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年不与家中亲属联系来往，和家人或家族亲戚断绝关系，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很少，因此很难说如今的家庭关系疏远现象是否在愈演愈烈。

现在所知道的是这种情况并非少数。英国有一家名为“Stand Alone”的慈善机构，专为与家人断绝关系的人提供支持。他们发现，英国有超过五分之一的家庭中存在这种现象。美国有一项调查，在调查了逾2000对母子后发现，有10%的母亲和成年子女关系疏远。美国另一项调查发现，超过40%的受访者或多或少都和家人产生过隔阂，某些群体，比如美国大学生中，家庭关系疏远几乎和离婚一样寻常。

如今，关系疏远这一话题开始被人们广泛讨论

布兰德（Becca Bland）是“Stand Alone”组织的创始人，她也有与父母关系疏远的经历。她发现，和5年前相比，如今家庭关系疏远的话题大大提升。在谷歌的搜寻数据中，家庭成员情感疏离的话题热度呈增长趋势，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尤为如此。

布兰德表示：“我认为，梅根王妃（Meghan Markle）和英国王室的关系肯定也制造了家庭隔阂的新闻。”2018年，英国人谷歌搜寻次数最多（在美排行第二）的人物是萨塞克斯公爵夫人（Duchess of Sussex）。她和父亲的关系十分紧张，这种复杂的家庭关系成为公众热议。其他名人也是如此，如英国演员、导演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就曾在2018年的一个采访中承认，过去的20年里几乎没有和女儿有过沟通。普通人要处理和消化自身的生活经历，参考名人八卦无疑是一种有用的方式。

家庭成员关系疏远，在全球范围内都不乏这样的例子。在某些地区，家庭疏远的情况更为严重。

政府的政策支持，是很大的一个原因。有些国家的福利政策好，国民不需要家庭经济支援，因此是否维护家庭关系，他们有多种选择。像欧州南部一些国家政府支持有限，家长和成年子女之间的联系也就更多，住得也会更近。

福利政策好的国家，家庭关系疏离的情况更为常见。但这并不是说政府需要削减经济上的支持

经济因素也与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比如教育和种族等因素。在德国，子女的教育程度越高，和父母产生冲突的可能性也会更高。有一种理论认为，因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成员，更不受地理因素的限制，经济自由度也更高。

吉利根（Megan Gilligan）团队研究了美国家庭中的养老问题，发现种族问题也是冲突的一个因素。但很难把文化和阶级因素的影响区分开来。吉利根是爱荷华州立大学（Iowa State University）的老年病学家，她指出，“少数族裔家庭更习惯于家庭成员住在一起；对于利益互换的依赖度更高。”

乌干达坎帕拉（Kampala）的马克雷大学（Makerere University）的人口统计学家万德拉（Stephen Wandera）表示，在乌干达，家庭关系疏远的比率也在增加。几十年来，很多人因战争、艾滋病等原因沦为孤儿。此时，规模庞大的乌干达家庭发挥了重要作用，很多孤儿会由亲人代为照顾。

然而，万德拉和同事在最近的研究中发现，50岁以上的乌干达人中有9%独居，这一数字是比较惊人的。原因并不全是家庭关系疏远。万德拉表示，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和核心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家庭关系疏远可能会更加普遍。

万德拉说：“人们恪守文化传统的意识仍然很强，要完全消除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希望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有所改变。”

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和核心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家庭关系疏远可能会更加普遍

并不是说，为了鼓励家庭成员之间的团结，政府就需要降低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人们说西班牙的家庭文化“更具强制性”，相比之下，挪威的家庭代际关系更友好，因为挪威人的“家庭强制性”更低，而且经济压力更小。

家庭关系疏离的成因

离婚会导致家庭关系的丧失，尤其是与父亲的关系，成员间保守秘密的可能性也更低。抛弃身份边缘化的家庭成员也是一个共同素。例如在越南，人们会因为性别和种族原因而对家庭成员产生疏远。

但疏远通常是安静和平淡无奇的。吉利根解释说，疏远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大事件。在她采访过的人中，很多人都记不起一个具体的事件，常会表示“我不清楚这是怎么发生的”。

家庭成员的疏远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也反应了长期紧张的家庭关系

即使某些诱因看起来微不足道，但也反应了长期紧张的家庭关系。想要寻求和解的家庭成员应该认识到，冲突不可能是孤立的事件。多回忆过去的事情或许能有所帮助。

对于那些寻求和解，或者从一开始就防止疏远的人来说，可以从不再负面评价他人开始。吉利根的研究发现，年龄较大的母亲中有10%与子女疏远，造成这种原因的多是价值观的冲突。她说：“如果母亲重视宗教信仰和习俗，子女如若违背，很多母亲会觉得被冒犯了。”

宗教也不是唯一的原因。一位非常重视诚实的母亲因儿子说谎而断绝往来；还有一位非常重视自食其力的母亲不再与她认为依赖男人生活的女儿说话。

事实上，相比起违反社会规范（如犯罪）等，家长更不能原谅的是，孩子颠覆了家长自身的价值观。一般来说，母亲会更加看重这种价值观的传承。

吉利根表示：“有些母亲会对无法释怀的事情喋喋不休，发生不愉快的事情会让她们失望很久。她们会反复去想，坏情绪很难过去。”

成年的子女普遍认为，情感虐待是产生家庭隔阂的原因

像日本经典电影《罗生门》或电视剧《婚外情》（The Affair）中一样，两个人对同一段经历有着完全不同的记忆，其所经历的仿佛是截然不同的事情。

英国的成年子女普遍认为，情感虐待使他们产生了家庭隔阂感。这正是家长普遍忽视的一个原因（情感虐待指的是为控制子女，长期实施的羞辱、批评或其他破坏性行为）。相反家长普遍认为，产生家庭隔阂是因为离婚、期望过高等。

吉利根将研究集中在母亲身上，因此她没能和子女有所沟通。因此，我们无从得知（美国的家庭隔阂）是否也有这一趋势。但我们能够确定，家庭成员之间互不联系是常见的现象。她说：“父母和子女之间并没有就不愉快的事情进行沟通，我认为他们根本没有达成共识。”如果一方拒绝或者不愿意倾听，那么这个沟通显然是无效的。

布兰德认为，这种脱节源自两代人对家庭的不同看法。

不同时代的人，对于家庭的定义有所不同

她说：“战后一代的英国家庭观念僵化。”他们认为，家庭意味着责任和自我牺牲。即使有精神虐待或身体虐待，他们也会默默忍受，有时候甚至没有觉察。

兄弟姐妹之间产生的隔阂，也有价值观不同和期望差距的原因。但重要的因素还是父母的偏爱。

家庭关系疏离的益处

人们很容易发现家庭关系疏远消极的一面，但事实要比较复杂。正如反对离婚的传统观念会使女性深陷虐待和被剥削的婚姻束缚一样；将家庭观念奉为神圣会让人们承受不必要的痛苦。

吉利根说：“实际上，一些临床文献表示，疏远能最有效地解决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如果这段关系中常有冲突，或是令人痛苦……减少联系和来往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断绝有害的关系，普遍认为是正确的选择。“Stand Alone”组织有一项报告指出，断绝联系后有80%的家庭能感受到积极的作用，如自由、独立等。这可能是摆脱虐待的关键所在。

断绝联系后有80%的家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其中的积极作用，如自由、独立等

有一点需要指出：家庭成员断绝来往并不是永远的，人们常在产生隔阂与和解之间反复。家庭冲突也不会仅针对其中某一位成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公共卫生研究员阮桥庄（Trang Nguyen）说，越南父母对于LGBT中的女性和跨性别男性（女变男）接受度低。“一般来说越南家庭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更亲密，如果能有兄弟姐妹的支持，对于个体来说也会有很大帮助。”

家庭成员疏远的痛苦，让人有一种莫名的怅然若失感，这种感觉会伴随始终。这也是没经历过的人所不能理解的。

吉利根说：“被家庭疏远，会产生很多心理上的阴影。可能是由耻辱感所产生的。”换句话说，彻底和家庭成员断绝联系，可能是最为痛苦的。因为会被社会和其他人所误解，认为这么做很可耻。

网上一篇针对退休老人的文章，将家庭成员疏远归咎于个人主义、离婚文化、心理疾病以及子女的不成熟。有时候，甚至治疗师也会责备、拒绝或者干脆不相信遭家庭疏远者所讲述的，女性尤其容易受到责备。有些人甚至会减少社交频率，以避免讨论家庭话题。

专家表示，对于已经断绝家庭联系的人，无论这种断绝是否出于自愿，人们最好不要加深他们的疏远感。从学术角度来看，社会的责备加大了统计家庭疏远受害者人数的难度。在社会不接受公开讨论家庭冲突的文化中，统计数字也是不准确的。

美食作家戈德博尔对这种耻辱感并不陌生。她说：“我承认，人们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改变看法，有些人可能永远都不会。”

由此看来，与家人断绝关系并不是非“修复”不可。和其他痛苦的经历相似的是，因为与家人断绝关系而产生的耻辱感才是一定要修复的。

陈先生说，孩子小A（化名）今年12岁，一直与家人相处和睦，他和前妻B女士（化名）的交流也很顺畅。通常，小A周一至周五与父亲一起生活，休息日与母亲住在一起。本次封控启动后，小A原本与父亲在一起，4月19日核酸检测结果异常，4月20日转运至方舱医院，4月23日被告知两次核酸检测阴性，可以出舱，4月24日收到方舱医院的“解除隔离医学证明”。

4月23日接到孩子能出舱的通知后，陈先生考虑到当时包括自己在内的家中5人作为密接者，仍在隔离观察期，而且很难为小A提供“独立房间、独立卫浴”的居家隔离条件，就与B女士商量，是否让小A前往B女士处进行居家隔离。

B女士认可这一方案，但表示要社区同意，就向居委会咨询。经过微信沟通，居委会表示小A可以回到母亲家居家隔离，但要承诺严格遵守7天足不出户的居家隔离要求，并安装门磁。B女士表示了同意，也根据居委会干部要求，向楼组长进行了报备。

但陈先生和B女士不知道的是，23日晚上，B女士小区部分居民获悉此事后，意见较大，反对小A进入小区居家隔离。次日上午，社区通知了B女士这一结果，可此时小A已经在前往B女士社区的转运车上了。

“出舱是方舱医院安排统一转运的，我们没法让孩子临时更改目的地。在获悉有部分小区居民不同意孩子居家隔离后，他妈妈一直和社区沟通，希望有合适的处理结果。我们一直和孩子保持联系，安慰他不用担心，爸爸妈妈会安排好，不论去爸爸家还是妈妈家，都可以。”陈先生还提供了三人当时的聊天记录，显示他们一直在安慰孩子。

不过，直到小A被送到B女士小区门口，小A的去向仍无定论。当时，B女士希望去门口接回孩子，考虑到孩子早上离开方舱医院后就没有饮食，她还随身携带了一些食物。但是，反对小A进入小区的居民堵在小区门口，不让B女士出门。“我和孩子妈妈一直保持联系，我们不希望当着孩子的面与其他居民发生冲突，而是希望尽快解决问题，所以在当时的场景下，他妈妈退回了小区。”陈先生说，“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关心孩子，我们全程都和孩子保持联系，安抚他。”出舱当日，陈先生和B女士一直通过微信与儿子保持联系，安抚他。

他也回应了网传信息称“父母拒绝支付隔离酒店费用”的说法，觉得存在误解。“孩子已经解除隔离了，根据上海的相关规定，社区不能拒绝孩子回家。所以我们不太愿意再把孩子送去酒店隔离。如果还要支付费用，是不是不太合理？但社区当时就主动表示，会解决费用问题，所以没有就费用产生过纠纷。”

最后，经过社区和民警协调，陈先生和B女士还是同意了让小A前往社区附近的隔离酒店进行7天隔离观察。B女士本想陪儿子一起隔离，但经和孩子协商，“孩子说，让妈妈在家，经常做点好吃的托社区工作者送给他，等他回家。”

眼下，小A在酒店的7天隔离观察期已满，回到母亲家中正常生活。但陈先生说，此前回家时发生的事被断章取义写成帖子在网上传播后，给孩子和家庭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帖子虽然给孩子的照片打了码，可孩子还是被身边的熟人认了出来。有人或是出于好奇打听，这让孩子和我们都承受了不小的压力。我联系了较早的发帖者澄清，已经删帖了，可网上还有类似的文章，我们很难阻止。所以希望请上海辟谣平台澄清一下，不要再传播谣言，伤害孩子。”

陈先生说，能够理解部分邻居的顾虑，事后也有邻居私信B女士表示，拒绝孩子居家隔离是有些误解，希望她不要介意，“我们不会责怪邻居，只是希望大家不要再传播不实信息了。”

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已近五个月。

2022年5月12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涉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情况及六起典型案例。自2022年1月1日家庭教育促进法（下称“促进法”）正式施行以来，北京法院少年法庭先后在71件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开展了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前述六起典型案例，分别是发出北京首份家庭教育令的张某某盗窃案，以及王某盗窃案、李某诉张某变更抚养关系纠纷案、李某离婚纠纷案、徐某猥亵儿童案、张某诉某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

南方周末记者梳理公开信息、判决书，除西藏外，各地均有将促进法作为判决依据的案例，且案件基本集中在未成年人犯罪、离婚纠纷、抚养权变更这三个领域。

促进法的一项重要立法原则是“社会协同”，以法律条文形式对社区居委会、村委会、中小学幼儿园、早教机构、医疗保健机构甚至图书馆、博物馆等机构都提出了相关配套要求。公开信息显示，各地也在进行一些社会协同方面的探索。

有受访者认为，推进家庭教育不单单是法律上的惩戒，对家长的指导培训尤为必要，“再处罚家长还是不懂，那还能怎么处罚呢？”

1.多地首份“教育令”

全国人大法工委曾表示，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初衷是引导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增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

促进法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未成年人存在严重不良行为或者实施犯罪行为，或者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根据情况对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予以训诫，并可以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2022年1月6日，促进法施行后的全国第一份《家庭教育令》（下称“教育令”）由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发出（详见南方周末报道《“家事变国事”：首份家庭教育令发出，“依法带娃”照进现实》）。

那是一起抚养权变更纠纷。原告胡某与被告陈某协议离婚时约定女儿由陈某抚养，后陈某再婚，带着女儿搬家，孩子两个星期未能上学。胡某知晓后，通过找全托、请保姆的方式来履行对女儿的抚养与照顾义务，陈某则只在周末接送，胡某让女儿与保姆单独居住。结合原、被告双方问题，当事人主观意愿和抚养约定，法院判决陈某继续履行监护责任，并对其失职行为依法予以纠正。

4天后，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审理了一起未成年人盗窃案，其间发出自治区首份教育令。少年法庭在庭前调查时了解到，该案两名未成年被告人平日的社交圈较复杂，父母疏于管教，未能及时发现并纠正，导致被告人屡教不改，先后参与实施盗窃十余次，造成多名被害人经济损失一万余元。

广东省首份教育令也在同日发出。据《南方日报》报道，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涉寻衅滋事刑事案件中，两名被告人及一名参与作案的未成年人（另案处理）在公园内实施欺凌，导致未成年的被害人面部和体表轻微伤；同时，两未成年人存在无故夜不归宿、交友不当、进出与之年龄身份不相符场所等不良行为。院方分别向作案人和被害人的监护人发出教育令。

