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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无处不在的社交边界

一个人的社交边界具体有哪些，或许很难讲清楚，但谁都能列出几项“没有边界感”的行为。在一个名为“日常注重边界感”的豆瓣小组里，各种“没有边界感”的行为就在被众多年轻人疯狂吐槽。这个小组于2020年成立，如今已经有超过12万名成员。

我们爬取了这个小组共计10661条帖文的标题并进行分词统计，梳理出那些被吐槽最多的“越界者”，以及越界行为的发生场景。

过度黏人的朋友、喜欢八卦别人的同事、嫌贫爱富的亲戚、不尊重隐私的父母等等都是被吐槽的对象，全方位涵盖了亲情、友情、爱情、工作关系、陌生人社交等各类人际关系。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哪些行为最容易越界，我们挑选出部分贴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行为进行归类，列出了年轻人最在意的八大“社交雷区”。

在没有边界感的行为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偷看或泄露隐私”，这种隐私主要指聊天记录、手机相册、电脑密码等个人信息。

其次是“对个人事务指手画脚”。由于考试分数、婚姻状况、工作收入等依然是茶余饭后的重要谈资，“被迫分享考研成绩”“买了房子以后被刨根问底”“最烦被亲戚问工资多少，房租多少”等吐槽引发众多共鸣。

除此之外，还有未经允许进入个人空间、乱拿乱动个人物品、对别人提出过分要求、催婚催生等行为都属于“没有边界感”。

总之，空间有边界、隐私有边界、情感有边界、言语有边界，社交边界可谓无处不在。

02 边界感，两代人的认知屏障

回到年轻人卧铺挂帘子的新闻，这或许反应了两代人对于边界感的认知差异。老人认为，年轻人在下铺挂帘子，让人连坐的地方都没有，是不道德的行为。但众多年轻网友认为，既然买了卧铺票，就可以按自己的方式使用卧铺空间：“让坐是情分，不让是本分”“下铺价格最贵，花了更高的价钱，凭什么共享？”“不接受道德绑架”。

在一项超过4000人的网络投票中，46.4%的人认为火车下铺“能坐，但需要征求下铺乘客同意”，36.7%的人认为“不能坐，下铺使用权属于下铺乘客”。

一个床帘反映出两代人对于“边界感”的认知屏障。在上一代人看来，坐一下他人的铺位，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们的记忆里，火车就是热热闹闹的，聊天声、打牌声此起彼伏，漫漫长路无事可做的人们互相攀谈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但如今的“社恐”一代更习惯于网络空间的交流，在现实中，哪怕是火车这种公共场合，他们也想给自己营造一个不受打扰的私人空间。不越界，不强求，不捆绑，才是新一代的社交准则。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里，大家没有太多对于空间和隐私的关注，这让人与人之间多了人情味，但肯定也意味着少了“边界感”。当传统的“熟人社会”迅速进化成现代的“陌生人社会”，两代人社交文化的矛盾冲突几乎无可避免。

03 为了守护情感边界，年轻人选择“断亲”

在所有“越界者”中，“亲戚”是出现频率相对较高的关键词。近年来，年轻人“断亲”的现象受到社会关注，微博话题#为什么这届年轻人开始断亲#也登上热搜，有高达3亿的阅读量。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胡小武在论文《青年“断亲”：何以发生？何去何从？》中用1200份有效样本证明了这一趋势。研究发现，年龄越小，与亲戚联系越少。绝大多数“90后”及“00后”不会与亲戚频繁联系。

在豆瓣小组里，伴随“亲戚”这两个字出现的几乎全是负面情绪：“过年走亲戚真是一种酷刑”“亲戚们总借着关心的名义说些扎我心窝子的话”“去亲戚家被说你现在当服务员挺好”，从网友的吐槽中不难看出，“缺乏边界感”是年轻人“断亲”的重要原因。

论文《青年“断亲”：何以发生？何去何从？》归纳了“断亲”现象的内在机制，其中写到：“亲戚相互之间的攀比磨灭了亲情。当人们赚到钱之后，会与亲人对比，对方过得好自己不高兴，自己过得好对方不高兴。”正是“你家孩子成绩怎么样”“你家孩子工资多少”这样的话题让孩子变成了相互攀比的工具。

能够成为父母、亲戚口中“别人家的孩子”的永远只是凤毛麟角，大多数年轻人都是这种攀比体系里的失败者。当亲缘关系带来的只剩下自我丧失和情绪负累，“断亲”就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

04 可以逃避社交，但逃不掉孤独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交边界，不同人对于边界的认知千差万别。与人交往，一不小心就会踏入别人的“雷区”，陷入互相的情绪消耗之中。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选择逃避社交。

中国青年报2021年对全国大学生的调查显示，有80.22%的人认为自己有轻微“社恐”。有超四成人不好意思找别人帮忙，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在路上碰到认识的人，会想要装作没看到。蜂鸟问卷2020年《社恐情况调查报告》显示，只有13%的社恐人在公众场合会和旁人搭话。

如今，“社交恐惧”已经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成为年轻人应对社交压力的避难所。但并不意味着“社恐”不会对年轻人的正常生活造成影响。

从校园迈入职场，“社恐”带来的负面影响会被进一步放大。在后浪研究所《2023年轻人社恐报告》中，不少人因为开会时的默不作声一步步沦为职场小透明。同时，“社恐”也可能让年轻人在恋爱、婚姻中遭遇挫败。

我们可以享受封闭的物理空间或内心世界带来的自由安逸，但没有人能逃脱社会性这个人之为人的基本属性（社会性=社交性？）。

另一方面，当社交边界越来越多，走进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也变得越来越难。当过分强调边界的不可侵犯，就会逐渐失去对他人的包容和理解，也逐渐失去来自真实世界的情感支撑（一段不尊重边界的情感值得维系吗？）。

当每个人都以自己为重，谁又有意愿和能力倾听他人的心声？（得看那个人想干什么了，要做点什么寻求说明合作）

边界感的另一面，就是孤独。这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属于整个时代的困境。（可怕的不是孤独，与自己相处本应是人生的必修课）

徘徊于边界之中，我们依然渴望跨越壁垒的自由。 （难道作者是要保持侵犯他人边界的自由吗？没有所谓“跨越壁垒”的自由，只有经过他人允许才能进入他人边界的权利）

参考资料：

中国青年研究《边界感：现代社会青年社交需求及其建构》

中国青年研究《青年“断亲”：何以发生？何去何从？》

中国青年报《超八成受访大学生认为自己轻微“社恐”》

知著网《“断亲”，一次以新代旧的“解缚”》

知著网《吃不到的“蔬菜沙拉”：建立边界，但别筑成壁垒》

蜂鸟问卷2020年《社恐情况调查报告》

后浪研究所《2023年轻人社恐报告》

亲戚是一种基于血缘联结的社会关系。在中国社会中，亲戚关系是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差序格局”的基本指向，即围绕着血缘亲属的排序，形成社会关系距离的圈层形态。中国民间有一句老话：“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四代不走了”，形象地表达了亲戚关系的客观弱化现象。

由于家庭规模的扩大，人们之间的关系网络增加，客观上导致了“亲不过三代”的亲戚关系结构。但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国家庭独生子女占据主流。较少的亲戚网络与少子化，却让原本应该更具黏性的亲戚关系加速淡化，并逐渐出现了“亲不过二代”的紧缩化形态的亲戚关系。

新世代的“90后”特别是“00后”青年群体的“断亲”，已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2021年底以来，网络媒体出现了大量“90后断亲”现象的内容，并将原因归纳为不信任感、失去利益维系、心理创伤等等。

“断亲”主要表现为懒于、疏于、不屑于同二代以内的亲戚互动和交往的一种现象，简单讲就是基本不走亲戚，而不是一种正式声明的断绝亲戚关系。青年“断亲”背后的原因不能如此简单化理解，需要从中国社会结构嬗变的大环境和新世代生活方式变化等多重因素去思考。

一、圈层式微：传统文化中的亲缘关系结构及其趋势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亲戚关系是基于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首先是有核心家庭，即由夫妻和其未婚的子女组成，其中以情感为基础的婚姻关系具有首屈一指的重要性。其次是扩大家庭，即由血缘为纽带的兄弟姐妹及其子女或更多代际关系的家庭联合体。农业社会或前现代社会结构中，亲缘关系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扩大家庭会极力地维护一个大家族的血缘联系以提升整个家族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所以远亲胜过近邻，想方设法攀亲戚是一种生存智慧。

当然，即使传统社会亲缘关系较为紧密，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句俗话：“亲不过三代”。老辈兄弟间同甘共苦，父辈兄弟间亲如手足，到了孙辈，也只有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由于扩大家庭中老一辈的关系，会走在一起聚一聚，维系中国社会长期延续的家庭伦理和孝道传统。然而聚会结束后，大家各奔东西，各奔前程，日常很少联系。

这样的现象发生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大多数扩大家庭中。这其中既有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差序格局”[1]的情感定律，也受到社会结构、经济形态、居住方式、情感诉求和生活方式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一方面，由于人类繁衍和寿命增长，整体家庭网络的扩张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扩大家庭客观上会形成“亲不过三代”的层级往下的关系疏远趋势，体现了亲缘关系的“圈层式微”状态。

罗吉斯认为，人类关系分为初级关系和次级关系。初级关系（如血缘的或地缘的群体）的重要性在不断降低，而次级关系（如具有共同利益的正式组织、政府机构和商业公司）的重要性在逐渐提高。人们的社会关系变得更加正式、更加非人化和科层化[2]。

因此，伴随着人类现代化进程，传统社会的扩大家庭在退化，核心家庭不断兴起，次级关系在人们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与过去广泛而有力的亲属关系裙带性相比，今天的亲属链缩短并大大削弱。城市社会或工业社会中，人们生活从封闭走向开放，社会联系更加机械，更加依托法律、市场、社区等正式机构或制度，社会资本获取渠道更加多元。甚至在全球化的今天，核心家庭都已经全球分散化，人们的生产生活资源和社会资本供给更加依赖当地社区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扩大家庭。

二、青年“断亲”：一种社会事实

“断亲”行为确实呈现了年轻化特征。本研究利用寒假期间学生回乡过年的时机，开展了随机问卷调查。调查共发放并回收了1200份有效样本，其中男女各600人，分为6个年龄组，分别为18岁以下、18—25岁、26—30岁、30—40岁、40—50岁以及50岁以上，每个年龄组100人。问卷共设计两个与主题相关的问题，分别为“您与亲戚联系频繁程度”以及“您认为您与亲戚交往程度有多深”，主要探究青年群体中“断亲”现象的发生比例。

