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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育孩子的两种驱动：利他主义（altruism）和父权主义（paternalism）

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亲子关系理论中，将不同代际父母养育孩子的驱动力分为两种类型：利他主义（altruism）和父权主义（paternalism）（Matthias Doepke & Fabrizio Zilibottiz, 2017）。

大家不妨先通过下面的日常场景，浅浅感受下两种驱动风格的差异：

正在备考的孩子，向父母提出请求说：“最近学习太紧张，周末想去迪士尼玩儿，放松放松。”

通常情况下，他会收到两种回应——

一种：“是个不错的想法，爸爸妈妈可以陪你一起去。”

另一种：“这时候去迪士尼只会让你分心，考完试再说。”‍

前者是利他主义——利他主义父母的关键特征在于对孩子充分的同理心（full empathy with the children）。

换句话说，父母愿意接受孩子自己认为的“什么对我来说是有益的”观点或决定，愿意通过孩子的眼睛去看待孩子。尊重孩子的自我意识、需求及与其他孩子的差异，而非给孩子强加大人的意志，在家庭教育中强调分享合作、有同理心。

后者是父权主义——相对的，父权主义父母关于什么对孩子来说是有益的，有一套自己的强加于孩子的判断标准。

如果孩子的想法和他们不一致，就会被否定、驳回。相较于利他主义，父权主义父母更注重制定严格的规则准则，强调父母在家庭中的权威指导地位。

同时，父权主义也被称作“家长式作风”——认为孩子的自主权是需要得到约束和限制的。这往往意味着违背或无视一个人意愿所采取的行动，代表一种对他人不尊重的优越态度。

两者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利他主义关心的主体是孩子自身，而父权主义的主体则是家长自己。

尽管某种程度上，几乎所有的父母，在孩子成长的不同时期（特别是幼儿期），都存在父权主义驱动。但不可否认的是，的确有一部分父母，可能一生在孩子的生命中都扮演着实打实的「父权主义」家长。

投资型父母，就是其中的一类典型代表。

投资型教育的本质是靠子女牟利，而不是真正的爱

不论哪个年代，相信许多人成长的过程中，恐怕都有过一种被父母“告知”的歉疚感：

“我们含辛茹苦把你养大，你考不上理想的大学，对得起谁？”

“这么大年纪了，不结婚、不生子，这是不孝。”

“你能有今天的成就，说明我们一辈子的心血没白花。”

这种有意无意之中的言语或观念灌输，其实反映的正是投资型父母的思维底色：生养孩子的过程是一种「人力资源」（Human capital）投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孩子的人力资本能够变现，转换成经济价值并为自己所用。

所谓人力资源，指的是劳动者自身拥有的能够用来创造经济价值和效益的那些资源和资产。比如工人的核心人力资本可能是体力和某项工种技能，医生的核心人力资本是医学学历、知识储备或临床经验等等。

也正是基于这种思维方式的驱动，父母对孩子的一切投入和付出，其实本质上都不能称之为对孩子真正的爱，而更接机于一种利润至上前提下的逐利行为。

进一步来看以下几个显著特征，或许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投资型的养育不是真爱：

高预期和结果导向：

因为十分看重子女最终是否能够创造价值和实质性回报，投资型父母通常会从孩子很小的时候甚至是从出生起，就围绕学业、职业、兴趣爱好等与人力资本密切相关的方面，设定非常高的期望并制定明确、严格的目标。

但这些目标以服务他们自身的意志和利益为核心，并不会考虑否满足孩子的需要和意愿来设定。

高度控制甚至是操纵：

投资型的父母绝不会让孩子脱离自己所设置的发展轨道，这个过程中的每个关键环节，他们都会对孩子的选择进行高度的介入跟控制。

为了防止出现偏离轨道的情况，有时候这种控制还会演变成一种更令人窒息的操纵。例如一旦孩子违背了父母的意志，就会被停止给予或得到惩罚。

爱对外吹嘘、对内否定：

对投资型父母来说，向外界吹嘘自己孩子所取得的各种成就，是一种无法克制的满足自我虚荣感的需求，也是强烈竞争意识的体现。

但在面对孩子时，他们能够给予的肯定却相当有限，更多情况下，是不断地否定、纠正和激励。

忽视或厌恶风险：

尽管在用投资的思维养育孩子，但哪怕和专业的投资人比起来，投资型父母也不会真正做好承担「投资失败」的风险准备。毕竟孩子的数量是有限的，他们重仓押宝、孤注一掷的目标常常是只允许成功，不允许失败。一旦失败，他们就会计算自己的投资成本，并试图从孩子那里“索取”点什么回来。他们与其说是在“投资”，不如说是在“赌博”，且没有愿赌服输的自觉。

自身利益前置：

和一级市场的某些投资人类似，投资型父母常常也宣称自己和孩子是命运共同体，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帮助和陪伴孩子共同成长，实现共赢。但事实上，当孩子的利益和他们们自身的利益产生冲突时，他们会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面。

为什么有的家长会对孩子进行投资型教育？

过去，我们常常将父母对孩子的爱“神圣化”，认为它是最接近无条件之爱的代表。但如今，这种虚构出来的“爱”在新时代的互联网上得到越来越充分的揭露和批判，被控诉为「有毒的原生家庭」和「父母皆祸害」。

很可惜这些揭露和批判往往只在道德层面上着手，没有深入到经济领域。这也导致许多人会深深地陷入，对于父母爱恨交织的矛盾旋涡中。如果我们不从经济层面上分析，就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会以「爱」的名义、实则有毒的方式养育下一代。

人口学家针对投资型父母的行为动机进行分析之后发现，这可能是父母被社会环境和趋势异化后的反应：

动机一，教育投资是一种社会阶级再生产工具（Albertini＆Radl, 2012）

近几十年来，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收入不平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投资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父母保护下一代社会地位的一种方式（Napolitano et al., 2014）。也被视为一种在社会阶层中向上流动的方式（Skirbekk, 2008），以及应对地位焦虑的策略（Zuanna, 2007）。

在这种环境下，不论是父母还是大公司都更偏爱“高质量”（即更昂贵）的孩子，而不是“数量多”的孩子。久而久之，孩子被物化为一种理想的消费品或投资商品。并构成了生育的主要障碍之一，特别是在东亚社会（Anderson & Kohler, 2013）。

动机二，迫于「好父母」的社会规范压力

社会层面关于好父母的标准发生了变化，这些标准涉及父母对孩子进行大量投资（Nomaguchi & Milkie, 2020 ），特别是投入时间和财力来刺激孩子的发展。这些标准在小资产阶级家庭过度竞争中产生，并借由大众传媒进一步灌输到更多小资产阶级家庭的父母脑海中，由此循环，并不断走向极端。

除此之外，伴随新自由主义兴起下所谓“个人责任价值”的上升。曾经由政府承担的公民福祉责任，在过去几十年被转回给个人——更具体地说，“好公民”被视为对自己孩子的成功负责、为他们做出正确选择并听取专家指导的人（Karlsson et al., 2013）。由此家庭承担了过多的抚养责任。

动机三，满足父母自我的扩展需求

换句话说，父母对孩子的投资是个人成就和自我成长的源泉（Arendell, 2000）。这意味着，尽管投资育儿所要付出的成本很高，但父母能够从认可此类标准中获得成就和满足感。就好比养育子女的这段经历，可以作为父母录入自己“社会简历”的成功案例。

当然也存在一些文化差异性，例如东亚父母更加重视教育和努力工作作为成功的方式，而美国父母在较低程度上强调学校的成就。

投资型父母的动机，本质上由经济发展和社会环境所决定，他们的“投资”过程完全是被动参与竞争、内卷，并过度消耗时间精力的过程。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错误的、畸形的爱所造成的后果，依然主要由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承受：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会陷入一种随时会失去父母的爱的不确定感和恐惧中，与父母的关系是紧张、疏离或破裂的。

他们还可能唾弃自己不受（父母）珍视的那部分，并认定自己只有以某种特定方式表现（思考、感觉）时才是有价值的。

同时由于需要回避依附感，他们内心深处抗拒应对复杂的人际关系，且由于害怕被抛弃，可能很难在亲密关系中找到稳定的安全感。

最后，他们需要拼尽全力摆脱父母与社会的经济剥削才能勉强依靠自己的力量活下去，他们不再有欲望和能力生育下一代。

健康的、爱的教育应当是怎样的？

健康的父母之爱，其实是从利他主义和对传统的父权主义批判继承后的产物结合下诞生的。

基于Diana Baumrind的开创性研究，养育方式按「父母对孩子的响应程度（代表关怀和温暖）」和「父母对孩子的干预程度（代表严格和纪律）」两个维度分类为四种类型：

专制型：低响应+高干预；

权威型：高响应+高干预

宽容型：高响应+低干预；

忽视型：低响应+低干预

其中，权威型养育方式被研究证明是最为健康的一种，在这种教育方式下成长的孩子，在以后的生活中表现最好，包括：

更加快乐和活跃

更独立，有更好的自尊

学业表现更好

有更好的社交能力

心理健康问题或吸毒和酗酒问题较少

而这主要是因为权威型的父母做对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通过合理有效的方法去支持孩子的行动，使他们取得成功。这类父母的一些共有教育特征体现在：

倾听并允许孩子表达自己的意见

鼓励孩子独立

对行为设定限制、期望和后果

更加灵活并根据情况和情况调整他们的反应

制定明确的规则

对孩子抱有很高但合理的期望

换句话说，虽然权威型父母也希望能够影响孩子的人生选择，但他们并非依靠自己想要设定的命令和纪律来达到目的，而是通过引导和尝试塑造属于孩子自己的价值观来实现——这相当于一种理性的利他主义，也是父母之爱的一种现代化诠释。

值得强调的是，尽管父母向子女表达爱的方式可能有多种，无论是表达温暖、教导生活，还是提供家庭日常活动，表达爱的首选渠道和方式也可能因传统而异，但爱本身（利他主义的动机），在塑造孩子未来健康和福祉方面的强大力量是普遍且无法被替代的。

如果你现在也成为了父母，或者你还没有放弃自己成为父母的可能性，还是请一定记得：

“帮助他成为健康和快乐的人，尊重他自由的表达和选择，放开他去追求独立与自主。发自内心地、坚定地好好爱他吧。” 图片

以上。

References：

Albertini, M., & Radl, J. (2012).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and social class: Inter-vivos transfers as means of status reproduction?. Acta Sociologica, 55(2), 107-123.