甘肃省首个教育令与故意伤害案有关。根据甘肃高院刊发的案件情况，在一起故意伤害案中，小明与小华发生争执后相互厮打，小明持刀将小华致伤。法院了解了小明的成长环境，并向其父母询问后发现，家长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存在简单粗暴、方法单一、法律意识淡漠等问题，遂发出全省第一份教育令。

在有的地区，首份教育令的背景是未成年人作为原告起诉监护人的抚养费纠纷案例。

黑龙江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变更抚养费无果的诉讼时，发现被告因工作原因长期未与原告见面并疏于联系，未尽足够的生活保障和家庭教育责任，属于“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责任”行为，遂发出教育令，裁定被告每两周至少探视原告一次，关注其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并与学校老师保持至少每周一次的联系频次。该教育令的有效期为1年，在失效前，原告本人或密切接触原告的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向法院提出申请撤销、变更或者延长。

2.未成年人犯罪、离婚纠纷、抚养权变更

南方周末记者梳理公开信息发现，各省市的教育令主要发自未成年人犯罪案、离婚纠纷案和抚养权变更案。

山东省临沂中院发布的三起涉及家庭教育与父母监护责任的案例，与虐待、隐私权和抚养费相关。在隐私权案中，三名初二学生拍摄并公开传播某同学的隐私照片，造成恶劣影响。针对审理过程中发现的未成年人的父母未正确履行家庭监护职责行为，法院联合检察院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

江苏省苏州市发布了八个典型案例，涵盖抚养纠纷、人格纠纷、聚众斗殴、离婚纠纷、遗弃、故意伤害、性侵和家暴。在离婚纠纷案中，女方唆使现年14岁的长子至男方的办公场所烧毁文件、打砸等以示报复，苏州中院向女方发出当地首份家庭教育指导令，开展了第一例家庭教育指导。

浙江湖州一起抚养权争夺案中，孩子教育是争议焦点。法院于几年前将二人的儿子判给男方抚养，当时，儿子已被女方带到省外接受非正规的国学教育，中断了义务教育，男方把儿子带到湖州继续接受义务教育后，女方继续诉讼，要求变更抚养权，指出接受国学教育并无什么不妥，并指责男方喜欢打牌、对孩子疏于管教。按照法律规定，法院在征求孩子意愿后维持由男方抚养儿子的判决，同时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责令男方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并自学完成3堂线上课程等。

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只有两则以促进法为判决依据的案例。

一是甘肃省崇信县的婚约财产（彩礼）纠纷案，原告以被告与其他男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对孩子不闻不问等为由请求孩子抚养权及收回彩礼；被告则称原告所指不属实，实际是原告多次出轨并家暴，导致被告被诊断为抑郁症，并要求孩子由她抚养。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对孩子的教育责任并不因双方分开而免除，应争取一切机会培育和引导孩子健康成长，最终判决近两年一直随爷爷奶奶生活的孩子由原告抚养并随其生活。

第二则是发生在广州市的继承纠纷，原告称自己承担还贷义务后难以有效、持续保障未成年女儿的正常生活和教育开支，案涉遗嘱未依法为其保留必要份额，应认定为部分无效，要求与女儿分别占有越秀区某房62.5%、12.5%的产权份额。依据民法典和促进法，法院对原、被告的婚姻家庭教育观念进行相应指导：各继承人应互谅互让，放下争执和睦相处。

3.“社会协同”尚待探索

为何教育令会比较集中地出现在未成年人犯罪、离婚纠纷、抚养权变更的案件中？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解释，家庭教育问题原本就集中在这些领域，法律施行让社会有了新的形式和工具去解决这些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边玉芳曾以专家身份参与过促进法的两轮意见征集。她指出，尽管现在已是“依法带娃，家事变国事”的时代，但家庭教育始终由家长自己承担，教育令主要针对“生而不养、养而不教、教而不当”的现象，上述三类情况恰恰体现家长不能履行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此外，促进法在过度施加学习压力、溺爱、留守儿童问题等方面也都有重要意义。

“促进法属于部门法，它在一定程度能发挥作用，但指望凭这一依据去解决所有问题是不可能的。”据储朝晖观察，家长的职责落实问题涉及其本身的亲子观，但国内的亲职教育尚不成熟。目前，部分地区在建立为家长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的学校，但这一举措还不够完整和普遍。

他认为，建立指导机构是推进家庭教育的客观需求，法院作出判定或发出教育令后，如何让家长接受教育、到哪里接受教育、谁来教育，都需要懂家庭教育的机构来落实。

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黄琳琳办理过不少婚姻纠纷案件和抚养权案件。她也认为，推进家庭教育不单单是法律上的惩戒，对家长的指导培训尤为必要，比如心理咨询、普及宣传和亲子活动。

促进法还以整章条文对社会协同工作提出要求。

边玉芳同时担任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与全国各地不少中小学、教育部门都有密切联系。她注意到，一些较发达区域，如北京东城、四川成都、杭州上城的学校都在积极探索，各社区也相继建立指导机构向家长授课。

教育部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还面向就读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以及大学阶段的孩子家长做宣传。只不过，和法院发布教育令相比，这些属于普遍意义上的家庭教育指导，因此动静较小。

4.家长“不配合”，怎么办？

也有观点提到，教育令实则是教家长如何做人，强制性比较低。黄琳琳谈到，监护人的认识和对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比较重要，法律的落实程度更多由自身因素决定，“至于如何应对不配合的家长，鉴于法律刚实施不久，法院也处在摸索阶段。”

边玉芳也认为有待各地在实施中去探索。她指出，需要注意的是，绝大多数父母都爱孩子，家庭教育指导应该是个春风化雨的过程。“在生活现状和认知阻碍下，部分家长没有意识去承担起家庭教育，经过指导，他们是愿意改变的。”

假如家长很难意识到，或很难做到义务之事，单纯被强制履责也并不容易。“因为家庭教育不是像支付抚养费这样的简单行为，出了问题，还是要采取综合方式来提供支持和帮助。你再处罚家长，家长还是不懂，那还能怎么处罚呢？”黄琳琳说。

北京、山东等地法院已经展开了相关探索，筹备心理专家以及专业司法社工以组建家庭教育指导团队，往专业化方向发展。

“家庭教育指导的专业化非常重要，包括高校也在让（相关专业）学生更多地学习这方面的专业知识。”边玉芳认为，法院可以考虑是自己建立专业团队，还是利用高校和科研资源，抑或是购买社会服务。

何谓专业化方向？边玉芳说，实际就是怎么让家长意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具有正确的儿童观，掌握科学的教育方式，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点是培养孩子良好的品德，以及怎么应对出现的问题。

但储朝晖指出，筹建家庭教育指导团队超越了法院的职能范围，建立家庭教育指导体系，更应该从中小学、妇联、社区等方面发力，未来也许还会出现家庭教育指导师的职业人才，“通过这些途径来规范流程和明确职责，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才比较大。”

施行近五个月来，促进法整体的落实情况未算理想。边玉芳指出，现在还未建立起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体系，“希望伴随着法律实施，各地能探索出更配套的保证制度和保障体系。”

储朝晖分析，原因是目前还不具备条件，但总的来说，促进法能在孩子出问题时给家长以警醒，“有比没有更好，但家庭和谐肯定不能靠强制，法律的作用是事发后保住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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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女孩名叫思思，2000年出生在湖南永州的一个小镇。

思思11岁来了月经初潮，但是没过几个月，月经就停了。家里谁都没注意到这件事。有天作业写到一半，她突然反胃，吐了，吐的全是白水，思思以为自己吃多了。2011年春节，在外面打工的父亲回到湖南乡下老家，邻居问，孩子是不是长了瘤子？父亲带思思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思思已经怀孕5个月。父亲直接给了女儿一嘴巴。

去做引产时，卫生站医生直接报了警。思思跟警方提到了几个人，有学校的三名老师，和一个名叫唐冬云的邻居。警方通过羊水鉴定DNA，结果显示，唐冬云是胎儿的生父。 

唐冬云和思思一家都住在小镇的边缘，远离热闹街区，几排摇摇欲坠的泥砖房。人们说只有最穷的人才住这种泥巴房子，低矮歪斜，稻草戳出黄泥外。每年盛夏暴雨，总有几家的山墙会轰然倒塌。屋后是大片的水稻田，一路绵延到远方的山脚，田间偶尔有车声。壮年人都出去打工了，只有寒暑假，这里才多了一些孩子的生气。

唐冬云74岁，是镇上的五保户，多年独居，外号“柏和尚”。他朋友不多，大部分时间他独自去鱼塘打鱼，走在路上弓着背，缩着身子，戴着一顶从来不摘的雷锋帽。唐冬云招认，从前一年的夏天开始，他跟思思发生了十几次性关系，每次给思思5块钱，要求她不要把事情说出去。

但思思的父亲不相信这个结果。他说唐冬云是远房亲戚，DNA鉴定结果不准。他认为三个小学老师才是真正的案犯。

公安局和当地政府都劝思思家把胎儿打掉，政府许诺帮思思换学校，再给这家人上低保。父亲不乐意，他跟教育局讨说法，要三个老师共出100万赔偿金。被拒绝后，父亲非常愤怒，他要思思把孩子生下来。思思妈妈也没有反对，两口子认为，“把胎儿打了就没有证据了，学校老师还要反告你，你就要坐牢”。 

父亲想不通这三个老师为什么不赔偿？他说：“三个人，平摊到每个人头上，也不多，要不然名声丢了，工作也丢了。”

他带着妻女藏到了隔壁县城，一直躲到思思分娩。因为没有准生证，父亲借了7000多块钱，送女儿去了一家私立医院。 

再次回到老家，县城有一个网友专门赶到思思家坐镇，并且在天涯、红网、本地投诉网站上发帖喊冤。事情闹大了。“永州12岁女童称遭3老师强奸生孩子当证据”的新闻爆发，很快，全国多家媒体都涌到了思思家的小镇。

12岁的思思在坐满记者的房子里跑来跑去，剖腹产后，她没有奶水，肚子圆鼓鼓地凸出来。当着记者们的面，思思掀起衣服扇风，露出半张雪白的肚皮，上面有一条长长的棕红色剖腹产伤疤。

一些本地人认为这一家都是骗子。有人告诉媒体，小女孩跟老头是自愿的，一点儿都不可怜。有人半夜打电话恐吓他们，还有人声称要把他们赶走。几年后，父亲回乡搞养殖时，第一批鸡鸭刚养了一个月，就被人下药毒死了。

但在2012年，思思家连奶粉都喂不起，米面油都是记者们掏钱买的。央视节目组请来了心理专家刘凤琴做紧急心理救助。刘凤琴待了一周后，不忍心一走了之，她联系到“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这是一家专门做儿童救助的慈善机构。

2013年4月，唐冬云被当地法院判处12年有期徒刑。对三名老师的指控，因为没有物证，最后不了了之。后来有记者到监狱探访唐冬云，说到思思的孩子，他很高兴，说没想到老了老了，自己还留了个后。 

这年暑假结束时，思思家选择接受“儿童希望”的救助。他们全家带着婴儿“小琪琪”一起前往北京，思思被安置进了一所新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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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新学校叫“方舟”，校长免费接收了思思，并且安排思思父亲做学校门卫，月薪2000元，方便他照顾女儿。

在学校，思思父女形同陌路。父母每天在家里吵架，母亲一生气就抱怨，要不是因为思思，她早就离婚了。小琪琪留在家里，由母亲照顾。思思从不跟父亲一起上下学。放学后，她总去同学家吃饭，有时在京郊的小村子里独自游荡，到深夜才回家，又会挨一顿骂。父母从不问她为什么这么做，也一直不知道思思的想法。思思说：“我想让他们赶紧走。”

 一天下午，思思突然失踪。同学发现自己手机被用过，翻聊天记录，发现思思与一个男网友相约在地铁口见面。校长赶到时，事先通过电话的男网友已经怕得不敢露面，思思表情木然，什么都没解释。 

来北京两三个月后，思思跟不上学校的进度了。她上课无法集中注意力，总是偷偷拿同学的手机上网，登陆微信，用摇一摇加附近的男网友。有一次信息发错给了校长，问：“大哥，你在吗？”第二次是一个男网友直接开车到了校门口，刚一下车，立刻被埋伏在旁的校长和父亲堵个正着。

“我怎么这么倒霉，碰上这么个人？”听完校长解释，男网友忍不住嘟嘟囔囔，和第一个网友一样，他三四十岁，是外地来京务工者。男人本还为约到个少女而兴奋，结果眼下的情况跟预期相差太大了。

在北京，刘凤琴给思思做过三个月的免费心理援助。刘凤琴有22年从业经验，但没处理过未成年的性侵受害者。她选择箱庭疗法，让思思在沙盘上摆玩具。一开始，思思选的都是老鼠、蝙蝠、蜥蜴、蜘蛛、老虎和各种软体动物。两个月后，思思摆出了船、莲花、蜡烛，围成一个漂亮的小花园。沙盘被解读成“呈现出对美好的向往”，心理咨询就此结束。

一名美国社工提醒过“儿童希望”，像思思这种性侵受害者，很有可能会二次怀孕，建议给孩子做节育手术。但是社工们没有这么做——给十几岁的女童上环？这太挑战公众的认知了。

2014年5月，思思说自己又被性侵了。派出所调出了酒店监控，思思跟一个中年男性开的房，她看起来表情轻松，并无胁迫痕迹。 

得知女儿被性侵的“真相”后，父亲恼羞成怒，回家后一直精神恍惚。几天后，父亲忘了关掉煤气罐，做饭时煤气爆燃，他全身68%严重烧伤，在ICU治了6天才保住性命。

思思一家的生活彻底乱作一团。父亲入院后，母亲的第一个电话打给了夏常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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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常河。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时，思思一家还在湖南乡下。

他那时自称来自深圳，50岁，是一家幼儿园的园长。他提出把思思和婴儿“小琪琪”接到深圳去。他说自己也是一家央媒中学生频道深圳站的副站长，要教思思文化课，把她培养成大学生。

但父亲张口报了个数：80万。这笔钱拿来养活思思一家，甚至包括思思的爷爷奶奶，再建个房子。父亲盘算，如果园长有养活思思这个胆量，就能应下这80万。园长一听说这个数字，当天就走了。他给思思母亲留下了一张名片，正反面一长串头衔里，挤着他的名字：夏常河。

思思一家到了北京之后，母亲偶尔还跟夏常河保持联系。起初，母亲只是在换手机号码时，跟深圳的“夏老师”知会一声，后来演变成每次吵架都找他诉苦。深圳的夏老师脾气好，有文化，总是劝她家和万事兴。

因此，当思思父亲烧伤住院，急需医药费时，母亲得到了深圳夏常河的承诺：手术费没问题，他去募款，明天他就飞到北京来。

第二天，夏常河没有来，他说自家亲戚出车祸死了，刚好当天开庭，就把机票退掉了。最后，方舟学校的家长们凑齐了思思父亲几十万的手术费。夏常河听说后，再没提过钱的事。

与此同时，“儿童希望”的社工突然发现了另一件蹊跷的事：思思在QQ上跟一个名叫“肖长河”的网友来来回回叫老公老婆。比如：“老公你什么时候娶我啊，你是不是不要我了？”或者，“老婆你还担心我不娶你吗？”

再往下翻，“肖长河”发了一张自拍，是一个成年男人身着黄色内裤，生殖器是勃起状态。

“肖长河”在QQ上自称很富有，身家几百万，有车，还有幢别墅。他给思思发了几张黑白照片，让思思叫他“老公”。后来回想，思思也无法确定那是不是“夏常河”，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她觉得还挺帅的。