按照回收数据显示（见图1），年龄越小，其与亲戚联系越少。18岁以下的被调查者“基本不怎么与亲戚联系”；18—25岁、26—30岁的“90后”年轻人大多数人只是“偶尔与亲戚有联系”。30—40岁的被调查者，超过55%的人平时与亲戚“偶尔联系”，只有30%的人与亲戚“经常联系”；40—50岁的被调查者，66.67%的人与亲戚“经常联系”；50岁以上的被调查者，有50%的人与亲戚“经常联系”。

可见，年龄越大，与亲戚的联系程度越频繁。而绝大多数的“90后”及“00后”的年轻人，家里如果没有事情就几乎不与亲戚联系。这说明青年“断亲”现象确实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常态。

三、青年“断亲”：社会结构，还是个体存在

关于青年“断亲”现象的研究，笔者尚未发现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章。本文拟从探究亲缘关系出发，从当代社会研究中的社会结构、居住模式、家庭结构、社会资本、情感需求和生活方式等视角，结合样本调查与媒体叙述，进行系统研究分析，以期全面理解青年“断亲”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内在机制。

1. 传统亲戚关系的现代嬗变

传统中国社会以扩大家庭为主，亲缘关系较为紧密。在互联网诞生及全面应用之前的传统社会中，交通与信息相对闭塞，人们的社会活动空间相对有限，生产生活及情感所需要的信任关系和互助资源在很大程度上依托各种亲戚关系，因而使基于血缘关系的亲戚是最可靠和稳定的社会关系。

在传统社会生活中，每个人从小就会被灌输并服从于家庭或家族体系，从而可以尽可能地获得想要的帮助、依靠及安全感。传统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人们的生活质量较差，只能通过扩大家庭规模来抵御社会风险。堂表兄弟关系越紧密，他们承担突发事件时获得帮助的机会越大。

因此，亲属关系在传统社会中十分重要。传统社会的家庭不光重视家庭大小，还重视家庭内部合作，家庭在个人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其根源就在于以血缘为核心所建构的亲戚关系紧密圈层，确保了个体或核心家庭的平稳发展。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说过，乡村社会终究是封闭的，就是一个循环而已[3]。当时那个年代亲戚之间存在着浓浓的血缘关系，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网络是维系中国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最重要的社会网络[4]，大家生活在较小的圈子内，彼此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

但是进入了现代化、开放性、高流动型的社会之后，中国人的社会资本网络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以学缘而非血缘的同学关系、校友关系逐渐占据了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中国基于学缘与地缘的社会资本结构长期存在，但在传统社会中学缘和地缘并没有直接替代血缘联结中的堂表兄弟关系。

这种情况在21世纪以后，正在发生变化。一是因为利益关系使然。有学者提出，在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中，由于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影响，权力和利益因素不可能不渗透到亲情之中，亲情、友情、交情在面对利益和权力时具有软弱性[5]。为了争夺利益激发彼此矛盾。如今拆迁成了财富的等同词，因拆迁引发的家庭矛盾冲突拆断了彼此之间的亲情。同代之间为了争夺房产不惜隔断亲情，导致下一代之间相处机会变少，见面之后也会受父母的影响，彼此交流较少。除此之外，财产分割也会恶化一些人之间的亲情关系。

二是亲戚相互之间的攀比磨灭了亲情。当人们赚到钱之后，会与亲人对比，对方过得好自己不高兴，自己过得好对方不高兴，因此这种攀比的心理割断了亲情，彼此之间多了一些薄情寡义。孩子也变成相互攀比的工具，逢年过节总会听到“你家孩子成绩怎么样”“你家孩子考了多少分”等，对于孩子而言，这些举动让他们抗拒走亲访友。

三是核心家庭的崛起与扩大家庭的缩减。因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扩大家庭也明显地缩小化。生于大城市的“70后”“80后”，因为更严格的城市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他们这一代人大多只有堂表亲戚，所以他们的下一代即“00后”群体，一出生就面临着“三代亲戚”结构。因此，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重大变迁中，亲戚关系的式微，成了新一代青年群体“断亲”行为的客观社会事实。

2. “内卷化”社会生长环境的刺激

“内卷化”社会主要体现为一种朋辈群体高度竞争的现象。“内卷”一词最早出现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后由戈登威泽对其进行补充发展提出“内卷化”。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内卷化引起人们的共鸣，同辈群体间过度竞争，争夺社会资源，引发人们的焦虑与内耗[6]。中国社会普遍弥漫着一股“内卷”氛围，职场内卷如此，学业竞争更甚。这既是激活中国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动力，也客观上造成了个体竞争压力的增大。

“00后”世代的独生子女常年学习并游走于各种课堂之中，他们从小到大都在“内卷化”的教育体系内生长生活，基本独立于扩大化的家庭。对于青少年学生而言，特别是大城市中的青少年学生，他们几乎从小就周旋于各类辅导班、奥数班、艺术体育素质课程班，他们的世界被学校及各类辅导班所“窄化”成为一个个的“学习机器”。

这种内卷化的社会生长环境，对于青少年学生而言，休闲生活被极大地压缩，社会交往特别是走亲戚形态的交往更少。与此同时，青少年从小就以学习为主的生活，导致很多“00后”青年群体从小就与学校朋辈同学的见面、交流、互动显著增加。由于孩子交往圈子有限不利于孩子成长，同时也由于互相交流学习经验之需，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家庭家长也逐渐乐于构建围绕孩子同学之间的家长圈子。

随着社会发展，教育在家庭事务中的地位颇高。在独生子女时代里，很多家长秉持家长的圈子决定孩子的人生高度的观点，家长之间讨论的话题也离不开孩子的教育[7]。基于孩子之间的同学朋友情谊的家长孩子交往频率越来越高，包括一起聚餐、出门旅游、生日宴请等各种紧密交流的活动在城市家庭中较为常见。多重家长学生圈子又强化了新一代青少年的同学交流与交往。

“00后”青少年或青年群体在传统亲戚关系式微而新型朋辈同学关系紧密化的基础上，逐渐养成了一种生活上、心理上、情感上更加亲近于好朋友式的同学群体。久而久之，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日常生活里亲戚“不在场”或者被朋友替代，因而导致“断亲”行为成为必然。

3. 城市化与社会流动造成的居住地分离

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社会成果加速了中国的城镇化和社会流动。中国的城市化从1980年的19.39%，跃升到了2021年的63.89%。城市化本身就是一个人口从农村地区向城市迁移的过程，过去40多年来，超过6亿人口陆续从乡村迁移到城市。

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加速了地区间的人口流动，超过2亿人口实现了跨省市的居住流动，还有部分成了跨国移民。无论是就近城镇化的人口流动，或是跨省市的远距离迁移，客观上都造成了很多计划生育政策期间的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城乡居民，即“00后”一代的父母与自己的兄弟或姐妹，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城市，其中一些空间距离非常遥远。

城市化与工业化造成的全新社会流动，大大加速了家庭成员居住的分离。由于都是从老家农村到外地上大学，笔者自己博士毕业留南京工作，在南京结婚生子。笔者自己唯一的妹妹，在浙江上大学毕业后就近到了浙江省温岭市工作，并在温岭市结婚生女。目前笔者的儿子与笔者妹妹的女儿即外甥女，基本上每年只有春节期间能在老家见面两三天。

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学教育的发展，很多农村孩子都努力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便分流到各大城市就业、结婚生子。这批农家子弟上大学的数量超过了千万人以上。这种历史形成的社会流动和居住地分离，导致很多农家子弟与自己本身就少量的兄弟姐妹分离，从而使得他们的下一代即“00后”群体从小缺乏对亲戚的亲密接触与频繁交往。

城市化和社会流动同样也加速了城市居民的跨区域形态的居住分离。城市社会学者JohnPalen认为，城市化是一个人口不断聚居于城市，最终导致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8]。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流动持续增加，加速了居民的居住分离[9]。核心家庭与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兄弟姐妹的分离，导致下一代（如“00后”青年群体）从小就形成了亲戚之间因空间距离到情感疏离的社会交往状态。

城市化解构了传统社会中的大家庭小范围空间的相邻居住形态，从而为青年世代之间的面对面交往带来更大难度。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一种伴生过程，所以也有学者认为青年所表现出来的亲戚关系的淡化，主要是工业化的产物[10]。因此可以说，城市化、工业化与社会流动的加速，同时也加速了青年世代的“断亲”行为。

4. 经济富足催生家庭独立生存方式

市场经济与经济自主对传统社会相对紧密的亲戚关系冲击较大。近些年来，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农村发展水平稳步提升[11]。随着经济实力与经济地位的上升，人们进行人情往来不再以血缘、家族为依据[12]。在漫长的传统社会中，由于生产力低下和市场经济体制缺失，很多家庭都需要依托家族、宗族来获取谋生的资源。个体或小家庭很难有完全的抗拒各种风险的能力，一旦经济资源匮乏包括粮食、学费、治病费用、婚丧嫁娶费用不足的时候，往往只能借助于家族、宗族内亲戚网络获取帮助或援助，否则这些关乎生存和尊严的资源需求根本得不到保障。

中国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总体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巨大发展，无论城市或农村地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民陆续经历了从温饱、小康到富裕的生活状态。大量的核心家庭都有车有房，进入中产阶层群体。与此同时，国家先后推动的全民医保、社保，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以及大学内各种奖学金、困难补贴、勤工助学等，让很多家庭可以不再通过亲戚网络来获得生存和发展资料。

更有市场经济环境下，银行推出的各种贷款工具的帮助，几乎每个核心家庭都能够在经济上实现自由独立，而不再需要依托亲戚网络的帮助。

所以，这种因经济独立而带来的安全感，冲淡了中国社会堂表兄弟这种“二代亲”“三代亲”的心理认知。中国很多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并通过自己努力走上中产阶层的群体，他们的“00后”子女几乎衣食无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恰恰是这种衣食无忧的经济生活方式，直接冲淡了新世代青年群体对亲戚之间礼物馈赠的渴求，并在情感上也降低了对堂表兄弟乃至舅、叔、姑、姨等亲戚的心理需要，青年世代的“断亲”变得自然而然。

5. 互联网世代的青年生活方式更加个人化

生活方式决定了人们的交往方式。“00后”世代可以说是中国典型的互联网“元世代”，因为进入21世纪以后，中产阶层的电脑家庭化逐渐兴起，到了“00后”世代上小学阶段的2006年以后，中国互联网已经全面盛行。小学生已经开始用电脑查资料、打游戏。

到2015年之后，“00后”世代上中学、大学期间，中国的智能手机、电脑、平板已经普及。所以说“00后”都是中国典型的互联网世代。互联网世代的生活方式迥异于“70后”“80后”甚至“90后”，他们从小就沉浸于网络，学习、游戏、娱乐、交友等日常生活，都因互联网而改变，也都在互联网中实现。

