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工作是现代人的大部分的意义所在。通过工作，我们施展才华、构建身份、融入社会。27岁的深圳男孩陈明志，离开互联网大厂后，开始了一场打零工的实验。一年多的时间里，他遇到了房产中介，为了完成KPI请他去假装看房；遇见了为应付到访客户，让他去假装当一天员工的老板；一场论坛活动，他假装参加，当充场人员。当工作可以被伪装和扮演，工作的意义就消失了。虚构的工作，是社会系统某些荒谬的显露，它抵消了人的创造与意义。这是现实的一种隐喻。

工作的角色扮演

一间几十平米的办公室，坐着4个人。

这天，HR将一位员工领到工位上，说：“你的岗位是商务，就坐在这里。”又指向旁边的两个程序员男生：“你们想干嘛就干嘛啊。”

三个小时后，HR过来宣布工作任务完成。“客户一下飞机，老板就把他们接去餐厅吃饭了。不来公司了。”员工们随即散去。

这间办公室里，只有1个是真的员工，另外3个都是“演员”。陈明志是其中的演员之一。

这份扮演上班的活儿，源自他在网上刷到一则招聘帖，发帖人说：“工作内容非常简单，只要在办公室坐着就行。”那天，他扮演一位销售员，坐在工位上，玩了三小时手机，得到了90元的报酬。

做看房客

95后男孩陈明志，学编辑出版专业，大学毕业后，在深圳一家互联网企业工作。在亲历了裁员、内卷、同龄人猝死后，2020年下半年，他离开大厂的工作岗位，开始打零工，成了一名“灵活就业者”。

他做的第一份零工，是假装一名看房客。

这则招聘广告，贴在零工的帖子里，是这样写的：楼盘看房暖场，男女不限，20-45岁，穿服装有气质。5个楼盘，100元，看完付钱，包车接送。

陈明志加上微信，对方自称是一名房产中介，坦言自己有带人看房的KPI，眼看就到月底，不得已上网雇人假装客户。陈明志报出年龄，对方有些犹豫，随后中介问了一个关键问题：“有深圳户口么？”得到肯定回复后，中介决定试一试。

2021年8月的深圳天气炎热，地铁口碰头后，中介开车载着陈明志去往楼盘所在地。上车后，房产中介开始给他安排人设，他将扮演一位互联网公司的程序员，年薪30万，有深圳户口，为准备婚房来置业。紧接着，中介叮嘱一些事项，说起深圳购房政策，公积金缴纳的数额，让陈明志一一记下，以便使看房更加合理。

第一个楼盘位于市郊，与惠州接壤，均价4万出头。当他们进入售楼处，前方挤满了看房客，他拿到号码牌，排到了第100位。这一幕让陈明志有一丝疑惑：这么多人看房，还要找人冒充？这些人，难道也是被请来假装看房的？

本着深度体验的态度，陈明志迅速进入了角色。

一位40岁左右，穿商务装的房产销售把他带到沙盘前，对方用一套固定的模版，流利地介绍楼盘的优点，他语速飞快，容不下任何思索。这个环节结束后，他们去往二楼看样板房。整个过程快速地像是走过场，一方彬彬有礼，一方小心谨慎。

乘电梯的十几秒里，几乎是一瞬间，陈明志觉察到对方脸上的一个细微动作：在封闭的空间里，这位销售对着电梯里的镜子，练习笑容。当电梯门打开，销售冲出门外，继续为他引路。

看房结束，他们坐下来，进入最后一个流程。房产销售拿出纸、笔，调出手机里的计算器，开始计算价格。一套107平米，三室一厅的房子，按照杜撰出来的年薪、公积金加商业贷款，首付需要130万，月供1.7万。

听到这个数字，陈明志没有说话，双方进入了一种彼此心照不宣，但又不放弃某种可能性的奇怪氛围里。房产销售打破沉默，他开始大谈自己通过房产押宝的经历。他有一套南山区的房，几年前看准时机，咬牙购买，如今从几百万涨到了1000多万。

“别犹豫，明天就被抢走了。”他说完，借口离开。

带陈明志来的房产中介，正坐在一旁滑手机，丝毫不关心房子能否卖得出去，趁房产销售离开的间隙，他走到陈明志身边，提示他打包茶点，加快进程。

借口离开后，他们又去看了其他楼盘。天气太热，中介也有点烦躁，原本计划完成看5个楼盘，只看了3个。“记得在APP上，留我个好评。”最后，中介开车把他送到了地铁口。

一场假装工作的表演结束。陈明志拿到了一百元。

看房的经历激发了陈明志的好奇心。如果工作是假的，如何寻找工作的意义呢？从大厂辞职，进入零工市场，陈明志始终对这个问题抱有好奇。他陆续接了十几份不同类型的零工，希望借助自身的体验，去探索工作意味着什么。

做内容运营

2021年年底，兼职中介找到陈明志，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工作机会。每天只要去公司打个卡，一个月就能拿3000块钱基本工资。

在保险公司楼下的咖啡馆，陈明志见到了他的“上级”，30来岁的女性销售主管，穿着一身职业套装。女主管点了两杯咖啡，说出了自己构思的剧本：一位新入职的“高质量”销售代表，参加为期5天的职业培训后，在一周内迅速开了一单保险业务。保险业务是现成的，主管会将签约成功的单子，记在他的名下。一切流程走完后，再假装辞职。

假装工作并不容易。完成任务的第一步，就是要假装面试。女主管传授给陈明志面试技巧，当被问道为什么要转行时，这么回答：希望可以提升收入，“要表现出特别真诚的样子。”最后主管特别提醒，事成后，要将这单业务的提成还给她，否则就要报复。

准备就绪，陈明志上楼，接受HR的面试。他没有带简历，进入公司后，填写了一张面试信息表。在过往职业经历那一栏，他修改了公司名称，工作时间，还有工作岗位的名称，“把内容运营写成运营”。

一切都比想象中顺利，HR给他发出口头offer，询问来上课的时间，面试结束。

晚上，陈明志回忆起白天经历的种种，感到心惊，觉察出这份“工作”的漏洞，和公司签署正式合同后，就意味着自己要履行契约义务，自己如果违约该怎么办？他把疑问抛给兼职中介，对方回复他不会签署合同，只注册成为一名“员工”。中介继而聊起自己的经历，他曾经也做过一段时间的保险销售，“不会有任何风险。”他说。

假装面试，假装培训，假装拉一单业务，再假装离职。戏演得越来越真，陈明志有一些后怕。

得知他要反悔，那位主管很生气，指责他的爽约，让自己失去了一个晋升的机会，报酬也少了几十万。当陈明志提出介绍新朋友给她时，这位主管回复“来不及了，截止日期已经过了。”说完，拉黑了他。

经过一系列光怪陆离的假工作，陈明志陷入了某种困惑：工作是可以被伪装和扮演的。一些人进入社会分工体系，找到自己的位置，完成既定流程，工作被剥离了实际意义，被掏空成了一种仪式。完成规定动作是关键，至于工作价值问题，不在系统的考虑之中，个人的意义也无从附着。

幽灵工作者

成为自由工作者后，陈明志加入了许多本地兼职群，他试图通过打零工，来窥见一种不同的工作、不同的生活。

兼职群里有形形色色的活。某建筑工地需要工友充人数，只要填完入职表，押身份证5天，什么都不用干，就可以得到200元。一份招聘上写着：坐着让人测量血压。为了保证真实性，还有一个附加条件——测量血压当天要大于143mmHg。还有一些岗位是给指定的短视频双击点赞，一个赞一块。

这些零工活听起来轻便，要求低，收入不高，好在当天就能见到现钱。深圳年初疫情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冲击，原本从事零工工作的人，不少失去了工作的机会。

社会分工系统就像一台机器，为避免空转带来的损耗与脱轨，许多人的工作如同润滑油，不产生价值，只是让这台巨型机器维持运行。有时招聘者伪造出一些岗位，打零工的人为了百元左右的收入，常常要去争夺一份不算是工作的工作，这就是传说中的”幽灵工作”。

这天，兼职群里发布了一则信息：福田区某街道打第三针疫苗有补贴。打完现结200元红包。

一时间群里沸腾。再询问具体地址后，有人坐一个半小时的地铁，来到现场排队。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达到一定数量，补贴停止， “不用来了。”中介在群里喊。这让一些人感到愤怒，觉得自己受骗，开始在群里骂娘。

有人在接种疫苗现场，直接问补贴的事，工作人员假装不知道，一口回绝。这时，中介冒出来，偷偷躲在身后，告诉完成接种的人，拿着凭证核对好信息，就可以挣到这份“工钱”。

这份“工作”是隐秘的，中介找到了一些“灰色地带”。通过“撒钱”的行为，接种人能拿到报酬，街道人员能完成自己的工作量，中介也能赚到钱。

起初，陈明志在兼职群里远远观察，还带一点像考察者的姿态，当他参与其中，却发现了许多有意思的故事。

一次，陈明志遇到了中英街的一位店铺老板，请他假装购物。

中英街在深圳盐田区，整个街区一边由内地管辖，一边由香港管辖。内地居民要进这里，需要提前网上预约，预约成功后，可以在里面停留几个小时，从早上八点到晚上五点。受疫情影响，香港那部分用栅栏封锁了起来。代购们的生意更难做了。

这天上午11点，陈明志从香港管辖的店铺老板手中，接过两大袋货物，混在人群中，他的任务就是把货物带回内地。现场像他一样的代购客足足有三四百人，因为人聚集过多，遭到保安的驱赶。等保安走远，代购客们又聚集到了海关前面。

通关时，陈明志脑补出一些惊险的画面，被查问坚决说是自己买来用的东西，“像精神病人一样撒泼打滚”。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他快速通过，拎着大包小包，回到了深圳。得到了130元的报酬。

做代购客

这样有趣的经历并不常见，在打零工的过程中，曾在互联网工作的陈明志感到大部分没什么意义。在这些琐碎、断续的工作中，意义的创造变得很难。

他做过时间最长的零工，是人脸识别测试员。它需要人一遍又一遍地走过闸机，以此来测试机器的灵敏度。“就是熬。”他评价这份工作。

工作地点位于科技园区的一栋写字楼里，这是一个绝对保密的环境，实验室的大门需要刷脸进入。整个空间大约一百平米，摆放着各种各样的机器，机器运转，发出低鸣，室内温度要比室外高出好几度。人脸识别的机器在一个个小格子内，用黑色帷布营造出独立的空间。要做的就是走到摄像头面前，等待机器识别，正确显示绿色，错误显示红色。

早上9点，陈明志进入实验室。在狭小的密闭空间里，测试环境不断变化，灯光忽明忽暗，为了模拟不同的环境，他有时需要戴上墨镜，或者戴上帽子，面孔对准摄像头，然后将结果告诉一旁的记录人员，“5个正确，2个错误。”

这份工作不用动脑，新手也能很快适应节奏。只是时间过得很慢。从早上9点到晚上8点，需要重复上千次固定的动作。空洞，重复，枯燥。

做测试的环境

为了排遣这种枯燥，午休的间隙，他和七八个工友围在一起，有一搭没一搭说着话。来这打零工的人大多处于生活的空档期。一位20岁的女孩家在深圳，之前她去富士康面试，没有通过，“他们宁愿招偏远山区的农民，也不愿意要深圳土著。”一位40来岁的中年男人，穿着西装，从上一份工作离职后，到这里暂时落脚，“权当体验生活”。

短暂的休息结束，工友们重新回到各自的机器前，重复一个动作。一天下来，他赚了200元。

当陈明志走出实验室，一种虚无感浮现出来，工作只是为了填补时间。他感到在这样的环境下，人在为机器打工，“一天劳动结束，我好像拿不出什么成果。”

断断续续上班一个月后，最终，他放弃了这份工作。

有一次，当某平台的一位KOL邀请他做一天摄影师时，他欣然接受，这份工作看起来很美好——去网红店打卡，还能免费吃好吃的东西。

为了赶清晨最好的阳光拍摄，他们九点就来到这家广式早茶店。拍摄的女主角穿着短裙，化着浓妆，坐下来照菜单点了一桌子菜，当菜上桌，工作就开始了。每一道菜，都需要精心摆放位置，调整好光线，拍摄下来。紧接着他们绕着店寻找最佳拍摄点，在露天搭的雨棚下，女主角端起一道甜品，姿态优雅地假装品尝，陈明志将镜头对准她，一连按下快门。一顿操作后，菜早就凉了，他们来不及吃，又抓紧赶往下一个地点。

在海边，女主角换上新的服装，新的造型，进入又一轮的拍摄。即使身处美丽的景色之中，陈明志也体会不到丝毫的轻松，对方不断提出要求，“光线要好，注意打滤镜，皮肤要拍得白一点，注意拍摄的角度。”

后来，陈明志看到自己拍摄的照片，被女孩发布在社交媒体上，图片下她和网友互动：“菠萝饭很甜很好吃，超级推荐。”那一刻，陈明志感到身处在一个虚假世界，图片中营造出的美丽泡泡，把人置于虚幻，而真实生活中人的感受和体会被隐藏起来。

三个网红拍一道菜

也是在密集打零工，试图以积极的姿态去寻找工作的意义时，陈明志才发现，荒谬的现象越来越多，虚构和真实两个世界互为镜像，难分彼此。

一次，陈明志应聘一场线下促销活动的工作人员，有一项任务是统计到店的人流量。在现场，一位工作人员发现了其中的“奥秘”，当一个人进入感应门时，后台的统计数据就会跳转一次。

荒谬的一幕出现了。工作人员排着队，来来回回地穿过感应门。当天到店人数创下了纪录，达到了2万余人。

营造出的繁荣场景，创造不了任何实际价值，当交易额达不到预期时，“他们又会寻找其他借口，比如补贴力度不够大。”陈明志说。

真相被掩盖，没有一个人愿意戳穿。

荒诞照进现实

一年多的零工生活，让陈明志觉得很神奇，每时每刻都会有荒诞、奇幻的故事发生。看似荒诞的背后，映照着他过去的工作、生活，一个更真实的职场故事。

刚毕业那会，陈明志初入职场，这个年轻的男孩对工作充满干劲，他有着清晰的职业规划，前3年打基础，5年当上运营专家，接着或许会走上创业的道路。但一切都来得太快，工作两年不到，他就碰上了裁员。

2017年，他进入上海一家互联网独角兽企业。这家公司刚成立两年，就在纳斯达克上市。对于职场新手来说，陈明志觉得自己太幸运了，他的大学同学们还在传统企业里摸爬滚打，他已经和公司登上人生巅峰。公司上市之时，他和同事们围坐在屏幕前，观看敲钟的场景，作为其中的一员，他享受到了持股的红利，并庆幸自己赶上了这趟列车。

列车快速向前。互联网行业，行动力是关键，企业敦促员工“快速行动，打破一切”。得到资本助力后，公司业务迅速扩张，陈明志也调离原来的岗位，去孵化新的项目。团队迅速组建，十几个项目等待上马，为的是快速复制成功经验，抢占市场份额。

陈明志负责的视频团队有充足的预算，大量的钱被花在维护数据上，“撒钱”补贴用户，快速获取增长。一开始，这个方法很奏效，但很快，系统的漏洞被“羊毛党”盯上，成为敛财的工具。

他们意识到问题所在，却无法将其彻底清除，一定程度上，正是有羊毛党的存在，流量才得以提升。为了追逐短期的利益，所有人开始进入急功近利的状态，变得狂热。他们做月度排行榜，把收入最高的用户名单公布出来，从几千到上万不等；又在不同平台上做广告，投海报，邀请知名KOL入驻……那段时间，陈明志经常熬夜写文案，为提升数据绞尽脑汁。

团队的努力最终也没能换来好的结果，实际转化量微乎其微。

身处其中，陈明志偶尔会为一些营销手段而感到矛盾，“你知道美化数据就像是皇帝的新衣，但你愿意去相信它是有用的。”

压力让工作变得面目全非：它曾经是满足和自豪的源泉，如今成了一场充满焦虑的无形较量。人像高速运转的机器，一些人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对付电子邮件和开会上。一个忙得不可开交的员工，在一天内参加了20多场会议，最后他无法忍受，拉上两个人开了一间会议室，假装开会，只为了得到片刻的喘息。 

现实很残酷，陈明志所在的项目，数据得不到增长，公司的工作群里，上司也不再提及，他觉察到一丝不对劲。在项目彻底熄火之前，他选择了离开。

2018年，他南下深圳。很快在科兴科学园找到了新工作，公司是做游戏的上市企业，薪水可观。他在公司附近租下房子，十分钟就能抵达公司。一切进展神速。谁知一道管控游戏版号的政策下达，使得项目无法进行，新工作只干了两个月，他就被裁员。

在深圳的第二份工作，陈明志选择了一家老牌互联网企业，做知识付费项目的运营。这之前项目做了很久，没有盈利。彼时正是小微金融最火爆的时刻，为了给项目输血，在缺乏经验的前提下，团队迅速上马。