Anderson, T., & Kohler, H. P. (2013). Education fever and the East Asian fertility puzzle: A case study of low fertility in South Korea.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9(2), 196-215. Arendell, T. (2000). 'Soccer moms' and the new care work. Berkeley Collection of Working and Occasional Papers, 5. Barr, J., Souza, D., Marian, H., Cathie, H., Brendan, V. V., & Helen, & Saltmarsh, Sue (2012). Parenting the ‘Millennium Child’: Choice, responsibility and playing it safe in uncertain times. Global Studies of Childhood, 2(4), 302–318. Doepke, M., & Zilibotti, F. (2017). Parenting with style: Altruism and paternalism in intergenerational preference transmission. Econometrica, 85(5), 1331-1371. Doepke, M., & Zilibotti, F. (2019). Love, money, and parenting: How economics explains the way we raise our kid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arlsson, M., Löfdahl, A., & Prieto, H. P. (2013). Morality in parents’ stories of preschool choice: narrating identity positions of good parenting.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34(2), 208-224. Napolitano, L. J., Pacholok, S., & Furstenberg, F. F. (2014). Educational aspirations, expectations, and realities for middle-income familie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5(9), 1200-1226. Nomaguchi, K., & Milkie, M. A. (2020). Parenthood and well‐being: A decade in review.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82(1), 198-223. Rao, A. H. (2018). Comment: Parenting and inequality in insecure times. Sociologica, 12(3), 59–65. Skirbekk, V. (2008). Fertility trends by social status. Demographic research, 18, 145-180. Zuanna, G. D. (2007). Social mobility and fertility. Demographic Research, 17, 441-464.

父权制让女性变得虚弱

新的考古学证据表明，在进入父权制社会前，女性要强壮得多。

有学者研究了仰韶文化时期（公元前5000~2900年）和东周时期（公元前771~221年）的女性骨架，发现东周的女性的骨架要小得多、骨骼尺寸下降，而且与男性的身高差异变大。

这与东周时期、仰韶时期的女性地位有着极大的关系。

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东周时期，中国早已进入父权社会，女性地位显著降低，这也直接反映在饮食上。在东周家庭中，亲人们不再共享食物，而是趋向于「各吃各的」。具体来说，东周的女性更多食用植物蛋白（比如豆类），更少吃到肉；而男性则相反，会更多地吃到对身体力量有重要帮助的肉食。这背后的原因当然有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更依赖人类肌肉力量发展，而男性更容易长肌肉的缘故。也正因为这种处境，东周女性便变得瘦弱了许多。

不仅是古代社会，现代社会依然存在这种因为男女间营养摄入有差别而导致的体型差异。在我国，虽然随着工业化的实现，食物产量也早已能满足人们的基本营养需要，如今几乎不存在因为性别歧视而让女性吃不饱饭的情况，但极端的「白幼瘦」审美等因素却也起到了让女性变得营养不良而过于瘦弱的作用。

前阵子，网上还兴起过一阵男友捏女性手腕拍照，凸显出巨大的体型差异，好以此「秀恩爱」的潮流，这就是社会对女性与男性身体不同要求的淋漓尽致的体现。

这种对极端瘦弱的女性身材的偏好，是造成当今部分女性缺乏体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青春期，甚至是更小的时候，就开始因为社会对女性的「白幼瘦」审美规训而节食减肥的女孩们，有获得充足的营养吗？

不仅仅是中国，在现代西方社会，大约20%的身高是由环境造成的。而在那些社会经济条件更糟糕的国家，这个比例可能更大，这也很好理解，在一个连基本的营养条件都无法保证的环境中，哪怕按遗传来说本应该很高，但是并不能摄入足够的营养来支持身体长到这一身高。比如，在孟加拉国 Matlab 地区，由于食物分配中的性别偏见现象，相较于男童，这里的女童营养不良率更高，这使得她们变得更容易生病、死亡；在苏丹，每10位女性里，只有1位女性的饮食能满足最低程度的饮食标准……

在这个生产力不断提高的现代社会，全球青少年女性营养不良率却飙升到了25%。

在男孩们被鼓励去进行体育运动锻炼身体的时候，女孩们因为怕被晒黑躲在家里，饿着肚子想让正常的BMI变成「偏瘦」；更有甚者，会通过催吐来让自己尽可能少地摄入营养，哪怕她们的身体已经虚弱至极。

当今社会的女性较男性体力弱小，与这千百年来父权社会对女性的规训不无相关。

男性真的有「绝对力量」？

诚然，在不存在营养差异的情况下，整体而言，男性的肌肉可能也会比女性更发达，这是因为他们的睾酮水平较高，而睾酮多会让肌肉体积更大。

但这种差异在个体间十分有限，睾酮激素的差异让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在摄入的营养条件相差不大的情况下，会让男性长出更多肌肉，但这种体力差异还不足以导致这名女性面对这名男性的肢体攻击时，毫无还手之力。

更何况，女性与男性的力量差异确实有，但并没有人们印象中的那么极端，靠锻炼和使用工具可以达到有力制衡。

只能说在过去生产力条件落后的情况下，开辟农田，开采矿山，出海打渔这些劳动要比今天更需要人类的肌肉力量，让男性摄入更多蛋白质，生长出更多肌肉，以此扩大性别体力差距是当时的必然选择。而如今随着机械化工业化的推进，比人类肌肉有力量无数倍的大机器早已取代人类肌肉成为了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动力，男女体型差异虽然仍然较大，但早已不如手工业、农业时代。

罗翔老师分享过一个案例：有4个男歹徒凌晨闯入女生宿舍，破门而入，把一个女孩从床上拖了下来，女孩的上衣几乎都被扯掉，近乎赤裸。这时，她的舍友吴某冷静勇敢地拿哑铃反击，将一犯罪分子当场打死，而他的犯罪同伙见了，都被吓得惊慌逃走了。

健身用的哑铃尚且如此，更何况是更有威慑力的电锯、枪支——这些大工业的产物呢？一般情况下，我们如果看到一个人举着哑铃，并不会感到害怕，可是，如果是看到一个人拿着「轰隆隆」响个不停的电锯呢？恐怕就算对方是个小孩子，也没多少人敢赤手空拳去夺吧。大工业的产物更是大大缩减了男女体力差异对他们自保能力的影响。

能空手夺刀者只是少数，但大众传媒却偏爱那些极端个例，将电影中的终结者、蓝波等同于现实中的普通男性，营造出一种男人均能以一敌百的假象（如果人人都能以一敌百，那么谁又是一，谁又是百呢？）。

女性的力量！

在当今社会潜移默化的宣传中，许多男性往往会确信自己一定比女性强壮，哪怕他从来不锻炼、十分瘦弱或虚胖。各类影视作品也塑造了一些「我从来不打女人」的角色，而很多男性从小接受的也是这样的教导。

当然，禁止肢体攻击是好事，但人们无意中造成了一种这样的社会群体潜意识：某些男性认为自己殴打女性的代价仅仅是道德负担，而不包括女性的有效反击——他们可以家暴、可以对街上的陌生女性大打出手，而自己几乎完全不必担心被反击。毕竟，「女人怎么能打得过男人呢！」而建议女性遇到危险不要反击的风气，也会助长这些潜在犯罪分子的犯罪可能性。

大工业的力量本足以让人类社会变得足够文明，脱离用武力解决问题的阶段，但是无数的社会事件告诉我们，人类社会还有没有那么文明，我们仍然需要身体上的健壮。

而且，拥有强壮的身体和只有瘦弱无力的身体，给人思想上带来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

女性在加强锻炼、拥有武器后，她们在设想一些有人强行闯入室内、与人有冲突矛盾乃至上升到肢体冲突等情景时，脑海中的画面可能就不是自己如何抱头蜷缩在墙角，也不是用斯德哥尔摩式心理给自己洗脑，而是会反击，强硬地反击，想到的是如何痛击对方、给他造成伤害——她们越是能这么思考问题，就越是拥有更多人身自由。

但我们女性，在社会长久的「洗脑」中丧失了对自己力量的自信。

各种媒体信息、社会舆论等给人们造成了一种「男性力量天生比女性强，且这种鸿沟极难跨越」的印象，使得女性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转而从男性群体中寻求保护者来作为对抗男性施暴者的仅有手段。许多女孩子明明已经很瘦，甚至瘦到了营养不良的程度，却依然受某些言论影响，觉得自己「太壮」「太胖」，想尽办法用各种极端的、不健康的方式减肥，并希望能以此吸引到一个强壮的男朋友保护自己。但是这却有着巨大的风险，你无法确定对方的力量会用来保护自己还是伤害自己，比如家暴。你们的权责是不对等的，你只能寄希望于受到保护而不是侵害，不能主动应对自己面对的风险。

事实上，只有你的敌人才希望你瘦弱，同为女性，我希望你充满力量，可以肆意而张扬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不必害怕退缩。

尽管在漫长的农业时代，人类肌肉力量对生产力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父权也是没法克服的，但如今已经到了大工业的时代，父权作为一种权力已经失去其生存的土壤，如果它仍然试图统治女性，将只会是螳臂当车的。而我们女性可以利用大工业的力量，向着腐朽没落的父权制发起进攻，在这个过程中找回自己的力量，找回自己的攻击性，找回自己的自信。

是时候改变了。

-喋喋不羞-

一起发声，一起让更多的女性重拾力量！

祝你早安、午安、晚安，

我爱这个世界。

REFERENCE

[1] Batrinos M. L. (2012). Testosterone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in m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docrinology and metabolism, 10(3), 563–568.