但母亲知道，所谓的“肖长河”就是她经常联系的夏常河。 

在这对母女眼里，夏常河自塑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形象。他善良、门路多，曾经收养过二十几个中小学学历、家境贫寒的孩子，培养他们去了国税局上班，有的还当上了邮储银行副行长。夏常河许诺，他能把思思培养成一个“超人”——思思以后一定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拿到成人高考毕业证。 

2014年7月，在又一次和丈夫争吵后，母亲带着思思去了深圳，投奔夏常河。

母女俩失去了消息之后，父亲拖着病体徒步一上午，从医院挪动回家。在楼下，一位志愿者告诉他，楼上的饭菜都没收拾，衣服还泡在盆里，到处乱七八糟，但人已经不见了。 

思思父亲站在大马路上，情绪崩溃，”哇”地一下嚎啕大哭起来。

4

三年后，2017年夏天，我在深圳第一次见到了夏常河。他穿黑色西装，粉红色衬衣，绛红色条纹领带，指甲修得很干净。他大约一米七高，微微驼背，西装垫肩撑大了他的身形，一双眼睛已经有些浑浊了。 

夏常河的幼儿园在深圳的城中村。街道狭窄，门牌号混乱，幼儿园唯一的标识是杂货铺外的墙上，一张破旧的毛笔手写广告：天才幼儿园，正在报名。 

“天才幼儿园”是个四室一厅。6个学生，其中2个是老师自己的孩子，房子是租的，狭小，吵闹，墙面脏成了灰色。54岁的园长夏常河整日坐在房间里上网。起初他以为我是家长来考察，连忙倒水招呼我坐下。听到我是为思思而来，他的笑容马上变凉了。

在天才幼儿园所在的社区，夏常河宣传自己是资深英语老师。走在小街上，总有孩子家长热情地招呼他一句”夏老师！” 夏常河的自我陈述充满矛盾。他自称英语是自学的，可喝完一口水，又告诉我他是北师大的英语硕士。关于收养小孩，他有一摞皱皱巴巴的旧报纸为证——2006年的《深圳晚报》、2007年的《深圳特区报》，确实有“宝安‘义师’办起免费培训班”的报道。报道中，夏常河说他1999年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MPA（公共管理硕士）。而北师大的官网介绍，直到2001年该校才设立了这个学位。

2014年7月思思母女俩到深圳有一个隐秘的目的：给思思打胎。思思当时又有了身孕，但很难搞清楚是谁让她怀孕的。到了深圳之后，夏常河出了两千多块钱，带思思去深圳市人民医院堕了胎。

北京“儿童希望”的社工以报警威胁夏常河，要求他立刻终止与思思家的接触。思思母女只在深圳待了一周多，又被送回了北京。

但就在那一周，思思第一次与夏常河有了性行为。那时“天才幼儿园”还租着两层楼，楼下有一个专门的室内游乐场，每天晚上学生们走了，夏常河就把思思叫到游乐场，二人发生性关系。思思后来说，人流后两三天，夏常河就要“和我做那种事情”。思思不愿意，夏常河拽她，妈妈在旁边“拦不住，女人力气哪有男人大，他发起狠来我们根本挡不住”。

回到北京后，似乎一切恢复了正常秩序。但2014年国庆放假，在社工不知情的情况下，思思又单独跟夏常河出去旅行了一周。四个月后，也就是2015年1月，父母发现思思又怀孕了。她自己推算，孩子应该是夏常河的。

母女俩又去了深圳。这是思思第三次怀孕。医生检查时发现，思思子宫壁薄，已是疤痕性子宫，再打胎的话，未来可能无法生育。

思思说，夏常河得知怀孕后，“每天就跟傻子似的在那笑”，他跟思思保证，把孩子生下来吧，他来养。思思相信夏常河的许诺：等孩子生下来，就给她自己办一个广东户口，把出生年份从2001年改成1995年，两人领证结婚。

但思思不喜欢夏常河，觉得他老，跟他也没有感情。在深圳，思思喜欢的是新网友“小赵”。

小赵35岁，山东烟台人，超市销售员，两人QQ上搜附近的人相识。思思后来对我说，“每次我一去他那儿的时候，他就给我买虾。我说他做饭太淡了，他就告诉我吃太咸对胎儿不好。”小赵表现得像一个真正的男朋友，他给思思炖乌鸡，还劝思思少吃垃圾食品，“吃汉堡，他让我肉吃了，剩下的面包皮给他。我们出去吃烤翅，肉多的都留给我，他吃肉少的。”

思思很快搬到了小赵家里。农民房没有电梯，大着肚子的思思自己爬上了10层楼。

夏常河很快找来了。小赵质问夏常河对思思做过什么，夏常河不说话。小赵威胁他，再不说，就拿刀砍死你。几人最终闹到了派出所。

在派出所，思思举报夏常河性侵，称第一次与他发生性关系时，自己还未满14岁，而且后来两人多次发生性关系。夏常河不承认，反说思思母女骗了他3万块钱。

2017年那次见面，夏常河告诉我，派出所问他跟思思发生了几次关系，他说一次都没有，他碰都没碰过她。派出所又问他，跟思思妈妈发生了几次关系？夏常河向我转述的回答是：“我贱哪？我不是人哪？我有那么犯贱吗？”

在深圳，我找到了这个两年前思思报警的派出所。警察说，当时因为思思怀孕月份已大，警方没再抽羊水。派出所把夏常河拘禁了24小时后释放，取了他的血样，但没做比对。律师先后来了四次询问案情，最后得知，负责此案的警察已经调走。

我咨询，如何才能重启亲子鉴定？

接待室的警察不解：“她也是自愿，你们要怎么帮她？”我提到，思思怀孕时未满十四岁，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与其发生性关系，不论幼女是否自愿，按刑法都涉嫌强奸。警察查看记录，发现当时并没有立案，他指着屏幕又说了一遍：“这上面写的是‘自愿’。”

我提醒他，夏常河仍然继续在经营幼儿园。警察说：“他已经开了好几年了，也一直没有这种事情发生啊，女孩来了才发生这种事，是不是？”我告诉他，深圳的经历给思思造成了很大伤害，警察诧异：“对她伤害挺大的？她会有这种想法？”

报警后的2015年夏天，小赵的租约到期，房主不肯与他续租。小赵照顾不了思思。思思挺着大肚子，跟母亲和小琪琪流落街头。她们在桥洞下睡了3天。

思思的父亲去哪里了？

思思和母亲2014年第一次去深圳时，父亲曾追到深圳，质问夏常河：“你是63年的，我是70年的，你比我还大，现在要碰我女儿？”2015年当思思怀着孕再次跑到深圳时，父亲忍了9天，又追了过来。父亲总是威胁夏常河，说要找媒体曝光。

但是，当深圳做未成年保护的律师接受了北京“儿童希望”的委托，到幼儿园去探访时，思思父亲的态度却隐晦不明。他说不太想报警，如果夏常河能买房子，那不如就让思思跟他在一起。

思思给北京的社工打电话，说想回北京。社工问她：你想好了？这次不反悔了？思思直接关掉了手机。

思思和母亲以及小琪琪三人一起去了深圳的收容所。再出来时，一开机，手机已经被律师、儿童希望和各路记者打爆了。

2015年8月，思思回到湖南老家，生下了二女儿，取名“小果子”。

几年来，“儿童希望”一直认为家庭是被性侵儿童最好的支持，但在思思身上，父母却完全不能保护她。社工们决定再次把思思接回北京，但这一次，只接走了思思和小果子，没再让思思父母和小琪琪回到北京。这一年，思思15岁，她又一次回到了原来的救助体系。

5

在北京，负责思思的社工是一个名叫李沐恩的女孩。她1990年出生，学的是心理学专业。2013年以来，“儿童希望”的真爱项目绝大多数时间都只有李沐恩一名社工。

在中国，儿童性侵还是个话题启蒙阶段，中国大陆没有寄养家庭，也没有成熟的心理机构。李沐恩曾在2016年去云南一个乡村小学做讲座，一下课，有十几个小女孩扑上来围住她：老师，你演示的那些动作（触碰隐私部位），有人对我也做过。李沐恩后来确定，起码有两个孩子是确确实实遭到过性侵，而且是插入式的严重侵犯。她非常愤怒，仅仅是一个班，居然有这么多没被发现的案例。

但是她什么都做不了。这些孩子此前都没留下证据。太常见的情况是，警察去了，没有物证，不了了之，然而整个讯问过程会给孩子造成第二次伤害。“我讲完课拍拍屁股走了，但人家在那里要住一辈子。”李沐恩说，“山村的资源跟北京差十万八千里，后续的事情根本没人帮忙解决。”

很多被性侵的孩子，事后都会有性特征行为，比如做模仿性侵的搂抱、亲吻动作，口语中经常冒出遗精、怀孕、大肚子等字眼。发育期的受害者，因为在性侵过程中体会过快感，她们不自觉展示出的动作会让外人非常尴尬。“儿童希望”救助过一名12岁的受害者，女孩转了学，但她很快跟班上性早熟的男生混在一起，帮他们画小黄图。课堂上，女孩总不自觉地把手伸进衣服里自慰，新老师们一开始难以相信，也不好意思跟社工说，后来实在看不下去了，直接让家长办退学。

51岁的王一芳也被性侵过。她是方舟学校的学生家长，也是一直帮助思思一家的捐助者。她说自己在童年时期曾遭到两个男人的侵犯。第一次时她10岁，村里晚上放电影，她看了一半就回家了，村里的赤脚医生悄悄尾随，在路上，那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从身后把她抱起来，”像狗一样在我身上拱”。第二个人是她表姐夫。小时候去表姐家里住，每次到深夜，比她大二十多岁的姐夫就凑过来，脱掉她的裤子，摸她。王一芳惊恐地感受一双手在身上游走，她尴尬，害怕，但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成年后，王一芳一直对男性有种厌恶感，婚后跟丈夫的关系一直都不太自然。2006年，她40岁，突然被积压已久的心理问题压垮。任何一个男性跟她说话，她都会想起黑夜里那双带茧子的大手，觉得对方要跟自己发生性关系。她开始出现幻听幻视，最终确诊为重度抑郁。

王一芳至今没跟丈夫讲过抑郁症的根本原因。她吃百忧解，读圣经，每天做祷告，终于挺过来了。

王一芳第一次接触到思思家，是思思父亲烧伤时，王一芳从老家找来医生，全天候24小时看护了一个月，思思父亲脱离了危险。王一芳听说，爆燃的时候，思思父亲本已经逃出厨房，但怕煤气罐爆炸烧到孩子和邻居，又跳回去拧开关，右手才烧得那么严重。从ICU推出来时，他全身五花大绑，肿胀得像个气球，只露出一双眼睛，但一见到思思母女，眼泪顺着仅有的好皮肤往下流，第一句就问：“小琪琪怎么样了？”他以为自己要死了，恳求大家一定要照顾好思思。这些故事让王一芳觉得，最生死存亡的时候，这家人还是有正义感的，他们值得被帮助。几年来，她一共资助了大约十几万元。

2014年，就在帮思思父亲治烫伤的时候，王一芳家乡传来消息，表姐夫得了胰腺癌。回乡探望时，趁旁边没人，王一芳直视着姐夫的眼睛，讲了小时候的经历，她说，“你这个是罪，你得悔改。”七十多岁的姐夫一开始矢口否认，他这辈子过得鸡飞狗跳，老婆连生了三个女儿，他气得喊老婆去跳河，又跟村里的很多年轻女性都勾勾搭搭，但是在病床上，姐夫的嘴很硬：你瞎扯，我是个义人，我肯定能上天堂。

但王一芳已经不再怕他了。她告诉他：”你撒谎！我不揭露你，谁也救不了你。”临终前的一周，姐夫已经吃不下饭了。他找来王一芳，说，我对不起。王一芳回应说，我原谅你。王一芳这年48岁。

但这句“对不起”到底有多大帮助？尤其对那些受害的未成年人。思思从未收到过任何道歉，人们都当她是不懂事的小孩子。没有人能真正理解，这些受过侵害的未成年人，正在用什么眼光去认识世界。

6

2015年，15岁的思思和小果子回到北京后，换到了一所职业高中读书。她们住在一个寄养点里。除了对固定的员工，她和小果子没有公开母女身份。

上学的时候，思思每天5点钟起床，给小果子换尿布、洗脸，交给寄养点阿姨，自己再出门上学。一跨出寄养点，短短1公里的路途，思思每一分钟都在经受自控力的考验：

“我有的时候，心里会有个声音，说哎呀你可以去做那个事情。”

“有时候又觉得不行，上学要紧。”

“心里在争战，一会儿想可以去，一会儿又想不可以去。”

到了2016年末，15岁的思思认识了地铁口趴活儿的黑车司机。早上短短一小时内，她关掉定位手表，跟着对方回家。结束后坐车去学校，正好赶上上课。每一次发生性关系后，司机都会给思思一点钱。 

李沐恩发现，思思常晚归至少两个小时，有一天左胳膊还带着密密麻麻的刀伤。思思说是在公交车站遇到了流氓，搏斗时划伤了胳膊。李沐恩不信，但很多反常的行为，社工只能一步一步去寻找谜底。李沐恩那时只有26岁，她找不到人求助——她已经是大陆救助性侵儿童经验最长的社工了。

第二天，李沐恩去接思思放学。在公交车上，李沐恩严厉地教导思思晚归的后果，当时车上只有司机一个人，但思思非常不高兴，打断李沐恩：你能换个地方说我吗？ 

下了车，思思要求跟李沐恩单独聊聊。在小饭馆里，思思点了一盘鱼香肉丝饭，一边吃一遍抱怨：你当着别人的面说我，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如果司机知道小琪琪、小果子的事怎么办？

李沐恩想看看她胳膊上的伤，思思生气地拒绝了。她说，“寄养点阿姨都说是我自己划的，你们都不相信我！”

一个月之后，在一次心理辅导中，思思突然讲出实情：她在地铁口认识了黑车司机，是个河南人，老婆孩子在老家，他独自在北京打工。思思说，“我就想把他当男朋友一样的，我觉得他挺诚实的，对我挺好的。”

 “你觉得他在外边随随便便就跟一个女孩发生关系，他对老婆孩子能算诚实吗？如果这是你的丈夫，你能觉得他人品好吗？”心理辅导老师问。

“我有很多事情你们都不能理解，”思思反驳说，“你想我已经是一个女人了，我都有两个孩子了。”

“儿童希望”随即给思思配了24小时监管。思思每天上学、放学，周末出门，都有不同的志愿者接送。但她已经16岁了，脸熟的公交车司机有一次忍不住问志愿者：孩子这么大了，还要接送啊？

但这似乎是唯一的办法，思思已经是目前中国大陆社工介入最深、救助时间最长的案例，社工们没有任何经验能借鉴。截至2018年1月，思思从深圳回来之后，已经做了43次心理辅导。“儿童希望”给她联系了一个长期的心理辅导老师，每周一个半小时，收费150元，这是北京市面最低价格的1/4。

思思和李沐恩之间的信任建立，花了至少两年。2014年思思父亲烧伤时，上一任社工因为看不到救助的出路，长期焦虑，刚刚辞职。李沐恩接手后，思思以为是李沐恩挤走了熟悉的社工姐姐，心里对她恨得很，长达一年半的时间，思思都不愿意理她。

一开始，李沐恩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思思对人很热情，她总是主动招呼陌生人，寒暄几句就讲起自己。刚跟李沐恩接触时，思思也会挽着她的手，一起到医院食堂打饭吃，跟她讲学校的八卦。时间长了，李沐恩意识到，思思更深层的想法一个字都不会说。她也不问别人的籍贯、爱好，家庭情况，甚至不问名字，她只管人叫“哎”。 

