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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系统排列”的创始人海灵格说：

“其实跟谁结婚都一样，你最终需要面对的是你自己，对方只是你爱自己的能力的反映，当你真正进步了，现有的婚姻就是最好的。”

这句话前面说的是对的，婚姻确实最终面对的是自己。

但是“我努力了、进步了，对方就可以改变，现有的婚姻就是最好的” —— 这是一种婴儿式的全能妄想，就好像有的人想：“我只要念经静心，整个世界就没有战争了”一样。

01

许多孩子一出生就负债，从出生起就欠了父母养育之恩 —— 还债的方式是为父母的幸福负责。

为父母的幸福负责，还不是单纯说“等父母老了，赡养父母”的意思。而是，一出生，就要为父母的情绪负责。

婴儿时期就要学会独立入睡不哭不闹，否则就是过度依赖父母，要进行睡眠训练。婴儿时期就要为父母的感受负责任，不能给父母添麻烦。

幼儿时期则要懂事，懂礼貌，最好幼儿时期就被早教班充满，满足父母“我家孩子特别早慧，赢在起跑线上”的自恋感。

上学就更别说了，孩子考不好，就是断送了全家人的希望。每个成年人的幸福都不靠自己创造，而取决于孩子的成绩。

所以校园里很少看见真正的小孩 —— 放松做自己、活力四射的孩子。因为他们一出生就是罪人，身上背着一辈子还不完的债。

我们潜意识里似乎有着一种恨，这种恨，来源于一代代的辈份错位 —— 每一代都想向孩子索取爱，让孩子做自己的父母。都要求爱逆向向上传递，而不是正常的顺势向下传递。

所以，每一代都匮乏，每一代都得不到满足，并且把不满足的恨归结为：孩子不懂事、不争气、不听话。

02

人为什么要结婚？

前面段落里讲，中国每一代孩子都要做父母的父母，每一代都匮乏，内心有着巨大的不满足。

这种不满足之下，又穷又没有能力的男人，唯一得到满足找补的机会，就是娶老婆：老婆像保姆一样伺候自己，再生几个孩子听自己使唤给自己养老。

所以，农村里结婚彩礼节节攀高，城里结婚买房买车压力大到令人窒息。然而，这些男人们骂彩礼高，骂女人拜金，却不肯不结婚，还是要搜刮父母甚至负债来结婚。

女人又凭啥要跟这样的男人结婚呢？自己有手有脚干点啥活都能养活自己，还不用养老公孩子，何乐不为？

这时候“文化”的力量就上场了。

我是80后独生女，从小听到大的都是：结婚是女人的归宿，女人早晚都得结婚生娃，嫁个好男人才能幸福。时至今日，这个声音依然不绝于耳。

就好像，女人的人生中并没有“自我负责，让自己幸福”这个选项。所以，哪怕有些女人赚钱养自己养男人养孩子，依然觉得：没了男人就没有个完整的家，那怎么行呢…

正常的人生逻辑是：我的人生我负责，我的幸福取决于我自己。遇到锦上添花让自己更幸福的伴侣才会在一起。爱多到满溢，才会想把孩子带到世上来，让孩子感受生命的幸福。

可惜我直到30多岁，才身心都明白了这个道理。但是我并不难过，失去了“女性魅力”反而给了自己宽广的自由。就像一个包，上面什么商标都没有，反而它回归了包的本质，不再是××大牌，就是一个包而已。

人也一样，不是什么美女不美女，有名不有名，财富多不多，只是一个生活着的人，仅此而已。

庆幸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正常的人生逻辑，越来越负责地对待婚姻，但这也导致了结婚率的急剧下降。民政部最近公布的《婚姻登记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指出，结婚登记不再需要户口簿，也取消了过去对登记地域管辖的规定，以试图增加结婚率。

03

同理，幸福无法靠计谋和努力获得。

活出自己主体性的女人，必然气场强大，无论老公多有钱，都会对老婆非常尊重和珍惜。因为，两个人能否走得远，不是看外在条件是否匹配，而是看内在能量场是否一样强大。就算感情结束，也不是欺骗、厌恶地结束，而是平等尊重地结束。

主体性强大的女人，从来不会想要“旺夫”或依赖一个成功的男人，她只是尽情活出自己。

但从结果上看，她很容易嫁得非常好，而且特别旺夫。

为什么呢？很简单：男人身边是一个能量十足、逻辑干净的女人，还是一个依赖男人的女人，他在事业发展上肯定受不同的影响。对于后代，更是不同的命运走向。

但是，如果反过来，为了好嫁人，嫁得好，为了旺夫，而去学习主体性，学习自我负责 —— 那是没用的。

因为，主体性的内核就是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嫁不嫁人都幸福，老公出不出轨都没所谓，因为根本不会去盯着老公裤裆里那点事儿。

归根到底，如果没有觉知，没有主体性，还会觉得是外界折磨自己：我怎么这么惨，怎么没有男人疼我爱我，怎么什么活都是我做，孩子一点也不懂事，还摊上这种啥也不管的老公，我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

老朋友都知道，我几乎不会讲“如何经营好你的亲密关系”“如何搞好婆媳关系”“职场关系的诀窍”，我就是讲真相本身，你看见了真相，根据事实和逻辑做事情，一定是最顺畅最舒服的，节省大量“我要提升改进自己”的妄想能量，财富自然水涨船高。

一个事实是，当你活在真相中，关系自然变顺畅，逻辑能力赚钱能力不知不觉的提升，但这并不是“我要努力提升我自己”的结果，而是回归你的本来面貌。

当我们离开身心当下的真相，各种理论学习反而成了指向自己的屠刀。别人并不是我做得足够好就可以改变的，而当我活在真相中，就没人可以拉我们参演苦情戏。

很多女人常常把“婚姻是需要经营的”挂在嘴边。而在我知道的男人中有“努力经营婚姻”意识的很少。

无数心灵鸡汤账号都在教女人如何留住婚姻，制造生活情趣，好像这是女人天生的责任。而男人往往在为了明确利益时才会投入精力去经营关系。所以女人，千万要警惕那些催眠你长大的毒鸡汤。

孩子是你的责任，如果你不是被爱养育大的，你选择了生孩子，当然要学习如何爱孩子。认识自己，让自己幸福是你的责任，你是自己幸福的唯一责任人。

但是“经营好婚姻关系”真的不是你的责任。一个关系舒服不舒服，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关系不是你一个人努力经营就能变好的，“努力经营，关系就会变好”是没有边界感的自恋幻想。

你的责任仅仅在于把自己一个人的日子过好，有舒服关系锦上添花时，才去享受这朵花，绝不要有开垦荒地撒花种子的傻X想法。有那个功夫不如开垦下自己的脑子，经营下自己的爱好、事业、专业能力。

中国男人好像天然的都懂得这一点：找个女人给自己锦上添花，或者雪中送炭。中国女人却被催眠得整天想着“精准扶贫”。

成长，是自恋被啪啪打脸的过程，愿意承受自恋破碎的痛苦和羞耻感，允许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发生，不断地看到事实，回到现实边界中，悦纳自己的平凡，感受当下的觉知，是真正的成长。

而那种让你觉得自己越来越正确、越来越牛逼的修行，是住了相，跟修行背道而驰。

越修行，越是“怎样都可以”。修行是一个越来越松的过程。修行好的人，给人感觉特别松。不管是对自己、对孩子、对亲人朋友、对伴侣，都是慈悲。

现实远比小说魔幻，现实版《小偷家族》正在上演——据日媒报道，日本近期陆续出现“中老年人遗弃高龄父母遗体”案件，被捕的嫌疑犯大多是没有工作、与父母同住的高龄子女。据日本警察厅统计，涉嫌遗弃遗体而被逮捕的人中，40岁以上的案例呈增长趋势，尤以50～60岁群体居多。

日媒称，这些案件不约而同地指向了“8050问题”：80多岁老人与50多岁未就业子女同住，陷入生活困顿，被称为“8050问题”。2010年以来，日本社会对它的关注与日俱增。

2018年，NHK特别节目录制组拍摄的纪实片《消失的劳动者：放弃工作……》，聚焦于日本的中年失业者群体。节目组调查发现，在日本，四五十岁的单身人群总数为650万，其中有103万人长期不工作，也不求职，连“失业者”也算不上，成了被排除在就业统计对象之外的“消失的劳动者”。

在日本，这种“隐性贫困人口”的数量正在急剧增加。除了“8050问题”，还演变出了“9060问题”和“7040问题”。

为什么本该是年富力强、奋发有为的中坚世代，却有100多万人掉出了就业舞台？

就像《消失的劳动者：放弃工作……》的拍摄案例之一佐佐木哲夫所言：“怎么就变成现在这样了呢？”

01 从统计数据中“消失”的劳动者

《消失的劳动者：放弃工作……》探访了几个在就业市场上“消失”的人。他们大多深陷家庭护理的泥沼，在一场名为“无止境看护”的噩梦当中，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都千疮百孔。

当中最令人有共鸣的是57岁的佐佐木哲夫。佐佐木原本是一家电器制造公司的正式员工，还参加了公司的马拉松爱好群。工作两年后，母亲去世，父亲希望他辞职回家，继承被褥店的生意，父子俩齐心协力经营自家生意。然而，在他45岁时，父亲的腿脚不行了，还出现了阿尔茨海默病症状。父亲每月的退休金是1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000元），这点钱进不了任何一家养老院。于是，经营店铺和照护父亲的重担，落在佐佐木身上。

他被护理父亲的繁琐事项压得喘不过气来。因为无法投入工作，被褥店倒闭，父子俩只能靠父亲的退休金维持生活。他瘦了30公斤，留下了难以治愈的腰伤。父亲去世后，虽然卸下了护理老人的负担，但他也没了立即开始工作的信心。

节目组到他家探访时，发现他做菜不放任何调味品，因为，“要是习惯了吃好吃的，就会想到外面去吃饭”。父亲生前最爱的鸡尾鹦鹉，成了他唯一的“家人”。拍摄期间，鹦鹉突然死了。他说：“比起难受或者悲伤，更像被什么东西划了一个大口子，感觉失去了什么。”父亲在世时，他尚且还有生活下去的目标；父亲走后，他说：“我现在光是活下去都已经用尽力气。”

53岁的原真由美，曾是外资证券公司的派遣员工，7年前被裁员，在那之后便一直处在不停换工作的状态。原的父亲92岁，为了看护父母，原只能频繁辞职，不时回老家尽到为人子女的责任。像原这种从事非正式工的单身中年女性，大多数情况下所承担的风险比男性大得多。在原看来，人要活百岁的话，自己才活到一半，“却一直在打败局已定的‘垃圾比赛’”。

因为照护重担，佐佐木和原不得不长期闭门不出，成为“家里蹲”，难以返回职场或重建自己的生活。中年“家里蹲”往往有着“亲子同倒”（即子女为了照顾高龄父母而与之同住，形成绑定式生活）的风险。他们越投身于家庭照护，与社会的联结就会越来越弱，因此陷入无助的痛苦。

片子中也有鼓舞人心的案例。49岁的藤井健一，父亲也得了阿尔茨海默病，自己则因工作落下腰伤。他决定辞职，专门在家照料父亲。和佐佐木不同，得益于帮扶中心的早期介入，藤井通过“成年监护制度”，聘请律师担任父亲的第三方监护人，全权管理财产。在这样的保障下，养老院不再有顾虑，接纳其父入院。藤井本人也凭借之前的驾驶证找到了一份工作，从名为“家庭护理”的牢笼中全身而退。

