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妞不等式

不等式最初的全名，叫做“唐妞不等式”。

“唐妞”这个命名本身也很有意思。所谓“唐”，即唐氏综合症，原是智力低下与面容畸形的症状统称，如今成为互联网新一代的骂人语言。

“唐”这个谩骂字眼的流行，离不开《国王排名》的走红（当然，如今“唐”更多还是用来形容游戏打得菜）

而“妞”，则代表着下面这位网红的id——“看不腻的妞”。因其较为脱离大众审美的妆造面容，以及富有争议性的男女言论，所以逐渐被网友冠以“唐妞”的攻击性称号。

为了不侵犯这位的肖像权（更多是为了保护你们的眼睛），我给她打码了，不怕被她妆容攻击的可以自行搜寻

这位“唐妞”发表的有关男女情感争议的精华，便是下面这个不等式：

“我接受礼物≠我同意”。

即接受了异性的礼物,不代表要和异性在一起。

而与之相伴的，还有一系列争议颇高、令人皱起眉头的言论。

反正是我应得的，

我不收，他也会送给别人。

关于这些言论，你可以说其是一种精致的利已化表达、也可以说是一种差异化的价值呈现。明眼人也都能看得出来，这种行为，其实就是在一个有关男女对立的风口攫取流量与关注。而关于这位唐妞本人的争议也有不少,比如其手臂上某些涉及包养的奇怪暗号、其多少有些猎奇的妆容等等等等。

——但今天，咱们不是来找屎吃的。唐妞究竟如何如何，咱们并不关心，这个环节中有价（乐）值（子）的，只有“唐妞不等式”本身。

无论男女，只要面对类似的境地，都可以直接搬出这段“接受礼物≠同意”的原初不等式，一边吊着对方、一边心安理得地获取好处，顺带还能在互联网上对对线。

是的，已经有人用于实践当中了……虽然编段子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

后来，它开始在情感领域中逐渐扩展开来。既然“接受≠同意”这种可以说得通，那么将两边替换成类似的“拿好处”和“不负责”，似乎也说得过去。

再后来，随着这个不等式经历更广泛的互联网传播、去到更多的社区平台后，一切就开始开始变味了。

它开始被逐层分解。首先，左边的“我接受礼物”被解构掉；然后右面的“我同意”也被解构掉；最后剩下的，只有这一个孤零零的符号：

“≠”

二 版本T0

“不等式不削能玩？”

在互联网上冲浪的你，可能或多或少听过“弱智吧”的大名。

他们总能问出“偷功德箱的钱究竟是加功德还是减功德”“神职人员去世究竟算不算升职”等一系列刁钻问题，言语中尽显赛博弱智的本色。

但如今，“不等式”的横空出现，让他们遭遇了最大的“敌人”。

比如，在面对功德箱问题时，你只需要表示：“偷功德箱≠加功德”。就可以轻松解题。

不等式的应用实在是够简单，而且不需要啥技术含量。你只需要把题干放在不等式的左边，然后把问题放在不等式的右边即可——而且，这样做大多数时候还是奏效的。

无论从逻辑性还是娱乐性而言。它和那些严肃正经的煞风景回答不同，它所带来的的只有新潮版本与现有题干的完美结合。

就这样，不等式开始广泛扩张，成为互联网环境下的版本T0。无论历史、游戏、文学哪个领域，你似乎都可以看到不等式的身影。

而渐渐地，它也开始频繁出现在地狱笑话的相关内容当中，用最新的互联网基因给那些已经成为经典的地狱笑话添加了新的笑料。

就像哪个对德国某位喜欢闪电战的小胡子领袖调侃，“签订互不侵犯协议≠我不偷袭”。

而在“有公式做题就是快”的调侃之下，有人也开始考虑，要不要给这个过于强势且万能的公式直接ban掉。

它的强势，不光在于简单无脑，还在于它不断的创新性。

它不像其他大多数的互联网梗，但凡多使用几次就直接烂掉变成烂梗。做个比喻的话，它就像一个混沌且邪恶的天平，你只需要在两边放置对应的东西——并且保证它们每一次都不会重样即可；而这个天平也从来不会带来什么公正与平衡，它只会裹挟起这两端的重物，随后给你表演一套哈利路亚大旋风。

所以，在不等式的风靡之下，有人不禁感叹：

“不等式该削了”。

只不过，现实的世界似乎并不存在削弱。只有随着时间流逝之后的逐渐淡化。你似乎可以预见，直到出现下一个版本之子之前，这套万能的“不等式”还会被人们用下去、乐此不疲。

而从这种程度上来说，这套不等式，也无愧被称为“21世纪互联网最伟大的发明”。

三 不等式の逻辑

在狂欢之余，一些好事之人也不免开始疑惑并思考：

不等式为何这么强大？

是对事物关联性的切断？亦或是是其他强大的内在逻辑？

然而，当你尝试用一个正常的逻辑去探寻这群纷繁的不等式后，会悲哀地发现，它们强大的根本原因在于

——没有逻辑。

它不是我们上学时去苦苦求证的那一个个数学等式。想要证明它们的对等，需要千头万绪的变幻和严丝合缝的对齐。若是想要将等号划成不等号，只需要一点点点的变量即可达成目标。

可如今，我们心中的”等式”不是那理性客观且无可辩驳的数学内容。这种所谓的等式，我们更多称之为——某种约定俗成的“规则”。

而从唐妞开始，解构规则的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了。

如果原先的唐妞不等式是解构礼物的含义、解构人们约定俗成的交往规则的话，那么如今这个只剩下不等号的不等式，更像是一种对社会、历史乃至一切一切内容全方位的解构。

它不需要左边是什么既定事实，也不需要右边是社会公理。你只需要在不等式两边随便放上两个东西即可。

是的，任何东西。

即使是原本有逻辑的内容，也会被纳入互联网的无厘头声音之下，变得纷乱起来。这是前现代与后现代的碰撞，这种碰撞下带来的荒诞与割裂，正是让人忍俊不禁的原因。

在这张图里，哪些要素被解构了？

如今，“不等式”已经成为了一种万用的回答——可有时候，万用就代表着没啥用。一个个问题似乎解决了，似乎又并没有解决。

而在夸赞不等式的强大之后，只会剩下一堆零碎的调侃男女对立的内容。比如“不能说公式，要说成母式”“版本之子？版本之女”（均为反讽）等等等等。

在我看来，不等式的形式，是对一段长篇文字描述的提纲挈领；它的作用，便是一个和人对线、交流鬼扯的媒介。它的价值，是对来往看客提供的一些乐子价值。

从某种程度来说，它就更像是一个缩影——它代表着年轻人在互联网时代下，那后现代的娱乐眼光。

“那是外国对摇滚乐的定义，我们有中国摇滚。”

酝酿摇滚之城

2023年5月下旬，河北省委联合石家庄市委，宣传、文旅、统战三个部门一起开了个会。

会上除了一个正厅级、三个副厅级和几个处级干部外，还有一群“滚圈的人”，如石家庄第一支摇滚乐队地平线的主唱邢迪、万能青年旅店乐队贝斯手姬赓、三家本地Livehouse的负责人。参会名单打错了两个人的名字，把“邢迪”写成了“邢笛”，“姬赓”写成了“姬庚”。

这场由政府组织的“石家庄摇滚乐调研座谈会”，只为讨论一个主题——如何把石家庄打造成一座摇滚之城。

会议开始了。首先由从业者介绍石家庄的摇滚乐发展史。“摇滚之都”一说实际上在乐迷群体中流传已久——除了“石家庄”直译成英文恰巧是“Rock Home Town”（摇滚之乡），这里还诞生了两本全国最早的摇滚乐启蒙杂志，《通俗歌曲·摇滚》和《我爱摇滚乐》；以及一首经典歌曲，万能青年旅店以下岗潮为背景创作的《杀死那个石家庄人》。

根据政府组织专家统计的数据，石家庄共有300支乐队，其中50支可以靠自己的原创作品生存。

接着是领导讲话：要打造一个文化现象，争取10月份出圈。一位参会人员记得，有领导在解释项目缘起时还说了句：我们的摇滚乐总比淄博烧烤高级吧。

3月到7月，类似的讨论会开了七八次。石家庄第一家Livehouse“地下丝绒”的创始人韩强每次都在。他说，几乎每个领导见到他都会问同一个问题：什么是摇滚乐？

他反复解释：摇滚乐是西方舶来品，咱们要“洋为中用”，提炼其中的精神：自由，博爱，能带给我们力量。

一次统战部组织开会，市交管、公安、消防都来了。韩强在会上忍不住说：总问我什么是摇滚，我觉得政府敢于发出这样的口号，振兴国民经济，这本身就挺摇滚，不过要做就要有真正的摇滚精神，大刀阔斧，破除老旧。比如：能不能允许骑摩托车去看音乐节？因为“摇滚乐崇尚自由的精神，跟摩托车密不可分，摩托车就是我们自由的灵魂”。

交管局局长马上说不行，你看强子，我们有数据：和石家庄同等体量的城市，每年平均有20人死于摩托车。再说禁摩是上面政策。韩强怼他是“一刀切”，“剥夺我们合法的路权”。统战部部长让他俩加个微信，“你俩下边聊，严重脱离会议主题”了。

也有领导问韩强，能不能把《杀不死的石家庄人》用作活动主题曲？韩强说：千万不要，矛盾点太大，一定会被广大乐迷喷成筛子。

那是两年前，河北共青团根据《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改编的，把歌词“夜幕覆盖华北平原，忧伤浸透他的脸”改成了“黎明再临华北平原，重拾散落的信念”；“生活在经验里，直到大厦崩塌”成了“重逢在春天里，无悔的石家庄”——对下岗潮的描摹变成了满满正能量。发布后演唱者被骂到公开道歉。

想着说不定能帮到本地摇滚乐，滚圈人士纷纷给政府出主意：每月给乐手发补贴，“帮助我们本地的乐队”；做“摇滚专列”，把石家庄摇滚乐史贴火车上，“让它走向全国四面八方”；打造一个“摇滚街区”，要那种工业风大厂房，建排练室和演出场地，每天办活动，“你给我一个地方我来帮你弄”……领导没明确回应。他们不清楚会不会被采纳。

一次会后，本地十几支乐队代表被召集起来，跟省里一位领导吃饭。乐队们开始还有点拘束，后来喝了点酒都放开了，还有人自称摇滚诗人，当众朗诵起原创诗歌。

只有领导不怎么说话，她拿出一个笔记本，认真记录着乐队之间的聊天，流派、风格，什么是pogo、死墙……

她嘱咐在场的乐队：摇滚乐应该多唱些正能量的东西。

演出开始了

7月13号，石家庄发布官宣：今年7月—10月，我市将举办“Rock Home Town”——中国“摇滚之城”音乐演出季。广泛开展群众性、公益性、常态化惠民演出活动。

两天后的周六，一段视频率先登上热搜：一支乐队被安排在石家庄地铁车厢里弹唱。吉他手坐着弹琴，主唱一手把着扶手，一手拿手机看歌词，晃晃悠悠地唱。热评一条是：“上一天班很疲惫回家，也不能安静一会。”

同一天，全市10个商区和10个公园开始了摇滚演出，从晚6点持续到9点，25支乐队参与。一位承接演出的演艺公司经纪人告诉我，演出突然增多，本地的原创乐队根本不够用。因此这里面有一大半是临时凑起来的商演乐手，有些连乐队名都是现取的。

一支本地原创乐队五福乐队，五名成员正职都是在民营教育机构里教乐器，这次特意请了假，无偿来演出，早6点开车6小时赶到石家庄。然而当他们下午1点到了现场要试音，舞台设备还没搭好，负责人说5点肯定能试上，等他们5点再过来，刚上台试了5分钟又被赶下来，因为“政府那边要拍个宣传视频”。

又过4小时，晚9点，他们终于上台了，但当主唱刚把吉他插上电，负责人又跑来说演不了了，台下人太多，领导怕有安全隐患。乐队五个人一句话没说，各自收拾东西回家了。

一周后的7月22日，晚6点，一条步行街上又办起演出。穿过铁板烧、烤冷面、炒冰果等一众小吃摊，拨开逛街的人群，才看见一处20平米左右的舞台。

大屏幕循环播放着国家反诈APP的宣传视频——几个戴红领巾的小学生和几位女警，人手一只穿警服的小熊玩具，用罗大佑《童年》的旋律唱：“反诈APP里什么都有，一定不要被骗走半毛钱……”

台下聚集了上百号观众，天气燥热，有人拿着冷饮，有人不停扇扇子。3名消防员和3名特警齐刷刷站在观众两侧，10名警务人员不时在人群里穿梭。后方还有20多个街道办找来的志愿者，身穿白色T恤，上面印着：“我是文明市民，要为城市争光，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其中一个20岁出头的男孩告诉我，他们的任务一般是“捡捡地上的垃圾”。一位和舞台工作人员穿同样黑T恤的大妈，拎着一兜子刚买的生菜。

“欢迎你们来听摇滚乐。”一支名叫“天气预报员”的流行朋克乐队上台了。舞台没给乐器配专用音箱，鼓也没有鼓麦，用一个普通麦克风支在旁边。后面观众不断念叨着“听不清”。

乐队唱一首摇滚歌曲：“我没有经历明天，好像那梦中永远梦不到的画面．．．．．．啦啦啦啦．．．．．．”主唱把T恤蹦湿了一大片，把麦递向观众互动，只有前排三五个人跟着应和。

演到后面，音箱开始频出杂音。主唱声音也有些劈了。为带动气氛，他用跑调严重的嗓音唱起周杰伦的《七里香》，这时台下几乎所有人都跟着唱起来，还有人挥起荧光棒。

“多数都不是来听摇滚乐的。”转场时，主唱对我说。

夜幕降临，安静站着的观众中，一位80后女士挥舞双手，一直跟着音乐扭动。听说我从外地来，她从胳膊上摘下一个闪灯的手环，给我戴上，上面印着“我爱石家庄”。她就在附近摊位卖这种手环。她说，很支持政府搞演出，“能带动经济”，“最好再建点儿童乐园”。手环质量很差，到家就不亮了。

这些演出中很少见到本地乐迷的身影，他们都去Livehouse和音乐节。我在酒吧碰到三个刚从内蒙看完音乐节回来的乐迷，他们20岁出头，经常组团去外地看演出，为带大旗到现场还特意坐30多小时的绿皮火车。但对于自己家乡打造摇滚之城，他们显得漠不关心。“就觉得挺荒诞的吧”，一个女孩说，她的印象主要来自河北共青团改编的那首《杀不死的石家庄人》。

一次演出转场途中，一位主唱指着一个舞台工作人员对我说：“你看见那个领头的了吗？他一直盯着我们，不让接受自媒体采访。”

又有一次，演出后集体采访，一名外地记者问乐队，是哪个部门联系他们来演出的？一名中年男子立刻跳出来，责令所有人把录音笔和录像设备关了，说所有关于政府的事都不许往出说。记者问男子是哪个部门的，对方答，他也是记者，本地媒体的。

“摇滚之城”开启一周后，热度最高的一条新闻并不是关于音乐，而是：石家庄乐队“暴力香槟”演出中当众脱裤子。

视频在网上迅速流传。第二天，省宣传部上午就组织开会，下午也在开。晚上，市文旅局对媒体回应：这场演出不属于“摇滚之城”。并强调官方活动都有前置审查，不会允许发生这类情况。紧接着是通报：此事“危害社会公德”，涉事歌手被行政拘留，场地罚款20万并停业整顿。后来乐队发文澄清，他们不是在脱裤子，其实是主唱穿着平角短裤演唱完之后，在台上穿外裤，有人刚好拍下来，还在关键部位打上马赛克。

摇滚的两张面孔

聂永对“脱裤子事件”表现出极其鄙视的态度：“这帮玩摇滚的小孩儿不争气，给了这么好的机会，然后弄这种事，挺让人讨厌的。”

