钱。他来此工作十几年，落地生根，只能住在厂边那栋废墟一般的宿舍。那栋楼应该是文革时期建的，没卫生间。大家方便都是去旁边的公共茅厕——真正的屎坑，低头就是深不见底的粪池。我的台灯坏了开关，便请黄主任帮忙修好。我则帮他维护家中电脑与宽带作回报。那个功能简单的台灯至今仍跟着我闯荡南北。另一个不抱怨老杜的是个胖保安，我与仅他是点头之交。某次他聊起自己年轻时参过军，那时正对越南作战。他和战友都集结在广西边境某营，因他与连长（或是营长？）关系好，长官把他留下，才没被送去做炮灰。
某年春节前我厂接到个大订单，必须在节前加班完成。于是各车间都动员起来，要求每晚至少工作到9点。经理们决定每晚每个工人补贴2元伙食费，随后改为每晚提供宵夜，要求厨房一起加班。厨房哪个大聪明不想加班，提出不如改为每人发一包方便面，最后决定由日常驻厂的我负责在晚上发面。那些工人对那包零售价还不够1元的方便面均不置可否。我也被要求晚上在包装车间帮忙，一直忙到年廿九才回家。那段日子也很奇怪，或因眼看年关将至，自己却不能回家，潜意识十分焦虑，我连续一周睡觉期间都在做梦，故疲惫不堪。年廿九拿到本月工资+年底奖金，不料回家坐公交时被小偷扒走。
后来因考研之故，辞职走人，从此与制造业无缘。不知那工厂倒闭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