特别是随着国家网络基础设施的全面建设，广大的乡村地区也基本上实现了网络覆盖，乡村孩子与城里孩子共享着同一个互联网世界。观察发现，互联网世代的青少年生活，在现实中越来越个体化、原子化和生活半径的紧缩化。很多青年大学生喜欢网络追剧和观影，吃饭经常依托网络平台叫外卖，学习全部依托电子书或网络资源，交友也大多通过网络游戏、粉丝群等得以实现。

笔者在一堂有44人的大四学生的课堂上，随机提问“在近3年多的大学生活中有没有新交了超过5个以上朋友的同学”，结果只有2位同学举手。可见，大学生活也并未让青年学生增加更多关系紧密的朋友。进入互联网时代，人们的说话方式、获知方式以及人际交往方式均发生了转变，使得人们交流更加广泛化、个性化以及多角色化[13]。

互联网让“00后”青年群体更加享受“人与网”的日常生活方式，而不是现实中的“人与人”的生活方式，走亲访友这种长辈所坚持的方式，他们已经逐渐放弃。互联网抢占了青年世代的时间、空间和心理，造成了青年世代的交往惰性，“断亲”因沉溺网络生活方式而堂而皇之地上演。

四、重构亲缘关系：青年群体“断亲”之后何去何从

每一代人都形塑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每个青年都有自己的少年，也会有自己的中年。互联网世代的青年——“00后”在其结婚生子之前，呈现了比以往世代更加独立的个性和独自生活的适应能力，“断亲”的社会环境、时代条件和家庭结构短期内不会发生显著变化。但是，“00后”世代在“断亲”之后，将面临中国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变迁所造成的“少亲戚化”现象。

随着“00后”世代的年龄增长，他们将成家立业，成家立业之后将不可避免地结成婚姻带来的亲戚关系，进而要不断适应成年人的亲戚网络。“00后”世代结婚生子成为父母之后，将形成自己的核心家庭，从而构建新的亲缘关系，也将唤起新的亲缘。

1. 互联网游子：新世代青年的生活方式新常态

互联网彻底改变了年轻人的朋友圈形态。青年群体的日常生活高度依赖互联网并形成了互联网日常生活方式。因为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服务业的高度发达，大城市青少年都能够随时随地叫外卖，随时随地满足各种日常生活需求乃至情感需求。互联网世代青年群体在“饭圈文化”中的狂欢，在知乎和B站上的遨游，都高度消磨了他们的日常休闲时间和碎片时间，他们并没有父辈想象中的孤独感。

特别是网络游戏盛行之后，很多“网游青年”可以借助网络游戏，与全世界各地的人天天互动，交流心得。而日常生活中的传统亲戚网络，堂表兄弟也罢，叔舅姑姨也好，甚至与父母双亲都鲜少交流与互动。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当前中国网民数量超过10亿[14]。青年使用手机、电脑、平板等网络工具上网时间日均超过5小时以上[15]。

随着网络游戏产业的发展，手机游戏的方便性、游戏模式的多样性使青少年成为网络游戏的主力军，同时网络游戏也成了青少年家庭生活、亲子互动和家庭监管缺位下的一种补偿行为[16]。互联网世代的青年群体每天“以网为生”的生活方式，极大地填补了面对面的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交往空洞。所以，“断亲”与否，在互联网世代的青年群体中基本没有明显的主观感知，他们就是一群现实世界中的“互联网游子”。

“互联网游子”既是网络游戏中的青年世代，也是青年世代依托互联网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学习、购物、休闲娱乐、情感宣泄、社会交往等大部分事务的“网络流浪者”。他们对社会变迁中出现的新元素总能最先做出反应，尤其是近些年来有关学习、消费、时尚、婚恋、亚文化等领域出现的新趋势[17]。特别是城市里的“00后”世代青年或青少年，越来越多地成了“互联网游子”，他们的精神家园都在网络上，其“乡愁”也是网络中的各种BBS。所以，新时代的青年生活方式还将持续互联网游子化，“断亲”现象必将持续发生在他们身上。

2. “少亲戚化”时代的青年适应

社会结构决定了群体生活方式。由于中国持续的人口出生率走低，青年对二孩、三孩政策的响应度不高。整体上当代中国的核心家庭结构不会发生显著改变，“80后”做父母的二孩、三孩比例将很难有实质性的突破，“90后”结婚后的生育意愿也没有显著提高。

逐渐进入适婚年龄的“00后”，也受自身成长环境和社会经济结构影响，一是平均结婚年龄越来越晚，比如南京市2021年30—34岁结婚的占结婚登记总数超过两成，超过1万对以上。二是生育意愿也难以提升，受女性权益保护程度、经济、家庭以及社会保障因素的影响，目前青年群体的二孩生育意愿不足50%[18]。未来较长时间的单孩或二孩家庭结构还将占据主流。

因此，无论是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后的独生子女或农村二孩群体，还是“00后”世代持续的低生育意愿，都决定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少亲戚化”时代的全面来临。一边是直系亲戚越来越少，一边是因社会结构与个体生活方式导致的“断亲”现象的日益普遍化，未来很长时期，新世代的青年从小就会学会适应中国“少亲戚化”的社会生活。

亲戚减少，亲戚关系变淡，已经成为中国40多年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的客观社会后果。随着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农村亲属关系的紧密程度将会有所减弱[19]。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其实也是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必然后果，农村本身的空心化和衰弱，原来的亲戚越来越天各一方，加之农村生活也是互联网化，农民越来越互联网游子化，于是“少亲戚化”与“断亲”现象在农村也势必成为新常态。因此，无论城乡，新时代的青年群体对这一亲缘社会结构的变化，从小就学会了适应，最终演化为整个中国社会的亲缘关系走向式微。

3. “成家立业”时期的社会关系适应

每一代青少年都会慢慢长大并走向成年。人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不同时期的个体都有其相应的心理特征和情感诉求。青年群体都是从少年成长而来，同时青年群体在充分社会化之后，会逐渐立业成家。18岁只是一个人的生理上的成年节点，只有踏入社会（“踏入社会”？怎么这个世界上还有不生活在社会中的人？）、进入职场、独自谋生之后，才是真正社会心理意义上的成年。

当下“断亲”青年还未完全进入社会和职场，他们对于社会资本和关系网络的核心功能并未有真实体验。可以说，“断亲”青年群体还主要依托父辈经营亲戚关系，自己并不需要承担维系亲缘关系的责任，所以他们的“断亲”行为，并没有损害家庭固有的亲缘网络结构。

但是，当“断亲”青年逐渐走向社会，他们就必然经历各种职场竞争和更为复杂的社会生活，他们不得不学会经营自己的各种社会关系以获取发展机会。“躺平式”的“孤雁型”青年总是少数，绝大多数青年在大学毕业进入职场之后，都要学会经营同学关系、校友关系、同事关系、老乡关系乃至之前“断亲”状态的亲缘关系，否则将无法融入社会与职场。

那些立业又成家的青年，则又多了爱人父母那方的亲戚。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伦理，中国人的婚姻往往都会举办婚礼，婚礼基本上都会成为亲缘重聚或凝聚的机会，礼金在婚礼中成了显示亲缘远近的标志。亲缘关系越紧密，礼金也就越多[20]。因此礼金不仅是日后家庭生活的物质基础，也成为亲戚交往的基本伦理。成家的青年人多出一层的亲戚关系，随着社会经验和心智的成熟，必然遵循亲戚交往的基本伦理，逐渐适应婚后更多亲戚的交往惯习。因此，随着互联网世代“断亲”青年的成家立业，“断亲”青年对个人或家庭社会资本的认知会改变，会越来越熟练地建构并维系各种社会关系。

有学者提出参与者建立网络是为了使其个人利益最大化。中国是一个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上的关系社会，社会资本与生活幸福之间成正相关[21]。因此，越是能够扩展社会资本网络或维系好包括亲缘关系的青年人，其事业成功或家庭幸福的概率越高。所以，虽然现在涌现了越来越多的“断亲”青年，但是一旦他们走向社会，踏进婚姻之后，会逐渐适应“中国式”关系规则，学会经营自己的朋友圈和亲缘网络。

4. “成为父母”之后的亲缘唤醒

亲缘关系始于家庭。血缘是亲缘的基础，只有父母联姻并结婚生子，由核心家庭到扩展家庭，再到大家族，才会形成亲缘关系网络。虽然由于经济、社会、技术、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导致中国传统亲戚关系的嬗变，年轻世代呈现了“断亲”现象，但是随着“90后”“00后”青年群体逐渐走入婚姻并成为父母之后，他们便创造出了自己一代的核心家庭（但连年暴跌的结婚率和生育率说明了一切）。

更为关键的是自己的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人父母。为人父母之后，不再是未婚青年，角色、心态、责任感都需要调整和适应。在围绕孩子哺育、教育、生活、成长等问题上，都会形成家长心理。当代青年家长会投入更多的精力到孩子的教育中去，教育重点转向更加注重孩子道德品质的培养，教育方法更注重言传身教。亲子关系越融洽，家长对孩子的道德满意度越高[22]。

因此，为了孩子更好地成长，家长对于亲缘关系会更加关注。绝大多数中国的家长心里都期盼自己的孩子懂礼貌、有情商、合群、有朋友，这些心理期盼事实上包含了一种“亲缘唤醒”功能，表现为对自己繁衍后代、延续香火的自我认同并对亲缘关系有了直接的认知和体验。这是一种十分奇特的同理心，唯有亲自体验才能唤醒。诚如大家皆有的共识：只有自己做了父母，才懂得父母之不易。

这种心理也可以扩展到亲缘关系或朋友关系的认知层面，即只有自己做了父母，才知道血缘、亲缘与学缘、地缘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从这个层面来看，基于血缘基础的亲戚关系，成为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十分独特的家庭文化、家族文化甚至宗族文化。中国人最具特色的家谱文化，也说明血脉传承的不可割裂，需要代代相传。

所以说，今日之“断亲”青年，总会有“认亲”的一天，迟早而已。当然，成为父母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大多数人在成为父母的那一刻，才会真正长大、懂事，学会感恩。这种家长心理的变化，便包含了亲缘唤醒的过程。就像学术界及媒体曾经普遍质疑“80后”是“迷失的一代”、“90后”是“垮掉的一代”一般，今天再看“80后”“90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早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和国家建设的生力军。现在所谓“00后”“断亲的一代”的说法，等到他们成家立业、为人父母时，相信他们同样会唤醒亲缘关系，成为新一代国家和社会的中坚，成为家庭的核心守护者，承担起亲缘关系维系者的使命。

媒体和社会所关注的年轻一代的“断亲”现象，的确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社会环境、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等背景。同样，互联网世代的青年和青少年，在中国现有的经济社会生活体系中，还可能持续出现新的“断亲的一代”。