P2P项目来钱快，也蕴藏风险，2019年9月，项目的一位同事在外出工作中意外离世。

一个工作日的上午，三十来个警察进入公司，将所有人控制住，员工们不能随意走动，不能看手机，不能交头接耳，这一幕令他和同事们瞠目结舌。从上午11点到下午2点，一些负责人被叫去会议室问话，或配合警方调取电脑资料，更多的员工什么事都做不了，“氛围一度很诡异。”陈明志回忆道。他们干坐在工位上，持续了三四个小时。

最终，法院判定该业务不合规，公司迅速关停项目，400多名员工被裁。

大厦倒塌，留下一地碎片。搬离的下午，公司内举办了一场拍卖会，将公司的电脑、显示器等办公用品，悉数拿出来低价拍卖。几千块钱的苹果电脑，几百块就转卖了。一个同事将公司电脑组装好，又拿到网上二次销售，赚了两千元。听到这件事后陈明志觉得不可思议，“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还在争先恐后地为自己抢夺一点好处。”

现实的荒诞让人陷入迷思，很长一段时间，陈明志被工作上的无意义感包围。在互联网大厂，他曾亲眼目睹怀孕的女同事，直接从公司送进产房；刚度完蜜月的同事，下了飞机就直奔办公室加班；一位同事利用职务之便，骗取公司补贴，中饱私囊，最后不了了之。

2020年3月，陈明志入职一家创业公司，很快他感到工作流程和管理制度的混乱。办公室浓烈的派系斗争，员工与员工之间的交流因误解渐渐降低，工作难以开展，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主动辞职。当他离开工位，听到一些关于他离职的不实传言，他没有反驳，心里有些难受。

社会分工的精细化，每个人都是公司机器运转的一颗小螺丝钉，无论是身处互联网职场，还是应付各式零工当中，陈明志都能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

离开职场一年多，现在他仍然靠打零工生活。这种日子起初让他心里有些发虚，回过头来才恍然大悟，“保持一份好奇心和想象力，把之前的消极对待变为积极行动，或许可以过一种创造性的生活”。

前不久，他假装去参加一个论坛，在一场会议里充人数。参展人员在认真积极地洽谈；另一面，充场人员躲在一旁无所事事地玩手机，等着吃茶歇领礼品；还有酒店客人在室外泳池晒日光浴。世界的参差在有限的空间里变得具体。

展会上，他还遇上了一位旧相识，也是作为充场人员。对方说起原先也是这里的展会人员，如今已经无业大半年了。

他们聊了很久，朋友感叹就业形势严峻，准备转行做兼职中介，他邀请陈明志一起合作，“我们干一定行。”

薇薇子酒店长住，一个乍听起来有些奢侈的选择，再加上没有家的温馨氛围感，极少人会把它当做一种理想的居住方式。不过，就在这个5月，西安一位90岁高龄的奶奶身体力行地打开了思路。

老房拆迁，被迫独自在酒店住了几天后，这位老人决定搬到酒店养老，自助餐和保洁服务，省去了生活的大半家务烦恼，儿女也能常来看望，比起养老院，酒店成了一个更舒适的住所。奶奶的故事，引发了人们对于养老生活和居住方式的讨论。其实，把家搬到酒店里，也已悄悄成为当下年轻人时髦的生活方式，毕竟，有人打扫卫生、免费代取快递、前台服务随叫随到，这样的房子，真香。「后浪研究所」找到了曾在杭州、上海、香港有过酒店长租经历的四位小伙伴，她们大多在酒店长住超过三个月：有的被不愉快的租房经历所伤，无奈选择住进酒店，却精打细算“花了最少的钱，干最大的事”；有的不满意普通住宅退而求其次，却得到了省心的服务，住得舒服又自在；有的不愿将就逼仄拥挤的劏房，干脆住到酒店坐拥海景。在她们的经历中，你会发现长租酒店并没有奢侈到那么“遥不可及”，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反射着当下年轻人居住观念和住房需求的微妙变化。

2800一个月，我把酒店住成家的模样

我17岁就出社会闯荡了，因为工作比较自由，全国各地，除了西藏新疆几乎都生活过。我也不是一开始就住酒店的，以前有许多不愉快的租房经历，房东不给退押金，被中介坑，或者遇到一些奇葩租客，觉得租房太难了，去年就开始住酒店。在杭州住了四个月，现在在深圳也是住酒店生活的。我住酒店有一个口号就是“花最少的钱，干最大的事。”去年在杭州那段时间，每个月只花了2800元就租到了一个还不错的房间。店长还帮我联系了一个停车位，一个月450元。其实这个价格，和租房子比起来已经好很多了，我的生活成本也控制下来，而且不用自己干活。如果要单独去租房的话，要添置很多东西，也要花不少钱，加上押金、物业、水电，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了。我算了一下，如果我当时去租一个满意的房子，可能一个月就要花上万了。找房子的话，其实每个区域都一定有相对于性价比高的酒店，可以先查一下房价 再给酒店打电话咨询是否有房，月租是否有优惠，如果没有优惠，可以跟前台问一下，有没有协议价，尽量去说服她给一个协议价。我当时就是在网上选了几家然后一个一个打电话问谁能长租，然后刚好那家酒店能长租，各方面聊都挺适合的就决定住了。郭果果的酒店改造对比图我住的这个酒店不算是品牌连锁店，是老板自己开的，在杭州有两家。酒店的服务包括收拾屋子，洗衣服什么的，不包早餐，但是如果你想吃的话，店长还会亲自给你做。我住的房间30个平方左右，是那个酒店最大的房间。住酒店最好的就是生活用品什么的都不用买，出门就是马路，去哪都方便。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阿姨都会给收拾屋子，简直是懒癌手残党患者的福利，不然每个月花钱找家政阿姨都要2000元了。我花了不到300块做了一些改装，提升了很多生活的幸福感。买了个小熨斗，收纳的牛皮纸袋，贴纸挂布，分体式电锅，床品四件套等等东西。因为我不怎么喜欢吃炒菜，所以我平时基本上不怎么吃东西，所以吃饭这件事都不算问题。我在酒店偶尔自己做的话，也只是弄点咸菜和粥，一个小锅是足以支撑的，但是要在那里烹炸炒炖那可能不太行。我其实不会怂恿大家去住酒店，有的人就喜欢做饭啊，可能就真的不适合住酒店。但是像我这么懒，我不喜欢做家务，我感觉我的手是用来打天下的，不是用洗衣服、拖地、做饭的，住酒店就比较适合。而且住酒店很划算，不像租房要交那么多中介费、押金，而且是一个月一付，生活压力就没有那么大。我自己觉得住酒店可太方便了，都挺好的，没有什么劣势。我知道人的观念是不同的，有的人可能觉得住酒店花的钱都浪费了，但是我还是会觉得花这个钱买来的快乐是值得的。

被“封控”在上海酒店，我却住得很开心

我是今年2月份来的上海实习，在来之前我就做好了几种准备，普通民居、酒店式公寓和酒店我都考虑过。来之前定下有好几家房子，但看过之后都不满意，这些房子房租比较便宜，但是没有床垫，很多家居加点都没有，如果我要买的话，这些东西我实习结束离开上海又带不走，所以想了想还是放弃了。本来也挺想住酒店式公寓，但是感觉它的安全问题让人担心。当时看的酒店式公寓是一层楼有四五十个房间那种，但是我没有看到有安保的人，而且这个地方人很杂，有的房间是用来住宿的，有的是用来办公的，每天人来人往也很多，楼下那个大厅也没有人问你是干嘛的或者需要刷卡这种安保措施，这一点对于我一个独居的女性来说，我觉得不太OK。

翡瑜在视频里讲解自己长住酒店的原因在前面两个选择都不满意的情况下，我最后才决定的住酒店。在找这间酒店的时候，我先在地图上搜实习公司周边的酒店，地铁沿线的酒店，搜集了一些房间面积、价位、酒店星级、用户评价这样的信息。当时备选了四个酒店，现在住的这家有两个优点，一是交通方便，公交车坐两站就到公司了，二是这个房间是同等价位里面积最大的，一般来说这个价差不多20平方，但我住的房间有40个平方。其实只要是大一点的酒店，谈价格一般是跟酒店销售谈，可以直接让前台给你转接销售或者让他把酒店销售的电话给你。砍价也是一个互相博弈的过程，你可以抛出一些需求，然后他在跟你说能不能优惠或者降价。最后我跟酒店签了几个月的长住协议，这个协议是保密协议，因为价格确实很低了。住酒店最满意的就在省心。很多东西你都不需要操心，比如说房租、水电费网费，然后还有你房间的设施出了什么问题，你可以找24小时的前台服务。有人服务的生活和没有人服务的生活，它本来差距就蛮大的，对不对？三月底，因为上海疫情爆发了，原本住的酒店被政府征用做隔离酒店了，我们原来的住客就被转移到同品牌的另一间酒店。搬东西的时候，我只是自己收拾了东西，酒店的工作人员来帮我搬过去的。住时间长了，和酒店的前台都认识了，我们每天做核酸或者抗原的时候，我们要下楼做登记，我都不需要报名字和房号，戴着口罩捂得严严实实的，工作人员看我一眼就知道我是谁，就在表格上打钩。我看很多上海封控的小区物资都很紧张，但是我住的这间酒店，这方面做得出乎我意料的好。从我们这块封控了之后，原来酒店是不提供晚餐和午餐的，但它现在就有提供午餐和晚餐的盒饭。一荤两素，然后带一个米饭，然后再带一个汤，售价35，我觉得还不是特别贵。在封控之前我总觉得不是很放心，所以给自己屯了一个月的食物，像速食、苹果之类耐得住放的。

翡瑜现在住的酒店房间我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出门了，但住酒店这段时间，我感觉我住得蛮好的，我其实很喜欢一个人独处。但其实我对住酒店这个事情抱有一种很中立的一个态度，我觉得这只是租房的一种选择，每一种租房的这个方式，它其实都有它的优势的地方和它不好的地方。按照我的个人需求来说，租房就是常住酒店对我来说才是一个最优解，但是对别人来说可能普通租房或者是酒店式公寓对他们来说才是更好的选择，每个人的他的需求和他接受的条件其实都是有不同的。来了这间酒店之后才发现还有很多人和我一样都是在酒店长住的，说不定在不久的将来，或者说现在年轻一辈就会把常住酒店当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年轻人越来越多地看重服务，能让自己省心，生活的顺心，觉得多花一点钱好像是可以的。

租房被骗后，我选择了长租酒店

2021年5月，我一人来上海实习，因为比较急，就在租房平台上找了一些个人房源。当时也是想找一个比较便宜的房子，但是就是被一些中介迷惑了。有一个中介把我领到了一个公寓去看房，公寓没有装修好，但是当时给我签了一个合同，说五天可以搬进去，我当时交了一个月押金和租金一共八千。结果一直到了一个星期都没有装修好，当时就和中介、房东那边闹翻了，还报警了。这段被骗的经历让我损失了很多，心里也很受伤，加上当时本来就住在酒店，就不打算租其他房子，决定找一个酒店长租了。我搜索了公司附近的酒店，找到了一家价格还比较实惠的，打电话跟前台谈，她们会给到经理的电话，告诉她你是想要长租，她就会给你一套价格，然后再去跟她谈价。一开始在平台上看的价格是360元一天，一个月要一万多，但最后谈下来只花了7000元。

黄澄澄曾经入住的酒店房间酒店的服务是很好的，工作人员知道我是长住的，会把我原本的标准房换一个舒适大床房，我可以挑自己喜欢的房间。因为我比较爱喝那种瓶装的矿泉水，酒店有这种一打一打的，隔三差五都会给我送来。平时生活也很方便，有一个小机器人可以送餐，酒店有洗衣机和烘干机，快递的话酒店前台会代收，保洁阿姨每天都会来打扫。这些都是不收费的，水电费的费用也不用担心。毕竟要住一个月以上嘛，我也会买一些东西，比如说换新的床单、蜡烛什么的把房间布置的温馨一点。平时洗贴身衣服我会自己洗，简单地买个盆和衣架。在酒店住着跟工作人员处得也挺好的，我跟一个经理比较熟，我给推荐了两个客户，也来长住了酒店。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他们对我就挺好的，经常会给我送一些小风扇啊之类的品牌的纪念品。但是住酒店还是存在缺点的，价格会比公寓贵，吃饭也是个问题，不能做饭，也没有冰箱，只能外卖或者出去吃。而且酒店没有什么私密的空间，这个房型就是一进去就除了卫生间就是一个床，就是没有什么隔开的空间，所以我其实是不太鼓励长期住下去的。但住酒店确实省去了很多麻烦，而且也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看见过一种说法是，买房对年轻人没有必要，如果在北上广不买房的话，每个月去租房的话，那是不是可以省下很多钱去干些别的事情？其实如果这么算的话，住酒店可能也会比买房子更便宜吧。在上海的话，在好的地段租一个小公寓差不多也是七千多了，还有水电，还要算上有人给你打扫的话，其实租酒店的价格真的算是划算了。如果以后能找到那种位置比较合适，价格也合适的，我觉得我也完全不排斥继续住酒店的生活。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住酒店很贵，但如果他们真的去找哪种价格合适的酒店，说不定会打开新的思路。

住进人均4000+的香港海景房，每一天都像在旅游

我是去年到的香港读研，我们学校会在 offer 后面附上一些针对学生长租优惠的房源信息合集。上面推荐了港铁沿线的一些的学生公寓和酒店，发现住酒店稍微贵一些，但水电网全包还不需要自己打扫卫生，踩雷几率小，当时就觉得住酒店也是一个可行的选择。但其实我也比较了学生公寓这类型的房子，它就是普通的一套房，把它分成了很多个房间合租，我是觉得虽然房间都是独立的，但是空间会少很多，也比较狭窄。我有同学是花了3000港币，住那种三平米的房子，还是两个人双人间那种劏房。因为香港房子都又小又贵，所以产生了长租酒店的想法。

sannah 所住的酒店房间我住的这间房子是和同学合租的双人房。当时考虑酒店的时候比较晚了，就在可选的一些还有房间的酒店里，挑了家地理位置还不错的，设施不太老旧的。其实香港的四星酒店跟我们内地三星酒店可能都没有办法比，所以要挑一些看起来新一点的。在挑选的过程中，我们是通过一个租房平台找的房源，发现早鸟价很划算，算下来人均不到五千人民币。具体入住细节还是和酒店的工作人员发邮件对接的，包括钱的问题也是直接和酒店对接，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我住的房就是普通的双床房，24平米，宽敞且收纳空间足够。衣柜的话，我们就是一人一半，柜子也是每人一个抽屉都够用。我们俩住了八个月，还买了一些沐浴露、电煮锅之类的生活用品。酒店的工作人员都精通两文三语，普通话沟通完全没有问题，大家相处都很友好，过年的时候我还会发利是（注：粤港地区的新年红包）给他们，讨个吉利和彩头。酒店每周都有两次客房服务，工作人员甚至会把镜子还有装饰画上的灰都擦掉，完全不需要自己动手打扫。每次客房服务新换的床单毛巾等都干净得放心，每次进门都能闻到新换的用品都有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唯一遗憾就是因为疫情，健身房、泳池、舞蹈室、羽毛球场等等没有长时间开放。我们有很多同学会住酒店的，都互相认识了，我们会在一起玩剧本杀啊一起煮东西吃这样。有的人长住酒店会很特别，我就知道有两个住我们酒店的同学，睡觉会搭一个帐篷一样的，类似于大学宿舍床帘一样的东西，也是为了隐私吧。我其实入学前有问过一些班里同学要不要住酒店，他们都拒绝了，他们觉得可能住酒店没有家的感觉。后来我们一起玩，会邀请他们来酒店坐坐，他们就会很羡慕，因为空间也大，也不用打扫。

sannah 房间外的维多利亚港风景我住的酒店位置真的很不错，大门出去斜对面就是尖沙咀地铁站，离荃湾线和屯马线的距离都比较适中。我的窗外就是维多利亚港，我也会在窗边看日落。其实尖沙咀这边是比较中心的一个地方，吃啊买啊都很方便，这边的酒店以前是给来旅游的人住的，但是因为疫情，现在没有人旅游，他们酒店会做这种长租房给留学生，那其实相当于我每一天都在香港旅游了。在香港住酒店的话，也并不算是有性价比的选择了，对于像我这样衣食无忧的人来说肯定是的，但更多人还是选择去合租。但住酒店最大的好处，就是降低落差感，我亲戚在香港，她家也就五六十平的样子，住了七个人，住酒店的空间会比租这种普通住房要大多了。而且也方便成为都市丽人，因为住在交通便利比较中心的地方，像我的话还会经常去海港城还有dfs购物。（黄澄澄为化名）

为了筹建“新青年城市”湖州做了大量工作

“我看到这里有针对考研学子的补贴，每月500元，就过来了。”毕业于江西某大学的周青说，她是一个多月前来浙江湖州的。在这里，她还办了一张1799元的半年卡，费用包含诸多课程服务。

周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对这边的整体环境较为满意，“住宿费也不贵，每月450元一个床位，四人间，窗外就是湖景”。