现在，思思喊的是“沐恩姐姐”——经历了深圳的风波后，思思终于不用“哎”来称呼李沐恩，开始渐渐信任她。思思告诉辅导老师和李沐恩，跟黑车司机发生关系后，她心里非常愧疚，自己买了水果刀划胳膊。每一次发生这种事，思思说，“我会更讨厌自己”。

7

我第一次见到思思是在2017年秋天。从那年10月开始，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我常常在周末去看她。思思的宿舍狭小，两张铁架高低床占去了一半空间。思思和女儿睡在其中一块床面上，其余的地方用来堆衣服、尿不湿、书包、课本，床上洒满了小果子掉落的饼干渣，房间总是乱得没地方下脚。

过去四年，思思习惯了志愿者的来来去去，接触了数不清的“哎”——我也是其中一个“哎”。收到受助的礼物，思思总随手放到一边，没有拆开的兴趣。房间里的一切都是外界捐赠的，帽子围巾、儿童绘本、湿巾，桌子上还有瓶香奈儿COCO小姐香水，是一个法国女记者送的，已经放得落灰了。思思习惯了各种物质上的帮助，她在乎的不是这个。

那年12月的一个下午，寄养点的员工们在厨房喝茶聊天，思思一屁股坐下，开始抱怨，说她腰疼。她已经疼了半年了。志愿者曾带她去检查，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经历了两次生育后，肚子的赘肉跟剖腹产的伤疤一样，持久地留在了思思的身上。她每天都要在后腰贴几个膏药，浓重的药味儿让同桌非常反感。

“你腰疼是肉太多了，压的。”年轻女员工跟她开玩笑。反复几句之后，思思的脸色沉了下来。等到对方走了，她小声地跟我说，医生告诉她，是上一次怀孕把她的腰椎挤坏了。

2018年1月中旬，思思借了一名新志愿者的手机，用她的QQ迅速加了小赵，她想跟小赵要生日礼物。

“你想我啦？”思思问。

“之前没你消息了，一直在等你消息。”小赵问她，你在北京还好吧？真的好想你，天冷了多穿衣服。真怕哪天你登不上QQ，找不到我的Q号了。

志愿者觉察不对，借口打电话要走手机，迅速截了图。思思再次借走继续聊天，归还时，已经把所有聊天记录删的一干二净。

在截图里，思思一直在追问小赵：“你还爱我吗？”“你不会像性（姓）夏的那么的坏吗？”得到小赵肯定的答复后，思思又问，“你不会骗我吗？”

思思至今认为小赵是她的真爱。有一晚，思思主动跟我提起小赵，说他虽然没有甜言蜜语，但把自己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他，连他母亲的户口本和照片都拿给她看。 

思思躺在床上，刚洗了头发，黄色的灯光笼罩着床铺。认识四个月之后，思思第一次用“姐姐”称呼我，她换了一种更放松的姿态，用一种女性之间的对话方式告诉我：“他喜欢的人也是我，我喜欢的人也是他。反正总而言之我们俩都喜欢对方。”

她看上去还是个青春期女孩，不像白天的木讷，眼里流露出一种温柔神色。小果子正在房间里跑来跑去，叽叽喳喳地为一张纸巾、一个黑色的垃圾袋而雀跃，爬上床，又从思思的身上翻滚到床铺里。思思一把抓住孩子，咯吱她的痒痒肉，两个人在床上滚成一团。

小果子到底是不是夏常河的孩子，至今仍是个谜。从深圳回来的头一年，思思都陷在对夏常河的恐惧里，晚上不敢关灯睡觉，一做梦，就是夏常河跑到寄养点砸门，喊她把小果子交出来。思思从恐惧中惊醒，房间寂静无人，枕边只有一个幼儿紧紧依偎着她。思思不止一次跟社工们说，小果子越长越像夏常河了。

“儿童希望”打算在思思高中毕业之后，再重新去报案，“小果子就是证据，到时候报案也没有问题。”但李沐恩担心的是，思思现在终于回归正常轨道，跑到深圳报案，花几个月时间打官司，思思要付的成本实在太高昂了。

发现思思联系小赵，新志愿者当天就转告了“儿童希望”。李沐恩顺着聊天记录加了小赵微信，追问他和思思真正的关系。小赵说和思思没有在对的时间认识，他真的心疼她，最后一次在深圳机场给思思送行时，他还哭了。

李沐恩反复追问小赵，到底有没有跟思思发生过关系？小赵转移了几次话题，说他爱思思，说直到遇见记者，他才知道思思是未成年人。李沐恩继续逼问，最后小赵终于承认了：“1次”。刚发完，小赵就立刻撤回了消息。后来我曾在电话里问过小赵，如果“儿童希望”想起诉夏常河，他能来北京帮忙作证吗？小赵支支吾吾说，到时候再说吧。

因为联系小赵，2018年的春节，社工不敢再送思思回湖南老家。听到这个消息，思思愣住了，大声抗议：你们不能不让我回家！她哭起来，小果子也跟着哭。当天她写了篇日记：“她们又骗我了，我不敢在相信沐恩姐她们了。”在日记里，她描述了对她父亲的恐惧和恨意，她写道：“你们要是非要我爸来，我就像以前一样跑出去。”她说她无法原谅父亲，父亲逼她生下了小琪琪。每次打电话，她都只跟妈妈聊天，叫父亲是“老头子”、“老傻子”。

父亲的照片一直贴在思思的房间里，她想念父母做的湖南菜，“我妈做鱼是绝手，红烧的， 我爸做的也好吃。”听说父亲最近又开始喝酒了，她对着电话大吼：不让他喝，他还喝！都说了多少遍了！住院也是活该！

几天后的心理辅导中，思思把日记交给了老师。老师问思思，想回家，是不是想要一些自由？联系小赵，是不是还是需要一个归宿？思思点头。

她17岁了，距离成年只有一年时间。“儿童希望”是个针对儿童的救助组织，如果思思成年了，他们无法再募集资金持续救助思思。她能不能正常进入社会，谁也不知道。

8

在湖南永州的乡下，思思父母带着小琪琪生活了两年。我见到小琪琪时，这个被作为证据生下来的孩子，已经5岁。周五下午，她刚从幼儿园回到家，梳着羊角辫，脑门上贴着一张”好孩子”不干贴。她害羞地打量我。很快，她试探着接近我，翻出自己的百宝箱，一样一样地拿给我看。熊大的“贴贴”、牛奶箱子的红色提手、口服液的红色盖子。她最珍贵的财产是一只白兔子和一只绵羊。

我以思思的照片回赠小琪琪。恰好有邻居来串门，母亲立刻收好照片，她说，“不让外人看见，说闲话。”

思思母亲单独把这些照片指给小琪琪看：“这是妈妈，这是小果子。”小女孩兴高采烈地看着这些新照片，再看第二轮时，她总是指错两个人——自从2015年夏天分开后，小琪琪再没见过妈妈和妹妹。这个家里也没有任何思思的痕迹。每个月的通话中，思思很少主动问到小琪琪，双方已经陌生。

2016年，夏常河又来过一次这里。父亲用三轮车载他上山，一路上二人无话。吃饭时，夏常河又一次提出可以把思思一家都接到深圳去。父亲不发一言，吃完饭就出门了。那天天气很冷，夏常河穿走了父亲一件毛衣。两个月后，父亲专门给他打了个电话，只说了一件事：你把毛衣寄回来。

整个小镇都认识思思的父亲。周日下山赶集，我去冲洗给小琪琪拍的照片，洗印店老板不慌不忙地印刷、塑封，送客时突然改用普通话问我，你也是来采访的呀？在一家童装超市，所有女服务员都在打量我。一个大姐先开了口，指着我问思思父亲：你女儿回来了呀？不是在北京上学吗？

只有小琪琪还不知道自己身份的特殊性。这个孩子一度在北京、深圳、湖南之间辗转，现在她又回到了小镇，这是事情开始的地方，也是流言的中心。两年后，她就该到镇上唯一的小学读书了。五年前，正是在这所学校，思思报警称自己被三名老师性侵。

2018年春天，思思说她不想继续在北京上学，希望自己出去打工。“儿童希望”向她反复说明了独自面对社会的现实情况后，给了她两个选择：离开或者留下。那年5月，父亲来到北京，接走了思思和她的两个女儿。她17岁。她走进了社会。

后记

东莞

思思离开北京后，我又见过她两次。第一次是2018年夏天，在东莞大朗镇。

她住在一个月租350元的农民房里，跟一个35岁的男人小陈同居。小陈是两个月前相亲认识的，离过一次婚，生育上可能有问题也可能没有，在一家毛巾厂打工，做熨烫工人。

17岁的思思打算跟这个男人结婚，她发朋友圈，“我老公在干家务活，他刚刚下班，就拖地啦。”拍男人躺在床上，跟她十指相扣“跟个猪一样”。还有一条是去KTV，“好久没来过啦。”“儿童希望”的创始人看了，特别担心：“哎呦，我们能怎么办，只能盼望她别出事儿，没有别的招。”

2018年5月，思思离开北京后，刚回到家，就有人上门提亲。小陈是其中一个，思思跟他微信聊得好，偷偷跟着他跑到东莞，父母很生气，他们要2万块彩礼，一分钱都没收到。

在东莞，思思一直没找到固定工作。她没有任何学历，每份工作都不超过半个月。我们见面时，她正在一家公司“做招聘”，实际上就是给皮包公司发垃圾广告，骗人到所谓的演艺经纪公司签约，她从中提成。思思告诉父亲，这份工作月薪5000块，两人还为5000块怎么分配大吵一架。结果干了两周才知道没有底薪，她一单都没介绍来，全在白干。

思思也努力让自己变得“社会”，她加入微商群，一个振奋的女声在推荐一款牛蒡茶，每天鼓励成员“交690元，开始自己的健康销售事业！”思思还在朋友圈卖在线英语课：“不由得感慨我上学时怎么没有这么好的英语老师，真的讲得太好了”——可是她所有的微信好友都知道，她刚刚辍学，这个抄来的广告词有种巨大的滑稽。遇到小贷公司打电话，您需要贷款吗？思思义正辞严地说，不好意思，我不需要，然后还举着电话，对方反倒语塞了——此时本是双方挂电话环节，可是思思还在等他们的下一句。

从我们见面开始，思思就一直在跟各种人聊微信。在北京，她被禁止使用手机，现在，手机就像长在她手上，一刻也放不下来。此前听说我要来，她连发了20条语音，还要与我微信视频，连通后，无非是没话找些话：吃了吗，几点睡觉，你家热不热？

那次见面我有一个任务，是作为“儿童希望”的志愿者，带思思去深圳见律师，她要起诉夏常河。

男友小陈送我们去车站，这个男人白白胖胖的，年龄是思思的二倍，说话有些口齿含混。他知道思思的过去，也知道这趟去深圳做什么，抱着一种不干预的态度。思思上车后，开始给律师一条一条发语音：“我们上车了”“现在刚开车”“去深圳北站”。我忍不住提醒她，这么发语音太随便，不尊重人。

思思撤回了语音，写上一行字：已经上车，2小时后到深圳，谢谢赖律师。

赖伟楠是深圳海涵律师事务所的联合创始人，日常多代理民商诉讼，同时每年兼职为未成年儿童案件做一些公益援助。在儿童性侵的领域，赖伟楠成立的深圳恒创未成年人公益服务中心，每年代理的案件不超过5个，即便是全程免费的——这几年，人们才刚刚对儿童性侵有概念，哪怕是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真正走到诉讼程序的案子还是屈指可数。

赖律师和同事李鼎，几年里一直在关注思思的案件。这不是第一次见面了，会面很顺利，赖伟楠花了两个小时时间，一张一张给思思解释委托书的签法。他叮嘱思思，法律援助是免费的，这次一定要把夏常河是不是孩子父亲的问题解决掉。但要求是，“你不能跟私下里跟他达成协商”。思思突然像个成年人似的，回答很坚决，夏常河还在开幼儿园，不能再让他坑人了。

赖律师突然念叨了一句，他肯定不适合去做记者，以前遇到思思这样的事情，自己总代入情感，很难走得出来，这两年才好些。

可是思思还没到18岁，这个案子必须由父母做委托人。想到思思父母此前的反复态度，办公室陷入一阵沉默。

北京

在东莞那次，我跟思思大吵了一架。我从2017年秋天开始采写这个故事，起初是想写国内儿童性侵受害者救助情况，找了一圈发现，国内针对儿童性侵的社会工作，大多在性教育阶段，起预防作用，只有少量到了帮助报案和司法救助层面。事后对受害者的救助，几乎没有，思思是当时唯一一个长期救助案例。

如今回看，在2017年秋天，《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大陆版还没出版，因揭发美国制片人韦恩斯坦而起的metoo运动在10月才刚刚开始。采访时我想找一些研究资料，看到李沐恩办公桌上有小小的一摞心理学、社会学书籍，后来我发现，那四五本几乎是简体中文世界里全部的相关出版物。

这篇稿子的操作时间远远超出我预期。“儿童希望”起初一直不让我直接采访思思，接触一个月后，才让我以志愿者的身份，每周末陪思思带孩子。我跟思思也一直也算不上亲近，在北京，我们相处了4个月，每次见面，她都是不冷不淡的招呼。思思好像从来不为志愿者们的探望感到由衷的愉快，约好了时间，推门进去她十有八九都躺在床上，头发披散着，懒懒散散地坐起来，还不如2岁的小果子更亲近人。

思思跟大众预想中“性侵受害者”的形象完全不同。她形象并不柔弱，也从不表现得楚楚可怜。社工反复培养她的生活习惯，下一次见面，发现房间还是一团乱。她跟李沐恩说过很多次要自杀，起初李沐恩吓坏了，连夜跑过去找她，几次之后大家才明白，这是一种常见的情感要挟。你知道这不是她的错。

“儿童希望”的捐助者大多是北京的中产阶级家庭，他们给小果子买高档尿不湿、奶粉，带思思去家里吃饭，给她的父亲捐款承包鱼塘养鸡场。思思已经对各种外界帮助习以为常，当说普通话的人出现，就带来免费的食物、免费的住处、免费的学校。她偶尔会表达感谢，但语气明显很机械。你知道这不是她的错。

当我最终告诉她我是来采访，思思只愣了一秒钟，就开始讲起她和爸爸、她和夏常河的相处经历。她说如果不是爸爸害她，她现在就能上大学了。说夏常河是骗子，说自己对小赵的依赖。她反而比之前更直白了。李沐恩说，思思其实很聪明，她应该早就猜到我的身份了。

我过了很久才明白，思思是非常孤独的。在北京，她远离父母，也没有知心的朋友，社工也是监管的角色，手机里的男朋友要半年才能说一句话。身边只有2岁的小果子，打女儿，训斥女儿，也是她唯一的情绪出口。她还没学会少女的多愁善感，就已经被连根拔起，变成一个标本，到北京来了。 

只是当具体面对面时，她那些已经无法被纠正的生活习惯，还是会直接激发人的情绪，这对每一个接触她的人都是一种考验。

李沐恩曾告诉我，她每个周末都要坐几个小时的公交车，回到自己京郊的家。我起初不解，多折腾啊，一年后我终于明白了，这是一种必要的隔离，从高浓度的情感劳动中把自己拔出来。