[2]《女性之书》. 娜塔莉 安吉尔. 中信出版社. 2023年.

[3] Gisela Telis. New study highlights the role of testosterone in longevity[EB/OL]. (2012-10-01)[2023-05-0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health-science/new-study-highlights-the-role-of-testosterone-in-longevity/2012/10/01/705f9acc-0724-11e2-858a-5311df86ab04_story.html.

[4] Dong, Y., Morgan, C., Chinenov, Y., Zhou, L., Fan, W., Ma, X., & Pechenkina, K. (2017). Shifting diets and the rise of male-biased inequality on the Central Plains of China during Eastern Zhou.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4(5), 932-937. 

[5] Clinical Review Committee. Athletic Advantages of Women: Data Comparison[EB/OL]. (2019-3-27) [2023-05-07]. https://www.clearvuehealth.com/b/men-women-athletic-performance/#:~:text=However%2C%20exercise%20research%20has%20found,men%20after%20a%20brief%20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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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是橙雨伞呀. 【营养危机：全球成年青少年女性营养不良率飙升25%】[EB/OL]. (2023-04-26)[2023-05-07]. https://weibo.com/5939213490/4894793777548200?wm=3333_2001&from=10D4393010&sourcetype=weixin&s_trans=3113249335_4894793777548200&s_channel=4.

[8] K Silventoinen, Determinants of variation in adult body height. J Biosoc Sci 35, 263–285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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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Rodriguez-Martinez, A., Zhou, B., Sophiea, M. K., Bentham, J., Paciorek, C. J., Iurilli, M. L., ... & Boggia, J. G. (2020).Height and body-mass index trajectories of school-aged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from 1985 to 2019 in 200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a pooled analysis of 2181 population-based studies with 65 million participants. The Lancet, 396(10261), 1511-1524. 

[11] 互动大王. 「舍友被多人强暴，我拿起哑铃把歹徒砸死，竟然要被判死刑？-哔哩哔哩」[EB/OL]. (2020-10-19)[2023-05-07].  https://b23.tv/oy1GTvZ.

[12] 月下大魔王. 姐姐又来了~[EB/OL]. (2023-04-20)[2023-05-07]. http://xhslink.com/JMO4zp. 

-RECOMMENDED-

有多少母亲在和女儿争宠？

打开抖音，搜索「母女争宠」，你会发现叶一茜的发言与眼前的一切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这些标题为「女儿是爸爸的小情人」「看完你还敢生女儿吗？」的视频，把妈妈和女儿塑造成势不两立的「情敌」，为了获得一个男性的宠爱轮番上演「甄嬛传」。

这类视频里，女儿是「恶女」「绿茶」，想把爸爸据为己有，看到爸爸和妈妈亲热就生气、大哭，说「妈妈走开，爸爸抱我」，在获得爸爸的宠爱后对妈妈炫耀：「你老公又给我洗澡了，不给你洗。」让妈妈不要打扰二人世界：「电灯泡，快出去。」

妈妈则是委屈的「正宫」，控诉女儿抢了自己的男人，又时不时耍点小花招宣誓主权。比如爸爸抱着女儿走路，吃醋的妈妈装作鞋不合脚，终于被爸爸背起来走，露出「老娘赢了」的表情。

有时这些妈妈还会通过故意让女儿「吃醋」来彰显自己被爱。一个视频里，爸爸做出要抱女儿的姿态，女儿跌跌撞撞走来，妈妈抢先一步跳到爸爸怀里，两个人得逞般笑着看跌倒在地的女儿。

看得人皱眉，不禁想问：演的吧？演的吧？如果是演的这很可怕，如果不是演的将更可怕。

她们似乎真的把女儿当成满腹心机的人，真的在与从自己子宫里诞生的女儿争夺丈夫的宠爱。

可是，视频里出现的女儿基本不超过6岁，这么大的孩子大概没有成人肮脏的想法。她们展现出来的对爸爸的偏爱，可能是受家长指导后演戏，也可能是儿童心理发展中的「厄勒克特拉情结」，也就是「恋父情结」。

「厄勒克特拉情结」由弗洛伊德提出，指儿童从与母亲一体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将较大一部分情感投向与父亲的关系上，通常在3~6岁时出现。

这只是儿童性心理发展的一部分，如果顺利度过就会慢慢消退，完全不是看客们想象的故意争风吃醋。

这类视频的本质其实是儿童天然反馈，成年人却恶意解读、大做文章，把未成年的儿童拉入烂俗的言情剧本里，把两性关系模版套用在父亲和女儿身上。

这不仅是恶俗的，是为了满足男人的自尊心和娇妻的宠爱幻想，孩子成了大人秀恩爱的道具，它更是危险的。不少视频里，女儿模仿妈妈叫爸爸「老公」，和妈妈一人一句「这是我老公」争抢着父亲。在父母和孩子的关系里性化儿童，它指向的最暗黑的一面就是乱伦。

儿童应该被隔绝在任何两性关系之外，得到最大的保护，他们不是小情人，更不是谁的情敌。

话说回来，这些视频可能是演的，但评论区却在真情实感控诉，让该现象的可怕程度更上一层楼。

男人们在感叹生女儿真好，「我也想要个这样的小情人」，女人们则是在生气，「生女儿只会跟我争宠，还是生男孩好」。

视频的评论区宛如娇妻开会现场，她们大骂视频里的女儿「心机」「小妖精」「让人讨厌」，放言如果生了这样的女儿就要把她扔掉；当视频里妈妈争宠成功时，她们则拍手喊好，认为就该这样立规矩。

这些发言让人不敢相信双方是妈妈和女儿，那恶狠狠的语气仿佛是偶像剧里的女主和第三者，彰显着女性间的勾心斗角和被她们争抢的男人的伟大。

我们可以看到，母亲对女儿的嫉妒和嫌恶并不罕见，事实上它常存在于母女关系里。

母女间的雌竞和厌女

这类视频里，母亲之所以会嫉妒女儿与父亲的关系，是因为她陷入了父权文化营造的陷阱里，才会将任何一个女性当作假想敌，甚至包括自己的女儿。用流行的一个词来解释，这是「雌竞」在母女间的表现。

雌竞即雌性竞争，对应着自然界的雄性竞争，比如在羚羊之类的食草动物中，雄性为了获得交配权而进行争偶竞争。而在人类社会的富贵人家里（贫穷的鳏夫会孤独终老）情况却反了过来，三妻和四妾之间争权夺利，男主人反而成为了被争夺的对象，这是父权制导致的。

在漫长的历史上，极少数男性占据着大部分生存资源，塑造着厌女文化，从而让大部分女性的生存变得依附于他们，而让大部分男性孤独终老。他们掌控的女性之间也争权夺利。

它主要表现为迎合男主人的喜好，将满足男主人需求、成为男主人心中理想的女性作为自己的目标，同时以男权标准要求其他女性，贬低不符合要求的女性，有时还会为了竞争成功而迫害其他女性。最终结果是那些尚未被这极少数男性掌控的女性也被迫卷入雌竞之中，而绝大部分男性也没有动力主动推翻这一切，甚至还满足了他们对父权制的幻想。

雌竞是父权社会的产物，是针对女性的圈套，也是针对绝对部分男性的骗局，它让女性围绕社会上极少数掌握了绝大部分社会资源的男性进行无谓的斗争、内耗，女性群体被分化，女性力量被削弱，而绝大部分男性仿佛置身事外的看客，最终结果是极少数男性的中心地位得以一直稳固下去。

这种竞争不仅体现在男女关系上，在其他方面母亲也将女儿视为竞争对手。

外表上，母亲可能既嫌弃女儿丑、胖、不打扮，但当女儿变身成大美女后，她们又会因此产生危机感，对性感漂亮的女儿进行荡妇羞辱，「打扮得这么漂亮想勾引谁啊」「你看起来像个荡妇」。她们希望女儿漂亮，但不要太漂亮。

当女儿取得成就时，嫉妒型母亲往往不会由衷为女儿欢呼雀跃，而是表现得心不在焉，她们的冷漠是浇向女儿头上的冷水。有研究表明，当儿子超越了母亲的成功水平时，母亲感觉更好，但是当女儿超越时，母亲感觉更差。

她们爱强调女儿的缺点，打击女儿的自信，当女儿受挫时，她们甚至可能窃喜。

嫉妒型母亲对女儿和异性的关系总是阴阳怪气，当她们感到女儿受异性（男朋友、父亲）欢迎时，可能会故意贬低女儿形象，讽刺女儿不检点。

母亲与女儿的嫉妒仍然源于父权制，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中专门用一章节进行了分析：