聂永50岁，是个商人，2018年组建“瓜子乐队”并任吉他手。据他说，他们的主唱是某上市企业工会主席，贝斯手是某地方税务局局长，键盘手是一名小学老师。

某种程度上，聂永充当着官方和滚圈的媒介——他帮“摇滚之城”的演出联系过乐队，那场省领导和乐队的饭局也是他召集的。

去年河北网络春晚，瓜子乐队登台唱了首摇滚版的《回娘家》。他还开了家影视公司，偶尔给政府拍宣传片，主题是“廉洁从政”的短片《一粒扣子》不久前刚获了奖。

我在一家直播基地见到聂永，这里还有他一家电商公司，直播卖女装，淘宝店铺有126万粉丝。

聂永长发，下巴上有撮山羊胡，手上戴银饰——多数人眼中典型“搞摇滚的”。有记者问他，这个形象出入政府部门，保安会不会觉得奇怪？他答，要不觉得奇怪反而有点失落。

他正襟危坐在木质办公桌前，谈到摇滚乐在他心中的位置，连续强调几个词：“神圣的”，“高级的”，“值得尊重的”，“让人仰视的”……接着他说，第一次去开研讨会他就曾提出担忧：很多人对摇滚乐还存在误解，总认为摇滚乐叛逆、愤怒，甚至是放浪和低级的，实际上，摇滚的内核应该是和平与爱。

被问到怎么看《杀死那个石家庄人》被改编，聂永问：“你希望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他提出要回答两个版本。一个是“改得好，太正能量了，太符合当下的要求”，而且“以后真促进摇滚乐的发展了，不管它艺术水准如何，我是赞成的”；另一个版本是“很无语，我无法评价”。他说创作者都接受不了作品被人改，“我本来是一把刀子，你给我改成个棒棒糖．．．．．．这已经不是摇滚的意义了”。

打造摇滚之城，政府应该退居幕后还是全权主导？他又说了两个版本：前者确实更酷一些，但后者一定是因为政府“高瞻远瞩”，提前想到了如果不主导，民间可能就不会积极行动。

为保证发展的是“高级”的摇滚乐，聂永的结论是：支持政府对摇滚乐适当管理，不仅要审歌词，还要审表演形式，要杜绝“低级下流”，“不能弄得大家觉得摇滚乐是一帮无耻的小人在玩的东西”。

怎么才能保证不出现脱裤子之类的“低级行为”呢？他想了一会儿，感觉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只能是凭直觉，或者邀请那些比较了解和有私交的乐队”。

他的瓜子乐队今年安排了三十多场演出，他说，几个区的相关部门都找来合作。他承认自己乐队并不算出众——还没出过一张专辑。合作可能是因为“本来就是好朋友”，互相信任，“起码不会出现其他的事情”。

6月，河北省音乐家协会挂牌了一个“摇滚乐创作基地”。聂永说，就挂在他的工作室。后来我查到其实是挂在一个书法家的工作室。但聂永的确参与了活动。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方竹学要求这个基地的作用，是引领和支持“创作出更多的歌颂祖国、歌颂党、歌颂人民、歌颂新时代、歌颂英雄的，昂扬向上的摇滚音乐作品，创作出更多充满正能量的社会主义新摇滚”。

聂永专为此创作了主题曲《带着阳光上路》：“不必左盼右顾你带着阳光上路，就算迷雾缠绕着无助也会照亮穿行的脚步，没有谁能阻拦熊熊火焰该有的温度，曾经揣在怀里的最初相信就在不远处。”

挂牌仪式那天，他是唯一到场的摇滚乐手。他发表感言：“感谢郭玉红主席（河北省音乐家协会主席），感谢这些促进摇滚乐发展的人，我相信历史会记住你们是伟大的。”

两张神隐的摇滚名片

摇滚之城缓缓树立之际，这座城市原本的两张摇滚名片——万能青年旅店乐队（以下简称“万青”）和《我爱摇滚乐》杂志（以下简称“爱摇”）却没有积极出现在台前。除了答应在开幕式上唱几首歌，万青始终隐匿。唯一痕迹是网传一张鼓手冯江的朋友圈截图，上面转发了一条关于打造摇滚之城的新闻，配文：“去你大爷吧”。

我找到一位万青的好友，他显得很为难，问关于万青的事，他就只对着我微笑。他解释现在是风口浪尖，万青肯定不会出来说什么。我又询问了多位曾和贝斯手姬赓一同参会的人，他们都表示不记得姬赓到底在会上说了什么。

2021年9月，姬赓以乐队成员身份获批成为“2020年度石家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每月人社局给发500元补贴，理由是“在社会比较有影响力，对推广石家庄‘名片’发挥了作用”。

另一张名片《爱摇》的创刊人朱晋辉对此向《凤凰周刊》评价：“一个月从政府领一千个五毛特殊津贴的人，我不该与之再有交集。”

邢迪是石家庄第一支摇滚乐队“地平线”的主唱，在石家庄长大，他回忆起那时，“80年代的城市是灰色的”，街上都是工服或者旧军装。唯一能买到吉他的地方是文体乐具店，店员先给看图片，交完钱等货到了再来取。

万青主唱董亚千，就住在号称“亚洲最大制药厂”的宿舍区旁边。开窗总能闻到一股“甜味”，那是药厂提炼青霉素，大量焚烧的味道。由于污染严重，天总是灰蒙蒙的。

1983年，两支美国乐队来石家庄交流演出，在文化宫做放映员的父亲赶紧把消息告诉邢迪，“来了一群老外，人家那吉他（电吉他）跟你的不一样”。看完演出，邢迪让父亲买了张黑胶唱片，天天对着扒谱子。那是中国第一场摇滚演出，可为什么选在石家庄？邢迪说，因为那时中国没见过摇滚乐，不敢让在北京演，才找了个次级城市试水。

除了北京不敢演的摇滚，这里也承接了大量北京迁出的重工业，一度成为全国雾霾最严重的城市，又在北京需要蓝天的时候，停工停产。

1992年，国企改革浪潮席卷石家庄，政府不再给邢迪所在的省歌舞剧院补贴，让他们自己创收。为此乐团经常给税务局、交管局唱宣传歌曲，“红灯停绿灯行”……邢迪觉得没劲，跟两个棉纺厂和钢厂的朋友组了石家庄第一支摇滚乐队，地平线。

那时还没有Livehouse，乐队演出主要在夜总会。1994年，电视剧《征服》里刘华强的原型，就在石家庄一家夜总会里放了第一枪。一名乐队主唱那时也在这家夜总会打工。

石家庄的另一个标签是军事重地。邢迪进省歌舞剧院是文艺兵转业，《爱摇》的发行于小青曾在使馆当哨兵，创始人朱晋辉原本也是名准军人，但他听到电台里的摇滚乐就开始组乐队，后来又从军校退学。他在《爱摇》第一期中写道：“当时我还以为我是为了摇滚乐，还以为自己是在为艺术献身”，后来他明白了“我选择的只是有更多选择的生活”。

1996年万青成立（早期名称“The Nico”），排练室在主唱不到20平米的家，那间小屋也是石家庄嬉皮们共有的空间——主唱自己没钥匙，但每个来的人都能从门口水泥板下摸出钥匙开门，这也是乐队后来取名“旅店”的由来。他们就在那儿完成了代表作《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歌词讲述一个家庭的生活悲剧——父亲“换掉药厂的衣裳”，母亲幻想着保卫生活便冲进早已破落的“人民商场”要“买一把假枪”。20多年后的今天，这首歌词里的“河北师大附中”、“药厂”、“人民商场”仍是乐迷打卡的地标。到石家庄第一天，一位本地好友对我说：“你住的新百广场原来就是万青歌里的人民商场。”它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方，这条位于市中心的步行街，每隔100米左右就有一家蜜雪冰城和安徽板面。

1999年《爱摇》创刊，因为买不起几十万元的刊号，只能“随光盘附送”。每月一期卖完，六七人的团队每人只能分到两三百元。有时还得借钱发工资。但他们就这样做出了国内最大、最专业的摇滚杂志。每期前半本关于摇滚乐，后半本讨论社会议题，一个叫《求真新闻月刊》的栏目堪称“中国的洋葱新闻”，把近期社会新闻改编成夸装、荒诞的故事，譬如矿难，把10人死亡改写为10万人死亡。朱晋辉曾解释，这是考虑到互联网时代“只有天方夜谭般的新闻才能引起关注”，“为了引起读者对矿工命运的关心”，也是“培养人们一种轻松快乐的态度，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扭曲”。

此后十多年，石家庄从没有破圈的音乐氛围。《爱摇》在石家庄的销量对比全国一直是倒数，本地乐迷少，乐队和Livehouse在这里靠演出生存也艰难。

《爱摇》还经常被查。总有家长投诉举报，说孩子看了《爱摇》不好好学习，朱晋辉时常出入新闻出版局、稽查队，写检讨，按手印。编辑部被抄过两次家，一次是公安、稽查、工商、税务共来了20多人，说他们是黄色读物，把书全没收了。另一次，一队警车摸到郊区的仓库，连人带电脑都拉到派出所，最后定性为跨区经营，让交罚款。朱晋辉费了好大劲才要回被扣的电脑，“那是我们不能失去的核心财产”。

这本地下杂志2013年终止于第135期。停刊前，朱晋辉举家搬到昆明，他嫌石家庄雾霾太重，对孩子身体不好。此后编辑部尝试做APP、电子杂志、Livehouse，都效果甚微。2015年朱晋辉将《爱摇》品牌授权给段郎（本名段屹楠），转型为新媒体和演出厂牌，共只有四名正职员工。

今年3月，段郎也被请去开会，有领导提出，想帮《通俗歌曲·摇滚》和《我爱摇滚乐》两本石家庄代表性摇滚刊物复刊。段郎和《通摇》社长都没有表态。

后来段郎对我说；“我们和《通俗歌曲》都曾经受到过．．．．．．没有感受到有关部门的善意，你现在用到我们了，又把我们拾起来，不断利用我们曾经的名声，我们的心理有点复杂。”

“做摇滚一定要符合政策”

今年2月，韩强的地下丝绒因违建遭到拆除，接到通知时只给了三天时间。那天搬到一半，拆迁队就来砸玻璃了，他不得不在废墟中拯救设备。为了寻找新场地，他在网上发文称“突遭强拆”，随后不断接到派出所电话，让删文。最后改成了“突遭拆除”。

几天后，石家庄市市长约他到办公室，说，我们准备把石家庄打造成摇滚之城，不能让“地下丝绒”这个有名的牌子倒掉。新场地的问题，必要时候政府可以帮忙解决。

韩强快50岁了，头发往上立，显得挺厉害，或许是因为纹路深，他表情正常时也像皱眉，给人严肃、凝重的感觉。跟人打招呼时又特别客气，双手合十喊“老师”。

2006年他给自己的Livehouse取名“地下丝绒”。地下丝绒是一支美国的传奇乐队，第一张同名专辑离经叛道。韩强说，他们的专辑首发只卖了1000多张，但买的人后来很多都成了大师，他希望自己的店也能起到萌芽作用。有乐队来演出，他作为老板，亲自带着鼓机口琴木鱼自弹自唱，风格张扬，自嘲是“新古典主义精品山寨高仿A货Punk节奏DIY民谣”。

创立地下丝绒17年来，韩强说，他已经历过七八次搬迁和闭店了。他记得大概是2010年，自己正在一个小学做公益演出，店员打电话说整条街酒吧因为涉黄被封了。可他的店并没有涉黄。他赶去派出所解释，请领导去店里看看——他还在门口专门贴着“正当文艺场所，有特殊需求者请往西方极乐世界”。

转过年春节前，消防又来检查，说他没过关，5天内让凑齐2万元罚款，也不听他解释是因为商区设施，整条街都没过关。他只好闭店走人，两个月房租不要了。

在石家庄开Livehouse挣不到多少钱，有时还赔钱。

更消耗的是跑审批。每场演出前，每一句歌词都要报批，而且必须刻成光盘（为什么不能用U盘？对方说U盘能篡改，但光盘不能），还要打印100多页的各种消防责任安全保障书，办两场演出就能用完一整盒墨。一次助理去审批局，被要求在材料上一页一页按手印，按了100多个。有场演出韩强跑了半年都没批下来，同一个窗口，换个人标准就跟着变，每次都不合格。说到这儿他气得拍桌子，说后来有天他和工作人员吵起来，正巧一个领导路过，问他什么事，他说演出跑了半年还没过。领导亲自打个勾，就过了。

到今年，年近50岁的韩强觉得自己“想明白了”，有合适的地方或人来找就接着开店，没有就不再强撑，反正这生意不挣钱。疫情三年暂停演出也让他“看清了”，“归根结底你还得活下去，我一点收入没有”。

“摇滚之城”项目邀请他去开会，他想也是“为恢复国民经济”吧，“搞这个活动，大伙都能小小地挣到一些钱．．．．．．出发点肯定是好的”，而且“政府敢打这样的牌，绝对是需要勇气的”。他在会上明确表态：支持政府。私下也对我说：“不会像某些乐队那样对这件事冷嘲热讽，我们的能量都是守恒的，不付出肯定得不到。”

筹备期他每次都参会，提交过三个方案：摇滚巴士、草坪音乐季、河北原创音乐节，第三项他建议免票，并只找河北的本地乐队（大都不出名），这样政府成本低、自己人多了机会、也为石家庄吸引观众和影响力，“小成本办大事”。他还交了摇滚巴士的结构图和PPT。

后来终于落地了原创音乐节，韩强说，起初定在5月20号，后来改到8月5号和6号，开幕式有市领导讲话，但因为5号领导没时间，改到6号和7号，又因为7号不是周末，改成了6号和13号……几个月过去，时间、场地变了七八次也没定下来。韩强一气之下拉黑了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但这个项目他还得跟。

项目背后是“摇滚之城”更大的规划：在7月的惠民演出后，8—9月要举办大型音乐节，包括在滹沱河艺术生态岛的首届音乐，请到了崔健、陶喆、张震岳。

“我一个快 50 岁的人，我年轻10岁，可以凭一腔热血，但我现在觉得不值”，韩强说，他在这个年龄“不要再发出刺耳的声音了”，受了社会的毒打后，“回到我自己小小的屋子里，弹会儿琴唱会儿歌，通过音乐让自己心情平复就可以了．．．．．．这就是我现在的状态，可能我到了 60 岁会更收敛，或者更张狂，每一件事的发展都跟我们这个时代的气息息息相关”。

石家庄摇滚乐的另一位“元老”，本土第一支摇滚乐队主唱邢迪也58岁了，长发半白，脱离滚圈多年，疫情三年因为妻子开的美容院停业，欠债200多万，今年3月开始做才艺主播还钱，每晚直播弹唱能收到两三千打赏。五月会上，省领导对邢迪说，希望地平线乐队能重组，给年轻人一个引领。邢迪很快找来几位本地乐手，真把这支解散20多年的乐队重组了。只不过里面只有他自己是原班人马。

和韩强一样，邢迪也主动谈到年龄和过去三年生活带给他的改变——觉得钱很重要。他只去开过一次政府组织的会，因为不想耽误直播赚钱。但他愿意用演出的方式支持。“摇滚之城”让他首先想到的是，能帮很多乐队改善生活，能改善城市经济，“我作为一个石家庄人，我从小在这城市长大看变化，疫情三年以后，石家庄经济．．．．．．所有行业都百废待兴”。

况且“政府能允许摇滚从地下走上地上，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别的城市敢吗？”邢迪说，所以他想的是“既然政府要推，做摇滚一定要符合政策”。

7月22日演出当天，这位石家庄第一支摇滚乐队的主唱，站在台上呼吁观众点歌，有人点了一首Beyond的《海阔天空》，他对台下说：“祝大家方方面面都海阔天空，一路长虹。”演出结束后，他面对多家媒体说：“我们石家庄的乐队都很正能量。”

第二天我在咖啡馆问邢迪，摇滚乐不是自由和反叛吗，为什么演出上要说那些话？他说：“那是外国人对摇滚乐的定义，我们有中国摇滚。”