周青来湖州备考，源于这里的考研新城项目。 近日，湖州市吴兴区人社局向国内多所高校发送《关于邀请贵校优秀学子来吴考研学习的函》。函中提到，该区推出了国内首个青年人才考研新城，邀请高校学子来备考，还为驻地考研大学生提供一定金额的生活补贴。

据教育部统计，2022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考试有457万人报名，比去年增加了80万人，增长了21%；相比五年前的2017年则增加了256万人，翻了一倍。

湖州此举无疑契合了当下不少学子的需求，但湖州的初衷并不仅仅是打造考研产业链。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其核心目的是想吸引更多人才落地，打造“新青年城市”。

考研只是其中一部分

据悉，为了筹建“新青年城市”，湖州做了大量工作。

在近日举行的“吴上乐居”新青年城市项目集中云签约活动上，湖州市吴兴区与多家合作单位签订了总投资达190亿元的城市功能性项目。

此外，吴兴区还出台了《青年人才新城技能提升基地引才补助办法》，对于人才供给的第三方技能培训或考研机构给予补贴，学员经基地培训后在湖州就业的，还能获得引才补助。

“通过提供‘考研、考编、就业一站式服务’形成人才集聚效应。”吴兴区相关规划中介绍说。

湖州市吴兴区人社局人才科科长李岚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谈到，考研新城项目全称“大学生青年人才新城”，考研只是其中一部分。

过去，吴兴区的大学生招引工作主要通过前往高校或第三方市场力量进行，但考研新城项目让吴兴区转换了思路，以考研项目为契机，吸引人才到湖州扎根。

“这批被考研吸引来的学生，也许会在考研成功后选择离开，但也有可能会选择留在当地发展。”李岚说，“因此在考研培训期间，我们会穿插招聘会、大学生政策宣讲等，有意愿留下来的，也能带动当地就业。”

周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备考期间，这边不时有招聘活动，她有时候也会去看看，“我还是挺喜欢湖州的，如果有好的工作机会，会考虑留在这里发展”。

据报道，湖州的考研新城准备了3000多平方米的自习室，课桌座椅、电灯电扇等均完全免费。住宿方面，今年考研新城配备了1000个床铺。按照规划，2023年有望再增加约2000个，后续总共达到5000个。

近年来，浙江一直以其颇为“豪气”的抢人政策受到关注。浙江各地的抢人大战也在频频“升级”中，从人才引进培养、人才创业扶持到人才服务保障，可谓方方面面细致入微。

具体到湖州，该市相继出台“湖八条”“湖九条”“湖十条”“人才新政4.0版”等政策。李岚介绍，从2019年到现在，他们已累计引进大学生7.56万人。

今年1月13日，湖州公布了《“五谷丰登”计划实施方案》，计划到2025年，聚引各类青年人才5万人，其中硕博士1万人。

“结果如何，还不得而知”

地处长三角中心区域的湖州，是沪、杭、宁三大城市的共同腹地。目前湖州已基本实现与周边主要城市的“1小时交通圈”，提前实现市域“半小时交通圈”。

2021年湖州累计实现GDP为3644.87亿元，较2020年增长了443.4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9.5%，增速居全省第2，在全国城市GDP排名上升了2位。

但遗憾的是，这样的发展在浙江来说，并不算突出。在浙江11个地级市GDP中，湖州只排第八名，只占浙江省GDP比重5%。

此外，湖州也并非教育强市。湖州共有大学4所，其中本科学校2所，专科学校2所，分别为湖州师范学院、湖州学院、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和湖州宇翔职业技术学院。

对于湖州打造“考研新城”的举措，一位业内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他的担忧。

他认为湖州不是高等教育重地，担心围绕考研这块的建设成本太高，“在高校集中，学生众多的地方，如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地推进会更容易一些”。

但在诸多官方宣传中，考研新城被提及要“复制毛坦厂经验”，这位业内人士认为并不妥当。在他看来，毛坦厂、衡中等历来有颇多非议。

据悉，毛坦厂中学作为全国知名的高考小镇，在全国范围内有着“亚洲高考工厂”这样的评价，曾经几乎凭一己之力带动了整个镇的经济发展。但提起毛坦厂，评价总是两极分化，有的认为是高考深化，但其军事化管理也饱受诟病，很多学者并不认同且批判这种教育模式。

当然，不同于高考这座“独木桥”，考研更多的是个人的选择，并非“必选项”。

南通大学校长施卫东曾经在公开报道中表示，“考研热”最核心的影响因素是，社会对高学历、高知识的要求越来越高，人才竞争激烈，本科生在就业环节优势不明显，因此很多家长和学生认为要考研提高自身学历和知识，从而提升自身竞争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口统计研究室主任王广州认为，打造“新青年城市”具有一定前瞻性。虽然作为一位导师，他更希望学生认真学习、探索和提高创新能力，而不是培养出来的考试机器。

“湖州面临区域发展和竞争压力，希望找到一个新的发展模式。”王广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从研究生教育和创新的角度，目前湖州本身没有太多的优势和资源，结果如何还不得而知。”

对于“新青年城市”的下一步发展，王广州希望能有一个系统的目标、合理的规划设计，以及能够发挥优势并形成合力的机制，避免半途而废。 李岚当下最担心的则是疫情的不确定性对考研新城招生的影响。她说，“6月份是招生高峰期，如果不抓住这个时间，后面的招生就会遇到问题。”

（文中周青为化名）

当初申请出来做志愿者时，孙武与他所居住的公寓楼物业约定，疫情不结束不回去，所以他不能回家。他想过回到做志愿者的仓库，但由于那里是对接援沪物资的，管理严格，也无法接收他。他试图找新的志愿者工作，找不到，想回到自己疫情之前打工的法餐厅（现为保供点）帮着卖菜，也被告知不缺人手。他还考虑了酒店和民宿，发现一个月都要6、7000左右，那不是两个由于疫情只能拿最低标准工资的年轻人承受得起的。

只能流浪了。分别的时候，病了十几天从未哭过的女孩哭出了声，孙武告诉对方要乐观地看待，自己相当于她的免费跑腿，“随叫随到，想吃什么我都可以去想办法给你买。”

但后来的日子，并没有说起来那么轻松。孙武骑着自行车游荡在公园、路边、商场，他睡过草丛，睡过空无一人的商场过道，还睡过停放电动车的车棚，晚上大都市空无一人却灯火通明，他在一种炫目的空荡感中睡去。但总是睡不安稳，第一个醒来的清晨，他甚至感到有人在往帐篷顶喷消毒液。更别提大雨，总是想要驱赶他的保安，惶惶然的难解孤独。以一种从未想到的方式，他开始熟悉这座城市陌生的一面，失去吵嚷人流，城市就像寂静的森林，不像那些困于小区的市民，无法走出家门一步，某种程度上他拥有广大的自由，他可以在陆家嘴天桥上搭帐篷，用公园里的水管刷牙洗脸，可以驻足欣赏盛开却无人观赏的路边蔷薇，只是这样的自由要以无所依归为代价，他遇见了那些同样飘荡街头的人，他们没有睡袋，睡在铺开的纸上，他借给了他们花露水。

好在，他还有一个关心他的女朋友，每天他都要去见她，至少三次。第一天，她炖了土豆、五花肉、午餐肉，装在袋子里，和给他换洗的衣服一起用鞋带紧紧地绑在一起，从她住的五楼甩到了小区外面的绿化带上。后来，他们找到了一面有几个洞的院墙，隔着墙，女朋友陪他吃饭，有几天下起了雨，他们就站在雨里吃饭说话。最幸福的一天，他早上喝了小米粥，中午吃了茄盒，晚上则是土豆炖午餐肉，配米饭。

“你一直给我做饭，只有你一个人管我。”有一次，男孩感动地说。

“之前住院，也是只有你一个人管我。”女孩回道。

这是一对年轻的恋人，孙武生于2000年，女朋友比他大两岁。他们一个来自云南，一个来自东北，上海疫情爆发前，他们都在一家位于68层的高档法餐厅工作，从那里可以看见漂亮的晚霞。男孩是服务生，女孩是餐厅前台，这座城市光鲜亮丽的一面，有他们的贡献。在20岁出头的时候，两个人共经了患难，女孩需要手术，是男孩在手术知情同意书上签了字。术后的第一晚，在逐渐丧失效力的麻药中，女孩整个晚上疼得不停翻身，头也到处乱撞。男孩没敢睡觉，女孩手冷脚冷，他一会儿给她捂一下脚，一会儿给她捂下手。还给她唱了一首《花海》。女孩醒来后说，她在昏迷中听到有人在唱歌。

“两个背井离乡的年轻人，在这座城市我们只有对方了。” 孙武说。

虽然历经艰难，这座城市曾经给过他们美好的回忆，休息日时，孙武喜欢到滨江滑板公园玩长板，他和女朋友一起购置了帐篷和野餐垫，去植物园野餐、赏樱花、放风筝。

5月14日凌晨一点，孙武住进了为流浪人士准备的安置点。等到疫情结束了，他想和女朋友一起去吃小龙虾和猪蹄，也许未来的某一天，他会离开上海，去一个真正有蓝色大海的城市。

以下为孙武自述：

“两个背井离乡的年轻人，在这座城市只有对方”

4月25号中午，我和女朋友打电话，她在床上肚子疼得说不出话了，我问她是生理期吗，她说不是，我就有点慌了，后来她整个人像虚脱一样，最后她室友把她从五楼背下去，向居委借了个轮椅，把她推到了小区后面的东方医院。

进急诊需要做一个抗原，八点多结果出来了，是卵巢上面有一个囊肿，需要做手术切掉。

之前我是在法餐厅做服务生，餐厅不营业了之后有一个上海的保底工资，2590元。我住的宿舍被封了大半个月，那不能做饭，我每天吃封城前买到的老坛酸菜方便面，实在待不住了，就想出去混口饭吃。我找了一个奉贤的仓库工作，那种有偿的志愿者，250元一天，主要负责清点省外捐赠物资，和来领物资的社区对接。清点过的物资有辽宁捐赠的蔬菜礼盒，还有安徽捐赠的白菜。工作是24小时待岗的，没有轮班，包吃包住，盒饭三素一荤，睡觉在仓库里打地铺。

女朋友生病那天晚上下特别大的雨，还打雷，我当时和领导请假，领导特别好，临走前，让我带了很多吃的、洗脸盆、洗漱用品，还有睡袋。他还提出用仓库的保供货车送我去医院，我觉得那么大的车送我一个人太夸张了，又问了黑车，要收我1400元，太贵了。最后我打的滴滴货运，从180元的运费，一直加小费到500，才有人接单。

晚上十点多，我到了医院，给女朋友签了字，让她进手术室。当时觉得肩上的担子一下子就重了。因为疫情我们有大半个月没见了，一见面还有点不熟的感觉，然后看她躺在那，都疼过头了，怪可怜的。当时医生说，病情可能会恶化到需要摘除卵巢的地步，进行下一步手术会再找我签字。我女朋友很紧张，我就安慰她，麻药一打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就是换个地方睡觉。

她进手术室后，我就坐立不安，走来走去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特别急。凌晨一点多，她出来了，整个人是那种昏迷的状态，一整个晚上，麻药劲在慢慢地消失，她疼得翻来覆去，头也撞来撞去，那天晚上她还有五针挂水要打，我也没敢睡觉，整个人像梦游一样，再加上她脚也比较冷，手也比较冷，我一下子给她捂一下脚，一下子又给她捂下手。还给她唱了一首《花海》，后来她说，她（昏迷中）听到有人给她唱歌（笑）。

第二天她是被疼醒的，我印象里我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她哪疼。她打的药里面有一个氯化钾，会刺激血管非常疼，再加上做完手术肚子里有气，我看她的胸腔都是膨胀的。我女朋友是个非常坚强的人，生病始终都没有哭过，我也挺佩服的。最开始那个氯化钾我叫她忍一下，医生开的药能打还是打，后来她说实在疼得受不了了，那肯定是非常疼了，所以我就叫护士把这个停掉了，吃口服的药。

那几天我感觉我手机都没怎么用过，每天就陪她聊天，她躺着手麻了脚麻了，我给她捏一捏揉一揉，一天一下子就过去了。最开始没有多余的床，我就坐在椅子上，握着她的手，在床边趴一会，后来有一个折叠床，我就睡折叠床上。几天后，她慢慢地可以下床走动了，身上的那些管子，导尿管，插到盆腔里面的导流管什么的都拔掉了，人也慢慢好起来了，最后还能在病床上和我打闹了。

有一件比较有趣的事，女朋友进医院的时候穿了一套格子的睡衣，护士可能误以为是病号服，也没换，直接推进手术室了。出来的时候，衣服裤子上都是血，当时也没想着扔掉，因为她就只带了一身换洗衣物，而且那件衣服她也比较喜欢，我就拿牙膏洗，一直搓一直搓，大概洗了一个多小时才给洗干净。

要不是生病，我们是见不了面的。最后一天中午我推着她下楼，我们在外面吹了吹风，晒一下太阳，我给她摘了路边的花。我女朋友感慨，去医院的时候下雨打雷，出院的时候晴空万里。

留在医院照顾她，后来（因为这个）睡大街，我没有后悔。两个背井离乡的年轻人，在这座城市我们只有对方了。经过了这一次，感觉两个人的感情更有分量了。这么多天，从手术室推出来的时候跟昏死了一样，慢慢地照顾到她打我都有点疼，是蛮有成就感的（笑）。

当时我的打算是回宿舍，回不去，志愿者的工作也找不到了。我住的公司宿舍已经封了十多天，当时为了出来当志愿者，我答应小区，不解封绝对不回小区，给小区添麻烦。我还想过回做志愿者的仓库，但由于那里是对接援沪物资的，管理严格，也无法接收我。

我们又找了找陆家嘴这一带的酒店或者民宿，都太贵了，将近6、7000一个月，最后也放弃了。当时也听说过安置点，但那两天上海都是晴天，我觉得在外面扎帐篷也挺好。我跟她说，你看我在外面多自由，旁边还有个超市可以去买东西送给你，超市里的东西，你平时抢都抢不到，我现在在外面你相当于有一个免费的跑腿，随叫随到，想吃什么我都可以去想办法给你买。

她提出要跟我一起在外面，她一个病号跟着我太受苦了，我不同意。晚上六七点的时候，我送她回去，住院的十多天她都没哭，就最后分别的时候，她哭了。

“没想到我在这寸土寸金的地方，也有自己的小家”

送走女朋友之后，我骑共享单车回宿舍，让室友把我的自行车送出来，再带上我们之前去露营买的帐篷，开始了流浪。因为那是第一晚，我也比较害怕，就在我女朋友小区旁边的绿化带找了一个灯比较亮的地方，结果帐篷都没扎上，人都还没休息的时候就被赶走了。

然后我去了上海湾三楼的一个室外通道，有卫生间，可以充电，在那搭帐篷睡了一个晚上。我仓库领导之前让我带的睡袋也用上了。那很黑，也是第一次在外面睡觉，挺紧张的，有点害怕，帐篷拉起来也没安全感，外面有一点动静都神经紧绷，不知道是怎么睡着的。第二天早上八点多，阿姨来打扫卫生，给我吵醒的，我还感觉有人往我帐篷顶上喷消毒水。

起来后我先去做了个核酸，然后去超市给我女朋友买了辣条、火锅底料、油什么的，给她送到了小区。白天充电就去东方医院，饿了吃身上带的几个海底捞自热煲仔饭。公园里有浇水的水管，我就用它刷牙洗脸，还能洗头。

到了晚上，昨晚住的地方被封掉了。我去了环球金融中心对面的一个小公园，比较阴森，还遇到了两个大哥，他们也是没地方住，条件比我更差，他们睡着一块纸，衣服盖在身上。我鼓起勇气过去跟他们搭了会话，知道了他们也是无家可归的人。不搭话的话，总觉得他们是坏人，晚上会来搞我。

没过一会，就有城管骑着小电驴过来赶人，我的帐篷太显眼了，坑了两个大哥。城管让我们去安置点，大哥说，那都满了。后来我就和两个大哥一起找地方，找到了源深体育中心后面的一个拐角，可能是在维修，用挡板围住了，在里面没人看到。这一晚也忐忑，怕来人赶，但没有那么害怕了，毕竟是和同样没有地方去的人在一起，我身上正好有花露水，还借给他们用了。

我在东方医院充电的时候还遇见过一个无家可归的大哥，他问我，待会要回去吗？意思就是试探一下我有没有地方去，然后他说他也没地方去。但是大哥可能有点耳背，跟他聊天有点费劲。有很多人晚上睡在东方医院里。

有一晚我在蓝海国际后面找到一个楼梯下面的地方，没被赶，我睡到第二天早上十点，女朋友一直给我打电话，以为我出事了。但大部分的日子里找不到稳定的地方睡觉，总是被赶，有的时候真是挺崩溃的。只好安慰自己，能在外面逛也挺好。

那些天我一直在陆家嘴附近转，之前天桥上到处都是人，现在特别冷清，只有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到处走，有种世界末日的感觉。我在天桥上搭了帐篷，（对着陆家嘴的高楼大厦）拍了段视频，觉得一个人独享美景也不错，还发视频调侃，“没想到我在这寸土寸金的地方，也有自己的小家”。