但藤井的案例仍占少数。早在2000年，日本就确立了看护保险制度，但在少子化、老龄化的双重夹击下，看护仍存在不少漏洞，很大程度上依赖家人的帮助。

日本福祉大学教授藤森克彦在研究日本人口年龄结构时发现，过去，四五十岁的中年人结婚后成为家中顶梁柱，他们是社会公认的中坚群体。人们普遍认为，在他们身上很难产生贫困或孤独问题，他们可以自行解决生活中的风险。

但在如今的中年人群当中，未婚者人数增加。同时，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非正式员工，工作稳定性和收入都无法保障，也不能像正式员工那样利用看护假制度，不得不自行承担全部看护工作，持续看护父母10年甚至20年。一旦父母去世，与社会关系长期隔绝的他们，就会陷入绝境，面对自己步入老年的严峻未来。

02 “家庭护理是对日本的诅咒”

2012年，作家叶真中显凭借处女作《失控的照护》（又译《死亡护理师》）获得日本推理文学大奖新人奖。这部社会派推理小说反映“家庭护理”问题，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由它改编成的电影《死亡护理师》于2023年上映。

站在被告席的凶手“他”，一共杀害了43名老人，但被害人家属却没法涌起对他的愤怒和憎恨。检察官发现，原来，“他”的杀人行动，源于他同样处于家庭护理困境当中。父亲求“他”杀死自己，让双方都得到解脱。之后，他进入护理行业，选择护理负担过重、导致本人和家属都痛苦不堪的老年人，逐一下手——“我的杀戮拯救了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我所做的也是一种护理，是让人解脱的‘死亡护理’。”

这部小说指出，“家庭护理是对日本的诅咒” ——“负责护理的人和被护理的人都感到一种负担，但前者无法坐视不管，后者也无法撒手而去，因此而痛苦。”它像一则振聋发聩的“社会寓言”，预见了现实中轰动日本的数起护理杀人案。

家庭护理成了当事人难以逃开的“噩梦和诅咒”，有其结构性成因。正在显露苗头的“7040问题”，与“8050问题”又有所不同：70多岁的父母主要是“二战”后出生的工薪族，有不少人享受着丰厚的养老金；另一方面，40多岁的子女正值不惑之年，经历过战后最严重的就业冰河期，加上泡沫经济的破灭、人才市场流动化的推进、非正式雇佣制的迅速发展，有不少人无法实现经济独立，生活并不稳定。

因此，40多岁的单身中年人可能会选择依赖父母的养老金维持生活，一直打零工。就像藤森克彦教授所说，一旦他们的父母去世，就会出现无法挽回的悲惨局面。

社会学家三浦展在著作《下流社会》中曾提及“平成废柴”——“平成废柴这种不求上进，人生热情全盘低下的心态，并非他们不愿意上升，而是上升空间已经丧失。”

昭和时代仍有终身雇用、专职主妇等“铁饭碗”的保障，到了平成时代，大多数年轻人遭遇社会转型阵痛，就像被交付了一张张空头支票，奋斗和努力的价值得不到相应的回报。不求上进、低欲望生存的社会风气由此而生，年轻人也被贴上“废柴”“啃老族”等标签。

“啃老族”标签带着社会偏见，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个体化的自我意识觉醒，更值得思考的是它形成的逻辑和结构性问题。“啃老族”呈高龄化趋势，“平成废物”也进入了令和时代，日本当下接连出现的隐患，更多指向了家庭照护的失控。

03 不被看见的老年照护

2019年，日本政府出台应对中年“家里蹲”现象的方案。对策之一就是针对就业冰河期一代，计划在3年内投资600亿日元，以增加30万个非正式员工岗位。就100多万名“消失的劳动者”而言，新增的30万名劳动者占比不过三分之一。但是，这30万人要么不事劳作便步入老年，领取生活保障金；要么成为能够正常纳税的劳动者，年迈后也能自立生活。两者对于社会支出而言，可谓云泥之别。

当下老龄化、少子化的趋势，不仅在日本，在其他东亚国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当一位北大教授成为24小时照护者》一文一度在社交媒体上刷屏，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胡泳在接受采访时，讲述了自己照料患有重度阿尔茨海默病的年迈母亲的“残酷问题”。

胡泳说：“世界上只有四种人——曾经是照护者的人，现在是照护者的人，即将成为照护者的人，还有需要照护者的人。照护是每个人都终将面对的议题。社会需要很大的认知转变，在此刻所有的趋势性变化中，最致命的就是人口结构——中国已经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了。处境更严酷的将是下一代照护者，独生子女一代。”

豆瓣上一个名为“独生子女养老交流组织”的小组，聚集了近10万组员。他们交流养老经验和困境，讨论得最多的棘手问题，除了父母重疾，就是“失能老人”了。正如胡泳所说，这个世界是不适合老人居住的，居住空间的适老化，改造起来都很难，除非在设计时就能考虑到老年人的需求。

在普遍性的生活需求上，除了保健品，很少有产品会考虑老年人的需求。现在，越来越多老年人放弃了熟悉的家乡生活，漂在大城市，承担起照顾第三代的责任，他们被称为“老漂族”。在城市空间里，老年人更容易被忽视。年轻人觉得易如反掌的便捷应用和智能手段，对老年人来说是一道道现实的门槛。

而在家庭空间里，他们又要面对观念冲突带来的各种生活矛盾。“8050问题”引申出的就是贫穷家庭当中面对养老现状的人性崩塌，让互相羁绊的两代人只能互相伤害。《失控的照护》一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一名老人为了进监狱，而故意到商场偷东西，“监狱似乎成了被社会抛弃的老年人的养老院”。这个情节，源于真实的社会案件。

如何养老，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命题。人人都会老去，能否实现每个人以符合人性或曰“体面”的方式衰老乃至死去？

《失控的照护》一书援引了《马太福音》中的一句话，或许可以视为我们最朴素的愿景——“所以，无论何时，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许多女孩的名字与男性有关，她们叫“胜男”“冠男”“亚男”等，名字带有长辈希望她们不输于男性的期盼。

成长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名字中传达的期待，成了这些女孩无法回避的命运。

名字的两面

时隔十余年，从皖北走出来的女孩胜男还记得，读初中的第一天，她参与竞选班委，给自己写的竞选词言简意赅：我要比男生强。

胜男自小就听妈妈说，姥爷给她取名“胜男”，是希望她能比男孩强。胜男的双胞胎姐姐被姥爷取名“倩男”，妈妈解释，那是姥爷希望姐姐能比男孩漂亮。自小，胜男跟着姥爷长大，敬爱姥爷，加上姥爷在村里算是知识分子，平常有人办事都会请他去写庚帖，所以，成长过程中，胜男一直相信这个名字寄托着姥爷对她的期待。

不过，这个“抱负远大”的名字，也有让胜男烦恼的时候。读小学时，胜男最喜欢的语文老师说：“你的名字像男生呀。”胜男知道老师没有恶意，语文老师偏爱自己，经常夸她作文写得好。但这句话记在了胜男心上，有时候，她还是会嫌弃自己名字难听：“身边的女生名字里都有云啊月啊的，自己的名字里却是一个男。”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很多婴孩获得的姓名，带着长辈的某种寄托或祝福。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给女婴的名字里加入“超越男性”的祝福，逐渐演变成一种具有时代特色的起名风尚。依据公安部数据，在全国百家姓前五的姓氏中，有25351名姓名为“胜男”的女性。

出生于东北地区的“90”后刘冠男，也是带着这种长辈期盼出生的孩子。

成年后，刘冠男每次动心起念想去申请改掉“冠男”这个名字时，总会想起小时候自己写的那篇获奖短文。短文的题目叫《我的名字》。年幼的她在文中写：我们处在一个重男轻女的社会，所以家人给我取名冠男，希望我能冠于男生，即使面对不公平也能获得成就。年幼时，“冠男”这个名字让她骄傲了很久。

印象中，认识的、不认识的大人们一听到她的名字，也能立刻领会她的名字中，长辈深埋的期待。她总是能听到“这个名字很霸气”“你的家人对你期望很大”之类的夸赞。那时候她懵懵懂懂，但也能从大人们的措辞和语气中，领会到自己名字很特别，像一顶在头顶闪耀的光环。用她自己的话说，也许真的是因为名字取得好，20多年来，刘冠男一直成绩优异，胜于大部分同学，而且一路顺风顺水地，于2019年硕士研究生毕业。

从意识到自己名字的含义起，“男”就是“胜男”们成长中所要追赶的“标杆”。从小学到大学，读书的过程中，刘冠男遇到过7、8位以“男”字入名的女同学。在刘冠男观察中，学生时期，这些女同学性格大多好胜，“不会很娇弱温柔”。

在这种潜在语境暗示下，很多女孩们潜移默化地形成认知：“男”字意味着更坚韧、更强大，意味着强者。更多时候，从稚嫩走到成熟，这种追赶成了一趟乐此不疲的追逐。只不过逐渐成熟之后，女孩们也发现了其中潜在的条件：“女”是次等的、不好的。

刘冠男坦承，小时候，她享受着自己区别于“普通女生”不同的地方。比如，她宣称自己喜欢的颜色是“比较酷”的黑色，而不是粉色。四年级时冠男喜欢上一位男同学，表达爱意的方式，就是什么都和那位男同学一样，剪头发，不穿裙子而穿裤子，甚至经常想办法跟对方打架，以冒犯对方的方式获得对方注意。

冠男喜欢挑战所有大众认知中“女生做不好”的事情。听到女孩只能学好文科的说法，冠男特地更用功地学习理科学科，后来如愿成了理科班的一员。如今回看，她说不清最后成为一名学习成绩优秀的理科生，凭借的是天然的兴趣，还是那股子为了证明自己“不女”、“冠男”的斗志。甚至，因为外界普遍认为女性擅长文科，冠男有意在语文和英语两科的考试中降低自己的考试成绩，以摆脱某种女性气质嫌疑。

长大成人后，很多女孩发现，长辈们这种“超越男性”的起名祝福带着某种时代和视野的局限性。比如胜男和冠男，她们长大后会看那段经历，发现在潜意识里，年幼的自己，已经接受了外部世界给的暗示：像男孩无论什么特质，就算是好斗、冒犯，也都是优秀的、强大的，而像女孩则是不好的、弱小的。

这个故事里，第二个名为“胜男”的女孩出生在河北。在河北女孩孙胜男的记忆中，求学期间，在她生活的小县城里，一个班里七、八十人，总有一两个名叫“赛男”“亚男”的女孩，她们大多性格开朗强硬，平时大大咧咧，打打闹闹，能跟男生相处得像好哥们。

更多时候，因为名为“胜男”，她真下了决心：那我这个人也要超过男孩。自小，这个名字推着她成长，养成了好胜心旺盛、热衷于有排行榜的事物的性子。只要超过别人，心里就很开心；考试考好了，就希望被人夸，感受被人羡慕。不管学习、玩游戏，都想要做得比别人好。她曾和高中男同学比赛qq飞车，对方叫上了全宿舍8个男同学开了个游戏房间，都没跑过她，她一直一骑绝尘。

以“男”字为女婴，除了表达期待，还有另一部分家长在女婴名字中埋入的不是祝愿，而是借名字表达对于求男丁期盼落空的遗憾。在节目《送一百个女孩回家》里，明星章若楠就讲到，自己原名叫若男，因为奶奶想要个男孩，所以起了这个名字。不幸运地，孙胜男发现，自己就是其中一员。