至于筹备期间，政府在会议上展示过的那份统计数据：石家庄共有300支乐队，其中50支可以靠自己的原创作品生存。韩强看完，直接告诉领导，这份数据严重脱离现实，别说300个乐队，能拿出30个就不错了，而且这30个里没有一个能靠演自己的作品活着，除了万青。

李海，46岁，大专学历。他这样的人，在劳动力市场中并没有特别的优势。但短短4个月里，李海就找到了5份不同行业的工作。

尽管其中4份均因疫情管控因素无法上班，不得不辞职，身边的朋友仍认为他很成功了，离职不是他的错。但李海一个人在Y市租住，没班可上的日子里，他脑海里全是挣不到钱怎么活下去。

2022年被称作“最难就业季”，时值大批高校生毕业，同更年轻、学历更高的求职者比，李海的条件不具优势：35岁都已经是职业天花板了，双一流高校毕业生众多，企业为什么要一个年龄奔五，只有大专学历的人？

他知道目前的就业形势难，他之前都是按照自己喜欢的行业目标去找工作，但发现难度很大，连续二面20多次，无一成功。他意识到，想要增加找工作的几率，就是不要再挑挑拣拣，“千万不要好高骛远，否则没有对口的行业。找工作的人很多，竞争会非常激烈。”

当面试官变成应聘人，20多次面试均失败

李海来自黑龙江，原在一家拓展培训公司任总经理，七年以来负责公司整体运营。自2020年疫情暴发后，公司运营一直处于半停滞状态，投资人苦苦支撑三年后，公司于今年1月解散，46岁的李海失业了。

那时即将过春节，李海准备从所在的Y市，去东北一个朋友家里过年，此后再找工作。没承想，刚到朋友家的第二天，他就因行程码带星被隔离了。隔离结束那天，正是大年初六，李海不敢久留，便趁着高速路免费，连夜自驾开回Y市。

正月期间，李海开始准备简历。他认为自己虽然年龄较大，学历上也没有什么优势，但工作经验丰富，这是其他人不具备的。

因此，他应聘的职位主要是营销总监、运营总监、总经理等管理职位。

投出简历后，李海很快得到回应，HR面试第一关，基本上也都能过，这让他信心满满。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进入面试第二关，同主要负责人约谈后，求职便再无下文了。

连续20多次面试后，皆是如此结果。

李海作为曾经的总经理，自己也经常面试应聘者。他自认为无论是在简历准备、HR面试，还是部门负责人约谈等环节中，都能够做到有答有应。虽然可能会有小瑕疵，但也不至于导致20多次面试均失败，李海百思不得其解。

在一次营销总监职位的面试中，李海见到了应聘公司的副总经理，两个人聊了一个多小时，李海认为这次应该问题不大。为稳妥，他又举了一个自己搭建团队的成功案例，表达强烈的事业心。没想到副总笑了笑，对李海说：“你太厉害了，你来是为了找事业，不是为了找工作。”

此前，李海从来没听到类似说法，他有些愕然，便追问了几句。他那时才明白，原来对于营销总监级别的管理人才，一些公司非常担心应聘者会在了解项目详情后，拿走项目成为竞争者，公司的客户、业务，甚至整个团队都有可能被拉走。

“用人单位有戒心，面试者也有顾虑是在引入一个竞争者。”李海恍然大悟。

面试接连失败，又没有收入，李海口袋空空，心情沮丧，肚子需要填饱，生计难以维持。几经思索，在找到合适工作前，他决定先去做外卖骑手，500元押金交上去，他得到了一辆电动车。李海看过一些媒体报道，外卖骑手月收入至少 5000元左右，他准备边送外卖边投简历，“有点收入，比坐吃山空干耗着等面试成功强。”

万万没有想到，李海做外卖骑手的第一天，只送了一单。看着其他骑手忙得脚不沾地，他眼巴巴地坐在电动车后座上，不知做些什么。第二天，送了三单，第三天，送了两单。

有时候，送外卖不挣钱，还赔钱。有次送麻辣烫，中途不慎摔倒，食物洒了，李海只好自己花钱买了一份新菜送过去。洒了的麻辣烫，汤没有了，菜还在，他捡起来，没舍得丢，站在屋檐下，边吃边流泪，“以前很风光的一个人，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心理上的落差特别难受。”

干到第10天，其他外卖骑手已至少挣到2000元左右，他的收入还没有超过600元。李海不明白为什么，他问一个外卖骑手，对方反问他，你给他拿钱了吗？ 李海不明白什么意思，追问之下才得知，想要多接单，就需要给派单的人送点礼物，一条烟钱少不了，“不送点东西，派单特别少。”

了解事情原委的李海，不再想做外卖骑手了。他把电动车送回去，但因工作没满一个月，他被告知不能退押金。见对方人多势众，李海独自一个人，“不想生气，也就算了。”

工作10天，扣了押金，实际挣了100元。日子很难，生活继续，李海将希望寄托在了找到新工作上。

得到工作机会，和年龄、学历没有关系

痛定思痛，总结自己面试失败的原因，李海决定修改简历。他将工作经历中的总经理、营销总监等管理职位往下调，改成营销副总监、部门经理，并根据目标公司情况，改写成一些更匹配的工作经历。

此时的李海，已经不再期待更高的职务，“心态上已经放弃希望了，能成就成，不成也无所谓了。总之，就是试一试。”

进入二试环节后，问题出现了。面试者一般都会问李海曾经的经历等，李海讲着讲着，所述的工作经历开始和简历上不一样了，“假的毕竟是假的，伪造的内容记不住。”

有的面试者发现了，让李海离开。每每此时，李海感到羞臊、尴尬，他实话实说，承认简历写得太花了，站起来走人。

几次三番，李海心里烦闷。他反思自己的行为，回想当初任总经理招聘其他人的时候，最注重的是什么因素。李海想明白了，他把简历又改了回来。

3月初，李海看到一家做虚拟数据的公司招聘营销副总，投了简历。这家公司与李海此前的工作经历，完全没有重合点，可以说是另外一个行业了。那时李海的存款不足5000元，每月房租、餐费等生活开支，省着花，最多能够支撑两个月，“当时心里非常慌，不知道钱花完了，如果还没有找到工作，会怎么办？”

李海坦言，那时自己只是为了生存找工作，没有理想，也没有激情，只想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工作，哪怕只有底薪。“为了生存，不考虑职业规划了。这个职业对你的未来有什么影响，也不考虑了。拿到工资，先顾生活再说。”

为提高面试成功率，李海开始认真反思：自己在众多竞争者中根本不具备优势，35岁都已经是职业天花板了，双一流高校毕业生众多，招聘企业为什么要一个年龄奔五、只有大专学历的人？

唯一的优势，就是工作经验。公司倒闭前，李海面试应聘者，更看重那些能为企业带来效益的人，“我做总经理时也是这样考虑，招人就是为了让人带来效益，不能招人是给他发福利。”

李海开始站在老板的立场去应聘，再从老板的角度，去思考如何适应应聘者的角色。思想转变过来，李海不再准备与面试者谈什么理想、什么事业心，“生命就一次，干吗非要自己作死？生活恢复正常前，活下来最重要。”

活下来的前提，是先找到一份工作。李海顺利通过虚拟数据公司的一面，二面时，公司董事长亲自接待李海。他决定改变方法，坦诚告诉对方，你招聘我，是为了创造相应的利润，别跟我谈理想，我也不会帮你创业，“我只是想达到目的，赚钱，生存。”

这位董事长认为李海没有什么虚头巴脑的，人比较实在，直接问，你能够给我带来什么？李海回答，你让我产生你想要的价值，我就给你相应的利润。

董事长喜欢李海的表态，谈兴益浓，中午时分，他还邀请李海用餐，席间确定聘用李海为销售经理。“彼此坦诚，老板用人，用的是能力，为他创造价值，这是我得到工作机会的重要原因，这和年龄、学历没有关系。”

谈妥了条件，李海回了家，准备第二天上班，大展宏图。但让李海没有想到的情况发生了。当晚零时，受疫情影响，Y市进入全域静态管理，全员居家，门店关门，交通停运。

一切都变了。李海赶忙给董事长打电话，说明了情况，董事长也只能同意居家办公。由于不知封控何时结束，李海在家坐卧不宁。一个好消息是，人事把电子合同发到邮箱，李海远程办理了入职手续。他以为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转变，劳动合同都签订了，总不会有什么变化了吧。

但一个月后，发工资的时间到了，李海发现自己没有一分钱收入。他打电话问人事经理，得到的回复是，李海一直居家办公，没在公司上班，也没有业绩，所以没有工资。

李海不服，他认为就算是试用期，也是要给工资的。况且自己居家办公，也在联系业务，电话费也花了不少。但说理无用，此事不了了之，李海愤而离职。

4次入职均撞上封控，日子还得接着过

2022年2月至5月，李海寻找的工作机会，涉及互联网企业、金融、医疗、美容美体、牙科诊所、小贷公司、车企、酒企、软件公司等，横跨多个行业。4个月里，他4次应聘成功，主要原因就是抓住了一点：认清自己能够为老板创造什么样的价值。

李海认为，有名的大学，年轻的人才，光鲜亮丽的简历，如果不能为企业创造价值，完全无用。“老板招人不是请人当爷爷供着，他花一万块请你，想的是能够为他创造十万元。”

但李海很快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他不断应聘，成功入职公司后，却次次因封控隔离原因，无法前往公司上班，无奈离职，“无奈，悲催，那时候真是绝望了。”

后来，李海向某医疗美容公司应聘。HR面试时，李海因有销售经验，本身做过培训业务，并提前了解美容专业知识，拿出一套销售策略，得到认可。对方承诺底薪6000元，并给55%的业务提成。工作得力的员工，月收入可有十余万。

李海决心大干一场。但仅上了六天班，Y市又封控了，居家隔离期间，李海工作又丢了。

李海不甘心，又找工作，这次成功入职某生产净水器的企业，任职销售总监，工作地点在Y市的邻市。条件都谈好了，入职时间也已确定，谁承想Y市再次封控隔离，李海无法前往邻市公司入职。公司负责人问李海，你能不能来？李海来不了，只得离职。

封控解除后，李海再次找工作。第四份工作是邻市一家与车辆保养相关的企业，正在办理入职手续期间，Y市全员静态管理。这一次，李海没等企业负责人询问，便主动提出离职，“没办法，能有什么办法呢？只能熬着，等着解封。”

这样的情况多了，导致李海在应聘时，有HR听说他在Y市居住，便说“我们考虑考虑”，然后没了下文。或者进入二面，部门负责人问他能否保证上班时间时，李海实话实说，如果遭遇疫情管控，就很难保证在公司上班，最终也石沉大海。

此种情况多了之后，李海开始主动和面试者商量，如果因疫情需要长期居家，他可以不要底薪，只拿销售提成或佣金，等能到公司上班后再支付底薪。目前，李海在邻市一家软件公司任职销售经理，应用的就是此种模式。

李海说，只要有一份工作，哪怕是没有底薪，对心理上也是安慰。因为最起码封控结束后，就可以去上班赚钱了，而没有工作的恐慌感，会让一个人心理承受极大压力。

求职期间，Y市曾在5月初短暂解封，李海虽然多次求职成功，却没能拿到工资，全部存款仅剩2000多元。第二天就要交房租了，没钱交租，房东不会容忍拖欠，会直接赶人。1500元的房租，在平时不会成为压力来源，但李海没有收入，交房租后，怎么吃饭，怎么生活？

左思右想，一夜无眠。天微明的时候，李海做出决定，趁着解封的空当，他不再交租金，而是省下钱，赶快搬到朋友的一个仓库居住。仓库位于Y市郊区的一个村子里，李海忙碌了三天，将仓库里的货物倒在其他房间，腾出一个空房间。他将行李打开，被褥铺在了床上。

刚搬到农村小院后没多久，Y市又封控了，李海哪里也去不了。他看到小院有一片土地，找来铁锹，松土，接水管，准备在小院里种些蔬菜，“为了省钱，种点菜，自己吃，不用买了。”

辣椒、大葱、白菜、豆角、西红柿等种子埋进土里，水引进去，现在一些已经发芽开花了。此前，李海一直在楼房居住，长时间不下楼，让他憋得难受，现在独居在小院里，空间大，把大铁门一关，封控出不了门，可以在院子里种种菜，有空间活动，心情好很多。

李海前几年离婚了，父母在东北老家，目前小院里只有他一人独居。李海承认，他一个月不与人联系，也不会有人来找他。有时，别人有事打个电话，李海没接到，对方也不会再接着联系他，或者过来找一找，看看是否发生什么事情了。李海有些担心，如果自己在小院里发生什么意外，“没人会发现，死就死了。”

情绪崩溃的痛哭，让李海难过，但哭过之后，擦干眼泪，日子还要接着过。

6月1日，Y市结束了新一轮的封控，逐步恢复正常，街道上的人多了起来，但许多商店还关着门，没有营业。李海对此次解封并无太多兴奋，“不知道未来疫情发展形势什么样，还会不会封控？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2022年，被称作“最难就业季”。李海也知道目前的就业形势难，他坦言，之前是按照自己喜欢的行业目标去找工作，但发现难度很大。如何增加找工作的几率，就是不要再挑挑拣拣，“千万不要好高骛远，否则没有对口的行业。找工作的人很多，竞争会非常激烈。”

如今，李海已入职邻市一家软件公司，这是他4个月里成功应聘的第五份工作。由于居家隔离期间没有底薪，他在Y市找了一份兼职，想先赚点钱再说。李海说：“我认为现阶段寻找理想中的工作，有点不太现实。先找到工作，养活自己，活下来才有更多的机会。”

（应受访者要求，李海为化名）

“努力工作是现代人的大部分的意义所在。通过工作，我们施展才华、构建身份、融入社会。27岁的深圳男孩陈明志，离开互联网大厂后，开始了一场打零工的实验。一年多的时间里，他遇到了房产中介，为了完成KPI请他去假装看房；遇见了为应付到访客户，让他去假装当一天员工的老板；一场论坛活动，他假装参加，当充场人员。当工作可以被伪装和扮演，工作的意义就消失了。虚构的工作，是社会系统某些荒谬的显露，它抵消了人的创造与意义。这是现实的一种隐喻。

工作的角色扮演

一间几十平米的办公室，坐着4个人。

这天，HR将一位员工领到工位上，说：“你的岗位是商务，就坐在这里。”又指向旁边的两个程序员男生：“你们想干嘛就干嘛啊。”

三个小时后，HR过来宣布工作任务完成。“客户一下飞机，老板就把他们接去餐厅吃饭了。不来公司了。”员工们随即散去。

这间办公室里，只有1个是真的员工，另外3个都是“演员”。陈明志是其中的演员之一。

这份扮演上班的活儿，源自他在网上刷到一则招聘帖，发帖人说：“工作内容非常简单，只要在办公室坐着就行。”那天，他扮演一位销售员，坐在工位上，玩了三小时手机，得到了90元的报酬。

做看房客

95后男孩陈明志，学编辑出版专业，大学毕业后，在深圳一家互联网企业工作。在亲历了裁员、内卷、同龄人猝死后，2020年下半年，他离开大厂的工作岗位，开始打零工，成了一名“灵活就业者”。

他做的第一份零工，是假装一名看房客。

这则招聘广告，贴在零工的帖子里，是这样写的：楼盘看房暖场，男女不限，20-45岁，穿服装有气质。5个楼盘，100元，看完付钱，包车接送。

陈明志加上微信，对方自称是一名房产中介，坦言自己有带人看房的KPI，眼看就到月底，不得已上网雇人假装客户。陈明志报出年龄，对方有些犹豫，随后中介问了一个关键问题：“有深圳户口么？”得到肯定回复后，中介决定试一试。