还有我看到路边有好多花，蔷薇花开了，红的黄的都有，我会停下来欣赏，觉得没有人看得到，很可惜。虽然没有人看得到，它们也是非常努力地在绽放。

街上的流浪猫也特别多，有次我充电的时候，有两只猫围过来，我就拿出一根火腿肠自己吃一点，喂猫一点，最后有一点火腿肠粘在包装上，我想把它挤出来给两只猫吃，有只猫过来给我手上一爪子，给我搞出血了。隔天我女朋友给了我几个特别可爱的创口贴，长这么大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可爱的。

我也不知道我苦中作乐的能力是哪来的。

我女朋友给我做饭，第一次她炖了土豆、五花肉、午餐肉，装在袋子里，和帮我洗的衣服一起用鞋带紧紧地绑在一起，从她住的五楼甩到了小区外面的绿化带上，配着我的海底捞煲仔饭，超好吃。后来就是拜托小区门口的防疫人员把饭带给我，然后我们一起去一道有几个洞的墙那吃，她陪我聊天。有天下雨，我们就淋着雨吃。

最幸福的一天，早上我吃了她做的小米粥，里面有鸡肉丝，午餐肉。中午她做了一道炸茄子，就是把茄子切成厚片，中间切开，把一些肉酱塞在里面。我觉得那道菜是个大工程，做着挺麻烦的。晚上，她拿火锅底料炖了土豆和午餐肉，配上米饭，特别好吃。

那天我跟她说，你一直给我做饭，只有你一个人管我，然后她回我，之前住院，也是只有我一个人管她。

因为一直被赶，又连着下雨，5月12号那天，我打了110，想问能不能去安置点，那天雨一直在下没停过，我等了半个小时左右才有人给我回电话，问我的情况，问我为什么回不去，我说我先当志愿者，后来照顾女朋友回不去，他说你是因为照顾女朋友，而不是因为当志愿者，所以那边是不会接收的。他说，要么你去别的街道打电话试一试，或者回你当志愿者的地方，我说现在下着雨哪都去不了，反正他就是让我自己想办法。

那天挺难受的，因为下着雨，帐篷和睡袋都湿了，我在蓝海国际附近找了个地方，在上海超话里发了个求助的微博，大概半夜一点的时候，保安把我弄醒了，我才看到微博有那么多评论，那些网友太令人感动了。我又去找地方，那天晚上尝试了很多地方，都住不了，最后找到了一个停电瓶车自行车的小棚子，要是平时的话我肯定是不敢在那睡的，但那天实在没地方去了，就在那睡了。

第二天早上8点，保安把我赶走了。我去女朋友那吃了早饭，小米粥、鸡丝肉、小青菜，在雨里面吃的，特别幸福，吃完后觉得身上怎么轻轻的，才发现背包落在棚子里了（笑）。然后有派出所的人联系我，下午一点我做了核酸，晚上十点多结果出来，他们把我送到了安置点，第二天早上8点醒了，然后睡到了十点。

“我喜欢荡来荡去自由的感觉”

我成长在大理下面的一个小县城，没考上高中，去读了中专，我父母非让我学汽修，我不喜欢，读了一年，几个朋友说去上海打工，我想上海，那肯定是在海边，就来了。来了之后，发现那个水是黄色的。

刚来的时候想着要挣很多钱，我陪朋友去电子厂打过工，实在受不了。上夜班，人一直坐在椅子上，做手机屏幕，让我看摄像头上面滴胶（的过程），看胶有没有滴正，然后前面有个仪器，就得一直看，一直看，每天要看八九千块屏幕。上夜班就跟梦游似的，有时候打瞌睡，一个月赚5000多。

干得比较长的是在一家饭店做服务生，一个月也是5000多。也压榨人，制度很多，每个人有12分，被扣光了的话只能拿上海的保底工资。比如说你切东西拿错了案板，要扣分，垃圾掉地上捡的话得戴手套，不戴也扣分。

去年年初快过年的时候，我们上夜班，从晚上八点上到第二天大概七八点，然后经理让我们每天晚上五点去加班，没有额外的工资，也没人抗议，不去加班还要被骂。那段时间我每天都睡不好。后来在一次会议上，我实在受不了这种不平等的待遇了，就站出来抗议，我说其他门店都不加班，就只有我们家要加。经理说那你去其他门店。好像是大年初二吧，我就辞职回老家了。

过完年回上海，3月份找到了法餐厅的服务生工作。开始的时候是先让我端盘子给人家服务员，后来让我去外面当服务员。这边待遇还不错，保底工资也比之前饭店要高，而且一天八小时工作，还午休，上五休二。

在法餐厅，每个人会被分到几张桌子，要把菜单背得很熟，然后跟客人去介绍菜、聊天。还要有节奏，客人吃完一道菜你收了，要去叫厨房准备下一道菜，其实就看个人对节奏的把控、对食材的熟悉程度，刚开始觉得挺难的，因为好多食材听都没听说过，后来时间久了也慢慢熟悉了。

有的同事如果会英语和法语的话，工资会比我们高，我也想过学，但这些东西不是一下子可以学得来的。好多文件都是英语，我们也是初中文凭，看起来就会比较麻烦。

总的来说，在这边挺开心的，空余时间也多。我女朋友是法餐厅的前台，当时感觉她特别温柔，就喜欢上了，然后就追，最开始叫姐姐，送她回家，等她一起吃饭，表白，就在一起了。

我喜欢自由的，那种大自然的感觉，虽然平时活动范围在陆家嘴附近，但我更喜欢上海的那些绿化好的地方。所以我们之前买了帐篷、野餐垫，休息日的时候会一起去辰山植物园之类的地方春游，看樱花、放风筝，还拍了很多视频。要不就是一起逛街、吃饭，她是东北人，会带我去吃东北菜。

我还特别喜欢拍晚霞，我们餐厅在上海一栋高楼的68层，朝西，所以每天晚上都能在工作的时候看到非常漂亮的晚霞。但如果想要拍的话，就得冬天了，因为冬天太阳落山的时候客人还没来。最近流浪很少看到了，因为陆家嘴高楼太多了，站平地上是很难看到的。

我和我女朋友以前也畅想过，以后一起去青岛生活，因为我喜欢海边的城市。疫情结束后，我想和我女朋友一起去吃小龙虾，还有猪蹄，但是疫情结束，可能都过了（吃小龙虾）的季节。

「自律成瘾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第一次看到这个标题，很难不「咯噔」一下：「自律」是禁欲，「成瘾」是纵欲，「自律成瘾」矛盾得像是某种新型精神疾病。

然而「自律成瘾」之风已遍布互联网，小红书更是重灾区。从「看完让人自律成瘾的10部纪录片」到「读完让人自律成瘾的100本书」，这些荒诞标题往往有同一个崇高的中心思想：

劝学。

把「自律成瘾」代入到我们东亚人自古以来对「勤勉笃学」的叙事框架中，才发觉一切矛盾都迎刃而解：我们不仅要学，我们还要「爱」学。

所以我们不仅要在学校，在课堂，在老师的指挥棒下学习；我们更要积极主动地自学、自律。即便心知肚明自律难捱，我们仍变着法地达到自律的目的：

有人花钱请人监督自己，有人办卡租赁学习氛围，还有人开线上会议陪伴学习……

不怕不够「自律」，就怕没有「自律的意愿」。

我们在漫漫学习长征路上使出浑身解数，龇牙咧嘴面容可憎，临了拍照留念时却仍要摆出一副欣喜享受之态，微笑比V。

或许这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自律成瘾」吧。

01 在腾讯会议，和上百个陌生人一起学习

从「默默学习」、「每月养成一个好习惯」到「学习监督互助组」、「学习型友邻大集合」，在豆瓣定时打卡、组队自律的人数，绝不亚于在隔壁那些热聊八卦、互灌鸡汤的小组。

加入小组后最主要的工作是筛选适合自己的学习监督群（Q群居多）。大的群人数上百，小的群从几个到几十个成员不等。除非你执意在学习的分野上做一匹孤狼，不然加入这些私域监督群是势在必行。

虽说监督群里鱼龙混杂，群规五花八门，但底层纲领大同小异，无非是：

学习学习再学习；打卡打卡要打卡。

此类群组对学习的监督高度依赖于腾讯会议，要求全员开摄像头（摄像头一般只对准写字/打字的手部拍特写），除非有特殊情况需和群主私聊解释。

「云学习」组织一般对成员的在线时间也有硬性要求。腾讯会议自带会议计时功能，但很多成员打卡时会使用专门用于时间管理的app，详细列出一整天的学习内容。

打卡不仅是截图丢到群里，还要日更Excel表格，以便管理员查看。一般群规严格的监督小组，都会定时清人，如果几天之内没有学习记录者，（亲测）会被果断踢出群。

虽然一个群里几百号人来自五湖四海，学习的目的也不尽相同，但在打开摄像头的那段时间，在同一块屏幕上的无数个小视窗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好像在瞬间坍塌。

此时此刻，我们互为监视者。

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设计的「环形监狱」，是在传统监狱的封闭式管理基础上，消除了「剥夺光线」和「隐藏」的特性，以狱友的「注视」取而代之，反而能起到更有效的囚禁管理效果。

半个世纪前，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进一步扩展了「环形监狱」的理论，将它作为现代纪律社会的隐喻。而在这样的社会中，「自律」体现着一种「压制下的积极」：

人若是永远不知道何时有人在检查自己，就唯有假设自己是永久地被监视对象才会感到安全。他们会永远警戒自己的行为，随时依据组织设定的标准，评估自己的行为和姿态，成了自己的警卫。

而如果成为警卫是种必然，那不如沉浸地、主动地、甚至上瘾地完成这一转变。   学习互助群也积极参与着这种氛围的制造。

白天群里基本一片死寂，所有人不是在工作上课，就是在腾讯会议开着摄像头奋笔疾书。晚上临睡前才是监督小组最活跃的时刻，在群友不停歇的打卡提醒中穿插热聊，时而还有人分享一些最新升迁、调职等好消息，一片喝彩祝好的最后，落脚无不为再次相互勉励：

努力学习，好好学习，学无止境。

02 在闲鱼，花钱自律，赚钱也自律

但即便是学习互助小组的远程视频监督，对自律性的要求依旧是极高的。组规摆在那里，没有人督促你完成，只要你纵容自己，分分钟就被扫地出门、一切归零。

到了这个地步，或许你还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掏钱。

自律无能，那就直接花钱请人来「TA律」。

智联招聘于2021年9月发布的《Z世代职场现状与趋势调研报告》显示，「自律监督师」已经跃升为00后最想尝试的新型职业Top5。

在淘宝和闲鱼，有大批「监督服务」可供挑选。宇智波就是一名兼职「监督师」，他从去年11月份开始在闲鱼接单，到现在光是平台上显示的交易单数就有500+，这还不包括客户私下微信转账的数目。

宇智波的顾客，主要以有考试需求的人群为主。偶尔也会有想要制定减肥计划的人找上门来。

他本人也是一名在读研究生，在重新回到校园之后，生活作息一直很乱，但为了定时提醒客户学习，「现在作息贼规律」。这也是他开始成为一名监督师的初衷之一。

许多自律监督服务从业者都不约而同地把「通过监督别人自律」列为选择这个职业的理由之一。在淘宝经营叫醒服务的Tia Sem也说：「一个人如果醒不了的话，就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可是如果答应了别人要叫醒他的话，就会多一份责任感，就会有动力醒来。」

目前被宇智波执行最多的监督方案是：

首先客户要拟定一个计划，宇智波会在早中晚三个时间点提前提醒客户，这中间他也会不定时提醒监督；结束学习时客户也可以向宇智波复盘一天的学习。

监督有文字、语音、视频各种形式，价格不变（当然也有店家的价格是根据形式不同相应递增的），按天收费，学习周期根据顾客需求。

如今已经通过监督服务实现生活费自由的宇智波认为：「大家选择监督，其实很多时候是选择一个陪伴学习的人。」监督师的角色，比起一个管理者，也许更像是一个陪伴者。

如果把极致自律的社会比喻成一座环形监狱，它不仅能使囚犯受到强有力的压迫感，从而成为自己的警卫。它还会像其它任何一座监狱一样，让人倍感孤独。

许多顾客一上来就会告诉宇智波：

「其实不需要你提醒，但必要的时候，请和我唠唠嗑。」

03 在自习室，付费租赁学习氛围

能够提供陪伴的不止「自律监督师」，还有聚集了自律者的「付费自习室」。

2019年被许多媒体称为中国的「付费自习室元年」。2019年初，全国共有百余家付费自习室，而目前大众点评上，已经能搜索到超过6500家自习室。

从诞生到流行，「付费自习室」一直是一门饱受质疑的生意。许多人无法理解「付费自习」的需求：

在家不能学习吗？图书馆、咖啡店不香吗？

时不待我自习室的创始人Real认为，付费自习室的优势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自主的学习场景」，比起家、咖啡店、公共图书馆，能够排除各种干扰——

「不止是打造一个学习空间，更是运营一种学习氛围。」

除了和图书馆一样的规则秩序（包括「不能讲话」「手机经验」「不吃东西」等），付费自习室的学习氛围在很大程度上还来自于聚集在这个学习空间里的「用户」。

虽然有很多人选择在相对安静的图书馆学习，但图书馆依然是以「书」为主导的。日本付费自习室产业兴起的契机之一，就是上世纪70年代，日本的公共图书馆开始禁止阅读管内书籍以外的学习行为。

而自习室则不同：「自习」就是所有付费用户进入这一空间的目的。

于是我们又绕回到了在腾讯会议开摄像头学习的自律逻辑：通过强化他者的存在，来达到监视自己、管理自己的效果。

Real说这几年下来，自习室的主要顾客从最开始有备考需求的人群，慢慢扩展到了重拾自我的二孩妈、35+转换赛道的社会人……

每年毕业生人数稳步攀升，而大厂裁员潮不断，人工智能的出现也让更多传统工作岌岌可危。这些情境结合之下，Real相信，「学习氛围」作为一个产品，它的「刚需」人群也将不断扩大。

写在最后

把学习形容成一种「刚需」，大概和「自律成瘾」的说法一样，来自某种矛盾的现实基础：

我们「需要」学习，但我们不一定「想要」学习；我们「需要」纪律，但我们不一定「想要」被规训。

1891年，奥斯卡•王尔德曾在《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这篇散文中，对未来进行了一种如今看来过于天真的设想：

「今天的机器在与人竞争，而在正确的情形下机器应该服务于人。毫无疑问，未来的机器会是这样的。」

「当人类在自得其乐、享受文雅的闲暇（人类的目标是它而不是劳动）、创造美丽的事物、阅读美好的东西，或仅仅是怀着赞美和喜悦沉思这个世界时，机器就会在做一切必需的和令人不快的工作。」

「事实情况是，文明需要奴隶。希腊人在这一点上是完全正确的。除非有奴隶在做丑陋的、可怕的和无趣的工作，否则文化和沉思几乎就是不可能的。用人做奴隶是错误的、不可靠的，同时也是道德败坏的。世界的未来仰仗的是机器奴隶制和对机械的奴役。」

王尔德对于资本市场以及现代社会运作机制的天真由此可见。在他构想的世界中，人类没有「需要」，只有「想要」。

而现实却要复杂得多：我们不仅「需要」，我们更想把「需要」打造成「想要」；

而「想要」打造、「想要」包装本身，或许也正在成为一种「需要」……

链接：https://bj.bjd.com.cn/5b165687a010550e5ddc0e6a/contentShare/5b16573ae4b02a9fe2d558f9/AP62735f5fe4b0c686bd273967.html

“十五彩衣年，承欢慈母前……”排队进行核酸检测，低头看两米线，还能背背古诗词。

今天早晨6点，最诗意的两米间隔线出现在海淀区羊坊店街道莲花小区社区核酸检测现场。

莲花小区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诗意两米线是社区里一位叫沈俊博的孩子的创意，父母很支持他的想法，于是帮他打印并粘贴在了地面上。

社区核酸检测开了3个通道，前面也划了两米线，但是因为小区居民多，大家排的队伍比较长，后面就没有两米间隔线了，此前也有热心居民用粉笔划了两米线。

记者联系到沈俊博，他是一名高中生，正在家上网课。

沈俊博的母亲告诉记者，这个创意是孩子在4日进行核酸检测时候萌发的。

“当时我们排队，看到地面上有粉笔划的线，但是有些已经模糊不清了，志愿者不停地在队伍边上走动，提醒大家保持距离。”沈俊博母亲说，昨晚完成核酸采样后孩子就提出应该让两米线更醒目一下，还想到用印着诗词的贴纸进行提示。

“排队的时候读些诗词，既起到间隔的作用，也能打发等候的时间。”

海淀家长，最不缺的就是学习资料！选诗词、确定版式、背景图，一气呵成，一家人到打印店打印了带背胶的贴纸近40张，沈俊博用自己的压岁钱支付了打印费，这才有了5日早晨这份诗意的呈现，得到了社区居民的一致点赞。