“胜男”这个名字是姥姥取的，提起这件事，姥姥总是很骄傲。姥姥总是这样跟胜男讲当年的故事：当初呀，你妈生了你姐和你两个闺女，你奶奶想要个儿子，就可劲地糟践她，还撺掇你爸妈离婚，让你爸再娶一个老婆生儿子。我偏偏就给你起名叫胜男，让你都胜过男孩。

每次姥姥说起这段故事，孙胜男总会想：这不就意味着姥姥也认为生个男孩更好吗？

起初姥姥给孙胜男起这个名字，只是为了出生后不被重男轻女的奶奶和村里人“戳脊梁骨”，长一口志气：“超过男孩，让他们知道我们女孩也这么厉害。” 后来，这个名字成为了大人们鞭策孙胜男学习、上进的工具。

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在家中，她考试失利时，时常能听到同一种讥讽：“你不是叫胜男吗，怎么连男同学也考不过？”言语间，好像孙胜男犯了一种对不起自己名字的罪。

在学校，孙胜男发现，男同学的学习成绩不如女生好。班里前十名，女生能占上七、八位，第一名也总是女生，帮老师收作业这种小事，也是女生做得好，能按时、一个不落地收上来，平日里值日，角角落落，女生打扫得更干净，男生就总是应付事，或是做不好；老师们在班上也总在夸女生，说现在哪个班都是女生比男生学习好得多，因为女生安稳，能沉下心，做一件事儿细心专注，而男生总是调皮，爱闯祸。所以，孙胜男从小不理解：“男生到底比女生好在哪里？”也从未觉得男生应该是自己的标杆。

“男”字入名无法驱散的

到了读小学的年龄，胜男才得知，自己并非姥爷的孙辈中被寄予厚望的那个。10岁那年，她为了读小学，被接回父母身边照顾。重新上户口的过程中，免不得听到一些大人对她身份和名字的讨论。逐渐地，年幼的胜男认识到，之所以自己满月后就被送到姥姥、姥爷家养大，是因为她的父母要腾出一个份额，再拼一拼能不能生出一个儿子。后来，她果然又有了一个弟弟。

10岁那年被重新领回家后，胜男感觉自己是家中的外人，即使再优秀，爸妈的眼里也没有她。她文笔优美，擅长散文，作文拿过省奖，但爸妈从来没提起过这件事。 即使叫胜男，家人还是会在她长大后，催促她回老家考编制、考教师岗，和故乡的很多女孩比，大人认知中她该走的路径、大人们想让她走的路径没有任何不同。由此，胜男觉得，所谓的顾家和稳定是家人眼里“胜男”的标志，既是对女孩的期望，又觉得这是女孩唯一能比得上甚至超过男生的途径。

以“男”字为名，并不能真正改变女孩们作为女孩的处境。

读初二时，河北的孙胜男改掉了自己的名字。她躺在地上，撒泼打滚，哭着求妈妈带自己去改名。后来，孙胜男的妈妈带着她去找了个算命先生，让孙胜男自己选了个名字，当天就去当地有关部门改了名字。第一次看到户口本上印刷着自己的新名字，孙胜男记得自己当时“开心死了”，尽管新的名字在她看来也不怎么好听，但总有种如获新生的感觉——她再也不用去面对同学和长辈用她名字做文章的讥讽，也不用因为自己的名字背后不美好的寓意而自卑。

改名的事情，很快传到了给孙胜男起名的姥姥耳中。姥姥不开心，妈妈家的亲戚也觉得孙胜男不争气，辜负了姥姥一番心意和大家对她的期望，而且，孙胜男改名字，意味着自家又短人家一截志气。相反，孙胜男的父亲那边，亲友对孙胜男改名一事表现出无所谓的情绪，孙胜男知道，这是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自己叫什么名字，对于父亲的家族来说，都是个女孩。“在他们看来，女孩子就是没有用的。”孙胜男说。

出生于2008年的女孩张小莲（化名），出生时父母为她取了一个男名。她的父母研究生学历，40多岁时生下了女儿。他们告诉张小莲，给她选了一个男性的名字，是希望她可以成为一个“像男孩一样”的人。 从小，父母按照认知中男孩的样子培养她，也要求女儿像男孩一样要求自己。张小莲记得，小时候她摔倒了没有人扶，父母叫她要自己爬起来；父母要求她保持身体硬朗，平日放学后，每天要跑5公里，父亲跟张小莲说：女孩子的身体本来就不如男孩，锻炼好了，可以去碾压男孩们。在父母的安排下，张小莲先后学习了足球、篮球和攀岩，攀岩必须爬到顶，不然就是没出息。父母把她当男孩子培养，不爱给她买裙子穿，因为“小家子气”“娘们唧唧”。但年幼的张小莲懵懂，她只有一条为参加合唱团买的裙子，穿得裂出了十几个口子，快烂得“像抹布”，还在穿。

顶着一个男性化的名字，张小莲要求自己和男孩比。更多原因，是因为害怕爸妈会生气。“其实一直都不是很想跟男生比，”张小莲说，“感觉比了没什么意义。”

父母对于张小莲种种“胜男”的要求，在她9岁这年消失——二胎政策开放，她的父母生了一个男孩。张小莲记得，弟弟刚出生那段时间，每天放学回家，都能看到妈妈在一张张纸上写满字，可能在和亲朋打电话讨论名字取哪个字好。爸爸回家后，他们讨论弟弟的名字的声音飘到小莲的耳中。小莲羡慕自己的弟弟，嫉妒他可以拥有爸妈如此用心取来的名字，而自己的名字——据爸妈所说——是在医院出生时他们没想好问护士要来的。

小莲知道自己的天赋，二三岁就喜欢拿着彩笔在墙上涂抹，小时候她最快乐的时光，就是躲在衣柜里看漫画。爸妈知道她喜欢画画，为她报班，五六年级时，她就可以跟着集训的高中生一起上课，她渴望父母的认可，但他们从未称赞过她，有天她向爸妈展示自己写生的图片，那是家附近的一座钟楼，父母应了声“哦”，接过来随手放在一旁，不再有任何反馈。这事她本没放在心上，但弟弟一点点长大，如今她进家门一抬头，就能看到弟弟的画被挂在家里的墙上。因为这样的原因，后来，她把那幅被父母冷落的钟楼写生，扔进了火里。

“我有时候真的很想成为男生，我真的很想，太伤人了。”小莲说。弟弟出生前的童年，抑或是弟弟出生后，这个念头始终伴随着她：“如果我是个男孩，爸爸妈妈是不是就能多爱我一点？”

不再被“胜男”束缚

2012年，冠男离开故乡到上海读大学。在大学里，她对自己名字背后的含义感到愈发迷茫。她读了更多的书籍，接触了更多女性主义的知识，加上了解了周围多子女家庭中女孩们的情况、网络上 “扶弟魔”女性们的故事，让冠男逐渐意识到了男生和女生可以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别，她也开始质疑自己的名字冠男背后的逻辑：为什么我要和男生比，这个名字是否预设了男人就是比女人强，为什么没有男生叫“冠女”？家人给这个名字，不就是一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吗，不就是重男轻女吗？

20岁左右，冠男开始对自己的名字感到羞耻。她讨厌别人讨论她的名字，在某些场合会换一个名字来避免引起他人注意。她认真咨询了改名的相关手续，最终放弃，因为成年后，关联的各类档案、证书等改起来太麻烦。

大学毕业后，冠男去了南方城市，介绍自己时，她开始听到对这个名字另一个角度的评价：“你是不是有个弟弟？”“你家是想生个男孩吧？”这些话让这个闪耀着光的名字反转出令人不安的另一面：这可能不是个令人开心的名字。

这个名字带来的好胜个性和追求也开始消解。在职场，她开始承认自己对一些工作力不从心，承认自己也是个平庸的人。至少在当下，冠男懒得去定义自己，不太会想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给自己立人设了。小时候她努力活得对得起自己的名字，如今她不再为“超越男性”的期待和虚无的标杆而活，每天更多想的是要怎么工作，这样的日子虽然虚无、焦虑，但新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仍值得摸索。

如今，接近而立之年，曾想要改名的冠男心态又发生了转变，她对自己“冠男”的名字感到平静、坦然。

她开始试着从这一名字萌芽的时代去看待，觉得这个名字有点东北那种不服气的意味：大家都觉得男孩好，没关系，生的闺女也能比男的都强。它确实预设了“女人不如男人”的前提，但30年前，这也是先进的性别理念。家人为她取这个名字是抱着美好的期望，虽然叫冠男，但爸妈从小对她没有什么要求，这个名字并没有给她带来实际的伤害，想明白这一点，冠男对这个名字，从认同，到迷茫，到羞耻，到现在变为了释然。

人生不是赛场，自己不是主角——对原本好胜的孙胜男来说，这种自我认知的转变来得更早些。

孙胜男读幼儿园时，她的父母离婚。后来长大，她的姐姐在高中住校，妈妈在外务工，孙胜男辗转于舅舅家、姥姥家、姨家吃了几年百家饭之后，读初中时开始独自居住在家。

在家独居，那是她求学期间最无忧无虑的时光，没有人在背后耳提面命施加压力，屋子空荡荡只有自己一人，每天抱着电脑玩游戏到两三点，白天上课打盹睡觉，成绩自然下滑，最严重时物理只蒙了 20 分，但孙胜男从不后悔可以经历这段开心的日子。

过去，背着“胜男”这个名字，孙胜男会有种感觉，似乎平凡是一件错误的事。那段时间，她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勉强自己呢？可能不那么追求赢的生活也是自己想要的。

曾经她觉得胜男这个名字赋予了她一项必须要完成的任务。现在，已经把人生要求换成快乐舒适。

她为摆脱这一名字带来的影响感到轻松。“可能之后我又会争强好胜，但重要的是，当我摆脱‘胜男’这个标签带给我的行为模式后，我可以做出真正发自内心的选择，无关好坏，无论强弱，无论我想成为什么样的我。”孙胜男说。

如今，22岁的孙胜男已经摆脱这个名字很久了，但在家里，她依然可以听到自己的小名“男男”。

前段时间，孙胜男在表姐家里聊天，因为“男男”这个小名，孙胜男说起小时候非常讨厌曾经胜男这个名字。表姐教育她：“这只是一个代号而已，只要你自己心里觉得没有问题，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呢？”孙胜男听到，声音高了八度，特别生气地争论道：“这个名字像是在弥补没有儿子的缺憾，根本没有想过我会不会以后因为这个名字有什么烦恼？自己对未来会有一些不同的规划？也没有想过我是不是能做一个普普通通的摆烂人？”她自顾自说了很多，说着说着，委屈落泪。

这个名字让她不幸福了多年。“因为我不像其他人一样，不管名字好坏，都能感受到家人给予的爱和寓意，而我是不被期待作为女孩出生的！有些人从出生前开始，被爱就是有条件的。”孙胜男说。

16岁的张小莲还是讨厌自己的名字。如非必要，她不会向人透露自己那个男孩般的真实姓名。她现在暂时辍学在家，靠画画挣下一些生活费，平时和人沟通基本用不到大名，用自己的圈名小莲。

这个名字是她自己取的，很小的时候起，她就喜欢“莲”这个字。爸妈很少带她去踏青，她也没见过莲花，只是，爸妈一直告诉她：莲花出淤泥而不染，自顾自地洁净、幽香，是一种非常圣洁、非常高贵的花。

于是，她为作为画家的自己取名“小莲”，一直期待着有一天能亲眼看见莲花。

最近几年，她家附近的图书馆旁真种了莲花。在那里，她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莲”，莲花清新的香味，远远地就能闻到。现在她每天都能看到莲花，在池里生长得茂盛，一眼望过去全是，溢到岸边，站在栈道上面，好像直接站在莲花丛里面一样。