2021年8月的深圳天气炎热，地铁口碰头后，中介开车载着陈明志去往楼盘所在地。上车后，房产中介开始给他安排人设，他将扮演一位互联网公司的程序员，年薪30万，有深圳户口，为准备婚房来置业。紧接着，中介叮嘱一些事项，说起深圳购房政策，公积金缴纳的数额，让陈明志一一记下，以便使看房更加合理。

第一个楼盘位于市郊，与惠州接壤，均价4万出头。当他们进入售楼处，前方挤满了看房客，他拿到号码牌，排到了第100位。这一幕让陈明志有一丝疑惑：这么多人看房，还要找人冒充？这些人，难道也是被请来假装看房的？

本着深度体验的态度，陈明志迅速进入了角色。

一位40岁左右，穿商务装的房产销售把他带到沙盘前，对方用一套固定的模版，流利地介绍楼盘的优点，他语速飞快，容不下任何思索。这个环节结束后，他们去往二楼看样板房。整个过程快速地像是走过场，一方彬彬有礼，一方小心谨慎。

乘电梯的十几秒里，几乎是一瞬间，陈明志觉察到对方脸上的一个细微动作：在封闭的空间里，这位销售对着电梯里的镜子，练习笑容。当电梯门打开，销售冲出门外，继续为他引路。

看房结束，他们坐下来，进入最后一个流程。房产销售拿出纸、笔，调出手机里的计算器，开始计算价格。一套107平米，三室一厅的房子，按照杜撰出来的年薪、公积金加商业贷款，首付需要130万，月供1.7万。

听到这个数字，陈明志没有说话，双方进入了一种彼此心照不宣，但又不放弃某种可能性的奇怪氛围里。房产销售打破沉默，他开始大谈自己通过房产押宝的经历。他有一套南山区的房，几年前看准时机，咬牙购买，如今从几百万涨到了1000多万。

“别犹豫，明天就被抢走了。”他说完，借口离开。

带陈明志来的房产中介，正坐在一旁滑手机，丝毫不关心房子能否卖得出去，趁房产销售离开的间隙，他走到陈明志身边，提示他打包茶点，加快进程。

借口离开后，他们又去看了其他楼盘。天气太热，中介也有点烦躁，原本计划完成看5个楼盘，只看了3个。“记得在APP上，留我个好评。”最后，中介开车把他送到了地铁口。

一场假装工作的表演结束。陈明志拿到了一百元。

看房的经历激发了陈明志的好奇心。如果工作是假的，如何寻找工作的意义呢？从大厂辞职，进入零工市场，陈明志始终对这个问题抱有好奇。他陆续接了十几份不同类型的零工，希望借助自身的体验，去探索工作意味着什么。

做内容运营

2021年年底，兼职中介找到陈明志，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工作机会。每天只要去公司打个卡，一个月就能拿3000块钱基本工资。

在保险公司楼下的咖啡馆，陈明志见到了他的“上级”，30来岁的女性销售主管，穿着一身职业套装。女主管点了两杯咖啡，说出了自己构思的剧本：一位新入职的“高质量”销售代表，参加为期5天的职业培训后，在一周内迅速开了一单保险业务。保险业务是现成的，主管会将签约成功的单子，记在他的名下。一切流程走完后，再假装辞职。

假装工作并不容易。完成任务的第一步，就是要假装面试。女主管传授给陈明志面试技巧，当被问道为什么要转行时，这么回答：希望可以提升收入，“要表现出特别真诚的样子。”最后主管特别提醒，事成后，要将这单业务的提成还给她，否则就要报复。

准备就绪，陈明志上楼，接受HR的面试。他没有带简历，进入公司后，填写了一张面试信息表。在过往职业经历那一栏，他修改了公司名称，工作时间，还有工作岗位的名称，“把内容运营写成运营”。

一切都比想象中顺利，HR给他发出口头offer，询问来上课的时间，面试结束。

晚上，陈明志回忆起白天经历的种种，感到心惊，觉察出这份“工作”的漏洞，和公司签署正式合同后，就意味着自己要履行契约义务，自己如果违约该怎么办？他把疑问抛给兼职中介，对方回复他不会签署合同，只注册成为一名“员工”。中介继而聊起自己的经历，他曾经也做过一段时间的保险销售，“不会有任何风险。”他说。

假装面试，假装培训，假装拉一单业务，再假装离职。戏演得越来越真，陈明志有一些后怕。

得知他要反悔，那位主管很生气，指责他的爽约，让自己失去了一个晋升的机会，报酬也少了几十万。当陈明志提出介绍新朋友给她时，这位主管回复“来不及了，截止日期已经过了。”说完，拉黑了他。

经过一系列光怪陆离的假工作，陈明志陷入了某种困惑：工作是可以被伪装和扮演的。一些人进入社会分工体系，找到自己的位置，完成既定流程，工作被剥离了实际意义，被掏空成了一种仪式。完成规定动作是关键，至于工作价值问题，不在系统的考虑之中，个人的意义也无从附着。

幽灵工作者

成为自由工作者后，陈明志加入了许多本地兼职群，他试图通过打零工，来窥见一种不同的工作、不同的生活。

兼职群里有形形色色的活。某建筑工地需要工友充人数，只要填完入职表，押身份证5天，什么都不用干，就可以得到200元。一份招聘上写着：坐着让人测量血压。为了保证真实性，还有一个附加条件——测量血压当天要大于143mmHg。还有一些岗位是给指定的短视频双击点赞，一个赞一块。

这些零工活听起来轻便，要求低，收入不高，好在当天就能见到现钱。深圳年初疫情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冲击，原本从事零工工作的人，不少失去了工作的机会。

社会分工系统就像一台机器，为避免空转带来的损耗与脱轨，许多人的工作如同润滑油，不产生价值，只是让这台巨型机器维持运行。有时招聘者伪造出一些岗位，打零工的人为了百元左右的收入，常常要去争夺一份不算是工作的工作，这就是传说中的”幽灵工作”。

这天，兼职群里发布了一则信息：福田区某街道打第三针疫苗有补贴。打完现结200元红包。

一时间群里沸腾。再询问具体地址后，有人坐一个半小时的地铁，来到现场排队。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达到一定数量，补贴停止， “不用来了。”中介在群里喊。这让一些人感到愤怒，觉得自己受骗，开始在群里骂娘。

有人在接种疫苗现场，直接问补贴的事，工作人员假装不知道，一口回绝。这时，中介冒出来，偷偷躲在身后，告诉完成接种的人，拿着凭证核对好信息，就可以挣到这份“工钱”。

这份“工作”是隐秘的，中介找到了一些“灰色地带”。通过“撒钱”的行为，接种人能拿到报酬，街道人员能完成自己的工作量，中介也能赚到钱。

起初，陈明志在兼职群里远远观察，还带一点像考察者的姿态，当他参与其中，却发现了许多有意思的故事。

一次，陈明志遇到了中英街的一位店铺老板，请他假装购物。

中英街在深圳盐田区，整个街区一边由内地管辖，一边由香港管辖。内地居民要进这里，需要提前网上预约，预约成功后，可以在里面停留几个小时，从早上八点到晚上五点。受疫情影响，香港那部分用栅栏封锁了起来。代购们的生意更难做了。

这天上午11点，陈明志从香港管辖的店铺老板手中，接过两大袋货物，混在人群中，他的任务就是把货物带回内地。现场像他一样的代购客足足有三四百人，因为人聚集过多，遭到保安的驱赶。等保安走远，代购客们又聚集到了海关前面。

通关时，陈明志脑补出一些惊险的画面，被查问坚决说是自己买来用的东西，“像精神病人一样撒泼打滚”。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他快速通过，拎着大包小包，回到了深圳。得到了130元的报酬。

做代购客

这样有趣的经历并不常见，在打零工的过程中，曾在互联网工作的陈明志感到大部分没什么意义。在这些琐碎、断续的工作中，意义的创造变得很难。

他做过时间最长的零工，是人脸识别测试员。它需要人一遍又一遍地走过闸机，以此来测试机器的灵敏度。“就是熬。”他评价这份工作。

工作地点位于科技园区的一栋写字楼里，这是一个绝对保密的环境，实验室的大门需要刷脸进入。整个空间大约一百平米，摆放着各种各样的机器，机器运转，发出低鸣，室内温度要比室外高出好几度。人脸识别的机器在一个个小格子内，用黑色帷布营造出独立的空间。要做的就是走到摄像头面前，等待机器识别，正确显示绿色，错误显示红色。

早上9点，陈明志进入实验室。在狭小的密闭空间里，测试环境不断变化，灯光忽明忽暗，为了模拟不同的环境，他有时需要戴上墨镜，或者戴上帽子，面孔对准摄像头，然后将结果告诉一旁的记录人员，“5个正确，2个错误。”

这份工作不用动脑，新手也能很快适应节奏。只是时间过得很慢。从早上9点到晚上8点，需要重复上千次固定的动作。空洞，重复，枯燥。

做测试的环境

为了排遣这种枯燥，午休的间隙，他和七八个工友围在一起，有一搭没一搭说着话。来这打零工的人大多处于生活的空档期。一位20岁的女孩家在深圳，之前她去富士康面试，没有通过，“他们宁愿招偏远山区的农民，也不愿意要深圳土著。”一位40来岁的中年男人，穿着西装，从上一份工作离职后，到这里暂时落脚，“权当体验生活”。

短暂的休息结束，工友们重新回到各自的机器前，重复一个动作。一天下来，他赚了200元。

当陈明志走出实验室，一种虚无感浮现出来，工作只是为了填补时间。他感到在这样的环境下，人在为机器打工，“一天劳动结束，我好像拿不出什么成果。”

断断续续上班一个月后，最终，他放弃了这份工作。

有一次，当某平台的一位KOL邀请他做一天摄影师时，他欣然接受，这份工作看起来很美好——去网红店打卡，还能免费吃好吃的东西。

为了赶清晨最好的阳光拍摄，他们九点就来到这家广式早茶店。拍摄的女主角穿着短裙，化着浓妆，坐下来照菜单点了一桌子菜，当菜上桌，工作就开始了。每一道菜，都需要精心摆放位置，调整好光线，拍摄下来。紧接着他们绕着店寻找最佳拍摄点，在露天搭的雨棚下，女主角端起一道甜品，姿态优雅地假装品尝，陈明志将镜头对准她，一连按下快门。一顿操作后，菜早就凉了，他们来不及吃，又抓紧赶往下一个地点。

在海边，女主角换上新的服装，新的造型，进入又一轮的拍摄。即使身处美丽的景色之中，陈明志也体会不到丝毫的轻松，对方不断提出要求，“光线要好，注意打滤镜，皮肤要拍得白一点，注意拍摄的角度。”

后来，陈明志看到自己拍摄的照片，被女孩发布在社交媒体上，图片下她和网友互动：“菠萝饭很甜很好吃，超级推荐。”那一刻，陈明志感到身处在一个虚假世界，图片中营造出的美丽泡泡，把人置于虚幻，而真实生活中人的感受和体会被隐藏起来。

三个网红拍一道菜

也是在密集打零工，试图以积极的姿态去寻找工作的意义时，陈明志才发现，荒谬的现象越来越多，虚构和真实两个世界互为镜像，难分彼此。

一次，陈明志应聘一场线下促销活动的工作人员，有一项任务是统计到店的人流量。在现场，一位工作人员发现了其中的“奥秘”，当一个人进入感应门时，后台的统计数据就会跳转一次。

荒谬的一幕出现了。工作人员排着队，来来回回地穿过感应门。当天到店人数创下了纪录，达到了2万余人。

营造出的繁荣场景，创造不了任何实际价值，当交易额达不到预期时，“他们又会寻找其他借口，比如补贴力度不够大。”陈明志说。

真相被掩盖，没有一个人愿意戳穿。

荒诞照进现实

一年多的零工生活，让陈明志觉得很神奇，每时每刻都会有荒诞、奇幻的故事发生。看似荒诞的背后，映照着他过去的工作、生活，一个更真实的职场故事。

刚毕业那会，陈明志初入职场，这个年轻的男孩对工作充满干劲，他有着清晰的职业规划，前3年打基础，5年当上运营专家，接着或许会走上创业的道路。但一切都来得太快，工作两年不到，他就碰上了裁员。

2017年，他进入上海一家互联网独角兽企业。这家公司刚成立两年，就在纳斯达克上市。对于职场新手来说，陈明志觉得自己太幸运了，他的大学同学们还在传统企业里摸爬滚打，他已经和公司登上人生巅峰。公司上市之时，他和同事们围坐在屏幕前，观看敲钟的场景，作为其中的一员，他享受到了持股的红利，并庆幸自己赶上了这趟列车。

列车快速向前。互联网行业，行动力是关键，企业敦促员工“快速行动，打破一切”。得到资本助力后，公司业务迅速扩张，陈明志也调离原来的岗位，去孵化新的项目。团队迅速组建，十几个项目等待上马，为的是快速复制成功经验，抢占市场份额。

陈明志负责的视频团队有充足的预算，大量的钱被花在维护数据上，“撒钱”补贴用户，快速获取增长。一开始，这个方法很奏效，但很快，系统的漏洞被“羊毛党”盯上，成为敛财的工具。

他们意识到问题所在，却无法将其彻底清除，一定程度上，正是有羊毛党的存在，流量才得以提升。为了追逐短期的利益，所有人开始进入急功近利的状态，变得狂热。他们做月度排行榜，把收入最高的用户名单公布出来，从几千到上万不等；又在不同平台上做广告，投海报，邀请知名KOL入驻……那段时间，陈明志经常熬夜写文案，为提升数据绞尽脑汁。

团队的努力最终也没能换来好的结果，实际转化量微乎其微。

身处其中，陈明志偶尔会为一些营销手段而感到矛盾，“你知道美化数据就像是皇帝的新衣，但你愿意去相信它是有用的。”

压力让工作变得面目全非：它曾经是满足和自豪的源泉，如今成了一场充满焦虑的无形较量。人像高速运转的机器，一些人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对付电子邮件和开会上。一个忙得不可开交的员工，在一天内参加了20多场会议，最后他无法忍受，拉上两个人开了一间会议室，假装开会，只为了得到片刻的喘息。 

现实很残酷，陈明志所在的项目，数据得不到增长，公司的工作群里，上司也不再提及，他觉察到一丝不对劲。在项目彻底熄火之前，他选择了离开。

2018年，他南下深圳。很快在科兴科学园找到了新工作，公司是做游戏的上市企业，薪水可观。他在公司附近租下房子，十分钟就能抵达公司。一切进展神速。谁知一道管控游戏版号的政策下达，使得项目无法进行，新工作只干了两个月，他就被裁员。

在深圳的第二份工作，陈明志选择了一家老牌互联网企业，做知识付费项目的运营。这之前项目做了很久，没有盈利。彼时正是小微金融最火爆的时刻，为了给项目输血，在缺乏经验的前提下，团队迅速上马。

P2P项目来钱快，也蕴藏风险，2019年9月，项目的一位同事在外出工作中意外离世。

一个工作日的上午，三十来个警察进入公司，将所有人控制住，员工们不能随意走动，不能看手机，不能交头接耳，这一幕令他和同事们瞠目结舌。从上午11点到下午2点，一些负责人被叫去会议室问话，或配合警方调取电脑资料，更多的员工什么事都做不了，“氛围一度很诡异。”陈明志回忆道。他们干坐在工位上，持续了三四个小时。

最终，法院判定该业务不合规，公司迅速关停项目，400多名员工被裁。

大厦倒塌，留下一地碎片。搬离的下午，公司内举办了一场拍卖会，将公司的电脑、显示器等办公用品，悉数拿出来低价拍卖。几千块钱的苹果电脑，几百块就转卖了。一个同事将公司电脑组装好，又拿到网上二次销售，赚了两千元。听到这件事后陈明志觉得不可思议，“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还在争先恐后地为自己抢夺一点好处。”