北京六里桥劳务市场已经不复当年盛况。

10年以前，这里是全国知名的民间劳务市场。六里桥附近有北京西站和莲花池、丽泽桥、六里桥汽车站，来自全国各地的务工者聚集在这里，多则数百。每天天不亮，招工者开着面包车来，招聘日结的保安、清洁工和建筑工，坐上车去干活，一天的生计就算有了保障。

如今在西三环中路与京港澳高速路交叉口的人行道上，只有稀稀拉拉十几个人等候。2022年3月19日的午后，65岁的敬全志坐在绿化带的台阶上，时不时地向东边看一眼，期待有招工的车辆停下。

他一头茂密的银发，长眉搭到眼角，不高，敦实，手里提一个培训学校发的无纺布袋子，袋子里放着保温杯，里头是小米粥。饭点到了，他就去附近八一制片厂的食堂里买四个馒头。

灌木丛露出绿意，但他依然穿得很厚，外面是一件皮夹克，尺码大了不少，但刚好多套几层——棉袄，坎肩，灰衬衫。为着轻便，棉袄的领子剪掉，然后平整地缝好。

前一天，《工人日报》的一篇报道在网络上引发关注，登上当天微博热搜榜。文章发现，近两三年，上海、天津、广东、江苏等多地发文，要求规范建筑施工企业用工年龄管理。“如今施工现场已经难寻60岁以上的农民工，甚至超过55岁的都极少。”

文章也解释，建筑工地是超龄农民工安全事故高发易发的区域，安全考量是“清退超龄农民工”政策出台的主因。仅2021年6月，湖北荆州、江苏泰州都有事故发生，伤亡农民工均超过60周岁。

在《工人日报》的采访中，有农民工表示理解。上海青浦工地一位58岁的农民工说，忧虑之余，他明白政策里透露出的关心，“年纪大了，反应也慢了，一旦出事，对家庭就是致命打击。”

“超龄农民工路在何方？”作者在文章标题里提问。

1 “多一天都不行”

在2022年春天的六里桥，敬全志没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他时不时地来到这里，找到不同的工作：装修，木工，小工，装卸，市政绿化。但这一次，他过完年从老家来到北京，十几天来，一直在找工作。

老人来自河南农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来到北京，成为国企的合同工。村子收回了外出务工者的土地，他依靠着国企的薪水养大一儿一女。

1998年摔伤腿之后，他离开国企，开始四处做零工。如今女儿结婚，儿子在一间公司做话务员——他不指望孩子养活自己和老伴，依然如候鸟一样，冬季返乡，春季进京打工。

拒绝他的人没有引用某一条明文政策，只要听到65这个岁数，对方就会露出迟疑的表情。过去的半个月里，无论工地、保洁还是保安，招工的车辆开来又开走，他们给出的年龄上限不同，有些是60岁，有些是55岁。

有一次，他听人说可以去做森林和水库的保安，每个月的薪水有7000元。他打电话去确认，对方表示，要有3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无薪，管吃管住；3个月里需要办三个“证书”，办不下来就辞退——他没太犹豫，就排除了这个可能。

他清楚自己在劳动市场上的标价。建筑工地里危险的高空作业一天给四五百元，扛沙包水泥的工作一天给二百多元，但这些高危重体力的工作早已与他无关。最近的一份工作是2021年在一个公园里做城市绿化，从春天做到秋天，他和几个同乡一起拔草、栽树。“不轻省，也不算重活。”他这么总结。好处是一天有150元，老板从来不拖欠工资。2022年开春，他打电话过去，这份工作已经不招人了。

于是，敬全志放低自己的期待，只要能够按时结算工资的工作，他都愿意尝试一下。他在皮衣口袋里装着半根扁圆的钝头铅笔和一沓超市的购物小票，一笔一划地记下潜在的工作机会——地点、名字、电话、公交线路，然后整整齐齐地把纸条叠好，和公交卡对齐，揣回兜里。

现在，年轻人已经不用这种途径找活儿了，他们会去网上招工平台。但智能手机对敬全志来说还是个新玩意，2021年儿子花900元买了一台红米手机送给他，老人习惯了省吃俭用，他花17元买了最便宜的套餐，一个月2G流量，只有在亮健康码和电子支付的时候才掏出来，才打开数据流量开关。

打电话用的还是十几年前的三星Anycall，所有按键都磨花了。当年这款手机的广告语是“质量为上”，现在看来所言不假——后壳裂了，敬全志贴了一条黑色胶布，还能继续用。

3月18日，据说东直门有中介公司介绍保洁的工作，他乘着公交车去应聘。出门的时候天阴着，路上就飘起雪花。他想，自己一把年纪，雪又这么大，“我跟他们好好说说，肯定能给我介绍一份工作”。

对方拒绝了，态度很好，但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就要55岁到64岁，多一天都不行。”他一再恳求，最后还是冒着越飘越密的雪花，回到丰台区云冈的出租屋里。在没有收入的晚上，他的晚餐里就不放肉。

2 市场可以挑选更年轻的劳动力

在六里桥，“什么都能干”是常用的广告语。这些年轻时做过大工和木匠的人并不介意降薪去做小工，一个左臂因过量饮酒而痛风的人，一个腰间盘突出而不得不拿共享单车做拐杖的人，都这么说。

但身体受不受得了就是另一回事了。“有些工地还没装电梯，你得肩扛着水泥步行上楼，谁受得了？”一个中年人曾经承包小型工程，现在也在六里桥找活干。3月19日，他指着一位六十多岁的工人说，那人经常做力气活，在招工者中间口碑很不错，但现在已少有人雇用了。因为，很少有工地会让老人冒这么高的风险。

风险当然存在。根据《工人日报》，2018年全年建筑业安全生产事故造成死亡的人员里，超过60岁的占比达15%，而当时建筑从业工人中，超过60岁的占比仅1%。

日头往西，广安路辅路上，一辆轿车靠近人行道，车窗刚摇下来，刚才靠着护栏和坐在台阶上昏昏欲睡的十几个工人全部围过去。敬全志动作最快，挤在第一排。

对话很简短，对方手里剥着一个橘子，报出了需求：在建筑工地制作混凝土模板，要4个工人。挤在外围的几个人觉得没有机会，散开了。

“你记下我的电话。”敬全志和另一个人报出自己的手机号，车开走了。

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对方给出了300元一天的报价。每次听到报价，敬全志都会默默换算成房费：如果这份工作做两天，就够一个月500元的房租了。

他并没有抱太高的期待，对方留下了他的电话，但没有回拨，也没说开工地点，只说再联系。“是来问价的。”敬全志判断。

如今因为新冠疫情，北京的大型工地都还未开工，整个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进一步缩水，招工者更愿意挑选更年轻的劳动力。

一位刚过60岁的女工就是因此被裁的。她以前在附近的餐馆打工，做过刷碗工也做过保洁。但疫情来了，2021年底，餐馆裁员，她只能再次回到六里桥求职。

她情绪饱满，声音高亢，不放过每一个机会，即便对方背着半人高的行李袋，一看就是进城务工者，也要走上去问一句：“招人吗？知道哪里招人吗？”

她的孩子36岁，在家待业，老母亲不得不负担起养家的责任。

这一站没有收获，她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带密封条的塑料袋，里头一张纸条上写着六里桥以南12公里一间餐馆的地址，是她刚打听来的信息。“一个小时就到了”，她的语气依然乐观，推着自行车滑行了一截，然后轻快地跨上去。这一天就算没有工作也并非一无所获，她的车上挂着大大小小8个购物袋，里面装满了塑料瓶和纸片。

轿车开走了，敬全志决定理个发。“年纪大了，头皮痒，不剃光了就难受。”敬全志说。这是在采访中他唯一一次提到年纪带来的改变，其它时候，都是“身体好得很”。

路边的摊子，剃个光头只要10元。一头灰发、满脸皱纹的理发师穿着白大褂，从电三轮顶上拿下一张折叠凳。敬全志坐下，围上被烟头烫出几个洞的红围布。理发师从不锈钢暖瓶里倒一杯热水，浸湿毛巾，仔仔细细地擦洗敬全志的头和脸，然后一手扶着老人的头，剃刀缓慢又流畅地在头皮上游走。

白发落在人行道和排水沟上，随即被春风吹散。

3 人脉，土地，退路

如果没有大型公司和工地，老年农民工能去哪里？

62岁的石明咏（化名）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他曾在南京市一家大型建筑企业工作两年，到60岁那一年，他退休了。同一年，这位瓦匠收到了新农合养老保险退休金，每个月不到200元，流转出去的土地也有一些收入。

比起其他长期在室外作业的人来说，石明咏的皮肤更白，看上去也更年轻。他穿一件蓝色的工作服，背着工具箱和帆布袋，像是准备好随时走进一间屋子，开始刮腻子、铺地砖。

他做室内装修有37年了，在瓦匠这个工种上，“江苏人”这个身份就是最好的广告。据他说，前些年有老板舍近求远，买了机票、包了酒店请他和几个工友到兰州去做工，一天650元，比工地里的大工给得还多。

积累多年的人脉让他不用太着急，尽管大型公司不能去，但小圈子里的口碑也能带来不少工作。他来北京之前就找好了雇主，只不过对方因为材料短缺不得不停工一两天。他想，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于是3月20日这天，他五点半起床，来六里桥看看。

对他来说，这个没有收获的上午并不恼人，他起身离开，打算找个地方喝点小酒。

敬全志从事的工种是木工。当年他在北京一家国企做木工活，在工厂里加工门窗框。直到1998年，他在楼上打磨装好的门窗，一脚踩空，从十几米高的地方摔到水泥地上，左腿股骨折断。

受伤几个月后，企业终止了劳动合同。伤势痊愈用了几年，等敬全志来到六里桥求职，机械打磨逐渐取代手工制作，他在国企里磨炼出的好手艺已经被市场淘汰。

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他做过室内装修、装卸、工地小工，选择变少，日收入也下降。直到2021年下半年的市政绿化工，尽管一天只有150元，但能及时结账——但2022年春天，他连续几次被市政环卫、保洁的工作拒绝，才知道，那只不过是一次好运气。

从1980年代到现在，他在北京度过了四十年，对城中村开往各个劳务市场的公交线路了若指掌，但如今市场传递出了明确的信号。

一个来自陕西的农民工提起父亲，在公交车上会有年轻人给他让座，但去了工地，一个人能做三个男青年的活。

这位老人已经返回了陕西农村，建筑工地没有他的位置。如今，年近七旬的老人春耕时开着拖拉机给各家捂地膜，一天能捂二三十亩地。土地不会拒绝勤劳的人，他的土地里长着玉米，秋收了卖玉米，买白面，不富裕，但起码不愁吃穿。

但敬全志在家乡已没有土地，当地农村土地太少，现在嫁来的媳妇和新生的孩子都没有分地了。

3月20日这一天，他唯一的“收获”是一只灰色的鸽子。一个人在附近的草地上捡到这只翅膀受伤的鸟，送给敬全志。老人把鸽子放在无纺布的袋子里，带回出租屋。

4 “65岁怎么了”

敬全志打算去马驹桥商业街看看。前些天，一个老乡说这里会有工作，他于是在纸上歪歪扭扭地记下几行字：马句（驹）桥坐977-亦庄桥南下车、927-马句（驹）桥商业街下车。还有另外两个选择：台湖、玉扑（甫）上营。

3月21日早上，他6点钟从云冈出发，提两个袋子，两把锤子和一台小型切割机——他期待自己当天就能开工。

公交线路改了，敬全志几次向司机打听，总算没有走错。车开往目的地，一条凉水河把亦庄开发区分出两个世界：河以北是工业区、科技园，建筑高大，园区空旷；河以南是城中村，两层的握手楼中间架着密密麻麻的电线，服装店挂着促销的大字招牌，狭窄的小巷里处处都是“住宿”的牌子。

马驹桥商业街在凉水河以南，这里就像几十年以前的六里桥，十字路的人行道上挤满找工作的人，招工的声音此起彼伏，一个年轻的黑衣男子从人群里穿过，“保安110一天”，大多数人对这个价格嗤之以鼻，围着问了又问，没有一个人应征。两个年轻人商量着去附近的工厂做装卸工，一个月给7000元。

商业街附近就有劳务公司，黄底红字，明晃晃地招聘短期工、长白班，这些工作都在附近工厂，每一个都写着“包吃包住”“男女不限”，但年龄的上限是50岁——月入1万元以上的长白班，年龄的上限则是35岁，投递简历的人络绎不绝。

在马驹桥商业街，年轻人们互相打招呼、攒堆商量工作机会；一个中年女人会拉住每一个年轻女性，“招导游，包吃包住一个月5000”，但40岁就是上限了。

敬全志四处打量，没有招工者来和他搭话。年轻的务工者不知道60岁的人该去哪里工作。

唯一的一次，一个矮胖的男人走到人群里，用洪亮的声音宣布自己要招聘保安。“年轻的保安四千到五千。”他对着周围的人报出一连串工种，保安，保洁，公交车跟车，都是相似的价钱。

敬全志挤过去，“保安多少钱？”“一个月2800，压三天。”对方对着敬全志打量一会，报出打了折扣的价钱。

招工者看着敬全志，“您多大年纪了？”

“六十多。”

“六十几？”

“六十五。”

招工者刚要摇头，工人们开始此起彼伏地帮腔，“六十五怎么了？”“我看这个大爷七十都没问题。”于是他不得不当众表示自己要请示上级，开了免提。电话那头，经理用一句就结束对话：“不行，六十以下。”

这是这一天，唯一与敬全志对话的招工者。这一天的求职又要结束了。从口袋里掏出烟来，是最便宜的黄果树；打火机快用完了，他背对春风，点了老半天，然后猛吸一口，出了长长的一口气。

藏起年龄

60岁这一年，建筑工人王兴华学会了让自己年轻10岁的方法。

两袋染发膏，15块；工具不用花钱，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一个塑料盒，一支用过的旧牙刷。

染的时候，两袋染发膏各挤出来一点儿，盛在塑料盒子里，用牙刷的尾部搅匀了，再用刷头蘸上，仔细地刷到头发上。说明书上写，高温有利于上色，那就找一个塑料袋，套在头上。等待的空隙，他会帮老伴染，也套上塑料袋，两人对视，像两个太空人。半小时后，摘掉塑料袋，他们“返老还童”了。

大概是从50岁开始，王兴华发觉自己的头发一点一点地白了，也少了，有一天他看镜子里，发际线悄悄移到了头顶，人似乎在短短几个月里苍老，出去找活儿，别人的称呼从“大哥”变成了“大爷”，又变成“老师傅”：老师傅，多大岁数了？这活儿还能干吗？

之后，王兴华就知道了要染发。下雨天，找不到活儿的日子，他是去村口的理发店，连染带剪，35块钱。一个月去两次理发店，要花70块，太贵，不是办法。住在北京顺义高丽营镇下边的村子里，他每个月的房租才500块，他想着，自己给自己染，就能省下一笔钱。

想年轻，光染发还不够。早上起来，刷牙、洗脸，还得涂婴儿霜——北京天气干燥，涂了东西，脸才显得油润，皱纹也会看起来少些。买染发膏的时候，他会顺手买一瓶定型啫喱，对着头发左右各喷两下，用手掌往后捋捋，也会显得精神一些。

王兴华还发现，人老了，体重也下降得快。他身高167厘米，四五年前还有120、130斤，这两年只剩下110斤。他更喜欢稍微冷一些的天气，可以多穿几件衣服，鼓鼓囊囊的，能显得强壮——强壮就是年轻。

每天凌晨四点半，王兴华住的村子就热闹起来，村口的劳务市场会聚集起上千人，嘈杂的声音直到上午十点都难以散去——都是和他一样，找活儿的人。劳务市场没有名字，也不会出现在地图上，是非官方、约定俗成的，它们就藏在顺义的各个村子里，除了高丽营，还有南边的“河南村”，西边的“山西村”，东马各庄、西马各庄、马坡。

但每个市场承担的功能又是不一样的。住在东马各庄的工人，基本都是45岁以下，他们最后会流向工厂的流水线；在高丽营，60岁左右的建筑工人是多数，一眼看过去，他们模样相似：皮肤黝黑，戴黄色安全帽，挎军绿色的包，锤子、铲子、尺子露出一角，等伸出手来，干而瘦，像骨头上包了一层蜡纸。这些老年建筑工人，是劳务市场里更低廉的存在，招工中介、工长、包工头和小老板们会环视一圈，将高的、壮的、看起来更年轻的人带走。

站在这一群老人里，王兴华更有竞争力。看起来年轻，是他生活的本钱，尽管他已经60岁，但还可以拍着胸脯跟人打包票，身体好着呢，没毛病。年轻就像他随身携带的工具包里刻意露出一角的铲子，是专业的象征，是一种需要被明确展示出来的可售商品。

藏起年龄，并不是王兴华的本意。

一个月前，上海、天津、广东深圳、江苏泰州、江西南昌、湖北荆州等多地发文，对建筑企业招录和使用超龄农民工做出管理和限制。“建筑业清退超龄农民工”引发社会讨论。比如上海，明确禁止60周岁以上男性及50周岁以上女性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工作业。