父母有意无意的言语，总能影响稚嫩的孩童对世界的感官。小时候，小莲听了父母的理解，愈发喜欢这花的形象。甚至她觉得这花和认真作画的自己有些相似，画画时她专注于一笔一划的感受，沉浸其中，忘了父母对于自己“超越男子”的期待，只有自己对自己的期待和要求。

• END-​

但我们如果真的要把上述所有行为统称为“啃老”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行为的唯一共性仅仅是年轻人从父母那里获取了部分或者全部的生活来源，除此以外，便无任何其他共性。因为上述行为，对于年轻人来说其实意义完全不同，它们有的是为了继续依附于父母，有的却是为了走向独立。如果家长制主义者选择继续忽略年轻人做事的目的性，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继续扩大范围，把任何子女（无论是什么年龄的），从父母那里获得生活来源的行为都称之为“啃老”，无论是婴儿吃母乳，还是儿童被父母抚养，通通都应该算“啃老”。由此甚至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没有子女不“啃老”的，父母如果想不被啃，他们要么选择不生，要么应该在婴儿出生后直接选择遗弃，哦，不对，怀胎还十月呢，“啃老”早在娘胎里就开始了。

事实上就没有任何人不需要经过抚养就能获得劳动能力，这是一个常识。但旧家长明知道这个常识，却反过来利用了它，他们利用了没有劳动能力的子女需要从他们那里获得生活来源这一点，尽一切可能控制子女，仿佛子女每次走路先迈哪一只脚，他们都要打算管一下。而他们最喜欢利用的控制子女的手段，就是臭名昭著的“父母之恩”，他们认为他们把自己生出来的孩子养大，这个孩子就得对他们怀有天大的恩情，因为他们不养，这孩子就死了，他们全然忘记了，如果他们自己选择不生，这个孩子就不可能面临任何死亡风险——一个从来都没有存在过的人又谈何死亡呢？因此抚养子女是父母的义务，而不是权利。

父母抚养子女的目的是为了让子女成长后获得劳动能力，这样他们就不必继续抚养了。但人的劳动能力并非与生俱来的，是需要学习的。如果父母没有能力将孩子培养得足够适应社会劳动需要，他们就必须将子女送到学校去，让子女接受学校的教育。而如果他们自以为自己对子女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能对子女为所欲为，完全不尊重人的成长发育，和学习规律，他们就将得到一个没有劳动能力的“废人”，特别是精神或身体有所残疾的人。对于这些“废人”来说，他们除了继续依附于他们的父母外，也并没有其他选项了。这是狭义的“啃老”，即成年后依据选择依附于父母，获得几乎全部生活来源的一种情况。

并非所有的“啃老族”都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例如日本社会常见的“家里蹲”，这些人并没有丧失劳动能力，他们选择“啃老”实际上是一种消极反抗。对于那些尤其喜欢干涉子女人生事务的旧家长来说，他们会在子女选择职业时千方百计地横加干涉，倘若他们的干涉让子女的自主选择一次又一次失败，子女就会选择放弃抵抗，一切听从父母安排，最终一部分人就很可能长期处于无业状态，这就是狭义上的“啃老族”。

很显然，对于狭义的“啃老”这种情况来说，父母是选择了无论如何都要把孩子牢牢拴住，为此不惜让子女成为一个废人，而子女也没能逃脱父母的魔爪。而对于那些一直试图摆脱父母控制，且屡屡和父母爆发激烈矛盾的子女来说，他们本就不打算继续依附于父母，让他们回去“啃老”等于让他们继续忍辱负重，而他们的父母比起继续拴住这些“逆子”，相对理性的做法都是与“逆子”断绝往来，只要父母愿意，他们甚至可以主动躲开“逆子”，主动转移自己的财产，主动搬家。“啃老”能且只能是旧家长和子女“你情我愿”的事情。

至于由家长制主义者所拓展出来的“啃老”的含义，与其指责年轻人的“不孝”，不如好好反思一下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失业者如果不能从任何地方都取得失业救济，且他们在短期内又找不到工作，那么他们除了自杀，乞讨，以及走向违法犯罪外，还有什么其他的选项吗？

综上，父母抚养子女本来就是父母的义务，如果父母的权力大到了能操控子女的任何决定的程度，他们理应为子女所付出的任何代价负责——那些愿意容纳“啃老族”的旧家长至少在这一点上是比较负责的。而那些明明生下了孩子，却不情不愿地抚养，明明对子女吝啬无比，生怕子女多花一分钱（“惯坏了”），却还觉得自己对孩子有天大的恩情，他们则活该被子女报复，乃至“食肉寝皮”——“食肉寝皮”可不能等同于“啃老”，比起“啃老”，这种选择继续依附于父母的做法，“食肉寝皮”则是要剥夺父母所占据的一切社会财富为子女所用，目的是推翻家长制的暴政，翻身的子女从今要做主人。

我劝家长制主义者好好想清楚，“啃老”无论如何子女还是在做子女，还是在乖乖听父母的话，而这种“食肉寝皮”到底是什么，你们难道不应该骂这种行为是“犯上作乱”“杀父弑母”“大逆不道”吗？

一、父权是私有制的经济、政治形态，母权是私有制的自然、心理形态

在恩格斯看来，由于女性与子女的生育联系是直接的，而男性是间接的，公有制、群婚制的母系社会但知有母，不知有父。伴随生产力发展，公有制解体，家庭开始成为私有制的第一个生产单位，作为家庭中的父亲的男性不会再无偿养育他人子女，但生父又难以确定。要让男性承担家庭责任，就只能建立父子继承关系的父系社会，专偶制也应运而生：父亲只需确保子女的继承权，不必承担忠诚义务，而母亲则要确保继承者是男性血亲。这就是父权的起源。

然而，恩格斯又自我解构，揭示出文明中“既不能解决又不能克服的那些对立和矛盾”，补充了父权，揭示了“父权”“母权”共同构成了家长制：

随着家长制下个体婚制的发展，出现了两种经常性的、以前所不知道的特有的社会人物：妻子的经常的情人和戴绿帽子的丈夫。丈夫获得了妻子的胜利，但是桂冠是由失败者宽宏大量地给胜利者加上的。虽然加以禁止、严惩但终不能根除的通奸，已成为与个体婚制和淫游制并行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的制度了。子女是否确凿无疑地出自父亲，像从前一样，至多只能依据道德的信念；所以，为了解决这个无法决的矛盾，《拿破仑法典》第312条规定：’L′enfant concu pendant le mariage a pour pèrele mari’——凡在结婚以后怀胎的婴儿，以丈夫为父。

这便是家长制下的个体婚制3000年的最后结果。

最终继承财产的孩子可能和父亲并无血缘关系，实质上掌握生殖工具（子宫）和生殖产品（孩子）的只有有血缘关系的母亲。这种私人通奸关系既非公有的母系群婚制，又破坏了私有的父权专偶制，体现出私有化的另一路径，即“人自身的生产”的私有化。可以说，父权体现劳动产品的私有，它掌握了家庭（包括子女）所需的物质资料，母权体现血亲关系的私有，即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孩子为家长所有。二者是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而私有制下的家长制则是产生它们的基因。将私有制与父权混同起来，推卸责任，扮演受害者的，恰恰是荡妇崇拜的母权。反父权而不反母权，不能消灭家长制，不能消灭孩子为父母所有的悲惨境遇。

二、父权是物质、文化生产的剥削，母权是人自身生产的剥削，而且是双重剥削

在恩格斯看来，父权剥夺了女儿的继承权，让女儿失去地位，成为商品。然而，恩格斯同样或隐或显的揭示出女性的物化也意味着男性的奴化。在阶级社会，“公民的权力是按照财产状况分级规定的，”“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已经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为物役，男为物奴，当女儿成为商品与私有财产（作为待嫁女存在），拜女教就成为拜物教的新形式：女性脱离社会生产，“谋取生活资料总是男子的事情”。人自身生产和物质生产一样，隐含着隐蔽的剥削关系。母权者则靠血亲关系掌握生殖工具霸占“生殖产品”，即孩子。在家长制下，孩子作为家庭的所有物而存在，女儿沦为父母出卖用以敛财的商品，儿子虽然获得了家庭的继承权，但在他继承原生家庭前将继续作为父母的附庸和奴隶存在，并且往往不是每一个儿子都能获得继承权。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家庭外的生产和剥削渐渐成为了社会上最主要的生产剥削方式，这种生产和剥削的方式，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下经典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演替过程。在这种社会演替中，统治阶级的男性渐渐掌握了社会绝大部分的财富，被统治阶级的男性则受到他们的沉重的剥削。如果被统治阶级的男性试图谋求父权家长制，谋求自己对妻儿的统治，他就将不得不承受来自其代表了母权的妻子的“生殖剥削”。最终结果就是这些谋求父权的被统治阶级男性将承受家庭内外的双重剥削。

一种观点认为，妇女生育与家务本来就是一种劳动，收受金钱并非剥削。然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首先，统治阶级的劳动付出并不妨碍他们剥削。人自身再生产同样如此：母权剥削恰恰是要打破父权/母权的平衡，在维持生存外榨取作为父亲/丈夫的男性的更多物质财富用于女性自身，使得母权渐渐取代父权，成为家庭的核心权力：在封建社会，母亲会生产更多男孩作为劳动工具，然后代替父亲获得剥削儿子的大部分剩余产品，此时生下的女儿反倒更加受歧视，因为女儿是要嫁出去的，“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嫁出去的女儿将成为别家的母亲，为别家“生产”大量子女，然而所有私有制最终都是朝着零和博弈发展的，任何竞争者的出现对私有制来说都意味着挑战和风险。

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母权和资本社会的其他现象一样将他们自身的一切也商品化了，一切以金钱、物质为衡量。文化层面，产生女权主义，这一试图凝聚利益本来千差万别，仅仅只有性别为女的各种各样的人，甚至包括母权制下对立的两极——母亲和女儿。母权分子让男性对其生活负责，是私人领域的经济剥削，这种经济剥削在妇女未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年代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试图打破男子对女子在经济生活上的垄断，让女子重新参与进社会劳动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女权主义，在宣扬了实质上指向“母权”的“泛女论”的同时，却也实实在在地推动了社会进步，但在如今，妇女的充分就业已经基本实现，母权分子如果继续要求男性为其生活负责，就只能视为纯粹的剥削。 除此以外，母权分子还把家长制的一切丑恶完全说成是父权的丑恶，甚至还要把未染指父权的底层男性也包括进来，好实现统治阶级女性对被统治阶级男性的剥削，于是就变成了所谓的“男权”为女性的一切丑恶负责，母权分子染指公共空间，掌握话语霸权，也是资本对媒体的操控的表现形式。

其次，在恩格斯看来，婚姻的基础本应是感情而不是交易；妇女必须“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将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只能是社会化大生产提供的便利；女性解放不是反对男性，而是和男性一起反抗私有制。这和不愿踏实工作，只想靠婚育勒索财物、借“政治正确”谋取高位的母权分子截然不同。

三、父权曾经体现了生产力的发展，母权和生产力发展背道而驰，反父权不反家长制将导致母权恶性膨胀

恩格斯开篇就指出：“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虽然同为私有制的产物，但父权在体力劳动为主要劳动方式的年代顺应了生产力的发展，建立在血亲关系基础上的母权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二者只是在私有制下才形成动态的平衡。