但是，亲缘关系是生物性的连接和社会性的关系，是一种现实存在的基础社会结构形式，在人们的生活中直接或间接发生作用。即使亲缘关系已经不再如传统那般，但是人的本体需求仍要求亲缘关系网的存在[23]。只不过现代青年人的交往更加理性化、范围更大。

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结构没有实质性变化，家庭伦理与亲缘关系的主体结构也没有发生质的改变，中国人的行为逻辑没有改变，以“00后”世代为主体的年轻人“断亲”行为，会随着他们自身的年龄增长、持续社会化和成家立业、结婚生子而重新回归亲缘关系网络，像他们的父辈那样经营和维系着亲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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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日本，整个东亚先后都走上了相同的低生育率、少子化、老龄化人口发展轨迹。公开数据显示，2023年日本、新加坡、韩国的总和生育率（指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分别为1.26、0.97、0.72，而人口基数较大的中国，有学者测算2023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0左右。这些国家未来出生人口还将进一步萎缩。

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严善平对界面新闻说，“日本少子化问题是多方面原因共同造成的，包括人口学、社会、经济，以及文化层面。同时政府也在举全国之力进行自救，动员全社会参与，虽然没有扭转大趋势，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下滑速度，以及促进女性职业发展。”

为了催生，日本做了哪些“无用功”？

尽管少子化危机早已显现，但日本当局直到20世纪末才将少子化对策上升到举国体制的高度。其主要思路在于解决“养不起”的矛盾。

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小岛克久在《日本社会保障面临的挑战》一文中介绍道，自那时起日本政府推出的一系列兼顾可持续社会保障运行，包括通过“天使计划”和“新天使计划”等措施增加保育所定员人数、充实对婴幼儿的保育服务、实施育儿休假津贴制度。

为了确保稳定的财政收入，日本政府在此期间将消费税税率从5%依次提高到8%、10%。但事实证明收效甚微，该国的总和生育率曾在2005年创下1.26的低谷，并于2023年录得1.20的历史最低。一般认为，一个族群维持代际平衡的总和生育率需要在2.1以上。 制图：陈升龙

但在2021年10月上台的岸田文雄政府认为一切还来得及，而窗口将在未来六七年内关闭，于是密集推出对策，加大投资力度。

2023年6月，岸田内阁敲定《儿童未来战略方针》草案，计划从本财年度（2024年4月1日-2025年3月31日）开始的3年中每年投入3.5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791亿元），其中1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462亿元）通过征收“儿童保育支援基金”来实现，纳入到公费医疗保险当中。

新资金应用大致可以概括为：通过经济支援缓解年轻父母压力；扩大居家办公覆盖率、提升父亲产假休假率；在今后10年内为30万户育儿家庭优先提供住所；改善幼托人员待遇以提高照护质量等。

从今年6月1日开始，儿童领取补贴的年限延长至高中毕业，同时不再要求对其父母的收入限制。儿童政策大臣加藤鲇子举例说，一个孩子在长到18岁前累计可以领到约146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8万元）的补贴。2021年度领取该项目的人数约为960万。

而在子女享受着福利的同时，他们的父母却都要额外付出代价。受此次“儿童保育支援基金”征收的影响，2028年预计个人年收入达2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9.3万元）的上班族每月需缴纳350日元（约合人民币16元）；个人年收入达4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8.5万元）的每月需缴纳650日元（约合人民币30元）。

东京居民林口里佳对界面新闻透露，日本税收体系本就名目繁多，包括住民税、固定资产税、土地税等不一而足。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自然引起民间巨大不满情绪。共同社的一项民调显示，超60%的受访者并不支持“儿童保育支援基金”。

相关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反对者的声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发表的报告称，包括日本在内的经合组织34个成员国数据表明，现金补贴与生育率之间没有明显的正相关性，其影响有限。

尽管如此，在严善平看来，正是数十年来日本政府的持续积极作为，才使得生育率没有像韩国如今这么糟糕。设立少儿家庭厅、儿童政策大臣等中央机构和官职以强化行政功能，地方设立相应机构与中央政府做好分工，以及建立稳定的财源，这些都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保育园：双职工父母的选择

有迹象表示，即便日本政府多年来的各种措施收效有限，但仍出现过令人鼓舞的亮点。

作为高福利发达国家，日本学前儿童的看护服务主要有两种形式：以教育为主的幼儿园，以及以养育为主的保育园。保育园与养老院一样，是归属厚生省管理的全民福利项目，招收范围更广泛，对象为所有0岁至入学前的婴幼儿。2021年有近260万儿童享受了该服务。

林口里佳对界面新闻介绍，幼儿园早上一般9点才开始上课，下午一点半左右学童就要回家，工薪阶层的双职工几乎无法满足这一要求。东京等大城市的上班族只能把子女送到保育园，在这里孩子可以一直待到晚上7点多，父母下班后就可以接他们回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近的一篇报告援引相关调查指出，经过对比各种政策措施之后指出，就促进生育作用而言，日本政府在保育服务方面的兜底效果最好。在2013-2023的10年间，主要针对0-2岁儿童的保育设施数量增加了63%、等候入园的儿童减少了87%，这是该国生育率不致于大幅下跌、女性顺利重返职场的最关键原因。

尽管如此，2023年日本儿童保育设施的使用率为52%，低于其他发达经济体。进一步扩大儿童保育设施的瓶颈之一在于教员短缺。

林口里佳说，东京的保育园对保育士与儿童配比有很严格要求，很多机构在这方面的供应不足，因此东京都市圈保育园的排队轮候现象比较严重。

在接送儿子上学之余，林口里佳还在参加保育士的培训课程，两年之后就可以在全日本任何城市上岗了，还有资格当公务员。她说，“保育士的责任重大，关乎儿童生命和健康，工资待遇却一般，与其他职业完全没得比，只有真正喜欢小孩的人才坚持得下去。”

厚生劳动省在2022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女性劳动者年收入排前三的依次是医生（1188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5万元）、大学教授（1021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7万元）、飞机驾驶员（893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1万元），而排在靠后的保育士约为373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7万元）。虽然工资待遇相对较低，但对从业者的年龄要求更为严格，平均年龄仅为38岁。 2023年3月1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右二）访问保育中心的活动。来源：视觉中国

岸田内阁《儿童未来战略方针》草案中的一大利好，是进一步施行无限制的儿童保育机构入园制度：即使父母都不工作，其子女也可以进入保育园。有民众称之为日本社会发展的里程碑。该草案中也有涉及到改善幼托人员待遇的内容，但具体措施未明。

林口里佳表示儿子所在保育园班上的同学有一半是独生子女。她说，现在大城市里也不再像以前一样一个家庭有至少两三个孩子，而且一般都是双职工父母自己养育孩子，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有自己的工作，不会参与育儿。

家住大阪的真由美正处婚孕的黄金年龄（25-30），但未婚未孕，在工作闲暇之余会四处旅游。她对界面新闻说，“我认为很多人是想要孩子的，但由于物价上涨超过了涨薪速度，因此很难养育两个以上的孩子。”

近年来，在能源和原材料方面对海外依赖较高的日本企业正受到日元长期贬值的影响，这导致日本国内食品及日用品价格持续上涨，民众的生活成本不断增加。

低欲望社会下的国家级催婚

长期的经济不景气使得日本进入了低欲望社会。弱势阶层早已开启晚婚不婚的“避险”模式。结婚率的逐年走低加上未婚生育情况很少发生，拉低了日本总体的生育率。

2023年8月，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公布的《现代日本的结婚与生育》报告显示，在18—34岁未婚青年中，近七成受访者称没有交往对象，其中每3人中就有1人不愿意发展恋爱关系。该研究所推算，到2040年，日本成年人中将有47%是单身。即使算上已婚人士，政府估计，高达42%的成年女性和50%的成年男性一生中不会生育。 1960年-2022年日本50岁以上男女未婚人群占比变化趋势。制图：陈升龙

在京都一所高校任职的松下大辅是建筑设计领域的专家。他与妻子育有三名子女。当被问及日本人口结构问题对后代的影响时，他对界面新闻说，日本社会的主流是敬老和重视弱势群体，而非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相关对策会以追求安全稳定、不平等程度小的社会为原则，即使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

严善平对界面新闻表示，社会精英等强势群体的未婚率普遍较低，生育率高且子女多。以往的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强势群体的优势，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占人口比例较高的弱势群体，他们收入低、工作不稳定，即使有结婚、生儿养女的想法，往往也很难如愿。

因此，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不仅包括直接发放补贴、扩大福利范围，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转变观念，尤其是承认和重视女性的关键性地位。日本多年来的经验表明，提高生育率，需要对性别分工，以及“家庭”重新定义。

尽管经济高度发达，但日本在文化上仍极其保守，性别不平等现象严重。严善平指出，日本男性的变革意识滞后、以男性为主体的职场文化依然存在。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性别报告》中，日本的性别不平等程度排名持续处于历史最低点，尤其是在女性担任领导职务方面。

真由美对界面新闻证实，女性在结婚、生育之后对事业的不安情绪会急剧上升。她们一边要操持家务、育儿，另一方面还要为职业前景而焦虑。在她的印象中，职场年轻人之间的竞争已经不再那么激烈，但日本企业普遍对女性发展仍不友好，更谈不上增加管理职位。

一组值得注意的数据是，即使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封控期间，日本女性的育儿休假率为85.1%，而男性也仅为13.97%。

岸田文雄政府最新的政策中也提出了相关的促进婚姻政策，主要内容包括消除希望结婚的人所面临的障碍、扩大居家办公覆盖率、提升男方产假休假率。但有关如何消除就业领域性别歧视的措施则未见公开报道。

小岛克久在前述文章中总结道，无论选择出台什么对策都需要遵循三个原则，首先是尊重个人的选择和价值观；二是以建成富裕社会为目标，包括物质和精神；第三是如果政策与国家结构、国民情感不符等原因导致脱离现实，则会产生负面效果。

2026年又将是一个“火马”年，岸田内阁的人口新政也陆续有了结果，这个国家将收获什么样的“果实”？

（应采访对象要求，林口里佳、真由美为化名）

先简单复述一下这件事儿。

全椒县一公司仓库发生火灾，消防前来救援，仓库中的部分物质随着消防废水进入附近沟渠。部分河段水体浑浊，黑臭，鱼虾死亡。情况反映到县水利局，未受到重视，有村民希望进行水质检测，并向市12345网上反映，生态环境局没当回事……央视记者闻讯赶到全椒县采访。

记者问为啥不进行水质检测。生态环境局局长窦平一语惊天下，“喝茅台也能喝死人，喝死人以后，需要对茅台做毒性分析吗，我认为没有必要。”

记者问水利局为啥没作为。水利局党组成员杨俊诚恳地说，“凭我的经验……可能……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还有两个月就要退休了……”