实际上，根据《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全国农民工总数是2.85亿左右，其中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26.4%。这意味着，每4个农民工里，就有1个超过了50岁。近3亿农民工中，从事建筑行业的工人有5437万人。多位建筑行业从业者告诉每日人物，年轻人不愿意干，这一行的主力，恰恰都是50-60岁的人。

“清退令”一旦实施，将会影响和改变许多人的生活。这也意味着，60岁的王兴华，或许会是这个行业里最后的老人。

清退

“清退令”什么时候显露影响，王兴华已经记不清。他只记得，去年，是他最后一次在北京的大型工地上干活，当时他住在工地的宿舍里，参与高层住宅的施工，已经干了大半个月，有一天，工长突然通知大家，明天要带身份证来，超过60岁的，就不要来了。他离开那里，从此成为一名零工。

也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63岁的建筑工宋晓东发现，他在的工地装上了智能门禁系统，实名制考勤，能人脸识别，也能记录工地上的人员信息，包括工种、班次、时间，那些跟工地签了合同的正规工人，都可以刷身份证或刷脸进入。

正规工人，不包括像宋晓东这样60岁以上的，他遭到了智能系统的拦截。他也曾经“蹭”过其他人的身份信息，等别人刷了脸，紧跟在后头，“像做贼一样”溜进去，但今年，这个方法不起作用了。工长说，总有人来抽查，随便选几个人去门禁系统刷脸，有人刷不过，要重罚建筑公司。

今年3月，也是刚满60岁的湖北籍建筑工人彭勇为，被熟悉的包工头拒绝了——工地不要60岁以上的人。去年，他还跟随着这位包工头穿梭在云南大凉山一带，为高速公路扎钢筋，对方夸他不惹事，埋头干活，性价比高。他想再争取下这份工作，对方勉为其难地告诉他，可以来，但不能签合同，也没有保险，工资打到他家人的银行卡里——对方必须是60岁以下。

冯程来自河北邯郸，考过助理安全工程师的证书，以前在工地上主管安全。过去的工作轻松，在建筑工地走几圈，很多潜在的隐患就能发现。但一过60岁，他就像食物过了保质期，工地不要了，连证书也不再被承认，自动失效。他第一天去高丽营劳务市场找工作时，中介挑走了比他更年轻的，留下了他。他心里不平，“其他工作退休之后还可以返聘，我们建筑工人，到这个年龄了，咔地就刹车了”。

衰老除了是“清退令”里的数字，也是事实。

王兴华是老花眼，需要戴眼镜，每次去找活儿，都会被中介打量一番，他要一次次许诺，你的活儿我能胜任，胜任不了，一分钱不要。但实际状况是，过了60岁，他的胆子越来越小，高处不敢去了，连二层、三层的架子都不再敢爬。他试过在外面做小工，给东北来的瓦匠师傅供砖，师傅年轻，干活儿利索，砖根本供不上，气得嗷嗷叫，直骂他。宋晓东的眼神也不太好了，砌墙时，已经看不清那根校正水平和垂直的细小线坠，砌着砌着，墙歪了，老板也是要来骂人的。

在工地上干活，到处是噪音。塔吊、铲车、搅拌机持续运转，锤子、铁锹叮叮咣咣，电钻、切割机隔一阵就发出刺耳的声响，时间长了，他们的听力都下降了，说话的嗓门也不知不觉地变大。

宋晓东说，人老了怕热。10年前，北京37度的高温不算什么，现在天一热，人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容量两升的保温杯得随身带着，水里加一点点盐，干起活儿来出汗严重，得及时补水。

年轻时在建筑工地流下的汗水，带来了钱，也带来了一身伤病。胃病、腰间盘突出、高血压、失眠，像白发一样，紧跟着步入老年的他们。因为吃饭常年不规律，王兴华的胃有些毛病，以前一顿能吞半斤米饭，现在只能吃吃面条，喝点面糊。他床头柜的抽屉里塞满了药，一大半是降压的，剩下是催眠的。

人上了年纪，睡眠质量也直线下降。觉少了，打呼噜，但晚上休息不好，第二天干不动活儿。在出租屋里，王兴华和老伴把床一分为二，睡觉时头对着脚，睡出一张太极图，防止相互影响。

力气就在衰老、伤病中一点点流失了。王兴华曾经是架子工，敢登高，力气大，6米长的实心架子，一根一百多斤，他能扛得动。宋晓东说，就在五六年前，60厘米长、30厘米宽、24厘米高的石砖，一块有六十斤，他可以连续搬一上午不休息，但现在，用力太久，手会不受控制地轻微发抖。

衰老不会放过任何人。劳务市场里的人，十个人里有八九个跟王兴华、宋晓东一样。他们把衰老、病痛藏在身后，有人问起，就说自己年轻，身体好，什么都能干。

但有些活儿，显然是干不了。

在劳务市场里，王兴华见过伸手比出2的男人，他招的是抹灰的工人，2是2毫米的意思，这是建筑工地上的施工标准，抹完墙面，干了的时候，把5尺长的尺子放上去，用红外线灯看尺子与墙面的缝隙，最大不能超过2毫米，超过了就没有工钱。在高丽营劳务市场，老年建筑工人们达不到这样的要求，男人开着空车来，又开着空车走了。

有人需要他们

距离高丽营劳务市场3公里的地方，一个不到8平米的房间，装着王兴华和妻子在北京的全部。

一张床、两个柜子，绿色的被子是从路上捡来的，塑料瓶装的菜籽油是从老家带来的，比在北京买便宜，柜子上几颗皱了皮的苹果，是他们唯一能吃得起的水果。

生活在北京，省钱是第一要义。村子深处房子的租金比村口的便宜，是个长条形的狭窄空间，厨房和卫生间在两端，人在里面转身都费劲，需要跟另外两家邻居，一个河南工人、一个安徽工人共用。大家错开时间，用三个不同的插座——各做各的饭，各出各的电费。

妻子不在家。她出发的时间更早，凌晨三点。这一天，她找到了活儿，去一个社区做保洁，出发的时候太匆忙，床上的被子还是乱糟糟的。

在这个熟悉的空间里，王兴华难得地放松下来。他整理了一下房间，也顺带整理了自己的大半生。他是河南人，很年轻的时候结了婚，跟妻子生了两个儿子，抱养了一个女儿。这些年，他进厂打过工，也捡过破烂，干得最长的是建筑工，因为挣得多，50岁之前，还值壮年，一天工资300多元，不休息，一个月能挣1万。

他对赚钱有强烈的渴求。两个儿子都在城市里买了楼房，小儿子的首付里，有他给的10万，之后两个儿子的房贷一个月近1万，他隔三差五也得帮忙还。

宋晓东的际遇，和王兴华相似。他已经63岁，也是建筑工人。4月的一天，他像王兴华一样，辗转于好几个劳务市场，还是没有找到活儿。坐在路边的土地上，看着地上的蚂蚁搬家，他回忆起往事。18年前，他45岁，第一年来北京，住在北京西站的地下通道里，袋子垫在身下，一个晚上就这么挺过去了，后来有了点钱，才住进了一间地下室。

当时，他去六里桥劳务市场找活儿，同样是凌晨4点出去，瓦工、小工，什么活都干，一天干满12个小时。在北京打零工的18年，宋晓东走向衰老，这座城市逐渐壮大。2005年，首都机场的T3航站楼还没有建好，他去修过机场跑道，后来南边的亦庄、北边的天通苑，西边的西二旗、东边的通州，大大小小的楼盘一茬茬冒出来，他都参与过。

曾经的城市边缘被更多建筑工人建设成新的中心，他们却被涨起来的租金步步逼退。宋晓东从北四环的地下室，先搬到南法信的出租屋，又到了北法信的群租房，最终来到了顺义的村子里。

他现在的住所，租金已经是北京最便宜的，大约10个平方米，水、电、燃气都算上，600块出头，没有独立的洗手间，出门走100米，才有一个公厕。

上了年纪，压力越大，赚钱是必要、必须的事。宋晓东也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在河南老家，适龄的男性比女性多，一个女孩可以跟十几个男孩相亲，男孩没房没车，几乎没办法结婚。父亲给儿子买房，是风俗，是传统，也是规矩。城里新开的楼盘都是一百多平，两个儿子都背上近40多万的房贷，每攒够几千块钱，他就转给儿子们。他在北京做建筑工人赚的钱，又流入了老家的建筑行业，他自嘲，自己是劳动力，也是购买力，水不过是从一条河流到了另一条河。

北京的劳务市场上，王兴华和宋晓东代表着多数老龄建筑工的样貌。他们大多来自性别比例失衡的地区，家里至少有一个儿子，身上肩负着支持下一代成家立业的重任。因此，他们也会坚持做临时工、日结工。

每个早晨，招工的人把他们一车拉走，输送到几十公里或上百公里外各个需要的地方，9小时的工作结束后，晚上再一车送回来。交易的规则是，老人们只打零工，干一天的活儿，拿一天的钱；中介管午饭和交通，晚上回来，下车才会结钱。

日结的好处在于自由。夏天回去收麦子，儿子的孩子出生了，要回老家帮忙带。家族里的婚丧嫁娶，随时有可能把他从北京抽回老家——还有人需要他们。

系统之外

最近几年，北京市治理建筑工地，改善了工人的工作环境。工地上有了集装箱一样的免费宿舍，还有夫妻房，有热水、电、厕所，还装了空调，每天中午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一天工作不会超过8个小时。更重要的是，建筑工人都上了保险，出什么意外，有保险公司兜底。

但这些变化，不管是王兴华还是宋晓东，还有更多的老年建筑工人们，都无法感受到。在劳务市场，他们只能找些小工地上的零活儿，老板们追求效率，午休时间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大家吃饭的速度快，王兴华说：“好像没有感觉，狼吞虎咽地咽下去。”

在这里，《劳动法》是不存在的，有时候一天干了10小时，老板还不让走。体力跟不上，没人说歇一会儿，喝口水，再催促着赶紧干。也有些老板，表面上说，累了就歇歇，真到那时候，还没歇，赶快、赶快、赶快，已经催促起来。

失去了合同、保险的庇护，上当和被坑是常有的事。王兴华一一数着：招工时说不用上高，去了要上高；说干9个小时，实际干10个小时；说中午管饭，其实要自己出钱买；说给200块劳务，最后只给了180块。还有一些中介，说是日结，但总要拖上一段时间，或是干脆不给。劳务市场的晚上，隔三差五，总有一辆警车闪着灯停在村口，来处理常见的纠纷。

有一次，王兴华去一个工地干杂活，干了一会儿，老板说，吊篮上缺一个人，让他也上去，把地面上的建材吊到几十层的楼上。站在吊篮里，他不敢往下看，一整天，战战兢兢地过。最后，他只拿到杂活的工钱，220块。一个同样干杂活的长期工告诉他，自己的日薪是280块，昨天来的那一批老年工人，也因为同工不同酬跟老板吵了起来，今天又换了王兴华这一批新的。

还有一次，一个河南老乡带王兴华上工，谈好了是挖坑栽树的活儿，他们坐了两个小时的车，到那里一看，是个建筑工地。干了，工钱亏了，不干，几十公里的路，得自己回来。北京那么大，他们不认路，最后，几个老乡咬咬牙，四处找人问，终于坐公交车摸了回来。

54岁的李树文，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4月的一个上午，他看着劳务市场里乌泱泱的、仍然没有找到活儿的人，叹了口气。活儿少是有理由的。最近几年，这个市场几乎饱和了，项目少，往年的4月，大工程都下来了，整个公司的人忙得脚不沾地，但今年全是小活儿、零活。小项目是赚不到钱的，想赚一点，得找包工，把最能干的工人聚到一起，连轴转，加班赶工，用最快的速度把项目干完。

速度决定着李树文能否赚到钱。以瓦工举例，砌一块砖，一毛五，一个35岁的瓦匠，一天能砌6000砖，一天赚900、1000块不是难事。要是换了岁数大的，他指了指市场上的人，“不说到了60岁的，50多岁的，一天顶多砌2000砖，一天300块钱”。年纪大的工人干活慢，自己赚不到钱，也会拖累工程赚不到钱。

不招老人，另一个原因是，老龄工不符合规定，没法签合同，单独买保险也不好买，价格太高，不划算，干脆不买。前一阵，李树文找了一个六十多岁的临时工搬东西，东西不重，也就二三十斤，但工人踩到一颗石子，人摔倒了，东西也摔坏了，他带人去医院，花了将近2000块医药费。

老龄工要求日结工资，也给了他很大压力，工程款有回款周期，每个月只发80%的工资，留下20%周转是经常的事。“怎么能做到每天都按时发呢？”

最近几年，建筑行业里流行用“突击队”，工人不愿一年或是半年才结一次工资，风险太大，也不愿意让包工头赚差价，就自己结成队伍，干短期、劳动强度大，但日薪更高的活儿，不签劳动合同，工钱日结。

建筑工地面临招工困难的问题，赶工程进度时，也会找“突击队”支援。突击队强度大，都是些更年轻的建筑工人，多是40-50岁，读过高中，习惯使用智能手机，掌握了有门槛的技术，他们的适应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都更强，再不济，还能去开滴滴和送外卖，有退路，而老年的建筑工人，很难加入这样的队伍。

建筑工地上的老年人，就这么被抛弃到系统之外，成为不受法律、保险、团队保护的零工、临时工。

李树文最终得出结论，人过了60岁，就该退休，回家，帮儿子照顾孩子。这个结论在劳务市场里引发了一场小型争吵，旁边的一位工人质问他，回家，你给退休金？李树文回答：你有地。工人生气了，伸出手指着他：三分地，吃去吧！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出身农村，一直做农业相关研究，他的许多亲戚、同学是外出打工的农民。在他看来，中国有3.75亿流动人口，其中5000余万是建筑工人，如果不能解决这个群体的养老问题，直接清退，会产生大规模的、严重的社会问题。   按照规定，一位60周岁、没有交过保险金的农民工，如果一次性补缴15年的费用4.5万元，可以每月领取438.74元养老金。这笔钱，对离开城市的建筑工人们而言，很难有什么效用。万广华觉得，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进入当地城市的社会保障系统，逐渐市民化，同时针对40岁以上的人提前进行技能培训，有一技之长，才能保证日后的生存。

尊严

建筑工人可以在城市流动，却极难在城市定居。

最典型的例子是，王兴华一抽屉的处方药，跟菜籽油一样，也是从老家带来的。他的医保只能在老家使用，在北京买药，太贵。他最终想了一个办法，每年冬天回河南老家，三天两头往医院跑，开药。在老家不用干重活，开回来的药也不吃，他把药攒起来，攒够了，再带到北京。

对王兴华来说，在北京做建筑工人的日子，跟药一样苦，跟身体的疼痛一样漫长。

凌晨4点起床，出门找活，站上一个多小时，找到活，再坐两个小时车去工地。坐车不好受，空间狭窄，坐20分钟，腿就麻了。你的腿碰了我的，我的胳膊碰了你的，工人之间总是吵闹不休。

早上8点，进了工地，外套往旁边一扔，开始砸墙、扛土、搬砖、递灰，一口气干到中午12点。吃饭半小时，胃还没开始消化，下午的活儿又来了。

到傍晚6点，这一天还没结束，还要再坐两个小时车回家。他觉得自己像一台机器，一直在高速运动，一般人受不了，都是咬着牙坚持。”

在北京这么多年，王兴华只去过一次长城，一次天安门。长城是跟妻子一起去的，两个人提前问好路线，坐上去八达岭的公交车，他穿着一身捡来的、洗干净的校服，在长城上照了一张照片，后来成了他的微信头像，回来后，昵称也改成“长城”。天安门是他和一个远房侄子一起去的，路途太远，他不知道怎么走，也不清楚升旗是几点，坐错了地铁，耽误了时间，没赶上，到现在还是觉得可惜。

翻开他的手机相册，里面所有的照片，都是老家的全家福，没有一张是在北京拍下的。他说，也拍过，后来都删了，他觉得北京没什么可值得纪念的，这里没有生活，只有生存。

他也时常觉得没有尊严。上个月，他去顺义的一个别墅区打零工，一进去，三层的小楼，一亩地的庭院，让他忍不住惊呼。要知道，在老家，每个人只有三分地，200.1平方米。那天，他跟几个工人一起修整院子、清土、搬花、栽树，他也知道了，一株植物的价格，可以赶得上他一年的工钱。

但这样的别墅区，是没有公厕的，别墅的主人也不让工人们使用自家的卫生间，大家想上厕所，只能偷偷找个没人的地方解决。像王兴华一样的男工还好说，有一位女工，憋了足足一天。

在这座城市，生活里总有一些突发的变故让他担忧。几天前，房东说以后用水要单独付钱，一吨一块，每个月的支出直接多出来几十块，他想着，再这么下去，早晚有一天，这个房子也住不起了。半夜睡不着，他也会想，新冠肺炎又来了，劳务市场每天聚集那么多人，会不会哪天也被取缔了？那时他再去哪里找活儿？ 

在北京越久，他对这座城市就越发恐惧，恐惧上当受骗，恐惧明天赚不到钱，恐惧自己的衰老，也恐惧城市的庞大和一如既往的陌生。他有过很多次被查身份证的经历，对他而言，身份证是极其重要的东西，只有这张小小的卡片，能够证明他是谁。他用一块红布把身份证包起来，再用一根皮筋捆上三层，放在马甲靠近心脏位置的兜里。