「女人的厌女症从母亲处学来。母亲通过厌恶女儿的『女人味』而在女儿心中根植自我厌恶的意识，女儿则通过目睹母亲的不满足、不如意而轻蔑母亲。」

「母亲一方面期待着女儿，可当女儿真的实现了自己未能达成的欲求，却又不会只是单纯的高兴，而会怀有更复杂的心情。儿子无论实现了什么，母亲都无需与他竞争，性别在这种时候起到了便利的缓冲作用。但女儿不同。因为同为女性，母亲无法为自己找到借口。」

「女儿越幸福，母亲心中的滋味就越复杂，还伴随着女儿被别的男人夺走的丧失感。我毫不怀疑，对离婚后回到娘家的女儿，母亲在心中是暗暗欢迎的。」

嫉妒女儿的母亲一方面通过打压女儿来加强对女儿的控制，强化她作为母亲从父权制中分到的权力，是逼迫女儿服从父权制的「加害者」，但她也是「受害者」，她不会生来就厌女——因为她也曾经只是女儿，不是母亲。她的厌女症是父权制规训根植在她心中的，而她在打压女儿的过程中又在不断强化她心中的这一规训——她也成为了既得利益者。

母亲的嫉妒、厌女也是深深的自厌，婚姻和生育让她失去了很多东西，换来的是她的那份“夫妻共同财产”。她渴望自由，渴望更大的权力，女儿的生活更让她为自己的人生感到遗憾，只好用发泄不满来填补内心的洞，这个过程中试图控制女儿。

母亲对女儿的嫉妒还可能与个人性格有关，有自恋型人格的人更可能嫉妒别人。

母亲也可能因为处于绝望的状态而向外释放恶意。比如更年期，身体上女性特征的改变让她充满失落感，可能因此嫉妒正「女人味」十足的女儿。

以往我们看到的宣传中的母亲形象只为了牺牲和奉献而存在，但在现实里，妈妈也是人，她也经历着痛苦和困惑，也会自伤和伤害孩子，任何“牺牲和奉献”都不可能是无条件的，如果她们的付出没有换来更大的回报，即使她们主观上试图不求回报，她们的潜意识也一定诱导着她们向她们的子女索取更多。

女儿如何逃离？

竞争关系出现在母亲和女儿之中，会格外让人痛苦和迷茫。我们大都希望获得母亲的肯定，并认为母女之间是一种充满爱与支持的关系，当母亲把女儿当作竞争对手看待，女儿的认知就会失调。

女儿往往不会指责羞辱她的母亲，她很可能根本意识不到母亲在嫉妒，而是开始自我质疑和批评，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她们会内化母亲对自己的贬低，变得低自尊，丧失安全感，留下不被爱的孤独的疤痕，并在漫长的成人生活中持续与严重的自我怀疑作斗争。

竞争型母女关系当然是有害的，有时它还会导致女儿和父亲的关系出现扭曲。孩子只是希望父母都爱自己，母亲却因此吃醋，嫉妒打压女儿，最终女儿童年期的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会让她们与他人的交往出现问题，她们可能不自信，也不认为自己是会被爱的。

父权制背景下，一切女人都围绕着极少数男性展开竞争，母亲在父权制中分了一杯羹还帮着父权制的代表——父亲去打压女儿，真要说她们之间存在雌竞，也只能说这种竞争是不公平的。

甚至可以说在这种竞争开始的时候，女儿相对于母亲在体力上都是具有极大劣势的。英国《镜报》曾报道，一位乌克兰丈夫太爱五个月大的女儿，母亲心生怨恨，趁丈夫下楼倒垃圾的时候用菜刀割开了女儿的喉咙。虽然大部分母亲都没有残忍到杀害自己的女儿的地步，但面对一个柔弱不堪的婴儿，任何一个母亲都能轻易杀害。

对于女儿来说，只有跳出雌竞，然后打破腐朽不堪的父权制才能获得解放。而这一切就要从反抗你的雌竞妈妈那里开始。

如果你有这样的嫉妒型的雌竞的母亲，你需要反抗她，不能因为她生了你，你该决定你的一切，就能无心理负担地辱骂你，奴役你。

首先你需要意识到母亲对你的打压是她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母亲曾对你的贬低、指责都是夸大其词的。

你自身的确可能存在一些小问题，但它们很有可能只是像你这么大的年轻女性所普遍具有的，甚至年轻男性也不例外。她没有理由用这种问题打压你。

如果你能和母亲谈谈，让她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当然是最好的，但如果行不通，不必再因此又给自己增加烦恼，不要把改变父母当成自己的责任——他们早已成为父权制的既得利益者，陷入了怪圈不能自拔。

如果父母非常执拗，不要与之纠缠，可以选择切断关系。

如果你的父母的确对你迫害太深的话，切断关系可以是切断一切联系，老死不相往来。

你已经是成年人，有自我意识和独立性，可以自主建立、选择积极的人际关系。

积极的人际关系在你的治愈过程中也非常重要，你需要稳固的、让你舒适的人际关系网，他们会给你提供爱和支持。

最后，别让原生家庭的伤疤定义你，你不会变成伤害你的人的样子，你会比他们更好，享受充满爱意的人生。

-喋喋不羞-

嫉妒、嫌恶女儿的母亲是父权的受害者，也是女儿的加害者，厌女症的伤害将会以代际方式循环下去。作为新一代女性，我们有必要让这伤害就此停止。

曾经为了活下去，女性之间不得不为博取极少数男性欢心展开竞争；但现在，我们逐渐有条件去改变这一切。

将厌女转变为「爱女」，我们都该多爱女性，这也是多爱自己。

祝你早安、午安、晚安，

我爱这个世界。

REFERENCE

[1] 上野千鹤子. 厌女[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2] 女孩别怕. 女儿出生是为了“勾引”爸爸？她们把日子过成宫斗剧[EB/OL]. (2022-06-10)[2023-04-24]. https://posts.careerengine.us/p/62a2c2126122ad512efa6293.

[3] 壹心理. 抢衣服、抢男人，竞争型母亲有多可怕？[EB/OL]. (2020-10-25)[2023-04-24].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649723.

[4] 塔门. “雌性竞争”如何伤害女性？我们总结了它的18种形式[EB/OL]. (2021-04-27)[2023-04-24]. https://www.huxiu.com/article/424564.html.

[5] Psychology Today. Mothers Who Are Jealous of Their Daughters[EB/OL]. (2013-10-21)[2023-04-24]. 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us/blog/the-legacy-distorted-love/201310/mothers-who-are-jealous-their-daughters.

[6] We have kids. 5 Reasons Moms Get Jealous of Their Daughters (and Is It Okay?)[EB/OL]. (2023-04-04)[2023-04-24]. https://wehavekids.com/family-relationships/Why-Some-Moms-Get-Jealous-of-Their-Daughters.

[7] Parenting for brain. Toxic Mother Traits and How to Deal With Her in Adulthood[EB/OL]. (2023-03-25)[2023-04-24]. https://www.parentingforbrain.com/toxic-mother/.

-RECOMMENDED-

我看新闻评论区说“看动物世界连狮子都知道在艰难的旱季自动停止繁殖”，说“建议建议多生的专家多生”，但其实，这位专家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催生本身，而在于这背后的思维逻辑。

好家伙，别的专家催生，多少都还扯上经济啊、国家啊、复兴啊作为由头，多少还讲点武德。

可这位专家倒好，直接摊牌了，把孩子当成了消费品，而且还是长周期的消费品，耐用的消费品。

装得懒得装了，直接扒掉了最后一块遮羞布，露出了最丑陋的底色。

现在，我们就是人口红利，是耗材，以后我们还没生出来的后代又成了消费品？反正我们从来就不是个“人”，就没被当成“人”对待过。

不是说母爱无私、父爱如山吗？怎么父母在打算生孩子的时候，期待的不是生命的延续，而满脑子盘算的都是马上就有了长周期的耐用消费品吗？

这太荒谬了！荒谬但也真实。

从经济学角度，人可以是经济意义上的资源。但是，就算非要说孩子是什么“品”，那也早已不是什么“长周期的耐用消费品”，而是“长周期的不耐用消耗品”。

可能在陈专家那一辈人小时候，一家子兄弟姐妹好多人，父母为生活疲于奔命，根本无暇顾及那么多，给孩子的关爱无非是不挨冻不挨饿，稀里糊涂把孩子就拉扯大了。

而在我们祖父母那一辈，一生就是六七个，大的带小的，有病能忍就忍，上学就更不敢想。就连能不能活着长大，都全凭个人造化。说句不好听的，他们受到的重视，还不如如今养猪场里的猪崽。

但只要他们长大了，就是劳动力，能种地能打工能挣钱。只要保证孩子不死掉，换来的就是一辈子的饭票、房票和护工票。

这种方式养大的孩子，就是传统的“长周期的耐用消费品”。如果你还没有直观感受，去问问董志民，孩子是不是“长周期的耐用消费品”，他最有发言权。

他从老二开始，一年生一个，一直生了八个；没打掉孩子，他感觉骄傲无比；他给孩子起的名字都是金山、银山。

他说：“我就不信，咱八个孩子，能不出一个有点本事的吗？”

他说：“我一个孩子就算挣4000，这8个孩子一个月也挣不少钱。”

他说：“这（孩子）是我最大的彩礼。”

到了现在，孩子已经不是“长周期的耐用消耗品”了，成了“长周期的不耐用消耗品”，他们小的时候是父母的“碎钞机”“吞金兽”，是投入了更多资源尽心打造设计，目的在于提高资产价值的“保值品”。想想今天的孩子参加的这个课外班，那个课外班，哪个不是学费高昂，哪个不是为了让他能增值？孩子的身体健康在这个过程中被完全破坏了，各个都身患各种疾病，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的，这还怎么“耐用”？