2018年那次在东莞，思思总是不自然地掏出一根烟，“啪”地点燃后，狡黠地看我：“姐姐我又开始抽烟了。”我知道她在试探我的反应。

我起初表现得不以为意，但发现她吸烟的次数几乎要成瘾，我忍住不喊她掐掉，从律所出来，我们讲好了，让她抽完当天的最后一根烟。

然而到了东莞车站，我从洗手间出来，发现思思正慌张地嚼口香糖，再一看，旁边地上半根烟还没熄灭，烟头还亮着。

愤怒瞬间冲上头，我的脸色立刻变了。思思一时语塞，找不出任何借口。我没再说一句话，沉着脸直接自己打车回了酒店。我感觉我也在要挟她。

那几天，我一直在约访一位研究儿童保护的学者，这位学者的博士论文，是调查了河北一群被小学老师性侵的小学生，至今没有比这个更深入的社会调查。她的研究在国内有扫盲意义，她也给李沐恩做督导，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他们的很多措施。

恰好那天下午，学者突然打来电话。她说，她拒绝以自己的专家身份出现在媒体上：要是批评，国内做事儿的社工机构本来就没几个，要是表扬，现在的水平太落后，提不出什么表扬来。

我放弃了约访，随口跟她提起刚刚跟思思的争吵。我说，我很担心时间长了，当年大家的努力都白费了。

“你有什么资格训她呢？”学者立刻反问我：“她没有邀请你帮助她，你来采访，你在从她这里得到信息，写你自己的报道。你训她，你越界了。”

“你生气，你是把她当成自己，或者是你的孩子了。”她接着说，“但她不是你的孩子。人家抽烟，那是因为人家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用这个办法活下去。”

湖南

2020年夏天，思思和小陈回了湖南老家，因为新冠疫情影响，东莞外贸紧缩，毛巾厂老板自己上手做工，把小陈在内的工人全遣散了。湖南老家镇上开了一个口罩厂，思思和小陈正在那里打工，做切片、给耳罩上耳线，打鼻子处的钢条，一晚上要做3000个，每月保底工资3100块钱。

这份工作思思也没坚持下来。她总是打错耳线，一次性口罩又不能返工，拆了耳线上面会有孔。晚上溜出去抽烟，同事看了很吃惊，你不怕老板开除你吗？到了第8天，思思自己辞职了。她先说是组长对她不好，后来也承认，是自己讲大话，说自己是熟练工，结果又做不出来那么多口罩。

2020年5月，我最后一次和思思见面，她和小陈生了一个儿子，那是思思的第三个孩子。两个人没有什么稳定收入，小陈在借网贷。

夏常河的官司最后不了了之，思思的父亲最终没有去深圳打这个官司，他最新的愤怒还是针对小陈，儿子已经生了，小陈更没有出彩礼的意思了。他们希望思思再找个人家。

我在镇上住了一周，和思思和小陈一起去摘枇杷，找新工作，吃大排档，带思思去城里的妇幼医院检查身体。那是国内新冠威胁刚刚结束的初夏，小镇没有人戴口罩，思思每天在镇上晃悠，她不着急找工作。

最后一晚，我们坐在小镇的码头，身边是缓缓流动的湘江。思思说，她想把两个女儿都接过来，在这个镇上，让小陈父母帮忙接送上学。小琪琪吃饭慢，在家容易吃不好，长大了也会说自己没有父母关爱。她觉得父亲现在要4万块钱彩礼，这不公平，之前跟别人都只要2万而已。

跟小陈在一起，她觉得很自由，因为小陈不管她。她想今年跟小陈结婚，希望小陈能给她买戒指，去拍婚纱照。

当天白天，小陈也说过结婚的事情。他是1983年的，讲起彩礼，是说“我妈说……”，讲可以出小燕子的学费，是说“我爸拿钱……”。他已经37岁了，还打算靠家里60多岁做苦力的父母掏钱。小陈最后说，听说镇上要拆迁了，如果思思带着三个孩子来落户，家里可以多分一些拆迁款。

在和思思认识的这些年里，我们很少聊起唐冬云。唐冬云判处有期徒刑12年，有过两次减刑，将于2023年出狱。

2022年，思思和小陈已经分手，儿子留在了陈家。

思思、小琪琪、小果子、夏常河、王一芳、李沐恩均为化名。

葬礼

遗像上的男孩只有4岁，留着平头，皮肤白嫩，耳朵有些外扩。他站在客厅里，双臂环住一只小狗，对着镜头微笑，像是手机随意捕捉的日常画面。2022年2月22日，男孩10岁10个月，这张6年前的照片被放大后，变得有些模糊，嵌入一个黑色相框里。墓园里，照片被摆在了男孩的墓石中央，周围是一圈圈的花束，菊花、向日葵、满天星……它们不是男孩的亲人带来的，而是来自十几位“爱心妈妈”和两个医院的护工。他们站在靠近墓石的位置，几乎每个人都在轻声抽泣。男孩的家人站在更外层，他们低头沉默，与这些“外人”保持距离。在这场沉默的葬礼上，他们尽力回避与对方的直接接触，哪怕是眼神上的碰撞——5年前，男孩被继母虐待成植物人，在病床上度过了他短暂一生的一半时间，这期间，比起亲属，“爱心妈妈”和两位护工更常出现在男孩的病房里——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实际行为上，他们都更像是孩子的亲人。

墓石上刻着男孩的名字：赵宇晨。通常，它只会伴随着那些让人心痛的虐待事实，出现在司法文件里，或者医疗记录里。更多时候，大家会叫他的小名晨晨，尽管他无法做出回应。两天前，2月20日凌晨2点左右，西安中医脑病医院晨晨的病床前，将近60岁的护工大爷给孩子翻了个身，在他身后垫上柔软的玩偶，防止倾斜。晨晨是植物人最低意识状态，不能自主行动，每隔两三个小时就需要翻身，防止生褥疮。当晚护士巡房，也没发现晨晨有什么异常。凌晨3点，护工在迷糊中醒过来，他似乎觉察到了异常，这晚晨晨不像往常那样，因为喉咙有痰，呼吸总带着点呼噜声。他很快发觉晨晨的脸色有点发青，呼吸也很弱，来不及犹豫他就按响了病床前的紧急救护铃，医生匆忙赶到，随即开始抢救。凌晨5点，医生逐渐停下抢救动作，宣告晨晨死亡。他躺在病床上，就像过去5年来一样平静。20日是个周日，清晨，晨晨的父母、几个爱心妈妈赶到医院。桔子是爱心妈妈之一，她看见晨晨瘦得一只手就能攥住他的大腿。后来她得知了更准确的数据，晨晨去世时身高接近一米四，体重却不到50斤。

在医院，桔子近5年来第一次看见晨晨的生父赵亮，他在2021年底刚结束三年刑期。在此之前，他被控明知自己的第二任妻子孙小倩虐待晨晨，仍未履行监护职责、保护义务；晨晨出事住院后他又消失500多天，不照顾孩子、不提供生活费——法院据此判决他属于虐待罪从犯，同时触犯了遗弃罪。“他身高一米七五左右，有点黑，木木的，掀开被子看了晨晨遗体一眼，很快就盖上了，看不出任何情绪。”这种“木讷”，是桔子对赵亮最深的印象。从20日晨晨去世，到25日葬礼结束，其间她见过赵亮至少三次，他也没换过衣服，二人几乎没有过交流。“他一直低着头不吭声，不跟我们爱心妈妈说一句话，问他什么，只会说‘嗯、好、知道’，各种程序都是晨晨的生母在签字。”“感觉他好像对任何事情都无所谓。”甚至在葬礼上，桔子都没有看到赵亮流下眼泪，或者流露出情绪。当时一位性子急的爱心妈妈，情绪有些激动，质问他：“你一滴眼泪都没掉，你应该跪下！”但赵亮还是没有任何反应，“既没看向说话的人，也没说一句话”。晨晨去世两周后，这些愤怒和撕扯逐渐散去。孩子“二七”这天，天气阴沉，市郊外的墓园像往常一样静穆，爱心妈妈和护工在晨晨黑色的墓石上摆放了三个他生前的玩具，造型活泼可爱。玩具下面是碑文，上面刻着：永远爱你——这是儿童逝者墓碑上最常见的文字，也是晨晨父母最后的寄语。

5年前的重伤

5岁前，晨晨就已经在四座城市辗转生活过。他出生在宝鸡，那里是爸爸赵亮的工作地，小时候他待在乡下老家，由奶奶照看。后来，赵亮在西安买了房，晨晨在那里度过了出事前最平静的一年时光。父母离异后，他在安康市的外婆家短暂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来，爸爸再婚，他被送往出事前的最后一座城市渭南，和继母孙小倩一起生活。在渭南的一年里，孙小倩口中的晨晨总是“摔跤”，有时是写作业时犯困从高桌上摔下来，有时在家中不小心摔倒，以此解释孩子身上不断出现的伤痕。2017年3月29日早上8点多，晨晨又“摔跤”了。孙小倩给在西安工作的赵亮打电话，告诉他这次比较严重，“在医院抢救”。一个小时后，赵亮赶到医院，看到孙小倩正趴在重症监护室外的窗边，哭着求医生救救孩子。根据医院后来的诊断书，这时的晨晨心跳、呼吸暂停，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两个手腕上有一圈血痂，面部和膝盖有血痂，臀部和左小腿青肿，颅脑严重受损，两侧头骨摸起来偏软，达到重伤。两名急诊科医生判断，伤情显然不是孙小倩口中的摔跤所致，也不是一次伤害造成的，当时就报了警。第二天孙小倩就因涉嫌刑事犯罪被拘留。

之后半年多，晨晨在渭南、西安、宝鸡、上海四个城市转过9家医院，做过开颅、颅骨修复、气管切开、脊神经切除等手术，但这些都无法让他恢复意识。他一直保持在“植物人”最低的意识状态，大部分时候只能躺在病床上，只有眼睛还闪着孩子独有的光芒。重伤中的晨晨最需要陪伴，但他的家人却先后消失了。最先消失的是晨晨的父亲、监护人赵亮。2017年7月，晨晨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接受治疗，本来在医院陪护的赵亮忽然失联，找不到人，电话也打不通。当时赵亮还处在取保候审期间，渭南市警方对他发出了追逃通告。之后几个月，晨晨回到西安，由几个亲戚轮流照看。但有时亲戚都不在医院，只有护工和爱心妈妈留在晨晨身边。事实上，晨晨的医疗费用虽然昂贵，但并不需要亲属承担。晨晨出事后，有公益机构筹集了280多万元，用来支持他的后续治疗费用。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心人士自称“爱心妈妈”，建立了6个微信群，加起来一共1300多人。其中一个“一线妈妈”微信群，成员大多住在西安周边，可以随时探望晨晨，桔子就是其中之一。她们每月定期捐款，用来支付晨晨医药费外的生活费，以及两名护工的工资，每月大约2万元。桔子记得，2017年11月底，爱心妈妈曾去宝鸡找晨晨的爷爷奶奶，请求他们到西安照料晨晨。“不是让他们24小时陪着孩子，有时医院的文件需要亲属签字，我们不能决定，也无法担责，所以亲属最好在孩子身边。”桔子说，晨晨的爷爷奶奶只在医院待了三个多月，然后在某一天，和其他亲属一样，忽然消失不见了。

晨晨出事前，母亲柴小媛还在跟赵亮争夺孩子的抚养权。赵亮“逃跑”后，她忽然放弃了孩子的抚养权，声称这样是为了“逼赵亮回来照顾孩子”。2018年春，柴小媛组建了第二个家庭，再次怀孕。生下第二个孩子前，她很少在医院出现。今年55岁的张霞是陪伴晨晨最久的护工，她的印象中，2018年年中后，晨晨的爷爷奶奶、一些年长的亲戚，基本一年去一两次。“提一箱纯牛奶来，待一会儿就走了。”但孩子平时喝的是奶粉，不喝纯牛奶。“我说他们可以带点水果，下一次来，又是一箱纯牛奶。”或许，亲属们并不关心一个“植物人”的细微变化，只有几乎24小时陪护晨晨的张霞，才能看到他作为孩子的一面。她看到，过去4年，晨晨换了牙，长高了一些。张霞相信晨晨还有意识，有时她会给晨晨放小孩们爱看的动画片《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熊出没》，尽管大多数时候晨晨的眼神不能聚焦，有时病房里来了别的小朋友，相互打闹，或者她只是习惯性地逗晨晨玩，这些时候，她总能看到晨晨会咧开嘴巴，像是在笑，看起来很开心。2017年年末，张霞开始拍摄晨晨的短视频，分享给爱心妈妈们。视频中，晨晨长长的睫毛下，眼睛特别亮。偶尔，他的右臂能抬起来，靠着护工坐在床边时，还能抬一点头。晚上，洗脚水温太高，他也会动一动脚。5年来，20多平方米的病房成为晨晨的全部世界。病房外，爱心妈妈们负责晨晨和护工生活的所有细节。她们和张霞一样，也对孩子的未来心怀期待。她们想象，晨晨也许能康复起来，结婚生子，“婚礼上爱心妈妈们就能坐好几桌，都是新娘的婆婆”。

父亲

2018年10月30日，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法院对孙小倩开庭审理，她戴着黑框眼镜，大多数时候都在啜泣。她有时为自己辩护，小声说自己没有让晨晨挨饿，不是故意伤害，称赵亮也曾多次体罚孩子，还买了搓衣板罚跪晨晨。5个多小时后，法院宣判孙小倩因故意伤害罪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16年。赵亮也看到了这场庭审的消息。当时，他已经从晨晨身边消失了15个月。他预感到自己或许也将面临法律的惩罚，3个月后，他在四川成都被抓获，因遗弃罪、虐待罪从犯获刑3年。“我怕坐牢吗？我不怕。我没看好娃，我有错。但当时周围所有人都在怪我，报道也批评我。在任何一个场合，我都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也不知道脑子咋想的，就想找个安静的地方，谁也不认识我。”如今，刚出狱一个多月的赵亮，回忆起5年前自己从医院逃跑的决定，承认了自己的懦弱。

“跑路”的一年多里，他在四川东躲西藏。因为是网上追逃对象，他只能在饭馆或者工地上做短工、干杂活，“那里不要身份证”。他曾看到报道，晨晨在医院，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觉得孩子可怜”，但最终羞愧还是战胜了亲情，他没敢回去。“我没有勇气，回去面对的是更大的舆论。”在西安的一家酒店里，赵亮看起来有些疲惫。他单眼皮，有厚大的鼻子和嘴唇，说起话来很少有表情，偶尔会无声、苦涩地笑，扯出脸颊上的酒窝。今年3月初，晨晨去世半个月后，他找到一份送外卖的工作，每天工作到凌晨1点。他说自己急需一份工作忙起来，也需要挣钱还掉当年晨晨住院初期借的债。跑外卖时，他穿一件黑色棉服御寒，左胸处绣着白色的“西铁局”三个字——西安铁路局是他服务了10年的单位，具体工作是检修铁路岔道，这也是他成年后第一份正式工作。服刑期间，赵亮瘦了，也黑了，衣服现在穿起来有些宽松。成年前，赵亮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宝鸡农村度过。半岁时，父母离婚，他跟着母亲生活。他“读不进去书”，初一就选择辍学，坦承自己只有“小学二三年级水平”。后来，他在照相馆学过摄影，在网吧当过网管。17岁那年他去当兵，退役后进入了宝鸡一所铁路学校。2006年，他在一趟春运列车上做实习列车员，遇到在餐车工作的柴小媛。他被对方的爽朗性格吸引，那是他一直想要拥有的“另一面”。“内向，脑子直，想问题想不深。”他评价自己。在赵亮二叔的眼里，这个侄子“有点木、怕事，事情也处理得一塌糊涂”——赵亮结婚、离婚，都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办婚礼，他和其他亲戚都是事后才知道。之前某年过节，赵亮带了礼品去看望家族老人，临走前老人让他把礼品带回家，他就真提了回去。最近一次，晨晨葬礼前一晚，二叔写了份答谢词，内容是感谢5年来照顾晨晨的护工和爱心妈妈们。他发给赵亮，让他在葬礼上读。凌晨1点多，赵亮回复说可以，“就是这几个字我不认识，挚、叩、揪、肺、辜……”