现实的荒诞让人陷入迷思，很长一段时间，陈明志被工作上的无意义感包围。在互联网大厂，他曾亲眼目睹怀孕的女同事，直接从公司送进产房；刚度完蜜月的同事，下了飞机就直奔办公室加班；一位同事利用职务之便，骗取公司补贴，中饱私囊，最后不了了之。

2020年3月，陈明志入职一家创业公司，很快他感到工作流程和管理制度的混乱。办公室浓烈的派系斗争，员工与员工之间的交流因误解渐渐降低，工作难以开展，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主动辞职。当他离开工位，听到一些关于他离职的不实传言，他没有反驳，心里有些难受。

社会分工的精细化，每个人都是公司机器运转的一颗小螺丝钉，无论是身处互联网职场，还是应付各式零工当中，陈明志都能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

离开职场一年多，现在他仍然靠打零工生活。这种日子起初让他心里有些发虚，回过头来才恍然大悟，“保持一份好奇心和想象力，把之前的消极对待变为积极行动，或许可以过一种创造性的生活”。

前不久，他假装去参加一个论坛，在一场会议里充人数。参展人员在认真积极地洽谈；另一面，充场人员躲在一旁无所事事地玩手机，等着吃茶歇领礼品；还有酒店客人在室外泳池晒日光浴。世界的参差在有限的空间里变得具体。

展会上，他还遇上了一位旧相识，也是作为充场人员。对方说起原先也是这里的展会人员，如今已经无业大半年了。

他们聊了很久，朋友感叹就业形势严峻，准备转行做兼职中介，他邀请陈明志一起合作，“我们干一定行。”

薇薇子酒店长住，一个乍听起来有些奢侈的选择，再加上没有家的温馨氛围感，极少人会把它当做一种理想的居住方式。不过，就在这个5月，西安一位90岁高龄的奶奶身体力行地打开了思路。

老房拆迁，被迫独自在酒店住了几天后，这位老人决定搬到酒店养老，自助餐和保洁服务，省去了生活的大半家务烦恼，儿女也能常来看望，比起养老院，酒店成了一个更舒适的住所。奶奶的故事，引发了人们对于养老生活和居住方式的讨论。其实，把家搬到酒店里，也已悄悄成为当下年轻人时髦的生活方式，毕竟，有人打扫卫生、免费代取快递、前台服务随叫随到，这样的房子，真香。「后浪研究所」找到了曾在杭州、上海、香港有过酒店长租经历的四位小伙伴，她们大多在酒店长住超过三个月：有的被不愉快的租房经历所伤，无奈选择住进酒店，却精打细算“花了最少的钱，干最大的事”；有的不满意普通住宅退而求其次，却得到了省心的服务，住得舒服又自在；有的不愿将就逼仄拥挤的劏房，干脆住到酒店坐拥海景。在她们的经历中，你会发现长租酒店并没有奢侈到那么“遥不可及”，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反射着当下年轻人居住观念和住房需求的微妙变化。

2800一个月，我把酒店住成家的模样

我17岁就出社会闯荡了，因为工作比较自由，全国各地，除了西藏新疆几乎都生活过。我也不是一开始就住酒店的，以前有许多不愉快的租房经历，房东不给退押金，被中介坑，或者遇到一些奇葩租客，觉得租房太难了，去年就开始住酒店。在杭州住了四个月，现在在深圳也是住酒店生活的。我住酒店有一个口号就是“花最少的钱，干最大的事。”去年在杭州那段时间，每个月只花了2800元就租到了一个还不错的房间。店长还帮我联系了一个停车位，一个月450元。其实这个价格，和租房子比起来已经好很多了，我的生活成本也控制下来，而且不用自己干活。如果要单独去租房的话，要添置很多东西，也要花不少钱，加上押金、物业、水电，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了。我算了一下，如果我当时去租一个满意的房子，可能一个月就要花上万了。找房子的话，其实每个区域都一定有相对于性价比高的酒店，可以先查一下房价 再给酒店打电话咨询是否有房，月租是否有优惠，如果没有优惠，可以跟前台问一下，有没有协议价，尽量去说服她给一个协议价。我当时就是在网上选了几家然后一个一个打电话问谁能长租，然后刚好那家酒店能长租，各方面聊都挺适合的就决定住了。郭果果的酒店改造对比图我住的这个酒店不算是品牌连锁店，是老板自己开的，在杭州有两家。酒店的服务包括收拾屋子，洗衣服什么的，不包早餐，但是如果你想吃的话，店长还会亲自给你做。我住的房间30个平方左右，是那个酒店最大的房间。住酒店最好的就是生活用品什么的都不用买，出门就是马路，去哪都方便。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阿姨都会给收拾屋子，简直是懒癌手残党患者的福利，不然每个月花钱找家政阿姨都要2000元了。我花了不到300块做了一些改装，提升了很多生活的幸福感。买了个小熨斗，收纳的牛皮纸袋，贴纸挂布，分体式电锅，床品四件套等等东西。因为我不怎么喜欢吃炒菜，所以我平时基本上不怎么吃东西，所以吃饭这件事都不算问题。我在酒店偶尔自己做的话，也只是弄点咸菜和粥，一个小锅是足以支撑的，但是要在那里烹炸炒炖那可能不太行。我其实不会怂恿大家去住酒店，有的人就喜欢做饭啊，可能就真的不适合住酒店。但是像我这么懒，我不喜欢做家务，我感觉我的手是用来打天下的，不是用洗衣服、拖地、做饭的，住酒店就比较适合。而且住酒店很划算，不像租房要交那么多中介费、押金，而且是一个月一付，生活压力就没有那么大。我自己觉得住酒店可太方便了，都挺好的，没有什么劣势。我知道人的观念是不同的，有的人可能觉得住酒店花的钱都浪费了，但是我还是会觉得花这个钱买来的快乐是值得的。

被“封控”在上海酒店，我却住得很开心

我是今年2月份来的上海实习，在来之前我就做好了几种准备，普通民居、酒店式公寓和酒店我都考虑过。来之前定下有好几家房子，但看过之后都不满意，这些房子房租比较便宜，但是没有床垫，很多家居加点都没有，如果我要买的话，这些东西我实习结束离开上海又带不走，所以想了想还是放弃了。本来也挺想住酒店式公寓，但是感觉它的安全问题让人担心。当时看的酒店式公寓是一层楼有四五十个房间那种，但是我没有看到有安保的人，而且这个地方人很杂，有的房间是用来住宿的，有的是用来办公的，每天人来人往也很多，楼下那个大厅也没有人问你是干嘛的或者需要刷卡这种安保措施，这一点对于我一个独居的女性来说，我觉得不太OK。

翡瑜在视频里讲解自己长住酒店的原因在前面两个选择都不满意的情况下，我最后才决定的住酒店。在找这间酒店的时候，我先在地图上搜实习公司周边的酒店，地铁沿线的酒店，搜集了一些房间面积、价位、酒店星级、用户评价这样的信息。当时备选了四个酒店，现在住的这家有两个优点，一是交通方便，公交车坐两站就到公司了，二是这个房间是同等价位里面积最大的，一般来说这个价差不多20平方，但我住的房间有40个平方。其实只要是大一点的酒店，谈价格一般是跟酒店销售谈，可以直接让前台给你转接销售或者让他把酒店销售的电话给你。砍价也是一个互相博弈的过程，你可以抛出一些需求，然后他在跟你说能不能优惠或者降价。最后我跟酒店签了几个月的长住协议，这个协议是保密协议，因为价格确实很低了。住酒店最满意的就在省心。很多东西你都不需要操心，比如说房租、水电费网费，然后还有你房间的设施出了什么问题，你可以找24小时的前台服务。有人服务的生活和没有人服务的生活，它本来差距就蛮大的，对不对？三月底，因为上海疫情爆发了，原本住的酒店被政府征用做隔离酒店了，我们原来的住客就被转移到同品牌的另一间酒店。搬东西的时候，我只是自己收拾了东西，酒店的工作人员来帮我搬过去的。住时间长了，和酒店的前台都认识了，我们每天做核酸或者抗原的时候，我们要下楼做登记，我都不需要报名字和房号，戴着口罩捂得严严实实的，工作人员看我一眼就知道我是谁，就在表格上打钩。我看很多上海封控的小区物资都很紧张，但是我住的这间酒店，这方面做得出乎我意料的好。从我们这块封控了之后，原来酒店是不提供晚餐和午餐的，但它现在就有提供午餐和晚餐的盒饭。一荤两素，然后带一个米饭，然后再带一个汤，售价35，我觉得还不是特别贵。在封控之前我总觉得不是很放心，所以给自己屯了一个月的食物，像速食、苹果之类耐得住放的。

翡瑜现在住的酒店房间我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出门了，但住酒店这段时间，我感觉我住得蛮好的，我其实很喜欢一个人独处。但其实我对住酒店这个事情抱有一种很中立的一个态度，我觉得这只是租房的一种选择，每一种租房的这个方式，它其实都有它的优势的地方和它不好的地方。按照我的个人需求来说，租房就是常住酒店对我来说才是一个最优解，但是对别人来说可能普通租房或者是酒店式公寓对他们来说才是更好的选择，每个人的他的需求和他接受的条件其实都是有不同的。来了这间酒店之后才发现还有很多人和我一样都是在酒店长住的，说不定在不久的将来，或者说现在年轻一辈就会把常住酒店当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年轻人越来越多地看重服务，能让自己省心，生活的顺心，觉得多花一点钱好像是可以的。

租房被骗后，我选择了长租酒店

2021年5月，我一人来上海实习，因为比较急，就在租房平台上找了一些个人房源。当时也是想找一个比较便宜的房子，但是就是被一些中介迷惑了。有一个中介把我领到了一个公寓去看房，公寓没有装修好，但是当时给我签了一个合同，说五天可以搬进去，我当时交了一个月押金和租金一共八千。结果一直到了一个星期都没有装修好，当时就和中介、房东那边闹翻了，还报警了。这段被骗的经历让我损失了很多，心里也很受伤，加上当时本来就住在酒店，就不打算租其他房子，决定找一个酒店长租了。我搜索了公司附近的酒店，找到了一家价格还比较实惠的，打电话跟前台谈，她们会给到经理的电话，告诉她你是想要长租，她就会给你一套价格，然后再去跟她谈价。一开始在平台上看的价格是360元一天，一个月要一万多，但最后谈下来只花了7000元。

黄澄澄曾经入住的酒店房间酒店的服务是很好的，工作人员知道我是长住的，会把我原本的标准房换一个舒适大床房，我可以挑自己喜欢的房间。因为我比较爱喝那种瓶装的矿泉水，酒店有这种一打一打的，隔三差五都会给我送来。平时生活也很方便，有一个小机器人可以送餐，酒店有洗衣机和烘干机，快递的话酒店前台会代收，保洁阿姨每天都会来打扫。这些都是不收费的，水电费的费用也不用担心。毕竟要住一个月以上嘛，我也会买一些东西，比如说换新的床单、蜡烛什么的把房间布置的温馨一点。平时洗贴身衣服我会自己洗，简单地买个盆和衣架。在酒店住着跟工作人员处得也挺好的，我跟一个经理比较熟，我给推荐了两个客户，也来长住了酒店。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他们对我就挺好的，经常会给我送一些小风扇啊之类的品牌的纪念品。但是住酒店还是存在缺点的，价格会比公寓贵，吃饭也是个问题，不能做饭，也没有冰箱，只能外卖或者出去吃。而且酒店没有什么私密的空间，这个房型就是一进去就除了卫生间就是一个床，就是没有什么隔开的空间，所以我其实是不太鼓励长期住下去的。但住酒店确实省去了很多麻烦，而且也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看见过一种说法是，买房对年轻人没有必要，如果在北上广不买房的话，每个月去租房的话，那是不是可以省下很多钱去干些别的事情？其实如果这么算的话，住酒店可能也会比买房子更便宜吧。在上海的话，在好的地段租一个小公寓差不多也是七千多了，还有水电，还要算上有人给你打扫的话，其实租酒店的价格真的算是划算了。如果以后能找到那种位置比较合适，价格也合适的，我觉得我也完全不排斥继续住酒店的生活。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住酒店很贵，但如果他们真的去找哪种价格合适的酒店，说不定会打开新的思路。

住进人均4000+的香港海景房，每一天都像在旅游

我是去年到的香港读研，我们学校会在 offer 后面附上一些针对学生长租优惠的房源信息合集。上面推荐了港铁沿线的一些的学生公寓和酒店，发现住酒店稍微贵一些，但水电网全包还不需要自己打扫卫生，踩雷几率小，当时就觉得住酒店也是一个可行的选择。但其实我也比较了学生公寓这类型的房子，它就是普通的一套房，把它分成了很多个房间合租，我是觉得虽然房间都是独立的，但是空间会少很多，也比较狭窄。我有同学是花了3000港币，住那种三平米的房子，还是两个人双人间那种劏房。因为香港房子都又小又贵，所以产生了长租酒店的想法。

sannah 所住的酒店房间我住的这间房子是和同学合租的双人房。当时考虑酒店的时候比较晚了，就在可选的一些还有房间的酒店里，挑了家地理位置还不错的，设施不太老旧的。其实香港的四星酒店跟我们内地三星酒店可能都没有办法比，所以要挑一些看起来新一点的。在挑选的过程中，我们是通过一个租房平台找的房源，发现早鸟价很划算，算下来人均不到五千人民币。具体入住细节还是和酒店的工作人员发邮件对接的，包括钱的问题也是直接和酒店对接，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我住的房就是普通的双床房，24平米，宽敞且收纳空间足够。衣柜的话，我们就是一人一半，柜子也是每人一个抽屉都够用。我们俩住了八个月，还买了一些沐浴露、电煮锅之类的生活用品。酒店的工作人员都精通两文三语，普通话沟通完全没有问题，大家相处都很友好，过年的时候我还会发利是（注：粤港地区的新年红包）给他们，讨个吉利和彩头。酒店每周都有两次客房服务，工作人员甚至会把镜子还有装饰画上的灰都擦掉，完全不需要自己动手打扫。每次客房服务新换的床单毛巾等都干净得放心，每次进门都能闻到新换的用品都有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唯一遗憾就是因为疫情，健身房、泳池、舞蹈室、羽毛球场等等没有长时间开放。我们有很多同学会住酒店的，都互相认识了，我们会在一起玩剧本杀啊一起煮东西吃这样。有的人长住酒店会很特别，我就知道有两个住我们酒店的同学，睡觉会搭一个帐篷一样的，类似于大学宿舍床帘一样的东西，也是为了隐私吧。我其实入学前有问过一些班里同学要不要住酒店，他们都拒绝了，他们觉得可能住酒店没有家的感觉。后来我们一起玩，会邀请他们来酒店坐坐，他们就会很羡慕，因为空间也大，也不用打扫。

sannah 房间外的维多利亚港风景我住的酒店位置真的很不错，大门出去斜对面就是尖沙咀地铁站，离荃湾线和屯马线的距离都比较适中。我的窗外就是维多利亚港，我也会在窗边看日落。其实尖沙咀这边是比较中心的一个地方，吃啊买啊都很方便，这边的酒店以前是给来旅游的人住的，但是因为疫情，现在没有人旅游，他们酒店会做这种长租房给留学生，那其实相当于我每一天都在香港旅游了。在香港住酒店的话，也并不算是有性价比的选择了，对于像我这样衣食无忧的人来说肯定是的，但更多人还是选择去合租。但住酒店最大的好处，就是降低落差感，我亲戚在香港，她家也就五六十平的样子，住了七个人，住酒店的空间会比租这种普通住房要大多了。而且也方便成为都市丽人，因为住在交通便利比较中心的地方，像我的话还会经常去海港城还有dfs购物。（黄澄澄为化名）

为了筹建“新青年城市”湖州做了大量工作

“我看到这里有针对考研学子的补贴，每月500元，就过来了。”毕业于江西某大学的周青说，她是一个多月前来浙江湖州的。在这里，她还办了一张1799元的半年卡，费用包含诸多课程服务。

周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对这边的整体环境较为满意，“住宿费也不贵，每月450元一个床位，四人间，窗外就是湖景”。