记者问全椒县生态环境分局办公室主任杨仁义，滁州市12345关于全椒县襄河镇老观陈村襄河水质发黑发臭问题的在网上的回复，显示承办人叫杨仁义。杨仁义说，“不是我回复的，这我还不太清楚”。

这三位都已经被免职，据说罪名之一是“信口开河”。

回到两位接受央视采访这事儿。看了相关的视频，我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三位似乎已经忘记了媒体还有舆论监督功能，他们的智商和情商都已经无法面对搞“负面报道”的记者了。

一个县，仨官员，在面对采访时全军覆没，这很可能是一种严重的退化现象——应对媒体能力的退化。

他们已经忘了，曾有一句“保命箴言”叫“防火防盗防记者”。最消极的办法是干脆不跟记者打照面，也不会出现如此荒唐狼狈尴尬的采访场面。

“防火防盗防记者”是多年前纸媒年代流行的一句话。那时候，很多媒体做舆论监督报道，让一些地方深恶痛绝，于是像防贼一样防范记者。

当然，很多时候是防不住的，那就要跟记者过招儿。经常过招儿，就锻炼和提高了应对能力。

我当年曾在一个地级市了解一个有点“负面”的事情，没想到当地的常务副市长亲自出面。他条理清晰侃侃而谈的样子我至今还记得。由于他的解释有理有据，那个报道也没有呈现出“负面”的味道。后来那位官员好像高升到了常务副省长。

那时候也有殴打记者的情况出现，但总体上媒体与县市一级的地方政府存在着一种“博弈关系”，再说了，“殴打”也是博弈，不过是太极端罢了。这种关系，锻炼出了一些名记者，也锻炼了基层官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那时候一个县里的局长，面对如今全椒县这种情况，断然不会像如今全椒县这三位官员这样“傻白甜”。

以全椒县这三位官员的级别论，“按道理讲”是“没资格”在央视露脸的，竟然在央视记者面前“袒露心扉侃侃而谈”，属实是过于“单纯”了。当央视记者的话筒举到他们面前时，他们像是“小白鼠”——显得既真诚又可爱，既真实又荒唐。

一个说茅台喝死人不用检测茅台，一个说我再有俩月就就快退休了。这哪里是接受舆论监督采访，这分明是哥们儿之间交心似的私下聊天。他们真的没把记者当“外人”，他们说的真都是“大实话”，但是大实话往往只适合私下说，而央视那是要对全国人民说的。

这两位的言论让我想到一个词儿：真心话大冒险。

当然，到了他们俩这儿变成了“真心话太冒险”。

他们根本不知道如此“真诚”风险有多大，大到可能导致半生仕途前功尽弃。

在县城的官场大半辈子，按说都是智商情商非凡的人，都是精于世故的人。他们在某些方面称了 “傻白甜”，是因为忘了过去舆论战线的“残酷环境”。当年那些在全国到处“乱窜”的搞舆论监督的记者没有了，当年的那些曾经风行的报纸也都已经偃旗息鼓了。时代变了，不需要报纸了，也不那么需要监督类报道了，甚至也不需要新闻现场了。

比如某地多人跳桥这事儿，放在15年前，早就有记者到当地搞清楚了——到底有没有人跳桥，有多少人跳桥，跳桥的人是谁，为什么跳桥。如今没有这种情况了。最多是有人打个电话问一下当地，然后等着官方通报，或许过些日子就没人记得这事儿了，连通报也不需要。

没有了博弈，能力必然会退化。退化的还有记者，有些甚至都不用写稿了，只需要等通稿，粘贴复制就行了。

按说这样也挺好的。记者不用风尘仆仆地奔波了，地方上也不用疲于应对了，节约了很多成本。

出人意料的是，央视记者突袭岁月静好的全椒县，一顿操作，似降维打击，搞出了个官场大地震。

最后，想对三位被免职者说：时也，运也，命也。

以及他回家的时候，10点半吧，看到一个年轻人点了外卖正在拿着回家：

就是那个段子说的：

满大街都是超期蓬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和想死不敢死的中年人，以及时而神经，时而精神，学的像个傻x的小朋友。

继续聊大天哈。

前两天去看父母，那个小区是20年前造的，我还住过几年。我住的时候，自己家孩子还小，整天在小区里疯，那会小孩是真得多。前两天去，又是在晚饭后，正是小朋友出来玩的时间，结果我溜达遍小区，就看到大约5、6个小朋友，爷奶带着外面玩，以前是多少呢？是几十个。

小朋友少的小区，明显感觉冷清了许多。

然后街上果然有这个趋势，一个开了很久的针对儿童的培训结构，关门了：

至于今天早晨，在楼下一家咖啡厅坐了一个多小时，除了店员就是我。难得来了个小伙子，我以为是客人，结果是来找工作的咖啡师。

坐这里跟店员聊天的时候，偶尔瞅一眼手机，就看到这个图：

这倒是能吓阻，吓阻不了，下去刮到绝对没救，倒也一了百了。

群里聊了几句这个话题，有朋友说这也是代际矛盾，而且大城市里老人退休金高，也能让年轻人啃老，也有部分合理性。

或曰，现在是年轻人辛苦，老年人幸福。

没有失业的烦恼，收入稳定，且不用缴纳什么个税和社保，这些都有年轻人承担。

所以能啃老的年轻人，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代际转移。因此退休金高一点也是合理的，没有这部分代际转移，许多大城市的中青年也撑不住的。

结果就有来自农村的朋友反对了，说留守儿童是谁在带呢？那些农村老人怎么说？

他们村这周就有两个老年人自我了断，因为查出了癌症，不想拖累家人。

今天他去新加坡的飞机上，看到的是老年旅游团。

所以，说是代际矛盾，也不确切。拿着100块退休金的和5000的，不是一个人生，拿着5000的跟一年躺高级病房一年花数十甚至数百万的，更不是一个人生。说代际矛盾，轻浮且孟浪。就像男女对立一样，真的是性别的对立吗？

同样是老人，命运大不同。或者，就这是命运了。

现在有个跟以前不一样的现象，以前在公共交通设施上，给老人让座的还是有的，还有些不肯让的，大家都会指责一下。

这10年我见到这样的都少了。满脸疲惫的年轻人，好像也没这么多爱心可以往外付了。想想也是，社保已经付了那么多，为啥还要给身体比自己好的让座呢？

有一定合理性，也说明某些价值体系的崩塌。

社科院曾经出过一个养老精算报告，我买了也认真看过，但我今天不想聊这个。

数据再真实，也替代不了直观的感受。

直观感受给我的结论是什么呢？是儿童在减少，年轻人眼里没光，中年人则很疲惫，老年人还挺幸福——仅限大都市。

现象就是这么个现象。建议没有，人微言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很多事，也只能自我调节以及为自己很可能不太幸福的老年做些可能没啥用的准备罢了。

下面是去杭州的时候西湖边上拍的，讲真我挺羡慕的。你羡慕吗？ （完）

不断进阶的“套餐”

近一年来，“穷鬼套餐”席卷了年轻人的圈子。

“穷鬼套餐”最早由谁发起已经很难考证，但其流行起来源于麦当劳、肯德基等西式快餐。 麦当劳的1+1随心配，就是最典型的代表。消费者能买到指定的两款产品组合，通常是一份汉堡主食加上一份饮品或甜品。13.9元让年轻人纷纷拥抱“麦门”，当起了“麦当劳忠实门徒”。

事实上，网友总结的最强“穷鬼”攻略，一开始也与西式快餐牢牢绑定。

“周一麦当劳蹭免费麦乐鸡，周二去塔斯汀享受‘买一送一活动’，周三在达美乐体验七折优惠，周四感受肯德基的‘疯狂星期四’，周五汉堡王有半价工作餐，周末再去华莱士，下周从头再来。”

1.0版本的西式快餐风生水起后，“穷鬼套餐”很快迎来了2.0版本，逐渐推广到了中餐、早点、茶饮等领域。

快餐品牌南城香推出了“3元自助早餐”，花3元钱就可以无限畅饮粥品、胡辣汤、牛奶、果汁、豆浆等7种早餐。客单价超 30元的老乡鸡也推出了14.9元两菜一饭的套餐。

奈雪推出了9.9的欧包+奶茶的组合，星巴克售价不到20元的三明治等小食+饮品的组合同样受人欢迎，只不过最终下架了。

还有9.9 元一碗的螺蛳粉，39.9元的火锅套餐，9.9元代100 元的代金券……可以说，只要你花点精力和时间，总能找到满意的“穷鬼套餐”。

就在近期“穷鬼”之风，甚至吹到了贵价品牌。

#为何山姆穷鬼套餐让中产疯狂##山姆穷鬼套餐真的有性价比吗？#等话题近日登上微博热搜。

这个引发热议的套餐，包括19.9元30个的鸡蛋，7个装售价23.9元的原味贝果和16片装售价59.8元的瑞士卷，网友称其“穷鬼三件套”。社交媒体上，还有不少网友带图推荐山姆“穷鬼”七件套、九件套等高性价比商品。

不仅是山姆，高端苏浙菜品牌新荣记也推出398元一位的“一人食”，给足8个菜品，有荤有素，有主食有甜品，其中还包含了招牌菜品。

只不过新玩家下场，3.0版的“穷鬼套餐”，是否抬高了“穷鬼”的门槛？

争当“穷鬼”的年轻人

吃“穷鬼套餐”的就真的是“穷鬼”？恐怕未必。逐渐走向人间清醒的年轻人，只不过不再为“非必要”买单。

尼尔森IQ发布的《2023年中国消费者洞察暨2024年展望》报告显示，43%的中国受访者表示将严格把控整体花费金额，37%的人将改变消费方式寻求最优价格或更低价产品。

“穷鬼套餐”走红，说到底是年轻人对“性价比”的追求。

“在经济环境变化及消费者购买力波动的情况下，更多人倾向于选择性价比高的商品。”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告诉潇湘晨报·辣椒财经记者，“穷鬼套餐”以其低廉的价格和相对丰富的选择，满足了消费者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追求实惠的需求。

他还认为，“穷鬼套餐”满足了年轻人对新鲜感和体验的需求。通过尝试不同品牌的“套餐”，体验到更多的产品种类和口味，以增加购物的乐趣和满足感。

事实上，很多走红的“穷鬼套餐”都是网友乐此不疲开发出来的。

比如，米村拌饭。花3元要一份米饭，米饭可以无限续，就着免费的海带汤和辣白菜。如果实在担心社死，网友也建议试试店里9块的儿童金枪鱼拌饭。

又比如，海底捞。在小红书上搜索“穷鬼套餐”，最热一条为海底捞“穷鬼八件套”。网友们将锅底、小料台吃出了花样，并且不忘提醒你预约免费的美甲。

还比如，虽然新荣记推出了398元一位的“一人食”，但网友还开发了各式各样的穷鬼点单。

“新荣记穷鬼吃法”在小红书点赞超1.7万，评论近千条。

可见，价格不是“穷鬼套餐”的灵魂，物超所值才是，主打一个“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品牌纷纷入场，赚了还是亏了