这样一个“不会处理事情”的人，结婚三年后，妻子意外怀孕，他忽然成了父亲。赵亮说，在此之前，他几乎不会对任何事做细致规划，做父亲这件事也一样，“顺其自然”就好。2011年，晨晨出生后，除了“人多了，要挣更多的钱”以外，他能想到的就是“要引导孩子学习”。在他不愿多提的家庭记忆里，自己的父亲最早一次出现是在他小学一年级时，去学校看他。父子再次联系，他已经21岁，到了铁路局工作。中间的十多年，他与母亲、继父一起生活。“我小时候淘气，继父脾气也不好，犯错就挨打。后来我再犯错，怕挨打，动不动就跑，离家出走，几天不敢回家，宁愿坐在楼道上挨饿。”他多次提到“稳定”，像是有种执念，包括婚姻，他说从没想过离婚。“我一定要给孩子一个稳定的家，不能像我小时候一样。”他从未想过去宝鸡之外的城市生活，晨晨出生那年他在西安买了单位分的福利房，图的是便宜，而不是搬过去居住。他对工作没什么野心，打算在稳定的铁路局干到底。晨晨出事前，他升为小班长，管理一个七八个人的小团队，一个月工资5000多元。他没什么朋友，在宝鸡的两三个发小，后来因为工作相互疏离。他小心翼翼地守着“稳定”的生活状态，但大部分时候，“稳定”都不是他争取来的，更像是命运的馈赠。他还是二叔口中那个“木讷、怕事”的赵亮，他无法预知，这种怯懦会彻底毁掉他的生活，直至成为罪恶的帮凶。

童年

婚后，赵亮和柴小媛在宝鸡租房住。赵亮每个月要在外地工作20多天，只有七八天在家。晨晨一岁多时，柴小媛提议搬到西安，工作机会更多。二人最终搬进西安的两室一厅，把孩子留在宝鸡由奶奶照顾，妻子在商场做导购。不久，晨晨被接到西安上托班。那是这个家庭难得的平静时光，每到休息日，赵亮回到西安，就会和家人去附近公园逛逛。他说晨晨很活泼、很聪明，更像母亲的性格。但与儿子一起生活的日子，似乎没什么事情能让他记忆深刻。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晨晨“能听懂大人说话，知道大人的情绪变化”。“孩子喜欢玩具枪。”又是片刻沉默，“可能从娃出生后，我揣摩娃的心理确实不多，这是我做父亲的欠缺。我觉得他平安就好，其他的我没顾上。”赵亮“没顾上”的，还有妻子柴小媛。晨晨出生后，二人没存下太多积蓄，“钱也不知道花哪儿去了”。矛盾在2015年初显，妻子嫌他“回家就待着”，不操心家事。两人开始因为各种小事争吵，吵起来都顾不上孩子，晨晨就在旁边听着，不说话。后来，晨晨被送到安康市的外婆家。2015年11月，赵亮曾经想要的“稳定”家庭最终破裂，夫妻二人协议离婚，晨晨的抚养权、西安的房子属于赵亮。离婚后，赵亮外出工作时，晨晨留在安康与外婆生活。2016年初，经同事介绍，他认识了在渭南市做保险的孙小倩。对方主动提出可以辞职帮他带娃，“还帮娃找好了幼儿园”。当年3月初，他去安康接走晨晨，送到渭南交给孙小倩照料。

后来赵亮也搬到渭南居住，离婚后，住哪儿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要了。“每个月就休息几天，去哪里都一样。”他更看重的是有人愿意帮他带孩子。在他的印象中，一开始晨晨跟孙小倩关系挺近，喜欢贴着她，叫她妈妈。“她给娃喂饭、洗澡、辅导作业，做到位了。”信任逐渐累积，2016年10月，他和孙小倩领证结婚，还把孙小倩上次婚姻中的儿子从农村接到市区上学。他放心地把工资卡和5岁的晨晨交给孙小倩，“如果她不好，就不会主动辞职带孩子了”。事实上，晨晨被虐待的一些迹象，至少在2017年年初就出现了。2017年1月19日，春节前10天，柴小媛事发前最后一次见到孩子。此前她去渭南看过孩子三次，每次都是赵亮把孩子送到特定的地点，半天后再去接回。她不知道孩子住在哪儿、环境如何、在哪儿读书，赵亮也不愿告诉她。这次见面，她听晨晨说孙小倩把“好吃的都给哥哥吃，不给我吃”，她给孩子买了零食、新衣服。也是在那段时间，“从没动过孩子一次”的赵亮开始体罚晨晨。赵亮说，与前妻生活期间，孩子淘气，他最多训几句。但换了环境后，孙小倩说自己是继母，不便管教孩子，让赵亮处理。第一次，晨晨的铅笔盒里多了一支铅笔，孙小倩说那是晨晨偷拿别人的，需要教训，赵亮没有听晨晨的说法，让孩子脱了裤子趴在床边，用扫帚打了屁股。之后的几次，他让孩子罚站、罚跪，具体原因“记不清了，大概就是不好好学习”。

孙小倩的判决书中，检察院指控她自2017年3月，对晨晨采取绳索、竹棍殴打，手脚殴打，电线捆绑，罚跪、罚站等方式，造成晨晨全身多处损伤。其中，“颅脑损伤符合钝性外力多次打击头部所致，徒手打击可以形成，摔伤难以解释”。但这些伤痕，赵亮说自己没注意到，或者记不清。至于面部的红肿，赵亮相信孙小倩的解释：孩子写作业，犯困了从高桌上摔下来造成的。甚至事发后，赵亮在重症监护室看见晨晨全身的血痂、红肿，发现不像是摔伤，“也没想过伤痕从何而来”。赵亮耷拉着眼睛，“我没想过她会伤害娃，娃也从没跟我说过。我想的是，她在家带娃不容易，就算有点问题，我不能责怪人家，不合适，我没办法说”。他一直坚称自己没有发现孩子被虐待，但晨晨出事的那个月，他和孙小倩频繁因为琐事吵架，好几次请假回家，与晨晨的共处时间也比平时多。根据检察院提供的证据，3月1日下午，他给孙小倩发微信，说不想“炒（吵）来炒去的”。孙小倩回复他：“本身我的气不在娃身上，我也爱娃……只是一想起那些乱七八糟的事火就不由得上来了，不是针对娃。”晨晨成为植物人的前两天，赵亮在西安工作。3月27日下午，孙小倩主动把孩子受伤的照片发给赵亮。那张照片中，晨晨皱着眉头，左脸肿着，额头、鼻子和下巴都有小块的血痂，手腕上还能模糊地看到一圈伤疤。赵亮问她：“脸的左边是摔的吗，还有左边的头？”在语音中，孙小倩说晨晨从高桌上摔下来磕伤了，鼻子上的疤是自己抠的。随后又发了文字，“我就害怕你怪我没把娃看好”。又一次，赵亮说自己“没想那么多”。“哎，你尽力了，我知道。这脸出去见人，不知道别人会不会多想。”赵亮回复。

求救

渭南不算大，赵亮和孙小倩居住的小区，是位于临渭区老城边缘的廉租房，位置偏僻。一条高速路距离小区不远，小区内能听到卡车的轰隆声。这里住的多是老人和处于“中转期”的年轻人，一旦买了新房，很少有人愿意在这里过多停留。最早意识到小区内有家长打孩子的，是赵亮家的邻居。廉租房的隔音很差，安静时，隔壁房间的争吵内容都能听个大概。谁家前一天半夜发生什么事，第二天就会成为小区广场、棋牌室里的老年人的谈资。与赵亮家一墙之隔的租户是位女性。2017年1月中旬，她经常听到隔壁传来两个家长和两个男孩的叫喊声，听得多了，她能分辨出女性家长和小一点男孩的喊叫声更多，早晚甚至半夜都叫喊过。当年的调查中，警方曾问她是否想过向有关部门反映，她说“只是听见哭喊声，不确定具体情况，就没有管”。小区南侧的便利店店主也见过晨晨。晨晨出事那个月，曾到店里问他要吃的。“娃说饿得很，没有吃的，能不能拿一个面包。”店主注意到了晨晨的眼睛青了，问了一句，“他说是自己碰的”。晨晨最终得到了一块好心的面包，但关心就此止步。十几天后，他被继母用钝器击倒，再也没有在小区周边出现过。渭南的小区外，有一条长长的坡道是必经之路（李晓洁 摄）最接近晨晨的“外人”，是与赵亮家隔了一个单元的一位婆婆。晨晨出事前的某天下午，孩子在楼下跟着她走。这次晨晨还是要吃的，婆婆带他回家，给他拿了麻花，“他高兴地蹦起来”。“我看娃可怜，脸上肿了，他说是摔伤，我一看就不是。”后来，晨晨又到她家吃过几次饭。她记得晨晨的爸爸曾去她家找过孩子，说“娃不好好学习，不用你们管”。最后一次，孙小倩找上门，直接在屋里打孩子。“她说娃不听话，打死都不用别人管。”这位婆婆把孙小倩赶了出去，她不允许别人在自家打孩子。回忆起5年前的事，她仍难掩愤怒，但和其他邻居一样，在她眼里，管教孩子是别人的“家务事”，“娃到了别人家里，我就管不了了”。晨晨成为植物人4年后，2021年儿童节当天，《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案正式实施，增加了“强制报告制度”，规定了9种未成年人遭受不法侵害的情形。同时规定，与儿童密切接触的人员在发现规定的9种情形时，需及时向公安机关履行报案或举报职责。这些人员和组织包括具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居（村）民委员会、学校、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乃至旅店、宾馆等——报告不仅是责任，也是义务。事实上，晨晨出事前，他曾尝试逃离家庭。他一共离家出走过三次，前两次，赵亮都在外地工作，孙小倩用扫帚“教训”了孩子，还用电线拴住孩子，防止他再次逃走。第三次是2017年3月初，赵亮在家休息，他和孙小倩决定“测试”一下孩子是否还会出走，两人故意不在家。下午6点左右，晨晨背着书包走出单元楼。赵亮一路尾随，看着晨晨走出小区前长长的坡道，大约一公里后，又走到满是小吃摊位的路口。晨晨停在那里，待了将近三个小时。他没吃晚饭，其间问摊位老板要了水喝，赵亮就蹲在不远处的花坛边，一直没有出现。晚上9点左右，天早已黑透。一个摊位老板打电话报警，警车很快赶到，把晨晨带上车往小区方向开去。赵亮打了辆出租车跟在后头，途中，警察向晨晨要家长手机号码，拨通后是妈妈柴小媛的声音，他告诉妈妈自己饿，没饭吃。柴小媛随即给赵亮打了电话，得到让她别管的回复。警车到了小区楼下，赵亮跟上去，跟警察表明了身份。“这人你认识吗？是你爸爸吗？”晨晨点点头。“孩子头上的伤哪来的？”警察看着赵亮问。“写作业犯困，磕伤的。”警察没有上楼，让赵亮看好孩子，然后离开了小区。这是晨晨离得救最近的一次，却也是最后一次。（文中桔子为化名）

斯通选择了家庭、性与婚姻这些日常活动来描述英国这三百年来无从捉摸的社会文化变迁。他认为这三百年来最大的变化是从疏远、服从及父权体制到情感个人主义的变化，在此基础上，现代家庭 得以产生。

一

斯通把16世纪英国的家庭定义为开放的世系家庭。开放的世系家庭不仅包括有血缘和姻亲关系的亲属，还包含非亲属同居人、寄居者以及以合约束缚的学徒、佣人。开放的世系家庭首先是一个具有延续血脉功能的基本家庭单位；其次是一种社会控制手段，因为它控制了社会中潜在的不安因素——大批成年未婚男性；最后它还是国家税收的基本单位。

在开放的世系家庭基础上建立的婚姻不仅仅是男女双方个体的亲密结合，更多地意味着男女双方所代表的亲属族群的联合。16世纪英国有产阶级的婚姻是家庭与亲属的集体决定，而不是结婚的男女双方的私人决定。过往世系联合、政治庇护、世系关系的扩张，以及财产保存和积累都是主要考虑。其中，财产和权力是主导婚姻谈判的主要因素。在长子继承制盛行的16世纪，男女双方都希望在未来的婚姻中获取更多的财产，男女继承人的婚姻往往被父母视为头等大事。由于当时高死亡率的威胁，父母往往想方设法使财产继承人尽早成婚，尽快生育，通过这种方式来保障家族财产的完整性和延续性。

在这样的婚姻制度下，继承人与非继承人都处于受束缚的痛苦状态中。财产继承人表面上看起来未来的生活有了稳定的保障，实际上在继承财产之前，他们的目光被局限在如何取悦父母以便尽早继承财产上。他们的事业进取心往往被这种遥遥无期的等待和一个看似有保障的未来消磨殆尽，一个成年的继承人往往只能等待父亲去世才能过上独立自主的生活。对于非财产继承人来说，他们早就得知自己很难继承到财产和头衔，这对他们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为了使自己的社会地位不至于因为缺乏财产而下降，一部分人积极进取，通过掌握某种专业知识或者进入政界、教会来积累个人财产；另一部分人则消极等待，寄希望于替代财产继承人，或者不婚不嫁从而维持现状。

对于女性来说，嫁妆如同长子继承制一样是迈不过的一道坎。在英国，由于长子继承制使然，非土地继承人的新娘是无法提供地产的，因此夫家希望她能带来一笔丰厚的现金作为夫妻共同生活的启动资金。男方作为回报，往往会保证新娘一笔养老金，叫“寡妇所得财产”，如果丈夫早逝，妻子就可以终身继承这笔财产。对于子女众多的家庭来说，显然无力负担所有女儿的嫁妆，这导致女性终身未婚在16世纪十分普遍。

长子继承制与嫁妆对16世纪婚姻选择产生了三项重要影响。首先，同一阶级内部通婚率居高不下，女性倾向于与来自相类似经济阶层的男性结婚，因为那样才能保障她们得到相应的寡妇所得财产。其次，婚姻的控制权几乎完全掌握在父母手中，因为他们是子女结婚所必需财产的唯一来源。第三，男性在配偶选择上往往倾向于富有的阶层，富有的寡妇尤其珍贵，因为她们往往拥有大量的财产，婚后可以直接转换为男方的个人财产。

在这种婚姻制度下，婚姻通常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非两情相悦的结果，很多人的婚姻是两个家庭经济交易或政治联合的产物。男女双方之间的感情在婚前被忽视，在婚后也往往得不到有效培养，夫妻双方关系十分冷淡。造成这种冷淡的原因有多种，主要是由于成人高死亡率，它大大减少了婚姻中情感成分而强调了婚姻纯粹的生育功能；此外，当时几代人生活在一起并且有大量佣人共同居住的大房子没有给夫妻双方提供足够的私人空间；最后，夫妻双方在婚后有了明确分工，双方的生活方式存在很大差异，双方不经常见面而且很少有共同语言。作为对这种普遍冷漠的精神补偿，16世纪盛行的浪漫文学无疑是一剂良药。