周青来湖州备考，源于这里的考研新城项目。 近日，湖州市吴兴区人社局向国内多所高校发送《关于邀请贵校优秀学子来吴考研学习的函》。函中提到，该区推出了国内首个青年人才考研新城，邀请高校学子来备考，还为驻地考研大学生提供一定金额的生活补贴。

据教育部统计，2022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考试有457万人报名，比去年增加了80万人，增长了21%；相比五年前的2017年则增加了256万人，翻了一倍。

湖州此举无疑契合了当下不少学子的需求，但湖州的初衷并不仅仅是打造考研产业链。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其核心目的是想吸引更多人才落地，打造“新青年城市”。

考研只是其中一部分

据悉，为了筹建“新青年城市”，湖州做了大量工作。

在近日举行的“吴上乐居”新青年城市项目集中云签约活动上，湖州市吴兴区与多家合作单位签订了总投资达190亿元的城市功能性项目。

此外，吴兴区还出台了《青年人才新城技能提升基地引才补助办法》，对于人才供给的第三方技能培训或考研机构给予补贴，学员经基地培训后在湖州就业的，还能获得引才补助。

“通过提供‘考研、考编、就业一站式服务’形成人才集聚效应。”吴兴区相关规划中介绍说。

湖州市吴兴区人社局人才科科长李岚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谈到，考研新城项目全称“大学生青年人才新城”，考研只是其中一部分。

过去，吴兴区的大学生招引工作主要通过前往高校或第三方市场力量进行，但考研新城项目让吴兴区转换了思路，以考研项目为契机，吸引人才到湖州扎根。

“这批被考研吸引来的学生，也许会在考研成功后选择离开，但也有可能会选择留在当地发展。”李岚说，“因此在考研培训期间，我们会穿插招聘会、大学生政策宣讲等，有意愿留下来的，也能带动当地就业。”

周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备考期间，这边不时有招聘活动，她有时候也会去看看，“我还是挺喜欢湖州的，如果有好的工作机会，会考虑留在这里发展”。

据报道，湖州的考研新城准备了3000多平方米的自习室，课桌座椅、电灯电扇等均完全免费。住宿方面，今年考研新城配备了1000个床铺。按照规划，2023年有望再增加约2000个，后续总共达到5000个。

近年来，浙江一直以其颇为“豪气”的抢人政策受到关注。浙江各地的抢人大战也在频频“升级”中，从人才引进培养、人才创业扶持到人才服务保障，可谓方方面面细致入微。

具体到湖州，该市相继出台“湖八条”“湖九条”“湖十条”“人才新政4.0版”等政策。李岚介绍，从2019年到现在，他们已累计引进大学生7.56万人。

今年1月13日，湖州公布了《“五谷丰登”计划实施方案》，计划到2025年，聚引各类青年人才5万人，其中硕博士1万人。

“结果如何，还不得而知”

地处长三角中心区域的湖州，是沪、杭、宁三大城市的共同腹地。目前湖州已基本实现与周边主要城市的“1小时交通圈”，提前实现市域“半小时交通圈”。

2021年湖州累计实现GDP为3644.87亿元，较2020年增长了443.4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9.5%，增速居全省第2，在全国城市GDP排名上升了2位。

但遗憾的是，这样的发展在浙江来说，并不算突出。在浙江11个地级市GDP中，湖州只排第八名，只占浙江省GDP比重5%。

此外，湖州也并非教育强市。湖州共有大学4所，其中本科学校2所，专科学校2所，分别为湖州师范学院、湖州学院、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和湖州宇翔职业技术学院。

对于湖州打造“考研新城”的举措，一位业内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他的担忧。

他认为湖州不是高等教育重地，担心围绕考研这块的建设成本太高，“在高校集中，学生众多的地方，如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地推进会更容易一些”。

但在诸多官方宣传中，考研新城被提及要“复制毛坦厂经验”，这位业内人士认为并不妥当。在他看来，毛坦厂、衡中等历来有颇多非议。

据悉，毛坦厂中学作为全国知名的高考小镇，在全国范围内有着“亚洲高考工厂”这样的评价，曾经几乎凭一己之力带动了整个镇的经济发展。但提起毛坦厂，评价总是两极分化，有的认为是高考深化，但其军事化管理也饱受诟病，很多学者并不认同且批判这种教育模式。

当然，不同于高考这座“独木桥”，考研更多的是个人的选择，并非“必选项”。

南通大学校长施卫东曾经在公开报道中表示，“考研热”最核心的影响因素是，社会对高学历、高知识的要求越来越高，人才竞争激烈，本科生在就业环节优势不明显，因此很多家长和学生认为要考研提高自身学历和知识，从而提升自身竞争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口统计研究室主任王广州认为，打造“新青年城市”具有一定前瞻性。虽然作为一位导师，他更希望学生认真学习、探索和提高创新能力，而不是培养出来的考试机器。

“湖州面临区域发展和竞争压力，希望找到一个新的发展模式。”王广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从研究生教育和创新的角度，目前湖州本身没有太多的优势和资源，结果如何还不得而知。”

对于“新青年城市”的下一步发展，王广州希望能有一个系统的目标、合理的规划设计，以及能够发挥优势并形成合力的机制，避免半途而废。 李岚当下最担心的则是疫情的不确定性对考研新城招生的影响。她说，“6月份是招生高峰期，如果不抓住这个时间，后面的招生就会遇到问题。”

（文中周青为化名）

当初申请出来做志愿者时，孙武与他所居住的公寓楼物业约定，疫情不结束不回去，所以他不能回家。他想过回到做志愿者的仓库，但由于那里是对接援沪物资的，管理严格，也无法接收他。他试图找新的志愿者工作，找不到，想回到自己疫情之前打工的法餐厅（现为保供点）帮着卖菜，也被告知不缺人手。他还考虑了酒店和民宿，发现一个月都要6、7000左右，那不是两个由于疫情只能拿最低标准工资的年轻人承受得起的。

只能流浪了。分别的时候，病了十几天从未哭过的女孩哭出了声，孙武告诉对方要乐观地看待，自己相当于她的免费跑腿，“随叫随到，想吃什么我都可以去想办法给你买。”

但后来的日子，并没有说起来那么轻松。孙武骑着自行车游荡在公园、路边、商场，他睡过草丛，睡过空无一人的商场过道，还睡过停放电动车的车棚，晚上大都市空无一人却灯火通明，他在一种炫目的空荡感中睡去。但总是睡不安稳，第一个醒来的清晨，他甚至感到有人在往帐篷顶喷消毒液。更别提大雨，总是想要驱赶他的保安，惶惶然的难解孤独。以一种从未想到的方式，他开始熟悉这座城市陌生的一面，失去吵嚷人流，城市就像寂静的森林，不像那些困于小区的市民，无法走出家门一步，某种程度上他拥有广大的自由，他可以在陆家嘴天桥上搭帐篷，用公园里的水管刷牙洗脸，可以驻足欣赏盛开却无人观赏的路边蔷薇，只是这样的自由要以无所依归为代价，他遇见了那些同样飘荡街头的人，他们没有睡袋，睡在铺开的纸上，他借给了他们花露水。

好在，他还有一个关心他的女朋友，每天他都要去见她，至少三次。第一天，她炖了土豆、五花肉、午餐肉，装在袋子里，和给他换洗的衣服一起用鞋带紧紧地绑在一起，从她住的五楼甩到了小区外面的绿化带上。后来，他们找到了一面有几个洞的院墙，隔着墙，女朋友陪他吃饭，有几天下起了雨，他们就站在雨里吃饭说话。最幸福的一天，他早上喝了小米粥，中午吃了茄盒，晚上则是土豆炖午餐肉，配米饭。

“你一直给我做饭，只有你一个人管我。”有一次，男孩感动地说。

“之前住院，也是只有你一个人管我。”女孩回道。

这是一对年轻的恋人，孙武生于2000年，女朋友比他大两岁。他们一个来自云南，一个来自东北，上海疫情爆发前，他们都在一家位于68层的高档法餐厅工作，从那里可以看见漂亮的晚霞。男孩是服务生，女孩是餐厅前台，这座城市光鲜亮丽的一面，有他们的贡献。在20岁出头的时候，两个人共经了患难，女孩需要手术，是男孩在手术知情同意书上签了字。术后的第一晚，在逐渐丧失效力的麻药中，女孩整个晚上疼得不停翻身，头也到处乱撞。男孩没敢睡觉，女孩手冷脚冷，他一会儿给她捂一下脚，一会儿给她捂下手。还给她唱了一首《花海》。女孩醒来后说，她在昏迷中听到有人在唱歌。

“两个背井离乡的年轻人，在这座城市我们只有对方了。” 孙武说。

虽然历经艰难，这座城市曾经给过他们美好的回忆，休息日时，孙武喜欢到滨江滑板公园玩长板，他和女朋友一起购置了帐篷和野餐垫，去植物园野餐、赏樱花、放风筝。

5月14日凌晨一点，孙武住进了为流浪人士准备的安置点。等到疫情结束了，他想和女朋友一起去吃小龙虾和猪蹄，也许未来的某一天，他会离开上海，去一个真正有蓝色大海的城市。

以下为孙武自述：

“两个背井离乡的年轻人，在这座城市只有对方”

4月25号中午，我和女朋友打电话，她在床上肚子疼得说不出话了，我问她是生理期吗，她说不是，我就有点慌了，后来她整个人像虚脱一样，最后她室友把她从五楼背下去，向居委借了个轮椅，把她推到了小区后面的东方医院。

进急诊需要做一个抗原，八点多结果出来了，是卵巢上面有一个囊肿，需要做手术切掉。

之前我是在法餐厅做服务生，餐厅不营业了之后有一个上海的保底工资，2590元。我住的宿舍被封了大半个月，那不能做饭，我每天吃封城前买到的老坛酸菜方便面，实在待不住了，就想出去混口饭吃。我找了一个奉贤的仓库工作，那种有偿的志愿者，250元一天，主要负责清点省外捐赠物资，和来领物资的社区对接。清点过的物资有辽宁捐赠的蔬菜礼盒，还有安徽捐赠的白菜。工作是24小时待岗的，没有轮班，包吃包住，盒饭三素一荤，睡觉在仓库里打地铺。

女朋友生病那天晚上下特别大的雨，还打雷，我当时和领导请假，领导特别好，临走前，让我带了很多吃的、洗脸盆、洗漱用品，还有睡袋。他还提出用仓库的保供货车送我去医院，我觉得那么大的车送我一个人太夸张了，又问了黑车，要收我1400元，太贵了。最后我打的滴滴货运，从180元的运费，一直加小费到500，才有人接单。

晚上十点多，我到了医院，给女朋友签了字，让她进手术室。当时觉得肩上的担子一下子就重了。因为疫情我们有大半个月没见了，一见面还有点不熟的感觉，然后看她躺在那，都疼过头了，怪可怜的。当时医生说，病情可能会恶化到需要摘除卵巢的地步，进行下一步手术会再找我签字。我女朋友很紧张，我就安慰她，麻药一打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就是换个地方睡觉。

她进手术室后，我就坐立不安，走来走去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特别急。凌晨一点多，她出来了，整个人是那种昏迷的状态，一整个晚上，麻药劲在慢慢地消失，她疼得翻来覆去，头也撞来撞去，那天晚上她还有五针挂水要打，我也没敢睡觉，整个人像梦游一样，再加上她脚也比较冷，手也比较冷，我一下子给她捂一下脚，一下子又给她捂下手。还给她唱了一首《花海》，后来她说，她（昏迷中）听到有人给她唱歌（笑）。

第二天她是被疼醒的，我印象里我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她哪疼。她打的药里面有一个氯化钾，会刺激血管非常疼，再加上做完手术肚子里有气，我看她的胸腔都是膨胀的。我女朋友是个非常坚强的人，生病始终都没有哭过，我也挺佩服的。最开始那个氯化钾我叫她忍一下，医生开的药能打还是打，后来她说实在疼得受不了了，那肯定是非常疼了，所以我就叫护士把这个停掉了，吃口服的药。

那几天我感觉我手机都没怎么用过，每天就陪她聊天，她躺着手麻了脚麻了，我给她捏一捏揉一揉，一天一下子就过去了。最开始没有多余的床，我就坐在椅子上，握着她的手，在床边趴一会，后来有一个折叠床，我就睡折叠床上。几天后，她慢慢地可以下床走动了，身上的那些管子，导尿管，插到盆腔里面的导流管什么的都拔掉了，人也慢慢好起来了，最后还能在病床上和我打闹了。

有一件比较有趣的事，女朋友进医院的时候穿了一套格子的睡衣，护士可能误以为是病号服，也没换，直接推进手术室了。出来的时候，衣服裤子上都是血，当时也没想着扔掉，因为她就只带了一身换洗衣物，而且那件衣服她也比较喜欢，我就拿牙膏洗，一直搓一直搓，大概洗了一个多小时才给洗干净。

要不是生病，我们是见不了面的。最后一天中午我推着她下楼，我们在外面吹了吹风，晒一下太阳，我给她摘了路边的花。我女朋友感慨，去医院的时候下雨打雷，出院的时候晴空万里。

留在医院照顾她，后来（因为这个）睡大街，我没有后悔。两个背井离乡的年轻人，在这座城市我们只有对方了。经过了这一次，感觉两个人的感情更有分量了。这么多天，从手术室推出来的时候跟昏死了一样，慢慢地照顾到她打我都有点疼，是蛮有成就感的（笑）。

当时我的打算是回宿舍，回不去，志愿者的工作也找不到了。我住的公司宿舍已经封了十多天，当时为了出来当志愿者，我答应小区，不解封绝对不回小区，给小区添麻烦。我还想过回做志愿者的仓库，但由于那里是对接援沪物资的，管理严格，也无法接收我。

我们又找了找陆家嘴这一带的酒店或者民宿，都太贵了，将近6、7000一个月，最后也放弃了。当时也听说过安置点，但那两天上海都是晴天，我觉得在外面扎帐篷也挺好。我跟她说，你看我在外面多自由，旁边还有个超市可以去买东西送给你，超市里的东西，你平时抢都抢不到，我现在在外面你相当于有一个免费的跑腿，随叫随到，想吃什么我都可以去想办法给你买。

她提出要跟我一起在外面，她一个病号跟着我太受苦了，我不同意。晚上六七点的时候，我送她回去，住院的十多天她都没哭，就最后分别的时候，她哭了。

“没想到我在这寸土寸金的地方，也有自己的小家”

送走女朋友之后，我骑共享单车回宿舍，让室友把我的自行车送出来，再带上我们之前去露营买的帐篷，开始了流浪。因为那是第一晚，我也比较害怕，就在我女朋友小区旁边的绿化带找了一个灯比较亮的地方，结果帐篷都没扎上，人都还没休息的时候就被赶走了。

然后我去了上海湾三楼的一个室外通道，有卫生间，可以充电，在那搭帐篷睡了一个晚上。我仓库领导之前让我带的睡袋也用上了。那很黑，也是第一次在外面睡觉，挺紧张的，有点害怕，帐篷拉起来也没安全感，外面有一点动静都神经紧绷，不知道是怎么睡着的。第二天早上八点多，阿姨来打扫卫生，给我吵醒的，我还感觉有人往我帐篷顶上喷消毒水。

起来后我先去做了个核酸，然后去超市给我女朋友买了辣条、火锅底料、油什么的，给她送到了小区。白天充电就去东方医院，饿了吃身上带的几个海底捞自热煲仔饭。公园里有浇水的水管，我就用它刷牙洗脸，还能洗头。

到了晚上，昨晚住的地方被封掉了。我去了环球金融中心对面的一个小公园，比较阴森，还遇到了两个大哥，他们也是没地方住，条件比我更差，他们睡着一块纸，衣服盖在身上。我鼓起勇气过去跟他们搭了会话，知道了他们也是无家可归的人。不搭话的话，总觉得他们是坏人，晚上会来搞我。