小红书数据工具“新红”显示，去年下半年小红书上“穷鬼套餐”笔记日均获赞数为2366次，2024年初至3月中旬日均获赞数就达到了5799次。截至目前，抖音上#穷鬼套餐#话题播放量超过8亿次。

年轻人追求极致的性价比，让品牌们纷纷入场加入“穷鬼套餐”混战。

潇湘晨报·辣椒财经记者还注意到，不少品牌将“穷鬼套餐”放上了抖音、美团等平台进行售卖。此前肯德基在抖音上线的9.9元“芝士鸡肉帕尼尼+美式”的两件套，截至目前已经卖出了100万份。

最近，宜家也推出了“疯狂星期五”：冰淇淋甜筒只要1元，北欧盖浇饭只要9.9元，原价要19.9元的瑞典肉丸现在也只要9.9元，价格砍半份量没变。

那么，问题来了，“穷鬼套餐”的生意，是赚了还是亏了？

凌雁管理咨询首席咨询师林岳向潇湘晨报·辣椒财经记者表示，“穷鬼套餐”就是通过低价获取流量，在供应链端压到接近成本价的价格，赚的利润取决于销量的大小。“因为原料、人工、物流都有周期性波动和涨幅，所以低价策略只能是一种短期策略，其目的是形成品牌粘性，拉动其他高利润的消费。”

很明显，这套打法的本质，是将“穷鬼套餐”视为引流产品。

首先，通过推出“超值套餐”吸引年轻消费者的关注，进而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曝光度；再通过提供质价比高的产品，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和忠诚度；最后，借助穷鬼套餐的流量效应，带动其他产品的销售，实现整体业绩的提升。

那么，低价引流之后呢？

“品牌需要权衡低价套餐带来的流量效应与长期利润之间的关系。”江瀚分析称，如果低价套餐导致品牌利润大幅下降，甚至无法覆盖成本，那么这种策略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品牌需要在保证一定利润的前提下，合理制定套餐价格。

江瀚还表示，如果品牌无法持续创新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低价套餐的吸引力可能会逐渐减弱。当越来越多的品牌推出类似的低价套餐，消费者可能会面临更多的选择，“因此，品牌需要在保持低价的同时，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以赢得消费者的忠诚度。”

2024年，性价比的时代还在继续，年轻人们期望着新的“穷鬼超值套餐”加入，以便薅到更多的羊毛。

很多年后，米塞斯在回忆录里说到，他对历史主义的怀疑与反感，就源于“三皇之年”的特殊事件：

当威廉二世继位后，德意志帝国崩溃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人们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只会加速崩溃的到来。 以此为契机，米塞斯在《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一书中，系统地总结出一个概念：

从经济学到政治学，社会发展都需要遵循经济规律，否则导致资源错配、社会不公…当某段历史正处于违背经济规律、个人又无力改变、且必然走向失败的阶段，可以将其定义为“历史的垃圾时间”。

米塞斯说，历史的垃圾时间之所以令人绝望，是因为经济规律构成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之一，当某些群体出于各种原因，或是无知，或是贪婪，或是权力斗争…选择性地忽视或违背这些经济规律后，整个社会的自净与纠错机制宣告失灵。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自然也不缺“历史的垃圾时间”。

例如当周平王迁都洛阳，当司马家族发动高平陵之变，当崇祯继位后激起己巳之变，当戊戌变法成为东亚笑柄…作为人们“想象的共同体”的大王朝，早已提前写好了自己的挽歌，进入历史的垃圾时间。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某东方大国这些年的房地产市场，似乎也有一点积重难返的意思，只不过，我们很难定义一个“房地产步入垃圾时间”的明确拐点。

倒不是说我们找不到历史转折点，而是因为，可以当作拐点的时刻实在太多了：

在2008年四万亿刺激前夕，我们宣称什么事都没有；

在2015年涨价去库存阶段，我们说也许有事发生，但不应该采取行动；

在许家印的“永远大”暴雷时分，也许我们应该对不良房企果断出清，但终究什么都做不了；

这两年人口负增长后，也许我们应该做点什么，但现在已太迟了。

汉弗莱爵士关于公共事务的“四部曲”论断，永不过时

米塞斯进一步阐述道，身处历史的垃圾时间，清醒的个体往往感到无能为力和迷茫，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错误的体系，单凭一己之力难以撼动。

至于不清醒的个体会怎样，米塞斯没有说。

很显然，当房地产相关人士直观地感受“不可定义、不可描述、不可接触、不可直视”的恐惧之后，他们拼着San值狂掉，也要做出点癫狂的抽象事。

例如放开限购后的成都。

❷ 放开限购：泼天的富贵是怎么送出的

2024年4月28日，成都市住建局宣布，为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和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住房需求，全市商品住房项目不再实施公证摇号选房，由企业自主销售；全市范围内住房交易不再审核户籍、社保等购房条件，不再限制购买套数。

对于彻底放开的原因，住建委同志们的描述过于高屋建瓴，还不如以数据、图表等直观方式从细节处展示。

长期以来，成都房地产市场“看多”的核心理由就是“人口2000万、大西南中心城市”。

根据成都市统计局数据，2010-2020年间，成都人口增加了581.9万人，增量仅次于深圳、广州，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三，期间年均新增近60万人。但2021-2023年全市人口增量分别为24.5万、7.6万、13.3万。

可见，在经过长时期的虹吸效应之后，城镇化率超过80%的成都已经步入发展极限，人口增速开始“断崖式放缓”（注：该词汇出自《湖北日报》旗下“极目新闻”文章，并非本人杜撰）。

成都这十年，新增人口趋于放缓，但成都的房地产供给端却并未停下发展脚步。

2023年1月，《界面新闻》记者采访后发文称：

2023年，成都全市共发出999张预售证，累计新增房源供应129131套，总供应体量达约1713万平米，同比去年分别下降7.85%、6.44%,整体供应体量创新低。 画个重点，即使在“整体供应量创下新低”的2023年，成都新增房源（12.91万套）已经足够新增人口（13.3万人）：

人手一套。

发散式思维一下，在其他“正常年份”，成都的新增房源量有多大？

这是一个想都不敢想的问题。

有趣的是，该文又重点叙述，2023年是“成都市商品住宅成交量价齐升的一年”：

截至2023年全年，成都房产成交量达36.7万套，其中商品房成交量达14.6万套，同比增长9.7%；二手房成交量达22.1万套，同比增长68%。新房维持住了韧性，成都房地产市场在这一年展现出惊人的增长势头。 其中，2023年1-5月房企销售榜单上，华润置地以151.56亿元夺魁，前四名销售额均超过100亿元。

而到了2024年，成都市楼市明显遇冷。

根据中指研究院发布的《2024年1-4月川蓉房地产企业销售业绩TOP30 》，今年前4个月，华润置地依然是成都地区的房企销冠，但销售额仅有66.1亿元。

供给过剩，去化不力，成都楼市熄火了。

2024年5月，媒体报道成都市二手房挂盘量达22.4万套，相当于“北京+上海”的总和。

更糟糕的是，房地产市场供应端的压力，通过价格承压的方式传导市场。

2024年4月上旬，某房地产中介网站发布了近十年成都二手房成交数据，近三年横盘已久的成都房价，已经快速回撤至2017年的水平。

两个关注点：2024年以来跳水式的急跌，以及房产新政前的价格低位

总之，摆在当地决策者面前的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盘：

房子滞销，请帮帮我们！

于是，成都出台新政，全市范围内住房交易不再审核购房资格，长达7年半的限购政策全面取消。

❸ 那些着急上火而又无助的人

很显然，成都楼市新政的核心，就在于“不再审核户籍、社保等购房条件，不再限制购买套数”。

这是因为在十多年的圈地运动中，本地购买力已经被充分释放，很有必要进一步发挥“西南中心”的辐射作用——尤其是吸引新疆，西藏，兰州等地的外来人口享受城都市的发展红利。

这些被寄以厚望的新鲜血液，被戏称为：

新西兰人。

据说，来蓉养老的大款们最喜欢选择配套设施完善的“5+2”区域（即成华区、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等5个主城区，以及天府新区、高新区等2个功能区），而毗邻的2-3圈层区域则精准地指向新西兰人民。

其中，新疆人民比较青睐双流区，西藏人民天然倾向于成都西北部的温江区，而以兰州为代表的甘肃青海人民，则扎堆在郫都区…

大家目标明晰，秩序井然，都有着美好的置业未来。

楼市去化，还得指望“老铁”呀，然鹅，限购放开后，偏偏有部分成都市民get不到有关部门的初衷，在四川省网络平台“问政四川”上发文称，希望成都恢复住房限购：

（之前）我为了满足成都的购房政策，把户口从我的家乡迁徙过来，并且缴纳够社保，才获得购房资格。我认为这一切是值得的。

但是现在成都的购房政策一改再改，对成都毫无贡献的外地购房者，也能在成都各个区无差别购房，和我们为成都纳税几年的人享受同等待遇。

我认为这极大伤害了我们缴纳社保和迁徙户口到成都来的年轻人的权益。

在该文最后一段（抒情段兼升华段），该网友总结道：

曾经，我把拥有在成都买房的资格当作一种荣耀，一种自我奋斗的证明，而现在的政策，让我们勤恳工作缴纳社保的刚需购房者，遭受不公平待遇。

我希望领导们听到我们普通刚需的声音，希望领导们尽快恢复限购政策，让我们重新拥有工作的动力，并且更加努力工作，攒够首付，早日买上成都的房子！

话说，这不是自我阉割版的“房价过低不利于年轻人奋斗”嘛？都不需要专家来苦口婆心地指导…

当然，业主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

例如天府新区某小区业主因“擅自低价挂牌自家房产”，被该小区的几位热心业主威胁，“以扰乱市场的名义去现场投诉”。

但这还没完。

5月13日，有魔怔人恳请早日出台征收房产税，维护房地产市场稳定。

逆天的是，此人建议采用“倒金字塔”式的惩罚征税机制：

持有三套房产及以上者，免征房产税； 持有两套房产者，每年征收房产总额×0.1%的房产税； 持有一套房产者，每年征收房产总额×0.5%的房产税； 未购房者，每年征收（住房均价×房产总额）×0.5%的房产税。 至于征税理由，则是根据所谓的贡献度原则：

在成都生活却不购房者，白白占用了城市公共资源，享受城市建设者提供的便利，不利于房地产市场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这些所谓的“刚需购房者”，生动地演绎了“等我上了车，第一时间就关上车门，还要焊死它”的行为艺术。