这时期的亲子关系同样十分淡漠，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把刚出生不久的孩子送到奶妈处喂养，之后他们主要是由家庭教师、保姆养育，到了青春期后往往被送到寄宿学校，较低社会阶层的孩子往往离家充当学徒、佣人或劳工。这样的养育方式造成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情得不到培养，幼子和女儿往往被父母看作是家庭的累赘，双方之后唯一的联系就是在婚姻选择上的冲突。

二

在1500年到1700年之间，开放的世系家庭逐渐过渡到有限的父权核心家庭。这一演变是三种同时发生、相互联系的变化的产物：亲属关系与扈从关系作为地主社会主要组织原则的衰微；国家权力和要求权的兴起使得亲属和扈从的忠诚被爱国主义和服从君主取代；新教的传播将基督教道德传播带入家庭，使婚姻变得神圣化。

亲属关系与扈从关系在地主阶级的衰退的表现很多，其中有数百亲族、堂兄弟姊妹、家臣、家仆与家人参加的庞大且极端昂贵的葬礼仪式的衰微，是社会精英分子脱离大家庭，逐渐退入私密的家庭生活的重要标志。此外，一人犯法，全族株连的观念在17世纪的英国基本消失。产成这些变化根源在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约有1/7的贵族家庭围绕着保皇、支持议会陷入了父子反目、兄弟相争的局面。之后产生的辉格党和托利党不但加速了大家族的分裂，而且促使扈从关系由于政见冲突而趋于解体。

弗兰西斯•福山认为在英国之所以出现最早的现代民主制国家是因为它具备了强大的国家、法治和责任制政府三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在非人格化管理的国家建立过程中，亲属和扈从关系所代表的地方利益是前进道路上的一大障碍。官僚主义的民族国家的扩张，起初是受对安全的普遍需求所推动，之后国家通过建立统一的法制、社会福利及财产管理制度来加强，爱国主义和君权至上的观念借此机会取代了亲属和扈从的观念。

新教的传播摧毁了社群和个人依赖的精神慰藉和社会、心理支持。天主教强调的婚前守贞，婚后禁欲，婚姻目的为了生育的理想状态被新教否定。新教所向往的理想婚姻是夫妻情感充分发展之上的结合。

这三种重要变化对英国的家庭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家庭成为教区及教会许多责任的承担者；家长成为国家权力、教会权力等权威的代表；祈祷仪式从教区教会转到私人家庭。这些变化共同促进了17世纪英国父权体制的增强。儿童从出生开始就收到父权的强制，幼儿时期被包裹在襁褓之中，减少哭闹方便成人。儿童期，受“儿童是恶魔的代言人”这一观念的影响，家长、学校教师往往通过严格的体罚来挫杀孩子的势气，强迫儿童完全臣服于长者的权威。父母挫杀孩子势气的好处就是，日后小孩在婚姻和职业这两项重要选择上会认命地接受父母的安排。由于大家庭的解体，父亲在决定如何进行财产继承上摆脱了其它家族成员的影响，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理财产。子女的婚姻选择的主要动机仍然是家庭财产的保存和扩大，与16世纪并无二致。但是对神圣家庭的向往也赋予了子女在配偶选择上微弱的选择权，开明的父母在子女结婚时往往考虑能够促进双方日后和谐的感情因素。

女性的地位在17世纪不但没有得到提高，反而更加低下。父权的增强加上新教强调妻子的顺从使得女性的从属地位得到强化。女性在婚后，个人财产马上转移到丈夫手里。女性在婚姻中的角色被定义为好管家、生育者及诚心的性伴侣。造成17世纪妇女地位明显下降的原因有很多种，其中亲属关系的衰退直接导致妇女失去了亲属的保护，暴露于丈夫的剥削。此外，国家权力的兴起和新教对妻子顺从的道德教诲无疑增强了这一影响。

三

17世纪中、上阶级的父权核心家庭到18世纪初逐渐演变成封闭的核心家庭。家庭内独断专行的父权被子女的较大自由及夫妇间相当平等的合伙关系所取代。在夫妇间和亲子间发展出相当温暖的情感关系，儿童被看作是不同于承认的一身份特殊群体。这种变化被斯通称为“情感个人主义的发展”。造成这种家庭关系的转变部分是由于圈地运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大规模人口迁徙造成的大家族进一步解体带来的自由，部分是由于18世纪个人主义的兴起持续不断地冲击着传统的社会价值。

18世纪个人主义的兴起绝非偶然。起源于加尔文教派的罪疚意识及对救赎的焦虑的宗教内省促使更多英国教会人士深入剖析自己的内心来寻求解脱。这一时期出现了日记和自传两种新的书写类型，两种文体都强调内省、个人的主体意识。这使得原来天主教强调的顺从、消极认命、把幸福寄寓在未来的思想大大减弱，人们更加注重现实的欢乐而不是来生的幸福。18世纪科学的发展给个人主义提供了智力支持，牛顿和天文学家的发现摧毁了有关“有一秩序井然的宇宙存在”的传统概念，强调秩序牢不可破的“存有大链” 理论因此而式微。“科学能够提供人征服自然的科技”的培根式希望使得个人不再消极接受命运的安排，自己决定、计划自己的未来的权利变得可能而且合理。所以说18世纪自立独立的根源不仅在于宗教，也在于科学。

个人主义思想的兴起冲击了当时家庭父权体制。洛克在《政府论》把婚姻定义为“共同利益与财产”的契约关系，但并不赋予丈夫统治妻子的地位。父亲对子女的权力只是承担养育子女责任的副产品，是有限的、暂时性的权威，当儿女成年时就自动结束。在新价值体系下，婚姻不再是对男性色欲的抑制，而成为个人情感快乐和性快乐的主要来源。18世纪宗教狂热开始全面衰退，与之相关的父亲主持家庭祈祷的宗教权利也随之消亡。18世纪的生活方式更加强调个人隐私，私人空间的发展为夫妻、亲子之间培养感情提供了机会。

传统的结婚动机如家庭的经济、政治地位巩固已经让位于个人情感、伴侣关系及友谊。伴侣关系加上经济安全是18世纪理想中的友爱婚姻的主要目标。中产阶级以上的社会阶层普遍认为子女应有配偶的选择权，但拒绝承认情感而非经济利益才应是婚姻的基础。子女拥有完全的配偶选择权依赖于三个条件，首先，核心家庭完全独立于亲属，拥有婚姻自主权；其次，亲密的亲子关系得到良好发展；第三，父母给与青年子女较大的约会自由。这三个条件在18世纪已经或多或少地接近于成熟，父母在子女选择配偶时往往列出门当户对的数位候选人，子女有最后的选择权。

1660—1800年期间，亲子关系有了长足发展。中产阶级和乡下大地主阶级逐渐流行一种慈爱的、以孩子为重的、疼爱娇宠的方式。这种养育方式背后所依据的思想是儿童生来不具备善恶性，只是一白板；孩子生来良善，但被社会经验所污染。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数项重要改变得以发生，首先，婴儿不再被包裹严密的襁褓束缚，雇佣奶妈喂养越来越少，母乳喂养越来越流行；其次，在家庭教育孩子的风气盛行，教育方法趋于理性温和，教育的重点是诱导而非体罚；第三，女性束身的危害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个人特质、修养而不是身体、财产更加在婚姻选择上收到重视；第四，孩子得到了珍视，节育得到了有效实施。因为只要孩子的未来不用父母负责，孩子的多少无关紧要。但是一旦父母要为子女的养育、照顾、教育、入社会操心，孩子数目就变得至关重要，孩子的增加意味着对每个孩子教育投资的减少，节育只能在以孩童为取向的社会中发生。

四

家庭在1500—1800年间转变主要限于两个重要团体：城镇上层中产阶级和乡下大地主阶级。这两个社会领导阶级提供让有产下层中产阶级及宫廷贵族阶级遵循的模式。

16世纪家庭是开放的世系家庭。家庭隐私感很少，夫妻间、亲子间的关系都十分冷淡。造成这种结果部分是由于当时成人的高死亡率，部分是由于当时基于财产、权势考虑的媒妁婚姻、女性被迫屈从、幼子无财产继承权、父母忽视、苛责儿童。这种家庭类型是和近代初期英国层级分明、威权、好讯问的集体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及组织一致的。

17世纪家庭是有限的父权核心家庭。世系忠诚的丧失，亲属关系和扈从关系的衰微，国家权力的兴起以及信教主义的传播促成了这一转变。这一时期，尽管道德神学家原来越强调家庭内的爱，家庭内的权力关系却在国家和教会的鼓励下变得越来越专制。从是婴幼儿时期的襁褓束缚，儿童期的体罚，到最后子女的职业和婚姻选择，父权都发挥着重要影响。这种家庭类型是和当时英国国家权力的扩张，地方共同体让位于国家的社会现实保持一致的。

18世纪家庭是封闭的核心家庭。宗教发展和科学进步促进了个人主义的兴起，个人进一步摆脱父权、家族的束缚，儿女在婚姻选择上具有了有限的择偶权。夫妻关系追求和谐，友爱婚姻成为主流。父母开始重视儿童，社会价值以孩童为取向，为了提高儿童的教育质量，夫妻开始节育。这种家庭类型是与英国工业革命后发生的社会变化相匹配的。

就婚姻的形式而言，这三个世纪的英国社会依次出现了三种婚姻形态。第一种形态是选择完全由父母、家属、家庭来作，新郎或新娘的意见被忽视。第二种形态是由父母、亲属、家庭等做决定，子女被赋予有限的否决权。第三种形态是选择是由孩子本人来决定，但是选择必须考虑门当户对。

到了现在，婚姻已经高度个人化，子女往往在选择好配偶，在充分发展情感的基础上才考虑结婚。父母已经不再拥有一票否决权，配偶的个人特性往往比财产、权势的考量更加重要。这些变化的出现并不值得我们盲目乐观，很多新的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例如，对个人主义的过分强调导致了长辈权威的降低；亲属关系的衰退剥夺了大家庭承担的外在协助；对儿童教育的过度重视导致了父母养育成本的急剧提升，丁克家庭大量涌现和随之而来的人口负增长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过度娇宠的育儿方式人为地延长了子女对父母的依赖，子女进入社会的时间被推迟，心理上完全独立则更晚，进入社会后会存在着一个痛苦的磨合期，大部分人最终会融入社会，而少部分人则变为啃老族、游手好闲者以及以完美世界为终极目的的宗教的信徒；婚姻在当今承担了太多的期望（友爱情感、生活富足、家庭和睦、子女孝顺且有成就），当人人都在追求这种完美婚姻的时候，离婚率也随之提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也许可以从过去的历史发展中每一个具体的人的行为、思想中寻找出能够解决自己问题的答案。

评论区纷纷共情：

是我本人了，几乎无隐私可言。

父母太缺乏边界感，也难怪年轻人都不愿和父母住一块。

可对父母来说：

房子是我买的，人也是我养大的，进你房间还要敲门？

你小时候我啥没看过，我XX又怎么了？

翅膀硬了，还跟亲妈谈隐私？......

不敲门，是一种不需要对应义务的权力，在进房间不敲门这件事上，孩子苦父母久矣。

大概在每一个年纪都经历过父母不敲门就进来的尴尬，才会让人格外感同身受。

一大早就进来掀被子，喊你起来吃早饭；

明明知道你在屋里打电话或工作，突然闯进来大声说话；

感觉屋子里很安静的时候，打开门看看你在干嘛

……

每一个举动都可以让人猝不及防。

那感受，就是正当自己做着某事，便被忽然间推门而入的他们打断，吓得浑身冒汗。

即使当时的自己并没有做什么事，可是那「哐当」的一声，却让自己下意识要收起正在做的事来躲避他们，真心有「做贼心虚」的感觉......

冉高鸣在节目《奇葩说》中曾言：

父母年龄大了，他们的好奇心越来越小，他们的世界也越来越小，唯一能让他们对这个世界再有好奇的，就是因为他们的孩子，还活在这个新的世界里。

而这扇门后的世界，就是父母好奇的世界，活如行尸走肉般的他们只剩下在乎这个他们从来都学不会敬畏的世界，他们越是不去探求外部世界，就越是只会反过来掌控自己的子女。

儿童心理学家温尼科特说过：

孩子在婴儿期和母亲之间存在「共生」的关系。

这种「共生」，如果用比较具体的概念来理解就是说，婴儿必须依赖母亲才能存活，而母亲出于本能也愿意喂婴儿奶，而母亲也通过喂养行为让她获得了掌控婴儿的权力，这种权力到了子女进入童年期也仍然延续，因为他们尚且不能独立工作生存。

但是很显然，随着孩子成年，他们有了自己选择职业独立生存的能力，可是这些没有边界感的父母，依然觉得自己的孩子如同儿童乃至婴儿一般，依然绝对自己的子女享有人身控制权。

某位心理医生的一次咨询中也有遇到母亲带着孩子来咨询，一位妈妈坦言：

每当看到孩子关着门心里就会不舒服，好像自己被孩子抛弃了一样。

因为敲门对父母来说就意味着「丧失」，丧失的是「完全把控一个生命」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而不敲门就可以进房间，意味着：

我依然可以拥有随时了解孩子的掌控感，我在这个社会上依然不是完全无权的。

更离谱的是，还有父母认为这种所谓的掌控感是为了「表达爱意」，甚至「送惊喜」，他们已经彻底搞不清楚权力关系、物质利益和情感之间的区别。

就在前段时间，TikTok上有位外国母亲分享了一段视频，遭到网友痛批。

事情的起因就是又一起「不敲门」事件：

这位母亲有一个儿子，23岁，一个人在外独立生活。

因为儿子在社交平台更新动态说自己有了女友，

这位老母亲很好奇，想亲眼见见这个妹子。

于是第二天，直接带着钥匙驱车前往儿子家里，轻手轻脚走近儿子的卧室，打开了儿子的房门。

然后，直接掀开儿子的被子，爬上儿子的床，大喊：

你们好吗？

当时儿子和女朋友都还没起床，自然是一脸蒙圈。

事后，这位母亲还很得意地把自己的行为当成是给儿子的惊喜，还把看到的「惊喜」照片PO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

果不其然，评论区全是批评的声音，其中一位网友的评论很扎心：

这就是让儿子不再和你说话的方法。

因为，当孩子觉得自己的隐私可能会被父母随时窥探，孩子会本能地升起防御，将自己身边最亲近的父母，视作自己最大的敌人。古人云：“侧卧之榻，岂容他人酣睡”。一个随身能不打招呼，闪现到你身后的人，也一定具有随身背着你出卖你，乃至杀死你的能力。我们人类对抗自然界的各种野生动物上百万年，这种对猝不及防的生物的恐惧，已经刻入了 DNA 。

哪怕父母初衷是关心也不行，毕竟，「爱又不是快递，还得开门才能拿吗？」根本就没有什么单向的只能自我感动的关心，违背他人意愿的所谓“关心”，只是满足了施加关心的人自己的利益而已。