在他们的父母和老师看来，他们只要没完全按照父母和老师的设计实现某些功能，就会被父母判定“贬值”，甚至直接“报废”。仅仅在3月的天津一周时间内就有七个“长周期的不耐用消耗品”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他们在生前曾忍受多大的屈辱又有谁能理解？难道只是因为他们心理“脆弱”？呵呵，他们果然只是你们眼中的“不耐用消耗品”。

他们的加工过程尚且如此，长大以后更体现了什么叫“长周期的不耐用消耗品”。

等他们长大了，他们是父母的“提款机”，是父母交的“养老保险”，更是生产出更多“长周期消费品”的“实用工具”。可是他们自己呢？还不到30岁就猝死；还不到40岁就高血压糖尿病，身体健康本来就已经在“加工工程”中就被摧毁了，想要让生产出更多“长周期耐用消耗品”也难。更别提他们工作还很有可能不稳定，35岁就得面临下岗。

总之就不是人，只是父母的“物品”。既然只是父母的“物品”，那物品就不应该有什么“自己的想法”，有了“自己的想法”，岂不是要发生“智械危机”了？恐怕天门山那四个自杀的年轻人就是不甘心承受这种不被当作人的境遇，宁可用自杀来证明自己还是一个活人。

这个不知道从哪个历史的犄角旮旯里崩出来的老古董，却揭示了中国家庭落后却真实的观念，把“孩子”当“物品”，把“孩子”不当成“人”看待。甚至到了这个时代也是如此。

只是，把人当人看，本来只应是这个时代最基本的价值观，但现在，它却又成为了一种奢侈的认知。这是为什么呢？

谁知道呢，我们只知道现在这个消费社会，消费品太多了，生产过剩太严重了，如果我们这些已经长大的孩子尚且不能被当成人对待，那我们也就没必要再生什么“消费品”，继续扩大生产过剩了。

改编自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95089411/answer/2980225497

贾黛爱情悲剧的必然性

《红楼梦》以封建贵族青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中心线索，通过贾、薛等家族由兴到衰的发展历史，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十八世纪中叶广阔的社会现实，集中地表现了封建社会种种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本质，从而揭示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

作为男女主角的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在故事中具有独特性，具有同以往中国古代社会的爱情故事不同的内涵。比起《孔雀东南飞》里的焦仲卿和刘兰芝，《长恨歌》里的唐明皇和杨贵妃这些发生在封建婚姻内部的爱情悲剧，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有突破衰朽的封建主义，追求个性自由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因素。它反映了那个时代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是对封建主义的血泪控诉，也是对新的社会理想和生活理想的反映和追求。

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令人惋惜，但却不可避免，因为贾府这座深宅大院，整个封建制度这个上层建筑，不会给追求自由恋爱的贾、黛任何生存空间。无论面对“老太太”，还是面对贾政，以及其他长辈，他们始终都只是大家族用来政治联姻的筹码，无论这些家族长辈平日里如何“善待”他们，只要他们背叛家族“义务”，他们就会被残酷打压，乃至走向死亡。贾宝玉和林黛玉要追求自由与爱情就需要跳出贾府，但自始至终他们都没有踏上这条跳出贾府包围圈的道路。

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无能导致的，更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必然结局——明末清初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已经得到了很大发展，但还不够充分；与此同时，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皇权制度为代表的封建上层建筑却早已被加固得过于完善，抑制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面对帝制的压迫，新兴的资本主义萌芽工商业受到了严重限制，新兴工商业并不能为“贾宝玉、林黛玉”提供足够多的生存机会（或者说“就业岗位”）。工商业未能给贾、林机会，传统的小农社会也未必能给。明末清初，连年的土地兼并让无数小农破产，贾宝玉、林黛玉的长辈们连田阡陌，占据了几乎所有可耕地，不仅让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小农阶级揭竿而起，而断绝了贾宝玉和林黛玉像《天仙配》里的董永、七仙女那样以男耕女织的方式生存下去的希望➀。

➀关于此处的历史背景与曹雪芹的生平不符合的问题，笔者倾向于认为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第一原作者，并且部分赞同《红楼梦》中包含“悼明”内容。

贾、黛的爱情悲剧和人生悲剧是不可避免的，而处在这个悲剧中的作者曹雪芹也无法找到结束这种悲剧的方法，于是他只能感慨着“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用他的笔书写着封建大家族必然灭亡的悲剧的同时，也只能如贾宝玉一般郁郁而终。

《红楼梦》在中国社会走向工业化过程中的时代内涵

关于《红楼梦》最早版本如何成书目前学界仍有争议，但在清朝《红楼梦》，就曾经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了三十年，被人们视为珍品。“当时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价，得金数十，可谓不胫而走者矣！”（程刻《红楼梦》程伟元序）及用活字印刷出版后，立即流行南北。

据清代一些文人笔记的零星记载，《红楼梦》当时已成为人们谈论的中心。京师流传的竹枝词说：“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在谈论时，有时因双方争执不下，“遂相龃龉，几挥老拳”。民间戏曲、弹词演出《红楼梦》时，观众为之“感叹欷，声泪俱下”（梁恭辰《劝戒四录》）。甚至有人读了《红楼梦》，由于酷爱书中人物以至痴狂（见《三借庐赘谈》《庸床斋笔记》等书）。

到了清末民初，文人墨客对《红楼梦》的赏析和研究更是形成了“红学”，到了建国后，红学依旧在发展，更是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工具研究红学的流派。《红楼梦》在国内获得了很大关注的同时，也走向了海外，被翻译成了英、日、法、德、西等多种语言。不仅知识分子对《红楼梦》抱有很大兴趣，普通市民对《红楼梦》及其衍生作品也抱有很大热情，自清代以来，由《红楼梦》改编的戏剧数不胜数，清代较为流行的红楼戏有仲振奎的《红楼梦传奇》与吴镐的《红楼梦散套》。民国时演出的红楼戏有二十多种,如《黛玉葬花》《红楼二尤》等。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民国红楼戏曲的传播一度出现兴盛局面,南方以上海为中心,北方以北京为中心。有学者曾对当时北京上演红楼戏的频率作了统计,发现在300天内,在不同地点竟上演红楼戏91次,平均每10天演3次。建国后也有越剧《红楼梦》等改编作品1。而到了中国电视剧制作水平已经有了很大进步的20世纪80年代，一部《红楼梦》改编的电视剧（现多称“87版《红楼梦》”）更是把《红楼》故事推向了更广阔的刚刚普及电视媒体的农村地区。

《红楼梦》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能广泛传播的原因，除了其本身过硬的文学素质外，也和二十世纪的中国本身的社会发展有关。二十世纪的中国，虽然可以明显地划分成晚清、北洋、蒋政府、新中国、“改革开放”等五个阶段，各个阶段的阶级统治都有区别，且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劳动人民也曾一度掌权，但是总体上而言，二十世纪中国的工业化水平还比较低。

在晚清民国时期，由于帝国主义侵略以及军阀混战导致的长年战乱，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十分缓慢，且难以深入内陆；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彻底废除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代表的封建生产资料所有制，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但工业化由沿海向内地发展需要一个过程，小农经济仍然广泛存在于内陆不发达地区。后由于走资派上台，为了维护他们的合法性，他们给了小农更多利益，让小农经济在短期内更加稳固；同时又在城市大量恢复个体工商业。在社会生活领域，他们也加强了家庭的作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肯定了小农经济的正当性，也加强了家庭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他们扩大小资产阶级的队伍，加固了走资的群众基础。为了进一步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他们大幅度宣扬民族主义思想，顺带也将封建糟粕当作“民族瑰宝”而重新树立成典范。小生产与封建残余思想相结合，旧家庭的对子女的限制作用重新得到充分发挥。

整个工业化水平还不够的二十世纪的中国，中国人民，除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中曾像《小二黑结婚》中的男女主角小二黑、小芹那样真正享有自由恋爱的权利外，在帝国主义、旧军阀、地主阶级、走资派的奴役下，中国人民不仅在政治上是无权的，在婚恋自由上也基本无权。他们除了要在大的方面受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剥削压迫，也要在小的方面受尽旧族长、旧家长的奴役。与此同时，也是因为中国工业化水平的不足，年轻人的择业面非常窄，他们尚且不能自由地决定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以及人生规划，也就不能自由地决定自己的配偶。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民，无论物质条件是否有所改善，他们的人身自由都还受了很大限制。他们在人身不自由这一点上与贾宝玉、林黛玉是相似的，他们如果想尝试自由恋爱，其最终结果也很难圆满。这就是《红楼梦》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能广泛传播的社会基础。

《红楼梦》的局限性与当代年轻人的抉择

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是不可避免的，《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也由于时代局限性无法指出一条自由恋爱如何成功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红楼梦》中的反封建思想也是不完全、不彻底的，它只揭露了封建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却没有指出怎么样的道路将取代封建主义统治人间，更不可能为“贾宝玉和林黛玉”们指出一条可行的斗争道路。于是，读者也只能伤感于贾黛爱情悲剧，而不能结束它，甚至在无自由恋爱土壤的社会环境里，还容易产生“自由恋爱一定会失败”的幻觉——那些观看《红楼梦》及其改编戏剧影视作品长大的年轻人，如果也成为了旧家长，甚至还会用《红楼梦》的爱情悲剧来“教育”他们的子女，防止子女“早恋”。