他们难道不明白，解除限购最终的目的不是抬高房价，而是去库存？

事实上，“普通人”、“有好处”、“不排队”这三个要素，构成了新时代的：

不可能三角（Impossible trinity）。

表面上，这是一个“菜是原罪，呼吸空气都是浪费”的丛林法则现象，但其实，他们什么都知道，只不过宁可假装不知道罢了。

因为长期以来的社会规训，已经让他们认定了一条关于成功人士的独特标准：

二十年前，成功人士的标准是开上四个轱辘的车，身边带个女的，脖子上挂条几十斤的贵金属链子；二十年后，成功人士的标准是住上大房子，家人吃午饭都要打电话召集那种。他们睡觉的时候，恨不得左半拉屁股睡主卧，右半拉屁股睡次卧…

他们的一切荣耀，一切奋斗的意义，都在孜孜追求的房子上，他们的执念，构成了这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

然后有一天，烈火烹油的房地产市场突然玩不下去了，甚至于，资源的错配导致避实向虚、社会转型困难、创新能力受阻、生产效率低下、社会不公加剧…

他们迷茫，他们惶恐，他们本能地寻找“安全垫”，向着身边的弱势者重拳出击，试图以转嫁伤害的方式，为疯狂的房事续命。

原以为《大富翁》只是游戏，现在才知道都是写实……

这一切，像极了某个历史时刻。

公元前597年，楚国在邲地击败晋国。败亡的晋军从泌水夺船而逃，为了扬帆起航，先登船的败卒不带一丝犹豫，疯狂地用刀砍向攀附船舷的战友。

《左传》里以含蓄的方式记载当时的惨烈：

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

See？船里被砍断的手指可以（用手）捧起来…

而侥幸活着的晋军及贵族肝胆俱裂，逃回山西后不复春秋五霸的神采。

自此以后，堂堂晋国一蹶不振，直至公元前403年，魏武侯、韩哀侯、赵敬侯联手废除晋静公，瓜分晋国的土地。这就是著名的历史事件：

三家分晋。

2011年，王立群教授在《百家讲坛》中讲到：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战争结局不是韩赵魏三家灭晋，而是维系一个强大统一的晋国，那秦国还能统一天下吗？那不能…一个强国家解体了，另一个国家崛起了，这是历史的一种偶然。

文学专业出身的王教授显然理解不了经济学家米塞斯，也理解不了“舟指可掬”的践踏式逃亡之后，晋军就不再具备有效的组织、自强能力。

弱小，可怜又无助的晋国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历史的垃圾时间”到来，全程没有一丝挣扎。

一

“299块，车来接……去啊，食好饮好，以后死了棺材都没了，就剩一个瓮。”

消息跟着老人的腿一起走动。在广东韶关这个群山环绕的小镇，菜市场小摊边，药房门口免费的血压计前，新开的保健器械体验店里，穿着花衬衫的老太太屁股挨着屁股，大声交谈，用客家话喊人一起报名去深圳香港。

“好啊，去哪里报名？”

“就卖摩托车那里。”

就这样，这个镇成团了20个人，70岁的农民张家发是其中之一。4月12日一早，他在街头的车站等来了大巴，里面坐着另外两个镇的老人。下午两点到深圳，导游没安排午餐，直接带大家去了“香港”——港深交界的中英街，街心以“界碑石”为界，需办理通行证才能进入，也被称作特区中的“特区”。

张家发记得，导游收了身份证办“边防证”，很快带他们到街上，“都是香港人在卖药品”。他们被拉进小屋，一个人站在上面讲蜂王浆多好，讲了很久，张家发觉得耳朵被吵聋了，就出去接免费的热矿泉水喝。导游说，差不多中意的就要买，不能讲价，要不然别人就缠着你。

农村人都能辨别蜂蜜真假，张家发觉得明明知道还买，“就是贪便宜”——二三十块一斤，一罐两斤，好些同行的买了几罐。他没买，光喝水，就这样待了两个钟。晚上住双人间，张家发觉得是大酒店，住得好，晚餐在里面吃，一个鸡蛋，一条番薯，一个包子。第二天上午坐了海船，就回来了。

报低价团的农村老人，大多六七十岁，子女成家了，按他们的说法，完成了人生任务，趁还没瘫出去见见世面。他们一贯不记得到了哪里，导游说去哪儿就去哪儿。至于安全问题，“有什么，你就跟着导游。”张家发哈哈笑。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年轻人发帖求助怎么劝阻父母参加低价团，标题写着“救命”“放过老年人”，后面接好几个感叹号。他们说这是骗钱团，父母被洗脑，买一堆三无保健品，比如高频出现的乳胶床垫、驼奶粉，以及各种各样的玉器银器。一个江苏女孩的爷爷奶奶常去周边城市旅游，40块钱一次，每次听完课都买一堆牙膏、热水壶和奶粉，“去了能拿鸡蛋，还发活的大鹅”。

也有城中村老人，报了低价团。3月底，一个31岁的郑州女人带着4岁的儿子，陪60多岁的婆婆一起去津京4日游，每人200块，转了钱就成团了。这个儿媳回忆，第一天，大巴车停了几个城市8个点，一路接了60个人，下车已经夜里11点。第二天早晨5点又出发，每个景点都在赶。导游找来一个摄影师，流水线式拍照，每组卖50块，照片拍糊了，有几个老人不愿掏钱。导游指责老人不好好说话，“没素质丢的是你们河南人的脸”。

晚上，这家人很崩溃，想脱团，导游要收每人300块人头费，或者买500块的珠宝、老花镜。儿媳不愿意，抱着睡着的儿子，拉上婆婆连夜逃跑。宾馆在偏远的郊区，四周没有人家，等了20分钟才打到车。婆婆不敢站在唯一的路灯下，怕得说话都在抖，但她不敢埋怨，因为是自己报的名。

张家发旅游回来，倒是挺满意。虽然他反应过来，他们根本不算到了香港。他一遍遍描述，海船很大，人好多，在海滩上捡了海螺。别人跳篝火晚会，他站在圈外看也有意思。“看热闹啊，见世面咯。”

回了家，他把拍的照片给没出去的老人看。很多同龄人，包括他的老伴都是用老人机。4月中下旬，粤北开始降暴雨，韶关市区出现内涝，但他老伴也报了港深旅游团，准备4月20号出发。

有时问题就发生了，甚至造成人员伤亡。3月，一辆老年团旅游大巴在山西高速路段发生碰撞隧道壁的交通事故，14人死亡。这些老人来自江苏镇江。一位72岁的幸存女性至今未痊愈。事发时，她坐在大巴车副驾驶后面第六排，手骨折，腿上缝了几十针，头现在还发麻，脸部的颧骨处肿起包。保险公司后来赔了5万3，不再过问。她在准备腿部的植皮手术，要再花1万多，去找旅行社，“不认我们的账”。

她所在的村庄，一共有15位游客参团。报名是在街上的一个门面房，据老人的了解，工作人员属于江苏东山国际旅行社，几年前在村子里设了这个点。没设点前，她就跟着东山旅行社出去多次，北京、内蒙古、三峡、云南、香港，都没出过事。

能出去的老人是少数，这位老人讲，村里2000多人，玩一两天的多，长途游的就几十个，回来了介绍一番，难免让人羡慕。但这次出事后，她不敢再旅游了，赶紧取消了原定的重庆游。

据媒体报道，初步原因为司机涉疲劳驾驶、超速、路线违规。而之前报名完成，是由营业部（门面房）上报给江苏东山国际旅行社总公司，由总公司跟游玩地的地接社进行对接。老人去找过联络员，那是她的亲戚，对方说，人交给他们了，跟自己没关系了。

二

大概在两三年前，张家发所在的粤北小镇上，开始出现专门的联络员，对接老人报团。张家发的朋友说，街上一共有3家，依托店铺，分布在国道边或集市中央，有的门口挂着旅行社招牌，有的什么也没有，纯靠熟人社会的口头相传。邻镇也有这样的点。

联络员大多是店铺老板娘，四五十岁，看起来就是普通的妇女，能说，热情，就行了。张家发夫妻听说，每组成一个团，“上头”会给联络员发200块。老人们不知道她们叫什么名字，根据对方娘家的地名，叫××妹。镇子小，彼此间几乎都认识，店铺大多一开就是几十年，跑不了。

征集报名的消息发出，联络员就等着老人们上门，拿上现金，交身份证。老人们不会问很多，知道大概去哪里，不用了解具体的行程，不签合同，甚至不清楚是否有保险，就等着那天到来，提早几个小时起床，早早到站点等车。

有的地方，这些联络员是村干部或妇女主任。前导游麦苗介绍，旅行社在村镇广撒网，发传单，开大喇叭车巡游，送鸡蛋。更多时候，联络员分好几级，省会城市的旅行社下到地市跟其他社合作，后者再逐级打通到村，靠熟人关系自发宣传。

在乡村做生意，“基本都是人情往来”。麦苗举例，你想报团旅游，村子里有人做这个，你肯定会去问，对方提供的你不满意，也会帮你引荐别的人，你也会信任。

28岁的陈婷和妈妈，就在老家浙江金华的村里，通过妇女主任报名去旅游。去年夏天，妈妈说村里在组织旅游，去上海和苏州玩。放心不下，她给妈妈转了800块，一起报了名。出发那天，大巴来村里接人，陈婷上了车，发现车上50多个人，都是他们村和隔壁村的中老年人，妇女主任也带着家人一起去。

行程上没说要购物。第二天上午先参观丝绸展览馆，结果是推销蚕丝被。下午，又被带到苏州的某个园区，整栋楼都是卖东西的。陈婷上厕所时偷偷转了一圈，发现每个房间都在“上课”，下面坐满了老人，二楼还有一群保安。

原定听课20分钟，时间到了，陈婷说“洗脑师”不愿停下来，一直说砂锅包治百病，她质问导游，结果被骂“不要闹事”，气得陈婷把发的小礼品砸在对方脚下。“滚出去！”洗脑师朝她喊，女助手和保安甚至想动手推她们。

发生冲突后，地接导游跑了。陈婷妈妈打电话叫大家下楼回家，但老人们被保安堵住了，买了几口砂锅才放行。后来，陈婷才知道，团费其实一个人就百来块，妈妈没跟她讲清楚。

通过熟人报名参团，出了事，老人们信赖的人情并不能在异地的地盘上保障他们，相反可能会影响关系。前两年，张家发的朋友李纯妹花了300多，报了桂林两日游。她是通过集市上一个卖衣服的摊子报上的。大巴刚驶离市区，停了下来，导游说查到她和她两个朋友超了70岁，要每人加200块。李纯妹很恼火：当时报名你不说，我又没化妆。

她不愿付钱，导游要赶她们下车，她也不肯：我老太婆不认路，会走丢，除非把我们原路送回。僵持不下，有其他地方的老人嫌耽误时间，嚷嚷着让她们下去，李纯妹扭头看，同行的联络员不吭声。闹了半个钟头，最后三人各加了100块，李纯妹把钱扔过去：“给你们买药吃！”