一种误解是：父权体现生产力，母权体现文化心理，那么推翻父权必然会终结母权。然而，母权心理有着相对独立性，终结父权只有先终结家长制，而不是相反，否则只会打破平衡，让母权变本加厉，使得母权家长制甚嚣尘上。家长制是母权的庇护者，资本主义的婚姻契约保护了女性靠身体的生殖勒索，在私有制家长制的条件下推翻父权（如果能的话），只会让母权升级为反男性（特别是反儿子和底层男性）不反私有，只反男性私有；反权贵不反剥削，只想成为新贵的母权分子。他们获得权力不是靠掌握生产力，而是靠性别歧视的谎言与资本主义抽象的平等，换言之他们靠阴谋获得了权力。当然，事实上，统治阶级的母权分子很快就会和父权分子达成势力均衡，他们共同要做的是作为统治阶级剥削被统治阶级，他们会共同选择煽动被统治阶级内的母权思想，让被统治阶级的女性靠生殖绑架和勒索被统治阶级的男性，“煽动群众斗群众”，将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怒火消磨在被统治阶级内斗中。

在当下中国，女性在公共空间获得平等的工作权、言论权，而男性却在私人领域再次承受高昂的婚育勒索，母权风气病态膨胀，原先隐蔽的剥削关系浮出水面。这种只平权，不平利的母权行径，让越来越多的男性开始放弃对父权家长制的幻想，走向彻底反婚反育，本质上是反对一切家长制的道路。

而恩格斯的愿景绝非如此，在他看来：最终，私有制在社会各个层面被彻底推翻。专偶制将依然存在，但它建立的基础不再是父权和母权的金钱交易，而是忠贞而自由的爱情。人类种的繁衍依然进行，但生育、抚养孩子不再是女性剥削剩余价值的手段，男女创造的价值将全部用于不断扩大的社会化大生产，“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情；社会同等地关怀一切儿童。”

四、对恩格斯两性观的评价与子权的斗争方向

对于本书，我的评价如下：

首先，恩格斯此书被粉红女权视为《圣经》，但在我看来，它更体现出子权维护被统治阶级男性权利，反对统治阶级剥削，批判母权将婚姻物化的精神追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宣言书不仅号召团结私有制下的被统治阶级男女的意识形态，也号召团结家长制上受到歧视的一切子女，同时又是一篇人类史的科学著作，只看到前者是唯心的。

其次，该书揭示了家长制的根源，但囿于当时科学水平，书中所评析的摩尔根的原始社会研究是粗浅的。无法从现代文化人类学角度解释文化拜女教的集体无意识机制，也难以还原两性漫长的历史博弈。最终被女权主义歪曲，单方面丑化父权，保护母权，带来偏激独断的理论歧视。女权主义者还故意忽略本书所揭露的历史背景，即原始社会末期，故意忽略标题中的“家庭的起源”，将原始社会末期、父权制早期的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等同于私有制各个时期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从而掩盖了后来私有制社会中母权生殖剥削的事实。

最后，对于两性关系，恩格斯采取有条件的多元主义，即唯物辩证法，宏观揭示了人类历史的终极方向。但在当下母权分子通过或官方或民间的各种组织污蔑男性形象、挑拨男性关系、迫害男性个体，形成一种社会歧视。而男性的反抗是零散、声音是微弱的。

然而，恩格斯客观上为无产阶级男性留下了一条隐秘的林间小路，他对生殖剥削的隐晦提示为我们开辟了前路。

其一是社会改造。马、恩始终把反剥削、反私有视为一场社会斗争。反母权盘剥不是针对少数母权分子，而是针对整个社会层面的母权，也就是整个家长制；这种反抗也不能只靠不婚不育、自我黑化，更要靠介入并改造社会，在对母权的谎言与恶行说“不”的同时，提出正义诉求，启蒙大众、促成立法，根除天价彩礼、合法骗婚、性侵诬陷、性别照顾，同酬异工等等母权借身体对男性的剥削勒索，对社会的无理要求，更要消灭孩子为父母所有的家长制，让女儿不必再去以出卖自己获利，儿子不必继续沦为父母的劳动奴隶，要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为此，更要逐步联合起来，推翻私有制存在的一切社会基础。而这些同样不能单靠盲目的个体奋斗，必须有理论的指引与联合的行动。

其二是理论建构，继承并拓展马克思主义性别理论。当下女权主义成为显学，不仅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成果，而且发展出各种不同流派。被统治阶级男性的斗争却缺乏理论指导，碎片化，盲目化；而可供借镜的西方 MGTOW 又过于粗糙、消极，其理论前提的“女本位主义”又弄混了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反母权家长制要有自己的理论指引：一是揭示马克思主义两性学说和女权主义的根本差异，批判后者的歪曲篡改。一是深化这种辨析，吸收现代哲学、人类学、政治学等理论成果，揭示母权父权都是家长制，并为反对一切家长制而斗争。

这是最后的斗争。在这条道路上子女失去的只是锁链，通向的将是一个正义、平等与自由的新世界。

在男子体操团体决赛因苏德炜的严重失误丢金之后，有一种论调值得注意：中国体育的体制与国外不同，运动员是纳税人出钱、国家培养的，因此，别谈什么“成绩好坏都只是他们个人的事”，他们就应该拿出成绩才对得起“我们”，如果谁不行，那就换个能行的上。

这话有道理吗？这么说吧，那其实是把运动员当成了夺金的工具人。按照这一逻辑，重要的是实现夺金的目标，谁行谁上，“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因为失败是不可接受的。

别看这用上了“纳税人”这样的新潮话语，但那背后潜藏的其实并非纳税人意识，而仍然传统的恩报观念：一个人只要受了恩惠，就永远无法独立于施恩者，而必须竭尽全力来报偿，因为根据这种社会交际原则，对方已经“购买”了他的服务，那他就应该去为对方卖命。

我之前就曾注意到，如今的家长在合理化自己控制欲时，采用的是经济支配的逻辑：我出钱了，所以我有权知道孩子的成绩——甚至，如果你的表现达不到我的预期，我还能以“撤资”来威胁。双方都心知肚明的是，孩子努力读书，其实是在实现家长这个“出资人”的目标。

问题也就在这里：既然如此，那么目标的设定通常就是“谁出资，谁说话”，很难考虑到你的实际情形，尤其是那些望子成龙的家长，很难接受自己投入巨大的成本，孩子的成绩却不如预期——哪怕对孩子本人而言已经尽力了，但并不能让家长满意。

怎样才叫“尽力”，是很难量化的，那其实就是中国式管理中经常强调的“态度”。我曾访谈过一个家长，他无视自己读初中的女儿已经压力巨大到影响成绩这一事实，再三强调她成绩不好是态度还不够端正。在这次苏德炜失手后，也有很多人辩称，不是要指责他丢金，而是他根本就没努力拼搏，但问题是怎样才算“努力拼搏”了呢？

在结果导向之下，唯有成功者才能被完全免于追责，就像你只有考满分，家长才没话可说，甚至只要你没考满分，就总觉得你还没尽力，是不是还有余力可挖。

这种逻辑盛行于中国社会，太多人习焉不察，因为这就是我们从小浸染在其中的家长制基本逻辑。一些粉丝不容许喜欢的明星在观点立场上有别于自己，理由也是觉得仿佛是自己“出资养了你，你就得听我的”，虽然他们有时反感家长这么对自己说话，转头却又用同样的逻辑去控制他人。

总有人强调，“你要为自己而战可以，那你就自己养活自己”，这话其实就是中国家长对那些叛逆的孩子常说的，“有本事你别靠我养活”，且不说这能不能做到，就算做到了，也无法逃脱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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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乒乓球选手早田希娜这次斩获一枚奥运女单铜牌后，激动落泪，那是她多年努力之下来之不易的奖牌。熟知日本社会的徐静波解释：

在日本，运动员的训练与培养纯属于个人行为，只有在遇到重大国际比赛时，国家需要选拔一些运动员组成“国家队”时，政府才会通过全国选拔赛来选拔优秀选手参加集训，这集训和参赛的钱才是政府掏腰包。所以，日本没有国家出钱从小培养 “职业运动员”的制度。即使像早田希娜，已经多次代表日本参加国际比赛，并取得了冠亚军成绩，但是，她平时的生计，是靠企业养的。

像她这样，倒是不靠国家掏钱养着，但如果按照中国社会的逻辑，她靠企业养着，难道不需要去为企业卖命？不然企业出钱养她又是图什么？

那如果不靠企业养活，完全是自己养活自己呢？我曾以老运动员倪夏莲为例，认为她是真正在“享受体育本身”，但有人留言争辩：

别的我都赞同，但用倪夏莲来做例子，却是极大的讽刺。在我看来，倪根本就不是在享受体育，而是跟国人一样，在利用体育争名夺利。

她当然知道自己根本拿不到奥运奖牌，但为什么还是要执着参加奥运会？因为对她来说，能参加奥运本身就是胜利了。毕竟整个卢森堡都没人能跟她竞争，所有的赞助和资源都给了她。

如果她真的喜欢体育、喜欢乒乓球，她就应该把精力放在培养年轻人、推广乒乓球这项运动上。如果还不信，可以去看看她的抖音和小红书，完全就是在贩卖情怀，收割流量，都已经开始直播了。

在此，“享受体育”被看作是一种道德上纯粹的活动，必须不含任何功利目的，完全无私地献身于运动本身，你执着于参加奥运会就不对，试图出名就更不对了。

这样，在中国社会语境下，一个运动员会陷入道德两难：接受任何组织出钱培养，就得去实现组织的目标，没有“为自己而战”一说；但如果你真的想自己去从事这项运动，那你又得无私忘我，就算你有了点名气和收入，还会被指责是不够纯粹。

真的太累了。运动员不是夺金的工具人，不是道德楷模，也不是神，他们只是和你我一样的人。承认这一点有那么难吗？容许他们为自己而战吧。

很多老一辈就是喜欢没苦硬吃，最后还要PUA孩子说是为了他们才委屈自己。

这几年，很多经历过这种老一辈没苦硬吃的“吃苦教育”的年轻人，正在慢慢觉醒了。

就像前几天超过50万人转发的“母女吃鱼”视频，就用反讽的形式，模仿了父母喜欢自我感动的名场面：

女儿给妈妈炖了一锅鱼，然后就开始不断地PUA妈妈：“这鱼可贵了，要不是为了你，我才舍不得。”

妈妈问她怎么不吃鱼，她说：“我吃粉条子就行，哪敢吃鱼啊，这不都得留给你吗。要不是为了你上老年大学，我一年都没买新衣服......”