但是正如我们之前所强调的那样，“贾宝玉和林黛玉”们的爱情悲剧，以及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所难以实现的婚恋自由，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中国由封建的小农经济主导的社会向着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转型时所难以克服的。而如今的中国早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最复杂的产业结构。大部分人口都居住在以工商业为主的城镇，小农经济也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作用下逐渐解体（走资后带来的少数社会进步），并且到了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还成为了帝国主义国家，甚至一度问鼎美帝的霸权主义地位。

这样一个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的国家，年轻人择业面早已大幅度拓宽，理论上讲早已不缺乏自由恋爱的社会环境，但事实情况却是，中修在成为帝国主义后进一步收窄了群众的社会自由，进一步弘扬各类封建糟粕文化，进一步横征暴敛，用人民群众的基础保障——住房、医疗、教育事业大发横财。中帝的暴行在宏观层面上导致了贫富差距极限拉大，无产阶级和垄断大资产阶级，特别是官僚垄断大资产阶级的矛盾空前激化；在小的方面则导致了旧家庭的权力也被空前加强，年轻人受到封建残余思潮的蛊惑，以为结婚就一定需要买房，而买房，面对高额的房价，他们就只能祈求自己父母的援助。而房产也成为了旧家庭最重要的资产，父母通过支配房产，事实上也进一步支配了他们的子女，哪怕他们的子女也早已为人父母。这些被他们的父母支配的子女所生下的子女，日子则更加难过。由于中帝对教育事业长期投入极低，家庭对子女教育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升高，而旧家长则衷心希望自己唯一的子女“成才”，不希望他们“学坏”，把自己认定的唯一成长路线当成范本，强加给子女，禁止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学习乃至择业。所以理所当然地，子女追求自由恋爱，要彻底摆脱他们所设下的“贾府包围圈”单干，便是对他们来说最大逆不道的事。

在如今这个物质空前繁盛的时代，被压迫者的个人自由不仅没有得到发展，反而还进一步收窄，整个社会仿佛又重新被封建礼教笼罩，无怪乎帝国主义的“帝国”二字。

只是列宁同志早有论断“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在垄断大资本对社会的控制日趋紧密的同时，真正力量逐渐丰满的，却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的垄断的社会化大生产下，联合能力得到了空前强化，他们取代帝国主义者掌握国家政权的过程甚至能被浓缩到一个晚上——这虽然离不开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长期工作，却也充分说明了无产阶级的力量。

当今的学生——无人身自由的年轻人的突出代表，只有加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列才有可能获得恋爱自由。因为垂死的帝国主义早已垄断了整个社会，社会早已没有任何自由议价的空间，只有加入无产阶级，向着共产主义的目标——全人类的解放而努力，才能获得真正的人身自由，才能获得真正的爱情。而私有制本身就有意味着独自占用，固守自己的一份天地，没有自由的爱情就不是爱情，只是困守一亩三分田的婚姻。朴素长久的浪漫爱情从来与资产阶级无关，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家庭无关。

如今的中国子女和贾府中的贾宝玉、林黛玉没什么不同，他们幼时仍然只是家长的宠物，成年后也只是家长用来勒索经济利益的工具，只有跳出贾府包围圈，向着充满了劳动群众的广阔天地，大会变得大有可为。

愿他们这些旧时王谢大家房梁上的燕子，能飞入寻常百姓家，能飞向广阔的海洋掀起汹涌的波涛！飞向无垠的田野带来最美的春天！

“三从”

最早见于周、汉儒家经典《仪礼·丧服·子夏传》，原文如下：

为父何以期也？妇人不贰斩也。妇人不贰斩者，何也？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斩”指的是斩衰，是最高级别的丧服，丧期为三年。

上文大意是，女子丧父该如何服丧？女子不服两次斩衰。什么是女子不服两次斩衰？女子有三从的规定决定如何服丧，女子在出嫁前，给其他亲人服丧的等级和父亲一致；出嫁后，给其他亲人服丧的等级和丈夫一致；丈夫去世后，给其他亲人服丧的等级和儿子一致。中国古代素有“死者为大”的传统，由丧礼上丧服的等级可以引申出现实的社会等级，如《大戴礼记·本命第八十》 ：

妇人，伏于人也，是故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无所敢自遂也。

“四德”

“四德”本是古代规定的“妇学”观念。《周礼·天官冢宰第一》中说：“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九嫔”、“九御”均为宫内女官。

汉代班昭的《女诫》对“四德”有详细解释：“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

“四德”是封建社会下的女子行为规范，对当时社会背景下女子应有的人生追求、言谈举止、妆容打扮、才能技艺均做出了规定。

“女四书”

“女四书”是中国封建社会对女子进行教育所用的《女诫》《女论语》《内训》《女范捷录》四本书汇集的总称，四本书的体例皆仿照经典儒家典籍以主题分为若干章节，是女子习得“三从四德”思想的教材，区别于男子用于科举应试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称的“男四书”。

《女诫》

《女诫》最早由东汉女史学家班昭为教育女儿所著，并在后世，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对女性的主流规范标准。 《女诫》包含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章，其对“四德”的详解出自《女诫·妇行第四》。

作者小百科：

班昭（49年？－120年？），字惠班，另名姬，东汉文学家、史学家。为班彪之女，班固、班超之妹，是中国第一位女性历史学家，因参与修订《汉书》，与其父兄班彪、班固合称为“三班”。

班昭十四岁时嫁予同郡人曹世叔为妻。丈夫很早便去世了，班昭于是清守妇规。汉和帝知她文章了得，下诏让班昭到东观藏书阁续写《汉书》，又多次召她入宫，屡屡为皇后、贵人的老师。

《女论语》

《女论语》相传由唐朝女学士宋若萃所著，今存本语句均为四言韵文，托名曹大家撰﹐有12章﹕立身﹑学作﹑学礼﹑早起﹑事父母﹑事舅姑﹑事夫﹑训男女﹑营家﹑待客﹑柔和﹑守节。《女论语》中不乏记载古代妇女纺织劳作的内容，如《女论语·第二 学作》中的：

纫麻缉苎，粗细不同。车机纺织，切勿匆匆。看蚕煮茧，晓夜相从。采桑摘拓，看雨占风。滓湿即替，寒冷须烘。取叶饲食，必得其中。取丝经纬，丈疋（量词，读“pǐ”，同“匹”）成工。绸绢苎葛，织造重重。亦可货卖，亦可自缝。刺鞋作袜，引线绣绒。缝联补缀，百事皆通。能依此语，寒冷从容。衣不愁破，家不愁穷。

作者小百科：

宋若莘（8世纪？－820年？），唐朝贝州清阳县（今河北清河东）人，宋氏五姐妹之长。父亲宋庭芬，世为儒学。

宋庭芬有才华，生五女，分别取名为宋若莘、宋若昭、宋若伦、宋若宪、宋若荀，都很聪明。宋庭芬教给她们学习经史和诗赋。没成年时，五个女儿均能书写文章。宋若莘、宋若昭的文章尤其清丽淡雅，不追时尚。她们对父母表示，这辈子不嫁人，愿以学问使父母扬名。大姐宋若莘教导四个妹妹非常严格。她仿效《论语》，著《女论语》十篇，内容皆以妇女所尚。妹妹宋若昭加以注解，甚有条理。《女论语》流行较广，长期成为女学童的教材，同班昭的《女诫》共为妇女书中的名作。

贞元四年（788年），昭义节度使李抱真表荐宋氏五姐妹。唐德宗将她们召入宫内，加试诗赋，并考问经史大义，深为赞叹。唐德宗能作诗，每次与侍臣作诗唱和，都要宋氏姊妹出席，唐德宗钦佩她们卓尔不群的气节，不以宫女妾侍对待，称呼她们为学士、先生。她们的父亲宋庭芬因此而授官，饶州司马，习艺馆内，敕赐高级宅第，有俸料。元和末年（约820年左右），宋若莘逝世，赠河内郡君。宋若莘自贞元七年（791年）以后，一直掌管着宫中记注、簿籍。宋若莘去世后，唐穆宗又命宋若昭接管。 

《内训》

《内训》是明成祖的徐皇后为教育宫中妇女所做，是“女四书”中字数最多，内容涵盖范围最广的一部，共分为德行﹑修身﹑慎言﹑谨行﹑勤励﹑节俭﹑警戒﹑积善﹑迁善﹑崇圣训﹑景贤范﹑事父母﹑事君﹑事舅姑﹑奉祭祀﹑母仪﹑睦亲﹑慈幼﹑逮下﹑待外戚等20章。

作者小百科：

徐皇后生于元朝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比成祖小兩岁。她的父亲是明朝开国功臣徐达。徐皇后“幼贞静，好读书，称女诸生”。明太祖朱元璋听说徐达之女贤淑，与徐达订下婚约。朱元璋曾亲至徐家，为儿子朱棣聘为妃。

洪武九年正月二十七日，十五岁的徐氏嫁给十七岁的燕王朱棣为王妃。第二年六月，生下朱棣长女朱玉英。第三年，又生朱棣长子朱高炽（即明仁宗），共生三子四女。徐氏姿色秀麗，温和賢慧，马皇后不只一次当众称赞这位儿媳妇。洪武十三年三月，燕王妃随其丈夫就藩北平。

后来，建文帝削藩，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五日，燕王朱棣宣布起兵靖难，在朱棣前往大寧“借”兵之际，面对李景隆五十万大军兵临城下，燕王妃本人亲自登城督战，与世子朱高炽成功保卫了北平城。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历时整整三年的靖难之役终于结束，大明帝國的京城應天府被燕王军攻陷，燕王妃再次踏进皇宫的时候，已经是明朝皇后了。 