这些老农民没有退休金，每月百来块“老人钱”，积蓄不多。李纯妹报团时砍过价，说自己带菜，每顿只要白米饭，能不能便宜点。前导游麦苗在西北地区某省会城市，工作近10年，带过很多老年团——“他们绝对会带吃的”，在家里做好的饼吃了三天，都有味道了也不扔。到了旅游目的地，买东西也挑当地便宜的，比如到了南方买鲜笋，放在大巴上臭了，司机要扔，老人不肯，反倒骂人。

至于购物，老人也清楚套路，有自己的应对策略：不买，故意装少一点的现金。到了桂林，李纯妹一行人“被关到屋子里，还有人守门，不让出去”。柿饼、茶叶、玉石……不管别人怎么推销，她都不接话，“捱生捱死”。不过，卖玉石的人说，收来的钱会被捐到庙里，她花了100多。同行的朋友花得更多，用1000多块买驼奶粉。

被骗了钱，他们将罪名首先扣在联络员头上。在桂林的两天里，李纯妹不跟联络员说一句话。回忆起来，她不记得美景，被赶的插曲却说了至少三遍。回来后，她不再去那里报名，“再也不理她了”。在街上碰见，对方笑着打招呼，她板着脸点个头，扭头就走。

对于桂林山水，她说“就是山咯”，跟家门口的一样。但回到家，很多熟人问起，尤其是曾经看不起自己的人，她就不是这么说了，她说山很高，有石壁，她坐了竹筏，还去了刘三姐唱歌的地方。她开始炫耀，自己没被骗。

能出门，要具备很多条件，这些老年旅游爱好者说，有钱、身体好、没有生病的老人或老伴要照顾、子女有孝心等，都是必备的。关键词是“自由”——李纯妹说，每当别人聊起自己，都会有些“眼红”地提起这个词。

“造孽啊，以前多被人看轻。”她一生没有儿子，年轻时受尽嘲笑。现在，女儿们都成家了，还给她在镇上买了房。而当年生了几个儿子的同龄人，困在婆媳斗争、儿子间争家产、一茬一茬带孙子甚至曾孙中。就算他们自己有钱报团，回了家，也要面对子女们的“黑口黑面”，摔碗砸筷，索性就不去了。

三

老年低价团存在已久，但现在竞争更激烈了。文旅部近期发布的《2023年第四季度全国旅行社统计调查报告》显示，该季度全国旅行社总数为56275家，比2019年同期的38943家同比增长约45%。

前导游麦苗介绍，疫情后她所在的省会城市多了很多外地导游，因为外地旅行社不找地接了。此外，新东方等教培机构的资本也在挤入，高端游和低端游之间的价差越来越大，层层压力下，小旅行社为了挣钱，只能更加踩到“土窝窝”——老年低价团里去。

这也迎合了消费者的需求。麦苗说，旅游其实是奢侈品，但很多老人的消费观念没转过来，还是想花少的钱获得享受。她感觉，现在低价团做得更细了，之前跨省长线游较多，现在一两天的短途游也做。为了尽量不亏本，旅游线路是简易版的，“不花钱就逛公园，挑不要门票的，短途的就农家乐”，吃住也不会好。

但现实是，农村老年人大多时候并未签订合同，且会被带到一些非正规景区，存在安全隐患。4月13日，河北秦皇岛市一个水库下游有游船翻船，落水的31名游客中12人死亡，其中就有报了价格百元的一日游老年团。据报道，事故原因在于游船超载，且是非法改装，未配备救生圈、救生衣等救生设备。

有家属那天接到婆婆的电话，老人吓哭了，自称落了水，喃喃重复“我没事”。家属介绍，婆婆同行的朋友不幸遇难，婆婆一直发懵，胃口也不好。这个幸存老人来自农村，一直在家帮忙带孩子，以前没怎么出去过。那天一早，他们坐大巴从唐山滦南县出发，想着便宜，还能欣赏风景。

麦苗熟悉这类型的景区，她称之为“非标准野景点”，即原本是景点，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比如资源保护，被撤掉了资质，但之前以景点为生的人没有获得相应补偿，就继续在此接待游客，当地也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旅行社带游客到这里来，不能做出更多安全保障，只能口头提醒注意安全。而游客不问合同的事，有的旅行社就不签，借此否认有旅游关系，如果出了事在法律上不承担责任。

在浙江大学旅游研究所副所长周永广看来，低价团的价格降无可降，头痛的是低价团不一定违法，整治不合理低价团反而不合法。此外，老年人出游无法清晰甄别是否为营利性团体旅游行为，比如不是通过旅行社而是跟保险公司出游。他认为，应该修订《旅游法》，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打通，才能切实保障游客的权益。

周永广称，今年低价团是卷土重来，因为2023年全国旅游总人数基本恢复到2019年的九成，但旅行团的有组织接待人数只恢复到2019年的50%。简而言之，疫情结束后旅游火了，但跟团旅游的人少了，自驾自助游才是大趋势。上述调查报告有这方面的数据，在旅行社增长的情况下，2023年第四季度国内旅游组织仅3645.33万人次，而2019年同期为4962.90万人次。

低价团为了保证盈利，另一个惯常操作是要求购物。麦苗说，有老年团出发前就是“负”的——团费覆盖不了成本，而因为法律规定不能强制购物，现在就变成了洗脑式的讲课，且场所更加隐蔽。

最令浙江陈婷心酸的是，去年到苏州上海旅游，当老人们被保安堵住门强卖包治百病的砂锅时，有个隔壁村的老人没带钱，也没有智能手机，在洗脑师的怂恿下，他找同伴借了2000多块钱。回去的路上，大家笑话他不该买，他淡淡地说：“买了就买了吧，好歹是去外面看过几眼了。”

老人们对于被骗，不太气愤，也不后悔。陈婷团里有老人说，钱被骗就骗了，以后在电视上看到什么地方，还能想着这里我也去过。“他们要的是出去。”麦苗也知道，老人有时花不花钱也无所谓，只要出去了、看到了就可以。

这里有深层次的孤独和“补课”心理。户外旅行平台“小羊军团”负责人杨军觉得，这一代老年人的子女都不在身边，但他们观念中还保存着对大家庭的向往，所以喜欢抱团取暖，约熟人一起参团。而由于经济、交通等条件限制，他们很多年不出门，老了有时间了就想赶紧“补课”，没看过的就得看。

在广东韶关，79岁的李纯妹在丈夫病逝后，常年独居。朋友们都去玩，她也想报低价团出去，上次那个联络员让她蒙羞又破财，她就问别的联络点，但都被以超过75岁为由拒绝了。深夜突然醒来时，她觉得悲伤——十几年前一起去北京旅游的人，死得也七七八八了，老人说。隔壁村一个老人刚一起旅行回来，有天吃着饭手一僵，筷子掉在地上，就瘫了，没几年就走了。

张家发和老伴倒是有两个儿子，大的和儿媳在佛山打工，小的一家在深圳开手机店。年轻时，夫妻俩拼命种田，辛苦攒下的钱都用来盖楼给儿子讨老婆了。一人一栋，各花30多万。但房子常年空着，小儿子疫情3年都没回家，还不让出租，说会弄脏。

两个儿子一共生了三个孩子，都是男的。老两口头疼，尤其是大孙子，生下来第一天就被扔在家让他俩带。他们和孩子张嘴要生活费，没人给，说要在城市供房。年纪大了种不了田，他们种了一亩菜用来卖，倒贴钱将大孙子拉扯到了初中。

麦苗说，去旅游的老人是两种极端，一种是自己有钱，子女孝顺；另一种是子女不搭理，他们想开了，出去逛逛，把这一生过完，不给孩子留下财产。

张家发出去玩，不跟儿子说，反正他们也不给钱。但他和老伴每次都得分开，轮流出游，因为要有人留下照顾孙子。原本他老伴也要去“香港”的，但临出发前一天，她突然发烧，身体疼，住进了医院。

（应讲述者要求，文中除周永广、杨军外均为化名。）

5月1日凌晨，广东梅州梅大高速公路发生路面塌方，18辆汽车跌落山坡，截至发稿前已造成24人死亡，30人受伤。(最新：造成51人死亡，30人受伤)

有读者说我神预言，也有人说我乌鸦嘴，其实都不准确。

广东多地连续强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容易出现地质灾害，气象部门近期一直在发布相关警示提醒，并不是什么隐秘信息，更不是我的独家观点。连续降雨之后山区要防范滑坡塌方，本身也是很好懂的道理。

之所以我要专门写篇文章，是基于本轮降雨的空前强度、超长时间和超广范围，预见到大概率会发生地质灾害，而五一的旅游高峰又会将灾害风险成倍放大。

但是，这种预测是概率性的，只能警示普遍的风险，根本不可能做到精准预测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会发生地质灾害。我这个科普博主做不到，气象部门、国土部门也做不到，梅州这条高速公路的管理公司也做不到。

那，既然做不到精准预测，是不是这样的风险提示就没有用，是徒增恐慌呢？当然不是！

预警地质灾害风险之后，理论上景区、公路、铁路等重点单位都应该启动相应预案，对地质灾害易发点加强巡查，必要时增加设立警示，直至临时管控或关闭。

问题在于，人力有穷时，而风险无尽处。一片景区，覆盖数十平方公里，一条高速，绵延数百公里，其间可能有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地质灾害风险点。而广东这么大一个省，从概率来说几乎可以肯定会有疏漏薄弱之处。

从全局层面来说，广东在五一期间发生地质灾害可以说是无可避免的事情，也是人力所无法完全阻止的事情。

但是请注意，在全局层面无法阻止灾害发生，并不意味着高速公路管理方就完全没有责任！

具体到梅大高速这一场具体的塌方事故，相关路段的地质灾害风险评级是否合理，事故发生前有没有按风险等级做相应巡查，道路施工建设时有没有偷工减料，事故发生后救援方案是否及时高效，都是必须严肃追查的真相。

地质灾害就是这样，即使把一切防范工作都做到位了，也不一定能避免悲剧的发生，但按照科学规范的程序做好了防范工作，一定能在整体层面减少人命伤亡和财产损失。

梅大高速的建设方有没有偷工减料，管理方有没有玩忽职守，这些留待事故调查。但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也是我昨天文章里第一段写过的：

在广东已经强降雨一个月，并且天气预报还会继续降雨的前提下，广东省有没有严肃认真对待相应风险？有没有对外发布旅游警示？

没有安全，假期很难“雨”快

广东省内公路、铁路的安全管理有没有受到保障五一旅游的影响？

保号要紧，我只能问到这一步了。

再重复一次昨天的建设性意见：

建议大家在节后雨过天晴更加安全的环境下再考虑来广东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