我们在高丽营村同他告别时，他郑重地拿出了身份证，像是证明，也代表一种信任。一层层拆开后，他指着上面的字说：“你看，我是1962年生人，今年60岁整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兴华、宋晓东为化名）

很多人用「菜市场」形容5年前的产科病房，如今，受生育率下降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多地医院的产科在不同程度上变安静了。北京市朝阳区妇幼保健院的产科主任说，疫情前，早7点的门诊大厅总像春运时期的火车站，这种情况不再。北京市通州区妇幼保健院综合服务台的工作人员对咨询者说，建档名额充裕，「不像过去」。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的产科医生护士不再超负荷工作，浙江杭州树兰医院的产科大夫有时一天也做不了一台手术。

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这家承担着基础医疗功能的公立二级医院，2016年下半年平均每月要迎接200多个新生命，如今每月只有20-40名婴儿出生。产房护士站每天要写「产房日报」，记下当天出生的婴儿信息，「xxx之子/女，顺产/剖宫产」。2022年4月11日，日报上的是数字：「0」。

1

产科护士长梁弘来到东城区妇幼保健院（前东四妇产医院）时只有19岁。生孩子这事离她很远。20岁出头，她经常上夜班，白天补觉，傍晚跑到北京饭店的宴会厅跳交谊舞。那是当时的时尚，宴会厅里上千人，她穿着普通的衣服，跟着乐队的伴奏，能从晚上7点跳到10点，再骑车来医院上12点的夜班。

转眼她快退休了。单身的自由、新婚的甜蜜、养育女儿的艰辛和满足，都和35年的产科生活交叠在一起。

一张摄于1992年的照片，她怀孕5个月，坐在自己医院的产科病房里，墙面由白色和绿色拼就，鲜艳的红字把床位号标记在绿色窗框上。除此之外，是白色的床、白色的病号服、深木色床头柜。

2022年，粉和蓝代替了这一切。墙面、枕头、被套、床单、帘子，都用了柔和的、像掺了奶的粉色，防菌布的深蓝色与之调和。很长一段时间里，产科病房是8人间，一人又带好几个家属。梁弘说，病房总混杂着「血和排泄物、家属送来的各种食物」的味道，空气有些污浊。产妇不能吹对流风，她们会谨慎地拉上窗帘开窗通风。

现在，病房改为双人间，但一般只住一个人，空气中飘着淡淡的消毒水味儿。即使是这样，两排病房只用了一排。

这家医院坐落在距离南锣鼓巷600多米的中式建筑里，在老胡同的包围中小心施展着拳脚，建筑面积只有朝阳区妇幼保健院的二分之一。2005年到2013年间医院曾停业，再开张时经过了翻修。产科病房区是3个四合院改造的，两个院子露天，种着石榴、玉兰、桃花和冬青。一个院子被换了地板砖，加上了玻璃屋顶，供病人休闲活动。2016年下半年，医院的分娩量到达了梁弘记忆中的最高峰。除了病房走道，她们在这个「阳光房」也放了6张病床备用。

时间在这个产科里留下痕迹。

连接产房和护士站、病房的双开木门，在门缝处被磨出3处明显划痕，漆皮褪了，露出褐色的木头。2016年前后分娩量大，她们每天要不停给产妇换房间、换床，门就是被推着产妇的平车磨坏的。起初这里有几排防止磨损的铁皮，棱角尖锐，推平车的人手总被划伤，就拆掉了一些，剩下的那一排银白色明晃晃的铁皮，棱角也已经磨得圆钝。

产房护士长徐闵说，在2022年，初产妇的年龄多是30岁出头，她工作30年了，看着这个年龄从27岁、28岁慢慢推迟至此。

相应的，多位产科大夫说，高危产妇的比例在升高。孕妇建档后，根据其妊娠风险，在产检本上会贴上不同颜色的圆形标签。绿色最好，代表没有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妊娠风险低。而黄色、橙色、红色，越往后风险越高。在朝阳区妇幼保健院和东城区妇幼保健院，这两个不能接收「红色」等级孕妇的二级医院，持有「黄色」标签的孕妇占比最高，超过了一半。

传统观念里，孕产妇缺乏营养，需要大补。但在2022年，这种说法已过时。东城区妇幼保健院开设了孕期营养门诊，大夫朱培静发现，遇到的贫血、营养不良问题很少，多数是营养过剩。这会导致巨大儿发生率升高，「八斤大胖小子」将增加难产风险，对婴儿和产妇都不利。她在临床中感觉，十几年中，巨大儿发生率提高了20%。

2

产科的生活给每个人留下不同的印象。有人说婴儿的脐带是青灰色的，有人说是白色。这其实和断脐的时间有关。健康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有的助产士觉得没什么不同，有的则听出了差异：「连续或者断断续续的」。在很多人看来，刚出生时的婴儿长得一个样，但产科的医生护士能轻易地看出婴儿的五官特征，说出他（她）哪里像妈妈。

婴儿娩出后，助产士把孩子的脐带在2公分处剪断，打一个标准化的结，擦干羊水，让他（她）依偎在母亲胸前，盖上毛巾被。查体，称重，再在病历本上按下他（她）的脚印。

这个过程中，助产士常会被婴儿抓住手指。这温情的瞬间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寻常的抓握反射——健康的婴儿会抓住手边一切东西，手指、脐带、产钳。东城妇幼保健院的产房护士长徐闵说，手指被抓住的感觉，软软的，但很有力道。大夫朱培静说，「他（她）这样抓你一下，你一下子就变温柔了。」

刚工作时，徐闵觉得生产的画面有点血腥，有时做梦都是生孩子，那种「秃噜产」（指还没做好准备就生了）。要么是别人，要么是自己。朝阳医院的耿凯阳是产房里少见的男助产士，他把极大的热情投入其中。他会把孩子脚印按在卡片上，写上一句话送给他（她），落款「曾经帮助你来到世界的助产士」。工作时间长了，他也不再给每个孩子写。对大多数人来说，出生后那几小时的故事，随着脐带的结一起变成褐色，然后在两周后脱落了。

疼痛是很多产妇对生产过程最深的印象。那是子宫收缩带来的，是生理性而非病理性的疼痛，医学上曾把这种疼痛定义为仅次于烧伤痛的9级。在疼痛下，有产妇大哭大叫，有的则低声呜咽。朱培静在一家综合医院见过产妇举着吊瓶光着下身出来，跪着求医生给她剖宫产，东城区妇幼保健院的护士张强则会被产妇当作疼痛中的抓手，对方松开后，她的胳膊上留下清晰的手印，很久才会消去。但生育疼痛的个体差异极大，有人的宫缩疼就像一次痛经。

陕西榆林一产妇在宫缩疼痛中跳楼的事情发生后，2019年，我国在913家医院推行无痛分娩试点。这是个在国外已经应用了100多年的成熟技术，由麻醉师从产妇的脊椎部位注射麻醉剂，减弱宫缩的疼痛。一位医生形容，如果打分娩镇痛针前的疼痛指数是9，打过镇痛的疼痛指数大约是4，一个可以忍受的程度——也有人会感觉到完全不痛了。

分娩镇痛的应用程度，与医院麻醉医师的资源状况有关。据统计，截至2021年，我国总体的分娩镇痛应用率只有30%，中西部地区许多医院的分娩镇痛普及率不足10%。在北京东城妇幼保健院，分娩镇痛的应用比率从2013年时的40%左右，上升到70%。

在资源充沛的情况下，要面对的是陈旧的观念。产妇打分娩镇痛针需要本人和家属的签字，护士张强有时看到麻醉师来来回回地跑，得不到签名。她见到过一个女士疼得一直哭，经过评估她符合使用分娩镇痛的条件，但丈夫听婆婆的意见「不打」。在电话里，女士哭得逐渐不说话了。丈夫说，「知道你疼，但妈妈说无痛针还是别打了。」

剖宫产的疼痛则主要在生产后袭来。剖宫产后，产妇要经历剧烈的子宫收缩，这能让产妇的子宫收缩到正常大小，减少出血。护士会帮助产妇压肚子，检查宫缩程度。护士张强刚工作的时候，会觉得「产妇可真矫情，她会推你的手，会拽你的手，不让按」。等她自己生了孩子，才知道真的很疼，疼到冒冷汗，屏住呼吸才能好一点。「我就真的说别再按了，因为子宫上它有一个伤口，它老收缩，它老是动。」

疼痛被遗忘后，留下的是疤痕。顺产的疤痕多来自侧切，这是在生产困难时，助产士为了防止产妇会阴被更大程度撕裂而做的。朱培静说，「以前有一段时间基本都要侧切」，现在为了保护产妇身体，他们不到万不得已、出现明确的指征就不会侧切。侧切的伤口也变为皮内缝合。

梁弘经历了剖宫产，肚子上留下一道深色的竖切口疤痕，现在，产科医生做手术时看到这种疤痕会惊讶。纵切口比横切口的伤疤增生更明显，颜色更深，为了美观，竖型切口已经几乎消失，横切口的位置也在不断下移。业界通行的横切口位置是耻骨之上3公分。杭州树兰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刘建刚近几年研究出更隐形的切口，下移到几乎与耻骨持平，为了让疤痕在日后能隐藏在比基尼下，他需要小心翼翼地避开膀胱。

3

产科是一个女性的世界。《2021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2020年全国妇幼保健院的卫生技术人员中，男性占比14.9%，女性占比85.1%。生育对这些女性不仅是工作，常常还是生活。

有媒体在母亲节做了一项调查，在700多人中，选择「如果再选一次不会做妈妈」的人超过40%。护士长梁弘说「为什么会后悔呢？我不后悔。」她觉得如果政策允许，她或许会有不止一个孩子。护士张强有一个三岁半的女儿，她也不后悔生了她，但坚决不再要第二个了。而产房护士长徐闵是一个丁克。30多年的职业生涯里，她帮助无数个婴儿来到世界，见证了无数人做妈妈的瞬间，但没有强烈地想过去体验。「可能自我意识比较强。」

梁弘觉得母亲这个身份给她带来无尽的幸福。她在工作第五年时有了女儿。现在在病房看见产妇哺乳，她总是回味着29年前自己给孩子喂奶的温馨，「你拥有着她，她拥有着你」。

29年过去，她们的关系亲密如初。女儿常和她一起睡，她们脸贴着脸自拍，一起追星，去3个城市看毛不易的演唱会，拿着荧光棒向舞台挥手。她和丈夫的工作都要黑白倒班，他们接力带娃。她常骑着一辆安着幼儿座椅的自行车把女儿送进医院附近的幼儿园，放学后接她来医院，下班后一起回家。一次座椅的螺丝松动了，女儿带着毛绒帽子和着棉斗篷朝后摔下去，她至今想起来后怕。

徐闵比梁弘小4岁，两个人认识30年了。以前，梁弘的女儿常缠着徐闵阿姨给她画画。梁弘看到徐闵的手上总是有小猫的划痕，她喜欢猫，养了好几只。徐闵年轻时就了解了丁克的概念。和现在的丈夫恋爱时，她就表达过这个想法，对方也没有反对。

50岁上下，她们两个都仍有年轻人的神情和姿态。徐闵说话快而生动，她的助产士门诊里放着产房里出生孩子们的相册。她最近看了热播剧《亲爱的小孩》，其中有描写生育前后鸡飞狗跳的部分，她觉得挺真实的。她并非不喜欢小孩，年轻时，她觉得自己总要上夜班，不好带孩子，家里又没有找保姆的条件，加上生孩子的愿望并不强烈，「耗耗就过去了」。

她觉得社会最终的养老方式是养老院，没想过让谁帮自己养老。只不过，她听说「有孩子和没孩子的在养老院里待遇不同」，只有在这时她「有一点点后悔」。她不觉得孩子要为谁而生，生了就要全权负责。「如果我有孩子，我应该去尽力做那些事情，但是你又做不到，期望可能太高，自己又达不到，最后就选择放弃。」

有了孩子后，梁弘和张强对工作的感觉变了。梁弘知道产后上厕所时起身、走动的困难，「那种时候多希望有人能扶一把」。作为护士长，她常和大家说，把产妇当成家人不容易，但要把产妇当成自己的朋友。同事都说护士张强的性格变了，以前大大咧咧，不是「很女的一个人」，现在变得更能体谅人，更温柔。

最近，张强的女儿患了支气管炎，她要带着女儿看病、喂药，晚上要一直抱、量体温，小孩有时还不配合，她觉得自己快绷不住了。「有孩子也挺好，但有孩子也挺难的。」

女儿没上幼儿园时，张强下了夜班也不能补觉，只有女儿午睡时她能睡3个小时。即使白天有母亲帮忙，回家了她还是有很多事要操心：女儿的衣服脏了，鞋踩上了泥，书包要收拾好，该学画画了。这三年半里，她没有和同事去逛过街、吃过饭。孩子出生第一年，她要考职称，每天晚上9点多把孩子哄睡，看书到夜里11点，再用每天地铁上来回的时间学习，就只有这点时间。

生育率降低她能理解，「现在养个孩子真的不像咱们小时候那么简单」。教育上的压力太大了，她总在考虑这个阶段又要开发女儿什么思维，「费尽心机地」和她沟通。同事和她聊过，回家怎么引导孩子分享生活，「要说，妈妈今天在医院里有两个小宝宝出生，一个是什么样，另一个什么样。你呢，在幼儿园发生了什么事？

张强想让自己的「队友」更给力一些。尽管丈夫在她夜班时能负担起「带孩子洗漱、学习、哄睡」的所有任务，但更多的焦虑还在她这。「好多女性也都是看着队友实在用不上，后来就放弃了，慢慢习以为常，是咱们自己的活了。」她在工作中也见到太多准爸爸，在孩子马上出生时，回家都不知道要准备什么。

4

即使充分体会了做母亲的幸福，在女儿表示自己未来不会生孩子时，梁弘还是欣然接受了。她说，要怎么选择都是她自己的事。

社会的生育观念的变化像潮水般冲刷着妇产科。科普博主「六层楼」曾是北京某三甲医院的妇产科大夫，经常在社交媒体上探讨女性与生育话题。怎么为女性创造更好的生育环境？他觉得首先是让她们有选择不生育的权利。他记得，在子宫腺肌症的诊断中，过去医生会说，「这个很重要，会影响你以后的生育」。但是逐渐有女孩说，「我并没有生育计划」。慢慢的，就像AI进行语言学习一样，医生的语言变成了，「如果你以后有生育计划的话，那……」以前，有女孩来妇科就医，会被医生以「这个问题可能会影响生育」为说辞劝说其趁早治疗，而现在，医生的话变成了「这会导致痛经和贫血，要早点治疗」。

他也30多岁了，父母会发一些文章，催促他和妻子生孩子，大多是关于最佳生育年龄的。但是他对「最佳生育年龄」有自己的理解。「一个25岁刚大学毕业、没有房子、工作不稳定、经济状况不好的年轻人，和一个35岁、事业稳定、心理成熟的人，谁处在最佳生育年龄呢？」「孩子能养成什么样，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不是所谓生理上的最佳生育年龄。」

他曾发布过一期科普视频，聊生育给女性身体带来的伤害，希望大家在作选择前充分了解。其中有句话说「生育对女性在生理上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都是弊大于利」。为此，一个中年母亲特地注册了微博账号指责他。说她的女儿不愿意生孩子，并把这则视频转给她，以此为不生育的论据。这位心急的母亲觉得「六层楼」「教坏年轻人」。

但「六层楼」并不是丁克主义者，也没有倡导年轻人不生育。他只是觉得自己和很多人一样，都没有作好准备。他想到刚工作时，一次在办公室，主任看着他感慨，如果自己的孩子留了下来，也有他这么大了。但当时要在职业生涯和孩子中间二选一，她选择了事业。

「六层楼」自己也生活在一个传统家庭里。父亲做着小买卖，不常回家，家务和育儿责任落在母亲身上。他计划，要等到自己能拿出一半时间用在家庭上的时候，再选择生育。因为既然都是家庭成员，就要平等地参与家庭事务，「我是人，我妻子也是人，为什么我就有理由少做一些？」「参与少了我还不乐意」。但现在他觉得自己每天要花五六个小时在科普的工作上，妻子也有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没到养育孩子的时机。

梁弘知道，如今育儿的压力比20多年前要大。女儿和她年轻时的状态不同了，女儿在银行上班，经常加班到晚上10点多回来。张强会和年龄偏大的产妇聊天，问问她们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年龄生育。她们常说，工作压力很大，要还房贷车贷，养孩子要拿出来很多钱。她们认为不做好提前的规划，孩子来了也养不好，教育也是个大问题。

她观察，这些人事业心强，责任心也强，害怕生了孩子之后对孩子不负责。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一位产科大夫说，他观察深圳的「白领、骨干、精英」一般更想要一个女儿，原因是：两人都很忙，觉得女孩不那么调皮，更节省精力。