徐皇后去世时年四十六岁，朱棣对结发妻子的去世非常悲恸，他为徐皇后上谥号曰仁孝，并从此不再立皇后。 

《女范捷录》

《女范捷录》由明末儒学者王相之母刘氏所著，宣扬古代的“贞妇烈女”与“贤妻良母”等事迹﹐称赞《女诫》﹑《内训》诸书﹐阐发封建伦理的女学，共分为统论﹑后德、母仪、孝行、贞烈、忠义,慈爱、秉礼、智慧、勤俭、才德十一篇。

作者小百科：

王相之母刘氏生平不可考证，故在此科普《女范捷录》校订者王相。

王相（1488年－1524年），字懋卿，号介塘，浙江鄞县人。正德辛巳进士，官翰林院编修。辑有《千家诗》，并注解其母刘氏所著《女范捷录》与《女诫》《女论语》《内训》。

嘉靖三年，王相在大礼议中与杨慎等众官在紫禁城左顺门哭争，遭廷杖身死。 

上述四种女子教本﹐自东汉至明末﹐先后相继问世和传播﹐其中王相合校本于明天启四年(1624)﹐由多文堂合刻为《闺阁女四书集注》﹐成为一套对女子进行封建教育的教材。嗣后翻印此书﹐简称为《女四书》﹐广泛流传。

最晚成书的《女范捷录》中用封建迷信神化了“三从四德”：

乾象乎阳，坤象乎阴，日月普两仪之照。男正乎外，女正乎内，夫妇造万化之端。

新文化运动时期，“三从四德”和“女四书”作为封建道德的代表被先进知识分子所批判，并在随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的建设中被打倒。到了如今，《女诫》《女论语》《内训》《女范捷录》合称的“女四书”，与“三从四德”的具体含义早已不为人们所熟知。

然后这些言论是以偏概全的，我们只需要指出它们的狭隘，就算结束了吗？

如果我们以负责任的态度来看待自由恋爱中的悲剧事件就不应该认为只要这些悲剧事件数量极少，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就可以放下一切思想负担去追求自由和爱情。为什么？因为这些因自由恋爱导致的人生悲剧事件虽然不会发生在每个青少年身上，但它们的发生却不是偶然的，这些悲剧事件背后的教训是有普遍意义的，任何青少年只要不慎重，就有可能陷入悲剧。

如果以负责的态度，克服了自身的狭隘，再回过头去看“包办婚姻”，我们也会发现，包办婚姻下也同样有人能收获美满的爱情，如古诗里所提到的“卢家有女字莫愁”，宋代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和其妻的爱情故事，还有印度莫卧儿帝国第五代皇帝沙·贾汗和泰姬穆塔芝的爱情故事。如今我们都知道“包办婚姻是不好的”，大部分包办的婚姻也都是夫妇貌合神离，家庭完全围绕着“传宗接代”发展，子女在其中不会获得任何幸福，而少数包办婚姻内的爱情故事也不能证明所有包办婚姻都是幸福的。但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少数自由恋爱的悲剧对于所有自由恋爱来说也具有普遍意义，那么少数包办婚姻内的美满爱情也对包办婚姻具有普遍意义吗？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很简单，爱情是双方的事情，能幸福美满靠的都是彼此间的高度信任，彼此间的互相成就互相发展，除此以外还有志趣相投等等方面，也许这个条件还有很多，但是这个条件一定不包括双方是怎么认识的，是通过熟人介绍，还是在大街上邂逅。人和人之间的联系程度能深到什么地步，和他们如何相识无关，有关的是他们在认识后如何相处。

因此无论是自由恋爱也好，包办婚姻也罢，幸福不幸福关键看的都是两人彼此的相处而非相识过程。

那么，由此就能得出结论，“包办婚姻”还是“自由恋爱”的区别是无关紧要的，只要幸福就可以了吗？

当然不行！请回到标题——恋爱自由是程序正义，而非结果正义。

青少年追求自由恋爱是因为他们有权利自主追求个人幸福，有权利决定自己和谁在一起，而他们的父母、师长无权为他们安排“人生大事”，无权禁止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人生发展道路。而在“包办婚姻”体制下，青少年是无权决定自己的人生道路的，他们只能听从父母的安排，只能在可能性不多的狭窄天地里空耗自己的一生。

自由恋爱是当今青少年应该坚持也必然会坚持的程序正义，不能用几个恋爱失败的例子，从结果正义的角度否定恋爱自由的程序正义。

不过还有个问题没有解决，“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果某一个制度、流程几乎得不出什么“好结果”，这种制度、流程还要坚持吗？

坚持“程序正义”当然首先是因为权利和责任的问题，但是任何制度、流程最终都是要导向结果的，而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不关心结果，从结果的角度出发，说白了，程序正义是为了最大限度稳定地得到结果正义。

在“包办婚姻”这个流程内，子女的配偶的选择权在父母，而父母不是子女，他们不会比子女更了解子女，哪怕他们挖空心思“为子女好”，也不可能比子女从他们自身的感性出发的认知更清楚他们自己的需求。这还只是从能否满足需求这个层次上来理解问题。而假如父母利用了他们对子女配偶的选择权，故意限制子女的异性交往，那么首先就会限制子女对社会的认识，阻碍子女的发展进步，而父母如果进一步利用子女的这种认知缺陷为他们自己服务呢？那不就成了剥削压迫子女了吗？很遗憾，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最终演变成了这种父母对子女的剥削。除此以外，父母的人际圈子，所掌握的社交资源等等小的方面就不再讨论了。

而在“自由恋爱”这个流程内，子女的伴侣的选择权在他们自己手里，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懂他们自己的需求，这在根本上保证了他们可以最大限度地为自己选择最好的伴侣。而他们为了充分行使他们这些选择权，就需要不断进行选择，不断认识新的异性朋友，不断对外拓展自己的社交边界。这既提升了他们的认知水平，也让他们更难被他人剥削利用。他们只要能充分提升自我，充分筛选对象，就很难找不到合适的伴侣。

但如果他们“只筛选，不改变”，只把幸福美满这种结果正义寄希望于对象，那么最终还是会找不到。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自由恋爱的过程中行使了选择权，他们就必须为他们的选择权负责，做到权责统一。既然他们有选择的权利，那么学习如何选择，在选择的过程中尽可能避免伤害到对象就是他们应负的责任。如果他们仍然试图逃脱责任，他们就不可能收获幸福。

总结起来就是，“自由恋爱”还是“包办婚姻”是一个程序正义问题，这关乎青少年自身的权利和责任，青少年不应该妄想也不可能在自由恋爱的过程中行使了选择权，又推卸了选择的责任的同时，还收获了幸福。

中国古代曾经有过隐士的传统，无论是最早不满于武王伐纣而逃亡首阳山采薇而生的伯夷、叔齐，还是批评孔夫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那位老农，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陶渊明以及竹林七贤，这些学者都不满于朝政而选择自食其力独善其身，他们与普通大众一起劳作，并谦虚地向老农请教农耕经验，远不是后世那些只知道读书科举的书呆子可比的。隐士也未必会一直隐居下去，当时局出现变化时，他们也会主动参与其中，“兼济天下”，在刘备三顾茅庐后成为蜀汉丞相的诸葛亮就是其中最为大众熟知的。

这些抱怨自己是孔乙己的毕业生只能说有一点还不清醒的，那就是他们仍然没有彻底认清高考制度以及它的前辈科举制度这场骗局。科举制度始于隋唐，完善于两宋，但真正鼎盛却在明清。在科举制度盛行之前的时代，一个读书人是否能被录用，直接看上级官员的个人意志，如汉代的察举制，两晋的九品中正制，更早先甚至完全由血缘传承而来，如西周时期的世卿世禄制。科举制取代这些毫无公平性可言的制度的确是一种历史进步。但无论是科举制、九品中正制、察举制还是世卿世禄制都只是用来决定谁能不劳而获，谁能奴役他人的制度，都只是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分配的工具，它们与被剥削被压迫的广大群众并无多少利害关系。而科举制比起剩下几个来说，欺骗性最强，它仿佛就是告诉普通老农，只要你安心种田，给你儿子学上，你将来也有可能被官家吸收，在官府里颐养天年。科举制度也确实吸收了一些贫农子弟当官，貌似让所有社会阶层都能往上爬，高考制度也类似。

但是只要“人上人”们需要剥削奴役他人，需要不劳而获，他们就注定只能是少数人，就注定不能把千千万万高考考生全部吸纳进他们的队伍。科举制度和高考制度就是骗局，它许诺所有参加的考生能“公平”竞争，争夺谁才能成为统治者，可只要这统治者只是奴役“弱者”的剥削者，它的宝座就会一直被挑战者争夺，到头来科举制度、高考制度发展到最公平也仅仅只是考生通过考试来决定谁当皇帝的制度，参与者都只是想剥削压迫他人罢了——这还只是把高考制度的所谓“公平”提到最高，杜绝了一切关系户和地域歧视背景下的高考。

这种制度不可能比赛谁更有真才实学，因为学生比到最后只是比较权力的大小，名校生比双非生强，双非又比二本强，收入高的看不上收入低的等等。俗话说得好，“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有真才实学的人之间的学问的好坏是看他们的学问是否符合实际，不是看他们之间谁比谁更强，一个研究量子力学的又如何同一个研究传播学的一较高下呢？能一较高下的其实只有权力的大小，谁比谁更有权力，谁就“更强”，“官大一级压死人”。个人的学识不能竞争高下，个人的权力才能，于是围绕着高考制度的教育体系不再教书育人，而是教导学生如何竞争胜过其他学生——如此一来学校还教真才实学吗？只有迷信这项制度的考生们成了孔乙己，会的也只是“回”有四种写法这种冷知识，难以经世致用。