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让很多中国孩子会心一笑，纷纷转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群里。

你会很难理解，明明现在的生活条件已经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为什么有些长辈仍喜欢以吃苦为荣、为乐。

比如，有女儿吐槽妈妈，给她炒的新鲜菜是一口不吃，非要抱着个咸菜盆吃得不亦乐乎。

吃了一个多月的咸菜配米饭，还没吃完，让她别吃了也不肯，主要是这天天吃咸菜对身体很不好啊。

比如，有人拍下了自己妈妈，在大夏天40多度的高温下，偏偏要在大太阳底下拔鸭毛。

子女们叫她拿到大厅里，既阴凉而且他们也能帮忙，妈妈却说他们矫情。

每天把自己整得累死累活，身体越来越差，赚的一点钱全都给村里的卫生院了。

再比如说到医院，有人就拍下了这样一幕：

红衣服老太太，自己在地里捡了40斤小麦，累得犯病住半个月的院；

花衣服老太太，不顾自己身体硬要下地干活。

儿子女儿请假五天回来给她收800斤小麦、100斤蚕豆，要知道路费来回就得4000多了。

还有人拍下了自己的婆婆，总是喜欢做一些没苦却要制造苦难的举动：

明明有煤气却偏要早起烧柴火炒菜，明明很热却从不用风扇，明明有洗衣机却偏偏要在大冬天把手洗得通红。

更离谱的是这样一条新闻，杭州79岁的张奶奶，在37度的高温下不舍得开空调。

被热得昏迷不醒送进医院，做手术时因为太疼太紧张，咬断了两颗牙，住了好几天的ICU。

要知道，ICU住一天的价格大概3000~8000元不等，住重症监护室花的钱都够开一辈子空调了。

作家周国平有句话说得振聋发聩：“在所有的人生模式中，为了未来而牺牲现在，是最坏的一种。

它把幸福永远向后推延，实际上是取消了幸福。”

太多家长，明明可以不用吃苦，却总是想方设法找苦吃，然后一遍遍地说，都是为了我们。

但就像一位活得通达的奶奶所说：

“如果不享受世界上越来越便利的东西，那么长寿就没有意义了。用电费换取寿命，那是很划算的买卖。

正因为经历过很不便利的时代，才能真正体会到现代带来的便利。”

真正聪明的人，都懂得不吃没有意义的苦、懂得享受先进科技带来的便利、懂得花钱省时间和精力。

人类不断发明出一些智能家电，就是为了可以解放我们的双手，减少一些没意义的重复劳动。

像洗衣机、吸尘器、洗地机、洗碗机、除螨仪......这些都是能让你提高生活质量、幸福感爆棚的省时省力神器。

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中写得好：

“吃苦必须有收益，牺牲必须有代价。

有些人认为人必须吃一些无意义的苦，虚掷一些年华，用这种方式来达到崇高。

但这种想法不仅有害，而且是有病的。”

苦难会让人把注意力放在鸡毛蒜皮的琐事上面，无法专注于人生真正重要的课题。

更可怕的是，就像《基层女性》中所说：“很多父母会通过自虐来引起孩子的愧疚感，从而控制孩子。”

有些家长沉迷于一些苦情戏般的表演，是为了从孩子那里获取道德资本。

心理学家武志红老师在《深度关系》一书中提到了一个概念：道德资本。

指的是：一个人不断去干一些看起来很有道德的事情，为自己积攒资本，以此换取权力，让自己处在道德优越的位置上。

有些家长热衷于付出，喜欢演一些苦情戏或卖惨，追求的好处就是，让对方觉得“我这么好”。

这么好的“我”有了道德资本后，你得回报我一些东西，比如亲近、认可、孝顺......

明明可以活得更好，但不行，这证明不了自己的诚意。

于是，我必须亲手毁掉我的好生活，让自己活得苦不堪言，还要说自己心甘情愿、乐在其中。

当一个人有了这种道德资本时，这对于在乎他的人，就构成了一种巨大的压力。

面对这样一个人，别人容易有负罪感、内疚感，总觉得欠了他似的。

更糟糕的是，很多时候这种道德资本，不仅起不到效果，还会起到反效果，让别人更不愿意靠近他。

所以呀，很多时候，家长这种自我感动式的牺牲，往往只会把孩子越推越远。

那些大可不必的苦情戏表演、愧疚式教育，就让它在这一代完结吧。

比起没苦硬吃、灌输苦难、引发愧疚，在真实的爱意里互动、让自己和孩子都过得更舒适更好，才能让人积蓄力量。

共勉。​

原谅还是不原谅？

先讲一个故事。

小茹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从小到大都是被忽略的那个。

好不容易等到大学毕业工作以后，她开启了独居，终于远离父母的责备和不公平的待遇。

小茹一度以为自己都要忘掉过去的不愉快经历了，然而好景不长，家里发生的大小事还是时不时刺痛到她。

弟弟的生日比小茹早一周，按照每年惯例，都会办得隆重。

去年他生日，父母提议搞个生日派对，小茹忙前忙后，让亲戚朋友都玩得开心；

可到了一周后，家里人都忘记了她的生日，最后还是她主动提醒，父母才搪塞：这段时间忙，就当前面派对一起过了。

被忽视的感觉刺痛了小茹，但她安慰自己：反正只是普通生日，就当一起过了。

不久前，小茹在职场上表现出色，获得了晋升机会，但需要出国学习半年。

父母得知后坚决反对，认为女孩子不需要这么拼，尤其这个节骨眼上，弟弟要结婚了，大小事务都需要小茹来操持。

这一次，小茹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还差点跟他们吵起来。

没想到，父母声泪俱下，说小茹从小就懂事听话、长大后也争气，不需要过多操心；

现在他们年纪大了，正是需要她的时候，如果她不在身边，万一有事怎么办。

面对父母的情感攻势，小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自私。

于是她再次选择妥协和原谅，放弃了出国的机会。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让小茹感到彻底的失望。

父母要求她出资10万元支持弟弟买房，小茹提出这已经是自己的全部存款，能不能只出5万。

在家族聚会上，父母公开指责小茹不孝，甚至威胁说如果她不全额出资，就让她永远不要回家。

弟弟也站在父母一边，对她的拒绝表示不满。

后来小茹才知道，原来这一方面是支持弟弟，另一方面是为了彻底打消自己出国的念头，先把她的钱拿走。

小茹没想到——

自己长久以来的包容、试图和解，换来的却是他们如此自私的姿态。

最深的恐惧：害怕失去关系

这样的场景，其实并不少见。

特别是在跟原生家庭的关系纠缠中，一个共同现象是：

长大后的孩子，意识到了父母的忽视与伤害，并且这种模式仍在关系当中继续。

但作为子女，我们会表现出矛盾、别扭的姿态：

感性上：隐约觉察到自己的委屈、受伤、难过

理性上：合理化伤害，或者选择性忽略，就像小茹一样，决定原谅、和解……

一方面，这跟我们的集体文化有关。

在过往的教育当中，和父母对抗、揪着他们的过错不放，意味着作为子女的我们是一个「坏人」。

另一方面，选择原谅背后，藏着一个孩子最深的恐惧——害怕失去关系。

在小茹的故事里，她从小就没有得到过父母的重视。

而对一个孩子来说，跟父母的关系是一个人生命中最早、最深刻的关系之一。

当他在这段最基本的关系中，没有得到爱和关注时，这种渴求并不会结束。

对于父母的依恋，仍然会驱使她寻求与父母的链接。

假设「不原谅」的话，那么小茹跟父母的关系可能会就此僵住，这对小茹来说，是更痛苦的一件事。

于是我们往往是在「认知层」过早地决定原谅，把还没来得及处理的愤怒和痛苦压抑到了潜意识层。

假借原谅的感觉，来掩盖未被解决的伤害和愤怒。

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持关系。

但小茹选择和解，如愿维持了关系吗？

情况刚好相反，对方并没有意识自己行为的错误之处，反而还变本加厉了。

这几种情况，别轻易原谅

事实上，在一段持续有毒、不对等的关系中，「轻易原谅」是一种对自己的暴力。

对小茹这样的人而言，最难的一点是——

正是因为没有被好好对待过，所以TA们往往分不清楚哪些情况可以原谅，而哪些情况下是在假借「原谅」来掩盖问题。

如果你也存在类似困扰，以下列举了3种常见情况，来帮助识别。

1.持续的否认与忽视

持续的否认与忽视是情感上的冷暴力，他会让人觉得自己的存在和感受被无视。

小茹的经历里，小茹的父母对她的需求充耳不闻，即使她为家庭付出更多，父母的关注点依旧不在她身上。

在这种情况下，轻易原谅只会让伤害继续；而不着急和解，是对自己尊严的坚守。

2.情感绑架

情感绑架往往以爱的名义进行，却是一种情感上的剥削。

我曾经见过这样一个案例：

阿茵在成长过程中常年经受着父母的责骂，结婚后阿茵终于搬出去跟丈夫住。

有一次因为远房堂姐带着孩子来阿茵所在的城市玩，母亲没有事先说明，直接答应了堂姐去阿茵那边暂住一周。

就在阿茵提议去宾馆比较方便时，电话里面迎面而来的就是母亲长达半小时的训斥——

让她丢面子、自私「都是家里人，就帮这么一个忙本来就是应该的」。

这种情感勒索让阿茵陷入了两难境地：

要么牺牲自己的需求满足母亲的期望，要么坚持自我而面临母亲的责备。

3.心理枯竭

如果你在一段关系中感受到疲惫和心力交瘁，那么它就是一个信号，提示你需要停止继续消耗自己的情感和精力。

在小茹的经历里，她不断尝试原谅和理解，但这种努力只换来了更多的伤害和痛苦。

她的内心充满了挣扎和矛盾，强迫自己原谅只会让她的心理状态更加恶化。

在这种情况下，不轻易原谅是对自己的一种救赎，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去恢复和重建内心的力量。

比起原谅，更重要的是……

前面说了这么多，但在现实生活中，当我们面对父母的伤害时，往往容易陷入一种状态：

急于替对方辩解，试图找到他们行为的合理性。

你这样对他们感到愤怒，是不是太自私了？

他们也许有他们的难处，毕竟他们把你养大不容易。

你这样是不是不够宽容？他们可能并不是故意要伤害你的。

事实上，这不是善解人意，而可能是对父母天然的「认同」和「忠诚」——

孩子用「自我忽视」，来延续父母对自己的忽视。

这时有必要告诉自己：

停一停，不必着急为他们辩解，和自己待一会吧。

当我们停止为父母辩解，便有空间去做更重要的事情——

充分地理解自己的处境、分辨爱和伤害、以及学会自我关怀。

但困难的地方在于：

就像之前说的，很多被错误对待的孩子，并不知道如何分辨，更别提自我关怀。

他们需要一个好的客体，一个安全的空间，持续地探索。

这里我想继续分享前面阿茵的故事：

阿茵后来找了心理咨询师，慢慢探索出一个分辨的视角——

想象一下：如果你有一个孩子，你真的尊重和爱这个孩子，你会如何对待ta?

“我不会让我的孩子，委屈自己，去迎合亲戚的需求”

“任何要求，我会先征得孩子的同意”

“如果孩子拒绝我，我也欣然接受，不会骂ta白眼狼”

这样的练习过后，她第一次在跟父母保持界限上找到了底气。

阿茵这种做法，其实是借由一个好的客体，对自己「充分关怀」。

也就是把自己的感受和需求先放到第一位，去理解和共情自己。

即便是走到这里，很多孩子还是会渴望得到父母的认可，改变父母对待自己的方式。

于是他们还会一部分关怀自己，一部分去重复过去的伤害，以此不断地寻求和解的机会。

但成功的是极少数，很多和解注定是会失败的。

当我们发现，对方始终没有给到真诚的反思、和具体的行动时，或许就要去面对他们「很难改变」的事实。

接受事实，并不意味着要原谅这些行为，而是理解——

我们不要再把时间花在「改变对方」这件事上，而是将精力投入到「自我成长、治愈」中。

不是原谅了才能往前走，而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了，才能往前走。

当我们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时，自然而然会生发出更多勇气和力量去投入生活。

这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最重要的课题。

如果你不想上当，表示吃什么都可以，她会手足无措，说一天到晚的也不知道应该做点啥。逼着你一定要选一个，然后再跟你反着来。

当你身体有恙，比如嗓子肿痛，就不用你做选择了，直接给你做一桌子全辣菜，每个菜都有红彤彤的辣椒（平时做饭不这样）

你一辈子都不吃鸡蛋，上大学后好不容易回家一次，那么一桌子菜，每个菜都是花式炒鸡蛋。这可是妈妈忙了半天特意为你做的哦。

当你怀孕吃胡萝卜就呕吐，每次回娘家，都给你整个胡萝卜宴。

以上全是网友提供的实例，你能理解这是为什么吗？

我的理解是，这里面有两层快感。

一是我的意志碾压你的意志的快感。再痛苦的事情，我让你咽下去，你就得咽下去。

二是受害者成瘾的快感。只要你被激怒，我就是受害者，我就可以踩稳道德高位控诉你这没良心的行为。

02

正常家庭，是父母倾听抱持孩子的情绪，孩子可以跟父母撒娇，可以靠在父母的肩膀里。

变态家庭，是孩子要不断倾听父母的抱怨、安抚父母的情绪。等孩子遇到挫折寻求父母抚慰时，父母要么呆若木鸡毫无反应，要么勃然大怒攻击指责孩子。

一边发脾气一边说“我是爱你，为你好” —— 这是欺骗。

我发脾气是因为你惹的 —— 这是欺骗。

要不是我管着你你就完了 —— 这是欺骗。

这些虚假的欺骗就像大坑上的伪装，不断地坑孩子。孩子陷入边界不清的幻想中，成长过程中继续跟别人制造这些纠缠关系。

那些翘首以盼“我放开控制给了孩子爱和自由，孩子就会如我所愿”的家长，我会说，你还是明目张胆地控制吧。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真正的爱和自由，是走出自体自恋的视角，明白孩子是“我之外”的存在。是发展出边界意识后，自然不会去侵犯孩子的自由。