没过一会，就有城管骑着小电驴过来赶人，我的帐篷太显眼了，坑了两个大哥。城管让我们去安置点，大哥说，那都满了。后来我就和两个大哥一起找地方，找到了源深体育中心后面的一个拐角，可能是在维修，用挡板围住了，在里面没人看到。这一晚也忐忑，怕来人赶，但没有那么害怕了，毕竟是和同样没有地方去的人在一起，我身上正好有花露水，还借给他们用了。

我在东方医院充电的时候还遇见过一个无家可归的大哥，他问我，待会要回去吗？意思就是试探一下我有没有地方去，然后他说他也没地方去。但是大哥可能有点耳背，跟他聊天有点费劲。有很多人晚上睡在东方医院里。

有一晚我在蓝海国际后面找到一个楼梯下面的地方，没被赶，我睡到第二天早上十点，女朋友一直给我打电话，以为我出事了。但大部分的日子里找不到稳定的地方睡觉，总是被赶，有的时候真是挺崩溃的。只好安慰自己，能在外面逛也挺好。

那些天我一直在陆家嘴附近转，之前天桥上到处都是人，现在特别冷清，只有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到处走，有种世界末日的感觉。我在天桥上搭了帐篷，（对着陆家嘴的高楼大厦）拍了段视频，觉得一个人独享美景也不错，还发视频调侃，“没想到我在这寸土寸金的地方，也有自己的小家”。

还有我看到路边有好多花，蔷薇花开了，红的黄的都有，我会停下来欣赏，觉得没有人看得到，很可惜。虽然没有人看得到，它们也是非常努力地在绽放。

街上的流浪猫也特别多，有次我充电的时候，有两只猫围过来，我就拿出一根火腿肠自己吃一点，喂猫一点，最后有一点火腿肠粘在包装上，我想把它挤出来给两只猫吃，有只猫过来给我手上一爪子，给我搞出血了。隔天我女朋友给了我几个特别可爱的创口贴，长这么大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可爱的。

我也不知道我苦中作乐的能力是哪来的。

我女朋友给我做饭，第一次她炖了土豆、五花肉、午餐肉，装在袋子里，和帮我洗的衣服一起用鞋带紧紧地绑在一起，从她住的五楼甩到了小区外面的绿化带上，配着我的海底捞煲仔饭，超好吃。后来就是拜托小区门口的防疫人员把饭带给我，然后我们一起去一道有几个洞的墙那吃，她陪我聊天。有天下雨，我们就淋着雨吃。

最幸福的一天，早上我吃了她做的小米粥，里面有鸡肉丝，午餐肉。中午她做了一道炸茄子，就是把茄子切成厚片，中间切开，把一些肉酱塞在里面。我觉得那道菜是个大工程，做着挺麻烦的。晚上，她拿火锅底料炖了土豆和午餐肉，配上米饭，特别好吃。

那天我跟她说，你一直给我做饭，只有你一个人管我，然后她回我，之前住院，也是只有我一个人管她。

因为一直被赶，又连着下雨，5月12号那天，我打了110，想问能不能去安置点，那天雨一直在下没停过，我等了半个小时左右才有人给我回电话，问我的情况，问我为什么回不去，我说我先当志愿者，后来照顾女朋友回不去，他说你是因为照顾女朋友，而不是因为当志愿者，所以那边是不会接收的。他说，要么你去别的街道打电话试一试，或者回你当志愿者的地方，我说现在下着雨哪都去不了，反正他就是让我自己想办法。

那天挺难受的，因为下着雨，帐篷和睡袋都湿了，我在蓝海国际附近找了个地方，在上海超话里发了个求助的微博，大概半夜一点的时候，保安把我弄醒了，我才看到微博有那么多评论，那些网友太令人感动了。我又去找地方，那天晚上尝试了很多地方，都住不了，最后找到了一个停电瓶车自行车的小棚子，要是平时的话我肯定是不敢在那睡的，但那天实在没地方去了，就在那睡了。

第二天早上8点，保安把我赶走了。我去女朋友那吃了早饭，小米粥、鸡丝肉、小青菜，在雨里面吃的，特别幸福，吃完后觉得身上怎么轻轻的，才发现背包落在棚子里了（笑）。然后有派出所的人联系我，下午一点我做了核酸，晚上十点多结果出来，他们把我送到了安置点，第二天早上8点醒了，然后睡到了十点。

“我喜欢荡来荡去自由的感觉”

我成长在大理下面的一个小县城，没考上高中，去读了中专，我父母非让我学汽修，我不喜欢，读了一年，几个朋友说去上海打工，我想上海，那肯定是在海边，就来了。来了之后，发现那个水是黄色的。

刚来的时候想着要挣很多钱，我陪朋友去电子厂打过工，实在受不了。上夜班，人一直坐在椅子上，做手机屏幕，让我看摄像头上面滴胶（的过程），看胶有没有滴正，然后前面有个仪器，就得一直看，一直看，每天要看八九千块屏幕。上夜班就跟梦游似的，有时候打瞌睡，一个月赚5000多。

干得比较长的是在一家饭店做服务生，一个月也是5000多。也压榨人，制度很多，每个人有12分，被扣光了的话只能拿上海的保底工资。比如说你切东西拿错了案板，要扣分，垃圾掉地上捡的话得戴手套，不戴也扣分。

去年年初快过年的时候，我们上夜班，从晚上八点上到第二天大概七八点，然后经理让我们每天晚上五点去加班，没有额外的工资，也没人抗议，不去加班还要被骂。那段时间我每天都睡不好。后来在一次会议上，我实在受不了这种不平等的待遇了，就站出来抗议，我说其他门店都不加班，就只有我们家要加。经理说那你去其他门店。好像是大年初二吧，我就辞职回老家了。

过完年回上海，3月份找到了法餐厅的服务生工作。开始的时候是先让我端盘子给人家服务员，后来让我去外面当服务员。这边待遇还不错，保底工资也比之前饭店要高，而且一天八小时工作，还午休，上五休二。

在法餐厅，每个人会被分到几张桌子，要把菜单背得很熟，然后跟客人去介绍菜、聊天。还要有节奏，客人吃完一道菜你收了，要去叫厨房准备下一道菜，其实就看个人对节奏的把控、对食材的熟悉程度，刚开始觉得挺难的，因为好多食材听都没听说过，后来时间久了也慢慢熟悉了。

有的同事如果会英语和法语的话，工资会比我们高，我也想过学，但这些东西不是一下子可以学得来的。好多文件都是英语，我们也是初中文凭，看起来就会比较麻烦。

总的来说，在这边挺开心的，空余时间也多。我女朋友是法餐厅的前台，当时感觉她特别温柔，就喜欢上了，然后就追，最开始叫姐姐，送她回家，等她一起吃饭，表白，就在一起了。

我喜欢自由的，那种大自然的感觉，虽然平时活动范围在陆家嘴附近，但我更喜欢上海的那些绿化好的地方。所以我们之前买了帐篷、野餐垫，休息日的时候会一起去辰山植物园之类的地方春游，看樱花、放风筝，还拍了很多视频。要不就是一起逛街、吃饭，她是东北人，会带我去吃东北菜。

我还特别喜欢拍晚霞，我们餐厅在上海一栋高楼的68层，朝西，所以每天晚上都能在工作的时候看到非常漂亮的晚霞。但如果想要拍的话，就得冬天了，因为冬天太阳落山的时候客人还没来。最近流浪很少看到了，因为陆家嘴高楼太多了，站平地上是很难看到的。

我和我女朋友以前也畅想过，以后一起去青岛生活，因为我喜欢海边的城市。疫情结束后，我想和我女朋友一起去吃小龙虾，还有猪蹄，但是疫情结束，可能都过了（吃小龙虾）的季节。

「自律成瘾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第一次看到这个标题，很难不「咯噔」一下：「自律」是禁欲，「成瘾」是纵欲，「自律成瘾」矛盾得像是某种新型精神疾病。

然而「自律成瘾」之风已遍布互联网，小红书更是重灾区。从「看完让人自律成瘾的10部纪录片」到「读完让人自律成瘾的100本书」，这些荒诞标题往往有同一个崇高的中心思想：

劝学。

把「自律成瘾」代入到我们东亚人自古以来对「勤勉笃学」的叙事框架中，才发觉一切矛盾都迎刃而解：我们不仅要学，我们还要「爱」学。

所以我们不仅要在学校，在课堂，在老师的指挥棒下学习；我们更要积极主动地自学、自律。即便心知肚明自律难捱，我们仍变着法地达到自律的目的：

有人花钱请人监督自己，有人办卡租赁学习氛围，还有人开线上会议陪伴学习……

不怕不够「自律」，就怕没有「自律的意愿」。

我们在漫漫学习长征路上使出浑身解数，龇牙咧嘴面容可憎，临了拍照留念时却仍要摆出一副欣喜享受之态，微笑比V。

或许这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自律成瘾」吧。

01 在腾讯会议，和上百个陌生人一起学习

从「默默学习」、「每月养成一个好习惯」到「学习监督互助组」、「学习型友邻大集合」，在豆瓣定时打卡、组队自律的人数，绝不亚于在隔壁那些热聊八卦、互灌鸡汤的小组。

加入小组后最主要的工作是筛选适合自己的学习监督群（Q群居多）。大的群人数上百，小的群从几个到几十个成员不等。除非你执意在学习的分野上做一匹孤狼，不然加入这些私域监督群是势在必行。

虽说监督群里鱼龙混杂，群规五花八门，但底层纲领大同小异，无非是：

学习学习再学习；打卡打卡要打卡。

此类群组对学习的监督高度依赖于腾讯会议，要求全员开摄像头（摄像头一般只对准写字/打字的手部拍特写），除非有特殊情况需和群主私聊解释。

「云学习」组织一般对成员的在线时间也有硬性要求。腾讯会议自带会议计时功能，但很多成员打卡时会使用专门用于时间管理的app，详细列出一整天的学习内容。

打卡不仅是截图丢到群里，还要日更Excel表格，以便管理员查看。一般群规严格的监督小组，都会定时清人，如果几天之内没有学习记录者，（亲测）会被果断踢出群。

虽然一个群里几百号人来自五湖四海，学习的目的也不尽相同，但在打开摄像头的那段时间，在同一块屏幕上的无数个小视窗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好像在瞬间坍塌。

此时此刻，我们互为监视者。

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设计的「环形监狱」，是在传统监狱的封闭式管理基础上，消除了「剥夺光线」和「隐藏」的特性，以狱友的「注视」取而代之，反而能起到更有效的囚禁管理效果。

半个世纪前，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进一步扩展了「环形监狱」的理论，将它作为现代纪律社会的隐喻。而在这样的社会中，「自律」体现着一种「压制下的积极」：

人若是永远不知道何时有人在检查自己，就唯有假设自己是永久地被监视对象才会感到安全。他们会永远警戒自己的行为，随时依据组织设定的标准，评估自己的行为和姿态，成了自己的警卫。

而如果成为警卫是种必然，那不如沉浸地、主动地、甚至上瘾地完成这一转变。   学习互助群也积极参与着这种氛围的制造。

白天群里基本一片死寂，所有人不是在工作上课，就是在腾讯会议开着摄像头奋笔疾书。晚上临睡前才是监督小组最活跃的时刻，在群友不停歇的打卡提醒中穿插热聊，时而还有人分享一些最新升迁、调职等好消息，一片喝彩祝好的最后，落脚无不为再次相互勉励：

努力学习，好好学习，学无止境。

02 在闲鱼，花钱自律，赚钱也自律

但即便是学习互助小组的远程视频监督，对自律性的要求依旧是极高的。组规摆在那里，没有人督促你完成，只要你纵容自己，分分钟就被扫地出门、一切归零。

到了这个地步，或许你还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掏钱。

自律无能，那就直接花钱请人来「TA律」。

智联招聘于2021年9月发布的《Z世代职场现状与趋势调研报告》显示，「自律监督师」已经跃升为00后最想尝试的新型职业Top5。

在淘宝和闲鱼，有大批「监督服务」可供挑选。宇智波就是一名兼职「监督师」，他从去年11月份开始在闲鱼接单，到现在光是平台上显示的交易单数就有500+，这还不包括客户私下微信转账的数目。

宇智波的顾客，主要以有考试需求的人群为主。偶尔也会有想要制定减肥计划的人找上门来。

他本人也是一名在读研究生，在重新回到校园之后，生活作息一直很乱，但为了定时提醒客户学习，「现在作息贼规律」。这也是他开始成为一名监督师的初衷之一。

许多自律监督服务从业者都不约而同地把「通过监督别人自律」列为选择这个职业的理由之一。在淘宝经营叫醒服务的Tia Sem也说：「一个人如果醒不了的话，就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可是如果答应了别人要叫醒他的话，就会多一份责任感，就会有动力醒来。」

目前被宇智波执行最多的监督方案是：

首先客户要拟定一个计划，宇智波会在早中晚三个时间点提前提醒客户，这中间他也会不定时提醒监督；结束学习时客户也可以向宇智波复盘一天的学习。

监督有文字、语音、视频各种形式，价格不变（当然也有店家的价格是根据形式不同相应递增的），按天收费，学习周期根据顾客需求。

如今已经通过监督服务实现生活费自由的宇智波认为：「大家选择监督，其实很多时候是选择一个陪伴学习的人。」监督师的角色，比起一个管理者，也许更像是一个陪伴者。

如果把极致自律的社会比喻成一座环形监狱，它不仅能使囚犯受到强有力的压迫感，从而成为自己的警卫。它还会像其它任何一座监狱一样，让人倍感孤独。

许多顾客一上来就会告诉宇智波：

「其实不需要你提醒，但必要的时候，请和我唠唠嗑。」

03 在自习室，付费租赁学习氛围

能够提供陪伴的不止「自律监督师」，还有聚集了自律者的「付费自习室」。

2019年被许多媒体称为中国的「付费自习室元年」。2019年初，全国共有百余家付费自习室，而目前大众点评上，已经能搜索到超过6500家自习室。

从诞生到流行，「付费自习室」一直是一门饱受质疑的生意。许多人无法理解「付费自习」的需求：

在家不能学习吗？图书馆、咖啡店不香吗？

时不待我自习室的创始人Real认为，付费自习室的优势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自主的学习场景」，比起家、咖啡店、公共图书馆，能够排除各种干扰——

「不止是打造一个学习空间，更是运营一种学习氛围。」

除了和图书馆一样的规则秩序（包括「不能讲话」「手机经验」「不吃东西」等），付费自习室的学习氛围在很大程度上还来自于聚集在这个学习空间里的「用户」。

虽然有很多人选择在相对安静的图书馆学习，但图书馆依然是以「书」为主导的。日本付费自习室产业兴起的契机之一，就是上世纪70年代，日本的公共图书馆开始禁止阅读管内书籍以外的学习行为。

而自习室则不同：「自习」就是所有付费用户进入这一空间的目的。

于是我们又绕回到了在腾讯会议开摄像头学习的自律逻辑：通过强化他者的存在，来达到监视自己、管理自己的效果。

Real说这几年下来，自习室的主要顾客从最开始有备考需求的人群，慢慢扩展到了重拾自我的二孩妈、35+转换赛道的社会人……

每年毕业生人数稳步攀升，而大厂裁员潮不断，人工智能的出现也让更多传统工作岌岌可危。这些情境结合之下，Real相信，「学习氛围」作为一个产品，它的「刚需」人群也将不断扩大。

写在最后

把学习形容成一种「刚需」，大概和「自律成瘾」的说法一样，来自某种矛盾的现实基础：

我们「需要」学习，但我们不一定「想要」学习；我们「需要」纪律，但我们不一定「想要」被规训。

1891年，奥斯卡•王尔德曾在《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这篇散文中，对未来进行了一种如今看来过于天真的设想：