我们今天这些“隐士”从小也和那些八股取士成长起来的秀才一样，备受高考、应试教育的洗脑，而中国隐士传统的崩坏也与这八股取士的科举制脱不了干系。科举制度出现后就成为了当权派吸纳在野读书人的工具，也成为了皇帝吸纳其他政治派别参与朝政，以打压世家大族的工具。在野的隐士以为自己终于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做官了，纷纷积极参与科举，他们不仅要自己参与还要让自己的亲族、子女也参与，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了迷信科举的风气。配合着八股取士的是对八股取士“公平性”的宣扬“朝是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是对其高额收益不加掩饰的鼓吹“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更是对科举制“神圣性”的捍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更要把科举制度同“光宗耀祖”的家庭观念绑定“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在这种风气下，不去科考的读书人一定会受社会的歧视，那些“躬耕垄亩”的诸葛亮，即使“草盛豆苗稀”也“但使愿无违”的陶渊明，也只能被他们的父母亲族强迫卷入科举制中，“泯然众人矣”。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完全沦为了一句空话。

为了恢复这种“隐士”追求实干且能保持学习独立性的传统，为了不让学子都变成书呆子，我们就不应该让所有学生都只能通过高考才能读大学，大学的目的不在于让一部分学生证明自己比任何人强，大学生的身份也不应该是成为剥削者的门票，大学就应该培养真正的人才，大学生就应该学到真正的知识，真正能促进社会发展的知识。为了挑选出真正求真务实的人，我们就应该让广大人民群众自己来推选谁最需要去大学深造，正如历史上的工农兵学员制度；历史上除了选拔“士大夫之族”的察举制、科举制外，还有选拔另一部分为统治者所瞧不起的“巫医乐师百工之人”的学徒制，学徒制下虽然容易出现师傅对学徒的剥削，但师傅们所要做的不是培养学徒的八股功力，而是提升学徒的技能水平，这些技能基本都要用于实际，为了让一部分想钻研具体技术的学生能最大限度地提升他们的技能水平，为了让一部分具有特殊天分的人才能能得到最大化发展，我们也应该允许本、专科院校自行决定录取怎么样的学生，曾经一度流行的“自主招生”制度本来应该达到这种效果；而为了让以上两种制度不至于变成当权者暗箱操作牟取私利的“走形式”，让工农兵学员制度和自主招生制度不至于沦为新时代的“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我们仍然需要保留充分改革后的高考制度。以上三种制度平行竞争，才能最大限度地兼顾效率与公平，才能最终做到让教育与权力脱钩。

历史上这种把教育和权力捆绑的做法不止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日本，日本江户德川幕府统治末期，为了平息人民反抗，幕府将军授予了更多人武士身份，让这些人有能力获得教育，结果到头来供养武士的禄米必然得短缺了，因为社会上只可能有少数人不劳而获。这些无禄米的武士们只能自寻出路，去从事他们原本不愿意从事的商业、手工业，他们变成了“浪人”。最终结果我们都知道，这些融入了各行各业的武士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倒幕运动，推翻了幕府的反动统治，发起了明治维新，建立了一个新的工业化的国家。

如今这些抱怨自己是孔乙己的大学毕业生，也事实上只是这些融入了各行各业的落魄武士罢了，他们融入了各行各业，慢慢联络着，就等着时局变化了。

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统治阶级迅速走向了腐化堕落，达官贵人在鹿鸣馆里彻夜狂欢，农民工人却在饥寒交迫中走向死亡。这些落魄武士他们走近工农的过程是被迫的，他们只觉得他们成为浪人后的困苦是幕府欠他们的，他们要在自己掌权以后加倍从老百姓那里“要回来”。他们应该好好想一想一个问题，他们的困苦是仅属于他们自己的吗？难道不是几千年来底层劳动群众所一直在忍受的吗？不仅落魄武士厌恶这种困苦的境地，千千万万普通的劳动人民也不甘忍受这衣食拮据、政治无权的糟糕境遇。而中国古代那些隐士也并不抗拒外出做官，他们只是不满于当权者罢了，自食其力并非他们真正的愿望。

是否读书人就该不劳而获呢？不选择不劳而获就只能和劳动群众一样只能在机械性地重复工作中耗尽生命呢？先秦时期的墨家给出了他们答案。墨家人面对战国纷争的局面，他们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实现和平，他们紧密团结在巨子周围，发明出一件件精巧的武器，保护弱小的国度不被强大的国家践踏。他们更吸收了无数优秀的普通人，让他们也成为墨家人，教会他们各种各样的知识，并让他们把知识传播出去。墨家人不仅自食其力，更要用自己的方式兼济天下，他们不依赖当权者的个人喜好，他们自己就要与人民群众一起成为当权者，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

02

在欧美影视剧中，我从没见过父母或者老人跟孩子撒娇，向孩子要零食的场景。

最过的场景，也就是爸爸赴死之前，嘱咐儿子一句要保护妈妈。而妈妈也不是遇事只会大呼小叫的病猫，实际上还是妈妈努力在保护儿子。

欧美剧中也有父母精神乱伦，情绪失控生活不能自理，要求儿女照顾自己的情节。只不过这些情节不是在歌颂孝道和付出，而是在阐述犯罪心理：罪犯在童年到底遭遇了什么样的变态父母，才导致一系列悲剧。

欧美剧中经常见到深刻的精神分析，反社会变态杀人狂的童年遭遇了什么，导致他后来的变态行为，这也是破案的工具，根据犯罪行为倒推童年遭遇，从而帮助锁定罪犯身份。参考美剧《犯罪心理》。

反社会不是天生的，是童年不幸遭遇造成的，这在欧美影视剧中已经成为共识。

然而在中国，但凡出现个反社会案例，比如大童杀害小童，清一色的咒骂：这就是个天生坏种！

却无人追问父母到底做了什么才养出这样的儿童罪犯，以及怎么预警和剥夺这种父母的抚养权。

变态父母不但成功隐身，甚至还成了受害者，不幸生了这么个天生杀人狂。

社会若没有反思，就不会有进步。

03

在美剧《大小谎言》里，由女神妮可基德曼饰演的妈妈，给我印象深刻。

奶奶想争夺双胞胎儿子的抚养权，儿子们看到妈妈疲惫又痛苦，于是跟妈妈说：妈妈，我们可以保护你！

妈妈说：你们是孩子，你们不需要保护妈妈。妈妈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事情。妈妈会保护好你们。

上法庭之前，儿子们对妈妈说：如果你需要，我们可以跟法官说，我们不想要奶奶，我们要跟你在一起。

妈妈说：你们不需要为我考虑，法官问你们什么，你们如实说自己的真实想法就好。

看到这里，我真的很佩服妈妈的界限清晰。她不是完美妈妈，她困在一个家暴的婚姻里，她也会情绪失控，痛苦无力。

但是她始终坚持，成年人的事情成年人解决，绝不让孩子卷入。

因此，她是我眼中的完美妈妈。

04

在正常家庭里，是父母倾听抱持孩子的情绪，孩子可以跟父母撒娇，可以靠在父母的肩膀里。

在变态家庭里，是孩子要不断倾听父母的抱怨，安抚父母的情绪。等孩子遇到挫折寻求父母抚慰时，父母要么呆若木鸡毫无反应，要么勃然大怒攻击指责孩子。

前段时间我爸又又又一次发作情绪，因为他的自恋使得他经常进入被迫害感，从而无理攻击他人。

事后他居然大言不惭的跟我说：爸爸水平没你高，你应该宽容我，让爸爸先发泄完情绪，再好好跟爸爸讲道理。

我感觉恶心和愤怒，我反问：凭什么？你凭什么要我当你的圣母？是凭你抛弃家庭出轨生子，还是凭你当年在我痛苦得自杀向你求助的时候，你打我一顿就走了？

我非常清晰地告诉他：这是我的家，在我家里生活，必须按照我的规矩。在这个家里，没有人有资格向我发泄情绪，没有人可以摆脸色给我看。你要是学不会“有不满情绪的时候不是发泄，而是沟通表达”，那么你就离开这里。

05

@的*：昨天李雪讲，精神乱伦的情况下，孩子会经常紧张焦虑，甚至抽动症。

我当时理解不了，咋的，父母跟孩子撒个娇，讨口食吃，孩子就经常紧张焦虑了。最多就焦虑一小会儿吧，怎么会是经常性的，还发展到抽动症呢。

现在我看到了这个作用模式。不是“偶尔撒个娇”这么简单。而是把孩子当父母以后，对父母的恨同步转移到孩子身上。

“现在我心情不好，孩子应该照顾我的情绪，不要给我添乱，不要来找妈，否则你就是在害我。（我恨你）”

“我向你要口吃的都要不到，你真是白眼狼，不孝子女。（我恨你）”

“你不帮妈妈做家务，不心疼妈妈。妈妈白养你了。（我恨你）”

这样的心理活动，或者语言，确实是给孩子很大的压力，会造成长期的紧张和焦虑。

所以，要警惕的不是一次两次的撒娇，而是自己的心理活动和潜意识的语言。

自己有没有把自己当成年人？是不是一直在向孩子索爱？

当我虚弱痛苦的时候，一直在扮演弱小无助的孩童，把孩子当父母。希望他照顾我的情绪，不要给我添麻烦，不要给我找事。

要不是李雪讲，我都不知道。

@李雪爱与自由：当父母向孩子撒娇还觉得这样没问题，这样的亲子关系倒错，绝不是偶尔为之，而是一系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