03

当父母用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对待孩子，孩子越来越虚弱无力，痛苦抑郁，学习也毫无动力。

正常的智力是：反思自己的养育方式出错了。

然而大多数父母想的是：是我还不够狠，这孩子是来向我讨债索命的，我要变本加厉的对待孩子，把这个天生坏种的孩子“挽救“回来。

所以我一向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父母，然而多数时候，人性之恶依然远超我的想象。

人性之恶是什么？是“我的正确”胜过“你的命” ——

孩子，我这样对你，你失去的只是一辈子的幸福。我不这样对你，我失去可是自己的正确性啊。

孩子，你自杀，失去的只是你的生命。要我反思自己的养育方式，这可是索我的命啊！

孩子一辈子的幸福甚至生命，其重要性怎么能跟父母的面子相提并论？

不断的有被权威医院诊断为自闭症的孩子，在父母反思自己养育方式，跟孩子重建依恋关系后，孩子获得显著改善甚至痊愈的案例出现。这些孩子能够治愈，是因为父母先治愈了自己的自恋，把孩子的命放在了自己的面子之上。

更多被诊断为自闭症的孩子，他们的父母一边筹钱把孩子送进声称“自闭症终身不可治愈”的治疗机构，一边忙着上网攻击这些治愈的案例，说这是抹黑自闭症父母，往可怜的父母伤口上撒盐。

自闭症孩子，你失去的只是治愈的可能性。重要的是，父母的面子，怎么能被撒盐呢？

04

网友留言：我女儿和同学一起去买奶茶喝，她刚喝一口觉得太甜太腻就丢掉了，那个同学也觉得甜但不想浪费，把一杯奶茶喝完，结果下午上课觉得肚子疼，打电话叫妈妈来接回家。我儿子吃一口就不吃的饭或者肉，我不想浪费就都吃了，然后我拉肚子几天。所以，我。。。没资格对孩子强调不能浪费，我连筛选食物的能力都欠缺。 娃爱吃的食物，我们都爱吃，娃太会选了 （不限制零食，真的好）。

网友留言：我以前对孩子放开随便吃，但孩子吃个鸡蛋、肉或者凉的东西立马积食上火，肠胃非常敏感。后来我觉察到自己并不是真的放开，其实我的注意力还是都扑到孩子身上了，期待放开食物后他身体就能好起来。等我注意力收回自身，对他吃东西不那么在意了，他吃冰的、肉类也没什么事了，而且他自己也越来越有节制。

李雪回复：再一次强调，如果你放开零食饮料，但是注意力依然扑到孩子身上，焦虑着“我已经放开X天了，孩子怎么还不自律，怎么还是爱吃零食喝饮料。。。”这种暗中控制，对孩子的杀伤力比明着控制更大。父母焦虑孩子，对孩子的能量吸食非常大。

要么你彻底领悟孩子不是你的自恋延伸，孩子有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感知力，不再盯着孩子。要么你就继续原来的纠缠控制，不要横跨两边。

网友留言：我严重自体自恋，看不见孩子，情绪态度也不好，一点儿不如意经常发脾气歇斯底里。几岁的孩子不对视不爱交流类似于抑郁或自闭，有时候跟人聊天我不愿意承认我养育有问题，是他自己发育的问题，甚至打算去医院看病，慢慢才真的承认就是我造成的。破自恋很不容易！

李雪回复：勇敢破自恋，是福报的开始。

网友留言：从小到大只要我爸看见我吃辣椒，都会反对，说对身体不好，可当我坐月子回娘家，哺乳期不能吃辣椒，我爸每顿都给我做辣椒，顿顿都是辣椒，呵呵。。。

网友留言：我怀孕的时候，我妈非要过来给我做饭，一片好意我无法推辞。我一吃尖椒就吐，然后，真的就是顿顿都有尖椒，几次三番说别再放了，吃了吐，真的就是无果。。。一直到生，顿顿都有尖椒。。。

网友留言：我想知道为什么这种自恋人格还分人区别对待。比如我妈对我就是我不爱吃什么就一定要放什么。而我弟只要说一次他有什么不爱吃的，她永远都记得永远都不放。。。难道这种人格还能自行控制吗？为什么对有的人有、有的人就没有呢？

李雪回复：人格水平是稳定的，只不过选择对你施虐，对你弟她则扮演受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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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留言：有一天带女儿在儿童乐园玩，遇到一个得了自闭症的小女孩，大概七八岁的样子。从旁人口中得知她没有上学，而是在招收自闭症儿童的机构学习，她长得漂亮，眼神单纯，没有活力，也不说话。几个大人问她问题，她父亲让她回答，而她只是站在那，一动不动，于是父亲开始给别人介绍她的康复情况。聊完以后，他们在游乐园转了一圈，走到小飞象的时候，她停住了，往里走，这是她第一次表现出了主动性。

这时她父亲拉住她，问“这叫什么？”她不说话，父亲继续问“这叫什么？你回答出来才可以进去玩。”在问了七八分钟以后，她终于小声说“小飞象。”父亲高兴极了，忙打开围栏，让女儿坐上去。小飞象启动以后，父亲站在外面高举手机，一边拍一边喊“看这里看这里！看爸爸这儿！笑一笑！”女孩坐在上面，面无表情。

这一切，像一部心痛到无以复加的悲剧电影。

又是一个不眠夜。凌晨三四点，男人跪在冬梅腿上，用菜刀抵着她的脖子，逼问她“是不是外面有人了”，紧接着是惯常的威胁，“我们全家一起去死”。孩子在旁边，哭着求爸爸不要再打妈妈，说他会听话、会乖——那是2014年，冬梅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日子。

冬梅忍着。在这个赣南小镇上，女人没什么话语权。大家依然将生儿子作为家族任务，重复着古老时代的轮回，现代女性高谈阔论的女性主义似乎与这里无关。人们在乎的是谁家给得起高昂的彩礼，而只要有彩礼，哪怕是智力残障的女性都逃不过出嫁的命运，甚至有人不只被嫁出一次。

我是2023年秋天在赣南出差途中遇到冬梅的。我是乘客，她是网约车司机，也是我在那里遇到的唯一一位女司机。行驶途中，冬梅突然告诉我，她离婚了，“很多女司机都是离异带娃的”。接着她讲起了自己的故事：她是家中长姐，因为是冬天出生，父母随口起了“冬梅”这个名字。她读完初中就去打工了，因为家里人觉得读书没什么用，“女孩长大了都是要嫁人的”。

再后来，她认识了前夫，一个大她12岁的男人，过了10年充斥着肢体暴力和精神折磨的生活。

她努力从这段有毒的婚姻中挣脱出来，对抗前夫。为了独自抚养孩子，她开起了网约车。每每听到乘车女性聊起婚姻中的苦或遭受过的暴力，她就会加上她们的微信，把对方拉进一个由自己创建的“姐妹自强自立群”，大家抱团取暖，共渡难关。

我会好奇，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冬梅，是如何觉醒的。而她的经历，或许可以为困在家庭暴力中的女性提供些许经验和勇气。于是在那趟车程之后，我们又进行了一次长谈。

以下是冬梅的讲述。

一、暴力和忍耐

我是在24岁（2010年）时认识前夫的。当时我刚结束在广东的打工，回了老家，有同学喊我去县城的早餐店帮忙。他是常客，比我大12岁，很照顾我，会在晚上送汤给我，我生病了他就给我送药。我从小缺爱，很容易被这些细节打动。两个人顺理成章走到了一起，也住在了一起。

第二年我们有了小孩，但很多年后才领证。拖着不领证是因为我不愿意——在我怀孕六七个月的时候，发现他总去赌博。我想过把孩子打掉，或者生下来送人，但都没舍得。我过去一直是个优柔寡断、也没什么主见的人。

跟前夫最初出现矛盾也是因为他赌博。刚开始赢得多，有时候一晚上能赢1万多，到后来越输越多，他的情绪也就越来越暴躁，我们经常因为他赌博或欠钱起冲突。

他的年龄比我大很多，这让他缺乏安全感，对我的控制欲也不断升级。我当时在物流公司上班，他会在我上班时不停地给我打电话。手机没接，就打座机。有一次我去上厕所，他打来视频，我直接挂了，他就一直追问我在做什么，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我说我在厕所，他要我拍照给他看。发了照片过去，他又怀疑照片是不是早就拍好的。真的好极端。

他第一次对我动手，是在孩子两岁的时候。那次他喝了酒，当着孩子的面，借着酒劲对我又打又骂。打完之后又马上道歉，说自己喝多了，后悔了。那一次，我原谅了他。

后来我看到一种说法：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我觉得这话说得太有道理了。

2014年，暴力开始升级。有一次他一边开车，一边找我要两万块。我不给，他就抓着我的头发，使劲往副驾驶前面撞。接着他把车停在路边，把我从车上拖下来死命地用脚踹。旁边有认识的人过来劝他，他就把我拖回车上，开到没人的地方继续打。有人过来，就再继续换地方。

就这样打了三条街，最后他把车停在一个超市旁边。我把包里的钱扔了一地，说，“你跟钱过吧，我什么都不要了，我要跟你离婚。”他赶紧把钱捡回来，拉着我走，他觉得我丢人现眼。上车后，他接着骂我是“扫把星”。即便这样，我也没有想过反抗，还是老老实实跟他上了车。

这些事情使得我不愿意和他同房了。我说自己性冷淡，但其实我心里清楚，从他第一次动手开始，我就有了阴影。每次我拒绝他，他就开始诉苦，说自己连个男人都做不了，哪儿还有心思挣钱。伴随而来的往往又是一通拳打脚踢。

每到这时，我就蜷缩在床上，用手抱着头任他打，不跑，也不反抗。我甚至觉得这其中，我自己也有错。当然，我也担心吵架声音太大影响到孩子，只能一直忍着。

2014年暑假，我忍不了了，带着小孩离家出走，去了广东。他到处找我，还去骚扰我妈，说我跑出去伤风败俗，要拉着我妈报警。我妈是因为我爸家暴才逃出去的，走了八九年了。她担心我前夫把她的下落告诉我爸，就同意跟他一起报警。