于是，锁门就成了最直接的对抗。

锁门：捍卫人身自由的最低底线

前几天，一个朋友和我聊过她弟弟锁门的问题。

青春期的男孩，沉迷小说，动辄锁门，叫都叫不出来吃饭。

其实，这种看似充满叛逆甚至挑衅的行为，不过是在家里划定一块不轻易被打扰的角落，并反复向父母宣告：

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需要拥有自己的领地。

然而，焦虑的父母往往耐不住性子。

有一次，爸爸问了他2遍，都不开门。

爸爸干脆一脚把门踹烂，进去拉住他就一顿打。

这样的场景下不难想象：

每次只要父母一进来，连最后一点不被父母掌控人身的地方也不存在了。

就像个光着身子裸奔的孩子，无处可藏。

热播剧《少年派》中，林妙妙在发现妈妈王胜男进房间偷看了自己日记后，不仅当面质问，更是反锁房门，直接在门上贴上「禁区，危险，易燃易爆」的字条。

说自己没有人权，跟猫一样没有隐私，躺床上不吃不喝。

这些让父母感觉不舒服的行为背后，都是孩子极力在捍卫自己，保护自己人身权利的底线的方式。

从发展心理学来说，孩子从2-3岁就开始有了早期的自我意识，伴随着成年，孩子的自我意识越发明显，因为他越来越需要独立生活。

他的价值观会从「你」变成了「我」，「我已经长大了，必须有自己的空间」。

而有了自我意识之后，孩子会不再只满足于做提线木偶，而是通过自己的各种反抗去建立自己的心理边界，打造自己的心理空间。自我意识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任何妄图抹杀某人个人意识产生的行为，都将造成不可挽回的代价。

锁门，就像是一座「心理围墙」，门里承载着孩子最低限的人身权利。

所以，对孩子来说，锁门=自我空间=基本人权。

而物理空间上获得的这种掌控感，自然会延伸到心理空间，让关系从孩子与父母进化到成年人和成年人。

一扇门背后的安全感，

是双向的给予

那么，

父母总是不敲门就进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直接锁门当然可以。

锁门，可以在空间上隔出安全距离。

但我并不鼓励你只是锁门，毕竟回避策略并非长久之计。

尤其是在缺乏边界意识的父母面前，这或许不是最好的选择。

比如前文提到的，因为儿子锁门，就直接把门踹烂了的事例。

对于子女来说，这些没有边界感的父母，他们对子女变态的掌控欲，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贪恋仅剩的对子女的人身控制权，更是因为他们的这种贪恋被封建社会的道学家美化成了“父母之恩”，仿佛这种变态控制欲是一件神圣的事情，子女不服从还要遭受“因果报应”。自封建礼教产生后，这种变态控制欲借助吃人的封建道德说教被一代代传承下来，想要打破不能靠“辨经”，而要靠现实的物质力量。

如果子女无法忍受父母变态的控制欲，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独立工作生活，哪怕日子艰难困苦也绝不回头，不要相信父母的任何鬼话，这种变态控制欲犹如毒瘾，必须用强力的戒除手段才能戒掉，而我们现在根本没有能力逼他们戒除，只能离开他们，保护好我们自己。

参考文献：

1. https://www.dailydot.com/irl/mom-surprises-son-while-he-has-girl-over/

2. 尹建莉，《最美的教育最简单》，作家出版社。

在《四库大系系列数据库》9153种书里，检索《弟子规》，只找到两条文献。“广为流传”的说法有夸大和臆测的嫌疑。检出的一条文献说：“劳乃宣，字玉初，浙江桐乡人。同治十年进士，……任吴桥，创里塾，农事毕，令民入塾，授以弟子规、小学内篇、圣谕广训诸书，岁尽始罢”（《清史稿·劳乃宣传》）。说明《弟子规》最初的使用环境是祠堂、茶馆、书馆，使用对象是干完农活的成年人，适用范围是社会下层，李白杜甫没有读过它、清代的知识阶层也不读它。劳乃宣教授《弟子规》的本来目的是原先教育不识字的成年农民识字，並使其不違法；是用于向那些被剥夺了更高发展要求的农民劝善的行为规范。《弟子规》本来也不是专门写给儿童的。它的流行是二十一世纪开始的。

哪怕根据更主流的观点，《弟子规》也是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出现的。江南大学副教授黄晓丹指《弟子规》诞生于清代，而做清代文献研究的黄接触了大量清代的诗文集、传记和家谱，却从来没看到过有提到《弟子规》。黄问及研究民国文献的朋友、读过大量现代学者的回忆录和传记的朋友，发现他们也都从未见过《弟子规》。

《弟子规》甚至与孔子的思想是有冲突的：

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事虽小，勿擅为。 苟擅为，子道亏。 亲所好，力为具。 亲所恶，谨为去。 亲有过，谏使更。 怡吾色，柔吾声。 谏不入，悦复谏。 号泣随，挞无怨。

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翻译：

孔子说∶“这是甚么话呢？这是甚么话呢？从前，天子身边有七个直言相谏的诤臣，因此，纵使天子是个无道昏君，他也不会失去其天下；诸侯有直言谏争的诤臣五人，即便自己是个无道君主，也不会失去他的诸侯国地盘；卿大夫也有三位直言劝谏的臣属，所以即使他是个无道之臣，也不会失去自己的家园。普通的读书人有直言劝争的朋友，自己的美好名声就不会丧失；为父亲的有敢于直言力争的儿子，就能使父亲不会陷身于不义之中。因此在遇到不义之事时，如系父亲所为，做儿子的不可以不劝争力阻；如系君王所为，做臣子的不可以不直言谏争。所以对于不义之事，一定要谏争劝阻。如果只是遵从父亲的命令，又怎么称得上是孝顺呢？”

弟子规是晚清鸦片战争的历史时期的产物，其中的思想在当时就已算落后。

你们根本不会爱人，不会尊重我们，接纳理解支持我的想法，满足我们的真实需求，给我们精神力量，让我们内心强大，对生活无所畏惧，却自认为是“最爱我们的人”。

你们还要从我们生下来开始就反过来从我们身上找乐子，打压否定羞辱我，给我的心理造成巨大伤害，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打压式教育”。

你们强行塑造我们的三观，用你们的道德和暴力逼我们放弃自我，变成他们想要的模样，让我们完全为你们而活。这就是你们的“养育之恩”。

就是你们让我丧失了面对生活的底气和勇气，如果我不自救，这一辈子都要毁灭。

你们扪心自问，你们到底厚颜无耻否？你们自己一事无成，平庸失败，却要求我在一穷二白，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拼命努力，出人头地，背负你们的人生，带你们跨越阶级，我才刚刚辛苦奋斗出一点成果，你们就迫不及待地拿走，还欲望不满，索求无度。你们要脸？

你们就是些贪婪无度的高利贷者，乘人之危奴役他人的恶霸。你们生下了手无缚虫之力的我们，单方面跟我签订了不平等的债权协议，我时刻背负着沉重的债务。你们所谓对我们恩重如山，“生养之恩大于天”。好像是因为生下了我们，你们才那么劳累，那么辛苦，那么失败（好好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着，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欺负你们！是你们的子女，还是这个残酷的社会！）。我们仿佛在父母面前，一直有深深的愧疚和负罪，我们被压得不敢有任何欲望，不敢表达任何真实的感受。我们杀死了真实的自己，努力地讨好你们，不敢有任何违逆，活成你们想要的样子。我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噤若寒蝉，我们在父母跟前抬不起头，这个债务跟高利贷一样，利息叠利息，永远还不完，这种恩情，我们用生命也还不清。除非像哪吒那样割肉还母，剔骨还父。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仿佛真是父母给了我们生命，对我们有生杀予夺大权，你们可以不承担任何父母本该承担的责任，还可以随意伤害我们。对我们的所有伤害都可以合理化，父母对我们造成的任何伤害，我们都必须原谅，不能怨恨，不能计较，不能反击，甚至我们不念你们几句好，不觉得这是对我们的鞭策，你们还不满意，觉得我们“不懂事”。我们甚至都必须主动抹去这些记忆，再不许提及。一提，我们就是不孝，就是白眼儿狼（啊对对对）。

父母可以失职，可以伤害，我们子女却必须无条件孝顺，无底线奉献。你们可以是恶魔，孩子却必须无条件无原则当天使。

我们必须一直爱父母，感恩父母，回报父母，完全为父母而活。

就是我们无法选择的父母，让我们的前半生活得那么累。就是你们造成了我们的不幸。

你们在我们没有独立生活能力，不得不依附你们才能生存的时候，利用我们的幼弱，让我们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想法，迎合你们的期望，受你们的控制，你们美其名曰“听话”。我们从小就不得不压抑自己的真实感受，压制任何在你们看起来不合理的欲望。你们在我们根本没长出主心骨时，就狠心把我们推进社会这片丛林，让我们在本该幼稚的年纪，遭受这个残酷的世界的最大恶意，而你们看着遍体鳞伤的我们，无动于衷，甚至还要嘲笑我们的弱小。

是谁失职，让我们无依无靠，成为一个精神上的孤儿？是谁让我们那么缺爱，为了一点点小恩小惠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飞蛾扑火，哪怕没有自我，没有尊严，也不肯放手？是谁让我们被欺负的时候，连发脾气都不敢理直气壮。是谁无情地剥夺了我们无忧无虑，任性地当一个小孩子的权利？

父母失责，让我们穷极一生都在寻求一份毫不计较，毫无保留的爱。我们有时看似强大，实则脆弱；看似成熟，实则幼稚；看似对一切都无所谓，实则对所有东西都在乎。我们冷漠又热情，敏感又自卑。我们既渴求爱，又害怕自己根本不值得爱，害怕被被抛弃，被否定，被伤害。我们像刺猬一样，婉拒所有善意，提防这世界的一切，又像飞蛾一样，把别人对我们的一点点好，当作爱情，明知会受伤，还是要扑上去，不顾一切地紧紧抓住可能存在的爱。那个被你们扼杀的小孩其实一直住在我们心里。它一直没有被满足过，没有被爱过，它需要安慰，需要被温柔以待。潜意识里一直希望有人能像包容它的一切，让它可以肆无忌惮地撒娇胡闹，给它依靠。这种拧巴，这种不成熟，让我们的人生处处充满陷阱。

你们利用孩子的善良和爱，活生生地摧毁了一个孩子，扼杀了孩子本该光明，快乐，幸福的未来。

我们也许曾一直把父母当成“父母”去爱去尊重，我们的父母却从来没把我们当子女，从未尊重我们，从未爱我们，从未给我们支持，还持续性地伤害我们。我们只是他们跨越阶级，养老送终，传宗接代的工具，只是他们的私有财产，一个没有人权的奴隶。

放下期待，父母就是不爱我们，这就是父母本来的样子，父母这一辈子也不会变。

我们要睁开眼睛看清楚父母的本来面目，不要当睁眼瞎。我们要撇开父母这个身份看清楚他们本来的样子。任何人都先有人本性，然后才是身份，身份束缚不了人的本性，大多数人的贪念，痴念，控制欲并不会因为成为父母，就一夜之间消失殆尽，大多数人也并不会因为成为父母而生出多少智慧。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父母，是他们的阶级、原生家庭、成长经历，塑造的。他们不爱孩子，是他们的问题。不要试图去改变他们，他们大概率至死也不会改变，甚至不会承认。我们从生下来就没有父母，没有亲人，我们是精神上的孤儿——我们和他们仅仅只有基因上的关系。

我们就是要憎恶你们，就是要反抗，甚至肉体消灭你们！我们就是要勇敢地斩断你们强加给我们的精神枷锁，休要拿你那破责任感、愧疚感来绑架我们！我们就是要做自由的人！

但我们不要成为过去的囚徒，不要永远活在你们的阴影下。我们拒绝和解，我们拒绝原谅，我们要做的，是放下，放下把他们当作父母的执念，是复仇，报复你们对我们造成的一切侮辱和伤害。

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吗？因为前路漆黑，不知通向何方？后方泥泞，你却早已谙熟？虽然陌生往往意味着潜在风险，但也同样存在难得的机遇。不要期望父母还能给自己一点点温存，不要担心在未知的世界的潜在风险。无尽的期望，期望父母好转，最终也只是幻想，只会让我们在与父母的拉扯中又一次受伤。不要再用别人的错伤害自己了，现实很残忍，但总要面对，绝不能让父母的错拖累我们的一生。断亲的这道坎总得跨过去，就像婴儿必须断奶一样，孩子也注定要离家。是时候斩断与恶魔的联结了。勇气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正视恶龙并消灭它们，浴火重生，掌控自己的人生，拥抱自由，有尊严地活下去，活得五彩斑斓！

我们的过去由原生家庭决定，以后只由我们自己决定。我们要独立面对世界，为自己负责，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人生本无意义，我们的人生意义，要靠我自己去赋予。所以，我们需要为我们的任何选择和行动负责。我们总得成长，长出勇气，长成一颗参天大树——倘若幸运的话，我们还要找到另一棵参天大树，携手共进，彼此扶持，让生活处处充满阳光。

虽然世人常说，人的一生很难接受血缘意义上的亲人不爱自己。不管接受与否，不爱就是不爱，亦亲非亲，非亲似亲。若有来生，不愿相见。假如你们要来阻挡我们，休怪我们手中的屠刀！

一、严重的恋子情结在生活中有哪些表现？

恋子情结的父母对儿子的爱，超过对配偶的爱不知多少。在这类父母的眼里，父亲可有可无，儿子天下第一。

婆婆辈的父母，对儿子的女友或配偶有天然的敌意。在行动或语言上，经常有意无意地表现出针对或排斥的态度。

二、恋子情结的产生有哪些原因？

1.婚姻关系的名存实亡

夫妻之间早已貌合神离，没有感情，只是因为共同财产的缘故没有离婚而已，丈夫不能给予足够的爱或情绪价值，父母的情感无从着落，便试图仅从年幼的孩子身上满足情感需求。很多文学影视作品中，把有恋子倾向的角色设置成单亲父母，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了。

2.养育的“沉没成本”

许多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付出得太多，无论是情感是资金还是时间，这些逐渐累积成“沉默成本”。她们受到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主观上认为自己是只求付出，不求回报的。但这样凝结了无差别的父母巨额养育劳动的孩子，当然是父母的最爱。父母会从各个层面上抵制任何其他“分享”她孩子的人。

3，占有欲

一句话：“儿子是我的”。这种情况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以依恋为表象的控制。父母会觉得自己生的养的孩子归自己所有，自己对孩子享有所有权。

三、恋子情结有什么负面影响

“病态共生”：父母无法从心灵上实现和子女的分离；儿女无法真正成长，无法独立自主。

对父母来说，这种“病态共生”心理让父母面对儿女时有类似于“恋爱脑”的精神体验，使得她们难以理智地分析亲子问题，这让她们更容易从感性出发采取一些控制子女，而非帮助子女走向独立的措施，最终结果是，他们害了子女，也连累了他们自己。

对子女来说，他们面对这种恋子的父母，只能做出两个极端的选择：

要么“享受”种过分的爱，顺势依恋，成长为传说中的“妈宝”。

要么努力挣脱，远离父母，走向独立，打破原生家庭关系也在所不惜。

至于恋子情结对婚姻的影响，这个我就不多说了，社会版新闻各种人伦大戏，长期在头条以及各种媒体上演。

四、如果你就是恋子情结的当事人，怎么办？

儿女当自强。

要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分析问题，认识到父母的恋子情节对自己的危害，也要理解父母面对自己配偶时，内心的痛苦。只是要注意，理解父母的痛苦，不代表认同父母对自己的恋子情节，理解只是为了理性看待父母的不理智行为而已。

父母要悔悟。

只有忏悔，反省自己的行为对子女的伤害，然后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这种病态依恋，只会害人害己。父母没有这个基础认知，不改正他们的行为，他们就必然被子女视为成长路上的绊脚石。

毕竟这样的成长不是一天两天，要有耐心，要有智慧，更有勇气和魄力。

（本文完）