不管人们是否选择，以及选择什么时候来到产科，产科里那些故事还在发生。一位朝阳医院的助产士曾经在急诊科室工作过，午夜时分，在去医院上夜班的路上，他总是想，就在这么一个小小空间里，今晚抢救室里会有人失去生命，而产科里又有新的生命选择降生。

4月中旬，在东城妇幼保健院，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和母亲共享一间病房，走廊外的庭院里，桃花和玉兰落了满地。走廊里很安静，只能听到新生命发出温热的、哼哼唧唧的声音。

（文中梁弘、徐闵为化名）

“临时加班”、“被领导PUA”、“和不熟络的同事‘Social’”、“被裁却拿不到赔偿金”……曾几何时，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职场遭际，80后在面对时多半唯唯诺诺，90后也只是用摸鱼来消极抵抗。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些80后、90后敢怒不敢言的日常，似乎正被00后打破。他们开始质疑权威，不再逆来顺受，在职场上也更坦率地做自己。

近日，话题#00后能改变职场不良风气吗？#登上微博热搜，阅读量达数千万。一条“00后整顿职场，工作一年仲裁4家公司，告倒闭两家，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的朋友圈更是传遍社交网络。

不难看出的是，尽管在庞大的职场中，00后职场新人数量还是沧海一粟，但他们在职场中与上一代人不同的职场观念，足以吸引许多职场“前辈”的目光。

《00后群体就业选择偏好调研报告》显示，与前辈们相比， 00后更看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对假期充足度、加班程度、通勤距离都格外关注。其中00后对“事少”、“离家近”的关注度，分别比85后高出10个百分点和4个百分点。

温州人力资源网则更是详细地将00后们不同的职场观念总结成了三个特性：拒绝无脑服从、不额外吃苦、不再奉行“吃亏是福”的处事原则；拒绝无脑社交、认为在职场中的同事关系应该各司其职、生活中互不干扰；拒绝无效加班，更重效率价值……

一位接触过“00后仲裁公司案例”的律师告诉燃财经，出现职场现象，与现在00后家庭条件良好以及“房子、车子，都太贵，打工那点钱也不够干嘛”、“我干嘛惯着你”的心态有一定的关系，“这些或许都是95后、00后择业观‘刚烈’的主要原因。”

与此同时，上述律师也表示，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部门企业确实不够规范也直接导致“00后整顿职场”话题愈加引人关注。

本期小酒馆，我们和几位00后职场萌新们聊了聊他们“整顿职场”的那些事儿。他们当中，有人在公司裁员时遇到了不给赔偿金的无良老板，但勇于仲裁老板后成功胜诉；有人或是拒绝低效内耗，不顾领导“特异眼光”准时下班；还有人拒绝了下班时间“强制性”团建的企业商务活动；更有人执行力强到反向“push”老板……

尽管一些00后的职场态度，被部分企业认为是“摆烂”、“躺平”、“娇生惯养”，但在更多的职场人看来，这是员工在努力为自己争取应得的权益，是跨出了80后和90后不敢迈出的勇敢的一步，是职场人自我意识觉醒的开始。

仲裁无良老板，00后无所畏惧

小羊 | 18岁 网络编辑

去年11月，刚满18岁的我入职一家教育创业公司，不仅负责前台，还要做销售找生源，但每个月工资却只有1800元。入职之初，老板一直强调“创业艰难”，不少员工因此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更不用提五险一金。但出于帮助老板创业的“义气”，再加上公司氛围极好，哪怕工资低，我也从未想过离职。

可没想到，两个月后，我就在公司的“骚操作”下，提起了劳动仲裁。

去年年底，公司生源逐渐稳定，业绩也开始越来越好，但老板却开始辞退初创期的同事。今年1月份休假时，我突然收到了人事的电话。因为此前已经有所耳闻，我便果断录了音。毫无意外，公司要以我能力不足的理由辞退我，且不会给我任何补偿。

快到年底却丢了工作，我自以为的“义气”也被现实打个稀碎。在最初的气愤过后，我很快冷静下来，连夜恶补劳动法。第二天一早，我直接找到老板，希望争取一个月的工资补偿。

“有本事你就去告！工资一分都不会发给你。”面对老板的“威胁”，也为了拿回应有的劳动报酬，当天下午，我就拿着身份证去了劳动局。

立案时，劳动局工作人员诧异的问我，“你才18岁吗？”我点头表示肯定并称，坚决要立案。虽然父母劝我“个人怎么干的过企业呢？小心耽误以后找工作。”但我打定主意，一定要拿回应有的报酬！

可很快，我就见识到了公司“无赖”的嘴脸。

刚一立案，公司就扣下了我12月份的工资。而我“见招拆招”，随即拨打了市长热线，顺利拿到了薪水。

随后，公司一拖再拖，仲裁开庭的日程从1月份排到5月份，而劳动局离我家很远，在拥挤的人潮里，每次一个人顶着寒风来回，我都忍不住质疑自己，这样坚持值得吗？

可我还是想为自己讨一个公道。

直到5月份，我终于等到了开庭。虽然当天老板并未到场，但准备充足的我，被判定仲裁成功。拿到裁决书时，我从劳动局走出来，感觉整个人都是飘的。   世界上总会有不公，但遇到不公，我们要勇于对不公说“NO”。

“我做的方案署名凭什么没有我”

潇潇 | 21岁 互联网公司实习生

我今年大三，已经在一家小型的互联网公司开始了实习生活。因为我长了一张“厌世脸”，也不太喜欢Social，所以经常会给人一种“生人勿近”的距离感。为此，爸妈特别担心我在职场“吃不开”，还提前教了我很多所谓的“职场规则”，但他们每说一条，我都会问一句“凭什么”。

不是我们这些00后喜欢杠，是我们真的理解不了这些所谓的“职场规则”。

两个月前的一个周五，我正欢欢喜喜地收拾东西准备下班，突然被主管领导叫去了办公室，给我安排了一项难度较高的工作任务，并要求我周一上班就把方案交给她。我担心自己的能力无法胜任，主管领导立刻一脸姨母笑地跟告诉我，“你是这一批实习生中表现得最好的，我充分相信你的能力。”

我虽然没有在夸赞中迷失，但也感到很受鼓舞。转念一想，这项工作又能锻炼到我的能力，况且主管领导也说了她来托底，我也不妨大胆去做，就当积累工作经验了。

一个美好的周末就这样在查找材料、数据分析、电话调研和制作PPT中度过了，周日凌晨一点多，我终于将做好的方案发给了领导。周一上午例会，当我的主管领导开始汇报工作时，我惊讶地发现大屏幕上播放的是我做的PPT。然而，还没等我消化内心的雀跃，却发现署名只有我的主管领导。

等我晃过神来，方案已经汇报完了，大领导正在对其中一处数据的调研方式跟主管领导确认。因为PPT都不是主管领导做的，他显然没有做好准备。“这个、是因为……”半天也没说出所以然，此时，我脑子一热就直接站了起来，“这个数据是基于召回的物品通过数据分析和算法处理的，和第五页的数据算法是一致的。”

“你是？”“我是新来的实习生，这个方案的初稿是我写的，所以对数据调研方式比较了解。”这时，我的主管领导连忙补充介绍了下我，并尴尬地解释刚才太急于输出方案，忘记介绍我了。

当时的尴尬气氛弥漫了整个会议室，我说这番话的时候当然知道我的主管领导会下不来台，但这就是她抹杀别人劳动付出所应当承担的后果。

因为在会上表现得“过勇”，我一战成名，大领导对我青睐有加，点名让我加入公司较为核心的项目组，要知道这是普通实习生不可能有的待遇。

这让我的主管领导十分不满，开始明里暗里给我“穿小鞋”。不是在下班时给我安排一堆琐碎的工作，就是出问题了让我“背锅”，我分分钟给她怼回去，她就到处跟别人说“这届实习生不懂规矩，难带”。

什么叫不懂规矩？又是谁定下的这些规矩？虽然我时不时还会被主管领导刁难，但没关系，反正我会反击。而且如果再给我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我还是会作出同样的举动。因为只有努力的你被看见，才会有更好的机会来眷顾。

拒绝低效率内耗，从准点下班开始

奇奇侠 | 22岁 游戏公司运营

算上实习期，我已经在目前公司工作了8个月。作为公司年龄最小的同事，我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另类之处”，但有一点我承认，我基本是公司同事下班的“信号”。

对于这点我也十分不理解，按理说公司整体偏年轻化，同事大多为90后，甚至95后，但对于“准点下班”的概念，好像都理解得不够深刻。

还记得我在公司上班的第一天，出于对陌生环境的适应，下午6点半下班时我并没有打卡下班，而是坐在工位“静观其变”。谁知过了十分钟，位于公司门口的打卡机才发出第一声“打卡成功，谢谢”的提示音，随后才是同事陆陆续续打卡下班。

到了第二天，这种不准时下班的情况仍在延续。但等了5分钟仍未见有动静的我，率先打卡下班，而在等电梯时我看到了同事陆续走出公司，后来几天皆是如此。在我第一个打卡下班后，同事们才纷纷离开工位打卡下班。

在公司工作一周多后的某天，同小组另一位交情不错的同事在我六点半准时拎包打卡走人时，试探性让我“等等再走。”一头雾水的我坐在工位等了十分钟，直到打卡机发出第一声“谢谢”后，这位小姐姐才和我约着一起下班，走向地铁站时，她还给我普及了我来公司前，领导因同事踩点上下班而大发雷霆的往事，并叮嘱我，“以后你要六点半之后再开始收拾东西，等个十分钟再打卡下班。”

对此，我自然是无法接受的，反驳道，“那我之前准点下班也没见着有领导找我。”“那是因为你只是一名实习生，年龄还最小，觉得无关紧要。”同事小姐姐还说，第一个打卡的人是领导最爱观察的人，“打卡机一发出‘谢谢’，所有人目光都盯着那位准点下班的同事。枪打出头鸟，以后可以多等等。”

同事还好心提醒，领导将公司当家，最喜欢的就是在公司加班的同事。“领导最喜欢晚上九点十点发条朋友圈，‘歌颂’加班的同事。”而我听完之后，一边大为震惊，一边谢绝了同事的好意。往后的日子里，我依旧是准点拎包就走，绝不在公司拖拉浪费一分钟时间。

实习期结束，领导和我谈转正时候，还特意点我，说我是“公司下班第一人”。我听了也只是笑笑回答，“没办法，工作时间都将当天工作完成了，也没什么理由值得我在公司浪费公司的水电。”

##“非工作范围内的事情要我配合？这得看我心情

白小小丨22岁 商务

我是去年毕业，刚加入工作10个月的职场新人。对于我来说，如果是工作范围内的事情，我不会拒绝。但如果超出工作范围，那抱歉我将视自己的喜好而配合。

印象最深的是我上一份工作，刚入职没多久，部门新换了一个大领导。于是小领导就提议，下班后找一家餐厅，大家一起吃个饭、对新领导表示一下欢迎。最开始我的内心并没有抗拒，因为白吃白喝一顿，何乐而不为。但临近下班的时候，小领导突然来了一句，“今天下班不许请假，全都必须得去。”

看见这句话，我的火就冒起来了。欢迎会是下班时间，而且也不是工作范围内，凭什么要求我？尤其这种丧失选择权的感觉让我极其不舒服。于是我立马就给小领导发消息说：“今天的团建我不去了。”当小领导问我为什么的时候，我还特意写明：“真实原因：不喜欢团建；假原因：没时间。”还特意把请假的消息发了一个朋友圈，因为觉得自己做的事很酷。

在我发完这句话之后，小领导并没有回复我。而我下班后也直接溜了，并没给他们缓冲的时间。第二天大领导问我，“怎么昨天大家都去吃饭了，但是没看见你？”我说我有事，他也开玩笑地说，“谈恋爱去了吗。”

我能感觉到大领导是善意的，也只是开玩笑而已。当然，这件事情也没给我带来什么影响，之后还是照常上班。只是毕竟大领导工作了多年而且职位比较高，不会在小事上计较。于是我也打马虎眼混过了。

后来还有一次，是新来的大领导提议，周会可以增加一个环节，让大家分享生活的趣事，增加员工之间的感情。我其实觉得这个活动挺好的，正好大家不熟。结果又是这位小领导不发言，并且在我问“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不用说了”的时候回答道，“我是领导，我可以不说。”

我的火再次被点燃，并在那天周会选择了“闭麦不发言”。

其实我觉得职场处事方式跟年龄层不一定完全相关，我身边也有00后的朋友比较内卷。可能普遍来说，00后刚踏入职场，而且经济压力和负担比较小，试错和怼人的成本比较低，所以遇到不平的事情会重拳出击。

00后下属每天 push 我，放假给我连打两个电话

陆阳 | 25岁 互联网运营

作为一个95后的互联网大厂运营，靠着破格晋升，我也混到了“小主管”位置，带着几个00后下属。但可能因为我比较“摆烂”，拖延症严重，00后下属开始反向push我，我也被迫努力工作。

其中一位00后下属，我给她起名“小卷”。她是一位海归硕士毕业生，家境优越，成绩优秀，自我驱动力很强，也是催我工作进度最认真的一位下属。

实际上，她个人也是执行力非常强的人。每天，她都会将当天要做的事情详细写在笔记本上，细致到具体问题、需求和时间节点，列出紧急事项，然后她会认真做完紧急的工作，尔后继续完成其他任务。

而我，虽然是一个思维能力比较强的人，如在制定方向战略上，会有比较清晰的认知，但执行力相对比较差。

于是，行动力很强的小卷，对于我这个领导的工作规划，事无巨细，催工作进度也就成了日常。

“运营规则方案我写好了你记得改”、“产品迭代的反馈调研每天也得开了，产品催我了”、“明天上午还有一个大组会哦”……

五一假期的时候，我们正在进行公司一个重要项目，每天都有工作对接。小卷无法忍受工作挤压到节后，放假也在写方案，写完就直接发给我。我看完简单回复说，有个地方有问题，我会修改。然后，她就给我打了两个语音电话，迫切地想知道哪块有问题，还想跟我讨论修改意见。而我的内心是，“正放假呢，节后再说吧。”

可以说，“小卷们”对我的反向push还是有用的，我现在工作效率有明显提升。

其实，在我看来，00后职场人并非很“卷”，因为他们并没有对他人施压，不会去“卷”别人，给别人造成焦虑与不适。相反，只是自我要求高，喜欢主动去做好工作。比如小卷，她不会在工作群里push我，而是会私聊我，在工作职责范围内，很真诚地提出意见。可能跟90后不一样，面对上司，00后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有质疑权威的勇气。

00后也不是如大家所言的更喜欢“躺平”，而是他们更有自我意识，不会逆来顺受。比如公司说6点下班，但没有事先解释，要求每天加班到8点，他们就会不满。但如果入职的时候就表明加班情况，00后也会愿意接受。我们习惯“敢怒不敢言”，但00后的态度是，没有提前说明的事情，就不应该是他们的“义务”。

此外，我觉得00后职场人非常有分寸感，人和事分得很清，共情能力很强。比如，不会因为我指出他们的工作错误，就认为我是在“针对”他们。而是会去思考问题并理解，不是藏“小心思”。

00后实习生把我当“儿子”养？

佳能 | 29岁 个人创业者

去年秋天，我的工作室迎来了第一个00后实习生秋秋。

虽然我经常在外接业务，不总去公司，但已经从负责保洁的阿姨嘴里，耳闻秋秋经常帮着搬东西、清扫办公室，夸奖“小姑娘特别热心”。

很快，我就实际体验了一把她的热心肠。清明节后，我熬了几个大夜终于做完了项目，中午刚到公司就开始胃疼，强忍住接了杯热水就睡过去了。

直到被秋秋摇醒，并看见她手里拿着一把药片。“老板，赶紧吃了，这药可以治胃疼。”我迷迷糊糊喝了药，才想起来问，“你这是什么药啊？”秋秋给我拉了拉盖着的外套，大喇喇回答，“我百度查的。”

我震惊在当场，又好笑又无语。还没等说话，就再次被秋秋投喂了面包和小米粥，果然到了下午胃就不疼了。

从此，我在秋秋心里就变成“体弱多病”的代名词。四月北京降温，早上一起床，我就会收到秋秋的微信，“老板，你记着多穿点，小心感冒。”我只能干巴巴回复，“好的。”

不仅如此，有次晚上我在群里和设计对需求，由于项目比较急，到了凌晨2点我还在发消息。这时，微信就弹出了秋秋的对话框，“老板，你怎么还不休息呀，要注意身体。”一瞬间，我感觉回到了被老妈嘘寒问暖的上学时光，只好停了工作睡觉。

甚至第二天去公司，秋秋还在我的保温杯里泡好枸杞，一脸关怀的递给了我。“你是把我当儿子养了吗？”我忍不住开玩笑，秋秋倒是迅速回复，“老板你要是愿意，我也可以的。”办公室一瞬间全是哄笑声，而我只能愣在当场。

而如此“社牛”又热心的00后实习生，也早就成了公司的团宠。能够如此直接地去帮助别人、关怀别人，谁能不被这样的00后“迷住”呢？

*文中小羊、佳能、奇奇侠、白小小、潇潇、陆阳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