「今天的机器在与人竞争，而在正确的情形下机器应该服务于人。毫无疑问，未来的机器会是这样的。」

「当人类在自得其乐、享受文雅的闲暇（人类的目标是它而不是劳动）、创造美丽的事物、阅读美好的东西，或仅仅是怀着赞美和喜悦沉思这个世界时，机器就会在做一切必需的和令人不快的工作。」

「事实情况是，文明需要奴隶。希腊人在这一点上是完全正确的。除非有奴隶在做丑陋的、可怕的和无趣的工作，否则文化和沉思几乎就是不可能的。用人做奴隶是错误的、不可靠的，同时也是道德败坏的。世界的未来仰仗的是机器奴隶制和对机械的奴役。」

王尔德对于资本市场以及现代社会运作机制的天真由此可见。在他构想的世界中，人类没有「需要」，只有「想要」。

而现实却要复杂得多：我们不仅「需要」，我们更想把「需要」打造成「想要」；

而「想要」打造、「想要」包装本身，或许也正在成为一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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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彩衣年，承欢慈母前……”排队进行核酸检测，低头看两米线，还能背背古诗词。

今天早晨6点，最诗意的两米间隔线出现在海淀区羊坊店街道莲花小区社区核酸检测现场。

莲花小区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诗意两米线是社区里一位叫沈俊博的孩子的创意，父母很支持他的想法，于是帮他打印并粘贴在了地面上。

社区核酸检测开了3个通道，前面也划了两米线，但是因为小区居民多，大家排的队伍比较长，后面就没有两米间隔线了，此前也有热心居民用粉笔划了两米线。

记者联系到沈俊博，他是一名高中生，正在家上网课。

沈俊博的母亲告诉记者，这个创意是孩子在4日进行核酸检测时候萌发的。

“当时我们排队，看到地面上有粉笔划的线，但是有些已经模糊不清了，志愿者不停地在队伍边上走动，提醒大家保持距离。”沈俊博母亲说，昨晚完成核酸采样后孩子就提出应该让两米线更醒目一下，还想到用印着诗词的贴纸进行提示。

“排队的时候读些诗词，既起到间隔的作用，也能打发等候的时间。”

海淀家长，最不缺的就是学习资料！选诗词、确定版式、背景图，一气呵成，一家人到打印店打印了带背胶的贴纸近40张，沈俊博用自己的压岁钱支付了打印费，这才有了5日早晨这份诗意的呈现，得到了社区居民的一致点赞。

北京六里桥劳务市场已经不复当年盛况。

10年以前，这里是全国知名的民间劳务市场。六里桥附近有北京西站和莲花池、丽泽桥、六里桥汽车站，来自全国各地的务工者聚集在这里，多则数百。每天天不亮，招工者开着面包车来，招聘日结的保安、清洁工和建筑工，坐上车去干活，一天的生计就算有了保障。

如今在西三环中路与京港澳高速路交叉口的人行道上，只有稀稀拉拉十几个人等候。2022年3月19日的午后，65岁的敬全志坐在绿化带的台阶上，时不时地向东边看一眼，期待有招工的车辆停下。

他一头茂密的银发，长眉搭到眼角，不高，敦实，手里提一个培训学校发的无纺布袋子，袋子里放着保温杯，里头是小米粥。饭点到了，他就去附近八一制片厂的食堂里买四个馒头。

灌木丛露出绿意，但他依然穿得很厚，外面是一件皮夹克，尺码大了不少，但刚好多套几层——棉袄，坎肩，灰衬衫。为着轻便，棉袄的领子剪掉，然后平整地缝好。

前一天，《工人日报》的一篇报道在网络上引发关注，登上当天微博热搜榜。文章发现，近两三年，上海、天津、广东、江苏等多地发文，要求规范建筑施工企业用工年龄管理。“如今施工现场已经难寻60岁以上的农民工，甚至超过55岁的都极少。”

文章也解释，建筑工地是超龄农民工安全事故高发易发的区域，安全考量是“清退超龄农民工”政策出台的主因。仅2021年6月，湖北荆州、江苏泰州都有事故发生，伤亡农民工均超过60周岁。

在《工人日报》的采访中，有农民工表示理解。上海青浦工地一位58岁的农民工说，忧虑之余，他明白政策里透露出的关心，“年纪大了，反应也慢了，一旦出事，对家庭就是致命打击。”

“超龄农民工路在何方？”作者在文章标题里提问。

1 “多一天都不行”

在2022年春天的六里桥，敬全志没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他时不时地来到这里，找到不同的工作：装修，木工，小工，装卸，市政绿化。但这一次，他过完年从老家来到北京，十几天来，一直在找工作。

老人来自河南农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来到北京，成为国企的合同工。村子收回了外出务工者的土地，他依靠着国企的薪水养大一儿一女。

1998年摔伤腿之后，他离开国企，开始四处做零工。如今女儿结婚，儿子在一间公司做话务员——他不指望孩子养活自己和老伴，依然如候鸟一样，冬季返乡，春季进京打工。

拒绝他的人没有引用某一条明文政策，只要听到65这个岁数，对方就会露出迟疑的表情。过去的半个月里，无论工地、保洁还是保安，招工的车辆开来又开走，他们给出的年龄上限不同，有些是60岁，有些是55岁。

有一次，他听人说可以去做森林和水库的保安，每个月的薪水有7000元。他打电话去确认，对方表示，要有3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无薪，管吃管住；3个月里需要办三个“证书”，办不下来就辞退——他没太犹豫，就排除了这个可能。

他清楚自己在劳动市场上的标价。建筑工地里危险的高空作业一天给四五百元，扛沙包水泥的工作一天给二百多元，但这些高危重体力的工作早已与他无关。最近的一份工作是2021年在一个公园里做城市绿化，从春天做到秋天，他和几个同乡一起拔草、栽树。“不轻省，也不算重活。”他这么总结。好处是一天有150元，老板从来不拖欠工资。2022年开春，他打电话过去，这份工作已经不招人了。

于是，敬全志放低自己的期待，只要能够按时结算工资的工作，他都愿意尝试一下。他在皮衣口袋里装着半根扁圆的钝头铅笔和一沓超市的购物小票，一笔一划地记下潜在的工作机会——地点、名字、电话、公交线路，然后整整齐齐地把纸条叠好，和公交卡对齐，揣回兜里。

现在，年轻人已经不用这种途径找活儿了，他们会去网上招工平台。但智能手机对敬全志来说还是个新玩意，2021年儿子花900元买了一台红米手机送给他，老人习惯了省吃俭用，他花17元买了最便宜的套餐，一个月2G流量，只有在亮健康码和电子支付的时候才掏出来，才打开数据流量开关。

打电话用的还是十几年前的三星Anycall，所有按键都磨花了。当年这款手机的广告语是“质量为上”，现在看来所言不假——后壳裂了，敬全志贴了一条黑色胶布，还能继续用。

3月18日，据说东直门有中介公司介绍保洁的工作，他乘着公交车去应聘。出门的时候天阴着，路上就飘起雪花。他想，自己一把年纪，雪又这么大，“我跟他们好好说说，肯定能给我介绍一份工作”。

对方拒绝了，态度很好，但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就要55岁到64岁，多一天都不行。”他一再恳求，最后还是冒着越飘越密的雪花，回到丰台区云冈的出租屋里。在没有收入的晚上，他的晚餐里就不放肉。

2 市场可以挑选更年轻的劳动力

在六里桥，“什么都能干”是常用的广告语。这些年轻时做过大工和木匠的人并不介意降薪去做小工，一个左臂因过量饮酒而痛风的人，一个腰间盘突出而不得不拿共享单车做拐杖的人，都这么说。

但身体受不受得了就是另一回事了。“有些工地还没装电梯，你得肩扛着水泥步行上楼，谁受得了？”一个中年人曾经承包小型工程，现在也在六里桥找活干。3月19日，他指着一位六十多岁的工人说，那人经常做力气活，在招工者中间口碑很不错，但现在已少有人雇用了。因为，很少有工地会让老人冒这么高的风险。

风险当然存在。根据《工人日报》，2018年全年建筑业安全生产事故造成死亡的人员里，超过60岁的占比达15%，而当时建筑从业工人中，超过60岁的占比仅1%。

日头往西，广安路辅路上，一辆轿车靠近人行道，车窗刚摇下来，刚才靠着护栏和坐在台阶上昏昏欲睡的十几个工人全部围过去。敬全志动作最快，挤在第一排。

对话很简短，对方手里剥着一个橘子，报出了需求：在建筑工地制作混凝土模板，要4个工人。挤在外围的几个人觉得没有机会，散开了。

“你记下我的电话。”敬全志和另一个人报出自己的手机号，车开走了。

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对方给出了300元一天的报价。每次听到报价，敬全志都会默默换算成房费：如果这份工作做两天，就够一个月500元的房租了。

他并没有抱太高的期待，对方留下了他的电话，但没有回拨，也没说开工地点，只说再联系。“是来问价的。”敬全志判断。

如今因为新冠疫情，北京的大型工地都还未开工，整个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进一步缩水，招工者更愿意挑选更年轻的劳动力。

一位刚过60岁的女工就是因此被裁的。她以前在附近的餐馆打工，做过刷碗工也做过保洁。但疫情来了，2021年底，餐馆裁员，她只能再次回到六里桥求职。

她情绪饱满，声音高亢，不放过每一个机会，即便对方背着半人高的行李袋，一看就是进城务工者，也要走上去问一句：“招人吗？知道哪里招人吗？”

她的孩子36岁，在家待业，老母亲不得不负担起养家的责任。

这一站没有收获，她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带密封条的塑料袋，里头一张纸条上写着六里桥以南12公里一间餐馆的地址，是她刚打听来的信息。“一个小时就到了”，她的语气依然乐观，推着自行车滑行了一截，然后轻快地跨上去。这一天就算没有工作也并非一无所获，她的车上挂着大大小小8个购物袋，里面装满了塑料瓶和纸片。

轿车开走了，敬全志决定理个发。“年纪大了，头皮痒，不剃光了就难受。”敬全志说。这是在采访中他唯一一次提到年纪带来的改变，其它时候，都是“身体好得很”。

路边的摊子，剃个光头只要10元。一头灰发、满脸皱纹的理发师穿着白大褂，从电三轮顶上拿下一张折叠凳。敬全志坐下，围上被烟头烫出几个洞的红围布。理发师从不锈钢暖瓶里倒一杯热水，浸湿毛巾，仔仔细细地擦洗敬全志的头和脸，然后一手扶着老人的头，剃刀缓慢又流畅地在头皮上游走。

白发落在人行道和排水沟上，随即被春风吹散。

3 人脉，土地，退路

如果没有大型公司和工地，老年农民工能去哪里？

62岁的石明咏（化名）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他曾在南京市一家大型建筑企业工作两年，到60岁那一年，他退休了。同一年，这位瓦匠收到了新农合养老保险退休金，每个月不到200元，流转出去的土地也有一些收入。

比起其他长期在室外作业的人来说，石明咏的皮肤更白，看上去也更年轻。他穿一件蓝色的工作服，背着工具箱和帆布袋，像是准备好随时走进一间屋子，开始刮腻子、铺地砖。

他做室内装修有37年了，在瓦匠这个工种上，“江苏人”这个身份就是最好的广告。据他说，前些年有老板舍近求远，买了机票、包了酒店请他和几个工友到兰州去做工，一天650元，比工地里的大工给得还多。

积累多年的人脉让他不用太着急，尽管大型公司不能去，但小圈子里的口碑也能带来不少工作。他来北京之前就找好了雇主，只不过对方因为材料短缺不得不停工一两天。他想，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于是3月20日这天，他五点半起床，来六里桥看看。

对他来说，这个没有收获的上午并不恼人，他起身离开，打算找个地方喝点小酒。

敬全志从事的工种是木工。当年他在北京一家国企做木工活，在工厂里加工门窗框。直到1998年，他在楼上打磨装好的门窗，一脚踩空，从十几米高的地方摔到水泥地上，左腿股骨折断。

受伤几个月后，企业终止了劳动合同。伤势痊愈用了几年，等敬全志来到六里桥求职，机械打磨逐渐取代手工制作，他在国企里磨炼出的好手艺已经被市场淘汰。

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他做过室内装修、装卸、工地小工，选择变少，日收入也下降。直到2021年下半年的市政绿化工，尽管一天只有150元，但能及时结账——但2022年春天，他连续几次被市政环卫、保洁的工作拒绝，才知道，那只不过是一次好运气。

从1980年代到现在，他在北京度过了四十年，对城中村开往各个劳务市场的公交线路了若指掌，但如今市场传递出了明确的信号。

一个来自陕西的农民工提起父亲，在公交车上会有年轻人给他让座，但去了工地，一个人能做三个男青年的活。

这位老人已经返回了陕西农村，建筑工地没有他的位置。如今，年近七旬的老人春耕时开着拖拉机给各家捂地膜，一天能捂二三十亩地。土地不会拒绝勤劳的人，他的土地里长着玉米，秋收了卖玉米，买白面，不富裕，但起码不愁吃穿。

但敬全志在家乡已没有土地，当地农村土地太少，现在嫁来的媳妇和新生的孩子都没有分地了。

3月20日这一天，他唯一的“收获”是一只灰色的鸽子。一个人在附近的草地上捡到这只翅膀受伤的鸟，送给敬全志。老人把鸽子放在无纺布的袋子里，带回出租屋。

4 “65岁怎么了”

敬全志打算去马驹桥商业街看看。前些天，一个老乡说这里会有工作，他于是在纸上歪歪扭扭地记下几行字：马句（驹）桥坐977-亦庄桥南下车、927-马句（驹）桥商业街下车。还有另外两个选择：台湖、玉扑（甫）上营。

3月21日早上，他6点钟从云冈出发，提两个袋子，两把锤子和一台小型切割机——他期待自己当天就能开工。

公交线路改了，敬全志几次向司机打听，总算没有走错。车开往目的地，一条凉水河把亦庄开发区分出两个世界：河以北是工业区、科技园，建筑高大，园区空旷；河以南是城中村，两层的握手楼中间架着密密麻麻的电线，服装店挂着促销的大字招牌，狭窄的小巷里处处都是“住宿”的牌子。

马驹桥商业街在凉水河以南，这里就像几十年以前的六里桥，十字路的人行道上挤满找工作的人，招工的声音此起彼伏，一个年轻的黑衣男子从人群里穿过，“保安110一天”，大多数人对这个价格嗤之以鼻，围着问了又问，没有一个人应征。两个年轻人商量着去附近的工厂做装卸工，一个月给7000元。

商业街附近就有劳务公司，黄底红字，明晃晃地招聘短期工、长白班，这些工作都在附近工厂，每一个都写着“包吃包住”“男女不限”，但年龄的上限是50岁——月入1万元以上的长白班，年龄的上限则是35岁，投递简历的人络绎不绝。

在马驹桥商业街，年轻人们互相打招呼、攒堆商量工作机会；一个中年女人会拉住每一个年轻女性，“招导游，包吃包住一个月5000”，但40岁就是上限了。

敬全志四处打量，没有招工者来和他搭话。年轻的务工者不知道60岁的人该去哪里工作。

唯一的一次，一个矮胖的男人走到人群里，用洪亮的声音宣布自己要招聘保安。“年轻的保安四千到五千。”他对着周围的人报出一连串工种，保安，保洁，公交车跟车，都是相似的价钱。

敬全志挤过去，“保安多少钱？”“一个月2800，压三天。”对方对着敬全志打量一会，报出打了折扣的价钱。

招工者看着敬全志，“您多大年纪了？”

“六十多。”

“六十几？”

“六十五。”

招工者刚要摇头，工人们开始此起彼伏地帮腔，“六十五怎么了？”“我看这个大爷七十都没问题。”于是他不得不当众表示自己要请示上级，开了免提。电话那头，经理用一句就结束对话：“不行，六十以下。”

这是这一天，唯一与敬全志对话的招工者。这一天的求职又要结束了。从口袋里掏出烟来，是最便宜的黄果树；打火机快用完了，他背对春风，点了老半天，然后猛吸一口，出了长长的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