迫不得已，我回去了，等待我的是最黑暗的一段日子——夜里，他跪在我腿上，掐着我的脖子，歇斯底里地问我走了这么久干什么去了？是不是不愿意同房？是不是外面有人了？然后，他拿起菜刀抵在我脖子上，掐到我差点窒息，还威胁说，“我们全家一起去死”。孩子当时在旁边哭着求他不要再打了，说他会听话、会乖。

我怕孩子受到更大伤害，就只能忍着，尽量不去激怒他，甚至顺着他同房。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将近一年，我不敢走，也不敢反抗。

我去找一位之前跳舞认识的大姐寻求建议，她离婚后一个人带着儿子。大姐说，这么痛苦你都能扛，还有什么好怕他的呢？他要是问你是不是不愿意跟他过了，你就直接回答说要离婚；他要是打你，你就去报警，报警了就可以离婚。

她还教了我一个办法，逼他写保证书。有一天，趁着孩子去上学，我穿着睡衣和拖鞋，不管不顾地拉着他走到民政局门口。那里有一条河，我说今天你不跟我离婚，我就跳河。他开始服软，求我再给他一次机会，保证不会再打我，不再赌博，并承诺会去找工作。最后，他写了保证书，也写了他具体在什么时候、在哪里打过我——我拿到了他打我的证据。

我把保证书给了妹妹，让她藏起来。那之后，他确实没再打过我，应该是害怕被拿到把柄。但他开始砸东西，最后家里被砸到只剩冰箱、洗衣机和空调三样值钱的东西。

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原来这种事是可以求助于别人的。我还决定了，即便他不再打我，我也要离婚。因为他对我的精神折磨始终持续着——他总在言语上否定我，说我跟房东和朋友都搞不好关系。而我学会了反驳他，我说，是因为你赌钱我才没钱交房租，被房东催债，这确实很丢脸；同样是因为你，我们家每天鸡飞狗跳，和邻居关系也处不好。

二、逃离的勇气

同时我开始思考，自己是为了孩子才忍着不离开，可这样的家庭关系对孩子来说真的好吗？经常面对这些的孩子会长成什么样？我就是这么长大的啊，我不能让孩子重复我走的路。

在我的记忆中，我爸也总是对我妈有各种暴力行为。我第一次有概念是在小学时，看到外婆拿一瓶红花油给我妈擦，我妈在哭，我爸拿着一根好长的棍子再次打了过去。我对我爸的印象，都是从我妈的嘴里听来的——他暴躁，甚至有点暴力成瘾。他经常出去打牌，一直打到夜里12点，甚至天亮才回来。甚至连我养的小狗，都被他拿去卖掉了。

我妈妈的逃离是在2009年。当时家里建房子，那天天气很热，我们姐弟四人和妈妈一起堆沙子，有说有笑的。在一旁独自干活的父亲突然开始骂人，说要把我妈“搞死去”。我弟也冲，说我们四个还打不死他；妹妹一看情况不对，就说带大家走。就这样，我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和我妈，一起去了广州，再没回过老家。当时因为我刚订婚，就没一起走。

在这样的家庭长大，我从小目睹家暴，一直缺爱，以至于碰到前夫时完全没考虑过年龄差距、三观差异等等，只觉得这个人当时对我还不错。

同样在这样的家庭成长，我注意到我的孩子也受到了很大影响——读学前班时，他会用双手掐着同学的脖子，使劲摇晃对方，也经常用力推同学。每次班级群里有人说孩子打架了，我都提心吊胆地想是不是自己的孩子。事实也确实如我所料，大多是他跟同学起了冲突。

一次，我去学校找儿子，看到他一个人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他说因为经常打架，老师跟所有人说不要跟他玩。听到这句话，我特别难受，这让我更加坚定地要离开这个有毒的男人。

我找了律师，讲了自己这么多年一直被家暴、生不如死的经历。对方一直在问我，“你做了什么？”

是啊，我又做了什么呢？我骨子里觉得，两个人毕竟有小孩，如果对簿公堂会不会把对方逼死？我怕他想不开，怕自己成了罪人，这不就应验了他那句“这个女人是扫把星”的话吗？那一次，我跟律师聊了几个小时。对方主要在倾听，最后让我把户口本和身份证复印件带来，我明白这是要交钱了。1万6的律师费对我来说太多了，我有些犹豫。最后是我9岁的孩子跟我说，不要跟他吵，砸锅卖铁都要把这个婚离掉。

孩子都这么说了，我有什么好怕的？既然迈出这一步了，就走下去吧。交完律师费后，我担心他在起诉阶段骚扰我，就偷偷搬了家——先在外面租好房子，每天出门拿一点儿衣服，也包括煤气筒之类的“危险物品”，最重要的是小孩的出生证和户口本。

彻底搬走的那天，孩子还没放学，我就骑摩托车提前把他接走了。害怕被前夫找到，我甚至没让他参加几天后的期末考试。很快，前夫的电话、恐吓信息不断。我把电话录了音，把恐吓信息截了图，打算之后打印出来，等到上法庭的时候，全部交上去。

准备起诉的那段时间，我每天早上5点多就去爬山。盯着前面的树往前走，爬到山顶再下去后，我会拿着捡来的枯木一边用力挥，一边大喊“打死你”——我需要反抗他的勇气。

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些家暴、妇女权益相关的公众号，我把里面的文章全部看了，内心也更加坚定起来。遭受家暴不是丢人现眼的事，我也没做错什么。

过去，他说我薄情寡义、不是贤妻良母，我就拼命证明我有情有义，但我后来明白了，如果我连自己都爱不好，又怎么有能力去爱别人呢？我现在可以直接告诉他，我想跟谁睡就跟谁睡，唯独不跟他睡，这是我自己的身体，由我决定。这是我的权利和选择，他无权指责我。

我把头发剪到了齐脖子的长度。以前我是很爱美的人，但想到万一打起架来，长头发就是我的致命弱点，而且为什么女人一定要穿裙子、一定要温柔呢？我不想再取悦别人，现在我每天穿裤子和平底鞋，这也是我要改变的决心。

为了保护自己，我还买了防狼喷雾、可以折叠的铁棍、带利器的笔和戒指用来防身。有一天他果然出现了，抓着我的摩托车，压低声音说，“你到底想要怎么样”。当时我刚好没带防身工具，想着只能豁出去了。如果不闹大，是不会有人帮我的。于是在他抓着摩托车头时，我直接用轮子抵在了他腿上。俩人僵持在那儿，场地的保安报了警。

警察来了。他说我们是夫妻吵架，没什么大事，我马上接过话头，说我现在已经起诉离婚了，是起诉阶段，而他一直跟踪尾随我。他说自己不是骚扰，是太想儿子了。警察问孩子愿意跟谁，他说要跟妈妈。趁着警察抓了他一把的空当，我马上骑车带着孩子跑了。

这是我起诉离婚后第一次跟他正面交锋。

第二次见面是法院调解。在法院门口，他抓着我的手说，有事好商量，（离婚）这一步对小孩未来不好，影响他的前途。我没理他，直奔法院里。面对调解员，他不同意离婚，最后调解无果。我顿时觉得天昏地暗，怎么在法院他都能这么肆无忌惮？

2021 年8月，我们离婚了。开庭很顺利，当庭判了离婚，小孩跟我，房子也归我，车子归他。签好字后，我借故上厕所，把证件都留在了法院，骑着摩托车赶紧逃了。回家后，我和孩子一起买了雪碧和零食庆祝，庆祝我们都更勇敢了。

三、“姐妹自强自立群”

离婚后，他还在跟踪、骚扰、恐吓我。为此，我前后搬了4次家，至少报了6次警。

他还通过跟踪孩子上下学，慢慢摸到了我们的住处。他站在楼下，跟房东诋毁我，说我人品不好，“你们租房子给她，我要把这个房子都炸掉，把他们烧死。”我很害怕，第一反应是要躲起来，可朋友跟我说，这个房子是你租的，是你的私人领域，他哪怕踏进来一只脚，你都可以打他。于是我开始跟他“干仗”——我骑着摩托车抵在他腿上，然后取下头盔死命砸了他好几分钟。他不敢还手，只求我别伤害他。

按照离婚时的约定，他每周可以看孩子一次。一次他去看孩子，把小孩的书包扔在地上踩，逼问他我们到底住在哪儿。到了下个星期，他在放学路上把小孩从摩托车上拽下来。我对着他的脸喷了防狼喷雾，又从摩托车包里拿出可伸缩的铁棍打了几下。他还坚持跟着，我说“以后我见一次打你一次”，并且报了警。警察要我赔2000块给前夫。

我跟警察说，是他伤害了我们，我属于正当防卫。警察说那赔三五百意思一下吧，我说这不是钱的问题，如果没法调解的话可以抓我，可我已经离婚了，如果还不能自由地生活，我宁愿去坐牢。我还当场录了音，最后没有赔钱。

其实我在2021年9月向法院申请过人身保护令，但这个在我们这种乡镇很难申请到，除非人真的出事了，所以我只能靠东躲西藏和跟他正面交锋自己解决。

这样持续了一年后，他可能意识到我不是从前那个懦弱的人了，也便减少了跟踪和骚扰。就在前几天，他打车刚好打到了我的车，我在上车点看到是他，赶紧锁了车门，取消订单，然后发微信过去骂他。我已经不怕他了。

我还悄悄给孩子转了学，换到了一家私立的寄宿学校。地方很偏，我每周去接他一次，前夫也找不到他了。但寄宿学校太苦了，一年后，我又给他转回了近一点的公办学校。因为不停转学，孩子没有固定朋友，也处理不好人际关系，周末经常一个人呆着。

我想在晚上多陪陪孩子，就买了一辆车，开始跑网约车。每天早上七点半出门跑车，晚上七点尽量都赶回家。这两年跑车不景气，我只能把时间拉长，一个月能挣到6000块左右。

我在短视频平台关注了讲婚姻家庭关系的律师。看到评论区有人说自己被家暴了，我就会去私信她，加上微信聊；我还建了一个“姐妹自强自立群”，大家经常在里面分享女性主义，以及自我保护意识觉醒的文章。

开网约车时，听到女性乘客因为家庭婚姻苦恼时，我也会分享自己的经历，鼓励她们。她们要愿意，就拉她们进群。其中有些人跟我一样，是单身带娃的，也有没离婚但丧偶式育儿的，有刚结婚就发现老公出轨的。还有一个姐妹是做老师的，她老公占有欲特别强，每次打视频都要求她必须马上接，有时会在吃饭时一拳打过去，但她始终没离婚，而是在学习心理方面的课程，试图改变男方。我不会轻易劝别人离婚，毕竟每个人情况不同。

还有个姐妹，丈夫跟别人跑了，剩下她独自抚养三个孩子。当时我带儿子从家里逃出来，起诉离婚的时候，她经常安慰我们，请我们吃饭，也给孩子买东西。那个时候，一点小小的鼓励都能带给我们莫大的动力和勇气。

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个在工地干活的大姐，她爸爸生病的时候，喊她老公去照顾老人，帮忙擦洗身子、换衣服，那个男人不愿意去。等到男方母亲需要她照顾时，她直接说，“你都不照顾我爸，你妈就找你的姐妹去照顾吧”。在我们这样的小地方，敢这样去反驳男人，说出这样的话，说明女人们的思想已经不像过去那么传统了。

我还遇到过一个做美容的姐妹。她的思想更前卫，说为什么男人有钱了可以找小三，我们女人有钱了，也可以选择不结婚。这些思想不再保守的女性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她们都有属于自己的工作，这是她们走向独立的起点。

在她们身上，我能感受到很多力量。至于以后，反正我是不打算嫁人了。当初死命挣扎着才从婚姻中逃脱，我不想踏入另一个牢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